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卷十二
矣，况身未禄仕，权义之轻重，亲莫重焉。故余姑▯忍保身，为二亲计。且其文皆众笔，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辞也？今天下士议，徃徃知▯之所为，且有曹通甫诗，杨叔能词在，亦不待余辨也。因书其首尾之详，以志年少之过。空山静思，可以一笑辩亡。
译况且我尚未出仕做官，权衡道义与权变的轻重，没有什么比双亲更重的了。所以我姑且隐忍以保全自身，这是为双亲着想。况且那些文章都是众人所作，并非我的全文，他们想把名声嫁接到我身上，我怎么能推辞呢？如今天下士人的议论，往往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而且有曹通甫的诗、杨叔能的词在那里，也不需要我来辩白。因此记下事情的始末详情，以记录年少时的过错。在空山中静心思考，可以一笑置之，辩明亡国之痛。
或问金国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疆土虽削，士马尚强，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説。余曰：观金之始取天下，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当其取辽时，诚与后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收徽宗圗书车服，襃崇元佑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由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能、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废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鋭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材，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谨勑之士，如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髙明絶人，读书喜文，欲以变易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髙躅，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啓大安、贞祐之弱也。卫王苛吝，不知人君体，不足言，已而强敌生边，贼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疗理。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闗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践志报防稽之羞，但茍安幸存，以延嵗月。由髙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纷然无兴复，逺畧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疎外汉人，其机宻谟谋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羣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幸宠，无効死之心。幸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兴之亡也。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寛宏以取名，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闇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畧，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国之政，杂用辽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忧，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絶也。尝记泰和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畧以为此政当有为日。而当路以为迂阔，笑之。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南渡后复有以机防宜急有备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为心，以至宗庙丘墟，家国废絶。此古人所谓“何世无竒材而遗之草泽”者也。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嵗，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宻，鲜完，博米八升，金钗易牛肉一肩，趋售之，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竒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
