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卷一

译《长短经》卷一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长短经》>

钦定四库全书

《长短经》卷二 唐 赵蕤 撰

君德【九】臣行【十】德表【十一】理乱【十二】

君德第九

三皇不说话，教化却流传四海，所以天下人不知道把功劳归于谁【伏羲、女娲、神农被称为三皇】。五帝效法天地的法则，有言语有政令，而天下太平，君臣互相推让功劳，四海之内教化施行，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使臣下不必依靠礼仪和奖赏，功德美好而没有害处【黄帝，顺应天地的纲纪，按时播种百谷，勤用心力耳目，节制用水火和时令之物，有土德的祥瑞，所以号称黄帝。颛顼，养育人才以顺应地利，记载时节以效法天象，依据鬼神来制定义理，调理气运以进行教化，保持纯洁真诚以进行祭祀，无论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没有不磨砺修行的。高辛，获取大地的财物而节制使用，安抚教导万民而利于教诲，历数日月而迎送四季，明察鬼神而恭敬侍奉，他的神色庄重，他的德行崇高。帝尧，他的仁爱像天，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像太阳，远望他像云彩，富有而不骄傲，显贵而不舒缓。虞舜，善行没有防备却不显露，恶行没有隐藏却不彰显，顺应自然来诛杀奖赏，顺应众人的心意来建立制度，所以能够驾驭无为的境界，运行大道于极致的和谐之中，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契合德行好像自然而然，这就是五帝的德行】。王者用道来制约人，使人心归服、意志顺从【议论说：韩信说，项王所到之处没有不残害毁灭的，百姓不亲近他，只是被威势胁迫而勉强服从罢了，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盛容易转为衰弱。诸葛亮说：荆州名义上依附曹操的人，是被兵势逼迫罢了，不是真心服从。现在将军如果真能命令猛将与豫州协同谋划、合力行动，打败曹操的军队是必然的。由此说来，人心不服，其势力就容易攻破，所以王者的道理，在于使人心归服、意志顺从】。设立法度，完备措施，有明察的政令，有兵甲的防备，却没有争战和流血杀戮的使用，天下太平，君主不怀疑臣下，臣下不怀疑君主，国家安定君主安全，臣下因道义而退让，也能功德美好而没有害处【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王，开创伟大的基业，文质制度不同，而美好的名声一致，所以说：夏人崇尚忠诚，忠诚的弊端是质朴，补救质朴没有比恭敬更好的。殷人变革而加以修养，恭敬的弊端是迷信鬼神，补救迷信鬼神没有比文饰更好的。周人矫正而加以变化，文饰的弊端是淡薄，淡薄就再反过来崇尚忠诚。三代相互沿袭，像水与火相济，所谓顺应时宜，补救弊端】

治理的方法，这是三王的德行。霸主用权术控制士人，用信用笼络士人，用奖赏驱使士人，信用缺失则士人疏远，奖赏毁弃则士人不肯效力。《左传》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恩惠、救助患难，树立威名、确立霸业，机会就在这里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又与卫国新婚，如果攻打曹国和卫国，楚国必定去救援，这样齐国和宋国就免于祸患了。”于是晋国在被庐举行大阅兵，建立三军，谋划元帅人选，让却縠担任中军主帅。晋文公刚回国时教导百姓，两年后想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没有安居乐业，于是出兵安定襄王，回国致力于利民，百姓才怀念生存。”将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没有明白其效用，于是攻打原国来展示信用，百姓容易获取资财的不求丰厚，明确征召的言辞。”晋侯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于是举行大阅兵来展示礼制，设立执秩官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指挥不疑惑之

译后才使用他们。”出兵谷戍，解除宋国包围，一战而称霸，这是文教的成果。这是五霸的德行。所以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刑罚与德行。这两者相互依赖而行，相互等待而成。上天用阴阳成就岁月，人用刑罚与德行成就治世，所以即使是圣人执政，也不能偏用一方。所以任用德行多、使用刑罚少的，是五帝；刑罚与德行各占一半的，是三王；倚仗刑罚多、任用德行少的，是五霸；纯粹使用刑罚、强大却灭亡的，是秦朝。议论说：古代治理者，其政令有三种：王者的政令，教化百姓；霸者的政令，威慑百姓；强国的政令，胁迫百姓。所以教化不变，然后威慑；威慑不变，然后胁迫；胁迫不变，然后刑罚。所以到了用刑罚的地步，就不是王者所看重的了。所以虞世南说：“那秦始皇，抛弃仁义而使用威力，这可以用来吞并天下，却不可以用来守成，这是倚仗刑罚的弊端。”有人说：王霸之道，已经听命了，请问高祖、光武两位皇帝，都从田野间兴起，铲除祸难，于是开创帝王基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慎于细节，各自擅长其美，如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乱世庇护百姓，拯救这如涂炭般的民众。然而比较大的德行与天威，谁优谁劣呢？曹植说：“从前汉朝初兴，高祖趁着暴秦而起，于是诛灭强楚，光有天下，功绩齐比商汤周武，事业流传后嗣，是帝王的元勋，人君的盛事。然而名声不纯粹于德行，行为不纯粹于道义，死后，崩亡之际，果然让凶恶的妇人肆行酷虐之心，宠妾遭受人彘之刑，

赵王被幽禁囚禁，灾祸殃及骨肉亲人，吕氏家族专擅朝政，国家社稷几乎易主。凡是这些上述的事情，难道不是高祖考虑不周、思虑浅薄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然而他那些勇猛如枭的将领、善于谋划的大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历代罕见的，只因为他能够任用他们的才能，倾听他们的言论并加以明察，所以能够兼并天下而拥有帝位。」世祖（光武帝）体现上天灵秀的美德，禀受纯正和顺的精气，践行中庸之道的妙理，蕴藏仅次于圣人的卓越才能。他的德行，聪慧通达且见识广博，仁爱智慧且明理宽恕，庄重谨慎且周全细密，乐于施舍且爱护百姓。正值阳九无妄的乱世，遭遇汉室气数衰微的厄运，他如雷霆般突然奋起，赫然神武地举动，施展武略以驱除暴乱，兴起义兵以扫除残敌。军队还未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在东都败亡。于是他在庙堂之上谋划取胜后才调动军队，计谋确定后才出兵作战，所以攻打没有不能攻克的堡垒，作战没有败逃的士兵。以宽厚仁德来调和众人，以高尚德行来招徕远方，所以窦融听到风声便像影子一样依附，马援一见便感叹不已。他敦睦九族，有唐尧虞舜的美誉；崇尚纯朴，有伏羲氏的质朴；谦虚接纳下属，有周公吐哺握发的辛劳；留心各种事务，有孔子日昃不食的勤勉。因此计算功劳则业绩特殊，比较隆盛则事迹不同，表彰德行则没有瑕疵，考察言行则没有污秽，衡量形势则势力微弱，论及辅佐则臣子弱小。最终能够应验《河图》《洛书》的美好征兆，树立不可磨灭的深远功迹，金石铭刻他的美好功业，诗书记载他的卓越勋绩。所以说：光武帝是优秀的【荀悦说：高祖（刘邦）起于平民之中，挥剑夺取天下，不经过唐尧虞舜那样的禅让，不凭借商汤周武那样的征伐。如龙兴起、如虎变化，顺应风云之势，征讨混乱、讨伐暴政，廓清朝野。八年之间，天下平定，于是承担天命，建立皇权。自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如果不是雄健俊逸的才能、宽宏明达的谋略，历数所授予、神灵所辅佐，怎么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烧鱼断蛇，异象相同，难道不是精灵的感应吗？《尚书》说：‘上天的工作，由人来代替。’《易经》说：‘商汤周武的革命

译，顺应天命而应合人心，说的就是这个。’夏朝崇尚忠，忠的流弊是粗野质朴，所以殷朝继承它以敬；敬的流弊是迷信鬼神，所以周朝继承它以文；文的流弊是浮薄，救浮薄没有比忠更好的。三王的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以说是文弊。秦朝不改正，反而施行酷刑。汉朝继承其弊，得天统了。孔融说：周武王从后稷以来到他自身，相承积累十五代，只有鱼鸟的祥瑞。至于高祖一身修德，祥瑞有四五种：白蛇分神，母亲哭向西入关，五星聚合。又武王伐纣，斩首示众；高祖入秦，

赦免子婴并遣送他离去。由此可见他的宽宏大量，又不如高祖。虞南说：帝王与老师相处，王者与朋友相处，霸者与臣下相处。汉高祖的臣子有“三杰”就是如此，光武帝的辅佐者有二十八将也是如此。怎么能拿邓禹、吴汉与张良、韩信相提并论呢？然而汉高祖的功臣大多因强盛而被诛灭，光武帝的辅佐者全都给予优厚的爵位，保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实在值得称道。取长补短，（光武帝）大概仅次于高祖。由此说来，汉高祖能够平定秦朝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衣冠礼乐，流传给后代，虽然没有达到王道和霸德的极盛境界。有人说班固称赞周朝是成王、康王，汉朝是文帝、景帝，这话恰当吗？虞南说：成王、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遗业，以周公、召公为宰相，教化淳朴敦厚的百姓，凭借积累的仁德，疾风吹倒草，不足以作为比喻。至于汉高祖开创基业，日理万机，亡秦的残余势力尚存。太宗（文帝）体察这种仁恕之道，遵循沉默无为的原则，洗刷秦朝和项羽的酷烈，恢复黄帝、伏羲的淳朴风气，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这很难得。如果他不沉溺于新垣平的说法，不采纳邓通的梦境，战战兢兢，或许接近王道。景帝比作周康王，则还有惭愧之处。汉文帝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马、服饰，没有任何增加。有不便之处，就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南越尉佗自立为皇帝，文帝召见尉佗的兄弟，用恩德安抚他，尉佗于是称臣。与匈奴结亲，匈奴违背约定入侵掠夺，文帝命令边境防备坚守，不发兵深入，厌恶烦扰百姓。吴王诈称生病不朝见，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群臣劝谏虽然急切，文帝常常宽容采纳。张武等人收受贿赂金钱，发觉后反而加以赏赐以使其内心羞愧，专门致力于用恩德教化人，因此天下殷实富足，兴起礼义，断案只有数百起，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唉，真是仁德啊！有人问傅子曰：汉太宗废除肉刑，可以称为仁吗？回答说：这是匹夫之仁。统治天下的人，要有大的济世之功，不是指小的不忍心。由此说来，班固认为太宗仁德，不在于废除肉刑。景帝赞曰：孔子称赞这个人，三代之所以能直道而行，确实如此！周朝、秦朝的刑法，法网严密文辞峻刻，而奸邪之人不能胜尽。汉朝兴起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孝文帝又加上恭敬节俭，孝景帝遵循这一事业，五六十载之间，以至于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周朝称成王、康王，汉朝称文帝、景帝，美好啊，这就是王道。有人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比得上前代哪位君主？虞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基业，天下殷实富足，又有超常的资质，所以能够

