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太平兴国年间，司天监说，太一式中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共十位神，都是天上的贵神。五福所临之处没有兵灾和疫病，每运行过五宫，四十五年更换一次。如今从甲申年起，进入黄室巽宫，正当吴地分野，请立即在苏州修建宫观祭祀它。不久又有人说，如今京城东南有个苏村，可以应合姑苏之名，于是改在苏村修建；京师兴建太一宫，就是从此开始的。枢密使授官仪式结束后，旧例都使用麻纸。皇祐年间，狄武襄在岭南立功归来，高文庄若讷任枢密使；狄武襄改任群牧制置使，自己由副使补上枢密使的空缺，只命舍人院起草辞文，从此便成为惯例。唐代的起居郎、舍人，都跟随宰相入殿，参与听闻奏事。仪仗在紫宸殿时，他们站在殿下，正对着第二个螭头，也就是在那个位置上，用和好的墨记录事情，所以称为“螭头”，有时也称“螭▯幻”。高宗以后，前殿不再奏事，二史自然也就没有可记录的内容了。本朝的记注官，起初不侍立，只在前殿、后殿按次序等候，等上殿的臣僚退下后，当面询问他们曾经说过的话并记录下来，但从来没有人敢把所记内容告诉他们。后来才开始下诏，让他们在后殿轮流入侍。崇宁初年，郑丞相达夫任史官，又建议：前殿也一并入侍，和众臣一起站在垛殿，虽然保存了旧例，但奏对的话大略听不清，也不敢自行记录。只有经筵官和讲读官并列侍立，这是嘉祐年间贾直孺所请求的。太祖起初削平各个伪国，得到它们府库中的金帛，另设库储存，称为“封桩库”，本来是准备经营契丹事务的。后来三司每年终结算所需费用，常赋有余，也一并归入其中。太祖曾告诉近臣，想等积存到三五百万，就用来给契丹，以赎回幽、燕旧地；契丹若不答应，就作为用兵的费用，这大概是不想把常赋以横征的方式加在百姓身上。因此它不隶属于三司，如今的内藏库就是这样来的。狨坐不知道始于何时，唐代以前还没有采用。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允许工商和庶人乘乌漆素鞍，但不得使用狨毛暖坐；这样看来，当时大概上下都可以使用。天禧元年，才规定两省五品官、宗室将军以上，允许乘狨毛暖坐，其余一律禁止，于是成为定制。如今文臣从中书舍人以上、武臣从节度使以上，才允许使用；至于宗室将军的规定，也已不再实行。《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等上奏说，商人和庶人有僭越使用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物的，请求禁止。皇帝听从了。当时既然认为这是僭越，就说明并不是上下都可以使用。如今法令规定，谏议大夫以上，以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的人，允许乘狨坐。这里说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才允许使用，是不对的。参知政事的班次，旧例不与宰相同行。至道年间，吕正惠公和寇莱公同任参知政事，正惠公先任宰相，担心莱公心中不平，于是请求让参知政事进位，与宰相同行。莱公罢职后，又恢复旧例。服色方面，凡是说“赐”，是指官品本来不够穿这种服色而特意赏赐。因此，执事官穿紫色，即使是侍从以上的官员，只要官品尚未达到，也都称为“赐”；如果官品已经达到，即使不是侍从官，如磨勘告上便不再带“赐”字。告文不带“赐”字，官衔中也不应再写。近来见士大夫误把“赐”当作正服的名称，即使官品已经达到，官衔仍沿袭写“赐”。这不仅是不知道自己应穿什么服色，也是自己读告文不仔细。郭进镇守雄州时，太祖命有关部门在御街东面建造宅第，准备赐给他，并要求全部使用<同瓦>瓦。有关部门说：除非亲王、公主，按惯例不应使用。太祖大怒，说：“郭进替我抵御契丹十多年，使我不用忧虑西北，难道还不能和我的儿女相比吗？”最终还是采用这种瓦把宅第建成并赐给郭进。郭进多次推辞，才敢接受。太平兴国年间，才另外赐给郭进宅第。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修缮相国寺，把宅第并入作为寺基了。祖宗朝驸马都尉的宅第，公主去世后，按惯例都收归官府，有时另行赐给宅第。曹沂王的宅第，是许怀德的旧宅。李和文的宅第，也是王贻永的旧宅。自李和文开始，这座宅第世代拥有，宏伟华丽超过各位公主的宅第，园林池沼尤其优美，号称“东庄”。李和文喜爱贤才、乐于接纳士人，把杨文公当作师友；他的子孙大多遵守家法，当时著名的公卿大都跟随他交游。宣和年间，又把这里收作撷芳园，后来改为崇德宫，据说用来安置宁德皇后。哲宗元祐初年，皇帝年纪还小，沉默寡言，从未开口说话。