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艺文志考证卷四

译《尔雅》二卷 《礼记·三朝记》中，鲁公说：“我想学习一些小的言语辨析来观察政事，可以吗？”孔子说：“用《尔雅》来考察古代事物，足以辨析言语了。”《释诂》一篇，大概是周公所作【旧说认为此书始于周公，用来教导成王】；《释言》以下各篇，有人说是仲尼增补的，子夏订定的，叔孙通增益的，梁文补充的。汉代郭威认为《尔雅》是周公制定的，但其中有“张仲孝友”等语，因而对此表示怀疑，便拿去询问扬雄。扬雄说：“记载中有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的事，《尔雅》的出现已经很久远了。”自古以来的学者都说是周公所作，应当是有所依据的。后来孔子的弟子防、夏一类的人，又有所记录，用来解释六经，所以其中有“张仲孝友”等语。刘向认为史佚曾教他的儿子学习《尔雅》。艾轩林氏说：“《尔雅》一书，是六经的门户，是学者求学的重要津梁。古人的学习，必定先通晓《尔雅》，这样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言语，都可以依照类别来探求。”到了《尔雅》篇章散乱、分裂而被放入笺注之中，解释随着个人意愿迁改，文字也随意义改变；有的解释过于拘泥，文字也被牵强附会，学者于是开始认为训诂之学不值得学习。《释诂》《释言》《释训》，就像《诗经》有六义、小学有六书一样。止斋陈氏说：“古代重视小学，汉代曾设置博士，如毛氏的《诗训》、许氏的《说文》、杨氏的《方言》之类，都有自己的根本依据。隋唐以来，凭科举科目选取士人，这类书逐渐废弃。韩退之尚且认为给虫鱼作注是不切实际的事，由此可知诵读学习它们的人很少了【晁氏说：《尔雅》、小学之类附在《孝经》之后，是不对的】。” 《小尔雅》一篇 孔鲋撰写，共十三章，申述并扩展训诂，见《孔丛子》【李轨解说一卷；原文此处残缺】。《古今字》一卷 《周礼·春官》说，外史掌管把书名通达于四方。注说：古代称为“名”，现在称为“字”。《周礼·秋官》说，大行人晓谕书名。注说：就是书写所用的字。《聘礼》记载说：名超过一百的，写在方版上；不满一百的，写在方版上。《说文解字·叙》说：仓颉开始造字，大概依照类别摹拟形状，所以叫作“文”。后来增加了形声，就叫作“字”。所谓“字”，是说孳生繁衍而逐渐增多。写在竹帛上的称为“书”；所谓“书”，就是摹写事物。吕氏说：秦代的文字多由李斯、赵高制定，并不是保氏所教的文字。楼氏说：古代的字不多，通常借字来使用；后世文字逐渐增多，又随着俗习改变，很多都失去了造字的本意。《弟子职》一篇 《管子》杂篇第五十九篇中，有“有学则蚤作”“受业”“馔馈”“乃食”“洒扫”“执烛”“请衽”“退习”等章【朱文公说：我私下怀疑这是在制定内政时所作，因为士人的儿子世代为士，所以作此篇来教导他们】。《说》三篇 《周礼》注引《孝经说》，大概所谓《说》是纬书，并不是这里所说的《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致堂胡氏说：这是曾子的门人编纂曾子所听闻的内容而成书的。晁氏说：何休称：“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实践在《孝经》【见《孝经钩命决》】。’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孝经》就是孔子亲自撰写的。但今本开头说“仲尼居，曾子侍”，那就不是孔子所作，显然可知。详察文义，应当是曾子的弟子所写的书。” 小学 《史籀》十五篇 《说文解字·叙》说：“周宣王的太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其中有些字与古文不同。”艾轩林氏说：“大篆出自史籀，战国以来都使用它。”许氏略微保存了它的旧体。唐代玄度说：“秦朝焚烧《诗》《书》，只有《易》和《史籀篇》得以完整保存。”王莽之乱时，这十五篇散失。建武年间获得其中九篇。汉帝时王育为它作解说，其中不能通晓的还有十分之二三。晋代此篇废失，如今只略微流传其字体而已【今按：《说文解字》引用王肓的说法】。翟氏说：“史籀改变仓颉的造字方法，作大篆总括天下文字，完全用来表达意义；书法的败坏，从史籀开始。”卫恒说：“有的字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世人称它为籀书。”元帝擅长史书【应劭说：史书是史籀所作的大篆】。安帝十岁时喜好学习史书。《汉官仪》说：“能够通晓《苍颉篇》《史籀篇》的，可以补任兰台令史；任满一年便可成为尚书郎。”欧阳公指石鼓文为籀书，认为在籀书以前的是古文科斗书【严延年擅长史书，奏章能够当场写成。贡禹也说，应从郡国中选取熟悉、工巧的史书人员，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王尊传》说，司隶派遣假佐苏林，命令从内郡选取善于史书的佐吏，供给各府。