总揽天下英雄，驾驭各路豪杰，对内兴办礼乐教化，对外开拓边疆疆域，制定的制度法度，鲜明清晰，值得称道。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成就更为优秀。至于骄横奢侈、残暴虐政，两者程度相当，都是功业有余而德行不足。【武帝赞曰：汉朝承继了前代百王的弊政，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致力于休养生息，至于考察古制、完善礼乐文治方面，还多有缺失。孝武帝初即位时，卓然不群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于是广泛咨询海

译内贤才，举荐杰出人才，与他们共同建立功业。兴办太学，修治郊祀，改正历法，确定历数，协调音律，创作诗歌音乐，建立封禅大典以祭祀百神。继承周朝后裔，号令文章光辉灿烂，值得称道，后代得以遵循宏大的基业，从而具备三代的风范。像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如果不改变文景时期的恭谨节俭，以此来教化百姓，即使《诗经》《尚书》所称赞的圣王，又能超过他多少呢？由此推论，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是建功立业的君主，而非守成之主。】从前周成王以幼年继位，却发生了管叔、蔡叔及四国的叛乱；汉昭帝幼年即位，也有燕王旦、盖长公主和上官桀的逆乱阴谋。成王不怀疑周公，汉昭帝委任霍光，这两位君主谁先谁后？魏文帝说：“周成王承受圣父的美好气息，秉承贤母的胎教，周公、召公担任保傅，吕望担任太师。刚能说话，行人就代为致辞；刚能走路，相者就引导礼仪。眼睛饱览威严仪容之美，耳朵充耳于道德义理之声。所谓沉浸于美好风气之中，沐浴在清风教化之下。然而仍有过失悔恨，听信了管蔡二叔的诽谤，致使周公东迁，皇天震怒，显明他们的罪过，然后成王才醒悟，不能信任周公的圣德，却相信金縢之书的教言，难道不昏暗吗？”汉昭帝的父亲不是武王，母亲不是邑姜，抚养他的是盖长公主，辅佐他的是霍光，保傅没有仁孝的品质，辅佐没有隆盛的治绩。所谓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然而德行与本性共同养成，行为与体态一并具备。年仅十四岁，早慧通达，识破燕王书信的欺诈，信任霍光的忠诚。难道要等到开启金縢之书，相信国史的记载之后才醒悟吗？假如成王与昭帝同年即位，交换时代进行教化，更换臣子进行治理，互换乐曲进行歌颂，那么汉朝就不会显得少，周朝也不会显得多。【大将军霍光与上官桀共同执政，上官桀嫉妒霍光的宠信，想要诛杀他，于是诈称是皇帝兄长燕王旦上书，指控霍光在上林苑称跸等事，皇帝不相信。】有人说：汉宣帝政事明察，他是光武帝一类的人吗？虞南说：汉宣帝出身平民，了解百姓疾苦，因此留心听政，提拔任用贤良。探究他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的做法，大概源于申不害和韩非的法家思想。古语说：“图谋王业不成，

〇还足以称霸；如果图谋霸业不成，〇又将如何呢？」光武帝崇尚仁义，是谋求王道的君主；宣帝讲究刑名法术，是谋求霸业的君主。如今拿他们来相比，恐怕不是同一类人【议论说：元帝做太子时，曾劝谏宣帝认为执法过于严厉，宣帝变了脸色说：「我大汉家向来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么能纯粹依赖德化，从而妨害政事呢？」虽然从这话来看，可知他的度量不远，但宽猛相济的制度由来已久。从前高祖进入秦地，订立三条法令，秦地百姓非常高兴，这是说宽缓刑罚的好处。郭嘉劝说曹操说：「汉朝末年政事失之于宽，袁绍用宽厚来补救，所以不能统摄；您用严厉来纠正。」而上下都知道节制，这是说严刑的恰当。所以《左传》说：政事宽缓则百姓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则百姓受害，受害就用宽缓来施行。用宽缓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缓，政事因此和谐。《尚书》说：刑罚根据时代情况或轻或重。《周礼》说：治理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用重典，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典。由此看来，只问时代是什么时候罢了。严刑哪里值得轻视呢】有人说：汉元帝才艺温雅，他是遵守法度的好君主吗？虞南说：君主的才能，在于文德武功罢了。文德则经天纬地，言辞命令合乎典章；武功则禁止暴乱、收敛兵戈，安定人民、团结大众，这是居南面称君的宏大蓝图。至于弹瑟吹箫，调和声音、谱写曲调，这是伶官的职责，难道是天子所应

译当致力追求的吗【议论说：元帝多才多艺，擅长弹琴鼓瑟，虽然如此，却不是最好的善。为什么呢？徐干《中论》说：如果注重小事而忽略大道，明察近处的物体而昏暗于远大的谋略，从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混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灭亡的。所谓注重小事、明察近物，是指耳朵善于听丝竹歌谣的和谐，眼睛善于看雕琢彩色的花纹，口齿善于应对辩驳切对的言辞，心思通晓短小小说的文章，手熟习射御书数的技巧。所谓远大谋略、大道，是指仁爱足以覆盖众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明智足以照见四方，智慧足以统理万物，权变足以应对无端的变故，道义足以丰富生财用度，威严足以禁止遏止奸邪，武力足以平定祸乱，在听取意见上详尽而在用人上审慎，通晓废兴的根本，明白安危的界限。这样君道就完备了。从前鲁庄公多技艺，诗人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仪容，却遭遇出奔的祸患。由此说来，让君主视力像离娄那样好，听力像师旷那样好，射箭像后羿那样好，书法像史籀那样好，可以说是善于有司的职责，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匡

衡向元帝上书劝谏改政说：“承受天命开国的君王，务必致力于开创基业、确立法统，使之传承无穷；继承大统的君主，则必须致力于继承宣扬先王的德行，并褒扬光大他们的功绩。如今陛下圣德如天覆盖万物，像慈父般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之人尚未被禁绝，这大概是因为议论朝政的人未能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德功业，反而争辩说先帝的制度不可沿用。我私下遗憾国家放弃了已成的功业，却空自造成这般纷扰。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统御基业的事宜，这才是遵循文治之道。”

有人说：“看那伪新朝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一代名士吗？等到他担任丞相、居于尊位，却骄奢淫逸、暴虐无道，为何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虞南说：“王莽天性残忍冷酷，是个奸诈虚伪的人。在未得志之前，他曲意逢迎以博取名誉；得志之后，便自恃才能、傲视万物。矫饰之情一旦耗尽，其本质便显露出来。他刚愎自用、自视甚高，最终没有悔改醒悟。天下的冤屈酷烈，正好为光武帝扫清了障碍。”

班固说：“王莽起初以外戚身份起家，降低身份、努力行事，以谋求名誉。在哀帝、成帝时期，他勤劳国事，正直行事，举动常被称道。这难道就是所谓在国中必有名声、在家中必有名望，表面上装出仁德的样子而行为却与之相违背的人吗？王莽本来就不仁，却拥有奸邪巧佞的才能，又继承了四代父辈的权势，恰逢汉中期衰微，国家正统三次断绝，而太后长寿成为他的靠山，所以他得以肆意施展奸恶，成就篡夺的祸乱。由此说来，这也是天时的作用，并非人力所能导致。等到他窃取帝位、面南而坐，身处不该占据的位置，其颠覆之势比桀、纣还要危险，而王莽却安然自若，自以为黄帝、虞舜再次出世。于是他炫耀威势、欺诈滔天、残虐百姓，因此天下人心惶惶，丧失了安居乐生的意愿，内外怨恨，远近同时爆发，城池无法坚守，肢体被分裂，致使天下城邑变成废墟。自史书记载以来，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没有比王莽更严重的了。紫色杂声，余分闰位，是为圣王扫清障碍。”

吴王孙权评论吕蒙说：“子明年轻时，我以为他只是不辞劳苦、果敢有胆罢了。长大后他勤奋学问，开拓增益谋略，其奇谋妙计可以仅次于公瑾，谋划夺取关羽，胜过子敬。子敬回信给我说：‘帝王兴起，都有扫清障碍的人。关羽不值得忌恨。’这是子敬内心无法办到，却对外说大话罢了。我也宽恕他，不苛责他。这就是扫清障碍的意思。”

夏朝的少康、汉朝的光武帝，都是中兴之主，谁更为杰出？虞南说：“这两位帝王都复兴了先人的基业，光大开启了王业，他们

译的名声相同，但实际情形不同。为什么呢？光武帝之时，借助渴望安定的民心，诛杀残暴的莽贼，趁乱取利、侮辱灭亡者，建功立业相对容易。至于少康，则是夏氏”

夏朝灭亡，已经传了两代【羿和寒浞】。少康作为渺小的遗孤，身在母胎之中，母亲逃亡，他在异国出生，没有受到父亲的教导，也没有亲近的亲属依靠，遭遇离乱之难，无处安身，却能在丧乱之间艰难奋斗，最终成就了配享天地的功业。中兴的君主，他堪称首屈一指【魏高贵乡公问荀顗说：“夏朝衰败后，后相被灭，少康收集夏朝遗民，恢复了禹的功绩。高祖刘邦从田间崛起，铲除了秦和项羽，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先谁后？”荀顗回答说：“开创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的功德虽然美好，仍算是中兴；汉世祖可以与他相提并论。至于高祖，我们认为更优。”皇上说：“少康在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臣，能布施他的德行，并谋划其策略，最终消灭了过和戈，恢复了禹的功绩，祭祀夏朝配享上天，没有失去旧有的基业。如果不是极高的德行和仁爱，怎么能成就这样的功勋呢？汉高祖趁着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收取一时的权柄，作为儿子却多次使亲人处于危险之中，作为君主则依赖贤相，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他的儿子，他死后，国家几乎倾覆。如果让少康和汉高祖互换时代处境，少康或许不能恢复大禹的功绩。由此推论，应该推崇少康而贬低汉高祖。”】后汉衰乱，是由于桓帝、灵帝两位君主凶恶的德行，谁更严重呢？虞南说：桓帝赫然震怒，诛灭了梁冀，有刚毅果断的气节。然而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兴起，难道不严重吗？动乱的根源始于桓帝。古语说：天下百姓哀怨，是新君主的资本。灵帝继承了疲惫的百姓之后，容易施行善政，百姓侧耳倾听，都期望中兴，而灵帝却重蹈覆辙，毒害超过前辈，倾覆宗庙社稷，完全是由于他。他享尽天年而死，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议论说：桓帝问侍中爰延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说：“像汉中的君主。”为什么？尚书令陈蕃执政则天下治理，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则天下混乱，因此知道陛下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这就是中等君主的意思。虞南说：岷江初发时，其源头可以浮起酒杯，等到流得远了，必须并船才能渡河。元帝时任用恭、石显，到了桓帝、灵帝时，又加上单超、张让，既败坏了伦理，就倾覆了宗国。这是逐渐积累的结果，所以说：“星星之火不扑灭，燎原之势怎么办？”这是说要谨慎开始。唉！百代之后，应当以此为鉴。古语说：寒冷的人容易得到衣服，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晁错说：国家富强而邻国混乱，是帝王的资本。由此说来，就知道昏乱的君主将用来开启圣德了】

