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李文忠公事略
民国 梁启超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译李文忠公事略
民国 梁启超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才会既没有毁谤也没有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厌恶他，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极不寻常的奸雄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赞誉他，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极不寻常的豪杰了吗？虽然如此，所谓“全天下的人”，平庸的人占据了千百份，而非凡的人连一份都不到，用平庸人的标准来评判非凡的人，哪里见得合理呢？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乡愿（老好人）；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我却见过那些盖棺之后几十年、几百年，评价仍然没有定论的人。每个人肯定自己认为对的，否定自己认为错的，评论人的人将依据什么来鉴别人物呢？回答说：有一个人，赞誉他的人数以千万计，毁谤他的也以千万计；赞誉他的人达到极点，毁谤他的人也达到极点。现在的毁谤，恰好足以抵消以前的赞誉；以后的赞誉，也足以补偿现在的毁谤。像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说：这可以称得上是非凡的人了，他是非凡的奸雄呢？还是非凡的豪杰呢？暂且不论。但总之，他的地位和行事，必定不是可以用寻常平庸人的眼睛和舌头所能看清和妄加评论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读我写的李鸿章传记。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能，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我悲叹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出使欧洲的时候，到了德国会见前宰相俾斯麦，询问他说：“作为大臣，想要为国家尽力，但满朝的意见与自己不合，大家牵制他的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道路在哪里？”俾斯麦回答说：“首要在于得到君主的信任，得到君主的信任既专一，什么事不可以做呢？”李鸿章说：“假设有一个人，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身居枢要、侍奉在侧的近臣常常用威势和福泽挟持大局，如果处于这种境地，应当怎么办？”俾斯麦沉默了很久说：“如果作为大臣，以至诚之心忧国，估计没有不能感动君心的，只有与□□□□共事，那就没办法了。”李鸿章沉默不语。唉！我由此观察，知道李鸿章胸中的郁结，牢骚压抑，有不是旁观者所能知道的。我责备李鸿章的地方在这里，我宽恕李鸿章的地方也在这里。
自从李鸿章的名字出现在世界上以来，五大洲各国的士人，几乎只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李鸿章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用甲国人评论乙国的事，必定不能得到真相，这本来不用多说。总之，李鸿章是中国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第一人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得不提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必定要手捧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共同认可的。所以我现在的这本书，虽然命名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也可以。
不仅如此，凡是国家今天的现象，必定与该国家此前的历史相应。所以前史是现象的原因，而现象是前史的结果。李鸿章与今日的中国，关系既然如此深厚，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这个人物，势必不能不用如火炬般明亮的目光，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的大势，民族消长的暗流，以及当时中外交往的隐情，从而求得李鸿章一人在中国的位置。孟子说：“了解一个人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时代固然不容易评论，人又岂是容易了解的呢？
现在中国的言论家，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几次议和作为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样评定功过，两方面都失之不当。从前俾斯麦又曾对我说：“我们欧洲人以能抵御异族为功劳，自残同族以保全一姓，是欧洲人所不推崇的。”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这是兄弟在墙内争吵，而吸食弟弟的脑髓，这如果算作功劳，那么做兄弟的就可怕了。至于我们因为国耻而积愤，痛恨和议，而把怨毒集中在李鸿章一人身上，这件事固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如果换位思考，当乙未年（1895年）二三月、庚子年（1900年）八九月之交，让评论者处于李鸿章的地位，那么他的处置，果真能比李鸿章稍胜一筹吗？也不过是旁观笑骂派的徒众，痛快他们的舌头罢了。所以我所评论的李鸿章，他对中国的功过，正另有所在。
李鸿章现在死了，外国评论者都认为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又说：“李鸿章的死，对中国今后的全局，必定会有大的变动。”李鸿章果真足以称为中国第一人吗，我不敢知道，但总之，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可以望见李鸿章肩背的，这是我能断言的。李鸿章的死与中国全局有没有关系，我不敢知道，但总之，现在的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如同老虎失去了它的伥鬼、盲人失去了他的向导，前途岌岌可危，更加多事，这又是我敢断言的。但我希望外国人的评论不是真实的，如果真实的话，那么以我们中国之大，只依靠一个李鸿章，我们的国家还有痊愈的希望吗？西方哲人有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他是被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