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雅堂集卷八

译赵氏祭田记 古代的君子有圭田，用来免除祭祀所需的负担；有宗法，用来联结族人，使子孙每年在应时之日能够共同追念自己的祖先。自从田制、宗法都废弃以后，即使显贵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有私田来供给祭祀的谷物，年代久远、宗族分散，能够保存田产来祭祀祖先的也很少了。人一旦不知道祭祀祖先，就渐渐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一旦不明白自己的来源，就把同族人看得像路人一样。唉！这正是后世人伦纲纪所以解散而无法收拾的原因。天台黄岩赵氏的族长与庆，派他的侄子海盐州知州孟贯，给陈旅送来书信说：‘我们的祖先宗正少卿，名子英，宋朝南迁时任黄岩县丞，于是定居在县城西桥。他有六个儿子，名叫伯淮、伯渷、伯洙、伯淔、伯浒、伯澐，都凭文学才能做了显达的官。到了他的孙子太常丞师渊、判宗师夏，都曾在朱子门下受业，并且与朱子结为姻亲。因此赵氏能够以礼法世代治理自己的家族。虽然宗族支派繁多，却一定合族祭祀；凡是执掌祭祀事务的都由子弟担任，年少年长各有次序，在庭院之间周旋行礼。这样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赵氏的老人们在宗庙中商议说：‘中州的宗庙、祖坟早已化作荒草废墟了。自从宗正这一支传下来，就不能没有祭祀。然而世代越来越远，族支越来越分散。相隔久远就容易忘记，分支离散就容易疏远。要防止遗忘，应该有实物作为凭借，于是把宗正遗留下来的田地一百六十亩保存下来，作为祭田，由族长主持；每年再选择子弟中愿意且有才干的人掌管收支，世代以此为常。’元朝归附时，宗正的第四代孙与票，凭借博学和高尚德行得到我世祖皇帝的知遇，任翰林学士，请求把宗正第四代以下各房都恢复其役免之权，于是想把过去的祭田托请士大夫写记刻在石上，希望后人知道保存祭田的意义。还没有写成记便去世了。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与庆是学士的弟弟，按年龄次序实际上主持族中事务，想到前人的遗志不能不完成，于是说：‘先生应当为此写记。’陈旅接到书信，感叹说：‘唉！故国的社稷已经覆亡，西桥这一族却还有田来祭祀祖先，族人还能够不和编户百姓一样服役。我们的世皇优待贤才，是多么深厚；学士又是多么能够光大自己的宗族啊！凡是这个宗族的人，难道不也应当想一想：祭祀是为了报答根本；只要有身体，就应当有祭祀，原本不在于有没有田地，何况现在还有田地呢？又世代承受皇恩，能够安然使用田地的收入来祭祀，并在自己的家中宴饮，难道不应当感到惭愧吗？如果真能这样想，那么掌管这片祭田来主持祭祀的人，又怎么忍心让自己成为侵蚀田产的蛀虫呢？若不这样想，只是一味想要占有，把利益归于自己，就会毁坏既成的规矩，开启弊端。过不了多久，田地将不复存在，还到哪里去祭祀呢？而远隔的族人会一天比一天容易忘记，分散的族人会一天比一天疏远。我听说赵氏有许多贤能的子孙，一定不会这样。万一有一个人这样做，那么上对不起国家，中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后代，还能称作贤能的子孙吗？拙休堂记 严陵人洪省吾，外表朴实而内心有文才，专心致志于古人的学问，向来不喜欢追求荣誉和仕进。钱塘的学者迎请他到吴山下，请他授徒，他住了几个月也不愿离开。临行时，他对我说：‘我住在淳安锦溪上游，北面有严峰，青翠峻峭，像竖立的笔；又有赤甲岩高险地俯视溪北，下面临着层层深渊，岩中可以坐二十个人。山石红绿交错，像织成的花纹；前面有白沙滩，像雪一样，大约有百亩。月夜泛舟登岸，月光明亮得夺目。东面则有石山高耸，水心竹树茂密幽暗，号称小金山。这就是锦溪山水的大概。我将在那里耕作、捕鱼、读我的书，于是终老在那里。大概造物者赋予我的是拙朴，不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我又怎么能违背自己的本性，急急忙忙地走上追求作为的道路呢？所以把堂屋命名为“拙休”，请你替我写记。’我认为省吾大概就像晋人所说的拙者，可以断绝追逐恩宠荣华的念头吧？那人固然不能凭拙朴保全自己，省吾却是真正按照这句话来保全自己吗？我曾见有人攀上高竿炫耀技巧，依仗自己轻捷灵巧，侥幸获得厚利，于是不断这样做。有一天手脚失措，忽然像飘落的瓦片一样跌倒在地，观看的人都失声惊叫；有人从旁经过叹息说：‘唉！技巧竟使人落到这种地步吗？’ 人不能运用技巧，反而被技巧所驱使，就不会不至于跌倒。我认为他的话近于懂得道理，于是进一步问他：‘有没有运用技巧的方法呢？’他说：‘以拙朴的态度来运用它，而不要勉强使用它。’古代真正能够充分运用技巧的人，顺其自然却能成就功业，使万物各得其妙，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原因。至于不必使用技巧的地方，也就不使用罢了。世上的人反而把拙朴当作技巧，又偏要把它用在不必使用的地方，所以失败的人总是接踵而来。技巧尚且有不必使用的时候，何况拙朴呢？我悲叹世上攀登高竿而不肯停止的人太多了。又认为这个人的话很好，近似省吾为堂命名的意思，于是把它记述下来。致亭记 鲁郡王致道先生根据自己的字，把他的亭子命名为“致亭”，大概取自《鲁论》中所记载的子夏的话。致道请我写记，我多次推辞而未能推掉，于是说道：儒者承担的责任很重，道路又很遥远。而我却想凭微小的身体承担它的重任，并且一定要到达那极其遥远的地方，这也太难了。因此君子教导人，必定考察前人的言论来审定自己的方向，寻求前人的行为来引导自己的道路。身体是我的车，承载它不能不宽大；志气是我的马，驾驭它不能不有力；意志是我的御者，握持它不能不恭敬。