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雅堂集卷五

译《宋景濂文集序》金华有两位先生，一位是柳公道传，一位是黄公晋卿，都凭文章在当世显名。我游历士绅之间，私下得以窥见他们的著述。柳公的文章宏大繁盛、深厚凝重，如泰山上的云层层铺叠涌动，幽深得看不尽它的端绪。黄公的文章清丽圆融、切实严密，动辄合乎法度，如同孙武、吴起用兵，神出鬼没而不可正面窥测，但军队编制整齐而不混乱。金华有许多奇异的山川，清和秀美的气息集中到人身上，所以发而为文章，光彩焰烈，达到不可遮掩的程度。我正为二位先生倾心赞叹，认为难以企及。有客人给我一篇文章，我读后发现它的辞韵深沉郁厚，像柳公；体制格局严整简约，又极像黄公。我惊讶地询问，原来是二位先生的同乡弟子宋君濂所作。于是我写道：文章伟大啊，难道不可以没有渊源吗？西京以后，只有唐宋最为兴盛。宋代姑且不论，单看吴兴姚铉所编的《唐文粹》，何止三百多个姓氏？即使张、苏、萧、李、常、杨这一类人，气势飘逸、文辞雄健，各自成为一家，最终也不能回归古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宗主。只有韩愈吐露文辞、发表议论，一以六经为根本，于是文章才焕然可观。所以凡是经他指点传授的人，往往都凭文章闻名于一世。至于包容万物、贯通一切的道理，淳厚宏大、冲和高雅的声调，想借文章来宣扬它，使文章各尽其职而不紊乱，假如不把这些传授给老师，怎么可以呢？自从我朝统一天下以来，天地山川的精气不再分裂，宏大的声调于是完备了。中统至元年间，豪杰之士遍布词臣之列，难以一一数清。天历以来，海内所尊奉的，只有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二位罢了。二位所指点传授的学问，难道一定有异于庸常之人吗？假如拿韩愈来作比，二位大概相当于李翱、皇甫湜一类的人。我虽然不能作文，却不能说对这些全无兴趣，譬如候虫，只是按时偶尔鸣叫罢了。拿我的文章同二位黄钟大吕般的声音相比，究竟怎么样呢？我私下欣喜金华山川秀美，世代不乏人才，而二位的学问也有所传承，所以借为濂的文章作序，斗胆记下自己的私意。江浙省郎中实喇卜伯温的官职序。国家设置行省来治理外地，其体制和势力同中书省相当；由于所治理的地方遥远，所统辖的人众多，所承担的责任也非常重大。然而，上面有勋戚大臣掌握政权，下面有各路统帅、牧守和众官吏听命行事，于是要让几位君子在其中总理文书，评议裁定可否，使上面没有违逆，事情合乎法度；下面有所承受，万物顺应规范，使一百几十个郡邑的百姓没有一个发出愁苦的叹息，政务没有一件不办成，那么幕僚所担负的职务也很艰难了。若再把同僚们的议论都集中起来加以裁断，仍由自己在上下之间承担责任，不能有所顾虑回避，那么首僚的职务就更加艰难了。何况承担这样的责任在江浙，又有比其他省更艰难的地方吗？至元六年，山北廉访副使实喇卜伯温被任命为江浙行省郎中，大概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伯温精明而淳厚谨慎，开朗通达而思虑周密，通晓经学、熟悉古道而运用它并不迂腐，熟练精审地处理吏事，又以仁义作为根本。凡是前代治乱得失的事迹，以及所经历之处的山川形势、城邑的兴废、民物的丰歉，乃至古今政事张弛为何不同，他都加以考证，以实现自己用世的志愿。因此，他在内任监察御史，在外任诸省宰士、诸部使者时，声望都在当时广为传闻。像伯温这样的人，本来应当从容地参与谋划，辅佐天子施行伟大的教化，却又被屈身安置到远方，承担他所面临的最艰难的职务；难道是因为当今的江浙确实不能不把这样的人安置在上府，所以就顾不上替伯温考虑了吗？唉，东南的民力已经耗尽了，而一个省所缴纳的田赋常常占天下的十分之六七，伯温所承担的最艰难之处，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有好的树木，一定要致力于培植它的根本，然后才能收获果实食用。如今江海之滨有一棵好树，伯温将去那里封植培育它。