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避讳所用之方法
注。
《南齐书》为梁武父顺之讳，凡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汲古阁本犹存其旧，于《豫章文献王嶷传》宋从帝下，注 “北雍本作顺，宋本讳”，其下载嶷《上武帝启》，有“前侍幸□宅 ”语，□下注“顺之，宋本讳”，此乃幸萧顺之宅，故子显直空其字耳。《鱼復侯子响传》，萧顺之则作□，而其下注一顺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讳”，凡此今本皆直书，盖据《南史》改。
译注。
《南齐书》为了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名讳，凡是“顺”字都改为“从”字，遇到萧顺之的名字就留空不写。汲古阁本还保留着原貌，在《豫章文献王嶷传》“宋从帝”之下，注有“北雍本作顺，宋本讳”；其下记载嶷《上武帝启》，有“前侍幸□宅”的话，□之下注有“顺之，宋本讳”，这是因为当时是幸临萧顺之的宅第，所以萧子显直接留空了他的名字。在《鱼复侯子响传》中，萧顺之则写作□，而在其下注有一个“顺”字，又加了一个圈说“宋本讳”，所有这些现在的版本都直接书写出来，大概是依据《南史》修改的。
《宋书武帝纪》，于书檄诏策等，称刘裕名曰刘讳，而其间亦有称裕者。
数行之中，忽讳忽裕，皆后人校改。又永初元年六月，书 “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八月则书“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义隆，文帝也。忽称义隆，忽称讳，亦后人校改。
《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书“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第三皇子，即孝武帝骏。《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正月“以冠军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湘东王即明帝彧，皆讳而不名。
《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雝州刺史”，谓文惠太子长懋也。同年三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谓齐武帝萧赜也。《萧思话传》“南汉中太守萧讳”，萧讳者，萧道成之父承之，追谥宣帝者也。《略阳清水氐传》“思话使司马萧讳先驱进讨”，亦谓承之。
《旧唐书睿宗纪》“临淄王讳”，临淄王即玄宗。《旧唐书》于太宗、高宗、中宗纪，皆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此纪于玄宗独称讳。盖五朝之史，成于玄宗之世，后史承袭其文，未及改正耳。
《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清讳，辄书“庙讳”二字，令人暗索，有如射覆，甚不应也。
第三避讳缺笔例
避讳缺笔之例始于唐。唐以前刻石，字多别体，不能定何者为避讳。北齐颜之推《家训风操篇》，言当时避讳之俗甚详，亦只云“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可见当时尚无缺笔之例。今将唐碑中之与避讳有关者列下：
贞观三年《等慈寺塔记》，称王世充为王充。
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凡五处。
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字民字，惟书虎贲为武贲。
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碑》“慜彼苍生
”，避太宗讳，借慜为愍。
贞观十六年《段志玄碑》，文内王世充不避世字。
贞观十八年《盖文达碑》，有“世子”字。
永徽二年《马周碑》“持书侍御史”，改治为持。
显庆四年《大唐纪功领》，王世充俱作王充。
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汦。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
乾封元年《于志宁碑》，“世武”世字作卅。
仪凤二年《李勣碑》，本名世勣，因避讳但名勣。而王世充世字特缺中一笔，未去世字。
万岁登封元年《封祀坛碑》，虎字不避，葉作。据右表，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世。《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显庆五年正月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由此可见显庆初年已有避讳缺笔之事。《旧唐书高宗纪》：“显庆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宫。”《十七史商榷》七十，疑“宫”字为“字”字之讹，谓：“必是以昬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讳，故改昬从氏，改葉从云。”其说近是。宫字盖承上文洛阳宫而讹也。
