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唐代制度中，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主持本司事务。户部掌管收入，度支掌管支出，说的是通常的赋税和通常的用度。又另外设置盐铁转运使，掌管山泽的收入以及督办漕运转输的事务。中世用兵时，于是让宰相兼领这一职务；干符以后，改设租庸使来总管这些事务。到后唐时，孔谦横征暴敛，明宗诛杀孔谦，于是废除使职名额，把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任命一名大臣总管判理，称为“判三司”。不久，张延朗又请求设置三司使，于是就任命张延朗担任，班次在宣徽使之下。本朝沿用这个名称，所以三司使的权力通常仅次于宰相。《考异》：肃宗起初任命第五琦为盐铁使，后来刘晏才兼任盐铁转运使；刘晏任宰相后，仍照旧充任此使。并不是最初在户部、度支之外就另外有这些使职名称。租庸使从开元十一年开始设置，永泰元年一并停罢；然而盐铁转运使照旧存在，并不是干符以后才改设租庸使，而且租庸使也不是总管户部、度支职务的官。大概《五代史·张延朗传》在这里弄错了，本书既承袭了它的错误，又把错误说得更严重了。后梁才重新设置租庸使，于是三司的职务都由它总管。本朝既然把绯色、紫色作为显示品秩的服色，所以官品还没有资格穿着这些服色的人，即使是燕居时穿的便服也不得使用紫色，大概这是从唐代以来的旧规。太平兴国年间，李文正公▯曾援引旧例，请求禁止品官穿绿袍、举子穿白▯，并禁止下层人员穿紫色衣服；允许举人穿皂色，公吏、工商和伎术人员一律穿皂、白两色。至道年间，放宽了这些禁令，胥吏穿宽衫，军队人员穿窄衣，都穿紫色；这种沿袭日久，竟不知道这是不合制度的。《考异》：太平兴国七年，诏令详细制定车服制度。李▯等人上奏说，中外官员和举人不得在绯、绿、白袍里面穿紫色衣服，同时允许一律穿皂衣、白袍，并不是李公自己提出这样的请求。祥符年间，开始修建龙图阁，用来收藏太宗的御集。天禧初年，又在龙图阁后面修建天章阁、寿昌阁两阁，并以天章阁收藏御集，寿昌阁则空着没有使用。庆历初年，把寿昌阁改名为宝文阁，仁宗也用它来收藏御集；这两座阁都是两位皇帝在世时亲自命名的。神宗的显谟阁、哲宗的徽猷阁，都是后来追建的，只有太祖、英宗没有文集，所以没有为他们修阁。太庆殿原名乾元殿，太平兴国、祥符年间都因火灾改名为朝元殿、天安殿，景▯年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殿前有龙墀、沙墀。凡是正旦大朝会、策定尊号，都在这里临御。举行郊祀大礼时，皇帝驾临殿后的阁中住宿，百官编列次序，住宿在殿前的东西两廊。皇祐初年，开始举行明堂礼，又把这里作为明堂；仁宗亲自篆写“明堂”二字，每次举行礼仪时临时悬挂，事情完毕后又取下。文德殿在大庆殿西面稍偏后的位置，旧称端明殿，后来改称文明殿，祥符年间因火灾重建，改为现在的名称。紫宸殿在大庆殿后面稍偏西的位置，再往后是垂拱殿。从大庆殿后面到紫宸、垂拱两殿之间，有柱廊相通。每月临朝听政时，皇帝驾临文德殿，这就是所谓“过殿”。东西阁门都在殿后的两侧，每月初一不经过文德殿时，皇帝驾临紫宸殿，这就是所谓“入阁”。每月初一以及诞节、郊庙礼仪完毕后接受朝贺，还有契丹使者辞别、入朝觐见，也都驾临紫宸殿。文德殿遇到接受册命、颁发册书，以及在明堂宣读赦令时，也驾临那里，但并不经常使用。宣读麻词时不临御殿堂，而是百官直接在庭下听宣。紫宸殿不接受朝贺，但百官拜表称贺，则在东上阁门；遇到国忌而尚未前往景灵宫时，先递交名册表示慰问，则在西上阁门；也就在庭下行拜礼，把名册交给阁门使，大概是因为相关事务在阁门而不在殿堂。只有垂拱殿是皇帝每日临朝的地方。集英殿原来叫大明殿。明道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每年春秋两季的大宴都在这里举行。太祖曾经在这里亲自主持策试制科举人，所以后来成为进士殿试的场所。殿东廊后面有一座楼，叫升平楼，原名紫云楼。每逢大宴，宫中人登楼观看。皇仪殿原名滋福殿，咸平初年，太宗的明德皇后居住在那里，将它改为万安宫。皇后去世后恢复旧名。明道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所以通常废置不用，作为办理皇后丧事的地方。熙宁年间，苏子容任审刑院判官，知金州张仲宣因犯枉法受赃罪，按律论处应当处死。按照旧例，命官因受赃论死的，都免除死刑，改为杖脊、刺面，发配海岛。苏子容请求说：“古代刑罚不加于大夫，该杀就杀。