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避讳学之利用
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他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叔度书字而不书姓；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
译篇中前后，都称林宗，其他传记也是这样，唯独这里写他的名；况且这件事已经记载在《黄宪传》中，不应当重复出现；叔度只写表字而不写姓氏；前面说“于是名声震动京师”，这里又说“因此名声传遍天下”，
词意重沓。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后汉书》之文。叔度不书姓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乃和案：钱说见《后汉书考异》三。】此则因讳否不画一，而知其有小注误入正文也。
第六十三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
《魏书肃宗纪》，及《景穆十二王彝兄顺传》，李崇、崔光、辛纂、贺拔胜、儒林、文苑等传，俱有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盖《魏书太武五王传》已亡，后人取《北史》补之，《北史》避唐讳，校者不知追改也。《通鉴》一五○梁普通五年，亦作广阳王深。《考异》云：“《魏》帝纪作渊，今从列传及《北史》。”此则误从避讳之名者也。
《北齐书》纪传中，于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晁公武谓：“百药避唐讳，不书世祖世宗之类。”不知百药修史在贞观初，其时世字并不必避。《梁、陈、周书》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药与思廉、德棻同时，何独异其例？盖《北齐书》久已残阙，后人取《北史》补之，其称世祖世宗者，百药旧文；其称文襄文宣者，《北史》之文也。然此非关避讳，晁氏以为例有不一，非也。
《北史高熲传》：“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即王世积也。王懋竑曰：“《北史》例不避世字，此卷世室作代室，王世积去世字，与他卷例异。《李德林传》称晋王讳而不名，亦与他传异。每卷末各有总论，而此卷无之。”疑《北史》阙此卷，后人别据他书补之。
杨守敬《跋隋太仆卿元公墓志》云：“六世祖遵，高祖熹，曾祖忠，并见《魏书》及《北史》。唯祖昺，徐州刺史，《魏书》、《北史》无昺名，而有忠子寿兴，亦徐州刺史，为其兄晖所谮死，临刑自作墓志铭曰：‘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竹汀先生云：“寿兴名景，不见于史，当由名犯唐讳，故书其字。此铭作韵语，不可称字，乃以景代之。”【乃和案：钱说见《北史考异》一。】今证以此志，实由李延寿避唐讳，以景代昺。《魏书》多阙，后人取《北史》补之，故仍以景代昺，而以寿兴标目也。然《魏书崔亮传》：“徐州刺史元昞，抚御失和，诏亮驰驿安抚。亮至劾昞，处以大辟。”即此元景。《北史崔亮传》同。《北史》避唐讳，不应作昞，此昞字又后人据《魏书》回改也。
第六十四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版例
《十驾斋养新录》十三《东家杂记》条云：“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宋高宗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
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
又卷十四《颜氏家训》条云：“淳熙中，高宗尚在德寿宫，故卷中构字，皆
注太上御名，而阙其文。前序后有墨长记云‘廉台田家印’。宋时未有廉访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间有修改之叶，则于宋讳不避矣。”
又卷十四《韦苏州集》条云：“后有拾遗三叶，其目云：‘熙宁丙辰校本添四首，绍兴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验其款式，当即是乾道椠本。而于宋讳初不回避，盖经元人修改，失其真矣。”
第六十五因避讳断定时代例
《潜研堂文集》卅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祐，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
译文辞意蕴重复堆砌。后来得到福建地区的旧本，才知道这七十四个字，本是章怀太子注引谢承《后汉书》的文字。叔度不写姓氏，是承袭上文“进入汝南就结交黄叔度”而言的。现在的版本都将其混入正文，只有福建旧本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乃和按语：钱大昕的说法见于《后汉书考异》卷三。】这是通过避讳与否不统一，而知道有小注误入正文的情况。
第六十三条 因避讳与否不统一而知有他书补入的条例
《魏书·肃宗纪》，以及《景穆十二王传》中关于彝兄顺的传记，李崇、崔光、辛纂、贺拔胜、儒林、文苑等传记，都记载有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却写作广阳王深。大概《魏书·太武五王传》已经亡佚，后人从《北史》中选取内容补入，《北史》避唐讳，校勘者不知道追改回来。《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普通五年，也写作广阳王深。《考异》说：“《魏书》帝纪写作渊，现在遵从列传及《北史》。”这是错误地遵从了避讳的名字。
《北齐书》纪传中，对于齐朝各位皇帝，有的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有的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晁公武说：“李百药避唐讳，不书写世祖、世宗之类。”不知道李百药修史在贞观初年，那时“世”字并不一定需要避讳。《梁书》、《陈书》、《周书》都不避世祖、世宗的字，李百药与魏徵、令狐德棻同时，为何唯独他的体例不同？大概《北齐书》早就残缺不全，后人从《北史》中选取内容补入，那些称世祖、世宗的，是李百药原来的文字；那些称文襄、文宣的，是《北史》的文字。然而这与避讳无关，晁氏认为体例不统一，是不对的。
《北史·高熲传》：“不久上柱国王积因罪被杀。”这就是王世积。王懋竑说：“《北史》体例不避‘世’字，这一卷将世室写作代室，王世积去掉‘世’字，与其他卷的体例不同。《李德林传》称晋王避讳而不直呼其名，也与其他传记不同。每卷末尾各有总论，而这一卷没有。”怀疑《北史》缺少这一卷，后人另外依据其他书籍补入。