一天在经筵上，司马康讲解《洪范》，讲到“▯用三德”时，哲宗忽然问：“只有这三种德吗，还是还有其他德？”群臣都震惊了。司马康说：“三德虽然少，但推而广之，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皇帝说：“对。”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年间，曾取出内府以及士大夫家收藏的汉、晋以来古代法帖，汇集为十卷，在秘阁刻石，这就是世代所传的“阁帖”。其中晋、宋法帖大多出自王贻永家。王贻永是祁公的儿子，建国初年收藏名贵书画最多；如今真迹还有流入李驸马公照家中的，实在是奇迹。不过当时摹刻出自待诏之手，笔画大多凝滞；其中也有伪本，如李斯书，实际上是李阳冰、王密的《德政碑》石刻本。石刻后来收入禁中，被火焚毁，绛人潘师旦取阁帖本重新摹刻，收藏在家中，称为绛本。庆历年间，刘丞相沆任潭州知州，也命僧人希白摹刻在州廨，称为潭本。绛本杂有五代及近世人的书迹，笔锋稍稍显露。希白自己擅长书法，潭本较能得到原帖运笔的意味。元祐年间，徐王府又取阁帖本刻在木板上，没有多少精彩之处。建中、靖国初年，曾丞相布执掌国政，命刘焘任馆职，取淳化阁帖遗存以及近来发现的法帖，另编为《续法帖》十卷，字体多采用刘焘的书体，质量又每况愈下。

译《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都说是“刻板”，这里却说“刻石”，不对。黄鲁直说：“元祐年间，亲贤宅从禁中借来法帖木板和墨本一百部，分送给宫僚。”这里说“徐王府取阁帖本刻在木板上”，难道是各自不同的一件事吗？《续法帖跋》说：“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求把秘阁收藏的、未经太宗朝摹刻的墨迹刊刻在石上，皇帝下旨同意。到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拿出内藏缗钱十五万催促工匠施工，到八月初一完成，厘定为十卷，进呈皇帝。”这里说曾丞相执掌国政时，命刘焘另编《续法帖》十卷，是不对的。杨文公以工部侍郎的身份去世。旧制，四品官不应获得谥号。王文康公任枢密使时，说明杨文公曾与寇莱公共同议请皇太子处理政事，并把他家中保存的奏议草稿上呈皇帝，于是特意赐给他谥号。李献臣起草制书，大略说：“天禧末年，政事逐渐由宫闱处理，他能够与元老大臣协同，议定尊立储君。”王文康是寇莱公的女婿。张仆射齐贤任宰相时，他的母亲晋国夫人已经八十多岁，身体仍然健康强健。太宗正宠信张齐贤，常召他的母亲入宫，像对待家人一样亲切款待。我曾在张氏家中见到皇帝赐给他母亲的诗：“往日贫儒的母亲，年高而享太平长寿；齐贤奉侍行孝，神明之理非常分明。”又有一份亲笔诏书说：“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才有的缘分，而是前世的际遇；他本性在家孝顺，侍奉君主忠诚；婆婆年老而有福，看见儿子显贵。”祖宗真诚地对待大臣，质朴简约而不加修饰，大概就是这样。宣徽南院、北院使，是唐末的旧官。两院设置在枢密院北面，总管内诸司以及三班内侍等事务。建国初年，它与枢密院先后入朝排列班次，大概地位与二府相等。每当任命枢密使时，枢密使一定先请求位居宣徽使之下，然后才接受任命。熙宁年间，才下诏规定班次在枢密副使之下。元丰官制实行后，仍然保留而没有废除；自从王拱辰改任节度使后，便不再任命。元祐年间又恢复设置，用来任命张安道，后来也废除了。燕乐教坊之外，又有云韶班、钧容直两种乐队。太祖平定岭表，得到刘氏政权的宦官中聪明伶俐的八十人，让他们在教坊学习，赐名“箫韶部”，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钧容直是军乐队。太平兴国年间，选取军中擅长音乐的人，起初称为“引龙直”，用来在皇帝出行时骑马导引；淳化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二者都与教坊合用。元丰以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唐代中书所颁制诏有四种：封拜用册书，使用竹简；画旨后施行的称为“发日敕”，使用黄麻纸；奉承皇帝旨意而施行的称为“敕牒”，使用黄藤纸；赦书都使用绢黄纸，这种做法始于贞观年间。有人说，这是取其不易蛀坏。纸以麻纸为上等，藤纸次之，用这些区别轻重。学士所草制诏不从中书发出，所以单独使用白麻纸，于是称为“白麻”。如今制度不再以纸张区别等级，所谓白麻，也只是池州楮纸而已。