仲宣是五品官，即使有罪，也还可以乘车。如今对他杖脊并刺面，使他同徒隶为伍，岂不是会严重玷辱士大夫吗？”于是下诏免去杖脊和刺面，只把他流放到岭外，从此便成为定例。《考异》说：这里应当说是五品官。当时法官援引李希辅的旧例，请求免死而杖脊、刺面，发配海岛。苏子容说，希辅和仲宣同样是枉法，但仲宣只是违抗诏命，与希辅相比有所不同。皇上命令免除对仲宣的杖刑和刺面。苏子容又上奏说不可以，说：“古代刑罚不加于大夫。仲宣是五品官，如今免除死刑却给他刺面，使他同徒隶为伍；即使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所应当看重的，是不要玷辱衣冠士大夫。”于是免去杖脊和刺面，流放岭外。并不是旧例都免死而杖脊、刺面，发配海岛。又，先是免去杖刑，后来才免去刺面。皇▯初年，丁文简公罢去参知政事，起初只授观文殿学士，不过是把紫宸殿学士的名号改换一下罢了。后来又加授大学士，用来授予贾文元。于是开始下诏规定：不是曾经任宰相的人，不授观文殿大学士；这一职位遂成为宰相的职名。熙宁年间，韩康公因在陕西宣抚使任上失误，按原有官职罢去宰相之位。这一年遇明堂恩赦，恢复为观文殿学士，但没有加授大学士。从此宰相不是因美名而罢免的，通常只授观文殿学士。可是王子纯因熙河之功，王乐道因任宫僚，虽不是宰相也授此职，大概属于特别恩典。不过他们都兼任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本朝中由状元做到宰相的共有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公中进士后十二年拜相，文正公二十一年，文定公二十九年，元宪公二十七年；文正公、文定公都曾两次入相，而文穆公三次入相，尤其显盛。文正公当初带着行卷去拜见薛简肃公，他的第一篇文章《早梅》说：“如今还不说调和羹汤的事，姑且向百花之上开放。”薛简肃读后高兴地说：“您大概要做状元了，后来还会做宰相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十一年〕

译王伯庸名列该榜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末年，魏公任宰相，康靖公任参知政事；伯庸虽然已经先行罢职离去，但魏公和康靖公同时在政府任职，当时号称盛事。熙宁末年，王荆公任宰相，韩康公、王禹玉任参知政事，三人也都是同榜同年，又在进士名次中连续列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第二次入相时，仍同康公一起任宰相，更是难得。当时陆子履作诗说：“须知君王重视儒学，一时同榜任用了三个人。” 中丞、侍御史上任办理事务时，台属都分列东西站在厅堂下面。上任官员在厅中行拜礼后，便同属官作揖而不出声行礼，称为“哑揖”；然后依次登阶，上任官员居中而坐，属官随后列坐在两旁。上任官员判完三道案子后，都写上“记谘”，然后召集百司的人吏站在庭院台下。小吏从厅上厉声喊“咄”，百司人吏便出声行礼，急忙趋走出去，称为“咄散”。这以后，属官才重新展开文状，按照平常参谒的礼仪行事，开始互相交谈；在此以前大概从不说话。判案后写“记谘”，恐怕还是方镇宪衔时期沿袭下来的旧例。“记”是“记室”，“谘”是“谘议”；但不知道“哑揖”“咄散”是什么意思。不过直到现在仍照旧实行，没有改变。本朝初年天下刚刚安定，便更加尊崇文士。自从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并公布名次后，状元往往很快就受到重用。吕文穆公在太平兴国七年中进士，第二年已经任参知政事。李文正▯是他的座主，当时任宰相，和文穆公一同在二府任职。五年后文正公罢职，文穆公便接替他做了宰相。李文定公在景德二年中进士，天禧元年任参知政事，三年后任宰相，距离中进士也才十六年。他中进士时，寇莱公已经是宰相，冯魏公已经是参知政事。后来文定公也接替莱公做宰相，而魏公仍任枢密使。此后王文正公在咸平五年中进士，大中祥符九年任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任宰相，距离中进士二十一年。他中进士时，冯魏公任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任参知政事；王文正公后来也接替魏公做宰相，而冀公当时刚从江宁再次入朝，任首相。