《野客丛书》十七云：“世谓昬字合从民，今有从氏者，避太宗讳故尔。仆观《唐三藏圣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书，其间‘重昬之夜’则从民，初未尝改民从氏也。谓避讳之说谬矣，盖俗书则然 ”云。然此正可证其时尚无缺笔
之法，不得谓昬之从氏，为非避讳。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云：“往在武昌，于杨星吾舍人许，见所藏古写本《春秋集解》桓公残卷，舍人跋称是北齐人书。然观桓公十八【当作十六】年传，冬城向，注引诗‘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中字作，缺末笔之下半，避隋讳，乃隋写本，非出北齐，舍人未之知也。”又跋敦煌本《文选》云：
“《王文宪集》序内，衷字缺笔作哀，为隋代写本，尤可珍。”是须先考定唐以前有无缺笔之
译《宋书·武帝纪》中，在记载书信、檄文、诏书、策命等文献时，称呼刘裕的名字为“刘讳”，但其中也有直接称“裕”的情况。
短短几行文字之中，忽然称讳，忽然称裕，都是后人校勘修改所致。又如在永初元年六月，记载“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八月则记载“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义隆就是宋文帝。忽然称义隆，忽然称讳，也是后人校勘修改所致。
《文帝纪》中，元嘉十三年九月，记载“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第三皇子就是孝武帝刘骏。《孝武帝纪》中，孝建二年正月记载“以冠军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湘东王就是明帝刘彧，都是称讳而不称名。
《顺帝纪》中，升明三年正月记载“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指的是文惠太子萧长懋。同年三月记载“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指的是齐武帝萧赜。《萧思话传》中记载“南汉中太守萧讳”，这位萧讳，就是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即被追谥为宣帝的人。《略阳清水氐传》中记载“思话使司马萧讳先驱进讨”，也是指萧承之。
《旧唐书·睿宗纪》中记载“临淄王讳”，临淄王就是唐玄宗。《旧唐书》在太宗、高宗、中宗的纪传中，都直接书写高宗、中宗、睿宗三位的名字，唯独在这篇纪传中对于玄宗称讳。这是因为五代时期的史书，成书于玄宗在世之时，后来的史书承袭其文，来不及改正罢了。
《金石萃编》摹刻碑文，遇到清朝的避讳字，就书写“庙讳”二字，让人暗中揣测，如同猜谜游戏，非常不妥当。
第三 避讳缺笔的体例
避讳缺笔的体例始于唐代。唐代以前的石刻，字体多为异体，无法确定哪些是避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详细论述了当时避讳的风俗，也只说“凡是避讳的，都必须找到同义的字来替换”，可见当时还没有缺笔的体例。现将唐碑中与避讳有关的内容列举如下：
贞观三年的《等慈寺塔记》，称王世充为王充。
贞观四年的《豳州昭仁寺碑》，使用“世”字共有五处。
贞观五年的《房彦谦碑》，有“世”字和“民”字，只将“虎贲”写作“武贲”。
贞观十四年的《姜行本碑》中“愍彼苍生”，为了避太宗讳，借“愍”字代替“愍”。
贞观十六年的《段志玄碑》，文中王世充不避“世”字。
贞观十八年的《盖文达碑》，有“世子”字样。
永徽二年的《马周碑》中“持书侍御史”，将“治”改为“持”。
显庆四年的《大唐纪功领》，王世充都写作王充。
乾封元年的《赠太师孔宣公碑》，两次引用“生民以来”，都写作“生人”。“愚智齐泯”，“泯”写作“汦”。这是唐碑避讳缺笔初次出现，此后缺笔的字逐渐增多。
乾封元年的《于志宁碑》，“世武”的“世”字写作“卅”。
仪凤二年的《李勣碑》，本名世勣，因避讳只名勣。而王世充的“世”字特意缺中间一笔，并未去掉“世”字。
万岁登封元年的《封祀坛碑》，“虎”字不避讳，“葉”写作“”。根据上述表格，避讳缺笔，应当起源于唐高宗时期。《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记载，显庆五年正月诏书说：“孔子设立教化，以正名为首要，戴圣遗留规范，嫌名不避讳。近来看到抄写古典，到了朕的名字，有的缺其点画，有的随便改换，恐怕六经雅言，会意多有差错；九流通义，指事完全违背，实在不是立书的本来意图。从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都应使其完整，不必随义改易。”
由此可见显庆初年已有避讳缺笔之事。《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显庆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宫。”《十七史商榷》卷七十，怀疑“宫”字是“字”字的讹误，说：“必定是因为‘昬’字上面的‘民’字、‘葉’字中间的‘世’字犯讳，所以改‘昬’从‘氏’，改‘葉’从‘云’。”这种说法接近事实。“宫”字大概是承袭上文“洛阳宫”而讹误。
