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卷二

译长短经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长短经》>

钦定四库全书

长短经卷三 唐赵蕤撰 反经【十三】 是非【十四】 适变【十五】 正论【十六】

反经第十三 【议论说：治理国家的要领，在于仁义和赏罚，这是大概的原则。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造成祸害，所以著《反经》这一章，来阐明这个道理。】

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并不是因为法律灭亡了，而是驾驭法律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知道，法律是先王留下的陈迹，如果执行的人不合适，大道就不会凭空实行。所以尹文

译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样东西，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手段。”所以，仁是用来广泛施恩于万物的，但也因此产生偏私【这是仁的反面。议论说：在礼制中，施恩不超过国家范围，大夫不收取公家的利益。孔子说：“天子爱护天下，诸侯爱护境内，不能超过所爱的范围，厌恶私下的恩惠。”所以知道，带有偏私的仁，是君王所厌恶的。】义是用来树立节操行为的，但也因此造成浮华虚伪【这是义的反面。议论说：保护自身、为国殉难，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这是真正的义。像

译赵国的虞卿，抛弃相位、背离君主，去救助魏齐的危难；信陵君无忌，偷取兵符、矫诏发兵，去解救平原君的危急。这种背离公义、为私党赴死的义，使得坚守职守、奉承君上的节操废弛。所以毛公多次责备无忌说：“对于赵国是有功劳了，但对于魏国却不算得当。”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浮华虚伪的表现。】礼是用来推行谨慎恭敬的，但也因此产生懈怠轻慢【这是礼的反面。议论说：汉朝想要制定礼制，汉文帝说：“繁琐的礼仪修饰外表，对礼没有益处，亲身感化就可以了。”所以废除了。郭嘉对

译曹操说：“袁绍礼仪繁多，您顺应自然，这是道胜的表现。”因为节制苦难难以保持贞正，所以产生懈怠轻慢。】乐是用来调和情志的，但也因此产生淫逸放荡【这是乐的反面。《乐书》说：“郑卫的音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所以严安说：“美好的女子和珍奇的事物，固然顺从耳目，所以养生过度就会安逸，音乐过度就会淫逸，礼仪过度就会浮华，教化过度就会虚伪。

译是非第十四

利弊得失的途径不同，质朴与文采的政教各异，有的崇尚权变以规划治理，有的敦厚道德以安定风俗。因此前代史籍垂示教诲，如今难道都可以用常理去违背吗？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是曰】《大雅》说：“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养。”

【非曰】古语说：“士人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又说：“君子有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没有苟且求生来损害仁德。”

【是曰】《管子》说：“怀疑当今之事就考察古代，不了解未来就观察过去。”古语说：“与死人患同样病的人无法存活，与亡国走同样路的人无法生存。”

【非曰】《吕氏春秋》说：“有人因为吃饭而死，就想禁止天下人吃饭，这是荒谬的；有人因为乘船而死，就想禁止天下人乘船，这是荒谬的；有人因为用兵而丧失国家，就想停止天下人的用兵，这是荒谬的。”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未曾没有过，百年出现一个，这叫相继不断；千里出现一个，这叫比比皆是。却以此作为警戒，这就好比因为有人噎住就禁止别人吃饭，噎住的人虽然少，饿死的人必定多。”

【是曰】孔子说：“厌恶揭发别人的短处来显示正直。”

【非曰】《管子》说：“厌恶隐瞒别人的短处来显示仁德。”魏国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掩盖恶行、宣扬善行，是君子的大义；保护光明、认同喜好，是朋友间最深厚的交情。这种言论的产生，大概是民间的闲谈，用来收敛爱憎相互诽谤，并非笃实正直的最高真理，也不是公允持平的公共议论。”世俗之士不估量其数量而拘泥于言辞，所以善恶不分，混乱实际上由此产生。朋友之间随声附和，失败必定随之而来。谈论要以符合实际为真情，不把过分艰难作为可贵；相知要以平等为交往，不把随声附和作为牢固。因此通达的人保留其义理，不苛察于文辞；识别其心意，不追求于言语。

【是曰】《越绝书》说：“女子不贞洁，炫耀士人不诚信。”

【非曰】《汉书》说：“伟大的行为不拘泥于细微的谨慎，伟大的礼仪不谦让于言辞。”

【是曰】黄石公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荒废，致力于广施恩德的人强大，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安定，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残暴。残暴灭绝的政令，即使成功也必定失败。”

【非曰】司马错说：“想要使国家富强的务必扩张土地，想要使军队强大的务必使人民富裕，想要成就王业的务必广博其德行。这三项资备齐全，然后王业随之而来。”

【是曰】传文说：“内心如果无瑕，何必忧虑没有家室？”古语说：“礼义如果不缺，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

【非曰】古语说：“积累毁谤能熔化金属，积累谗言能磨碎骨头，众羽能沉没船只，群轻能折断车轴。”

【是曰】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圣人的智慧周遍万物。”

【非曰】

列子说：“天地没有完备的功绩，圣人没有全能的本领，万物没有全备的用途。所以天的职责是生育和覆盖，地的职责是承载形体，圣人的职责是教化。”

孔子说：“君子心胸坦荡，小人常常忧愁。”

孔子说：“晋国重耳的称霸之心，产生于在曹、卫两国受辱之时；越国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被困于会稽之时。所以身处下位而没有忧患的人，思想就不会深远；安身享乐而尝到安逸的人，志向就不会远大。”

韩非子说：“古代的人，眼睛短于看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脸；智慧怀疑于认识自己，所以用道来端正自己。”

老子说：“反过来倾听叫做聪，向内观察叫做明，战胜自己叫做强。”

唐且说：“专诸怀揣锥刀，天下人都称他勇敢；西施穿着粗布短衣，天下人都称赞她美丽。”

慎到说：“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让她们穿上皮衣，看见的人都会跑开；换上丝织品，

译走路的人都会停下。由此看来，那是丝织品对容貌的辅助作用。如果美丽的女子拒绝丝织品，那么容貌的吸引力就减弱了。”

项梁说：“先起兵的人制服别人，后起兵的人被别人制服。”《军志》说：“先于敌人行动，能夺取敌人的心志。”

史佚有话说：“不要开始祸端。”又说：“开始祸端的人会死。”谚语说：“不做祸端的开端，不做福气的先导。”

慎到说：“贤能的人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权势轻；不贤的人服从于贤能的人，是因为地位尊。尧作为平民，不能使邻居服从；等到他南面称王，就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能不足以使人服从，而权势地位足以使贤能的人屈服。”

贾谊说：“从古至今，与百姓为敌的人，有的灭亡得慢，有的灭亡得快，但百姓一定会战胜他们。所以纣王自称天王，桀王自称天父。他们灭亡之后，百姓也辱骂他们。由此看来，地位不足以成为尊贵，称号不足以成为荣耀。”

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在皇帝面前争论。黄生说：“商汤和周武王不是接受天命，而是弑君。”辕固说：“不是这样，桀和纣荒淫混乱，天下人的心都归向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诛杀桀和纣，桀和纣的人不为他们效力而归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周武王不得已才即位，这不是接受天命是什么？”

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崭新，一定要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是上下的分别。现在桀和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主在上；商汤和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是臣子在下。君主有过失，臣子不直言匡正过错以尊崇天子，反而借过失诛杀君主，取代

面向南而立，不是杀戮又是什么呢？太公说：“刑罚严明，人们就会畏惧；人们畏惧，变故就会发生；奖赏严明，人们就会感到不足；人们感到不足，怨恨就会滋长。”所以圣明君主治国，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喜好，不知道什么是厌恶。文子说：“刑罚没有法度，杀戮再多也没有威严；奖赏没有法度，耗费再多也没有恩德。”所以诸葛亮说：“用法律来树立威严，法律执行了，人们就知道感恩；用爵位来限制等级，爵位加封了，人们就知道荣耀。”文子说：“百姓被君主感化，不是听从他的言语，而是追随他的行为。所以君主喜好勇武，国家就多灾多难；君主喜好女色，国家就昏暗混乱。”秦王说：“我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乐舞艺人笨拙。铁剑锋利，士兵就勇敢；乐舞艺人笨拙，思虑就深远。用深远的思虑来驾驭勇敢的士兵，我担心楚国会图谋秦国。”墨子说：“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不喜爱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也不喜爱没有益处的儿子。”曹植说：“宽恕罪过而责求功劳的，是明君的主张；怜悯愚笨而爱护有才能的，是慈父的恩德。《三略》说：‘有生命的事物，都愿意实现自己的志向，因此明君贤臣，委屈自己而成全他人。’”传书说：“人的心思各不相同，就像面孔一样。”曹植说：“人各有喜好和崇尚，兰草、荪草、蕙草的芳香，是众人所喜欢的；而海边有追逐臭味的男子，咸池有发出六英之声的乐舞，而墨子有反对它们的言论，难道可以强求一致吗？”谚语说：“用己心去揣度人心，中间容不下一根针。”孔子说：“大概是恕道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管子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古语说：“尊贵不约定骄傲，而骄傲自然到来；富有不约定奢侈，而奢侈自然而来。”谚语说：“忠诚没有不被回报的。”《左传》说：“乱世中谗言胜过正直。”韩非子说：“大凡人的本性，取舍相同就互相肯定，取舍不同就互相否定。《易经》说：‘声音相同就互相应和，气息相同就互相寻求，水向潮湿处流，火向干燥处烧，云跟随龙，风跟随虎。’”《易经》说：“两个女子同居，她们的志向不同。”谚语说：“一个巢穴不容两只雄鸟，一个

译泉水没有两条蛟龙。”又说：“大凡人情因相同而嫉妒，所以说美貌相同就互相嫉妒，地位相同就互相伤害，利益相同就互相猜忌。”韩非子说：“放弃法术而凭心意治理，尧舜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抛弃圆规曲尺而忘记好的尺度，奚仲也不能制成一个轮子。让中等资质的君主遵守法术，笨拙的工匠执掌圆规曲尺，就不会有万无一失的情况了。”《淮南子》说：“箭之所以能射得远、穿透坚硬物体，靠的是弓弩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剖开细微之处，靠的是人的心意。”