自从汉朝国运衰微，防备松弛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刘备凭借蜀汉的险阻，孙权倚仗江淮的坚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都开创了王业，发扬了霸业宏图。三方的君主，谁有优劣之分呢？虞南说：曹操在军事谋略和机智算计上，几乎难以匹敌，所以能够开创基业，位居中央担任丞相，确实具有英雄的才能。然而他诡诈多变，多疑忌刻，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荀彧，诛杀孔融，处死崔琰，娄生因一句话而死，桓邵因下拜而受累，抛弃德行而专任刑罚，其暴虐已经过分，坐而论道比作西伯（周文王），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许劭所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很恰当。刘备以宾客之礼对待刘璋，委任诸葛亮而不怀疑，作为君主的德行，在这方面最为美好。那位诸葛亮，是当世罕见的奇才，可与伊尹、吕尚相提并论。君臣同心，如同鱼水相依。只是因为国家小兵力弱，孤立在一隅之地，支撑对抗两方，与大国抗衡。假使让诸葛亮与曹操互换位置，

译施展他的长远谋略，发挥关羽、张飞的勇武，尽用诸葛亮的文治，那么霸王之业就成就了。孙权凭借他兄长的基业，任用前朝的辅佐，凭借天然险阻，仅仅得以自保。与这两人相比，按理说不能企及。陈寿说：刘备的机变权谋和才干谋略，比不上魏武帝，所以基业也狭窄。张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以收揽宰相、获得将领为根本，自身善于作战不足以依赖。诸葛亮通达礼制且知变通，几乎是王佐之才。刘备没有强盛的势力，却能令关羽、张飞这样的人才归顺效力。贤明与昏暗不能互相利用，有才能与无才能不能互相驱使。魏武帝虽然处于安定强盛的地位，他们也不愿为他所用。何况在危急之间呢？假使让刘备占据中原，将与周朝相媲美，岂止是两位豪杰而已？魏帝问吴国使者赵咨说：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是聪明仁智、雄才大略的君主。魏帝问他的表现，赵咨说：从普通人中接纳鲁肃，是他的聪明；在行军作战中防备吕蒙，是他的明察；俘获于禁而不杀害，是他的仁爱；夺取荆州兵不血刃，是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是他的雄壮；向陛下屈身称臣，是他的谋略。孙策病重，叫来弟弟孙权说：率领江东的军队，在两军阵前决一胜负，与天下争衡，你不如我。举荐贤才任用能人，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你。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有勾践的奇谋，是杰出的人。所以能够独霸江东，成就鼎足之势。

这是司马宣王的功业。晋宣帝雄才大略、谋算精妙，诸葛亮冠绝当世的奇才，谁优谁劣？虞世南说：宣帝出身书生，辅佐帝王大业，在危难中济世，成功清平王道，文武韬略，确实值得称道，但他多依赖阴谋，不遵循仁义，猜忌诡诈，充满胸怀。至于像对李胜说假话，将审讯何晏的狱事委托给他人，愧对良心、违背情理，君子不做这种事。用这种虚伪的情态对待万物，如果双方力量均等、势均力敌，共同防守中原，用仲达的奸诈谋略，抵挡孔明的节制严明，恐怕不是对手。【吴人张微在《默记》中评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两位宰相的优劣说：汉朝倾覆，天下分崩离析，两位都遭遇乱世，依托明主。孔明起于蜀汉之地，踏着一州的土地，相比大国，大概只有九分之一。率领数万步兵，长期在祁山驱驰，慷慨地有饮马黄河、洛水的志向；仲达占据十倍于蜀汉的土地，依靠兼并而来的众多军队，据守坚固城池，拥有精锐部队，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只求自我保全罢了。如果孔明像这样而不灭亡，那么凉州、雍州就不会卸甲，中原地区就不会解鞍，胜负的形势也就决定了。与司马氏相比，难道不是更优秀吗？】有人说，晋景王和文王兄弟谁更贤能？【魏明帝去世，立养子齐王芳，遗诏让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杀曹爽，独自专权。宣王去世，儿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替他辅政，废黜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去世，弟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替他辅政，杀害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来陈留王将魏国禅让给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定吴国，天下一统。等到儿子惠帝即位，天下大乱，五胡进入中原了。】虞世南说，何晏称：“只有深沉，所以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夏侯太初就是这样；只有机变，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司马子元就是这样。”所以知道王佐之才，在早年就已显露。等到诛杀曹爽的时候，智谋韬略已经彰显。王钦、诸葛诞起兵，全军覆没，唯独景王攻克，这足以显示他的英明图谋。虽然道义兴盛分为三国，但他终身面向北方称臣，威名震动君主，而臣子的节操没有亏损，以侯爵的身份保全性命，在这方面是美好的。文王继承兴起，能够平定祸乱，向南平定淮海，向西平定庸蜀，战争不超过一个时节，他的功劳重大。等到高贵乡公即位，聪明早慧，不能竭尽忠诚协助辅佐，效仿伊尹、周公的足迹，于是竟然诽谤士人，将

译罪责推给成济，自招叛逆的节操，最终享受恶名，言语的瑕疵，不可磨灭。【干宝《晋总论》说：“从前宣帝以雄才大略，顺应”】

王浑出仕，正值魏太祖创业之初，他筹划军国大事，良策屡次应验，于是身居显位，为三代君主效力。他性格深沉有城府，却能宽宏大量以容纳众人，行事依循法度以驾驭万物，且知人善任、善于采纳建议，因此能够西面擒获孟达，东面平定公孙渊，对内铲除曹爽，对外袭取王陵，屡次抵挡诸葛亮指挥的军队，又支撑住东吴唇齿相依的攻势。于是百姓归附其才能，宏大的基业开始构建。世宗继承基业，太祖延续功业，〇丰在内作乱，钦在外为寇，阴谋虽然严密，但在关键处必然显露征兆，淮水之滨两次受到侵扰，而许昌、洛阳并未震动，都废除了异心图谋，从而光大了先前的功业。随后推举钟会、邓艾，长驱直入攻取庸蜀，三关如闪电般扫平，刘禅入朝称臣，天命与人事的契合，由此得到验证。起初承受非常之礼，最终接受完备的赏赐。到了世祖，于是享有皇权，以仁爱厚待下属，以节俭节制用度，温和而不松懈，宽厚而能决断，所以人们歌颂革新，四海之内都喜悦并受到勉励。泛舟三峡，骑兵进驻桂阳，不到两个时节，长江、湘江一带便来归附，夷平吴蜀的壁垒，打通两方的险塞。太康年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虽然太平盛世尚未完全实现，也足以表明官吏奉行法度，百姓安居乐业，这是百代难遇的时机。武皇去世后，陵墓尚未干透，杨骏就被诛杀，太后被废黜，朝廷旧臣被灭族的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二公、楚王之变，宗室没有如城墙般的辅助，而阏伯、实沉般的嫌隙年年滋生。朝廷重臣没有令人瞻仰的威望，而颠仆杀戮侮辱的祸患每天都有。四方诸侯没有重石般的镇守，关门没有结草般的坚固。李辰、石冰在荆扬地区造成倾覆，刘渊、王弥在青冀地区进行扰乱。二十多年后，河洛地区变成废墟，戎羯称制。两位皇帝失去尊严，陵墓无处安放。为什么呢？因为树立权柄失当，托付辅政非人，礼义廉耻不彰，而苟且的政治太多。所以观察阮籍的行为，就能觉察礼教崩坏的缘由；考察庾纯、贾充的事件，就能看出朝廷重臣的多端邪僻；思考郭钦的谋略，就能醒悟夷狄的祸患；核实傅咸的奏章、钱神的议论，就能目睹宠幸贿赂的彰明。民风国势如此，即使是中庸之才、守成之君来治理，辛有也必能在祭祀中看到异象，季札也必能从乐声中听出衰败，范爕也必会为此请死，贾谊也必会为此痛哭。更何况我们的惠帝以宽缓之德来统治呢？纯耀的功业未改，所以天命再次集中于中宗元皇帝身上。东晋自元帝以下，哪位君主最为贤明？虞南说：晋自从迁都江左，强臣专权，皇帝垂拱南面，政令并非出自皇帝。王敦以

磐石般稳固的宗族，占据着上游的关键要地，依仗才能、矜持地势，心怀夺取政权的野心。如果不是肃祖（晋明帝）英明决断，王导忠诚辅佐，那么晋朝的国运恐怕就要转移到王氏家族手中了。假如肃祖能长寿长久，倚重任用群贤，凭借瀍涧一带留下的百姓，趁着刘曜、石勒势力衰微的时机，那么收复中原并不难实现。【元帝司马睿正值天下分崩离析，在江东创立基业，后来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图谋叛乱，皇帝与王导、温峤等人决计征讨王敦，王敦兵败而死】有人问：伪楚桓玄有奇才和远大的谋略，却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为什么呢？【桓玄字敬道，父亲是太司马桓温，桓玄精通各种技艺，以雄豪自居，晋安帝任命他为丞相，封为楚王，于是篡位称帝】虞南说：作为君主的器量，必须虚心顺应万物，包容承载如同天地，诚信誓言好比四季寒暑更替，这样百姓才乐于拥戴而不生厌倦。那桓玄，大概只有浮夸狡诈的小聪明，而没有包容宽厚的伟大德行，

