巻第十

译臣某冒死拜了两拜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具有神圣文武的资质，继承祖宗的大业，掌握国家重权，至今已经三十年了。陛下睿智的谋略和神明的决断，丰厚的功业和伟大的成就，历数历代明君，没有先于陛下的。陛下还在处理政务之余，亲临便殿，执笔写成圣策，召请近臣，询问当世迫切的事务。这足以看出陛下有意求治到了极点。臣听说，斟酌言论、选择善策，没有比听尽天下人的议论更好的办法。然而万乘之尊，不可能让人人都在面前全部陈述，所以任用天下豪杰贤能，把他们安排在近臣之位。即使其中只有三五个人能在赤墀之前尽情直言，那么天下得失的道理就如同指在手掌中一样清楚。何况如今广泛延请群臣议论，预先谋划国家安危，将相和近臣都广泛接受清问。唯独臣昏庸无能，将凭什么来奉承诏旨，向上辅助陛下周遍询问的用意？谨把平素所想到的一两条意见尽力陈述上报。愿陛下以极其明察的圣智来选择臣这极其愚昧的意见，臣将万分幸运。臣私下认为，契丹自从先朝请求结盟以后，边境相安无事四十多年。先前因为昊贼违抗命令，契丹便敢上书悖慢，又提出和亲、割地的要求。朝廷宽大，没有立即诛灭断绝，反而回信派遣使者，并增加金帛，至今又过了几年。然而契丹的本性，是不以贪婪为羞，不感念恩义，不肯让步于胜者，也不以失败为耻。何况从内部审察我们的谋略，难道真有不愿意用兵的意思吗？所以自去年冬天以来，契丹把营帐移到云州以西，以讨伐为名驻兵不去。如今又无故派遣使者来到这里，如果不是有所邀求，就是另生诡计。只怕他们以不可答应的事情作为要求，稍有不如意，便取得借口，借此解开旧仇、联合势力，开启争端。何况星象已经显示警戒，水灾还没有平息，天意和人事都不十分和顺。希望陛下仔细思虑、审慎处理；即使万一没有别的变故，也不可忽视。如今三路一向都是控制扼守之地：中路是梁门、遂城，向南通入镇定；西路是雁门、句注，向南通入并、代；东路是松亭、石关，向南通入沧州。然而松亭以南数百里，水泽交错、道路艰险，从北界出来的人，塘水足以限制他们的来路。只有雁门、句注背靠长城向南，地域较为宽广，是汉人与胡人古今共同出入的道路。自从失去山后五镇以来，这条道路尤其是要害。先朝让骁将杨业镇守代州，创建城垒，至今仍依赖它。由于代州距离云州只有几程路，地势又平坦，如果有侵袭越界，这里最值得忧虑。孙武说：“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敌人；不要依仗敌人不进攻，而要依仗我们的阵地不可攻破。”因此，绝不能相信敌人的虚声而放松实际的防备。臣听说，将领掌握着人的性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选择将领不可不审慎。而且天下不怕没有人才，怕的是不能任用人才。任用人的道理，不必区分文臣武将，也不必拘泥于高低等级，关键在于这个人怎么样。若能破格提拔任用，必定会有成效。荀子说：“大贤不必等到轮次便应当举荐，大恶不必等到轮次便应当诛罚。”他说的是进用贤能、黜退不肖，哪里需要等待年月呢？如今河北沿边士卒骄横、将领懈怠，粮食匮乏、器械朽坏，掌握军队的人不是穿着绮罗的少年，就是被罢职的老校；他们隐瞒事实、欺骗诞妄，只求敷衍眼前，持有夸大声势、引发事端的说法，训练徒有名目而无实际，听到这种情况的人都不免寒心。臣认为应当交给中外大臣，精选其中真正有实际才能的人，提拔任用；庸碌懦弱的人，就黜退除去。如果不赶快办理，等到缓急相继而来才谋划，就来不及了。况且河北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国家的存亡都系于此。近年黄河决口泛滥，水灾尤其严重，饥饿而死的人超过一半，公私都困窘不堪。虽然屡次下达圣诏表示怜恤、赈济救助，奉命前往的使者络绎不绝，但农田荒废，流亡百姓尚未复业，仓廪空虚，不能支撑几个月。这正是此前主持中外谋划之人的过错。臣前些年曾奉命出使护送伴送使者，等到出境返回时，先后三次上言，请求拨发钱帛运往河北，趁五谷价格低廉时广泛筹谋收购，以备荒年，最终却因为臣地位疏远、言语轻微，没有得到施行。如今正值粮食价格飞涨之时，有司虽然竭力经营办理，但财用不足，靠什么来救济呢？如果再因循拖延，不能切实措置，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希望陛下特意作出圣断，坚定决意并立即施行，以免酿成后患。臣曾读《汉书》，宣帝时西羌尚未平定，京兆尹张敞建议：应当命令凡有罪而不是盗窃受财杀人的人，都可以按等级纳粮赎罪。他想请求下达有司，斟酌那些罪行可以赎免的，逐条列出事项，规定应纳粮食的多少，使河北州军能够以此赎■〈自上幸下〉。这也是权宜救济军用的一种办法。又，三路官员非常多，臣恭敬地见到真宗皇帝在位时，因为河北荒歉，裁减京朝官、使臣、幕职等七十五员；各路部署、押阵使以及军职中自观察使以下的官员，全都停止赴阙。这是先朝的成法，希望陛下遵循施行。臣又听说河北屯兵不下三十余万，然而守备边防、整饬武事，不可缺少。只是其中老弱之人很多，遇到缓急又不能使用。正值粮食艰难之际，供给费用日益扩大，万一粮储接济不上，势必发生变故。希望命令本路转运司、安抚司挑出并退去年老、有病、冗余和羸弱之人，以宽裕物力。老弱一旦去除，精锐之人就会勇健；物力宽裕，供养军队就会充足。靠近内地的军队，应当逐步抽调转移到有粮储的州军就食；否则物力一起耗尽，造成的祸患就不小。臣又见近年在郓州、同州设置两个马监，各自侵占民田数千顷，后来从河北马监中分拨马匹到各处牧养，不到一个月，死去的就有十分之七八，至今仍成为这两个州的祸害。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如仍旧全部归还河北各马监，把这些土地交给百姓，这样马匹不会受损，百姓也能得到利益。因为马监直属群牧司，各州官吏不能统辖，所以利弊情况无从知晓。如今如果委任转运使兼领此事，就可以巡行按察、察看实情，革除积累的弊病；年年接续、月月推进，必定能够增加余利，又何必忧虑战马不足呢？臣此前所分条陈述的，都是国家的日常事务，而议论政事的人多已涉及这些。我认为，如今最迫切的事务，在于选择政府大臣中敢于承担天下责任、独立不惧、把国家安危视为己任的人，委托他经略治理四方；这样或许可以消除过去的祸患，解除陛下的忧虑。臣愚昧地认为，说出来并不难，事情能够施行才是国家的福分。古人说：“说出的话必须能够施行。”又说：“认识并不难，实行才是艰难的。”愿陛下参酌众人的善言，对符合时机的事情思考后加以施行，那么千百次思虑中偶有所得，也可以稍微补益陛下的圣明。言辞浅陋，气力已尽，惟愿陛下裁察。致君 请求建立太子

译臣恭敬地读前代史书，看见圣王统治天下，刚刚继承大业，就立即建立储君，这是为了安定亿万百姓危疑不安的心，断绝朝廷内外觊觎皇位的企望，是国家的常典，也是历代遵守的制度。自从陛下继承并光大宏大的基业以来，已经超过三纪；仁、孝、恭、俭的德行，上达天地下及臣民，勤勤恳恳求治理政，未曾有一天稍有懈怠，这本来就是群臣仰望圣明而来不及的事。只是东宫空缺已经很久，天下人心忧惧危疑到了极点；前后臣僚多次上奏论列，最终却没有听说有所处置，不知圣意长久犹豫不决的原因是什么。万物都有根本，而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建立，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如今既然皇嗣尚未降生，也应当采纳《诗经》中盘结维系的意义，巩固天下的根本之地，不可忽视。臣希望陛下特意作出圣断，秘密同执政大臣商议，从宗室中精心选择与皇室亲近且有德行声望、为众人推重的人，优厚地授予封爵，置于左右，日加训诫勉励；仍然增补他的僚属，选用厚重方正之士，让他们住入禁邸，以善道教导他，增广他的见闻。这样不但能够表彰亲近贤能之人，也能巩固王室，还可以挫败奸雄观望等待的心思。等到皇嗣诞生，就以优厚的礼遇安排他们进退。这也是古今通行的道理，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何况艺祖历经艰难取得天下，以圣明继承圣明，传到陛下，已将近百年；陛下难道可以不念及祖宗的事业，应当把它传之无穷吗？如果只顺从眼前的安逸，忽略长久的谋划，必定会在将来酿成祸患，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陛下难道不留心而仔细思虑吗？臣以疏远外臣的身份，多次承担言责之任，如今陛下认为臣愚昧而正直，提拔置于宪府；如果因为害怕获罪而不说话，就是辜负陛下委任使用臣的心意，臣不忍这样做。惟愿陛下审察此事是否恰当，果断施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进呈魏郑公三篇奏疏的札子 臣听说唐太宗是英明而喜好纳谏的君主，魏元成是忠诚正直而无所隐瞒的臣子，所以君臣之道相合，千年才有这样的一时。事情没有不说的，所说的没有不被采纳的。太宗曾对左右说：“朕刚即位时，有人说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威权，不能把政事委任给群臣；有人想要炫耀兵力、振奋武威，使四方夷族畏服。只有元成劝朕停止兵革、兴起文治，布施德惠。中原安定以后，远方之人自然归服。朕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大为安宁，遥远地区的君长都来朝贡。这些全是元成的功劳。”这使贞观之治的风气能够同三代相比而兴盛，并且延续三百年，想来也是有原因的。他所上谏疏，都完整保存在史册中。臣私下认为，元成当日所说的话，也可以在今日施行。