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韩退之言万物不得其平则鸣。若蚯蚓者，其材质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饮黄泉，于其分已过，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终夜长鸣不肯休耶？抑自乐其过分耶？
韩退之谓高闲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其为心泊乎无所起，其于世澹乎无所嗜。予谓果能尔，则是颜氏子也，而何关于佛乎？
退之力去陈言，如子孙之祥等语，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止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与我设？”子沈子曰：“子厚之学，谓天人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乱善恶无所主，灭祥为不足畏也。是使有国者逆天而慢神，为恶而弗知惧也。日月星辰之行悖于上，山川崩竭于下，阴阳之气谬戾于其间，而曰吾弗预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气而然耳，治乱非所感也：是贼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后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则为善者何以劝矣？夫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则子孙犹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诬也，故中人之可与为善者竞于为善矣。夫孰不愿其子与孙之盛大耶？不然，则盛德百世祀与积善余庆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谢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归途。襄阳节度使于ν与臣有旧，见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馆。寻假职名，意欲厚臣，非臣所愿。”予按于ν在镇，跋扈日久，元和三年闻宪宗英武，惧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ν以罪贬为恩王傅。而子厚诏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ν之去襄阳久矣，岂得留子厚假职名哉？且谢上表不应言及此，文理不伦，定知其伪也。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锡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迁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为梦得作表？其文卑弱，作伪显然，而编摩者疏谬不能删去，读其书者亦不复发レ，可叹也。宾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长春宫使谢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启》等，亦尘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望而识其时也。”予初谓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观古法书，或真迹，或石刻，真迹寡矣，年岁久远，人间殆不复见，其仅存者皆归御府，但追想其笔势飞动、精神发越耳。石刻无生动意，然典刑具在，遗法赖以不泯，亦可以论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笔法渊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云来，信乎其体变随时有渐，虽古今特异，然流派不相杂也。又以知学问不专，闻见不博，孰见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者十余年。”夫人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诗礼，所以防闲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动遵于法训，乃可责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稚，而其父首诲以靡丽放旷之词，然则白之狂逸不羁，盖亦过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岁入大学，一日家送钱四十万。