杨守敬《跋隋太仆卿元公墓志》说：“六世祖遵，高祖熹，曾祖忠，都见于《魏书》及《北史》。只有祖父昺，任徐州刺史，《魏书》、《北史》没有昺的名字，而有忠的儿子寿兴，也是徐州刺史，被他的哥哥晖诬陷致死，临刑前自己作墓志铭说：‘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竹汀先生说：“寿兴名景，不见于史书，应当是因为名字触犯唐讳，所以书写他的字。这篇铭文是韵语，不能称字，于是用景来代替。”【乃和按语：钱大昕的说法见于《北史考异》卷一。】现在用这块墓志证明，实在是因为李延寿避唐讳，用景代替昺。《魏书》多有缺漏，后人从《北史》中选取内容补入，所以仍然用景代替昺，而以寿兴作为标题。然而《魏书·崔亮传》：“徐州刺史元昞，安抚驾驭失和，诏令崔亮乘驿马前往安抚。崔亮到达后弹劾昞，判处死刑。”就是这个元景。《北史·崔亮传》相同。《北史》避唐讳，不应该写作昞，这个昞字又是后人根据《魏书》改回的。
第六十四条 因避讳与否不统一而知书有补版的条例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说：“卷中管勾的‘勾’字都写作勹，避宋高宗嫌名。偶尔有不缺笔的，是元初修改的叶子。辨别宋版书应当以此作为决断。”
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说：“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到宋讳，旁边加圈标记。怀疑本是元人翻刻宋版，其中有避讳不全的字，标记出来让人补完罢了。如果是明代刻印前代书籍，则没有见过这种格式，必定是修补元版。”
又卷十四《颜氏家训》条说：“淳熙年间，高宗还在德寿宫，所以卷中‘构’字，都标注太上御名，而缺省其文字。前序后有墨长记云‘廉台田家印’。宋代没有廉访司，元代制度才有。推测是元人取淳熙本印行，偶尔有修改的叶子，那么对于宋讳就不避讳了。”
又卷十四《韦苏州集》条说：“后面有拾遗三叶，其目录说：‘熙宁丙辰校本添四首，绍兴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检验其款式，应当就是乾道刻本。而对于宋讳起初不回避，大概是经过元人修改，失去其真面目了。”
第六十五条 因避讳断定时代的条例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说：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按语：宋代寄禄官分左右，只有东都元祐年间，南渡绍兴至乾道年间是这样。大概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而建炎初年避思陵嫌名，开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这个结衔有干办字样，那么就是南宋刻本，不是北宋刻本。《宋史》遇到勾当字样，多改为干当，这是南渡
又卷廿五：“《宝刻类编》，不著撰人姓名。考其编次，始周秦，讫唐五代。其为宋人所撰无疑。宋宝庆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为瑞州。此编载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为宋末人也。”
又卷廿八：“《宋太宗实录》八十卷，吴门黄孝廉荛圃所藏。仅十二卷，有脱叶。每卷末有书写人及初对复对姓名，书法精妙，纸墨亦古。于宋讳皆阙笔，即慎、敦、廓、筠诸字亦然。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刘廷让避太宗讳改名，《宋史》阙而不书，亦当依《实录》增入。”
又卷廿八：“《大金集礼》四十卷，不知纂辑年月，要必成于大定之世，故于雍字称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后事。独补阙文一叶，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庙号，盖后人取他书搀入，非《集礼》元文也。”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四：“程闳中等题名凡七行，文云：‘程闳中点青田常役，廖君宪漕台校试还，摄永嘉管勾，邂逅游，己卯闰月二十三日。’何梦华自青田石门山拓以见赠，并贻书询己卯系何年号。予考漕司校试起于宋时，若今之乡试，此题当是宋刻。南渡后避高宗嫌名，易管勾为干办，而此刻称管勾，则必北宋刻矣。”
又卷十一：“《祈泽寺残碑》，寺在江宁通济门外三十里，碑已碎裂，仅存中间一段。有云：‘保大三年起首，迄于四载兴功。’又云：‘升元岁末，保大惟新。’知其为南唐碑也。予初见碑中有宋代字，疑为宋初刻，及读元僧伯元所撰记云： ‘寺建于宋营阳王义符景平元年。’始悟碑云宋代，乃追叙之词，谓刘宋，非赵宋也。观碑文匡字并未回避，其为南唐石刻无疑。”
又卷十三：“《石林亭诗》，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作。次其韵者，
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也。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守凤翔府麟游县令郭九龄建。按签署改为签书，本是避英宗嫌名。嘉祐七年之冬，英宗尚未即位，无缘先为改易，殆刻于次年三月以后也。”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跋敦煌本残道书》云：“文中‘民归于主’，民字改作人，避唐太宗讳。而治字屡见不讳，盖书于贞观之世也。书法清健，有钟薛风。唐室肇造之初，崇尚道术，至祖老子，而以明老之学诏天下，故此书写于是时。
”然考唐之崇尚道术，莫甚于会昌。高宗讳，元和元年以后已不讳，安知此卷不出于晚唐耶。
又《跋唐写本卜筮书残卷》云：“卷中别构字甚多，与六朝碑版合。凡丙丁之丙皆作景，白虎皆作白兽，而隆字不缺笔，乃初唐写本之证。”然考玄宗讳，宝历元年，准故事已祧迁不讳，见《册府元龟》卷二。隆字不缺笔，似亦不足为初唐写本之证。
第六十六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周书后妃传》：“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适开府张欢，遇后无礼，后诉之于帝，帝乃执欢杀之，改封冯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闵帝。”太祖，宇文泰也。张欢《北史》无传，惟《张琼传》：“琼子欣，尚魏平阳公主，除驸马都尉、开府仪同三司，与公主情好不笃，为孝武所害。”欣，《北齐书张琼传》作忻，避北齐高欢讳改为忻，或为欣，实即《周书后妃传》之张欢也。惟公主封号，一为平原，一为平阳，不免牴悟耳。
钱氏旧谱有钱让，不见于史册。《养新录》十九据郑樵《氏族略》：“汉哀平间，钱逊为广陵太守，避王莽乱，徙居乌程。而让亦官广陵太守，意让逊本即一人，夹漈避宋濮安懿王讳，改让为逊耳。”
句容县城南，有元至正二年五月《重建达奚将军庙碑》。将军名字事迹无可考。碑称殿东楹帖，数字可辨，云：梁承圣初，洪逊为国子祭酒，似洪逊即将军之名。《金石文跋尾》二十：“据《南史周弘让传》：‘承圣初为国子祭酒，二年为仁威将军，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垒。’今达奚庙正在仁威故垒。宋人避讳，往往改弘为洪，
译又卷二十五：“《宝刻类编》，不记载撰著人的姓名。考察它的编排次序，始于周秦，终于唐五代。它是宋人所撰无疑。宋宝庆初年，为避宋理宗的嫌名，将江南西路的筠州改为瑞州。此编记载碑刻所在，有称瑞州的，又可知它是宋末人所撰。”
又卷二十八：“《宋太宗实录》八十卷，是吴门黄孝廉荛圃所藏。仅存十二卷，有缺失的页片。每卷末尾有书写人及初校、复校者的姓名，书法精妙，纸墨也古朴。对于宋代的避讳字都缺笔，即使是慎、敦、廓、筠等字也是如此。我断定这是南宋馆阁的抄本，以避讳来验证，应当在理宗朝。刘廷让因避太宗讳而改名，《宋史》缺漏未记载，也应当依照《实录》增补进去。”