“发日敕”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手诏；而敕牒是尚书省的牒文，它们所用的纸都是同一等级。职事官的任命，都是先下除目。只有中书舍人、宰相奉旨后，退朝时派直省官召他们到都堂，当面传达旨意，命他们接受考试。奉命者致谢辞，宰相向他道贺，直省官直接把他引入中书省。事先，侍郎厅在厅中设置帷幕、坐席和几案。坐了一会儿，本省吏房主首拿着宰相封题的题目来，于是就在中书省应试。备办饮食后，侍郎奉上茶果。这一天宰相留在省中，等到收取试卷才上马；第二天呈进试卷，任命诏令才下达。这就是召试的制度。有的人思考迟缓，不能立即应试，往往超过期限；有时甚至因此被留在内门，但这样的人已经不称职了。嘉祐年间，有人参加考试却没有任命，改任天章阁待制。《考异》：咸平年间，黄夷简、曾致尧都参加考试却没有任命。嘉祐七年，司马温公参加考试后，被任命为知制诰，后来竭力推辞，改任天章阁待制。黄夷简、曾致尧虽然参加考试却没有任命，但并不是改任待制；司马温公虽然改任待制，却不是参加考试后未被任命。韩门下维因赐予出身，熙宁末年特意任命为翰林学士。崇宁年间，林彦振也获赐出身，依照韩维的先例，同样任命为翰林学士。本朝以来，学士中不是通过科举任命的，只有这两个人。唐制，翰林学士这一职名原本排在官职之后。五代时赵凤担任此职，开始劝说宰相任圜把它移到官职之前，后来便成为定制。本朝凡兼任学士，官衔的结尾都把职名放在最前面，大概是沿袭了这个先例。《考异》：赵凤是端明殿学士，这里说是翰林学士，不对。本书第四卷也说赵凤是端明殿学士；这里说“兼学士”，也不对，因为他并不是兼任。这里说本朝凡兼任学士，官衔都把职名放在最前面；第四卷又说唐代宰相兼任昭文馆、集贤殿学士时，官衔都把学士职名放在官职之后，大概是兼职本来就应如此，本朝沿用旧制等等，前后难免互相矛盾。自两汉以来，人们把中书称为政务的根本，大概是因为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加以复核。君王命令的重要性，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唐代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就是这个原因。尚书省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事情并执行罢了。本朝沿袭唐制，官制实行后开始采用《六典》，把尚书、门下、中书分别作为三省，各以本省长官为宰相，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后来又因这些职位品秩太高而不再任命，于是以尚书令的副职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履行侍中的职务，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履行中书令的职务，另设侍郎辅佐他们，这样三省便互相兼任了。然而左右仆射既然已经是宰相，那么凡是命令的拟定和进呈，就没有不从他们那里发出的；左仆射又是宰相之长，那么发布命令的职务由自己亲自执行，还要由哪个省来复核呢？他们进殿奏对时，执政官没有不同意的，那么所谓门下侍郎也参与听闻了。所以下发批示都说：“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既然已经奉行圣旨，又再加以审核，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门下省的事务只剩下给事中负责驳正，从未有左仆射和门下侍郎自行驳回已经奉行的命令；这样看来，侍中、侍郎所谓的省审，大概已经成了空文。

译元祐年间，有人认为诏令滞留不下，是因为吏员冗多，只是徒然造成重复，因此产生了合并、废除门下省的想法。后来虽然没有实行，但凡有事情应当奏报，左相一定批送中书；如果左相准备上奏而右相不同意，往往有时把事情扣住不上奏，有时退回送来的文书而不接受，左相也无可奈何。侍郎没有可以施展力量的地方，事权大多在中书。由中书侍郎升任门下侍郎，虽然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未必都愿意。《考异》：这里说唐代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面又说唐代的参知政事才是宰相，而平章事只是参佐的名称。秦、汉直到唐代，有些官名虽然沿用，实际职掌却不同。尚书是秦代的官名；汉武帝让宦官掌管尚书事务，称为“中书”。所以萧望之说“中书，是政务的根本”，又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应当罢去”。