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中庸》，子思子之言，犹可疑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可也；发而中节，谓之中可也。和顺积中，何喜怒哀乐之有？有感而应焉，无过不及也，则谓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谓知言。
宣王不藉千亩。子厚曰：“藉千亩，礼之饰也。若曰吾犹耕云耳，不若时使节用，则不劝而劝矣。启蛰得其耕，时雨得其种，苗之猥大得其耘，实之坚好得其获，取之均以薄，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子沈子曰：“先王之为是礼也，盖以身先天下，驱以归诸本，不可废也。如宗元之言，是圣王之典礼举为无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婚礼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礼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饮食酹之足矣，何必▯袷蒸尝也？如是则夷狄而已矣。《左氏》征战于千亩则诬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传》皆以谓书不时。刘原父曰：“非也。南门者何？天子之法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鲁不务公室而僭天子之门制，春秋常事，不书。今特书新作南门者，罪鲁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为得《春秋》之遗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谓新意矣。然予观唐人陆龟蒙所著书，有《两观铭》曰：“两观雉门，实僭天子。”然则原父之说，龟蒙为先得之矣。龟蒙自以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门之说观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贡父《春秋传》“郑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杀之也。”盖本《谷梁》之说，谓克者能杀也。信此则京城太叔已死于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继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于十一年郑伯入许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是段未尝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国语》：“晋平公悦新声，师旷曰：公室将卑，君之明兆于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于声，犹口之于味，苟悦新味，亦将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视听好恶与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乱死亡之理。夫何讥焉？”又赵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赵孟将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内传》亦云：“人主偷必死。”子厚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业也。而堕偷弗务焉者，非其声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则其病蛊之溃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获死乎？且起居动静，语言之间，虽一颦一笑，灾祥见焉。故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语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戍以礼卜。盖精神之所寓，不可诬也。”
作史者务矜于文而违背道理者甚众，如左氏载季孙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为天子，今行父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积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训乎？司马迁载张释之为廷尉，治渭桥犯跸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是教人主果于杀戮，宁废法以快一时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议论参决、据法以争也。此皆为文之过。如此类不可尽举，读书者宜详之。