又卷二十八：“《大金集礼》四十卷，不知编纂的年月，必定成书于大定年间，所以对‘雍’字称御名，而未涉及明昌以后的事。唯独补缺的一页，有明昌、承安、泰和以及世宗的庙号，大概是后人从其他书中掺入的，并非《集礼》的原文。”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四：“程闳中等人的题名共七行，文曰：‘程闳中点青田常役，廖君宪漕台校试还，摄永嘉管勾，邂逅游，己卯闰月二十三日。’何梦华从青田石门山拓印赠我，并写信询问己卯是哪一年号。我考察漕司校试始于宋代，如同现在的乡试，此题应当是宋刻。南宋南渡后，为避高宗嫌名，将管勾改为干办，而此石刻称管勾，则必定是北宋刻石。”
又卷十一：“《祈泽寺残碑》，寺庙在江宁通济门外三十里，碑已碎裂，仅存中间一段。有云：‘保大三年起首，迄于四载兴功。’又云：‘升元岁末，保大惟新。’可知它是南唐碑。我初见碑中有宋代字样，怀疑是宋初刻石，等到读元代僧人伯元所撰的记云：‘寺建于宋营阳王义符景平元年。’才领悟碑文中的宋代，是追叙之词，指的是刘宋，而非赵宋。看碑文中匡字并未回避，其为南唐石刻无疑。”
又卷十三：“《石林亭诗》，由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所作。依韵和诗者，是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守凤翔府麟游县令郭九龄建立。按签署改为签书，本是避英宗嫌名。嘉祐七年之冬，英宗尚未即位，无缘预先改易，大概刻于次年三月以后。”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跋敦煌本残道书》说：“文中‘民归于主’，民字改作人，避唐太宗讳。而治字屡见不避讳，大概书写于贞观年间。书法清健，有钟繇、薛稷的风貌。唐室初创之初，崇尚道术，尊奉老子，并以阐明老学诏示天下，故此书写于此时。”然而考察唐代崇尚道术，没有比会昌年间更甚的。高宗讳，元和元年以后已不避讳，怎知此卷不出于晚唐呢。
又《跋唐写本卜筮书残卷》说：“卷中别构字很多，与六朝碑版相合。凡是丙丁的丙都作景，白虎都作白兽，而隆字不缺笔，乃是初唐写本的证据。”然而考察玄宗讳，宝历元年，依照旧例已祧迁不避讳，见《册府元龟》卷二。隆字不缺笔，似乎也不足以作为初唐写本的证据。
第六十六节 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
《周书后妃传》：“文帝元皇后，是魏孝武帝的妹妹。起初封为平原公主，嫁给开府张欢，张欢对待皇后无礼，皇后向皇帝诉说，皇帝于是逮捕张欢杀了他，改封为冯翊公主，配给太祖，生下孝闵帝。”太祖，即宇文泰。张欢在《北史》中无传，只有《张琼传》记载：“琼的儿子欣，尚魏平阳公主，授驸马都尉、开府仪同三司，与公主感情不笃，被孝武帝杀害。”欣，在《北齐书张琼传》中作忻，避北齐高欢讳改为忻，或作欣，实即《周书后妃传》中的张欢。只是公主封号，一为平原，一为平阳，不免矛盾罢了。
钱氏旧谱有钱让，不见于史册。《养新录》卷十九据郑樵《氏族略》：“汉哀帝、平帝年间，钱逊为广陵太守，避王莽之乱，迁居乌程。而让也官至广陵太守，推测让与逊本是一人，夹漈（郑樵）避宋濮安懿王讳，改让为逊罢了。”
句容县城南，有元至正二年五月《重建达奚将军庙碑》。将军名字事迹无可考。碑称殿东楹帖，数字可辨，云：梁承圣初，洪逊为国子祭酒，似乎洪逊即将军之名。《金石文跋尾》卷二十：“据《南史周弘让传》：‘承圣初为国子祭酒，二年为仁威将军，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垒。’今达奚庙正在仁威故垒。宋人避讳，往往改弘为洪，”
第六十七因犯讳断定讹谬例
《通鉴》七：“秦始皇二十四年，虏楚王负当，以其地置楚郡。”注：“秦三十六郡无楚郡，此盖灭楚之时暂置。后分为九江、鄣、会稽三郡。”按《史记楚世家》，有“灭楚名为楚郡”之文，故《通鉴》从之，其实秦未尝置楚郡也。
秦始皇父名子楚，当时称楚为荆，岂有转以名郡之理。《集解》引孙检云：“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其说是也。《史记》楚郡之楚，盖三字之讹，后人因此谓三十六郡之外有楚郡，固谬；胡氏谓暂置而后分，亦非也。
《汉书游侠传》：“陈遵祖父遂，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师古曰：“进者，会礼之财也，谓博所赌也。史皇孙名进，而此诏不讳之，盖史家追书，故有其字耳。”刘攽曰：“颜云史家追书，妄也。诏书本字，史家何苦改之。盖进音赆，自不犯讳也。”但荀悦《汉纪》十八“数负进”作“数负遂”，“可以偿博进矣”作“可以偿遂博负矣”。则悦所见《汉书》乃遂字，而非进字也。然《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七月诏亦有进药之文，则进字当时似可不讳。
《说文》鉊字引张彻说一条，竹汀先生谓：“汉人不当以武帝讳为名，疑是张敞。”【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十二。】
《三国魏志少帝纪》：“景元元年，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追谥为献穆皇后。”陈景云曰：“《武帝纪》注引《续汉书》，曹腾父名节，于献穆为高祖，不应献穆命名乃犯祖讳。”《艺文类聚》九四引《续汉志》：“曹腾父萌。”与裴注异。当以萌为正，因字形相似而讹也。
《魏书景穆十二王中山王英传》：“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按《魏书》于诸帝讳皆回避本字，如崔宏称元伯，慕容恪称元恭是也。今纪传于萧宏之名多不回避，当非魏收原文，皆后人据《南史》追改。《岛夷传》则作萧密。
《新唐书武后纪》，长安五年正月，讨乱诸臣有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世为太宗讳，唐人不应以为名。据《忠义 李憕传》后附载功臣，有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则世实为无字，以形似而讹。
《新五代史蜀世家》，知祥父名道。《蜀梼杌》下云名。据《蜀毛诗石经》残字，道字屡见，皆不避讳，知《欧史》误。或先名道，后名也。
《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正月，置迩英、延义二阁。”义为太宗旧讳，阁名不应相犯。据卷八五《地理志》则为延羲阁，义字讹也。
《宋史光宗纪》：“绍熙二年二月，金遣完颜亶来告哀。”金熙宗名亶，金使臣不应与金先帝同名。据《金史》六二《交聘表》，实作完颜。为廪本字。
《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竹汀先生谓：“洪遵《泉志》有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
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乃和案：钱说见《辽史考异》及《养新录》八。】今史作寿隆，不云寿昌，或疑《泉志》之误。然辽时石刻，称寿昌者多矣，无有云寿隆者。《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也，亦称寿昌。其以为寿
