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狄武襄相貌奇异雄伟，起初隶属于拱圣军籍，任延州指挥使。范文正一见到他，就知道他后来必定会成为名将，便把《左氏春秋》授给他。狄武襄于是改变志向，刻苦读书，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间用兵成败的事，全都融会贯通，仿佛掌握在手中。他与尹师鲁尤其友善。尹师鲁和他谈论兵法，始终不能使他屈服。他接连建立战功，很快升到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听说他的名声，想召见他，恰逢敌寇攻入平凉，便下诏绘制他的画像进呈，于是天下人才开始震惊而敬畏仰慕他。神宗刚即位，有意经营西、北两边。有一天，宫中忽然拿出御制祭文，派使者祭扫他的墓，想借此感动将士。有人说，这是滕元发的文辞。狄武襄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出兵讨伐侬智高，改任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军队返回后，恢复原职，大概是不愿意以本官身份出任外使。比如嘉祐末年，韩魏公优待郭逵，才开始让他兼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因此熙宁初年，王乐道议论魏公任用郭逵的事情，说这是按照周太祖的旧例任命郭逵；大概郭威确实是由此而发生变化的。魏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来以宣徽使身份判延州。这里说是嘉祐末年，又说郭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都不对。王乐道议论韩魏公任用郭逵的事情，在治平四年；这里说是熙宁初年，也不对。贾文元起初以晋陵县主簿的身份任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任判监。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正值各学官会集，每人讲解一部经书。退下以后，贾文元拜见孙宣公，过了很久孙宣公还没有出来。孙宣公便让人拿着《唐书》中《路隋传》《韦处厚传》给他阅读，贾文元完全不能理解。过了一会儿孙宣公出来，说：“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看这两篇传记吗？”贾文元说：“不知道。”孙宣公说：“你讲书有师法，将来应当凭经术进身，像这两位一样，务必自爱。”后来孙宣公辞去讲筵、请求退休，就推荐贾文元代替自己，当时贾文元的官位还不显达。不久，仁宗最终特意创设崇政殿说书一职来任命他。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是从贾文元开始的。庆历年间，契丹派萧英、刘六符前来，要求取得关南、关北的土地，朝廷为此忧虑。王武恭镇守定州，敌人秘密派人前来侦察。官吏抓住了侦察者，副将们都请求将他斩首示众，王武恭却特意不追究。第二天，他出城到近郊打猎，号称有三十万人，亲自拿着鼓槌击鼓给众人看，下令说：“准备好粮食，看到大将军的旗帜指向哪里，就立即奔驰前往；敢于落后的斩首。”侦察者回去后，暗中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契丹人，契丹人怀疑汉兵将要深入进攻，无不恐惧。仁宗急忙派使者询问计策，王武恭回答说：“咸平、景德年间，边兵二十多万人全都驻扎在定武，不能分兵扼守要害，所以敌人得以越过边境，直犯澶渊。而且当时把阵图赐给各位将领，人人谨守阵图，不敢自行制定方略，遇到缓急又不能相互援助，往往因此失败。现在希望不要再赐给他们阵图，只选择将领，让他们能够应对变化、出奇制胜，自行建立不同寻常的功业，这样就没有不能成功的。”仁宗认为他说得对。晏元献公喜欢推举引荐士人，前代诸公中数第一。他任枢密府官员时，范文正公刚由常调官员被推荐为秘阁校勘。后来晏元献做了宰相，范公入朝拜为参知政事，于是和他成为同列。