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春堂续集卷五　　　　　明　邵寳　撰

译写诗记喜，依照文玉前诗的韵脚作答。鄱阳湖的波浪平静，阳鸟飞来；滕王阁依旧矗立在水中的台地上。防州的军队迅速出动，神旗再次树起；安庆城防坚固，贼人的战船回转逃走。文玉看见月亮，依照前韵再次作答【二首】。雨声刚刚停止，月光便照来。我知道有高人独自登上台阁。我也梦游天柱山顶，放声长歌；风吹动着云，云彩回旋。桂花岩下，月亮刚刚升起；登完层层楼阁，又登上高台。塔边的烟雾散去，星星错落；城边露水降下，水流曲折回旋。忽然听说防易台的泉水涌出。防易台上，朱砂研磨时听见露水滴落；忽然传来消息，说这里有源源不断的泉水。不要说一滴水不算多，防易台仿佛穷尽乾坤，水流也仿佛贯通无尽岁月。试饮曲水。正月已经过去，二月到来；梅花凋落了一半，杏花刚刚开放。山中新建了兰亭，水色明亮；今日同朋友一起试饮一杯。王中书画的菊花。石庵画竹，古今都称奇妙；画菊也同样能钩勒出它的深意。相逢时不要只认花的容貌，二者同样具有岁寒君子的心。新泉杂诗【六首】。埋葬诗卷的碑边，泉水形成一泓，环绕着仿佛很有情意。文章本来就是天地间的秀气：光明上达星辰，滋润下行大地。久旱之后，惊喜地看见这里有泉水；涓涓细流还不能流到山间田野。山野之人没有祈求它成为甘霖的梦想，请告诉邻近的僧人，不要随便传播。山人喜爱泉水。泉水从山中流出，在白云之间发出清冷的声响。有情还是无情，不必追问；泉水与山人，内心共同闲适。清静地观看松梢一滴一滴的露水，安静地喜爱石缝中源源不断的泉水。滴滴露水，不要夸说是天上的水；源源泉水，必须知道它是地中的天。上方得到一块石头，石头像台子；下方的泉水从石孔中流来。想在中间斜斜地把石头做成台阶，台阶旁的松树任凭僧人栽种。在滴露泉边听玉石般的水声，万座山峰在白昼中没有一点声响，只有泉声琤琤。报时不必依靠莲花漏，一息之间已经包含万古情怀。秋日里在山中听泉。石缝间水声汩汩，池水声泠泠。流入下池的声音像来自上池；听着这天然而纯一的泉声，生生不息，今日仍是如此。八座山峰笼罩在云雾中，只有一座山峰青翠可见。陆全卿夜间经过锡代东（二首）。您曾寄给我惠山诗，说我忧虑时局，所发议论自有奇见；还想在归舟上再展开来抄写。谁知五更时分寒卧，竟全然没有察觉。回望曲折险难的道路，感谢它已成为险途；归来后仍是从前的陈湖。他年若有寻访僧人的兴致，哪一处青山不能携一壶酒前往？王中书为祖上人绘《翻经图》，松庵僧请我题写以记感怀。谁能认出翻经的祖上人？在中书的画里，才看见他的真容。当时宾客中还有先公在世，却再也见不到他的风采仪容，只能独自悲伤神情。（先公，是指我的高伯祖履旋、高祖履素两位府君，他们同祖上人是方外之交。中书作画，正是那个时候啊，正是那个时候啊！）一百三十多年以后，嘉靖改元二月七日题记。为冯廷伯题画（二首）。精神周游八极，天下万物都在我的神思之中。世间人争相爱恋的，不过是梦中的春色。请你不要向痴人说这些，谁会相信无身竟就是有身？茫茫碧海之上，连天空也看不见；哪里有乘木筏远行的人，不是神仙呢？回首汉廷，已经过了千年，使人反而想起当年向长沮、桀溺问津的岁月。感谢王郡公赠鹿。书院刚刚建成，道路也已开通。鹿群呦呦，从郡堂来到这里。二十年后才从庐山旧梦中醒来；春草仍会生长，足以防守易台。月岩。千仞高的岩石耸立在江边，海上月亮升高时，影子映在波涛中。有客人吹箫，却不是赤壁之游；主人夜里的兴致又将如何？读冯廷伯《元始剩语》三绝。子午相会之时，原本全无形象；阳气行至中间，便有一线生机。从此乾坤运转，日月运行；这天地的先后次序，自然分明。太极生出人来，人们往往只谈阴阳。只能知道二，却不知道三。谁能把三中的一揭示出来？还要与濂溪老人相参证。才刚责怪别人话多，自己说的话却已经太多；风吹水面，马上就生出波纹。不如跳出樊笼而去，独自和着尧夫的《击壤歌》。吴蜀胜游。向西进入岷山、嶓冢山，向东直到大海，万里长江仿佛银河。凭谁替我问一问那乘木筏的客人：天上人间的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呢？种兰，感谢赵宜兴。九畹兰草，自从楚人之后便荒芜在茅草之中，已经几千个春秋；如今求得山中兰种，老眼看去，株株都是真兰。和丁仁夫《梦中忆涣然亭》。三个弟子从容侍立，一座亭中夜深灯火相伴，共同谈论经书。因为您，我反而惭愧，蒿庵的心意曾答应交给春风，传出瑟声。喜鹊图。往年喜鹊屡屡替慈母预报游子归来，母亲也屡屡占问游子何时归来。今天庭院中没有一件事情，闲看风色，也只觉得依稀如旧。

