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因避讳而生之讹异
《诗小雅》：“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疧本作，与尘为韵。唐人避讳，缺笔为氏，遂误为疧。《小雅白华篇》：“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疧兮。”此疧字正从氏，与卑为韵。字缺笔，则与疧字混。
《续汉郡国志》，敦煌郡有拼泉。拼泉即渊泉，因避唐讳淵字，缺笔作，遂讹为拼。
《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恒王房子孙改为汦王房。”恒王当是恒山愍王，汦王即愍王之讹，因避讳，民旁改氏而误汦。
《新唐书后妃则天皇后传》：“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为唐之奇所杀。”
三朗幽州人，赠左监门将军，谥曰勇。《旧史》入《忠义传》，作成三郎。盖宋人避讳缺笔，书朗为，遂讹为郎。
两《唐书姚班传》称：班曾祖察，撰《汉书训纂》，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汉书绍训》，《旧唐志》不载，《新唐志》作姚珽撰。珽或作庭，宋初避讳缺末笔作，后遂讹为班。据《旧书姚思廉传》：“思廉子处平，处平子璹、珽，别有传。”班传即珽传也。
第三十一因避讳改字而原义不明例
《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竹汀先生曰： “氐与民，音义俱别，依许例，当重出昬，云或作昬，民声。今附于昏下，疑非许氏本文。戴侗《六书故》云：‘唐本《说文》从民省，徐本从氐省。晃说之曰：因唐讳民，改为氏也。’然则《说文》元是昬字，从日民声，唐本以避讳减一笔，故云从民省。徐氏误认为氐省，氐下之训，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辄增昬字，仍附民声于下，其非许元文，信矣。《汉隶字原》，昬皆从民，亦从昬。
民者冥也，与日冥之训相协。谓从氐省者，浅人穿凿傅会之说耳。”【乃和案：钱说见《十驾斋养新余录》上。】唐人作《五经文字》，其愍字下注云：缘庙讳偏旁准式省从氏，凡汦昏之类皆从氏。然段玉裁《说文》昏字注，则反对是说。
《梁书沈约传》：“贵则景魏萧曹。”景魏谓丙吉、魏相也。《许懋传》：“汤不应传外景至纣三十七世。”外景即外丙，思廉避唐讳，改外景。今本有回改为丙者，而景魏仍为景魏也。
《隋书高祖纪》：“文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用马援铜柱事。援字文渊，避讳改为深。
《魏书地形志》，平阳郡禽昌县注：“世祖禽赫连昌置。”《旧唐书》三九《地理志》：“襄陵，后魏擒盛县。”改昌为盛，史避后唐庄宗祖父国昌讳，而擒昌之意义不明矣。
《南史刘秀之传》：“时定人杀长吏科。”《宋书》人作民。民杀长吏谓部民杀官长也。《南史》避民字改为人，时议者谓“民杀长吏，会赦，宜以徙论”。秀之以为“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若遇赦而徙，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人、民义异，而文相混，义遂不明。
唐文明元年乾陵《述圣纪》，有云：“齐萌。”齐萌者，齐民也。即喋字，改世为云，避太宗讳。今《礼记曲礼篇》“葱处末”，当作渫。《玉藻篇》“为已卑”，当作偞。唐人刻石经，避讳改易本文，后来刊板者不能订
正，遂相沿至今。
第三十二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
《南齐书柳世隆传》“辅国将军骁骑将军萧讳”，汲古阁本注鸾字。今以《宋书沈攸之传》考之，乃梁武帝父萧顺之，非齐明帝萧鸾也。
《北史周本纪》：“魏永熙三年十一月，遣仪同李讳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讳引河水灌之。”“大统四年，开府李讳、念贤等为后军。”“及李讳等至长安。”《李弼传》：“陇西郡开国公李讳。”《王盟传》：“赵青雀之乱，盟与开府李讳辅太子出镇渭北。”皆谓李虎也。《本纪》：“天和六年，以大将军李讳为柱国。”此谓李昞也。校书须检元文，《周书》【汲古阁本】于李讳字皆改为虎，并天和六年李讳亦改为虎。《新唐书》称：“周闵帝
译《诗经·小雅》说：“不要推那大车，只会让自己沾满灰尘罢了；不要思虑百种忧愁，只会让自己生病罢了。”“疧”字原本写作“”，与“尘”字押韵。唐人为了避讳，将“民”字缺笔写成“氏”，于是误写成了“疧”。《小雅·白华篇》说：“有块小石头，踩上去很低矮啊；那人远离我，使我生病啊。”这里的“疧”字正是从“氏”旁，与“卑”字押韵。因为“民”字缺笔，就与“疧”字混淆了。
《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敦煌郡有拼泉。拼泉就是渊泉，因为要避唐讳“渊”字，将“渊”字缺笔写成“”，于是讹误成了“拼”。
《旧唐书·穆宗纪》记载：“元和十五年，恒王房的后代改为汦王房。”恒王应当是恒山愍王，汦王就是愍王的讹误，因为避讳，将“民”旁改成了“氏”，从而误写成了“汦”。
《新唐书·后妃·则天皇后传》记载：“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被唐之奇所杀。”
成三朗是幽州人，追赠左监门将军，谥号勇。《旧唐书》将其列入《忠义传》，写成成三郎。大概是宋人避讳缺笔，将“朗”字写成“”，于是讹误成了“郎”。
两《唐书·姚班传》称：姚班的曾祖父姚察，撰写了《汉书训纂》，姚班于是撰写了《汉书绍训》四十卷，用以阐发旧有的义理。《汉书绍训》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没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为姚珽撰写。珽有时也写作庭，宋初避讳将末笔缺写，后来于是讹误成了“班”。根据《旧唐书·姚思廉传》：“姚思廉的儿子姚处平，姚处平的儿子姚璹、姚珽，另有传记。”姚班的传记其实就是姚珽的传记。
第三十一类：因避讳改字而导致原义不明的例子
《说文解字》说：“昏，太阳昏暗，由‘日’和‘氐’省形组成，‘氐’的意思是低下，另一种说法是‘民’作声旁。”竹汀先生说：“‘氐’与‘民’，音义都不同，依照许慎的体例，应当另列‘昬’字，说‘或作昬，民声’。现在附在‘昏’字下面，怀疑不是许慎的原文。戴侗《六书故》说：‘唐代版本的《说文解字》从‘民’省形，徐锴版本从‘氐’省形。晃说之说：因为唐代避讳‘民’字，改为‘氏’字。’那么《说文解字》原本就是‘昬’字，从‘日’‘民’声，唐代版本因为避讳减了一笔，所以说从‘民’省形。徐锴误认为是从‘氐’省形，‘氐’下面的训释，也是徐锴附加的，又不敢擅自增加‘昬’字，仍然将‘民声’附在下面，这确实不是许慎的原文。《汉隶字原》中，‘昬’都从‘民’，也从‘昬’。
‘民’的意思是昏暗，与‘日冥’的训释相协调。说从‘氐’省形的，是浅薄之人穿凿附会的说法罢了。”【乃和案：钱大昕的说法见于《十驾斋养新余录》上。】唐人编写《五经文字》，在“愍”字下注解说：因为庙讳偏旁按照规范省写从“氏”，凡是“汦”“昏”之类的字都从“氏”。然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则反对这种说法。