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高。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己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其为《春秋》之说，谓“三《传》犹狱词，三《礼》犹律令，而《春秋》则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师省其词，审听其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之于法，吾无庸私焉。吾于《春秋》，求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书名之曰《春秋谳》，则其义也。
为《春秋》学者多异说，而获麟之解尤诞。《公羊传》称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西狩获麟，是时子
译《中庸》是子思子的言论，尚且值得怀疑。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和”，是可以的；发作而符合节度叫做“中”，也是可以的。和顺之气积聚在心中，哪里还有喜怒哀乐呢？有所感触而做出回应，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这就叫做“中”罢了，为什么要改变它呢？《列子》说喜悦反复之后必定是愤怒，愤怒反复之后必定是喜悦，都是不符合中道的，这可以说是懂得言辞。
周宣王不在千亩之地举行藉田礼。柳宗元说：“藉田千亩，只是礼仪的装饰。如果说我还耕作呢，不如按时令役使百姓、节约用度，这样不用劝勉百姓也会勤勉。惊蛰时节得到耕种，及时雨得到播种，禾苗茂盛得到除草，果实坚实美好得到收获，征收赋税公平且微薄，那么三推的礼仪存在还是不存在，都可以治理好国家。”沈括说：“先王制定这种礼仪，大概是为了以身作则引导天下，驱使人们回归根本，是不可废除的。如果按照柳宗元的说法，那么圣王的典礼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废除它们也可以了。男女同居一室就足够了，何必有婚礼呢？在头上加上布匹就足够了，何必有冠礼呢？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来祭祀就足够了，何必有南郊北郊的祭祀呢？饮食洒酒祭祀就足够了，何必有禘、祫、蒸、尝等祭祀呢？像这样那就只是夷狄罢了。《左传》说在千亩之地征战，那是诬蔑。”
《春秋》记载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公羊传》等都认为这是记载不合时宜。刘敞说：“不对。南门是什么？是天子的法门；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鲁国不致力于公室事务却僭越使用天子的门制，这是春秋时期的常事，不记载。现在特别记载新建南门，是为了罪责鲁国僭越天子。”刘敞自认为得到了《春秋》的遗旨，是先前儒者所不及的，可以说是新见解了。然而我看唐代陆龟蒙所著的书，有《两观铭》说：“两观雉门，确实是僭越天子。”那么刘敞的说法，陆龟蒙先得到了。陆龟蒙自认为留心于此道，抉发摘取微妙的旨意，从南门之说来看，也确实有所得。
刘敞《春秋传》解释“郑伯克段”：“克是什么意思？是平定；平定是什么意思？是杀死。”大概本于《谷梁传》的说法，认为克就是能够杀死。相信这个说法，那么京城太叔已经在讨伐鄢地那天死了。而《左传》接着说太叔出逃到共国，又过了十一年郑伯进入许国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却让他流落四方谋生。”这说明段并没有死。不知道怎么说呢？
《左传》《国语》记载：“晋平公喜欢新音乐，师旷说：‘公室将要衰微，君主的明智表现在衰败上了。’”柳宗元反驳说：“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嘴巴对于味道，如果喜欢新的味道，公室也会衰微吗？”沈括说：“柳宗元的话不对。人的视听好恶以及嗜欲反常，本来就有衰微混乱死亡的道理。有什么可讥讽的呢？”又记载赵文子观察太阳说：“早晨赶不上晚上。”后子说：“赵孟将要死了，不死也必定有大灾祸。”《国语》也说：“君主苟且偷安必定死。”柳宗元说：“死和大灾祸不是苟且偷安必然导致的，苟且偷安的人自顾苟且，死的人自顾死罢了。”沈括说：“柳宗元的话不对。君子早晨听政，白天访问，晚上修治政令，晚上安身休息，本来有固定的职事。而堕落苟且不致力于此的，如果不是声色嗜欲的浸染、神志的昏聩，就是疾病蛊惑的侵蚀、精神魂魄的消亡，难道能不死吗？况且起居动静，言语之间，即使是一皱眉一笑，灾祸祥瑞都显现出来。所以季札通过音乐占卜，赵孟通过诗歌占卜，襄仲归父通过言语占卜，子游子夏通过威仪占卜，沈尹戍通过礼仪占卜。精神所寄托的地方，是不可欺骗的。”