译谖草图。人生百年，时日短促，而孩子的孝心绵长。我面对谖花，喜爱这杯酒。今天在东湖的画中，穿着彩衣，以春酒庆贺当场。春日在成汝从宅中观画。画中的猎骑如龙眠山人所绘，菊花如云湖之景；笔下的风神，世间少见。春日石鱼湖上仍有积雪，坐在那里欣赏清景，不知不觉又添了几件衣服。钱元抑春日来访，用文内翰的韵（四首）。从旧日隐居处归来已经十年，回首风波，世事几度推移变迁？听说野史有新的评论，说到勇于退处的人，如今又轮到姓钱的了。还记得在湖南任职的那段时日，偶然停留，曾把新政拿来询问朝廷。草木蔬食之后，衡山子相对着琅函，眼中一片苍青。到了中年，笔砚从未荒废，新稿相继写成，已经堆满旧堂。湖上的行人时常指点说，钱家村就是郑公的故乡。东风吹拂，青草正欣欣生长；又到前庭迎接故人。一道清泉，千竿翠竹，和您还约定要一起观赏山中的春色。祝杨守愚九十岁老人长寿。天顺年初，有仁寿堂；弘治年中，有人瑞坊；九十四年后，又见这位老人。仰望前辈，光辉更加灿烂。（仁寿堂，是京师茹氏有位老人，活到一百零四岁时，英宗复辟，赐给他高年服；听到老人的姓名后，已经赐服，又命京兆设宴款待他，然后召见于便殿，并命六卿前往祝贺，于是建堂以此命名。人瑞坊，是太仓毛氏老人活到一百岁时，抚按诸公为他所建。他的孙子文简公毛澄，以状元身份任大宗伯，老人也按他的官职受到赠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岁〕 答王子春留别（二首）。岁末山林中万木凋空，我独自行走，常常朝着老松的东边。迂拙之人最爱宽阔闲静的地方，不肯寻根究底直到水源尽头。清静，是我一生偏爱的性情。到了晚年谈论经世济民，哪里敢求得周全？尧的仁德浩荡无边，本来就没有界限。什么地方的山林，不在上天之中？《醉石》次韵。太湖以南有许多秀美山峰，湖船偶然载着我经过莲蓉。什么时候能把它移到三峰之下？也好让我千年守护这株古松。戏赠秦国英。您家的竹林紧邻我的竹林，隔着墙共同守护岁寒不改的心志。一阵雷雨之后，笋如箨龙破土而出，送给我几茎，价值千万金。山中送春三绝。三月中旬，已经送走春天。蔷薇架旁，木香花初开，有黄有紫，并非没有色彩；但最终还是和东风相隔一尘。想留住春天却留不住，只能送春归去。多事的杨花，沾满了客人的衣裳。有兴致时再来，哪里还用约定？青山依旧，白发已生，早已忘却机心。苦雨之中，却怜爱新水上涨；天晴之后，又责怪野花开放。野花在小径旁，春天将要离去；新水在桥边，傍晚还未归还。墨竹。旧竹抽出新梢，竹叶青绿而繁密；四十分中已经占了三成。刚说清凉的树荫还没有遍布，路边便时常有客人来访。题画竹枝，祝凤山司徒长寿。梅花道人绘的竹枝，正如湘江风动、碧云流转之时。寄上一封书信到北方，为司徒祝寿。仿佛面对当初的宴席，歌唱《绿猗》。山僧赠灯，并诵昔人诗，因而依其韵作诗。在清静幽深之处，允许我悠闲度日。早晨看云来，傍晚看云还。又在泾水之上吟诵倪老的诗句，邵家亭子正面向西山。听说管大夫为祈晴而勤劳奔走，口头赋诗一首，以表达爱护和助力之意。掀起衣襟，冒雨奔走；风雷坛下，露出丹色的光彩。[疑有讹字]我这个病夫年轻时也曾蒙受民社之职，今日却低头想要拜谢您。兰畹尤翁赠我苏巾，奉诗致谢。您送给我苏巾，果然姓苏；畹翁也本来一直这样称呼它。明天早晨戴着它来到泉水旁，更觉得“巾”的名称仿佛正属于我。雨中与叶美春。雨中客人没有来，我超然自处，留下等待中秋看圆月。斟一杯清泉，饮几杯酒，穿着古代衣冠坐着面对青天。僧歌。我在山中往来已经几年，年年都有两位僧人相伴。不论他们是否把我的诗句当作禅语，僧人歌唱时仍然击节相和。隔着树林，风吹叶动，又送来流泉的声音。咏梅花菊。篱笆边的秋花，本来就自有光彩；何况它的色泽和香气又像梅花？不要误把栗里先生的馆舍，认作孤山处士的家。赠董道卿三绝。从前品评士人的亭前客人，如今来到吴山，独自给我以风月之慰。东湖的佳兴就在一处，几行青竹，写下了这首诗。曾几度校书进入庐山群峰，在云泉石畔把松树题遍。如今高座上只剩满壁尘土，梦中仍记得讲经时的钟声。迎养东西两处的老亲，鱼羹没有辜负著书之人；百年道眼，如风山般长存，留下门墙中的一脉春色。山中感事（二首）。羽人炼制将军，轻蔑忠贤；神道还能延续四百年而到这里，法术应当也随气数 समाप्त，只留下清冽的泉水在山中。当时本来借忠贤之名而显重，却反而因忠贤之名而觉得受到了严厉的诬蔑。旧庙已经空了，新庙也很寂静。回首睢阳，只见隔江一片荒芜。为勋侄题元人诗画。前辈的风流，都在画中的诗里。六个人处于不同朝代，不能同时相遇。一曲《清平乐》，包含许多春日兴致，只有金华太史能够知晓。送陈嘉猷赴朱氏馆。五里湖畔，是南御史的家；春夜星光寒冷，带着草堂斜倚。如今太邱先生仿佛仍在，在皋比席上讲学的日子里，和诸位学生一起畅游于圣人之道的边际。山中观梅，寄信给如山襄甫（三首）。山中的梅花比城中的开得早，却因为春寒也开得较迟。邻僧多事，又添了一层说法：梅花开得迟，是在等待老夫的诗。墙角两株疏花飘着香气，已经先尝到了春风的滋味。即使让万树连绵满山谷，也不如它冒着寒意开放，意味更为长久。观梅，出城看灯，回来时各处都洋溢着春风般的兴致，唯独我心中另有牵挂。不知沙翁与石老相伴游山，是否写出了关于青山的佳句。题画。凤凰已经几千年没有到来，为什么它的仪态羽毛竟然出现在石头上？笔下的景象究竟是真实还是幻境？一定是清梦飞到了西周。留下周文起住在斋中，早晨起来。有客人留宿在春风中，我将为他作传，如同仓公那样；蓉湖的药室，仿佛董奉的杏林，一片杏花，千树都红。