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结论

译翁同龢，没有一件事不是能说不能做。李鸿章常对人说：“没想到翁同龢做了几十年官，仍然是书生的见识。”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的一生。至于他虚伪矫饰、心胸狭隘，残忍苛刻、明察秋毫，与李鸿章的有常识、有大量相比，更是相差天壤之别。

译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是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他执政四十年，专门施展狡诈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政党。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大陆的腐败，此人罪责居多。有人说李鸿章大概与他相似，虽然如此，李鸿章的心术不如梅特涅阴险，他的才略也不如梅特涅雄健。梅特涅知道民权的利益而压制它，李鸿章不知道民权的利益而放任它。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操纵各国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都安顿不好，这就是他们不可相提并论的原因。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有人称李鸿章为东方的俾斯麦，虽然如此，这不是奉承话就是妄言。李鸿章哪里配得上俾斯麦？从军事方面论：俾斯麦战胜的是敌国，李鸿章剿灭的是同胞。从内政方面论：俾斯麦能将向来散漫的列国联合，成为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辽阔的中国，降为二等国家。从外交方面论，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而为我所用，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落入对方的圈套。这三方面相比，他们的差距如同天壤之别。这并非以成败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谋、胆量，没有一项能比得上俾斯麦，他的成就不能像俾斯麦那样，实在是优胜劣败的公理使然。虽然李鸿章的际遇或许不如俾斯麦，至于他所凭借的条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各有其困难，不战胜困难，就不能称为英雄。李鸿章自述他所处的困难，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俾斯麦的困难，不是李鸿章所能理解的。假如两人互换位置，我知道他们的成败结果，也大概如此。所以持“东李西俾”之说的人，是严重诬蔑了这两个人。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有人又将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执政时间长久、地位声望尊贵而言。李鸿章与格兰斯顿固然没有一处相似。格兰斯顿的长处，专门在于内政，专门在于民政，而军事与外交，并非他擅长的领域。格兰斯顿是有道之士，是民政国家人物的楷模。李鸿章是功名之士，是东方的人物，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两者相差，实在很远。

第十三、李鸿章与爹亚士。法国总统爹亚士，是在巴黎城下议和时的全权代表。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恰好与李鸿章在乙未、庚子年间相似。国家存亡危急，忍气吞声，确实是人情最难忍受的！但是爹亚士不过是偶然做一次，李鸿章则是一次又一次。爹亚士面对的只是一个国家，李鸿章则面对多个国家，他的遭遇更加可悲。然而爹亚士在议和后，能凭一场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刻筹集且有余，而法国不到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如果李鸿章则被赔款所困扰，补救无方，而中国的沦陷危险，且日益严重。这是两国人民爱国心的差别吗？还是用人者不得其道呢？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掌权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处于内政外交的关键位置，深察时势，知道闭关绝市不可行，因此与欧美各国结盟，并且急切地想要学习对方的长处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的言论正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全国怨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最终被壮士在樱田门外刺杀，而日本维新的运势才兴起。井伊直弼，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能可敬，他的遭遇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鸣冤。李鸿章的境遇，大概略似于此，然而困难又比井伊直弼大万倍。井伊横死，而李鸿章哀荣备至，他的福命则优于井伊。然而日本兴盛了，然而中国依然如故。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中曰战役中的两位英雄。以成败论，自然应当推崇伊藤而贬低李鸿章。虽然如此，伊藤并非李鸿章的对手。日本人常评价伊藤为际遇最好的人，这话大概恰当。他在日本维新之初，本未曾立过大功，他栉风沐雨的阅历，既输一筹，所以伊藤在日本的分量，不如李鸿章在中国的分量。假如互换位置，我恐怕他比不上李鸿章。虽然如此，伊藤有一件事优于李鸿章，那就是曾游学欧洲，知道政治的根本原理，这是伊藤能够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做打算的原因。李鸿章则只是弥缝补苴，画虎不成反类犬，最终没有成就。但是日本像伊藤这样的人才，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才，同辈中找不到一个，所以又不能专门归咎于李鸿章。

李鸿章处理政务，案头没有积压的文件，门庭没有滞留的宾客，大概他的规模一律模仿曾国藩。他的起居饮食，都规定一定的时间，很有西方人的作风。他重视纪律，严格自律，中国人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

不论冬夏，五点就起床。家中藏有一幅宋代拓印的兰亭序，每天早晨必定临摹一百

译字，他临摹的字帖从不给人看，这大概是修养心性、自我约束的一种方法。曾国藩每天在军营中，必定下一局围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译每天午饭后必定午睡一小时，从不失时。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次午睡将醒，打个哈欠，便伸出一只脚穿靴，伸出一只手穿袍，伺候的人一刻也不许延误。