孔道辅地位低微时，也曾受到晏元献的推荐。后来晏元献再次任御史中丞，又入枢密府任职，孔道辅实际上接替了他的职位。富韩公是晏元献的女婿。吕申公推荐富韩公出使契丹答聘时，晏元献正任枢密府官员，也随即推荐他，并不以此为嫌。苏子容撰写谥议，把晏元献比作胡广，并说他与陈蕃合称三司；又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北伐。王武恭公由枢密使被贬为知随州，这是孔道辅弹劾他的结果。孔道辅死后，有人告诉王武恭：“害死您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王武恭神色凄然，叹息说：“可惜！朝廷又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大臣。”文潞公受到唐质肃的攻击，被罢去宰相职务，唐质肃也因这件事被贬到岭外。至和年间，唐质肃逐渐得到牵复，任江东转运使。适逢文潞公重新入朝任宰相，便说：“唐某弹劾我的奏疏确实多有说中的地方，我当初被贬已经很重了，但他长期没有得到显著升迁，希望能够重新召回他。”仁宗不愿这样做，只下令给他升官，授任河东。夏文庄、韩魏公都由枢密副使升任三司使。汉代选拔贤良，自董仲舒以来，都是答策三道。文帝二年，答策者有百人，晁错名列高等；武帝元光五年，答策者也有百人，公孙弘列为第一。当时还没有黜退落选的办法，答策者都被选用，只是等次有高有低罢了。到唐代才答策一道，并有中选与不中选之分，然而录取的人数比现在多。建中年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年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再往下如贞元年间，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有十八人。元和年间牛僧孺等、长庆年间庞严等，最少也都有十四人。大概从后周起，在礼部加试策论三道，每道以三千字为标准；本朝又加试六论，有时在秘阁考试，合格以后再参加御试，所以能够录取人才颇为困难，但所选的人既然精当，士人中以不合格而滥进的就很少了。《考异》：文帝十五年考策晁错等，并不是二年。贤良对策见于《汉书》的，只有董仲舒答策三道，其余都是一道。这里说自董仲舒以来都答策三道，不知依据是什么？“百人”都应当说成“百余人”。《仲舒传》和《严助传》也都说是百余人。苏子容参加礼部试，写了一篇题为“历者，天地之大纪”的赋，成为本场第一名。考中进士后，他便留心研究历法。元丰年间，他出使契丹，恰好遇到冬至，契丹的历法比宋历早一天，便催促使者入朝祝贺。契丹人不禁止学习天文术数，往往都很精通。实际上契丹历法是正确的，但宋朝在形势上不能采用。苏子容于是泛泛论述历法之学，引证详尽广博，契丹人没有谁能够测知他的真实意图，无不惊异倾听。他随即慢慢说道：“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不过是累积的时刻差了一刻罢了。以半夜的子时来论，多一刻就是今天，少一刻就是明天，这大概只是多差了一刻。”契丹人不能立即驳倒他。苏子容回国后把此事上奏，神宗大为高兴，随即问：“两种历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苏子容于是如实回答，太史们都因此获罪受罚。到元祐初年，朝廷于是命苏子容重新修造浑仪，制作精巧，全都超过前代。他把这门学问大略传授给冬官正袁惟几，而创制规模的人是吏部史张士廉。张士廉有巧妙的构思，苏子容当时任侍郎，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张士廉总能制作出来，所以特别精密。金人攻陷京师后，毁坏合台，取走浑仪。如今这套方法，苏氏子孙也没有传下来。