奖赏善行、惩罚暴行，这是政令；使政令得以推行的，是真诚专一。所以弩即使强劲，也不能独自命中目标；法令即使严明，也不能独自推行。杜恕说：世上有作乱的人，却没有混乱的法度。如果法度可以完全依赖，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弼了。

事先不做好谋划，就不能应对突发状况；兵器不事先准备好，就不能应对敌人。《左传》说：“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良好的政事。”《左传》说：“士蒍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防备却感到忧虑，忧患必定会到来；没有战事却修筑城墙，灾祸必定会保全它。’”《春秋外传》说：“周景王将要铸钱，单穆公说：‘不可以。古代天灾降临，于是衡量资财货币的轻重来救济百姓。’”

防备有在祸患未到时就设立的，也有在祸患到来后才补救的，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可以事先防备而不防备，叫做懈怠；可以事后补救却事先去做，叫做招致灾祸。周朝本来就是一个衰弱的国家，上天还没有厌倦降祸给它，却又疏远百姓来助长灾祸，恐怕不可以吧？

《左传》说：“古人有句话，一天放纵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晋国和楚国在鄢陵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说：“我们先君频繁作战是有原因的，秦国、狄人、齐国、楚国都很强大，不尽力作战，子孙将会衰弱。现在这三个强国已经臣服了，只剩下楚国这个敌人。只有圣人才能内外都没有忧患，既然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定会有内部忧患。何不放过楚国，让它成为外部的威胁呢？”

《三略》说：“不要让仁爱的人掌管财物，因为他们会过多地施恩而依附于下属。”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派他的小儿子带着千镒黄金去探望他，他的大儿子坚决请求前往，于是派他去了。楚国杀了他的弟弟，陶朱公说：“我本来就知道一定会杀他的弟弟。这是因为大儿子和我一起经历过艰苦的生活，知道赚钱艰难，所以看重财物，就像小儿子生在我富裕的时候，乘坐坚固的车子，驱赶良马，追逐狡兔，哪里知道财物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轻易舍弃。现在大儿子果然杀了他的弟弟，事理本该如此，不值得悲伤。”

俗话说：“俸禄微薄的人不能让他参与动乱，赏赐轻微的人不能让他参与危难。”慎子说：“先王认为不接受俸禄的人不臣服，俸禄不丰厚的人不让他参与危难。”田单将要攻打狄人，去见鲁仲子，鲁仲子说：“将军攻打狄人不能攻克，为什么呢？”

从前将军在即墨时，坐着编织草筐，站着拄着拐杖，为士兵们做表率，这就是能够击败燕军的原因。如今将军东面有掖邑的供奉，西面有蒉上的娱乐，腰系黄金宽带在淄水、渑水之间奔驰，有生之乐趣，无赴死之心，这就是不能取胜的原因，后来果然如此。

有人说：贫贱时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共患难的妻子不可休弃。

有人说：交往广泛而对朋友的信任就会减退，爵位俸禄优厚而对君主的忠诚就会减退。

《春秋后语》记载：楚国的春申君派孙子担任宰相，有门客劝谏春申君说：“商汤凭借亳地，周武王凭借镐京，都不过百里之地而拥有天下。如今孙子是贤人，而您借给他百里之地的权势，我私下为您感到危险。”春申君说：“好。”于是派人辞退

译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国任命他为上卿。

门客又劝谏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朝进入殷朝，殷朝称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进入齐国，鲁国衰弱而齐国强大。贤人所到的地方，他的君主没有不尊贵的，他的国家没有不荣耀的。如今孙子是贤人，您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又说：“好。”又派人去请孙子回来。

韩宣王对摎留说：“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摎留回答说：“不可以。晋国任用六卿而国家分裂，齐简公任用田成、阚止而简公被杀；魏国同时任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以外的土地丧失。如今大王同时任用他们，势力大的会在国内培植党羽，势力小的又会借助外部势力。权衡群臣，有的在国内培植党羽以专断君命，有的在外结党营私以分裂国土，那么大王的国家就危险了。”又说：“公孙衍担任魏国将领，与宰相田儒不和。季文子替公孙衍向魏王进言说：‘大王难道没看见让牛驾车、让马做骖马吗？走不了百步。如今大王认为公孙衍可以担任将领，本来就要任用他，却听从宰相的计策，这就是服牛骖骥的做法。牛马都死了而事情不能成功，那么大王的国家就受损了。希望大王明察。’”

《傅子》说：天地极其神妙，不能用同一种方式生成万物；圣人极其明智，不能用一种方法治理百姓。所以用差异达成统一，是天地的法则；顺应事物本性使其适宜，是圣人的治理。既然掌握了这个法则，即使有相互妨害的事物，也不会损害治理的整体。水的性质和火的性质相互消灭，善于利用它们的人把鼎釜放在中间，蒸煮食物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互不妨害。天下的事物像水火一样灵验，何必担心它们相互妨害？何必忧虑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呢？《易经》说：天地背离而它们的事情相同，男女背离而他们的意志相通，万物背离而它们的事情相似。

陈登替吕布对曹操说：“供养吕布好比养虎，必须经常喂饱它，如果不饱就会咬人。”曹操说：“不像你说的，好比养鹰，饿了就为人所用，饱了就飞走。”刘备前来投奔，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雄心壮志，现在不早点图谋他，以后必定成为祸患。”曹操拿这话问郭嘉，郭嘉说：“确实如此。然而您高举义旗，为百姓铲除暴政，推诚守信来招揽英才，还担心他们不来呢。现在刘备有英雄的名声，因走投无路而归附您，如果杀害他，就会背上害贤的恶名，那么明智之士将会自我怀疑，转而选择其他主公，谁还能帮您平定天下呢？为了消除一个人的祸患，却阻断了天下人的期望，安危的关键，不能不仔细考察。”曹操说：“好。”《傅子》记载郭嘉对太祖说：“刘备有雄心壮志，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张飞都是万人敌，为他效死力。以我看来，他的谋略不可测度。古人说：‘一天放走敌人，就会成为几代人的祸患’，应该早点为他安排妥当。”曹操当时正招抚英雄，以昭示大信，没有采纳郭嘉的计谋。《家语》说：子路问孔子说：“请允许我舍弃古代的道而实行我的意思，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夷羡慕中原的礼仪，有女子守寡，为了内心的私情做丈夫的弟弟，终身不嫁，不嫁是不嫁了，但这不是贞节的义理。仓吾娆娶妻后觉得妻子美丽，让给哥哥，让是让了，但这不是礼让的让。现在你想舍弃古代的道而实行你的意思，怎知你的意思不是把非当作是呢？俗话说：‘改变古制扰乱常理，不死就亡。’《尚书》说：‘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长久传世，没听说过。’”赵武灵王想穿胡服，公子成不高兴。武灵王说：“服饰是用来治理国家的，礼仪是用来处理事务的。圣人观察风俗而顺应适宜，根据事务来制定礼仪，以此来利于人民而巩固国家。剪发文身，刺臂左衽，是越地的人。

译黑齿雕额，戴鳀冠穿秫缝衣，是大吴国的人。所以礼服各不相同，但便利是一致的。风俗不同而用法改变，事务不同而礼仪更易，因此圣人谋划有利于国家的事，不统一用法；谋划便于礼仪的事，不效法旧制。儒者师承相同而风俗不同，中原礼仪相同而教化背离，何况山谷间的便利呢？所以去留的变化，智者不能统一；远近的服饰，贤圣不能相同。偏僻的地方多异俗，偏狭的学问多殊辩。现在叔父的话，是世俗的看法；我所说的，是用来改变世俗的。叔父厌恶改变服饰的名声，

如果忘记了效忠侍奉的实质，这就不是我所期望的。公子成于是改穿胡服。【是曰】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非曰】孟子说：天道顺应就会宏大，强求就会细微，所谓顺应，就是顺应人的本性。【是曰】李寻说：如果凭借喜怒来奖赏或诛杀，而不顾忌时令禁忌，即使有尧舜那样的仁心，也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太平。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对今天有借鉴作用；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假如上等农夫想在冬天耕田，即使他赤身露体、深耕细作，满头大汗地播种，庄稼仍然不会生长，这并不是人心不诚，而是违背了天时。《易经》说：“时机该停止时就停止，时机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不违背时机，其道就会光明。”《尚书》说：“恭敬地授给人间时节。”所以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重视阴阳，敬重四季，顺应月令，施行善政，那么祥和之气就能立刻到来，就像击鼓与回声相应和一样。【非曰】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没有益处，而将领们所依赖的有九种情况：法令不能执行，却依赖侵夺和诛杀；没有深厚的德行，却使用日月运行的数理；不顺应敌军的强弱，却侥幸指望上天；没有智谋，却观察云气；缺乏勇力，却盼望天福；不了解地形，却把过错归咎于天时。敌人怯弱，不敢攻击，却相信龟甲占卜；士兵不勇敢，却效法鬼神；设伏不巧妙，却依赖背山面水的地势。大凡天地鬼神，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不能用来决定胜负。”所以明智的将领不效法这些。司马迁说：“阴阳家，使人拘束而多禁忌。”范蠡说：“阴阳之道，它的弊端在于巫术。”【是曰】翼奉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了解百姓的邪正。百姓如果真诚趋向正道，即使愚笨也能任用；如果他们心怀邪恶，智慧越多危害越大。”【非曰】君主没有不爱惜自己的，但没有了解自己的人才不足以爱惜。所以桓子说：“捕捉猛兽的人，不让美人举手；钓大鱼的人，不让小孩轻易参与。不是不亲近他们，而是他们的力量承担不了。为什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却不选择合适的人呢？”所以说：“狗之所以凶猛，是因为有异常情况就鸣叫吠叫，不分早晚，这是自我效命的极致。”从前宋国有个卖酒的人，酒变酸了却卖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有凶猛的狗。狗知道爱护它的主人，却不能为它的主人考虑酒变酸的祸患，这是智慧不足。【是曰】俗话说：“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诚实。”【非曰】晋惠帝做太子时，和峤劝谏晋武帝说：“末世多虚伪，而太子崇尚诚信，这不是天下君主应有的样子，连陛下家中的事都处理不好。”武帝没有听从，后来惠帝果然败亡。【是曰】《左传》说：“孔子叹息