《野客丛书》卷十七说：“世人说‘昬’字应当从‘民’，现在有的从‘氏’，是为了避太宗讳的缘故。我观看《唐三藏圣教序》，正是太宗所作，褚遂良书写，其中‘重昬之夜’就从‘民’，起初未曾改‘民’从‘氏’。说避讳的说法是错误的，大概是俗体字如此罢了。”然而这正可以证明当时还没有缺笔的方法，不能说‘昬’从‘氏’，就不是避讳。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篇说：“以往在武昌，在杨星吾舍人家中，见到他所藏的古写本《春秋集解》桓公残卷，舍人跋语称这是北齐人书写。然而观看桓公十八【当作十六】年传，冬城向，注引诗‘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两个‘中’字作，缺末笔的下半，避隋讳，乃是隋代写本，并非出自北齐，舍人不知道这一点。”又为敦煌本《文选》作跋说：
“《王文宪集》序内，‘衷’字缺笔作‘哀’，是隋代写本，尤为珍贵。”因此必须先考定唐代以前有无缺笔之
第四避讳改音例
避讳改音之说，亦始于唐。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后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九，孙奕《示儿编》十一，均为是说。然正本有征音，《诗齐风》：“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释文》：“正音征。”《小雅节南山》，正与平宁为韵，《大雅云汉》，正与星嬴为韵，其非为秦讳明矣。
昭有韶音，唐人以为避晋讳，亦非也。《汉书韦玄成传》，颜师古注：“晋室讳昭，故学者改昭为韶。”李涪《刊误》下云：“按《礼记》：昭，明也，穆，美也。盖光扬先祖之德，著斯美号。至晋武帝以其父名昭，改为韶音，历代已远，岂宜为晋氏之讳，而行于我唐哉！今请复为昭穆。”郭忠恕《佩觿》上则曰：“李祭酒涪说，为晋讳昭，改音韶，失之也。案《说文》自有佋穆之字，以昭为佋，盖借音耳。”《说文系传》佋字下亦云：“说者多言晋以前言昭，自晋文帝名昭，故改昭穆为佋穆，据《说文》则为佋。”音作韶，非晋以后改明矣。《诗魏风汾沮洳》《释文》亦云：“昭，绍遥反，《说文》作佋。”然段玉裁乃信避讳说，至欲删《说文》佋字，实为武断。
甄之有真音，宋人以为避孙坚讳，亦非也。庄绰《鸡肋编》中云：“甄，三国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孙权即位，尊坚为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改音真。”《示儿编》十八则云：“甄有二音，学者皆押在先韵，独真韵反未尝押。《文选》张华《女史箴》云‘散气流形，既陶且甄，在帝包羲，肇经天人。’则已押入真韵矣。”张澎《姓氏辩误》九驳之，谓：
“《女史箴》在三国后，孙氏未详考”云。
今考《晋书张华传》：“华，范阳方城人。始仕魏，司马炎谋伐吴，华与羊祜实赞成其计。及吴灭，封广武县侯。”诚如《鸡肋编》言，则华固北人，与江左何涉！《女史箴》以甄与人为韵，则河北早有是音，非为吴讳矣。
《宋史》一○八《礼志》：“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桓】见于经传义训者，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
为姓氏，当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 ‘盈而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推求义类，别无未尽 ”云。宋人苦于避讳之苛例，欲为改读之法，以救改字之失，其立意本善，然奈不能实行何。乃至曲解汉法以护其说，过矣！
《茶香室续钞》三引叶名沣《桥西杂记》云：“雍正三年上谕：孔子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凡系地名，皆改易他名；
书写常用，则从古体作。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字，是未尝回避也。
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按加阝作邱，至今通行，至读期音，则世鲜知者。”可见避讳改音之例，始终未尝实行也。
卷二避讳之种类
第五避讳改姓例
避讳改姓之例甚多，俗说相传，有不尽足据者。《通志氏族略》云：
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
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
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
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
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
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
