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为利，无之以为用，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译为了利益，以“无”作为其功用，这就是在“无”之中蕴含着大衍的妙用。这个意思恐怕是圣人千年来未曾传布的深奥旨意。”石林高兴地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传》言包牺氏以来已有，盖取诸益、取诸暌，凡一十三卦之类，何也？盖圣人谓某爻像某物，某得某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暌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岂未有书契之前已有▯卦耶？亦谓伏羲造书▯得▯之义耳。且如八纯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兑、坎、离之名，而后始有天、地、雷、风、山、泽、水、火之形哉？仲尼论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画之象八卦，小成之体，未重之前也。至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则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体，既重之后也。
“帝乙归妹”者，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阴慝也。此前人之说，可取。
六籍脱简阙文，先儒强为之说。如《春秋》“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之下阙文也，而传以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真可笑也。《易》比诸经，号为全书，而衍文脱字讹舛亦多矣。释者往往因陋而臆说，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独“坎”曰“习坎”，盖“习”字上脱“坎”字也。“坎习坎”，犹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谓：“特称‘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大”字当作“代”音，转而然耳，盖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艮为指”，当作“止”，亦以音同误也。《大传》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则解之爻辞，当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缘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作“能研诸虑”，衍二字也。如此类甚众。至于说卦取象尤多脱误，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备是四德，以统天而行四时，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随、临、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贞”者，不得与乾比也。盖屯以“勿利有攸往”、随以“无咎”、临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继“元亨利贞”之下，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临之《彖》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当，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贞”而已矣。
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皆屏绝，质之于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谓元城固为学《易》者说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数固无用也，况讲解乎？
《易》之六爻，数用九六。先儒皆以谓九，老阳也；六，老阴也。君子欲抑阴而进阳，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阴阳，天道也，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其说皆不通。盖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数也。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夫参天，则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两地，则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义也。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为予言如此。
《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予
译文王重视《周易》，将六爻八卦重迭为六十四卦，是从文王开始的。然而《系辞传》说伏羲氏以来就已经有了，比如取象于益卦、取象于暌卦，以及总共十三卦这类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圣人认为某爻象征某物，某物对应某卦，比如耒耜对应益卦，弧矢对应暌卦罢了，并不是说先有了卦名才制作某种器物。如果不是这样，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天下，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替代它，取象于某卦，难道在书契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某卦吗？这也是说伏羲创制书契，体现了某卦的含义罢了。况且像八纯卦的卦象，哪里是先确立了乾、坤、艮、震、巽、兑、坎、离这些名称，然后才有天、地、雷、风、山、泽、水、火这些形态呢？孔子论述阳卦是一君二民，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民，这是小人之道。这是三画卦的卦象，是八卦小成的体制，是尚未重迭之前的情况。等到论述二与四、三与五，功能相同而位置不同，这才有了重迭的爻象。六位的体制，是重迭之后的情况。
“帝乙归妹”，是说人君的德行与帝王相匹敌，所以能够端正人伦。“高宗伐鬼方”，是说人君的德行尊贵而值得尊崇，所以能够克服阴邪。这是前人的说法，可以采纳。