送黄司训。春江清澈碧绿，带着晴日的烟霭；清晨从苍梧出发，乘船行万里。长亭中的酒喝完了，宾客散去，有人极目远望楚地南方的天空。观《沧浪吟卷》。（正德己卯冬，我遭遇刘瑾迫害，在东朝房听候圣旨。三江毛先生来探望我，与我谈诗一整天才离去。当时想看《沧浪吟卷》却没有得到，所以引以为缺憾。今天偶然得到此卷，追忆往昔，情感便流露在诗句中。） 《沧浪吟卷》第三卷《江话》帮助我谈诗直到日已西斜，巡逻的士卒多次经过，宾客安静下来，竟不知道门外正有风沙。与马天常留别。汪伦送我，也不如您送我深情；您到了严州，我们的道路也将分开。不要说桃花潭的水浅，回头看来，它还不如富春江的云气淡薄。月正四日到山中。清晨走出城门，遥望九峰，处处风光都与人相逢。不知雪后增添了多少春意？在绣岭庭前观看种松。与石泉。我醉了想要睡觉，您暂且坐着。您如果坐倦了，也回去休息。明天早晨若有兴致，就抱琴来到这里，唱一曲满院秋风吹梧桐。赠陆中书宏道。玉一般的容貌，星一般的眼睛，是近侍之臣的仪表；读经完毕，入朝拜谒枫宸。苏州巷口，宫詹馆中，至今还记得坐在和煦春风里的时光。约吴、丁二位朋友登超然堂，遇雨未能成行。五更时分风雨交加，阻挡了游人。树梢上的重重泉水，徒然焕然一新。最爱南塘的两位客人，到了晚年，唯独与我情谊亲厚。祝知微子七十岁。

译禅心与僧人的戒腊，和青山共同经历了多少相逢？云彩飘去又回来。即使说古稀之年便该止息，也可以说在清静之中已经穿透了百年关隘。向杨正甫索要松枝，口占一诗代为书信。每逢观看灯市，便搭配松枝；在灯光映照月色的时候，清幽之意最浓。石埠的松枝年年挑选不尽，今年刚好得到一篇诗。次韵卢师陈《感事》一绝。五月新堤还没有筑成，低洼田地里令人忧愁地听着桔槔声。只是因为多下了黄梅雨，并不是人间土地本来就不平。询问彭明府的病情。两个月来无聊地度日，幸好不必再处理簿书。金茎承接的甘露太远了，像司马相如一样口渴。二泉的病客，尤其疏懒；只有写信问候，才能表示起居之关切。画凤凰。凤凰多年不曾出现，回首西康，思绪遥远而渺茫。珍重钱郎移植竹子的心意，庭前的雨露正是尧的天下。画蝶。借着春风便放纵起舞，却不知道梦中自己就是庄周。世间还有更加痴迷的人，在画上涂抹朱砂铅粉，整天忙个不停。得到兰畹的和章，再用前韵作答。画中曾见过那种巾帽，正是大苏所戴的短檐高筒帽，过去一直这样称呼它。一定要唤醒千年的旧梦，在赤壁舟中认出从前的自己。题画（二首）。半山的台殿倚着秋空，仙人的车驾荒唐难信，野树一片红。兴致来到时，驾着孤舟还要去哪里？上天把高阁留在惠泉之东。仙家的楼阁，海中的桃花明丽。天气晴朗，云间仙鹤羽翼高举。这正是圣明君主开辟的长寿之域，八方民众万物共同受到陶铸。庐山览秀四咏。慕莲。匡庐山北面有莲花峰，周敦颐曾在这里留下行踪。请您试着谈谈《爱莲说》，如今我们所见的莲花，和当年所见是否相同？怀鹿。曾经和您一同观山来到这里，山中东西两面云影相接，直到南峰。千年古洞仍在；只是那头不眠的鹿，却让我想起多情而少鹤的鹤翁。瞻龙。石头像龙一样横卧在那里，谁能瞒过洞察一切的眼光？无法从尘世之外来观看。凭吊完武侯，只见云彩布满涧西郊外；却奇怪雨又来了，令人难以成行。寻找栗子。菊花似乎与寄奴结仇，秋风吹拂着古驿站外的草。下马后不必再唱旧曲，到了九原，应当更加感念行休。米老拜石图。那人一拜，石头便显得更加高耸；我奔波劳苦，长久勤勉，手持笏板，身穿官袍。我也低下头，恭敬地面对贞介之士；焚香之时，又常常朝着高大的山岩。偶然闻到书香。年轻时喜爱新书和纸墨的香气，不惜书价昂贵，借钱也要偿付。坐在精舍中，又不禁怀念旧日。海鹤诗中有“万卷堂”【我二十岁时，海鹤寄居在我家，曾题写先世的画，并有“万卷一堂”邀请我同享的句子】。鵞湖先生寄来《闲居二绝》，我依照原韵作诗奉答。从黄阁归来，鬓发还没有花白。如今写下一封信，向故人夸说此事。呼喊着从岩石东面下来，江水像白绢一样；还记得当年把船系在芦荻花旁。收起经邦治国的才略，不再谈论功劳；楼阁新建而成，碧色高高倚向天空。读完《黄庭经》后，时时拄着杖回来，和乡野老人谈论鱼虫。冬日入山，和随行的两位僧人同游。乘坐肩舆，乘兴进入山中；晴天喜爱西风，也带着北风，指着去听松庵外的道路。冬青树上，老枝刚刚泛红。与僧人交游胜过与俗客交游，这句话我早已听说，有见识的人也曾这样说。今天在山中遇到两位僧人，袈裟被风牵引着为我引路，登登而行。【壬申年冬天归来时，遇到如今的太宰陆水村，他对我说：您归隐山中出行，随从俗客不如随从僧人。现在想来，确实如此。】陶节妇。节妇名叫史防，是春的伯祖母。二十一岁时守寡，能够守节并抚养丈夫的弟弟防；防承袭世代相传的指挥官职。再传到春，升任都指挥，评论者把这些功劳归于节妇。节妇享年八十二岁，曾经接受贞妇旌表。靖江一带千里之地建立高大的牙旗，本来就是湖南老将的家族。一发之微却关系千钧，传到了长寿之地；祖姑的贞节已经受到褒奖嘉许。以蜜制白术一事询问南沙。医家看重白术，天台郡守曾经把它用蜜浸制后送来。咀嚼完并不知道其中滋味，只觉香气满室，仿佛桃花随流水而去，梦游瑶台。山中杂诗。