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到了贞元、元和年间以来，著名的儒者和杰出的贤才接连不断地出现。有像左丘明、司马迁那样尊崇经典、创立学说的人，有像孟子、扬雄那样传播道统、施行教化的人，有像管仲、晏婴那样纵横驰骋，像班固、范晔那样上下古今的人，有超越颜延之、谢灵运，批评徐陵、庾信的人。像陆宣公、裴晋公，都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却仍然凭借科举考试的业绩使声望飞腾；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都是喜好古学的人，尚且刻意雕琢文字，穷尽其妙。主持文坛的人，难道不知道诗赋不如策问那样接近古意吗？大概是因为策问的题目，不过涉及礼乐刑政、军事赋税、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预先准备，可以随意发挥，所以内容空泛而难以考核，文辞艰涩而少有精工，言辞大多陈旧熟套，道理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有诗赋的创作，不是学问优异、才华高超的人不能胜任。破解宏大的题目期望百发百中，应对险韵显示游刃有余；驾驭典故浑然天成没有痕迹，引用经籍仿佛原本就是自己的；吟咏轻浅近俗的事物则寄托兴寄高雅庄重、用词峻洁整齐，叙述朴素简单的事情则立言遒劲华丽、分析道理清晰明白。如果气势飞扬生动而语言不轻率，辞藻交错华丽而文体不卑弱；歌颂国家政事则如金石奏乐般间或发出，歌咏物产祥瑞则如云日光辉相互映照；观察其造句可以看出学问根基的深浅，通过其构思可以窥见才识事业的大小；穷尽描摹事物的妙处，极尽抒发情感的要旨；见识《春秋》的富丽华美，通晓诗人的美丽法则。能够从事于此的人，才可以称为赋家的流派。”他对于作赋精工的论述如此，并不是过分了。

译凡是更改年号，最忌讳与前世皇帝的谥号、陵墓名称相冲突。本朝熙宁、崇宁这两个年号，恰好是南朝章后、宣后两位皇后陵墓的名称，这也是当时大臣学识浅陋的过错。

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新建尚书省，皇帝亲临视察。从令仆、尚书、侍郎以下，各自分管户部事务，都命令翰林待诏在厅堂墙壁上书写《周礼》中的一篇。苏子容在谢表中写道：“三代汉代的尚书省已蒙受皇帝车驾经过的恩宠，六典周礼的官员愿谨守书写在屏风上的警戒。”当时人们称赞这番话。

旧例：在朝殿上只有起居郎、舍人能够直接上前奏事。徽宗政和年间，曾经因为政府议事时间过长，皇帝身体疲倦，想要起身，而史官直接上前，皇帝不得已勉强留下听他讲完。所讲的内容并非紧要事务，皇帝不高兴。过了不久，京城发生大水灾。李纲担任起居舍人，袖中带着奏疏想要议论灾异。知阁朱孝庄私下得知并秘密上奏。宰相退朝后，李纲想要上前，皇帝忽然宣谕说：“李纲外放任职，奏疏不能呈上。”从此直接上前奏事几乎被废除了。我查看唐德宗朝，高宏本在正牙奏事，所议论的只是拖欠赋税罢了，德宗发怒，于是下诏废除正牙奏事。议论的人说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不敢轻易更改，是用来讨论政事、通达群情的。高宏本言论荒谬，罢黜他可以，不应当因为一个人而毁坏旧法。李纲被罢免，没有人用高宏本的事情进谏，可惜啊！