六经中脱简缺文，先儒强行加以解释。比如《春秋》中“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之下缺少文字，而传文却认为“甲戌那天死，己丑那天埋葬”，真是可笑。《周易》相比其他经书，号称是完整的书，但衍文、脱字、讹误也很多。解释的人往往因循陋习而主观臆断，比如八卦的名称都用一个字，唯独“坎”称为“习坎”，大概是“习”字上面脱漏了“坎”字。“坎习坎”，就像说“井改邑，不改井”一样。“同人于野，亨。”上面衍生了“同人曰”三个字。注疏说：“特别称‘同人曰’，是为了表明只有乾卦才能施行。”这谬误妄诞得很。坤卦用六的象辞说：“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大”字应当读作“代”音，是音转造成的，大概是说地道没有成就而替代有终结。“艮为指”，应当是“止”，也是因音同而误。《系辞传》说：“《周易》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矢，是器具；射它的人，是人。’”那么解释这句爻辞，应当说“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不然哪里会有“弓矢者，器”这四个字呢？“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应当是“能研诸虑”，衍生了“诸侯”两个字。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至于说卦取象更是脱误很多，不能不知道。
“元亨利贞”，这四者是天的德行；只有乾卦能具备这四德，以统领天而运行四时，所以《文言》加以分析论述。至于屯、随、临、无妄、革这五个卦，也说“元亨利贞”，但不能与乾卦相比。因为屯卦以“勿利有攸往”、随卦以“无咎”、临卦以“八月有凶”、无妄卦以“匪正有眚”、革卦以“悔亡”跟在“元亨利贞”之后，以表明它们不能独占这四德。又屯卦的《彖传》说：“刚柔开始交合而艰难产生，在险中行动，大亨通而正。”随卦的《彖传》说：“刚来而处于柔下，行动而喜悦。随，大亨通而正。”临卦的《彖传》说：“刚气浸长，喜悦而顺从，刚中而应和，大亨通而正。”无妄卦的《彖传》说：“刚从外来而为主于内。行动而刚健，刚中而应和，大亨通而正。”革卦的《彖传》说：“文明而喜悦，大亨通而正，变革得当，悔恨才消亡。”以表明各自有所应当，不是乾卦四德可比。乾卦只说“元亨利贞”罢了。
陈莹中曾经以邵康节解说《周易》、讲解象数，一概摒弃，向刘器之求证。刘器之说：“《周易》固然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如果讲解象数一概摒弃，那么圣人设立卦爻又将有什么用呢？只有知道它在象数中都有所寄托，然后才可以谈论《周易》。所以说：‘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正当还没有获得的时候，就断然摒弃它，那么吉凶与百姓同患的道理，将如何显现呢？恐怕不符合筌蹄的本意。”我认为元城这话固然是对学《易》者说的，如果到了忘言的境界，象数固然没有用了，何况讲解呢？
《周易》的六爻，数目用九和六。先儒都认为九是老阳，六是老阴。君子想要抑制阴而进用阳，所以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数罢了。阴阳是天道，难道是人力所能抑制而退避的吗？又难道是人力所能强行而进用的吗？这种说法都不通。大概天地的正数是一、二、三、四、五而止，这是生数。到了六则各有配对，已经不是正数了。作《周易》的人使用天地的生数而不使用成数。所以孔子说：“参天两地而倚数。”参天，就是一、三、五了。一与三与五，不是九是什么？两地，就是二、四了。二与四不是六是什么？这是九六的含义。所以“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了。石林对我这样说。
《周易》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我
谓“知”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既曰“通乎昼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无义理，又非圣人立言之法。《易》虽全书，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译认为“知”字下面必定脱漏了三五个字或脱漏了一句话。既然已经说了“通乎昼夜之道”，又说“而知”，这不仅没有义理，也不符合圣人立言的方法。《易经》虽然是一部完整的书，但竹简编联残缺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前代的儒者或许能说出其中的一二处。
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者，语转而然也。岂当时亦讥何之《易》学师承无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数，吉凶之先兆，使人见机而作，避祸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盖重《易》而系之者也。其于《易》之数，知之远矣，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而任其所谓在物者，则夫《易》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无蹈患害，果何预哉？冥顽嚣凶，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富贵没身者又何哉？圣人已矣，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穷《易》之道，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说也。
唐人顾彖深于《易》，尝言《易》更三圣，犹夫三辰同丽太极。自汉田、丁、京、刘以来，百派奔凑，惟唐一行方见天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动也有▯尼，变通也无方，向之支流委输于我。其他绸绎祖述三十有余家，鹜精于捃摭，匮巧于穿凿，犹制氏之于乐，铿锵而已，徐氏之于礼，善容而已。刘禹锡尝指龟策讯之，彖曰：“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设象以致意，梯有以取无，取当其粗，用当其精。夫权衡所以揣轻重，不为捶钩者设也；寻尺所以商远迩，不为运斤者设也。几存乎人，是则以天时为卦体，物理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诸身以彖焉。得枢于寰中，迎数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虽欲强名，措说无地，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予观顾生之言，盖邃于《易》者，惜其无著述传世，以尽见其所学。