《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尚书、御史的史书令史，外有郡国、内有各府，都设有史书吏，用来准备和书写奏报】。” 八体六技 《说文解字·叙》说：秦代的书体有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汉朝兴起后又有草书。《尉律》说：学童十七岁以上，先试诵读《史籀篇》九千字，才可以做吏；又用八种书体来考试，郡把成绩转报太史，考核成绩最优的，任为尚书史。书写如果不规范，就立即检举弹劾。到王莽代汉居摄时，命大司空甄丰等校订文字书籍，颇多改定古文。当时有六种书体，即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佐书就是隶书。《尚书正义》也说：秦代有八体，王莽代汉时的六书去掉了大篆、刻符、殳书、署书，增加了古文、奇字。《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兴起后萧何制定律令，也记载了这种制度：“太史考试学童，能够诵读九千字以上，才可以做史；又用六体来考试。”六体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里的律就是《尉律》，即廷尉审理狱讼所用的法律。六体是新莽的制度；汉初《尉律》所试的应当是八体。应当按照《说文解字·叙》所说。所谓六技，怀疑就是王莽时的六书。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说：“殳书是伯氏的职责。古代文官把文字记在笏上，武官也把文字写在殳上。” 《墨薮》说，秦始皇因祈祷名山，作刻符书用来题写印玺；萧何作署书，用来题写苍龙、白虎二阙【原文残缺】。《苍颉》一篇 《说文解字·叙》说：战国七国的文字形体不同。秦开始兼并天下后，丞相李斯便上奏统一文字，废除那些不合秦文字的字体。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大篆，又略加省略改易，这就是所谓小篆【最初又有隶书，为了求简便、易书写，古文也因此断绝】。《考工记》注引《苍颉篇》有“鞄、▯、柯、欘”等字。颜之推说：《苍颉篇》是李斯所作，但其中说“汉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韩，覆畔讨灭残”等语，并不是原文。罗氏说：这篇书虽然名义上以苍颉为祖，但实际上不同于史籀。龟山杨氏说：图书文字的产生，实在是上天的启示，不是人的私智所能创造的。秦人以吏为师，严厉实行古代的禁令，把先王的典籍全部毁灭。汉朝兴起时，距离秦朝灭亡还不远，科斗书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够认识，何况在几千年以后呢？扬子说：语言是内心的声音，文字是内心的图画。世间流传的小篆，是李斯、赵高之流以反古乱世的心意制作的，它的渊源由此可以知道【扬子有时想学习《苍颉》《史篇》，便说：“这是史书吗？】《史篇》比妄造的文字和残缺的文字更好【原文分句及书名有残缺】。张汤传说，《爰书》用于审讯、鞫问、议罪和上报。刘仲冯说：赵高作《爰历》，狱吏使用它【原文缺少结尾】。《凡将》一篇 《文选》蜀都赋注引司马相如《凡将篇》说：“黄润纤美，宜制作禅衣。”《艺文类聚》引《凡将篇》说：“钟、磬、竽、笙、筑、坎侯。”【唐代《经籍志》仍有此书，今已残缺】《说文解字》也引用相如的说法。《急就》一篇

译《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称它为《急就章》。颜师古的序说：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仰慕它，模仿并扩充而成。汉元帝、成帝之间，列入秘府。旧日得到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所书的篇本，又详加考核，共三十二章。后来又见到崔浩、刘芳的注本，认为不够完善，于是为它作解释训诂。晁氏说：书中杂记姓名、各种事物、五官等字，用来教导儿童。《急就》的意思，是说难以认识的字，在急需时可以迅速找到并学会。罗氏说：有一种传本相传为吴国皇象所写，比颜师古注本少了“焦灭胡”以下六十三字，只有三十一章。国朝太宗皇帝曾经书写此篇，又在颜师古本之外增加齐国、山阳两章，共三十四章。这两章大概起于东汉。考察《急就篇》末尾说长安城中泾水、渭水一带的街道和道路，因此这一篇也说洛阳人物兴盛，以相对应；又把鄗县因世祖即位之地而升格改名为高邑，与西汉所改的真定、常山并列，这应当是后汉人续写的内容，无疑【元帝擅长史书，史游作此篇，其中文字都稍稍接近古体】。传记称史游勤勉用心、纳受忠言，并有所补益，难道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吗【原文残缺】？