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译（他们）都能持论有据，言之成理。但其中却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在未出兵之前，袁世凯屡次发电报称乱党猖獗，韩国朝廷决不能自行平定。后来韩王请求救援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所指使的。那么为什么五月初一才出兵，而初十就有乱党全部平定的消息？当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毫无关联。既然如此，韩国动乱无需代为剿灭就显而易见了。无需代为剿灭，而我无故出兵，怎能不引起日本的怀疑呢？所以我说理曲在日本，日本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评论的人说袁世凯想借机邀取战功，所以夸大其词，制造出这场风波，却没料到日本紧随其后。果真如此，那就是因为一己私念，导致十余万生灵遭殃，毁坏数千年的国家体制。袁世凯固然不能推卸责任。而任用袁世凯、听从袁世凯的人，难道能说没有识人的眼光吗？这是李鸿章失机的第二件事。

译日本多次商议协助干预，但清廷不听从。清廷多次请求同时撤兵，但日本不答应。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正日日盼望俄国和英国出面调停。北京、伦敦、圣彼得堡之间函电往来频繁，俄英也假托必定出力，希望从中获取渔翁之利。拖延了多日，战备尚未具备。等到五月下旬，日本调往朝鲜境内的军队，已经有一万多人了。平时兵力本来就不能与人相比，而临时的战备，又步步落后，致使敌人完全扼守要冲，主客易位，大概还未交战，胜负的定数就已经显现了。这是李鸿章丧失战机的第三件事。

三次战机既已丧失，战事于是爆发。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朝廷谕旨筹划战备。于是派遣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马步六营进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领毅军两千人进军义州，分批由海路到达大东沟登岸。并命令叶志超的军队移驻平壤，这些都是淮军。所派遣的各支军队，雇佣英国商人的三轮船分别运输，并用“济远”、“广丙”两艘兵轮护卫。二十三日上午，遭到日本兵轮袭击。“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见敌人逼近，惊恐害怕地躲藏在铁甲最厚的地方，接着遭到日本炮火摧毁了舵，随即高悬白旗，下面悬挂日本国旗，逃回旅顺。“高升”号被击沉。我军死者七百多人。二十七日，向各国发布告示，命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撤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虚报胜仗，声称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接连歼灭倭兵五千多人。得到圣旨赏给军士银两二万两，保举奖赏的将官弁员有几十人。从此以后，海军、淮军的威望，开始逐渐丧失了。

正当五、六月间，日本兵船聚集在朝鲜，几乎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密集。而各艘中国战舰却躲避在威海卫，在河上逍遥自在。等到京城内外大臣上章弹劾，才假装派遣偏师，开出港口，或者航行三十里就停止，或者航行五十里就停止，大抵起锚出港，大约经过五六点钟，就立刻返航。随即发急电给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到某处，并没有倭兵踪迹等等。种种情形，既可笑又可叹。八月初旬，北洋接连接到军用电报，请求调济理由以壮声威。于是用招商局的五艘船，载运士兵、银两和粮食，由海军兵舰护送。共有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节当天平安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输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同行。其余战舰小停在离江十里或十六里的地方，炉中的煤火还未熄灭。十六日早晨，〇〇看见南方黑烟缕缕，知道日本战舰即将到来。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艘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开人字的两翼。同时用号旗招引鸭绿江中的各战船，全部出江助战。不久敌人战舰渐渐逼近，列阵作一字营，向中国军队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的速度，超过中国军队。转眼间又变换为太极阵，将人字阵包围其中。中国战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而距离日本船只九里，没有击中，是理所当然的。炮声未绝，敌船密集而至。与“定远”、“镇远”相距常为六里左右，大概是畏惧重甲而躲避重炮，况且中国炮的威力不能达到，日本兵的炮弹却可以到达。与人字阵末尾的两艘战舰逼迫较近，是欺负炮略小，而甲略薄。过了一会儿，日本战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都被挤出圈外。“致远”号失群后，船身接连遭受重伤，势将沉没。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想要撞沉敌舰同归于尽，未到敌舰就已经覆没。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大概在整个中日战役中，死事者以邓君最为壮烈。同时被挤出圈的“经远”号，船刚离群，火势突然爆发。管带林永升发炮攻击敌人，激水救火，依然井井有条。远远看见一艘日本战舰似乎已经受伤，就鼓轮追击。却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骤然被轰裂，死难者也有二百七十人。唉！太惨了！至于管带“济远”号的方伯谦，就是七月间护送“高升”号到牙山，途中遇到日本战舰，逃回旅顺的那个人。这天两军刚交战，方伯谦先挂出本船已受重伤的旗帜，以告知主将。随即因为企图逃跑的缘故，也被日本船挤出圈外。“致远”、“经远”两船与日军苦战，方伯谦置之不顾，像丧家之犬，于是误入水浅处。当时“扬威”号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号撞上它，裂开一个大洞，于是沉没。“扬威”号遭此横逆，死者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速逃入旅顺口。第二天，李鸿章发电令将方伯谦绑在军前正法。同时效仿方伯谦的，有“广甲”一艘战舰，逃出阵外，不知道它是否受伤，然而因为只防备后追，不顾前路，于是误撞在岛石上，被日军发射的水雷轰碎。阵中自“经远”、

