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雅堂集卷四

译《国朝文类》序 元气运行在天地宇宙之间，其中的精华寄托于人身上，不能不有所显现，于是发为文章。这样说来，文章本来就是元气的表现。只考察前人创作的工拙，却不知道它出自天地气运的盛衰，哪里算得上懂得文章的人呢？我曾考察过，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汉、唐、宋的文章特别兴盛。就这些时代来说，其中真正特别兴盛的时期，又为什么不能长久呢？千百年来，天地气运难以长盛而容易衰落，那么文人的荣枯，大概也可以由此知道了。古人说过：“三光五岳的气运分散，大的声名便不能完整，必须混一之后才会大振。”这话说得多么好啊！从前南北分裂之后，并不是没有善于作文的人，他们一时驰骋文坛，只是往往受困于气运衰微，所以文章荒疏粗陋、萎弱冗长，不足以振发人的意趣。其中若有不受这种气运拘限的人，那就是自古以来的豪杰，不可以用一般时代标准来评论。我国兼并拥有天下六方，自古称为混一的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统一的；天地气运的兴盛，也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建国以来，历代圣主相继兴起，以忠厚的恩泽涵养万物，博学宏才之士都从中产生。他们创作文章，宏大茂盛、光辉壮丽，前代鄙陋靡弱的风气到这里完全改变了。谁说这种文章的兴盛与天地、国家没有关系呢？监察御史镇阳人苏天爵伯修，对此慨然有志，认为秦汉魏晋的文章收在《文选》中，唐宋的文章载于《文粹》《文鉴》中；本朝文章如此兴盛，如果不加以采集汇编，最终就会散失湮没，显赫美好的光辉不能照耀后世，这难道不是当前事务中的重大缺失吗？于是他搜集本朝初年至今名人的作品，如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铭、志、碑、传等，都按类别聚集起来，积累二十年，共得到若干篇，编成七十卷，命名为《国朝文类》。百年来文物文章的精华，全都在这里了。然而所选作品，必须是与政治有关、对世道人心有补益的；或者取其典雅的体制足以规范风俗，或者取其论述足以辅助史家。凡是不属于这些范围的，即使写得好也不选。人没有不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只是看他的用心怎样罢了。那些只为自身谋划的人，昼夜所做的一切，几乎没有一件超出私心之外；甚至对于作为人子人孙、应当传述先世的事情，也漠然置之，毫不留意，哪里还顾得上别人的文章和天下的事务呢？阅读这部书的人，不仅可以由此看见当代文章为什么兴盛，也足以看见伯修平日的用心了。伯修学问广博而见识端正，从做成均学生起，直到历任翰苑官职，凡是前人的言论事迹以及当世可以记述的事情，没有不写入简册的。他有《国朝名臣事略》，与这部书一同著成。朝廷议论认为《文类》还没有流传到四方，于是移文江浙行省，将它刻印出版。伯修让陈旅作书，把编纂辑录的用意写在书前，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还能共同广泛采集，继续编录下去。《经筵唱和诗序》古人说：“天下的重大责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官能够承担。”周成王能够成就自己的德业，是因为有周公辅导他。这难道是过分夸大的议论吗？我世祖皇帝的道德足以防护并化育万物，光明与日月相同，本来似乎不必依赖儒者的帮助了。然而在万机之暇，仍命许文正公与诸儒讲论尧、舜、孔子的道理，以成就中统、至元年间的盛治。世祖这样至圣，尚且不能不依赖这些，那么世上的君主能不依赖辅导的功效吗？文皇帝因为明宗有读书的意向，开设奎章阁，延请学士大夫，陈述皇祖的宝训和各种格言，以继续发扬光明，作为天下的师表。