卷四

译皇帝的大驾仪仗，通称“卤簿”，蔡邕《独断》中已经有这个名称。唐人说，“卤”就是“橹”，是甲▯的别名。凡是军队护卫把穿甲▯的人安排在外面作为前导，护卫遮蔽前后，都登记在簿籍中，所以叫作“卤簿”。又因为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都有“卤簿”，可见这是君臣通用的称呼，这两个字本身没有别的意义；这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有人又把“卤”解释为“鼓”，把“簿”解释为“部”，说仪仗的鼓乐编成部伍，却不知道“卤”为什么能解释为“鼓”。又有人说石季龙以一千名女骑为一“卤部”，“簿”字应当写作“部”，这些说法都无法弄清。现在有一部《卤簿记》，是宋宣献公编修的；如果确实把“部”解释为簿籍的“簿”，既然已经说是“簿”，就不应再说“记”。唐代制度中，节度使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称为使相，从郭元振开始，李光弼等人相继如此。大概平章事是宰相的名称，由节度使兼任，所以这样称呼。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元丰官制中废除了平章事这个名称，改用开府仪同三司，并且仍兼带节度使，称为使相。这大概是因为以仪同三司相当于宰相。《唐书》说，大臣初次授官时，要进献食物给天子，名叫“烧尾”。苏环任宰相时，因为食物贵、百姓生活不足，唯独没有进献。但唐人的小说记载与此不同，说士人初次登科以及任官者升迁授职时，同僚朋友慰问祝贺，都盛备酒食、音乐设宴款待，称为“烧尾”。韦嗣立升入三品、赵彦昭暂任金紫官、崔▯恢复旧官时，中宗都命令他们在兴庆池举行“烧尾”，这样看来并不是献食给天子。有人解释“烧尾”的含义说，虎豹变成人时，只有尾巴不能变化，必须用火烧掉尾巴才能成为人；就像人新近授官，必须欢饮宴请宾客，才能成就自己的荣耀。这种说法迂曲荒诞，没有根据；但说太宗已经曾经向朱子奢询问过此事，那么这个习俗大概流传已久了。近世固然没有向天子进献食物的事，同僚以音乐宴集庆贺，也没有再讲究这种礼俗。庆历五年，贾文元任宰相，开始建议重新修撰《唐书》。下诏任命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以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开修不久，众人都因故离去，只有宋景文继续下笔。不久宋景文也补任外官，于是准许他随身携带史稿。编修官仍旧在京师设局，遇到疑难需要取证，就发文书到局中往来核查，路途迂远，书很久不能完成。当时欧阳文忠公不为贾文元所喜欢，而且正被贬出京，唯独没有参与。嘉▯初年，欧阳文忠回朝，范蜀公任谏官，于是请求把《纪》《志》交给欧阳文忠撰写。到嘉▯五年，书才完成。起初，贾文元以宰相身份亲自兼任提举官；等他罢相离去后，陈恭公任宰相，推辞不兼任，于是任命参知政事王文安担任。到奏进全书时，也由曾鲁公以参知政事身份兼领。随从皇帝出行称为“扈从”，始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说：“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把“扈”解释为“大”，张揖说是“跋扈纵横，不依照卤簿而行”。所以颜师古沿用这种说法，也解释为“跋扈放纵地行走”。如果真是这样，“纵”字大概应读平声。侍奉天子却说“跋扈”，可以吗？唐代封演认为是“扈养以从”，就像仆人和车夫一样。这种解释或许比较接近，但不知道这个词通行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唐代自明皇把生日定为千秋节以后，肃宗又定为地平天成节；到了代宗，群臣请求建立天兴节，没有得到答复。从此经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帝，都没有设置节日。文宗大和年间，又恢复设置庆成节，所以武宗定为庆阳节。到唐朝末年，宣宗定为寿昌节，僖宗定为嘉会节，昭宗定为乾和节；其中只有懿宗没有设置。可见唐代这种礼制也并不固定，而是各随当时皇帝的意愿。千秋节时下诏天下都设宴作乐，有关部门停止办公三天；其余凡是设置节日，也都以此为例。穆宗虽然没有设置节日，却在紫宸殿接受百官称贺，命妇在光顺门向皇太后祝贺；还曾有在麟德殿由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的制度。