绍兴初年，宗人赵必先（字与求）担任中执法。我成年后，游学在他任职的地方，必先问我：“御史根据传闻议论政事，‘风闻’二字有依据吗？”我说：“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郡国回来，同时都来拜见，各位从事各自陈述二千石官长的得失，只有顾和没有说话。王导问他，顾和说：‘您英明作为辅佐，宁可让法网疏漏到能吞下船的大鱼，哪里需要采集传闻来明察秋毫地施政呢？’又北魏武泰年间，御史中尉上奏请求调取内外考核簿籍、吏部任命文书、中兵部行动案卷以及各项考核优劣，想要用来核对虚实。任城王澄担任司空，上表说：‘御史的体制，以传闻为职司，哪有调动一省的事务，自我考核差异？这样追求过错，谁能承受其罪？’事情于是没有实行。又《梁书》记载侍御史虞〇爵上奏：‘传闻豫章内史伏〇恒怨恨朝廷’；又廷尉卿袁翻上奏：‘曾经沾染传闻的，一概不予审理’。‘风闻’二字，这可以作为依据吗？恐怕学识浅薄没有完全了解。”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因为烦琐琐碎失去体统，暗中搜求隐秘的罪恶，往往不符合事实，所以我提及此事。必先稍微察觉我的意思，于是说：“既然知道了风闻的依据，又收敛了善意的规劝，你大概是我宗族中忘年的朋友啊。”

建国初期违反制度的法律：无故违犯率令，判处徒刑二年。王沂公担任宰相，请求区分故意和过失，没有亲自接到制书的，只以过失论处。章圣皇帝不高兴，说：“如果这样就没有再违犯制度的人了。”沂公说：“按照陛下的说法，也没有再有过失的人了。”从此违犯制度于是区分故意和过失。旧制：查问想要举发，如同斗杀、劫杀。斗殴和抢劫导致杀人，因为故意查问，想要举发可以减刑；因为谋害而杀人，那么谋害不是原因，所以不能减刑。而法官许遵上奏阿云案减死。苏子由虽然说不正确，然而曾经说：“许遵的议论虽然不对，但终究能救人；我的议论虽然正确，但终究能杀人。我的意思也难以改变。”唉！君子慎重使用法律，有的不害怕冒犯天颜来挽救议刑的失误，有的不嫌弃屈从法律来扩大好生的恩德。像这两个人，可以说符合罪疑从轻的道理了。子由又说，许遵的子孙都担任显要官职，郎中、刺史十余人，一个人能救人，天理本来不会遗漏他。那么深究文辞喜好杀戮、陷害人致死的人，衡量天理，能不畏惧吗！

建国初期天雄军豪强之家，草料遍布野外，时常引诱奸人，挖掘官堤作为弊端。咸平年间赵昌言担任太守，查知此事，没有审问。一天堤坝溃决，官吏报告紧急情况。昌言命令迅速取用豪强之家所积存的草料用来堵塞堤坝，从此不敢盗挖堤坝做奸事。安丰芍陂，是孙叔敖所创建，分为南北渠，灌溉田地万顷。百姓因为旱年，多在中间侵占耕种，雨水溢出就盗决堤坝，于是失去灌溉的利益。李若谷担任寿春知府，下令堤坝溃决不得征发兵夫，只调派靠近堤坝的百姓，让他们修筑，从此没有盗决堤坝的人。这两件事，正如同用兵所说的讨伐谋略攻击对方必须救援的地方，他们的权变智慧令人欣喜。世间谈论政治权术，难道空虚吗？

富郑公担任枢密使，英宗刚即位，赐给大臣永昭陵遗留器物，已经拜谢赐物，又额外单独赐给郑公若干。郑公极力推辞，东宫派遣小黄门告诉郑公：“这是微小物品，不值得推辞。”即使家人也认为不妨碍大体，屡次推辞恐怕违背宫中旨意。郑公说：“这固然微小物品，但终究是额外赏赐。大臣额外接受赏赐，不推辞；如果君主额外做事，用什么来制止呢？”最终推辞不接受。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而忽略细枝末节，像孙威敏、滕达道，都是向来厚待的。他担任主帅，征辟幕僚，多取现居谪籍尚未恢复官职的人。有人怀疑他，他说：“人有才能而没有过错，朝廷自然应该任用他，如果确实有可用之才，不幸陷入吏议深文之中，不趁事起用他，就终究成为废人了。”所以公所举荐任用的人，多得到贤能之士。文正公真是一代英杰啊。石林曾经为我

