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今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三百七载。”庚午当作景午，开皇六年，岁在丙午，唐人避讳称景午也。自庚子至丙午，恰三百有七年。《隋书》本作景午。下又云：“陈氏草窃，起于庚子，至今庚午。”按陈霸先以丙子岁自为丞相，录尚书事，明年受禅。此庚子庚午，亦景子景午之讹。校书者不知景即丙字，为避唐讳，疑庚与景声相近，遂妄改之。
译如今是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计三百零七年。”这里的“庚午”应当是“景午”，开皇六年岁在丙午，唐人避讳所以称景午。从庚子到丙午，恰好是三百零七年。《隋书》原本作景午。下文又说：“陈氏草窃，起于庚子，至今庚午。”查考陈霸先在丙子年自任丞相，录尚书事，第二年接受禅让。这庚子、庚午，也是景子、景午的讹误。校书的人不知道景就是丙字，因为要避唐讳，怀疑庚与景声音相近，于是妄自改动了。
第五十六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例
《史记吴王濞传》：“岁时存问茂材。”案汉初本称秀才，东京避光武讳，乃称茂材。《史记贾生传》：“闻其秀才。”《儒林传序》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当时本称也。此传茂才字，盖后人依班史妄改。
《后汉书蔡邕传》：“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侍书当作持书。范书本是治书，章怀改治为持，校书者不达其旨，妄易为侍。汲古阁本尚作持书。《四库全书通典职官篇》考证，乃谓：“持为讹，据《后汉书》改为侍。”
《隋书韦师传》：“于时晋王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顺，并为州都督，引师为主簿。”州都下督字衍。魏晋以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流别品。隋时避讳，改为州都，而去中正之名，详《通典》卅二《职官篇》。校书者不达州都为何语，妄加督字。《隋书》既然，《北史》亦尔，所谓以不狂为狂也。
唐景云二年，《司空苏瓌碑》，《文苑英华》八八三曾载其文，以石本校之，颇多异同。如云：“大父，隋职方郎中。”石刻无中字。隋文帝父讳忠，诸曹郎皆去中字，不当称郎中，此石刻之可信者。《文苑英华》妄增中字，非史实。
又《隋书百官志》：“上中州，减上州吏属十二人。”王懋竑《读书记疑》十云：“隋文帝父名忠，并中字亦讳之。中书省改为内史省，殿中改为殿内，中舍人、中常侍、中谒者，俱改为内，皆显然可考者。而上中州、中上州、中中州、中下州之类，仍作中。此必非当时本文，或史官以其不辞而改之也。”
第五十七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地名例
《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也。”注：“酒泉县名，地多泉水。今永州晋昌县东北。”【考《新唐书地理志》晋昌县属瓜州，永字误。】按酒泉，郡名非县名，当作渊泉。胡三省注《通鉴》云：“奂，敦煌渊泉人。”【乃和案：见《通鉴》五十六《汉纪》永康元年十月条。】胡所见本，尚未讹也。《汉志》敦煌郡有渊泉县，《晋志》作深泉，盖避唐讳。章怀本亦当作深，后人习闻酒泉之名，妄改为酒耳。
《新唐书》四三《地理志》：“思唐州，武郎。”郎当作朗，史臣避宋讳缺笔，后人讹为郎。《元和郡县志》卅六正作武朗。
第五十八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
《潜研堂文集》八：“问：《士昏礼》，父蘸子辞云‘勖帅以敬’，《荀子》书勖作隆。惠松崖谓当由避殇帝讳改为勖，如《毛诗》隆冲为临冲之类，信有之乎？曰：礼家传闻，文字不无异同，要当从其长者。勖帅以敬，于义为长。且信诸子，不如信经。若云避讳更易，则无是理。《士冠礼》称‘弃尔幼志’，志为桓帝讳；‘受天之祜’，祜为安帝讳，皆未改易。即以《毛诗》征之：‘四月秀葽’，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祜为安帝讳，亦未改易也。临冲，《韩诗》作隆冲，《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
沈兼士曰：《五经异义》谓：“汉幼小诸帝皆不庙祭，而祭于陵。不庙祭，故可讳可不讳。”《说文》于殇帝之讳隆字，不注上讳，殆以此故。段玉裁注既引《异义》以为说，又云：“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以前未及讳。至安帝建光
元年许冲上书时，不追改，故不云上讳。”按永元十二年，为许君草创《说文》之年，而非成书之年。段氏《说文叙》注与隆字下注，自相矛盾。且考两汉诸帝避讳所改之字，皆为同义互训，而无一音近相转者。《古今注》谓：“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是也。《汉书地理志》，隆虑，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疑非事实。盖隆虑之作林虑，亦犹《毛诗》隆冲之作临冲，皆是双声转语，恐无关于避讳也。
