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易记卷八　　　　　　元　李简　撰

译一点。爻和象在内部运动，吉凶在外部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意在卦辞中显现。“确然”是刚健的象，“隤然”是柔顺的象。《易》中凡是阳爻，都效法乾的简易；凡是阴爻，都效法坤的简约。其余六十二卦的卦象，也都取法乾坤刚健柔顺的象。爻和象在内部运动，是说变化的道理隐微；吉凶在外部显现，是说得失的结果明显。功业在变化中显现，是说天下的功业由刚柔变化而显现。圣人的心意在卦辞中显现，是说圣人的心意只是希望天下人避开凶祸而趋向吉祥，各自成就自己的功业。因此附系卦辞来作出命令。【采自白云、诚斋】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万物，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作君位。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奸为非，叫作义。诚斋说：“天地的德性，只是生养万物而已。能够得到这种德性的在圣人，施行这种德性的却不在圣人本人，而在至尊的君位。有这种德性而处在这个君位，天下人因此喜爱他、尊贵他，把它看作‘大宝’。用什么守住它？只是靠仁。怎样施行仁？只是靠财。即使有仁心、仁德的声誉，而天下却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也只是夺取百姓的财富当作自己的财富罢了。财富分散给百姓，人民就会聚集，这是仁的实际内容。不过仁不能孤立存在，必定还要有义。什么叫义？教百姓治理财物，是义；谨慎地发布自己的命令，也是义；禁止百姓作奸为非，也是义。这是说圣人运用《易》的意义，体察天地的德性，形成圣人的仁义。” 东坡说：“治理财物，就是使财富产生有道，取得有节制，使用有制度。”又说：“治理财物来使百姓富裕，端正言辞来教导百姓，禁止百姓作奸为非来威慑百姓。先使他们富裕，然后教导；先教导，然后施加威慑；各自都得到适宜，这就是所谓义。” 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就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就观察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各处的适宜，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白云说：《易》的道理，是道理的大全。自古以来，圣人运用它，从未断绝。自包牺画卦，就有了卦；文王重卦，就有了卦辞。于是这条道理就明白了。后世谈论《易》从包牺开始，是说由于有了《易》的书，它的道理才得以彰明。所以《系辞》论述卦，也以包牺为开始。不过，圣人一定是观察天下万象之后才画卦。因此包牺观察天象，观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适宜，大小无不察看；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内外无不取法。这样之后才画出八卦。八卦形成，神明的德性于是得以贯通，万物的情状于是得以类比。这就是所谓贯通天地、应合万类。在包牺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所以说开始创作八卦。” 鸟兽的纹理，例如离卦象征雉，兑卦象征虎之类。制作结绳而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白云说：“包牺时期，制作结绳形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当时的人只知道制作网罟来打猎捕鱼，却不知道其中有所取法。孔子从《易》的道理观察之后，才知道这种器物取法于离卦，所以说‘大概取法于离’。离，是附丽；网罟，也是附丽之道。不过，包牺开始创作八卦，是所谓与圣人相联系；制作结绳网罟，是所谓与时代相联系。这就是圣人之道与时代之间的区别。” 临川说：“制作网罟、耒耜、舟楫、杵臼、弓箭、宫室、棺椁，驯服牛、驾乘马

译，设置重门、敲击木梆。凭一个圣人的才能，足以兼备这些并一一制作出来。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五六位圣人、历经数代之后才完备呢？”回答说：“圣人，就是顺应事物的变化并使其贯通的人。事物尚未厌弃的，圣人不强行除去；事物尚未安定的，圣人不强行推行。所以说：‘贯通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 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他砍削木头制作耜，揉曲木头制作耒，把耒耨的便利教给天下人，大概取法于益卦。

译耜是耒的下部横刃，宽五寸，就是今天犁的底部；耒是上部弯曲的木柄。耨是锄头，用来除草，向上顺着木柄而动，向下进行耕作，这就是耒耜的象。白云说：“包牺氏时代已有牲畜祭祀，却还没有以谷物为食；炎帝氏制作耒耨的便利来教导天下，所以号称神农。这样看来，以谷物为食是从神农开始的。说取法于益卦，是因为益卦由重叠的震、巽两个木卦组成，所以有砍木制作耜、揉木制作耒的象。它的彖辞又说‘木道于是畅行’，谷物属于木类，耒耜属于木制的教化工具，所以说取法于益。然而益卦以增益下民为道，又有上天施予、大地生养、增益没有固定方向的意义。耒耜的便利，也是增益下民的道，也是增益没有固定方向的道。这些都具备《易》的三层意义。” 郑氏说：“十三卦以离为开始，接着是益，再接着是噬嗑，所取法的只是食物和财货。食物和财货，是养活百姓的根本。” 在太阳正中的时候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互相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大概取法于噬嗑卦。白云说：“神农时代只有八卦，文王尚未重卦，也还没有益卦和噬嗑卦。这里却说取法于益、取法于噬嗑，是因为六十四卦的卦象虽然开始于文王，但六十四卦的道理从来不是不存在。百世之后，只有孔子能够追溯并阐明这种道理。假如说耒耜的教化虽始于神农，考察它所取法的道理，大概就是益卦之道；设置市场、会聚百姓也虽始于神农，考察它所取法的道理，大概就是噬嗑之道。” 太阳正中时设立市场，是因为上方光明而下方活动。噬嗑，是会合的意思。市场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不同地域的人会合之处；设置法则来使物资会合，这就是噬嗑的意义。