文宗时，又曾禁止屠宰，宴会只用蔬菜、干肉和肉酱，后来不久又恢复旧制。熙宁初年改以经义取士，兴建太学；到崇宁年间废止科举以前，每一榜的赋，南省都轮流有得有失。起初余中榜时，邵刚在第一名，取得胜利；接着徐铎榜，余干落第（按：《宋史》和马氏《文献通考》都作“徐铎”，旧本把“铎”误作“驿”，现在改正）；时彦榜时，黄中在第一名，取得胜利；接着黄裳榜，侯绶落第；只有焦蹈榜，陶直夫落第。相差一榜，后来又接连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榜，章▯、李朴、蔡靖、陈国林都考中；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都落第；一人也没有错差，实在也很奇怪。当时称为“雄雌解元”。两京留台都有公署，也悬榜称为御史台。过去这里是前任执政和重臣退休养老、休养疾病的地方，所以按惯例不处理政事。皇▯年间，吴正肃公任西京留台，唯独行使了他的职权。当时张尧佐以宣徽使兼任河南府知府，郡中政务处理不当，有人向留台申诉，吴正肃立即发文责问他。张尧佐惶恐，奉行文书要求，不敢提出异议。后来司马温公在熙宁、元丰年间相继任职十七年，虽然不太参与府政，但也严格遵守法令；如遇国忌行香等事，班列有不整肃的，也一定加以惩治。自从创设宫观以后，重臣不再担任留台，通常任用按常规调补的庶官，和宫殿给使相近，只是俸禄稍优罢了。朝廷既然只把这个职位当作恩典，所以后来任职的人奔走于府廷之间，几乎和属吏没有区别了。

译本朝侍从官中偶尔有改任武职的，大概是沿袭唐代袁滋的旧例，按惯例都改任观察使。例如李尚书维由承旨改任，李左丞衡由三司使改任，都是如此。天圣年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出任开封府知府，也改任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康肃不愿前往，极力推辞。明肃太后实行单日临朝，便对他说：“天雄军是朔方的要地，敌人根据守臣的轻重来判断形势，非文武兼备的人不能任职。”陈康肃不得已接受诏命，从此又加留后，最终建立节度使之任。庆历年间，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任主帅，都以龙图阁直学士改任观察使，范文正公恳切推辞而不接受。大概是当权者当时想排挤他，却以俸禄优厚为说辞，所以范文正公不肯接受。不久韩魏公、庞庄敏公也推辞，于是此事作罢。臣僚上殿进呈的札子，末尾通常都说“取进止”，意思仍是请示进退。大概唐代每天轮流安排两名清望官在禁中，等待召见答对，所以有“进止”这样的说法。崔祐甫上奏说：“待制官等奏事官全部退下后，才快步出来，在内廊赐饭，等待进止，到酉时才放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却把它当作请皇帝决定可否的话，从三省大臣议论政事起，大家都这样使用，并且定为格式。既然如此，本应说“取圣旨”，只是沿袭唐代制度而没有察觉罢了。唐武德初年，任命太宗为西讨元帅，从此非亲王不得担任这一职务。安禄山叛乱时，以哥舒翰守卫潼关，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元帅，才开始由臣庶担任此职。至德初年，代宗以广平王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后来又以舒王谟任荆南等道节度使，诸军行营都元帅这一称号加上“都”字，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些人都实际掌握兵权。唐末把这一职务授给钱Α，只不过姑且借这个名号来表示宠信罢了。唐乾元年间，任命户部尚书李▯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开始设立“都统”这一称号。后来由节度使充任都统的，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任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就是这种情况。由宰相充任的，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任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就是这种情况。