子产说：“言语用来充分表达心志，文采用来充分修饰言语，如果不说话，谁知道他的心志？言语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深远。”晋国作为霸主，郑国入侵陈国，如果没有文辞就建立不了功业，可见谨慎措辞是多么重要啊！《论语》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派他出使各国，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汉文帝登上虎圈，称赞啬夫口齿伶俐，任命他为上林令。张释之进谏说：“

译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文帝说：“是忠厚长者。”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又说：“是忠厚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个人谈论政事尚且不能出口，难道要效法这个啬夫喋喋不休、伶牙俐齿、巧言令色吗？况且秦朝因为任用刀笔吏，争着以迅疾苛刻、明察秋毫来显示高明，然而其弊端只是徒具文书形式，没有怜悯百姓的实质，因此听不到他们的过错，衰败到二世时，天下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为啬夫口齿伶俐就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随风倒，争着口齿伶俐而没有实际才能，况且下级效仿上级比影子和回声还快，一举一动之间不可不审慎。”文帝于是作罢。太史公说：“《春秋》推究显见之事以揭示隐微之理，《易经》以隐微之理推及显见之事。《大雅》歌颂王公大人，而恩德遍及百姓；《小雅》讥讽小人个人的得失，其影响波及上层。它们所说的虽然不同，但合乎道德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使用虚夸的辞藻，但其主旨归结于引导节俭，这与《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呢？”扬雄认为赋是用来讽谏的，一定要推演类比，极力铺陈华丽辞藻，宏大奢侈、夸张铺衍，争着让人无法超越，最后才归结到正道。然而阅览时已经过分了。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皇帝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由此说来，赋是劝诱而非制止，是很明显的。又很像俳优，不符合法度，贤人君子作诗赋的正道并非如此。《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名叫鲽，比目而行。北方有一种兽，名叫娄更，吃更〇。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鹣，比翼而飞。鸟兽鱼鲽，尚且知道借助外力，何况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呢？唯独不知道借助天下的英雄俊士与他们为伍，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狐卷子说：“父亲贤明不超过尧，而丹朱被流放；兄长贤明不超过周公，而管叔、蔡叔被诛杀；臣子贤明不超过商汤、周武王，而夏桀、商纣被讨伐。何况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也必须从自身开始，人怎么能依赖呢？”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担心自己不能自立。”孔子被困于

陈蔡之间，子路带着怨怒的神色来见孔子说：“从前听老师讲过，积累善行的人，上天会回报以福分。如今老师积累道义、怀抱仁德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处境如此困窘呢？”孔子说：“仲由，你不了解这些。我告诉你：你认为有仁德的人一定被信任吗？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你认为有智慧的人一定被任用吗？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你认为忠诚的人一定得到回报吗？那么关龙逢就不会受刑。”你认为进谏的人一定被听从吗？那么伍子胥就不会被杀。遭遇与否，在于时运；贤能与否，在于才德。君子博学深思却生不逢时的，大有人在，难道只有我孔丘吗？神农形体憔悴，唐尧消瘦枯槁，舜皮肤黝黑，禹手脚生茧，伊尹背着鼎去干求商汤，吕望拿着刀去进入周朝，墨翟没有黑过烟囱（忙于奔波），孔子没有暖过席子（忙于游说）。这并不是为了贪图禄位，而是想要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万人的祸害。李斯上书回答秦二世说：“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放纵自己，这就叫做用天下束缚自己，像尧舜那样，所以称为束缚。如果用别人来顺从自己，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用自己顺从别人，那么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顺从别人的人卑贱，而被顺从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尧、禹用自身顺从天下，称为束缚，不也是恰当的吗？《论语》说：“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人就会归心。”魏文侯向子夏请教，子夏尊敬段干木，经过他的住处没有不俯身扶轼表示敬意的。于是秦国想要讨伐魏国，有人说：“魏君贤明，国人称颂他的仁德，上下和谐融洽，不可以图谋。”秦王于是停止进攻，由此在诸

译侯中获得声誉。韩非子说：“马长得像鹿，这匹马价值千金。如今有千金的马，却没有一钱的鹿，为什么呢？因为马被人使用，而鹿不为人使用。现在隐士不为人所用，就像鹿一类。”所以姜太公到了齐国就杀了华士，孔子担任司寇就诛杀了少正卯，赵主父派李疵去视察中山国是否可以攻打，回来报告说：“可以攻打。他们的君主喜欢接见隐居岩穴的士人，穿布衣的平民。”主父说：“照你所说，这是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李疵说：“不对，君主尊崇隐居岩穴的士人，那么战士就会懈怠；君主尊崇学者，那么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懈怠军队就软弱。军队在国外软弱，在国内贫困，不灭亡还等什么？”主父说：“好。”于是灭掉了中山国。《汉书》说：“陈平说：‘我多用阴谋，这是道家所禁止的，我家世就会衰败灭亡，终究不能再兴起，因为我多遭阴祸。’后来他的孙子因罪……”

关于“酎金失侯”的议论【非曰】后汉范晔评论耿弇时说：“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而耿氏家族却世世代代以功名善终，大概是因为他们用兵，想要以杀止杀吧？为什么唯独他们能够尊崇呢？”【是曰】《易经》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又说：“圣人的大宝叫做地位。”【非曰】孙子写信给春申君说：“俗语说：‘癞病人怜悯君王’，这是不恭敬的话。虽然如此，古语没有虚妄错误的，不可不仔细审察。这是关于劫杀死亡之祸的言论。”君主年少而自恃才能，没有法术来识别奸邪，那么大臣就会专断，谋取私利以禁止对自己诛杀。所以杀害贤能的长者而立年幼软弱的人，废黜正嫡而立不义之人。《春秋》警戒说：“楚王子圉出使郑国，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生病，返回探问病情，于是用冠缨绞杀楚王，接着自立为王。”齐国崔杼的妻子美丽，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率领他的党羽攻打庄公，庄公逃跑，翻过外墙，被射中大腿，于是被杀，崔杼立了他的弟弟。近代李兑把赵主父饿死在沙丘，一百天后他死了。淖齿在齐国用事，抽出齐闵王的筋，悬挂在宗庙的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癞病虽然是肿胞的疾患，向上比前代还没到绞杀、射中大腿的地步，向下比近代还没到抽筋、饿死的地步。那些遭遇劫杀死亡的君主，内心的忧愁劳苦，形体的困顿痛苦，必定比癞病更严重。由此看来，癞病人怜悯君王是可以的。【是曰】《易经》说：“具备万物以利于使用，设立成品以造福天下的人，没有比圣人更大的。”【非曰】《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然推崇圣人而治理天下，这实际上是加重了盗跖的利益。制作斗斛来计量，就连斗斛一起偷走；制作权衡来称重，就连权衡一起偷走；制作符玺来取信，就连符玺一起偷走；推行仁义来教化，就连仁义一起偷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些偷窃钩带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庭中仁义存在，这难道不是偷窃了仁义圣智吗？所以追随大盗，揭举诸侯，偷窃仁义，并窃取斗斛、权衡、符玺的利益，虽然有轩冕的赏赐不能劝勉，斧钺的威严不能禁止。这是加重盗跖的利益而使其不可禁止的原因，这是圣人的过错。”所以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看。那些圣人，是天下的利器，并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是曰】《论语》说：“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非曰】《易经》说：“穷困就会变革，通达就会长久，

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顺利的。」太史公说：「民间有句话，那些懂得仁义并享受其利益的人是有德行的吗？所以伯夷以周朝为丑恶，饿死在首阳山，而周文王、周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王者的地位；盗跖、庄蹻凶暴悖逆，他们的门徒却歌颂他们的义举无穷无尽。由此

译看来，偷窃钩带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庭中，仁义就存在其中，这不是空话啊。现在拘泥于学问的人或许抱着极小的道义，长久地在世间孤立，哪里比得上降低言论以迎合世俗，随着时代起伏而获取荣名呢【是曰】东平王刘苍说：「行善是最快乐的【非曰】俗话说：「时」不帮助善人，独自遵循它，所以说：不是妖异就是虚妄【是曰】庞统喜好品评人物，勤于培养人才，每次所称赞的人，大多超过他们的实际才能。当时的人感到奇怪并问他，庞统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而恶人多，正想振兴风俗，促进道德事业，如果不美化他们的言论，那么声名就不值得仰慕。不值得仰慕，努力行善的人就少了。现在即使十个人中有五个不符合，也得到了一半，而可以推崇并超越时代的教化，使有志向的人自我勉励，不也可以吗【非曰】《人物志》说：君子知道自我减损是有益的，所以功劳一分而美誉二分；小人不知道自我增益是有害的，所以夸耀一分而同时失去更多。由此看来，不自我夸耀的人实际上是在夸耀，不争夺的人实际上是在争夺，谦让敌人的人实际上是在战胜敌人。所以退让给上位的人，而压制下位的人更加严重。王叔喜好争辩，最终被迫出逃；蔺相如凭借回车避让战胜了廉颇；寇恂凭借不争斗赢得了贾复的贤名。事物势态的反转，正是君子所说的道【是曰】《孝经》说：治理家庭井井有条，可以迁移到治理官府【非曰】郦食其落魄，没有赖以衣食的职业，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平天下，谁能打扫一间屋子【是曰】公孙弘说：努力实行接近仁，喜好提问接近智，知道羞耻接近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然后就知道如何治理他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我治理却能治理他人的人，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非曰】《淮南子》说：那些精于毫厘计算的人，必定遗漏天下的计谋；那些不丢失小物选择的人，或许在重大事务的举措上失误。现在人才有想要平定九州，保存危亡的国家，却用闺阁的礼仪来要求他们，用乡间的习俗来约束他们，这就像用斧头修剪毛发，用刀砍伐树木，都失去了适宜的方法【是曰】商鞅对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相比谁更贤能呢？赵良说：五羖大夫，是楚国的边远之人，听说秦穆公贤能而希望见面，出行却没有资金，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人，穿着粗布衣服喂牛。