《梁书·沈约传》说：“尊贵则景仰魏相、萧何、曹参。”景魏指的是丙吉、魏相。《许懋传》说：“商汤不应传承外丙直到纣王三十七代。”外景就是外丙，姚思廉避唐讳，将“丙”改成了“景”。现在有的版本又改回“丙”，而“景魏”仍然写作“景魏”。
《隋书·高祖纪》说：“文渊设置文深之柱，不仅仅像尉佗那样拜受。”这里用的是马援铜柱的典故。马援字文渊，避讳改成了“深”。
《魏书·地形志》平阳郡禽昌县注解说：“世祖禽获赫连昌后设置。”《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说：“襄陵，后魏擒盛县。”将“昌”改为“盛”，史官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的名讳，而“擒昌”的意义就不明白了。
《南史·刘秀之传》说：“当时定州人杀害长吏的案件。”《宋书》中“人”字写作“民”。“民杀长吏”是指部民杀害官长。《南史》避“民”字改成了“人”，当时议论的人认为“部民杀害长吏，遇到赦免，应当判处流放”。刘秀之认为“百姓敬重官长，如同父母，如果遇到赦免就流放，便与一般的杀人毫无区别，应当长期交给尚方，穷尽他的天命”。“人”、“民”意义不同，而文字混淆，意义于是就不明白了。
唐文明元年乾陵《述圣纪》，有“齐萌”一词。齐萌就是齐民。即“渫”字，将“世”改为“云”，避太宗名讳。现在《礼记·曲礼篇》中“葱处末”，应当写作“渫”。《玉藻篇》中“为已卑”，应当写作“偞”。唐人刻石经，避讳改易原文，后来刊刻印版的人不能订正，于是沿袭至今。
第三十二类：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的例子
《南齐书·柳世隆传》中“辅国将军骁骑将军萧讳”，汲古阁本注解说“鸾”字。现在根据《宋书·沈攸之传》考证，乃是梁武帝父亲萧顺之，不是齐明帝萧鸾。
《北史·周本纪》：“魏永熙三年十一月，派遣仪同李讳与李弼、赵贵等人，在灵州讨伐曹泥。李讳引河水灌淹他们。”“大统四年，开府李讳、念贤等人作为后军。”“等到李讳等人到达长安。”《李弼传》：“陇西郡开国公李讳。”《王盟传》：“赵青雀作乱时，王盟与开府李讳辅佐太子出镇渭北。”都是指李虎。《本纪》：“天和六年，任命大将军李讳为柱国。”这是指李昞。校书必须检查原文，《周书》【汲古阁本】将“李讳”都改成了“虎”，并将天和六年的“李讳”也改成了“虎”。《新唐书》称：“周闵帝
受禅，虎已卒，乃追封唐国公。”安得至天和时犹在！且虎在西魏时，已为八柱国之一，岂待周天和中始授柱国乎！
译接受禅让时，宇文虎已经去世，于是追封他为唐国公。怎么会在天和年间仍然在世呢！况且宇文虎在西魏时期，已经是八柱国之一，难道要等到北周天和年间才授予柱国官职吗！
第三十三因避讳空字后人连写遂脱一字例
《南、北史》于官名治书侍御史及治中从事，多脱去治字，今本有治字者，皆后人增入也。《四库全书通志》考证，于梁吴平《侯景传》及梁《伏曼容传》，均云：“治书侍御史，刊本沿唐讳，删治字，今据《梁书》增。”疑当时实系空而不书，后人连写，遂脱一字耳。
后晋天福八年，《义成军节度使匡翰碑》，匡翰，建瑭之长子也，碑于建字下，空文以避石敬瑭讳，此其例也。
《容斋三笔》卷十：“鄂州兴唐寺钟题志云：唐天祐二年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杨行密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故将佐为之讳。”于夫字皆空而不书。其后建国曰吴，乃改大夫为大卿。因此疑避讳去人名一字者，亦多元本空字，特后人连写耳。
第三十四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连入正文例
《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索隐》引《管子》云：“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今本正文，皆作民人，盖唐人避太宗讳，民作人，后人于人旁注民，其后遂将民人二字连写，致衍人字。
《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三月，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本文不当有虎字，盖后人于擒下注虎字，校刊时遂并虎字增入。汲古阁本无虎字，是也。又《北史》韩擒虎，亦但称韩擒。《南史》鲁广达、任忠、樊猛传，称隋将韩擒者，延寿本文也。瓣《陈本纪》及太子深、孔范、王颁传，作韩擒虎，皆后人旁注，因而连入。今本《鲁广达传》亦或有加虎字者，皆缘校书之人，不知当时史臣避讳，以意改易，又不能尽改也。
《通典食货篇》：“荆河豫州，厥土惟壤。”豫，唐代宗讳。代宗时改豫州为蔡州。杜佑于古豫州不得改为蔡州，又不得直称为豫州，于是用《禹贡》“荆河惟豫州”一语，称古豫州为荆河州，后人于荆河旁注豫字，抄书者遂并荆河豫三字连写，成此衍文。
晋孙盛著《晋阳秋》，《文选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李善注两引孙盛书，均作《晋阳春秋》。盖因阳字旁注春字，后遂连入正文。
又《新唐书艺文志》，有晋邓粲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旧唐志》及《宋志》均作《晋阳春秋》。
第三十五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
《汉书儒林传》，《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公羊》疏引《六艺论》云：“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彭祖本庄氏，史避讳追改。
《三国蜀志刘二牧传》：“并州杀刺史张益。”《后汉书灵帝纪》及《刘焉传》均作张懿，史避晋讳，改懿为益。
《隋书贺若弼传》：“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陈书》作鲁广达，《隋书》避讳去一字；蛮奴本名忠，亦避隋讳称其小字。
《通鉴》唐武德二年：“窦建德执逆党宇文智及孟景。”上年宇文化及谋逆，有鹰扬将孟秉同谋。景即秉，因避昞嫌名改。《通鉴》杂采诸书，故或景或秉。
《隋书》亦作孟秉。
《新唐书王敬武传》：“遣部将卢弘攻之。”《新五代史刘鄩传》作卢洪，宋人避讳改。
《新五代史周本纪》：“诏镇宁军节度李弘义。”《宋史》作洪义，云：“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据此则本名弘威，改弘义，入宋又改名洪义也。因此知李业本弘义之弟，亦当名弘业，史家避讳，省一字耳。
又《罗绍威传》：“逐杀其帅乐彦贞。”《新、旧唐书》皆作彦祯，而此作贞者，宋人避仁宗讳改。
又《楚世家》：“与行军司马何景真等。”《通鉴》作敬真，史避宋讳改。
又《楚世家》：“拓跋常为仆射。”《通鉴》作拓跋恒，史作常，避真宗讳。
《辽史太宗纪》，天显十二年三月，晋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广，即《新五代史》之范延光，辽避讳改
译第三十三 因避讳空字，后人连写遂脱一字例
《南、北史》在官名“治书侍御史”及“治中从事”中，多脱落“治”字，今本中带有“治”字的，都是后人增补进去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在梁代吴平的《侯景传》及梁代《伏曼容传》中，均说：“治书侍御史，刊本沿袭唐代避讳，删去了‘治’字，现在依据《梁书》增补。”怀疑当时实际上是空缺不写，后人连写时，于是脱落了一个字罢了。