写史书的人大多夸耀文辞而违背道理的情况很多，比如《左传》记载季孙行父的话说：“舜有大功二十项成为天子，现在行父有舜二十分之一的大功。”这是行父想要积累功劳来谋求舜的位置，这可以作为训诫吗？司马迁记载张释之担任廷尉，处理渭桥犯禁的人说：“现在法律是这样，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被百姓信任了。况且当时，皇上如果下令立刻杀了他也就罢了。”这是教唆君主果断杀戮，宁可废除法律来发泄一时的愤怒，而不让群臣能够议论参决、依据法律来争辩。这都是为了文辞的过错。像这类情况不能全部列举，读书人应当详细考察。
本朝六经之学，大概从贾昌朝倡导开始，而刘敞兄弟的经学最高。王安石的说法立于学官，天下学者只跟随他，而学者没有自己的发明。叶梦得开始重新探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发表异论。他关于《春秋》的说法，认为“三《传》就像诉讼的言辞，三《礼》就像法律命令，而《春秋》是一成不变不可更改的。法官省察言辞，审听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于法律，我不需要私心。我对于《春秋》，只求做咎陶罢了。”所以他所著的书名叫《春秋谳》，就是这个意思。
研究《春秋》的人多有不同的说法，而对获麟的解释尤其荒诞。《公羊传》称颜渊死，孔子说：“天丧我”；子路死，说：“天祝我；西狩获麟”，说：“我的道穷尽了。”这尤其失于考订。查考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这时子
路未死也，至明年冬，卫蒯聩入卫，子路死之，孔子为之覆醢，安得预先两年孔子叹其死于获麟之时乎？此尤可笑也。
译子路还没有死，到了第二年冬天，卫国的蒯聩进入卫国，子路为他而死，孔子为他倒掉肉酱，怎么会有在两年前孔子就叹息他死于获麟之时的事呢？这尤其可笑。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卫石恶在焉。《公羊》曰：“恶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恶名恶耳，其行则未见其恶也。今《公羊》以其名恶而遂诋为恶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逊不逊，吴均不均，吾得朱异则为异矣。”亦此类也。
孔子谓兵可去，以至于食可去，而无信不立，虽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无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语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予观退之《王承福传》云：“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济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颜氏子不改其乐，世固莫能知之。予处穷困饥寒迫切，无可奈何，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而已。虽欲改其乐，又奚以为哉？将愁苦慨叹而忧之耶？忧无益于贫也，不若勿忧之为愈也。颜氏子则既闻道矣，予非知道者，直无可奈何而已！
孟子谓居移气，养移体者，是殆为常人言之。若豪杰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潜心，草庐高卧，气未尝屈也。岂以宫居为哉？采薇首阳，茹芝商山，体未尝病也。岂以食养为哉？后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说者，当自孟子发之。惜哉！
庄周谓死为南面王乐，信也。然是特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耳。善人无愧于幽暗，无累于神明，安乎性命，视死生为一致。一旦脱去形骸、穷苦、羁绊之忧而超乎逍遥无人之境，其乐无疑也。若夫小人为不善而富贵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阴祸、天诛、鬼责丛然而麋至，化为异物，备极惨毒以偿平生贪淫盗酷、名位过分、欺君卖友、俭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时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乐之有哉？此理灼然，无可疑者。庄子自为己言之，或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之则可耳。庄子曰：其神经乎太山而无介，斯足以语南面王乐矣。