谨将他的三篇奏疏分条抄录在下面，都言辞恳切正直，可以作为借鉴。恭请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赐阅览。傅说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艰难的。”惟愿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七件事 臣没有才干，充任谏职，思考可以用来补益报答陛下的事情，只有尽到言责而已。然而言辞如果不激切，就不足以开启圣上的思虑、补助圣明的政事。谨分条上奏七件事，都是当今的要务。言辞和道理鄙陋直率，惟愿陛下留神省察。第一件事，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宽厚仁慈，能够容纳天下的谋议；正确的就采纳施行，不正确的也保留而不加揭露。群臣见陛下气度宏大，不论是非都能容受，所以奸邪之人敢于肆意捏造妄说，拿难以辨明、似是而非的事情，巧加修饰，肆意诬陷，使人没有办法自行申辩，默默承受被排斥的祸患，以致陛下的明察有所蒙蔽、怀疑忠良，大多就是由此造成的。忠良受到怀疑，那么忠义之臣想要竭尽节操、尽心效忠、补报陛下的，也都害怕谗言、畏惧祸患，不敢挺身承担国家的事务。这样一来，暗中的奸邪便达到了目的，弊病日益增长；这不但有损圣德、危害时政，一旦遇到缓急，又缺乏贤能之才供陛下承担重大责任，那还能把责任交给谁呢？臣希望陛下听取采纳群臣谋议时，留神深察；如果有人拿难以辨明、似是而非的事情，巧加修饰，厚诬他人，请交付有司，责令他们辨明，使真伪不相混杂，是非清楚分明，那么忠臣和奸邪自然会区分开来，天下或许就能得到治理。第二件事，臣听说近年以来，常有人指名说臣下结为朋党。其中那些奋不顾身、勤勉为国、奖励善行、憎恶恶行、激浊扬清的人，尤其受到奸诈之人的诬陷欺骗，往往被排斥。因此，提拔一个贤士，必定有人说是朋党互相援助；黜退一个庸才，也有人说是朋党相互嫉恨。于是正直之人闭口不言，忠诚正直的人灰心丧气，不敢公开谈论是非、明确表示劝诫，这正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圣明之主在上，从来没有听说有朋党。朋党的形成，大抵起于政治衰败、君主昏暗之时。所以汉代的党锢，始于安帝而在桓帝、灵帝时达到极点；唐代的朋党，由穆宗时开始，到文宗、武宗时更加严重。这些都是衰败昏暗之际的事情。陛下用心谋求治理，功业与尧舜相同，怎么可以像汉唐衰败昏暗之时那样形成朋党呢？这只是臣下致力于互相倾轧，为了满足自己的心志，把朋党的罪名加在别人身上，而不顾破坏陛下事业罢了。从前刘向向汉元帝进谏说：“孔子与颜渊、子贡相互称誉，并不成为朋党；禹、稷与皋陶、傅说相互引荐，也不成为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又说：“贤人在上位，就引导同类聚集到朝廷；贤人在下位，就希望同类一同进用。” 臣认为，刘向的话流传了一千多年，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极其恰当。臣确实是学习刘向的人，不忍看到熙洽太平的朝廷中出现朋党的说法，损害最高的德行，蒙蔽堵塞最大的光明；臣内心实在悲痛，不能停止不说。臣希望陛下端正思虑来面对臣下，推诚相待来感化万物，按照名分考核实际，依据行迹照察内心，使忠诚者和奸邪者的真情与伪饰全部显现，不要把朋党作为成见；这样君子和小人就会分别清楚了。第三件事：臣听说，近年以来大臣专权，颇为厌恶有才能的人有所建言和创制，便讥讽他们是贪图名声。有人又说他们沽名激进，是想求得升迁，于是使有才能的人不敢自行效力。即使有人不顾忌讳，指陈事理，也必定受到阻挠，无法施行。况且名声正是圣贤所看重的。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世上没有称誉他的名声。”贾谊说：“有志节的人为名节而死，普通人若不顾名声，凭什么趋向善道？圣人之所以重视名声，就是这个道理。”群臣虽然很多，但有志于国家急务的人很少。如果他们能够用心谋划，图报于皇上，却又受“贪近名声”之说的困扰，那么志士仁人终究没有受到奖进的途径了。这难道是陛下的本意吗？这实在是近年以来大臣的罪过。臣希望陛下只考察事情的是非善恶，立即施行，不要顾虑近于求名、沽名激进和求取进用，那么人人就能尽情竭力了。

译第四件事：臣听议论的人说，陛下颇为相信先听到的意见。臣认为陛下洞察事务，能够辨明真情和虚伪、事理和曲直，必定不会如此；但万一确有这种情况，臣即使只是过虑，也不能因为议论不应被听到就不说。臣认为帝王办事，只应考虑道理是否正确，本来就不应计较谁先说、谁后陈述。如果一定要把先说的意见当作正确，那么奸诈的人便会逞其机敏，有时巧妙地中伤他人，有时暗中图谋事情，只怕落在后面，耳目怎么能不被迷惑扰乱呢？臣希望陛下采纳群臣意见时，只考察事情的是非，按照适当情形裁决，这样先入之见的祸患就会消除。第五件事：臣近来看到，科条禁令中多有对臣下不信任的意味。例如，任命御史必须推荐两人，最后还由皇上亲自点定，并且仍拘限于在京任职或出任外官；对于现任两府曾经荐举、奏报的人，也不详细论列。至于只允许中书、枢密院每十日休假时接见宾客，不许百官到廊厅办公，台谏官不得私下拜谒，以及不许与刑法官接见，给获赦罪人叙录功劳等事情，都不是帝王推诚待下、竭尽下情的美政。凭陛下高尚的德行，难以尽言，对待万物没有隔阂，正要比拟尧舜，当然不是汉武帝刚愎多疑、猜忌多虑可比。这大概是不明大体的臣子过分防范、妄加议论，反而误导了陛下。臣恐怕这些事写入史册，会被万世讥笑。愿陛下赶快革除近来的制度，向群臣广施大信，以景祐初年的政事为法，那就美善极了。第六件事：臣近来看到，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天象显现谴责，地理倾覆震动，虫蝗为害，水旱成灾，连续三四年还没有停止。其中河北最严重，其次是利州、京东、京西、两浙、河东各路，轮番都遭受了大灾。陛下焦心劳神以求治理，恐怕有一物失去所依持的地位；这种敬畏上天的心，难道还不能感召和气、取得上天的福禄吗？然而灾异竟至于此，大概是大臣不能同心敬慎，知无不言、知无不为，切实挽救时弊，而陛下的志虑也有时受到疑惑和阻挠，不能委任忠贤之臣，以成就垂拱而治的美政。如今各路饥荒，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员数量有数倍的冗滥，粮廪没有可供两年的储蓄，士兵骄惰，夷狄强盛。如果不幸再遇凶年，加上小规模盗寇，那么还有谁可以倚仗来支撑抵挡呢？这就是臣日夜惊惧不安，想要进献苦口之言，希望启发陛下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切实留心思考，秘密以此事诏告如今执政的大臣：谁能够尽心竭力，敢于挽救天下的弊病，敢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如果果真得到这样的人，愿陛下为他主持，委以重任。那些拱手沉默、保住俸禄以求取容、嫉妒贤能、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应当迅速罢免，不要让他们长久堵塞要害职位，那么就能化危为安，把艰难变为容易，简直易如反掌。陛下实在不能错过这个时机而不去作为。倘若错过时机仍不作为，一旦祸乱变化爆发，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无法做到了。只希望陛下深深记住这件事。第七件事：臣近来看到，近年以来有许多被放逐的臣子，有的是无罪获罪，有的是因为小过失，有的是被阴险邪恶之人排挤陷害，有的是因为权贵要人憎恨嫉妒，吹毛求疵，洗垢索瘢，罪名实在太多，刑网实在太密，严重伤害清正的舆论，使天下人情极度郁结。从前一个妇人含怨，便有三年亢旱；一个男子怀愤，便有六月飞霜。近年以来被放逐的人，哪里只是普通男女一类呢？这样岂不违逆和气、招来灾害吗？陛下实在应当怜悯体察，并深思此事。《传》说：“任用有功劳的人，不如任用犯过错而能改过的人。” 承担责任的人，往往因愤懑而被废弃，不能振作起来。一旦被英明的君主抛开瑕疵而重新录用，他们自我奋发、谋求报答的心情，就会超过常人许多倍。愿陛下诏令近年以来被放逐的臣子中，那些有才能品行、确有实绩而本来没有过错牵累的人，以及因牵连获罪但罪责较轻的人，或加以召还复职，或加以宠信擢升。这样就能体现圣主广大的覆育之恩和同于上天的仁德，使排挤陷害、憎恨嫉妒的风气不敢再出现。论委任大臣 臣曾读《汉书·谷永传》，其中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这话说得确实正确！君主端坐在朝廷之上，垂衣拱手而仰赖臣下成就事业，是因为能够知人、能够授予官职并使其任事才做到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像尧舜那样焦心劳神、身体消瘦，也不能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借明睿的资质，怀着励精求治的迫切心情，中外臣僚有才还是无才，本来没有谁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况且宰相和辅弼的职位最为重要，是当今选任中的最高职位，国家的治乱都系于此。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尽心竭力，敢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就应当把大权委托给他；如果有人拱手沉默、求取容悦，只图一己私利，也应当罢免驱逐。