后晋天福八年，《义成军节度使匡翰碑》，匡翰是石敬瑭的长子，碑文中在“建”字下，空缺文字以避石敬瑭的名讳，这就是它的例子。
《容斋三笔》卷十：“鄂州兴唐寺钟的题记说：唐天祐二年铸造，刻写官阶姓名的有两人，一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陈知新；一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杨琮。‘大’字之下，都应当有‘夫’字，却全都削去了。杨行密的父亲名叫怤，‘怤’与‘夫’同音。当时杨行密占据淮南，所以将佐为他避讳。”在“夫”字上都空缺不写。后来建国号为吴，于是改“大夫”为“大卿”。因此怀疑避讳而去除人名中一字的情况，也多原本就是空缺该字，只是后人连写罢了。
第三十四 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连入正文例
《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索隐》引用《管子》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今本正文，都写作“民人”，大概是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民”改为“人”，后人在“人”字旁注“民”字，后来于是将“民人”二字连写，导致衍生了“人”字。
《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三月，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本文不应当有“虎”字，大概是后人在“擒”字下注“虎”字，校刊时于是将“虎”字一并增入。汲古阁本没有“虎”字，是正确的。又《北史》韩擒虎，也只称韩擒。《南史》鲁广达、任忠、樊猛传中，称隋将韩擒的，是延寿本文。《陈本纪》及太子深、孔范、王颁传，作韩擒虎，都是后人旁注，因而连入正文。今本《鲁广达传》也有加“虎”字的，都是因为校书的人，不知道当时史官避讳，凭主观臆断改易，又不能全部改完的缘故。
《通典·食货篇》：“荆河豫州，厥土惟壤。”“豫”是唐代宗的名讳。代宗时将豫州改为蔡州。杜佑对于古豫州不能改为蔡州，又不能直接称为豫州，于是使用《禹贡》“荆河惟豫州”一语，称古豫州为荆河州，后人在“荆河”旁注“豫”字，抄书的人于是将“荆河豫”三字连写，形成这处衍文。
晋代孙盛著《晋阳秋》，《文选·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李善注两次引用孙盛的书，都作《晋阳春秋》。大概是因为“阳”字旁注“春”字，后来于是连入正文。
又《新唐书·艺文志》，有晋代邓粲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旧唐志》及《宋志》都作《晋阳春秋》。
第三十五 因避讳一人二史异名例
《汉书·儒林传》，《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公羊》疏引用《六艺论》说：“眭孟的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彭祖本姓庄，史官避讳追改。
《三国·蜀志·刘二牧传》：“并州杀刺史张益。”《后汉书·灵帝纪》及《刘焉传》都作张懿，史官避晋讳，将“懿”改为“益”。
《隋书·贺若弼传》：“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陈书》作鲁广达，《隋书》避讳去掉一字；蛮奴本名忠，也避隋讳称其小字。
《通鉴》唐武德二年：“窦建德擒获逆党宇文智及孟景。”上年宇文化及谋逆，有鹰扬将孟秉同谋。景就是秉，因避“昞”的嫌名而改。《通鉴》杂采诸书，所以有时作景，有时作秉。
《隋书》也作孟秉。
《新唐书·王敬武传》：“派遣部将卢弘攻打他。”《新五代史·刘鄩传》作卢洪，宋人避讳而改。
《新五代史·周本纪》：“诏令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宋史》作洪义，说：“本名洪威，避周太祖名讳而改。”据此则本名弘威，改弘义，入宋后又改名洪义。因此知道李业本是弘义的弟弟，也应当名弘业，史家避讳，省略一字罢了。
又《罗绍威传》：“驱逐并杀死其帅乐彦贞。”《新、旧唐书》都作彦祯，而这里作贞的，是宋人避仁宗讳而改。
又《楚世家》：“与行军司马何景真等。”《通鉴》作敬真，史官避宋讳而改。
又《楚世家》：“拓跋常为仆射。”《通鉴》作拓跋恒，史书作常，避真宗讳。
《辽史·太宗纪》，天显十二年三月，晋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广，即《新五代史》中的范延光，辽避讳而改。
。
《辽史历象志》：“司天监马绩奏上乙未元历。”《新五代史》作马重绩，盖避晋出帝讳重贵，去一字。
译《辽史·历象志》记载：“司天监马绩奏呈乙未元历。”《新五代史》中写作马重绩，大概是为了避晋出帝石重贵的名讳，而删去了“重”字。
《金史》六十《交聘表》，天德二年三月，宋参知政事余唐弼，《宋史》及《系年录》俱作余尧弼，盖《金史》臣避世宗父讳宗尧追改。
宋使辽诸臣，据《续通鉴长编》所载人名，每与《辽史》不同，其因避辽讳改者如下：
一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七月，贺国后生辰，龙图阁待制韩亿，以名犯北朝讳，权改名意。然《辽史》乃作韩翼，盖辽太祖阿保机汉名亿也。
二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八月，贺国后正旦，开封府判官侍御史张亿，《辽史》亦作张易。
三天圣九年，辽太平十一年，十月，贺国主正旦，西染院副使王克忠，《辽史》作克善，盖避辽圣宗宗真嫌名也。
四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贺国母生辰，内殿承制閤门祗候王德基，《辽史》作德本；贺国主生辰，客省副使王克基，《辽史》作克纂，盖辽道宗名洪基也。
《南史》与《宋、齐书》，《北史》与《魏、齐、周书》，亦多同人异名，皆因讳改。不明乎此，则欲检对二史难矣。略表其卷数如下：
褚叔度《宋书》五十二褚裕之《南史》二十八
谢景仁《宋书》五十二谢裕《南史》十九
张茂度《宋书》五十三张裕《南史》三十一
庾炳之《宋书》五十三庾仲文《南史》三十五
王敬弘《宋书》六十六王裕之《南史》二十四
王景文《宋书》八十五王彧《南史》二十三
宗炳《宋书》九十三宗少文《南史》七十五
褚渊《南齐书》二十三褚彦回《南史》二十八
薛渊《南齐书》三十薛深《南史》四十
孔稚珪《南齐书》四十八孔珪《南史》四十九
贾渊《南齐书》五十二贾希镜《南史》七十二
邓渊《魏书》二十四邓彦海《北史》二十一
长孙稚《魏书》二十五长孙幼《北史》二十二
刘昞《魏书》五十二刘延明《北史》三十四
李叔虎《魏书》七十二李叔彪《北史》四十五
侯渊《魏书》八十侯深《北史》四十九
张渊《魏书》九十一张深《北史》八十九
李稚廉《北齐书》四十三李幼廉《北史》三十三
张雕《北齐书》四十四张彫武《北史》八十一
郑孝穆《周书》三十五郑道邕《北史》三十五
郭儁《隋书》七十二郭世儁《北史》八十五
王充《隋书》八十五王世充《北史》七十九