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书，句骊是它的国号，“高”是它的姓。隋朝去掉“句”字，所以自唐以来只称高丽。《五代史》记载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朝，当时其国王仍姓高，那么从三国到五代，只传承了一个姓。长兴年间，才开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取代高氏，应当发生在同光、长兴之间，但史书失去了这段传承的记载。元丰初年，王徽派遣使者金梯入贡，他是王建的七世孙。他的表章称“知国王事”，大概是沿用旧称；而年号使用甲子纪年，是因为他接受契丹的正朔。唐代宰相兼任昭文馆、集贤院学士时，官衔都列在本官之后，大概是因为兼职本来就应如此。本朝沿用这一旧例，但其他学士的官衔却都列在本官之前，这是五代时赵凤制定的。后唐起初设置端明殿学士，用来任命赵凤和冯道；后来赵凤升任礼部侍郎，于是恳请宰相任圜把学士职列在本官之前，大概是为了表示这一职务的尊贵。因此本朝从观文殿大学士以下，都以此为例，也就是世人一向看重这一职务的缘故。至于宰相，本身的尊贵并不依赖这个职务。枢密使这一职务，《唐书》《五代史》都没有记载它创设的原因，大概在唐代本来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唐代中期以后，宦官以这种名义任职的很多，几乎数不胜数；它本来不关系到职官的高低轻重，但五代特别因袭唐代的名称而扩大其权势，所以史官都来不及详细考察。据《续事始》说：“代宗永泰年间，任用宦官董秀掌管枢密，于是设置内枢密使。”《续事始》是蜀地冯鉴所作的。唐代翰林学士的官衔有时列在本官之后，没有固定制度。我家收藏的唐碑很多，例如大和年间《李藏用碑》，撰文者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这时翰林学士列在本官之后；大中年间《王巨镛碑》，撰文者称“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彖”之类，这时翰林学士列在本官之前。刘▯彖又不称知制诰，实在无法理解。难道不是因为当时官名的不同而有升降吗？竟然混杂到这种程度。尚书省下达给六司各路的文书，按惯例都说“勘会”。曾鲁公任宰相时，才开始改作“勘当”，因为要避讳他父亲的名字“会”。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代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蔡鲁公任宰相时，因为他父亲名“准”，也改称“平货务”。唐代旧制，集贤院的书籍收藏在门下省。永泰年间以后，那些因功任节度使、后来罢去节制职务而回到京师的勋臣没有职事，朝廷想借此安慰他们，便下诏让他们和儒臣每天一起在集贤院任待制，并赐钱三千缗作为伙食费，以供他们开支。于是郭英▯、孙志直、臧希让、高升、王延昌，以及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圭等十一人都入选。待制这一名称，在这里大概不再区别文官和武官。我有裴士淹撰写的《孙志直碑》。待制并领取伙食费并列入官衔，是一时的权宜措施，后来没有成为常例，所以《唐书》记载得不详细。向传范是钦圣太后的叔父。在神宗时，他已经任观察使，历任陕州、沧州知州。神宗即位后，调任郓州知州。杨绘任知谏院时，说：“郓州统辖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让后族担任。”文潞公在枢密院任职，便称向传范在先朝已经多次主持大郡，如今任用他并不是因为外戚身份。神宗慢慢说道：“能听到谏官这样说，也很好，可以制止以后那些无理的请求者。”于是调向传范任潞州知州。祖宗用人没有私心，虽然依据才能选用，却常常不忘给后世留下警戒，正是如此。《史记·索隐》解释说，“婕”是承接，“妤”是辅佐。这两个字本来都从“人”旁。大体说来，古人取字义，各自采用合适的意义，而字形多有省略。“亻▯”表示敏捷，有相承而敏捷的意思，字形省去了“扌”。“亻予”表示相互给予，因此解释为辅佐治理也合适；后来把它作为妇女的职称，于是把“人”旁改成“女”旁。