庄子之辩，纵横无穷，自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贞，以寓言为广。其词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开阖万变，要不出于三言者。为其违物离人，不为世利所萦，虽连犭卞而毋伤。故独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测之哉？观“叶公子高使齐”一篇，盖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则韩非《说难》之尤者，辩过非而不得非之祸，真一世之奇材也哉！后之为纵横者，盖祖述周而不闻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祸福寿夭若神，壶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谓其将死；示之以天壤，而谓其更生；示之以太冲莫朕，未始出吾宗，则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国师，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对，其应如响。至三问而莫知其所在。师曰：“此野狐禅，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运与天地同流，其绵密奥妙，变化不常，岂区区术数所能窥测哉？”
庄子之学贵清净无竞，然魏武侯欲偃兵，庄子乃扫：“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学贵智慧慈爱，然陆亘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师乃曰：“斯民涂炭矣。”孰谓佛老之教专尚虚无而远于治道哉？
列御寇御风而行，冷然善也。盖圃田深悟性空真风之理，诸器世间皆为风力所转，我反乘之周流无碍，孰知风之为我，我之为空耶？至漆园吏尤善言风，其言曰：“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开、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讠高者、叱者、吸者、叫者、{宀夭}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其言风之变略备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为风力所转者，观风之动而入于神，
译《春秋》成公二十七年，诸侯在宋国结盟，卫国的石恶也在其中。《公羊传》说：“恶人的党徒在这里了。”况且石恶只是名字里有“恶”字罢了，他的行为并没有见到有什么恶劣之处。如今《公羊传》因为他名字里有“恶”字就诋毁他为恶人，可以吗？梁武帝看着他的臣子说：“何逊不谦逊，吴均不均衡，我得到朱异就奇异了。”也是这类情况。
孔子说军队可以裁撤，以至于粮食可以断绝，但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即使死也不能舍弃信用。孟子却说壮年人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一定要在闲暇时才修养，这是说没有闲暇时也就不修养了，可以吗？
古语说：“鄙陋的人不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因为他没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后，又担心失去。”苏东坡解释说：“‘患得之’应当作‘患不得之’。”我看韩愈的《王承福传》说：“他比世上那些担心得不到而担心失去，以此来满足生活欲望的人贤明。”古本必定是这样。
颜回不改变他的快乐，世人本来就不能理解。我处在穷困饥寒紧迫的境地，无可奈何，知道无可奈何，就安于现状罢了。即使想改变他的快乐，又能做什么呢？要愁苦慨叹而担忧吗？担忧对贫穷没有益处，不如不担忧更好。颜回已经听闻大道了，我不是懂道的人，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孟子说居住环境影响气质，供养条件改变体质，这大概是对普通人说的。如果是豪杰之士，就不是这样。在陋巷中潜心修养，在草庐中高卧，气质未曾屈服。难道是因为住在宫殿里才这样吗？在首阳山采薇，在商山吃芝草，身体未曾生病。难道是因为饮食供养才这样吗？后世小人所说的身体和名声都安泰的说法，应当是从孟子这里发端的。可惜啊！
庄子说死是南面称王的快乐，确实如此。但这只是针对善良而贫贱死去的人说的。善人在幽暗处无愧，对神明没有牵累，安于性命，视生死为一致。一旦摆脱形体、穷苦、羁绊的忧虑而超脱到逍遥无人的境界，他的快乐无疑。至于小人为不善而富贵死去的，死之外，更有阴祸、天诛、鬼责丛集而至，化为异物，受尽惨毒来偿还平生贪淫盗酷、名位过分、欺君卖友、俭愎害人、暴殄天物的罪过，我不知道他何时能赦免。救苦尚且来不及，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个道理明显，没有可疑之处。庄子是为自己说的，或者是为善良而贫贱死去的人说的才可以。庄子说：他的精神经过泰山而没有阻碍，这才足以谈论南面称王的快乐。
