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
《史记荀卿传》，《索隐》曰：“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也。”《汉
书艺文志》孙卿子注、《后汉书荀淑传》注皆谓“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亦非也，此唐人说耳。《荀子议兵篇》，自称孙卿子。《后汉书周燮传序》有：“太原闵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资财千万。”《刘平传》作郇恁。西汉末人，何尝避荀！荀之称孙，犹荆卿之称庆卿，音同语易耳。
《后汉书陈纪传》：“不复办严。”或以此为避庄嫌名，故称办装曰办严。
不知装妆古通作庄，故《续汉祭祀志》称妆具曰严具；《魏志田畴传》称治装曰治严，非避嫌名也。嫌名之讳，实起于汉以后。
第四十四二名偏讳例
《曲礼》：“二名不偏讳。”郑注：“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
《日知录》廿三谓：“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是二名不偏讳之证。
自王莽禁二字为名后，单名成俗者二三百年。其时帝王既无二名，自无所谓偏讳。宋齐而后，二名渐众。南齐太祖名萧道成，《南齐书薛渊传》云：“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是二名偏讳，南齐已然。
《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据此，则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时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日知录》廿三谓：“高宗永徽初，已改民部为户部，李世劫勣已去世字单称勣。阎若璩谓太原晋祠有《唐太宗御制碑》，碑阴载当时从行诸臣姓名，内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时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后唐明宗初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亦曾敕：“文书内二字不连称，不得回避。”然此制并不通行，宋金以来，二名无不偏讳者。
第四十五已祧不讳例
祧者，远祖之庙，迁主之所藏也。王制：天子七庙，气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除太祖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而致新主于庙，其已祧者则不讳也。
《册府元龟掌礼部奏议门》：“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奏，谨按《礼记》云：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依礼不讳。制可。”
韩愈辨讳，本为嫌名立论，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正讳。盖其时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曰“为治日久”，曰“政治少怠”，曰“治未太平”，曰“巍巍之治功”。《举张惟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与。”《平淮西碑》曰：“遂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神道碑铭》曰：“无有外事，朝廷之治。”
所谓已祧不讳也。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言：玄宗庙讳，准故事祧迁后不当更讳。制可之。”
《十七史商榷》八四，《旧书》避唐讳条：“刘昫以唐为本朝，故避其讳。而亦有不讳者，此乃后人所改。如《林士弘传》持书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伦传》仍有治书侍御史。《唐临刘文静传》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原本无基字，而《长孙顺德传》刘弘基，原本仍有基字，弘基本传及《长孙无忌传》同。至《马燧、浑瑊传》赞云‘再隆基构，克殄昬氛’，连用隆基二字，不可解。”盖未注意元和宝历故事，高宗玄宗，主已祧迁，则不讳也。
《宋史》一○八《礼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袝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翼祖讳敬，南宋孝宗以后，敬字可不讳。然其实不尽然者，则习惯已成，不易改革也。
第四十六已废不讳例
凡太子外戚之讳，皆不久即复。其不复者，特沿而不改，非久为之讳也。
《颜真卿书东方画赞碑
译《史记·荀卿传》中，《索隐》说：“后来也称他为孙卿子，是为了避汉宣帝的讳。”《汉书·艺文志》对孙卿子的注、《后汉书·荀淑传》的注都说“荀卿为了避宣帝的讳，所以称孙”，这也是不对的，这只是唐人的说法罢了。《荀子·议兵篇》中，荀子自称孙卿子。《后汉书·周燮传序》中有：“太原闵仲叔同郡的荀恁，字君大，家资千万。”《刘平传》中写作郇恁。这是西汉末年的人，哪里避讳荀字呢！荀称为孙，就像荆卿称为庆卿一样，只是读音相同，用字不同罢了。
《后汉书·陈纪传》：“不再准备行装。”有人把这当作是避讳庄字的嫌名，所以把准备行装称为办严。
不知道装、妆在古代通用作庄，所以《续汉书·祭祀志》把妆具称为严具；《三国志·魏书·田畴传》把治装称为治严，并不是避讳嫌名。避讳嫌名，实际上是从汉代以后才开始的。
第四十四 二名偏讳的例子
《曲礼》说：“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郑玄注：“偏，是说双字名不逐一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徵在，说‘在’时不避讳‘徵’，说‘徵’时不避讳‘在’。”
