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艺文志考证卷三

译《左氏传》三十卷。汉初从张苍家中发现，文帝时贾谊为它作训诂，传授给赵人贯公。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向西观察周王室，考论史书和旧闻，在鲁国兴起之后编次《春秋》。七十弟子之徒口头接受它的传授，指出其中有讽刺、批评、褒扬、避讳和抑制损减的文辞，不能仅从文字表面看出来。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产生异说，各按自己的意思解释，失去真相，所以根据孔子的史书，详细论述其中的言语，写成《左氏春秋》。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亲自见过孔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弟子之后，他们的传闻与亲见相比，详略自然不同。建平年间，刘歆想要立《左氏》为学官，诸儒排斥他，说《左氏》没有传授《春秋》。”沈氏说：“严氏《春秋》引用《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订《春秋》时，和左丘明乘车到周，向周史官观看书籍；回来后修订《春秋》的经文，丘明为它作传，二者互为表里。’啖氏说：‘《左氏》与二传相比，功力最高，广泛采集各家材料，叙事尤其完备，能使后代大致看见事情的始末，因此可以借此寻求经义，经文也就能够理解。’ 刘氏说：“孔子的时代，鲁国的贤者没有不跟随他学习的，唯独丘明不在弟子名籍中。如果丘明真是接受经文并作传的人，怎么会不在弟子名籍中呢？丘明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经书，笼统地用旧有章法和惯例来贯通史事，充其量只能看见成败而已；其中褒贬的意思，并不是丘明所能完全阐明的，因为他没有接受经学传授。”石林叶氏说：“古代以左史记录言语，以右史记录行动；左氏大概是左史的后代，以官名作为姓氏，因此能够得到这些材料来作传。”东莱吕氏说：“《左氏》在定公、哀公之间记载孔子的事情，都是传闻而且失实，孔子原本不曾登临圣人之门。”《公羊疏》说：“左氏先写在竹帛上，所以汉代称它为古学。”平帝时才开始设置学官；建武年间以李封为博士，后来又废止。肃宗命贾逵选取公羊氏、严氏、颜氏的学生，教授他们《左氏》，并各发给简本和纸本经传一部；虽然没有设立学官，却选拔成绩优异者为讲郎。《说文》引用古文《左氏》中的“无以莤酒”“附娄”“无松柏”“樌渎鬼神”“诸侯敌王所鎎”“诶诶”“岀出”“王室日惷惷焉”“泽之目籞”“不义不防”“癹夷蕴崇之”“楄部荐榦”等字，字形大多不同。” 后汉人谈论《左氏》，以郑兴为祖；又因为贾逵继承父亲的学业，所以形成了“郑贾之学”。《公羊传》十一卷。戴宏序说：“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子平，子平传给子地，子地传给子敢，子敢传给子寿。到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齐人胡毋子都一起，把它著写在竹帛上。”《儒林传》说：“胡毋生担任景帝的博士，和董仲舒同门受业。齐地讲说《春秋》的人，都以他为宗师而侍奉他。公孙弘也曾颇受其传授。”武帝因此尊崇公羊学。何休自称其条例本于胡毋生。刘氏说：“《公羊》不同于二传的主要特点有三点：第一，根据一百二十国的宝书写成；第二，阐明三世；第三，以周为新王、以宋为故国，把《春秋》看作新王之法。这三点都不对。”《隋书·经籍志》说：“《春秋公羊传》十二卷，严彭祖撰。”荀崧说：“《公羊》的文辞和义理清峻秀逸，判断决断明白审慎。”晁氏说：“既然说是一家的传，为什么特意写作‘子公羊子’，难道说的是公羊高吗？又记载鲁子、高子的言辞，这是什么缘故？而且还再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宫子’，这些是公羊高所尊称的老师吗？还是平、地、敢、寿所尊称的老师呢【石林叶氏说：《公羊》《谷梁》从子夏那里受学的说法，出自纬书，所谓‘说显辞’，其言论不见于经典】？” 刘知几《史通》说：“《左氏》的义理有三项长处，二传的义理有五项短处。”