将来我从南方回来，要和伯温在树下休息，观看秋风吹落它的果实。《静观斋吟稿序》。《三百篇》以下，汉魏诗歌没有可以赶得上的了。晋宋之间则陶渊明最高，后世致力于平淡风格的人，大多以此为根本。然而这非常困难。因为平易了，外貌就容易平庸；淡泊了，意味就容易浅薄。能够平易而外貌不平庸，淡泊而意味不浅薄，这正是最难的。唐代的大名家如杜少陵等人，不能专门用这种体格来评论。像韦苏州一类的人，大概是平易却不平庸，淡泊却不浅薄的吧？这大概是他们天然情趣和道韵的精妙之处，并非单靠学习功力所能达到。鲍溶一类人本来只是徒然苦心罢了。我长久住在京师，四方瑰奇壮丽的景观都聚集在那里。近来得到鄱阳刘芳伯的诗来阅读，为什么它独独如此平淡呢？我听说芳伯研治《易》《书》《诗》三经，深深探究义理的蕴藏，那么他内在的涵养本来就有根基了。他一生隐居在清静淡泊的乡里，每天同云烟水石相伴，悠然自得而忘却衰老，那么外物对他的诱发就无所不能进入了。内心有所涵养而外物又不能诱惑他，那么他在吟咏之间抒写出来的东西，哪里是世上那些学作诗的人所能达到的呢？我一向仰慕古人的风制，只因家贫而为求俸禄奔走，没有闲适的情怀，时时有应酬之作，都不过是所谓外貌平庸、意味浅薄的作品。每写成一篇，自己就感到厌弃，多次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写法，最终却不能改变，只好作罢。什么时候能跟随芳伯到山水之间，把尘俗的胸怀彻底洗净，收取清气来涵养自己，或许就能稍稍改变自己吧？如果能稍稍改变自己，便可以进一步同芳伯一起攀援前人的逸驾，在寥廓高远的境界之外彼此往来。芳伯名叫传，他的先人中有一位叫宇，庆历二年进士，官至秘书丞；弟弟叫定，皇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曾同苏文忠公交游，文学的源流已经很久远了。

译《陈允恭捕蝗序》。至元又六年的夏季六月，大兴尹把京畿发生蝗灾的情况报告朝廷，命令属官乘驿车前往捕蝗。蒙古学教授陈允恭多次主持赈济和粜粮，取得了能干的成绩。到这时，他受命到宝坻捕蝗。允恭巡行五十八社，看到蝗灾严重，而各社出役的人不足百名；各社合计不过六七千人，而且都是本地贫困疲弱的人。允恭把他们全部遣散，又召集富裕有力的人，得到二万多人，让他们捕杀蝗虫。方法是用牛犁田，在一侧挖成长沟，中间挖成小井，用芦苇席遮蔽其中一面，把蝗虫驱赶进去，杀死后掩埋。凡使庄稼干枯毁坏的都有罪，县令长官以下全都受到约束告诫，并用来告诫百姓。允恭看见北乡的蝗蝻遍地十五里，想到灾害发生，恐怕人力不足以制服它，于是拿出私钱置办祭神的物品，到当地神祠祈祷。第二天，父老来报告说，大蝗虫几乎把小蝗虫全吃光了。于是又备办祭品，向城隍神祈祷。不久，各社都来报告说，蝗虫已经离去，留下的也都自行死掉了。允恭审察确实如此，于是告诉他们说：‘如今的天子仁慈圣明，百神各自尽职，所以蝗虫没有造成灾害。你们百姓也知道这一点吗？’父老都说：‘这固然如此，也因为官员贤明，能够制服这次灾害。’ 于是大家把帛连接成宽幅，镶上彩色丝绢，写上赞美称誉的话来送给他。我听说后说道：‘《诗经》不是说过吗？“田祖之神啊，把它们交给烈火。”除去蝗灾确实有神灵，而感动神灵也是有方法的。民心是神灵凭依的所在，感应的关键就在这里。怨恨积结在田野之间，已经足以招来灾害；等到捕蝗命令下达，又大大扰乱百姓，使贫困疲弱的人服役，这难道是感动神灵的方法吗？古代贤能的守令，能够使害虫不进入自己的辖境，并没有别的法术，也只是谨慎对待感应的关键罢了。允恭廉洁敏捷而仁慈善良，这一点在赈粮放粮之日已经传播开来；等到他到了宝坻，救灾恤贫的心意又明显表现在行动上。神灵喜爱他的作为，所以一祈祷就有回应，可以说是懂得感动神灵的方法了。唉，从京师直到遥远海边的百姓，都是我们君主的赤子。怎样才能使治理百姓的人都像古代贤能的守令那样，能够消除灾害、使百姓生活富足呢？我由眼前推及远方，大概不能不有所感慨了。允恭从未担任过一方百姓的长官，只是奉檄出行，粗略看到一二处，已经如此。所谓一命之士，也有足以救济万物的人，大概就是允恭吧？