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乾凿度》，而传于阴阳家者流，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易》与黄帝之书，不可废也。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八四六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宫，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盖土寄王于四方，不独主时，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也。黄帝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数，土独以生数，而不言十者，土不独居成数也。又曰：“五运之复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皆不言十焉。呜呼，可谓妙矣！《易》之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宫之数盖出于此。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时之数，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举成数，而中央独曰其数五。扬雄为《太玄》，亦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盖不可名言也。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
《易》之为书，虽不可为典要，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虽穷万物之变，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数之要，神妙不测者，圣人盖难言之也。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渺茫不见涯诶，广著图象，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以为自得之学，致使俗儒妄讥，竞为艰深之说。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自开辟以来，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邵尧夫非不知数，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勿论也。夫五物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其来久矣，不可阙一也。今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岂不生于土乎？如用邵说，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又可乎？盖自汉京房、焦贡之学流
译汉朝的田何精通《周易》，谈论《周易》的人原本都师承田何。田何因为齐地田氏迁徙到杜陵，所以被称为“杜田生”。现在民间谚语把凭空捏造、没有根据的话称为“杜田”，或者叫“杜园”，这是语音转变造成的。难道当时也有人讥讽田何的《周易》学问师承没有来历吗？
《周易》是极其神妙的数理，是吉凶的先兆，让人能够见微知著而行动，躲避灾祸并主动寻求福分。周文王和孔子，大概是重视《周易》并为它撰写传文的人。他们对于《周易》的数理，了解得非常深远，按理说应该能够远离祸患而保全自身。然而文王遭受了被囚禁的耻辱，孔子遭遇了在匡地受困的灾难，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人的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在于幽暗之中，即使是圣人和智者也无法逃脱吗？如果说我知道在我自身的是无悔的，而听任那些所谓在外物的因素，那么《周易》的道理想要让人进退言语沉默都能合乎时宜，不陷入祸害，这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冥顽不灵、嚣张凶恶的人，眼睛分不清六爻的卦象，却名位满足心意，富贵终身，这又是为什么呢？圣人已经去世了，后来的志士仁人研习占卜以知晓变化，穷尽《周易》的道理，却遭遇困顿挫折的人大多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唐朝人顾彖深通《周易》，曾经说《周易》经过三位圣人，就像日月星三辰共同依附于太极。自从汉朝田何、丁宽、京房、刘向以来，百家学说汇聚，只有唐朝的一行禅师才洞察天机，与造物主神交，以智慧斟酌人事，制定法则有准则，变通没有固定模式，之前的支流都汇聚到我这里。其他那些反复推演、祖述前人的三十多家，追求精细于搜集资料，缺乏巧妙而穿凿附会，就像制氏对于音乐，只是铿锵作响罢了；徐氏对于礼仪，只是善于容止罢了。刘禹锡曾经指着龟甲蓍草询问他，顾彖说：“古代圣人知道道的奥妙不能通过广博来获取，所以设立卦象来表达意旨，通过有来取得无，取其粗浅的，用其精微的。权衡是用来衡量轻重的，不是为捶钩的人设置的；寻尺是用来测量远近的，不是为挥斧的人设置的。几微存在于人心中，那么就把天时作为卦体，把物理作为爻位，外在依附人事来象征，内在取之于自身来断辞。在寰宇之中得到枢纽，在卦象之外迎接数理，这是自然的道理。不知道它之所以然，即使想要强行命名，也没有地方可以安放说法，那些枯草朽壳怎么能参与其中呢？”我看顾生的言论，大概是深通《周易》的人，可惜他没有著作传世，让我无法完全见到他的学问。只有刘禹锡在他的志传中记载了他的言论，所以我把它表彰出来。
太乙九宫的数理虽然出自纬书《乾凿度》，而流传于阴阳家这一流派，然而其中微妙隐晦、玄妙深奥的道理符合《周易》和黄帝的书籍，不可废弃。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八、四、六为四隅，而五确立位置在中央，经纬交错没有不得到十五的，却唯独不见它所说的十。大概是因为土寄旺于四方，不只主宰一个时辰，所以不可以用位置来命名它。《周易》所说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就是这个意思。黄帝说：“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都使用成数，土唯独使用生数，而不说十，是因为土不只居于成数。又说：“五运的复太过者，其数为成；不及者，其数为生，土常常处于生数。”又说：“天地的至数始于一，终于九。”都不说十。唉，可以说精妙啊！《周易》的坤卦说：“地道没有成就而代替万物有终结。”作《周易》的人大概知道这个道理。九宫的数理大概出于此。谁说黄帝的书籍是战国时期的伪作而只供医家使用呢？《月令》讲四时的数理，春说八，夏说七，秋说九，冬说六，都举成数，而中央唯独说它的数是五。扬雄作《太玄》，也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说五五而不说十十，大概是因为不可明确言说。这个方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的书籍和九宫的说法。汉朝儒生欺世，窃取作为自己得到的学问，而学者没有醒悟。