《日知录》卷二十三说：“宋武公名司空，把司空改为司城。”这是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的证据。
自从王莽禁止取双字名之后，单名成为习俗长达二三百年。那时帝王既然没有双字名，自然无所谓偏讳。宋、齐以后，双字名逐渐增多。南齐太祖名萧道成，《南齐书·薛渊传》说：“原本名道渊，为了避太祖的偏讳而改名。”可见双字名偏讳，在南齐时已经存在。
《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下诏说：依照礼制，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近代以来，两个字都避讳，废缺已经很多，随意行事，违背经典。那些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中，有‘世民’两个字不连续出现的，都不需要避讳。”据此，那么在唐以前，两个字都避讳，已经成为风俗，直到太宗时才禁止。然而禁止归禁止，唐代双字名仍然偏讳。《日知录》卷二十三说：“高宗永徽初年，已经把民部改为户部，李世勣已经去世‘世’字，单称勣。阎若璩说太原晋祠有《唐太宗御制碑》，碑阴记载当时随行的各位大臣姓名，其中有李勣，已经去世字。可见唐太宗时已经这样，不等到永徽初年。”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记载后唐明宗最初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也曾下诏：“文书中两个字不连称的，不得回避。”然而这项制度并不通行，宋、金以来，双字名没有不偏讳的。
第四十五 已祧不讳的例子
祧，是远祖的庙，是迁移神主所藏的地方。《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庙共七座。除了太祖是不祧的祖先外，大致七世以内就避讳，七世以上就亲情尽，迁移神主到祧庙，而把新神主安放在宗庙，那些已经祧迁的就不避讳了。
《册府元龟·掌礼部·奏议门》：“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上奏，谨按《礼记》说：舍弃旧的而避讳新的。这是说已经迁移的庙，就不避讳了。现在顺宗神主升祔礼完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依照礼制不避讳。下诏同意。”
韩愈辨析避讳，本是为嫌名立论，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却犯了正讳。大概是因为那时高宗已经祧迁，所以他在潮州上表中说“朝廷治平”，说“为治日久”，说“政治少怠”，说“治未太平”，说“巍巍之治功”。《举张惟素》中说：“文学治行，众所推与。”《平淮西碑》中说：“遂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神道碑铭》中说：“无有外事，朝廷之治。”
这就是所谓的已祧不讳。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言：玄宗庙讳，按照旧例祧迁后不应当再避讳。下诏同意。”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四，《旧书》避唐讳条：“刘昫以唐为本朝，所以避其讳。但也有不避讳的，这是后人所改。如《林士弘传》持书侍御史，持本是治字，而《封伦传》仍有治书侍御史。《唐临刘文静传》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原本无基字，而《长孙顺德传》刘弘基，原本仍有基字，弘基本传及《长孙无忌传》相同。至于《马燧、浑瑊传》赞语说‘再隆基构，克殄昬氛’，连用隆基二字，无法解释。”大概是没有注意到元和、宝历的旧例，高宗、玄宗，神主已经祧迁，就不避讳了。
《宋史》卷一百零八《礼志》：“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上言：钦宗袝庙，翼祖应当迁移，因为翼祖皇帝讳，依照礼制不避讳。下诏恭敬依从。”翼祖名敬，南宋孝宗以后，敬字可以不避讳。然而实际上不尽如此，是因为习惯已经形成，不容易改革。
第四十六 已废不讳的例子
凡是太子、外戚的讳，都不久就恢复。那些不恢复的，只是沿袭而不改变，并不是长久为之避讳。
《颜真卿书东方画赞碑
》，民字缺末笔，弘字不缺，《金石萃编》以为异。考《新唐书》四七《百官志》：“弘文馆，神龙初避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改昭文，二年改修文，开元七年，复为弘文。”是孝敬之讳，避于神龙，废于开元。此碑以天宝十三载立，孝敬之讳，不避固已久矣，所谓已废不讳也。
译“民”字缺末笔，“弘”字不缺，《金石萃编》认为这是异常之处。查考《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记载：“弘文馆，神龙初年因避太子追谥孝敬皇帝的名讳，改称昭文馆，神龙二年改称修文馆，开元七年，又恢复为弘文馆。”由此可见，孝敬皇帝的名讳，在神龙年间开始避讳，到开元年间便已废除。此碑立于天宝十三年，孝敬皇帝的名讳不避讳早已很久了，这就是所谓的“已废不讳”。
司马贞《史记索隐》前后序，不著年月，《新、旧唐书》亦无传。竹汀先生据《索隐序》题衔“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谓贞除学士，当在开元七年修文馆复称弘文馆以后。则利用已废之讳，而知其年代者也。
《宋史》九十《地理志》：“静江府义宁，本义宁镇，马氏奏置，开宝五年废，六年复置。”冯集梧曰：“宋避太宗名，当时地名有义字者，多所更革。而此县仍为义宁，当亦如婺州义乌武义之县，镇戎军张义之堡，避之容有未尽尔。”竹汀先生曰：“张义堡熙宁五年所置，其时固不避义字，婺州在吴越管内，当太平兴国元年，吴越犹未纳土，故不在改避之数也。”【乃和案：此条见钱著《诸史拾遗》四。】《大金集礼》二三引《宋国史》：“太宗本名光义。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诏曰：制名之训，典经攸载，矧乃膺期纂极，长世御邦，思稽古以酌中，贵难知而易避。朕改名灵，除已改州县职官人名外，旧名二字不须回避。”凡此皆一朝之讳，短时即废。
宋天圣元年，王渎题名，在虎丘剑池石壁，文云：“大宋天圣元年癸亥，九月十□日，太常丞同判福州王渎。”同判者，通判也。天圣初，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字皆易之，后崩即复旧。