我之所以叙述这件事，也是要告诉那些势位比允恭更高的人。《送苏伯脩治书西台诗序》。至元又六年冬十月，吏部尚书苏公伯脩接受任命，出任西行防治书侍御史，缙绅先生以及各位善于作诗的人共同借物命题，分别作诗，把比兴寄托在饯行之日，并嘱托我写在诗卷前面。古代简朴淳厚的人奉王命前往四方，朝廷的公卿大夫士人便作诗为他送行，用来传达深厚的情意，歌咏他的美德并加以劝勉。尹吉甫送申伯的诗说：‘申伯的德行柔和、仁惠而且正直。’送仲山甫则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足为法则。’又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多么善于描写君子啊！大概君子的道，在时势中采取最为适中的做法，又哪里会有偏于柔或偏于刚呢？过去伯脩长久在文儒馆任职，人们只看见他默默无言，专心沉潜于典籍，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才能。一旦任监察御史，他便在温厚之中显露出精明，所到之处平反积久的冤案，整顿纠正各种制度，虽然风采严肃高远，却从没有不近人情的姿态。后来历任内外职务，施展才华处理事务，凡是能干的官吏认为困难的事，他都从容办理。虽然才能超越常人，却从不存心求胜于人。这大概是他天资的美好，又善于学习以成就自己的德行，既不刚硬也不柔弱，难道正是尹吉甫所说的那种人吗？世上的儒者大多因为谦卑怯懦、不办实事而受到世人责难；有些人凭才能著称，却往往致力于狡猾机巧，不诚实可靠，于是被君子抛弃。这两类人都是资质有所偏颇而又不善于学习的人。国家设置两行防，西防单独统辖四省的地域，而治书的职务，就是前代所说的协理法令。法令是官府所遵守的规范，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此。把它交给资质偏颇的人，难道可以吗？伯脩可以说是适合这个职务的人了。天地之间的万物，高低、大小、强弱、动静等各不相同，它们的本性本来就不能没有偏向。因此，拿一件东西来推论作比，不如各种事物广博；依靠独自的歌唱而少有应和，不如雅正的乐曲合奏。这正是分题作诗能够具备描摹事物精妙之处的原因；其中鸢飞鱼跃的趣味，也有说不尽的地方。伯脩将要依据诸位贤者所歌咏的事物，进一步验证道体的显现，领会诗人言外的意味，进一步感受性情的幽微；法令的协调，大概也就在这里吧？虽然如此，我们这些人对伯脩的期望，并不只在这次出行。

译《送俞伯康巡检序》。从前圣人制定深衣制度，穿着它可以作文，可以从军，可以担任傧相，也可以治理军队。因为士人学习，干戈、羽籥同诵读、琴瑟、礼书一样都要学习。学成入仕以后，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施展。后世文武分成不同科目，士人的作用才开始有不能贯通的地方。本朝考虑到儒者仕途淹滞，选曹中有人终身不能得到一命之职，而远方边防要地的官职又常常空缺，于是便让本来应当担任州郡学校教官、年龄还未老的人去充任。儒者平日文雅驯顺，心神智术不超出笔砚文字之间，一旦穿上战袍、手持弓矛，在山区海岛等地追捕奸诈盗贼，也实在困难。因此前后不能胜任这些官职的人常常接踵而来。宰相知道这种情况，认为宁可激励他们使其发挥作用，也不忍心让他们空老在乡野而已。如今的教育虽然同古人不同，但明体适用的学问，也有可以讲求的地方。士人为什么不学习这些呢？吴郡俞伯康，谨慎整饬而才学通达；他的父亲邦亮先生有古学，曾著书论说，东南学者大多尊奉他。伯康能够继承父亲的学问，又早年同世事周旋，担任学校教师，所到之处都以贤能著称。如今他将去担任邵武泰宁的朱口巡检，我知道他又会以贤能著称。学校教师同边防巡检固然很不相同，但善于使用人才的人，能根据所处职位得到相应的方法，就像优秀的工匠制作器物一样，做方形就做到极方，做圆形就做到极圆。不善于做方形却说自己善于做圆形，我是不相信的。李伯纪丞相具备文武之才，能够击退强敌，平定大盗，天下人都惋惜他很快被罢黜而未能任用。