只是他在位不久，志向没有完全实现。今上皇帝因为明考的元子而继承大统，有志于完成祖宗的事业。登极之初，便命两位丞相和在职的贤臣硕彦，把圣明的谋略、美好的言论以及经籍中凡是可以扩充聪明、增崇德业的内容，每月进讲三次。皇上接见聆听而不感疲倦，并且时常露出警惕的神色。因此更加优厚礼遇讲官，既赐给酒食，又因为讲官年高、难以经常步行，命他们都可以乘船从太液池直通西苑回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天子如此重视讲官，天下难道不会重新回到中统、至元年间吗？如今监察御史镇阳人苏君伯修，时任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论定这篇文章的主旨，使译者能够用本国语言完全明白它的意旨。他沐浴天恩之后，又作诗铺陈描写这一盛事，约请同馆之士和京师善于作诗的人唱和，汇成一卷，不嫌弃陈旅，请我为它作序。唉！儒者用心也真是苦了。他们耗尽精神于方册之间，无不想把自己的学说献给君主，使四海之人都受到仁义的恩泽。可是自孔子、孟子以来，儒者每每不被时代所用，孤独失意。程正叔以名臣身份推荐自己，处在元祐朝廷，似乎可以施行他的学说了；但在崇政殿讲书时，他恳切尽忠，最终仍未能被采纳，只得离去，何况其他人呢？因此，儒者能够把胸中所蕴蓄献纳给君主，实在是千百年难遇的奇遇和幸运。又怎能不欢欣鼓舞，表现在咏诗歌唱中呢？这就是伯修与诸贤作诗的原因。后世君子若想想见元统年间的政治，也许可以从这些诗中看到。

译《送旺扎勒图还河阳序》国家最初设置成均，是为了教育国人的子弟，后来逐渐推广到其他人。国人子弟学习，并不是专门崇尚华美的文辞、繁琐的训诂，或与浅陋儒生在笔墨之间斤斤计较。醇厚的资质、伟茂的器识，本来就要借此成就其美；而偏狭嫉妒的习气、放纵不羁的习惯，也想借此改变旧状。成周造就士人，七年考察小成，九年考察大成。到这时仍不遵从教化的，即使多次改变仍不改变，周王亲自视察学校；还不改变，就为此三日不上朝。因为学习就是用来改变人的气质的；不能改变，便是放弃这个人。做君主、教师的，难道能不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吗？蒙古学生旺扎勒图入学刚满三年，我看见他相貌魁梧高大而和善祥正，心意宽广通达而诚恳厚实，言辞辩畅而条理缜密。这个学生的资质已经善于变化了。扬子云说：“君子内心充实，外表也有光彩。”学生外在显现出的正是这样，那么他内心一定有所收获吧？他回去见父母，父母一定高兴地说：“我的孩子离开我很久，如今已经和从前不同了。”乡里的父老兄长来见他，也一定会说：“很久没见到你了，你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知道会有人因他而受到激发振作，也知道会有人因他而仰慕国学的教育；我还知道他会因此更加努力自勉。他出行时，同舍学生替他请求我作序来勉励他。《送柿溪州蒙古学正序》自无怀氏封禅泰山以来，文字形体的变化就很多了。可以考见的有：古文由苍颉创制，大篆由史籀创制，小篆由李斯创制，隶书由程邈创制；直到缪篆、虫鸟书、草书、八分等字体，又纷纷杂然出现。秦汉之间，因时制宜，大概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笔画。皇元因而创造国字，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以谐声的方式兼备六书的义理。母字有四十一个，却可以变化无穷。因此，若不是智慧融通、器识宏大的人，就不足以达到它的精妙。大梁程生某，早年为【缺】人，又善于书法，得到晋人的用笔意趣，所以学习国字后远远超出同辈。翰林院考察他的书法和言论，任命他为澧州柿溪州学正。他将要出发时，我告诉他说：“书法在六艺中，并不是小技。