如果这样做，那么或许就能够到达那重大的责任和遥远的道路。《易经·文言传》说：知道目的地，就要努力到达；知道终点，就要努力完成。凭刚健之气致力于学习，又有什么重任和远途不能到达呢？致道早年屏弃世俗事务，在峄山幽静处聚集书籍，白天诵读，夜晚思考，大概想要把群书浩繁的内容约束贯通起来，这确实非常勤奋。学业成就后被宾兴荐举，终于考中进士。学者私下互相勉励说：先生治学，就像农夫治理农事、[缺字]其收获一样；我们难道不可以努力学习吗？致道听见后说：我[缺字]并不是想考中进士就停止。周子不是说过吗：士人仰慕贤人，贤人仰慕圣人，圣人仰慕上天。我虽然不敢妄自揣想古人所达到的境界，却低头勤勉，每天孜孜不倦，不敢走到半途就自行停止。这本来就是致道用来命名亭子的意思。我又听说，致道从前居住在峄山，那确实是汉代韦贤读书的地方。因此为他诵读韦氏的诗说：‘谁说华山高？应当仰望它而努力达到同样的高度；谁说德行难以成就？应当奋勉使众人达到它。’请把这几句写下，作为这篇记。致道名思诚，学问和品行纯正，是士林所仰望的人。历任官职至翰苑，他的文章也更加显著了。

译水月楼记 兰溪州知州陈侯奕对我说：‘我的祖父南隐翁居住在弋阳梅山下，致力于树立德行来留给后人。先父黄岩府君又在他所建的小屋周围种了几百株梅树，在其中著书，把屋子命名为“梅间”。我又在南隐翁的旧址上开辟土地，建造了若干间屋子；奎章阁学士、蜀郡虞公为我堂屋题写“寿梅”二字，士大夫先生们又都为此作歌赋诗。然而我居所前面曾经开凿池塘十多亩，以大来山泉作为水源，水池幽静深广，鱼鸟上下游动。池西建楼，池的左右建亭。楼前有几株老梅，开花时明月来照，水光承接月色，幽香冷艳，几乎像化成了清冰。这才知道梅花从水和月那里获得了神韵，于是取孤山林君复诗中的话，把楼命名为“水月”。日后游历疲倦回来，将同客人在楼上饮酒作诗，姑且借此排遣我的晚年。请你替我写记。’我说：‘陈侯观察水和月的见解真奇妙啊！水得到月光就更加清澈，月光映入水中就更加明亮。观察水月二者在空旷境界中相互徘徊的情状，还不如从它们的精神会合处来观察。把圆盘放在水中，它本身不是水，却能使水的意味兴起；把火盆放在其中，它本身不是火，却能使火气聚集。’ 梅花并不是水月，但水月的精神会聚在梅花之中。陈侯建楼来观察这二者精神的会合，天下谈论观照的人，哪里有比这更精妙的呢？想来他安然端坐在花香满溢的夜晚，与这流动的月光相会，一定又会在心中与那精神会合之处有所领悟。过去谈论先天之学的人，有“天根月窟”的比喻，有“天心水面”的吟咏；谈论梅花的人，则说它“具备太极的精神”。陈侯大概又从这里有所获得吧？请让我以此作为记。福州文殊禅寺记 福唐郡治东南有一座寺院，名叫文殊寺，是五代时闽王王氏最初创建的。宋朝末年，有强宗大族占据它来建造住宅，寺院于是废弃。后来强宗渐渐衰败，仿佛有某种东西在其中作祟，居住的人总不得安宁，于是几次更换主人，最终归于佛教。国朝初年设置僧司，曾把这里作为僧司官署，不久又迁走并毁坏，终于成为长满荆棘的荒地。至元甲午年，东谷禅师慧日慨然把恢复废寺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在旧址上规划寺院，法堂粗略建成，而禅师已经年老。元统甲戌年，禅师的弟子宗茂便大量捐出私钱，以完成老师的志愿；乡里好善的人也纷纷欣然捐助。于是建造秘殿来供奉文殊佛，树立长墙环绕宝坊，山门庄严，僧舍廊庑都井然有序。又修缮法堂，制作供器，在寺院左侧建立伽蓝神祠，凡是应当具备的设施也依次修治，涂黑、涂白、刷丹漆，壮丽而焕然一新。优秀的僧人于是聚集居住，在这里为国家祈求福佑，并共同讲习他们所传承的教法。宗茂通达敏捷而沉静谨慎，多次游历京师，公卿贵人中有许多人一向敬重他。奎章阁大学士康里公出身世家，是著名而清慎的臣子，不轻易与人交往，而他的书法名望又为当世所重，因此当时亲自为寺院大书匾额并赠给宗茂，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宗茂对我说：‘我们的寺院废弃已久，老师和我使它恢复，并不是容易的事。希望您替我写记，使后来那些委靡不振、没有建树的人知道应当警戒奋发；也使一时凭借权势、足以肆意豪夺的人知道，他们所依恃的力量其实并不可靠。’我说：‘过去那些人因为争夺而取得这些东西，如今看来都不过是梦幻罢了。您所做的事情，难道又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吗？’宗茂说：‘不是这样。我所学习的道理，总是想把一切所有都空去；这样反而有不空的东西常存。世上的人总想拥有本来没有的东西，所以最终归于一无所有。何况空与有两者都没有，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梦幻之理，我正要和弟子们在这座寺中讲论。要渡过无边的深渊，难道能让我们失去渡船吗？’我说：‘宗茂真善于辩说。’于是替他记述这些话。春风亭记 礼部侍郎、赵郡人苏公伯脩在真定城北安丰有一座别墅，在那里治理土地建成园林，种了几十株桃树、杏树，又在园中筑了一座亭子。他想着游历疲倦回来时，便同乡里的贤者在亭中闲适徘徊，观览春日景物来舒展精神心情。往年奎章阁学士、蜀郡虞公曾把它命名为“春风亭”，并且亲自大书其名。今年陈旅在京师拜访伯脩，伯脩又让陈旅为它写记。我曾听说古代的君子知道人的身体与天地相同，而万物的道理都完备于我身，所以常常想让自己的身体如同风箱一样，鼓荡天地的和气。即使有时受到势力所不能达到之处的限制，但他面色润泽、胸怀充盈，也足以使人欣喜感动、向往仰慕，从而生起向善求祥的心。因此，居住在一个乡里，那个乡里就大丰收；治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大治。这就是世人所谓仁人和有志之士所以学习而达到的境界。过去孔子长叹说：‘我同颜回一样。’程子说这句话具有尧舜的气象。