直到今天，士大夫谈论宋代的事情，没有不因李公出任边防而再三叹息的。《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遵行。’伯康在李公的乡邦任职，难道不会有所振奋和兴起吗？不要说巡检职位卑微，便不敢上溯援引李伯纪的事迹；我希望伯康效法李伯纪，不要以职位来衡量。《杜德明同知唐州序》。京师旧家中，能够礼遇贤士来成就子弟的，要数杜氏。杜氏起初出身武职，到了左丞公，在世祖皇帝时任刑部尚书，能够平理疑难案件，使许多濒死的人得以活命。他的儿子太常公，接连主管大郡，施行仁惠的政绩，百姓至今还思念他。父子二人既都树立德行，使家世更加兴盛，太常公又认为子弟不能不学习；不学习，就会使我家积累的事业衰落。于是开设馆舍，延请师儒，让诸子从师受业。学士大夫到他家里，他一定备办饮食，让儿子捧着酒杯和食器，在席间周旋，以收获贤者见闻中的美善。太常公夫人又能够协助他的志向，于是长子德宏、次子德明，都以文学在缙绅之间著称。德宏凭祖上的恩荫做官，如今是河南府推官。德明也凭父亲的恩荫任唐州同知。从前太常公想请我和德明到家中讲学，因为我正教授国子，不能离开，只好作罢。等我从江南回到京师，太常公已经去世很久了。德明想到父亲留下的遗言，便通过内兄翰林赵大本把我请到他的私塾，早晚同我一起讨论道术学艺，共计七个月。感情已经深厚，彼此便不愿过早产生离别的遗憾，只为终究要分别而忧愁。我恰好任国子监丞，德明赴唐州迎接我的骑从也到了。临行时他对我说：‘如今就要分别了，难道不能有一句话赠给我吗？’我想，过去做官的人，无非士人和公卿家子弟两类罢了。士人有困居在山林乡野、简陋街巷中读书的，没有见过邦国、朝廷、典章礼仪的盛况。一旦凭着粗疏的仪容和浅陋的言谈出来同世事接触，往往拿古人不可能施行于今天的东西强行施行，最后跌倒失败、受到世人鄙笑的，哪里数得清？所以有人认为任用门阀子弟胜过这种人，因为他们平日见惯父兄所做的事情，足以施行于当代。然而子弟大多不亲近儒生，厌恶书册，只知穿戴玩赏、宴饮享乐来求取官位；六经所记载的以及古人的各种良法美意，大体都不知道。他们平日所见所习的东西，果真足以应付未来无穷的事变吗？士人与子弟两方面都失之偏颇，大概就是这样。德明凭借累世为官的基础，跟随父亲历任内外职务，平日所见已经很多，又学习我们这一类人的学业，大概是想兼得士人与子弟各自所缺失的东西。带着这些前往，我知道唐州一定会有良好的治理。唐州土地肥沃，风俗美善，诉讼简少，公田的收入足以奉养双亲，接待宾客时也不会有忧愁窘迫的心情。在处理政务的空闲，还应当同州中的秀民和老人讲求前代的见闻，以增加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为将来受到重用打下基础。

译《张武定庙堂诗序》。幽州、并州多有豪杰之士，以忠孝闻名于当世，又能够以义来对待生死关头；武定张公就是这样的人。张公是燕地东安人，名宏纲，字宪臣，身材矫健勇猛而有智谋。自幼从军，能穿甲骑马。十八岁时，父亲忠烈公被仇家所诬陷，第二天将要被处死。武定夜里进入监狱，奋力挥棍击打守卫，打倒三人，众人不敢动，于是同父亲一起逃走。主将又把他的母亲拘押在军营中，他又偷偷把母亲背走。世祖皇帝尚未登临帝位时，亲自率军攻打宋朝，招募勇士，张公父子应募随军攻打鄂州，首先登城。世祖即位后，随驾北征，又跟随大帅阿术攻取汉水、淮水之间的各郡。宋将夏贵兵力强盛，丞相伯颜每次都让张公父子迎击其锋芒，他们总能取胜。宋相贾似道驻兵丁家洲，张公父子便作为先锋击退他。同张世杰战于焦山，同姜才战于扬州，直到灭宋、征讨交趾、平定广西洞蛮，张公父子的战功占了多数。张公由忠显校尉逐级升至昭勇大将军，凭其军队镇守江阴，又调防淮东的通州，两州百姓都因此安宁。大德五年，有个叫刘深的人说西南夷中有个缅国，可以用兵夺取；朝廷授予刘深行省右丞的职务，派他率军前往。刘深同张公素来有仇，逼迫张公同行。张公当时六十五岁，料想无法脱身，便说：‘如果一定要死在刘深手里，不如死在军旅之中；我难道不能选择死的地方吗？’到了鬼州，刘深全不听从张公的谋划，驱赶军队进入险要狭窄之地，粮饷运输又接不上，士卒饥饿疲惫，不能作战。