出见衣衰服、泣且行者，问之，亲未葬也，尽以车中钱与之。裴宽罢郡守西归，一士坐树下，甚贫。与语，奇之，举一船金帛尽与之，不辞登舟，奴婢偃蹇者辄鞭之。乃张徐州也。元振、宽，固是一时英杰，其气量伟特，视数十万金帛捐以与人，直微物耳。贵在所与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无愧谢之色，尤为雄伟，其器度可想见也。恨不知元振所与者为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传耳。
因观《刘中山集》，见有《任同州刺史日谢表》云：“伏奉制书，以当州连年歉旱，特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并赐粟麦六万石，仰长吏逐急济用，不得非时量有抽敛于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诸道节度观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钱物斛斗等数
译韩愈说，万物心中不平就会发出声响。像蚯蚓这种生物，它的本性材质也足以让它自我认知了，它吃下面的泥土，喝地下的泉水，对于它的本分来说已经超过了，还有什么事情让它感到不平，而像这样整夜长鸣不肯停歇呢？还是它自得其乐，享受这种超出本分的状态呢？
韩愈对高闲上人说过：佛教徒把生和死看作一样，解除外界的束缚，他们的心境淡泊得不起波澜，他们对世俗淡薄得没有嗜好。我说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就是颜回那样的人了，这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呢？
韩愈极力去除陈旧的言辞，但像“子孙之祥”这样的话，还是偶尔会出现。
三条河流都震动，柳宗元说：“山川，不过是天地间的物体；阴阳，是游动在其中的气。它们自己运动自己停止，自己静止自己流动，这哪里是与我商量决定的？它们自己争斗自己枯竭，自己崩塌自己缺损，这哪里是为我设定的？”沈子说：“柳宗元的学说，认为天与人互不相知，茫茫然昏暗不明，治乱善恶没有主宰，灾祸吉祥不值得畏惧。这会让有国家的人违背天意而怠慢神灵，做坏事而不知道恐惧。日月星辰的运行在上面违背常理，山川在下面崩塌枯竭，阴阳之气在中间错乱乖戾，却说我不知道，那是形体造成的，那是气造成的，治乱不是感应而来的：这是危害君主的人。
史伯说：“成就天地功业的人，他的子孙没有不显赫的。”柳宗元说：“凡是说盛德能惠及后嗣的话，都不采纳。”沈子说：“像这样的话，那么行善的人靠什么来鼓励呢？行善的人不幸而没有昌盛自身，那么子孙还有希望；世上的人知道这个道理不虚假，所以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争相行善了。谁不愿意他的儿子和孙子盛大呢？不然的话，那么盛德百代祭祀和积善有余庆的说法不就不对了吗？”
柳宗元的文集中有很多虚假的内容，比如《柳州谢上表》中说：“去年蒙受恩宠被召回，今年夏天才踏上归途。襄阳节度使于頔和我有旧交，见我暑月在途中，挽留我住在馆舍。不久授予我职名，想要厚待我，这不是我所愿的。”我查考于頔在镇守时，专横跋扈日久，元和三年听说宪宗英明威武，害怕而进京朝见。九月被任命为司空，到八年二月，于頔因罪被贬为恩王傅。而柳宗元被诏令召回京城，是在元和十年，于頔离开襄阳已经很久了，怎么能挽留柳宗元并授予职名呢？而且谢上表不应该提及这些，文理不通，一定知道它是假的。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我查考柳宗元在元和十四年十月死在柳州，而刘禹锡到文宗朝大和九年才调任同州，距离柳宗元之死十七年了，怎么还能替刘禹锡写表呢？那文章卑弱，作伪显然，而编辑者疏漏错误不能删去，读他书的人也不再加考察，可叹啊。刘禹锡的文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长春宫使谢表》，很好。柳宗元文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启》等，也尘俗凡陋，不是柳宗元的文章。
柳宗元自己说：“我早年喜欢观看古书，家里收藏的晋魏时期的尺牍很完备。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收藏的，几乎没有遗漏。因此善于识别书法，虽然没有见过作者姓名，看一眼就能识别出它的时代。”我起初认为不对，不敢相信。等到遍观古代法书，有的是真迹，有的是石刻，真迹很少了，年岁久远，人间几乎不再见到，仅存的都归入皇家府库，只能追想它们笔势飞动、精神焕发罢了。石刻没有生动的意趣，但典范还在，遗留的法度赖以不消失，也可以用来论述它的时代。我因此用来考证笔法的渊源，从他们的曾祖高祖直到子孙后代，相信它们的体势随时代变化有渐进的过程，虽然古今特异，但流派不相混杂。又由此知道学问不专一，见闻不广博，谁能看出他有所得呢？