译元昊叛乱，议论的人争相说应当用兵讨伐叛乱，即使韩魏公也极力主张这一说法。然而官军接连三次大败：第一次围攻延州，在三川口擒获刘平、石元孙，是康定元年。第二年，在好水川击败任福，任福战死，是庆历元年。又过一年，敌寇进攻镇戎军，在定州寨击败葛怀敏，擒获葛怀敏，丧失的军队总数都不下十余万。期间只有任福袭击白豹城，能够攻破元昊的四十一族。范文正想极力坚持防守的策略，用长期经营来困住敌人，不求迅速成功。因此虽没有大胜，也没有大败。神宗天性极其孝顺，侍奉慈圣光献太后尤其谨慎。太后升遐的当晚，王禹玉任宰相，入宫慰问，握着太后的手号哭悲恸，便被引到入殓的地方，揭开帷帐看太后的遗容，左右侍从都感动得悲痛欲绝。将要入殓时，又召侍臣观看放入梓宫的物品，亲手举起一只玉碗和一件玉弦，说：“这是太后平常使用的东西。”说着又悲恸得几乎跌倒。王禹玉写挽辞说：“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说：“冰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这些都是真实记载。庆历二年，富郑公主管谏院，吕申公、章郇公主持国政。当时西部战事正兴起，富郑公极力论说宰相应当同时掌管枢密院的事务，二公于是都加授判枢密院。后来认为判枢密院的职权太重，改为兼任枢密使。庆历五年，二公罢职，贾文元、陈恭公接任宰相后，于是也罢去兼任枢密使的职务。（考：这一条已经见于第八卷，此处是重复出现。） 韩康公通过发解试，礼部试和殿试都列为第三名。后来他任执政，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到拜为宰相，以及第二次任宰相，四次升迁都在熙宁年间，这是前代名臣从未有过的事。苏子容写挽辞说：“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因晏元献推荐而进入馆阁，终身以门生身份侍奉他，后来即使名位与晏公相当，也不敢稍有改变。庆历末年，晏公镇守宛丘，范文正前往南阳，路过那里，特意留下欢饮了几天。他写给晏公的门状，仍然都自称门生。将要分别时，他写诗叙述深厚情意，投给晏元献后离去。其中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的句子，听到的人无不赞叹佩服。王禹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翰林学士。他家从太平兴国到元丰的十次科举榜单中，都有人考中进士。熙宁初年，在叶尚书祖洽榜的闻喜宴上，他和范景仁的诗作相和，其中说：“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这种事情是其他人家所没有的。范文正公起初因为进献《百官图》讥刺抨击吕申公，获罪被贬为饶州。梅圣俞当时任职于旁郡，写《灵乌赋》寄给他，其中所谓“事情将要出现征兆时献上忠言，人们反而说你带来许多凶祸”，大概是替范公写的。因此范公也写赋答复他，其中说：“了解我的人说这是吉祥的先兆，不了解我的人说这是凶祸之类。”等到范公主持政务，梅圣俞长期困顿，心想范公一定会援引自己，但范公冷淡漠然，并无此意，所推荐的却是孙明复、李泰伯。梅圣俞因此有怨言，于是写《灵乌后赋》责备他。大意说：“我过去怜悯你的忠心，写赋来吊慰你；如今主人使你的食物丰足、使你的巢安稳，而你却不再啄叛臣的眼睛，不再窥伺赃垒的动静，反而憎恨鸿雁和喜鹊不亲近你，喜爱前来依附的燕雀。”意思是说范公任西部统帅却没有取得成功。世人很认为梅圣俞心胸狭窄。太宗时，陈文忠公在廷试中考取第一，曾会考取第二，两人都授任光禄寺丞、直史馆；曾会接着升为殿中丞，知宣州，并获赐绯衣、银鱼，这是前所未有的待遇。治平初年，彭器资在谅暗榜中也考取进士第一，于是连续任职官十年，之后才改任太子中允。大概彭器资从未向当权者求取照顾，任期届满回京时，多是亲自到吏部参加铨选，但最终也因此出名。做官升迁有迟有速，确实不足以据此比较。元厚之年轻时以文章自负，多次带着贽见之礼拜访欧阳文忠，最终却没有得到录用。因此在嘉祐初年、治平年间，虽然任从官，却多次担任监司、帅守。熙宁初年，荆公主持国政，唯独了解他，才推荐他任知制诰，神宗仍然没有认为他合适。适逢广西侬智高事件之后，又传说溪峒有警报，朝廷选拔能够经略边事的人，于是从南京调任他知广州。到任以后，边境的事情原来只是误传，他的《谢上表》说：“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大概用的是泽潞《李文饶传》和《丙吉传》中的典故。