刘深抛弃军队连夜逃走，张公于是奋力作战而死。等到用棺材把遗体送回，燕山、通州的百姓迎接祭奠，悲痛不能自胜，于是共同建立祠堂祭祀他。公卿大夫以及朝野所有士人都作歌诗来哀悼他。父亲去世后二十四年，朝廷下诏追赠宣忠秉义功臣、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齐郡公，谥号武定；这是因为张公的儿子、集贤直学士张汉请求。后来至元四年，张汉因为要重修通州的新武定祠，便对他的子孙亲戚说：‘我年纪虽已七十多岁，又眼睛昏花，长久不能视物，但应当前往重修的祠堂，焚烧黄帛向上天报告天子所赐的恩典；并且把群贤所作的庙堂歌诗刻在木板上，希望我父亲死得其所的缘由能够昭白于世。’他备好船将要出发，不久疾病发作，竟不起身。儿子元永为父亲未能完成志愿而悲痛，于是把先前收集的诗全部刻成书，骚体列在最前，长歌其次，五言、七言唐律诗又次之；作者的名位高下以及作诗年月的先后，都不加计较。元永因为旅曾经被他的父亲接见过，便请我为诗编写序言。唉！人谁能不死？但有的死重于泰山，也有的死轻于鸿毛。刘深连夜逃走时，张公即使不战死，最终也会被刘深害死；被他害死，必然留下不好的名声；名声不好，那么自身和名节都会一同毁在他手中。张公既然得到了死得其所的地方，那么虽然身体陨灭，平生所坚持的东西却不会消亡。假使天下后世诵读庙堂诗歌，哀悼张公的心志，并想见他的为人，张公不是就能永远存在了吗？张公子孙之所以诚恳地重视这些诗的流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张氏自武毅公以来，能够以忠孝世代传承家风；学士虽然没有凭甲胄从军效力，却担任监察御史，以直言议论国事，几乎因此危及自身；他勤勉奉行祖父的事业，直到死后才停止，可以说充分具备了忠孝的节操。元永兄弟又能够建立事业，继承先人的志愿；上天大概会使忠孝之家昌盛，赐给它更多贤能的子孙，使它美好的声誉长久流传吧？《送顾达卿安丰县尉序》。广信人顾达卿由四门学生补任小吏，凭资历年劳得到安丰县尉的职位，来向我求取赠言。我告诉他说：‘安丰在宋代是个偏僻之地，百姓习惯争战、攻掠，豪强勇悍而难以驯服。自从国家统一以来，旧有风俗日益改变，过去争战攻掠的人都勤劳耕作，豪强勇悍的人也都转为良善。而且当地土地广大肥沃，足以供给衣食，没有盗贼出没的警患，太平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到这里任县尉的人，能在这样的时代同百姓相安相处，也何其幸运啊！我曾见县尉追捕盗贼，所到之处鸡犬不得安宁，往往放纵搜求盗贼，唆使恶人作恶，牵连善良家族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有时还借此作为求取功名的资本。县尉本来是用来安定百姓的，县尉却反过来扰乱他们；县尉本来是用来铲除盗贼的，县尉却反过来成为百姓的盗贼。百姓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担任本县县尉呢？’达卿诚实谨厚而开朗敏捷，长久跟随缙绅先生，知道求学和修身的方法。如今的安丰，正应当以忠信作为铠甲，以仁义作为盾牌，把百姓保护在太平和谐的环境中，使盗贼害怕县尉，而百姓感觉不到县尉的扰扰，这样才算得到了做县尉的道理。《送李守中下河巡检序》。鳌溪书院山长李君守中到吏部参加选官时，因为学校官职缺额很少，借注为□之宁都州下河巡检。他将要出发，把奎章学士蜀郡虞公所作的序给我看，请求我写几句话接在后面。虞公赞许守中能够担任鳌溪书院山长，认为古人设置书院来替代郡县学校之所以办学，是希望守中如果得到教授一郡的职位，就把古人在书院实行的教育施行到所教的郡学中。又担心郡学受时文习气拘束，不能像在书院那样施教。假如守中担任教授，尚且恐怕有些事情不能做；如今把巡检作为职务，那么即使是郡学所做的事情也不能做，何况能够实行古人在书院所施行的教育呢？守中这次出行，尤其不是虞公所期望的。虽然如此，书院所治的是修养自己的学问；如果以此施教，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成为我施教的地方。古代施行于吏治和讲授于学校的，并不是两种道理。所以在泮宫有献俘献馘之礼，而谋划统帅事务的人也有选用诗书礼乐之士。谁说边防之地不足以施行过去在书院施行的教育呢？守中如果真能把担任山长时所用的方法用于巡检，使当地人都受到文教熏陶，不敢做不合义理的事，那么下河的百姓就都是我书院的弟子了。虞公听到这话，也会微微一笑吧。