译（他）说这话。

范文正公（范仲淹）在贫寒未显达时，曾经慷慨激昂地对朋友说：“我读书求学，立志要做宰相，趁时机有利时推行道义，可以拯救天下人的性命。如果不这样，时运不济，不眷顾我，那么就应当研读《黄帝内经》，深入探究医学的精微奥义，这也同样可以救人。”范公后来仕途顺利，显贵发达，在内担任执政大臣，在外担任统帅，他的谋略规划，所救活的人很多。但在医学方面，他确实没有空闲去钻研了。君子重视人命，他的志向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东晋的殷浩精妙地通晓脉理，曾经有个仆役磕头请求一死，殷浩追问了很久，仆役才说：“我家老母，年纪将近百岁，患有疾病无法治愈。如果承蒙您诊视一次，就有活命的希望，（我）再回去接受杀戮也没有怨恨了。”殷浩为他诊脉，开了一剂药方，病就好了。于是殷浩把所有的医书都烧毁了。唉！殷浩功名大错特错，幸好有绝妙的技艺可以起死回生，却深深地忌讳这件事，反而以能救活人为羞耻悔恨。从范公的角度来看，殷浩可以说是个不仁爱的人啊！殷浩不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却勉强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他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译韩琦在中书省任职时，同僚们议论养兵的弊端，却没有办法革除。韩琦沉思了很久，说：“养兵虽然不符合古制，但积习已久，形势上不可废除；不仅不可废除，而且其中自有不少对百姓有利之处。古代征发百姓戍边没有虚设的年份，父子兄弟夫妇长久地承受生死别离的忧患。议论的人只说比不上汉唐从民间调兵，却不见杜甫《石壕吏》一诗，读起来几乎令人悲泣。调兵的祸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收容一切强悍无赖、游手好闲之徒，供养他们作为官兵，断绝他们出没街巷、啸聚作恶、骚扰百姓的祸患，良民虽然赋税颇重，但也已经习惯并安于现状，乐于缴纳而没有太多痛苦，而且得以终身保全骨肉团聚的快乐。这难道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吗？”我认为天下事务有古今利害不同的情况，像韩琦所说的，可以说是穷尽了变通的道理了。治理之道没有古今之分，但达到治理的具体措施固然不可拘泥。

杨亿言辞危厉、坚持正道，独立于当世，嫉恶如仇。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有新得宠幸的近臣用邪说进言，意图拉拢杨亿加入他的党羽，于是私下对杨亿说：“君子知道细微和显著，知道柔和刚强。”杨亿正色厉声回答说：“小人不知耻于不仁，不畏惧于不义。”宠臣大为沮丧，心中深切怀恨，最终借事陷害杨亿，将他逐出朝廷。

程氏的学说自有其佳处，至于那些愚钝不学之人，混迹其中，外表像是有德行的人，其实不过是土木偶像，却盗取了一时的名声。苏轼讥讽辱骂、轻慢侮辱，毫不留情。有人觉得他做得过分了，却不明白苏轼的用意，是害怕他们成为杨朱、墨翟那样的人，将率领天下人流于矫饰、强悍、庸俗、堕落的习气，所以辟除他们恨不能用力，难道过分了吗？刘安世说哲宗皇帝曾经因为春日经筵讲学完毕，移坐到一个小轩中，赐茶，自己起来折了一枝柳。程颐正在讲书，立刻起身劝谏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繁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脸色不悦，因此扔掉柳枝。司马光听说后不高兴，对门人说：“使君主不想亲近儒生的，正是这类人。”叹息了很久，那么不只是苏轼不赞同，即使司马光也不赞同。