神宗读到后，大为称赞，后来便从荆南召他任翰林学士。元祐初年，魏王的丧事正在停柩待葬。秋季宴饮时，太常议论说，天子可以不服期服，因此不妨举行宴饮。苏子瞻任翰林学士，应当撰写致语。他上疏援引荀盈尚未下葬时，晋平公饮酒作乐，膳宰屠蒯认为不对；又援引周穆后下葬、除去丧服后，周景王设宴招待宾客，叔向对此加以议论。苏子瞻认为，如果不服期服就可以宴饮作乐，那么晋平公、周景王为什么会被认为不对？我认为，天子不服期服，是说不穿丧服。不穿丧服，就不必停止音乐，太常的议论是对的。如果认为感情上有所不忍，那么像屠蒯、叔向所说的那样，特意停止音乐即可，不应再拿‘不服期服’来立论。比如富郑公的母亲停柩待葬时，仁宗特意停止春宴，叔父难道还会比宰相的母亲更受重视吗？可惜，苏子瞻不知道可以这样处理。《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记载，晋国荀盈出使齐国，死在虚戈阳，灵柩停放在绛。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斟酒给乐工，说：“你们只是供君王娱乐，将要掌管他的听觉。日辰在子、卯，称为疾日，君王应当停止宴饮作乐，学习的人应当停止学业，这是因为忌讳疾病。君王的卿佐称为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大？你们没有听到这些却仍然奏乐，是耳不聪。”平公听后高兴，停止了音乐。又按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国荀跞到周国参加穆后葬礼。穆后下葬后，周景王除去丧服，设宴招待宾客，叔向讥讽他，说这是“以忧为乐”。晋平公对于荀盈的丧事，（考：这里以下恐怕有脱文。）仁宗因为宰臣张知白的丧事特意停止社宴，作为类比尤其恰当。苏子瞻所上奏章，正是引用仁宗因宰相富弼的母亲停柩待葬而停止春宴的事，而且说魏王的亲属与富弼的母亲相比，亲疏轻重也有差别。这里却说苏子瞻不知道可以这样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治平年间，欧阳永叔罢去参知政事，任知亳州，授观文殿学士；随后赵叔平罢职，任知滁州，也授观文殿学士。后来不是执政而获得这一职名的，王韶是因为边功，王乐道是因为担任宫僚，都是特别恩典。

译《考异》：欧阳永叔罢去政务是在治平四年。在此以前，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胡宿，都曾任前执政，有的刚罢政就授观文殿学士。这里为什么只举欧阳永叔、赵叔平两人呢？按照旧例，馆职都要各试诗、赋一篇。熙宁元年，召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考试，才开始改为各试策论一道。于是首次考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这一论题，设问“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日”这一策题。吕宝臣任枢密使时，神宗想任用晦叔为中丞，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嫌疑，于是召苏子容到曾鲁公府第起草制书。制书中说：“只是因为一家中有多人位列公卿，三朝担任侍从，早就想让你进入近臣之列任用，却还顾虑当权者有所避嫌；何况朕正以至公之心对待群臣，不怀疑下面的臣子，难道会因为兄弟一起任职，就废弃朝廷擢用人才吗？何况在仁祖时期，已经改革了亲属相避的制度。台端的任命，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你的。”这完全表达了皇上的意旨。晦叔已经辞谢，皇上又命中使押送他赴御史台。行礼接受任命时，公弼也辞去职位，但皇上没有答应。神宗既没有任用潞公为宰相，却任用陈▯叔为宰相，于是下诏让陈▯叔的班次排在潞公之下。潞公推辞说：“本朝从没有枢密使位居宰相之上的，只有曹利用曾经排在王曾、张知白之前。我忝列文臣，不敢扰乱官制。”