庄子的辩论，纵横无穷，自认为天下沉浊，不可以庄重地说话，所以用卮言来漫衍，用重言来端正，用寓言来广博。他的言辞虽然参差而诡谲可观，开阖万变，但不出这三种言论。因为他违背物欲远离人情，不被世俗利益所缠绕，即使连篇累牍也不伤害。所以独自超然不涉入人道的祸患，他的滑稽自全，谁能测度他呢？看“叶公子高使齐”一篇，大概是借孔子来揣摩事情，则是韩非《说难》中更厉害的情况，辩论胜过韩非而不得韩非的祸患，真是一世的奇才啊！后来搞纵横术的人，大概是效法庄子而没听闻大道，足以死罢了。
神巫季咸知道人的死生祸福寿夭像神一样，壶丘子给他看地文，他就说将死；给他看天壤，他就说更生；给他看太冲莫朕，未曾出我的宗派，他就茫然自失而逃跑。西天梵僧得到慧眼、他心通、慧忠国师，给他看西蜀天津，都不思考就回答，应答如响。到第三问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国师说：“这是野狐禅，他心通在哪里？这两个人懂得道吗？只有古代至人精神的运行与天地同流，其绵密奥妙，变化不常，哪里是区区术数所能窥测的呢？”
庄子的学问崇尚清净无争，然而魏武侯想停止战争，庄子却说：“停止战争，是制造战争的根本。”佛家的学问崇尚智慧慈爱，然而陆亘做宣城太守，想用智慧治理百姓，南泉禅师却说：“百姓涂炭了。”谁说佛老的教育专门崇尚虚无而远离治道呢？
列御寇乘风而行，轻妙美好。大概圃田深悟性空真风的道理，各种器物世间都被风力所转，我反而乘着它周流无碍，谁知道风是我，我是空呢？至于漆园吏尤其善于谈论风，他说：“你听过人籁却没听过地籁，你听过地籁却没听过天籁吧。大地呼气，它的名字叫风。这是只有不发作，一发作就万窍怒号。难道没听到〇〇吗？山林的畏佳，大木百围的窍穴，像鼻子、像嘴巴、像耳朵、像〇开、像圆圈、像臼、像洼地、像污坑、激射的、高呼的、叱喝的、吸气的、叫喊的、{宀夭}的、〇〇的、咬的，前面的唱于而跟随的唱喁，冷风就小和，飘风就大和，厉风停止就众窍空虚。难道没看到调调刁刁的样子吗？地籁就是众窍罢了，人籁就是比竹罢了。风吹万窍不同，而让它们自己停止，都是各自取求，发怒的是谁呢？”他谈论风的变迁大致完备了，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这两个人都不被风力所转，观察风的动而入于神，
二子可谓妙矣。然未若瞿昙氏之奥也。佛之言曰：“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尝整衣入于众中，则有微风拂于人面，此风为复出于衣中，或从虚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垂衣，风何所至？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汝常谛观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又云：“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常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一世界内，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我今洞察，风力无依，合十方佛，传一妙心。”呜呼！天下之至理，唯圣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辩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远矣。列御寇庄周之视瞿昙也，夸雄曼衍则可观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极于圣处者乎？若宋玉之赋，则为文章讽喻而已。
译这两个人可以说精妙了。然而不如瞿昙氏（佛陀）的深奥。佛说：“风的性质没有实体，动与静不恒定。你曾经整理衣襟进入人群之中，就有微风拂过人的面部，这风是出于衣中，还是从虚空中产生并吹到那人的脸上？如果出于衣中，你便是披着风，那衣服飞扬摇动，应该离开你的身体。我现在垂下衣服，风到哪里去了？不应该衣服中有藏风的地方。如果从虚空中产生，你的衣服不动，为什么没有吹拂？虚空的本性是常住不变的，风应该常常产生。如果没有风的时候，虚空应当消亡，消亡的风可以看见，消亡的虚空是什么样子？如果有生有灭，就不叫虚空，你常常仔细观察虚空，寂静而不参杂流动，风是从哪一方鼓动来到这里的？风与虚空的性质隔绝，既不相混也不相合，你曾经不知道如来藏中的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又说：“观察这个世界以及众生的身体，都是虚妄因缘的风力所转动。我常常观察世界的安立、观察世间的动荡、观察身体的动止、观察心念的生灭，各种动没有两样。这些众多的动，性质来时无所从来，去时无所至，在一个世界内，就像在一个容器中装着一百只蚊蚋，啾啾乱鸣，在分寸之间鼓动发出狂闹。我现在洞察，风力没有依托，汇聚十方佛，传述一个妙心。”唉！天下的至理，只有圣人能言说；而心悟至道，有大辩才的人也能言说。然而相差甚远。列御寇、庄周看待瞿昙，夸饰雄辩、变化多端则可观了，哪里比得上句句都进入妙理，而达到圣境的呢？至于宋玉的赋，不过是文章的讽喻罢了。