译《送盛克明贰泰州税使序》。我听说扬州盛克明的名字很久了。每次从江南北上京师，把船停泊在坝沟，却总不能同他见上一面。今年克明北游，和同乡人陈新甫一同在居贤坊的官舍拜见我。看他的言谈风度，确实是位优秀人才。等问到他的生平和出仕经历的大概情况，却觉得他似乎有些不能释然。一天，新甫对我说，克明先任随州学正，淮东宣阃征召他为属官，不久因诬陷而离职；后来奉檄改任荆湖北道属官，又因父母年老而辞去。另一藩府知道他是因为诬陷而受屈，又爱惜他的才能，便都写信来征召他，他都辞谢不去。河南省平章全公喜爱推崇贤士，认为不能让克明只做刀笔文书之吏，便推荐他担任庐州景贤书院山长。山长任期届满本应教授一郡，吏部因官缺少，借注为泰州税课副使；监察御史替他辨明先前的诬陷，为他洗雪冤屈，他从前不能释然的事情一下子就释然了。我看克明任淮东属官时的遭遇，大概像《易经》所说的‘行人得到牛，邑人遭受灾祸’吧？天理不可诬蔑，而公论在朝廷彰显，这又像所说的‘天下雷行，万物都归于无妄’吧？如果确实是无妄，却遭受灾祸，就不应当因此动摇内心。天理的无妄本来不值得凭恃，等到公论已经彰显，那么无妄之人的遭遇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得到本来不应得到的东西才值得高兴。克明家贫而父母年老，没有办法供养双亲，做官又总是坎坷，不能不使他内心动摇。如今坎坷已经平息，而泰州又离家很近，足以便利奉养父母；克明从昨日不能释然到今日释然，他的心情实在值得体念。《程氏连理木诗后序》。程时叔先生在史馆任职时，我担任国子助教，空闲日子里常常往来，彼此友好。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叫徐，次子叫赉，都是国子学生。时叔精通经学，重视品行道义，两个儿子也都端庄谨慎、喜爱学习。他们的父亲去世已经很久，兄弟感情反而更加和睦，希望共同建立事业，不使父亲留存的志业坠失。于是他家棠梨树出现连理的祥瑞，翰林学士欧阳公已经作序详述了。徐和赉又请我写在后面。人与万物一样，都是得到天地之气才生成的；万物之中，能够成为万物之主宰的，是人。所以万物成为妖异或祥瑞，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招致。何况这棵树是父亲亲手栽植的，又是兄弟早晚徘徊、观看的地方，难道不可以说它的枝条就是我们亲身的枝条吗？兄弟同出一体，根本相同，枝条就不可能彼此疏远。观察事物而产生感慨，积累诚意来感动万物；有感而动，动而有应，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从前诗人借枤杜起兴，是因为独居而没有兄弟。枤杜，是独自生长的棠树。没有兄弟，就像棠树独生；兄弟友爱，棠梨在家中长成连理，也是应当的。唉！世上的人自我砍伐自己的枝叶，以至于伤害自己的根本，大概是有这种人的。君子对于程氏，难道能不乐于听闻并称道这件事吗？兄弟二人应当更加封植培育这棵树。我从南方回来，路过句章时，一定要为你们作一首《角弓》诗；诸位贤者所作的诗，你们就为我歌唱吧。《佩玉斋类稿序》。江宁杨先生以学问、品行和文章闻名于当代，然而考察他一生的出仕和退处，在朝廷任职的日子很少；晚年任待制于禁林，又因病离去，不久便以年老退休。人们说，假如先生能长久处在职位上，那么他用来畅达宣扬皇帝仁德、修饰发扬美好光辉而流传无穷的成就，应当会怎么样呢？为什么造物主把极美好的资质集中在他身上，却吝于让他大用，使他匆匆老去，只能把平日蕴藏的学问传授给跟随自己的人而已？