《周易》作为一本书，虽然不能作为固定的准则，然而圣人大概向人展示阴阳柔刚消长盈虚的道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的意义，虽然穷尽万物的变化，关键是不失其正道罢了。至于数理的关键，神妙不可测度的，圣人大概难以言说。后世的士人不致力于守经合道而喜好谈论其变化，渺茫不见边际，广泛著述图象，远引亿万不可言说、无处质询的数理，作为自己得到的学问，致使俗儒妄加讥讽，竞相发表艰深的说法。不知道其常规而说我知道其变化，不知道其本体而说我知道其功用，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世人，危害越来越多。况且五行在天地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它们相生相克作为人、地、万物、四时的作用，它们的功绩与天地日月并列。邵尧夫不是不知道数理，然而他的学说认为天地只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不必论说。这五种事物，是经世致用的，记录岁时、运行气运，由来已久，不可缺少一种。现在加上本来没有的一种，而去掉本来有的两种，可以吗？况且石头难道不是生于土吗？如果用邵尧夫的说法，那么黄帝岐伯的书籍和洪范九畴的大法都可以废弃了，这可以吗？大概自从汉朝京房、焦贡的学问流传
于驳杂，而扬雄又以四为数，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笃志之士，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说以叛正经。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于心，岂肯形之于说？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昔释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师。或问常何所得，常曰：“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耳。”道一闻而肯之。夫士之本无所得，又无所守，而随世谬悠，有不愧于法常者乎？
译对于观点驳杂的现象，扬雄又主张以“四”为定数，这种弊端已经存在很久了。总之，坚守正道、意志坚定的人，不应当追求多种歧途而迷失大道，崇尚奇特的言论而背离正经。如果真正积累深厚、用力持久，达到大而化之的圣人境界，乃至圣明到不可测知的神妙境地，本来就能在心中自然领悟，岂肯将其表述为言论？况且这也不是言论所能阐明的。从前佛教中有位叫法常的僧人，从道一禅师那里得法。有人问法常有什么收获，法常说：“我的老师教导我‘即心是佛’。”有人说：“道一禅师近来的佛法观点又不同了，他说‘非心非佛’。”法常说：“这位老人迷惑扰乱人心还没有停止呢。任凭你说非心非佛，我只坚持即心即佛罢了。”道一禅师听后对此表示认可。读书人本来没有什么可得的，也没有什么可固守的，却随着世俗谬悠之说变化，难道不应当以法常为榜样而不感到羞愧吗？
阴阳之气专，则生化之理灭。故至阳之中必有阴，而至阴之中必有阳，至其极则相生。离为火，而中画阴也；坎为水，而中画阳也。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几其神。”此盖圣人不言之妙，而扬雄言：“先知其几于神。”或问“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云之自欺如此。
卦终于《未济》，何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而道亦无尽也，若以《既济》而终，则万法断灭，天人之道泯矣。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浮屠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者，是也。
《易》者，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乐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难革，思虑未至，极力穷究，奸蠹随生其间。忽有晓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于一时，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类者。国朝三岁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初无定日。举子奸计，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以致争讼纷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绍兴中，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后期者勿问。不劳施为，无所烦扰，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与争，争而得，后必有变。静听而不争，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自然帖伏。
●卷二
冬日至阳之进也，夏日至阴之进也，故于文为 □。 □者进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晋，省文从便也。
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一尘之微，一瞬之顷，不差也。梁任▯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能辩者。▯之五世孙升之以授郑钦说，乃悟卜宅者▯葬之岁月日辰而识其墓地，殆无一字闲设，又毫厘不差也。唐刘遵古大和中节度东川，借人书千余编，忽一旦涪水大泛，书尽濡湿，方曝之，得《易》一册，题云：“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宾客示之，有掌书记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号；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则万物之不能逃于至数也，久矣。虽天地日月山河至于虚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闻大道者乃欲以智计力取分外之事，岂不愚哉？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从容问“面朝后市何义？”侍讲官以王氏《新义》对曰：“朝，阳事，市，阴事，故前后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论阴阳。朝者，君子所会，市者，小人所集，义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惊叹。盖上已鄙厌王氏之学矣。