陈旅曾因程子的话思考，变得时和而风俗雍熙、使远方来归而感化和谐，原来是同一个机理：体察诚信而达到顺和，穷究神妙而知晓变化，鼓动万物而万物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近世伊洛一带的几位君子，难道也有志于此吗？邵子的学问没有显现在施行方面，只是在风和日丽时出游，士大夫便欣然相迎。他车子的声音，即使儿童和仆役也无不为他的到来而高兴；假如把他的学问施用于世间，又会怎样呢？程伯子所到之处，百姓受到感化；他离去以后，人们还思念他。他以忠诚取得君主的信任，始终没有疑忌，极力说明新法不便之处，而争论的人也不恼怒。朱公掞用春风来比喻他，可以说是善于称述德行了。当宋朝强盛之时，两位先生身处天下各地的风土之间，交游往来，借风云草木吟咏，他们所到之处是多么和煦，真像浴沂、舞雩时的情趣啊！唉！两位先生都是学习尧舜孔子之道的，可世上的学者无不说“学习尧舜孔子”，又有谁曾达到这个境界呢？达不到这里，不过是得到尧舜孔子学问的粗略表面罢了。伯脩清明而温厚，又善于学习以成就自己的德行；人与他相处，不知不觉就受到和气的熏陶。如今他任春官小宗伯，正在替天子治理礼乐，调和宣发阴阳之气，使神灵与人和谐；将来又要进入政府，辅佐天下的大化，使仁爱的风气传播到四方，然后回到故乡，与乡里的老人和孩子在这座亭中宴饮休息，共同歌咏尧舜的治理，不也是盛事吗？

译环溪堂记 古代的君子祭祀祖先有宗庙，聚合族人有宗族之庙，用来崇尚孝道并扩大亲爱之情。自从后世不再重视这些事情，虽然是世家子孙，也有对自己的祖先漠然无情、对共同出生的人疏远冷淡的。甚至有各家自行祭祀的，只凭自己的心意行事；有各人自行结族的，也只看形势是否尚未分裂。何况又有因此而做不到这些事情的人，人伦纲纪一旦败坏，难道是天下的小事吗？有志之士认为，先王的礼制固然还不能完全实行，但只要可以启发天性、辅助世俗教化，就宁可厚重一些并赶快实行，这也是制礼者的本心。世上有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为他写记呢？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公德隆来见我说：‘广信贵溪有一座山，形状像大象；山的北面瀑布在青林丹崖之间喷涌飞舞，流成两条溪川，穿行曲折而绵延。两条溪流环绕之处有良田美地，正是我张氏的居所。我曾在溪川上筑堂，名叫环溪堂。云雾水波环抱厅堂，清气回旋聚合，我打算在这里祭祀祖先、聚合族人。希望把这件事记在石上，给后人看。’考察张氏的源流，起于汉代留侯，魏太山太守张岱；后来从河南迁到清河。唐朝宰相文瓘的孙子张介任杭州刺史，于是定居杭州，后来迁到徽州，又迁到饶州。从饶州分出一支在建昌置宅，宋初有名戬的人从建昌来到贵溪。张戬的四世孙张绪，张绪生下追赠大中大夫张贯，张贯的儿子张运考中宣和进士，官至通奉大夫、敷文阁待制，累次追赠至少师、开府仪同三司、贵溪开国伯。诸位子弟都通达显贵，后来又分迁到番易。张绪的小儿子张遹留居贵溪，五世之后生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他以清静无为之道，在我世皇皇帝平定海隅、使天下宁一之时辅佐皇帝，历代圣主都采用他的言论来推行玄妙的教化。他的父亲张九德任江东宣慰副使，累积官阶至大中大夫。后来朝廷推恩三代，追赠大中大夫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国、魏国公，两个孙子都成为优秀的二千石官。族中做官的人比从前更加多了。张遹的长子名适，张适的第二子名宗伯，品行端正；他的几个儿子都向陆文安先生学习。张宗伯的第四代就是德隆，是大宗师的侄孙。他说：‘自从显祖以来，本来就是我所应当祭祀的祖先；而张氏今日兴盛，是由于大宗师。我作为他的侄孙，承继并发扬他的道统，那么他又是我所应当祭祀的人。然而大宗师实际上是凭借老氏的教法而兴盛起来的，曾经请求朝廷追赠祖师。七个人都被封为真人。第一位是张思永，第四位是张闻诗，他们都是我族中最尊贵显达的人。大宗师入道后，名闻诗的人又携带并辅佐他。凡是这些人，都是我不能不祭祀的祖先。我们族人在这座堂中聚会，共同思考怎样使后代富足、使宗族兴盛，怎么能忘记呢？又想到同出于我们共同祖先一身的人，怎么能不彼此亲爱呢？上面祭祀祖先，下面聚合族人，精神血气彼此感通，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我曾观察《易经》的《萃卦》和《涣卦》。《萃》是聚集，《涣》是离散。两卦都以宗庙来说明，为什么呢？大概是说人心很难统一，鬼神也很难会合，必须在宗庙中才能收摄维系天下的离散。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公卿大夫士都可以立庙祭祀。人们纷乱往来的思绪，在庄严肃敬之时无不收束。祭祀在这里举行，祖先的精神就降临；宴饮在这里举行，宗族就和睦。《礼记》传说：礼如同酿酒的曲蘖，君子用它使情意厚重，小人用它使情意淡薄。真人祭祀祖先、聚合宗族，虽然不必完全依照古礼，难道不应该宁可厚重一些，以激励已经淡薄的风俗吗？这又是君子运用礼的权宜之道吧？从前孔子向老聃学习礼，以常道为根本而通达变化，这些内容大略见于戴氏的书中。老子本来就是百世的礼学老师，而礼没有比辨明伦理更大的。张氏世代为儒，又从文安先生那里有所承受；他们所做的事情远远不同于流俗中奉行老氏之道的人，这是很自然的。真人在尚方侍奉祠祀，每年按时回来，在环溪堂上荐献常祭之礼，族中大小人等全都聚集。住在番易的人离这里不远，也乘着雕饰的车、驾着文马而来，足以充满乡里的道路。明亮的簪饰和华美的佩巾，辉映着厅堂。祭祀时庄敬肃穆，宴饮时欢畅和乐，将会不自觉地忘记所祭祀的祖先年代已经久远，也忘记所宴饮的族人已经分支离散。乡里的人聚集观看，孝亲爱族的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这样看来，真人又不只是厚待自己一家而已。