只在于陛下以神明的机断洞察一切，甄别之后信任任用他们罢了。如果任用却不加选择，选择却不够精审，不仅不能治理国家，反而会成为祸害。近臣中一向有公共声望和实际才能、众人都认为贤能的人，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也应赶快擢升任用。如果知道却不能任用，任用却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才能，凭什么达到治理呢？不能因为边境没有震动，就安然认为天下无事；何况各路饥荒接连发生，物资供应不足，府库空竭，士兵骄惰，整顿振作纪律、杜绝祸患萌芽，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在应当参用贤能之人，帮助成就治国的纲体，这尤其不能迟缓。大体说来，如今居于职位的人，依附奸佞之徒，就会蒙蔽善人、背弃公道；沉溺于个人的爱憎，就会出卖正直之士、把祸患嫁给别人；他们彼此勾结，只知道凭势力和利益互相倾轧，只要达到目的就不知羞耻，哪里还有援引贤能、进用人才的意思呢？倘若让这类人并肩升进，却希望风俗日益美好、教化日益成就，能办得到吗？议论的人都说：“如今如果选择廉洁正直、谦退有才能的人来任用，把他们置于左右，那么从前的过失立即就可以纠正；而那些邪曲谄媚、苟且偷安、嫉妒排斥、奸诈险恶的人，就会不待命令而自行离去。” 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臣是孤单卑微之人，蒙受恩宠居于谏诤言责的职位，想要报答陛下，只能思考如何竭尽愚拙的心力，希望能够对圣明的政事有所补益，哪怕只是万分之一。愿陛下稍稍留意，那么天下就有幸了。论大臣形迹事

译臣看到，朝廷这些年以来，无论进用一般官员，还是裁决处理大事，都一定避嫌避讳，以为这样才合乎公道；上下彼此遮掩，已经习以为常。有才能的人因为顾虑形迹而不敢任用，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顾虑形迹而不敢罢免；事情有可以做的，因为顾虑形迹而不去做，事情有不可行的，却因为顾虑形迹而有时去做。这大概只是苟且躲避中伤、防备日后祸患罢了。为自己谋划可以这样，为国家谋划却不应如此。这是当今政事最大的祸害。况且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司长官，各司长官参与推荐属官，使公卿大夫以下各自称职，然后推心置腹地委任，坦荡而没有疑虑猜忌，这样内外才能协力办事，政务才能整顿兴举。这样还不能达到治理，古人所说的道理臣就无法理解了。臣恭读《唐书》，唐太宗时有人说魏征结党偏私，皇帝让温彦博查验，查不出事实，便让温彦博责让魏征，并且说：“今后不能不顾虑形迹。”后来魏征入朝奏道：“臣听说君臣协同契合，义理上同为一体，怎么可以不顾公道，只顾形迹呢？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皇帝惊惧变色说：“我已经后悔这件事了。” 唐高宗曾责问侍臣为什么不进用贤能人才，李安期回答说：“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劳心求贤、任用之后自己安逸的。假使尧舜自己劳苦得消瘦，却不能任用贤人，王道教化也不能实行。何况天下广大，并不是没有英俊贤能的人，只是他们一接近公卿而被推荐，就遭到喧嚣的诽谤，被说成结党。何况沉滞不得志的人没有得到伸展，而在位的人已经受到损害，所以人人只想苟且求免，争相缄口沉默。”如果君主虚心招纳人才，广泛搜求访察，不因恩怨而忌讳，只要有才能就任用，那么谗言既然不能进入，谁敢不竭尽忠诚？这些事情都由君主造成，不是臣下所能促成的。唐高宗深深采纳了这些话，所以贞观、永徽年间最被称为太平，大概就是由于广泛延揽人才、推行至公之心才达到的。应当把这些事载入史册，成为光彩的美谈。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继承守护帝位已经超过二十年，每天到便殿处理政务，勤勉不懈地求取治理，即使古代先王也没有这样焦劳的。然而当时灾病很多，百姓还没有富足，国家粮仓很少有储蓄，国计日益削弱，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知人和用人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做到罢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什么事情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不能知人，会损害霸业。” 知道人才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会损害霸业；已经信任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损害霸业。管仲不过是辅佐一个诸侯，尚且谨慎于不要让小人参与信用之事，何况陛下具有巍巍盛德，难道还会让人有所间隙吗？恭敬地希望陛下奋发乾刚的威断，坚定地作出英明决断，重申命令宰执，进用贤能俊杰，排除顾虑形迹的弊病，扩大公正的道路。辨明忠臣和奸佞，压制侥幸之徒，察看左右近臣爱憎之人的言说，广泛接纳朝廷内外正直的议论。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物，振举纲常法度，就可以使上面的教化敦厚，下面的百姓喜悦，召来天地的和气，使国家长久安宁。只在于陛下一日比一日谨慎，努力施行罢了。谨慎对待上天的警诫 臣私下看到，最近太白星在箕宿、尾宿的分野侵犯月亮，荧惑星在虚宿、危宿的分野侵犯镇星；又有冬天雷震，雨水落在树上结成冰。广泛查考前代记载，这些现象本来都不是无故出现的。臣谨按历代《五行志》说：“太白侵犯月亮、月亮侵犯太白、荧惑侵犯镇星，都是外族入侵的征兆。雨水落在树上结冰，解释的人说，这是上面的阳气施行却不能向下贯通，下面的阴气施行却不能向上传达，所以雨落在树上便结成冰。冰是阴气盛大，树木属少阳，是贵神、卿大夫的象征。又说树木结冰就是‘木介’，介是铠甲兵器的象征。又说冬雷，是发动雷声的地方主兵事，因为雷在二月出现，八月潜藏。今年冬天雷震并下冰雹，是阳气不能闭藏而发泄，都是失去节令的灾异。”月亮是太阴之长，是皇后妃嫔、大臣、诸侯的象征，也主夷狄。镇星所主管的，是宋、卫、陈、郑的分野。金星、火星相互凌犯，本来就不是福兆，何况箕、尾属于燕地，虚、危属于齐地。即使国内没有对应的灾应，也必须大力防备北方人的祸患和山东地区的忧患。况且前些年有彗星出现的灾异，最近又有巨嵎震动，更不可忽视。如今四方遭受灾害和旱灾，流亡百姓还没有复业，虽然派遣使者安抚，借出粮食赈济，但上下都已困乏竭尽，救济抚恤十分艰难。这正是上天深切保佑圣宋，以这样的方式郑重反复地告诫陛下。经书说：“推考日月星辰的运行，这是说君王应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察日月的盈亏消长，等待星辰运行的位置，考察山川的变化，参照人民的歌谣风俗，以考察吉凶祸福。若看见灾异，就退而责备自己，怀着恐惧修养德行来回应它；如果有无法挽救的事情，就积蓄储备来等待灾患。”所以宗庙社稷才能享有无边的福祉。恭敬地希望陛下省察灾异的来临，验证吉祥征兆的应验，谨慎遵奉上天的告诫，以此衡量当前应办的事务。对外，要考虑疆域的广阔以及戎狄盗寇的可忧；对内，要考虑机要政务的繁多以及号令、赏罚尚未取信于人。实在应当进用贤能俊杰，振作整顿纪律，广开众多正直之人的进用道路，完全堵绝群邪枉曲之人的门路，斥退疏远奸邪之人，慎重听取意见。近从宫禁，远到边疆，防微杜渐，使内外协力办事。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后患，只请圣上裁决处理。论赦恩没有下达到百姓

译臣听说先帝在位时，冬十二月发生雷震，司天监上奏说，这是国家施行恩惠、布施恩泽却没有达到百姓的征兆。先帝召见辅臣，对他们说：“这是上天用来警告我的。况且河北、关西的戍兵没有停止征战，百姓劳苦不息。又有三司转运使大多扰民，名目种类繁多。大的应立即减省，小的全部免除。将来改元时发布赦书，卿等应当全部采集民间的弊病，列成条目，务必使恩泽达到百姓。”先帝爱民之心，竟深厚到这种程度。陛下求治的心，也正是先帝的心。臣私下看到，陕西用兵以后，朝廷急于筹办军粮运输，制定了许多措施。丁夫征发和赋税征收本来都有定数，若超过定数，便都成了没有名目的额外征敛。其他酒税、钱、粮等，也有固定的数额。然而贪图宠禄利益的人，只顾聚敛钱财，向下苛刻搜刮，前后反复剥削暴敛，争相以此压过别人。前一个人增加几十万而被采用，后一个人便又增加几十万以图得到优厚赏赐，日甚一日，哪里有穷尽？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而且枯竭，所以天下受到的创伤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由此看来，这实际上难道是为了国家吗？果真是为了国家，难道不应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用心吗？《礼记》说：“与其有聚敛钱财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 那么先王顾念百姓的心意究竟怎样呢？