难道是积累得久的人，发达得迟；前面有所约束，正是为了后来更加充裕吗？先生的两个儿子都贤能而有才，长子叫文举，到钱塘官舍来拜访我，知道我曾从事文章，便拿出一卷近稿给我看。他的文章奔放却不放纵，严正却不浮艳，敦厚朴实却不粗野，雕琢精工却不斧凿，显然不只是文章好，而是内在学问有积累，外在文章自然通达；他下的功夫也不浅。戴着士人的帽子，穿着士人的衣服，士人多得肩挨肩、脚跟接脚跟，但要寻找真正的士人，未必能找到一两个，何况要寻找一家父子兄弟都具备真实学问品德的呢？我们杨氏可以说是在成百上千人中卓然出众，造物主给予他们的已经特别丰厚；还因为先生没有得到大用就怀疑造物主吝啬，是见识浅薄之人的看法。文举相貌魁梧，牙齿茂盛，仕进之路正开始打开，大概将同他的弟弟并驾齐驱，以所学施展于事业之中，使如丹青般光彩的功业显著记录在典册上。人们将会说：‘杨先生没有得到任用的才能，如今已经在他的儿子身上得到任用了。’ 那么先生也并不是没有得到大用。唉！人们对文举兄弟的期望，也实在重大。

译《郑涛字序》。起初我读《浦江郑氏家范》，感叹它引导扶助子弟很有方法，心想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优秀子弟产生，只恨未能见到他们。一天，我在祭酒的厅堂列坐，忽然郑深仲从外面进来，并对我说：‘我弟弟名叫涛，已经举行过筮宾礼，将要举行三加礼，给他取字为仲舒。涛仰慕先生的风范，我到燕地时，涛再三对我说，想求先生的文章来勉励自己。如今我将南行，希望先生能有话教导涛。’我回答说：‘这哪里用得着我的文章呢？我从闽南北上，往返京师六七千里，曾经仔细观察过水的纹理。起初渡过钱塘江，看见怒涛从海门涌来，神奇怪异、冲突奔突，无法一一描绘：有纵向的，有横向的，有奔趋的，有迎面的，有昂起的，有俯伏的，有冲撞搏斗的，有想要升起却又倒伏的，有奋力将要撞击却又回旋冲荡的，有如雷霆刚刚震响、风雨即将到来的，有如万名披甲骑兵乘着秋风疾驰的。我私下以为水的纹理到这里就达到极致，其他的水不可能都这样。等渡过大江，也同样如此；不只是大江，等到逆流而上渡过黄河，也同样如此。长江和黄河虽然不像钱塘潮汐那样有固定的时刻，但水相互冲击激荡而形成的纹理，却没有一点不同。’ 我又私下以为天下的水，只有相互冲激才形成纹理，不冲激就不能形成纹理。后来休沐之余，我同銮坡诸公游览西山大湖之间，风挟着水而起，声势同过去见到的没有不同。等到天空开朗、风停下来，先前的怒涛舒展开来成为平坦的水面，一片碧色延伸万顷，云光向下映照，尘埃也不惊动，飞鸟和潜鱼在左右飞翔游动，没有一样不是灿然可观的。我这才明白，水最精妙的纹理原来在这里，而不在先前那种怒涛之中。天下文章的精妙，难道能超过这个道理吗？由此可知，驾驭风势、鞭策雷霆、喷沙裂石的，是文章粗放的一面；冠冕佩玉，像山一样挺立，行动合乎规矩法度的，才是文章最精妙的境界。如今拿涛这个名字和仲舒这个字来说，即使韩愈复生，谈论文章的妙处，也不过如此。涛只应当像司马子长那样，逆淮水而上、浮行洛水，遍历海内名山大川，以昌盛自己的文气；那么天下文章的精妙，就会在涛身上了。哪里用得着我的文章呢？哪里用得着我的文章呢？我听说涛确实是郑氏的优秀子弟，研习进士之业十分精纯，我知道他一定会被当世任用，所以把古代学习文章的方法告诉他，希望足以回答涛的请求。至于修身治家之道，家范中都已详细记载，涛大概一向就在实行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安雅堂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安雅堂集》卷六。元代陈旅撰。序。《菊逸斋序》。钱塘陆孔昭用‘菊逸’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我曾经为他作诗赋。孔昭认为那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又请我为书斋作序。从前周子说，晋代陶渊明独爱菊，又说‘菊是花中的隐逸者’。