世上有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为他写记呢？环翠楼记 豫章人范孟德，是集贤直学士揭先生的世代姻亲。他的儿子良臣，沉静庄重而喜爱学习。揭先生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良臣跟随揭先生在京师学习，我多次同他交谈，知道他一生致力于德行。范氏居住在丰城东六十里的槠山，槠山南面有宝林，招云在它的东西两侧，灌溪在它北面，游溪的山峦又耸立在那里。孟德在居所东面建造四间屋架的楼，用来收藏书籍，让良臣住在那里。良臣读书之余，凭高处远望，只见层层山峦、列列峰岑，拱向聚会、联络不断。近处则有大树高竹，交错掩映、浓密葱郁，环绕楼阁观看，苍翠之色全都聚集而来。于是揭先生把楼命名为“环翠”，并且亲自大书其名。良臣又带着揭先生的话来请我写记。我告诉他说：‘先生也是希望你更加致力于德行。珍珠生成而崖岸不会枯竭，土地中有宝藏，神明的光彩就会舒展。善于观察气运消长的人，不从人身上寻找，而是观察房屋门户的润泽。贤者又何必在意山川草木的观赏呢？贤者所居之处，山川也会因此明丽秀美，草木也会因此滋润有光。美善之色所聚集的地方，就在他的房屋门户之间。既然如此，那么楼名为“环翠”，难道不正是范氏致力于德行的吉祥征兆吗？从前御史中丞马公伯庸对我说：‘我白天坐在华阴县衙，山上的翠色飞到几案上；那座山中有隐居的君子，只是我没有能够见到他。’我每次回想起他的话，就产生超脱尘俗的思绪。后来有一天经过豫章的原野，望见丰城的槠山，承接那飞来的翠色，想象山中的隐士；这样做，也差不多可以接近那人的高尚情怀了吧。

译西岩书院记 巢湖周长三百里，湖北有座山叫西岩。山顶的石笋高一百尺，山麓平原绵延，左右高高隆起，环绕相向，风气深厚。河南程氏已经居住在那里两代了。屋后有万株松树，石笋远远高出松树，直对屋檐中央。屋前有大池塘，周围种着美好的植物；池前有田，适宜种稻。屋旁有万竿竹子，园中排列着蔬菜畦地和瓜果区域，十分秀丽。程氏中在朝廷做官的谦夫对我说：‘士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但我厌恶那些只知道做官的士人。旧日的学问荒废衰落，而将要到来的事变无穷无尽；拿荒废的学问去应对无穷的事变，想要使它能够施于世事，实在很难。我在住宅左边建了四间屋架的堂屋，用来聚集书籍。那里幽深而温暖，地基平整坚固，材料美好质朴，门窗适合温暖和凉爽的需要。我出仕时，退职休息时，就同志同道合的人温习旧学，考察前人的言论和往事中的美善之处，也许将来把它们施用于纷繁的政事时就不会错乱。堂屋后面有一处高敞明爽的地方，建了一座小亭，面向西南，可以望见湖水。湖中孤山郁然耸立，烟雾中的船帆和水鸟在空蒙浩荡之间来往。我读书之余便登上这座亭子，面对广阔原野来观察天地的广大；我的滞塞之处由此得到释放，狭隘之处由此变得开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章〕 我又想到立志很难，守住自己的志向尤其难。志向在困穷居处时树立起来，却不被富贵显达所夺取，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只是亭子旁边长松连绵满目，因此取范鲁公《质之诗》的意思，把亭子命名为“晚翠”。我在居住时学习，在游览观赏时警戒自己，这样或许就能达到我所想达到的境界。’我在京师与谦夫关系友善深厚，同船南归时，看见他在读《名臣言行录》，便叹息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哪一个不是靠学习的力量呢？’谦夫大概是有志于使学问施及万物的人。我听说善于做官的人一定善于学习；治理政事如果不以学术为根本，那么百姓就不能受到仁义的恩泽。世上擅长吏事的人，大多指责儒生腐朽迂阔、不能任用；儒生又苦恼于他们不与自己相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便把孔孟的话全都闭口不说，天天同传写簿书的人混在一起，便被牵引到求取功名的要路，取得高官厚禄便离开，再不考虑自己施及万物的结果如何。谦夫由国子生出身而进入京官之列，本来可以同许多有才之人驰骋于功名场中，却建造书堂，在乡党子弟中讲论学问，处在别人不肯做的地方；如果不是器量见识远超常人，他能做到吗？从前儒学先辈往往在做官以后，回到山林间同弟子讲道；后人又就他们所建的书院寄托仰慕，从而有所获得。谦夫诚实笃厚，有志于儒学先辈所做的事情，那么将来一定会看见淮南的学者在西岩之下日益兴起。谦夫嘱托我写记，于是作此记。嘉兴路儒学教授题名记 无锡人强可仕，字行之，任嘉兴教授时，写信来对我说：‘江南承受国家声教已经六十四年了，在这里掌管教化事务的大多是过去的名士，却都还没有人写记。学中的老人还能清清楚楚地讲述他们；如果现在不记录，时间越久将越无从考察。我正在修饰弊坏、振兴坠废，只是每天精力不够。现开始追溯考察至元丙子年以来的教授，得到二十四人，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贞石上。我和后来的人可以在碑后依次书写，希望您为此写记，作为警示。’我认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理是伟大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常让学官掌握这些道理来教授众多士人，大概是认为士人是百姓的希望。士人学习正当，民间风俗就美好；民间风俗美好，社会的德行就厚重；社会德行厚重，唐虞三代的盛况就在这里了。承担教育事务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如果漫不经心地来，轻率地离去，那又是多么不替我们的道统着想啊！