一股泉水分成九个孔窍流淌，地下每个孔窍都通向幽深之处。行人到了这里，愁肠几乎断绝；不必等到松风吹满月楼，已经如此。八年月，防与七人同游于山水之间。曾有一位醉翁来到里园，那位老翁更加奇异绝妙。每当留下游兴，便托付给恢公。秋华十咏，依照如山的原韵。木樨。小山歌唱完了，只剩下零落的枝条。不要只说香气浓郁，色彩却并不繁多。千古以来，对广寒宫的真正欣赏都在这里；面对满天风露，今夜又将如何？鸡冠花。花朵文彩斑斓，簇簇聚集，清晨时格外繁密。它长久送走星光，直到经过孟陬。即使没有声音，也能报知昏晓；即使有色彩，也足以记录春秋。玉簪花。湘妃发髻旁遗落的一块美玉，却靠着秋风生长在草上。不要因为投桃便轻率地相报，贞洁的心须等到月光明亮时才能显现。孩儿菊。名字中有“菊”，其实并不是菊花，徒然让人误听；其中自有幽香，可以排解纷扰。它在秋风中一丛丛生长，在篱笆旁采摘；只是嫌荒草太多，想要把它们锄除。锦灯花。花枝高高低低，姿态秀美，又蓬松繁茂。它常常向着无人寻找的地方生长，连野外来客也不知道。像莲花火炬一样美丽，清晨出行时尤其喜爱它锦绣般的容貌。秋海棠。繁茂的秋草间点缀着红花。像春睡刚刚醒来，又重新晚妆打扮。并不是娇美的姿态能够使人愁绝，而是人世间人人自有柔肠。黄葵。花到了秋天，葵花浅浅地染上黄色。有根本来就能自我保全，不会受伤。乡野之人一寸赤诚也能如此，应当托付芹菜般的微薄心意，献给上方。金钱花。这花像子母钱，结成后不用借助蚨钱。天天在庭院下，看见金色的花朵采来。若真能拿它换酒，路上人人都会醉倒，还想扶持别人。大蓼。秋风中梦魂追逐着楚江的浮萍，谁在台阶前幻化出这样的身影？尤其是《九歌》也吟咏不尽它的情怀，年年相对，怨恨那些写《离骚》的人。雁来红。中秋月下，红色花叶像坠落的云霞一样鲜明，清波上锦缎般有着纹理。刚要说雁来红颜色美好，却又怎能经受江上初昏的日光呢？题写姚雪窗的扇子。闲暇时到哪里独自幽静地寻访？窗户正对着西峰，积雪深厚。寒窗苦读三冬并不是虚言，今人的心与古人的心本来相同。赠给惠训术士《秋山》图。甲子年，转瞬即逝的话确实如此。人世间没有什么，原来也有蓬壶等仙境。闲坐中悟得循环变化的道理，倚着高松看大海枯竭。为顾西津题画。太古时代，小小的山中白日漫长，幽居之人从梦中醒来，坐着焚香。东津有客人到来；还未到时，已经把野船系在乱石滩头。为外舅题写古琴。高山流水的意趣不在琴弦上，没有声音又怎能得到知音？高大的松树疏朗挺拔，在秋风中吹尽世俗的牵累，只剩下这颗心。《容春堂续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六　明邵寳撰。奏议【五首】。奏议。拟定祭祀先儒的奏状。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邵上奏：关于建议尊崇祭祀先儒一事，据我私下考察，先儒陈澔是江西南康府都昌县人。他的祖父、父亲世代研治《礼经》，到陈澔时尤其用力探究，深有所得，曾撰写《集说》一书，流传于学者之间。我太宗文皇帝纂修《大全》时，特意采用他的书，与程頥、朱熹、蔡沈、胡安国的《易》《书》《诗》《春秋》传义一同颁布天下。历代圣主相承，直到当今皇上在经筵进讲以及教人取士时，也都使用这些书。像这样的人，可以说对圣人经典有功。只是他隐居山林，声名事迹逐渐湮没，尚未得到特殊的典礼。然而乡邦后辈仰慕他的遗风，如同亲承指授，即使片言只语，也彼此传抄。他所居住的地方山名叫学堂，至今仍这样称呼。本县官吏、师生、乡老等，既已把他作为乡贤合祀于学宫，又另建祠堂一所，专门奉祀陈澔的牌位。他的德行和道义深得人心，这些事情便足以证明。听说成化年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曾建议说，陈澔解释经书的功劳，虽然不敢比拟程颐、朱熹，也可以排列在胡安国、蔡沈之后，想按照何休、贾逵、范▯、杜预等人的例子，请求让他从祀先圣庙庭。臣私下愚见，评论陈澔解释经书的功劳，正如学士刘定之所说，品评已经恰当；再参照乡里的舆论，也正如上文所说。伏望圣明在上，建立中和之极，制作礼乐正当兴盛之时，朝廷内外儒者考究礼学，仰赖以辅助盛世治理的人，到处都有。确定陈澔的祭祀，他对于奖劝人才关系重大。如果皇上俯允臣的请求，特地下敕给礼部，转行府县，立即建造祠堂，赐给春秋两祭，确定祝文、祭品等制度，按时举行，那么对于圣明表彰、选取人才的意义将更加光辉，后学也会知道应当奋发向上了。此事属于建议尊崇祭祀先儒，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奏请求裁定。会议奏状。钦差总督漕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邵，为处置粮运事务，现将正德五年漕运中应当议定的事项逐一开列，具奏请示，恭候敕旨。具体开列如下。一、明确赏罚，以振兴漕运纲纪。臣等议论认为，漕运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军队交兑和百姓交纳，事务繁重而又容易涣散。