这里的中书是宦官。到成帝时才罢除由宦官担任的中书，设置尚书。魏武帝做魏王时，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这里说“自两汉以来，人们把中书称为政务根本，中书省发布命令而门下省复核”，又说“尚书省只接受已决定的事情并执行”，是把历代官名和职制混在一起说了，不对。旧例：职事官因告老请求退休而获得准许，接受命令后就立即启程；不入朝谢恩辞行，是因为他已经作为臣子辞去官职离开了。神宗初年，李少保东之由侍读退休，皇帝特意召他到延和殿回答，命他入座并赐茶；退朝后，又和讲读官一起在资善堂设宴饯行。几天后，李侍郎受继也退休，同样依照李东之的旧例，召见并赐宴。二人都是英宗经筵的旧臣，所以礼遇特别优厚，不是通常的例子。当时称为“二李”。李东之是文定公的儿子，一向忠诚谨慎，性情和易。李受也是谨慎的长者。景祐年间，宋莒公任知制诰，仁宗非常宠爱他，立即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事。当时王沂公任宰相，认为按照旧例，从知制诰不能直接任命为二府官，于是改任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便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唐代有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等官名。参知政事，都是宰相的职任。参知政事这个名称，大概是刘洎任宰相时出现的。唐初，宰相还没有固定名称，因人而命名，都是临时设置的。后来高宗想任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因为他的资历浅，所以命他在中书门下与宰相共同接受进止、平章政事。这里的“参知”并不是参佐的意思，大概是宰相不止一人，不过是说共同掌知政务；而“平章”才是参佐的名称。本朝太祖起初只任赵中令为宰相，后来很久想任命薛文惠公等人为他的副职，却苦于难以确定名称，于是召学士陶▯询问：“低于丞相一级的官职有什么？”陶▯以“唐代有参知政事”回答，太祖于是用这个名称任命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名称本来地位高于平章事，这样便颠倒了轻重，后来沿袭成习，再也无法改正。本朝通过科举选取士人，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宰相中与他们同列第一甲的：王文正与王文忠同榜；宋莒公与曾鲁公同榜；王伯庸与韩魏公、文潞公同榜；刘辉与刘莘老、章子厚同榜；叶祖洽与蔡鲁公、赵正夫同榜。只有杨▯一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又同榜，前代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自熙宁三年余中榜以来，直到现在，只有焦蹈一榜有徐择之一人而已，其他榜也没有登上执政之位的人。元丰末年，文潞公退休回到洛阳。入朝应对时，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神宗见他身体强健，问他：“保养身体也有方法吗？”文潞公回答：“没有别的，我只是能够任意自得、顺适自然，不因外物损伤和气；不敢做过分的事情，斟酌到适中恰当就停止。”皇上认为这是名言。馆职刚授任时，按照旧例，都要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的官员。从官中，中书舍人刚授任时，也要行启遍谢内外官员。大概只有这两种职务要经过考试后才授任，与直接授官的不同，所以礼数也不同。近年，中书舍人行启只涉及现任执政官，而不涉及外任官；馆职虽然在朝内，甚至也有不向从官行启致谢的了。三衙内在宫中遇见宰执，都横持杖子，在文德殿后主廊的台阶下唱喏行礼。宰执拿出笏板，在台阶上向他们作揖。在外面的大道上遇到从官，都要收住马匹避让。收马避让的制度早已废弃，前辈已经记载过了；只有宫中横持杖子的礼仪，直到今天也不敢废除。旧制度规定，袱头巾都要折叠并向前收拢。神宗曾对近臣说，这种制度含有承接上意的意思。绍圣以后，才开始改为向后仰倒；一时之间人们都以此为宗尚，称向前的样式为“敛巾”，于是旧式便不再使用。这虽然不是古代的服饰，只是随时俗的爱好；但古人戴冕，都是前面俯下、后面仰起，敛巾仍然保留着这种遗意。元丰改行新官制以后，四十年间，职事官没有不经过授任的。