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也。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诬理也哉。’”曹丕独不知此乎？天地之间，万物之诡怪非常，变化亡穷，何所不有？而欲以区区一己之见，断其有无者，狭陋甚矣。《尔雅 十龟》其一曰火龟，郭璞云：“犹火鼠也。”物有含异气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译走出屋外去抖动它，洁白耀眼，让人怀疑是雪。皇子认为世上没有这种东西，传言的人是在胡说。萧叔说：“皇子过于自信，这难道不是歪曲事理吗？”曹丕难道唯独不知道这件事吗？天地之间，万物的奇异怪诞超乎寻常，变化无穷无尽，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的呢？却想用自己狭隘的一己之见，来断定事物的有无，这真是非常狭隘浅陋了。《尔雅·释龟》中有一种叫火龟，郭璞说：“就像火鼠一样。”世间有蕴含奇异气息的事物，不能用常规的道理去推断，这话真是可信啊！
曹公初作相国，府门始布榱桷，自往观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晓。主簿杨修曰：“门中活，阔字也。相国嫌门大耳。”即少损焉。唐相贾耽镇滑台，凿八角井以镇黄河。既成，有父老来观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耽闻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与父老善为隐语，而杨、贾能辩之，亦奇矣。凡门户之制，自有尺寸阴阳，而吉凶系焉。凡凿井大不可复小，犹斫木然，小不可复大也。塑像之法，目与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当大，大可损也。
晋明帝问谢鲲：“君何如庾亮？”鲲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又问周ダ：“君何如亮？”ダ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顾劭问庞统曰：“子名知人，吾与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略，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有人论阮裕曰：“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孙兴公论刘真长曰“清蔚简令”，王仲祖曰“温润恬和”，桓温曰“高爽迈出”，谢仁祖曰“清易令达”，阮思旷曰“宏阔通长”，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远曰“远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庆。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甚矣晋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标致也！吾夫子所谓“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者，诸子之谓乎？盖其端起于东汉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为语言，以相名目，其弊至于党与相攻，迄成祸乱。不可不戒其初也。
晋人雅尚玄远，宜于世情澹薄。今观其书尺，感叹睽离，极于凄怅沉思，缠绵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之语。所谓玄远淡泊者，得无妄乎？大率晋人以心迹不相关为自解免，此最是其膏盲也。
谢东山雅意在江海，王会稽愿游蜀都，登汶岭、峨眉。二人终以不遂其志为没身之恨。此皆无竞之地，非争夺者之所垂涎也，而犹不果。况功名之会，众所奔辏，指目怨忌而相窥陷者，祸胎危机也；而好进之士血指汗颜欲以奇谋袭取之。是果有得以偿其愿乎？骇机忽发，吾为之惧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导谓：“正暑，可小简之。”亮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经营开国，正以简静宽大得人心耳，汉曹相国之遗法也；而亮区区以簿书期会望之，谬矣。
司马昭称阮嗣宗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谨。世皆以昭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图魏，恶人之知其微也，故为此语以讽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奸臣擅国，皆深畏天下士议论长短，发其机谋，古今一律，可监戒也。