译“致远”、“扬威”、“超勇”三舰沉没，“济远”、“广甲”两舰逃跑，与日本军舰对抗的，仅仅只有七艘罢了。在这场战役中，日本军舰虽然有的受了重伤，有的遭受了轻微损伤，但没有损失一艘。而中国军队所损失的，大约有五艘船了。

译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逼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摧毁，陆军也在平壤同时遭遇失败。平壤是朝鲜的重要城镇，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环绕，北面则靠着高山，城池依傍山崖。城东的江水环绕山南向西流去，西北角既无山也无水，是直通义州的要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位将领，共同统领三十四营士兵，从七月间在此地会合，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当初中国向牙山出兵时，逼将聂士成曾建议，认为应当趁着日军尚未进入朝鲜境内之前，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同时用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无法得逞，牙山□□的兵力与北洋海军，既然牵制了日军，然后再用平壤的大军，向南袭击韩城等等。李鸿章没有采纳。等到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败，这个计策就废弃了。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然而，日军进入朝鲜时，正值酷暑炎热之时，道路险恶狭窄，行军非常艰难。加上沿途村落贫瘠，无法就地取粮。朝鲜人向来畏惧我国的威势，我军所到之处，供给充足，响应迅速。他们对待日军则相反。所以敌军进攻平壤时，除了干粮之外，得不到其他食物。据说用一勺盐，就能维持数日。在这个时候，我军如果懂得用兵之机，趁着敌军疲惫，出奇兵迎击，必定可以获胜。然而计策不出于此，只采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策略，倚仗平壤堡垒的坚固，认为可以抵御敌人。这是失去战机的重大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所下的命令，精神全在于防守，而不在于进攻。大概中日整场战役，都是被这种精神所误导。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〇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昆率领所属毅军四营，绕到江东，形成犄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两军十八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军六营，守卫北山城上；叶志超、聂桂林两位主帅驻守城中。十二、十三、十四等日，日军已陆续集结在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伤亡不多。到十五日晚，敌军部署已定。用右翼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再渡江冲击平壤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作为后援，用左翼队从羊角岛下游渡过大同江，冲击我军右侧。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玉昆军相遇激战。敌军死伤很多，炮台最终被攻陷。当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拥有七响毛瑟枪及快炮等武器，奋力苦战。敌军连续发射开花炮弹，左宝贵负伤身亡，士兵于是大乱。下午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悬挂白旗，请求停战。当晚，全军纷纷连夜逃跑，从义州、甑山两路被敌军截杀，死者两千多人，平壤于是陷落。这一战役，李鸿章二十多年所训练的、自夸为精锐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中国军备松弛，本来长久被外国所熟知。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一向使用西式操练，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所以日本畏惧他们的威名，颇为忌惮。日军战胜后，其将领还说这不是起初所预料的。导致失败的原因，一是将帅冗杂非人，严重的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掩饰败绩为胜利、欺骗君主以邀取赏赐。用这样的将才面对前线敌人，怎能不失败？二是统帅六人，官职权限都相等，没有统一指挥，所以军势涣散，呼应不灵。大概这一战役是李鸿章用兵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声名，也从此扫地以尽。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久经训练的军队，尚且如此，其他仓促新招募、不谙纪律、器械不备的军队，更不值得提及。自从平壤战败以后，朝廷的谋划更加飘摇不定，军事责任，不再专在李鸿章一人。这里所以不详细叙述，只列出重要的将帅如下：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满洲马队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新募军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湖南巡抚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率满洲马队，于光绪二十年八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率新募军队，于光绪二十年○月被派为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湖南巡抚，率湘军，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率湘军，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〇，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其余先后参战的，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〇，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人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沐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的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集的团练津胜军，某蒙古官员所带的蒙古兵，这些人有的归李鸿章节制，有的归依克唐阿节制，有的归宋庆节制，有的归吴大澄节制，有的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数，毫无统一。有见识的人早就知道他们无能为力了。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

九连城失守，凤凰城失守，金州失守，

译大连湾失守，岫岩失守，海城失守，旅顺口失守，盖平失守，营口失守，登州失守，荣成失守，威海卫失守，刘公岛失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败残的兵舰向日本投降，于是中国海陆兵力便消耗殆尽。现在请再将李鸿章生平最注重经营的海军，重新列表，以记录末路之感：