译有人问金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末帝并没有夏桀、商纣那样的恶行，祸害没有波及百姓，疆土虽然削减，但军队依然强大，却迅速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一定有其道理。我说：观察金国起初夺取天下，比后魏、后唐、石晋、辽都更为优越，然而它之所以不能长久，根本在于根基没有确立。当它夺取辽国时，确实与后魏初起时没有不同；等到夺取宋朝，指责其违背盟约，名义上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没收徽宗的图书车服，褒奖推崇元祐年间的各位正直人士，清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奸党，这些都是顺应百姓的愿望。这是因为能够任用辽、宋的人才，如韩企先、刘彦能、韩昉等人。等到得到天下，其封建制度的废置、政令都像前朝一样，典章法度都出自书生之手。到了海陵王完颜亮，虽然淫乱暴虐、刚愎自用，但英明果锐且有远大志向，制定的官制律令都值得称道，又提拔任用人才，打算统一天下，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其强盛程度已经到了极点。世宗完颜雍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亲身节俭节约，以养育士人和百姓，所以大定三十年间几乎达到了太平盛世，所用多为敦厚谨慎的士人，如石琚等人担任宰相，不烦扰百姓，不改变旧制，停止战争，兴办学校，议论的人认为有汉文帝、汉景帝的风范。这就是奠定明昌、承安年间盛世的基础。宣孝太子最为高明绝俗，喜欢读书文章，想要改变风俗，实行中原的礼乐，像魏孝文帝一样。上天不保佑金国，他没有即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颜璟聪慧且有父亲的风范，擅长写文章做学问，崇尚儒雅，所以一时名士辈出，执政的大臣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干的官吏和正直的大臣都得到了显要任用，政令修明，文治辉煌，金朝的盛世达到了极点。然而文学只停留在辞藻章句上，不知道阐明经术是保国保民的道理，以谋求基业长久，又颇喜好浮华奢侈，兴建宫阙，外戚小人多参与政事，而且没有追求圣贤高洁足迹的志向，大臣只知道奉承，不敢违背他的喜好，所以上下都没有维持长久之策，只求一时的安乐，这就是开启大安、贞祐年间衰弱的根源。卫王完颜永济苛刻吝啬，不懂得君主的体统，不值得多谈，不久强敌在边境兴起，奸臣掌握权柄，内外交困，没有人敢治理。宣宗完颜珣在奸臣手中即位，本来懦弱无能，性格颇多猜忌，鉴于权臣的祸患，常怕被人动摇，所以大臣老将只要有罪必定清除而不宽贷。他迁都到大梁，可以说是失策，假使坚守关中，还可以延续几代，何况南渡之后，不能像越王勾践那样苦心刻意立志报仇雪耻，只是苟且安身幸存，以拖延岁月。从高琪执政后，提拔任用胥吏，压抑士大夫的气节使其不得伸展，法令纷繁却没有复兴的希望，有远略的大臣在位也没有忘身殉国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能施展抱负。又偏私族人而疏远汉人，其机密谋略即使汉人宰相也不能参与。君主以公正治理天下，却如此分别对待，希望群下尽力，难啊！所以当权者只知道迎合他的心意，谨守文书簿籍罢了。为将的人只知道奉承近侍以侥幸得宠，没有效死之心。幸臣贵戚都占据要职一时，士大夫中一有敢言敢为的人，都被安置到闲散之地。这就是开启天兴年间灭亡的原因。末帝完颜承麟夺长而立，出于私爱，虽然资质不残酷，但以圣明智慧自居，年轻时做小吏时全被教唆用术取人。虽然外表显示宽宏以获取名声，内心实际淫乱放纵，而且忌讳谈论过错罪恶，喜欢听谄媚之言。又昏庸于用人，其将相只选取历来贵戚。虽然不杀大臣，但其骄横的将领多难以制服驯服，何况不懂大略，面临大事就退缩胆怯自我挫败。这就是遇到强敌而不能振作的原因。大体上金国的政令，杂用辽、宋的法令，所以能支撑百年。然而其分别对待汉人且不改变，家政得不到士大夫的真心，这就是不能长久的原因。假使大定之后宣孝太子得以即位，全面推行中原的法度，明昌、承安年间又知道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向，那么其国运也未必会迅速断绝。曾记得泰和年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意认为此时政当有所作为。而当权者认为迂阔，嘲笑他。宴安自处，以至于土崩瓦解。南渡后又有以机密事宜急应有备为言的人，而上下泰然，都不放在心上，以至于宗庙成为废墟，家国断绝。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何世无奇才而遗之草泽”啊。金银珠玉，世人非常贵重，等到遇到灾年则不如豆粟，为什么呢？事情有先后，形势有缓急。平时富贵之家，求一颗珠玉犀角玩好器物，甚至拿出粮食布帛，只怕得不到，用来充实居室，夸耀于人以求自乐，都是这样。壬辰年，我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缺乏粮食，米一升到银二两，饿死的人相望。人们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较。士庶之家拿出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只求换取升合米豆以救朝夕。曾记得我家一件毛皮袍，极致细密，崭新完好，换米八升，金钗换牛肉一肩，赶紧出售，由此知道明君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确实是知道根本。古人说：“薪如桂，米如珠”，难道是虚言吗！文章各有体裁，本来不可互相侵犯。所以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应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