列御寇、壶丘子、九方▯▯皆善相，而庄周氏传其术。周之言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此数语者相法尽矣。
尧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称其已试之实效；其初命者，则训诫之。近世之所谓制告者，自宰相至于从官御史郎曹馆阁外任使者，咸夸美过实，若谀佞之为者。一旦逐去，诟骂又多溢恶，非王言也。
延州来季子、陶朱公、鲁仲连、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张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学身富贵而得仙者，非山泽▯瞿儒之比也。范蠡隐于五湖，屡更其号，最后称海滨渔父，为孔安国之师。安国服铅丹寿三百岁云。
●卷三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汉淮阴侯归汉，汉以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内史，高帝因之。元年，执盾襄为此官。至武帝时，始有▯叟粟都尉，以为军官耳。治粟盖误也（其详见《己意》）。
永叔《集古录》有汉繁阳令杨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薨，委荣轻举。吏民守阙上书，运米万斛，助官赈贫，以乞君还。”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无。”予谓儿宽为左内史，以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者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亦运米乞贤令之比也。
孝文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岁失明，父母教之琴，能为雅声，虽老不废忘。然则窦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余年，而平生未尝识琴之形也。虽曰工之专，不以别技分其心，亦可谓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无弦，玩其质而遗其声，盖声形两忘矣。
汉霍光废昌邑，立公孙唐临淄王，诛韦氏，平内难。既成谋而杨敞、钟绍京畏怯中悔，几败大事，赖敞夫人司马氏、绍京夫人许氏敦劝极谏以固其意，然后大谋坚定，可谓烈妇胜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间，用兵燕云，厚赋天下缗钱，督责极严峻，民无贫富俱被害。时有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之妻刘氏寡居，以廉节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积钱数十屋，殆不可以百钜万计。一日刘氏谓其家老与二子曰：“吾闻君子之贵于多财，谓其积而能散也，谓其能▯恤贫困也，谓其能助国家济大事也。今国家用兵，日费千金，而供军不办，赋敛及下户，无所从出。期会迫促，刑法甚惨。吾家居此数世，名钱无纪极，堆置屋中。坐视乡党邻里之困与官吏之负罪，而晏然漫不省，于我安乎？富者怨之府，专利者祸之所归也。为义之勇，在今日矣。”遂相与谋请于县官，愿以私钱一百万缗献纳，以免下户之输，盖空其积钱之屋十余间，而后能充其数。一郡数县之官吏得逭于简书，而其编户民得免于流亡溘死者，刘氏之德也。其知识之高，贤于王▯冲、郗方回远矣。故予为著其事于司马氏、许氏二夫人之后云。二夫人之事，予于《己意》既言之矣。
杨修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作一书，悔其少作。”予按杨震，弘农华阴人。震子秉，秉子赐，赐予彪，皆为汉三公。彪实生修。而扬子云自序云：“五世传一子”，雄无他扬于蜀，而雄又无子。盖子云乡里姓氏，为蜀之扬，非华阴之杨也。修乃谓其家子云，何哉？高祖曰：“娄者刘也”，殆类是夫（雄之扬从才，修之杨从木）。
魏文帝著《典论》，谓世称火鼠毛为布，垢则火浣，如新者，妄也。火无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间。至明帝世，外国乃有奉此布来贡献者，遂急刊前论，人皆笑之。然此事前古已尝有之。《列御寇》书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献锟钅吾剑、火浣之布，垢则投之火，
译列御寇、壶丘子、九方〇〇都擅长相术，而庄周氏传承了他们的技艺。庄周说：“派他到远方去，观察他的忠诚；让他亲近在身边，观察他的恭敬；用繁杂的事务交给他，观察他的能力；突然向他提问，观察他的智慧；紧急地与他约定，观察他的信用；把财物委托给他，观察他的仁爱；告诉他危险，观察他的节操；用酒灌醉他，观察他的准则；混杂众人相处，观察他的神色。这九种征验到了，不贤的人也就无所遁形了。”又说：“那些追求道义像口渴一样急切的人，他们背离道义也像躲避炎热一样迅速。”这几句话把相术的道理说尽了。