天下如此广大，号令得以施行，是依靠文字；万世如此久远，事迹得以流传，也是依靠文字。因此周官有保氏负责教导，汉代法令规定太史考察，后世又设置博士弟子员专门学习这一事业，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如今国字这种文字，包含着我朝的大训。设置内外官职，是要使天下文字统一，并把声教传播到四方。这个职务，不是已经很重要了吗？” 澧州是遥远的地方，学正如果能使那里的人学习并通晓自己的学业，也就对当世有所补益了。讲授学业的闲暇，不要只是对着水洲兰草、汀岸白芷吟唱《楚辞》；取柿溪的霜叶，完全用来书写笔势，这样应当会更加进步。国家将要刻印皇帝的法板，书写前所未有的盛大功业，而且将要召见你了。” 《阎主簿孝行诗序》霍邑人阎禄由蒙古字学教授任命为临汾县主簿，还未赴任母亲便去世了。他悲哀损毁身体超过礼节，结庐守墓直到服丧期满。在此以前，他的父亲也曾这样做，乡里都称道他的孝行，有关官司把此事上报，朝廷和省部将要给予褒奖。与他交往的人请求士绅作诗赞美他，我在诗卷前面写道：“古代人人都学习，学习是为了达到成人的境界。司徒用乡学的六种事务教育万民，并选拔宾兴他们：一是六德，二是六行，三是六艺。缺少其中一项就不能算成人，何况可以遗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吗？所以保氏以六艺、六仪教导国子，必先由师氏考察他们的德行。三代圣王的治理成效之所以隆盛，往往也由于任官者具有这种学问。后世求学的人，把道德和技艺分成两件事，认为敦厚道德不足以打动流俗，而炫耀技艺足以迅速求得任用，作为进身的计策；这样往往在做人方面有所剩余，在道德方面却有所不足。文字只是六艺之一，而孝却是六行之首。人们知道国字足以用来进身，便争相学习；难道也曾知道大司徒以及师氏、保氏教人的用意吗？阎君凭借字学入仕，而在孝行上又如此笃厚，大概可以说他懂得古人以三物教人的本意了。他日临民任事，难道会没有办法使当地风俗变得淳厚吗？” 《赠沙井徐判官诗序》天山以北，平地和高原绵延展开，连接横贯大漠，赵王的封国就在这里。赵王能够选择官吏治理他的百姓，丰州人徐善卿由布衣起家，任沙井路总管府判官。善卿曾在王府侍奉赵王，赵王喜爱他豪迈不羁而又有学问，想把他推荐给朝廷重用。善卿却说：‘难道沙井就不能施行我的志向吗？’于是列举适合施行于百姓的措施加以推行，不以激烈为廉洁，不以苛察为聪明，革除繁苛，解开纠缠，颇有西汉循吏的遗风。当地百姓过去以畜牧为业，很少耕种，善卿开始劝导百姓努力耕作，民生逐渐富厚；又设置学校教育他们，民间风俗一天比一天兴盛。舆人歌诵他说：‘我们有广阔的田野，在天山脚下；过去我们善于放牧，如今我们善于耕种。粮仓已经建成，你又用学校来教育我们。徐侯啊，徐侯啊，不要舍弃我们而远去！’任期届满，百姓上报他的治理状况，请求留任。赵王说：‘假如治理我的国土都像徐判官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根据国人的请求转文中书省，让他继续任职。于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作诗赞美他。我听说：百姓凭什么生存？靠的是给他们食物。凭什么使他们驯服安宁？靠的是教育他们。有虞氏任命后稷播种百谷，随即任命契广施五教；当时任命官员，没有比这更紧要的，后来任命皋陶申明刑法，也不过是辅助教化的办法罢了。三代的治国制度逐渐严密，总的要旨没有超出这一点。后世被称为能吏的人，从来不知道教养的方法，只是依靠刑法来推行自己想做的事罢了。唉，这就是后世不如古代的原因。徐君职位低微，而且只是辅佐治理荒远衰落的郡，却能像这样把教养作为政务；假如让他专任中等以上牧守的职务，他的成效又会怎样呢？