译恰逢晋朝末年衰败混乱，朝廷威令不能下达，所以桓玄得以肆意施展爪牙，凭借侥幸之余力而遭遇神武之运，最终被消灭，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鬻子曰：发布政令给天下带来福泽叫做道，上下相亲叫做和，百姓不寻求就能得到想要的叫做信，消除天下的祸害叫做仁。仁与信，和与道，是帝王的根本。由此说来，豪强雄杰的小聪明，对赢得百姓拥戴有什么益处呢？】宋祖（刘裕）诛灭桓玄，再次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认为他优于晋宣帝，这是怎么回事呢？虞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世代荣华显贵，在汉室任职三十多年。等到董卓作乱，才与山东群雄一起起兵，诛灭元凶，这并非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晋宣帝司马懿历任卿相，位极人臣，掌握天下权柄，处于安稳的地位，奉皇帝明诏诛杀逆臣，如同从高屋建瓴般容易，不足以比喻他的优势。宋祖以平民身份提剑而起，开创大业，在短短几个月内，重新安定晋朝政权，占据半州之地，驱使一郡士兵，在庸蜀斩杀谯纵，在崤函擒获姚绍，在青州击败慕容超，在岭南枭首卢循，军旗所指，没有不胜利的。观察他的豁达，有汉高祖的风范；论及制胜的胸襟，可媲美光武帝。可惜他国祚短暂，志向不可限量，这确实优于前人。【裴子野说：宋武帝，苛刻之处多于魏武帝，但大德厚于晋宣帝，在行间防御，击退孙恩如蚂蚁聚集般的众兵，在荆郢奋起，扫除桓玄磐石般的宗族，并驾齐驱长驱直入，那么三齐没有坚固的堡垒；回师内赴，那么五岭没有剩余的妖孽。在巨海之上任命孙季高，于是番隅席卷；从百夫之中提拔朱龄石，

攻下蜀地，庸、蜀便来朝拜称臣。羌、胡畏惧威势，反而成为内外的屏障。统领勇猛的军队，以侍奉中原，然后向上天祈祷，效法前代君王，光大帝业，这被称为以义取天下。又说：桓温、谢安具有文武奇才，立志洗雪残余的耻辱，在动荡离乱之中，不费一兵一卒便拥有天下。随后号令天下，规划进取，不到一年，便窃取了国家政权。自认为名声高于汉高祖，行事防范魏晋，想独享奢侈，希望凭借王谧、桓谦这样有威望的人来镇守领袖之位，凭借王绥、谢混这样的后起之秀来增添光辉。同宗兄弟，在方州连郡任职，百姓惊骇其速度而信服其强大，没有异心了。高祖当时，不过是朱方的一名平民，没有千军万马，纠集同盟，如闪电般袭击两州，不到十天，便扫清京城，号令诸侯，长驱江汉，在极短时间内推翻楚地，在晋朝已衰败时加以防范。自从轩辕以来，用兵之迅速，未曾有过。如果不是雄才大略世所罕见，天命所归，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人们知道有所追求，王者的事业便兴起了。宋孝武帝、明帝两人，谁更贤明？虞南说：两位皇帝残忍的本性，虽然表现不同但心意相同，诛杀贤良，剪除宗室，内部没有萧何、曹参那样的宰相，外部缺乏晋、郑那样的亲族，将如此重大的宝物托付给昏庸幼稚的人，所以让齐高帝趁机夺取天下，不到一年，便改朝换代。虽然封藏严密，却正好成为大盗的资本，百种思虑同时失误，令人长叹。国家倾覆，并非不幸。齐建元、永明年间，被称为治世，确实如此吗？虞南说：齐高帝是创业的君主，知道耕种的艰难，而且立身节俭朴素，务求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宫，装饰过度，但能委任王俭，典章制度由此而出，礼乐的兴盛，都称颂永明年间。宰相得人，在这方面最为美好。

这是说委任有德之人的弊端。所以齐侯厌恶陈氏施予厚恩，晏子对齐侯说：按照礼制，家族的施恩不应遍及国家，大夫不应攫取公家的利益，这样可以制止他们。齐襄王厌恶田单施予厚恩，贯珠者对齐襄王说：大王不如嘉奖田单的善行，下诏说：我担忧百姓饥饿，田单收留并喂养他们；我担忧百姓寒冷，田单脱下皮衣给他们穿。这符合

译我的心意，田单有这些善行而大王嘉奖他，称赞田单的善行，也就是大王的善行。后来乡里百姓相互议论说：田单爱护百姓，是大王教导他的。像晏子和贯珠者那样，收回臣下的权宜之计。从前汉高祖病重，吕后询问谁可以担任丞相，高祖说：曹参可以，再问其次，说：王陵可以，但他有些刚直，陈平可以辅佐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单独任用；周勃厚重而缺乏文采，但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宋高祖病危，告诫太子说：檀道济虽然有才干谋略，但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应当没有异心；谢晦经常跟随征战，很懂得机变，如果有异动，必定是这个人，可以把他安置在会稽。任用贤才，应当像汉高祖和宋高祖那样。宋齐两代废黜的君主有五位，都骄奢淫逸、狂暴，前后如一，有的自身被贼人杀害，有的倾覆宗庙社稷，难道是他们本性顽劣凶恶，自招不幸的命运，还是上天抛弃他们，导致大业灭亡呢？虞世南说：上智和下愚，特别禀受了不同的气质，中庸之才，都依靠训导习染。自从宋齐以来，东宫的师傅，只是充数而已，贵贱礼节隔绝，规劝进献没有途径，大多凭职位升迁，很少因德行进用。这五位君主，禀受凡庸的本性，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老师，远离益友的规劝，亲近小人的近习，凭借这种下等的资质，生来就讲楚语，覆国亡身，是理数必然如此。议论说：贾谊曾说：从前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保护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义，太师引导他的教训，这是三公的职责。又设置三少，叫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朝夕相处的。等到孩子有知觉，三公三少，必定用孝仁义礼来引导习染，驱逐邪人，不让他看见恶行，选拔天下正直、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来护卫他，让他与太子居处，所以太子生来就看见正事，听到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习惯与正人相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地，不能说齐语；习惯与不正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说楚语。秦让赵高教导胡

胡亥在监狱里接受教育，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人的三族，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人取乐，把忠诚劝谏的人说成是诽谤，把深思熟虑的人说成是妖言惑众，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这难道是胡亥本性邪恶吗？是因为引导他的人不合乎道理。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犯了罪，阎纂上书劝谏说：“我私下考虑，司马遹在深宫中长养，沉溺于富贵，受到先帝和父母的骄纵，每次选择师傅，下至郡吏，大都是选取那些出身富贵、钟鸣鼎食之家的人，很少有出身寒门、质朴儒雅的人，像卫绾、周文那样的洗马舍人，也没有像汲黯、郑庄那样的人，于是使他不知道侍奉父亲和君主的道理。古代礼制规定太子以士的礼仪与国人按年龄排序，想要让他知道卑微然后才懂得尊贵。近来东宫防备太盛，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只是东宫各位王的师傅友伴和文学侍从，也选取那些凭借豪族势力能够得逞的人，哪里会有切磋琢磨、相互增益的效果呢？现在司马遹言语悖逆，在受罪的时候不失儿子的本分，还可以重新选择师傅，安置游谈文学之士，都选取出身寒门、孤宦中以学问品行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艰难、名声品行一向确立的人，让他们与司马遹交往相处，断绝贵戚子弟和轻浮宾客，只谈论古今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以及反省过错、改正错误的事情，都让他听到善道，或许还可以保全。由此看来，所以太子选择左右辅佐之人，使他们明白教导，是最紧急的事情。”梁元帝聪明有才学，能够平定祸乱，但最终导致倾覆，为什么呢？【梁元帝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名叫萧绎，任荆州刺史，打败侯景，都督荆州，被西魏的万纽于谨来攻打，被俘杀害】虞南说：梁元帝聪明，技艺才能兼备文武，凭借顺从讨伐叛逆，能够洗雪家仇，成功完成事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国家危难之后，创伤没有恢复，相信强敌的甜言蜜语，怀着狭隘的心胸，把藩屏宗室当作仇敌，孤立偏远，没有人与他共同担忧，身亡国灭，百姓涂炭，抛弃鄢郢之地，实在可惜。【议论说：《淮南子》说，仁智是才能的美好之处，所谓仁者就是爱人，所谓智者就是知人，爱人就没有残酷的刑罚，知人就没有混乱的政治，这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智伯有超过常人的五种才能，却难免身死人手，是因为不爱人；齐王建有超过常人的三种技巧，却被秦国俘虏，是因为不知贤。所以仁没有比爱人更大的，智没有比知人更大的，这两者不确立，即使明察聪慧、防备巧妙，也难免于混乱。有人说：周武王的雄才武略，身先士卒，如果上天给他更多寿命，穷尽他的军事谋略，一定能平定天下，成为一代之明主吗？虞南说：周武王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看他谦卑自处、激励士众，法令严明，即使勾践、穰苴也不闻名于天下，这是猛将的职责，不是君主的度量。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首先以收揽宰相】

获说：“将领为了保全自身，善战不足以依赖。所以刘向说：‘了解人是君王的正道，了解事是臣子的正道，技艺善战有什么益处呢？’”后齐文宣帝狂悖的行迹，连夏桀、商纣都不曾做过，然而国家富裕、人口众多，不至于动乱灭亡，为什么呢？【宣帝名洋，是后齐高欢的第二个儿子，接受后魏的禅让即位。】虞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逸、败坏礼法，为人伦所弃绝，凭借管仲的辅佐，最终称霸诸侯；宣武帝鄙陋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人能比，将国家大事委托给杨遵彦，得以保全宗庙国家。因为任用得当人才，所以社稷尚存。”【议论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太康有五个弟弟，也都是贤者，但国家却沦为废墟，为什么呢？鬻子说：‘君子与人谋划，能够必定