如今即使国家用度稍显窘迫，而各州旱灾、水灾接连发生，也应当宽待休养百姓，巩固国家的根本。根本不牢固，国家从哪里能够安定呢？何况朝廷近来颁下诏令，未尝不把宽待百姓、体恤万物放在首位，但有关部门往往不能立即遵行。这是陛下有忧虑百姓的心，而百姓却没有途径知道，使君王的恩泽堵塞在上面，民情郁结在下面；这都是从前有关部门的过失，恐怕不是流布仁慈和乐、安慰百姓的深切旨意。臣想请求：自陕西战事以来，所有权宜处置而因循至今、没有整理革除的事项，今后明堂赦书应全部采集其余弊病，列成条目，一并改正，作为固定制度。民间夏税、秋税，除了依照常例输纳外，不得无故摊派、转移、折变；茶、盐、酒等税课利息，一律依照旧有额数征办，不许擅自增减。各种欠负自来每逢恩赦，即使欠户已经死亡或逃亡，也一定追究事情始末，只顾追捕收缴，很少得到免除。请下令今后凡按法理应当免除的，不得再拘系逮捕，增加烦扰，并令迅速查验登记，予以免除。有关部门若拖延违抗，必须严厉罢黜责罚。这样上可以遵循先帝的旨意，下可以挽救当世的祸患，使四方百姓知道陛下广大无边的恩泽确实达到下民，天下就大为幸运了。上殿札子 臣私下看到，自冬至春以来，天下遭受旱灾，陛下避开正殿、撤减膳食，多次下诏，勤勉求取直言，疏理刑狱，宽免并节省民力。即使古代圣帝明王责备自己、归罪自身，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因此诏书传到之处，甘雨随即降下，上面和气应和，下面民心喜悦，天意与圣德相合，像符契一样。当上天这样眷顾保佑时，陛下尤其应当励精求治，以答谢特殊的恩赐。臣听说法令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不能不慎重。近年以来，赏罚的法典有时仍然因循，而百姓知道法令不足以取信，赏罚凭什么能够阻止奸邪、劝勉善行呢？从前唐文宗问宰臣李石：“天下凭什么容易治理？”李石回答说：“朝廷的法令能够实行，天下就容易治理。”这话确实正确，治理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恭敬地希望陛下裁决大政时，信任正直的人；应当奖赏的必定根据功劳，不可因恩宠而进用；应当惩罚的必定根据罪行，不可因侥幸而免罪。邪佞之人即使亲近也一定黜退，忠直之士即使远在外地也一定收用。法令一旦实行，纪律自然端正，那么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国家，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只在于陛下努力施行罢了。亢旱的灾害是上天运行的常数，本来不足以使陛下过度忧虑，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论冗官

译财用等事：臣看到，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总共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如今内外官属总共一万七千三百多员，尚未授予差遣的京官、使臣以及守选人还不在其中。与先朝相比才四十多年，已经超过一倍多了。臣私下认为，唐虞设置官职只有百人，夏商增加一倍，周代设置六官，属官逐渐增多；秦兼并六国，郡县更加增多；下至汉、魏直到隋、唐，虽然设置的官职逐渐增多，却没有像本朝这样冗滥严重的。如今天下有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每州每县所设置的职员一向都有定额，大体上使用官吏不过五六千员就足够了，现在却多到三倍。又每三年开一次贡举，每次录取仅千人，加上台寺的小吏、府监的杂役、恩荫入仕的官员、纳资入仕的人，总计起来还不止三倍。这样领取俸禄的人日益增加，耕田出力的人日益减少，国家财政和百姓力量怎么能不困乏呢？臣谨按景德年间，天下财赋等每年收入四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匹、贯、石、两，支出四千九百七十四万八千九百匹、贯、石、两；在京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二千匹、贯、石、两，支出一千五百四十万四千九百匹、贯、石、两。庆历八年，天下财赋等每年收入一万三百五十九万六千四百匹、贯、石、两，支出八千九百三十八万二千七百匹、贯、石、两；在京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九十九万六千五百匹、贯、石、两，支出二千二百四十万九百匹、贯、石、两。何况天下的税籍本来有固定数额，如今收入却多了一倍，是什么原因呢？大概祖宗时代所缴的税只缴纳实物，后来因为用度日益扩大，所缴之物都折合变换征收，重复征收、暴虐聚敛日甚一日，哪里有穷尽？而且天下田土和财用与从前相比，虚耗逐渐加重，难道现在反而能增加一倍吗？这不是天降地生，只是向百姓无休止地索取罢了。缴纳的人已经竭尽，征取的人仍不满足，那么国家的根本如何巩固呢？臣认为，冗余官吏从上面耗费财力，冗余士兵从下面耗费民力；要挽救弊病，应当治理根源，在于减少冗杂、节省用度。如果冗杂不减、用度不节，即使善于筹划，也不能挽救。如今山林川泽的利益已经耗尽，征赋收入已经用尽，幸而西北没有战事，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不果断地改变谋划，只顾因循守旧，恐怕一定会给后世留下祸患，造成无法挽救的过失。恭敬地希望陛下上体祖宗已经确立的法则，下体恤百姓深重的困苦。如果认为设置官职太多，就应当使选举更加严格，清理淘汰冗杂人员；如果认为供养的军队太多，就应当停止招募，拣选并斥退老弱士兵。不急需的土木工程全部停止，无名目的科率征发一并除去。减少宫禁中奢侈僭越的行为，节省上下浮滥虚妄的费用。在太平时代建立长久的治理。愿陛下留神省察，重新命令宰执把这几件事列出条目并努力施行，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包孝肃奏议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包孝肃奏议集》卷二 （宋）包拯撰写 任用宰相 晏殊罢相后上奏 臣听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更大的。能够知人，百官就都能各任其职，天子的职事就没有旷废。宰相在上辅佐君主，以道治理天下，本来不是平庸之才所能担当的。历数群臣来补足这个职位，选得其人，天下舆论就会心悦诚服；选非其人，重要职务就会败坏荒废。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在这一次任命，怎么能不慎重呢？臣看到晏殊被罢免，朝廷必定要再次任命宰相，这正是陛下慎重选择贤才的时候。何况如今百官制度有些缺失，百姓还没有安定，契丹等地正伺机窥视边境。宰相如果选得其人，就可以在上尊崇朝廷，在外威慑强敌，陛下或许可以稍微减轻宵衣旰食的劳苦，垂衣拱手而仰赖臣下成功了。如果只是听取左右近臣的毁誉，轻率地把国家大权交给人，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何况近臣有才还是无才，都是圣心完全知道的，只在于陛下作出圣明的裁决，不要被群臣的疑虑牵制。臣本不该越次请求上殿进见答对，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论灾异（三篇） 论日食 臣看到，四月初一将发生日食，陛下特意降下恩德之诏，亲自审决众多狱案，修饰自身、整顿政事，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这确实是古代圣明君主能够谨慎对待上天警诫的深切心意。臣听《汉书》说：“至尊之上没有比天更尊贵的，天的变异没有比日食更大的。太阳是阳气的精华，是君主的象征。君主之道有所亏损，被阴气乘凌，所以日食是德行方面的警告，月食是刑罚方面的警告。因此圣王遇日食便修养德行，遇月食便整顿刑罚。”《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不过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怎么会不是不吉祥呢？”解释的人说：“月食不是正常现象，与日食相比，本来还算常见；日食就不吉祥了。”但在正阳之月发生日食，礼法尤其忌讳，因此有击鼓、使用玉帛祭祀等事。君主遇到这种变异，一定要避居正殿、撤减膳食，克制自己、责备自身，明确君臣名分，端正上下关系，广泛接纳众议，以弥补自身不足，做到如此才算极其周全。如今正阳之月天色昏暗而发生日食，又亢旱更加严重，火灾接连发生，还有什么灾害比这更大呢？难道不是上天在郑重反复地向陛下垂示警诫吗？恭敬地希望陛下振奋乾刚的最高德行，敬畏天地的重大灾异；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时，审慎思考利弊；奖赏有德、惩罚有罪，不因亲疏而有所区别；听取裁决不受迷惑，以勤俭为先，抑制阴气、尊崇阳气，防微杜渐；然后每天到便殿，广泛召集公卿，询问访察直言，讲求古代正道，励精图治，以答复上天的警诫。这样，积聚的灾异就会在上面消除，祸患的根源就会在下面断绝，足以引导和迎来善气，逐渐达到太平。只希望陛下留神省察。论地震 臣近来听说登州发生地震，山体崩塌；如今镇阳、雄州五月初一又发生地震，北京、贝州等处蝗虫幼虫滋生。这些都是上天在事情发生以前先显示变异，必定不是无故出现的。臣谨按《汉五行志》说：“大地的警诫，没有比震动更严重的。大地属阴，本应安静，如今却越过阴的职分，专行阳的政事，这种灾异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呢？”夷狄是中原的阴类，如今在阴气盛长的月份发生地震，臣恐怕四方夷狄有人谋划侵扰中原。况且雄州控制北方边境，登州紧邻东方夷地，如今又接连发生地震、山崩，不能不深思并预先防备。前些年并州、代州发生地震，不久便有昊贼抗拒命令；近来广南、英州、连州等州也发生地震，而蛮寇侵入内地，这些都必定是已经应验的征兆。臣近来曾上奏说，沿边将帅尤其要任用得人，请求委托执政大臣精选熟悉边境事务的人担任守将，使他们训练士卒，广泛储备粮饷，以大力加强防备；不这样做，恐怕会给陛下留下深重忧患。何况灾变发生，没有不对应某种事情的，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论星变