只有御史大夫、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至今还没有授任过人。这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官职是台谏官的长官，不合宰执的利益，所以没有人推荐他们。有人说：元丰末年，黄安中任中丞已久，神宗想提拔他为常侍，适逢神宗患病，事情没有成功。崇宁年间，朱圣予任中丞，曾请求授任这两个官职，最终也没有实行。唐代制度中，诏敕有所更改，就用纸贴在上面，称为“贴黄”。大概诏书使用黄纸，所以所贴的也是黄纸。如今奏状、札子都是白纸，如果有意思没有说尽，就把要点揭出，用黄纸另写在后面，才称为“贴黄”，这大概是弄错了。表章中略举事情项目以及日期、里程，写在正文前面和封皮上的，又称为“引黄”。过去大朝会等庆贺之事，以及春秋两季谢赐衣、请求皇上听政之类的事情，宰相率领百官奉上表章，都是礼部郎官的职责，唐人称他们为“南宫舍人”。元丰官制实行后，称为“知名表郎官”。礼部另有一枚印章，叫“知名表印”，由一名随从上官掌管。大观以后，朝廷的庆贺事务多有非常规的，郎官不能领会其中的意思，蔡鲁公于是命中书舍人兼任此事。后来又不愿有所删取，于是从表章首尾各取一部分，有时摘取其中一两联拼接成文，所以文辞多不合体，当时称为“集句表”。礼部撰写的，只剩春秋两季谢赐衣的表章而已。

译后唐明宗曾进入粮仓观看收纳粮食，主管官吏害怕因收取过多受到责罚，便故意使用较轻的量器。明宗说：“粮仓中储藏的粮食，动辄经过数年；如果像这样取用，日后难道能免于损耗折减吗？”官吏于是申诉说：“向来主管仓藏的人之所以到了破家竭产来赔偿亏欠的地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宗听后很同情，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每石取二升作为雀鼠损耗。”这一规定直到今天还在实行，所谓“加耗”就是指它。明宗知道体恤官吏，却不知道反而落入了他们的计谋，最终成为百姓的祸害。近世设立“盘量出剩法”，本来是为了防止官吏奸弊，但州县贪暴的人却借此搜刮百姓，以至于加到原数的一倍、五倍。因为他们把正额上供以及应付监司索取的数目送上去，却把出剩留下供自己使用；监司知道此事也不追问，这样看来，“加耗”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从唐代到五代以及本朝初年，京师都不禁止打伞。五代才开始命御史佩戴裁帽。本朝淳化初年，又命公卿都佩戴这种帽子。既打伞，又戴帽，所以称为“重戴”。祥符以后才开始禁止，只有亲王、宗室可以打伞。后来禁例扩大到宰相、枢密、参政，于是“重戴”这个名称也有了区别。如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以及六曹郎中，在席帽前加一整幅皂纱，只围住一半，称为裁帽；不是台官以及自郎中以上、员外郎以下的官员，则没有这种装饰，称为席帽。不知这是什么意义，“裁”和“席”这两个名称的由来也无法弄清。宋次道记载：金带凡是曾经受赐的，都允许继续佩系；宰相被免职后，即使成为散官，也仍旧按照原来的规定佩笏、系带。因宣献公任学士时，遇玉清宫、昭应宫发生火灾，被降职为中书舍人，但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在天圣年间由秘书监入朝，授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因为这是曾经受赐而允许佩戴的。景▯年间，这项规定写入诏令。近年，前任执政官到京师，只系遇仙花带；从官不是现任带职学士，也不敢佩系。待制照旧按本品级佩带；没有职名的，随本官品级，在庶官班中都系皂带。这大概是阁门的规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余在建炎年间被召到扬州行在，因杭州发生变乱而罢职，官阶为朝请大夫，仍亲自按照上述制度办理。元丰以后，朝廷对待高丽的礼遇特别优厚。高丽使者经过的各州，都临时修筑馆舍，另设仓库储存供应用的帐幕和各种器物。他们刚到时，太守都到郊外迎接；为他们饯行时也如此。张安道任南京知府时，唯独说：“我曾经位列二府，不可以向陪臣屈身。”于是派通判代替自己前往迎接，等接受了高丽使者的拜见后才回报朝廷，当时人们认为这样合乎礼体。大观年间，蔡元度任镇江知府，高丽来朝，也采用了张安道的做法。契丹的历法向来比本朝相差一天。熙宁年间，苏子容奉使前往祝贺契丹生辰，正好遇到冬至，本朝比契丹早一天。使者正副想要举行庆贺，但契丹的馆伴官不接受。