译遵循正道，却不能必定被采纳；能够必定忠诚，却不能必定被接纳；能够必定守信，却不能必定被信任。所以虞公不采纳宫之奇的谋略，被晋国所害；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天下的国家，没有不有忠臣谋士的，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反而给君主带来祸患。贤人君子，怎能挽救败乱呢？’】陈武帝出身平民，开创帝业。近代以来，可以比作哪位君主？虞南说：“武帝凭借奇特的才能和远大的谋略，怀着匡复天下的志向，在海边崛起，在岭南蜕变，扫清宫阙的重重阴云，恢复帝位的尊严。向西抵御周朝的军队，向北平定齐国的寇乱，宏大的谋略和长远的算计，行动没有遗漏。实在是开创基业的明君，拨乱反正的雄才。与宋太祖相比则不及，与齐高帝相比则更优。”隋文帝出身平民，光大神器，向西平定庸蜀，向南平定江表。与晋武帝相比，可以相提并论吗？虞南说：“隋文帝凭借外戚的重望，周室的衰微，肩负图谋成为宰相，于是承受天命。留心政治，务必施行恩泽，所以能够安抚新旧臣民，使远近安宁。文武制度的设置，都有可观之处。等到平定江淮，统一制度。天下的百姓，期盼太平。自从金陵灭亡后，皇帝内心奢侈浪费，虽然威加四海，但政务荒废。荆山的美玉堆满内库，吴地的歌姬充满后宫。仁寿宫的雕饰，几乎赶上倾宫。万民财力耗尽，中等家庭的财产枯竭。加上猜忌之心兴起，巫蛊之事发生。杀害爱子的妃子，分离上相的母亲【猫鬼之事牵涉秦王妃及仆射杨素的母亲，都因此获罪】，纲纪紊乱，礼教消亡。母鸡晨鸣，皇族断绝。废黜无辜，树立所爱【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晋王杨广】，功臣良佐，诛杀殆尽。晚年的过失，多于晋武帝。十代不能长久，难道是上天灭亡他吗？【议论说：汉高祖想以赵王如意替换太子，叔孙通劝谏说：‘从前晋献公因骊

吕后因此废掉太子而立刘如意，导致晋国（此处指汉朝）混乱数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国因为没能尽早确立扶苏的地位，让赵高得以欺诈立胡亥为帝，自取灭亡，断绝了祭祀。这是陛下亲眼所见。如今陛下一定要废掉嫡长子而立幼子，臣愿先受死，用颈血污地。」皇帝说：「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张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旦动摇，天下就会震动，怎么能把天下当作儿戏呢？」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袁绍偏爱小儿子袁尚，于是让太子袁谭继承兄长（袁谭）的爵位，沮授劝谏说：「世人常说万人追逐兔子，只有一个人能捕获，贪婪的人全都停止，是因为归属已经确定。况且年龄相同比德行，德行相同比长幼，这是上古的制度。希望皇上上思先代成败的警戒，下想追逐兔子归属确定的道理。如果不改变，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袁绍不听从，后来果然产生嫌隙，所以说：确立嫡子的人，不使庶子产生疑心。有疑心就会行动，有两个继承人就会争夺。儿子有两个地位，家庭必定混乱。儿子有两个地位而家庭不混乱的，是因为父母还在。依靠父母在而不乱，失去父母必定混乱。有防备啊！有人说：王霸的方略，请从事这些话吧。请问：死后作谥号，以及改正朔，改变服色，以改变人的耳目，这些事有什么象征意义？回答说：古代设立谥号，是用来警戒后代，根据行为接受名称，对君主和亲人没有隐瞒。现在的臣子，不讨论名称和实际，只在于尊崇，这种风气衰败已经很久了。从前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五帝的德行，孔子说：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按时分赞化育以成就万物【一年三百六十天，五行各主七十二天，化育生长】，它们的神灵是五帝【五帝是五行之神】。古代的王者，改朝换代更改称号，取法五行。五行更替称王，终始相生，也象征它们的意义。所以活着时是明王，死后配享五行。因此太皞配木【勾芒是木正】，炎帝配火【祝融是火正】，少皞配金【蓐收是金正】，颛顼配水【玄冥是水正】，黄帝配土【后土是土正】。帝王在五行之德上更改称号，各有崇尚，遵循他们所称王的德行次序【木家次位火，木家崇尚赤色，以木德义之府，遵循其母兼及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称王，而崇尚黑色；殷人以水德称王，而崇尚白色【水家崇尚青色，而崇尚白色是为了避开土家崇尚青色，土家适宜崇尚白色，因为土是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所以土家崇尚木色青色】。周人以木德称王，而颜色崇尚赤色。

译这是三代不同的原因。

到了汉朝初年，孙臣、贾谊认为汉朝属土德，因为五德的传承遵循相克的原则【“传”是传递的意思，五行更替，总是遵循金、木、水、火、土相互克制的法则】。秦朝属水德，所以说汉朝凭借土德来克制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出自震卦，所以伏羲氏最初承受木德，其后由母传子，终而复始。从神农、黄帝开始，历经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汉朝便得到了火德。所以高祖起初起事时，神母夜间啼哭，显现赤帝的符瑞，从而获得了天命正统。从前共工以水德夹杂在木德与火德之间，与秦朝命运相同，不符合次序，所以都未能长久【依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自依据其祖先的出身，五帝之后，便以此确定五德。怎么证明呢？汉朝是尧的后代，尧以火德称王，所以汉朝属火德。袁绍时期，耿包说：“赤德衰尽，袁氏属黄德”，认为袁氏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君主，所以劝进拥立。由此可知，帝王的兴起，各自依据其祖先的出身，五帝之后的传承是有来历的。现在秦朝是颛顼的后代，属水德，所以秦朝属水德】。由此看来，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译臣行第十

作为臣子，在祸患的萌芽尚未发动、征兆尚未显现时，就能独自清晰地洞察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在灾祸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使君主安然处于显赫荣耀的地位，这样的人，就是圣臣。

虚心竭尽诚意，每天进献善道，用礼义勉励君主，用长远防范的道理开导君主，顺承君主的美德，匡正补救君主的恶行，这样的人，就是大臣。

早起晚睡，举荐贤才毫不懈怠，屡次称述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意志，这样的人，就是忠臣【有人问袁子曰：“前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回答说：“可以称为直士，至于是否忠诚，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作为臣子，看见君主背离正道，指出他的错误并宣扬他的恶行，这可以称为直士，还不能称为忠。”所以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整天谈论，不曾说过君主的不是，奏章上了几十次，外面的人却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方面是长者，这才是忠啊】

明察成败，及早预防并补救，堵塞漏洞，断绝祸源，把灾祸转化为福气，君主最终没有忧虑，这样的人，就是智臣。

依照文书奉行法令，担任官职处理事务，不接受馈赠贿赂，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就是贞臣。

国家昏暗混乱，行为没有防备，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脸色，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就是直臣。

这叫做六种正臣【桓范《世要论》说：“有的臣子言辞笨拙但用意精巧，言语逆耳但事情顺当，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直率吗？有的臣子朴实愚钝但言辞迟钝，外表疏阔但内心敏锐，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质朴吗？有的臣子冒犯危难是为了君主，遭受诽谤是为了国家，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忠诚吗？有的臣子坚守正道而违背众人的意愿，执行法度而违背私欲，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公正吗？有的臣子不屈服自己以求迎合，不危害世道以博取名声，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刚直吗？有的臣子从卑微的地位晋升到显贵，言论从低微的职位陈述国家大事，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艰难吗？有的臣子孤高独特而坚持节操，耿介独立而遭受毁谤，难道不可以宽容他的刚劲吗？这七种宽容，都是为了进用善人】

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致力于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这样的人，就是具臣。

君主说的都说是好，君主做的都说是可以，暗中探求君主所喜欢的，进而进献以取悦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只求容身，与君主一起享乐，不顾及后患，这样的人，就是谄臣。

内心险恶邪僻，外表稍微谨慎，花言巧语，伪装和善，内心嫉妒贤能，想要进用某人就宣扬他的美德，掩盖他的恶行；想要罢退某人就彰显他的过错，隐藏他的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

智慧足以掩饰错误，辩才足以施行游说，内心

背离骨肉亲情，在朝廷外制造嫉妒混乱，像这样的人，是防备之臣。专权独断，把轻贱之事看得很重以谋取私利，结党营私以富其家，擅自假托君主命令以自显尊贵，像这样的人，是贼臣。用谄媚邪佞迷惑君主，使君主陷入不义，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不分，是非不明，致使君主的恶名传播于境内，传扬到四方邻国，像这样的人，是亡国之臣。这就叫做六邪。【桓范《世要论》说：有的臣子树立小忠以谋取大不忠，效用小信以成就大不信，能不担心他们欺诈吗？有的臣子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表面上追求仁义而行为违背，能不担心他们虚伪吗？有的臣子陷害同僚以专权朝政，堵塞下情以壅塞上听，能不担心他们嫉妒吗？有的臣子进献邪说以扰乱正道，凭借似是而非之辞以伤害贤人，能不担心他们防备吗？有的臣子借赏赐以报恩，借惩罚以作威，能不担心他们奸诈吗？有的臣子表面互相推荐，暗中互相排挤，谋划事情假托公心而实际挟带私意，能不担心他们欺骗吗？有的臣子侍奉左右以求晋升，依托重臣以自我结纳，能不担心他们虚伪吗？有的臣子苟且迎合

译以取悦君主，随意附和以求晋升，能不担心他们招致祸患吗？有的臣子迎合君主心意以求亲近，迎合君主言语以取容，能不担心他们谄媚吗？这九种顾虑，是用来防范邪恶的】子贡说：陈灵公君臣在朝廷上公然淫乱，泄冶劝谏而被杀，这与比干相同，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比干对于纣王，亲属上是叔父，官职上是少师，忠诚恳切之心在于保存宗庙罢了，所以必定以死相争，希望死后纣王能悔悟，他的本意在于仁。泄冶职位是下大夫，没有骨肉亲情，贪恋宠幸而不离去，以区区一人之身想要纠正一国的淫乱昏聩，死了也无益，可以说是有志节。《诗经》说：民众多有邪僻，不要自己设立法度，大概说的就是泄冶吧？有人说：叔孙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可以吗？司马迁说：衡量君主而进言，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顺应时势估量事务，制定礼仪进退，与时变化，最终成为汉家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刚硬，弯曲而不屈服，大直仿佛弯曲，道理如同蜲虵，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议论说：姜太公说：官吏不立志劝谏，就不是我的官吏。朱云在朝廷上诘问张禹说：尸位素餐，保全职位，无能往来，可以斩首。班固说：依附世俗则废弃遗教，违背习俗则危险，这是古人难以接受爵位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其大义何在？回答说：范〇称：专门追求义就会伤害生命，专门追求生命就会损害义，如果义重于

