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洧旧闻卷十

译当时，仇正接受诉状，有鹳雀在庭院中飞翔起舞，驱逐了很久才离去。第二天又飞来，仇对此感到诧异，派一名吏员追踪它停歇的地方去观看。那鹳雀飞出城几里后，看见一棵大树，鹳雀径直停在树上，看树顶则有鸟巢，几只幼鸟在巢中啁啾鸣叫。树下有几个人拿着锯子、斧头和绳索，准备砍伐这棵树，吏员急忙制止他们，并且带领这些人一起拜见仇。仇问砍树做什么？回答说：“为了当柴火。”又问：“卖掉能得多少钱？”回答说：“可以得到五千钱。”仇就拿自己的五千钱给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这鹳雀连日来飞来，意思像是向我求救，异类而有这样的灵性，不可砍伐，否则灾祸将降临到砍树的人身上。”于是离去，那些人因此不敢砍伐。

译凡是担任节度使并兼任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的人，都称为使相。唐代制度规定，这些官职都要在敕书末尾签署名字。五代以来，使相不再参与政事，敕书末尾只保留其官衔而不签署名字，仅注一个“使”字。汉初有假左丞相曹参等人，都曾担任过此类职务。他们都是因为身为将军且有功劳，无其他更重的赏赐，所以假借宰相的名号，却不能居宰相之位，这也相当于唐以来的使相。汉殇帝延平元年，任命邓隲为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这个名号就起源于此。大概只是姑且让他的仪制品秩可以比照三公罢了，这也属于假丞相一类。然而从晋代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开府的是文官；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四征、四镇和诸大将军开府的是武官。宋、齐以后沿袭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唐初将开府作为文散阶，即使是三公、三师也必须在官号前冠以此名。李涪撰写《刊误》，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本朝沿袭唐代制度没有改革，元丰官制废除后，正符合创立新名的本意。而文臣的寄禄官中也保留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名称，但没有活着的人担任此职，只作为赠官使用。我认为开府仪同三司本来没有文武的区别，如今如果文臣的贴职达到观文殿大学士，寄禄官达到光禄大夫以上，想要优厚其礼制品秩的，也可以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并允许其位列宰相班，这样就符合古代遗留的制度了。

特进起源于西汉，凡是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重异于常人的，就赐位特进，地位在三公之下，所以叫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身份统领城门兵，设置幕府，得以像将军一样举荐官吏就是例子。后汉光武帝时，邓禹作为列侯回到府第，以特进身份奉朝请，这是特别引见的称呼，没有固定的官秩礼仪。魏晋以后都有此制。唐代将其作为文散阶，元丰官制将其作为寄禄官，地位仅次于开府仪同三司。

本朝常将侍从贴职与官品都很高，以及前二府中被委任重任的人任命为宣徽使。元丰年间废除宣徽使不设置。政和以后，二府与侍从官的职位已经崇高，无法再增加，就特别防范依照现任执政官处理。我认为凡此种种，正适合加授特进的名号，使其位列二府班，就像武臣中的太尉一样是可以的。彭器资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来都是鄱阳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郡吏，两位公年少时一起跟随学习。彭公考中状元后，听到消息的那天，太守就告知其父免除劳役，并且将自己乘坐的马匹及随从仪仗，命令郡吏送他回家，乡里以此为荣。他的同学互相说：“彭孔目的儿子已经考中状元了，熊孔目的儿子会怎么样呢？”下一次科举考试，熊伯通也考中上等。当时前任太守已经离任，后任太守完全沿用前任的例子，送熊伯通的父亲回家。从此全郡羡慕向往，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每次科举考试常达到数十人。

曾子固性格矜持放纵，对很多事情傲慢轻忽。元丰年间，他担任中书舍人，因为向都堂禀报事务，当时章子厚担任门下侍郎，对他说：“先前看到舍人贺明堂礼成的表文，真是天下的奇作。”曾子固毫无推辞谦让之意，只是反问说：“比起班固的《典引》如何？”章子厚不回答，对同僚说：“我说不要撩拨他，”大概是后悔自己失言了。徐德占虽然与曾子固都是江西人，但出生晚未能与他交往。曾子固中间流落外郡十多年，等到他再次回朝，而徐德占迅速升迁至御史中丞。中丞按法律不允许外出拜谒，而曾子固也不去拜访他。徐德占因为他是前辈，想认识一下这个人，因此在朝路上相遇，迎接非常恭敬。曾子固退后站立说：“您是什么人？”徐德占于是自我介绍，曾子固说：“您就是徐禧。”随即点头离去。

王将明掌权时，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有了定价。所以当时有谚语说：“三千索，直通秘阁；五百贯，擢升通判。”