第四十七翌代仍讳例
一朝之讳，有翌代仍讳者，不能据此定其年代。《日知录》廿三前代讳条： “孟蜀所刻石经，于唐高祖太宗讳皆缺书。《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其父谦为代祖圣武皇帝，犹以代字易世。至宋益远矣，而乾德三年《卜諲伏羲女蜗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笔。其于旧君之礼，何其厚与！”
《日知录》廿三又云：“杨阜，魏明帝时人也，其疏引书协和万国，犹避汉高祖讳。韦昭，吴后主时人也，其解《国语》，凡庄字皆作严，犹避汉明帝讳。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易《忠节传》以诚节，称符坚为符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讳。自古相传，忠厚之道如此。”
今考蜀石经《毛诗》残本，《行露》序注，世作，后凡世仿此。《摽有梅》
笺“所以蕃育人民也”，民作，后凡民仿此。《江有沱》笺“岷山导江”，岷作。“维丝伊缗”，缗作緍。“其心塞淵”，淵作。“土国城漕”笺“或修治漕城”，不避治字。“不我活兮”笺“军事棄其伍约”，棄作弃，后凡棄仿此。“泄泄其羽”，作洩洩。“匏有苦葉”，葉作，后凡葉仿此。以上皆仍开成石经元文，未及改正，不足为忠厚之证。善乎魏王肃之言曰：“汉元后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为称，非能为元后讳，徒以名遂行故也。”语见《通典》一○四《礼篇》。今俗书玄弘宁贮等字，犹多缺笔，岂为清讳，因仍习惯，视为固然，忘其起于避讳矣。
五代丘光庭撰《兼明书》，书中世字皆作代，沿袭旧制，与《孟蜀石经》同。
第四十八数朝同讳例
有一字而数朝同讳者。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真宗亦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亦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亦名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晋讳炎，唐武宗后名炎。石赵讳虎，唐亦讳虎。北齐讳泰，北周亦讳泰。隋讳祯，宋亦讳祯。隋讳忠，唐永徽初太子亦名忠。石晋讳敬，宋亦讳敬。宋讳玄，清亦讳玄。因是之故，古书
传写，或改或阙，极不易读。一弘字也，常与宏混；一玄字也，常与元混，不知谁当为弘，谁当为宏，谁为宋讳，谁为清讳矣。又如弘农恒农，恒山常山，时废时置，备极纠纷。今试以此为例，根据史实，为简表如下：
一恒山汉高帝置。
二常山避汉文帝讳改。
三恒山后周置恒州，隋大业初复置恒山郡。
四恒州隋义宁初又置恒州。
五常山唐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
六恒州唐乾元元年复为恒州。
七镇州
译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前后序，没有记载年月，《新唐书》和《旧唐书》也没有他的传记。竹汀先生根据《索隐序》题衔中的“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认为司马贞被任命为学士，应当在开元七年修文馆恢复称弘文馆之后。这是利用已经废止的避讳，来推知年代的方法。
《宋史》卷九十《地理志》记载：“静江府义宁县，本义宁镇，马氏上奏设置，开宝五年废除，开宝六年恢复设置。”冯集梧说：“宋朝避讳太宗的名字，当时地名中有‘义’字的，大多有所更改。而这个县仍然叫义宁，应当也如同婺州的义乌、武义县，以及镇戎军的张义堡一样，避讳可能没有完全做到。”竹汀先生说：“张义堡是熙宁五年设置的，那时本来就不避讳‘义’字；婺州在吴越国管辖范围内，在太平兴国元年时，吴越国还没有归顺宋朝，所以不在更改避讳的范围内。”【乃和按：这条记载见于钱大昕著作《诸史拾遗》卷四。】《大金集礼》卷二十三引用《宋国史》记载：“太宗本名光义。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下诏说：‘关于制定名号的训诫，经典中都有记载，况且我顺应天命继承帝位，长久地治理国家，思考考察古制以斟酌中道，贵在难以知晓而容易避讳。我改名为炅，除了已经更改的州县职官人名之外，旧名中的两个字不需要避讳。’”所有这些都是一朝之讳，短时间就废止了。
宋天圣元年，王渎题名，在虎丘剑池石壁上，文字写道：“大宋天圣元年癸亥，九月十□日，太常丞同判福州王渎。”同判，就是通判。天圣初年，章献刘太后临朝听政，避讳她父亲的名字，凡是官名、地名中的“通”字都改为其他字，太后去世后便恢复旧称。
第四十七 翌代仍讳例
一朝的避讳，有延续到下一代仍然避讳的情况，不能据此来确定年代。《日知录》卷二十三“前代讳”条记载：“孟蜀所刻的石经，对于唐高祖、太宗的名讳都缺笔书写。《石晋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都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奉他的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仍然用‘代’字代替‘世’字。到了宋朝更加久远，而乾德三年的《卜諲伏羲女娲庙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的《孙冲序绛守居园池记碑》，‘民’‘珉’二字，都缺末笔。他们对旧君子的礼节，是多么深厚啊！”
《日知录》卷二十三又说：“杨阜，是魏明帝时的人，他的奏疏引用《尚书》‘协和万国’，仍然避讳汉高祖的名讳。韦昭，是吴后主时的人，他注解《国语》，凡是‘庄’字都写成‘严’，仍然避讳汉明帝的名讳。唐长孙无忌等人撰写《隋书》，将《忠节传》改为《诚节传》，称符坚为符永固，也是避讳隋文帝及其父亲的名讳。自古相传，忠厚的道理就是这样。”