石崇杀巨商，取其财，晚以仇怨诛死，犹未足以偿其罪，固无可言者。然崇方盛时，园囿有金谷之胜，姬侍有绿珠之贞，宾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为文章，如《思归引》深得楚人意韵。天之所赋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适足以杀其身而已。
桓温入洛，属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怒曰：“昔刘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常牛，引重致远曾不及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莫不称快。”四座惊骇。王僧达好畋猎，何尚之致仕后，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达，曰：“愿郎且放鹰犬，勿复游猎”。僧达曰：“家养一老狗，放之无处，去已复来。”尚之失色。桓温狠暴，僧达凉德，至以畜兽比人，所谓无道之人，不可与久处者邪。
石季伦《金谷涧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予读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岂复有白首同归之祸哉？”
乐广善清言，
译曹操刚担任相国时，府门刚开始铺设椽子和梁木，他亲自去观看，让人在门上题写“活”字，便离开了。人们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主簿杨修说：“门中有‘活’字，就是‘阔’字。相国是嫌门太宽大了。”于是稍微缩减了一些。唐朝宰相贾耽镇守滑台时，挖掘八角井来镇住黄河。井建成后，有老人来观看说：“好大的手笔，只是离东、西、南、北都太近了。”贾耽听后说：“这是说我的井太大了。”曹操和老人善于使用隐语，而杨修、贾耽能够辨析其中的含义，这也真是奇特啊。凡是门户的规制，自有尺寸和阴阳的讲究，吉凶就系于其中。凡是凿井，大了不能再变小，就像砍伐树木一样，小了不能再变大。塑造雕像的方法，眼睛和嘴巴必须先做得小些，小了可以增添；耳朵和鼻子必须先做得大些，大了可以削减。
晋明帝问谢鲲：“你与庾亮相比如何？”谢鲲说：“端庄地立于庙堂之上，使百官有所准则，我不如庾亮；但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我自认为超过他。”明帝又问周顗：“你与庾亮相比如何？”周顗说：“超脱世俗的清高，庾亮不如我；从容应对朝廷政务，我不如庾亮。”顾劭问庞统：“你以善于识人闻名，我和你谁更优秀？”庞统说：“陶冶世俗，随波逐流，我不如你；谈论王霸之余的谋略，洞察事物变化的关键，我似乎有一日之长。”有人评论阮裕说：“骨气不如王羲之，简练清秀不如刘真长，美好温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但却兼有众人的优点。”孙兴公评论刘真长说“清高简练”，王仲祖说“温润恬静”，桓温说“高爽杰出”，谢仁祖说“清朗通达”，阮思旷说“宏阔通达”，袁羊说“清谈便捷”，殷洪远说“深远有致”，“至于我，才能所及，都不如各位贤人，但我时常寄托情怀于玄妙胜境，远咏老庄，清高孤傲，不将世俗事务放在心上，自认为这颗心无人能比。”庾道季说：“思理伦和，我愧对康伯；志力强正，我愧对文庆。除此之外，我都胜过他们百倍。”晋人喜好品评人物且自视清高，真是到了极点啊！我们孔子所说的“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说的就是这些人吧？这风气起源于东汉末年，甘陵南北部的三君八俊之流制造言语，互相标榜，其弊端导致党争互相攻讦，最终酿成祸乱。不可不警惕其开端啊。
晋人崇尚玄远，按理应对世情淡薄。如今看他们的书信，感叹离别，凄怅沉思到了极点，缠绵悱恻不能自已，甚至有妻子母子离去后，寂寞难言的话语。所谓玄远淡泊，难道不是虚妄的吗？大抵晋人以心迹不相关来自我解脱，这正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谢安雅意在江海之间，王羲之愿游蜀都，登上汶岭、峨眉。两人最终都以未能实现志向为终身遗憾。这些都是没有竞争的地方，并非争夺者所垂涎的，尚且不能如愿。何况功名之地，众人奔走聚集，指指点点、怨恨嫉妒而互相窥探陷害，这是祸患的根源；而好进之士血指汗颜，想用奇谋巧取豪夺。这真的能如愿以偿吗？骇人的机关忽然发动，我为他们感到恐惧。
庾亮夏天处理事务，王导说：“正值酷暑，可以稍微简化一些。”庾亮说：“您遗留下来的事务，天下人也不认为妥当。”这话真是鄙陋啊！王导经营开国，正是以简静宽大赢得人心，这是汉初曹参相国的遗法；而庾亮却以文书簿记的琐碎事务来要求他，真是谬误。