译《乱石湫祷雨诗序》泰定戊辰年，陕西以西大旱，百姓日益困苦，有司散发利益、离开职守，遍求神灵，却没有谁能够抵御旱灾。六盘染织提举燕山人马君忧愁地说：‘天与人的距离遥远，职位各有职守，不可越过。然而也有流通而没有间隔的地方吗？我虽然不是守土之臣，但既食国家俸禄，就应当忧虑自己的职事。何况我的俸禄实际上出自百姓，却推说“忧虑旱雨不是我的职责”，这难道是仁人的用心吗？’于是他摒弃荤酒，沐浴斋戒，拿出俸禄买香、币帛以及祝祷祭奠之物，背着这些东西走了五十多里，到乱石湫拜祭并默默祈祷。忽然水面生起灵风，仿佛神灵腾跃奔走；湫底涌出一樽酒，流到岸边，好像要交给马君，左右的人都惊异，认为这是神灵用来表明精诚、显示嘉祥恩赐的，应当拜受这恩赐。马君拜了两拜，接受并饮下，又把器皿放入湫水中，迎接它来到郡城，安置在丛祠之中。云气随着车盖而来，大旱中连续枯槁的作物复苏，倒下的人重新站起，忧愁叹息、无所依赖的人都鼓舞而欢欣。百姓于是歌颂马君，像祝祷他长生一样。我听说马君为人正直沉静，居官以廉洁自守，难怪能够感动神明。《易经》说：‘东邻杀牛的大祭，不如西邻的薄祭，反而真正得到神的福佑。’ 我从马君身上，确实知道这句话说的是这样的道理。《送无锡州知州王诚甫序》都水监经历王君诚甫出任无锡州知州，来征求我的赠言。我想，浙江以西的租赋甲于天下，每年运送数百万石粮食到京师。近几年东南大雨成灾，吴地几乎成为泽国，而无锡又是浙江以西的大州，做州牧的责任也很重大。诚甫是和乐平易的君子，长期在水曹谋划治理水务。天下河流湖泽的疏通堵塞以及五沟五涂的制度，没有不熟悉讲求、周遍知晓的。他出任这个州，难道不是上级任用诚甫的用意吗？《尚书》说：‘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终于安定。’ 如今三江都已经流入大海，没有被淤塞滞留的吗？震泽已经安定，没有泛滥溢出的吗？我知道诚甫一定会有所建言，并且加以治理。遇到大荒、大灾时，解除禁令、放宽民力，减轻赋税、缓用刑罚的典章，我知道诚甫一定会申明并推行。只知道催促征集租赋，却不体恤百姓的疾苦，这不是做长官的道理。这个州是泰伯最初进入吴地时居住的地方；百姓衣食已经富足，就应当顺着他们的旧俗，以礼让的节操教育他们，使监狱空虚，歌颂之声在田野间响起。这又是上级任用诚甫的用意吗？我日后南归，将要选择居住在这里，未必不能享受到诚甫的德政恩惠。《乔生孝义诗序》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凡跂行的、用口呼吸的众生，都亲身接受圣明教化，所以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有一天天迁向善道而自己不知道的，何况那些懂得阴阳五行之理，并能在日常生活和人伦常道中加以验证的人呢？乔生名显，是京师人，懂得读书，能够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按术数推演步算，于是知道未来的事情。有人心中怀疑、不能自己决断时，总是向乔生请决；他能够向人指示祸福以及取舍的关键，没有不应验的。乔生侍奉父母，有超过常人的孝行；友爱兄弟，同住而彼此没有嫌隙；闺门之内庄重和睦，从来没有厉声疾色，因此人们更加敬重他。于是朝廷表彰他家，题为“孝义之门”。有位客人想请人给乔生作诗，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我说：乔生并不是只会技艺的术士。庄君平隐居而以卜筮为业，却根据对象不同，和人家的儿子谈话就归结到孝，和人家的弟弟谈话就归结到顺，和人家的臣子谈话就归结到忠。乔生所运用的术数，也一定像庄君平同人谈话那样吧？一个人自身具备这些德行，他的话才会亲切而有意味；我知道乔生的话一定容易感动人。他的孝友不只是施行于家庭之中而已。像乔生这样的人，大夫君子难道能不为他作诗吗？不然，今天刚下过雨，道路上行人很少，试着到乔生那里去，同他谈谈看吧。《石氏节妇诗序》国子生王翼来对我说：“我们完州的风俗，赞美男子的义行，推重女子的贞节。