磨勘的制度，普通官员则自己具结脚色家状，向有关部门陈述请求；侍从以上官员，则由有关部门检举施行。苏东坡任颍州太守时，有个大盗叫尹遇，长期为一方的祸害，朝廷抓捕不到。苏东坡召见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你能擒获此人，我当极力向朝廷进言，请求给予优厚的赏赐；如果抓不到，也以不称职奏请罢免你。”李直方接受命令，惶恐恐惧，他母亲年已九十，母子哭着告别后出发。李直方暗中探知尹遇的所在，就亲自率领众人前往，亲手擒获并刺杀了他。苏东坡随即条列上奏他的功绩，因为小功不符合标准，推赏不及。苏东坡再次向朝廷进言，请求将按年资应改授的朝散郎一官作为李直方的赏赐，也没有被听从。后来吏部认为苏东坡应当升迁，以符防考核，苏东坡自认为已经许诺李直方，最终没有上报。近世士大夫只看到苏东坡不进行磨勘，妄意认为他以此作为高尚，多有人效仿他，却不知道自有其缘故。况且既然已经做官了，不进行磨勘，难道足以称为高尚吗？假如苏东坡出于这种想法，是多么浅薄啊？司马温公辞任枢密副使，章奏中自己说：“臣自幼时学习诗赋论策，参加科举每三年一次，请求磨勘。”难道不是羡慕荣贵的人吗？大概天下自有中庸之道，过分和不及都不好。既然司马温公这样说，难道损害他的廉洁谦让而更追求过分吗？没见这不是装饰诈伪以邀取名声。现在的中散大夫，就是过去的大卿监。旧说称之为十样锦：接受任命之初，不等待赦免恩泽，就允许封赠父母妻子一次，这是第一；妻子封为郡君，这是第二【现在称为令人】；不隔郊祀奏荐，这是第三；奏荐儿子为职官，这是第四【现在称为从事郎】；乘坐马匹允许行走驰道，

译第五项；马鞍上铺设紫色丝织品坐垫，这是第六项；马前手持断裂的木杖，这是第七项；宴殿内的金制器物，以及坐在朵殿之上，这是第八项；身后允许呈递遗表，这是第九项；在国史中为其立传，这是第十项。

译担任帅守而追随父祖曾经任职的地方，自古以来士大夫都以此为荣耀之事。李文饶在《献替记》中说：“开成二年，我从浙西观察使被任命为淮西节度使。本朝二百多年来，未曾有从润州调任〇州的。况且两地都是我的旧封地，更加感到荣耀和感激。大概是因为我的父亲吉甫，也曾统领过〇州和润州。”本朝如此，近代也时常有这种情况，多见于谢恩的表章和启帖中。绍圣年间，欧阳叔弼、欧阳棐任蔡州知州，那是他们父亲欧阳文忠公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们给宰相执政的谢启中说：“这近辅的名邦，确实是先人的旧治地。高城依旧，自己怀疑是华表归来；老吏稀少，还守着朱门的旧迹。追怀今昔，倍增悲喜。”靖康年间，翟公巽从翰苑出任防稽太守，那是他父亲翟思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的谢表中说：“从前先臣再次莅临东越，岂料晚年竟追随前贤的脚步。朱邑世代祭祀，还有奉尝的旧俗；恬侯家法，怎能让孝谨衰败？怎敢不慰问老人，观察风俗，不忘遗爱的深厚，永远怀念教忠的余泽。”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韩玉汝丞相喜欢美食，每次吃饭必定穷尽精致奢侈。他生性嗜好鸽子，一定要白色的才吃，如果用其他颜色的鸽子欺骗他，他立刻就能辨别出不对。世人认为这很奇特，然而这种事古人本来就有。《晋史》记载，苻坚的堂兄之子苻朗，国家破败后归顺晋朝，司马道子为他摆设盛大的宴席，极尽江左的精美食肴。吃完后问他说：“关中的食物，比得上这个吗？”回答说：“都好，只是盐味稍微生涩罢了。”既而询问厨师，都和他的话一样。有人又杀鸡给他吃，苻朗说：“这只鸡栖息时常有一半露在外面。”检查后都验证无误。又吃鹅肉，他知道白黑肉质的区别，人们不信，记下后试验，没有毫厘之差。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懂味道，与韩玉汝白鸽的事正相同。这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大概是他独自心得于心，所以能默默契合到这种程度。天下的至理，本来就有独自心得于心而默默契合圣贤千年之上的，由此推论，大概没有什么可疑的。只是不能章章如此，所以相信的人很少罢了。

石林公曾经问我的哥哥惇济说：“自从东坡命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世人争相用三个字命名厅堂，您知道在此之前本来就有吗？”惇济说：“不是师子吼寺吗？”石林笑着说：“是的。吴兴城南射村有座寺庙叫师子吼，本来是钱氏赐名，本朝沿袭下来。”石林撰写春秋书，其体例有四种：解释微义的叫“传”，订证事实的叫“考”，抨击三传的叫“谳”，编排凡例的叫“例”。又问说：“我这样命名，是前古所没有的。”惇济说：“已经有人这样做了。”石林说：“是谁呢？”惇济说：“吴程秉，侍奉郑〇，著书三万多字，叫《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难道不接近这个吗？”石林大笑。