译臣切实看到，岁星逆行侵犯房宿，靠近钩钤所在的位置，到如今已经一个多月还没有顺行。按《天官书》说：房宿四星是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也叫四辅，是辅佐君主的将相之位。北面两颗小星叫钩钤，是房宿的锁钥、上天的管钥，主管关闭天心。房宿、心宿在十二辰中位于昴宿，主管豫州、宋国的分野。五星是五帝掌管命运的象征，应和君王的号令而有节度。岁星主管年岁之事，是五星的统领，喜好生育而厌恶杀戮，运行安静而合乎中度；若改变颜色、运行紊乱，就不是福兆。若有凌犯、停留不去，过错就在于仁德没有修养、诛罚没有得当。若侵犯房宿，也是在责备将相中不称职的人。何况国家盛德属火，岁星、火星这两个星曜都是福星，房宿、心宿又是宋国的分野。如今岁星失去正常度数，逆行停守在房宿，又靠近钩钤所在的位置，徘徊而没有退去，按通常的解释，这也是说君主想要有所作为，却还没有掌握适当的节度。于是上天用这种方式深切保佑圣宋，郑重反复地告诫陛下。灾异到来，各自象征人的过失，用来谴责告诫君主，就像严父明白的训诫，怎么能不敬畏恐惧呢？古代明王一定端正五事，建立大中之道来承顺上天的心意。能够用德行回应，灾咎就会止息；不能用善政回应，灾害就会到来。关键在于用什么来回应，以及回应得是否迅速；没有诚意就不能树立信任，没有信用就不能推行政令。恭敬地希望陛下振奋精强刚健的德行，挺立独断的明识，对内推行至诚，深思上天的警诫；不能因为天下广大、祖业重大，就说承平无事而可以安逸享乐地治理。对外，边境过于宽弛，弊病在于姑息；官府因苟且简略而松弛；近来已经下诏清理淘汰流品，但有才能的人还没有进用，无才的人还没有退黜，大概是有关部门只求因循，害怕甄别选拔罢了。况且国家内部的治乱，取决于陛下所任用的人。《经》说：“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左右。”从来没有左右都是正直的人而百官反而邪曲的。内外臣僚中有年老怯懦、贪婪残暴、苛刻剥削、奸诈谄佞、不应当任职的人，应当及时罢废退黜；更多地选取温和善良、敦厚朴实的人，把他们置于职位上，使天下清楚知道本朝所尊崇的是什么，这不是很好吗？然后在后宫之中，裁减废弃幽闭闲散的人员；在宦官之中，限制压低其担任重任。发布号令，关键在于一定实行；奖赏有德、惩罚有罪，关键在于不滥用。振举纲常法度，杜绝祸患萌芽。这样，灾异就会在上天那里消除，祸难就会在下界止息，五星运行遵循轨道，四时和谐顺利，召来天地协和之气，使国家长久安宁。愿陛下努力施行罢了。臣本来处于孤立危险的地位，不知道避忌，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职位疏远、言语卑微而轻视，能够留神省察，那么天下就有幸了。明体 论台官言事 臣看到，近来台官因朝政有缺失而上章论列，有时命令他们分条剖析，有时让他们接受警戒勉励，内外听闻后，都觉得在体制上不妥。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府，是为了防止臣僚违法、时政失当；朝廷把他们作为纲纪，人君把他们视为耳目。所以先帝特意下诏，增置侍御史以下六员，并且不兼领其他官署职务。当时诏令规定，不许官曹涉及私情，措施安排不合方正，刑罚赏赐超过制度，都允许弹劾奏报。即使言论有过失，也一定表示曲意保全；如果事情难以公开施行，就命令把奏章留在宫中。先帝切于求治，到了这样的极点。自陛下即位以来，将近三十年，遵守先帝训示，广开言路，虚心等待，臣下冒犯君颜也一定容纳。这都是陛下忧劳众多政务的深切表现，群臣仰望圣明的光辉都来不及。臣希望今后御史等凡有弹劾奏事，即使过当，也不要再命令他们分析或接受警戒勉励。如果有人迎合皇帝意旨、徇私舞弊，就请求重重责罚、降职。这样上面可以彰显陛下喜好纳谏的德行，下面可以避免朝廷处理失当的过失。明礼 论百官致仕 臣认为，做人臣的道义是七十岁退休，这一规定写在《礼经》中，是明确卓著的训诫；这样既是优待年高有德的老臣，使他们得以安逸，又不违背尊重年长者的教导，还能开启知足的端绪，历代都很看重，治理国家尤其应当认真遵守。本朝旧例更加重视此事。凡是因年老请求退休的，无不是为了使老臣安享晚年；给予一半俸禄，以优厚恩典对待他们，在敦厚劝勉臣下的办法中，可以说是优厚到了极点。然而近年以来逐渐形成恶劣风气，士大夫之间竞相贪恋权位，只顾为子孙谋划，完全丧失羞耻之心；在晚年仍奔逐仕途，厚着脸皮熬到钟漏报时，也不知道这是过错，反而自以为得计。这实在不是朝廷用来对待士大夫的本意，也不是士大夫遵守礼义常道的表现。臣想到这里，惶恐得汗流浃背。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地下令，御史台查核文武官员名册，凡臣僚年满七十，都令御史台发牒劝告其退休；如果发牒后两三日内没有上章抗辩请求，就请朝廷下令让其退休。这样可以稍稍遏制奔走营求的弊病，大力敦厚廉耻的风气。请两制官祭祀九宫贵神 臣近来监察九宫贵神祭祀，私下看到竟以常朝官代理太尉主持祭祀；何况这是大祭，实在恐怕不妥。臣恭敬地看到，唐天宝年间的敕令说，九宫神确实掌管水旱，功劳辅助上帝，德泽庇护百姓，希望五谷年年丰收，灾害不发生。每到四时，命令中书、门下省前往代理祭祀；又按照礼制，九宫神的地位仅次于昊天上帝，祭坛在太庙之上，使用牲畜、玉璧和缯帛，礼同祭祀天地神祇。前代君王有时还亲自举行享祀。近年来四方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臣担心是有关部门供职不谨慎，稍有失于严肃精诚。想请求今后四时祭祀九宫贵神时，代理太尉应由两制官以上的官员担任，以提高礼仪的规格，来表达崇敬奉祀的心意。戒除祸患于渐变之初 论内臣事 臣恭读先朝实录，私下看到真宗皇帝曾因应对辅臣时谈到前代内臣倚仗恩宠而放纵横行、败坏政事、危害百姓，说自己常常深以为戒。至于内臣的班次品秩和赏赐，不让他们超过应有的限度；他们有过失，也从未因为怜悯而宽免。这些人常常因此畏惧。王旦等回答说：“前代的事迹明白可见，足以作为借鉴，而圣上的思虑谈到这里，实在是社稷的福分。”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内臣的俸禄品秩和权力任用，优待尊崇稍稍过分，恐怕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凭陛下英明神断，有罪必罚，这些人或许不敢犯大过。然而防制应当从渐变之初开始，或许可以避免给后世留下祸患。恭敬地希望陛下牢记先帝的话，把它作为规范性的训诫，凡事更加裁抑他们的权势，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慎重发布命令 论诏令多次更改

译臣私下看到，朝廷凡是下达诏令，实行不久就有所更改，因此外间议论纷纷，深恐在体制上不妥。况且诏令是君主掌握的大权，也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近年来这种弊病尤其严重，制书、敕令刚刚下达，不到一个月就随意更改；臣僚的奏请刚开始施行，又随时追改。百姓知道命令不足以取信，赏罚凭什么能够阻止奸邪、劝勉善行呢？臣请求今后朝廷凡处理事务、制定制度，都不可不慎重。有臣僚上奏利害，也请先交两制官集体议论；如果确实可以作为长久制度，才允许颁行。即使有小的意见不同，只要不是败坏政事、危害百姓的事情，也不应频繁更改。这样，法令就能保持统一，国家就有固定的常规。恭敬地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天下就有幸了。论功 请赐王明谥号 臣私下考察太宗皇帝实录，其中记载礼部侍郎王明的传记说：王明节操义行端正刚劲，功业功烈卓越伟大。他从开始到去世，树立的声望在本朝名臣中首屈一指。在太祖、太宗时期，他平定乱事，削平僭伪政权，驾驭英杰，安抚平定天下。王明感逢风云际会，在战争之中周旋，勤劳供给王师，生擒伪将，最终能够攻下岭表、平定江南，接连成就大功，论功名册列为第一。臣每次看到他的事迹，想见他的风采，都叹惜王明才华尚未完全施展便死于太平之世，官位没有达到显赫地步，朝廷也没有给他追加谥号。他的名声虽在史册上光耀，他的德行却埋没于黄泉。臣一向想把这些事迹上报朝廷，请求申明褒奖劝善。如今臣忝任边地职务，又看到王明的曾孙、雄州防御推官王临所撰家传，在国史之外补充完整遗留下来的事迹，有利于人、有益于物，完全值得记载。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奉尊号，继承艰难创立的基业，怀念忠诚效力的臣子，理应施加恩宠，下慰王明幽冥中的魂魄。