他长久地极力推辞，神宗不听，于是便让陈▯叔排在他上面。不久，阁门官说：“按旧制，宰相位次压在亲王之上，亲王又压在使相之上。如今彦博先升到上面，那么遇到大朝会时，亲王一同入朝，也应当让他的班次排在亲王之上。”潞公再次推辞，神宗这才允许陈▯叔排在他之下。按旧例，三院御史议论政事，都要先向中书省申报，得到札子以后，才开始入对。谏官却不是这样。熙宁初年，才开始下诏依照谏官的事例，允许他们直接发牒给阁门请求入对。熙宁三年，制科考试经过阁门时，孔文仲列第一，吕陶也在录取之中。举行殿试后，孔文仲陈述当时的弊病，言辞最为切直，吕陶则稍逊于他。宋敏求、蒲宗孟初次评定孔文仲的试卷，列为第三等；王禹玉、陈睦复核评定，列为第四等。王荆公看到后，愤怒而不高兴，批示说：“黜退孔文仲，命令他赶快发遣回本任；吕陶升一等，授予堂除差遣。”从此便废除了这项科举。按旧例，南省奏名第一的人，在殿试唱名时如果过了三名还没有被唱到，就一定会越过众人，高声申明自己的姓名；即使考校名次在后列，也一定能够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都是因此升入第一甲的。只有范景仁躲避而不肯自己说，同行的人多次催促他，他都不回应，直到唱到第十九人时才轮到他；他慢慢出来拜受诏命，然后退下，当时的人都已经佩服他的沉静谦退。从此以后，廷试中本应自陈的人，大多仰慕并效法他。近些年科举中应当升等的人，名目并不一致，有司都预先编排次序，唱名后立即照此办理，这种风气于是消失了。王沂公当初参加殿试时，本来就已经有很大的声名。李文靖公李沆任宰相，正好要为女儿求婿，便对夫人说：“我找到女婿了。”于是说出王沂公的姓名：“这个人这次考不上，日后也一定会成为公辅。”当时吕文穆公家也想同王沂公结亲。王沂公听到李文靖公的话，说：“李公了解我。”于是接受了李氏的婚事，唱名时果然中了第一名。晏元献公曾经托范文正公为他选择女婿。过了很久，范文正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是富高，另一人是张为善。晏公问：“两人谁更好？”范文正公说：“富君的器量和才业尤其远大。”于是便娶了富高，就是后来所称的富公，当时他还没有改名。由宰相家得到宰相家的女婿，士大夫都把这看作太平盛世的盛事。张为善的旧名是安道。张文节公起初任龙图阁待制时，请求兼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监清闲而没有什么职事，知白难道不是更适合处理繁杂事务，只是想让自己清闲方便吗？”王魏公回答说：“知白学识广博，通晓民政，只是他一向操守清白，又不热衷于求取进用，所以才这样。”皇上说：“如果这样，正适合担任中执法。”于是任命他以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皇上用人就是这样。景德、天禧年间，名臣之所以多，正是这个缘故。神宗曾问经筵官：“《周官》所说的‘前朝后市’是什么意思？”黄右丞黄履当时任侍讲，用王氏的新说回答。他说：朝是阳的事务，所以在前；市是阴的事务，所以在后。皇上说：“也不只是这个意思。朝是君子聚集的地方，市是小人居处的地方，表示面向君子、背向小人。”诸位大臣听后都肃然起敬。哲宗刚即位时，契丹吊唁的使者入朝拜见。蔡持正认为契丹大使的服饰与朝廷中的人不同，而皇上年纪还小，担心他突然在殿上看见会害怕，便在前一天奏事完毕后，从容地说明使者的仪表，请皇上不要觉得奇怪；他反复说了几十遍，皇上都没有回答。等他说完，皇上才说：“他也是人，怕他做什么？”蔡持正肃然退出。司马温公和吕申公一向友善，在朝廷中遇到事情，往往多以对方为取法的榜样。温公自行担任修起居注，经过召试任知制诰；申公也从外地同时被召。温公已经参加考试，申公却极力推辞而没有到任，朝廷改授他为天章阁待制。温公非常后悔，自认为比不上他。任命下达后，他一共上了九道奏章辞谢，不肯接受任命，并拿申公来与自己相比，说：“臣和公著一同被召，公著坚决推辞而获准，而臣却独自接受职任，这是公著廉洁谦让，而臣没有羞耻之心。”朝廷察知他的诚意，于是也授他为天章阁待制。《考异》说：温公和申公相互友善，所谓“在朝廷中遇到事情，往往多以对方为取法的榜样”，并不是这样。