养生方面采用西医方法，每顿饭供应两只鸡的精华汤汁，每天早晨由侍医诊察，经常接受电疗。

戈登曾到天津拜访李鸿章，逗留了几个月。当时，俄国因伊犁事件，颇事威吓，局势有决裂之势。李鸿章向戈登询问，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究无法立足于未来的世界，除非您亲自掌握全权，大力整顿。您若有意，我愿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惊愕地改变了脸色，舌头翘起而不能说话。

李鸿章待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加以揶揄戏弄。唯独对待曾文正（曾国藩）如严父，执礼极恭，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样子。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其轻侮他们，其意大概视他们如市井商人，认为那辈皆以利而来，我也持筹握算，唯利是图罢了。崇拜西人的劣根性，李鸿章是没有的。

李鸿章在外国人中，最敬爱者只有两人，一是戈登，一是美国将军格兰德，格兰德是在南北美战争中建立大功的人。格兰德游历到天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询问其起居。等到出使泰西时经过美国，听说美国人为格兰德建立纪功碑，便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处理事务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易许诺，既许诺则必践行，实为言行一致之人。

李鸿章在欧洲时，屡次问人的年龄，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求说：“这是西人所最忌讳的。宜勿如此。”李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曾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其工头曰：“君统领如此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鸿章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在京师时，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定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

译是的。他在天津驻扎训练淮军，教授西洋操法；建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等地设置防务；创办招商局，以便利沿海及河川的交通；设立机器局，制造兵器；经营开平煤矿；倡议修建铁路以及发展军事、商务和工业，没有哪一件事他不留心关注。虽然这些提议是否由他发起暂且不论，权力是否完全掌握在他手中暂且不论，办理是否取得成效暂且不论，但总而言之，引导清国前进，使其达到今日地位的人是谁呢？确实不得不首屈一指说是李鸿章。

译世上的人，大抵只知道有李鸿章，不再知道有北京朝廷。虽然如此，北京朝廷对他，必定不是深切亲信的，不仅如此，而且常常用猜疑憎嫉的眼光看待他，只不过因为外部的压迫，排难解纷，非他不能，所以不得已而任用他罢了。况且各省督抚，满朝群僚，对他心中不痛快的人，到处都是。大概即使在他全盛的时期，他在国内的势力，本来已经非常微薄，并不像对外那样拥有无限的权力、无限的光荣。

中日战争，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果真从一开始就蓄意主战吗？不能深究而知。但看他在事机即将决裂之际，忽然与俄国公使喀希尼商量请求其干涉以止战，那么他起初派兵去朝鲜，或许想用威胁手段，不战而使日本屈服，也未可知。大体上是他自视过高，把中国看得过大，而对敌情的估量颇有失察之处。他大概不了解东亚局势的大势，谋划有遗漏之策，这是不能掩饰的。一言以蔽之，中日战争，实在是他平生的一次孤注一掷。而这一掷没有成功，于是多年积累的劳绩声名，几乎扫地以尽。

普通人遭遇这种失意，不因此忧愤而死的人很少。虽然如此，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在内受到朝廷的重谴，在外承担支撑残局的重任，挺身而出负责议和之事，不幸被刺客狙杀，还能从容不辱使命，甚至载着棺材前往俄国，祝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对往事好像毫无介意，他令人不可及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的晚年凄凉衰败到了极点。他的前半生非常亲近英国，后半生最亲近俄国，所以英国人视他为投靠俄国朝廷的人。依我看来，他亲近俄国，是因为畏惧它呢？还是因为信任它呢？我无法知道。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宁愿贿赂割让关外之地，依托于它的势力之下，以求一时的苟安，这是主要原因。他的《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有人将其与秦桧事奉金国相提并论，同为卖国贼臣，这种论断未免过于苛刻。因为他此举，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善恶的问题。

他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有时负责治河而远出山东，有时负责商务而僻居两广，直到义和团事变发生，才再次担任直隶总督，与庆亲王共同担任议和全权，事情刚定下来就突然去世，这实在可称为悲惨的晚年，而不可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雄心，至死也没有完全消磨。

假如他死在中日战事之前，那么他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撰写世界史的人，必定会大书特书而毫无疑问。他容貌堂堂，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横自如，使人一见便知是伟人。虽然如此，他的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吗？这是我敢断言的。他不像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尚情怀；他不像俾斯麦，有倔强的勇猛性格；他不像康必达，有爱国的火热激情；他不像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于他经世济民的识见度量，也没有能让我感动佩服而不能自已的。总而言之，他不能作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的偶像。