石氏女子二十岁时，嫁给满城人。她的丈夫名叫王德，结婚仅仅两年，就立即背着戈和殳，随军向南出征了。风干中毒雨，肌肉腐烂，死在军中，不能让父母和妻子见到他的遗体；妻子只好在水边哭泣，招魂安葬他。她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化成糜烂之物，成为丈夫骨上的土；但想到家中有两位老人，孩子又正在呱呱啼哭，灶中迟迟不能生火，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短衣，怎么能抛下他们，跟随丈夫而去呢？于是她含泪忍痛，回到内室和堂上。她思量用什么来奉养家人，只有把妇女的职责做好。晚上点灯纺线，早晨提筐采桑；洗涤器皿，扫除炉灰；漂洗丝帛，浆洗衣裳；竭力经营衣食，以奉养公婆，使他们安定强健。二十年间，他们都以长寿终老，好像不知道儿子已经死去一样。那个啼哭的孩子后来长大成人，牙齿洁白，德行茂盛，诵诗读书，都是他母亲教导的结果。石氏如今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临终时对王瓒说：‘我可以去见你的父亲了。’王瓒感念母亲的恩德，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但愿把这些事写成歌诗传布开来，能够长久流传于管弦之中，所以托我来请求您写下事实，以求诸位贤者的惠助。” 《送索士岩燕南宪司经历序》索君士岩被授任燕南宪司经历，将要赴任，来征求赠言。旅说：“天下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天子和宰相的力量不可能独自治理它。因此设置官职，分掌治理。官员众多，不可能人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德政恩泽不能流布，民间的隐情无处申诉，奸诈、贪婪、为害者也没有受到惩罚和畏惧。于是设置掌管风纪的官职来防范、纠察这些弊病。这样的职任，可以说是重大了。天下的宪司共有二十一个道，燕南处在它们的首位。它的辖地距离国都门户很近，实际要首先宣扬教化，作为各道的表率；而它一经发言、一举足行事，便会被朝廷听闻。这个职任可以说更加重大了。宪司的官员和属吏，权力都足以决定郡县的祸福以及人的祸福。但事情如果不合于律令，幕官不署名的文书，便不得施行；即使巡行到遥远的地方，防备、议论政事，幕官也要参与裁决。这样看来，它的权力又足以制止那些妄自决定他人祸福的人；掌管这些事务的，就是宪司幕府中的经历。这个职任可以说更加重大了。士岩这次赴任，集中了三重重要职责。应当怎样承担它呢？人的智慧和力量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但力量有达不到的地方，智慧也有不能周全的地方。天运行不息，地凝定而不坠，究竟是谁承担着它们呢？回答说：是气。谁真正承担着气呢？” “回答说：是理。那么，只有理才能承担天下最重大的责任吗？讲学以明白义理，约束行为以养成气节，这就是古代的人能够在世上大有作为的原因。士岩考中高第，进入史馆，又到御史府任职，在显要华美的仕途上行走；可是他每次退下来时，总是谦退自持，好像身体不能承受衣服一样。君子由此便知道士岩的学问了。那么，士岩如今处在宪司幕府中，对于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必定不会凭自己微薄的智慧和力量同人争较短长，而是一定努力以理取胜、不以言辞取胜吧？即使如此，这仍然不是天下最重大的责任。士岩应当更加思考用什么来承担那最重大的责任。”