裕、彧者宋讳，故《宋书》避之。邕者周讳，故《周书》避之。虎、炳、渊、世、稚者唐讳，故唐史臣避之。因所避不同，而二史称名遂异。
第三十六因避讳一人一史前后异名例
《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庄助四篇，纵横家有庄安一篇，赋有庄匆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匆奇，下言严助，史驳文。”盖庄为汉讳，故列传改作严助、严安、严匆奇。《志》之或庄或严，则录自《七略》，避改有未尽，或后人回改也。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越骑校尉赵世。”《西羌传》作赵代，《赵熹传》亦作赵代，盖章怀避唐讳改。《纪》作世，则唐以后人回改也。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二年，杀光禄勋邓泉。”《五行志》作邓渊，此作泉，章怀改。
《梁书》刘霁、刘杳、刘歊，昆弟三人，霁在《孝行传》，杳在《文学传》，歊在《处士传》。《霁、歊传》云：“祖乘民，宋冀州刺史。”《杳传》云：“祖乘人，宋冀州刺史。”或民或人，避唐讳改。
《南史文学传》：“贾希镜祖弼之，父匪之。”《王僧孺传》：“贾弼子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希镜即深字。本名渊，史家避讳，或举其字，或易为深。
《新唐书许景先传》：“景先曾祖绪。”《裴寂传》附许世绪事，作世绪。此避太宗讳，去世字。
《新五代史韩逊传》：“天成四年李宾作乱。”《康福传》作李从宾，盖避后唐讳，犹杜重威避晋讳称杜威也。《通鉴》则作李匡宾。
《金史宗道传》：“承安二年为贺宋正旦使
译《金史》卷六十《交聘表》记载，天德二年三月，宋朝参知政事余唐弼出使；而《宋史》及《系年录》均记载为余尧弼，这大概是因为《金史》编纂时，臣子为避金世宗父亲宗尧的名讳，将“尧”字追改为“唐”字。
宋朝出使辽国的各位大臣，根据《续通鉴长编》所载的人名，往往与《辽史》不同，其中因避辽国名讳而改名的情况如下：
一、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七月，祝贺辽国太后生辰，龙图阁待制韩亿，因名字触犯北朝（辽）名讳，暂时改名为韩意。然而《辽史》却记作韩翼，这是因为辽太祖阿保机的汉名是“亿”。
二、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八月，祝贺辽国太后元旦，开封府判官、侍御史张亿，《辽史》也记作张易。
三、天圣九年（辽太平十一年）十月，祝贺辽国国主元旦，西染院副使王克忠，《辽史》记作克善，这是为了避辽圣宗宗真的嫌名（音近之讳）。
四、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祝贺辽国太后生辰，内殿承制、閤门祗候王德基，《辽史》记作德本；祝贺辽国国主生辰，客省副使王克基，《辽史》记作克纂，这是因为辽道宗名叫洪基。
《南史》与《宋书》、《齐书》，《北史》与《魏书》、《齐书》、《周书》，也有很多同一人名字不同的情况，都是因避讳而改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想要查核比对这两部史书就困难了。大致列出其卷数如下：
褚叔度，《宋书》卷五十二；褚裕之，《南史》卷二十八。
谢景仁，《宋书》卷五十二；谢裕，《南史》卷十九。
张茂度，《宋书》卷五十三；张裕，《南史》卷三十一。
庾炳之，《宋书》卷五十三；庾仲文，《南史》卷三十五。
王敬弘，《宋书》卷六十六；王裕之，《南史》卷二十四。
王景文，《宋书》卷八十五；王彧，《南史》卷二十三。
宗炳，《宋书》卷九十三；宗少文，《南史》卷七十五。
褚渊，《南齐书》卷二十三；褚彦回，《南史》卷二十八。
薛渊，《南齐书》卷三十；薛深，《南史》卷四十。
孔稚珪，《南齐书》卷四十八；孔珪，《南史》卷四十九。
贾渊，《南齐书》卷五十二；贾希镜，《南史》卷七十二。
邓渊，《魏书》卷二十四；邓彦海，《北史》卷二十一。
长孙稚，《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幼，《北史》卷二十二。
刘昞，《魏书》卷五十二；刘延明，《北史》卷三十四。
李叔虎，《魏书》卷七十二；李叔彪，《北史》卷四十五。
侯渊，《魏书》卷八十；侯深，《北史》卷四十九。
张渊，《魏书》卷九十一；张深，《北史》卷八十九。
李稚廉，《北齐书》卷四十三；李幼廉，《北史》卷三十三。
张雕，《北齐书》卷四十四；张彫武，《北史》卷八十一。
郑孝穆，《周书》卷三十五；郑道邕，《北史》卷三十五。
郭儁，《隋书》卷七十二；郭世儁，《北史》卷八十五。
王充，《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北史》卷七十九。
“裕”、“彧”是宋朝的避讳字，所以《宋书》避开了它们。“邕”是周朝的避讳字，所以《周书》避开了它。“虎”、“炳”、“渊”、“世”、“稚”是唐朝的避讳字，所以唐朝史臣避开了它们。因为所避讳的对象不同，两部史书中对同一人的称呼就产生了差异。
第三十六例：因避讳导致同一人在同一部史书中前后名字不同的情况
《汉书·艺文志》中，儒家有庄助四篇，纵横家有庄安一篇，赋家有庄匆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颜师古说：“上面说庄匆奇，下面说严助，史书文字驳杂不统一。”大概是因为“庄”是汉朝的避讳字，所以列传中改作严助、严安、严匆奇。《艺文志》中有的用“庄”有的用“严”，是因为抄录自《七略》，避讳改动未尽，或者是后人回改的缘故。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越骑校尉赵世。”《西羌传》记作赵代，《赵熹传》也记作赵代，这是李贤（章怀太子）为避唐讳而改的。《和帝纪》记作“世”，则是唐朝以后的人回改的。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二年，杀光禄勋邓泉。”《五行志》记作邓渊，这里记作泉，是李贤（章怀太子）改的。
《梁书》中刘霁、刘杳、刘歊三兄弟，刘霁在《孝行传》，刘杳在《文学传》，刘歊在《处士传》。《刘霁传》、《刘歊传》说：“祖父刘乘民，任宋冀州刺史。”《刘杳传》说：“祖父刘乘人，任宋冀州刺史。”有的记作“民”，有的记作“人”，是为避唐讳而改的。
《南史·文学传》：“贾希镜祖父贾弼之，父亲贾匪之。”《王僧孺传》：“贾弼之子贾匪之，贾匪之的儿子任长水校尉，名深。”贾希镜就是贾深的字。他本名贾渊，史家为避讳，有的举其字，有的改名为深。
《新唐书·许景先传》：“许景先的曾祖父许绪。”《裴寂传》附载许世绪事迹，记作世绪。这是避唐太宗名讳，去掉了“世”字。
《新五代史·韩逊传》：“天成四年李宾作乱。”《康福传》记作李从宾，这是避后唐名讳，就像杜重威避后晋名讳称杜威一样。《资治通鉴》则记作李匡宾。
《金史·宗道传》：“承安二年任贺宋正旦使”
。”《交聘表》作崇道，盖避金世宗父睿宗讳，改宗为崇也。
第三十七因避讳一人数名例
译。”《交聘表》中写作崇道，大概是避金世宗父亲睿宗的名讳，将“宗”改为“崇”的缘故。
第三十七 因避讳而一人有多个名字的例子
《晋书罗尚传》：“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李特《载记》作任明，《华阳国志》八作任睿。睿为本名，晋人避元帝讳易之。锐取同音，明取同义也。
《梁书邓元起传》：“萧藻将至。”上云萧深藻，此云萧藻。本名渊藻，以避讳，或改为深，或省一字。