至于杨亿、冯元，官职与王明相等，有的以文辞在先帝身边侍从，有的以经书在东宫劝讲，却都获得美好的徽号，追赐美谥。何况王明辅佐祖宗成就盛运，留下载入史册的奇功，既没有沾受赠爵的荣耀，又没有得到改定谥名的典礼，使这样杰出伟大的人死后仍留下遗恨。仰望祈求圣上施恩，特赐下仁德之诏，交付礼官，使其制定谥法，希望能够彰明王明盛大的功烈，足以给后世树立劝勉。现今抄写王明曾孙王临所撰的家传，谨此连同奏状一并呈上。论赏 论李用和捉获张海，请求依照赏格酬劳奖赏。臣听说，功劳有疑问时也只应从重论赏，这是国家的法令规范；赏赐不超过时限，是为了让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这也是先圣的成训，又是驾驭国家的重要权柄。臣伏见朝廷先因军贼张海等尚未捕获，特意制定赏格，招募使臣，并许诺如能捕获，依照傅永吉的先例，优厚酬赏。近来听说右侍禁李用和应募前往，不到几十天，果然能够杀获张海等四人，其余贼众也都已经溃散。李用和却只授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朝廷内外听到此事，没有不失望的，这似乎不是朝廷向天下表明大信的旨意。况且张海在一年以内肆意残暴，京西十多个郡、数千里地方，官吏逃窜，士民遭受涂炭，甚至江淮各州县也无不震惊。前后总共派遣的使臣，大多都遭到失败。臣私下认为，张海造成的祸害超过王伦，李用和的功劳也优于傅永吉。而傅永吉授左班殿直、阁门祗候，前后越级八资，授诸司副使、宣事舍人。如今李用和只越级四资，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凭什么来激励和劝勉将来的人？况且已有明文规定，哪里应当降低等级？何况西部边境尚未平定，盗贼不时兴起，正是要求取得成效的时候，不可以对人失信。李用和一事，臣请求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比照傅永吉的先例，特意优厚地改授官秩。这样，上面的发令才贵在一定实行；下面的人立了功，也乐于自己奋发努力。○谨慎任用官员 请恢复封驳制度 臣伏见，朝廷近来凡有除授的制命已经施行，或舆论尚未认可的，臣僚便上疏论驳，因而追改的也有；然而这仍不如先精心选择然后任用来得审慎。因此，外间议论喧然，认为进退可否的权柄不能专归于皇上；这种传闻流布四方，大大损害国家体统。况且两汉以来，都让左曹给事中担任驳正之职；李唐尤其重视这一职位的选择。如果权力的运用不当，就应在朝廷内部陈述论列，而不应向外显扬，这是因为不愿彰明君主的过失、沽取自己的正直。近代却不是这样，只要提出一项策略、议论任用一名官员，便一定在朝廷上大声宣扬，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唉！做臣子的道理，难道应当这样吗？臣私下看到，国家沿用旧例设置门下封驳司，由近臣兼任其职，却从未见封还一份敕令、驳正一件事情，只是有封驳之名而没有封驳的实际，因循废弛而不振作，难道不可惜吗？况且历代典章旧故已经废弃很多了，这个机构幸而还没有坠废，只在于举而行之。臣请求特意端正封驳之职，选两制以上、慎重耿直而不屈挠的人主持；或者命谏官兼掌此事。凡有除授的制命，都先经过门下省；认为不可以的，便可以辨别是非，封还诏敕。这样，差遣任命容易改正，也可避免泄漏，并且多少有助于圣政。○选举 论选取士人

译臣以孤独疏远的身份，承蒙圣上选拔，提升到宪府任职。退朝后思考拿什么来报答，却因见识浅陋，无法稍稍副合皇上旨意，谨敢竭尽愚见，唯请明主裁决。臣伏见近来颁下的诏敕，认为官吏升迁中贤能与否相混，世族凭恩荫补官，愚者与智者不能区分，于是制定新条以革除旧弊，由此可见陛下求治并垂示训诫的深远旨意。臣听说，天下是巨大的器物，众生是贵重的牲畜。古代圣王驾驭这件大器、保全这些重畜，各自都有方法。天下事务没有穷尽，统一归于皇上，难道可以仅凭自己的思虑全部处理吗？所以设立三公、九卿以及百官来维持治理，使群才都尽力、百工都不空缺；这样君王端正根本、掌握要领，天下的大事就能办成了。因此，治乱的根源在于求贤取士，得到合适的人罢了。《汉书》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了解人更大的。’大体说来，人的性情都希望获得荣宠进用，没有不在外表装饰正直、在内心隐藏邪曲的。邪正所蕴藏的地方深隐难辨，但考察它一定有方法：用贤明的人来识别贤明者，用有才能的人来识别有才能者，认识之后加以任用，这就叫知人。况且知人与不知人而任用他，关系到得失，而安危也随之而来；在取士的时候，当然不能不慎重。夏、商、周三代取士的方法，宽疏简略，难以详论。两汉以后，没有比唐代天宝年间的制度更好的了。从京师到郡县，都设有学校。每年仲冬，学校考核考试，然后与计吏一同赴京。那些不在学校而被举荐的，称为乡贡；并且责成有关官员，只把能否得到士人作为荣辱。得到人才的升迁，失去人才的贬黜，谁不公正地用心来决定进退呢？考取合格的人只称为选人；若资历未达到规定而能考取文辞三道的，称为宏词；能考取判词三道的，称为拔萃。考中这些科目的人，可以不受年限限制而授官；又有贤良科。这样区别才干品行，慎重对待官位名器，正是如此审慎。所以当时文物制度特别兴盛，可以与三代相媲美，根基建立得长远，延续了三百年，是有原因的。如今取士却不同：乡里不考察他的品行，礼部也不专任其事，只是糊名、誊录，繁琐地用条文约束；又在殿阶前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三道题争相作答，百篇文章送上来，不超过三天，便决定天下士人的升降。这样考核取舍，能说是精密而详尽吗？臣恐怕这不是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长久策略。《周礼》所说升用秀异、辨别官员，是司徒、司马、大乐正的职掌，未听说君王亲自办理这些事务。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如大致采用唐制，把取士归于有关官司。有人说，取舍的权柄应由君主掌握；臣则说，何不让礼部考试，决定可用与否？把高下混杂在奏籍中，皇上只按奏籍赐第，前面所说的做法也没有损害国家体统。然后恢复宏词、拔萃两科，明确制定条目，放宽录取人数，每年设置一次。考中这些科目的人，与奏举之人同类，依次甄别提升任用，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近年虽又恢复贤良、拔萃科，得到的人才也不过一两个罢了；后来又停止拔萃科的举试，恐怕仍不足以网罗杰出人才。况且如今做官的人，如果不是有人保任，就无法自行进身；若再参用这两科而精心求取，取人的道路难道不就宽裕了吗？而且，官员共同举荐的弊端，也渐渐不可滋长。其中有的亲近私人所爱，有的迫于权势要人的压力，不得已而举荐，因而人数很多，谬误滥杂而不能分别，应当一并警戒革除。如果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又哪里还来得及挽救？如今天下多事，边境尚未安宁，政事失之于宽松，弊端生于姑息；士人对事务懈怠，却侥幸依循旧习，本来就应当推选真正贤能的人，讲求治理国家的办法。对外，应当黜退郡守、县令中无才、贪婪、怯懦、苛刻暴虐之辈，以使百姓获利；对内，应当辨别公卿大夫中无所作为、谄媚奸佞、结党相附的人，以整肃朝廷。杜绝邪曲回避，振作张扬纲纪，就可以使教化在上面敦厚，使百姓在下面喜悦，足以引导和气到来，逐渐达到太平安宁，难道不是盛大的事业吗？伏望陛下考察前代成败，验证当今得失；政事有不顺的，百姓有不安的，就思考并谋划，谋划后实行，实行后坚持到底。这样百姓便能得到福祉，宗庙社稷享有无穷的安宁。伏请陛下鉴察臣的一片诚心，宽恕臣狂直的性情，赐予阅览采纳。请先任用被举荐到任的人 臣伏见近来颁下的敕令条文，委托中书、枢密院选举主二十人，命他们各举荐一名能够担任知州、通判、知县的人，这是国家精心选择良吏的深远旨意。所有内外被举荐的人，至今还没有见到提拔任用。兼且听说各路转运使多次体察州县长吏，其中尤其不才、贪婪卑劣的人，臣请求在被举荐的人中先行进用，命他们前往替代这些人。如果等到人数齐备后才议论差遣任命，那么疲惫困苦的百姓所受的祸害就更深了。况且地方幅员极其广大，官吏极其众多，贪污暴政的十有六七。如果不赶紧办理任用人才以革除弊端，也是朝廷深深忧虑的事情，不可不察。请依旧封弥、誊录、考校举人 臣伏见新制定的贡举条制规定，各州发解时，命知州、通判、职官、令、录等官员保明举人的品行实迹，不再封弥、誊录。这是三代乡里选士的方法，因为朝廷想把德行放在前面、文辞学问放在后面，责成有关官司，不想用繁琐条文加以约束，希望取士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由于天下郡学自从停止讲读以后，学生各自散去；诏令一下，递交文书请求考试的人到处都是，长吏等又怎么能够逐一考察清楚他们的品行实迹呢？免不了只凭各人递相保举委任，然而其中诈伪和卑劣混杂，也没有办法辨明。又每州使用一名试官，这样天下试官超过三百人，很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并且都能尽心公正取士。有的因为平日交情，有的受爱憎牵制，有的迫于权势要人，有的与贿赂相通，势不得已而因此升降取舍的也会有；又哪里有空暇讨论才艺、比较品行呢？等到取舍一旦错误，是非便纷纷而起；不仅会压抑断绝寒门平民，臣还私下担心天下会因此引发许多讼争。况且封弥、誊录实行已经很久，虽不是取士的根本制度，却稍稍符合竭尽公正的原则。如今各州发解举人，姑且仍命依旧封弥、誊录，按此考校，在道理上很便利。如果认为敕命正在施行，难以立即更改，那么臣请求特意颁下约束：各处试官、监试官如果稍有涉及徇私以及受请托而不公正的行为，除按常法外还要从重处置；否则就另行制定刑名，使官吏等都知道警戒畏惧。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