司马昭称赞阮籍谈论玄远，却从未评论时事，褒贬人物，可谓极其谨慎。世人认为司马昭了解阮籍，这是不对的。司马昭正图谋取代魏室，厌恶别人知道他的阴谋，所以用这话来讽谏在位者，使他们不敢说话。大抵奸臣擅权，都深深畏惧天下士人的议论，揭露他们的阴谋，古今一致，可以作为鉴戒。
石崇杀害巨商，夺取其财产，后来因仇怨被杀，还不足以偿还他的罪孽，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石崇正盛时，园林有金谷的胜景，姬妾有绿珠的贞烈，宾客有潘岳的美名，而且他自己能写文章，如《思归引》深得楚辞的意韵。上天赋予人的禀赋有奇特而不均衡的，石崇又是何其幸运呢？这恰恰足以导致他的死亡罢了。
桓温进入洛阳，望着中原说：“竟使神州陆沉，百年沦为废墟，王夷甫等人不得不承担责任。”袁宏说：“国运自有兴衰，岂必是这些人的过错。”桓温愤怒地说：“从前刘景升有一头千斤重的大牛，吃草料是普通牛的十倍，拉重致远却还不如一头瘦牛。曹操进入荆州，杀了它来款待士兵，无不称快。”在座的人惊骇。王僧达喜好打猎，何尚之退休回家后，又接受朝廷命令在家中设八关斋，大规模召集朝士。自己上香轮到王僧达时，说：“希望郎君暂且放下鹰犬，不要再游猎了。”王僧达说：“家里养了一只老狗，放了它无处可去，赶走了又回来。”何尚之脸色大变。桓温狠毒暴戾，王僧达凉薄无德，竟用畜生来比喻人，所谓无道之人，不可与之长久相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石季伦《金谷涧诗序》说：“感叹生命不能长久，恐惧凋落没有期限。”我读后悲叹道：“如果石崇真的懂得这个道理，难道还会有白首同归的祸患吗？”
乐广善于清谈，
能命意，而文笔非所优；潘岳能为文，而不工于立意；太叔广词令辩给，挚虞不能抗；而仲洽著书，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彦辅之意，为作《让河南尹表》，遂成妙制，可谓善用所短。挚与太叔争名，更相鄙诮，可谓不善用所长。
译能够构思立意，但文笔并非擅长；潘岳擅长写文章，却不善于构思立意；太叔广言辞敏捷善辩，挚虞无法与之抗衡；而仲洽著书立说，又不是季思所能赶上的。安仁采纳彦辅的立意，替他撰写《让河南尹表》，于是成为精妙的篇章，这可以说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短处。挚虞与太叔广争名，互相轻视讥讽，这可以说是不善于利用自己的长处。
宋王晏既导齐明帝得位，权势薰灼，而从弟思远独劝令引决，保全门户。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叹曰：“天下人有劝人死者耶！”已而及祸。呜呼！思远可谓达识先见之士矣。唐白乐天称皇甫镛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附丽者众，公独超然，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得罪，从而缘坐者亦众，公独超然，骨肉之亲不能累。”所谓公之仲者，盖钅▯也。当钅▯在宪宗朝用事时，镛自请以散官自东宫庶子至少保分务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呜呼，若镛者亦可谓有远见者！二子免于晏、钅▯之祸，宜哉。
诸葛长民云：“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沈庆之亦曰：“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长民贪侈于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庆之功名忠节，为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为狂童所杀。富者，怨之府；贵者，祸之门也。贫贱自足乐，何为不可居？若富贵傥来，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处之，何必至于危机难守之地哉？
齐高帝置酒设莼脍，崔神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然则千里盖吴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盐豉，皆地名无疑也。