隆者，《辽史》误也。辽人谨于避讳，光禄卿之改崇禄，避太宗讳也；改女真为女直，避兴宗讳也；追称重熙为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画。道宗者，圣宗之孙，而以寿隆纪元，犯圣宗之讳，此理之必无者。黄本骥见慈悲庵幢作寿昌，乃谓：“年号不避祖讳，民间讳之，何耶！”此过信《辽史》之误也。
《元史》五九《地理志》：“陕州，宋为保义军。”按义为宋太宗旧名。保义军节度，唐末置，治陕州。宋初避太宗名，改军名曰保平，陕州之名仍旧。今《元志》云“宋为保义军”，可以犯讳知其讹谬也。
《元史》六三《地理志》：“郴阳县，倚郭，旧为敦
译第六十七 因触犯避讳而断定文字讹误的条例
《资治通鉴》卷七记载：“秦始皇二十四年，俘虏了楚王负当，在其土地上设置楚郡。”胡三省注解说：“秦朝三十六郡中没有楚郡，这大概是灭楚时暂时设置的。后来分为九江、鄣、会稽三郡。”查考《史记·楚世家》，有“灭楚名为楚郡”的文字，所以《资治通鉴》采纳了这一说法，但实际上秦朝从未设置过楚郡。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当时称楚为荆，怎么会有反过来用“楚”字来命名郡县的道理呢？《史记集解》引用孙检的话说：“灭去楚国的名号，将楚地划分为三郡。”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史记》中“楚郡”的“楚”字，大概是三个字（即“灭楚名”）的讹误，后人因此认为三十六郡之外还有楚郡，这固然错误；胡三省认为暂时设置而后分置，也不对。
《汉书·游侠传》记载：“陈遵的祖父陈遂，在汉宣帝微贱时与他有旧交，一起下棋赌博，陈遂屡次输钱。等到汉宣帝即位，任用陈遂，逐渐升迁至太原太守，于是赐给陈遂玺书说：‘制诏太原太守，你官位尊贵俸禄优厚，可以偿还赌博输掉的钱了。’”颜师古注释说：“‘进’是指聚会时的礼金，也就是赌博的赌注。史皇孙名叫刘进，而此诏书不避讳他的名字，大概是史家追记往事，所以保留了原字。”刘攽说：“颜师古说史家追记，是胡说。诏书原本的字，史家何必费心去改它。大概‘进’音同‘赆’，本来就不犯讳。”但荀悦《汉纪》卷十八中，“数负进”写作“数负遂”，“可以偿博进矣”写作“可以偿遂博负矣”。那么荀悦所见的《汉书》是“遂”字，而不是“进”字。然而《汉书·宣帝纪》中，地节四年七月的诏书也有“进药”的文字，那么“进”字在当时似乎可以不避讳。
《说文解字》“鉊”字条引用张彻的一条说法，钱大昕先生认为：“汉人不应以汉武帝刘彻的名字为名，怀疑是张敞。”【乃和案：钱大昕的说法见于《养新录》卷十二。】
《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记载：“景元元年，已故汉献帝夫人节去世，追谥为献穆皇后。”陈景云说：“《武帝纪》注引《续汉书》，曹腾的父亲名叫节，对于献穆皇后来说是高祖，不应该献穆皇后命名就触犯祖先的名讳。”《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续汉志》：“曹腾的父亲名叫萌。”与裴松之的注不同。应当以“萌”字为正确，是因为字形相似而讹误。
《魏书·景穆十二王·中山王英传》记载：“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查考《魏书》，对于各位皇帝的名讳都回避本字，比如崔宏称为元伯，慕容恪称为元恭就是这样。现在纪传中对于萧宏的名字大多不回避，应当不是魏收的原文，都是后人根据《南史》追改的。《岛夷传》中则写作萧密。
《新唐书·武后纪》记载，长安五年正月，讨伐叛乱的诸臣中有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唐人不应以此命名。根据《忠义传·李憕传》后附载的功臣名单，有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那么“世”实际上是“无”字，因字形相似而讹误。
《新五代史·蜀世家》记载，孟知祥的父亲名叫道。《蜀梼杌》下篇说名叫。根据《蜀毛诗石经》残字，“道”字屡次出现，都不避讳，可知《欧阳史》有误。或者先名叫道，后改名叫。
《宋史·仁宗纪》记载：“景祐二年正月，设置迩英、延义二阁。”“义”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阁名不应相犯。根据卷八十五《地理志》则是延羲阁，“义”字是讹误。
《宋史·光宗纪》记载：“绍熙二年二月，金国派遣完颜亶来告哀。”金熙宗名叫完颜亶，金国使臣不应与金国先帝同名。根据《金史》卷六十二《交聘表》，实际写作完颜亶。“亶”是“廪”的本字。
《辽史·道宗纪》记载：“寿隆元年。”钱大昕先生认为：“洪遵《泉志》中有寿昌元宝钱，引用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说：契丹主年号寿昌。又引用《北辽通书》说：天祚帝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乃和案：钱大昕的说法见于《辽史考异》及《养新录》卷八。】现在史书写作寿隆，不写寿昌，有人怀疑《泉志》有误。然而辽代石刻，称寿昌的很多，没有称寿隆的。《东都事略》、《文献通考》，都是宋人的书，也称寿昌。认为叫寿隆的，《辽史》是错误的。辽人谨慎于避讳，光禄卿改为崇禄，是避太宗耶律光的名讳；改女真为女直，是避兴宗耶律宗真（宗与真音近）的名讳；追称重熙为重和，是避天祚帝耶律延禧（禧与熙音近）的嫌名。凡是石刻遇到“光”字都缺笔画。道宗是圣宗的孙子，如果用寿隆作为年号，就触犯了圣宗耶律隆绪的名讳，这是情理上必然没有的事。黄本骥见到慈悲庵幢上写作寿昌，于是说：“年号不避祖讳，民间避讳，为什么呢！”这是过分相信《辽史》的错误。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记载：“陕州，宋代为保义军。”查考“义”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保义军节度，唐代末年设置，治所在陕州。宋初避太宗名讳，改军名为保平，陕州的名字依旧。现在《元史·地理志》说“宋代为保义军”，可以通过触犯名讳知道它是讹误。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记载：“郴阳县，倚郭，旧为敦
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湖南旧为宋土，敦字犯宋讳，敦化之名，必非宋所立。《舆地纪胜》五七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元史》谓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谬也。
译化县，在至元十三年改为现在的名字。”湖南过去是宋朝的领土，“敦”字触犯了宋朝的避讳，所以“敦化”这个名字，必定不是宋朝设立的。《舆地纪胜》卷五十七引用《寰宇记》说：“后晋天福初年，为避庙讳，将郴州改为敦州，郴县改为敦化县。后汉初年，州县名称全部恢复旧称。”由此可见，“敦化”这个名字，是后晋时期更改的，不久就废除了。《元史》说至元十三年将敦化改为郴阳，这是错误的。
凡此皆可因其犯讳而得之。
第六十八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例