现在考证蜀石经《毛诗》残本，《行露》序注中，“世”字写作“代”，后面凡是“世”字都仿照此例。《摽有梅》笺注“所以蕃育人民也”，“民”字缺笔，后面凡是“民”字都仿照此例。《江有沱》笺注“岷山导江”，“岷”字缺笔。“维丝伊缗”，“缗”字写作“緍”。“其心塞淵”，“淵”字缺笔。“土国城漕”笺注“或修治漕城”，不避讳“治”字。“不我活兮”笺注“军事棄其伍约”，“棄”字写作“弃”，后面凡是“棄”字都仿照此例。“泄泄其羽”，“泄”字写作“洩”。“匏有苦葉”，“葉”字缺笔，后面凡是“葉”字都仿照此例。以上都仍然保留开成石经的原貌，没有来得及改正，不足以作为忠厚的证据。魏王肃的话说得好：“汉元后父亲名禁，将‘禁中’改为‘省中’，至今就以‘省中’为称呼，并不是为了避元后的讳，只是因为名称已经通行罢了。”这话见于《通典》卷一百零四《礼篇》。现在俗体字中“玄”“弘”“宁”“贮”等字，仍然多缺笔，难道是为了避清朝的讳吗？是因为沿袭习惯，视为理所当然，忘记了它起源于避讳罢了。
五代丘光庭撰写《兼明书》，书中“世”字都写作“代”，沿袭旧制，与《孟蜀石经》相同。
第四十八 数朝同讳例
有一个字而多个朝代共同避讳的情况。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真宗也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也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也名弘，宋太祖父亲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晋朝避讳“炎”字，唐武宗皇后名炎。石赵避讳“虎”字，唐朝也避讳“虎”字。北齐避讳“泰”字，北周也避讳“泰”字。隋朝避讳“祯”字，宋朝也避讳“祯”字。隋朝避讳“忠”字，唐永徽初年太子也名忠。石晋避讳“敬”字，宋朝也避讳“敬”字。宋朝避讳“玄”字，清朝也避讳“玄”字。因为这个缘故，古书传抄，有的更改有的缺笔，极难阅读。一个“弘”字，常常与“宏”混淆；一个“玄”字，常常与“元”混淆，不知道谁应当是“弘”，谁应当是“宏”，谁是宋朝避讳，谁是清朝避讳了。又如弘农与恒农，恒山与常山，时而废除时而设置，极其纷乱。现在试着以此为例，根据史实，制作简表如下：
一、恒山，汉高帝设置。
二、常山，避汉文帝讳改为常山。
三、恒山，后周设置恒州，隋大业初年恢复设置恒山郡。
四、恒州，隋义宁初年又设置恒州。
五、常山，唐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
六、恒州，唐乾元元年恢复为恒州。
七、镇州
九正定清雍正初兼避真字，改为正定。
一弘农汉武帝元鼎四年置。
二恒农后魏献文时避讳改。
三弘农隋末复置。
四恒农唐神龙初避太子弘讳改。
五弘农唐开元十六年复。
六恒农宋建隆初避太祖父讳弘殷改。
七虢略宋至道三年避真宗讳改。
自此恒农弘农之名皆废，宋人称古弘农恒农曰常农。
第四十九旧讳新讳例
《日知录》廿三云：“唐文宗开成中刻石经，凡高祖太宗及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讳，并缺点画。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则不缺。文宗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亦不缺。”竹汀先生曰：“唐人避上讳，如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改治为理，正在高宗御极之日，初无卒哭乃讳之例也。文宗本名涵，即位后改名昂，故《石经》不避涵字。亭林失记文宗改名一节，乃有卒哭而讳之说，贻误后学，不可不正。”【乃和案：此条钱说见《日知录》黄氏笺释引。】
《避讳录》三云：“文宗名昂，《开成石经左传》‘文公宣公卷’内昂字不
缺笔，以生则不讳也。”生不讳说，本《日知录》；《左传》“文公宣公卷”内昂字不讳说，本《金石萃编》，皆误。竹汀先生曰：“九经无昂字，设有之，亦必缺笔。亭林偶未检唐史本纪，以意揣度，遂有此失。”【此条钱说见《潜研堂文集》三十跋《金石文字记》。】
《十七史商榷》八七云：“裴炎请还政豫王旦，为御史崔察诬奏死。《新、旧书》同，其事甚明。孙樵可之文集第五卷云：‘崔察贼杀中书令裴者【商榷者误老】何，诡谀梯乱，肇杀机也。’裴字下注云：‘名犯武宗庙讳。’案武宗讳瀍，孙氏云云未详，其书法之妄不必论。”今考《新、旧唐书武宗纪》，开卷即云 “帝讳炎”，西庄偶未检两书本纪，徒记武宗旧讳，忘其曾改名炎，遂反讥孙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武宗讳炎，初名瀍。会昌六年三月制曰：‘王者炤临万寓，名岂尚于难知；敬顺五行，理宜避于胜伏。昔炎汉之兴，雒傍去水，所都名号，犹乃避之，况我国家祚昌土德，所以宪宗继明之初，贵以舍水。【宪宗初名淳，改名纯。】朕远追大汉之事，近禀圣祖之谋，爰择嘉名，式遵令典，宜改名为炎。其旧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回避。’”孙氏云云，盖谓炎，非谓瀍也。
《十驾斋养新录》十九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此事并见《宋史》一○八《礼志》。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不能执此以为断定时代之据。
第五十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
《通典州郡志》，避唐讳，改豫州为荆河州。马氏《舆地考》承杜典旧文，而改荆河为豫，得其当矣。乃于《古扬州篇》云“分置南充州、南荆河州”；又于寿州下云“荆河州刺史祖约”，云“齐因之，兼置荆河州”，云“梁置南荆河州”，云“寻改为南荆河州”。此数处犹沿杜氏本文，时失于检照故耳。
又《通典》廿四《职官篇》：“御史中丞，旧持书侍御史也。初汉宣帝元凤中，感路温舒尚德缓刑之言，季秋后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持书。持书御史，起于此也。”“魏置持书执法，掌奏劾，而持书侍御史掌律令。”“晋太始四年，又置黄沙狱持书侍御史一人，后并江南，遂省黄沙持书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书侍御史二员。宋齐以来，此官不重。自郎官转持书者，谓之南奔。隋又为持书侍御史。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国讳故，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通考》五三
译九正：定州在清朝雍正初年，因避讳“真”字，改为正定。
一、弘农：汉武帝元鼎四年设置。
二、恒农：后魏献文帝时期，因避讳而改名。
三、弘农：隋朝末年恢复设置。