《训纂》一篇 《扬雄传》说，史书中没有比仓颉所作的《训纂》更大的。《说文解字·叙》说：汉孝宣帝时征召通晓《仓颉篇》、能够读解的人【《汉书·艺文志》说，征召齐地能够正确读解的人】；张敞跟随他们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以及讲学大夫秦近，也都能讲说此书。汉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让他们在未央宫朝廷中讲解文字【《汉书·平帝纪》说，元始五年正月，征召天下通晓小学和《史篇》的人】；任用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内容，作《训纂篇》。《隋书·经籍志》说，《三苍》共三卷。李斯作《苍颉篇》【江式说：《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后人分为五十五章，作为上卷；考察此说，这就是《志》中所说闾里书师合成的三篇】；扬雄作《训纂篇》【江式说，元寿年间作成，作为中卷】；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江式说，永元年间贾叔郎接续记录，作为下卷】，所以称为《三苍》。徐氏说：贾鲂把《三苍》中的字都改为隶字，隶字从此逐渐增多，而篆籀字逐渐衰微。《说文系传》把《苍颉》《爰历》《博学》称为《三苍》【《史记正义》引用《训纂》，《说文》引用扬雄的说法】。扬雄长期任郎官，在麟阁校书；他看见天下各地上计的孝廉，以及内郡来朝的卫卒，常常拿着三尺长的短笔，带着油帛四尺，来询问方言异语。他回去后就用铅笔摘录，整理在木札上。积累了二十七年，这部书才写成。书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谓《方言》，大概是《尔雅》一类的书【十五卷】。刘棻跟随扬雄学习，撰作《奇字》【注：古文中不同于通行字的字】。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邺传》说：起初，杜邺跟张吉学习。张吉的儿子张竦又向杜邺学习问道，尤其精通小学。杜邺的儿子杜林，校正文字超过杜邺和张竦。因此世上谈论小学的人，都以杜氏为宗。隋代《经籍志》说：梁代有《苍颉》二卷，杜林作注。《说文解字》引用杜林的说法。六书 《韩非子》说：“仓颉造字时，自己围绕自己的叫作‘私’，背离‘私’的叫作‘公’【一说：自我营求写作‘厶’，背离‘厶’写作‘公’】。象事【《周礼》注说：表现事物；《说文解字·叙》说：指事】；象意【《周礼》注、《说文解字·叙》说：会意】；象声【《周礼》注说：谐声；《说文解字·叙》说：形声；《周礼》注说：书体有六种，形声字实际上最多】。”夹漈郑氏说：“书契的根本，表现在文字中；独体叫作‘文’，合体叫作‘字’。文有母字和子字，以主要类别为母，依从类别为子。文字的根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属于文；会意、谐声、转注属于字；假借则兼有文和字。古代《三坟》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命令臣子飞龙氏创造六书。《说文解字》引用孔子的话说：‘一贯穿三就是王，推十合一就是士。’会意的‘会’，意思是接续；‘黍’可以酿酒，是禾进入水中；‘乌’是鸟叫声，‘貉’的意思是恶。牛、羊二字，是根据形状举示其义；凡是人在字形下面的，所以字形弯曲；‘狗’就是叩，观察‘犬’字的形状，就像画狗一样。这些说法未详出自何处，但似乎并不是孔子的话，或许是纬书所记载的。” 能够诵读九千字以上；字写得有一点不正确，就立即检举弹劾。罗氏说：古代使用文字，数量简约而少，版牍上所写的字多不过一百多个。如今汉代考试担任史官，一个学童所记的竟达到九千字，哪里还看得见古人所说的端正呢【刘勰说：马援少写一个字的笔画，石建便害怕获死罪；虽然说他性情谨慎，也可见当时重视文字】？龟山杨氏说：先王时代，书写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所以设置官职来推行它，用来使天下道德归于一致，建立百姓的信任。汉初仍有考核考试的科目和检举弹劾的法令，用来统一天下人的习惯。古文 科斗书起源于仓颉，其文字直到三代都没有改变。周宣王时，虽然史籀有大篆十五篇，仍然与科斗书并行。因此三代末所使用的，只有篆书和仓颉两种字体。卢植说：“古文科斗书接近于表达实质，却受到流俗的压制，降为小学之书。”卫宏《古文奇字序》说：“秦朝改变古文而成为篆书和隶书。”