《容斋三笔》六云：“《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间阅箧书，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
译第五十六 不知因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的例子
《史记·吴王濞传》：“每年按时慰问茂材。”按：汉初原本称秀才，东汉光武帝名秀，为避其讳，才改称茂材。《史记·贾生传》：“听说他有秀才之才。”《儒林传序》中有：“秀才才能出众，就立即上报姓名。”这是当时的本称。此传中的“茂才”二字，大概是后人依据《汉书》妄改的。
《后汉书·蔡邕传》：“补任侍御史，又转任侍书御史。”侍书应作持书。范晔原本作治书，章怀太子李贤将治改为持，校书的人不理解其意，妄自改为侍。汲古阁本尚作持书。《四库全书·通典·职官篇》考证，却说：“持是讹误，依据《后汉书》改为侍。”
《隋书·韦师传》：“当时晋王任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顺，都任州都督，引韦师为主簿。”州都下的督字是衍文。魏晋以后，各州都设置大中正，以甄别流别品第。隋时避讳，改为州都，而去掉中正之名，详见《通典》卷三十二《职官篇》。校书的人不懂州都是什么意思，妄自加上督字。《隋书》既然如此，《北史》也是这样，所谓以不狂为狂。
唐景云二年，《司空苏瓌碑》，《文苑英华》卷八八三曾记载其文，用石刻本校对，颇多异同。如说：“祖父，隋职方郎中。”石刻没有中字。隋文帝父亲名忠，各曹郎都去掉中字，不当称郎中，这是石刻可信之处。《文苑英华》妄增中字，不符合史实。
又《隋书·百官志》：“上中州，减少上州吏属十二人。”王懋竑《读书记疑》卷十说：“隋文帝父亲名忠，连中字也避讳。中书省改为内史省，殿中改为殿内，中舍人、中常侍、中谒者，都改为内，都显然可考。而上中州、中上州、中中州、中下州之类，仍作中。这必定不是当时的原文，或许是史官因为不顺口而改的。”
第五十七 不知因避讳而妄改前代地名的例子
《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注：“酒泉县名，地多泉水。今永州晋昌县东北。”【考《新唐书·地理志》晋昌县属瓜州，永字误。】按：酒泉，是郡名不是县名，应作渊泉。胡三省注《通鉴》说：“张奂，敦煌渊泉人。”【乃和案：见《通鉴》卷五十六《汉纪》永康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所见版本，尚未讹误。《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有渊泉县，《晋书·地理志》作深泉，大概是避唐讳。章怀太子本也应作深，后人习闻酒泉之名，妄自改为酒罢了。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思唐州，武郎。”郎应作朗，史臣避宋讳缺笔，后人讹误为郎。《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六正作武朗。
第五十八 非避讳而以为避讳的例子
《潜研堂文集》卷八：“问：《士昏礼》，父亲醮子辞说‘勖帅以敬’，《荀子》书勖作隆。惠松崖说应当因避殇帝讳改为勖，如《毛诗》隆冲为临冲之类，确实如此吗？答：礼家传闻，文字不无差异，应当从其长者。勖帅以敬，在义理上更长。且信诸子，不如信经。如果说避讳更易，则没有这个道理。《士冠礼》称‘弃尔幼志’，志为桓帝讳；‘受天之祜’，祜为安帝讳，都未改易。即以《毛诗》征之：‘四月秀葽’，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祜为安帝讳，也未改易。临冲，《韩诗》作隆冲，《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
沈兼士说：《五经异义》说：“汉幼小诸帝都不庙祭，而祭于陵。不庙祭，所以可讳可不讳。”《说文》于殇帝之讳隆字，不注上讳，大概因此故。段玉裁注既引《异义》以为说，又说：“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以前未及讳。至安帝建光元年许冲上书时，不追改，故不云上讳。”按：永元十二年，是许君草创《说文》之年，而非成书之年。段氏《说文叙》注与隆字下注，自相矛盾。且考两汉诸帝避讳所改之字，皆为同义互训，而无一音近相转者。《古今注》说：“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是对的。《汉书·地理志》，隆虑，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疑非事实。盖隆虑之作林虑，也犹如《毛诗》隆冲之作临冲，都是双声转语，恐怕与避讳无关。
《容斋三笔》卷六说：“《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前一行说‘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说：‘乘间阅箧书，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