秦穆公了解他，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置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与他比肩。如今您去见秦王，依靠宠臣景监作为引荐人，这不是树立名声的方法。【非曰】《史记》说：蔺相如通过宦官缪贤得以拜见赵王。又说：邹衍撰写《谈天论》，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然而王公大人尊重并礼遇他，到了梁国，梁惠王在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如同燕昭王拿着扫帚为他开路，这难道与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孟子在齐梁受困的情况相同吗？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不回答。梁惠王谋划攻打赵国，孟子说：“太王离开邠地，拿着方形的榫头想塞进圆形的卯眼，它能进入吗？”有人说：“伊尹背着鼎镬辅佐商汤成就王业，百里奚喂牛，秦穆公任用他成就霸业，都是先投合对方心意然后引导他走上大道。邹衍的言论虽然不合规范，大概也有伊尹、百里奚那样的用意吧。”【是曰】陈仲举气质高尚刚烈，有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公平正直，有治理国家的才能。陈留人蔡邕认为陈仲举善于冒犯上级，李元礼善于对待下级，冒犯上级很难，对待下级容易，应该先推崇陈仲举而后推崇李元礼。【非曰】姚信说：“皋陶告诫舜是冒犯上级的征兆，舜治理百官是对待下级的成效。所以陈平对王陵说：‘当面指责、在朝廷争辩，我不如您；至于安定刘氏江山，您不如我。’如果冒犯上级更优秀，那么王陵应当高于萧何、张良，朱云应当胜过吴汉、邓禹吗？”【是曰】《史记》说：“韩非子称儒生用文辞扰乱法度，侠士用武

译力触犯禁令，这两者都受到讥讽，而学士大多被世人称颂。至于那些凭借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职位，辅佐当世君主的人，本来无可非议。至于像季次、原宪那样，读书怀抱独特的品行，议论不随便迎合当世，当世人也嘲笑他们。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义，然而他们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已经承诺的一定诚实，不吝惜自己的身体，奔赴士人的危难困境，以夸耀自己的德行为耻，大概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况且危急情况是人时常遇到的，虞舜在井和粮仓中遭遇困境，伊尹背着鼎镬，傅说隐藏在傅岩，吕尚困顿于棘津，管仲被戴上刑具，百里奚喂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遭遇饥荒，这些都是学士所说的有道仁人，尚且遭遇这些灾祸，何况中等才能的人涉足近代的末流呢？他们遭遇祸害哪里能说得完呢！而平民中的侠士，讲究施予和承诺，千里之外传颂义气，所以士人在穷困窘迫时得以托付性命，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豪吗？如果让乡间的侠士与季次、原宪相比权量力，效验功

在当今时代，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哪里值得轻视呢？【非曰】《汉书》说：“天子建立邦国，诸侯设立家邑，从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各自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服侍他们的上级，下级没有非分的企图。孔子说：‘天子有正道，政令就不在大夫手中。’百官和有司奉行法令，以修明各自的职责，超越职权就受诛杀，侵夺官权就受惩罚，所以上下顺从而各种事务得以治理。周朝末年衰微，礼乐征伐出自诸侯，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权，家臣执掌政令，逐渐衰败直到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以武力争强。因此各国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都凭借王公的权势，竞相做游侠，鸡鸣狗盗之徒，无不以宾客之礼相待。而赵国相国虞卿抛弃国家、背离君主，以坚守穷困中的交情，解救魏齐的危难。信陵君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君命，杀死将领、专断军队，以奔赴平原君的急难，都因此被诸侯看重，名扬天下。扼腕叹息、游说谈论的人，以这四位豪士为称首。于是背离公义、为私党赴死的议论形成，坚守职责、奉承上级的道义废弛了。等到汉朝兴起，法网疏阔，没有加以匡正改革。魏其侯、武安侯之类，在京城竞相追逐；郭解、剧孟之徒，在民间奔走驰骋。权势行于州域，力量折服公侯，大众以他们的名迹为荣，羡慕并仰慕他们。虽然陷入刑罚，却自认为与杀身成名一样，像季路、仇牧那样死而不悔。曾子说：‘在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显示好恶，用礼来整齐，百姓怎能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古代的正法，是五霸和三王的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那四位豪士，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类人，以平民的细微身份，窃取生杀的大权，他们的罪过不容于诛杀了。【是曰】《尸子》说：“做臣子的，以举荐贤才为功劳；做君主的，以任用贤才为功劳。”《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而称赞鲍叔牙能知人。”【非曰】苏建常常责备大将军卫青说：“您地位尊贵，但天下的贤士大夫没有称赞您的，希望您观察古今名将所招揽的人，选择贤者。”大将军谢罪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以来，天子曾经切齿痛恨。他们亲近依附士大夫，招揽贤才、罢黜不肖之人，这是君主的权柄。臣子奉行法令、遵守职责罢了，何须参与招揽士人？他作为将领就是这样。【议曰：这一是一非，都是经史自相矛盾的】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以武力争强，当时的君主

君主的好恶各不相同，因此各家学说如蜂群般兴起并发展，各自引用一个方面，推崇自己认为好的观点，以此来游说，以取得诸侯的任用。他们的言论虽

译然不同，就像火与水互相消灭，也能互相生成一样。仁与义，敬与和，事情虽然相反，却都能互相成就。《易经》说：“天下万物最终归于同一目标，但路径不同；达到同一目的，但思虑各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适应变化第十五

从前先王根据时代制定法度，面对事务处理政事。法度适合时代就治理得好，政事适应事务，所以能建立功业。现在时代变迁而法度不变，事务改变却仍用古法处理，这就是法度与时代相悖、政事与事务相异，因此法度确立而时代更加混乱，事务荒废而政事更加败坏。这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原则。不效法古代，不固守当今，顺应时代而建立功业，身处危难而能避免灾祸【秦孝公任用卫鞅，卫鞅想要变法，孝公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对此有所疑虑。卫鞅说：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名，做事迟疑就不会成功。那些行为高出常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人非议；那些有独到智慧的人，必然会被别人轻视。愚昧的人对已成之事尚且不明，智慧的人能在祸患未萌发时预见。人们不能与他们一起谋划开端，却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推崇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苟同，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因此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大，就不效法旧制；如果可以使百姓获利，就不遵循旧礼。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用改变人心来教化，智者不用改变法度来治理。顺应人心来教化，不劳苦就能成功；依照法度来治理，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定。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话。普通人安于习俗，学者沉溺于所听到的言论，这两类人做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度之外的事。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而称王，春秋五霸法度不同而称霸。智者制定法度，愚者受法度制约；贤者变革礼制，不贤者受礼制拘束。杜贽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度；功效不到十倍，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礼制没有邪僻。卫鞅又说：治理时代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效法旧制。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而称王，夏桀殷纣不改变礼制而灭亡。反对古制的人不可非议，遵循礼制的人不值得称赞。孝公说：好。于是实行变法】由此说来，就知道像这些人，都是根据时代来建立功业和德行【孟子说：虽然有农具，不如遇到好时机；虽然有智慧，不如逢到好时代。范蠡说：时机未到，不能强行做事；条件不成熟，不能强行成事。俗话说：圣人修治器具以等待时机】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桓子说：三皇用道治理，五帝用德行教化，三王依靠仁义，五霸运用权谋智慧【解释说：没有制令刑罚叫做皇，有制令没有刑罚叫做帝，赏善罚恶，诸侯朝见侍奉叫做王，兴兵众，订立盟约以信义矫正时弊叫做伯。文子说：帝者看重德行，王者崇尚道义，霸者迫于治理。道义狭隘然后任用智谋，德行浅薄然后任用刑罚，明智浅陋然后任用察究。议论说：建立国家成就功业，其政令不同】

也。像这样】五帝以上，年代久远，经典中没有记载。只有王、霸两种盛世的优点，用来确定古今的道理【秦汉占据帝王的位置，所实行的是霸业，所以认为是次于德政的】大凡王道政治，先消除对人的危害，使百姓衣食充足【论说：五亩大的住宅，种上桑树，妇女养蚕，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百亩大的田地，几口人的家庭，耕种庄稼，可以没有饥荒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违背繁殖时节，老年人就可以吃上肉了。如果上面没有贪婪的欲望，下面没有奢侈淫逸的人，赋税很少而徭役不繁重，做官的只领取俸禄，不和百姓争利，因此产业平均，贫富不会相差悬殊】然后教导他们礼仪【所以英明的君主审视自己以确立正统，谨慎对待在位，宫室车马服饰不超越礼制，后宫九女秩序井然，三公在外分职治理，制定井田制来统一标准，设立诸侯来管理百姓，使富饶者不溢出，贫乏者不缺少，然后用辟雍的教育来感化，用揖让的仪容来示范，因此和气充满四方，祸乱不产生，这是圣王的教化】并用刑罚诛杀来威慑，使人们知道喜好、厌恶、离去和就任【虞帝先命令禹治理水土，后稷播种百谷，契推行五常之教，皋陶修明刑法，所以天下太平】因此大的教化四方汇聚，天下安乐，这是王者的方法【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时而治理五行，养育百姓而培育万物，所以“王”这个字的意思是“往”，是说他的恩惠优游，善于滋润天下，天下归往他，所以叫“王”】霸业中最大的，是尊崇君主卑抑臣下，权柄统归于一，政令不出两个门，赏罚一定守信，法令显著明确，百官治理有序，威令一定执行【霸君也为百姓除难兴利，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或者继承衰乱之后，或者兴兵征伐，都未能遵循法度，申明文理，根据时代来制定制度，因时制宜，采取便利善好的计策，而致力于建立功业】这是霸者的方法【王道纯粹而任用德政，霸道驳杂而任用法治，这是优劣的区别】《道德经》说：我无为而百姓自然化育，《文子》说：所谓无为，不是说拉着他不来，推着他不去，是说遵循道理来处理事务，凭借条件来建立功业，顺应自然的趋势【所以说：聪明而喜欢问的人圣明，勇敢而喜欢问的人胜利，借助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使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能胜利的，所以圣人做事，未曾不凭借条件而使用】所以说：商汤周武是圣明的君主，却不能和越人乘坐小船泛舟江湖，伊尹是贤能的宰相，却不能