译元丰年间改定官制以后，在外设置尚书省，而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学士院都设在禁中，规模极其雄伟华丽。它们照壁的屏风下面全都使用厚布，不糊纸。尚书省和六曹都书写《周官》；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后省的枢密院、学士院，屏风上的画全是郭熙一人所作，其中很有些杰出而值得观赏的作品。学士院所画的《春江晓景》尤其精工。后来两省任命官员常常不能补足，许多地方空闲着，看守的老兵因为屏风下面有布，往往偷偷割毁盗取。徐择之任给事中时，曾有人偷走屏风的一半，正要交给有关官署处理，恰好盗窃处留下了刀痕，议论的人认为禁廷中人员往来经过此处，牵连的人会很多，于是作罢。然而因此被毁坏的屏风逐渐增多，也很可惜。古代妇女没有名字，以姓作为名字；有的加上排行或字，如仲子、季姜之类；有的加上谥号，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相同。周人称“王姬”“伯姬”，大概是因为周人姓姬，所以这样称呼。后来世代相承，便把“姬”作为妇女的通称，如称戚夫人为戚姬，称虞美人为虞姬。这种做法自汉代以来就错了。政和年间，把公主以下的女子改名为“帝姬”“族姬”，这也是沿袭习惯而没有察觉。国姓本应使用嬴姓，我曾把这件事告诉蔡鲁公，但他害怕改动，最终作罢。曾宣靖公主持编修《英宗实录》完成，将要进呈时，按旧例应当升任一级官职。曾宣靖当时已经是左仆射，便预先向神宗辞谢说：“我的官职升一级就成为司空，这是三公的职务。三公是坐而论道的职位，不可以拿来作为奖赏功劳的官职。”神宗认为他说得诚恳，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实录进呈后，只有曾宣靖没有升官，人们认为这样做合乎体制。《考异》说：当时韩忠献进呈《仁宗实录》，曾宣靖进呈《英宗实录》。韩忠献上奏说：“我私下看到，宰臣李沆、吕夷简主持编修《太宗实录》和《三朝国史》时，都请求书成之后不再推恩，均蒙皇上批准。”等等。曾宣靖说：“如果升官，我就必须改任司空，韩琦必须改任太保；三公也不是用来奖赏功劳的官职。”于是皇帝都答应了他们。这样看来，他们同一时期还有韩琦，不同时期还有李沆、吕夷简；如今却只记载曾宣靖预先向皇帝辞谢，说“只有曾宣靖没有升官，人们认为合乎体制”，是不对的。治平初年，议论濮庙问题的六个人是：吕献可任御史中丞，吕微仲、范尧夫、赵大观、傅钦之和龚鼎臣任御史。他们后来同时相继被贬，天下人称他们为“六御史”。唐代人起初还没有押字，只是把自己的名字草书书写，作为私人印记，所以称为“花书”，韦陟的“五云体”就是这样。我见过唐代诰书上的署名，没有见过一个楷书字。如今人们押字，有时多半也是押自己的名字，仍然是这个意思。王荆公押“石”字，起初横写一画，向左牵出一脚，中间写成一个圈。王荆公性情急躁，所写的圈大多不圆，往往窝陷扁平，收尾的横画又常常带过去。他常听说有人私下议论说王荆公的押字反复难辨，王荆公知道后，便特意把圈写好。有一天他书写《杨蟠差遣敕》，所写的圈又不圆，于是用浓墨涂掉，在旁边另写了一个圈，大概是想堵住那些议论者的嘴。杨氏至今还收藏着这道敕书。祖宗时期，监司、郡守推荐所属州县的属吏，起初没有固定名额，有合适的人就推荐，所以人人都慎重对待，不肯轻易举荐。改官每年几乎没有几个人。庆历年间以后，才开始按照所属州县的多少规定名额，于是各地只求填满原定名额，不再考察人才是否真实合适，改官的人数每年便增加到原来的几倍。有些事情本想革除弊端，反而造成了弊端，本来就不得不慎重。当初治平年间，贾直孺任中司时，曾经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但朝廷始终无法处理。大概人情沿袭已久，即使恢复旧制，也无法实行了。祖宗时期，现任官员参加进士考试，称为“锁厅”。即使考中，也只让他升官，而不赐予科第；没有考中的，就停止现任官职。朝廷爱惜科名到了这样的程度。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参加考试合格，才开始分别赐予进士及第。从此以后，便都赐予科第。《考异》说：太平兴国五年，参加殿试的现任官员有六人，只有单饣束、周缮被赐进士及第，其余都是各州的节度掌书记。这里说升官而不赐科第，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天圣末年，下诏就在河南永安县訾王山修建宫殿，用来供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的御容，希望靠近陵寝。宫殿建成后，赐名为会圣宫，并把訾王山改名为凤台山。