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厯代制度详説卷四宋吕祖谦撰漕运

钦定四库全书厯代制度详説卷四宋吕祖谦撰漕运

制度纳赋，《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则物重而麄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逺赋。若数千里漕运，其费百倍【通典】军漕，齐威公伐楚，归，郑申侯曰：“师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左传·僖四年】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汉髙祖二年击楚，萧何守关中，计户转漕给军。五月，髙帝屯荥阳，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后汉光武北征燕代，命冦恂守河内，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絶。长安漕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十三年从渭水运入河隂】汉文帝时，贾谊説上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或乃越诸侯而逺调。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逺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都，输将繇使，逺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二者不伤其费。及秦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帝不能用【通典】隋开皇三年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陜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陜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阳之粟，以给京师【隋志】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谷洛水达于河，通于淮海【详见汴漕门】唐都长安，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防陆运至陜，而水行来逺，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陜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唐志】开元二十一年，京兆尹裴耀卿奏：“秦中地狭，取粟不多，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若能转广陜运，即无忧水旱。东都至陜，河路艰险。江南租船▯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河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至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数十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前汉都关中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縁河皆有旧仓。上然其言，敕萧炅检右仓，置河隂县及河隂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置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泝鸿沟，悉纳河隂仓。自河隂▯水涨涸，漕送含嘉仓，又取习河水者递送纳太原仓，所谓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三年凡运米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三十万缗。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嵗至京师才百万斛。

二十五年遂罢北运【通典及唐会要唐书志】肃宗宝应元年，元载以淮河阻兵，飞挽路絶，盐铁租赋皆泝汉而上【会要】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阻絶。刘晏运江淮粟帛由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唐志】代宗广徳二年，以刘晏颛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运漕，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隂，斗粟费钱百二十。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隂，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篠为绹，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隂，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嵗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唐志】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又为入渭船。输东渭桥大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唐志】江淮漕鲁哀公九年秋，吴城防沟通江淮【于防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已东至夀春，艾以为田良水少，宜开河渠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事皆施行。正始四年乃开广漕渠等，东南有事军兴，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邓艾传，晋志云：宣王善邓艾计，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北皆相接连】后魏经略江南，有司请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通典】义熙五年二月，刘裕抗表北讨慕容，起浮淮入泗，五月入下邳，留船步军至琅邪，六月克广固城，馆谷于青土，停江淮转输【南史】北边漕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黄即今黄县，腄即今文登县，并今东牟郡县，琅邪今髙密琅邪郡，北河今朔方河北】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通典，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隋大业四年，发河北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泌水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通典】大业七年，东伐髙丽，来防儿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隋志】漕计汉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嵗不过数十万石【汉志】武帝时官多徒奴婢众，河漕渡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汉志】唐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国用渐广，每年陜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通典】睿宗先天二年，诏河南陜运两使每常运一百八十万石送京师，令大仓支计有余，今年所运宜停【唐会要】开元中，崔希逸嵗运百八十万石【食货志】天宝中，每嵗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大厯后，水陆运每嵗百八十万石入关【通典】代宗时，刘晏嵗转粟百一十万石【唐志】刘晏后，江淮米至渭桥寖减，至李巽为诸道转运盐铁使，乃复如晏之多，后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唐志】国朝水运四河所运【江淮防泝入汴，陜西自黄河三门防泝入汴，陈蔡自恵民河而至，京东自广济而至】国初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始至汴河，嵗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豆百万石，大中祥符初，七百万石，此最登之数也，天禧末，诸州军水运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三十七万五千余斤【国朝会要】太宗时，嵗增江浙米四百万石【会要】景徳三年，上供六百万石，永为定制，天圣四年，每年五百四十万石【并会要】陇蜀漕，后汉隗嚣据陇，来歙伐之，留屯长安，大转粮运【本传、东观记曰：诏于汧积谷六百万斛，驴四百头负防】蜀诸葛亮九年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蜀志】陆运，东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冦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

穆帝时，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通典：汉髙帝荥阳筑甬道，光武河南辇转输，并见军漕门；唐河南至陜陆运三门，裴耀卿、李泌陆运，并见长安漕门；后汉汧运，蜀祁山、斜谷运，并见陇蜀漕门；唐陆行里程见漕法门】国朝陆运，川陜诸州军金帛，自剑州列置递夫，由湖南、江陵、荆门而至；福建自洪州渡江，由舒州至；而又有川陜布纲供京西诸军用度，由荆南、襄州列递转送。旧自广南至京有香药递铺，今已散去。诸州陆运惟主纲者部送，道路给券，不置使主之。诸边戍军衣赏给亦多陆运送致【国朝会要】汴漕，隋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典：隋志云：炀帝开渠引谷洛水自西苑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栁】国朝水运，自江淮、南两浙、荆湖南北路运，每嵗租籴至真扬、楚、泗州置转般仓，受纳分调舟船，计纲泝流入汴至京师，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国朝会要】国朝置淮南、两浙江湖路都大发运使、副使、都监，以朝官已上或诸司使充。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杨允恭、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太子中允王子舆为江淮两浙发运使，于淮南创使廨。三年罢发运使，自后并以淮南转运使领其务。景徳二年，以崇仪副使李溥制置淮南、江浙、荆湖茶盐▯税兼都大发运使。三年以冯亮为都大发运使景祐元年罢江淮发运使，五年复置【国朝会要】至道元年，帝问侍臣汴水疏凿之由，参知政事张洎云：「禹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隂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东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荥阳郡，谓之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旁沟。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渠水东合济水，东至注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目【邲之目疑有讹字】即春秋时晋楚战于邲是也。邲又音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故改从汴字。隋炀帝开汴水目为通济渠，自后利于转输，国家甲卒数十万并萃京师，恵民、金水、五丈、清汴等四渠合会，天邑舳舻相接，所以无匮乏也。」嘉祐三年，诏令江南东西、荆湖北路、两浙转运司，限一年各限船添艄工及驾船卒，团成本路粮纲。自嘉祐五年为始，止令逐路据年额斛斗般仓，却运盐归本路发运司，更不得支拨里河盐粮纲往诸路。初，发运使许元言：「江南东西、荆南三路上供斛斗，旧皆逐路载至真楚泗州，复载盐以回，而汴船不出外江，谓之里河纲。每嵗往来四运入京，乃敷上供之数。

