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闻见记卷二

译封氏闻见记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封氏闻见记卷三 唐代 封演 撰写

贡举

唐朝初年，明经科选取通晓两经的人，先进行帖经考试，然后依据章疏墨义试十道题；秀才科试方略策三道；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的职责是主持考试。后来，举子畏惧方略这一科目，考秀才的人几乎绝迹，大多趋向明经和进士科。贞观二十年，王师旦担任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文辞俊秀，名声震动京城。王师旦评定他们的文章为下等，满朝大臣都不明白原因。等到奏报等第，唐太宗奇怪没有张昌龄等人的名字，询问王师旦。王师旦说：“这些人确实有辞藻才华，但他们的文体轻薄，文章浮华艳丽，必定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我担心他们，恐怕后辈模仿效仿，改变陛下的风俗。”太宗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后来张昌龄担任长安县尉，因贪污罪被免官，而王瑾也没有成就。唐高宗时，进士科选拔困难。龙朔年间，敕令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共同主持贡举考试。董思恭认为吴地士人轻浮，泄露了进士考题，三司追查赃污，狼藉不堪。后来他在西堂朝见时告变，免死除名，流放梧州。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认为进士按例试时务策，恐怕流于肤浅，请求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唐玄宗时，士子众多，每年到尚书省参加进士考试的常不少于千余人。在馆舍中的诸生互相交往，结成朋党，互相争夺，称之为“棚”，推举声望高的人为“棚头”。权贵豪门，无不奔走于他们门下。以此迷惑主考官的视听，那些没有考中的人大多喧哗诉讼，考功司无法控制。开元二十四年冬天，于是将贡举事务移交给礼部侍郎姚奕，颇能整顿纲纪。此后，明经科停止墨义考试，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科改为帖六经，加试论语。从此，主考官员多有生僻孤绝、颠倒错注的题目，文士大多对经学不精通，以至于有白发苍苍还在考场的人。所以进士科以帖经为最重要。天宝初年，达奚珣、李严相继主持贡举，进士文名高但帖经落选的，当时称为“试时放过”，叫做“赎帖”。天宝十一年，杨国忠初次主持选事，进士孙季卿曾拜见杨国忠，说礼部帖经的弊端，大举子中有真才实学的，帖经落选，就不能试文。如果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就没有遗漏的人才了。杨国忠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有敕令，进士先试帖经，仍前后开一行。这一年录取的人数比常年加倍。又旧例试杂文是一诗一赋，或者兼试颂论，而题目大多隐僻，策问五道是旧例，三通为时务，一通为商，一通为征事。近来在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体上不是精博通赡的人才，难以应对这种选拔。所以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除布衣多拜清要之职。十数年间，比拟进入庙堂。轻薄的人说：“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的人记录他们的姓名，自神龙以来，直到今天，名叫《进士登科记》，这也是为了昭示前贤，激励后进。我初次及第，太学诸人共同把我的姓名写在旧纪末。进士张繟，是汉阳王柬之的曾孙，当时初次落第，双手捧着登科记，顶戴在头上说：“这是千佛名经啊。”他的企羡如此。李右相在庙堂，进士王如泚，是李右相女婿，以技艺供奉唐玄宗，想给他改官，拜谢而请求说：“臣的女婿王如泚，现在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换，给他一个及第。”皇上允许，交付礼部应当给他及第。侍郎李暐拿着诏书去见执政，左相说：“如泚的文章能及第吗？”李暐说：“给他也可以，不给他也可以。”左相说：“如果这样，未可以给他明经。”进士是国家取才的地方，如果圣恩优异，差可以给他官职，现在以进士及第给他，将凭什么观察？李林甫立即亲自闻奏，取旨如泚，宾客朋友祝贺，车马盈门。忽然中书下发公文给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听到的人愕然失措。宝应二年，杨绾担任礼部侍郎，奏称举人不先德行，大多浮薄，请求依照乡举里选。于是诏令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逐渐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能做到。对于应此科的人越来越少，于是罢免，恢复为明经进士。

制科

唐朝在常举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罗提拔，名目很多。武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有的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玄宗即位，特别加精选，下无滞才。然而制举出身，名望虽然高，仍居进士之下。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说这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同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讽。御史张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