李白说：“我小时候，父亲让我诵读《子虚赋》，私下里羡慕它。长大后，向南游历云梦，观看七泽的壮观，在安陆喝酒隐居了十多年。”人教育他的儿子，一定先用诗礼，用来防止他的邪心，使他可以说话，可以立身，行动遵循法度训诫，才可以要求他做成人的事情。李白正年幼，而他的父亲首先用靡丽放旷的词句教诲他，那么李白的狂逸不羁，大概也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吧。
郭元振十六岁进入太学，一天家里送来四十万钱。出门看见穿着丧服、哭着走路的人，问他，亲人没有安葬，就把车中的钱全部给了他。裴宽罢免郡守向西归来，一个士人坐在树下，非常贫穷。和他交谈，认为他奇特，把一船的金帛全部给了他，不辞别就登上船，奴婢傲慢的就鞭打他们。这是张建封。郭元振、裴宽，固然是当时的英杰，他们的气量伟大奇特，把数十万金帛捐给别人，只是微小的东西罢了。贵在给予的对象得当。张建封安然接受，好像本来就有，略无愧谢的神色，尤其雄伟，他的器度可以想见。遗憾不知道郭元振所给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一定不平凡，可惜姓名没有传下来。
因为观看《刘中山集》，看到有《任同州刺史日谢表》说：“伏奉制书，因为本州连年歉收干旱，特别放开成元年夏天的青苗钱，并赐粟麦六万石，让长吏逐步紧急救济使用，不得在非时向百姓抽取敛取。”又表说：“敕牒，度支奏诸道节度观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钱物斛斗等数
内同州欠三万六千二十三贯石并放免。”按梦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开成，此表皆开成初也。唐至开成，已为季世。然朝廷州县犹有忧民之心，其所施惠宽贷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缗钱粟斗以数万计，合诸道无虑数十百万，犹贤于后世当民力困敝、室无盖藏之时，剥肤次骨，尽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间矣。
译内同州所欠的三万六千二十三贯石一并予以免除。”查考刘梦得在大和九年到达同州，次年改元开成，这篇奏表都是在开成初年所作。唐朝到了开成年间，已是末世。然而朝廷和州县仍有体恤百姓之心，所施行的恩惠与宽贷给予百姓的，仅同州一地，以钱串和粟斗计算就达数万之多，汇总各道大概有数十百万，这比起后世当民力困顿、家中没有积蓄之时，仍对百姓敲骨吸髓，榨干其膏血却毫不怜悯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
唐于公异为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ね不移，庙貌如故。”皆以为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为宋公刘裕作《谒五陵表》云：“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ね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齐诏》曰：“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公异盖出此也。近世陈履常称曾南丰表语云：“‘钩陈太微，星纬咸若，昆仑渤懈，波涛不惊。’信为奇伟。”然韩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子固亦渊源于此耳。世间好语，往往坏于相似。前辈要作不经人道语，然用意过当，反累正气。为文务大体，又似不当如此。要自清新简远为佳耳。
唐卢氏《杂说》论当时诏敕褒贬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圭璋特达，善无可加；贬责则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责。同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何以取信天下！”此语甚当。近世居纶▯之任者，则又甚焉。废格公议，观望时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盗跖，甚可笑也。扬庭敷号，训饬百官，既无华国之文，又失代言之体，汉人所谓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视今岂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夫仕宦惟泽加于民乃为得志耳，故富贵得志为难。位卿相、禄万钟而志不得行焉，则亦何乐乎富且贵矣。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无所往而不遂者，惟隐居为可耳。