至十月放牵驾兵归营，谓之放冻。比年诸路转运司年额不敷，发运司不放兵卒归，乃令出外江边防江州军载头运，故诸路粮船大半为杂般纲。惟要发运司般盐往，遂运米而还，且汴船不谙外江风水，沉失者多。」既从许元议，而会元罢去，不即行，故特降是诏，而诸路舟终少。发运司又奏乞令汴纲出漕，而执政辄以前诏絶之。诸路船患船不得出，兵艄讫冬，坐食而苦不足，皆盗拆船材以费，船愈壊，漕年额又愈不及。执政初但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嵗粮纲多雇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既至冬当令守船，又实无得息者。至治平三年，乃诏汴江出漕，然尚限数其后遂复许，皆出如故【会要】陜漕，国朝陜西诸州刍粟，自黄河三门防流入汴，至三门防白波，发运使判官催纲领之【会要】。国朝有三门、白波、黄渭、汴河水路，发运使一人，在三门，以朝官充；三门判官一人，白波判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惠民河，漕后周世宗显徳六年二月，命韩令坤自京东疏闵水入于蔡河【五代会要】恵民河与蔡河一水，即闵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陈承昭导闵河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厯陈颖，达夀春，以通淮右舟楫。于是以河西为闵河，东南为蔡河。至开宝六年三月，始改闵河为恵民河。国朝陈颖、许、蔡、光夀诸州之粟帛，自石唐恵民河防泝而至，置催纲领之【并国朝会要】广济河漕，周显徳四年，诏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六年，命袁彦浚五丈河以通漕运【五代会要】广济河自都城厯漕济及郓，其广五丈，旧云五丈河。开宝六年，诏改今名【国朝会要】国朝京东诸州军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会要显徳二年于京城西北引水入五丈通于济】建隆二年，诏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水造斗门，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门，俾架流汴水之上，通滙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即金水河】国朝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至干宁军食馈边，亦有廷臣主之【会要】国朝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至荆南，自荆南改装舟船，遣纲送京师【会要】唐咸通二年，南蛮陷交趾，陈磻石専督海运，于是军不缺供【唐会要】漕法，唐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防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唐会要其三峡底柱之数，不拘此限。若遇风波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处官司申牒检记，聴折半功】周显徳二年正月，上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以来不与支破。

仓廪所纳新物，尚被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嵗一石，宜与耗一斗【五代会要】大中祥符八年，盐百万仓廪，侯晟言：「收到出剰，乞行酬奨。」诏：「自京畿达淮泗转漕至多，若无增损之多，宁有羡余之积？应诸仓监官收到出剰，并不理为劳绩【国朝会要】

详説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縁未是事大体重。到得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于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后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后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钟致一石者，地理之逺，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后来厯代全备，无如汉唐。在汉初，髙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嵗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縁当时用粟之多，漕运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髙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间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于天子，是时所以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説，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槩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逺，开垦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濞作乱，枚乗之説言京都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时诸侯殖利自丰，不足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壊，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髙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壊，兵渐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后，府兵之法已壊，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壊，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壊，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郑当时之议，却不曾见于髙恵、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却不曾见于髙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武、宣、中、睿、明皇之时。正縁汉武帝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壊，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

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如河北诸镇皆强，租税不领于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纥为乱，所用尤多。镇武、天徳之间，嵗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隂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逺，此法遂壊。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撡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于是足。所以唐人讲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徳宗时縁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韩滉运米至，徳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于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陜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并会于京口，京口是诸侯。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陜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滉由漕运致位宰相，李锜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本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陜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恵民河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惟恵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恵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本朝之大畧如此。然而本朝所谓嵗漕六百万石，専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船，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船却是真州请盐散于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赏之。此是本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専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縁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壊，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后来发运嵗造船，谓之发运官船，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

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副。因此漕法渐壊，惟发纲发运未罢。乃蔡京为政，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法，无水次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直达法，经涉嵗月长逺，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少。东南蓄积发运，有名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壊，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变，道路之险夷，质之于史，考之于古，亦自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