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那么保全生命是可以的；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那么舍弃生命也是可以的。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窦武、陈蕃与宦官在朝廷上争权夺利，最终被宦官杀害，这是错误的吗？范晔说：在桓帝、灵帝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都能树立起良好的风气，在昏暗的世俗中直言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奔走，与腐朽的宦官争权，最终招致灭亡，他们并不是不能洁身自好、远离尘世污浊，而是怜悯那些世俗之人以脱离世俗为高尚，却对人间伦理毫不关心，认为逃避世事是不义的，所以屡次退隐却不离去，把仁爱之心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道路遥远也愈发坚定。等到遇到时机，与窦武同心协力，可以说是万代难逢的良机。虽然功业没有完成，但他们的信义足以维系世人的心志。【评论说：这就是所说的道义重于生命，舍弃生命是可以的】有人问：臧洪为张超的灾难而死，这可以说是义吗？范晔说：雍丘被围困时，臧洪的感愤之情非常壮烈，看他光着脚痛哭，束甲请求出兵，确实令人怜悯。那些豪杰雄主所追求或舍弃的，与坚守道义的心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缔结盟约、连横合纵，怀着欺诈算计互相较量的人，大概只是看重权势利益所在罢了。何况偏远的城池已经危急，曹操和袁绍正和睦相处，臧洪只指向外敌的平衡，以缓解倒悬般的危险，愤怒急躁的军队，是兵家所忌讳的，可以说他怀着哭秦的节操，但保存荆楚则未曾听说。【从前广陵太守张超把政务委托给臧洪，后来袁绍也与臧洪结为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围困张超，臧洪听说张超被围，于是光着脚痛哭，率领军队救援张超，同时向袁绍请求援兵，袁绍不答应。张超城破，被族诛，臧洪因此怨恨袁绍，与他断绝关系。袁绍兴兵围城，城破后被杀。评论说：臧洪在纵横捭阖的时代，践行平常居处的道义，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有人问：季布是壮士，却反而摧折刚强变为柔弱，受髡刑钳刑逃匿，是因为这个吗？司马迁说：凭借项羽的气概，季布以勇猛在楚国显名，多次统领军队，拔取敌旗多次，可以说是壮士。然而到了被刑戮成为奴隶却不死，是多么低下啊？他一定自负自己的才能，所以受辱而不觉得羞耻，想要有所施展自己未尽的才能，所以最终成为汉朝的名将。贤者确实看重死亡，那些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的，不是勇敢，而是计策用尽没有别的办法了。【评论说：太史公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已经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喋血乘胜，每天都有战报传来

译，怀着叛逆之意，等到失败却不死而被俘虏囚禁，身受刑戮，为什么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尚且羞于这种行为，何况是王者呢？他们没有别的缘故，智谋略胜于人，只是担心没有身体罢了，得到一点点权力，他们就像云蒸龙变一样】

想要有所防备，他的度量因此被幽禁囚禁也不推辞，这就是纵横家致力于建立功业的人。又蔺公赞说：知道必死而勇敢，并不是死本身难，而是面对死亡时的处境难。当蔺相如拿着璧玉斜视柱子，以及呵斥秦王身边的人时，局势不过是诛杀，然而士人有的怯懦不敢发作，蔺相如一激发他的勇气，威信震慑敌国，退下来后谦让廉颇，名声重于泰山，他处理智谋和勇气，可以说两者兼备了，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确实知道死得其所的人。管子说：不以自己身处牢狱之中为耻，而以天下治理不好为耻；不以不死于公子纠为耻，而以威势不能伸张于诸侯为耻。这就是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准则的人。这些都是士人行为中关于死与不死的明显效验。有人说：宗慤贫贱时，被庾业轻视，等他显贵后，却请庾业做长史，这是为什么呢？裴子野说：贫穷而不忧愁，贫贱而不烦闷，安于天然的素朴，这是大道的表现，是曾原的品德。志向受辱，低头弯腰，忍受在平庸之辈之下屈居，显贵后在群雄之上驰骋，这是韩信的志向。身处卑微的事情虽然相同，但居于卑微时的心情已经不同。如果宗元干在粗劣的食物面前没有惭愧，就有韩信的度量了，最终抛弃旧日的怨恨，真是长者啊【宋宗慤贫贱时，州人庾业富有，接待客人必定摆满一桌，他为宗慤准备的却是粟米饭，宗慤也吃得饱饱的，等到宗慤任豫州刺史时，请庾业做长史】世人称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欺骗吕禄，在道理上如何？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如果郦寄的父亲是功臣而被劫持，即使挫败吕禄来安定国家，道义在于保全君主和亲人，是可以的。有人说：靳允违背亲人守城，可以称为忠吗？徐众说：靳允对于曹公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母亲是最亲近的人，按照道义应该离开。从前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拘禁，母亲因为高祖必定得到天下，于是自杀来坚定王陵的志向，表明内心没有牵挂，然后才可以侍奉他人并尽死节。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不回家，管仲认为他如果不怀念亲人，怎么能爱戴君主，不可以做宰相，所以寻求忠臣一定要在孝子之门。靳允应该先救至亲，徐庶的母亲被曹公所得，刘备于是派遣徐庶回去，想要天下的人宽恕做儿子的人的情义，曹公也应该派遣靳允【魏太祖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张邈背叛太祖，迎接吕布，吕布拘禁范县县令靳允的母亲，太祖派程昱劝说靳允，不要因为母亲的原因让他固守范县，靳允流着泪说：不敢有二心】魏文帝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

人们不敢欺骗。这三位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一个更优？回答说：君主任用德行，臣下便感念恩义而不忍欺骗；君主任用明察，臣下便畏惧被发觉而不能欺骗；君主任用刑罚，臣下便畏惧罪责而不敢欺骗。任用德行感化恩义，与那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治，使百姓有羞耻心且归服，是趋向相同的。任用明察畏惧罪责，与那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治，使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是归宿相同的。优劣之间的悬殊，在于权衡比较，不仅仅是毫厘之间的微小差别。

有人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崇尚节俭朴素，但毁誉不同，为什么呢？范宣子说：那些利用仁德的人，有的借仁德来谋取私利；那些体悟道义的人，不刻意追求却自然符合道义。季文子的妾不穿丝绸，鲁国人认为这是美谈；公孙弘身穿布被，汲黯认为他多诈。事实并无不同，但毁誉却不一样，为什么呢？难道是体悟道义与利用仁德的

译区别吗？所以前代的史书记载：仁者安于仁德，智者利用仁德，畏惧罪责的人勉强行仁。比较他们行仁的功绩，没有什么不同；考察他们行仁的动机，不得不有所区别。安于仁德的人，是天性善良的人；利用仁德的人，是努力践行的人；勉强行仁的人，是不得已的人。三种仁者相比，那么安于仁德的人更优。

【议论说：圣人的德行完备，器物无不顺从；中庸以下的人，才能则偏好偏颇。所以说：柴愚笨，参迟钝，师偏激，由粗野。由此看来，德行完备的人很少了。德行完备的人既少，那么就要借助矫饰情性而努力向善。然而世人厌恶矫饰虚伪，而人们推崇任用真性，如果让他真性贪婪愚昧也任用他，这能算是贤明吗？回答说：唉！怎么会这样呢？人效法天地，背负阴气怀抱阳气，虽然清浊贤愚，本性不同，但趋走嗜欲所遵循的规则是相同的。所以修饰容貌，是人们所喜欢的；乘坐坚固的车驾良马，是人们所喜爱的；苦心坚守贞节，是人们所难以做到的；顺从公义灭除私欲，是人们所痛苦的。不用礼教来节制，就会放纵而不加控制，怎么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面对财物廉洁而取舍合乎道义呢？所以礼记说：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满足。古语说：廉洁的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取财有道。诗经说：像切骨角、像磋象牙、像琢玉石、像磨石玉，这都是指矫饰虚伪而言的。如果放纵愚昧的状态，随顺鄙陋的情性，名叫任用真性而推崇为贤，这是先王的罪人。所以我认为矫饰虚伪是礼义的开端，任用真性是贪婪鄙陋的主因。那勉强行仁的人，怎么能诬蔑呢】

有人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万，可以称为奇将吗？何晏说：白起诱降赵国士兵，欺诈而坑杀四十万人，难道仅仅是残酷吗？后来也难以再得志了。假使众人预先知道投降必死，就会张开空弓

尚且令人畏惧，何况那四十万身披坚甲、手持利刃的士兵呢？天下人看到投降秦国的将领头颅堆积如山，归顺秦国的百姓尸骨堆成丘陵，那么以后的战争，大家都会拼死抵抗，谁肯服从？哪座城池肯投降？这就意味着虽然能决定四十万人的生死，却正好足以激起天下人更强的斗志，本想以此博取一时的功业，反而更加坚定了诸侯的防守决心，所以军队前进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威势，军队获胜却最终丧失了战略谋划。为什么呢？假如赵国军队重新集结，马服君赵奢再次复生，那么以后的战争一定不会是以前那样的对手了。何况现在都让天下人成为以后的对手呢？他最终不听从再次攻打邯郸的建议，不仅仅是担忧平原君修补防线，害怕诸侯的援军到来，只是忌讳这一点而不说出来罢了。但长平之战，秦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扛着盾牌奔赴赵国了。凭着秦国的强大，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这说明攻破赵国的功劳小，而损伤秦国的失败大，又有什么值得称奇的呢【议论说：黄石公称柔弱能制服刚强，弱小能制服强大，柔弱是德行，刚强是祸害，柔弱得到人们的帮助，刚强招致怨恨的聚集。所以商纣王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项羽兵力强大最终失去天下。所以随何说：假使楚国获胜，那么诸侯就会因恐惧而互相救援。楚国的强大，正好足以招致天下的军队。由此看来，如果天下已经安定，凭借一次战争的胜利，使用诈术是可以的；如果天下纷乱，胜负未定，却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义，这是走向败亡的道路。在战国七雄时期，诸侯尚且强大，而白起却活埋赵国降卒，使得诸侯畏惧而联合抗秦。诸侯联合抗秦，不符合秦国的利益，是因为战胜反而导致失败。何晏的议论，是正确的】有人说：乐毅不屠杀两座城市，于是丧失了宏大的基业，这是不对的吗？夏侯玄说：看乐毅给燕惠王的信，他大概是懂得顺应时势、合乎道义，以礼贯穿始终的人吧？那些想要穷尽道德的极限，务必以天下为心

译的人，难道会局限于当时的局势，只停留在兼并土地而已吗？兼并土地，不是乐毅所看重的；使燕国强大而废弃道义，也不是乐毅所追求的。不轻视苟且的利益，不追求小的成功，这是兼济天下的志向。攻取齐国这件事，是用来运用时机而震动天下的。包围城市而不加害百姓，这是仁爱之心显扬于远近。用美好的德行来率领各国，就接近商汤和周武王的事业了。乐毅正要张开大网，放过两座城市，收取人们的信任，等待他们的归附，将使即墨、莒地的人回顾仇视他们的上级，开辟宽广的道路，等待田单这样的人，培养宽容善良的风气，以伸张齐国士人的志向，昭示于东海，归属于华夏，我的恩泽如春风，人们响应如