他们的姓名、籍贯和任职年月，已经一一列出，后人就有可以考察的依据了。陆宣公是本郡的先贤，他说：‘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所学。’做这个地方的学官，也应当体会这句话；也应当体会这句话！行之敦厚茂实而有才干，用心于学校事务，我将看到他一定有所成就。’ 昆山州崇福观记 崇福观，原本是昆山胥氏的住宅。胥氏族人舜举学习黄帝、老子的道术。又想到自己有幸居住在太平时代，靠田地获得粮食、靠桑蚕得到衣服，安闲自在而没有忧患，这是皇上的恩赐。我们这些普通人拿什么报答恩赐呢？只有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献给神明，希望为国家招致大福吗？元贞元年，于是把住宅改建为道观，殿堂、门廊以及各种房屋，都建得高大宽广而合乎尺度。设置神君、仙人之类的神像，自己成为道士来侍奉它们。又拿十顷有余的田地作为观田。总领道教的人于是上表把道观命名为“崇福”，任命舜举为主持。延祐五年，舜举去世，他的儿子处仁、若弼继承主持。泰定年间，有司认为老、佛之道还没有与民间分别，胥氏的后人离去做平民，而道观也日渐倾圮。当初，文宗皇帝还未即位、潜居金陵时，曾到本郡的玄妙观，登上冶亭观览山川。即位后，改玄妙观为大元永寿宫，命晋云赵嗣祺主持宫中事务，授教门真士玄明弘道虚一先生、宣城人陈宝琳为主持并提举教门高士虚白先生。赵嗣祺等于是大规模营建新宫，雄伟华丽，冠绝江左，四方都以能够看到它为荣。元统二年，处仁、若弼和他们的弟弟斗孙、起宗商议说：‘我们兄弟固然不能主持崇福观，却可以坐看它倾圮吗？应当托付给有才华、有声望的人来治理并振兴它。只要先人的事业不坠，仍然等于由胥氏主持。’于是都说：‘愿意把崇福观隶属于永寿宫，作为友院；由赵真士一同治理，确实合宜。’听说皇上降下玺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也让陈宝琳共同治理。于是道观中损坏的得到修缮，散失的得到收聚，宏大长久的规划也建立起来了。赵真士风神峻拔爽朗，志向广大而思虑周密。自从得到仁庙知遇以来，多次奉诏代替皇帝祭祀名山大川和其他应当祭祀的地方，掌领道宫若干处；其中大的都赐予名称，品秩视同五品，恩宠光彩十分显著。而嗣天师、大宗师张真君，现任大宗师吴公以及各位名公卿大夫士，也都敬爱看重他。真士从来没有骄侈自满的神色，反而更加谦退俭约、勤勉用力而不懈怠。陈高士又辅佐他完成事业，因此所治理的道宫没有一处不合乎意愿。胥氏可以说是找到了合适的托付之人。修建这座道观，是为了为我们的君主崇敬福德；福气聚集在一个人身上，便可以施及天下。天下承受他的福泽，胥氏难道不能参与其中吗？昆丘在东海之上，果真有羡门、安期一类的人，乘着云气在其中往来。真士便设下恭敬的候望之所说：‘蜚廉桂馆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如今天子派我在这里等候诸位公等。’

译思敬堂记 敬对于人意义重大。我们凭敬来侍奉上天。我们的身体是上天赋予的，敬重自身就是侍奉上天。天理流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我们忠于君主、敬爱亲人，并且善待兄弟、夫妇、朋友，就是侍奉上天。从屋漏之内直到门户庭院之外，从自身直到众多事物，没有一处不是天理所在，因此没有一刻可以不敬。我们难道可以松懈而不思考吗？敬，是用来持守我心的。世上的人每天让自己的心同世间的得失利害无穷无尽地旋转，忽然不知不觉成了禽兽一样的人，这也太不肯思考了吧？不思考竟使人变成禽兽，那么思考对于人来说也太重要了。因此君子对于自己的心，在安静而尚未起念时，用敬来保存它；念头刚萌发时，用敬来察验它。敬意存于心中，就能体察并实践诚信；用敬来察验，就能达到通达顺和。诚信得以落实，礼就建立起来；顺和得以通达，乐就兴起。礼乐施行于自身，天地万物的情理就能贯通。我将要在这个世上成为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思考呢？天台人许广大、字具瞻对我说：‘我的先人用“思敬”给堂屋命名，又曾经以此作诗。让广大诵读它，广大不敢忘记。’泰定三年，先人即位。那一年，家堂在吴越遭遇变故；三年后建成新堂，仍沿用原来的名称。元统元年，广大有幸考中进士，于是有了俸禄，家业才略有建立。想到父亲再也无法相见，您幸而记述了我的这座堂。我早晚看着它，希望父亲的遗言还没有远去。您说：“许氏真善于教育孩子啊。”圣人关于敬的教诲，著录在各类典籍中，大概说得十分恳切。求学的人往往只是习惯于听闻，却不加思考；一思考，敬就在这里了。他将游宦求学于四方，曾把父亲所示的诗装在行囊中，时时翻阅。父亲去世十五年后，这座堂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他仍嘱托我为它作记。因此，如果不是因为他深切思念父亲、专心于敬，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古代能够在天下大有作为、成就善政的人，没有不是由孝敬父母之心扩充开来的。具瞻将要大力推行思亲与敬的道理，难道也正是以此为根本吗？《洞虚宫三元洞仙殿记》无锡洞虚宫，本是梁大同年间创建的斗山青玄观。宋初迁建到城中，赐名为“洞虚观”。我朝泰定元年，将观改为宫，大概是为国家举行祈福庆典的场所，也是士民祈祷祭祀的灵验之地。当初，州中的高士华益谦，既主持宫中事务，又兼管杭州的宗阳宫和西太乙宫。他认为洞虚宫是出家受业的地方，土地收入虽少，房屋又衰败破损，不可不修葺，于是多次往来经营修缮。至顺三年秋天，有人因不慎引发火灾，三元祠和山神殿都被烧毁了。