吴兢《书目》说：“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 《谷梁传》十一卷。韦贤、夏侯胜说：谷梁子本是鲁地的学派，公羊氏则是齐地的学派。吴兢《书目》说：谷梁子是秦孝公时的人。杨士勋疏说：谷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另一个名字叫赤【颜师古说：名喜】；从子夏那里接受经学，为经书作传。传给孙卿，孙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翁。后来鲁人荣广大擅长《谷梁》，又传给蔡千秋。汉宣帝喜好《谷梁》，提升蔡千秋为郎官，从此《谷梁》流传于世。《隋书·经籍志》说：梁代有《春秋谷梁传》十五卷，汉代谏大夫尹更始撰。刘歆说：孝宣帝时确立《谷梁》学。后汉贾逵兼通五家关于《谷梁》的学说。晁氏说：《谷梁》晚到汉代才出现，因此能够鉴察、参照《左氏》《公羊》的违背错失而加以匡正；其中精深宏远的地方，确实得到子夏所传的学问。左氏的缺失在于专一而放纵，公羊的缺失在于驳杂而拘泥；谷梁掌握典章刑法却不放纵，崇尚信义却不拘泥，有意于践行正道并懂得变通，但仍免不了失于顺随。石林叶氏说：左氏传述事情而不传述义理，所以长于史事，却未必真实，因为它不懂经义；公羊、谷梁传述义理而不传述事情，所以长于经义，但义理未必恰当，因为它们不懂史事。” 又说：谷梁有时记载尸子、沈子的说法，它的来源也不止一处。郑康成说：左氏长于礼，公羊长于讥刺，谷梁长于经义。荀崧认为谷梁文辞清丽，义理简约。啖氏说：三传传述经义，左氏最为缜密；谷梁义旨精深；公羊文辞善辩，只是拘守文字、坚执滞碍，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不接近圣人平易旷达的气度。

译《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七录》说：建武年间，邹氏、夹氏两家都断绝了。王吉能够作邹氏《春秋》。《隋书·经籍志》说：王莽之乱时，邹氏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之学亡佚。范升上奏说：“讲说《春秋》的学派，又有邹氏、夹氏。” 《铎氏微》三篇。太史公说：“铎椒担任楚威王的老师，因为威王不能完整地阅读《春秋》，便选取其中成败的事例，最后编成四十章，写作《铎氏微》。”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传给曾申，曾申传给吴起，吴起传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传给虞卿。”《说苑》说：“魏武侯向吴子询问元年之义，吴子回答：‘说到国君，必须谨慎地对待开始。’问：‘怎样才算谨慎对待开始？’回答：‘端正它。’问：‘怎样端正它？’回答：‘明察智慧。’”吴起学习《春秋》，在这里可以看出。《虞氏微传》二篇。《刘向别录》说：虞卿撰写，共抄录汇编为九卷，传给荀卿，荀卿又传给张苍。《公羊颜氏记》十一篇。颜安乐研究眭孟的《六艺论》说：研究《公羊传》的，有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的弟子是嬴公，嬴公的弟子是眭孟。眭孟的弟子有严彭祖和颜安乐。严彭祖创立严氏之学，颜安乐创立颜氏之学，两人都被立为博士。后汉张霸删减、订定严氏《春秋》，成为二十万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志》记载：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卷。《唐志》记载：《春秋决狱》十卷【《七录》说：《春秋断狱》五卷】。应劭说：董仲舒居家时，朝廷每有政事议论，就派廷尉张汤去询问他的得失，于是董仲舒撰写《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件案例，动辄引用经义来回答。《论衡》说：董仲舒上表阐明《春秋》的义理，并与法律考核参合，二者没有相违背的地方【《太平御览》记载董仲舒判决的两个案件，引用《春秋》说：许止进献药物，夫人归于齐。《通典》记载董仲舒判决疑难案件，引用《春秋》的义理说：父亲应当为儿子隐瞒】。《议奏》三十九篇【即《石渠论》】。