《晋书后妃传》：“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宜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若以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有待其他之证明。据《宋书》卅五《州郡志》：“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则后本讳陵，曰讳陵阳者，因涉所改县名，误衍一字，可因其犯讳而知也。
《北齐书神武纪》，高欢考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名树生。二史不同，何所适从？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若单名树，则弼言为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
第六十九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 ”云。
《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
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
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
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
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
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
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
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
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
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
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
周大定元年杨坚
《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
《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
译凡此皆可以依据其触犯避讳的情况而得知。
第六十八 因触犯避讳而得知有衍文、脱文的例子
《晋书·后妃传》记载：“成恭杜皇后名陵阳，将宜城郡的陵阳县改为广阳县。”如果参照宋武公名司空，将司空改为司城的例子来类比，那么“阳”字就不会产生疑义。然而晋代对皇后避讳非常严格，陵阳既因避讳而改名，那么是否只改一个字就满足了，还需要等待其他证据来证明。根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记载：“广阳令，汉代旧县名叫陵阳，晋成帝杜皇后名陵，咸康四年更名。”那么皇后原本名陵，说名陵阳的，是因为涉及所改的县名，错误地多写了一个字，可以通过触犯避讳而得知。
《北齐书·神武纪》记载，高欢父亲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写作名树生。两部史书不同，应当遵从哪一部？根据《北齐书·杜弼传》记载：“相府法曹辛子炎咨询事务，说需要取署，把‘署’读作‘树’。高祖大怒，杖责他。杜弼进言说：‘礼制规定，双名不避单字，孔子说徵不说在，说在不说徵。辛子炎的罪过，按理或许可以宽恕。’”如果单名树，那么杜弼的话就没有根据了，只有名树生，杜弼才这样说。这可以通过触犯避讳而得知有脱文。
第六十九 因触犯避讳或避讳而断定是伪作的例子
《容斋随笔》卷十四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是惠帝名讳。汉代法律，触犯名讳者有罪，不应该李陵敢使用它。”《野客丛书》卷五说：“我观看《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说‘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说‘盈盈一水间’。梁普通年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说：‘太元真君名讳盈，是汉景帝中元年间的人。’看这两件事，知道惠帝的名讳，在当时大概有不被避讳的情况。然而又觉得奇怪，当时文字间有时用这个字，出于偶然，还说得通，至于用庙讳命名，非常不可理解。”
《日知录》卷二十三认为：“李陵、枚乘二人，都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他们是后人拟作，而不是出自西汉。”然而用汉代碑刻临文不避讳的例子来类比，不能立即断定是伪作。
《避讳录》卷二采纳《日知录》的说法，而也将茅君用庙讳命名，视为不可理解。不知道道家最喜欢杜撰，《茅君碑》是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的，道士孙文韬书写。碑文说：“太元真人司命君，名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是茅氏的后代。十八岁，弃家学道进入恒山。”【《茅山志》卷二十。】汉文帝名恒，这里说恒山，还可以说是沿用梁代的称呼。茅君居住靠近西汉都城，不能与边远地区相比，如果真名盈，那么一定不是景帝时的人；如果是景帝时的人，那么一定不名盈。道士不学无术，任意杜撰，其伪作显然，不能用临文不避讳的例子来类比。
隋末王通，谥号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向来考据古籍的人都认为他的书是伪作。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四说：“河汾王氏诸书，除了《中说》之外，都不在《唐艺文志》中。其传出阮逸，有人说都是阮逸伪作。唐高祖名渊，其祖景皇名虎，所以《晋书》戴渊、石虎，都以字行。薛收是唐人，在《传》中称戴若思、石季龙，是适宜的。《元经》作于隋代，而大兴四年，也书曰若思，为什么呢！”现在考据《元经》，对于隋代名讳坚、广等字都不避讳。而对于唐代名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都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都称石虎为石季龙。只有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讳，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讳，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没有改尽的情况。列表如下：
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
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
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