他又叹息说：“这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那高高覆盖在上面的，是天；高高承载在中央的，是地；浩大地流淌在下面、越远越不可穷尽的，都是水。这三者，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它们更大。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善恶有记录，功过有考核，难道不在于主管这些事务的神明吗？要使人远离灾祸而趋向福祉，大概也在这里了。”至于祠山大神，就是古代所说能够抵御大灾、捍卫重大祸患的神明。天高，地厚，水深。天高，人无法到达；地厚、水深，人也无法进入。大神却能够出入有无，通达世人不能通达之处，所以旱灾、水灾以及一切阴阳失调，都能在幽深莫测的顷刻之间替人消除祸患。因此，三元祠和祠山神祠都不可不重建。于是宫中任职的安、以道、沈常德、童德和等人开始经营此事。喜好行善的人家，乐于出资帮助，于是筹集工匠、估量材料，建造并翻新了这些殿宇。至元再元四年某月某日吉日竣工。坛场殿堂防守严整，神像设置庄严华丽，神明的光辉、灵验和威望，都比过去更盛。州人前来观看，敬慕而畏惧、谨慎自持之心便产生了。充满宇宙的，都是鬼神；细微的事物尚且都有鬼神存在，何况宏大的事物，以及其中显赫的精气神呢？然而人的内心，是鬼神感应的关键。若以散漫的心茫然寻求鬼神，不如设置神像和神位，以集中人们祈求的心；心之所聚，正是鬼神所在。华君在神明所在之处，依照道法举行醮祭，也必然会得到感应。大概星辰运行顺轨，江河湖泽各尽职责，寒暑调节有序，风雨按时而至，万物都生长繁殖；上位者没有忧患而长寿，下位者都没有恶行而有善德。这是神明的庇佑，使人们能够共同在太平时代安乐生活，也正是祈福祝祷的用意。世上那些只顾谋求自身利益的人，本来就无暇顾及其他；至于有些脱离外物牵累、飘然独往的人，又都有所不肯做。寻求像华君这样用心的人，也实在少见。所以，我因它已经应验而为它作记，也因此很高兴替它写下这篇文章。宫中过去有一间方丈室，自宋室南渡以来，县尉借来作为官署，后来破败腐朽，已无法支撑，于是将它拆除。到现在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如今仍在原址建作房屋。

译《庆元路儒学新修庙学记》《学记》说：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也就是说，学校是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建立学校，以崇尚教化，并承担整饬风俗纲纪的责任。担任师长、统帅教化之职的人，不敢不把这件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四明郡学建于唐开元年间，贞元年间建立宣圣庙，宋天禧年间庙和学校迁到郡城东北角。建炎年间毁于战火，只有大殿保存下来。宋朝在江左统治一百五十年，博学之士和有才干的大臣，纷纷从句章出现；那么他们诵读诗书的处所，也应当更加完备美观才是。我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以后，认为孔子之道能够巩固教化的根基，于是兴办学校，任用儒雅之士，天下人都欣然向往这种风气。至元十九年，庆元庙学遭灾，当时的守臣只求赶快建成房屋，规制简陋。至元二十八年才大规模营建，至大二年又重建大成殿，这些都是部使者倡导兴修的。年代久远以后，过去宏伟壮丽、光彩鲜明的建筑，都坍塌破败而昏暗了。至元四年冬，廉访副使宁夏顺昌公巡视所属地区来到郡城，首先到庙中拜谒，又环视教师和学生的房舍，叹息说：“这里是传播教化的地方，却衰败到这个样子；现在不修葺，责任就在我了。” 总管上饶人张荥祖忧惧地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廉访公嘱托侯即筹划此事，考核学田收入，征收过去拖欠的赋税，削减浮费，以筹备材料、物资和工匠佣金。又嘱托同知燕山人齐谦主持工程督办，齐侯竭尽心力，先修葺礼殿，重塑圣像，筑坛供奉神灵，建造神位之所并加以覆盖。四配、十哲以及从祀的诸位先贤，也都修饰了他们的形象。殿上所供奉的神像筑坛设防，两廊中的神像则设置承尘；神态昂扬，仪容如圭璋般端庄，服饰纹章华美盛大，来参观的人仿佛在洙泗之滨见到了圣贤，徘徊留恋而不忍离去。在此以前，尊经阁的梁、楹、栋、榱都已腐朽蛀坏，甚至将要倾压；明伦堂也坠漏不堪，不能遮蔽风雨。到这时，全部用坚实木材替换腐木，用密瓦替换稀疏的瓦片，用平整的砖除掉坏阶。殿门、先贤祠、八斋、大小学、厨房粮仓，没有不修治的。又仍在原址建守神之祠，铸造金属礼器，以补足原来不完备的部分。第二年秋天，教授金华人王苰写信来请我作记。我私下认为，孔子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用来善治天下的道理，而孔子又用它使万世都得到善治。它的道理具备于人的内心，体现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它的教诲具备于六经，在庠序中讲习，并实行于邦国、庙朝、乡党和家庭之间。人们懂得讲学，孔子之道就会彰明；孔子之道彰明，唐虞三代的盛治将不只存在于尧、舜、禹、汤、文、武时代，也会存在于今天。治理天下的人不能使每个人都遵从道，所以既设置学校官员来教育他们，又让担任师长、统帅的人教导并率领他们，让负责风纪的人宣扬教化并加以整饬。不用这条道理来使百姓向善，是轻视百姓；不用这条道理来使自身向善，是不爱惜自身。轻视百姓不是仁，不爱惜自身则不是孝廉。廉访公和郡中长官、佐贰官把兴办学校视为自己的责任，作为他们百姓的，也应当知道受到劝勉了。四明有许多博学而品行笃实的人，旧日世家的遗风也还有保存；父兄还常常告诫子弟，使他们穷究所学并落实于自身，从而摒弃浮薄习气、培养厚重品德。鲁人赞颂僖公能够修治泮宫，说：“人才济济，能够扩充美德之心。”那么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业，也可以期待泮宫中的诸位贤者了。