乐毅认为，燕王若能思慕燕王的恩德，仰慕其风范，这两座城池必定会归顺，那么王者的基业就会兴盛了。虽然暂时在两邑停留，却能更快地平定天下。不幸的变故，是世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功败垂成，是时势变化所致。如果以武力逼迫，以威势胁迫，造成杀伤的残暴，以此示于天下之人。即使这两座城池几乎可以防守，那么霸王的事业也就离得远去了。乐毅难道不知道攻下这两座城池会更快吗？只是考虑到城池虽下而基业却受损。难道他不担心不快速行动会导致变故吗？只是考虑到快速行动与变故同样有害。由此看来，乐毅不屠戮这两座城池，其深意是不可估量的。【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攻破强大的齐国，联合五国的军队，洗雪君王的耻辱。包围城池而不急于攻打，是想让敌人走投无路而道义上归服，那么仁者的军队，都认为是谋略胜过武侯，可以吗？张辅说：凭借五国的军队共同讨伐一个齐国，不足以称为强大；在济西作战，伏尸流血，不足以称为仁德。那诸葛亮兼备文王武王的德行，长啸等待时机。刘备以知人的明察，多次拜访他的草庐，咨询济世的奇谋，他如泉涌般向东游说孙权，向北对抗大魏，凭借胜利的军队，辅佐夺取蜀地。等到刘备临终，将大位托付给刘禅，在动荡之际，拥立年幼的君主，设立官职，安排众人，文官治理内政，武将抵御外敌，然后将恩泽布施给国内之人。他行军时，路上不拾遗物，毫发不犯百姓，功业即将成就却去世了。阅读他的遗文，谋略深远啊。已有功劳就推让给下属，下属有过失就亲自归咎于自己，见到善行就追随，接受劝谏就改正，所以声威震响远近。孟子说：听到伯夷的风范，贪婪的人也会变得廉洁。我认为看到诸葛亮的忠诚，奸臣也会树立节操，他几乎可以与伊尹、吕尚争辉，难道仅仅与乐毅并列吗？】有人说：商鞅从平民起步，干求秦孝公，凭借三种策略的谋略，吞并六国的合纵，使秦国成就帝业，可以称为霸者的辅佐吗？刘向说：商君对内加紧耕战的事业，对外重视战伐的奖赏，不迎合权贵宠臣，不偏袒疏远之人。虽然《尚书》说无偏无私，《诗经》说周道如磨石般平坦，其直如箭矢，《司马法》激励士兵，周后稷劝勉农业，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这就是兼并诸侯的原因。所以荀子说：四代都有胜利，不是侥幸，而是必然。霸君如齐桓公、晋文公，桓公不违背柯地的盟约，文公不辜负原地的约定，因此诸侯信任他们，这是管仲、咎犯的谋略。现在商君背弃公子卬的旧恩，抛弃与魏国交好的明信，欺诈夺取三军之众，所以诸侯畏惧他的强大而不亲近信任。假使秦孝公遇到齐桓公、晋文公，

如果掌握了诸侯的盟主地位，将会会合诸侯的君主，率领天下的军队去讨伐秦国，秦国就会灭亡了。天下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所以秦国才得以兼并诸侯。商鞅起初自以为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德行，但考察他的事迹，是不合乎道理的。从前周朝的召公施行美好的政治，他死后，后世的人思念他。《蔽芾甘棠》这首诗，是因为他曾在那棵树下休息，人们不忍心砍伐那棵树，何况是伤害他的身体呢？管仲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却没有怨言。如今商鞅在内施行严酷的刀锯刑罚，在外加重斧钺的诛杀，自身死后被车裂，他距离霸主的

译辅佐者也太远了。然而秦孝公杀了他，也是不对的。可以辅助并利用他，让商鞅施行宽厚公平的法令，加上恩惠，申明信用，或许能成为霸主的辅佐者吧【议论说：商鞅起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用帝道来游说，孝公心里不认同，常常打瞌睡。后来又和商鞅交谈，不知不觉膝盖越过了席子。景监说：「您用什么来打动我们的君主？君主非常高兴。」商鞅说：「起初我用帝道来游说君主，但君主说时间久远，怎么能让人苦苦等待数十百年，让子孙后代来完成事业呢？我又用霸道来游说，他的心意想要这样却没能做到。我又用强国的方法来游说君主，君主非常高兴。然而这也难以在德行上与殷商、周朝相比了。」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地会盟，曹沫用匕首胁迫桓公，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桓公答应了他，后来后悔不想给鲁国土地而想杀曹沫。管仲说：「在诸侯中抛弃信用，失去天下的援助，是不可以的。」于是把曹沫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归还给鲁国。诸侯听说这件事，都信任齐国而想要依附它。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救援燕国后返回，燕庄公送桓公进入齐国境内。桓公说：「不是天子诸侯，送别不出国境，我不能对燕国无礼。」于是划分沟壑，割让燕君所到的地方给燕君，命令燕君重新施行召公的政治，向周王室进贡。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跟随齐桓公，于是齐桓公开始称霸。由此看来，商鞅严酷苛刻、抛弃信用，显然不是霸主的辅佐者。然而秦孝公急于求成，不听从商鞅的话，是孝公的过错。商鞅受限于时世，迫于君主的压力，不能实现他的志向罢了。刘向认为商鞅没有霸王之术，是错误的】诸葛亮因为马谡在街亭战败，杀了他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了得臣，然后晋文公高兴，这是可以知道的。天下还没有平定，却杀害有智谋的士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流着泪说：「孙武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用法严明。因此杨干扰乱军法，魏绛杀了他。天下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再废除法令，用什么去讨伐贼寇呢？」习凿齿

说：“诸葛亮不能兼并中原大国，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晋国人看到荀林父之后渡河，所以废除军法而收取战功；楚成王认为得臣的益处已经耗尽，所以杀他以加重失败的后果。如今蜀地偏僻简陋，人才少于中原大国，却杀掉那些杰出的人才，退而任用平庸低劣的人，让严明的法度胜过才能，不吸取三败的教训。想要成就大业，不也很难吗？晋侯派荀桓子与楚国在邲地作战，桓子战败，回国后请求处死。晋侯打算答应他，士贞子说：“不可以。城濮之战，晋军三天宿营吃饭，文公仍然面带忧色。左右的人说：‘有喜事却忧愁，哪有有忧愁却高兴的呢？’文公说：‘得臣还在，我的忧愁就没有停止。被困的野兽尚且搏斗，何况国家的宰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文公高兴了，然后可以说：‘这是晋国再次战胜而楚国再次失败。’楚国因此两代不能争胜。现在上天或许要大大警示晋国，如果再杀掉荀林父，来加重楚国的胜利，恐怕晋国就不能争胜了吧？荀林父侍奉君主，进朝想着竭尽忠诚，退朝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保卫者。君主为什么要杀他？他的失败，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呢？晋侯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位。”用周勃来代替，功劳很大，霍光又怎么样呢？回答说：周勃本是高帝的大臣，众人所归向，担任太尉，拥有百万军队，既有陈平、王陵的力量，又有朱虚侯等诸侯王的援助，郦寄游说以欺诈诸吕，凭借众人的心意，容易成功。至于霍光，在仓促之际，接受托付的重任，辅佐年幼的君主，天下安宁，遭遇燕王旦的叛乱，诛除凶恶逆贼，以安定王室，废掉昌邑王，拥立孝宣帝，承担汉家的重任，兴隆中兴的福祚，声望堪比伊尹、周公，是汉朝的贤相，推究验证事功效果，

译优劣就明显了。袁盎问汉文帝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皇上说：“是国家的重臣。”袁盎说：“可以说是功臣，不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君主在就在，君主亡就亡。吕后时，刘氏的命脉细得像带子一样，绛侯担任太尉，掌握兵权，不能纠正吕氏的专权，吕后死后，大臣们一起诛杀诸吕，太尉掌握兵权，恰好防止他们成功，这叫做功臣，不是国家的重臣。”东汉陈蕃上疏推荐徐穉、袁闳、韦着三人，皇帝问陈蕃说：“三人谁为先谁为后？”陈蕃说：“袁闳生于公族，逐渐接受道义教化；韦着成长在三辅礼义风俗之地，所谓不扶持自然挺直，不雕刻自然成形；至于徐穉，从江南卑薄之地崛起杰出，应当排在前面。”有人说：“谢安石担任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

为什么这样呢？”虞南说：“从前顾雍被封为侯爵的时候，他的家人都不知道，前代称赞他质朴稳重，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况且东晋衰微，边疆战事日益惊骇，何况苻坚（苻坚的字是永固）是六夷中的英明君主，亲自率领百万大军，苻融是杰出的人才，名相手持兵器，先驱使像虎狼一样的爪牙，驰骋像长蛇一样的锋刃，先修建宾馆来等待晋朝君主，从强弱来论，鸿毛和泰山不足以作为比喻。谢安深深拒绝桓冲的援军，不喜悦谢玄的书信，那么胜败的定数，本来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心中了。像这样的人，难道会因为区区万户的封赏而动摇他的内心吗？如果论他的度量，近古以来没有见到他的匹敌者。隋炀帝在东宫的时候，曾经对贺若弼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称为良将，他们中间的优劣如何？”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议论说：胆气果敢，是猛将；深沉而有谋略，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议论说：奋起防守矫健勇猛，是斗将；统御军队整齐严肃，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议论说：统领一支偏师，所向无敌，是骑将；包容英雄，使群才各自发挥其作用，是大将）太子说：“好。”所以从六正直到问将，都是人臣得失的效验。古语说：“禹凭借夏朝称王，桀凭借夏朝灭亡；汤凭借殷朝称王，纣凭借殷朝灭亡；阖闾凭借吴国战胜，天下无敌，而夫差却被越国擒获；穆公凭借秦国显扬名声尊号，而二世却在望夷宫被劫持。”他们之所以称王的原因相同，而功绩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同。所以成王在襁褓中就能朝见诸侯，是因为周公用事；赵武灵王五十岁却饿死在沙丘，是因为任用了李兑。所以魏国有公子无忌，割让的土地又得以恢复，任用了蔺相如；秦兵不敢出动。楚国有申包胥而昭王复位；齐国有田单而襄王得国。由此来说，拥有国家的人如果不能陶冶世俗，甄别综合人物，论断邪正的得失，采纳霸王的余议，而能立功成名的人，以前没有听说过（所以知道衡量才能授予官职，是最合理的德行）