如果赏罚不能公平恰当，漕运纲纪就无法建立，只会徒劳无功。但是延误交兑，如果不是关系军机的重大情节，不过按照常例处置，因此人们并不警惧。查得江南州县都有粮长，江北也有大户，各自在预定期限内征收交纳，从未误期。中间有贪婪怯懦的掌印管粮官纵容他们，私下收受轻赍，经营花费，直到五六月间才购买米粮，又多掺入沙子、水分和糠谷，不肯在粮仓中晾晒扬净，逼迫军人到船上领兑。运输途中经过三伏天气，米粮蒸热受潮而腐烂，包赔累及债务；军人因违限被问罪、罢职、降级，有司官员、粮长和大户却安然无恙。今后各司、府、州、县的秋粮，是否可以按照常例在十月开仓，先把管粮官以及粮长、大户的姓名职务报知漕运衙门，再把已经收入仓中的粮数申报上去？如有延误，管粮官照例革去冠带、停发俸禄，戴罪完成交兑；并分别拘捕其确系亲属的家人监禁，等交兑完成后再释放。情节严重的，主管管粮官中五品以下就地拿问，四品以上具奏提问，依照现行事例发落。粮长、大户如有以前的弊端，从重问罪惩治。如果佥派不公平，把富户放过而差派贫户，罪责归于正官。至于运官，都必须在年内以及正月末以前聚集到水次，把已经到达的官军姓名、船只和粮数开报有司核实，领取盖有印信的公文执照，各自派人到漕运衙门报知，同时校量斗斛，开仓交兑。交兑完毕开船后，仍应每年在派粮时议定水程日数，列成图格，发给各帮运官保管，令他们亲自到水次投递文书，开仓校量斗斛，查验米粮、晾晒扬净后交兑。交兑完毕起程，经过淮河到京起运粮食以及途中等待风势等事项，每到一地每日填一格，携同原发的帮帖到有关部门查考参究。事情办完后，携文返回漕运衙门销缴。运官无故延误，照例停发俸禄并问罪。如果有司交兑迟延，就把运官分开论处，罪责归于有司。以上罚典既已惩罚怠惰者，但其中也有有司管粮等官勤勉谨慎、尽职办事、提前办集粮食的；如果不稍加区别，难免使好坏混同，反而被贪婪怯懦、误事的人嘲笑，使人人灰心丧气，再没有奋发努力的意志。今后自正德五年开始，有司管粮等官如果能在年内完成粮食征收并入仓，粮食又干净无弊，军船一到就立即交兑，准许由运官呈报漕运衙门，转行有关地方，酌量加以表彰。连续两年没有延误的，加以礼仪上的奖励；连续三年没有延误的，准许转报任用，由吏部议定后升用。一、审定折征，以疏通漕运法规。臣私下认为，古代根据赋税地区的远近，确定负担的轻重；如今的折征也应当大致仿照这个意思，作为通融的办法。查得河南、山东距离京师较近，百姓的粮食可以征收本色，起运到京仓；每年拨给蓟州的二十四万石中，将十四万石每石折银六钱，解送到蓟州。江西、浙江、湖广等地距离京师较远，可以征收折色，解送蓟州后交纳本色，再运到京仓。远处运输粮食负担重，近处却只缴纳轻便的银两，按实际情形看，确实不合适。现在如果把应运往蓟州的折银数额改由江西、湖广等地承担，每石加耗六斗六升，两尖合米一斗，共米一石七斗六升，酌量折银八钱。除六钱作为正额解送蓟州外，多出的二钱按十四万石计算，共多银二万八千两。若遇灾荒免除支运，可充作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余石的脚价，解送漕运衙门，转发淮安府官库收存，等候取用。再把河南、山东原来派往蓟州的折银数额改为交运本色，送往京仓、通仓两仓上纳，以补足前数。这样彼此便利，一举两得，确实是通融的办法。

译以后蓟州仓如果需要本色粮，仍照旧例派粮交运；并且查照每年漕粮数额中支运七十万石，年年沿袭。改为交兑后，军队可以得到耗米费用，百姓可以免除运输费用，也称得上便利。如今如果酌情规定，每年将江西、浙江二布政司改兑粮食二十万石，每石加耗折银七钱；除五钱五分仍令漕运官军解送户部，再转送太仓交收外，银一钱五分充作脚价，令军队在水次仓支运二十万石。这样，除每年四百万石的定额外，折银解送京城的数额又增加二十万石，而且水次仓的粮食不会积压腐烂，江湖漕卒也稍稍减轻风浪跋涉的劳苦，一举三得，通融之道又在于此。以上两项，是否可以命令军船在本地空出后领取行粮，驾船到支兑水次领取运输粮食，统一自正德五年起拟定分派。一、防备河患，以解除漕运忧虑。据工部管闸兼管河道主事王宠呈报：奉命勘查得知，黄河水势自弘治七年修理以后，一直在清河口流入淮河。弘治十八年向北迁徙三百里，到宿迁县小口；至正德三年又向北迁徙三百里，到徐州小浮桥。正德四年六月又向北迁徙一百二十里，到沛县飞云桥，均流入漕河。因单县、丰县两县河道狭窄，水流漫溢，把原来修筑的黄陵冈堤岸冲决：尚家东冲开三处，共长二百二十步；尚家西冲开三处，共长三百二十步；温家口冲决二百八十步；唤家口冲决一百二十二步，各处丈尺不等。致使曹县、单县两县的军民田地房屋大多被水淹没，丰县城郭被水包围，两岸相对宽达百余里，无法疏浚。六月以后，水势时消时涨。各处堤口既已冲决，如果经过鱼台县塌场口流入漕河，便有利而无害；如果经过钜野、阳谷二县的旧河道，济宁、安平运河就难保没有危险。以上情况连同图纸一并呈送到臣的案头。