》，实家世之宝也。太和二年李德裕恭题。’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是误认李吉甫为洪氏祖宗也。
译》，确实是家族的珍宝。太和二年李德裕恭敬题写。’洪庆善在《丹阳洪氏家谱序》中说：‘丹阳的洪氏，原本姓弘，为了避唐讳而改姓。有个叫弘宪的人，在元和四年为《辋川图》作跋。’”这是错误地将李吉甫认作洪氏的祖宗。
正之有征音，非为秦讳；昭之有韶音，非为晋讳；甄之有真音，非为吴讳。说已见前。
準之作准，相传以为避刘宋讳，亦非也。《野客丛书》十四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刘宋顺帝名準，改平準令曰染署令，未尝以準之作准为避讳也。
汉碑中秀作，《避讳录》二以为避光武讳；庄作作壯，以为避明帝讳；
肇从殳，以为避和帝讳；隆作作，以为避殇帝讳；缵作纉，以为避质帝讳；
志作，以为避桓帝讳，皆非也。汉隶之变体多矣，岂得以避讳解释之。
《避讳录》又谓“汉文帝名恒，改恒农郡曰弘农”，“北魏献文帝名弘，复弘农郡为恒农”，“唐穆宗名恒，改恒山恒农作常”，“宋真宗名恒，改恒山为常山”，亦非也。弘农汉武时置，文帝时未有恒农，从何而改！此盖沿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之误。北魏以前，既无恒农之名，则献文之改，又何所谓复！唐神龙初改弘农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已复故名，穆宗时安得恒农而改之！恒山，唐穆宗时已改为镇州，宋真宗又安得恒山而改之！应参看数朝同讳例。
《避讳录》又谓“晋愍帝名业，改建业为建邺”，“北魏太武帝名焘，改平陶县为平遥”，亦非也。晋愍改建业为建康，邺之从邑，与避讳何涉！《册府元龟》三且谓“晋愍名邺，改邺为临漳”也。《魏书》一○六《地形志》，济阴郡有定陶，阳平郡有馆陶，巨鹿郡有廮陶，与廮遥并列，南安阳郡有中陶，皆不避讳，何独平陶避讳。且《魏志》《隋志》，均无是说，是说出《旧唐志》，臆说不足据。
第五十九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
《避讳录》三谓：“刘知畿《史通》不避世字，其论李百药《齐书》曰‘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是讥百药不应避时讳也。其他征引书目，则世本、世说，屡见于篇。其第五篇以世家标目。书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余处。又曰民者冥也，两言民无得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皆一以人代民，一则直言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讳也。其引古人，则石虎、刘昞、邓渊、张渊、石显、萧子显、韩显宗、高堂隆、卫隆景，皆直言其名；崔伯渊、季彦渊，皆直书其字。其泛言虎渊等字，则曰画虎不成，虎踞龙蟠，临朝渊默，治国字人，旦行不臣之礼，基业未彰，而用显微、显晦、隐显、幽显等字，亦不下十余处，皆不用同义字代。是于祖宗庙讳，明皇御名，皆所不避，又不独太宗偏讳也。然《史通》称鲁庄公曰严公，称楚庄王曰严王，远避汉明之名，而于本朝不讳，殊属怪谬。且知畿以明皇嫌讳，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绝不顾忌，是谨于问安小礼，而不顾父母之养，恶得为孝子！”
唐以前避讳，多用改字法；唐以后避讳，改字缺笔，二法兼用。既有缺笔之法，则临文较前方便。然古书辗转传写雕板，则原文缺笔与否，无由得知。《避讳录》讥《史通》不避唐讳，安知非后人校改，而必断定今所传本为知畿原文耶！
《日知录》廿三引谢肇淛曰：“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独不讳。盖当宁宗之世，真宗已祧。”竹汀先生曰：“此说非是。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则无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见于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革所刊《易本义》，班班可考。谢在杭未见真宋本，故有此言，岂可依据！考宋宁宗之世，太庙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亦未尝祧真庙，顾氏偶未审耳。”【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十四。】
《十驾斋养新录》三，有“《朱子四书注》避宋讳”一条，云：“《论语》《孟子》注，皆避钦宗讳，桓改为威，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论语》‘谲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问交际章’注，于
译正之有征音，并非为了避秦朝的讳；昭之有韶音，并非为了避晋朝的讳；甄之有真音，并非为了避吴朝的讳。此说前文已见。