译经远号铁甲船，在黄海沉没；致远号钢甲船，一同沉没；超勇号，一同沉没；扬威号，一同被火焚毁；捷顺号水雷船，在大连湾被俘获；失名号，一同在旅顺口外沉没；操江号木质炮船，在丰岛海域被俘获；来远号铁甲船，在威海卫沉没；威远号练习船，一同沉没；福龙号水雷船，在刘公岛外被俘获；靖远号钢甲船，一同沉没；定远号铁甲船，在刘公岛内投降；镇江号，一同投降；平远号，一同投降；济远号钢甲船，一同投降；威远号木质船，一同投降。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小兵船，以及镇北、镇边、镇西船中的四艘蚊子船，又有五艘水雷船、三艘炮船，凡是刘公岛湾内或受损或完好的船只，大小共二十三艘，全部落入日军手中。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船，有的沉没，有的投降。从此以后，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帆影和轮声了。

当中日战争爆发时，李鸿章以一己之身成为众矢之的，几乎身无完肤，人人都想杀他。平心而论，李鸿章确实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起初错误地劝说朝鲜与外国缔约，不明晓国际公法，这是第一罪。既然允许缔约，默认其自主，却又出兵干涉其内乱，授人以口实，这是第二罪。日本既已调兵，形势本来只有前进没有退路，却不洞察先机，只想依赖他国调停，导致贻误战机，这是第三罪。聂士成请求趁日军尚未集结之时，率兵直抵汉城剿敌，却未被采纳，这是第四罪。高升号事件发生之前，丁汝昌请求北洋海军先与敌舰激战，却未被采纳，致使反客为主，敌人坐大而我国愈发危险。综合其原因，都是因为不想让衅端从自己这边开启，认为外交之道应当如此，却不知在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已成为敌国，而非友邦了。误将交往邻国的道理，施用于军事机宜，这是第五罪。李鸿章或许会自我辩解道：“衡量我国兵力不足以敌对日本，所以畏惧发难。”然而，身任北洋大臣，整军经武二十年，为何不能一战？这是第六罪。他又或许会自我辩解道：“政府掣肘，经费不足。”然而，这不过是不能扩充军备罢了，为何他所现有的军队，如叶志超、卫汝贵等部，素以久练著名，却如此脆弱？况且克扣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常有所听闻，竟无纪律可言。这是第七罪。枪支或许粗劣，弹药或许为赝品，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说从前管理军械局的人都是廉洁明察的，谁能相信？这是第八罪。平壤之战，军队没有统帅，这是兵家所忌讳的，李鸿章却蹈此覆辙，这是第九罪。始终坐等敌人进攻，受制于人而不能制人，畏敌如虎，这是第十罪。海军不知使用快船快炮，这是第十一罪。旅顺乃天险之地，西方人说只需数百兵力防守，只要粮食充足，三年也不能攻破，却委任给亲昵、庸碌、怯懦之人，闻风先逃，这是第十二罪。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李鸿章罪状的理由。至于甲午九、十月以后，则是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那么责备自然不能归于一点。如果全都归咎于李鸿章，李鸿章确实无法承受。

又岂止是无法承受而已。我看到那些责备李鸿章、定罪李鸿章的人，他们可责备、可定罪之处，更比李鸿章多出数倍且没有止境。这次战役，将帅没有一人不辱没国家的，这不必多言。然而比较于百步与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其他军队。海军在大东沟一役，双方激战，持续五个多钟头，西方观战者，都啧啧称赞。虽然其中有如方伯谦这样的败类，但其余船只奋力战斗，足以相抵，即使敌军也起敬意。所以日本在这次战役中，只有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等到刘公岛一役，粮尽援绝，投降敌人以保全生灵，以身殉职以保全大节。大概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虽然死的方式不同，但都有男儿的慷慨之气，君子怜悯他们。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最重要的人物。与陆军那些全无心肝的人相比

译这又怎么样呢？陆军的情况不忍心再提了。然而平壤一战，还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人坚持了一两天的激烈战斗，这些人都是李鸿章的部下，据说敌军死伤相当。此后想要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以及前后多次防御盖平，都曾有过与日军苦战的情况，虽然没能取胜，但确实已经尽力了。主持这些战事的是宋庆，他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这难道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屿等人的罪责吗？虽然如此，但比起吴大澄发布劝降告示、未交锋全军就崩溃的情况怎么样？比起刘坤一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兵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说中国全国军队都腐败是可以的，但只归罪于李鸿章的淮军是不可以的。而当时朝廷中虚浮骄横的气习，似乎认为只要杀了李鸿章，万事就都解决了，那些戴着高帽穿着宽袍、指天画地的人，于是就能气势吞没东海，舌头摇动三山，尤其是湖南人的气概，更是咻咻作响。这就是使用湘军的议论所以产生的原因。然而看它的结局，不仅没有超过淮军，反而更加严重。唉，真让人羞愧。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为淮军和李鸿章做冤屈的辩护。对于中日战争，我确实一点也不能为李鸿章宽恕。只是特别厌恶那些虚浮骄横嚣张的人，毫无责任感，却站在别人的背后，摘取别人的长短，作为快意的谈资，而始终不曾思考用来替代他们的方法，这帮人实在是亡国的利器啊。李鸿章固然可以责备，但那帮人又难道是能够责备李鸿章的人吗！