从此以后便没有再能继承这种情形的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按照旧例，外任官被授予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等，必须先给在尚书省任职的官员写信，叙说同僚之间的情谊，然后专门派人带着钱、酒、珍贵食品，到馆中设盛大宴会，宴请同僚，请长官主持，以代替入馆致礼的宴会。所费随个人财力厚薄而不同，甚至有花费数百千的。若是在京师被授予馆职，就在馆中办理上任，宴会也照此办理。自崇宁以来，外任官被授予馆职的人逐渐增多，这种礼节也渐渐废弃。宣和以后，即使书局官也列入馆职，达到一百多人，于是这种礼节便完全废止，不再讲行。崇宁初年，许天启从陕西漕司应对后被授予直秘阁，按照旧例到馆中办理上任；他带着漕司的车马仪仗传呼引导到道山堂，却没有一个馆职官吏出来接见。馆职官员也各自待在值舍中，彼此根本不相认识。许天启等了很久，索取马匹离开，人们把这件事传为笑谈。本朝初年，知制诰必须召来考试后才授官，这是唐朝的旧例。欧阳文忠记载，不经考试便授予知制诰的只有三人：陈文惠、杨文公和文忠本人，这属于特殊礼制。从此以后，继承这种做法的只有元▯年间的苏子瞻一人。近来的惯例是，凡由起居舍人授为中书舍人的，都不再考试。大概起居舍人遇到中书舍人职位空缺，或者中书舍人在休假时，往往代行起草诏令，已经算是考过了，所以不再考试，遂成为旧例。尚书省和枢密院的札子，格式制度各不相同。尚书省札子中，年月日由宰相从上面先写；如果有次相，就再写一遍，共占一行；左右丞则在下面分开书写，另占两行，大概是因为上面的位置更为尊重。枢密院札子中，知院从下面先署名，同知依次署名，再在上面重写一遍。签书也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下面的位置更为尊重，但不另占一行。唐代的诰敕中，宰相如果是复姓，都不写姓；只有单名的人才写姓，大概认为宰相是人人都知道的，不必写出姓也能辨认。我所见到的许多告身，大多也是这样。本朝宰相即使是单名也不写姓；其他执政官则要写姓，这是区别于宰相的礼制。宰相兼修国吏，只使用敕，不颁降麻制，世人都说这是从赵韩王以来失误造成的。但韩王最初任宰相时，范鲁公等三位宰相都被罢免，中书省没有人，于是由太宗亲自押署敕书；这样即使是宰相，也只是用敕授官，从未颁降麻制，大概是因为本朝初年的典礼还没有完备。《考异》说：旧时既有诰文，也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时，礼仪院说：皇子的诰敕，请命令阁门送入宫中发给。王元之代王侍郎所作的辞官表说：“恭敬地承蒙圣上慈恩，赐给臣一道官诰、一道敕牒，特授臣参知政事。”陈尧叟由枢密使罢为右仆射时，皇帝命令他的儿子带着诰牒赐给他。司马温公辞去副枢密使的奏文说：“请求收回敕诰。”其他证据还有很多，这里只举出最明显的几条。近世诰和敕不同时使用，难道只应当说本朝初年的宰相也是用敕授官、从未颁降麻制吗？赵韩王拜相时的麻制，见于《实录》。按照旧例，杂学士可以穿金带。熙宁初年，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代理三司使，皇上认为他有才干，下诏赐给他金带。不是学士而获赐金带，从此开始。自从官制施行以后，给事中、中书舍人作为两省属官，都可以参与了解两省事务。起初，中书舍人沿袭旧制，遇到差除有不妥当的，都可以直接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时，则先到执政官那里，禀报讨论其中的异同，然后缴还奏报皇上。韩仪公任给事中时，提出两省的职掌体制应当相同，不应一个可以直接办理，一个却必须先禀报讨论，于是下诏按照中书舍人的办法办理。然而，中书舍人对于中书省事务，在审阅之后都可以通判并署押；给事中却只能在录黄上署名。舒信道任给事中时，又以此进言；王文恭任宰相时，也把这件事明白地告诉皇上。当时神宗说：“制定法令和执行法令不同，职分应当有所区别，给事中不应署写草稿。”于是把这条写入法令，直到现在仍作为定制。祖宗时期，选人初任时接受荐举，起初并不限定必须完成任期考核。景▯年间，柳三变任睦州推官，因为歌词受到人们称赞，到任才一个多月，吕蔚主持州事就推荐了他。郭劝任侍御史时，因而说柳三变脱去布衣到任才刚超过一个月，哪里有什么善政可以称说，却为什么仓促推荐论奏？于是下诏规定州县官员，初任尚未完成考核的不得荐举，后来便成为法令。