《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四年，杀侍中张彫虎。”《儒林传》作张雕，《北史儒林传》作张彫武，汲古阁本虎作唐，尤误。盖本名彫虎，避唐讳，或改或省也。
《隋书经籍志》：“《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野民即徐广，避隋讳称其字，后又避唐讳，称为徐野人。
《新唐书姚崇传》：“崇字元之，始名元崇，以与突厥叱刺同名，改以字行，后避开元尊号，更今名。”是姚崇始名元崇，后名元之，最后名崇，皆有所避也。
《宋史刘廷让传》：“刘廷让字光乂。”《太祖纪》：“乾德二年十一月，江宁军【当作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出归州道以伐蜀”光义，即廷让也。《长编》亦作光义。《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作刘光乂。光义，廷让名，后避太宗讳，改以字行。《曹彬传》、《曹翰传》、《刘福传》又作光毅，皆避讳改。
唐李匡乂撰《资暇集》三卷，旧本或题李济翁撰，盖宋刻避太祖讳书其字；或作李乂，亦避讳省一字。《文献通考》一入杂家，引《书录解题》作李匡文；一入小说家，引《读书志》作李匡义。《陆游集》有此书跋，亦作李匡文。《野客丛书》作李正文。然《读书志》实作匡乂。《新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乂，因避讳一人数名也。
第三十八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新唐书昭宗纪》：“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叛，附于王
建。”《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作思敬。思敬为夏州节度思恭、保大节度思孝之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 “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思恭为兄，思敬为弟，本是两人，宋人避讳，改敬为恭，遂与思恭二名相溷。并《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夏州破黄巢之思恭，后人亦误为思敬矣。其实镇保大镇武定者乃思敬，而夏州破黄巢者自为思恭也。
南宋有两曾宏父。朱氏《曝书亭集》四三所引绍兴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曾纡之子，避光宗讳惇【《四库提要》误宁宗】，以字称宏父者也。与《石刻铺叙》之曾宏父，字幼卿，非一人。《南宋杂事诗》径题此书为曾惇撰，则又承朱之误者也。竹汀先生曰：朱氏考稽，号称精审，犹有此失，校书之难如此。
杨树达曰：“柳宗元有弟名宗玄，见柳著《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若如清讳，玄改为元，则二人同名矣。”今考《全唐文》乃作宗圆，粤雅堂本《韩柳年谱》则作宗糸。盖一则以玄不可作元，而改为圆；一则因玄写作，而刻本又误为糸也。
《柳河东集》九《陆文通墓表》注：“陆淳字元冲，避唐宪宗讳，赐名质。”今《通志艺文略》于淳著《集传春秋微旨》、《集传春秋辨疑》，题陆淳撰；于淳著《集传春秋纂例》，则题陆质撰，一若淳与质为二人者，应著明之。
《宋史侍其曙传》：“祥符二年，黎州夷人为乱，诏曙乘驿往招抚，其酋纳款杀牲为誓。曙按行盐井，夷人复叛。曙率部兵百馀，生擒首领三人，斩首数十级。”《蛮夷传》：“大中祥符元年，泸州言江安县夷人为乱，诏遣閤门祗候侍其旭乘传招抚。旭至，蛮人首罪，杀牲为誓。未几复叛，旭因追斩数十人，擒其首领三人。”此明一人一事，其易曙为旭，避英宗讳也。黎泸异州，音近讹也。
《南史范云传》：“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范泰传》：“泰，顺阳人。”泰为汪之孙，云为六世孙，而籍贯互异者，南乡即顺阳，梁代
译《晋书·罗尚传》记载：“于是派遣兵曹从事任锐假装投降。”李特的《载记》中写作任明，《华阳国志》卷八写作任睿。睿是他的本名，晋朝人为了避晋元帝的名讳而改用了其他字。锐是取同音字，明是取同义字。
《梁书·邓元起传》记载：“萧藻将要到达。”上面说萧深藻，这里说萧藻。他本名渊藻，因为避讳，有的改为深，有的省去一个字。
《北齐书·后主纪》记载：“武平四年，杀害侍中张彫虎。”《儒林传》中写作张雕，《北史·儒林传》中写作张彫武，汲古阁本将虎字改为唐字，错误更加严重。大概他本名彫虎，因为避唐朝的名讳，有的改字，有的省字。
《隋书·经籍志》记载：“《史记音义》十二卷，由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写。”野民就是徐广，因为避隋朝的名讳而称他的字，后来又避唐朝的名讳，称为徐野人。
《新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字元之，起初名叫元崇，因为与突厥叱刺同名，改用字行世，后来避开开元尊号，改为现在的名字。”这是说姚崇起初名叫元崇，后来名叫元之，最后名叫崇，都是因为有所避讳。
《宋史·刘廷让传》记载：“刘廷让字光乂。”《太祖纪》记载：“乾德二年十一月，江宁军【应当作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从归州道出兵讨伐蜀国。”光义，就是廷让。《长编》也写作光义。《新五代史·后蜀世家》写作刘光乂。光义是廷让的名，后来避宋太宗的名讳，改用字行世。《曹彬传》、《曹翰传》、《刘福传》中又写作光毅，都是因为避讳而改动的。
唐朝李匡乂撰写《资暇集》三卷，旧本有的题署李济翁撰写，大概是因为宋朝刻本避宋太祖的名讳而书写他的字；有的写作李乂，也是因为避讳而省去一个字。《文献通考》一类归入杂家，引用《书录解题》写作李匡文；一类归入小说家，引用《读书志》写作李匡义。《陆游集》中有此书的跋文，也写作李匡文。《野客丛书》写作李正文。然而《读书志》实际上写作匡乂。《新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解说：“昭宗时宗正少卿。”大概就是匡乂，因为避讳导致一个人有多个名字。
第三十八类，因避讳将两人误认为一人或将一人误认为两人的例子。《新唐书·昭宗纪》记载：“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叛乱，依附王建。”《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写作思敬。思敬是夏州节度使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的弟弟。思孝退休，让思敬担任保大留后，于是升任节度使，又调任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记载：“思恭担任定难节度使，去世后，弟弟思谏继任节度使。思孝担任保大节度使，因为年老，推荐弟弟思敬担任保大留后，不久担任节度使。”思恭是哥哥，思敬是弟弟，本来是两个人，宋朝人避讳，将敬改为恭，于是与思恭两个名字混淆。连同《新五代史·李仁福传》中夏州击破黄巢的思恭，后人也误认为是思敬了。其实镇守保大、镇守武定的是思敬，而在夏州击破黄巢的自然是思恭。