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闇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虽一二名公不免也。
译形成文体，便不应该生硬晦涩地追求奇异。比如散文不宜使用诗歌的语言，诗句不宜使用散文的言辞，律赋不宜混入散文的语句，散文也不宜沾染律赋的用语，这些都是界限分明、各不相同的。如果混杂使用，不仅会失去文体规范，而且会使文意阻塞难懂。然而学者因见识浅陋，大多混淆交错使用，并且互相诋毁嘲笑，自己却并不察觉。明白这一点，即使是少数几位名家，也难免犯这样的错误。
长于此者必短于彼，优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穷处，不能活妻子，免饥寒；及其得志，则兼济天下，使民物各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钓渔，伊尹躬耕莘野，彼岂不能妄营财利，使生理优游耶？耻不为也。若夫韩淮阴，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为将，料敌制胜，无遗策，卒能佐汉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乐。岂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长，志有所不为也。因是以思，吾侪今日遭大变，遯于穷山荒野中，日惟糊口之不给，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渔樵、亲耕稼以自给，如古之人耳。彼穷居，妻子有愠言，乡人贱人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国家养育人材，当如养木。彼楩楠豫章之材，封植之，防持之，任其长成，一旦可以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囓之，斧斤伐之，则将憔悴惨淡，无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云之势耶？士大夫亦然。国家以爵禄尊之，以语言使之，精神横出，才气得伸鋭于有为，然后得为用。倘绳以文法，索过求瑕，为之则有议，言之则有罪，将括囊袖手，相招为自全计矣。国家何頼焉？余先君尝为言：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呜呼！自非坚刚不防之志，超世絶伦之人，其遇忧患，遭废绌而不变易者，鲜矣哉！
▯曰：「人众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余尝疑之。诚以严冬在大厦中独立，惨淡不能久居。忽有人自外至，共谈笑则殊暖燠。盖人气胜也。因是以思，谓人胜天亦有此理，岂特是哉？深冬执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髙楼以氷环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热大抵有势力者能不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势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乐，有志气之乐，有形体之乐，有性命之乐。夫事业、功名、权势、爵位，乐志气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乐形体也；仁义、礼乐、忠信、孝弟，乐性命也。虽然，事业、功名、权势、爵位，得时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富厚者之所备也。惟仁义、礼乐、忠信、孝弟，虽不得时、不富厚，而于我皆具，盖穷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时，有志气之乐；又不富厚，有形体之乐。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为养，其所享无一毫过于人，舍性命，其何乐哉？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为公卿宰辅，以事业功名显于后代者；有虽居下位，不得柄用，犹能以节义自著者；又有浮沈闾里，应物持身，但以徳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髙洁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讽有闻者；又有研精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字画、绘画，以名世者；又有纵酒放歌，拨弃礼法，以乐其形体者；又有抑情忘欲，链身服气，以觊飞升者。要之，各从所好，且有定数，亦安能一其迹耶？今吾幼而苦学，及于齿壮，学虽粗成，而未有所遇合，穷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将为事业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当言，且临事变可以立节义；愿服链以懒惰，不能放纵以拘窒，不喜诸技艺，皆非所専心。平生以经籍文翰自娯，顾后日穷达犹未可知。然则独守吾残编断藁者，犹未为痴计也。