尧任命舜，舜任命九官，都称赞他们已经验证过的实际功效；而在初次任命时，则是加以训诫。近世所谓的制告，从宰相到从官、御史、郎曹、馆阁以及外任使者，都夸美得超过实际，像是阿谀谄媚的行为。一旦这些人被罢免，辱骂的话又多且恶毒，这不符合君王应有的言辞。
延州来的季子、陶朱公、鲁仲连、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张子房、梅福，都是凭借功名、儒学以及身处富贵而得道成仙的人，不是那些山泽间的〇瞿儒所能比拟的。范蠡隐居在五湖，多次更改名号，最后自称海滨渔父，成为孔安国的老师。孔安国服用铅丹，据说活了三百岁。
●卷三
读史的人只知道《武纪》《封禅书》是讥讽之作，却不知道司马迁在赞颂汉文帝。汉朝兴起四十多年，德政达到极盛，几乎就要改正历法、服色并举行封禅大典，但因谦让而未成。如今孝武帝刚即位，还没有德惠及民，就修缮祭祀鬼神的礼仪，公卿起草巡狩封禅的文书，这是不仁的，这大概是司马迁的深意所在。
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归附汉朝，汉朝任命他为治粟都尉。查考秦代的官职中有治粟内史，高祖沿用了这个官职。元年，执盾襄担任此官。到了武帝时，才开始有〇叟粟都尉，作为军官罢了。“治粟”大概是误写（详情见《己意》）。
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有汉代繁阳令杨君的碑文说：“杨君的叔父太尉杨秉去世，杨君舍弃荣华，轻身离去。官吏百姓守阙上书，运送米粮万斛，帮助官府赈济贫民，以此请求杨君回来。”欧阳修说：“百姓出米请求县令留下，前代史书没有记载。”我认为儿宽担任左内史时，因为考核成绩最差应当免职。百姓听说他要被免职，都害怕失去他，大户人家用牛车，小户人家用肩膀背负，运送租税，络绎不绝，使得儿宽的考核成绩变为最优，这也是运送米粮请求贤良县令留下的类似事例。
汉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工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了，自称十三岁失明，父母教他弹琴，能演奏雅乐，虽然年老也不曾遗忘。那么窦公从少年时就开始弹琴，一百六十多年，而平生未曾见过琴的形状。虽然说是工匠专心致志，不因其他技艺分散心神，也可以说是掌握了精妙而忘记了粗浅。陶渊明收藏无弦的素琴，玩味它的本质而忽略它的声音，大概是声音和形状都忘记了。
汉代霍光废黜昌邑王，立公孙唐临淄王，诛杀韦氏，平定内乱。阴谋既成，杨敞、钟绍京畏惧胆怯，中途反悔，几乎败坏大事，依靠杨敞夫人司马氏、钟绍京夫人许氏极力劝谏，坚定他们的意志，然后大谋才坚定下来，可以说是烈妇胜过大丈夫了。本朝宣和年间，在燕云地区用兵，向天下征收巨额缗钱，督责极其严峻，百姓无论贫富都受害。当时有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的妻子刘氏寡居，以廉洁节操自守。两个儿子都年幼，家中积蓄的钱财堆满了数十间屋子，几乎不能用百万来计数。一天刘氏对家中老仆和两个儿子说：“我听说君子以多财为贵，是说他们积累财富并能散施，是说他们能体恤贫困，是说他们能帮助国家成就大事。如今国家用兵，每天耗费千金，而军需供应不足，赋税征收到了下户，无处筹措。期限紧迫，刑法残酷。我家在此居住数代，名钱没有极限，堆放在屋中。坐视乡党邻里的困苦和官吏的获罪，却安然无事，毫不关心，这对我心安吗？富有的人是怨恨的聚集地，专谋私利的人是祸患的归宿。行义的勇气，就在今天了。”于是共同谋划向县官请求，愿意献纳私钱一百万缗，以免除下户的赋税，大概清空了积蓄钱财的十余间屋子，才能凑够这个数目。一郡数县的官吏得以逃避文书责罚，而编户百姓得以免于流亡和突然死亡，这是刘氏的恩德。她的见识之高，远远超过王〇冲、郗方回。所以我记载她的事迹在司马氏、许氏两位夫人之后。两位夫人的事迹，我在《己意》中已经说过了。
杨修的信中说：“我家的扬子云，年老不通事理，勉强写了一本书，后悔他年轻时的作品。”我查考杨震，是弘农华阴人。杨震的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都担任过汉代三公。杨彪确实生了杨修。而扬子云自序说：“五世传一子”，扬雄在蜀地没有其他扬姓亲属，而且扬雄又没有儿子。大概扬子云的籍贯姓氏，是蜀地的扬，不是华阴的杨。杨修却说他是自家的子云，为什么呢？高祖说：“娄者刘也”，大概类似这种情况（扬雄的扬从才，杨修的杨从木）。
魏文帝著《典论》，说世人称火鼠毛为布，脏了用火洗，像新的一样，是荒谬的。火没有生育的性质，老鼠怎么能在其中生存。到了明帝时，外国有进献这种布的，于是急忙删改以前的论述，人们都嘲笑他。然而这件事在古代已经出现过。《列御寇》书说：“周穆王征伐西戎，西戎进献锟〇剑、火浣布，脏了投入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