南宋有两个曾宏父。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所引用的绍兴十三年知台州事的人，是曾纡的儿子，避宋光宗的名讳惇【《四库提要》误作宁宗】，以字称呼为宏父。这与《石刻铺叙》中的曾宏父，字幼卿，不是同一个人。《南宋杂事诗》径直题署此书为曾惇撰写，则是沿袭了朱彝尊的错误。竹汀先生说：朱彝尊考证，号称精审，还有这样的失误，校勘书籍的困难就是这样。
杨树达说：“柳宗元有个弟弟名叫宗玄，见柳宗元所著《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如果按照清朝的名讳，将玄改为元，那么两人就同名了。”现在考证《全唐文》中写作宗圆，粤雅堂本《韩柳年谱》则写作宗糸。大概是因为玄不能改为元，而改为圆；另一种是因为玄写作糸，而刻本又误刻为糸。
《柳河东集》卷九《陆文通墓表》注解说：“陆淳字元冲，避唐宪宗的名讳，赐名质。”现在《通志·艺文略》对于陆淳所著《集传春秋微旨》、《集传春秋辨疑》，题署陆淳撰写；对于陆淳所著《集传春秋纂例》，则题署陆质撰写，好像淳与质是两个人，应当明确说明。
《宋史·侍其曙传》记载：“祥符二年，黎州夷人作乱，诏令侍其曙乘驿马前往招抚，他们的酋长纳款杀牲立誓。侍其曙巡视盐井，夷人再次叛乱。侍其曙率领部下士兵一百多人，活捉首领三人，斩首数十级。”《蛮夷传》记载：“大中祥符元年，泸州报告江安县夷人作乱，诏令派遣閤门祗候侍其旭乘传招抚。侍其旭到达，蛮人认罪，杀牲立誓。不久再次叛乱，侍其旭于是追击斩杀数十人，擒获他们的首领三人。”这明显是同一人同一事，将曙改为旭，是为了避宋英宗的名讳。黎州与泸州是不同的州，是因为音近而产生的讹误。
《南史·范云传》记载：“南乡舞阴人，是晋平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范泰传》记载：“范泰，顺阳人。”范泰是范汪的孙子，范云是六世孙，而籍贯互相不同，是因为南乡就是顺阳，梁代
避讳改也。以《南史》之例言之，云亦当类叙于《泰传》之后，而今不然者，盖不知南乡本顺阳，故一族误为二族也。
译避讳是改字的缘故。以《南史》的体例来说，云也应当归类叙述在《泰传》之后，如今却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南乡原本就是顺阳，所以将同一家族误认为是两个家族了。
第三十九因避讳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例
《金史》廿四《地理志》，蓟州县五，注：“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据元至元七年孙庆瑜撰《丰闰县记》云：“金大定间改永济务为县，大安初避东海郡侯讳，更名曰丰闰。”《史》不知丰闰即永济之改名，而分而为二，乃以丰闰为泰和间置，又谓永济已废，而未得其年，皆误之甚也。
《元史刘秉忠传》：“其先瑞州人。”此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也。秉忠自曾祖以来，皆家邢州，足迹未抵江南。而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宋末避理宗嫌名，始改筠为瑞，已在金南渡之后矣。《雍正江西通志》七一乃收秉忠入《人物》，何耶！
第四十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
《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此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其实一书也。
又农家类，前有刘安靖《时镜新书》五卷，后又有刘靖《时鉴杂书》一卷。
注云：“杂一作新。”当亦宋人避讳，改镜为鉴，实一书也。
别集类，前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又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或改为光，或改为正，其实一书也。
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一卷，而总集类又有殷璠《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改殷为商，实一书也。
地理类，前有达奚弘通《西南海蕃行记》一卷，后又有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疑即一书，一作洪者，避讳改也。
又地理类，前有曹璠《国照》十卷，后又有曹璠《须知国镜》二卷。宋人避讳，往往改镜为照，疑亦一书也。
《崇文总目》道书类，有吴筠撰《真纲论》一卷，其后又有《元纲论》一卷。《东观馀论》校正《崇文总目》云：“此前已有所谓《真纲论》即此，盖避圣祖名也。”圣祖，即宋所谓始祖玄朗。一改玄为真，一改玄为元，其实一书也。
第四十一避讳改前代官名而遗却本名例
《通典》廿四《职官篇》：“大唐永徽初，以国讳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按隋以前皆曰治书侍御史。汉《孔彪碑》、晋《郛休碑》、苻秦《重修魏邓太尉祠碑》，皆有治书侍御史，其见诸史传者尤众。今因叙述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之故，乃先避讳写为持书，果为持书，又何所谓国讳！《金石萃编》四七《马周碑跋》，不考前史，仅据《通考》沿袭《通典》之文，谓魏晋以下，皆作持书，竟不知有治书之名，其去史实远矣。
《宋史》一六七《职官志》：“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按《嘉泰会稽志》三云：“国初节度使，领马
步军都部署。英宗即位，避御名，改称都总管。其后守臣兼一路安抚使者，皆带马步军都总管。”以此推之，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安抚使，皆置于仁宗朝，当为都部署。史称都总管者，据后来改名也。然其中实脱漏原名都部署一节。至史与碑刻，时有不同，倘无碑刻，则竟不知原名为都部署矣。
第四十二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例
《元和郡县志》卅二：“金水县，本汉广汉郡之新都县地。东晋义熙末，立金泉戍。后魏平蜀，置金泉县，隶金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益州。武德元年，以避神尧讳，改为金水县，属简州。”按本由金渊县改为金水县，若本为金泉县，则何必改。今欲叙述改金渊为金水之由，乃先将渊字改为泉字，遂遗却本名矣。
《新五代史职方考》：“惠，南汉。
”按南汉析循州置祯州。宋天禧五年，避仁宗讳，始改祯州为惠州。今《新五代史》著惠不著祯，失纪实之体矣。惠为宋名，南汉时有祯无惠，今因避宋讳故，以宋时州名名南汉州，中间脱去南汉祯州历史五十余年，考地理沿革者，于何征之！且有惠无循，亦为脱漏。又潮州之程乡县，南汉尝立为