予生壮年，其所厯多矣。尝陪诸举子进取矣，亦尝偕诸朋友讲学矣，又尝视诸农夫耕获矣，又尝同诸少年嬉逰矣，又尝诣诸王公贵人干谒矣。自是上为卿相，行轻济之谋；下为仆吏，执奔走之役。其于世故，无所不涉。今而时值乱离，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扰扰胶胶于身，初无少异。所谓如梦觉，如酒醒，而不见纤毫形迹。以此观之，百年之内，亦可以黙觉矣。而独区区虑衣食之不充，惧志意之不得，而不能乐天知命，坎止流行，与万物同始终，亦其学之不至也。哀哉。
三国时士尚权诈，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陈实、徐穉；魏晋间士尚虚▯，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徐邈、卞壸。兹数人者，或以道徳显，或以节行闻，或以智量称，或以风义着。
译擅长这一方面的人必定在另一方面有所欠缺，在大处优秀的人或许在小处有所不足。士人君子处于困顿境地时，无法养活妻子儿女，避免饥饿寒冷；等到他们得志时，就能兼济天下，让百姓万物各得其所。姜太公曾在宰杀牲畜和钓鱼捕鱼中受困，伊尹曾在莘野亲自耕种，他们难道不能胡乱经营财利，使生活优裕闲适吗？只是以这样做为耻而不愿为之罢了。至于韩信，年轻时乞食，漂母给他饭吃，人们都嘲笑讥讽他；等到他成为将领，分析敌情制定策略，没有失算的时候，最终能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自身享受尊贵的快乐。难道是过去笨拙而现在灵巧吗？才能有所擅长，志向有所不为。由此思考，我们今日遭遇大变，逃隐于穷山荒野之中，每天只求糊口尚且不足，而不免向人求助，也不足为怪。只是遗憾不能自己打鱼砍柴、亲自耕种来自给自足，像古人那样罢了。那些身处穷困的人，妻子儿女有怨言，乡人轻视他们，朋友嘲笑他们，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国家培养人才，应当像培育树木一样。那些楩楠豫章这样的良材，加以培土种植，防护扶持，任其长成，一旦可以成为明堂太室的栋梁之用。如果牛羊啃食它们，斧斤砍伐它们，就会憔悴惨淡，失去生机，甚至枯槁而死。又怎么能有高耸入云的气势呢？士大夫也是如此。国家用爵位俸禄尊崇他们，用言语命令他们，精神横溢而出，才气得以伸展，锐气用于有所作为，然后才能被任用。倘若用法律条文约束他们，搜求过错瑕疵，做事就有非议，说话就有罪责，他们将缄口不言、袖手旁观，互相招引以保全自己。国家能依靠什么呢？我的先父曾经对我说：像屏山那样的才华，国家如果能加以培养提携，让他议论天下大事，他的智慧见识大概是人所不及的。只是他早年暂时想要有所作为和言论，就遭到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没有功名之心，这真是为国家所惋惜的。唉！如果不是意志坚刚不可防范、超越世俗绝伦的人，他们遭遇忧患，遭到废黜贬斥而不变节改志的，太少了啊！
〇说：“人多也能战胜天命，天命既定也能战胜人。”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确实，在严冬的大厦中独自站立，凄冷不能久留。忽然有人从外面来，一起谈笑就特别温暖。这是人气胜过天寒。由此思考，说人胜天也有这样的道理，难道仅此而已吗？深冬做饭，或者穿厚衣盖重被也不觉得冷；盛夏住在高楼，用冰块环绕坐着再加上扇子，也不觉得太热。大概有势力的人能不被造化所欺骗，然而之所以有势力，也是造化所驱使的。
人的生存有三种快乐，有志气的快乐，有形体的快乐，有性命的快乐。事业、功名、权势、爵位，是志气的快乐；酒色、衣食、使唤、车马，是形体的快乐；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是性命的快乐。虽然如此，事业、功名、权势、爵位，是得时者所拥有的；酒色、衣食、使唤、车马，是富有者所具备的。只有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即使不得时、不富有，在我身上也都具备，大概是穷困士人所拥有的。现在我既不得时，有志气的快乐；又不富有，有形体的快乐。居住在荒山之中，每天只靠粗劣的食物维持生计，所享受的没有一丝一毫超过别人，除了性命之乐，还有什么快乐呢？士人生于世上，品类何其多啊！有成为公卿宰辅，以事业功名在后世显赫的；有虽然身处下位，不得掌权，仍能凭借节义自著的；又有沉浮于乡里，应对事物持守自身，只以德行善举建立名声的；有放浪于山林，穿草衣吃木实，以高洁自居的；有抒发心志于文史，以著述吟咏闻名的；又有钻研精通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字画、绘画，以名世的；又有纵酒放歌，抛弃礼法，以乐其形体的；又有抑制情感忘却欲望，炼身服气，以期望飞升的。总之，各自追随所好，且有定数，又怎么能统一他们的行迹呢？现在我从小刻苦学习，等到壮年，学业虽然粗略完成，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穷困居住在草野，每天只求衣食充足。想要追求事业功名而不可得，又不是居位应当进言，面临事变可以树立节义；愿意服炼却因懒惰而不能，不能放纵却因拘束而不能，不喜欢各种技艺，都不是专心致志的。平生以经籍文章自娱，顾念日后穷达尚不可知。那么独自守护我的残编断稿，还不至于算是痴心的打算吧。