【集注，并采晦庵】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贯通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使道理神妙而变化，使百姓得到适宜。《易》说：穷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所以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 王氏说：“事物尚未厌弃，圣人不强行除去；事物尚未安定，圣人不强行推行。” 白云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于是就有变化。只有圣人能够贯通这种变化，所以百姓不会困于事务，也就不会因有所作为而疲倦。因此即使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教，也不过是使百姓得到适宜而已。使百姓适宜，并不是高深难行的道理，也不过是制作舟车、臼杵、弧矢、宫室、书契之类；凡是能够便利百姓、后世不能改变的，都是这样。懂得道理的人，当然认为这就是圣人之道；不懂道理的人，却认为圣人之道变化迅疾、神妙莫测，难道会在舟车、臼杵之间吗？所以圣人先说使百姓适宜，后来制作器物，也都是使百姓适宜的道理。然而从《易》的道理看，事物穷尽就必定变化，变化之后才能通达，通达之后才能长久，何况把它用于百姓呢？所以从包牺、神农到黄帝、尧、舜氏，都是能够贯通变化的人。因此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 黄帝、尧、舜垂下衣裳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诚斋说：“所谓衣裳，就是舜所说的古人的形象、以五色制作衣服之类。这件事开始于黄帝，完备于尧、舜。”韩氏说：“衣裳用来区别贵贱，乾尊贵而坤卑下。” 白云说：“垂下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是说无为而治。能够无为而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取法乾坤的易简罢了。” 剖空木头制作船，削尖木头制作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到达远方而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取法于涣卦。南轩说：“剖开木头使其中空，削制桨使上端尖锐。船用来承载物品，桨用来使船前进。” 白云说：“涣卦的卦象是木在上、水在下，因此有舟楫便利的象。所以它的彖辞说‘利于渡过大河，是乘木而行并取得功效’。” 涣又有分散、解除的意义。船桨的作用，难道不是分散、解除险难的器物吗？驯服牛、驾乘马，用来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取法于随卦。明道说：“驯服牛、驾乘马，都是顺着它们的本性来使用。为什么不驯服马、驾乘牛呢？因为那不合乎事理。” 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木梆来防备暴徒，大概取法于豫卦。横渠说：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所以是豫。白云说：预先防备的意义，不止一种。这里单独举出设置重门、敲击木梆，是因为黄帝、尧、舜的时代尚且设置这些，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预先做好防备吗？截断木头制作杵，挖地制作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大概取法于《小过》。纂图说：下卦艮为石、为止，上卦震为木、为动。木在上面运动，石在下面静止，这就是臼杵的象。弯曲木头制作弓，削尖木头制作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服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白云说：睽卦没有弓箭的象，而弓箭取法于睽，不只是说睽乖之时弓箭足以威服它。弓箭的作用，是因相离而发出；弓和箭彼此相离，才发射出来发挥作用。相离达到极点，作用也达到极点。因此弓箭这两种东西，具有极度相离的道理。象辞说：“君子因此求同存异；求同而存异的，难道不就是弓箭吗？形体不同而功效相同。” 上古之人居住在洞穴、住在野外，后世圣人改用宫室，以屋梁在上、屋檐在下，来抵御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上卦震象征木，下卦乾象征覆盖之物；木向上竖起而覆盖其下，就是栋宇的象。栋，是屋脊上的檩木；宇，与宇宙、院宇的“宇”相同，指下面空旷广大的地方。古代安葬死者，用大量柴薪包裹尸体，埋葬在旷野之中，不筑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白云说：“上古时代的人只知道简朴而不知道礼制，所以安葬父母简薄到这种程度。丧期没有定数，是悲哀尽了就停止。圣人为此制定礼制，后来棺椁有了一定规格，丧期也就可以确定。大过卦虽然取其过于厚重，但四个阳刚居于中间，有坚固居中的象，所以取来制作棺椁。奉养生者不足以担当大事，只有安葬死者才足以担当大事，难道可以不厚重吗？上古曾经有父母死后，子女抬起尸体，把它丢弃在山沟里的。孟子说：‘孝子仁人掩埋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有合乎道理的办法。’这就是圣人改用棺椁，取法于《大过》的意义。” 上古以结绳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能够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卦。