译臣伏见先前颁下的敕令条文，凡奏请恩荫的京官子弟，年龄达到二十五岁以上；其中选人遇到南郊大礼，限定半年，允许向铨司投状。京官子弟每年春季到国子监投状，由两制官分别到各处考试。学习词业的，考论或诗赋；学习经业的，各专攻一经，考试墨义等合格者，准许参加铨选、注授官职以及差遣。敕令颁下以后，天下士大夫的子弟无不纷纷向往，专心于学问。诏书所谓这不只是为国家培养士人，也是为臣下建立家业，确实是教导人民、培育人才的根本。近来听说有臣僚上言，想议论废止此制，这是没有仔细思考罢了。况且国家推恩的典制，弊端尤其严重，因循日久，推选并不精审。如今诏命正在施行，却想立即整顿革除，那么致力求学的人日益懒惰，一旦让他们面对百姓办理政务，便会茫然无知，不懂得治理之道从何而来，就像自己还不能握刀，却让他替人切割一样，所造成的损害实在很多。前面这些条贯如果有人认为还没有完全合乎事理，臣请求只令有关官司详细审定，仍依旧颁行。《包孝肃奏议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包孝肃奏议集》卷三 （宋）包拯撰 ○选择官员 请选用谏议大夫 臣谨按《唐六典》记载：隋代在门下省设置谏议大夫，品秩为从四品下。龙朔年间改称正谏大夫，开元初年恢复旧称。共设置四人，掌管侍从规谏，退朝之后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其品秩高，职责重。历代直到本朝祖宗时期，从未轻易授予。近年却特别不加选择，只按年资升迁。像慎镛等人，昏聩无能，都担任了这一职务。因此朝廷的名器轻易授予他人，扰乱亵渎典章常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请求今后凡少卿、少监等经过磨勘应当改官的，如果曾经任职有关机构，确实平素有才干声望，为众人所推举，才可以转任谏议大夫。其余人不得徇私授官，只授予大卿、监。这样贵在官员不滥进，官员品流更加清正。请恢复御史里行 臣谨按唐制，御史府所属官员有三十人，用来加强御史风宪的职任。本朝以来，选任尤其严格。天禧年间，御史六员。御史台是朝廷纲纪所在，是帝王的耳目之司，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称得上胜任。若不是端正刚劲、卓然自立的人，不应轻易授予。近年知杂御史、中丞不专由奏辟，有时命两省臣僚共同举荐，但因条制约束，很少有人能够符合诏令。即使平素有才干声望，又受到资历考核的限制，所以推选时相当慎重。臣私下见到，前些年增置御史里行二员，因为被举荐的人资历较浅，越级任用，必然没有畏惧回避。后来却因循旧习而罢去，舆论对此感到可惜。如今台官人数最少，弹劾纠察的职责关系尤其重大，臣请求命中丞、知杂依旧例，在已经入朝且任亲民官的人中保奏二名可以担任御史里行的人；如果稍有不称职，便严惩保知其人的官员。请选用提转和长吏官员 臣听说，君王总理天下，内有宰臣和百官，外有按察之官、刺史、县令而已。如果内外都得到合适的人，同心协力来成就政事，那么陛下垂衣拱手、坐享成功，便可以无为而治、无事可忧了。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考察官吏的能否，辨别狱讼是否冤枉滥刑，直到百姓的利弊、财赋的出入，没有不亲自管理的。事权极重，责任尤其繁重。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一路都会受到弊害。假如州县的职务不能举办，按察之吏又堵塞消息、不把情况上报，那么朝廷就没有途径知道，便会使一方百姓始终无处申诉。从前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优秀的二千石吗？’说的就是刺史、县令；他们的耳目直接接触民事，政令的结果、百姓的安乐或困苦都系于他们。如今朝廷既然轻易授官，又屡屡更换，即使有才能的人具备养育百姓、成就治理的本领，又能施展在哪里呢？何况那些平庸之人？现粗略列举一二事陈述如下。臣私下看到，近来授任转运使，只按资序办理，并不十分选择。如江西路刘纬、利州路李熙辅，都才智见识平庸昏昧，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他们所任的提点刑狱也没有真正选得合适的人。如广西潘师旦、江东令狐挺、京西张士安、河平席平，都一向不是干练敏捷的人才，又没有廉洁的声誉，却冒然担任这样的职位，难怪不能胜任。虽然近来的惯例都是委托两制官奏举，但被举荐的人有的才干本来符合条件，却因文字上的细小问题而不被任用，所以不才的人反而常常得到进用。这是责备细节而忽略大体，恐怕不是任用人才的本意。臣请求今后凡授任转运使，先考察实际声望，后看资历考核，这样所得人才才会精当。凡举荐提点刑狱的人，如果不合公众议论，臣请求责罚错误举荐者，另行委任其他官员；这样就可以断绝徇私请托了。关于刺史、县令，前后条令约束并不是不周详，其中滥进的人也很多。如曹琰从通判便授任润州这样的大郡，果然因不依法断决案件而将人处死。又听说韩松任鼎州知州，因为该州控扼连接蛮族边界，平时屯驻并治理军马，旧来都由武臣担任知州，后来才请求选派文臣资历的人。何况韩松屡次任职都以不能治理而闻名，怎么可以担任这样的边地职务？臣请求今后凡差遣知州，都命有关官司精心核查其治理成绩，审验人才，按照州郡事务繁简、地位要僻来差别授任，希望不至于败坏政事。凡奏举县令，便令流内铨选注授到事务繁重、治理困难的县邑；这样百姓的疾苦或许可以稍稍缓解，和气也可以招来。伏望圣上慈悲，重申命令宰府举荐并实行此事，则天下幸甚。请令审官院根据黜陟状决定差遣的先后。

译臣私下看到，审官院差遣京朝官，仍沿用旧例，以到院先后为次序，从未比较辨别贤能与否、评定优劣，清浊混杂，品流不分，只按名次补缺而已，实在不是委托重臣审慎选择的本意。况且国家设置提刑、按察的职任，考察众官廉洁或污秽的状况；治理成绩特别显著的，必定慰劳、荐举；贪婪怯懦、不能治理的，必定体察按劾，分别善恶，全部上报朝廷。审官院把这些记录登记在册，作为劝善惩恶的根本，如今却不是这样。到了应当拟定差遣的时候，只按月份日期的先后差遣授官，那么以往黜陟的记录就被弃置不顾，竟同于虚设，难道不可惜吗？况且百姓的性命系于长吏；如今郡守、县令很少有真正得到合适任用的，盗贼不时兴起，百姓深受困苦，天下受到弊害，正是由此造成的，怎能不慎重呢？臣请求今后审官院办理京朝官初任时，命令核查：在任时有五名举主、没有私罪的，列为上等；有三名以下举主，或者没有举主以及有私罪的，列为次等；有私罪并且受到体量的，列为下等，按等级差遣授官，以此作为定制。这样，进用的人知道受到劝勉，退黜的人知道有所畏惧，表彰善人、区别恶人，就不会在这里失误。请选任河北知州 臣奉命护送北方使者往返，私下看到河北沿路各州军，都是接近边境、扼守要地的地方；其中知州等官，都是朝廷逐一精选的，大概是想把谨慎防守边境、训练士卒作为急务。如今却不是这样，只要能够增加置办厨传，迎送使者，以及曲意侍奉过往宾客，便被认为称职，于是美誉日益传闻；如果稍有不同，便诽谤议论纷纷，往往因此被降职黜免。由于每年非次来往的使者，动辄要经过七八个月，各处预先准备，丝毫不敢懈怠；何况三年两次非次使者，在一年之内迎送几乎没有空闲，又哪里有时间谋划训练呢？兼且听说北方人早晚都在点集兵马，增建营寨，只是以西讨为名，但契丹的用心实在难以测度。议论者虽说盟誓坚固，绝不会背弃恩德，但应当安定时不忘危险，利益也可能产生祸害，何况已经出现的征兆，更不能不预先做好防备。臣观察这一路的武臣，并没有十分得到合适的人，不过以求进用、买市恩惠、结交依附来消弭诽谤罢了；一旦有紧急需要，必定不能成功。再加上边防尚未完备，边地粮储尚未充实，假如发生骚动，将靠什么来挽救？这是朝廷应当深思的。臣请求今后凡边地以及沿路的知州、部署、钤辖、驻泊等官，连同武臣在内，不论官位高低，只选拔有武艺、具备将帅才能而可用的人任职，专门责成他们掌握守备和安抚驾驭的方法；如果有实际成效，不要因为浮泛的议论而屡次调换，使军民安于他们的政令，遇到缓急也不至于败事。如果允许臣所奏之事，便请特意赐下指挥。请选任广南知州 臣私下看到，广南各地按知州惯例，派任奏荫京朝官初任知县以及任满一考的人。何况世代享受禄位的子弟，很少能够敦厚义理、接受教诲，在童年便忝列仕籍，未曾学习治理政务，就让他管理百姓；刚过一年，又调来主持一郡。连一个县的事务尚且没有熟悉，六条之重任又怎能责成他办好？地方虽然偏远，也不可以轻易授官。正当国家事务繁多、调发供应纷至沓来之时，远方百姓困苦尤其严重，更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臣前任端州时，详细知道此事：有些地方没有职官，只由知州一人管理郡事；其中卑劣、冗滥、放纵横行的人，只一味搜刮征求，庸弱昏昧的人又完全不懂政事，百姓遭受祸害，却无处申诉。提刑、转运使害怕路远，厌恶辛劳，也不能巡历按劾，只是上下互相隐瞒罢了。臣请求今后凡奏荫京朝官按规定应任广南知州的，都要在其下一任知县中选有治理成绩并有举主的人，才可以调任；并请求核查原来没有职官的地方，各选置一名职官；仍命转运、提刑司不得无故调离。这样贵在有专人掌管郡事，使异地风俗安定。请选任利州路转运使 臣伏见中书札子记载，知巴州杨佐奏报：先前体察得巡检顿士宁办事过当，无理打骂士兵，州司正在提取审问。