《刘更生传》说：起初朝廷设立《谷梁春秋》时，征召刘更生，让他在石渠讲授、讨论《谷梁》以及五经【《礼记正义》引用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在石渠议论的话说】。后汉陈元说：孝宣帝进行石渠论议，于是《谷梁》学派兴盛。《国语》二十一篇。司马迁《传赞》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又汇集不同的记载，编成《国语》。《史通》说：左丘明既为《春秋》作内传，又考察散佚的文献，汇编另外的学说，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分开记载，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称为外传。《国语》是六经的流裔，地位仅次于三传。陆淳认为它与《左传》的文体不相类，确定不是一人所作。太史公说：左丘明失明后，便有了《国语》。石林叶氏说：考察《姓氏谱》，有左氏，也有左丘氏，那么难道不是一家人的说法吗？唐代的啖助、赵匡等人颇为了解这一点，但没有人能够把他们的说法流传下来。宋氏说：自魏、晋以后，书目著录都题作《春秋外传》《国语》，这样看来，《左传》是内传，《国语》是外传，二书相互配合，共同成就宏大的事业。《说文》引用《国语》说：“侊饭不及一食于其心，侙然兵不解。”其中的字多有不同。《世本》十五篇。《周官》说，瞽蒙掌管“世奠系”【注：意思是世世代代确定其世系，即记载在《世本》中。《国语》说：“教给他们世系，以使他们对行动有所恐惧”】；小史掌定世系，辨别昭穆【注：指帝王世系、《世本》一类的书。天子称“帝系”，诸侯称“世本”】。司马迁《传赞》说：《世本》记载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祖先世系及其出身，司马迁采录了《世本》。刘向说：《世本》是古代熟悉古事的史官所记录的，记载黄帝以来帝王、诸侯以及卿大夫的世系、谥号、名号，共十五篇。《隋志》记载：《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另有《世本》二卷，为刘向撰；又有四卷，为宋衷撰。又说：汉初得到《世本》，叙述黄帝以来各祖先世系的出处。《春秋正义》说：现在的《世本》与司马迁所说的不同，《世本》错误很多，不足以凭信。颜之推说：《世本》是左丘明所写【这种说法出自皇甫谧《帝王世纪》】，但其中有燕王喜、汉高祖，这些并不是原书内容【项氏说：古代确立氏时，必须向太史氏报告；春秋末年，知果在太史那里另立族氏为辅氏。后世史官职务废弃，宗法也随之灭亡。郑氏说：夏、商、周三代以前，姓和氏分为两种；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三代以后，姓与氏合为一体。《战国防》三十三篇。刘向《校书录序》说：“中书所藏的本子，名称有的叫《国防》，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脩书》。我刘向认为，这是战国时游说之士为辅佐所游说的国家制定的谋略，应当称为《战国防》【“边”通“编”；蒯通善于作长短之说，主父偃学习长短纵横之术】。《隋志》记载三十四卷，为刘向所录。《唐志》缺少二卷，现今世上流传三十三卷。《史通》说：“其中各篇记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二卷。称为‘防’，大概是因为只作记录而不加编次，所以取‘简’作为名称。”司马迁采录了《战国防》【姚氏校订，共四百八十多条；太史公采录九十多条，其中事迹不同的只有五六条】。《奏事》二十篇【秦代大臣上奏政事，以及刻石于名山的文字】。七国尚未改变古代制度，向君王陈述事情，都称为“上书”。秦朝初年改称“书”为“奏”。秦代刻石有四处：峄山、琅邪、之罘、会稽。《楚汉春秋》九篇。陆贾记载项氏与汉高祖起兵之初以及惠帝、文帝时期的事情【《隋志》记载九卷。《史通》说，晏子、虞卿、吕氏、陆贾所撰的书，篇目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为“春秋”】。司马迁《传赞》说：汉朝兴起，讨伐秦朝，平定天下，有《楚汉春秋》。刘氏说：历代国史这一流派源自《春秋》。刘歆在《七略》中叙述，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的史书都附在《春秋》类中。荀勖分四部时，把《史记》及旧日史事列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载传记、纪史、史传，从此经书与史书分开【洪氏说：陆贾的书记载当时的事情，但所说的多与史书不合，颜师古多次加以辨析，例如高祖的臣子另有绛灌、南宫侯，张耳有淮阴舍人谢公】。太史公《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