四、恒农：唐朝神龙初年，因避太子李弘的名讳而改名。
五、弘农：唐朝开元十六年恢复原名。
六、恒农：宋朝建隆初年，因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的名讳而改名。
七、虢略：宋朝至道三年，因避宋真宗的名讳而改名。
从此，“恒农”与“弘农”的名称都被废弃，宋朝人称古代的弘农、恒农为“常农”。
第四十九 旧讳与新讳的条例
《日知录》卷二十三说：“唐文宗开成年间刻制石经，凡是高祖、太宗以及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这七位宗室的名讳，都缺笔少画。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这四位宗室，因为已经迁出太庙，所以不缺笔。文宗当时在位做天子，依照古礼，等到丧礼结束才避讳，所以御名也不缺笔。”竹汀先生说：“唐人避讳上代名讳，例如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将‘治’改为‘理’，那正是在高宗在位之时，起初并没有等到丧礼结束才避讳的条例。文宗本名李涵，即位后改名李昂，所以《石经》不避‘涵’字。亭林先生忘记了文宗改名这一节，于是有了丧礼结束才避讳的说法，贻误后学，不能不纠正。”【乃和按语：这条钱大昕的说法见于《日知录》黄氏笺释所引。】
《避讳录》卷三说：“文宗名昂，《开成石经》中《左传》‘文公宣公卷’里的‘昂’字不缺笔，因为活着的时候不避讳。”活着不避讳的说法，源自《日知录》；《左传》‘文公宣公卷’中‘昂’字不避讳的说法，源自《金石萃编》，两者都是错误的。竹汀先生说：“九经中没有‘昂’字，假设有，也一定缺笔。亭林先生偶然没有查阅《唐史》本纪，凭主观揣测，于是有了这个失误。”【这条钱大昕的说法见于《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金石文字记》。】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说：“裴炎请求将政权归还给豫王李旦，被御史崔察诬告致死。《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相同，这件事非常清楚。孙樵《可之文集》第五卷说：‘崔察贼杀中书令裴某，阿谀奉承，助长祸乱，是杀机的开端。’‘裴’字下面注解说：‘名字触犯武宗庙讳。’查考武宗名讳是瀍，孙氏这样说原因不详，其书法上的妄断不必讨论。”现在查考《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武宗纪》，开篇就说“皇帝名讳炎”，西庄先生偶然没有查阅两书的本纪，只记得武宗原来的名讳，忘记了他曾改名炎，于是反而讥讽孙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记载：“武宗名讳炎，起初名瀍。会昌六年三月下诏说：‘君王照耀天下，名字难道崇尚难以知晓；敬顺五行，理应避开相克相伏。昔日汉朝兴起，洛阳去掉水旁，所都城的名称，尚且避开，何况我国家国运昌盛属土德，所以宪宗继承光明之初，贵在于舍弃水德。【宪宗起初名淳，改名纯。】我远追大汉的事迹，近禀圣祖的谋划，于是选择美好的名字，遵循优良的典制，适宜改名为炎。那旧名在内外奏章中，不得再有回避。’”孙氏所说的，是指“炎”，不是指“瀍”。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说：“我先前见到宋刻本，有避讳‘亶’字，在下面注‘从从旦’，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最近见到岳珂《愧郯录》，有一条说：‘绍兴文书法令，庙讳、旧讳、正字都避讳。所以哲宗、孝宗的旧讳，单字的三个，【哲宗起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都著令改避。只有钦宗的旧讳两个字，一个从亠从回从旦，一个从火从亘，现在都用而不疑。’才知道‘亶’字的回避，是由于钦宗的旧讳。但是岳珂写这本书在嘉定甲寅年，那时还没有避讳‘亶’、‘烜’二字。”这件事也见于《宋史》卷一百零八《礼志》。唐朝人不避旧讳，宋朝人有的避有的不避，不能拿这个作为断定时代的依据。
第五十 前史避讳的文字后史沿袭未改的条例
《通典》州郡志，避唐朝名讳，将豫州改为荆河州。马氏《舆地考》承袭杜佑《通典》的旧文，而将荆河改回为豫，得当。但在《古扬州篇》中说“分置南充州、南荆河州”；又在寿州下说“荆河州刺史祖约”，说“齐朝沿袭，兼置荆河州”，说“梁朝设置南荆河州”，说“不久改为南荆河州”。这几处仍然沿袭杜氏原文，是因为当时疏忽检查核对的缘故。
又《通典》卷二十四《职官篇》：“御史中丞，以前叫持书侍御史。起初汉宣帝元凤年间，感于路温舒崇尚德政、减缓刑罚的言论，季秋之后请求复审案件，当时皇帝驾临宣室，斋戒居住而决断事务，命令侍御史两人持文书。持书御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魏朝设置持书执法，掌管弹劾，而持书侍御史掌管律令。”“晋朝太始四年，又设置黄沙狱持书侍御史一人，后来合并江南，于是省去黄沙持书侍御史。到了太康年间，又省去持书侍御史两员。宋朝、齐朝以来，这个官职不重视。从郎官转任持书的，称为南奔。隋朝又设为持书侍御史。大唐永徽初年，高宗即位，因为国讳的缘故，将持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通考》卷五十三
《职官考》全袭其词，不知持应作治。
《续汉百官志》、《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皆作治书。汉宣斋居决事云云，三书所引皆同，然并无元凤字。因元凤系汉昭年号，非汉宣年号，杜氏误添，马氏亦沿袭不改。《金石萃编》四七《马周碑跋》，又沿《通考》之误，且谓：“魏晋以下，皆作持书，别无治书之名。即高宗避讳，亦避嫌名，改持书为中丞，非改治为持。”诚可异也。
译《职官考》完全照搬了它的措辞，却不知道“持”字应当写作“治”。
《续汉书·百官志》、《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都写作“治书”。关于汉宣帝斋居决事等事，这三本书所引用的记载都相同，然而都没有“元凤”二字。因为元凤是汉昭帝的年号，并非汉宣帝的年号，杜氏错误地添加了，马氏也沿袭错误没有改正。《金石萃编》卷四十七《马周碑跋》，又沿袭了《通考》的错误，并且说：“魏晋以后，都写作‘持书’，没有‘治书’这个名称。即使是高宗避讳，也是避嫌名，将‘持书’改为‘中丞’，而不是将‘治’改为‘持’。”这确实令人诧异。