译南轩说：门和柝的设置，足以防止百姓受到侵扰；弓箭的锋利，足以威慑百姓不走正道。这些都是小人的过错和罪恶，明显易见，可以加以治理。至于事情的真伪、是非、有无、虚实，都包藏在内，有不可测知的地方。因此圣人制作了书契。所以书用来记载久远之事而使其明白，契用来缔结信约而止息争讼。百官的事务虽然繁多，却可以凭借书契治理；万物的情状虽然隐微，却可以凭借书契察知。这就是决去小人，使其在其中无处放纵。因此一定取法于《夬》卦，大概是因为《夬》意味着决去小人而君子的道路得以增长吧？诚斋说：在鸿蒙荒远的时代，百姓刚刚产生，并不像今天这样备有器用、起居便利、衣服饮食齐全。那时人们饥饿，却还不知道耕种和捕鱼，圣人于是制作网罟。那时人们只知道吃肉，却还不知道吃谷物，圣人于是制作耒耜。那时人们的食物和货物有时有余、有时不足而偏于匮乏，圣人于是制作市场进行交易。那时人们寒冷而穿兽皮，还不知道纺织的制度，圣人于是制作衣裳。那时人们出入受河川阻隔、道路断绝之苦，圣人于是制作舟楫。那时人们因负担劳累、远途行走而磨破脚，圣人于是制作车轮和缰辔。那时人们担忧盗贼抢夺，却疏于守卫防御，圣人于是制作门和柝。那时人们知道耕田除草，却还不知道舂米脱谷，圣人于是制作杵臼。那时人们没有爪牙来保护自己，忧虑受到搏击和啃噬，圣人于是制作弧矢。那时人们住在洞穴中，苦于潮湿低洼，圣人于是制作宫室。那时人们死亡后，只能担忧用粗陋的箩筐掩埋，圣人于是制作棺椁。那时人们困于结绳记事，彼此欺骗而没有凭籍，圣人于是制作书契。十三卦的卦象，经过五位圣人之后才完备。韩愈说：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又说：如今我和你能够安居而从容进食，优游地生存，并且在生死方面与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吗？龚氏说：“百官凭借它治理事务，有所辨别而不会相互混乱；百姓凭借它察知情状，能够完全了解而不会相互欺骗。” 所以，《易》就是卦象。所谓象，就是模拟事物。所谓彖，就是材料。所谓爻，就是效法天下万物的运动。因此，吉凶由此产生，悔恨和吝惜也由此显现。白云说：“《易》这部书，不过就是卦象罢了。所谓象，是用来模拟天下一切有形象事物的。彖辞和爻辞都出自卦象；卦象已经确立之后，彖辞用来从内部说明一卦的材料，爻辞用来从外部效法天下的运动。爻辞确立以后，吉凶才产生，悔吝才显现。这就是形成《易》的次序。” 阳卦中阴爻多，阴卦中阳爻多，原因是什么？阳卦的画数为奇，阴卦的画数为偶；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位百姓，是君子的道路；阴卦是两位君主、一位百姓，是小人的道路。横渠说：“归于一的，是君子的道路；驾驭对象多而分散的，是小人的道理。”震、坎、艮是阳卦，都有一阳二阴；巽、离、兑是阴卦，都有一阴二阳。《易》说：“往来纷扰不定，朋友都会顺从你的心意。”孔子说：“天下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呢？天下万事都同归一个归宿，只是道路不同；都达到同一个目标，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于是光明产生。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于是一年形成。过去的屈曲，未来的伸展；屈曲和伸展相互感应，利益就产生了。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行和发挥作用；善于运用而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增崇德行。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通晓变化，是德行的盛大。” 孔子借《咸》卦九四极力论述感通之道。用属于个人的思虑之心去感应万物，所能感应的范围就狭小了。天下的道理是一个，途径虽然不同，归宿却相同；思虑虽然有百种，最终达到的地方却是一致的。万物各有不同，事情有万般变化，但用一个道理统摄它，就没有什么能够违背。因此，端正自己的心意，就能穷尽天下没有不相感通的事物。所以说：“天下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呢？”如果只使用个人的思虑之心，怎么能做到没有什么不能感应呢？太阳往而月亮来，寒气往而暑气来，这是用往来、屈伸说明感通的道理。屈曲就会有伸展，伸展就会有屈曲，这就是所谓感应。因此日月相互推移而产生光明，寒暑相互推移而形成一年，功用由此形成。所以说：“屈伸相互感应，利益就产生了。”前面已经说过屈伸的道理，这里又取物象来说明。尺蠖爬行，先屈曲而后伸展，因为不屈曲就不能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藏息身体，然后才能奋发迅疾，因为不蛰伏就不能奋发。动与息相互感应，就是屈伸。由屈伸往来的道理，又推及学问，也有自然的机理。精研义理直到进入神妙境界，是屈曲达到极点；但这正是出而施用的根本，使施用有利而无所不安。这是伸展达到极点；但它又是深入而增崇德行的凭借，使内外相互涵养、彼此发明。超过这个范围以后，都不是圣人施行功用的道路，所以圣人并不知道它。穷尽阴阳神妙的道理，知道变化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义理精纯、仁德成熟，也就是德行的盛大。【集取伊川、晦庵】《易》说：“困在石头上，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孔子说：“不是应当困住的地方却困在那里，名声必然受辱；不是应当凭借的地方却凭借它，身体必然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还能够见到吗？” 应当困时而困，应当凭借时而凭借，是合乎正道的。不是应当困的地方却困在那里，不是应当凭借的地方却凭借它，都是自己招致的过失，违背正道到了极点，所以名声受辱、身体危险。这样一来，死亡将近，自己所依靠的主人还能见到吗？这就是身死家亡的象征。【兼取伊川、白云】《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射中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滞，所以出手就有收获。这句话说的是器具已经形成以后才行动。” 白云说：“君子把道保存于自身，待到时机成熟才用于外部。处在等待时机的状态，所以把器具藏在自身，仍然有所等待。括，就是结住；结住就会有阻碍。凡是没有道，行动就会受阻；不是时机，行动也会受阻。行动而没有阻滞，然后出手才会有收获。”这一章大概是说，器具形成以后才可以行动，而行动也必定要有时机。把器具藏在自身，说明已经具备那个道。高墙之上，正是那个时机。汉上说：“收藏可以使用的器具，等待可以施为的时机；行动没有结滞阻碍，一出手就会有收获。”