译东莱吕氏说：“拿张晏所列出的亡佚篇目来校勘，发现《史记》中有的篇目完整存在，有的只有草稿而尚未完成，并不是全都没有书。第一篇叫《景纪》，这是完整存在的一篇，其中记载的内容偶有班固《汉书》没有的。第二篇叫《武纪》，十篇中只有这一篇亡佚。卫宏《汉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本纪，极力批评景帝的短处和武帝的过错，武帝发怒，便削去此篇。’卫宏与班固同时代，当时两纪都已经亡佚。如今《景纪》能够重新出现，是因为武帝只毁掉了存放在京师的副本，藏在名山中的本子本来就另有一本。《武纪》始终没有出现，难道不是因为批评指责尤其严重，即使民间也害怕遭祸而不敢收藏吗？第三篇是《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书还在，但前面缺少叙述。第四篇是《礼书》，叙文还在，从‘礼由人起’以下只是草稿，尚未完成。第五篇是《乐书》，叙文还在，从‘凡音之起’以下只是草稿，尚未完成。第六篇是《律书》，叙文还在，从‘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只是草稿，尚未完成。第七篇是《三王世家》，书虽然亡佚，但叙传说：‘三子封王，文辞值得观览，于是作《三王世家》。’那么其中所记大概不过是奏请和策书，或者像《五宗世家》一样，篇首略述他们的出身，也未可知。篇末的赞确实是太史公的话。第八篇是《传·靳蒯成列传》，这一篇完整存在，没有残缺。张晏却说是褚先生补写的；褚先生的论著附见于《史记》的很多，试取其中一两条与这篇传记对照阅读，那么文辞的雅俗、工拙自然可以明白。第九篇是《日者列传》，这是我根据各志书写成的；以上各篇都是太史公原书。第十篇是《龟策列传》，它的序文还在，从‘褚先生说’以下才是褚先生补写的。当班固在世时，东观、兰台所藏的十篇虽然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正如古文《尚书》一样，两汉诸儒都不曾见过，直到江左时期才盛行，不能因为它出现得晚，便怀疑它是伪书。” 冯商续写太史公《史记》七篇。《张汤传赞》说，冯商称张汤的先祖与留侯同出一祖。《史通》说：《史记》记载的年代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缺载。其后刘向、刘向的儿子刘歆以及各位好事者，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叚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先后撰写续篇，一直写到哀帝、平帝时期，仍称为《史记》。到建武年间，司徒掾班彪认为其中言辞鄙俗，不足以接续前代史书；又认为扬雄、刘歆虚假地褒美新室，误导后人、迷惑众人，不应流传给后代，于是采集旧事，旁及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撰成《汉书》【《论衡》说：扬子云记载宣帝直到哀帝、平帝的事，陈平仲记载光武帝】。《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李德林说：史书就是按年代编写的，所以鲁国称为《纪年》，墨子又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春秋纬》说：从开天辟地到获麟，共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大约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艾轩林氏说：伏羲氏元年为辛巳，有人认为是甲寅。陶唐氏元年为戊辰，有人认为是辛卯，也有人认为是甲辰。