与胡人骑原野之马、穿騊駼皮衣、精通孔墨学说的人相比，他们虽然博学，却无法像山居之人那样进入丛林深处，穿越险阻之地。由此看来，人的智慧对于事物的了解是浅薄的。如果想要洞察海内万物，不

译依据事物的规律法则，而只依赖个人的能力，那么其困窘不会太久。因此，智慧不足以作为治理的依据，勇力不足以作为强大的凭借，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君主身处庙堂之上，却能知晓四海之外的情况，这是因为借助外物来认识外物，借助他人来了解他人。《吕氏春秋》说：“天道无形而万物由此生成，大圣无为而百官各司其职，这叫做不教之教、无言之诏。”冬日里的阳光，夏日里的阴凉，万物都归向它们，却没有谁去驱使它们；至精之气的感召，无需召唤便自然到来。如果非要等到眼睛看见才觉得明亮，非要等到言语发出才去执行命令，那么治理起来就困难了。《文子》说：“三个月大的婴儿不知道利害，但慈母的忧虑却能让他明白，这是因为情感相通。所以说：言语的作用小，不言语的作用大。又说：不言语而让人信服，不施予而体现仁爱，不发怒而具有威严，这是以精诚感动人心的人。施予而仁爱，言语而守信，发怒而威严，这是以精诚行事的人。施予而不仁爱，言语而不守信，发怒而不威严，这是以外表行事的人。”皋陶哑巴却担任大理，天下没有残酷的刑罚；师旷盲人却担任太宰，晋国没有混乱的政治。《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察天地就是如此。”不发布命令而能让人遵从，不亲眼看见而能洞察事理，这是圣人作为老师的原因，这就是黄老之术。《文子》说：“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从事的叫做事。道就像金石，一旦调定就不能更改；事就像琴瑟，每次调定后最终都要改变调子。所以法制礼乐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本。从前曹参治理齐国，其治国的要领采用黄老之术，齐国安定聚集。等到他接替萧何担任汉相，曹参告诫继任的丞相说：‘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千万不要稍有扰乱。’继任的丞相说：‘治理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监狱和市场，是用来包容各种人的。现在你扰乱它们，奸邪之人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呢？所以我先说这个。’由此看来，秦人施行极刑而天下背叛，汉武帝严刑峻法而案件繁多，这就是弊端。《道德经》说：‘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曹参想要用道来教化根本，不想要扰乱末节。太史公说：‘曹参担任汉相，清静寡欲，言论符合道义，然而百姓脱离了秦朝的酷虐，受到曹参休息无为的安抚，所以天下都称赞他的美德。’议论说：黄老之风，大概是帝王的治国之道。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圣明的君王对内修养七种教化，对外实行三种极致。七种教化修养好了就可以防守，三种极致实行了就可以征伐。圣明君王防守时，必定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征伐时，军队还能安然回到卧席之上。”

曾参说：“请问什么是七种教化？”

孔子说：“在上位者尊敬老人，在下位的人就会更加孝顺；在上位者尊敬年长者，在下位的人就会更加敬爱兄长；在上位者乐于施舍，在下位的人就会更加诚信；在上位者亲近贤人，在下位的人就会慎重选择交往对象；在上位者崇尚道德，在下位的人就不会隐瞒过错；在上位者厌恶贪婪，在下位的人就会以争夺为耻；在上位者廉洁谦让，在下位的人就会懂得节制。这就叫做七种教化。七种教化是治理的根本。教化确立了，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上位的人，都是众人的表率。表率端正了，还有什么不端正的呢？”

“从前圣明君王治理百姓，必定划分土地分封诸侯，分派职事加以管理，让主管官员每月视察、按时考核，提拔贤良、斥退不才。这样贤良的人就会喜悦，不才的人就会恐惧。怜悯鳏夫寡妇，供养孤儿独老，体恤贫困之人，诱导孝顺友爱，选拔有才能的人。这七件事修养好了，那么四海之内就没有受刑的人了。在上位者亲近在下位者，就像对待自己的腹心一样；那么在下位者亲近在上位者，就像幼子对待慈爱的母亲一样。

译在上位者讲求信用，就像四季运行一样；那么人们信任他，就像寒暑交替必然应验一样。所以看远方就像看近处一样，并不是道路近了，而是看到了光明的德行。因此兵器铠甲不用出动而威势得以施展，利益不用施加而人们亲近，这就叫做圣明君王的防守，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

曾参说：“什么是三种极致？”

孔子说：“极致的礼制，不谦让而天下就能治理；极致的赏赐，不耗费而天下的士人就能喜悦；极致的音乐，没有声音而天下的人就能和谐。为什么呢？从前圣明君王必定详尽地了解天下贤良士人的名字，知道了名字，又了解他们的实际才能；了解了实际才能，然后凭借天下的爵位来尊崇他们。这就叫做极致的礼制，不谦让而天下就能治理。凭借天下的俸禄来使天下的士人富裕，这就叫做极致的赏赐，不耗费而天下的士人就能喜悦。这样天下的美好声誉就兴起了，这就叫做极致的音乐，没有声音而天下的人就能和谐。所以说：天下最大的仁爱，是能联合天下最亲近的人；天下最大的智慧，是能运用天下最和谐的力量；天下最大的明察，是能举荐天下最贤能的人。因此，仁爱没有比爱人更大的，智慧没有比知贤更大的，政治没有比善于任官更大的。有德行的君主修养……”

这三者，不过是四海之内服从命令罢了。这就叫做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圣明的君王出兵征讨，必定依据道义，诛杀暴君，改变其政令，慰问其百姓，而不掠夺他们的财物。所以说，圣明君王的征讨，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就会喜悦。这就叫做军队凯旋，安居于席榻之上。因此扬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祸乱未生之前；兵家的胜利，贵在战争未起之时。这是孔子的学说。墨子说，古时候的人不懂得建造房屋，就住在山丘上，挖洞穴居住。所以圣王建造房屋，制定建房的标准：高度足以避开潮湿，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宫墙的高度足以区分男女的礼仪。做到这些就停止了，不为了观赏享乐。因此天下人的财物用度可以充足。现在的君王建造房屋，就与这不同了。必定向百姓重征赋税，用来建造宫室台榭，追求曲折回环的景观，青黄彩绘的装饰。建造宫室像这样，所以左右近臣都效法模仿。因此他们的财物不足以应对凶年饥荒，赈济孤儿寡妇。所以国家贫困而难以治理。建造宫室不可不节制。古时候的人不懂得制作衣服，当时穿着皮衣，披着草席，冬天不轻便但暖和，夏天不轻便但凉爽。圣王认为这不符合人的常情，所以圣人制作，教导妇女为人制作衣服。制定做衣服的标准：冬天用熟绢足以轻便暖和，夏天用细葛布足以轻便凉爽。做到这些就停止了，不是为了炫耀耳目，供人观赏。因此百姓用度节俭而容易治理，君主用财节制而容易供养。现在的君王制作衣服，就与这不同了。必定向百姓重征赋税，用来制作色彩华丽、柔顺的衣裳，铸造金属作为钩饰，用珠玉作为佩饰。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护体，都是为了观赏喜好。因此百姓淫邪僻陋而难以治理，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用奢侈的君主驾驭淫邪僻陋的百姓，想要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制作衣服不可不节制。这是墨翟的学说。商鞅说，法令是人的命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只兔子奔跑，一百个人追赶它，并不是因为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因为名分没有确定。市场上卖肉的人很多，盗贼不敢拿取，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所以名分没有确定，即使是尧、舜、禹、汤也会尽力去追赶。名分已经确定，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敢拿取。所以尧

舜作为圣人制定法令、设置官职、任命官吏，是为了确定名分。【《尸子》说：驱使众人，如果只下达指令就会迟缓，如果划分责任就会迅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法逃避罪责。言语也

译有其界限，不可不划分。君臣界限不分，臣子就能逃避罪责。所以树立准绳，木材中弯曲的就有罪；明确名分，群臣中不审慎的就有罪】名分确定了，那么大奸诈之人也会变得诚信，大盗贼也会变得诚实，各自都能自我约束。【《尹文子》说：名分确定，事物就不会争夺；界限分明，私欲就不会横行。事物不争夺，并非没有心思，而是因为名分确定，所以无处施展心思。私欲不横行，并非没有欲望，而是因为界限分明，所以无处施展欲望。既然这样，那么心思和欲望人人都有，却能达到如同无心无欲的状态，在于制度有法度啊】申不害说：君主如同身体，臣子如同手脚。君主确立根本，臣子掌握末节。作为君主，要拿着契约来要求名分相符。名分，是天地的纲纪，是圣人的符信。张开天地的纲纪，使用圣人的符信，那么万物就无法逃避了。【议论说：韩非说：君主，并非眼睛像离朱那样明亮才算明察，耳朵像师旷那样灵敏才算聪慧。不依靠法度而依赖眼睛来求明察，所见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不凭借权势而依赖耳朵来求聪慧，所听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欺骗的道理。【明主，是让天下不得不为自己看，让天下不得不为自己听，自身居于深宫之中，却能照亮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蒙蔽、不能欺骗，为什么呢？因为隐匿罪行的惩罚严厉，而揭发奸恶的奖赏丰厚。荀子说：明确职分，有序地处理事务，才能技艺和官职能力，没有不治理好的。像这样，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就会进用，廉洁守节的人就会兴起，广泛听取意见且全面明察，百事就不会滞留。所以天子不看却能看见，不听却能听见，不思考却能知晓，不行动却能建功，安然独坐而天下顺从。这就是拿着契约来要求名分相符。《尸子》说：明君确立地位，他的仪容庄重，内心虚静，视物不急躁，听声不淫乱。在朝廷上审慎名分、应对言辞，那么即使隐退疏远的人有不对的地方，也一定不多了。明君不伸长耳目，不派遣间谍，不强迫听闻看见，事情来了就观察，声音来了就倾听，事务来了就应对，近处不过度干预，那么远处就治理好了。明察不失误，那么细微之处就恭敬了。这就是万物无法逃避】动的，就会动摇。静的，就会安定。名分自己会确立，事务自己会安定。【议论说：《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审理诉讼、判断是非的是皋陶。舜无所作为，却成为天下的父母，这就是名分自己确立。太公对文王说：天有恒常的形态，人有恒常的生命，与天人共同顺应其生命，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这就是事务