《晋书成恭杜皇后传》：“后母裴氏，王夷甫外孙。”本避晋成帝讳衍，于王夷甫字而不名。此史家旧文，唐史臣乃因而不改。
《南齐书王融传》：“字元长。”而《梁书》柳恽、徐勉二传，于王融皆字而不名。盖当时避齐和帝宝融讳，唐史臣未及更易也。
《通鉴》晋义熙四年：“秃发傉檀以世子武台为太子。”注：“武台本名虎台，唐人修《晋书》，避讳改虎为武，《通鉴》因之。”今考《通鉴》第百十六卷，称虎台者十二；第百十九卷，称虎台者五，俱不作武字。盖杂采他书，未能一一改正也。
又梁天监元年：“左户侍郎刘鬷。”左户当作左民，亦唐人避讳追改，《通鉴》未及厘正。
又梁天监九年：“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户亦当作民。天监十八年： “魏左民郎中张始均。”此则当时本称也。
第五十一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
六朝以前，避讳之例尚疏，故马班之于汉讳，陈寿之于晋讳，有避有不避。然其间亦有后人回改者。《史记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 “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讳。《殷本纪》“盈巨桥之粟”，《乐书》“盈而不持则倾”，犯惠帝讳。《封禅书》“北岳恒山也”，《田齐世家》“以为非恒人”，犯文帝讳。《夏本纪》及《殷本纪》、《孝文本纪》、《燕世家》等，皆有启字，犯景帝讳。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
《汉书高后纪》恒山王三见，《外戚传》恒山王二见，《周勃传》恒山王一见，《郊祀志》恒山字四见，《五行志》恒雨、恒旸、恒奥、恒寒、恒风等字屡见，犯文帝讳。《韦贤传》“实绝我邦”，犯高帝讳。《刑法志》“杀人盈城”，犯惠帝讳。《文帝纪》“夏启以光”，《武帝纪》“见夏后启母石”，《古今人表》有漆雕启，犯景帝讳。《景帝纪》“省彻侯之国”，《贾谊传》“列为彻侯而居”，《百官公卿表》彻侯字两见，犯武帝讳。《楚元王传》“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犯光武讳。《高帝纪》有庄贾、项庄，《地理志》“庄公破西戎”，《艺文志》有庄子、庄夫子、庄助、庄安、庄匆奇，《郑当时传》庄字只见，《南粤传》庄字一见，《西南夷传》庄字三见，《叙传》庄字一见，犯明帝讳。非后人改易，即元文避讳有未尽。
《三国魏志明帝纪》：“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陈寿书称司马懿，多云宣王，惟此称名，盖述帝语不得云宣王也。《蜀后主传》“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李严传》“平说司马懿等”，《吴主权传》“闻司马懿南向”，皆后人追改。又《后妃传》“不本淑懿”，《高堂隆传》“留其淑懿”，《吴主王夫人传》“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传》“有淑懿之德”，以至太师、军师、昭烈、昭献、昭文、昭德、昭告、段昭、董昭、胡昭、公孙昭、张昭、周昭之类，不胜枚举。《蜀后主传》：“景耀六年，改元炎兴。”炎字亦未回避，惟诸臣传但称景耀六年，不书炎兴之号。《魏三少帝纪》，书中抚军司马炎者二，书中垒将军司马炎、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晋太子炎者各一。可见晋时避讳之例尚疏，其孰为后人所改，不可辨矣。
《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孝子顺孙。”梁武帝父名顺之，故子显修史，多易顺为从，如《天文志》“五星从伏”，“太自从行”，“荧惑从行”，“岁星太白俱从行”，“辰星从行”之类。宋顺帝亦作从帝，今汲古阁本，惟《祥瑞志》、《豫章王嶷传》、《王琨传》各两见，《刘休传》一见，余篇多作顺帝，盖后人所改。监本于此数处，亦改为顺字矣。《百官志》汉顺帝，宋本亦作从。《州郡志》从阳郡、从阳县，汲古阁本改为顺阳，唯监本尚是从字。而《张敬儿传》、《陈显达传》中，仍为顺阳，《陈显达传》：“南乡县故顺阳郡治也。”宋本作从阳。今《武帝纪》及《明帝纪》俱有顺孙字，元本必作从孙，后来校书者以意
译《晋书·成恭杜皇后传》记载：“皇后的母亲裴氏，是王夷甫的外孙女。”因为要避晋成帝司马衍的名讳，所以在提到王夷甫时只称其字而不称其名。这是史家的旧例，唐代修史的臣子沿袭了这一做法而没有更改。
《南齐书·王融传》记载：“字元长。”而在《梁书》柳恽、徐勉两人的传记中，提到王融时也都只称其字而不称其名。大概是因为当时要避齐和帝萧宝融的名讳，唐代修史的臣子来不及更改的缘故。
《资治通鉴》晋义熙四年记载：“秃发傉檀立世子武台为太子。”注释说：“武台原本名叫虎台，唐人修《晋书》时，为了避讳将‘虎’改为‘武’，《资治通鉴》沿袭了这种改法。”现在考证《资治通鉴》第一百十六卷，称“虎台”的有十二处；第一百十九卷，称“虎台”的有五处，都没有写成“武”字。大概是杂采其他书籍，没能一一改正的缘故。
又如梁天监元年记载：“左户侍郎刘鬷。”“左户”应当是“左民”，这也是唐人避讳追改的结果，《资治通鉴》来不及厘正。
又如梁天监九年记载：“法曹参军萧轨，兼任左右户都。”“户”也应当是“民”。天监十八年记载：“魏左民郎中张始均。”这才是当时原本的称呼。
第五十一类：避讳不彻底或后人回改的例子
六朝以前，避讳的规矩还比较宽松，所以司马迁、班固对于汉朝的名讳，陈寿对于晋朝的名讳，有的避讳，有的不避讳。然而其中也有后人回改的情况。《史记·周本纪》中的“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中的“五岳皆在天子之邦”，触犯了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殷本纪》中的“盈巨桥之粟”，《乐书》中的“盈而不持则倾”，触犯了汉惠帝刘盈的名讳。《封禅书》中的“北岳恒山也”，《田齐世家》中的“以为非恒人”，触犯了汉文帝刘恒的名讳。《夏本纪》以及《殷本纪》、《孝文本纪》、《燕世家》等篇中，都有“启”字，触犯了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这些如果不是避讳不彻底，就是后人随意改动的结果。