齐梁间山阴隐者孔▯至行通神，尝于四明山谷中见积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樵人竞取，入手即成沙砾。观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当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当得，一亳不可取也。不贪夜识金银气者，▯之谓耶？人言造物者好戏人，非也，盖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诏：功臣勋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宴享，论道陈谟，不宜复烦以剧职。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勋旧之不得自全者众，此其所以不终欤？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礼云：“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典，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观本朝自建隆以来，凡有删修敕书进表，具载新书之前，皆典丽凝重，而宣政间文采尤胜。至于郊祀礼仪、称庆功德、制诏赦宥之文，事关国体者，尤为可观，盖文明之世也。
隋将虞孝仁，性奢靡，从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充庖。本朝宰相丁谓从东封，用木匣养鱼，载以大车，每击鲜斫▯。孝仁以诬告被诛，谓坐奸谋谪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义时，尝饮酒，醉卧刘文静家。文静坐楼上，见宅南大池中有白龙下饮水，池中大鱼皆跃上岸，以百数，良久乃隐。家人共见，极惊骇。太宗睡觉，谓文静曰：“醉中渴甚，梦入公家池中饮水，极清冷快意。”文静视其体犹湿也。明皇帝微时，尝卧洛阳令崔日知宅。日知见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几尽。既觉，谓日知曰：“梦中饥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时，游洛中，入长寿寺，枕佛殿石础以睡。寺僧见有赤蛇文采甚异，随息出入帝鼻中，心异之。帝既觉，僧问帝所往，因献钱帛骑乘等。上方贫，得以为资，往见柴太尉于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业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兴，岂偶然哉？神龙，盖人主之象也。
史氏书事之法，为其事关大体则书之，至于宰相谟明[A102]谐，尤当记其大者远者。若马周冬冬鼓，特一村县尉之职尔，何足书？
魏郑公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窗下，典事不知，窃语窗外。甲曰：“官职总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郑公微闻之，戏召甲，令持密封小纸与侍郎，俾即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门心痛不能行，反托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还，甲心痛自愈，而郑公甚骇焉。裴光庭典选，合荐铨吏一人出官。令史曲思明以次当得，而略不自言。问其故，曰：“某明年方当得官，故不言也。请书其事，封泥省壁，至则验之。”久之，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即改会昌为昭应县。光庭特注思明昭应尉，意其不预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发壁视书，无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况其至富极贵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
译宋王晏既然引导齐明帝取得帝位，权势显赫熏灼，而他的堂弟王思远却独自劝他自杀，以保全家族。王晏笑着说：“我正在喝粥，没空做这种事。”退下后又感叹说：“天下哪有劝人死的人呢！”不久便遭祸患。唉！王思远可以说是见识通达、有先见之明的人啊。唐代白居易称赞皇甫镛说：“你的二哥身居相位，掌握利权，依附他的人很多，你独自超然物外，显贵权势波及不到你。等到你二哥获罪，因而连坐的人也很多，你独自超然物外，骨肉亲情也拖累不了你。”所谓你二哥，大概是指皇甫镈吧。当皇甫镈在宪宗朝掌权时，皇甫镛自请担任散官，从东宫庶子到少保，在洛京分派事务长达二十五年。唉，像皇甫镛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很有远见的人！这两个人免于王晏、皇甫镈那样的祸患，是理所当然的。
诸葛长民说：“贫贱时常常思念富贵，富贵时必定面临危机。”沈庆之也说：“贫贱不可安居，富贵也难以守持”。诸葛长民在危疑之中贪婪奢侈，不知道防患，最终死在别人手中。沈庆之的功名忠节，是一代的宗臣，八十岁时却最终被狂徒所杀。富有的人，是怨恨聚集的地方；显贵的人，是灾祸的大门。贫贱本来足以快乐，为什么说不可安居？如果富贵是偶然得来的，无法拒绝，也一定有办法来处置，何必落到危机四伏、难以守持的地步呢？