因此，有道之人，依据名分来纠正事物，顺应事理来确定规范。尹文子说：凭借贤者有用的特性，使他们不得不发挥作用；凭借愚者无用的特性，使他们不能发挥作用。用与不用，各自得到其应有的效用，何必担心事物混乱呢？尸子说：处理朝政的原则，是使人各有职分。有大善行的人，一定要询问是谁举荐的；有大过错的人，一定要询问是谁负责的，然后执行赏罚，并借此观察贤与不肖。职分明朗就不会混乱，名分正确就不会虚妄。贤能就尊贵他，不肖就卑贱他，贤与不肖，忠与不忠，用道来观察，就像黑白一样分明。从前，尧治理天下，依据名分来确立名实，名实相符天下就治理得好；桀治理天下，也依据名分来确立名实，名实偏斜天下就混乱。因此，圣人重视名分的正确。议论说：昏庸的君主把不贤当作贤，把不忠当作忠，把非法当作法，这是因为名分不正确。李斯的书说：韩非子称，慈爱的母亲有败坏的儿子，而严厉的家庭没有违抗的奴仆，为什么呢？是因为惩罚必定会施加。所以商君的法律，对在路上丢弃灰烬的人处以刑罚，丢弃灰烬是轻罪，却遭受重罚。轻罪尚且督察，何况重罪

译呢？所以人们不敢触犯。现在不致力于使人们不犯法的方法，反而从事慈母败坏儿子的做法，那就是不明了圣人的论述了。商君的法律，都规定实行什伍连坐并互相监视，触犯禁令与不告发奸情的人连坐，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自按次序排列，田地、住宅、妻妾、衣服，按家庭等级分配，有功的人显赫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光彩，致力于耕战，这就是商君的法律。这是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权术。桓范说：商鞅、申不害、韩非这类人，崇尚诡诈，致力于施行苛酷，废弃礼义教化，任用刑名权术，不效法古代，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这是伊尹、周公、召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之处。等到汉朝兴起，有宁成、郅都这类人，仿效商韩的治理，专门以杀伐残暴为能事，顺从君主的心意，迎合防备的行为，迎合时势谋取利益，敢于施行败坏祸害，这又是商韩的罪人。然而他们抑制强大家族，安抚孤弱，清廉自律禁止奸邪，背离私利树立公义，也有可取之处。至于晚世所谓能人，竟然触犯公家法律，奔赴私门权势，废弃百姓正务，趋附人间琐事，裁决繁杂事务，临时苟且辩白，使官员没有谴责负担的累赘，不体恤下人的冤屈，这又是申韩、宁成、郅都的罪人。由此看来，所以知道治理天下的人，有王道霸道，有黄老道家，有孔墨儒墨，有申商法家。

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虽然经世济民的制度不同，挽救时弊的方法各异，但在安顿救济百姓方面，都有其合理的依据。如今议论的人，有的援引夏、商、周三代的法制，质问关于挽救时弊的说法【议论说：挽救时弊是指夏代崇尚忠朴，殷代崇尚恭敬，周代崇尚文饰】；有的援引帝王的教化风气，讥讽霸者的政治，不考察时势的变化，却致力于用华丽的言辞来粉饰，所以是非的争论纷纷兴起。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解，顺从错误却加以润色，这是罪人，所以君子禁止这种行为。

译正论第十六【议论说：《反经》《是非》《适变》这三篇，虽然广泛辩论利害，但它们的弊端是流于逃避、漫无节制，没有归宿，所以作《正论》来驳正它们】

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是统一的。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引导行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神妙地感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司马谈说：《易》记载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于变通；《礼》治理人伦关系，所以擅长于推行；《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于政治；《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擅长于教化风俗；《乐》用来确立规范，所以擅长于和谐；《春秋》评判是非，所以擅长于治理人】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那里的教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教化的结果；通达事理、见识深远，是《书》教化的结果；广博平易、善良温和，是《乐》教化的结果；洁净精微，是《易》教化的结果；恭敬节俭、庄重严肃，是《礼》教化的结果；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教化的结果。所以《诗》的弊端是使人愚昧，《书》的弊端是使人虚妄，《乐》的弊端是使人奢侈，《易》的弊端是使人伤害人，《礼》的弊端是使人繁琐，《春秋》的弊端是使人混乱。如果一个人温柔敦厚而不愚昧，那就是深谙《诗》的道理【子夏说：声音形成文采叫做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快乐，政治和谐；乱世音乐怨恨愤怒，政治背离；亡国音乐悲哀思念，百姓困苦。所以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太史公说：《大雅》言及王公大人而恩德遍及百姓，《小雅》讥讽个人的得失，其影响波及上层，所说的虽然不同，但合乎道德是一致的。晋朝时王政衰败，南阳鲁褒写《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代史书认为乱世音乐怨恨愤怒，政治背离，说的就是这个】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虚妄，那就是深谙《书》的道理【《书》记载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章，三千门徒都接受它的义理】广博平易、善良温和而不奢侈，那就是深谙《乐》的道理【《乐书》说：凡是音乐，产生于人心。情感在心中激动，所以表现于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叫做音乐。因此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快乐，政治和谐；乱世音乐怨恨愤怒，政治背离；亡国音乐悲哀思念，百姓困苦。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宫音代表君主，商音代表臣子，角音代表百姓，徵音代表事务，羽音代表万物。这五者不混乱，就没有杂乱之音了。宫音混乱就荒淫，君主骄横；商音混乱就邪僻，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就忧愁，百姓怨恨；徵音混乱就悲哀，事务劳苦；羽音混乱就危险，财物匮乏。五者都混乱，就上下相欺，叫做怠慢。这样国家灭亡，指日可待了。上古圣明君王举乐，不是为了娱乐心志

使人心情愉悦，是用来震荡血脉、流通精神，从而使内心平和端正的方法。所以宫音触动脾脏而调和端正圣德，商音触动肺脏而调和端正义德，角音触动肝脏而调和端正仁德，征音触动心脏而调和端正智德，羽音触动肾脏而调和端正礼德。因此，听到宫音的人，使人温和舒展而胸怀广大；听到商音的人，使人正直方正而崇尚道义；听到角音的人，使人产生恻隐之心而爱护他人；听到征音的人，使人乐于行善而喜好施舍；听到羽音的人，使人整齐有序而崇尚礼仪。礼仪是从外部规范进入内心，音乐是从内心自然流露。所以圣明的君王让人耳朵聆听雅颂的乐音，眼睛观看威严庄重的礼仪，脚步践行恭敬谦卑的仪态，口中谈论仁义的道理。因此君子整天说话，邪恶不正的念头也没有机会侵入。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而且可以使人内心向善。它感化人的程度很深，所以先王确立它作为教化手段。”人具有血气心知的本性，却没有固定不变的哀乐喜怒情绪，只有受到外物感应而触动，然后内心的倾向才表现出来。所以细微憔悴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忧愁；

译开朗和谐轻慢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安康快乐；粗厉猛烈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刚毅；廉洁正直真诚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严肃恭敬；宽裕顺和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慈爱；流荡邪僻散漫的音乐产生，百姓就会淫乱。先王以这种混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的乐声，以人的本性为根本，考察音律的度数，用礼义来规范，契合生气的和谐，引导五常的德行，使阳气发散而不涣散，阴气凝聚而不郁结，刚气不愤怒，柔气不恐惧。四种气在体内通畅交融并发作于外，足以感发人的善心，而不让邪气得以接近。这就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法则。《吕氏春秋》说：“亡国之人，并非没有音乐，只是他们的音乐并不令人快乐。溺水的人并非不笑，罪人并非不唱歌，疯子并非不跳舞。乱世中的音乐，就跟这些情形相似。”范晔说：“钟鼓并非音乐的根本，但乐器不可去除；三牲并非孝道的主体，但奉养不可废弃。保留乐器而丧失根本，是音乐的缺失；调和气息而和谐声音，是音乐的兴盛；推崇奉养而损害德行，是孝道的拖累；践行孝道以达到奉养，是孝道的大义。”议论说：“东方角音主仁，南方征音主礼，中央宫音主信，西方商音主义，北方羽音主智，这是常理。如今太史公认为征音触动心脏而调和端正智德，羽音触动肾脏而调和端正礼德，那么就是征音主智，羽音主礼，与旧例相违背，所以不是浅薄学者所能详加说明的。”洁净精微而不伤害人，就是深通《易经》了【《易经》的精微之处，在于爱恶相互攻伐，远近相互取用，如果不能包容他人，就会相互伤害】，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繁琐，