周之末，礼乐散亡，六国之君独魏文侯好古。汉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盖年一百八十余岁矣，献其乐书。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导引，故寿如此。窦公亦异人也哉！考窦公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然则《周官》实周之遗书，非后世伪作，然自六国时已亡失不完矣。窦公所传，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于汉诸儒应募所作，非全书也。
《礼记》驳杂，《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车马衣服之制皆殷之旧也。周制，朝祀戎猎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时为变。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则出田邑；而《月令 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顾于立夏之日封诸侯。《周礼 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也；而《月令 孟冬》“命太史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 孟夏》“命太尉赞杰后”。此殆吕不韦宾客之所为耶。
译阴阳之气专一，则生化的道理就消亡了。所以极阳之中必定有阴，极阴之中必定有阳，达到极致就会相互滋生。离卦代表火，但中间的爻是阴爻；坎卦代表水，但中间的爻是阳爻。肃杀之气出于天，光明之气发于地，这是天地间的至理。
《易经》说：“知晓几微，其妙如神。”这大概是圣人不言说的奥妙，而扬雄却说：“预先知晓几微就接近神了。”有人问“预先知晓”，他说：“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不知道，扬雄自我欺骗到了这种地步。
卦象终结于《未济》，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穷尽，道也没有尽头，如果用《既济》来终结，那么万法就会断灭，天人之道也就泯灭了。黄帝书中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佛教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就是这个道理。
《易经》，是圣人用来探究天人之际，欣乐性命之理，从而忘却涉世忧患的。
天下的事情有病弊难以革除，思虑未能周全，极力穷究，奸邪蛀虫随之在其中滋生。忽然有所领悟，抓住了要害，就据此制定法规，不仅能在当时挽救弊端，而且可以通行久远。比如贾谊建议分封诸侯王的子弟就是这样。事情有细微而相似的。本朝每三年选拔解送进士，大都在秋季举行考试，起初没有固定的日期。举子们使用奸诈的手段，多占邻近的户籍，甚至有在三四处冒名应试的，希望多次考试中必定有一次成功，以致争讼纷纷。有关部门多方禁止，大都不能革除。绍兴年间，有人建议让天下各州的考场都在八月一日封闭考场，十五日举行考试，迟到者不予追究。不费力气，没有烦扰，而百年的弊端一朝尽除，再也没有巧诈虚伪能破坏成法的，这也是一个奇事。所以天下的事情不可与之争辩，争辩而胜了，后来必定有变故。静听而不争辩，到了没有过错和祸患的地步，自然就会顺从。
●卷二
冬至是阳气进升的时候，夏至是阴气进升的时候，所以在文字上为“进”。进就是进升，指冬至和夏至这两天，现在写作“晋”，是省略文字以求方便。
万物的成坏，无论巨细都有定数存在。一粒尘埃的微小，一眨眼的短暂，都不差毫厘。梁代任昉在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墓穴中得到铭文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没有人能辩明。任昉的五世孙任升之把它交给郑钦说，郑钦说才领悟到这是占卜宅基的人根据任昉安葬的年月日时来标记墓地，几乎没有一个字是闲笔，而且毫厘不差。唐代刘遵古在大和年间任东川节度使，借来别人的书一千多卷，忽然有一天涪水大涨，书都被浸湿，正在晾晒时，得到《易经》一册，题字说：“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说：“刘遵古召集宾客展示，有掌书记思考后领悟说：从上元到太和共改十三次年号；‘一人八千口’是拆解‘太和’二字。”那么万物不能逃脱定数，已经很久了。即使天地日月山河乃至虚空冥冥之中也不能幸免，而不听闻大道的人却想用智谋力量去获取分外之事，难道不愚蠢吗？
万物的成坏都寓含在定数中，知晓定数的人用定数来知晓，知晓大道的人用大道来知晓。万物不能脱离定数，定数不能脱离大道，用定数来调和就通达了，用大道来知晓就玄妙了。圣人未曾用这些来告诉人，可以告诉人的，只有定数罢了。战国时期多知晓定数的人，比如樗里子之类的人就是这样。
神宗皇帝在经筵讲学，当时正在讲解《周官》，从容地问“面朝后市是什么意思？”侍讲官用王氏《新义》回答说：“朝是阳事，市是阴事，所以前后的次序如此。”皇上说：“何必谈论阴阳。朝是君子聚会的地方，市是小人聚集的地方，意义在于面向君子而背向小人。”侍臣们都惊叹。原来皇上已经鄙弃厌恶王氏的学问了。
周朝末年，礼乐散亡，六国的君主中只有魏文侯喜好古制。汉孝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多岁了，献上了他的乐书。孝文帝认为很奇特。窦公自称善于鼓琴瑟，能导引，所以如此长寿。窦公也是奇异的人啊！考察窦公所献的书，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那么《周官》确实是周朝的遗书，不是后世伪作，但是自从六国时期就已经亡失不完备了。窦公所传的，只是一章而已。现在保存下来的，往往出自汉代诸儒应募所作，不是全书。
《礼记》驳杂，《月令》尤其严重。《月令》使用夏历，而车马衣服的规制都是殷朝的旧制。周朝的规制，朝祀戎猎各自按照其事，而《月令》却以四季为变。古时在圜丘祭祀时发放爵位赏赐服饰，在尝祭时出巡田邑；而《月令·孟秋》却说“不要分封诸侯，不要割让土地”，却在立夏之日分封诸侯。《周礼·龟人》“上春衅龟”，是指建寅之月；而《月令·孟冬》“命令太史衅龟策”，大概是秦朝的正月。三代的官职，有司马没有太尉，而《月令·孟夏》“命令太尉赞佐君王”。这大概是吕不韦门客所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