刘向得枕中鸿宝秘书，意必得仙者。天禄阁所见黄衣老人，吹青藜，论《洪范》，盖太乙之精也。仙传所记刘政服未央九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极群书，其事君忠实恳悃，恬于势利，有难进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资矣。
扬雄无子明白，而王逸少《问蜀都帖》云：“闻谯周有孙，不知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似误问也。意者好贤之心，欲其有后耶？君平、相如，其后亦不复见，可为之叹息也。
扬子云作符命，显是隳丧大节，夫复何言？而后之儒者，巧为曲说，欲以扌文拭解免其恶，是教人臣为不忠也。时人为之说曰：“爰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盖取其语而反之，言寂寞顾投阁，清净顾为符命耶。讥其反道败德、身为乱阶而盗寂净之虚名耳。
八月既望，江漓▯涌，屹如雪山，倾动地轴。唯余杭郡当其冲，实天下壮观也。枚乘《七发》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汔者，恤然足骇。波涌云乱，如三军之腾装，驾鲛龙，从太白，蹈壁冲津，横奔似雷行，弭节伍子之山，声如雷鼓，其状似矣。此真浙江之涛也。然乘乃以谓观乎广陵之曲江，何哉？广陵之曲江，则今之扬子江是也。扬子乃暗潮，无潮头也。不然，广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发》《上林》《子虚》等，皆诙奇雄武，神变非常，其状甚伟，独未有言火者。韩退之乃作《陆浑山》诗，极于诡怪，读之便如行火所▯，郁攸冲喷，其色绛天，阿房欲灰而回禄煽之；然不见造化之理，未可与语性空真火之妙也。
楚词《惜誓》一章，超逸绝尘，气象旷远，真贾生所作无疑。《招隐士》一章，奇险独出，恨不知小山为谁氏，深惜之。汉武爱《离骚》而淮南作《传》，抑亦小山之文也。严忌《哀时命》，乃在屈宋师弟子之间，自余如脱故著新，勿复论。
柳子厚作楚词，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设渔者对智伯，其渊源自出，盖本列子、蒲且子之说钓也。
章圣东封，卫兵在行者每遇雨，当给赐鞋钱，为缗钱十余万。上恐寡备，以问近臣，莫知所对。三司使丁谓进曰：“此易尔。扈从之士，披带已重，若有支赐，难于负致。宜令殿帅曹璨于行营置便领一司，谕与诸军，每遇支赐，路中无用，各与头子，令于住营去处，家人如数请领。在县，官亡辇运之费；在军，士
译唐代公异为李西平撰写《收京城露布》时写道：“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人们都认为这些词句精妙，却不知道它的出处。在此之前，傅季友为宋公刘裕撰写《谒五陵表》时写道：“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虡空列。”另外，宇文周的《平高齐诏》中说：“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公异的文句大概就出自这些地方。近世陈履常称赞曾南丰表中的语句说：“‘钩陈太微，星纬咸若，昆仑渤懈，波涛不惊。’确实奇伟。”然而韩退之先前写道：“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子固的文句也是渊源于此罢了。世间的好语句，往往因为相似而被败坏。前辈想要写出前人未曾说过的话，然而用意过分，反而损害了文章的正气。写文章务必顾全大体，似乎也不应当这样。自然清新简远才是最好的。
唐代卢氏在《杂说》中评论当时诏敕中褒贬的言辞说：“王公卿士刚开始褒奖时，就说他们像圭璋一样特出，善行无可添加；贬责时，就视他们为斗筲般的下等材，罪过不容宽恕。同样是士人的行为，共是君主的言语，愚智生于瞬息之间，是非变于顷刻之中，凭什么取信于天下！”这话非常恰当。近世担任起草诏令职务的人，情况更加严重。废弃搁置公议，观望时局人情，迎合上意，取悦私心，早上是伯夷，晚上就成了盗跖，非常可笑。宣扬朝廷恩德，训诫百官，既没有华美的文章，又失去了代言的体统，汉人所说的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会儿贤良一会儿奸佞，看今天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孟子》说：“得志，恩泽施加于百姓。”做官只有恩泽施加于百姓才算是得志，所以富贵得志是困难的。位居卿相、俸禄万钟而志向不能施行，那么富贵又有什么快乐呢。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想要实现我的志向，无处不能顺遂的，只有隐居才可以。