译德行第十一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后天习染却使人相差甚远。”这是说人的嗜欲本源相同，但受环境影响的途径不同。刻意约束则行为不放纵，被外物牵制则心志就会流荡。因此圣人引导人们端正心性，裁抑流荡放纵，谨慎选择交往对象，节制偏颇之处。所以传文说：“审察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修养心性的方法，一定要审察自己有余的是什么，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戒除过于明察；见闻寡少的人，要戒除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除缺乏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戒除行动迟缓；心胸宽广宏大的人，要戒除遗忘疏忽。《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毅的人，才能在于矫正匡正，过失在于激切攻讦【刚毅之人，倔强不和，不戒除其强硬的冲撞，反而把顺从视为软弱，助长其亢奋，所以可以与他共同立法，难以与他共同防备】；柔顺安恕的人，美德在于宽容，过失在于缺乏决断【柔顺之人，心地宽缓，不戒除其做事不收敛，反而把亢奋视为尖锐，安于舒缓，所以可以与他遵循常规，难以与他权衡疑难】；雄健桀骜的人，任用在胆略勇烈，过失在于缺乏顾忌【雄健之人，气概奋发英决，不戒除其勇猛造成的毁败，反而把顺从视为怯懦，竭尽其气势，所以可以与他涉险，难以与他处于屈辱】；精谨畏慎的人，长处在于恭敬谨慎，过失在于多疑【精慎之人，畏惧祸患多忌，不戒除其因懦弱而不行义，反而把勇猛视为轻慢，增加其疑虑，所以可以与他保全自身，难以与他树立节操】；强直坚劲的人，作用在于作为栋梁，过失在于专断固执【强直之人，秉持意志劲健持守，不戒除其情意的固执，反而把辩驳视为虚伪，强化其专断，所以可以与他持守正道，难以与他依附众人】；论辩理析的人，能力在于解开纠结，过失在于流荡无归【博辩之人，论理丰富敏捷，不戒除其言辞的浮滥，反而把强直视为束缚，遂其流荡，所以可以与他泛泛叙述，难以与他订立约定】；普博周洽的人，崇高在于覆盖宽裕，过失在于浑浊【弘普之人，意爱周遍融洽，不戒除其交往的混杂，反而把孤介视为狭隘，扩大其浑浊，所以可以与他安抚众人，难以与他激励风俗】；清介廉洁的人，节操在于俭朴坚固，过失在于拘泥局限【狷介之人，激浊扬清，不戒除其道路的狭隘，反而把普博视为污秽，增加其拘泥，所以可以与他守节，难以与他变通】；休动磊落的人，事业在于攀登进取，过失在于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除其意气的太猥琐，反而把静默视为停滞，果断其锐气，所以可以与他进取，难以与他持守后方】；沉静机密的人，精妙在于玄防，过失在于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除其静默的迟后，反而把行动视为疏忽，美化其懦弱，所以可以与他深思，难以与他防备迅速】；朴露径尽的人，本质在于中诚，过失在于不防备【朴露之人，内心疑实确切，不戒除其质朴的野直，反而把诡诈视为荒诞，显露其真诚，所以可以与他立信，难以与他权衡轻重】；多智韬情的人，权谋在于诡略，过失在于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除其术数的偏离正道，反而把尽实视为愚蠢，贵重其虚饰，所以可以与他赞善，难以与他矫正违逆】。这些拘亢之才，并非中庸之德。文子说：凡人的道理，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是考虑祸患未生，戒祸慎防，不纵容欲望。志大，是兼包万国，统一殊俗，是非辐凑，居中为毂。智圆，是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行方，是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能多，是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事少，是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天道极则反，盈则损，所以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强毅，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这五点，是先王所以守天下的原因。传文说：不始乱，不怙富，不恃宠，不违同，不傲礼，不骄能，不复怒，不谋非德，不犯非义。这九句话，是古人所以立身的道理。《玉钤经》说：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怒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雕。这是自理的大体【荀卿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所以傅子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所以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尸子说：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译理乱第十二

考察六种君主类型以观察君主的德行，审慎思考九种风气以确定国家的常态，探究四种混乱，核实四种危险，那么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

什么是六种君主？荀悦说：天性仁厚，内心明达，志向专一，行动是为了他人，不是为了自己，这叫做王主【议论说：王主，是指天生具备仁德】克制私欲，宽恕自身，喜好询问并努力践行，行动遵循道义，不追随情感，这叫做治主【议论说：治主，是指抑制情感、割舍欲望】勤勉事务，坚守基业，不敢懈怠荒废，行动以公事为先，不以私事为先，这叫做存主【议论说：存主，是指拘守法律】悖逆争斗，公私并行，有时得道有时失道，不纯粹遵循法度，这叫做衰主。情感超过道义，私心多于公心，制度超越限度，政教失去常态，这叫做危主。亲近任用奸邪之人，放逐忠臣贤士，放纵情感追逐欲望，不顾礼法制度，出入游荡放纵，不拘守礼仪禁令，赏赐徇私，超越公家费用，愤怒时施加刑罚，超越法理，坚持错误掩饰过错而不知改正，忠言被堵塞，直言进谏者被诛杀，这叫做亡主【所以王主能带来兴盛太平，治主能修明政治，存主能保全国家，衰主在没有灾难时或许还能保全，有灾难则危险，危主在没有灾难时侥幸免祸，有灾难则灭亡，亡主必定灭亡罢了】

什么是九种风气？君臣亲近而有礼节，百官和谐而不盲从，谦让而不争斗，勤勉而不抱怨，只各司其职，这是治国的风气【尹文子说：上级不能胜过下级，下级不冒犯上级，上下互不压制冒犯，所以禁令能实行，人人没有私心，即使经历艰险也容易治理，国家不可侵犯，这就是治国】礼俗不统一，职位不稳固，小臣谗言嫉妒，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的风气【尹文子说：君主年长，妾室少，子孙疏远，强宗大族衰落，这是衰国】君臣争辩谁更贤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百姓争利，这是乖戾国家的风气。上级欲望多，下级手段多，法律不固定，政令多头管理，这是乱国的风气【尹文子说：君主宠信臣子，臣子爱戴君主，公法被废除，私欲得逞，这是乱国】把奢侈当作广博，把傲慢当作高尚，把放纵当作通达，遵循礼法被称为拘谨，遵守法律被称为固执，这是荒废国家的风气【议论说：晋朝崇尚浮华虚妄，所以败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谋利当作公正，把剥削下级当作才能，把依附上级当作忠诚，这是叛乱国家的风气【叔向说：大臣看重俸禄而不极力劝谏，近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情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祸患】上下互相疏远，内外互相猜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这是危险国家的风气。上级不访求下情，下级不劝谏上级，妇人言论被采用，私政得行，这是亡国的风气【尹文子说：国家贫穷弱小，家族富有强大，君权轻，臣势重，这是亡国。内部没有专宠，外部没有亲信，支庶繁衍，长幼有序，这是昌盛的国家。农桑按时进行，仓库充实，兵器锋利，边境修治，这是强国】

文子说：混乱的国家看起来兴盛，治国的国家看起来空虚，亡国的国家看起来不足，存国的国家看起来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各守其职。兴盛不是人多，而是都追逐末节。有余不是财物多，而是节制欲望，事务少。不足不是没有货物，而是人少而费用多】

什么是四种混乱？管子说：家里有受宠妾室威胁正妻，这是家乱。庶子威胁嫡子，这是宗族乱。朝中有威胁宰相的大臣，这是国家乱。任用官员无能，这是众人乱【所以说：确立天子，不让诸侯产生疑心。确立诸侯，不让大夫产生疑心。确立正妻，不让宠妾产生疑心。确立嫡子，不让庶子产生疑心。有疑心就会行动，两方就会争斗，混杂就会互相伤害。所以臣子有两个同等地位，国家必定混乱。臣子有两个地位而国家不乱的，是因为君主还在。依靠君主不乱，失去君主必定混乱。儿子有两个同等地位，家必定混乱。儿子有两个地位而家不乱的，是因为亲人还在。依靠亲人不乱，失去亲人必定混乱。臣子怀疑君主，没有不危险的国家。庶子怀疑宗族，没有不危险的家】

什么是四种危险？又说：卿相不得人心，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和睦，是国家的危险。军事统帅不足以令人敬畏，是国家的危险。百姓不眷恋他们的产业，是国家的危险。这是治乱的表现。大凡作为上级的人，法令明确且赏罚必然执行的，即使没有言语，局势自然治理好。法令不明确且赏罚不一定执行的，即使每天发号施令，局势自然混乱【管子说：治理国家有三种工具，扰乱国家有六种侵蚀。明君如果能战胜六种侵蚀并确立三种工具，所以国家治理好。无能的君主不能战胜六种侵蚀并确立三种工具，所以国家混乱。三种工具是什么？回答说：号令，斧钺，禄赏。六种侵蚀是什么？回答说：亲属，宾客，财物，美色，巧言令色，玩好之物。三种工具的用途是什么？回答说：没有号令无法驱使下级，没有斧钺无法威慑众人，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六种侵蚀的败坏是什么？回答说：即使不听从也能生存，即使触犯禁令也能免罪，即使没有功劳也能致富。国家中有不听从也能生存的，那么号令不足以驱使下级。有触犯禁令也能免罪的，那么斧钺不足以威慑众人。有无功也能致富的，那么禄赏不足以鼓励人。号令不足以驱使下级，斧钺不足以威慑众人，禄赏不足以鼓励人，那么君主就无法自保】

所以局势治理好的，即使委托他人也不混乱；局势混乱的，即使勤勉也无法治理。尧舜拱手无为而有余，是因为局势治理好；胡亥、王莽奔走忙碌而不足，是因为局势混乱【商鞅说：法令是人的命脉，是治理的根本。一只兔子跑，百人追逐，不是因为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因为名分未定。卖兔子的市场充满兔子，盗贼不敢拿，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名分确定，是局势治理的道理；名分不确定，是局势混乱的道理。所以局势治理好的不可混乱，局势混乱的不可治理。局势混乱而想治理它，更加混乱；局势治理好而治理它，就治理好了。所以圣人治理治世而不治理乱世。圣人为人制定法度，必定使其明白易懂，愚笨和智慧的人都能掌握。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而天下没有受刑死的人，不是可以刑杀而不刑杀，而是万人都知道如何避祸就福而都自我治理。明君因治世而治理，所以天下大治】

所以说：善于治理的人求之于局势，不苛责于人。所以明君审察法度并颁布教令，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左传说：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多制定法令。杜预说：频繁变法】

议论说：那些能够匡正世道、辅佐政事的臣子，必定先明了盛衰的道理，通晓成败的规律，审察治乱的局势，通达用人取舍的适宜，然后面临时机而不迷惑，见到疑难而能决断，成为王者的辅佐，没有不是通过这种途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