译按照旧例，生日赐送礼物的对象，只有亲王、现任执政官和使相，而且也没有在外地任职者另外获赐的情况。元丰年间，王荆公罢相后居住在金陵，被授为使相，但尚未接受任命，官职只做到特进。神宗特意派内侍给他赐礼物，大概是特殊恩典。《考异》说：使相即使在外地，也会获赐礼物。范蜀公所作内制中，有赐给任河阳判官的使相富弼生日礼物的诏令，口宣说：“爱重这个震夙之旦，所以有不同寻常的赏赐。”王荆公在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令规定他的生日依照在外使相的例子取赐。这里说使相没有在外赐物，又说是在元丰年间；又说王荆公居住在金陵，又说他被授使相而未接受、官职只做到特进，这些都不对。荆公在熙宁九年再次罢相，被授使相、判江宁，不久改任集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授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施行，特意改授进阶。天圣以前，各路使者荐举人才没有固定限额，选人只需经过四次考核便可改官。不过当时吏部对选人进行磨勘，每年才几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加为六次考核。知州等官员荐举时，吏部都根据属县多少裁定固定名额。于是到了应当荐举时，常常只把凑足规定名额作为目的，因此人数比以前增加了几倍。治平年间，吏部等待次序、引见的人员达到二百五十多人。贾直孺任中司时，曾说人员冗滥。当时只是下诏告诫朝廷内外，务求得到真正的人才，不必凑满限定的名额，但最终仍不能改革。太祖初年，罢免范鲁公等三位宰相，只任命赵韩王一人为宰相，于是设置两名参知政事作为他的副手，任命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担任。执政官从此开始设置；他们不宣读制书，不掌管印信，不主持朝班，也不参与奏事，只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任宰相十年，后来因为权势太盛，皇帝对他的恩遇渐渐减弱，才下诏让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流掌印、主持朝班、参与奏事，以分割宰相的权力，遂成为旧例。唐朝至德年间起初，宰相分班在政事堂办公，每人掌管十日；贞元以后改为轮日，所以参照采用了这种办法。祖宗时期，对执政官在私宅接待宾客有数量限制，普通官员几乎不能再进去。自从王荆公想广泛收罗人才以后，便不论品秩高低都可以进谒；然而从此也不免有借机请托求取的私事。进见的人既不敢公开坐下说明自己的请求，往往在送客时把他们排列在廊庑下，依次留下，陈述事情后退出，后来遂成为风气。执政官每天接待宾客，到休息日便都关门不再接待。守门小吏也把牌子挂在门上写道：“假日不见客。”按照旧例，拜见执政官都穿靴而不出笏；但宾客在候见处互相作揖时，却都使用笏。京师士人因此说：厅堂上不说话，廊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非假日才见客；堂上不出笏，候客处却出笏，把这些称为“三扌幻”。祖宗旧例是，宰相离职，通常授予原有官职；稍微优厚一些的，就升一等，或者改授东宫“三少”之职。只有赵韩王因为是开国旧臣，并且任宰相十年，所以以使相身份罢职，大概属于特殊恩典。从此直到太宗、真宗时期，都没有改变旧制。天圣初年，冯魏公因病辞去宰相之位，才开始授为武胜军节度使。宰相离职后建立旌节，从魏公开始。明道末年，吕申公罢相，仁宗对他的眷顾很深，才再次加授使相。大概自韩公以来，申公才是继承此例的人。后来王文惠、陈文惠罢相时，接连都被授予此职，于是成为定例。宰相罢职后授使相，从申公开始。景▯末年，王沂公罢相，被授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罢职后授职名，从沂公开始。到皇▯年间，贾文元罢相，被授观文殿大学士，从此便成为定例。大概自此以后，不是因降黜而罢职的宰相，都建立旌节；或者授使相作为优厚恩典，或加授职名成为通常做法，直到现在仍未改变。真宗景德年间，设置资政殿大学士后，授予王冀公，班次在翰林承旨之上，当时认为是特别的宠遇。祥符初年，向文简公以曾任宰相的身份再次入朝，任东京留守，又加授这一职务。从此直到天圣末年二十多年间，没有再授予别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任河阳知州，被召回朝，才又授予此职。景▯四年，王沂公罢相后又被授予此职，三十年间共授予三人，而且都是前任宰相。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对他眷顾深厚，于是加授此职。