从此祖宗的山陵建成后，都把御容奉安在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说：“敞开凤台山的仙宫，辉映龟洛的仁祠。”凤台是山名。宣祖最初葬在今京城南面，迁移陵寝后，便在原地修建奉先寺，仍设别殿，每年按时祭祀宣祖和昭宪太后。后来祖宗的山陵，于是都就京师的寺院设置殿宇，仿照奉先寺的旧例。兴国开先殿用来奉祀太祖，启圣院永隆殿用来奉祀太宗，慈孝崇真殿用来奉祀真宗，普安殿用来奉祀元德皇后。元丰年间修建景灵宫，于是都迎接御容安置在原庙中。奉先寺以下的殿宇都废弃了，普安殿也是元德皇后▯赞宫的旧址。咸平年间，因为侍读、侍讲的班秩还不高，于是任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为侍讲学士，班次列在翰林学士之下。为讲读官设置学士职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邢▯因年老请求到外地任职，真宗认为他长期任职于讲席，便让他以本职出任曹州知州；张文节公罢去参知政事、出任天雄军知军时，改任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开始成为兼职，可以出任外官。庆历年间以后，凡是从翰林学士出任外官的，按惯例都改任侍读学士，于是成为旧例。《考异》说：咸平二年，任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这里只记载杨徽之，没有记全。文中说讲读学士开始成为兼职，也不对，因为他们并不是兼任。赵中令任宰相时，李处耘任枢密使，李处耘的女儿是赵中令儿子的妻子，两人同时居于二府，并不回避姻亲关系。皇祐年间，文潞公任宰相，程康肃任枢密副使；熙宁年间，王荆公任宰相，吴正宪任枢密副使，也都没有回避。江南李煜投降以后，太祖曾在一次便宴时问他：“听说你在本国喜欢作诗。”于是让他举出自己得意的一联诗。李煜沉吟了很久，诵出咏扇诗：“作揖谦让时月亮在手中，扇子一摇动，胸怀中便充满了风。”皇帝说：“胸怀中充满的风，究竟有多少呢？”另一天太祖又宴请李煜，回头对近臣说：“真是个好翰林学士。”

译咸平三年，王魏公主持贡举，过了几天就在考试院中被授任同知枢密院事，当时认为这是科举中的盛事。我在绍圣年间参加礼部考试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主持贡举，也就在考试院中被授任尚书右丞。当时考试已经进行到第二场，邓公从听事厅上马扬鞭而去，左右向各位举子作揖告别。自王魏公以后，继此先例的只有邓公。吴越的钱ㄈ初次来朝见，将要回国时，朝臣上疏请求把他留下、不要遣返的有几十人。太祖都不接受，说：“不用担忧。钱ㄈ如果不想回到我的朝廷，必然不会来；放他回去正好可以结交他的心。”等钱ㄈ辞行时，极力陈说愿意奉守藩国的意愿。太祖说：“我尽这一世，你也尽这一世。”于是拿出御封的一个匣子交给他，说：“到了本国再打开看，在路上不要打开。”钱ㄈ带着匣子回去，每天焚香叩拜。到了钱塘，打开一看，原来是群臣请求留下他的奏章。钱ㄈ看后流下眼泪，说：“官家唯独准许我回国，我怎么可以辜负恩德？”太宗即位后，他因为太祖“尽我一世，尽你一世”的话，最终谋划献纳国土。寇莱公性情豪放奢侈，他所镇守的地方举行宴会，常常达到三十▯。一定大张旗鼓地奏乐，尤其喜欢《柘枝舞》，使用二十四人，每次跳舞连续数▯才结束。有人称它为“柘枝颠”。寇准刚被罢免枢密副使、出任青州知州时，太宗对他的宠爱还没有减退，多次问身边的人：“寇准在青州快乐吗？”这样问过一两次。有揣摩皇帝心意、想让寇准重新被任用的人，就说：“陛下思念寇准，从未稍有忘怀，听说寇准每天置酒纵情饮酒，不知道他是否也思念陛下？”皇帝虽然稍稍消除了疑虑，但第二年终于召寇准回来任参知政事。祖宗用人的果断，不让小事和进谗者有机可乘，就是这样。林文节接连在开封府南省考试中名列第一，廷试时都把他列为魁选。仁宗还派近▯等候他的试卷写完，先行呈上。当时考试题目是《民监赋》，破题说：“上天的监视并不遥远，民心是可以知道的。”等到试卷送到皇帝面前，一名近侍在旁边观看，忽然吐了吐舌头，大概是厌恶这句话犯了忌讳。仁宗因此不高兴，急忙把试卷交给考官，按照规格式样考核。考官的意思是不敢把它列入上等，于是列入第三甲；这时又得到章子平的试卷，破题说：“运道开启于大圣，苍天俯临万民。”皇帝正在详定幕次，便把它进呈上去。皇帝说：“这是祖宗的事情，我怎么足以当得起呢？”于是擢升章子平为第一。●卷五 祥符年间，杨文公任翰林学士，因为久病初愈入宫值班，请求暂时免除十日的起居朝参。诏令免除半个月，并让他出宫住在自己的宅第。