“準”字写作“准”，相传是为了避刘宋的讳，这也是不对的。《野客丛书》卷十四说：“如今公文使用‘承准’二字，应当写作‘準’。有人说因为寇准当政，人们避他的讳，于是去掉‘十’字，只写‘准’。我考证魏晋石刻公文，多写这个‘承準’二字。又看秦汉间的书籍以及隶书刻石，‘平準’多写作‘准’，知道这种写法古已有之。”刘宋顺帝名準，将平準令改为染署令，并没有因为将“準”写作“准”而避讳。
汉碑中“秀”字写作“”，《避讳录》卷二认为这是避光武帝的讳；“庄”字写作“壯”，认为这是避明帝的讳；
“肇”字从“殳”，认为这是避和帝的讳；“隆”字写作“”，认为这是避殇帝的讳；“缵”字写作“纉”，认为这是避质帝的讳；
“志”字写作“”，认为这是避桓帝的讳，这些都不对。汉隶的变体很多，怎么能用避讳来解释呢。
《避讳录》又说：“汉文帝名恒，将恒农郡改为弘农”，“北魏献文帝名弘，又将弘农郡改回恒农”，“唐穆宗名恒，将恒山、恒农改为常”，“宋真宗名恒，将恒山改为常山”，这些也不对。弘农郡是汉武帝时设置的，汉文帝时还没有恒农郡，改从何来！这大概是沿袭了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的错误。北魏以前，既然没有恒农这个名字，那么献文帝的改动，又何谈恢复！唐神龙初年将弘农改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已经恢复原名，穆宗时哪里还有恒农可改！恒山在唐穆宗时已经改为镇州，宋真宗又哪里还有恒山可改！应当参看数朝同讳的例子。
《避讳录》又说：“晋愍帝名业，将建业改为建邺”，“北魏太武帝名焘，将平陶县改为平遥”，这些也不对。晋愍帝将建业改为建康，“邺”字从邑，与避讳有什么关系！《册府元龟》卷三甚至说“晋愍帝名邺，将邺改为临漳”。《魏书》卷一○六《地形志》，济阴郡有定陶，阳平郡有馆陶，巨鹿郡有廮陶，与廮遥并列，南安阳郡有中陶，都不避讳，为何唯独平陶避讳。况且《魏志》《隋志》都没有这种说法，此说出自《旧唐志》，是臆测之说，不足为据。
第五十九 已避讳而以为未避的例子
《避讳录》卷三说：“刘知幾《史通》不避‘世’字，他评论李百药《齐书》说‘将世祖改为文襄，将世宗改为武成’，这是讥讽李百药不应避当时的讳。其他征引的书目，如《世本》《世说》，屡见于篇中。其第五篇以‘世家’为标题。书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多处。又说‘民者冥也’，两次说‘民无得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都一律用‘人’代替‘民’，有时又直接写‘民’字，这是太宗的两个名字都不避讳。他引用古人，如石虎、刘昞、邓渊、张渊、石显、萧子显、韩显宗、高堂隆、卫隆景，都直接写他们的名字；崔伯渊、季彦渊，都直接写他们的字。他泛言‘虎’‘渊’等字，如说‘画虎不成’‘虎踞龙蟠’‘临朝渊默’‘治国字人’‘旦行不臣之礼’‘基业未彰’，以及使用‘显微’‘显晦’‘隐显’‘幽显’等字，也不下十余处，都不使用同义字代替。这是对于祖宗庙讳、明皇御名，都不避讳，又不只是太宗的名字偏要避讳。然而《史通》称鲁庄公为严公，称楚庄王为严王，远远避开汉明帝的名字，而对于本朝却不避讳，实在奇怪荒谬。况且知幾因为明皇嫌讳，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却绝不顾忌，这是谨守问安的小礼，而不顾父母的养育，怎么能算是孝子！”
唐以前避讳，多用改字法；唐以后避讳，改字和缺笔两种方法兼用。既然有了缺笔的方法，那么临文较前方便。然而古书辗转传写雕板，原文是否缺笔，无从得知。《避讳录》讥讽《史通》不避唐讳，怎么知道不是后人校改，而必定断定现在所传的版本是知幾的原文呢！
《日知录》卷二十三引谢肇淛说：“宋真宗名恒，而朱子在书中‘恒’字唯独不避讳。大概因为宁宗时，真宗已经祧迁。”竹汀先生说：“此说不对。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到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文中则无不避讳，他注《易》也是如此。这在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革所刊《易本义》中，清清楚楚可考。谢在杭没见到真正的宋本，所以有此言论，岂可依据！考证宋宁宗时，太庙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也没有祧迁真宗的庙，顾氏偶然没有审察罢了。”【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卷十四。】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有“《朱子四书注》避宋讳”一条，说：“《论语》《孟子》注，都避钦宗讳，‘桓’改为‘威’，如今世俗本都改‘桓’字了。唯独《论语》‘谲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问交际章’注，于
第六十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例