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
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
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
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
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
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
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
周大定元年杨坚
《四库提要》说：“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明显抄袭《晋书》，没有什么可辩解的。而且在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王通生于隋代，虽然妄自以圣人自居，又怎么敢这样。”
《元经》的伪作，已经以避讳与否断定，然而《中说》的伪作，则很少有人以避讳来考据。
隋文帝父亲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所以《隋书》称《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是官名地
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
译名字中有“中”字的，大多改为“内”。如今《文中子》的谥号是“文中”，所著的书名为《中说》。在《中说》中，凡是隋朝避讳的字，如“忠”、“中”、“勇”、“广”等，屡次出现，并非只出现一次。而温大雅唯独自称“大雅”，不称“彦弘”，这无疑是出自中唐以后人的伪作。现在试着考证温大雅名称的由来：
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
“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执彦弘手而笑。”以为温兄弟名皆从彦，后避高宗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弘，始追称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旧。彦弘固生在孝敬之前，文中子何由称彦弘为大雅耶！
今《中说》二《天地篇》称诸弟子，有“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语。徴，魏徴。诸弟子皆称名，何彦弘独称字？且既称字矣，缘避孝敬讳，何以“深而弘”又犯孝敬讳？一句之中，讳否不一，可见称大雅者，循当时习惯，忘其为避讳也。曰“深而弘”者，开元以后，唐人已不讳弘也。即此一名，已足证明《中说》伪撰之时代，实在中唐以后。今将《中说》中隋讳列表如下：
《天地篇》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问牛弘。
《周公篇》或曰广，子曰：广而不滥。愿广者，狭之道也。子曰：我未见勇者。弼也戾，焉得勇。李密问勇。杨玄感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
《问易篇》广仁益智。非明君孰能广问。人能弘道。未忘中国。以明中国之有代。
《礼乐篇》温大雅能之。
《述史篇》大哉中国。中国有一，中国有并。非中国不敢以训。
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江东中国之旧也。有复中国之志。中国之礼乐安在。中国之遗人也。
《魏相篇》抗帝而尊中国。不广求故得。
《立命篇》人能弘道。大雅或几于道。
《关朗篇》中国失道。斯中国失道也。尊中国而正皇始。广大悉备。
其中勇字或可不避，而忠、中、广三字不应不避。弘为唐讳，欲解释“大雅深而弘”句，故并著之。
《桯史》十三“冰清古琴”条云：“嘉定庚午，余在中都。有士人携一古琴
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皴，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斲，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而贝字阙其旁点，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桯史》所谓正者，贞也，宋人避仁宗嫌名，改曰正。而此伪琴之贞，则避讳缺末点也。
第七十据避讳推定而讹误例
有据后人追避之讳字，而疑其书为伪作者。《容斋三笔》十五疑扬雄《方言》为伪书。其言曰：雄《答刘歆书》，称庄君平为严君平，汉讳庄，故改曰严。《法言》于庄字不讳，此何独讳。戴震《方言疏证》十三驳之曰：“洪迈不知本书不讳，而后人改之者多矣。此书下文蜀人有杨庄者，不改庄字，独习熟于严君平之称而妄改之。”此不得因有避讳字而速下断语者也。
《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云：“武梁祠堂画像，《金石录》但称武氏，此题武梁，从《隶释》也。考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后，而画像题鲁庄公，不避明帝之讳。又有李善像，以《后汉书独行传》考之，善为东汉初人。则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夫东汉碑不避庄字者多矣。因碑有庄字，而疑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稳也。
《宋史》八九《地理志》：“达州本通州，乾德三年改。”《嘉泰会稽志》八云：“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改。仁宗亲政，皆复故，惟达州至今不复。”据此，则达州改名在天圣矣。然《续通鉴长编》六亦载此事于乾德三年。盖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非至天圣初乃因避讳而改也。《会稽志》臆说不足据。
元于钦《齐乘》三云：“金初，刘豫割章丘之标竿镇及临邑封圻之半，置济阳县。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廿二史考异》八四云：“卫绍王事迹，史失其传。以济阳、永济之例推之，则济南府名亦当改易。”然《金史》廿五
译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卷十一根据温大雅所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其中有记载说：
“炀帝派遣使者夜间到达太原，温彦将要在城西门楼上住宿，首先看见了使者，报告给兄长温彦弘，温彦弘骑马将此事启奏给皇帝。皇帝握着温彦弘的手而微笑。”认为温氏兄弟的名字都带有“彦”字，后来为了避高宗太子追谥的孝敬皇帝名讳“弘”，才追称他为温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县，到开元十六年又恢复旧称。温彦弘固然出生在孝敬皇帝之前，文中子王通怎么称呼温彦弘为温大雅呢！
