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蓄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有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日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撝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
译概括来说，时代越古老，权臣就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权臣的兴衰，与专制政体的进化成正比，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展，其根本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受教义的浸染，二是受雄才大略君主的规划。孔子鉴于周朝末年贵族政治的极度弊端，想要确立唯一的尊位以安定天下，所以对权贵之门深恶痛绝，在著书立说、垂范教化时，多次表达这一意图。汉朝兴起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之术来树立君主的威严。汉武帝推崇六艺，排斥百家，专门弘扬这种学说以教化天下，君臣等级的界限更加严格，世人这才开始把权臣视为耻辱。此后两千年间，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点，宋代贤人大力发扬，基础更加稳固。凡是士大夫阶层中洁身自好的人，无不谨慎小心。义理礼法既然深入人心，自然足以消除那些枭雄跋扈的气焰，使他们被名教束缚，从而顺从规范。像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李鸿章，都是受此恩赐的人。另外，历代君主借鉴兴亡的原因，讲求补救的方法，其手段一天比一天严密，所以贵族掌握大权的迹象，到东汉末年几乎绝迹。汉光武帝、宋太祖对待功臣，给予优厚的俸禄，解除他们的兵权。汉高祖、明太祖对待功臣，抓住疑似的罪名，诛灭他们的家族。虽然用法的宽严不同，但削弱权臣以巩固自身权力的道理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统一于郡县制，封地断绝了世袭，内外官员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手持长鞭来驾驭他们。即使担任侍中十年，开府千里，但一道诏书早晨下达，傍晚就解除了印绶，束手受制，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所以身居要职的人，没有什么侥幸可图，只能以持盈保泰、保全自身名声来互相劝勉，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性比古人好吗？也是形势使然。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杰出而狡黠的人有所顾忌，不敢放纵自己的意志，天下因此得以稍微安定。而那些洁身自爱的人，常有如履薄冰的戒惧，不愿意处于嫌疑之地。即使是国家大事，明知有利，应当挺身而出的人，也不敢违背众人的议论、违抗君主的旨意去承担风险。谚语所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满朝人士都奉行这一宗旨。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到了本朝，又有特别的大原因。本朝以东北的一个部落崛起，入主中原，以数十万的客族统治数万万的主民，难免产生彼此对立的观念，这是形势使然。自从平定滇、闽、粤三藩的降将开府，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倾尽全力才攻克他们，之后威权才开始统一。所以二百年来，只有满人有成为权臣的，而汉人没有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勉强能与前代的权门相比的，都是满人。统计历次战争，除了开国之初不必论外，像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定西藏廓尔喀、平定大小金川、平定苗族、平定白莲教、平定天理教、平定喀什噶尔，出兵十几次，都有旗营，由亲王、贝勒或满族大臣督军。至于平时，在内是枢府，在外是封疆大吏，汉人只是充数，对政事并不过问。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地位尊贵、声望显赫，但实际上只是弄臣罢了。其余百官，更不足道。所以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未担任过。等到洪杨之难爆发，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八旗精兵远征，拖延失机，让敌人坐大。至此，才知道旗兵不可用，而委任汉人的时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金田一役，实际上是满汉权力消长的最初关头。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湘鄂崛起，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但朝廷仍任命官文以大学士身份兼任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但怎能立刻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全力讨好官文，每次上奏军议，必定推官文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的奏疏，等官文发出才发，他们的谦让固然可敬，他们的苦心也可怜。试读《曾文正集》，自从金陵攻克以后，战战兢兢，如芒在背。以曾国藩深厚的学养，尚且如此，何况李鸿章的信心和力量还不如曾国藩呢！所以我才说，李鸿章的地位，与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的大臣，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形势使然。而且论述李鸿章的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然而，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的实权在军机大臣手中。所以一国政治上的功过，军机大臣要负大半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督抚，与寻常督抚不同，但如果说近四十年来所有的失政，都归咎于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确实无法承受。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齗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先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聚近，西力东渐，奔腾湃澎，如狂飓，如怒潮，齧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截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嬉，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惟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
译第一，文祥、沈桂芬的时代，是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的时代，是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的时代，是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的时代，是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第五，刚毅、荣禄的时代，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今。
由此看来，那么李鸿章几十年来共事的人就可以知道了。虽然这些人的贤良与否、有才能还是无才能，不便详细议论，但总之，他们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张的人。李鸿章向俾斯麦诉说的那些话，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更何况军机大臣所仰承的风旨，现在另有寄托，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况且我的这番议论，并非有意袒护李鸿章而为他解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拥有实权，能够完全实现他的志向，我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会远远超过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学识的人。而且，假如李鸿章真是豪杰，那么凭借他原本就有的地位，又哪里不能逐步扩大、提高，广泛培植势力，以期在天下实行他的政策呢？那格兰斯顿、俾斯麦，难道就没有阻力挡在他们面前吗？这本来就不能作为李鸿章的辩护词。虽然如此，但如果把中国政治的失误，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个人，李鸿章一个人不值得惋惜，而那些执政误国的枢臣，反而得以推卸责任以逃避惩罚，而我们四万万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不再自知其罪过。这就是我在李鸿章的地位问题上，不得不反复争辩的原因。至于他的功过以及他的人物如何，请在文末详细论述。
●第三章 李鸿章未显达以前及其时中国的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东渐的趋势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是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名叫进文，母亲姓沈，有四个儿子。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都因从军有功，李鸿章是次子。先前在道光三年癸未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年跟随普通的塾师学习，攻读科举文章，二十五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实际上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
李鸿章刚出生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风潮已经平息，绝世英雄拿破仑流窜死于遥远的孤岛。西欧大陆的波澜已经平复，各国不再互相侵掠，只是致力于养精蓄锐，以在东方施展抱负。于是，数千年统一垂拱而治的中国，便日益多事：伊犁边界条约，与俄国人在北方发生争执；鸦片战争，与英国人在南方挑起争端。当世界多事之际，正是举国需要人才之时，加上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的原理，战舰轮船，冲涛破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东西距离拉近，西方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啃噬岸崖，遮蔽日月，阻挡无可阻挡，抵抗无可抵抗。大概自李鸿章出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开始发生关系的时代，也是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难的时代。
反观国内的情况，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益多事：乾隆六十年，便发生了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事，蔓延到五个省份，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费军费二万万两，才仅仅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人，盘踞安南，侵扰两广、福建、浙江等地，大遭蹂躏，直到嘉庆十五年，才仅获平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随即起事，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也有截击的警报；道光年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历时七年才最终平定。大概在嘉庆、道光年间，国力的疲敝，民心的蠢动已经非常严重，而满朝醉生梦死之徒，仍然文恬武嬉，歌舞太平，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无处申诉，有识之士固然稍有忧虑了。
况且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其人才，是杀人的才能。纵观古今已往的事迹，只有乱世才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到了道光、咸丰末年，所谓英雄，才开始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到来。大概中国自开辟以来，没有人民参与国政的先例。百姓被官吏凌逼，憔悴于虐政，无处申诉，他们抵抗的方法，只有两条：小则罢市，大则作乱。这也是实情无可奈何的。而且改朝换代，视为常态。失败则为寇，成功则为王。汉高祖、明太祖，都起于无赖，今日是盗贼，明日是神圣，只崇尚强权，其他无所言说。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所以历代揭竿起义之事，在史书中不绝。其间有太平百数十年的，不过是经过前次祸乱屠戮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