苏轼说白居易草拟张平叔任户部侍郎度支的制诰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韩愈所议张平叔盐法，极为苛刻剥削，料想此人一定是小人。我看《柳氏家训》记载柳公绰任御史中丞时，张平叔因侥幸受宠，一夜之间罪状暴露，在御史台受审。吏人引他说“张侍郎”，柳公绰斥责说：“赃吏岂可称官职！”又引他说：“囚犯张平叔彻底查清盗取官钱四十万缗。”那么张平叔是小人，已有明显的证据了。

司马光依据《礼记》制作深衣、冠、簪、幅巾、〇带，除去朝服后就穿这些。他对邵雍说：“先生可以穿这些吗？”邵雍说：“我是今人，应当穿今时的衣服罢了。”司马光感叹他的话有理且符合通变的义理。近来有士大夫喜好做怪异的装扮，称为“唐妆”。我认为考究古制不到秦汉以上就已经浅薄了，何况是唐代呢？

邵伯温说：“洛阳有个老人叫党翁，卖药水南北行走，步态很快。自称五代清泰年间，曾当过兵，经历过柴荣（后周世宗，此处原文误作柴太宗，实指柴荣或相关历史人物，依文意译为经历世事）的事，有放停的公文可验。他的衣服还是唐代的装扮，有妻子没有儿子。有人问以前的事，都不回答。元丰年间，不知他在何处。”查考清泰到元丰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时已当兵，那时已不下三十岁了，计算他的寿命应当一百八十余岁。而不知他的终局，难道不是异人吗？汉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人窦公，也年一百八十余岁，献上他的乐书，自称能鼓瑟导引。我想这两人都是得道长生的人吧？怎能再见到他们呢！

司马光主持差役之法，虽然他的门生如范纯仁也不认为方便。苏轼议论如范纯仁，司马光不听，以至于与苏轼几乎不和睦。又意图必须实行，限定五天。当时奸臣蔡京知开封府，迎合司马光的意思，用五天期限尽改京畿各县雇役为差役，到政事堂禀报司马光。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那样，何愁法令不能实行。”唉！任用小人而想要法令必行如商鞅那样，是王安石的手段；而司马光以道德居相位，也效仿这种做法，为什么呢？苏轼因刺义勇事，说不能容忍我一句话，责备他是应当的。

张方平从翰林院被贬守滁州，闲暇时游历琅邪精舍，恍然省记前生。派人登上佛屋梁间，获得经函，打开看就是《佛语心品》。仔细看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宿世的障碍冰释。乐全大概是琅邪山僧的后身。元丰年间，苏轼谪居黄州，苏辙也迁到高安。当时云庵禅师居洞山，曾梦见与苏辙一起出近郊，云迎接五祖戒禅师。醒来觉得奇异，天亮后告诉苏辙。话还没说完，蜀僧聪禅来说：“我夜梦我们三人同迎戒和尚，这是什么祥瑞？”苏辙大惊叹道：“世上竟然有同梦的人吗？”与两位禅师一起走了二十多里，苏轼到了。那么苏轼前身真是戒禅师。许询与沙门昙彦同建浮图，未成而许询亡。昙彦长年及见许询后身为岳阳王，镇越州。昙彦呼之曰：

译许玄度说：“你来得怎么这么晚，昔日的佛塔如今依然如故。”王说：“弟子姓萧名〇。”彦于是用三昧的力量加持他，王恍然醒悟，记起了前世的身份。《逸史》记载袁滋尚未显达时，住在复州青溪山，因为卖药得以见到一位异人，异人看着袁滋说：“这个人很像西华坐禅的和尚，屈指算来，他去世已经四十七年了。”问袁滋的年龄，恰好是四十七岁。《明皇杂录》记载房〇担任卢氏县令时，与邢和璞散步，遇到一座废弃的佛寺，坐在松竹之下，用拐杖敲击地面，挖开后得到娄师德写给永公的几封信。房〇沉思，记起永公就是自己的前世。这三件事与乐全、东坡的情况相似，人的命运哪里是偶然呢？