刘向得到枕中的鸿宝秘书，意思是一定能成仙。天禄阁所见到的黄衣老人，吹着青藜杖，谈论《洪范》，大概是太乙的精气。仙传所记载的刘政服用未央九仙而去，这一定是可信的。子政博览群书，他侍奉君主忠实恳切，淡泊势利，有难进易退的节操，本来就有成仙的资质。
扬雄没有儿子是明白的，而王逸少在《问蜀都帖》中说：“听说谯周有孙子，不知道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都有后代吗？”似乎是误问了。大概是出于爱贤之心，希望他们有后代吧？君平、相如的后代也不再见到，可以为之叹息。
扬子云制作符命，明显是败坏大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后来的儒者，巧妙地曲解，想要掩饰开脱他的恶行，这是教人臣不忠啊。当时的人说：“爰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大概是取他的话反过来，说寂寞反而投阁，清净反而制作符命吗。讥讽他违背道义败坏德行、自身成为祸乱的阶梯而窃取寂寞清净的虚名罢了。
八月十六日，江漓涌起，屹立如雪山，倾动地轴。只有余杭郡处于其冲要之地，确实是天下的壮观。枚乘《七发》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超越的，所拔起的，所扬激的，所温热的，所涤荡的，确实令人惊骇。波涛涌起云层混乱，如同三军整装奔腾，驾驭鲛龙，跟随太白星，踏壁冲津，横奔似雷行，在伍子山停驻，声音如雷鼓，其形状相似。这真是浙江的潮水。然而枚乘却说这是观看广陵的曲江，为什么呢？广陵的曲江，就是现在的扬子江。扬子江是暗潮，没有潮头。不然，广陵怎么会有伍子山呢？
自古以来文章中谈论水的，如《七发》《上林》《子虚》等，都诙谐奇特雄武，神变非常，其状貌非常雄伟，唯独没有谈论火的。韩退之于是作《陆浑山》诗，极尽诡怪，读起来就像行走在火中，郁攸冲喷，其颜色红遍天空，阿房宫将要化为灰烬而回禄煽动它；然而不见造化的道理，不能与他谈论性空真火的奥妙。
楚辞《惜誓》一章，超逸绝尘，气象旷远，确实是贾生所作无疑。《招隐士》一章，奇险独出，遗憾不知道小山是谁氏，深深惋惜。汉武帝喜爱《离骚》而淮南王作《传》，大概也是小山的文章。严忌《哀时命》，在屈宋师弟子之间，其余如脱故著新，不必再论。
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设置渔者与智伯对话，其渊源自出，大概本于列子、蒲且子之说钓。
章圣东封，卫兵在行者每遇雨，应当给赐鞋钱，为缗钱十余万。皇上担心准备不足，询问近臣，没有人知道如何回答。三司使丁谓进言说：“这很容易。扈从的士兵，披带已经沉重，如果有支赐，难以背负。应当命令殿帅曹璨在行营设置便领一司，告知诸军，每遇支赐，路中无用，各给头子，令在驻营去处，家人如数请领。在县，官府没有辇运的费用；在军，士兵
无将负之劳。又其家得以济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问诸军，皆欣然曰：“圣恩虑及此，甚幸。”谓虽奸贪，然智计之敏可称也。
译不要承担背负的劳苦。又让他们的家属得以接济用度，非常安定人心。”皇上很高兴，命令曹璨询问各军，大家都高兴地说：“圣上的恩德考虑到这一点，非常幸运。”（曹）璨虽然奸诈贪婪，然而他智谋的敏捷值得称赞。
仁宗初即位，章献明肃皇后垂帘。一夕大内火，宫门晨未启，辅臣请对，上与太后御拱宸门楼，百官拜楼下，申公独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动。愿一见上，乃敢拜。”诏为举帘见之。廷中耸然称叹，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为御史中丞，论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诋为跋扈。韩公力请去位，王公亦出为郡。或谓王公之语太过。予以为尊君重朝廷，固当防微杜渐如此，使为宰相者人人皆忠贤。如魏公虽不押常朝班，未为过也；不幸而有怀奸藏祸之臣，废法而逼上，则将有御史抨弹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义，责备于贤者。如魏公名德之重，盖可以责备矣，王公待之不轻也。予从其家得其申中书状，尚可以想见其风采，今为载之。状云：“朝廷之仪，本乎极辨；御史之职，主乃绳愆。况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僚之表帅，间缘多故，遂阙立班。