我生在壮年，所经历的事情很多。曾经陪同各位举子进取功名，也曾偕同各位朋友讲学，又曾观看各位农夫耕种收获，又曾同各位少年嬉戏游玩，又曾拜访各位王公贵人干谒求进。从此上至卿相，施行轻济之谋；下至仆吏，执行奔走之役。对于世故人情，无所不涉。如今时值战乱离散，隐居在故乡山下，回想过去的事情，纷扰胶结于身，起初没有少许不同。所谓如梦初醒，如酒醉初醒，而不见丝毫形迹。由此看来，百年之内，也可以默然觉悟了。却独自忧虑衣食不充足，惧怕志意不得施展，而不能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与万物同始终，这也是学问没有达到境界的缘故。可悲啊。
三国时期士人崇尚权诈，其中不被风俗所改变的，有陈实、徐穉；魏晋时期士人崇尚虚〇，其中不被风俗所改变的，有徐邈、卞壸。这几个人，有的以道德显赫，有的以节行闻名，有的以智量著称，有的以风义显著。
余尝观道藏书，见其练石服气，以求长生登仙；又书符呪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神。而斋醮祈禳，则乃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禽兽异，且有千佛万圣，异世殊刧。而以持诵布施，则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明照，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黜陟立见荣枯，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耶？而士大夫之髙明好异者，徃徃为所诱，不亦悖哉？举世之人，日奔走经营，惟以衣食为事；士君子则安闲乐道，不以衣食为忧。举世之人所畏者，饥寒患难死亡；士君子则于饥寒患难死亡无所畏。使道义充于中，虽明日饥而死，无歉于天地；使行不义而动非礼，虽贵于王公，富积千金，而内以愧于心，外以怍于人。然则士君子之所为所守，诚举世之人所背而驰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议其拙也，宜哉！
归濳志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归潜志卷十三
元 刘祁 撰
吾在南方时，从父母仕宦，家资颇温，而吾则専心于学生，事不一问。食未尝不肉也，寝未尝不帷也，出游未尝无车马也，役使未尝无僮仆也。然不知温饱安逸之味也。今遭防乱，归故山，四壁萧然，日惟生事之见迫。食或旬日无醯醢，及一得之则觉其甘；寝或终夜无衾裯，及一得之则觉其暖；出或徒行无驴，及一得之则觉其便；居或汲爨无人，及一得之则觉其泰。乃知夫温饱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虽与向时异，犹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时富贵权势之人，生长纨绮中，或不遭患难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穑之艰难，流于奢淫以蠧国病民，抑又不知世间温饱安逸之正味为不少，可胜叹哉！吾故以自尝试者述之，可为得志者戒。
窃尝攷，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风淳质修谨，不必言。三代以后，世衰道防，士大夫惟知功利为上，故争尚权谋。战国间，游説纵横之流，已而变为刑名掊克，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书坑儒，毒流四海。汉兴，其风稍变，多重厚长者，然其权谋法律者犹相杂。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元成以来，经术之▯，皆尚虚文而无事业可观，浮沈委靡以茍容居位，匡衡、贡禹、孔光之流，重以謟谀，故权臣肆志，国随以絶。东汉之初，人主惩权臣之祸，以法令督责羣臣，羣臣惟知守职奉法，无过失。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衰，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已而诸豪割据，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周瑜之徒，争以智能自效。晋初，天下既一，士无所事，惟以谈论相髙，故争尚虚▯，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后，希髙名而无实用，以至误天下国家。南渡之后，非有王导、谢安辈稍务事业功名，其頽靡亦不可救矣。宋齐梁陈，惟以文华相尚，门地相夸，亦不足观，故国祚亦不能久。唐兴，士大夫复以事业功名为上，贞观诸人，有两汉风，其权谋经术文章名节者错出间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国势亦至三百载。及其乱也，死节者相望。五代之间，亦无可取。宋初，士大夫复驰骋智谋，厥后混一，其风大变，经术文章不减汉唐，名节之士继踵而出，大抵崇尚学问，以道义为先，故维持国家亦三百载，虽遭防夺，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乱，则