译《海盐州儒学新修庙学记》海盐州士人韩允元等给我写信说：“从前我们海盐州还是县的时候，宣圣庙在县治南面，县城东面另有学校。如今学校附设在庙旁，是前代合并的结果。学校有田一万多亩，至元初年归附之时，百姓趁机侵占据为己有，归学校的收入十成中只有二三成。元贞元年，县升为州，以学校作为州学，设置教授。大德年间，教授丘世良等人才开始收复学田。延祐二年，刘文翁主持教务，学田才全部收回。仓库充实之后，便修治并翻新了破坏的房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学田没有减少，年成也不总是歉收，但财用仍不能相称，借贷越来越重，弊病深积，却没有人能够消除。只是房屋高耸的部分，也几乎不能抵御风雨了。至元再元三年，单父人吕德裕、字文饶，担任教授，慨然有兴办修建的志向。知州赵孟贯、字子唯，也愿意同他共同有所作为。不久，廉访赡思得任期结束，恰好巡视所属地区来到本州；他本是儒者，曾经了解文饶，也认识新任州官贾甫、字吉甫；贾甫也有意于文教事业，于是教授得以施展志向。深重的弊病予以剔除，积累的弊害予以清理；凡租种学田却自行封闭、侵占收入的人，全都惩处并追缴。” 大的防护措施既已建立，又没有因此自满。这一年又获得丰收，教授高兴地说：‘上天大概是在帮助我们兴修庙学吧！’于是召集工匠，购买材料，修缮大成殿。各种腐朽弯曲的木材，都用坚实木料替换；上面损坏的就拆掉改盖瓦，下面剥蚀的就除去改砌砖，中间模糊剥落的就重新涂饰丹青。凡是旧建筑将要倾圮的，也没有不重新修治的。圣贤的神像设置，更加修饰其光彩；从祀的诸位贤人，则重新绘在廊庑墙壁上。殿门南面、东面原有四间房屋，用来祭祀守神；到这时修筑了新祠，将神像迁到南面、西面的新祠中。祭奠拜谒先圣时，就把旧祠作为整理仪容的地方；又建造棂星门和采芹桥门。庙南的道路向西折出，于是建成外西门。其余或门或墙，也全都修建了。工程始于至元再元四年春，第二年夏天完工。过去宋代县学设置主学，有官署住所；海盐主学的住所离庙约三里，旧址仅存，因此历任学官大多在庙旁租房居住，低洼狭窄，无法安适。庙西有民宅将要出售，文饶便以诸生的名义请求购买，于是买下房屋作为官署；从筹划修营庙学到建成官署，费用也很大。不过过去的债务全都偿清了，士人的廪禄仍能接续，弟子员增加到五十人，都供给他们膳食并加以教育。” 允元等又说：教授的住所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办事制度，凡节省下来的钱超过五十缗，必须向州里禀报；顽劣粗暴的人也因畏惧而服从。有善良愿望的人，感到喜悦并予以帮助，所以能够把困窘化为富裕，卓然取得成功。像这样的善愿，应当刻在石上记载下来。我听说后认为，有作为的人没有难办的事，尽职的人没有卑微的官职。委吏、乘田，是职位卑下的官职；孔子担任它们时，会计处理得当，牛羊长得肥壮，职务便有了长久成效。鲁国已经不可治理了，孔子治理它，国家却得到大治，齐国人归还了侵占的土地。圣人辅助鲁国的成效，在担任委吏、乘田时已经具备了。这个州的学官常常为难以有所作为而忧虑，大概以为职位低下，力量有所不能达到。唉，职位哪里有比委吏、乘田更卑下的？事情哪里有比治理鲁国更困难的？文饶处在卑微职位而处理困难事务，却能从容办成，我知道他将来可以在世上得到重用。孟子说：‘这是我的愿望，那就学习孔子。我们这一党舍弃孔子，又向谁学习呢？’教授是鲁地的贤者，观察他的作为，就可以因此奋发兴起。如今教养士人的设施已经完备美好，求学的人在这里，难道不应当专心学习吗？炫耀华饰不如安守实际，养成骄傲习气不如厚重谦让。在祭祀礼器之间周旋，使仪容舒展；在弦歌诵读的风气中受到鼓舞，使心气和谐。将来有人来到海边观察风俗，一定会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像鲁国呢？’这项工程中，管理钱粮出入的是朱綋，管理文书的是张玉、戴从诲。《存诚斋记》金华萧氏，是世代仕宦的家族。萧思明居住在钱塘，同我交游已经很久了。我喜爱他的言语和行为都谨慎严肃。武夷杜先生为他的书斋篆题“存诚”二字。思明来请求我作记。我说：“先生真善于教育人啊！人不可能没有过错，而过错常常产生于意虑所不能顾及之处。所以《乾卦》九二虽然处在没有过错的地位，《文言传》却说：‘平常说话要守信，平常行事要谨慎，防闲邪念而保存诚心。’这是说，不可自以为没有过错便不再谨慎。能够防止邪念，诚心就保存下来了。圣人对于德行处在正中地位的人，尚且这样告诫，何况众人还不能达到正中之道呢？诚，是天地真实不妄的道理，人和万物都具备它，凭它而生，本来没有不存在的。难道会有不存在的吗？一旦不存在，邪妄就会伤害它。譬如元气充满人的身体，邪气一旦侵袭，元气就会受到冲击摇动。所以善于养生的人，只是不让邪气有机会乘虚而入。若说‘我的身体完整坚固，不需要养生之道’，唉，这也是极其不明智的。过去曾子谈诚意，说：‘君子一定要谨慎对待独处之时。’周子谈诚，说：‘诚是无所造作的状态，是善恶萌动的关头。’ 所谓谨慎独处，所谓把握善恶萌动的关头，难道都是以防闲邪念、保存诚心的话为根本吗？思明，你可不要自以为言语行为已经足够谨慎了。意念刚刚萌发之时，是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尤其应当在隐微防范之处更加谨慎吧？”