关于舜的年月，依据孟子和司马迁的话来考求，连《虞书》似乎也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六艺论》说：从燧人氏到伏牺氏，共一百八十七代。《汉著记》一百九十卷。刘毅说：“汉代的旧典，世代都有注记。”荀悦《申鉴》说：“先帝的旧事，有《起居注》。”又说：“君主一举一动的节度，必定都记载下来。”《通典》说：“汉武帝有禁中的《起居注》，马皇后撰写了《明帝起居注》。”这样看来，汉代的《起居注》似乎在宫中，是女史所掌管的职务。谷永谈论灾异时有“八世著记，久久不能堵塞清除”的话。《汉大年纪》五篇。高祖、文帝、武帝的纪传，臣瓒注释时引用《汉帝年纪》，大概就是这部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玉藻》说：“行动时由左史记录，言语时由右史记录。”这与这里的说法不同。东莱吕氏说：“《玉藻》这样说，解释者于是认为《尚书》是右史所记的，却完全不知道三典兼记言语和行动；如《禹贡》一篇全都记事，从未有禹的言语。” 《冥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未著录】。《秋官·冥氏》注中，郑司农说：“‘冥’应读作‘冥’。”冥氏《春秋》的“冥”，我考察《儒林传》说：“堂谿惠传授给泰山冥都【颜氏有筦冥之学】。”疏中说：“如果是晏子、《吕氏春秋》这一类的书，恐怕不是。” 夹氏没有书。《夹氏传》十一卷，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这样看来，是目录还保存着而书已经亡佚了。有无正文，应当考察。

译《汉艺文志考证》卷三。《钦定四库全书》。《汉艺文志考证》卷四。宋代王应麟撰。《论语》。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说：把《尧曰》篇后面“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另分为一篇，篇名为《从政》】。《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安国为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作训解。何晏序说：古文《论语》只有博士孔安国为它作过训解，但在世上没有流传。《新论》说：文字不同的地方有四百多字。《正义》说：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得到古文经传，这里所说的经传，就是《论语》和《孝经》。所谓古文，是蝌蚪书，即仓颉文字的本体，是周代所使用的文字；因为今人不能识别，所以称为古文。《春秋正义》引用“哀公问主于宰我”一章，考察古文《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的说法，都认为“主”是社主；张包、周氏等人则都认为是庙主。《释文》说：“不知命，就无法成为君子。”鲁论没有这一章，现今采用古文说法。书中还引用了“狐貉之厚以居”“右袂色勃如也”“文质彬彬，不使胜”“食既朝□袉身□善射”“小人穷斯滥矣”“祷尔于上下神祇”“友便佞”“以杖荷莜”“有荷臾而过孔氏之门”“奡汤舟”等句，都是古文《论语》的文字【又引用《论语》“跢予之足”】。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晁公武说：《田齐论》中有《问王》《知道》两篇。详细考察这两个篇名，它们必定论述内在圣德之道和对外为王的事业，未必不是孔子最为着意的内容。他说：张侯论受到世人珍重。其本传说，禹做成帝的老师，因为皇帝喜好《论语》，难以数次回答皇帝所问的经义，便为《论语》编写章句，献给郑玄；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地古文，制定训释体例。《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流传的《家语》】。马昭说，现在的《家语》是王肃增补的，不是郑玄所见到的本子【王肃私自订定，用来诘难郑玄】。《孔子三朝》七篇。刘向《别录》说：“孔子拜见鲁哀公，询问政事，前后三次进见，退朝后写成这部记，共七篇，并收入《大戴礼》。”《蜀志》记载秦宓说：“从前孔子三次见鲁哀公，谈论的内容形成七卷。”