臣等照先前催促漕粮运输，经过直隶徐州地方时所见，小浮桥河汴合流处的水已经很浅，几近干涸。询问官吏等人，他们都说河道向北迁到沛县，向南迁到亳州。查得山东兖州府曹县、单县等地原有一条贾鲁故河，西北从直隶东明县黄陵冈等处开始，向南到哈只等口，长一百二十余里，上游连接河南原武等县的黄河故迹。正统年间河水在荥阳决口，经过曹州等地冲毁沙湾运河，钦命大臣修治，使河水恢复故道。弘治五年又在黄陵冈等处决口，直冲安平镇，夺取汶河入海的运道，使漕运受到灾害。承蒙钦命内外大臣征调军民夫役，把黄陵冈等处的决口筑塞；接着在河北五里处筑一条大堤，长一百三十里，两边密密栽种卧柳，以巩固根基。又在临河处筑一条小堤，从黄陵冈起，向东南到单县浮冈集，长一百八十里，用来遮护大堤，防止崩溃。沿堤各处设置铺舍，佥派夫役和老人巡逻防守，随时修理，实在是为长远考虑。几年之间，居民获得安宁，漕河平静顺畅。臣等愚见，河道既然迁徙，私下担心昔年修筑的黄陵冈大小两堤水势逼近，万一决口崩溃，不但会危害居民，漕运道路也必将再次受到灾害。随后据曹县备文开列的揭帖，臣等所担心的事情恐怕还不确切，已经行文要求有关官员亲自前往踏勘，详细呈报如前。臣等私下认为，水性没有常态，而黄河迁徙尤其难以确定。如今既然已经冲决到这种程度，所幸深秋水势消退，还没有酿成大患。如果不预先防备，来年春夏水势上涨，或者在钜野、阳谷发生决口，灾患就不可测量。是否可以转行山东、河南镇守巡抚以及都、布、按三司，各自委派能干且熟悉水利的官员前往黄河上游，再逐一踏勘，查明河水现在究竟从何处流动，将要流向哪里，确定应当疏通、应当堵塞的地点，赶紧征调军民夫役，趁现在水势消退的时节，预先疏通或堵塞，以杜绝将来的灾患。原来设置的夫役、老人等，严加告诫约束，日夜从事，谨慎到底如同开始一样，不许因循怠慢，以致百姓曲意防守而发生偷决，以小害妨碍大事，以私情损害公事。如果工程过大，仓促之间难以筹集人力物力兴修，应当把情况明白议论后上奏处理。一、议定水次，以确定漕粮交兑地点。据遮洋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陆潮呈报，奉到议单，其中载有：山东都司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李正呈称，山东遮洋两总每年运输山东、河南两布政司的粟米共三十万石，按例应在小滩镇水次交兑。由于卫河水源细小，全靠漳河汇合，运船才能通行。弘治年间漳河上游泥沙淤积，逼使水流改道，漕运衙门奏请工部委派官员疏浚，引水合流以接济运道。近来又再次淤塞，盘剥转运的劳苦费用增加，旗军受到损害。承蒙漕运衙门议定：两省纳粮州县都要用陆路转运，困难多于到临清买米雇船运回水次；而且常被无赖之徒包揽，因而盗取粮食、掺杂使假。况且交兑之时正值初春水浅，运船不能重载，刚交兑便要搬运，仍送到临清沿河寄存，等到全部粮食可以通行时再北上，往返拖延，军民都觉得不便。是否可以自正德四年开始，把山东、河南原来在小滩水次交兑的军粮米，全部改在临清水次交兑。命令管仓主事监督交兑，户部照旧议定；河道方面由工部疏通，开列事项具奏，后来奉圣旨，水次改兑准行一年，如便利再行议处。谨此钦遵。今岁遇到天旱，小滩以南没有水流接济，即使耗费工力也难以疏通。幸亏改在临清交兑，船只没有搁浅阻滞，确实便利。但小滩镇交兑已经多年，居民在那里形成集市互市，又能得到包揽侵渔和租赁土地的利益；如今突然改移，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或许会产生异议。而临清是冲要之地，弊端也可能因这件事而产生，同样不能不考虑。伏乞议定处理办法，永远作为固定规例。以上事由已经送到臣这里。臣等查看，这是原来奉钦命要求再行议处的事务，是否可以确定应当沿用还是革除施行。

译一、统一加耗，以整顿漕运规制。据遮洋把总运粮署都指挥佥事陆潮呈报，又据南京水军左等卫运粮指挥等官唐辅等呈报，备载旗军梁道仙等的状告：遮洋一总交运山东、河南本色粮米一十万石，送到蓟州仓上纳。当时旧仓临近水边，运船不需盘剥转运，又节省车辆费用，每一石正粮只给耗米三斗两尖。后来仓库迁入城内，距离遥远，遇到水浅干涸，运船只能停泊在旧仓河下，雇车运入城中；原先议定的耗米又不够脚价，累及军人赔补。例如本总与山东官军同在一个水次，山东官军每石得到耗米三斗一升两尖，送京仓、通仓交纳时每石明加七升；遮洋等官得到三斗两尖，送蓟州仓交纳时每石却加八升，所得少一升，交纳多一升，合计亏少二升。两总的路程以直沽为界，山东运船到张家湾三百余里，上京的陆路只有六十里，尚且称为不够；遮洋船航行海上、转行河道，将近千里，其中多有浅滩阻塞，雇人盘剥转运十分困难。到了旧仓，又有陆路八十余里；加上随船运输布花二十万匹斤，扣除包裹、水运、旱路脚价，验出不合格的还要买粮赔补、折价交纳，同时还要贴补本运改兑，因此累积损失，疲惫不堪，苦楚难以尽言。而且有司征收粮食，凡是称为交兑运输的，都只按一个标准办理，从未分别遮洋运粮耗费较少而减派的情况，导致小民的利益归于粮长里长，却使贫苦军人承担祸害和损失。