齐高帝摆设酒宴，提供莼菜羹和鱼脍，崔神思说：“这种味道确实被南北方所推崇。”沈文季说：“千里莼羹，哪里关乎鲁卫？”那么千里大概是吴中的地名，前人用来比作末下、盐豉，都是地名无疑。
齐梁之间山阴的隐士孔𫖳品行通达神明，曾经在四明山谷中见到堆积的铜钱数百斛，看起来像瓦石一样。樵夫争相去取，一入手就变成沙砾。观察这件事可以知道，命运中应当得到的，不求而自然到来；不应当得到的，一丝一毫也不可获取。不贪图夜间识别金银气息的人，说的就是孔𫖳吧？人们说造物主喜欢戏弄人，不对，大概是为了警示世人。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下诏：功臣勋劳日久，都应当带着爵位回到府第，随时朝见请求宴享，讨论道理陈述谋略，不应当再用繁重的职务去烦扰他们。这也是光武帝保全功臣的意思。可惜啊，夷狄本性残忍，功臣旧臣不能保全自己的很多，这就是他们不能善终的原因吧？
梁徐勉上表陈述所修的五礼说：“完全列举圣旨，作为不可更改的典章，难道孝宣皇帝能够比拟，岂是孝章皇帝足以称道的？”写文章鄙陋拙劣竟到了这种地步，非常可笑。我观察本朝自建隆以来，凡是删修敕书进呈的表文，都记载在新书之前，都典雅华丽凝重，而宣政年间文采尤其出色。至于郊祀礼仪、称庆功德、制诏赦宥的文章，事关国家体统的，尤其可观，大概是文明的时代啊。
隋将虞孝仁，性格奢侈靡费，跟随讨伐辽国，用骆驼背负函盒盛水养鱼来充当厨房食材。本朝宰相丁谓跟随东封，用木匣养鱼，用大车装载，每次击鲜斫鱼。虞孝仁因为诬告被诛杀，丁谓因为奸谋被贬谪迁徙，也是因为奢侈欲望的缘故吗？
唐太宗未建立义旗时，曾经饮酒，醉卧在刘文静家。刘文静坐在楼上，看见宅南大池中有白龙下来饮水，池中大鱼都跃上岸，数以百计，很久才隐去。家人共同看见，极其惊骇。太宗醒来，对刘文静说：“醉中非常口渴，梦见进入你家池中饮水，极其清冷畅快。”刘文静看见他的身体还湿润着。唐玄宗微贱时，曾经卧在洛阳令崔日知宅中。崔日知看见有大蛇在藤花架上，吃花几乎吃尽。醒来后，对崔日知说：“梦中非常饥饿，吃藤花非常美味。”本朝太祖皇帝微贱时，游历洛中，进入长寿寺，枕着佛殿石础睡觉。寺僧看见有赤蛇文采非常奇异，随着呼吸出入皇帝鼻中，心中觉得奇异。皇帝醒来后，僧人问皇帝要去哪里，于是献钱帛骑乘等。皇帝当时贫穷，得到这些作为资用，前往澶州见柴太尉，就是周世宗。从此立功业以至于受天命。帝王兴起，难道是偶然的吗？神龙，大概是君主的象征。
史家记事的方法，因为事情关乎大体就记载，至于宰相谋略明智协调，尤其应当记载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像马周冬冬鼓，只是一个村县尉的职责罢了，哪里值得记载？
魏郑公担任宰相，有两个典事注官。郑公在窗下休息，典事不知道，在窗外窃窃私语。甲说：“官职总由这位公决定，”乙说：“由天决定。”郑公微微听到，戏弄召来甲，让他拿着密封的小纸给侍郎，让他立即注官。甲起初不知道原因，出门心痛不能行走，反过来托付乙拿着去，乙就顺便引注。回来之后，甲心痛自愈，而郑公非常惊骇。裴光庭主持选官，应当荐举铨吏一人出官。令史曲思明按次序应当得到，却略微不自己说。问其原因，说：“我明年才应当得官，所以不说。请写下这件事，封泥在官署墙壁上，到时候验证。”过了很久，皇上幸临温泉，看见白鹿升天，就把会昌改为昭应县。裴光庭特意注曲思明为昭应尉，意思是他不知道有这个新邑，想要以此打破他的话。打开墙壁看书写，没有差错。一个典事、一个县尉，极其微小，却有定命存在，不可以人力强求。何况那些极其富贵、名器重要的人，可以妄取吗？
乎？
●卷四
韩退之读《▯冠子》，为是正讹谬数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书乃十有八篇，不可考。”▯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书本黄老，近刑名家，好论兵，词旨剞劂而切礅，使其得志而为政于一国，成功当不下公孙鞅，为祸亦恐未让也。而愈谓使援其道施之国家，功德岂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韩子好奇之过也。庞▯爰师事▯冠子而不传其姓名，班固云▯爰为燕将。师古音许远切。
译吗？
●卷四
韩愈读《冠子》，为此校正了数十个错讹的字句。他说：“（书中说）有十六篇，现在这本书却有十八篇，无法考证。”冠子是楚国人，隐居在深山之中，他的著作本源于黄老之学，接近刑名学派，喜好谈论军事，言辞犀利而深刻。假如他得志并在一个国家执政，建立的功业应当不会低于商鞅，造成的祸患恐怕也不会逊色。然而韩愈说如果采纳他的学说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这大概是韩愈喜好新奇之过的缘故。庞煖曾拜冠子为师，但史书没有记载庞煖的姓名，班固说庞煖是燕国的将领。颜师古注音为“许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