近者台司检坐敕文，两有申请，伏蒙相公意似开允，欲赴辄停。今又数朝依旧空报。当久废之时，则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后，则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义在守官，君子爱人以德，朝廷新立，讵可忽诸？矧相公晏退私门，礼接宾客，将迎谦屈，未始惮劳，岂可趣奉朝仪，反有难易？尊君接下，轻重不侔，谨三请以尽诚，幸再思而服义。人言可畏，风宪难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轮赴文德殿。立班所贵，大臣有谨法之名，宪府无隳官之罪。”
熙宁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进，专谋功利，见事风生，州县殆不可为矣。邵尧夫居洛中，其故旧门人仕于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书求教于尧夫。尧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当尽心之时。新法固严，若于严密之中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徒去何益？”晁美叔为常平使者，东坡报书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职多有可愧者，计非所乐。然仁人于此时力行宽大之政，少纡吏民于网罗中，亦所益不少。向闻吾兄议此，多与时辈不合，今亲其事，必有可观者矣。”呜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时弊、恤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为高，不以亲其事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当此时，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从风而靡，其不挠节叛而归之者几希矣。美叔议论不合，固贤士；其余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岂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于不为新法而已，于天下未有所补也。
本朝绍圣初，党祸起，名臣正士一时窜逐殆尽。章子厚用林希子中为中书舍人，行诸公责词，极力诋毁，出于一手，殆若专门名家者。子中在元▯不得用，中外久次为庶官，有栖迟之叹。子厚为相，使人渭曰：“欲相用为三字，能无异议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从之。故谪官制诰皆西汉文章，盖得意语也。自吕汲公而下，著为一集。又敕▯朝堂及制科策御题附载，今存。噫嘻，不可泯矣！
●卷五
国都莫如长安。自石晋西失灵武，北失幽燕，则秦地被边，故国朝因五季都汴。荥泽、索水、黄河，所汇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国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议修洛阳。朝廷重迁，不能从也。
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迁徙，或堙废国家。恢复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复建都矣。当治秦中洛阳，如东西京耳。
国朝旧制：御史阙员，则命翰林学士与中丞知杂迭举二人上，选用其一。治平二年，阙监察、殿中两员。举者未上，一日内出尚书郎范纯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时名臣，后皆以道德功业为贤宰相，天下称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举而得之，可谓知人也哉。
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
译仁宗刚即位时，章献明肃皇后垂帘听政。一天夜里，皇宫内发生火灾，早晨宫门尚未开启，辅政大臣请求面圣，皇上与太后登上拱宸门楼，百官在楼下拜见，唯独申公独自站立不肯拜见，说：“从前禁宫不慎发生火灾，朝廷内外震动。希望能先见到皇上，才敢拜见。”下诏升起帘幕让他看见。朝堂上的人都惊叹称赞，都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才啊！”