那么对礼制就有深入的理解了。【太史公说：“我到大行礼官那里，观察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增减变化，才知道礼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仪是依据人性而设立的。人道的条理纷繁复杂，规矩无所不贯穿。用仁义来引导激励，用刑罚来约束限制，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地位尊贵，俸禄厚重的人受宠显荣，以此来统合天下，整顿万民。人体安于乘坐车马，就为他制作金饰的车舆和车衡，来增添其装饰。眼睛喜好五色，就为他制作绣有花纹的礼服，来彰显其才能。耳朵喜欢钟磬之声，就为他调和八音，来涤荡其心灵。嘴巴甘美五味，就为他准备各种酸咸美味的菜肴，来满足其口腹之欲。内心喜好珍贵美好的事物，就为他琢磨圭璧，来沟通其心意。所以大路车、越地席、皮弁帽、布制裳、朱红色饰物、洞越之饰、大羹、浊酒，是用来防止淫佚、挽救奢靡的。因此君臣、朝廷、尊卑、贵贱的次序，下至百姓，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葬祭祀的区别，事情都有适宜之处，物品都有节制文饰。周朝衰微，礼制废弛，音乐崩坏，大小等级互相逾越。管仲的家，竟然具备三归之富。遵循法度、坚守正道的人，在世上受到侮辱。奢侈僭越、不合礼制的人，却被认为是显赫荣耀。子夏本是孔子门下的高才弟子，尚且说出去看到纷华盛丽就喜悦，回来听到夫子的道就快乐，这两种心情交战，未能决断，何况中等以下的人，逐渐浸染于失教的环境，习惯于既成的风俗呢。孔子一定在卫国正名，所居之处不合礼制，难道不令人悲哀吗。班固说：人蕴含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上天赋予其本性而不加节制。圣人能为其制定节制，而不能断绝其情欲。所以效法天地而制定礼乐，用来通达神明，确立人伦，端正情性，节制万事。人性有男女之情，嫉妒忌恨之别，就制定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的次序，就制定乡饮之礼。有哀悼死者、思念远人的情感，就制定丧葬祭祀之礼。有尊敬尊长、敬重上位者的心意，就制定朝觐之礼。悲哀有哭踊的节制，欢乐有歌舞的仪容。正直的人足以符合其诚心，邪僻的人足以防止其过失。所以婚姻之礼废弛，那么夫妇之道就困苦，而淫邪僻乱的罪过

译就多。乡饮之礼废弛，那么长幼的次序就混乱，而争讼打斗的案件就繁多。丧葬祭祀之礼废弛，那么骨肉之恩就淡薄，而背弃死者、苟且偷生的人就多。朝聘之礼废弛，那么君臣的地位就丧失，而侵凌的祸端就兴起。所以孔子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了。揖让而治理天下的，就是礼乐啊】组织文辞、排比史事而不混乱，那么对《春秋》就有深入的理解了。【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

作《春秋》吗？太史公说：我从董仲舒那里听说：由于周朝王道衰微，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妨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纳，主张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用空泛的言论来记载，不如通过具体事件来体现那样深切显明。那《春秋》对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对下辨别人伦关系的纲纪，区分嫌疑，明辨是非，决断犹豫，褒扬善行、憎恶恶行，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之徒，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废弛的事业，这是王道中极为重大的内容。衡量乱世并使之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记载中，弑君有三十六起，亡国有五十二个，诸侯流亡奔逃，不能保全其国家的人，数不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壶遂说：“孔子当时，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得不到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作为一王之法。现在先生上面遇到圣明的天子，下面能够保全其国家，不荒废职守。先生所论述的，想要用来阐明什么？”太史公说：“伏羲至为纯朴敦厚，创作八卦。尧舜时代的兴盛，《尚书》记载了它，礼乐由此产生。商汤、周武王的隆盛，诗人歌颂它，《春秋》采录善行、贬抑恶行，推崇三代的德政，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讥评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圣明的天子，受命于清明之天，恩泽流传无穷无尽。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圣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其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有国者的耻辱。君主圣明而德政不广布，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况且我掌管史官之职，废弃了彰显圣德的职责，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所说的‘述’，并不是所说的‘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是错误的。”自从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子凋零，大义就乖违了；战国时期纵横家兴起，真伪纷争，诸子的言论，纷繁杂乱了。儒家，大概出自司徒之官，辅助君主顺应阴阳、彰明教化的人。在六经中研习文辞，留意于仁义之间，效法尧舜，以文武为准则，尊崇孔子，这是他们最高的追求。然而迷惑的人既失去了精微的义理，而偏执的人又随时迎合时势抑扬褒贬，背离道的根本，苟且哗众取宠，这是偏执儒者的祸患【司马谈说：“儒者广博但缺乏要领，劳苦但功效少，因此他们的事难以完全遵从。然而他们叙述君臣父子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区别，是不可改变的。儒者以六艺为法则，经传数以千万计，累世

如果不通晓他们的学说，当年就不能探究他们的礼制，所以说（他们）广博却缺乏要领，劳苦却少有功效。至于排列君臣父子的礼制，叙述夫妇长幼的区别，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改变它。”范〇说：“那些在庠序中游学，穿着儒生衣服的人，所谈论的是仁义，所遵循的是圣人的法度。所以人们懂得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庭知道背离邪恶、回归正道的途径。自从桓帝、灵帝年间，朝廷纲纪日益衰败，国家祸患屡次开启，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没有不看清国家即将崩离而变得刚强的；强横的臣子，停止了窥探盗窃的阴谋；豪俊的人物，屈服于鄙陋学者的议论，这是因为百姓诵读先王的话语；下级畏惧逆顺的形势。至于像张温、

译皇甫嵩这类人，功绩奠定了天下的一半，名声传扬在四海之外，（他们）一俯一仰、左顾右盼，那么大业就转移了。他们仍然在昏暗的君主面前鞠躬尽瘁，狼狈地执行折札的命令，解散军队接受约束，而没有悔恨之心，这难道不是学者的功效吗？所以先师褒奖勉励学者的功绩，是很恳切的。】道家，大概出自史官，记录历史的成败，把握要领、抓住根本，以清静虚无来坚守自己，以谦卑柔弱来持守自己，这是君主南面称尊的治国之术。它符合尧的谦让精神，《易经》中的谦谦君子之道，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实行它，就想要断绝礼乐，抛弃仁义，只凭借清静虚无，这怎么能治理国家呢？这是道家的弊端。【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契合无形之道，足以滋养万物。它的方术，顺应阴阳的大规律，采纳儒家和墨家的优点，摄取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代迁徙，适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不适宜的。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务少而功效多。道家说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容易实行，言辞却难以理解。它的方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应用，没有固定的形势，没有恒常的形态，所以能穷尽万物的实情。不领先于万物，不落后于万物，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度或无法度，根据时代来决定事业；有法度或无法度，根据事物来契合。所以说：圣人不朽，坚守的是时代的变迁，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领。君臣都达到境界，使各自明白道理。】阴阳家，大概出自羲和之官，恭敬地顺应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实行它，就受限于禁忌，拘泥于琐碎的小事，舍弃人事而依赖鬼神，这是阴阳家的弊端。【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大体上详尽而忌讳众多，使人拘束而多畏惧。然而它叙述四季的大规律，是不可违背的。至于阴阳四季，八方之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说顺从的就昌盛，违背的就灭亡，未必是这样。所以说

使人拘束而多所顾忌。春天生发、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天道的大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作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遵循四季的大顺，是不可错失的。《汉书》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精气与秽气有相互激荡之处，善与恶有相互推动之处，事情发生在下，天象变动在上。阴阳的道理，各自感应其触动。阴气变化则静止的会动起来，阳气遮蔽则明亮的会变昏暗，水灾旱灾，随着类别而到来。所以说：日食、地震，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行的表现。臣子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有的是夷狄侵犯中原，有的是政权掌握在臣子手中，有的是妇人压制丈夫，有的是臣子背离君主父亲，事情虽然不同，但类别是一致的。因此圣明的君王即位，端正五件事，五件事就是容貌、言语、视觉、听觉、思虑。建立大中之道以承接天心，那么各种征兆就会在下有序，日月在上运行正常。如果君主沉溺于后宫，纵情游乐打猎，五件事在自身上失正，大中之道不能确立，那么灾异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端的祸患就会到来。凡是灾异的发生，各自象征过失，以类别告知人们。《洪范》说：“打猎不住宿，饮食不享用，出入不节制，抢夺百姓农时，以及有奸邪的阴谋，那么树木就不会弯曲直正。”又说：“抛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室立为妻子，那么火就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喜好修建宫室，装饰台榭，内部淫乱，冒犯亲戚，侮辱父兄，那么庄稼就不会成熟。”又说：“喜好攻战，轻视百姓，修筑城墙，侵犯边境，那么金属就不会顺从皮革（指金属不柔顺）。”又说：“轻慢宗庙，不祈祷祭祀，废除祭祀，违背天时，那么水就不会向下滋润。”管

译辂说：“贵人有所作为，其应验在天上，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战争发动使人忧虑，其应验在万物，在万物就是山林鸟兽。”又说：“天虽然有大象，但不能说话，所以运行星辰的精气于上，流传神明于下，驱使风云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以通达灵性。显示异象的必定有沉浮的变化，通达灵性的必定有宫商音律的应和。”因此宋襄公失德，六只鸧退着飞；伯姬将要被烧死，鸟鸣唱出她的灾祸。四国尚未起火，融风已经刮起，赤云夹着太阳，灾殃在荆楚。这是上天所派遣的，自然的明显符验。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瑞出现，祥瑞产生必定在美好的土地，福至确实由吉祥的人。有德就是祥瑞，无德就是灾祸。陛下的行为不合天意，不应该称庆。”又裴楷说：“查《