译隶书 赵明诚说：庾肩吾说“隶书就是今天的正书”，张怀瓘《六体书论》也说“隶书是程邈创造的，字形都很端正，也叫真书”。唐代以前，都把楷字称为隶；到了欧阳公《集古录》，误把八分称为隶书，从此世人把凡是汉代石刻都称作汉隶【东魏大觉寺碑阴题名“韩毅隶书”，大概就是今天的楷字】。沙随程氏说：《书苑》说“蔡文姬说，截取程邈隶字的八分而取其中二分，截取李斯篆字的二分而取其中八分，于是成为八分书”。《千字文》说：“杜藳钟隶。”唐代孙过庭《草书谱》说：“元常专心精于隶书，伯英尤其擅长草体；他们二人的优长，逸少兼而有之。”这里把真书、行书作为隶书。钟繇、王羲之从未写过今天所谓的隶书。梁代萧子云认为王逸少不如钟元常，王献之不如王逸少，因此钻研思考，最终领悟隶书的法式；这无疑也是把真书、行书称为隶书。本朝任玠为范度《五体千文》作序说：“隶书总括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庾肩吾、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真书、草书；八分则取法于篆书和隶书之间。”这又是一条证据。陆氏说：《周越书苑》说：“小篆散开而产生八分，八分破碎而产生隶书，隶书违背法度而产生行书，行书放纵而产生草书，草书达到极致而成为圣。” 由此可知，隶书就是今天的真书。我按：《唐六典》注也说：“隶书是典籍、表奏以及公私文书所使用的字体。”徐铉说：“隶书的书写方法有删减繁复、补足缺漏的说法，由此便可以知道它的讹误断定。”唐代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是秦代羽人、上谷人王次仲所作。秦始皇时官府事务逐渐增多，得到王次仲文字简要、便于应急快速书写的好处。” 我又续接扬雄，作了十三章【韦昭说：这是班固自称】。《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说，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五者，大概是五常之道彼此相互需要而完备。《白虎通》说：“经就是常，有五常之道，所以称为五经：乐主仁，书主义，礼主礼，易主智，诗主信。”这与这里的说法不同。西山真氏说：“六经对于五常之道没有不包括的地方，如今把五常分别归属于六艺，难道可以说乐有仁而没有义、诗有义而没有仁吗？” 注：秦近君。《儒林传》说：“秦覃延君增益师法，达到一百万字【‘近’字有误】。” 为六艺作序，分为九种。唐氏说：汉代先出的经书，不如后出的经书在后世流传得广。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小戴《礼》、左氏《春秋》，大多起初凭经书而成名家，后来却多不再流传。这正是所谓想求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晁氏说：典籍能够保存下来，训诂解释能够流传，都是《汉书》的功劳。《汉书》对于学者有什么亏负，为什么要一概贬低它呢？《汉艺文志考证》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汉艺文志考证》卷五 宋代王应麟撰写 儒家著作 《晏子》八篇 《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记载《晏子春秋》七卷，记述晏子的事迹以及他的进谏言论。【《太史公书》说：“我读《晏子春秋》。”《礼记·投壶》的注也引用《晏子春秋》】《崇文总目》著录十二卷，有人认为这是后人采集晏婴的事迹编成的书，所以卷数比前代书志所载多。柳宗元说，这是墨子的门徒中齐国人所作。墨家崇尚节俭，晏子以节俭闻名于世，因此墨子的门徒尊崇并记述他的事迹，以此抬高自己的学说；而且书中大多主张尚同、兼爱、非乐、节用、反对厚葬、反对久丧、反对儒家、明察鬼神，这些都出自墨子。他书中所说问枣以及古冶子等事尤其荒诞，又常常说墨子听到晏子的道理后称赞它，这一点尤其明显。【《晏子春秋》说：“墨子听说后说：‘晏子懂得道，道在于为别人，失误在于为自己。’”】后世著录诸子书的人，应当把它列入墨家，并不是晏子成了墨家，而是作这部书的人采用了墨家的道术。【晁氏赞同这种说法。】薛氏说：读《孔丛子》中诘问墨子的文字，奇怪其中对于墨子没有别的说明，原来都是《晏子春秋》的话，这才知道柳宗元的辨析是有根据的。《史通》说：晏子、虞卿、吕氏、陆贾，他们的书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作《春秋》。《子思》二十三篇 《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记载《子思子》七卷。沈约说，《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都取自《子思子》。【我按：《坊记》引用《论语》说：“三年不改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了。”《论语》成书于孔门弟子之手，那么《坊记》所说的“子云”就不是孔子的话。】