译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见不到利益就不肯努力，不受到威慑就不肯惩戒。小小地惩罚他，使他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戴刑具，遮没了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白云说：“小人并不是不知道天下所谓的善恶，也不是不知道天下的祸福，只是昏昧于善恶开始出现、祸福将要发生的细微关头，所以积累到大恶而遭受天下大祸的情况很多。圣人怜悯他们的愚昧会导致祸患，于是制定刑罚来小小惩戒他们。惩罚小恶而使其对大恶有所警戒，最终就没有大恶大祸的忧患，这难道不是小人的福分吗？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让他脚戴刑具、遮没脚趾，后来终于没有灾咎。” 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肯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遮掩，罪过大到无法解除。《易》说：“戴着刑具，遮没了耳朵，凶。” 刘氏《集传》说：“行善得到吉，作恶得到凶，都是积累而达到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上爻处在全卦的极点，而恶行已经积累很久，怎么能没有凶呢？” 孔子说：“危险，是因为把自己的处境看得安稳；灭亡，是因为只保守已经存在的东西；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得到治理。因此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处于存续时不忘记灭亡，处于治理时不忘记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稳，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正像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白云说：“安危、存亡、治乱，大概是相互交替、相互生成的道理。”所以圣人处在安定中而思虑危险，最终没有危险和灭亡的祸患。孔子说：德行浅薄却身居尊位，见识浅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微薄却承担重大责任，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染污秽，凶。”说的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责任。详见《鼎》九四。孔子说：能够知晓事物开始萌动的细微征兆，真是神妙啊！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就是能够知几吧？所谓几，是事情刚开始发动、吉祥即将出现的先兆。君子看见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守正而吉。”既然坚定得像石头，哪里还需要等上一天？事情的判断已经清楚可见了。君子知道隐微，也知道显著；知道柔弱，也知道刚强，是众人所仰望的。知几虽然神妙，却不必到过于遥远的地方去寻求。不谄媚、不轻慢，就是《豫》六二所说的知几。几，是事物开始发动的征兆，是吉凶的端倪，能够预先看见却尚未显著。这里只说吉，是因为既然能够预先看见，哪里还会发展到凶呢？君子明哲，能够看见事情的细微征兆，所以能坚定如石；守持既然坚固，认识就更加明白。心志安定，智慧明察，不等到一天结束，判断就已经可以看见了。隐微会变成显著，柔弱会变成刚强，这是事理。君子明白事理，所以看见隐微就知道显著，看见柔弱就知道刚强。知几如此，所以众人都仰望他。因此赞叹说：万夫所望。有人说：《豫》就是先，所以是知几的道路。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是为不知道知几的人而设立的。【兼取潘氏、伊川】晦庵说：“凡人与上位者交往，必定有一些求取供奉的心思；与下位者交往，必定有一些简慢傲视的心思。所争的只是很小的地方，能从这里察看，非知几的人做不到。” 孔子说：“颜氏的弟子，大概接近知几了吧？有了不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易》说：“离善道不远就能复归，没有大悔，最为吉祥。” 伊川说：“颜子没有已经显露出来的过失，孔子说他接近知几，就是说他没有大的悔恨。过失还没有显露就能改正，还有什么悔恨呢？他还不能做到不待勉强便合乎中道、心中所欲不超过规矩，所以仍然有过失。然而他明察而刚毅，因此一有不善便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便没有不立即改正的，所以不至于产生悔恨，这就是不远复。‘殆’是很、十分的意思；‘庶几’是接近的意思，说的是接近于道。” 天地之气交感聚合，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归于一。晦庵说：“絪緼，是交互密合的状态；醇，是厚重而凝聚的意思。这句话说的是气的变化：化生，是形成形体；化，是变化。” 伊川说：“一阴一阳怎么可以成为两个呢？所以三就应当有所减损，是说要归于一。天地之间应当有损有益。还有比这个更明白、更重大的道理吗？【《易传》】诚斋说：天下的事情，专一就精，分心于二就粗疏。天地和人物都是这样，更何况万事呢？所以舜说：‘惟精惟一。’仲尼也说：‘说的是归于一。’‘致’，是竭尽力量的意思。羿把力量专用于射箭，所以精于射箭；王良把力量专用于驾车，所以精于驾车。假使羿想做王良所做的事，王良又想做羿所做的事，那么两个人都会丧失自己原有的才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治理，仁义都在于专一。” 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心情平和，然后才说话；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保全自己。怀着危险的心情行动，百姓就不会赞同；怀着恐惧的心情说话，百姓就不会回应；没有交往基础便有所求，百姓就不会给予。没有人赞同他，伤害他的人就会来了。”《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凶。” 汉上说：行动而有人相助，是因为先使自身安定然后行动；说话而有人回应，是因为先使心平和然后说话；有所求而有人给予，是因为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求取。懂得道的人，所处之处都能安定，行动时人们就会帮助他。所以说，身体安定，国家就可以保全。这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以后才能齐家、治国的意思。孔子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阴阳合成德性，刚柔形成形体，以此体现天地的造化，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它们所命名的事物虽然繁杂，却不逾越其范围。考察它们的类别，难道不是衰世的心意吗？”