以上事由已经送到臣这里。臣等议定：交兑粮食的加耗有等级，原本是因为道路远近、费用不同，所以加耗多少各自足以支付所需。如今遮洋官军先前因为仓库临近水次，所以比里河官军少加耗一升，这是最为公平的。后来仓库迁入城内，陆路车脚费用超过送往京仓的费用，又增加了包裹赔补、随运布花脚价以及买补折纳的数额，确实造成亏损。是否可以把遮洋官军交兑领取的山东、河南两省粮米，按照里河官军的标准加耗二斗一升，到仓交纳；也按照京仓、通仓的标准明加七升。一、督促办理造船物料，以严肃漕运计划。据湖广、江西都司把总运粮都指挥等官史春、杨锐呈称：本总每年制造浅船，按例由军队承担三成、百姓承担七成物料费用，发给军队制造，百姓承担七成料银。早年都是由本布政司隔年预先派给府、州、县征收解送，本司收存，等候官军支领制造船只。近年以来，有司不遵守旧规，直到临近期限才分派各司、府、州、县出办，仍令官军拿着文书自行领取。到了各州县，又临时派里甲征收，快的要拖到次年三四月，迟的拖到五六月，甚至二三年还不能交足。军队承担的三成料银，卫所官员作弊，专门佥派贫困艰难的军余承担，拖欠后难以追收；或者侵吞挪用，任意破坏调拨，因此更加迟慢。负责造船的官军害怕耽误装运，只得加利借债完成制造。又据浙江都司把总运粮兼督造委官署都指挥佥事张奎、杨辂也呈称：浙江布政司造船料银往往过期。例如温州、台州、金华等卫所，正德三年冬应当领取料银，到次年六七月间才发给，导致船只不足，装运迟误交兑。有司反而说军船没有到水次，参奏并行各上司督责，使他们承担罪责。据江南直隶把总运粮指挥郭冕呈称：镇江、常州二府以及镇江卫的船料，年年迟误。又据管厂委官指挥王本等呈称：清江提举司应当制造中都、南京、江北直隶三总运船，按例到杭州、芜湖两处领取抽分木价，又由苏州、淮安、扬州三府支付人匠工价银两制造。查得杭州抽分厂拖欠正德二年木价银三百七十余两，芜湖抽分厂拖欠正德三年木价银九千五百四十两，淮安等三府自弘治十年起至正德三年止，共拖欠木价银三万五百余两。每逢造船，累及军人加利借贷物料进行制造。各项呈报已经送来。臣等除照例通行催促外，议定前述物料银应在十一月以内发给，十二月造船，正月船只完工。如果所派征收的料价不够，司、府查明在官银两，按数借支，明确立案，等以后补还。如果过期不给料价，主管误事官员停发俸禄；到年终仍不给，听凭漕运衙门参奏，并令各巡抚、巡按官提问。虽然屡次奉行过有关事例，但各处军民官司年久因循，任凭拖延、侵吞、挪用。这大概是各地共同的弊病，并不只是湖广、浙江等处如此。比如南京各卫的料银，仗恃属于京卫，从成化八年、九年拖欠到现在，动辄以万计。虽然年年派官查催，却只拿近年的料银搪塞，其他的全都任意破坏调拨。至于杭州、芜湖两处抽分的木价，专门用于供应制造运船，近来却挪作别用，于是缺少物料无法造船，累及军人尤其严重。如今如果对以前的规定不再加以申明严禁，弊病就会日益滋长，京城储粮也会更加耽误。是否可以由工部行文各有关司、府、州、县、卫、所：今后料银一律限于十月中旬征收完毕，开报漕运衙门，再行文给造船卫所，派官前往支领。如果到了十一月上旬还未完纳、未申报，听凭漕运衙门参奏提问首领官吏。到月末仍未完纳，先将有关掌印官截至该日停发俸禄，完纳后再申请领取。到年终仍未完纳，具奏拿问。文职官员连续三年误期的，行文吏部，作为考察依据；军职官员则行文各巡抚、巡按衙门，革去现任。各布政司务必照旧提前行令所属征收解送，本司收存，等候支领。南京料银也照旧办理，春季在二、三月，秋季在八、九月，派官解送淮安查验，再转发造船；违犯者一体参究、停发俸禄并问罪。仍应把前些年拖欠的料银陆续设法补交，并命令各抽分委官尽快把以前拖欠的数额补足。以后务必将额定木价专门用于造船支领，按照期限发给领取，年终照例具文报告。

译一、清查逃亡军户，以足额漕运军数。据江北直隶把总运粮指挥佥事吴镒呈报：直隶徐州左卫运粮指挥张琏呈称，本卫左等五所的运粮旗军，原属湖广武昌右护卫，宣德六年调到本卫，原籍都是武昌等府、兴国等州县人。每三户抽一户充军，田产家业多遗留在原籍，只轮流派一人到卫所服役，在营中或有一两个生息，役满立即带回，所以营中余丁很少。成化二十一年，因逃亡死亡人数太多，无军押运，承蒙漕运衙门奏请，派本卫指挥王宪带册前往湖广，会同司、府官员清查解送一千多人补充军伍押运，十分有用。到如今二十多年，逐渐又有逃亡死亡。查得本卫原额全伍旗军共五千六百六十二名，奉例调往别卫一千三百二十三名，现有粮食、京操、运粮等杂差的仅一千二百八十一名；运军原一千七百七十六名，现仅一千一百七十八名；逃亡死亡、包办运输的五百九十八名。虽然每年发册一次清查勾取，至今数年却完全没有解送到位，以致每条船现有军士多的也不过五七人，实在成为严重负担。呈请转达有关部门会同议处，依照往年事例派官带册，到原籍清查解送，补足军伍押运等事。呈文送到臣这里，臣等议定：漕运法规定，每船十名军士中，一人管船，一人掌管缆绳和文簿，一人任拦头，一人扶舵；如果其中有一人患病，就只剩五人拉纤，日夜劳苦，没有休息。