译这次战役，李鸿章错失战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即便没有错失战机，也必定没有侥幸取胜的道理。因为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的战争，其胜负在开战前就可以决定，为什么呢？世道越趋向文明，优胜劣败的公理就越确定。实力所在的地方，就是胜利所在的地方，丝毫不能弄虚作假。无论政治、学术、商务，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军事只是其中一方面。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造就了一支纪律严明、敢死敢战的精锐部队，孤注一掷，向我方进攻。难道他们不是有充分的自信，才敢这样做吗？所以等到战败之后，才知道失败的原因，这是愚蠢的人。等到战败了还不知道导致失败的原因，这是死人。那么，仅仅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说：“日本不是与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罢了。”这话虽然稍微有些过分，但也接近事实。难道没看见各省的大官，只知道划清界限、自保地盘，把这件事看作是直隶和满洲的私事吗？他们中有人筹集一笔军饷，派出一支军队，来解救急难吗？即使有，也不过是空话罢了。乃至最可笑的是，刘公岛投降军舰的事件。当事者给日军写信，请求放回“广丙”号军舰，信中说这艘军舰属于广东，这次战役与广东无关等等。各国听到这话，没有不笑话的。却不知道这话实际上代表了各省地方长官的思想。像这样，日本确实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合肥（李鸿章），合肥，即使战败也是豪迈啊！从此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终结，而在外交上的困难开始。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战争 中日天津条约议和 日本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过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重望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背负重谤也是因为外交。总之，李鸿章的一生，有一半属于外交生涯。想要断定他的功过，不能不把外交作为最大的公案。所以对此事特别留意。

李鸿章办理外交，以天津教案为开端。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平定，内部忧患刚刚消除，无缘无故发生了天津百姓杀害教民、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同治九年，法国人借机要挟，联合英美逼迫政府，他们的要求非常苛刻。曾国藩当时担任直隶总督，深知这件事我方理亏，而列强那种“蹊田夺牛”（借小故行大害）的手段，又不能用马虎的态度对付。于是他刻意弥合矛盾，镇压天津百姓。正法八人，定罪二十余人，但法国人的心仍不满足，必定要求巨额赔款。并且要将天津知府、知县处以重刑。对外应付西方人，已经极其艰难，对内又受到京师顽固派的抨击，称他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的匾额拔除烧毁，就是在这个时候）。弹劾的奏章纷至沓来，全国人都想杀他。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担心事情决裂，请求免除曾国藩的职务，由李鸿章代替，皇帝下明诏敦促李鸿章赴任。这是李鸿章担当外交重任的开端，实际是在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大概是天之骄子吧，顺风扬帆，一日千里，上天似乎特意设置了一个位置作为他建立功名的地方。当他刚受命督理直隶时，普法战争突然爆发，法国人仓皇自救，无暇顾及他事。而欧美各国，也奔走相顾，又流汗又喘息，去研究西方的大问题，而这个东方的小问题，几乎没有人放在心上。于是天津教案，就在若有若无之间平息了。中国当时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世界大局的，因为普法战争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家都熟视无睹，认为这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超过曾国藩万万倍。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顿时大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办理的交涉事件有十几件，其中关系最重大的，是法国安南（越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法国在安南有事，虎视眈眈，图谋大有所为。与中国已经订立条约，却又借机毁弃，于是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取海南，接着占据台湾，直捣福州，歼灭我方舰队。其陆军则从越南的东京（河内），出兵掠夺云南、贵州。这样水陆两方面，必定大有所获，将来东方的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报本国，请求给予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趁福州没有防备，轰击我方船厂，毁坏我方兵船；一面以陆军进逼东京。当时南方的天地，大有风云惨淡的景象。李鸿章于是实行伐谋、伐交的策略，想煽动英德来牵制法国人。当时曾纪泽正担任英国公使，受命办理此事，虽然未能成功，但法国政府因此有所顾忌。增兵筹饷的议案，在议院被否决。格鲁比当时正攻打台湾的淡水未能攻克，安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牵制，不能实现其志向，忽然接到议案否决的消息，大怒几乎气死。法国人于是向我方求和。李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