译前辈说古今文章，没有不能对仗的。比如用“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用“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我《试宏辞表》中有这样的话：“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这种四六句的集句，真可以当作戏笑。东坡的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仗，都出于自然游戏三昧，不是刻意巧求得来的。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说：“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他《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说：“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气象浑厚，也很可喜。王履道作大扇对，颇为粗疏。

近世写四六文，多失文体且类似俳优之辞，但时有可观之处。刘斯立为其父丞相归葬谢启说：“晚岁离骚魂竟招于异域，平生精爽梦犹托于故人。”汪伯彦罢相，吕元直当权，汪自辩杀陈少阳之事，吕令熊彦诗报启说：“方一男子之上书，众知无罪；而诸大夫曰可杀，公独何心？”当时金人越过淮河向南，有奉命出境的人，执政者回信说：“念寇至君孰与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间，几能释怨。”这类可喜的，不可一一列举，只是全篇体格或许不称罢了。有个小官做贵人的门客，醉中误涂改贵人所写的文章，第二天惶恐地上启谢罪说：“昨朝醉去巧儿作事拙儿嗔，今日醒来大人不责小人过。”戚里高氏之子选尚伪公主，富贵鼎来；伪主败亡，被夺官，不得名其家一钱。有人戏弄他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下生时，此去闲人又到如来吃粥处。”可一笑也。

近世谈论翰墨之美的人，多说“合作”。我曾问邵公济“合作”是什么意思，他说：“如同俗语当家。”（当读去声）我说：“曾见《法书异录》记载王羲之与简文书信说：‘下官此书甚合作，聊愿存之。’难道不是这样吗？”北齐文宣帝时，魏收作《厍狄干碑序》，让樊孝谦作铭；陆〇不知道，以为魏收合作。意思与现在所用不同，大概不对。然而也是什么话呢。

●卷六

苏端明平生睡觉时，一躺下枕头，就安然不再翻动，直到整夜。刘元城面对宾客，或闲居在家，即使在暗室也常端正坐着，略无歪斜，直到整天。二人也有定力。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类，也有其来源。大概是祖述新室“五均六管”的余意。虽然王莽尚不能必定实行，而介甫决意实行。

近年奉命出使边境，三节人随从赏赐丰厚。贪婪冒进之士，不顾廉耻，甚至自称执旗报信，充当厮役下陈，号为小底的人，也欣然愿意去做。富民谋求迁官恩例，往往纳钱无数，清议不过问。因此读退之《韦丹墓铭》，记载韦丹聘立新罗君长。旧例，出使外国的人，赐州县官十员，让使者以名上报，以便其私，号私觌官。韦丹独自推辞，说：“我是天子吏，出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应当上请，哪有卖官以受钱的呢？”就知道前世本来已经这样了。大凡作法于廉，未必能继；作法于贪，贪夫利之，久远不可革，革之未几，必旋复也。像韦丹，安可复得之哉？

近世居长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爱人，以姑息长恶容奸，以媚愚民而贾虚誉。布衣与冠带竞，则布衣胜，不问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于闾巷小民，凌犯士类，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贼民之最甚者。《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〇弗百姓以从己之欲。”然则非道干誉与害民从欲者，其恶均耳，故圣人深戒之。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论也。

张文潜言国初时，天下县令多是资高选人，年各已老，多晓田里间事，又不自尊大，与民通情，利病得以上达。虽无峻整治状，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请举县令以革旧弊，为令多新进少年。所临斩斩晓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时虽有求于民，而民乐输，不以为费。比之事，鞭棰以急税赋，扰田里以督期会，则大异矣。予观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变，四方贡赋不至，军士须褚衣，无帛以给。有为太常少卿者，建议法物库自祖宗以来所藏祭服充〇刃不毁凡数屋，若以给战士，袍袄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谓得权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词曰：“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