自王冀公以后，不是宰相而被授予此职的，只有宣献公一人。当时谢希深起草制书，说：“全国最为资深显望的职位，现在才有五人。儒者兼有文翰的光华，您又增加了九种职任。”当时很受称赞。宣献公曾历任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两次任翰林学士，三次任侍读学士，之后才授资政殿大学士，到此合计为九职。学士院的旧制是，侍郎以上官员辞免、除授、赐诏，都把奏章留在中书省；尚书省只略具事情原由，下札子送到学士院，让学士院起草诏书而已。自执政官以上直到节度使、使相，则使用批答。批答的制度不再经过中书省，而是由宫中直接封好所上的奏章，送交学士院。如今下达批答表，学士院便另取纸张接在奏章后面书写批辞，把批辞和奏章一同赐下，这就是不同之处。由于批辞同奏章相连，后来书写省表中“具之”二字时必须写得很长。写表时，在字旁加一撇，使它贯通奏章所写官阶的上方，称为“抹阶”。如果说这表示不再使用旧官衔的意思，这种说法相沿已久，却不知道始于何时。龙武、羽林、神武各分为左右两军，这就是所谓六军。每军设统军，但没有上将军。大概这是唐代贞元时期的制度，用来比照六部尚书，供藩镇罢任回朝后没有职事、只奉朝请的人任用，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咸平初年，楚王元佐加官时，有关官署误授为左羽林上将军，后来便成为惯例。治平三年，才下诏规定今后六军加官不得授上将军，这是为了纠正以前的错误。天策上将是唐代的官号。当初太宗击败王世充、窦建德，高祖认为他的功劳太大，原有官号不足以称许，于是加授这一名号，位次在三公之上，并设置官府；唐朝一代始终没有再授予别人。梁朝改称天策上将军，用来授予马殷，也设置官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长期患病，因皇兄的恩宠，所以采纳唐代旧典授予他这一官号，官衔列在功臣之上，但不设置官府。后来荆王元俨去世，便把这一官号作为赠官授予他。《考异》说：唐太宗即位为皇太子后，就废除了天策府，因此本来不应当再有天策府的属官。

译唐代的宗正卿，都由皇族担任。本朝沿袭唐代旧例，但只任命同姓宗室。庆历初年，开始设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任知大宗正事。此后相承，都是由宗室担任长官。治平元年，英宗因为宗室人数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命令增设一名同知大宗正事，也任命怀州团练使宗惠担任，直到现在仍作为旧例。熙宁三年，又设置两名丞，改由外官担任。继照堂，是宋真宗任开封府尹时射箭的厅堂。祥符二年，因皇帝亲临而赐名为资善堂，是仁宗学习的地方。祥符八年设置此堂，原来在元符观南面；天禧初年，迁到今天御厨的北面。本朝宰相和执政官，从来没有兼任东宫职事的。天禧末年，仁宗刚被立为皇太子，于是命宰相丁谓、冯拯兼任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任少保；又任命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都兼任宾客，这是此前没有过的。丁谓等于是请求师傅十天到资善堂一次，宾客以下的官员则隔日轮流陪侍讲读，皇帝同意了。本朝把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为三馆，都设在崇文院内。实际上并没有另外的馆舍，只是各自把藏书放在廊庑之间罢了。直馆、直院称为“馆职”，由其他官职兼任的称为“贴职”。元丰以前，凡是状元和制科中选者，任职一届期满后，就各试诗、赋一篇，合格后进入馆职；否则便由大臣推荐并经考试，这叫“入馆”。官制实行以后，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在其中建造秘阁，从少监到正字都列为职事官，取消直馆、直院的名目，但书库仍然保留，只把直秘阁作为“贴职”之首。任用这些职位都不考试，只是特意用来作为恩典和待遇罢了。●卷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宫、昭应宫建成，王魏公任首相，朝廷才开始任命他兼任宫观使；宫观设置使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过历来都由现任宰相兼任。