译《易》的六十四卦，都是乾坤相互求取而产生的，所以乾坤是《易》的门户。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物”犹如“象”，是说乾坤实际上是阴阳的象。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是说乾坤交合以后，六十四卦刚柔的形体于是形成；“撰”就是造化。四时交替运行，五行依次排列，万物所以产生，都是天地的造化。圣人制作《易》，就是体现天地的造化。“通”是合而为一。天地具有神明的德性，圣人的《易》与天相通。六十四卦的名称虽然繁杂，却不越出乾坤刚柔的道理；这也如同天地之间万物虽然众多，却不超出阴阳消长的道理。考察它们言辞的类别，就知道它们是衰世的心意：其忧患深远，辞采文饰；言语曲折却切中事理，事情铺陈显露而道理隐微。虽然如此，这也不是上古淳朴时代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大概世道衰微以后，得失更加明显，所以称为衰世的心意，大概指文王与纣王的时代。”},{ 《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阐明义理而使名称各得其当，辨别万物而使言辞正确，至于用卦爻辞断定吉凶，事情就完备了。它所称说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其防范深远，文辞有文采；言语曲折而切中事理，所述事情显明而义理隐微；借助人的疑惑不决来帮助民众行事，以说明失与得必有相应的结果。取卦象推及古代得失，是“彰往”；玩味《易》的占辞而预知未来吉凶，是“察来”。所谓显明的，就使它变得微隐，以便人探求根源；所谓幽深的，就加以阐发，使人看见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显明道理、神妙德行。阐明义理而使名称各当其名，是说卦；辨别万物，是说象；使言辞正确，是说爻辞、彖辞；断辞，是用吉凶来作判断。它称说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大，是借卦象说明义理，因小事来譬喻大义。所谓防范深远，是把道理通达于天下而意旨有所余，使人思考后自行领会。所谓文辞有文采，是不直说所论的事情，而用义理来说明，使人玩味而领会。所谓言语曲折而切中事理，是说顺着事物的不同而曲折表达，却各自切合其理。所谓事情显明而义理隐微，是说事情表面显现，而其中的道理微妙。所谓借疑惑来帮助民众行事，是在民众疑惑不决、容易陷入恐惧的时候，用吉、凶、悔、吝的辞语告诉他们，以帮助他们行动，并使他们知道失得必有报应。【兼取注、防、横渠、汉上、白云】《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白云说：《易》开始于包牺，在文王时兴盛，所以说“中古”。说作《易》的人有忧患，大概指文王。有人认为既然有忧患，就必须修养德行来避开祸患，因此说明九卦是德行所使用的工具，这是错误的。圣人修养德行，难道还要取决于是否有忧患吗？孔子这样说，是因为圣人居于崇高地位，道行于天下，成为帝王，参与天地、赞助化育，那么《易》的道理自然已经运行其中，本来不必另有所作。等到他的道不能行于天下，而又深深忧虑天下后世，想要用这篇文字尽力昭示后世，就不得不有所制作了。这就是文王遭受大难而作《易》的原因。那么，孔子道不能行于天下而系《易》辞，难道也就是所谓忧患吗？所以所谓忧患，大概是忧虑后世不再有人听闻这一道理。【白云】《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执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坚固；《损》是德行的修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德行的辨别；《井》是德行的根柢；《巽》是德行的裁制。九卦讲的都是反躬自省、修养德行的事情。圣人体现《易》的道理，六十四卦都具备于自身，而九卦是其中的要领。“基”是用来建立根本的，所以君子不合于礼的事情就不去做。“柄”是用来执持的，君子的德行以谦逊为可以执守的要领。“复”就是返回善道，因为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恒”就是守持不变，长久而常然。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医。《损》是除去损害德行的东西，德行从此便得以修养。《益》是每天增加、不断进步，所以达到充裕有余。处在困穷之时，不必等待言说，德行自然会显现出来；经历风雨之后，才知道鸡鸣始终不停；到了岁寒之时，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井”好比人的本性；井水安定而不迁移，所以说它是德行的根柢。《巽》顺从事理，所以能够裁断、制御事变。《履》平和而达到中正；《谦》尊贵而有光彩；《复》从细微处返回，却能辨明事物；《恒》处于复杂环境而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而充裕，并非人为造作；《困》虽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而又能迁及他人；《巽》权衡事物而不显露。这里说明了九卦的德性。礼以和为作用；所谓达到，是达到中正，没有过分或不及。《谦》由于自处卑下，反而显得尊贵而光明。在细微处返回，就能辨明事物的道理，这就是“不远复”。洁白却容易被污染，不如染黑了也不变黑；刚硬就容易折断，不如经过磨砺却不受损。所以有恒常德行的人，处在复杂环境中也不厌倦，这样才能看出他的道能够长久。《损》要求开始时先经历艰难，练习熟悉之后就容易了。《益》的增长和充裕，根本出于自然，并不是有所撰造。人为撰造就是虚伪。所以说：“如果确实得到养育，没有什么事物不会生长；像拔苗助长那样的虚伪行为，反而会损害事物。”本性的充裕既然如此，哪里还需要依靠《益》的道呢？横渠说：使万物得到增益必须真诚，就像上天生成万物，每天都在增长、滋息；使自己得到增益也必须真诚，就像河流正在汇聚，每天都在增加、获得。施行如果虚妄，学习如果不勤奋，想要使自己受益并使别人受益，就困难了。《困》处在险境而心中喜悦，身体虽然穷困，内心却通达。能够先在自身保存这种德性，然后才能推及他人。井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先保存于自身；人们往来取水、受到井的惠益，是迁及他人。《巽》能够称量事物的适宜程度，但心中的权衡是隐蔽而不可见的。用《履》来使行为和顺，用《谦》来制约礼，用《复》来自我认识，用《恒》来专一德行，用《损》来远离祸害，用《益》来兴起利益，用《困》来减少怨恨，用《井》来辨明义理，用《巽》来施行权变。诚斋说：“这一章，圣人既赞美九卦的德性来示人，又阐发九卦的作用来示人。” 礼的作用，以和为可贵。所以用《履》来使行为和顺。《谦》的卦象说：“称量事物而公平施与”，但《象传》又以把谦逊看得过轻为戒。所以君子的谦逊，并不是以乐于处在人下为目的。德行讲究盛大，礼讲究恭敬；用《谦》来制约礼，却从未有过分之处。自己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这难道不是自我认识吗？这不是因为别人而知道，而是在心中觉悟，在本性上觉察。所以说：“用《复》来自我认识。” 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恒》的君子，平常处于富贵，就按富贵的方式行事；平常处于贫贱，就按贫贱的方式行事。他的德行如天地正定的法则，如日月恒常的光明，始终如一。所以说：“用《恒》来专一德行。” 九卦所论说的，都是修养自身、奉行己道的事情。