《汉书·高后纪》中“恒山王”出现三次，《外戚传》中“恒山王”出现两次，《周勃传》中“恒山王”出现一次，《郊祀志》中“恒山”二字出现四次，《五行志》中“恒雨、恒旸、恒奥、恒寒、恒风”等字屡次出现，都触犯了汉文帝刘恒的名讳。《韦贤传》中的“实绝我邦”，触犯了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刑法志》中的“杀人盈城”，触犯了汉惠帝刘盈的名讳。《文帝纪》中的“夏启以光”，《武帝纪》中的“见夏后启母石”，《古今人表》中有漆雕启，触犯了汉景帝刘启的名讳。《景帝纪》中的“省彻侯之国”，《贾谊传》中的“列为彻侯而居”，《百官公卿表》中“彻侯”二字出现两次，触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楚元王传》中的“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触犯了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高帝纪》中有庄贾、项庄，《地理志》中有“庄公破西戎”，《艺文志》中有庄子、庄夫子、庄助、庄安、庄匆奇，《郑当时传》中“庄”字出现一次，《南粤传》中“庄”字出现一次，《西南夷传》中“庄”字出现三次，《叙传》中“庄”字出现一次，触犯了汉明帝刘庄的名讳。如果不是后人改动，就是原文避讳不彻底。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明帝说：‘司马懿临危制变。’”陈寿的书中称呼司马懿，大多称宣王，唯独这里称其名，大概是因为叙述帝王的言语不能称宣王吧。《蜀书·后主传》中的“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李严传》中的“平说司马懿等”，《吴书·主权传》中的“闻司马懿南向”，都是后人追改的。又如《后妃传》中的“不本淑懿”，《高堂隆传》中的“留其淑懿”，《吴主王夫人传》中的“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传》中的“有淑懿之德”，以至于太师、军师、昭烈、昭献、昭文、昭德、昭告、段昭、董昭、胡昭、公孙昭、张昭、周昭之类，不胜枚举。《蜀书·后主传》记载：“景耀六年，改元炎兴。”“炎”字也没有回避，只是各位大臣的传记中只称景耀六年，不写炎兴这个年号。《魏书·三少帝纪》中，书中称抚军司马炎的有两次，称中垒将军司马炎、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晋太子炎的各一次。可见晋朝时避讳的规矩还比较宽松，哪些是后人改动的，已经无法辨别了。
《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记载：“孝子顺孙。”梁武帝父亲名叫萧顺之，所以萧子显修史时，大多将“顺”改为“从”，如《天文志》中的“五星从伏”、“太自从行”、“荧惑从行”、“岁星太白俱从行”、“辰星从行”之类。宋顺帝也写作从帝，现在汲古阁本中，只有《祥瑞志》、《豫章王嶷传》、《王琨传》各出现两次，《刘休传》出现一次，其余篇目大多写作顺帝，大概是后人改动的。监本在这几处，也改成了“顺”字。《百官志》中的汉顺帝，宋本也写作从。《州郡志》中的从阳郡、从阳县，汲古阁本改成了顺阳，只有监本还是“从”字。而《张敬儿传》、《陈显达传》中，仍然是顺阳，《陈显达传》记载：“南乡县故顺阳郡治也。”宋本作从阳。现在《武帝纪》及《明帝纪》都有“顺孙”二字，原本必定写作“从孙”，后来校书的人凭主观
改易耳。
《旧唐书昭宗纪》：“景福二年三月，王镕感匡威援助之惠，乃筑第于恒州，迎匡威处之。”按穆宗以后，恒州已改名镇州。此卷前后俱称镇州，独是年再见恒州字，可为避讳未尽之证。
译改易罢了。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景福二年三月，王镕感念匡威援助的恩惠，便在恒州修建宅第，迎接匡威居住。”查考穆宗之后，恒州已经改名为镇州。这一卷前后都称镇州，唯独这一年又出现了恒州字样，这可以作为避讳尚未彻底的证据。
第五十二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
《后汉书光武纪》：“民无所措手足。”《章帝纪》及《梁统传》仍作“人无所措手足”。《张纯传》、《荀爽传》“安土治民”，《郎传》仍作“安上理人”。《逸民传》章怀改为逸人，今虽回改，而《法雄传》仍作逸人。皆回改未尽者也。《明帝纪》注引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佗主宗庙，王孙贾主军旅。”《论语》三治字，章怀皆改为主。今上治字，盖后人回改，下两主字，则回改未尽者。
《晋书陆机传》《辨亡论》，三称张昭，皆作张公，盖机避晋讳。今《文选》其二改为张昭，其一仍作张公，亦后人回改未尽者。
《隋书高祖纪》：“汉太尉震八代孙”，“风骨不似代间人”，“代称纯孝”， “不代之业”，“精采不代”，“弘道于代”，“祖考之代”，【以上卷一。】“代俗之徒”，“德为代范”，“与代推移”，“干戈之代”，“行歌避代”，【以上卷二。】皆避世作代。而卷中“风流映世”，“貌异世人”，“世子世孙”，“世禄无穷”，以及韦
世康、王世积、虞世基等，皆仍作世。
又：“生人之命将殆”，“人黎慕义”，“托于兆人之上”，“事上帝而理兆人”，【以上卷一。】“毒被生人”，“启人可汗”，“利益兆人”，“安上治人”，“抚临生人”，“不得劳人”，“人间疾苦”，“人庶殷繁”，【以上卷二。】皆避民作人。而卷中“民间情伪”之民字，则回改为民，“民部尚书”之民字亦屡见。
又卷一之虎牢作武牢，虎贲作武贲，卷二之虎符作兽符，而卷中韩擒虎之名屡见。
《北史穆传》：“从太武田崞山，有虎突出，搏而获之。帝叹曰： ‘诗云有力如武，凯乃过之。’”《魏书》二七《穆传》作“有力如虎”。《北史》避唐讳，两虎字皆改为武。后人校者，乃将前武字回改为虎，而后武字仍之，以致一行之中，虎武并见。
《南史宋少帝纪》：“景平元年闰四月，魏军克虎牢。”《宋文帝纪》：“元嘉七年十一月，魏克武牢。”
《梁敬帝纪》：“太平元年十一月，起云龙神武门。”《陈宣帝纪》：“太建七年六月，改作云龙神虎门。”《傅亮传》：“见客神兽门。”
《齐高帝纪》：“索白虎幡。”《王昙首传》作白兽幡。
《沈攸之传》：“建安王休仁屯虎槛。”《邓琬传》作武槛。
《刘怀珍传》：“虎贲中郎将。”《阮佃夫传》作武贲中郎将。
凡此皆经后人回改而未尽者。
又《王莹传》：“时有猛兽入郭，上意不悦，以问群臣，莹曰：‘陛下膺箓御图，虎象来格。’帝大悦。”一行之中，虎兽并见。