章怀注《后汉书》，避太宗讳，民字皆改为人。如《光武纪》“兆人涂炭”， “为人父母”，“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是也。今本有作民者，则宋以后校书者回改。然有不当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民。” “十一年，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县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
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脾，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殇帝延平元年，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此庶民悉当作庶人，校书者不知庶民与庶人有别，而一例改之。然“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此两处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对奴婢及有罪者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者迥乎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者，由当时校书，不出一手故尔。又《崔寔传》引景帝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此亦不当改而妄改者也。
又《宦者传论》：“三世以嬖色取祸。”注：“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世当为三代。章怀注，凡世字皆改为代，宋以后校书者复改之。此三代字，乃范氏本文，校书者以为章怀避讳所改，而回改为世，致有此误。
《南史范晔传》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考之《宋书》，本作武帐冈。《通鉴》一二四《宋文帝纪》亦作武帐冈。《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见黯。应劭曰：“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通鉴》廿四《汉昭帝纪》：“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元嘉武帐，取此义也。后之校《南史》者，误以为李延寿避唐讳改作武，实当作虎，遂奋笔改之。而初不知其本当为武帐，并非因延寿避讳改也。
卷七避讳学之利用
第六十一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
《史记高祖纪》于孝惠不书名，《文帝纪》于景帝不书名。乃文帝名再见于《高祖纪》，一见于《吕后纪》，此必后人所加。《景帝纪》：“四年，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七年，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亦后人所加。
杜佑撰《通典》，在唐贞元中，故称德宗为今上。而一七八《州郡篇》书恒州为镇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此后人附益，本书于恒字初不避也。一六五《刑制篇》“十恶”：“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庙讳，改为恭。”按唐诸帝无名敬者。前卷即有大不敬字，此条必宋人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为荆河州，或称蔡州，改豫章郡为章郡，括苍县曰苍县，皆避当时讳。今本或于荆河下添豫字，又有直书豫州、豫章者，皆校书人妄改也。书中虎牢，皆避讳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县下，直书虎牢，且有获虎字，皆后人妄改，又改之不尽也。
《通鉴稽古录》，于古人姓名犯宋讳者，往往易以他字，或二名减一，或以字易名。然其中如刘弘、桓玄、徐圆朗、许敬宗、敬晖、马殷、朱守殷、李匡威、乐彦贞之类，又直书不避。而李敬玄作李敬贞，于玄字敬字，一避一否。末卷书仁宗建储事，于英宗庙讳皆称“讳”，而卷中陈曙一人凡三见，恐出后人擅易，非本文矣。
第六十二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
《后汉书郭太传》，称郭太为郭林宗，唯传末一段，忽书太名，曰：“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竹汀先生曰：“蔚宗避其父名，
译第六十，因避讳回改而导致错误的例子