译《损》所说的远离祸害、《益》所说的兴起利益，并不是说除去天下的祸害、兴起天下的利益。对于危害自己的事，要远离它，如惩治忿怒、抑制欲望；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要使它兴起，如迁向善处、改正过错。处在困境中却怨恨的人，是不能安于天命、以天为乐的人。然而人都有感情，能够减少自己的怨恨，也值得称贵。所以说：“贫穷而没有怨恨是困难的。” 内在能够保存自身的德性，对外又不隔绝万物，这才是义。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还不能同他一起走向道；可以同他一起走向道，却还不能同他一起立定；可以同他一起立定，却还不能同他一起权变。”这是因为权变不是容易达到的境界。用《巽》来施行权变，就是顺应事理而得到中正。人道中只有这一点最为重大，所以用它作为全章的结尾。《易》这部书，不能离开。它所说的道，屡屡迁变，变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之间，上下没有固定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作为固定的典则和要领，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从外在和内在都知道警惧；又说明如何处置忧患以及忧患发生的原因。虽然没有老师和保傅在旁边，却如同面对父母一样。起初依循它的辞语来推求它的方向，随后便有固定的法则。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道理不会凭空自行流行。《易》这部书是用来承载道的，所以不能离开它。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易》的道理到了穷尽处就会变化，所以不断迁移。“六虚”指六个爻位；称爻位为“虚”，是因为使这个位置虚置，以等待变化。因此《太玄》的九位也称为九虚。爻会发生变化，在六位之间周流；有时前往而处在上位，有时返回而处在下位，有时以刚变柔，有时以柔变刚，不能把它当作固定的典则和要领，只能随着变动而行。没有常态，就不能成为固定典则；相互变易，就不能成为固定要领。虽然不能制定固定的典则和要领，但它的出入往来都有法度，并不是任意妄动。因此，卦的内外都足以使人知道警惧。对外知道警惧，是害怕言语行为有所失误；对内知道警惧，是害怕修身有所失误。它又说明处于忧患中的方法，以及造成忧患的原因；虽没有老师和保傅的威严，却常常如同父母在前，意思是既有爱护敬重，又不敢怠慢。学习的人起初依循《易》的辞语来揣度其义，然后才能获得其中固定的法则。假如不是合适的人，能够完全学习《易》、运用《易》的道理，那么《易》道怎么能在世上实行呢？然而君子学习有两条道路：有依循辞语的，是由外而入，所以《易》这部书不能离开；有依循本性的，是由内而出，所以中庸之道片刻也不能离开。书不可离开，道就不可离开；道不可离开，书也不可离开。明白这一点，然后才是善于学习。诚斋说：这一章说《易》道的作用在于变化，《易》道的本体在于常道，《易》道的实行在于人。开头说“不能作为固定的典则和要领”，是说变化；又说“既有固定的法则”，是说常道；又说“道不会凭空自行流行”，是说在人。【兼取南轩、潘氏、白云】《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始，考察事物的终结，以此作为体质。六爻相互错杂，只是为了表现时势和事物的不同。初爻难以知晓，上爻容易知晓，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事物的本末。初爻的辞语只是加以比拟，到最后才完成其终结。至于错杂万物、撰述德行、辨明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位，就不能完备。唉！只要考察存亡吉凶的要理，安坐即可知道。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所得就已经超过一半了。《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考察事物的终结，以此作为体质。六爻分别排列，刚柔相互错杂，是因为天下的时势和事情并不相同，不得不这样仿效它们。初爻是事情的开始，也是事情的细微处，所以辞语只是加以比拟，因而难以知晓。上爻是事情的终结，也是事情的完成处，所以辞语没有隐藏，因而容易知晓。至于错杂辨析天下的事情，论述众人的德行，说明二者的是非，如果不是二、五、三、四这些中爻，就不能完备。因为初爻、上爻只具备事物的本末，不能全部说明。唉，是感叹的语辞。感叹学习者玩味《易》的六爻，只要考察存亡吉凶的道理，安然就可以知道。彖辞说明一卦的材质和大义，使有智慧的人玩味《易》；即使还没有读到六爻的辞语，只玩味彖辞，所得也已经超过一半。本章先论初爻、上爻的难易，接着说明中爻缺少一个便不完备，最后说明彖辞是全卦的主旨。所谓彖辞，就是文王写在卦下的辞语，也包括今天所说的《彖传》。如果只说是文王的卦辞，恐怕学习《易》的人即使自称有智慧，看到“元亨利贞”，也未必就能立即对《乾》卦的义理思考过半。孔夫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礼乐文章的道理不在我这里吗？这样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他的意思与这里正相符合，所以白云郭氏直接说这是今天所说的《彖传》。【采自白云说】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誉美，四爻多有戒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阴柔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它最终能够无咎，是因为运用柔顺而得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不同的缘故。