第五十三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
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
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谦、僧绰、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试表二家行辈如下：
此南北朝风也，或者不察，则以为异矣。《避讳录》二曰：“《魏书》称前秦苻宏为永道。宏为坚长子，坚字永固，其子不应又字永道，疑《魏书》永字误。”不知此当时风尚也。前燕慕容皝字元真，其子恪又字元恭；南齐萧道成字绍伯，其父承之字嗣伯，父子字同一字，不以为嫌也。且萧道成父名承之，而其第六子暠又封安成王，父子祖孙不避嫌名也。不知此例，则易起纠纷矣。校《南史》者以僧达僧衍同排，遂妄改达为衍弟。武英殿本《王弘传》考证，又误以僧亮与僧达同为弘子。《史姓韵编》于王操之献之，亦误以为桢之弟。石印小字本《韵编》，更误以操之为桢之子，愈理愈棼矣。
《廿二史考异》廿八，谓魏宗室多同名，列举同名者凡五十九人。有同父而同名者，景穆子，阳平、济阴二王，俱名新成，至称济阴为小新成以别之。《魏书安同传》：“同父名屈，同长
译第五十二 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
《后汉书·光武帝纪》：“百姓无处安放手脚。”《章帝纪》及《梁统传》仍然写作“人无处安放手脚”。《张纯传》、《荀爽传》中的“安土治民”，《郎传》仍然写作“安上理人”。《逸民传》中章怀太子改为“逸人”，现在虽然已回改，而《法雄传》仍然写作“逸人”。这些都是回改未尽的情况。《明帝纪》注引孔子说：“仲叔圉治理宾客，祝佗主持宗庙，王孙贾主持军旅。”《论语》中的三个“治”字，章怀太子都改成了“主”。现在上面的“治”字，大概是后人回改的，下面两个“主”字，则是回改未尽的。
《晋书·陆机传》《辨亡论》，三次称张昭，都写作“张公”，大概是陆机避晋朝讳。现在《文选》中其中两处改为了“张昭”，一处仍然写作“张公”，也是后人回改未尽的。
《隋书·高祖纪》：“汉太尉杨震的八代孙”，“风骨不像当世的人”，“当世称其纯孝”，“不世之业”，“神采不世”，“弘扬道义于当世”，“祖考的当世”，【以上卷一。】“当世之徒”，“德行作为当世的典范”，“与当世推移”，“干戈之当世”，“行歌避世”，【以上卷二。】都是避“世”讳写作“代”。而卷中“风流映世”，“貌异世人”，“世子世孙”，“世禄无穷”，以及韦世康、王世积、虞世基等人，都仍然写作“世”。
又如：“生人的性命将危”，“百姓仰慕道义”，“寄托在亿万百姓之上”，“侍奉上帝而治理亿万百姓”，【以上卷一。】“毒害百姓”，“启人可汗”，“利益亿万百姓”，“安上治人”，“安抚临视百姓”，“不得劳役百姓”，“人间疾苦”，“百姓殷繁”，【以上卷二。】都是避“民”讳写作“人”。而卷中“民间情伪”的“民”字，则回改为“民”，“民部尚书”的“民”字也屡次出现。
又如卷一的“虎牢”写作“武牢”，“虎贲”写作“武贲”，卷二的“虎符”写作“兽符”，而卷中韩擒虎的名字屡次出现。
《北史·穆传》：“跟随太武帝在崞山打猎，有老虎突然冲出，搏斗后捕获了它。皇帝感叹说：‘《诗经》说有力如虎，凯乃超过了他。’”《魏书》卷二十七《穆传》写作“有力如虎”。《北史》避唐讳，两个“虎”字都改成了“武”。后人校勘者，于是将前面的“武”字回改为“虎”，而后面的“武”字仍然保留，以致在一行之中，虎、武并见。
《南史·宋少帝纪》：“景平元年闰四月，魏军攻克虎牢。”《宋文帝纪》：“元嘉七年十一月，魏攻克武牢。”
《梁敬帝纪》：“太平元年十一月，兴建云龙神武门。”《陈宣帝纪》：“太建七年六月，改作云龙神虎门。”《傅亮传》：“在神兽门接见客人。”
《齐高帝纪》：“索取白虎幡。”《王昙首传》写作白兽幡。
《沈攸之传》：“建安王休仁驻扎在虎槛。”《邓琬传》写作武槛。
《刘怀珍传》：“虎贲中郎将。”《阮佃夫传》写作武贲中郎将。
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后人回改而未尽的。
又如《王莹传》：“当时有猛兽进入内城，皇上心中不悦，询问群臣，王莹说：‘陛下承受天命统治天下，虎象前来归顺。’皇帝非常高兴。”一行之中，虎、兽并见。
第五十三 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
晋王羲之的儿子中知名的有五人：叫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的儿子桢之，献之的嗣子静之。祖孙父子，都以“之”为名，不以为嫌。
宋王弘的儿子僧达，孙子僧亮、僧衍，侄子僧谦、僧绰、僧虔，侄孙僧祐。叔侄都以“僧”为名，不以为嫌。试将这两家的行辈列表如下：
这是南北朝的风尚，有人不察，就以为奇异了。《避讳录》卷二说：“《魏书》称前秦苻宏为永道。苻宏是苻坚的长子，苻坚字永固，他的儿子不应又字永道，怀疑《魏书》‘永’字有误。”不知道这是当时的风尚。前燕慕容皝字元真，他的儿子慕容恪又字元恭；南齐萧道成字绍伯，他的父亲萧承之字嗣伯，父子字中同一字，不以为嫌。而且萧道成的父亲名叫承之，而他的第六个儿子萧暠又封为安成王，父子祖孙不避嫌名。不知道这个例子，就容易引起纠纷了。校勘《南史》的人将僧达、僧衍同列，于是妄改僧达为僧衍的弟弟。武英殿本《王弘传》考证，又误以为僧亮与僧达同为王弘的儿子。《史姓韵编》对于王操之、献之，也误以为他们是桢之的弟弟。石印小字本《韵编》，更误以为操之是桢之的儿子，越理越乱。
《廿二史考异》卷二十八，说魏宗室多同名，列举同名者共五十九人。有同父而同名的，景穆帝的儿子，阳平王、济阴王，都叫新成，以至于称济阴王为小新成以区别之。《魏书·安同传》：“安同父亲名叫屈，安同长
子亦名屈。”此北俗也。然后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宋明帝名彧，其子废帝名昱，父子不避嫌名，而同在西纪四六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间，固无分南北也。
译“子”也名叫屈。”这是北方的风俗。后来，魏献文帝名叫弘，他的儿子孝文帝名叫宏；宋明帝名叫彧，他的儿子废帝名叫昱，父子之间不避讳嫌名，且都发生在西纪四六五年至四七六年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分南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