苏子容慢慢说道：“历法有迟有速，不可能没有小小差异；既然不能完全一致，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日期作为节日，表示庆贺也可以。”契丹无从反驳，于是听从了。苏子容回来奏报此事，神宗高兴地说：“这件事很难处理，没有比这样更妥当的了。”后来奉使的人有的不知道此事，遇到朔日日期不同，便互相推让，不接受对方的拜谒，这不合国家的礼制。《考异》说：这里说是在熙宁年间，第九卷却说是在元丰年间；这里说冬至时本朝比契丹早一天，第九卷却说契丹的历法早一天；这里说使者正副想要庆贺而契丹馆伴官不接受，第九卷却说契丹催促使者入朝庆贺。这些说法前后互相矛盾。按《苏墓志》记载：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法比契丹早一天，契丹方面疑惑彼此致贺究竟应当遵从哪一方，苏公说各自遵从本朝历法即可。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然都是四品官，给事中本来就穿绯色服，接受授官诰命的当天，便自行更换服色，因为按品级本来就应当如此。只有中书舍人必须等到后殿正式谢恩、面受赐服之后，才更换服色。后殿并不经常临朝，有时要等好几天，于是有时穿绯色，有时穿绿色，仍旧穿着原来的服装。祖宗时期，知制诰都是这样，也有不赐服色的。李宪成公谘由知制诰出任荆南知府时仍穿绯服，后来以学士身份被召回并赐紫服，之后才佩金带，就是这种情况。本朝选人的寄禄官分为四等、七种资序。留守节度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以及留守节度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属于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属于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属于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主簿、县尉，属于判司簿尉。其升迁次序是：由判司簿尉推荐为令录，再升为令录；推荐为职官，则升为初等职官。职官、令录的荐书达到合格标准的，都改授京官；不合格但有两份荐书的，则升为两使职官，称为“短般”；因劳绩叙功赏赐，称为“循资”。崇宁年间，邓枢密洵武上书建议，认为这些名称与实际混杂而不合正，于是改为现在的七等名称。●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以及光禄大夫、正议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都分为左右两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有出身的人，都越级升入右阶，其余人依次迁升。大观年间，我任中书舍人，奉诏认为这不是元丰制度的本意，便下令拟定方案加以厘正，于是参照旧有名称，以奉直大夫改为右朝议大夫，以中奉大夫改为左中散大夫，以通奉大夫改为右正议大夫，以正奉大夫改为右光禄大夫，以宣奉大夫改为左光禄大夫；又把右银青光禄大夫正式改为光禄大夫，于是成为确定的制度。按照旧例，百官经过磨勘，中书只使用统一拟定的辞语。熙宁年间，孙巨源任知制诰时上书建议：君主的恩典不应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唯独在磨勘时从简？这不是尊重王命的做法。于是下诏让各人分别撰写辞语。元丰官制实行后，只有侍从官以上，由吏部考核举荐，奏请抄录并拟定辞语；其他官员则自行向吏部陈述，奏请抄录、拟定升迁，而不由皇帝命令撰写辞语。本朝两制官都要避宰相和执政官的亲属。曾鲁公修撰《起居注》时，贾文元任宰相，曾鲁公是他的友婿。到了召试之时，曾鲁公便被授为天章阁待制；贾文元离职后，他才任知制诰。刘原甫是王文定的外甥。王文定任参知政事时，刘原甫便以侍读学士身份出任扬州知州。宋子京、王原叔任翰林学士时，宋子京为避宋莒公而改任龙图阁学士，王原叔为避王文安而改任侍读学士。元▯年间，苏子由执政，苏子瞻从扬州召回任承旨，援引王原叔的先例，请求出任外官，但没有获准。近年只避本省官的亲属，例如宰相的二丞亲属便不授尚书、侍郎，门下侍郎的亲属便不授给事中，中书侍郎的亲属便不授中书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遇到亲属关系，多改授翰林学士，大概因为翰林学士不隶属于三省。这与旧制不同，是从苏子瞻以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