译我曾经观察道家藏书，看到他们修炼石药、服食气息，以求长生不老、登天成仙；又画符念咒、洒水驱邪，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灾，并且自己设立名号职位，声称主管天神。而斋戒设坛、祈祷消灾，则能够转祸为福。大抵方士的法术，究竟有没有效验，谁能知道呢？我又观察佛家书籍，看到谈论天堂地狱、因果轮回，认为人与禽兽不同，而且有千佛万圣，经历不同的时代和劫数。而通过持诵经文、布施财物，则能投生善地。大抵西方佛教的教义，究竟有没有效验，也谁能知道呢？于是想到我们的儒家之道，天地日月光明照耀，山河草木在其中繁衍生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礼仪制度鲜明而有序，国家治理、家庭和睦有条有理，赏罚升降立刻显现出荣辱枯荣，生死穷达各自分明得失，如此明白清楚，哪里会有用不可知的事情来迷惑人的呢？然而世俗的愚昧之人，仅仅因为佛道二家的诡谲怪异，超出耳目所及，就随波逐流地跟随他们。而饮食起居，每天都在儒家之道中，却安然不知，反而认为平常，实在令人叹息啊。唉！愚昧的俗人难道可以责备吗？而那些高明喜好奇异的士大夫，往往被他们所诱惑，不也很悖谬吗？世上的人，每天奔走经营，只以衣食为事；士人君子则安闲乐于道义，不以衣食为忧。世上的人所畏惧的，是饥寒患难死亡；士人君子则对饥寒患难死亡无所畏惧。假如道义充实于内心，即使明天饿死，对天地也没有愧疚；假如行为不义、举动非礼，即使地位高于王公，财富堆积千金，内心会感到惭愧，外表会感到羞耻。那么士人君子所作为、所坚守的，确实是世上之人所背离而相反的。假如俗人嘲笑他们迂腐、议论他们笨拙，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南方时，跟随父母做官，家资还算宽裕，而我则专心于学业，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吃饭没有不吃肉的，睡觉没有不用帷帐的，外出没有没有车马的，使唤没有没有僮仆的。然而不知道温饱安逸的滋味。现在遭遇战乱，回到故乡，四壁空空，每天只被生计所逼迫。吃饭有时十天没有酱醋，等到一旦得到就觉得甘甜；睡觉有时整夜没有被褥，等到一旦得到就觉得温暖；外出有时步行没有驴子，等到一旦得到就觉得方便；居家有时打水做饭没有人，等到一旦有人就觉得安泰。才知道温饱安逸，世上的人也不容易得到，虽然与从前不同，仍然不足，真是令人困惑啊。于是想到一时富贵权势的人，生长在富贵之中，或者不遭遇患难挫折直到老年的，不仅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流于奢侈淫逸从而损害国家、祸害百姓，而且不知道世间温饱安逸的真正滋味并不少，真是令人叹息啊！我所以用亲身尝试的经历来叙述，可以作为得志者的警戒。
我私下曾经考察，自古以来士风的变迁，关系到国家长短存亡。三代以前，风气淳朴质实、修养谨慎，不必多说。三代以后，世道衰微，士大夫只知道功利为最高，所以争尚权谋。战国时期，游说纵横的流派，后来变为刑名苛酷，用法律控制上下，失去士人和百姓的心，以至于焚书坑儒，毒害流遍四海。汉朝兴起，风气稍有改变，多重视厚重长者，然而那些权谋法律的人仍然混杂其中。到了汉武帝时期，天下统一，士风一变，以学问为最高，所以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出现，礼乐制度大备。元帝、成帝以来，经术的弊端，都崇尚虚文而没有可看的事业，浮沉委靡以苟且容身居位，匡衡、贡禹、孔光等人，更加谄媚阿谀，所以权臣肆意妄为，国家随之断绝。东汉初年，君主惩戒权臣的祸患，用法令督促责罚群臣，群臣只知道守职奉法，没有过失。到了桓帝、灵帝时期，朝政混乱，奸臣专权，士风激厉，以敢做敢说为高尚，所以争着树立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等人在朝廷抗争，郭泰、范滂、岑晊、张俭等人在民间议论。国家势力虽然衰微，但公议尚存，还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忌惮。后来各豪强割据，士大夫各自想要选择君主建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周瑜等人，争着以智能自我效命。晋朝初年，天下已经统一，士人无事可做，只以谈论为高，所以争尚虚无，王弼、何晏在前倡导，王衍、王澄在后附和，追求高名而没有实用，以至于误了天下国家。南渡之后，如果不是有王导、谢安等人稍事事业功名，那颓废靡弱也不可挽救了。宋、齐、梁、陈，只以文华相尚，门第相夸，也不值得看，所以国运也不能长久。唐朝兴起，士大夫又以事业功名为最高，贞观年间的人，有两汉的风气，那些权谋、经术、文章、名节的人交错出现，所以唐朝一代人才最多，扶持国家势力也达到三百年。等到动乱时，死节的人相望。五代之间，也没有可取的。宋朝初年，士大夫又驰骋智谋，后来统一，风气大变，经术文章不减汉唐，名节之士接踵而出，大抵崇尚学问，以道义为先，所以维持国家也三百年，虽然遭遇掠夺，尚能拥有偏安之地。大抵天下动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