神宗朝时，王文恪公陶担任御史中丞，弹劾宰相韩魏公不参加常规朝会，甚至指责他专横跋扈。韩公极力请求辞去职位，王公也被外放为郡守。有人说王公的话太过分了。我认为尊崇君主、重视朝廷，本来就应该像这样防微杜渐，使得担任宰相的人个个都忠诚贤良。像韩魏公虽然不参加常规朝会，也不算过错；如果不幸有怀藏奸诈、包藏祸心的臣子，废除法度而逼迫皇上，那么就会有御史弹劾也无法纠正的情况了。况且《春秋》的原则，是对贤者要求更严。像韩魏公名声德行如此厚重，本来就可以对他要求严格，王公对待他并不轻慢。我从他家得到了他给中书省的奏状，尚可以想象他的风采，现在把它记载下来。奏状说：“朝廷的礼仪，根本上在于明确辨别；御史的职务，主要在于纠正过失。况且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相是众官员的表率，近来因为各种缘故，于是缺了站立朝班的礼仪。近来台司检查相关敕令，两次提出申请，承蒙相公似乎同意，想要前往却又停止。现在又连续几天依旧空报。在长期废弃的时候，只是因循守旧而有失误；等到申明之后，却成了固执己见而不恭敬。有关部门的道义在于坚守职责，君子爱人以德行，朝廷新近确立，怎么可以忽视呢？况且相公在私宅安闲退居，以礼接待宾客，迎来送往谦逊屈己，不曾怕劳苦，怎么在奉行朝仪时，反而有难易之分？尊崇君主与对待下属，轻重不相等，我恭敬地三次请求以尽诚心，希望您再思考而服从道义。人言可畏，风纪宪台难以徇私。希望从日常朝会开始，每天依照敕令，轮流前往文德殿。站立朝班所贵在，大臣有谨守法度的名声，宪台没有失职的罪过。”
熙宁新法实行，所派遣的使者都是新进之人，专门谋求功利，遇事便生事端，州县几乎无法治理了。邵尧夫居住在洛阳，他那些在各地做官的故旧门生，都想投书辞职，写信向尧夫请教。尧夫说：“现在正是仁人君子应当尽心之时。新法固然严厉，如果在严密之中能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赐了。白白离去有什么益处？”晁美叔担任常平使者，东坡回信也说：“我兄向来性格刚直，而这个职务多有可惭愧之处，想必不是你所乐意的。然而仁人在此时努力推行宽大的政治，稍微把官吏百姓从法网中解脱出来，益处也不少。以前听说我兄议论此事，多与时人意见不合，现在亲自处理此事，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唉！两位君子的话，都有委婉补救时弊、体恤百姓之心，不认为离开职位是高洁，不认为亲自处理事务是忌讳，他们的言论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当时，朝廷大力推行新政，威福自专，天下士人随风倒伏，那些不改变节操、背叛而归附的人很少了。美叔议论不合，固然贤良；其余不忍心执行新法害民，投书辞职想要离去，难道不值得赞美吗？然而值得赞美的，仅仅是不执行新法罢了，对天下并没有补益。
本朝绍圣初年，党祸兴起，名臣正士一时间被放逐殆尽。章子厚任用林希子中为中书舍人，撰写各位公卿的贬谪诏书，极力诋毁，出自一人之手，几乎像专门名家一样。子中在元祐年间不被任用，在朝廷内外长期担任低级官员，有困顿不得志的感叹。子厚担任宰相，派人告诉他说：“想要任用你起草诏书，如果能没有异议，两府的高位也可以得到。”子中欣然听从。所以贬谪官员的诏书都是西汉风格的文章，大概是得意之作。从吕汲公以下，编为一集。又敕令朝堂及制科策问的御题附载，现在还存在。唉，不可磨灭啊！
●卷五
国都没有比长安更好的。自从石晋丢失西面的灵武，北面的幽燕，那么秦地成为边境，所以本朝因为五代都定都汴梁。荥泽、索水、黄河，汇聚流入汴水。汴地地形最低，本来就不是国都，所以范文正公建议修筑洛阳。朝廷重视迁移，不能听从。
自古以来黄河从滑州流入郓州，因为定都汴梁，所以想要大名等处在黄河之内，所以开凿新河。黄河失去故道，危害更大。自从中原失守，河渠都已经迁徙，有的被国家堙废。恢复中原，而汴京也不能再建都了。应当治理秦中洛阳，如同东西京一样。
本朝旧制：御史缺员，就命令翰林学士与御史中丞、知杂御史轮流推举两人上报，选用其中一人。治平二年，缺监察、殿中两员。推举的人尚未上报，一天内皇帝直接发出尚书郎范纯仁、太常博士吕大防的姓名，任用他们。这两人，是一时的名臣，后来都以道德功业成为贤良宰相，天下称他们为“汲公”、为“忠宣”。英宗从低级官员中一举得到他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啊。
本朝以词赋选拔士人，虽然说是雕虫小技，但赋有极其工巧的，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逸，得到的人才也很多。自从废除诗赋以后，不再有高超美妙的作品。从前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说：“唐朝拥有天下，科举考试更加兴盛，自武德、贞观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