虽然如此，他的巨大横才，有使人惊叹之处。他是中国人，是大中国人。他无论遇到什么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他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多么失望的事，都视之如浮云过空。虽然他的内心，或许不能没有懊恼吧？不能没有悔恨吧？然而他的痕迹，从何处寻求、看见呢？不看看铁血宰相俾斯麦吗，一旦失意退隐，他胸中的愤懑之火，直喷涌如火焰，而李鸿章对于身上的事，好像曾没有什么足以挂怀的。然而他容纳力量的伟大，是我们所尊敬膜拜而不能置评的。

假如他像诸葛孔明那样为人，那么决无可以久活于这个世界的道理，为什么呢？他一生的历史，实在就是支那帝国衰亡的历史，如剥笋皮，一日紧似一日，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凋落殆尽。他的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结，而他处此境地，曾不因此扰动其心。有人说，他大概是个没有脑筋的人。虽然如此，天下人能像他那样没有脑筋的有几个呢？无脑筋的绝技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可叹赏的吗？

陆奥宗光曾经评价他说：“说他拥有豪胆、逸才、决断力，不如说他伶俐有奇智，精妙地洞察事机的利害得失。”这话大概可以说是铁案如山，无可更改。虽然如此，他从不畏避责任，这是他人不可及的。这就是他数十年成为清廷最重要的人，临死时还有绝大关系，肩负中外期望的原因。有人说，他自视若无责任，所以无论多么重大的责任，都承担而不推辞。然而这一件事，也正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他可以说是支那人的代表人物。他纯粹像冷血动物，这是支那人的本性。他做事大

译崇尚权谋，是支那人的本性。极强的忍耐力，是支那人的本性。头硬脸皮厚，是支那人的本性。言辞巧妙，是支那人的本性。狡猾且深藏不露，是支那人的本性。自信且自大，是支那人的本性。他没有管仲那样治理天下的见识与度量，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理国家的诚实，然而，他又不像王安石那样迂腐拘泥。他能够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怀若谷，心平气和，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纠纷，都能从容不迫地排解化解，近代支那的人物中，大概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了。

译上述的论述，确实能够真实地描绘李鸿章这个人的本来面目，毫无遗漏，赞扬他不过分，批评他也没有夸大他的短处，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至于将李鸿章视为我国人物的代表，那么我国四万万同胞不能不深深地自我反省。我过去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有一篇《二十世之新鬼》，现在选取其中论述李鸿章的部分，附录在下面：

唉，像星亨、格里士比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旷世难遇的豪杰吗！这五个人，指的是维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都有极大的关系。除了维多利亚作为立宪君主国的君主，君主没有政治责任，不必加以评论外，像格里士比、麦坚尼，都使他们的国家焕然一新。像星亨则是想要革新，却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志向。以此来看，李鸿章比起这三个人是有愧色的。李鸿章常常自我辩解道：“我被全国上下所牵制，有志向却没有达到。”这固然也是事实，虽然如此，比起星亨、格里士比冒着千万种危险、忍受千万种屈辱、排除千万种困难，最终达成目的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真正的英雄，往往不借助他人的势力，而常常能够自己创造势力。那星亨、格里士比的势力，都是自己创造的。至于李鸿章，只是在政府之下安享富贵尊荣罢了，如果他以强国利民为志向，难道凭借四十年的勋臣老臣的身份，还不能凝聚民心以战胜旧党吗？可惜啊，李鸿章的学识不能像星亨，他的热诚不能像格里士比，他所凭借的条件十倍于他们，而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低于他们。直白地说，李鸿章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没有热诚的人。虽然如此，以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学识、有热诚并且胜过李鸿章的人有多少呢？十九世纪，各国都有英雄，而我国唯独没有英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指鹿为马，姑且自我解嘲，把李鸿章举出来展示给世界说：“这是我国的英雄。”唉，他也只是恰好成为我国的英雄罢了！也仅仅是恰好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罢了！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一个有才气而没有学识的人，有阅历而没有血性的人。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然而他是敷衍塞责、苟且偷安，以此来等待死亡。他在未死之前，面对责任并不推辞，然而从来没有立下百年大计、留给后人的志向。谚语所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的人心，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李鸿章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如此，如今朝廷中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达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这是我可以断言的。唉，李鸿章的失败，已经屡见不鲜了，此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比李鸿章时代严重数倍，然而现在想要寻找一个像李鸿章那样的人，也渺茫得再也看不到了。想到中国的前途，不禁令人毛发竖起，而不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