译第三十九 因避讳将一地误作两地，或将两地误作一地的例子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蓟州辖五县，注解说：“旧时还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因永济务而设置，不详何年废除。”根据元至元七年孙庆瑜撰写的《丰闰县记》记载：“金大定年间将永济务改为县，大安初年，因避东海郡侯的名讳，改名为丰闰。”《金史》不知道丰闰就是永济改名后的名称，却将它们分为两地，于是认为丰闰是在泰和年间设置的，又说永济已经废除，却不知废除的年份，这都是极大的错误。
《元史·刘秉忠传》记载：“他的祖先是瑞州人。”这是辽金时期的瑞州，不是宋代的瑞州。刘秉忠自曾祖以来，都居住在邢州，足迹未曾到达江南。而江西的瑞州，本名筠州，宋末因避宋理宗的名讳，才将筠改为瑞，这已经在金朝南渡之后了。《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一却将刘秉忠收录在《人物》中，这是为什么呢！
第四十 因避讳将一书误作两书的例子
《宋史·艺文志》，经解类中有颜师古的《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中又有颜师古的《纠谬正俗》八卷。这本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有的改为“刊”，有的改为“纠”，其实是一本书。
又如农家类，前面有刘安靖的《时镜新书》五卷，后面又有刘靖的《时鉴杂书》一卷。
注解说：“杂”一作“新”。这应当也是宋人避讳，将“镜”改为“鉴”，其实是一本书。
别集类，前面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面又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有的改为“光”，有的改为“正”，其实是一本书。
别集类有商璠的《丹阳集》一卷，而总集类又有殷璠的《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将“殷”改为“商”，其实是一本书。
地理类，前面有达奚弘通的《西南海蕃行记》一卷，后面又有达奚洪【一作通】的《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怀疑是一本书，写作“洪”的，是因避讳而改的。
又如地理类，前面有曹璠的《国照》十卷，后面又有曹璠的《须知国镜》二卷。宋人避讳，往往将“镜”改为“照”，怀疑也是一本书。
《崇文总目》道书类，有吴筠撰写的《真纲论》一卷，其后又有《元纲论》一卷。《东观馀论》校正《崇文总目》说：“前面已经有所谓《真纲论》就是这一本，大概是避圣祖的名讳。”圣祖，就是宋所称的始祖玄朗。一个将“玄”改为“真”，一个将“玄”改为“元”，其实是一本书。
第四十一 避讳改前代官名而遗漏本名的例子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篇》：“大唐永徽初年，因避国讳，将持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按隋朝以前都叫治书侍御史。汉代的《孔彪碑》、晋代的《郛休碑》、苻秦的《重修魏邓太尉祠碑》，都有治书侍御史，史传中记载的尤其众多。现在因为叙述将治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的缘故，却先因避讳写成了持书，如果真的是持书，又何来国讳之说！《金石萃编》卷四十七《马周碑跋》，不考察前代史书，仅依据《通考》沿袭《通典》的文字，说魏晋以后，都写作持书，竟然不知道有治书之名，这与史实相差太远了。
《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任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按《嘉泰会稽志》卷三说：“建国初年节度使，统领马步军都部署。英宗即位，避御名，改称都总管。其后守臣兼任一路安抚使的，都带马步军都总管衔。”由此推断，河东、陕西各路经略安抚使，都设置在仁宗朝，当时应当是都部署。史书称为都总管，是依据后来改名的情况。然而其中实际上遗漏了原名都部署这一节。至于史书与碑刻，时常有所不同，倘若没有碑刻，那就竟然不知道原名为都部署了。
第四十二 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漏本名的例子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金水县，本是汉代广汉郡的新都县地。东晋义熙末年，设立金泉戍。后魏平定蜀地，设置金泉县，隶属金泉郡。隋开皇三年废除郡，将县划归益州。武德元年，因避神尧的名讳，改为金水县，隶属简州。”按本是由金渊县改为金水县，如果本是金泉县，那何必改名。现在想要叙述将金渊改为金水的缘由，却先将“渊”字改为“泉”字，于是遗漏了本名了。
《新五代史·职方考》：“惠，南汉。”按南汉分割循州设置祯州。宋天禧五年，避仁宗的名讳，才将祯州改为惠州。现在《新五代史》只记载惠而不记载祯，失去了记录史实的体例。惠是宋代的名称，南汉时有祯而无惠，现在因为避宋讳的缘故，用宋代的州名来称呼南汉的州，中间脱去了南汉祯州五十多年的历史，考察地理沿革的人，到哪里去验证呢！而且有惠无循，也是脱漏。又如潮州的程乡县，南汉曾经设立为
《宋史地理志》六：“梅州，本潮州程乡县，南汉置恭州，开宝四年改。”
据《九域志》九：“梅州伪汉敬州。”宋初削平群雄，州县皆仍故名，此敬州亦以犯讳改，若本恭州，则无庸改矣。《史志》作恭，乃当时史臣回避，后竟失于改正。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二云：“伪汉刘氏割潮州之程乡县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讳，改名梅州。”此为得之。
又《宋史地理志》一：“滑州，太平兴国初，改武成军节度。”按本由义成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武成。今《志》不书义成军，是直由滑州改也。此亦因避讳而脱漏义成一段历史。
又《宋史地理志》二：“中山府，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按本由义武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定武。今《志》不书本义武军，似直由中山府改也，亦脱漏。
又《宋史地理志》三：“陕州大都督府，太平兴国初，改保平军。”按本由保义军节度，避太宗讳，改为保平。今《志》不书本保义军，似直由陕州大都督府改也，亦脱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唐穆宗讳【同于真宗】初名宥，元和七年，立为皇太子，始更之。十五年即位，改尝岳为镇岳，尝州为镇州，定州尝阳县为曲阳县，尝王房子孙为泜王房。”按《册府》成于宋人，同于真宗者，讳恒也。因是之故，恒岳、恒州、恒阳、恒王房，恒字均写为常。《册府》刻于明末，避明光宗讳常洛，又改常为尝。此本欲叙述唐人避讳改地名，乃先避宋讳，
又避明讳，而后避唐讳。甚矣古书之难读也！
卷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
第四十三避嫌名例
《曲礼》：“礼不讳嫌名。”郑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陆氏《释文》十一谓：“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脩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