译《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高防在我国朝，犹如古代封建的诸侯国，能够自行任用官员；其中才俊之民，都通过本国所设置的科举做官。皇庆年间，诏令在天下举行大比，从此才有参加礼闱考试的人；然而他们大多考列末第，有的授任东省属官，有的在附近州郡任官。回国以后，便成为本国的显贵官员，很少再有人向西渡过鸭绿水。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以后，天下做官的人没有不在王朝登记姓名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高丽能够自行任用官员，而其中的才俊往往已经通过本国所设置的科举在本国做官了；只是仍有人跋涉数千里来京师应试，大概是因为在本国取得的功名，不如从朝廷取得的功名荣耀。因此，即使考取末第、担任闲散官职，在本国也很荣耀，何况考中高科，担任显贵而接近朝廷的官职，成为天下共同认为荣耀的事情呢？元统元年，天子亲自策试进士，我忝任掌管试卷帘内的官员；高丽李谷所作的对策，大受读卷官赞赏，于是破格置于乙科，宰相随即奏请任命他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这也很荣耀了。第二年，皇帝制诏天下兴办学校，中父得以捧着诏书向东回国，并且将把他在朝廷考取功名的事情告诉父母，使他们喜悦，也使乡党感到荣耀。我为他的出行感到振奋，告诉他说：‘你回去见到本国的同乡和朋友，应当说当今皇上文明昌盛，任用贤能没有方域限制，从来没有鄙视远方之人。就像曾青、丹砂，不产于中国，而中国却实际使用它们一样。士人只怕自己不适合任用，不必担心中国不肯任用自己。否则，兴办学校的诏令为什么要远远颁布到这个地方呢？’《易经》的《渐》卦说：‘鸿雁渐渐飞到大道上，它的羽毛可以用来制作仪仗，吉祥。’我将要看见在东方显露头角的人，和中父一起翩翩而来，成为有仪表风采的人吗？” 《刘沂州庆寿诗序》临沂人刘瓒，字文瑞，任集贤都事时，他的父亲信甫、母亲田夫人，已经因他的恩荫推恩授官、获得封赠，士大夫们作文章赞美这件荣耀的事。如今刘瓒任仪曹，官秩五品，信甫又因为儿子显贵，授奉训大夫、益都路沂州知州，并加飞骑尉、临沂县男；田夫人封为临沂县君。沂州今年八十八岁，夫人八十二岁，于是大夫士又作歌诗，歌咏他们福禄寿考的盛况，嘱托我作序。我曾经观察过种植树木的事情：草木生长繁茂而收获加倍，必定是因为风雨适时、土地肥沃，以及人的经营周到。三者缺少其中一项，生长就不能顺遂。人也是这样：上天所赋予的禀性丰厚，自身积累的德行充足，子孙孝顺奉养无不尽心，那么他所享有的福分必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那些有所不足的人，不是生来所受的禀赋吝啬，就是出生以后培植不够，甚至损害了上天赋予他的所得。否则，同样生在天地之间，为什么万物万事会有如此不同呢？沂州孝顺友爱、忠诚守信，能够以谦冲淡泊来涵养父亲的心志，以勤劳节俭来资助家庭生计，教导儿子读书，捐出钱财来救济别人的急难；他的善德又足以改善乡里的风俗。他们夫妻都得以登上高寿之境，居住在乡里，接受国家俸禄和奉养，安强和乐，没有什么不称心的。”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丰厚，自己积累的德行充足，而奉养父母、涵养志行又无不尽到，所以才达到这样的结果吗？唉，为什么沂州唯独在这三方面都具备呢？《汉官仪》说，选任三老、五更，要选取男女身体完具的人；即使有德有寿，还一定要以有子为可贵，何况有儿子笃行孝道，又因儿子的显贵使恩宠和俸禄及于父母呢？不过，我听说教化盛行的国家，日子舒缓而长久；如今四海安宁，和平之气充盈流布，沂州能够在长寿之乡中享受安乐荣华，那么他从朝廷得到的恩遇就更多了，又不只是因为具备这三方面而已。” 《送刘粹衷赴旌德令序》刘君粹衷担任旌德县令时，有位客人来拜访我，对我说：“粹衷是有名的进士，为人温和随顺，适合在馆阁中撰写文章，从容地处在士大夫之间，为什么却要去治理县政呢？县政难以治理，必须有刚强明敏的才干，才可以处理繁杂事务；粹衷怎么能治理县政呢？”