裴松之注中考察说：“《中经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是目录，其余就是所谓七篇【今考《大戴礼》，有《千本》《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史记》《汉书》《文选》注中引用的，称作《三朝记》。《尔雅》疏中张揖引用的《礼三朝记》，也都是这部书。《孔子徒人图法》。太史公说：“弟子名籍出自孔氏古文，比较接近真实。”《史记·孟子世家》说：“弟子大概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索隐》说：“《史记》中从子石以下显名的有三十五人，有生年、姓名以及受业和见闻记载在书传中；另有四十二人没有生年，也不见于书传。《家语》按这一例记载的只有三十七人【《史记》所传七十七人，《家语》所录七十六人】。共公、良孺、秦商、颜亥、叔仲防四人，《家语》中有事迹；《史记》中则没有。公伯寮、秦冉、单三人，《家语》没有记载，另外有琴牢，不知是什么说法；而张禹唯独遗漏了琴牢。张禹本人尚且不能辨别王凤的是非，他不知道这件事，本来也是适宜的。权势和地位足以轻重一世，使这些文章竟然散佚，可惜啊！何晏序说：“郑玄依据《鲁论》的篇章进行考订，参考齐地古文为它作注。”艾轩林氏说：“康成沉溺于章句训诂，他删改订定的地方未必审慎。”许氏《说文》中有被称为逸《论语》的文字，这说明郑玄的说法尚未流行时，《论语》已经有散佚、没有流传的篇章【《说文》所引逸《论语》说：‘玉粲之璱兮，其▯猛也。’” “像玉一样晶莹。”又说：“璵璠，是鲁国的宝玉。孔子说：‘美啊，璵璠！远远看它，光彩灿烂；靠近看它，纹理分明。’一方面是义理胜过，另一方面是诚信胜过。”《初学记》也说这是逸《论语》的文字。我认为“问王疑”就是“问玉”，因为篆文形体相似】。《季氏》篇，洪氏说：“有人认为这是齐论。”《正义》说：“齐论，是齐地人传授的本子。” 鲁论二十篇。《释文》说：郑玄用齐地古文的读法校勘周氏本，订正的地方共有五十处。《皇览》引用鲁地读法六处。《正义》说：鲁论是鲁地人传授的本子，也就是今天通行的篇次。石经《论语》中记载了盍、毛、包、周各家关于有无的不同说法。其文字有增有减，字形也有通假字和古字；有些字虽然不同，但训释相距不远。例如“置其杖”“贾之哉”等。后汉传记中有“遵五迸四”的文字。祝睦碑说：“乡党逡逡。”刘脩碑说：“乡党逊逊如也。”《古今人表》中有卑湛、尾生高、尾生畮、厥党童子、祝佗、革子、成茀肹【《广韵》引用子西：“彼哉”，音彼义切；《集韵》引用焕：“尔舍瑟而作】。《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何晏序说：“张禹本来接受鲁论，又兼讲齐论；好的就采用它，篇名为【缺】。” 到了马融为它作传，隋朝开皇年间，秘书学士王孝逸从陈人那里得到这部书，刘炫为它作《稽疑》一篇，想要使衰落的学术复兴、废弃的制度恢复；然而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讥笑它。唐朝开元年间，刘知几认为应当推行孔氏之学而废弃郑氏之学，诸儒纷纷争辩诘难，最终还是实行了郑氏之学。许冲在献给父亲许慎《说文解字》的奏表中说：“古文《孝经》是在汉昭帝时由鲁国三老献上的，建武年间由议郎卫宏校订。”考察《隋书·经籍志》说：“孔氏墙壁中的古文经书，是与《尚书》一同出土的。”大概它最初是在武帝时出土，到昭帝时才献上。隋代《经籍志》说：“孔安国的本子在梁朝战乱中亡佚，儒者都说是刘炫自己伪作的，并不是孔氏旧本。”《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安国为《孝经》作传两篇【今本有经而无传，司马公为之作指解并注音】。”桓谭《新论》说：“古本《孝经》二十章，共一千八百七十一字；今本不同的有四百多处【原文末有缺损】。” 《孝经》一篇【十八章】《隋书·经籍志》说，河间人颜芝在汉初收藏此书，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拿出来，共十八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刘向拿颜芝的本子与古文版本对校，删去繁琐和疑惑之处，把十八章确定为定本。《杂传》四篇 蔡邕《明堂论》引用《魏文侯孝经传》，大概就是《杂传》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