渊明是晋代的处士，像这种花不和群芳争相开放，而在风霜摧落的时候退居一旁独自秀出，那么渊明可以说是菊花中的隐逸者了。孔昭名宗亮，大概是仰慕渊明的为人吧？然而我听说渊明中年时改字元亮，是仰慕诸葛孔明。孔明和渊明出处不同，我不知道渊明仰慕孔明的原因是什么。渊明和孔昭又不相同，我也不知道孔昭仰慕渊明的究竟是什么。我用一个人来推求另一个人，尚且不能知道他们相同的地方，又怎么知道菊花有什么地方同孔昭相似呢？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士人相隔百世而彼此感应，不在于行迹，而在于内心。万物不是人，却能够同人相通，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人而同于天。只要内心可以彼此感应，那么渊明为什么不能成为孔明？只要禀赋的天性可以相同，那么菊花又为什么不能成为孔昭？这样说来，孔昭即使自称为‘菊逸’，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这也只是勉强这样说罢了；真正得到菊逸趣味的人，难道又在于忘掉言语吗？孔昭恬淡安静而喜爱学习，作诗多有秀美的句子，曾经跟随刘师鲁先生游学。师鲁是隐逸的君子，孔昭又从他那里得到隐逸的操守。《王文忠公文集序》。王文忠公去世三年后，礼部侍郎苏公伯脩搜集他的遗文，让我为之作序。我反复阅读后说道：道无论到哪里都能显现。通达显贵时，它显现在伟大的事业中；困穷时，它显现在自身所能达到的范围内。用文章辞藻来显现道，又从来没有穷达的分别。德行深厚的人事业丰富，义理充足的人言辞自然流畅。所以古代君子并不是有意要建立功业，功业却常常惠及世人；并不是有意要立言，世人却把他的话当作法则。后世以文章辞藻著名的人，有的不了解义理；以政事显达的人，有的又不明白学术。也有以穷究经书、学习古人为务，而文章辞藻和政事都没有可观之处的人。凡是这样的人，都不足以谈论道。为什么呢？因为道无论到哪里都能显现。唉，公大概接近古代的君子了吧？公天资高明爽朗，又质朴正直而温厚。刚到弱冠之年便向朝廷上书，议论列举当时政事，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言论。等到侍奉仁宗皇帝，入朝便竭尽议论谋划、进谏纳言的诚心，出朝则尽到承受政令、宣扬教化的职责。他历经数朝，几次任职于近辅之地，都凭正道辅佐伟大的教化。虽然似乎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但天下受到他恩惠的人也很多了。这就是道显现在事业中的地方。他的文章典雅充实而流畅，兴致根本出于《风》《雅》，言论遵循德义。和平的声调、正大之气，和蔼地显现在文章篇帙之间。读它可以使人止息浮华轻薄、浇漓凉薄的风气。这就是道显现在文章辞藻中的地方。道存在于人身上，表现为事业，就显现在事业中；表现为文章，就显现在文章中。道难道有两个吗？后世懂得言辞的君子，读到公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当时施行的事业了。公从年轻时就立定志向求学，跟随董太史朴探求义理的蕴藏。从此每天取来群书全部研讨，又寻访海内的大儒来质询订正。大概是想汇聚众多义理，融会于心，并亲身践履。难怪他的道无论到哪里都能显现。从前我世祖皇帝知道文事可以改善社会，便敦厚崇尚儒雅来扩张皇家的谋略。因此至元时期的治理超过前代。到了皇庆、延祐时期，文治大概更加兴盛了。公在这个时候文质彬彬地同诸位贤者一起施行自己的学问，实在是世祖皇帝振兴培养的成效。几十年来，过去的儒臣几乎凋零殆尽，斯文尚未泯灭，还寄望于延祐年间的遗老，而公却突然去世了，怎能不令人叹息！我有幸得到公的知遇，又受到伯脩的重托，所以作序不能推辞。因此也一并记下我们同道之人对公的感怀。公名结，字仪伯，是中山人。他的家世、官职、事迹，详细记载在伯脩所写的行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