难道柔弱就危险，刚健就能胜任吗？本章再次说明中爻的意义。二、四属阴，三、五属阳；阴阳的功用相同，但位置不同。二爻居中，所以多誉；四爻接近君位，所以多惧。若说屈曲柔顺是柔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那么二爻本应有咎，为什么反而多誉呢？然而考察它最终所以无咎，是因为它运用柔顺而得中。三爻多凶、五爻多功，是因为五贵而三贱，等级不同。三爻之所以多凶，是因为处于卑贱位置而失去中道；五爻之所以多功，是因为处于尊贵位置而得其中道。难道不是柔弱就危险、刚健就能胜任吗？三爻处在下位的极处，若以柔居之就会危险，不能胜任；若以刚居之，难道就一定能够胜任吗？阳刚居阳刚之位，有时会刚强过度。危险就会颠覆，过刚就容易失败，这就是三爻多凶的原因。五爻则不同，以刚居之，得到尊位，既刚健又居大中，适合处于尊位；以柔居之，则能处于谦下，执守柔顺，以尊贵身份礼敬卑贱者，这就是五爻多功的原因。多有誉美，未必都是君子，只是得到赞誉的人较多；多有功劳，未必都已经成功，只是有功劳的人较多。【取自汉上】《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它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分为两方面，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相互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得当与不得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

译《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所以有天道，即阴与阳；有人道，即仁与义；有地道，即柔与刚。这三者本是一种事物而具有两个方面，三才各分为二，所以成为六爻。只有一方面就没有变化、没有活动，兼备两方面，三才之道才都有变动。因为道有变动，所以把卦画称为爻。“爻”就是效法，意思是六画能够效法天下的变动。爻有贵贱、上下的等级，所以说“物物有九六”；刚柔错杂地处在各个位置，就形成文理。刚柔交错之间有得当和不得当，吉凶便由此产生。《易》的兴起，大概正在殷代末世、周代德业兴盛之时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处的时代吧？所以《易》的辞语多含危惧。危险的，使它趋于平安；轻易的，使它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万物无不包括。以警惧贯穿始终，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没有过错。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文王处在纣王的时代，遭受大难而推演《易》，所以《易》的辞语多含危惧。后世得到这些辞语，处在危险中的人正困于险境，便知道处置险境的方法，使自己坦然和平；处在安逸中的人正沉溺于安乐，便知道警惧戒慎而不敢放纵。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地之间无不具备，因此天下没有被弃置的事物。用始终不懈的警惧来告诫人，使人慎重对待结局如同慎重对待开始，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使人没有过错。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兼取白云】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德行总是平易，却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德行总是简约，却能够知道阻碍。它能够使人心中喜悦，能够研求诸侯的思虑，能够判定天下的吉凶，能够成就天下不断进展的事业。因此，变化和言语行为之间，吉事会有祥兆；从象所涉及的事情，可以预先知道器物；从占所涉及的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天地设置了位置，圣人成就了自己的才能；人谋与鬼谋都参与其中，百姓也能够参与这种才能。乾刚健不息，它生成万物时只是顺应万物的自然，所以它的德行总是平易。坤柔顺地承受乾，它生成万物时也是顺应乾的自然，所以它的德行总是简约平易。简约就是没有人为造作，险阻则包含情伪。如今平易却能知道险难，简约却能知道阻碍，为什么呢？大概是两个险境彼此猜疑、两个阻碍彼此对抗时，险难本身不能认识险难；能够知道天下最险的，是最平易的存在；阻碍本身不能认识阻碍，能够知道天下最阻的，是最简约的存在。夹谷的欺诈不能胜过仲尼的礼，颛臾的应答不能欺骗仲尼的听察。圣人得到乾坤平易简约的道理，用来照察天下，那么天下的险阻和情伪，谁还能逃脱他的察知呢？所以说：“我的道理是一以贯之。”所谓“能说诸心”，是说能使人玩味它而心中喜悦；所谓“能研诸虑”，是说能穷究天下万物的情状。“侯之”二字是衍文，所以王氏《略例》说：“能够使人心中喜悦，能够研求各种思虑；天下的吉凶隐藏在无形之中，最难判定；天下的事情纷纷而来、没有止息，最难成就。能够判定并成就它们的，只是平易和简约而已。”因此，在变化、言语和行为之间，吉事便会先显现祥兆；祥兆，是吉事的萌芽；从象所涉及的事情，可以先知道相应的器物；象，是器物的影像。从占所涉及的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占，是尚未显形的事情。这里都是说，人事不能预先依靠平易简约来处理，所以才需要借此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不断进展的事业。天地设置了位置，圣人作《易》来成就自己的才能。于是无论人谋还是鬼谋，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都能够参与这种才能。人谋，是穷尽人的情状；鬼谋，是穷尽鬼神的情状。【兼采汉上、诚斋、晦庵】八卦用卦象来告知，爻辞、彖辞用事理来说明。刚柔错杂地处在各位，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动以利益为主旨来说明，吉凶则随着情状而迁移。白云说：“八卦有象却还没有言辞，所以用象来告知。六十四卦之后有爻辞、彖辞，所以说用事理来说明。刚柔相互错杂，然后才有得失，所以吉凶可以看见。