现在《中说》卷二《天地篇》列举各位弟子，有“魏徵正直而通达，温大雅深沉而宽宏”的话。徵，指魏徵。各位弟子都称呼名字，为什么唯独温彦弘称呼字？况且既然称呼字了，因为要避孝敬皇帝的名讳，为什么“深沉而宽宏”又冒犯了孝敬皇帝的名讳？同一句话中，避讳与不避讳不一致，可见称呼温大雅，是沿袭当时的习惯，忘记了这是避讳。说“宽宏”的，是开元以后，唐人已经不再避讳“弘”字了。仅凭这一个名字，就足以证明《中说》伪撰的时代，实在是在中唐以后。现在将《中说》中涉及隋朝名讳的情况列表如下：
《天地篇》魏徵正直而通达，温大雅深沉而宽宏。问牛弘。
《周公篇》有人说“广”，孔子说：“广博而不泛滥。希望广博的人，是狭隘的途径。”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勇敢的人。”弼（房彦谦）乖戾，哪里算得上勇敢。李密问勇敢。杨玄感问忠诚，孔子说：“孝道确立了，忠诚也就通达了。”
《问易篇》广施仁德，增进智慧。不是英明的君主，谁能广泛地询问。人能够弘扬大道。没有忘记中国。用以表明中国有朝代更替。
《礼乐篇》温大雅能做到。
《述史篇》伟大的中国。中国有一个，中国有并州。不是中国不敢用来训导。
主持中国的，将不是中国。江东是中国旧有的地方。有恢复中国的志向。中国的礼乐在哪里。中国的遗民。
《魏相篇》对抗皇帝而尊崇中国。不广泛寻求所以能得。
《立命篇》人能够弘扬大道。温大雅或许接近于道。
《关朗篇》中国失去道义。这就是中国失去道义。尊崇中国而端正皇始。广大而完备。
其中“勇”字或许可以不避讳，而“忠”、“中”、“广”三个字不应该不避讳。“弘”是唐朝的名讳，想要解释“温大雅深沉而宽宏”这句话，所以一并列出。
《桯史》卷十三“冰清古琴”条说：“嘉定庚午年，我在中都。有一个读书人带着一把古琴
到李氏那里出售，它的名字叫冰清。断纹像鱼鳞一样皴裂，制作奇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说这是几百年的古物。琴腹有铭文，称‘大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制作，凤沼内书写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次修理’。‘元’字上面的一个字，在本朝是昭陵的名讳，沼中书写‘正’字，从卜从贝，而‘贝’字缺少旁边的点，大概是当今文书法令的规定，唐朝怎么知道呢？正元在天圣之前两百年，雷氏就预先知道避讳，必定没有这种道理。这大概是伪造者不熟悉缺笔的习惯而忘记添加的缘故。”《桯史》所说的“正”，其实是“贞”，宋人避仁宗的嫌名，改称为“正”。而这把伪琴的“贞”，则是避讳缺少末笔的点。
第七十 根据避讳推定而讹误的例子
有根据后人追避的名讳字，而怀疑该书是伪作的。《容斋三笔》卷十五怀疑扬雄的《方言》是伪书。他说：扬雄在《答刘歆书》中，称庄君平为严君平，汉朝避讳“庄”字，所以改称为严。《法言》中对“庄”字不避讳，这里为什么唯独避讳。戴震在《方言疏证》卷十三反驳说：“洪迈不知道本书原本不避讳，而后人改动的很多。这本书下文蜀地有杨庄这个人，没有改动‘庄’字，只是熟悉严君平的称呼而妄加改动。”这不能因为有避讳字就迅速下结论。
《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说：“武梁祠堂画像，《金石录》只称武氏，这里题写武梁，是依据《隶释》。考证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之后，而画像题写鲁庄公，不避明帝的名讳。又有李善像，根据《后汉书独行传》考证，李善是东汉初年的人。那么这座祠堂是武梁的祖先，不是武梁本人。”东汉碑刻不避讳“庄”字的很多。因为碑上有“庄”字，而怀疑是明帝以前所立，非常不稳妥。
《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达州本名通州，乾德三年改名。”《嘉泰会稽志》卷八说：“天圣初年，因为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而改名。仁宗亲政后，都恢复旧称，只有达州至今没有恢复。”根据这个，那么达州改名是在天圣年间。然而《续通鉴长编》卷六也将此事记载在乾德三年。大概是因为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名，不是到天圣初年才因为避讳而改名。《会稽志》的臆测不足为据。
元于钦《齐乘》卷三说：“金初，刘豫割章丘的标竿镇及临邑封圻的一半，设置济阳县。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的名讳，改称为清阳。允济遇害，恢复旧名。”《廿二史考异》卷八十四说：“卫绍王的事迹，史书失传。根据济阳、永济的例子推断，那么济南府的名称也应当改易。”然而《金史》卷二十五
《地理志》，济阳注中无明文。若果因讳改，则下文济州，与曹州之济阴、清州之兴济、孟州之济源，亦应在改例，然皆无之。允济为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始封薛王。则大定六年，允济是否已生，尚为疑问。因大定六年丙戌，去允济即位之年己巳，凡四十四年，岂有预为允济避讳改县名之理。惟允济于章宗时避显宗讳，改为永济，即位后有“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之诏。永济务、永济县，二字与御名全同，故改为丰闰，济阳不在此例。《金史详校》三谓：“《考异》引此，并疑及济南，未免过信《齐乘》臆说。”
译《地理志》中，济阳的注释没有明确记载。如果确实是因为避讳而更改，那么下文中的济州，以及曹州的济阴、清州的兴济、孟州的济源，也应该在更改之列，然而这些都没有更改。允济是世宗的第七个儿子，直到大定十一年才被封为薛王。那么在大定六年，允济是否已经出生，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大定六年是丙戌年，距离允济即位的己巳年，总共四十四年，哪有预先为了避允济的名讳而更改县名的道理。只是允济在章宗时期，为了避显宗的名讳，将名字改为永济；他即位后曾下诏说：“从今以后，对于朕的名字不连续出现，以及‘昶’‘咏’等字，不必另外更改。”永济务、永济县，这两个字与皇帝的名字完全相同，所以改为了丰闰，而济阳不在更改之列。《金史详校》卷三说：“《考异》引用此条，并怀疑济南（也属此类），未免过于轻信《齐乘》中的主观臆说。”
第七十一避讳存古谊古音例
避讳有足存古谊古音者。《南史》好采稗官小说，《王彧传》：“长子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六朝人呼父为耶，此以父名戏之也。《说文》：“，有文章也。”《论语》“郁郁乎文哉”，本当作，后人省去有旁，隶变为彧。荀彧字文若，王彧字景文，皆取斯义。读此传，知六朝时《论语》本为彧字，今以郁夷字代之，音同而义别矣。《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今曰“草翁之风必舅”，盖上尚嫌名，故改为翁。尚之子名偃，于绚为舅。《宋书》作偃，乃校书者妄改耳。
《南史谢传》：“尝与刘悛饮，久之，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
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刘悛父名勔，流湎音与刘勔同，因悛斥其父名，故亦以是报之。读此传知《晋书张协传》：“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汲古本作沉湎，非也。