杨文公上表致谢，真宗在表章末尾用诗批示，赐诗给他：“承明殿近侍穷究儒学根本，苦心学习劳神之后疾病已经痊愈；要好好保养起居、调节饮食，以符合我的心意，我将在前席等待众多贤才。”祖宗眷顾礼遇儒臣的盛况，古代从未有过。《考异》说：杨文公生病时正在休假，皇帝下诏派使者带着医生去看望他。杨文公上表致谢，真宗在表章末尾用诗批示赐给他；他请求暂时免除起居朝参，又是另一件事。见《会要》。但《金坡遗事》说：“杨文公患病后已经参加朝参，写状致谢，皇帝亲笔在状尾批下七言二韵诗赐给他。”两种说法不同，但总之并不是因为暂时免除起居朝参而赐诗。太祖起初命令曹武惠彬讨伐江南，潘美任副将。出发前，太祖在讲武殿赐宴。酒过三巡，曹彬等人起身跪在御榻前，请求皇帝当面授予处置的指示。太祖从怀中取出一份封好的文书交给曹彬，说：“处置办法就在里面。潘美以下的人如果有罪，只管打开这份文书，直接把他们斩了，不必上奏请示。”两位大臣战战兢兢地退下。直到江南平定，没有一个人触犯军法。等到他们回来，太祖又在讲武殿赐宴。酒过三巡，两位大臣起身跪在御榻前说：“臣等幸而没有坏事，前日皇上当面交给我们的文书，不敢收藏在家中。”随即把文书交到皇帝面前。太祖慢慢亲自拆开封口给他们看，原来只是一张白纸。太祖的神武和权变机智竟到了如此地步。当初特意用这种办法来申明命令，使他们如果果真犯法而打开封文，看到里面是白纸，就一定会入宫禀报；等他们回来后再给他们看，又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太祖起初并没有随意诛杀他们的意思。恩德和威严两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所以即使曹彬等人也无不心悦诚服。仁宗起初恢复制科时，录取等级定得非常严格。最先录取的是富公，其次是吴春卿、张安道、苏仪甫；其中只有吴春卿列入第三等，富公以下的人都列入第四等。从这以后，直到苏子瞻，才又有人进入第三等。自从设置制科以来，也只有这两个人而已。所以苏子瞻在《谢启》中说：“错误地占据了久已空缺的等级。”（按：这一条已经见于第二卷，这里是重复记载；因为两处详略略有不同，现一并保存。） 本朝初年，贡举法还不完备，公卿子弟大多难以通过科举求取仕进，大概是担心他们请托作弊。范杲是鲁公的侄子，陶谷、卖仪都了解他，并且都把他当作甲科人才看待。正好有人说：“世代享受禄位的人家，不应当同贫寒士人争夺科名。”于是范杲便不敢参加考试。李内翰宗谔已经通过礼部省试，因为文正任宰相，便在唱名时称病，不敢入殿，也因此被黜退。文正罢相后，他才再次考中。天禧以后制定法令，凡有官职的人参加考试而不中，都按私罪论处，并且限定只能参加两次考试。有人说，这是王冀公请求制定的。庆历以来，条令一天比一天完备，有官职的人又另行规定了录取名额，于是求取仕进的人才开始不受拘束。《考异》：天禧二年，王钦若请求规定，锁闭殿门参加考试而不及格的人，按私罪论处。天圣四年，下诏免除处罚，允许他们再次参加考试。按照旧制，参加礼部考试而不及格的人可以赎铜免罪，但永远不得再应举。天圣七年下诏：文臣允许参加两次，武臣允许参加一次。大概把不及格者科罪，是王冀公所请求的；而免除处罚、允许参加两次，则是后来从宽处理的办法。如今把这些都说成是王冀公所请求的，是不对的。“天僖”应当作“天禧”。欧阳文忠公起初举荐苏明允时，就想让朝廷破格任用他。当时富公、韩公主持国政，即使韩公也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富公坚持认为不可，说：“姑且再等一等。”所以苏明允只得到试衔初等官的职位。苏明允不太满意，第二次授官时，才得到编修《因革礼》的职务。前辈对于慎重使用官名和任命权，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元祐年间，富绍庭想请苏子瞻撰写《富公神道碑》，很久都不敢开口。后来实在不得已才提出请求，苏子瞻一请便答应了，人们也因此称许苏子瞻。元祐初年，文潞公任太师，吕申公任左仆射，两人都因为年高而特许免行拜礼。两位公卿竭力推辞。苏子瞻任翰林学士时，因而议论说：“年满八十还要拜受君命，一次入坐而两次到来，这只是传达诏命而不是朝见，尚且不能免礼。周天子赐给齐小白时，没有让他下拜；并不是完全不拜，而是说不必走下台阶，然而最终还是下拜了。如今两位大臣既然已经辞谢，就应当依从他们的请求。以后如果遇到朝见，有时传达诏令免除拜礼，便可以作为非常的恩典。”朝廷仍然下达了准许的诏书，当时的人认为处理得很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