我回答说：“您是要用后世官吏的标准来要求粹衷吗？世人所称赞的刚强明敏之人，未必就是好官吏。刚强而没有涵养它的德行，必然严酷苛刻；明察而不善于运用，必然琐碎苛察。把严酷苛刻、琐碎苛察施行于政事，也很难使下属和百姓承受。大体上，像这样的人，都急于追求眼前的名声；急于求取近前名声的人，不是好官吏。古代的君子，从来没有存心专门治理别人，但人们却没有不在君子的感化下得到治理的。以诚信对待万物，万物没有不信服的；以公正处理事务，事务没有不恰当的。君子自身就是礼乐的器具；政教修明，礼乐的作用便会施行。礼乐的作用一旦施行，百姓将不待强行治理便自然受到教化。这哪里是可以同严酷苛刻、琐碎苛察相比的呢？”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遵循正直之道而施行治理的原因。’大概百姓并不难治理，后世没有善于治理的官吏，于是才有了难以治理的百姓。等到百姓难治却又对他们催逼过急，那么被治理的人和治理他们的人就都困窘了。” 《诗经》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吗？谁说温和随顺的人不足以治理县政？麒麟走路仪态端庄，凤凰飞行姿态从容，不凶猛，也不狰狞；飞禽走兽没有不在它们面前趋前退后的。麒麟和凤凰又哪里需要显露凶猛和狰狞呢？粹衷正要在旌德县成为麒麟凤凰，旌德的百姓正要在他面前趋附而行；您却还要拿刚才那些话来迷惑他，岂不是不可以吗？”客人唯唯应诺而离去。第二天，粹衷来向我告别，我于是把同客人谈论的事情叙述出来，告诉了粹衷。《周此山集序》《风》《雅》《颂》不再创作以后，诗歌的变化已经很多了。大体上，诗歌随着世道的盛衰而升降，它的变化很容易推知。近世作诗的人，语言越工巧而意味越浅薄，声调越高亢而格调越低下；天天锤炼、月月雕琢，却还不如昔日里巷中讽刺时政的粗朴言语。世道德行的衰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国朝廷以淳厚博大的雅正之风，大大改变了海内风气。国家治理日久，山川草木之间五色交相成文，八方之风没有违和。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本来不必依靠文章来表现自己，而言语自然美好；何况用文章歌咏太平和谐的景象呢？周此山先生从括苍来到京师，到我灵椿寓舍拜访我，同我交谈了一整天，我知道他能够作诗，于是索取他的作品来看，啊，他的语言多么和蔼温润！那些志得意满的人，辞句骄纵而放荡；困穷而没有际遇的人，辞句郁结而愤懑；高尚脱俗、长久远离仕途的人，辞句放纵而傲慢。先生怀有才华，抱负技艺，早年就有意于为世所用，后来寄身于山林田园，未被征召任用，而且已经老了。如今考察他的诗作，简约淡泊、和平温厚，没有郁愤、放纵、傲慢的神色，不是有德之人，能够这样吗？《左传》说：温柔敦厚，是诗教。先生可以说具有温柔敦厚的德行了。我任职于国子监七年，凡是四方送来的、应当按程式校阅的文章，都曾经过我的眼目。我曾经怀疑山林之间一定还有值得观赏的作品，只是没有见到；这部诗集大概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尚未见到的作品吧？于是我选取其中最好的作品，得到若干首，题名为《周此山先生集》。