丈人本来是父辈朋友的称呼，不一定是岳父。《汉书·匈奴传》说：“汉天子，就是我的丈人。”唐人尤其喜欢这样称呼。杜甫《上韦左丞诗》说：“丈人试静听，而不闻。”杜甫的妻子是韦氏，这样的例子很多。柳子厚记述先友韩退之，就是其中之一。至于给他写信，却称退之为十八丈，父辈朋友而称字的人，是因为年龄相近。近年来的习俗，不问行辈年龄，泛泛称呼必定说丈，不知道起自何人，而举世都跟随他。到了同辈人相熟，又在前面冠以姓氏，说某丈、某丈，反而接近轻侮了。范元长侍读，是吕申公的外孙。我在馆中时，以史馆修撰的身份寓直秘书省，曾经说申公做宰相时，从官禀报事情，他傲慢地坐着面对他们。张九成子韶立刻说：“如果确实如此，这时从官，是我所不能做的。”范元长不能回答。我向他解释说：“前人谨慎行辈，凡是遇到父叔辈的挚友，就用子侄的礼节侍奉他。而做父辈的人，也安然以父叔自居。当他跪拜起立不怀疑时，何况坐立之间呢？世人既然认为平常，那么人们也就没有认为不对的。这种礼节既然长久废弃，所以突然听到似乎可以惊骇。”申公向来在朝廷显贵，当他做宰相时，已经七十多岁了，那么当时的侍从，谁不是他的子侄辈呢？坐着面对他们，一定是这样。申公难道是凭借尊贵欺凌别人的人吗？范元长认为是对的。我幼年跟随侍奉，还来得及见到客人，初次相见的，必定铺设拜褥，虽然大多不讲拜礼，但遗风尚存。近代不再见到了。长幼的次序，是人的大伦常，却废弃它，风俗怎么能淳厚呢？

西汉做丞相的人，有就国的，有免归的，有自杀的，有伏诛的，而没有再担任其他官职的。只有哀帝时，孔光免去丞相博山侯，很久之后，又做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一个多月后做御史大夫，不久做丞相，恢复故国。御史大夫大多又担任其他官职。韩安国免职后，又做中尉。萧望之左迁太子太傅，翟方进左迁京兆尹之类就是这样。东汉光武帝即位之初，以法文用人，王梁从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不久因为违抗命令将要斩首，赦免他做中郎将。从此直到东汉结束，离开三公又做九卿、郡守的人，不可胜数了。唐朝宰相没有定员，又多以其他官职兼任，因此任用也容易，多从下级官员超

译拜见。有时同时被贬的甚至有十七人，等到他们被贬斥责罚时，也不再讲究礼貌礼节。武则天时期，李昭德以凤阁侍郎平章事的身份，被贬为钦州高宾尉，不久又召回担任监察御史。吉顼从天官侍郎同平章事的职位，被贬为琰川尉。狄仁杰从地官侍郎同平章事的职位，被贬为彭泽县令，这些是尤其严重的例子。中叶以后，虽然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然而李揆曾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的身份，被贬为袁州长史，后来以试秘书监的身份在江淮养病，家中百口人，贫困没有俸禄，靠乞讨食物来维持生计。地方长官稍微感到厌烦烦扰就离开那里。常衮从门下侍郎平章事的职位，与河南少尹崔祐甫两人交换官职。姜公辅从谏议大夫平章事的职位，降迁为太子左庶子，很久没有升迁，向宰相请求官职，听说德宗的怒气尚未平息，害怕而请求做道士，又担任泉州别驾。所有这些虽然不及武则天时期贬黜的迅速，然而突然受到的侮辱也已经很严重了，哪里还会以对待大臣的礼节来对待他们呢？

译王安石性情简朴直率，不讲究修饰，供养和衣服脏污，饮食粗劣，一概不加选择，从年轻时就如此。苏洵写《辨奸论》，其中说“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面容憔悴却谈论《诗经》《尚书》，认为这不近人情”，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他年轻时喜欢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交往，担任馆阁职务时，吕玉汝常常带领他在僧寺一起洗澡，暗中准备了一套新衣，换下他破旧的衣服，等他洗完澡出来，让他的随从把新衣给他穿上，而不告诉王安石。他穿上新衣就像本来就有的一样，起初并不觉得奇怪。等到他担任执政大臣，有人说他喜欢吃獐子肉干，他的夫人听说后怀疑，说：“你平时对饮食从未有过选择，为什么忽然唯独嗜好这个？”于是让左右侍从问道：“怎么知道公嗜好獐子肉干呢？”回答说：“每次吃饭都不顾其他食物，只有獐子肉干被吃光，因此知道。”又问吃饭时獐子肉干放在哪里，回答说：“放在靠近勺子和筷子的地方。”夫人说：“明天暂且把其他食物放在靠近勺子和筷子的地方。”不久果然其他食物被吃光，而獐子肉干还在，此后人们才知道他只是因为靠近才吃，起初并非有所嗜好。人们见他过于简朴，有的人多怀疑他是虚伪。

曲洧旧闻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