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所有的“民”字都改成了“人”字。例如《光武帝纪》中的“兆人涂炭”、“为人父母”、“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就是如此。现在的版本中有作“民”字的，那是宋朝以后校书的人改回来的。然而，有些不该改却胡乱改的情况，例如：“建武七年，下诏让郡国释放囚犯中的现役徒隶，免除他们为庶民的身份。”“建武十一年，下诏说敢于用灸灼刑罚对待奴婢的，按律论处，免除被灸灼者的庶民身份。”“建武十二年，下诏说陇蜀地区被掠卖为奴婢的百姓，自行申诉的，以及官府尚未上报的，一律免除为庶民的身份。”“建武十三年，下诏说益州百姓自八年以来被掠卖为奴婢的，都一律免除为庶民的身份。”“建武十四年，下诏说益州、凉州两州的奴婢，自八年以来向所在官府自行申诉的，一律免除为庶民的身份。”“殇帝延平元年，下诏说宗室因罪没入宫中的，现在全部免除遣送，以及掖庭宫人，都改为庶民身份。”这里的“庶民”全都应当作“庶人”，校书的人不知道“庶民”与“庶人”有区别，而一概改成了“民”。然而“建武五年，下诏让郡国释放囚犯中的现役徒隶，免除他们为庶人的身份。”“建武六年，下诏说王莽时期官吏百姓没入为奴婢，不符合旧法的，都免除为庶人的身份。”这两处却没有改。凡是律令中说到“庶人”的，是相对于奴婢及有罪者而言，与其他地方泛称的“庶民”截然不同。现在的版本有的改了有的没改，是因为当时校书的人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又如《崔寔传》引用汉景帝的诏书说：“施加笞刑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能让他做百姓。”这也是不该改却胡乱改的例子。
又如《宦者传论》说：“三代因为宠幸女色而招致祸患。”注解说：“夏朝因为末嬉，殷朝因为妲己，周朝因为褒姒。”这里的“三世”应当是“三代”。章怀太子作注时，凡是“世”字都改成了“代”，宋朝以后的校书者又改回了“世”。这个“三代”的字样，本是范晔原文，校书者以为是章怀太子避讳所改，于是改回为“世”，导致出现这个错误。
《南史·范晔传》说：“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出镇，皇上在虎帐冈为他们饯行。”考证《宋书》，原文作武帐冈。《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纪》也作武帐冈。《汉书·汲黯传》记载，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中接见汲黯。应劭说：“武帐是织成武士形象的帐子。”《资治通鉴》卷二十四《汉昭帝纪》记载：“将要废黜昌邑王。太后穿着珠襦盛装，坐在武帐中。侍从数百人，都手持兵器，期门武士在殿下排列戟卫。”元嘉年间的武帐，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校勘《南史》的人，误以为李延寿避唐讳将“虎”改成了“武”，实际上应当是“虎”，于是奋笔改之。却起初不知道原本应当是武帐，并非因为李延寿避讳而改的。
卷七 避讳学的利用
第六十一，因避讳与否不统一，可知有后人增改的例子
《史记·高祖纪》对于孝惠帝不写其名，《文帝纪》对于景帝不写其名。然而文帝的名字再次出现在《高祖纪》中，一次出现在《吕后纪》中，这必定是后人所加。《景帝纪》说：“四年，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七年，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叫刘彻。”也是后人所加。
杜佑撰写《通典》，在唐贞元年间，所以称德宗为今上。然而卷一七八《州郡篇》将恒州写作镇州，并且说“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是后人附加的内容，原书起初并不避讳“恒”字。卷一六五《刑制篇》“十恶”中：“第六曰大不恭。”注解说：“触犯庙讳，改为恭。”查考唐朝各位皇帝没有名字中带“敬”字的。前一卷就有“大不敬”的字样，这条必定是宋人添入的，不是原文。《州郡篇》将豫州改为荆河州，或者称蔡州，将豫章郡改为章郡，括苍县称为苍县，都是避当时的名讳。现在的版本有的在荆河下添加豫字，又有直接书写豫州、豫章的，都是校书的人胡乱改动的。书中的虎牢，都避讳写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县下，直接书写虎牢，并且有获虎的字样，都是后人胡乱改动，又改得不彻底。
《通鉴稽古录》，对于古人姓名触犯宋朝名讳的，往往换成其他字，或者双名减一字，或者用字代替名。然而其中如刘弘、桓玄、徐圆朗、许敬宗、敬晖、马殷、朱守殷、李匡威、乐彦贞之类，又直接书写不避讳。而李敬玄写作李敬贞，对于“玄”字和“敬”字，一个避讳一个不避讳。末卷记载仁宗建立储君的事，对于英宗的庙讳都称“讳”，而卷中陈曙一人共出现三次，恐怕出自后人擅自更改，不是原文。
第六十二，因避讳与否不统一，可知有小注误入正文的例子
《后汉书·郭太传》，称郭太为郭林宗，只有传末一段，忽然写太的名字，说：“起初，郭太到达南州，经过袁奉高那里不住宿就离开了，跟随叔度好几天不离开，有人问郭太，郭太说：‘奉高的器量，譬如泛滥的水，虽然清澈但容易舀干；叔度的器量，汪汪如同千顷的湖泽，澄清它不清澈，搅动它不浑浊，不可估量。’后来果然如此。郭太因此名闻天下。”竹汀先生说：“范蔚宗避讳他父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