温公辞谢修起居注时说：王安石差遣臣修起居注，臣竭力陈述申诉，上了七八道奏章，后来朝廷才答应了；臣于是追悔痛恨，先前并不是朝廷不答应，而是臣请求得不坚决。如果臣的才能能赶得上安石一二分，那么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会接受而不推辞。如今臣自己反省，实在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同他一起被选拔提升，并肩前进，难道不是玷污朝廷的举用，使士大夫感到羞耻吗？他辞谢知制诰时说：臣私下听说，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而没有到任，朝廷已经授公著为天章阁待制，臣这才开始后悔痛恨，等等。辞谢修起居注时引用荆公，辞谢知制诰时引用申公，分别是当时的两件事，并不是以他们为取法的榜样。

译政和末年，李彦章任御史，说士大夫大多作诗，有害于经术；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都遭到弹劾斥责。皇帝下诏送交敕局制定法律。何丞相何执中任提举官，于是规定命官传习诗赋，杖责一百。这一年莫俦考中进士第一名，皇上没有赐诗，却赐给他箴文。不久，知枢密院吴居厚因喜降瑞雪，在御筵上进献诗作，称作“口号”。从此皇上的诗作屡屡出现，士大夫也不再遵守禁令。有人问何执中当初立法的用意，何执中无法回答，便说：“不是针对现在的诗，而是针对旧日科场上的诗。” ●卷十 苏魏公任宰相时，因为争论贾易复官一事，坚持不决。御史杨畏弹劾苏公故意拖延诏令，苏公立即上马请求退职，请求致仕。吕微仲对苏公说：“可以面见皇上为自己辩解，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去？”苏公说：“宰相一旦有人提出非议，就已经不合乎众望了，怎么还可以再去辩论曲直？”宣仁太后极力挽留他，他不接受，于是罢去宰相，任集禧观使。自熙宁以来，宰相没有退位后仍留在京师的，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绍圣初年，朝廷追究元祐党人，凡是曾任宰执的无不因罪被贬，只有子容一人独自免罪。熙宁以前，台官按例很少被贬谪，偶尔有被责罚而调往外地的，大多是平调，不久又被召回。因此台官任职将要离任时，对政务更加谨慎；无论是治理政事、推行政令，还是安排家事，都没有不尽力的。近些年台官的进退已经很快，被贬责后又召回的没有几个，但官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唯独仍不敢懈怠。开封官治理事务大致同外州一样，督察、考核、弹劾举发都一定依法处理，往往还加以鞭笞责罚。因此开封府官员被罢免后，属吏大多甩手不管，甚至欺侮他们。当时有句话说：“对御史台要孝顺，对开封府要忤逆。” 范鲁公与王溥、魏仁浦在同一天被罢去宰相职务，使用的是同一篇制书。制书的措辞说：有的因为疾病，尚未痊愈；有的因为辛劳，值得眷顾。当时南郊祭祀已经结束，范质、王溥都两次上表请求退职；魏仁浦因患病请假在家，请求退休，所以制书这样说。王冀公被罢去参知政事后，真宗对他的眷顾之意仍未减退，特意设置资政殿学士一职来任命他。当时寇莱公想压低他的班次，于是规定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冀公申诉说，自己没有罪过，反而降低了班次；因此又改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班次排在枢密副使之下。从此以后，不是曾任宰执的人，便不再授任此职。元丰年间，韩持国、陈荐并非执政，却被授予此职，大概是对官僚的特殊恩典。王荆公在金陵时，神宗曾派内侍凌文炳传达诏令，前往慰问，并赐给他黄金二百。王荆公面向宫阙拜谢，跪拜完毕后对凌文炳说：“安石闲居，没有什么用处。”随即在庭院下打开封袋，回头对使臣说：“送到蒋山常住，用来置办田产，为皇上祝祷延长圣寿。” 王元之一向不喜欢释氏，起初任知制诰时，声名震动一时。丁晋公、孙何都在他门下交游，王元之也极力为他们宣扬声誉，因此众人多对他侧目。