《南史王亮传》：“亮迁晋陵太守，有晋陵令沈巑之，好犯亮讳。亮不堪，遂启代之。巑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骹尊傍犬？为犬傍无骹尊？若是有心攸？无心攸？乞告示。’”竹汀先生曰：“无骹尊者，酋也。酋傍犬为猷，犬傍酋为猶。有心为悠，无心为攸。攸悠猷猶，四字同纽同音。亮父名攸，巑之佯为不知，问是何字，频触其讳，且以犬傍戏之也。世俗读攸悠二字如忧音，而史文遂难通矣。”【乃和案：钱说见《南史考异》二。】
《旧唐书萧复传》：“以复为统军长史。复父名衡，特诏避之。”盖本为行军长史。由此可见当时衡行二字音同，而今音则不尽同也。
《新唐书韦皋传》：“皋兄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据《唐文粹》六十权德舆《南康郡王家庙碑》，皋父名贲。可见当时贲秘二字音同，而今音不尽同也。
卷八历朝讳例
第七十二秦汉讳例
前篇所举诸例，以类区分，参伍错综，期无馀蕴。兹更以时为主，列举历朝讳字，俾便检照。各朝讳制，顺附及焉。并记其世次者，所以便于计算已祧之庙也。
秦初避讳，其法尚疏。汉因之，始有同训相代之字。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有避有不避。其不避者固有由后人校改，然以现存东汉诸碑例之，则实有不尽避者。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
汉宣帝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此上书不得触讳之说也。灵帝时诸碑，远不避光武讳，近不避桓帝讳，此临文不讳之说也。惟汉讳有一定相代之字，后世无之，即有亦非一定，斯为独异耳。
世次帝号所出名讳代字举例
秦一始皇赵氏政一作正谓正月为端月。
父庄襄王子楚子楚谓楚为荆。
二二世始皇子胡亥
汉一高祖刘氏邦国汉诏引书“协和万邦”为万国。
二惠帝高祖子盈满《史记》引《左传》
“万盈数也”为满数。
高后雉野鸡《汉书杜邺传》用雉升鼎耳事，改雉为野鸡。
二文帝高祖子恒常恒山郡改常山。
三景帝文帝子启开称微子启为微子开。
四武帝景帝子彻通改蒯彻为蒯通。
五昭帝武帝子弗初名弗陵不
七宣帝武帝曾孙询初名病已谋
父史皇孙进
八元帝宣帝子奭盛
九成帝元帝子骜俊
十哀帝元帝孙欣喜
父定陶共王康
十平帝元帝孙衎初名箕子乐
父中山孝王兴
后汉一光武高祖九世孙秀茂改秀才为茂才。
叔父赵王良良改寿良县为寿张。
二明帝光武子庄初名阳严庄助改严助，庄安改严安。
三章帝明帝子炟著
译第七十一 避讳保留古义古音的条例
避讳中有足以保留古义、古音的情况。《南史》喜好采录稗官小说，《王彧传》记载：“长子王绚，五六岁时，读《论语》读到‘周监于二代’，外祖父何尚之戏弄他说：‘可以改成耶耶乎文哉吗？’王绚应声回答说：‘尊长的名字怎么能戏弄！宁可说草翁之风必舅。’”六朝人称父亲为“耶”，这是用父亲的名字来戏弄他。《说文解字》：“彧，有文章的样子。”《论语》“郁郁乎文哉”，原本应当写作“彧”，后人省去了“彧”字旁的“有”，隶变成为“彧”。荀彧字文若，王彧字景文，都取这个意义。读这篇传记，知道六朝时《论语》本作“彧”字，现在用“郁”字代替它，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论语》“草上之风必偃”，现在说“草翁之风必舅”，大概是因为“尚”是嫌名，所以改为“翁”。何尚之的儿子名叫偃，对于王绚来说是舅舅。《宋书》作“偃”，是校书的人妄自改动罢了。
《南史谢传》记载：“曾经和刘悛一起饮酒，过了很久，刘悛说：‘谢庄的儿子不能说不能喝酒。’谢说：‘如果得到合适的人，自然可以沉湎千日。’”刘悛的父亲名叫勔，“流湎”的读音与“刘勔”相同，因为刘悛斥责了他的父亲的名字，所以也用这话回报他。读这篇传记，知道《晋书·张协传》：“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汲古本作“沉湎”，是不对的。
《南史·王亮传》记载：“王亮升任晋陵太守，有晋陵令沈巑之，喜欢触犯王亮的忌讳。王亮不能忍受，于是上奏请求替换他。沈巑之于是造访座位说：‘下官因为触犯忌讳被替换，不知道明府（太守）的忌讳。如果是‘攸’字，应当写作无‘骹’的‘尊’旁边加‘犬’？还是‘犬’旁边加无‘骹’的‘尊’？如果是‘有心’的‘攸’？还是‘无心’的‘攸’？乞求明示。’”竹汀先生说：“无‘骹’的‘尊’，是‘酋’。‘酋’旁边加‘犬’是‘猷’，‘犬’旁边加‘酋’是‘猶’。有‘心’是‘悠’，无‘心’是‘攸’。‘攸’‘悠’‘猷’‘猶’，四个字同纽同音。王亮的父亲名叫攸，沈巑之假装不知道，问是什么字，频频触犯他的忌讳，并且用‘犬’旁来戏弄他。世俗读‘攸’‘悠’二字如‘忧’的音，而史书文字于是难以通晓了。”【乃和案：钱说见《南史考异》二。】
《旧唐书·萧复传》记载：“任命萧复为统军长史。萧复的父亲名叫衡，特别下诏避讳。”大概原本是行军长史。由此可见当时“衡”“行”二字读音相同，而现在读音则不完全相同。
《新唐书·韦皋传》记载：“韦皋的哥哥韦聿，升任秘书郎，因为父亲嫌名，改任太子司议郎。”根据《唐文粹》卷六十权德舆《南康郡王家庙碑》，韦皋的父亲名叫贲。可见当时“贲”“秘”二字读音相同，而现在读音不完全相同。
卷八 历朝避讳条例
第七十二 秦汉避讳条例
前篇所列举的各种条例，按类别区分，参伍错综，期望没有遗漏的含义。这里再以时代为主，列举历朝避讳的字，以便查检对照。各朝的避讳制度，顺带附记于此。并记录其世次，是为了便于计算已经祧迁的宗庙。
秦初避讳，其法尚且疏漏。汉朝沿袭它，开始有同训相代的字。然而《史记》《汉书》对于各位皇帝的避讳，有避有不避。那些不避讳的固然有后人校改的原因，然而拿现存东汉各种碑刻来举例，则确实有不完全避讳的情况。大概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应当是通例。至于临文不避讳，诗书不避讳，礼制有明确的训诫。汉朝接近古代，适宜尚且自由，不能用后世的条例来衡量它。
汉宣帝元康二年下诏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以知晓而容易避讳。现在百姓多上书触犯避讳而犯罪的，我很怜悯他们，改避讳为‘询’，那些触犯避讳在法令之前的赦免他们。”这是上书不得触犯避讳的说法。灵帝时的各种碑刻，远的不避光武帝的避讳，近的不避桓帝的避讳，这是临文不避讳的说法。只有汉朝避讳有一定的相代字，后世没有，即使有也不是固定的，这是独特的差异罢了。
世次 帝号 所出 名讳 代字 举例
秦 一 始皇 赵氏 政 一作正 谓正月为端月。
父 庄襄王 子楚 子楚 谓楚为荆。
二 二世 始皇子 胡亥
汉 一 高祖 刘氏 邦 国 汉诏引书“协和万邦”为万国。
二 惠帝 高祖子 盈 满 《史记》引《左传》“万盈数也”为满数。
高后 雉 野鸡 《汉书·杜邺传》用雉升鼎耳事，改雉为野鸡。
二 文帝 高祖子 恒 常 恒山郡改常山。
三 景帝 文帝子 启 开 称微子启为微子开。
四 武帝 景帝子 彻 通 改蒯彻为蒯通。
五 昭帝 武帝子 弗 初名弗陵 不
七 宣帝 武帝曾孙 询 初名病已 谋
父 史皇孙 进
八 元帝 宣帝子 奭 盛
九 成帝 元帝子 骜 俊
十 哀帝 元帝孙 欣 喜
父 定陶共王 康
十 平帝 元帝孙 衎 初名箕子 乐
父 中山孝王 兴
后汉 一 光武 高祖九世孙 秀 茂 改秀才为茂才。
叔父 赵王 良 良 改寿良县为寿张。
二 明帝 光武子 庄 初名阳 严 庄助改严助，庄安改严安。
三 章帝 明帝子 炟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