《文选》注引用《子思子》说：“百姓把君主看作心，君主把百姓看作身体。”又引用《诗》说：“从前我有先正之臣，他的话明白而清正，国家因此安宁，城邑因此建成。”《初学记》引用说：“在东户季子的时代，道路上人们像雁一样行走，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耕作所得的余粮，夜里就留在田头。”【现在有一卷《子思子》，其实是取自《孔丛子》，不是本书。】《曾子》十八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二卷，内容是曾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等人，论述立身处世、孝行的要点以及天地万物的道理。今本十篇，从《修身》到《天圆》，都见于《大戴礼》。【在篇次上是第四十九至第五十八篇。】大概是后人摘出编成二卷。朱文公说：“世间流传的《曾子》一书，只是选取《大戴礼》的十篇来充数，其中的语言和气象，与《论语》《孟子》《檀弓》等篇所记相差很远。”晁氏说：“与汉代所著录的八篇相比，已经亡佚了。”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之后人所作】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家分成八派，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这八派儒者。【《史记·列传》说：漆雕开字子开，大概名为启、字子开；《史记》为避汉景帝讳而改称‘开’。《论语》注把‘开’作为名字，著书的人是他的后人。】” 《世子》二十一篇 王充《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若顺养人的善性并使它发展，善性就会增长；若顺养恶性并使它发展，恶性就会增长。这样看来，人的本性各有阴阳，善恶取决于所受的养育。”所以世子作了《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也讨论性情，与世子的说法互有相同和不同，都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李克》七篇 《韩诗外传》《说苑》《魏文侯问李克》《文选·魏都赋》注都引用过《李克书》。《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记载为一卷，似乎是孔子弟子所作。沈约说，《乐记》取自公孙尼子；刘瓛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马总《意林》引用过这部书。《孟子》十一篇 赵岐《题辞》说，孟子著书七篇，另有外书四篇。外书论性善，文辞辩说，解释《孝经》为正道，但文章不能宏阔深远，与内篇不相似。《汉书·艺文志》说十一篇，包括外书。外书如今已经失传。《论衡》说：“孟子写了论述性善的篇章，认为人的本性全都善良；至于后来有不善，是外物扰乱了它。”意思是，人出生于天地之间，都禀受了善性；长大后同外物交往，放纵悖乱，不善便一天天产生。《法言》引用孟子说：“有存心而没有达到目的的事，却没有没有存心而能达到目的的事。”《说苑》《太平御览》引用说：“人人都知道用食物解除饥饿，却不知道用学习消除愚昧；人人都知道给田地施粪，却不知道给自己的心施粪。”《颜氏家训》引用说：“描绘影子却失去了形体。”刘知几《史通》引用说：“尧、舜的美德没有超过他们，桀、纣的恶行也没有超过他们。”李善《文选》注引用说：“泰山高耸，接入天空而直达云端。”《史记·六国表》注说：“皇甫谧说：孟子称禹出生在石纽，是西夷人。”《汉书·伍被传》引用孟子说：“纣贵为天子，死后竟还不如一个平民；这说明纣早已自行断绝了，不是到死的那一天上天才抛弃他。” 《艺文类聚》引用说：“滕文公下葬，惠子进谏修筑墙垣。”《记注》引用说：“舜五十岁时仍没有失去他的赤子之心。”这些都是外书。《说文》引用《孟子》说：孟子离开齐国，洗涤而行，缓缓而来；孝子的心不应如此……【后文多处字句疑有讹脱，无法确译。】晁氏说：“考察这部书，韩愈认为是弟子所编集，不是孟轲亲自写成。如今考察孟轲的书，就知道韩愈的话不是随意说的。书中记载孟子所见的诸侯，都称他们的谥号，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人死以后才有谥号，孟轲著书时所见的诸侯不应当全都已经死去。而且从惠王元年到平公去世，共七十七年；孟子见惠王时，惠王称他为老人，他一定已经年老，绝不可能见到平公去世。因此我认为韩愈的话是对的。【传说孟子字子舆。《广韵》说，字子居。唐代林谨思说：‘七篇不是孟轲亲自著作，而是弟子共同记录他的话。’与韩愈的说法相同。”】《孙卿子》三十三篇【应当说是三十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