所谓变动以利益为主旨，是说圣人通过变通来尽其利益，所以变动以利益为主。所谓吉凶随着情状迁移，是说卦的吉凶会因人的善恶而发生变化。” 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便产生；远与近相互取用，悔与吝便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与害便产生。注说：“如果完全同顺，没有冲突，那么哪里会有吉、哪里会有凶？爱与恶相互攻伐，然后顺逆各不相同，所以吉凶产生。‘相取’就像相互资助。远近的爻相互资取，然后才有悔吝。以真情感动事物，就会得到利益；以虚伪感动事物，就会招致祸害。”正义说：“远，指上下两个卦彼此相应之类；近，指相邻的爻聚在一起，交替相互资取。取用不合乎道理，所以悔吝产生。” 白云说：六爻所具有的吉、凶、悔、吝，也如同在人事中由真情和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大概爻与人是一样的。大凡《易》的情理，处在相近位置却彼此不能相得，就会有凶，或者互相伤害，并且产生悔恨和羞吝。“近”是指相邻的爻；“不相得”是指彼此厌恶。上文说吉、凶、悔、吝、利、害六种情况，这里却只说凶、害、悔、吝，是因为彼此接近而不能相得，哪里还会有吉和利呢？所以只说凶、害、悔、吝。南轩说：“天下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相近而相得。朝廷之上、闺门之中、乡党之间、学校之内，都贵在彼此接近而相得。如今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这与路上的陌生人有什么不同？所以大则为凶，小则为害，细微处则成为悔吝。考察《易》的爻辞，没有不是这样，所以说‘大凡《易》的情理’。” 将要背叛的人，说话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会支离。吉善的人言辞少，浮躁的人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会闪烁遮掩；失去操守的人，说话会屈曲困窘。单氏说：“《易》这部书，是用来穷尽真情与虚伪、明辨得与失的。上文已经详细说了吉凶、悔吝、利害，而真情与虚伪的产生，一定会表现在言辞上。所以圣人在结尾又说这些，使人能够观察言辞而知道事情的苗头。” 诚斋说：“这句话是说，学习《易》而有所心得的人，就可以辨知言辞了。”

译西山真氏说：“人将要做坏事时，内心必然有所惭愧，所以言辞显得惭愧；见理不明，内心疑惑，所以言辞支离。所谓支离，是说说话散乱而头绪很多。端正善良、平易正直的人，不会随便发言，所以言辞简约而少；狂妄浮躁、急切的人，常常轻率发言，所以言辞繁多而且容易诬妄。诋毁善良的人，内心怀有羞恶，所以言辞游移夸张而不确切；操守不坚定的人，被利害所夺，所以言辞困窘屈曲，很容易被追问穷尽。内心有的东西，一定会表现在外面，是无法掩盖的。所以不懂得辨别言辞，就无法了解人。虽然如此，闭口不说的人，表面上也像言辞少；铺陈详尽、毫不隐瞒的人，也近似言辞多。听取言辞的人如果不加察辨，那么怀有奸心的人可能得到吉善之人的名声，尽忠的人反而被看成浮躁之人，岂不是误事吗？只有君主对此加以察辨：吉善之人的言辞简约而合乎道理，并不是闭口不言；浮躁之人的言辞繁多而违背道理，也不是铺陈而毫无隐瞒。在这些相近的表象之中，辨察它们根本的不同，然后才是真正懂得辨知言辞。” 《学易记》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学易记》卷九　元代李简撰。《说卦》。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暗中得到神明的助佑而创制蓍草占筮法；参取天数三、地数二而建立数法；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创立卦；发挥刚柔之理而产生爻；使六爻之德与大道相和顺，并以义理加以条理；穷尽天下的道理、尽察万物的本性，直到通达天命。“暗中得到神明的助佑而创制蓍草占筮法”，说的是创立用蓍草求卦的方法。这种道理本出于神明，而圣人能够创制它，所以称为“幽赞”，就像说默默帮助。一、三、五、七、九都是阳数，只取一、三、五参合而使用九，这是依凭阳的生数。二、四、六、八、十都是阴数，只取二、四相合而使用六，这是依凭阴的生数。纯阳为乾，纯阴为坤；至于阴阳发生变化，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这就是八卦所以建立的原因。六十四卦中，凡阳爻都以乾的刚为本，阴爻都以坤的柔为本，这是发挥乾坤刚柔而产生三百八十四爻。所谓“道”，是万世都可以常行的道；所谓“德”，指六爻各自的德。能够使六爻之德与大道相和顺，就是说六爻之德可以万世常行。与道德相和顺，自然在义理上就没有混乱，所以说“理于义”。这样，人道就完备了。穷尽天下的道理，尽察人与万物的本性，自然对天命没有亏负，所以说“至于命”。这样，天道也就完备了。这是圣人创作《易》的最高功效。【集南轩、晦庵、刘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两〕 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因此建立天的道理，称为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称为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称为仁与义。把天地人三才各分为两方面，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阴分阳，交替使用柔与刚，所以《易》用六位形成文理。白云说：前一章从创作《易》、产生蓍草说起，最后归结到性命。此章又因性命的说法而详细说明，以表明《易》这部书之所以能够通达天命，是因为它以性命的道理为根本。性命的道理，就是天地人的道理。性命本来是一体，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孟子说“君子不谓性命”；从天地人分别来说，天道称为命，人道称为性，于是才有所区别。因此阴阳、刚柔、仁义各有不同的名称。阴阳，是天的两种道理；刚柔，是地的两种道理；仁义，是人的两种道理。天地人各有两种道理，就是所谓三才各分为两方面。从六画组成卦以后，三才阴阳的位置就具备了，于是交替用柔刚之爻来居其位，变化也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六位而成章”。所谓“章”，是说变化的道理清楚显现。所谓分阴分阳，不是说建立天道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