译《丁氏世谱序》周代小史负责考定世系、辨别昭穆，这大概就是世谱创作的由来吧？世系本来就是国家史志的一部分；然而凡是能够建立宗族、联缀族人的家族，如果没有谱牒记明祖先出自何处、支派如何分流，那么世代久远、族人众多，世系必然紊乱，昭穆的区别也会混淆。因此，世谱不能不编。我的朋友丁氏，是吴兴的大姓。从前国家在江南用兵时，他家的文书典籍全都散失，世代源流无从考查。清溪君道纯早已出家做道士，于是对此深为忧虑，搜集遗文，考订残缺，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丁氏世谱》一卷。谱中枝干繁密，纲目相连，凡祖先的告身、科举名次、遗文、墓志，全都载入；又寻找那些已经亡佚的墓志，买来上好的石料重新刻写。他在时思庵墓旁撰成此谱，又请有名望的人作记，使它和这部谱一起流传无穷。唉！六十年来，旧日世家大族的子孙，连自己住宅田地的来历都记得，却有人不能说出先世的一件事情，谁能想到丁氏世谱竟然出自其后人中一个出家做道士的人呢？丁氏家族三代都是武官，到宣教公才努力学习，考中进士，成为天子的史官，这也算荣耀了。他任南康典教时，曾经参与校订朱氏《仪礼经传通解》，刻印成书，流行于世。”},{ 先王制定教化，最重视的没有超过礼制的。礼经残缺散失之后，没有比这部书更完备的了。朱子对这件事大概终身都诚心致力于此。那么，谱中所记载的事迹，正是其中那一处【▯】显明的内容。又何必凭借其他功业来向世人显示自己呢？我认为，礼是用来整饬人伦纲纪的；世谱编成，人伦纲纪得到整饬，礼也就得以施行了。丁氏家族世代研习礼学，应当能够编成这部谱吧？有人说：老子曾任周朝史官，是礼学的老师，清溪君对此又有什么心得吗？《祭器图》序 元统三年春，太庙署上言：延祐年间，朝廷派遣官员到钱塘制造太室祭器，器物精致纯良，全都合乎法度。近来文宗皇帝升祔太庙，祭器仓促办理；与当时各室所陈列的器物相比，功夫和质量很不相同，应当按照延祐年间的旧例，重新制造。太常寺把这番话转告礼部，又上报中书省。中书省移文浙江行省，准许了这一请求，并派太常寺属官伴住前来察看工事。于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富珠哩某与左右司都事李某负责监督工程，各有关部门接受命令，谨慎办理。就在这一年六月壬申，冶铸尊、罍、彝、豆、登、铏、簠、簋、盘、坫、盆、勺之类，共一百零四件。上等铜料熔化之后，铸造模范极为精良；错金雕镂，磨治加工，器物光洁润泽，纹饰宛如龙变。八月己未完工，装载运往京师。礼没有器物便无法存立，而恭敬正是礼得以存立的根本。器物制作得不够完善，那么礼所保存的内容也就有所不足了。先王举行祭祀之事，之所以预备齐全器物并做到尽善尽美，正是这个缘故。今天子以仁孝继承宗庙，以礼乐教化天下；每年按时举行灌祭和荐祭，在升降俯仰之间所体现的恭敬，难道不就在这些器物上吗？《送甘允从甫北上序》天是可以认识的吗？回答说：天难以直接认识，但理可以探寻。霜还没有降落，皮衣已经制作；太阳还没有落山，油灯蜡烛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温暖与寒冷、白昼与黑夜一定会交替到来。既然知道它们一定会交替到来，却有人在它们还没有到来时忧惧不安，或运用自己的智力去追求那些本来未必到来的事情，这些都叫作不能知天。陈留人甘允从甫年少而才华丰富。天历年间遇逢圣明之主，得以在朝廷馆阁任职，跟随士绅先生编纂经世大典，正要得到任用，却很快因病离去。过了很久，他来到江南补任行省属官，又失意而不得志，于是闭门读书、钻研文章，穷巷中草长到淹没鞋子，而允从的学问却大有长进。积蓄深厚的人，施用时便舒展；郁结久了的人，一旦通达便更加茂盛。允从离开这里，难道将要在天命中有所收获吗？天有什么私心呢？盈亏消长相互推移而来，天不会吝惜于人，人也不能推辞天命。如今中书左丞耿公器量见识宏大明朗，地位高而礼数谦恭，海内士人都希望求见他，希望能够施展些微才华，何况允从素来受到他的知遇，难道反而不能在宰辅处理天下事务的地方稍稍显露自己吗？我知道允从将要从天命那里有所收获，大概也可以从这里预见了。唉，我阅历世事很深，世间事情都不足以作为凭据，只有天命最为可信。允从，你就要出发了啊！《安雅堂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安雅堂集》卷五 元代陈旅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