嫌名之讳，起于汉以后。《三国吴志》二：“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此讳嫌名之始也。然《吴志》三：“永安五年，立子为太子。”裴注引《吴录》载休诏：“为四男作名字，音湾，音觥，壾音莽，音褒。”则吴时仍不讳嫌名。果讳嫌名，则壾之字虽易避，而湾觥莽褒之音仍难避也。今既制新字，以为易避，则其不讳嫌名可知。
然讳嫌名之俗，实起于三国。《晋书羊祜传》：“祜卒，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嫌名之讳，遂浸成风俗。其后晋简文帝名昱，改育阳县为云阳。桓温父名彝，改平夷郡曰平蛮，夫夷县曰扶县，夷道县曰西道。后魏道武帝名珪，改上邽县曰上封。皆避嫌名实例也。
至北齐《颜氏家训风操篇》有曰：“凡文与正讳相犯，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
据此则当时嫌名之讳，渐趋繁数，故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唐高祖父名昞。兼避丙。韩愈《讳辨》，专辨嫌名，而谓：“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不知《南史沈约传》，称约先世浒为仲高，即讳虎之嫌名浒。贞观廿三年，改兴势县为兴道，即讳世之嫌名势。《南史》十三《刘秉传》，称彦节而不名，即讳昞之嫌名秉。德宗《九日赐曲江宴》诗“时此万枢暇”，即讳基之嫌名机也。
然因愈之言，足证唐时嫌名之讳，尚未垂为定制。至宋始颁布所谓 “文书令”，应避嫌名，有一帝至五十字者，其繁极矣。此等“文书令”，见当时《礼部韵略》卷首。
或谓秦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称正月为端月，此避嫌名之始也。不知政与正本通，始皇以正月生，故名政。《集解》引徐广曰： “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避正非避嫌名也。
《史记天官书》：“气来卑而循车通。”《集解》曰：“车通，车辙也。避汉武帝讳，故曰通。”亦非也。汉不避嫌名，车通，《汉书天文志》作车道，
译《宋史·地理志》第六卷记载：“梅州，原本是潮州的程乡县，南汉时期设置恭州，开宝四年改为梅州。”
根据《九域志》第九卷记载：“梅州是伪汉时期的敬州。”宋朝初年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州县都沿用旧名，这个敬州也是因为触犯忌讳而改名，如果原本就是恭州，就没有必要改名了。《宋史·地理志》写成恭州，是当时史官为了避讳，后来竟然忘记改正。王象之《舆地纪胜》第一〇二卷说：“伪汉刘氏割取潮州的程乡县设置敬州，本朝因为敬州触犯翼祖的名讳，改名为梅州。”这才是正确的说法。
又如《宋史·地理志》第一卷记载：“滑州，太平兴国初年，改为武成军节度。”查考原本是由义成军节度，因为避宋太宗的名讳改为武成。现在《地理志》不记载义成军，看起来像是直接由滑州改名而来。这也是因为避讳而遗漏了义成军的一段历史。
又如《宋史·地理志》第二卷记载：“中山府，太平兴国初年，改为定武军节度。”查考原本是由义武军节度，因为避宋太宗的名讳改为定武。现在《地理志》不记载原本的义武军，看起来像是直接由中山府改名而来，这也是遗漏。
又如《宋史·地理志》第三卷记载：“陕州大都督府，太平兴国初年，改为保平军。”查考原本是由保义军节度，因为避宋太宗的名讳，改为保平。现在《地理志》不记载原本的保义军，看起来像是直接由陕州大都督府改名而来，这也是遗漏。
《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记载：“唐穆宗的名讳【与宋真宗相同】，最初名叫宥，元和七年，被立为皇太子，才开始更改名字。元和十五年即位，将尝岳改为镇岳，尝州改为镇州，定州的尝阳县改为曲阳县，尝王房的子孙改为泜王房。”查考《册府元龟》成书于宋代，与真宗名讳相同的是“恒”字。因为这个缘故，恒岳、恒州、恒阳、恒王房，其中的“恒”字都写成了“常”。《册府元龟》刻印于明末，因为避明光宗朱常洛的名讳，又将“常”改成了“尝”。这本是想叙述唐人避讳改地名的情况，却先避了宋讳，又避了明讳，最后才避唐讳。古书真是难以阅读啊！
卷五 避讳学应注意的事项
第四十三 避嫌名的例子
《礼记·曲礼》说：“礼制不避讳嫌名。”郑玄注解说：“嫌名，是指读音相近的字，比如禹与雨，丘与区。”陆德明《经典释文》第十一卷说：“汉和帝名肇，没有更改京兆郡的名称；魏武帝名操，陈思王曹植的诗中说‘脩阪造云日’，这就是不避讳嫌名。”
避嫌名的忌讳，兴起于汉代以后。《三国志·吴书》第二卷记载：“赤乌五年，立孙和为太子，将禾兴县改为嘉兴县。”这是避嫌名忌讳的开始。然而《吴书》第三卷记载：“永安五年，立太子。”裴松之注引《吴录》记载孙休的诏书：“为四个儿子取名字，音湾，音觥，壾音莽，音褒。”那么吴国时期仍然不避讳嫌名。如果真的避讳嫌名，那么“壾”这个字虽然容易避开，但湾、觥、莽、褒的读音仍然难以避开。现在既然造了新字，认为容易避开，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避讳嫌名的。
然而避嫌名的习俗，实际上起源于三国时期。《晋书·羊祜传》记载：“羊祜去世，荆州人为羊祜避讳其名，房屋都称做门，改户曹为辞曹。”避嫌名的忌讳，于是逐渐形成风俗。后来晋简文帝名昱，将育阳县改为云阳。桓温父亲名彝，将平夷郡改为平蛮，夫夷县改为扶县，夷道县改为西道。北魏道武帝名珪，将上邽县改为上封。这些都是避嫌名的实例。
到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有这样的话：“凡是文字与正式的名讳相犯，自然应当避开，那些同音但字形不同的字，不能全都这样避开。吕尚的儿子，如果不叫‘上’，赵壹的儿子，如果不叫‘一’，那就是下笔就有妨碍，写什么都触犯忌讳。”
据此可知当时避嫌名的忌讳，逐渐趋向繁多，所以隋文帝父亲名忠，连带避讳“中”字，唐高祖父亲名昞，连带避讳“丙”字。韩愈的《讳辨》，专门辨析嫌名，却说：“现在上奏章和诏书，没听说避讳浒、势、秉、饥。”却不知道《南史·沈约传》，称沈约祖先浒字仲高，就是避讳“虎”的嫌名“浒”。贞观二十三年，将兴势县改为兴道，就是避讳“世”的嫌名“势”。《南史》第十三卷《刘秉传》，称刘彦节而不称其名，就是避讳“昞”的嫌名“秉”。唐德宗《九日赐曲江宴》诗中的“时此万枢暇”，就是避讳“基”的嫌名“机”。
然而因为韩愈的话，足以证明唐代避嫌名的忌讳，还没有成为固定的制度。到宋代才开始颁布所谓的“文书令”，规定应当避讳嫌名，有一位皇帝多达五十字，极其繁杂。这些“文书令”，见于当时《礼部韵略》卷首。
有人说秦始皇名政，连带避讳“正”字，所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称正月为端月，这是避嫌名的开始。不知道“政”与“正”本来相通，秦始皇因为出生在正月，所以名叫政。《集解》引徐广说：“一作正。”宋忠说：“因为正月初一出生，所以名叫正。”避“正”不是避嫌名。
《史记·天官书》记载：“气来卑而循车通。”《集解》说：“车通，就是车辙。避汉武帝名讳，所以叫通。”这也是不对的。汉代不避嫌名，车通，《汉书·天文志》写作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