有人伪造王元之的《请汰释氏疏》和《何无佛论》，不久便发生了商、洛之贬。欧阳文忠公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被召回。欧阳公曾经痛恨士大夫同权贵近臣交往，到这时也有人伪造他的《乞罢斥宦官章》传播，于是被调出京城任同州知州。恰好有人辨明这是诬陷，他才又被留下。绍圣年间，常朝起居时，章子厚负责押班。一天，忽然少拜了一拜，便匆忙登殿；在朝廷上的侍从起初都没有察觉，看到丞相进来才停下。蔡鲁公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唯独慢慢补足一拜后退下，当时的人认为他这样合乎礼仪。大观年间，蔡鲁公请假在家，张宾志负责押班，忽然多拜了一拜。我当时任学士，刘德初、薛肇明都是尚书，班次相近，我察觉这是错误，便告诉了他们二人。二人说：“不是错误，应当拜。”我也只好跟着他们拜。阁门官弹劾我们失仪，大家都被免罪释放。章子厚后来对人说：那天有边境奏报，其中有个蕃官叫威明阿密，应当进呈，自己偶然忘了；想起这件事后，又忘了拜的次数。至于我，虽然察觉有错，但起初也没有特别留意记住拜了几次，听到二人的话后，也跟着疑惑起来。由此才知道，朝见皇帝时应当一心一意竭尽恭敬，不可夹杂其他念头。李孝寿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举子受到仆人的欺凌，非常愤怒，立即把仆人捆起来，写好状子准备送到府中。恰好被同舍的人劝解，过了很久，他的气也平了，于是释放仆人，拿起自己的状子，开玩笑地模仿李孝寿押字，批道：“不必审查案情，判处臀杖二十。”他的仆人对此很怨恨。第二天，仆人便偷走状子跑到府中，说：“秀才每天模仿知府批判状子的样子，私自判人。”李孝寿立即命人把他追回来。仆人到后，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李孝寿恍然对仆人说：“既然这样，秀才所判正与我相同，确实不用审查案情。”于是命属吏拿着那张状子照读一遍，按数目打了仆人二十臀杖。这一年，举子在京城参加省试的有几千人，所有仆人听说此事，都害怕收敛，不敢放肆，当时的人也称赞李孝寿机敏。真宗亲临澶渊时，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兼任郓州知州。敌军已经进入边塞，河北百姓惊慌奔逃，渡过黄河，想要到京东躲避的，每天有几千人；船夫拦阻他们，不能及时渡河。丁晋公听说后，立即从狱中选取几名死囚充当船夫，把他们全都斩首在河边。于是从早到晚都能渡河，不到三天就全部渡完了。渡河以后，他又选取百姓中年轻强壮的人，分别划定地段，让他们各自执持旗帜、在河边鸣金击鼓；夜间则传递更点、发布号令，连续绵延数百里。敌人无法揣测其中的虚实，直到军队撤退，境内始终安宁。张乖崖第二次治理蜀地时，有一天问他的宾客李畋：“外面的百姓对我是否很信任、服从？”李畋说：“相公刚来镇守时，百姓已经服从了，哪里还用等到今天？”张乖崖说：“不是这样。人心很难使其服从，先前还没有做到，这次恐怕也未必；但仅仅这个‘信’字，要五年才能做成。” 刘秘监刘几，字伯寿，为人磊落而有气节，善于饮酒，通晓音律，任保州知州。正值春天，他大规模宴请宾客，饮酒直到半夜，忽然有人报告说外面有士卒谋划叛变。刘几不予理会，反而命人折取花枝，劝坐中宾客全都戴在头上，又继续劝酒，同时暗中派人分头逮捕。不一会儿，谋反者都被擒拿押来。刘几于是尽情饮酒直到天亮，众人都佩服他，称他为“戴花刘使”。刘几本是进士，元丰年间改任文官资序，以中大夫身份致仕，居住在洛中。平时，刘几带着五七名女奴，装载酒和被囊，往来于嵩山、少室山之间。他从不预先确定住处，遇到称心的地方，就解开行囊铺在地上，斟满酒壶痛饮，随即创作新的曲调，自己填词，让女奴们一起歌唱；醉了就躺下，不再离开，即使露天而卧也毫不在意。他曾被召到京师商议大乐，早晨穿朝服赶到官署，晚上却换上布衣皮裘，徒步行走在市肆之间，有时到歌妓、优伶聚集的地方，常常如此，神宗也不责备他。他自己创作的曲调，有《戴花正音集》流传于世，但很少有人能得到并传唱他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