天圣七年，吕申公任宰相，当时朝廷崇奉宫观的意愿已经稍有减弱，于是上表请求取消宫观使的名号。从此以后，宰相不再兼任宫观使。康定元年，李若谷被罢免参知政事而留在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任提举会灵观事。宫观设置提举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以后，学士、待制、知制诰都可以担任提举，于是便把它作为优待闲散、不负实际事务的官职。熙宁初年，先帝担心各地士大夫中年老的人很多，既衰疲老迈又不能委以重任，罢免他们会损伤恩义，留下他们又会使他们玩忽政事，于是仍沿用旧有的宫观名目，并增加杭州洞霄宫和五岳庙等处，又仿照西京崇福宫设置管勾官或提举官，由资序相当的知州充任，不再限制员额，所以人人都可以借此得到方便。本朝接待契丹使者，按惯例任用尚书、学士。元丰初年，高丽入朝进贡，任用毕仲衍担任馆伴。仲衍当时是中书舍人，后来便成为成例。这是因为把他作为陪臣来对待，礼遇比契丹低一等。契丹使者住在都亭驿，往来的使者称为“国信使”。高丽使者住在同文馆，不称“国信使”，其恩赏待遇和礼仪制度也都低于契丹。大观年间，我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初次被派任馆伴，尚未到任便升为学士，执政大臣拟改派他人，皇上仍命我担任。此后王将明等人都以学士身份担任高丽馆伴，并且把使者提升为“国信使”，一切礼遇都依照契丹。当时朝廷正在经营朔方，依靠高丽作为援助。建炎三年，我在扬州，又入朝任学士；高丽从海州来朝，于是又派我担任馆伴。我因此上奏建议说：高丽由学士担任馆伴，出于一时的任命；后来又提升为“国信使”，也是宣和年间有人有意这样做的。如今要向四方夷狄树立风范，就应当向他们显示应有的礼制，应该纠正前一天偶然造成的错误，完全遵循旧制。因此我以有病为由请求改命其他官员。于是改派张遵明以中书舍人身份担任馆伴，取消“国信使”称号，一律采用元丰旧有礼仪，这都是由于我的请求。唐代的翰林院在银台北面。乾封以后，刘▯之、元万顷等人有时奉召在这里起草诏制，因此称为“北门学士”。如今学士院在枢密院后面，和枢密院前后相依，不能朝南，所以把西廊朝西的一面作为学士院的正门；后门朝北，正对集英殿，于是门上题名为“北门”。两省和枢密院都没有后门，只有学士院有后门。学士们退朝后进入学士院，以及宫中传出诏命时，往来都走这道门，而从正门出入的人很少。这不只是为了办事方便，也是为了保存旧有成例。唐代的翰林院，本来是宫内供奉各种技艺人才杂居的地方，后来让文学之臣在其中侍奉、书写诏书，也只是各种技艺中的一种罢了。开元以前，还没有“学士”的称号，有的称“翰林待诏”，有的称“翰林供奉”，例如李太白仍然称为“供奉”。自张▯自担任学士以后，才在翰林院南面另建学士院，于是与翰林院分成两个机构，但仍沿用翰林的名称。这是因为唐代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所以这里特意用“翰林”来区别。后来“翰林”便成为官名，一直到现在也不能更改。不过，院名至今只称“学士”，而不在前面冠以“翰林”，这也是自唐代以来沿袭的旧制。在紫宸殿、垂拱殿举行常朝时，侍从官在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则在第二重隔门下马，然后从主廊步行进入殿门，随从一律不许跟随，即使宰相也要自己拿着笏板进入。幕次排列在外殿门内东西两庑，只有中丞在殿门后稍偏西、面向西北，坐在一把交椅上，这是表示独坐的意思。皇帝就座后，阁门吏从下面开始，依次在幕次帘前报告班次已经到齐；两省的舍人以上官员相继进入，分东西站立在内殿门外、阁门以内，面向南方。各司官员完成起居礼后，阁门吏又从上面开始传呼。尚书、侍郎以下依次作揖进入，东西相对，面对面站在殿庭下，然后宰执从幕次直接进入自己的位置，站定后，阁门吏再次引导他们面向北方。起居礼结束后，宰执登殿，尚书以下按各自班次依次跟随，前后相接，随着皇帝转身而出，这叫“卷班”。遇到下雨，就立即传旨，让百官在殿门下行拜礼，这叫“笼门”。在崇政殿则在东廊下行拜礼。太宗时，张宏由枢密副使出任御史中丞；真宗时，李惟清由同知枢密院出任御史中丞，大概是因为重视谏诤和监察之责。仁宗时，也常任命以前的执政大臣担任此职，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都是这样。自嘉▯以后直到现在，再没有这样任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