等到提刑、转运使巡历到州，询问顿士宁有什么不合，只当面审问被弹劾的官员。况且顿士宁与李熙辅有旧日恩情，李熙辅便把他的说辞作为本司采择施行的依据。如果顿士宁借此指论臣下、诬告上奏，法律还凭什么遵守？又见本路提刑司奏报，巴州现正拘禁巡检顿士宁及士兵等人，转运使李熙辅到那里审问。顿士宁口称受到冤屈，及至查明知其事情不公，便一面发遣差官前往推勘。又差利州通判李世隆前往巴州暂代交替，知州杨佐赴推勘院照验。奉圣旨，命提刑司选择清正强干的官员，依公正原则彻底审问办理。臣私下认为，杨佐现任长吏，部下官属既然有不公之事，按理应当体察审问。如今李熙辅竟凭信顿士宁的申辩，便一面差官前往交替，命杨佐赴推勘院照勘，显然是李熙辅与顿士宁有旧交，挟带私情任性行事，不遵守诏敕。如果因此举劾李熙辅，却被妄加诬陷，便交给有关官司同他对勘，那么今后部下官属有过错，长吏顾忌躲避而不敢审问，这就是废弃诏敕、容纵长养奸恶，实在是事理上最不可行的了。况且李熙辅无才而庸劣荒谬，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臣先前曾经论列，却没有得到施行。何况利州一路屡遭灾害，人民凋敝，全靠按察官安抚镇定；李熙辅所作所为如此，哪里适宜长久担任此职？一定恐怕另生事端，臣希望朝廷选派廉洁敏干、有才识的人，担任本路转运使，以安抚远方百姓。若杨佐确实有贪赃私罪，应命本路提刑司体察核实事实，奏报朝廷，依条施行。再次请求选任转运使、提点刑狱 臣伏见，各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朝廷一向凡有差遣任命，都按资序递升，或者采用臣僚荐举，间或容许滥竽充数，因而没有真正得到合适的人，使一方百姓必受其害。如李熙辅、张经等，处在按察之任，担负一路重责，却不能遵守诏敕、振作举办公务，反而挟带私情、发泄怨愤，无所畏惧，妄自构成狱讼，任意追捕拘拿。虽然已经调任替代，也不足以惩戒；臣请求都再加重黜降，以警戒将来。至于宣州廖询、秀州边瑀不公正的事迹，朝廷内外早有传闻；昨天因安抚使奏劾，才公开暴露，而本路提转官员却严重失职，没有按察举劾，担任此职不称职，应当按朝廷典法处理。臣希望圣上慈悲，今后凡差遣转运使、提点刑狱的臣僚，都请选用一向有才能、公正正直、廉洁明察的人担任，不以资序深浅为限；这样各路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官吏也会有所畏惧。请设置发运判官

译臣私下认为，京师是人口众多的大都会，屯兵几十万，财物用度和储粮，都仰赖东南供应。主持这项事务的发运使，是当今最繁重的职务，当然不可轻易授人。况且朝廷参用两制官，给予他处理事务的权力，委托的责任重大，不能说不至重。臣伏见发运使许元，先从判官做起，总共任职八年，对东南的利害没有不周遍熟悉的。因此每年运输供应不缺，正是长期任用得到合适人才的明显成效。由于施昌言、许元的功绩都很显著，臣深切担心他们另有升迁，那么后来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恐怕不能彻底了解财用出入的弊病，便无从辨理和筹集。臣请求依照许元的先例，在朝臣中设置判官一员，选派一向有公众声望、办事才能的人充任；像这样长期任职，便能熟悉事务，继承并守成规。即使施昌言等遇到缓急需要调换，也可避免败事。请召回孙甫、张环 臣近来承蒙圣恩，提升参与谏职；如果坚决推辞，便有令人怀疑的嫌疑，轻率接受，又有辱没冒进的惭愧，进退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安妥。何况谏议之才，如今尤其需要精心选用；用人的得失关系国家的轻重，当然不能不慎重。臣私下看到，起居舍人、秘阁校理孙甫，兵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张环，禀性纯一，品节端正方正，敢于直言而论议深厚，可以匡正朝廷的缺失；他们学问广博、见识长远，可以充任顾问。臣请求特意召回他们，安置在近臣之列，这样言路会更加广阔，公众议论也会更加协调。请恢复韩贽等人的台官职务 臣私下看到，祠部员外郎韩贽、屯田员外郎孙抗、太常博士阎询等人，才识明达丰茂，资质纯正；先前担任御史，都因轻微牵累被黜免，已经过了很多年，也多次受到恩典宽宥。核查他们以前所获的罪责，按实际情由并非重大过失，既然可以舍弃瑕疵，也应当重新录用。何况御史台空缺官员很多，奏举却很少得到合适的人。像韩贽等人，放到如今来寻求，实在是精选的人才。臣认为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一定会符合清正的舆论。伏望圣上慈悲，特意召还他们到御史台；如果不如所举，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论河北帅臣 第一章 臣伏见，河北自从商胡河决口泛滥以后，连年水旱灾害，仓廪匮乏，调度供应不足。朝廷一切供应应办之物，都大量动用了多年积蓄，而流亡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复业，田地也没有全部开垦。各州长吏尤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其中苟且敷衍的一类，只处理眼前的寻常事务，急于应付目前的过错。至于长久的利害，只要不涉及自身，大多都不去做。前后相承，积累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即使帅臣，也没有特别精心选用；有的人还不愿长期任职，请求以后另行补缺。第二章 臣伏见，河北自从商胡河决口泛滥以后，连年水旱灾害，仓廪匮乏，难道可以不深思远虑，却忽视上天的警戒吗？臣近来上言，河朔连年遭灾，公私都贫乏，帅臣和长吏尤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其中有不愿长期任职的，请在朝廷内外臣僚中推选熟悉当地事务、敢于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专门委任给他，使他安抚疲困百姓，谋划长远计划，希望可以消除后患。况且河朔对于京畿，就像心腹对于背脊一样，本来同为一体，祸福休戚相同。如今灾异如此，难道可以坐看它衰败，安然认为没有事情，只想因循旧习，害怕变更整顿，这样安排可以吗？臣实在对此感到恐惧，唯愿陛下留心省察。由于河北的事情体重大，帅臣等人应当留用还是罢免，请迅速作出圣明决断，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请任命范祥为陕西转运使 臣伏见近来颁下的敕命，陕西盐法暂且依照范祥的筹划，开放商人经营，这确实是国家的大便利。但朝廷内外的臣僚不详知事情的始末，时常横加议论，所依靠的只是朝廷特意主持支持。又范祥现任本路提点刑狱，与转运司平日公事往来，有时甚至意见相违，恐怕不能同心协力共成其事，实在很不方便。臣希望圣上慈悲，特许就地任命范祥暂任本路转运副使，只按提点刑狱的资序办理；这样盐法利害的筹划、沿边粮斛的筹置，都归于一个机构，容易办理和筹集。再次举荐范祥 臣先前从陕西考察盐法回来，曾具札子请求任命提点刑狱范祥暂任本路转运副使，以便把盐法利害的筹划和沿边粮斛的筹置归于一局，容易办理，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核查范祥的新法，从皇祐元年正月到二年十二月底，共收到现钱二百八十九万一千贯有余，比照旧法两年，计算增加现钱五十一万六千贯有余。三年春季又已经收到现钱七十多万贯，并且买入的粮斛数量也不少。由于陕西连年丰收，今年秋季又大熟，正当筹划置办之时；何况范祥成效显著，可以供驱策使用。臣希望圣上慈悲，准许臣先前的奏议，特许就地任命范祥为本路转运副使，责成他长期任职，使他一面筹办解盐，一面用现钱收购粮斛，务必使沿边军储大为充实，又可免除向云入中所造成的枉费；榷货务现钱长期积存所带来的利益，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请录用杨纮等人 臣读先朝实录，记载大中祥符年间兼并益州、利州二州时，时间久了应当更换官员，先帝逐一阅看侍从官的姓名，对辅臣说：‘这些人各有所长，但要寻求文雅而适用、可以委任一方的人，却很少。’每当想到有唐名贤接连出现，便感叹当时得到人才为何那么多。王旦等人说：‘如今处于低位的官员难道没有才俊吗？恐怕只是提拔还没有到时候罢了。然而看前代求贤，并不要求样样完备，不因小的瑕疵遮蔽大的德行。如今在朝廷任职的人，谁能没有过错？陛下总是致力于保全庇护他们，但流言稍微多些，便也妨碍任用。大体上彼此交相称誉，近于结党；过分攻击别人，又不近于公正鉴别。对于爱憎，只能寄托于圣上。’这些话确实说得正确，十分切中事理。近世的弊患，正是在这里。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不必担心没有贤才，只担心信用任用他们还不够。况且近年来，凡是有才名的人，必遭受险薄之辈借其他事情加以中伤，几乎被排斥弃置，最终不能任用，议论此事的人至今仍感到痛惜。臣希望圣上慈悲，重申命令宰执：凡臣僚一向有才干品行，却先因无罪受到责罚的，如杨纮、王鼎、王绰等人，虽然曾经叙用，但尚未恢复原职的，都请重新给予甄别提拔。或者把他们委任到事务繁重的职位上，一定会有成效。这样，风俗教化会日益美善，贤能杰出的人会日益奋发显现，长久积累下去，上下之间的和气就会融洽了。请选任虔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