译《谨严斋记》钱塘方直卿，沉静谨慎而又喜爱学习。他曾学习《春秋》，取韩愈的话，把读书的地方命名为“谨严斋”，大概是想借此修养自身。集贤直学士豫章揭公为他大书其名。直卿又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记。我对直卿说：“你知道圣人创作《春秋》的原因吗？先王治理天下国家，是因为人有欲望而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制定谨慎严密的礼制，作为规范和防范。礼，是用来整治人伦、维系世道的。世道逐渐衰败，到了衰周，天王以及各国君臣，把先王用来规范防范的制度全都毁坏撕裂、抛弃不顾，于是人伦大为败坏，世道也大为崩坏。圣人想到周礼不可以完全废弃，于是作《春秋》来挽救它的弊失。凡是违背礼的事情，都被载入《春秋》，所以说它是圣人的刑书。谨慎严密，是礼的本体。《春秋》挽救礼制的弊失，又怎么能不谨严呢？君子显达而有所作为时，就希望使世上的人都进入礼，而不要进入《春秋》所记的刑罚；困穷而独善其身时，就一定要使自身不落入《春秋》的贬责，而进入礼的规范。我有君主，就一定忠诚事奉君主；我有父亲，就一定孝顺事奉父亲；我有兄长，有夫妇关系，就一定尽到兄弟、夫妇之间的道义。我每说一句话、每抬一步脚，都要凛然如同圣人执笔站在面前记录我的行为，谨慎啊，严肃啊！如果不懂《春秋》，我凭什么知道礼所保存的道理呢？不过，严刑重典不施用于太平之世，严厉的脸色也不对雅正之人使用。君子用谨严来修养自身，到了举止容貌、周旋应对都合乎礼的地步，也就不必再担心落入《春秋》的责罚了。” 《约斋记》钱塘陈子安治理琴书之室，把它作为闲居之所，准备题写匾额，于是来向我求文。我说：“你的名是宁，字是子安；这就是你居处命名的依据吗？”然而你曾见世上那些习惯于安逸的人，往往松弛懒散而骄纵放肆。松弛懒散就会败坏事情，骄纵放肆就会傲慢对待万物。败坏事情又傲慢待物，那么安逸就会变成危险。君子因此有保持安危的道理。譬如水，筑堤防加以疏导，就不会冲决；譬如马，给它套上缰绳加以驾驭，就不会奔放失控。人的身体由血气构成，血气的欲望没有边际，难道能不为它设置堤防和缰绳吗？所以我说话，就有说话的节制；我行动，就有行动的约束。衡量我的房屋用来居住，饮食用来滋养，衣裳用来穿着，衽席用来睡眠，就有房屋、饮食、衣裳、衽席的节度。礼义，是人最大的防范。进入其中，就安稳；越出之外，就危险。聪明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常常退让自守，不敢把别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处身方式。别人正放纵恣肆，我宁可质朴拘谨；别人正夸张张扬，我宁可显得朴实；别人甘愿踩踏险隘，我就倚靠坚固之处而借行平坦之路。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有过失的人，是很少的。’ 所谓约，就是不奢侈放纵、任意自我放开的意思。请把居室命名为“约斋”，可以吗？”子安说：“好。”于是嘱托我为此作记。我因此说：“孔子之道极其广大，当时的门人没有谁不是各有所得并加以传承的。流传到今天的，是曾子的学问。曾子的学问，只在谨慎修身而已。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自身，在意念防范处谨慎，就可以把它扩充到宇宙的广大境界，难道只是为自身谋划吗？”子安沉静持重而又开通敏捷；沉静持重，就不会向流俗炫耀放纵；开通敏捷，就知道取舍的方向并努力学习。因此为他作这篇记。《逊敏斋记》学习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人类纷纷生长，懵懂活动；起初如同草木禽兽，后来有人能够秉持道德、遵循正道、具有文雅修养，美好之处由此从中显现出来，这就是学习的力量。从前圣王为天下确立最高准则，大概是想使天下人都汇聚归向这一准则，这就是学校兴起的缘由。到了商代，傅说说：“向古代的训诫学习，只要学习谦逊自己的志意，努力做到时时勤敏。”关于学习的方法，再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人的身体是血气构成的，志向如果不足以统率血气，就会骄傲懈怠。骄傲就容易自满，自满就不足以容纳学问；懈怠就容易中途停止，一停止就终于荒废学习。天下的善理无穷无尽，春秋交替，年老渐渐临近；如果不能谦逊自己的志意，即使学习，最终也和普通人没有区别，还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草木禽兽。大海处在最低下的位置，所以能容纳百川汇入；河流长江不停流淌，所以能够流入大海而与它同样广大。善于谦逊志意的人，像大海吧？善于时时勤敏的人，像河流长江吧？那些只有蹄印般小水洼却自以为浩荡的水，浅污的积水却自以为奔涌的水，又哪里值得同它们谈论海洋和江河呢？孔子是伟大的圣人，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老聃、郯子、师襄这些人，都没有超过孔子，可圣人仍然每每降低身份向他们求教。孔子说：“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取。”又说：“我学习从不厌倦。”还说：“学习就像赶不上什么一样。”这样看来，圣人做学问，也不过是谦逊志意、时时勤敏罢了，何况普通人求学呢？武林人陆宗亮，字孔昭，隐居在市井之中，能够勤劳谋生来侍奉父母，内心又确实喜爱学习。虽然身处商铺之中，仍常常拿着书阅读；闲暇时就向士大夫先生请教自己的疑惑，见到文辞写得好的，便抄录下来并作记号。他曾用“逊敏”命名自己的居所，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志向。孔昭来请求我作文作记，于是我为他解释这两个字的含义写给他，也用来警戒自己。《安雅堂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安雅堂集》卷九 元，陈旅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