《春秋》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没有出现过黄河水清的情况。臣认为，黄河象征诸侯的位次，清澈属于阳，浑浊属于阴。黄河本该浑浊却反而清澈，是阴想要变为阳，诸侯想要取代帝王的意思。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上天降下异常的地象，出现妖异的百姓，发生瘟疫，这三者同时发生，黄河却变清，这就如同《春秋》中麒麟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它认为是异常一样。魏国青龙年间，张掖郡的河流泛滥涌出，宝石背负着鼎，形状像麒麟、凤凰、龙马，光彩鲜明形成形象，当时的人认为是魏国的祥瑞。任令于绰带着宝石去问张臶，张臶私下对于绰说：“神明用来预知未来，不追溯过去，凭借吉祥的征兆先出现，然后废立兴衰随之而来。汉朝已经灭亡很久，魏朝已经得到天下，还追溯什么废立兴衰的吉祥征兆呢？这块石头是当前的变异，却是将来的吉祥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魏朝。汉武帝时，巫师地位尊崇，招致神君。神君只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形体。荀悦说：“《易经》称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各自符合其理而不相混乱。混乱就会有气变而产生异常。至于大石自行站立，枯柳重新生长，这是形体的异常。男人变为女人，死人复活，这是含气生物的异常。鬼神隐约存在于人间，言语声音，这是精神的异常。形体和精神的异常，各自以同类相感应，善则产生吉利，恶则产生凶险，精气交接之际，自然显现的符应异常。所以违背天理，神明就失去节制，而妖异的神灵妄自兴起；违背地理，形体就失去节制，而妖异的形体妄自产生；违背中和之理，含气生物就失去节制，而妖异的物品妄自出现。这是大致的界限。”至于神君这类，是精神的异常。《春秋》说：“做事不合时宜，怨恨诽谤在人间流传，就会有非言语之物发出言语。”在汉武帝的时候，赋税繁多，百姓困苦，所以有无形的东西发出言语。这在《洪范》中称为僭越就会产生时妖，这大概是怨恨诽谤而产生妖异的类别。所以通晓大道，端正自身，那么万物的精神、形体、气数就各自回归其本源。后汉陈蕃上书说：“过去《春秋》末年，周朝德行衰微，几十年间，不再有灾异，这是上天所抛弃的。上天对于汉朝，关怀不已，所以殷勤地通过变异来使陛下醒悟，除去妖异和宠幸，实在在于修养德行。”所以《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就修养德行，诸侯见到怪异就修明政治，大夫见到怪异就修明职守，士庶见到怪异就修养自身。神明不能伤害正道，妖异不能危害德行。”《汉书》说：“感动别人靠行为而不靠言语

顺应上天，以实质而非文饰，这是天与人关系的大致准则。法家，大概起源于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们信守奖赏、必定惩罚，以此来辅助礼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苛刻的人来实行法家学说，就废弃了教化，抛弃了仁爱，专门依靠刑法，而想要达到治理的目的，以至于残害至亲，伤害恩义、轻视厚道，这是法家的弊端。司马谈说：“法家严厉而缺乏恩惠，然而确立

译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法家不区分亲疏，不区别贵贱，一切由法律来裁决，那么亲近亲人、尊重尊长的恩义就断绝了。法家可以施行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长久使用。所以说它严厉而缺乏恩惠。至于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明确职分，不相逾越，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大概起源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代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纠缠的人来实行名家学说，就只是苟且地钩析辩驳、扰乱事理罢了，这是名家的弊端。司马谈说：“名家使人节俭而容易丧失真实，然而他们端正名实的关系，是不可不考察的。名家苛细察辨、纠缠曲折，使人不能返回本意，专门由名分来决断而失去人情，所以说使人节俭而容易丧失真实。至于控制名分、责求实际，参验比较而不失误，这是不可不考察的。”墨家大概起源于清庙的守卫，茅草屋顶、采木椽子，因此崇尚节俭；奉养三老五更，因此兼爱；选拔士人举行大射礼，因此崇尚贤能；宗庙祭祀严父，因此尊崇鬼神；顺应四时而行，因此反对宿命论；以孝道示于天下，因此崇尚上同。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蔽塞的人来实行墨家学说，看到节俭的利益，就因此反对礼制，推行兼爱的意图，而不知道区别亲疏，这是墨家的弊端。司马谈说：“墨家节俭而难以遵循，因此他们的事不可全部效法，然而他们加强根本、节约用度，是不可废弃的。墨家也上论尧舜，称道他们的德行，说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木椽子不加砍削，用土簋吃饭，用土刑喝汤，吃粗糙的粱米，喝藜藿的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棺，举哀不尽其哀，教导防礼一定以这些作为万人的表率，使天下效法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道不同、时势变迁，事业也不同，所以说节俭而难以遵循。总之，加强根本、节约用度，是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的道理，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废弃。汉武帝问董仲舒说：大概节俭的人不制作黄旌旗的装饰。等到周朝设立两观，乘坐大辂，八

佾舞在庭院中陈列，颂扬的声音便兴起。帝王的治国之道，难道与防范不同吗？回答说：礼制的规范与文饰，如同黄帝的装饰，是用来明确尊卑、区别贵贱，并勉励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时期受命后首先制定的，是改正历法、更换服色，以此来顺应天道。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都是有法度依据的。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鄙陋，节俭并不是圣人的适中准则。所以说奢侈不凌驾于上位者之上，节俭不逼迫下位者，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大概出自行人之官，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意思是应当根据事务权衡利弊，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僻之人从事这一行，就会在上位者面前欺诈虚伪而背弃信用，这就是纵横家的弊端。【荀悦说：世间有三种游士，是道德的祸害。第一种叫游侠，第二种叫游说，第三种叫游行。树立气势，作威作福，结纳私交，以在世上逞强的人，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诈谋，奔走于天下以迎合时势的人，称为游说。逢迎取悦于人，迎合时俗喜好，拉帮结派，树立虚名以谋取权位利禄的人，称为游行。这三种人，是动乱产生的根源，伤害道义道德，败坏法纪迷惑世人，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凡是这三种游士的活动，主要出现在末世，周秦之际尤其严重。在上位者不明察，在下位者无正道，制度不确立，纲纪松弛废弃，以毁誉作为荣辱的标准，不考察其真实性；以爱憎作为利害的判断，不议论其实际。发表言论的人根据关系的厚薄来吐露言辞，选拔举荐的人根据亲疏远近来下笔定夺。那么利益就不能用道义去谋求，祸害也不能用正道去避免，因此君子违背礼制，小人触犯法律，崇尚浮华废

译弃实质，竞相谋取时利，淡薄骨肉亲情，厚待僚友交情，放弃修身之道而追求众人的赞誉。贿赂塞满了门庭，聘问往来于道路。于是流俗形成，正道败坏了。

游侠的根本，产生于武勇坚毅不屈，坚守信义不违背，平生所说的话，在危难时接受使命，以拯救时难并救助同类，以正道行事的人，称为武义。其过失严重的，甚至沦为盗贼。

游说的根本，产生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不辱没君命，出使境外若有能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事，就专断应对解决结怨，言辞流畅。百姓信服，以正道行事的人，称为辩智。其过失严重的，甚至变得欺诈。

游行的根本，产生于道德仁义，广泛爱戴并包容众人，以礼法约束朋友，和而不同，增进德行并把握时机，在世上建立功业，以正道行事的人，称为君子。其过失严重的，甚至借事谋私，成为奸邪之人。

这三者相差非常遥远。

，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所以大道施行，那么三种游说就废弃了。杂家，大概出自议政的官员，兼采儒家和墨家，融合名家和法家，知道国家体制中有这些方面，看到王道治理没有不贯通的，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从事，就漫无边际而没有归附之心，这是杂家的弊端。农家，大概出自掌管农事的稷官，播种百谷，鼓励耕种和蚕桑，以满足衣食。孔子说：“所重视的是人和粮食。”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从事，就想要君臣一起耕种，违背上下的秩序，这是农家的弊端。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他的是非评判大多违背圣人，论述大道则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叙述游侠则贬低隐士而推崇奸雄，记述货殖则崇尚利势而羞耻贫贱，这是他的蔽病。”然而他善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文章直率，事实确凿，不虚美，不隐恶，所以世人称之为实录。文子说：圣人从事，所走的路不同而归宿相同。秦、楚、燕、魏的歌曲音律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的哭声声音不同，但都令人悲哀。唱歌，是快乐的细微表现；哭泣，是悲哀的外在表现。内心深沉，而应合于外，所以在于用什么来感动它。评论说：范晔称“百家谈论政治的，崇尚很久了”，大致归于巩固根本，革除时弊。但遭遇的时运没有恒常，意见偏颇杂乱，所以是非的议论纷纷不当。试着论述一下。世道并非骨庭，人违背雏鸟的饮食，事理迹象万端起始，情由萌生。即使有周遍万物的智慧，也不能穷究其推演变化；山川的幽深，不足以比喻其曲折险阻。那么顺应宽裕适应事务，难以用常法。为什么说呢？如果圣人统治时代，那么大同达到极致，施舍的道理应当没有不同的典制；但损益交替运行，文饰与质朴交替施行，用明居晦，与过去不同，兴起战事陈列祭品，与上古参差。等到戴上黄屋，穿着细葛衣，丰厚与微薄不齐，但达到治理则一样。也有宽宥公族，黥刑国仇，宽缓急躁已经隔绝，但防止邪恶必然相同。这是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如果偏情矫用，那么枉直必然过度。所以葛鞋踏霜，弊端源于崇尚节俭；楚楚衣裳，警戒在于穷奢。疏远禁令厚待下属，以尾大压弱；收敛威严峻厉法令，以苛刻微薄分崩。这是曹魏的讽刺，所以明白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显于微灭。所以用舍的开端，兴败资焉。因此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襃，国子流遗爱

（晋文公）流下眼泪；宣孟改变了冬日肃杀之气，使和平阳地区推行统一的政策。这确实是宽严相济所达到的效果，大概可以借此考察其根本原则吧。几位贤人的言论，对于当世得失的剖析，都已经详尽透彻了。然而大多违背了通达全面的教诲，喜好宣扬偏颇一面的学说。崇尚清静无为的人，把席上之议视为陈腐的议论；拘泥于名实相符的人，把柱下之论当作荒诞的言辞。有的人推崇前代君王的风尚，认为可以在当时实行；有的人

译引用挽救时弊的法规，认为应当长久流传。用确凿的论理来考察，这些观点都将显得片面狭隘。由此说来，所以知道有法度与无法度，应根据时势来确立事业。时势要求停止就停止，时势要求行动就行动。行动不违背时势，其道就会光明。如果不是极其精微的人，谁能通晓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