译第四 避讳改音条例
关于因避讳而改变读音的说法，也始于唐代。然而所谓因避讳而改变的读音，在唐代以前的，大多并非因避讳而改；在唐代以后的，又多未真正实行，不过是空有其说罢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正义》说：“‘正’字的读音是‘政’，这是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正’，后来因为避秦始皇的名讳，所以读作‘征’。”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孙奕《示儿编》卷十一，都持这种说法。然而“正”字本来就有“征”的读音，《诗经·齐风》：“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经典释文》：“正，音征。”《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正”与“平”、“宁”押韵；《诗经·大雅·云汉》中，“正”与“星”、“嬴”押韵，可见它并非为了避秦讳而改音，这是很明显的。
“昭”字有“韶”的读音，唐人认为是为了避晋朝的名讳，这也是不对的。《汉书·韦玄成传》颜师古注说：“晋朝避讳‘昭’字，所以学者将‘昭’改为‘韶’。”李涪《刊误》下篇说：“查《礼记》：‘昭’，是光明的意思；‘穆’，是美好的意思。大概是为了发扬先祖的德行，彰显这些美好的称号。到了晋武帝因为父亲名叫‘昭’，就将‘昭’改读为‘韶’，距离晋代已经很久远了，难道还适宜为了晋室的讳忌，而在我们唐代实行吗？现在请求恢复读作‘昭穆’。”郭忠恕《佩觿》上篇则说：“李祭酒李涪说为了避晋讳‘昭’，改音为‘韶’，这是错误的。查《说文解字》本来就有‘佋穆’这两个字，用‘昭’代替‘佋’，大概是借音罢了。”《说文系传》在“佋”字下也说：“解说的人多说是晋以前读‘昭’，自从晋文帝名叫‘昭’，所以将‘昭穆’改为‘佋穆’，根据《说文解字》则是‘佋’。”读音作“韶”，并非晋代以后才改的，这是很明显的。《诗经·魏风·汾沮洳》的《释文》也说：“昭，绍遥反，《说文解字》作‘佋’。”然而段玉裁却相信避讳的说法，甚至想要删去《说文解字》中的“佋”字，实在是武断。
“甄”字有“真”的读音，宋人认为是为了避孙坚的名讳，这也是不对的。庄绰《鸡肋编》中说：“‘甄’字，三国以前没有读如‘人’切的。孙权即位，尊孙坚为帝，江东的儒生为了避吴国的讳，所以改读为‘真’。”《示儿编》卷十八说：“‘甄’字有两个读音，学者都押在先韵，唯独真韵的反切从未押过。《文选》张华《女史箴》说‘散气流形，既陶且甄，在帝包羲，肇经天人。’就已经押入真韵了。”张澎《姓氏辩误》卷九驳斥说：
“《女史箴》成书于三国之后，孙氏的情况没有详细考证”等语。
现在查考《晋书·张华传》：“张华，范阳方城人。起初在魏国做官，司马炎谋划讨伐吴国，张华与羊祜确实赞成并促成了这个计划。等到吴国灭亡，被封为广武县侯。”如果真如《鸡肋编》所说，那么张华本来就是北方人，与江东有什么关系！《女史箴》将“甄”与“人”押韵，那么河北早就有这个读音了，并非为了避吴国的讳。
《宋史》卷一百零八《礼志》：“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上言：渊圣皇帝（宋钦宗）的名讳【桓】出现在经传义训中，有的以威武为义，有的以回旋为义，又是植立的象征，又是姓氏，应当各自根据其义类来寻求读音。以威武为义的，现在想读作‘威’；以回旋为义的，现在想读作‘旋’；以植立为义的，现在想读作‘植’；如果是姓氏之类，想去掉木字旁读作‘亘’。又因为汉代的法规，‘邦’字读作‘国’，‘盈’字读作‘满’，只是读作‘国’和‘满’，它们在经传中的本字，未曾改易。司马迁是汉代人，写《史记》说：‘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说：‘盈而不持则倾。’对于‘邦’字和‘盈’字，也没有改易。现在对于渊圣皇帝的名讳，除了确定读音如前所述外，经传中的本字，就不应当改易，希望万世之后，有所考证，推求义类，没有未尽之处”等语。宋人苦于避讳苛刻的条例，想要制定改读的方法，来补救改字的过失，其立意本来是好的，然而无奈不能实行。甚至曲解汉代的法规来维护自己的说法，太过分了！
《茶香室续钞》卷三引叶名沣《桥西杂记》说：“雍正三年皇帝谕旨：孔子名讳‘丘’理应回避，命令九卿会议。九卿议定凡是姓氏，都加邑字旁为‘邱’；凡是地名，都改易其他名称；书写常用，则从古体写作‘丘’。皇帝谕旨：今文出于古文，如果改用别的字，这是未曾回避。这个字本来有‘期’的读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的很多，此后除了四书五经外，凡是遇到这个字，都加邑字旁为‘邱’，地名也不改易，只加邑字旁，读作‘期’音，这才恰当。查加邑字旁作‘邱’，至今通行，至于读‘期’音，世间很少人知道了。”可见避讳改音的条例，始终未曾真正实行。
卷二 避讳的种类
第五 避讳改姓条例
避讳改姓的条例很多，民间传说相传，有不尽可凭据的。《通志·氏族略》说：
籍氏避项羽的名讳，改为席氏。
奭氏避汉元帝的名讳，改为盛氏。
庄氏避汉明帝的名讳，改为严氏。
庆氏避汉安帝父亲的名讳，改为贺氏。
师氏避晋景帝的名讳，改为帅氏。
姬氏避唐明皇的名讳，改为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