如今按照呈文所说，现有军士不足五七人，人少而差役多，确实不堪负担，粮运迟误实由此造成。各有关司府负责清军的官员，奉兵部发册清查勾取，却把这当作例行公事，任凭里书等人欺瞒隐匿、随意改调、捏造报告、敷衍塞责。不仅徐州左卫如此，其余卫所大多也相类似。应当下令给缺军的卫所，把各年逃亡死亡的运军，从祖籍贯址查明来历，核对清楚，造册后派人送交兵部，再由兵部转送都察院，发给清军御史，督同布政、按察二司以及府州县清军官员，按名逐一捕拿解送。如果本人抓不到，先把其确实的亲属壮丁连同妻子解送漕运衙门审查发配。各卫押船运粮，务必补足原额；仍应议定有关司府清军官员清查解送的数额，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交吏部施行。如果卫所及领运官把解送到的新军逼迫逃窜，以致仍然缺额，依照占役军人的事例，降级充军，一律发往边方，遇到赦免也不宽宥。申明漕运事宜状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为申请筹划粮运之事。近日漕运粮船来迟，恐怕遭遇冰冻阻塞，本部议奏的条款，恭奉圣旨：再带一名郎中前往，依照拟定办法，随宜搬运并收存寄放。钦此。除恭敬遵旨办理外，臣访察得知，粮船后队还在济宁上下游，比往年最为迟滞。论天时，严寒将要到来；论地方，盗寇正盛；论人力，奔走已经疲惫，众心惶惶，观望畏缩，都以无可奈何来推诿。现在这种时候，督漕官员都御史本来已经由本部题准，免其进京议事；总兵、参将又相继押运，但不知确切在什么地方。若按年例进京会商，迫于期限，不能照往年先督运完毕再进京的成例，便贸然先行，就不能同本次派去的官员共同努力催促押运，恐怕权力分散、组织松弛，不能取得成效。依臣愚见，应命总兵官在济宁以北最后一批船所在之处，严督把总等官催促各船，前面的船必须到德州，后面的船必须到临清；参将在德州以北稍前的船队所在处，严督把总等官催促各船，前面的船必须到通州，后面的船必须到天津。各处会同这次派去的官员，依拟定办法搬运收存寄放；臣同原来派出的督运官以及这次带去的郎中往来提调。这样或许可以分担责任，各有统属，前后接续，彼此协调，而没有仓促失序的忧患。至于明年漕运应当议定的事项，按理不能耽误，应由漕运衙门提前派人带奏章，以便凭此会商。臣又见沿河一带地方，因遭盗贼荼毒，守土官民多把逃生作为打算，押运的官军也以怕死为心，把各种公务都看作末节，完全不加顾念。臣这次前往，想要比照往年，按常例调集卫所士卒防守，按常法处置误期的人，但形势既轻于军事战争，事情却比一般法律案件更重要；即使竭尽心思，恐怕也难以仓促应付。臣近日从南方来，亲眼见到这些情形，不能默不作声。如果蒙皇上体念国家大计的重要和时事的艰难，特命本部把臣所陈再加议定，使之可以施行，臣当日夜奔驰，仰承并完成圣明使命。由于上述事务不是臣所敢擅自专断的，因此除咨报本部外，另行具本谨慎题请圣裁。纠举运官状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奉命催促粮船，申明大义以纠察运官之事。近日据本部署郎中崔旻呈报，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济宁州地方被大股流贼烧毁的粮船数目，具报送到臣这里。臣仰思国家大计，不胜惊恐。除另行具题处置外，臣参酌认为，漕运官军面对流贼，有不能不躲避的形势，有不容不抵抗的义务，有不可不用的法令，也有不可不体察的情理。必须斟酌这些方面而行事，这是朝廷不得不办理的事情，也是臣愚昧而不敢不尽的职责。这些盗贼聚众作乱，在数千里内奔驰突袭，攻城掠野，没有人敢触犯其锋芒。至于这些运军，本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就是所谓不能不避的形势。但是军队多达十万人，既有都御史、总兵、参将统领，又有把总、都指挥等官分头统领，还有指挥、千百户等官管押；大小官员层层相承，平时有卫所，行进有次序，前面引导、后面防护，俨然符合行军的规制。各位官员既享有爵位俸禄，谁没有这样的职责？尊敬君上、亲近上级，谁没有这样的心？为众人而死、为军法而死，谁没有这样的责任？这就是所谓不容不抵抗的义务。

译如今有的图谋便利而抢先，有的贪图安逸而落后，于是导致队伍违背规制，纪律失序。军队的事情不值得一提，也没有听说哪位官员凭智慧保全了军队，哪位官员凭勇敢负伤，哪位官员凭义气战死；仓皇溃败，实在同当初建立军队押运制度的本意不相符合。如今山东等处被盗贼攻围而失事的地方，从府州县到守巡、兵备、巡抚等官员，已经奉命派官查勘、论罪。臣愚昧地认为，漕运都御史、总兵、参将，职责相当于巡抚；把总、都指挥等官，职责相当于藩司、臬司；指挥、千百户等官，职责相当于守令，应按层级比较罪责，一律公平处置。如果以力量不敌为理由，纵容而不追究，那么用什么来惩戒，作为日后责成官员的依据呢？这就是所谓不可不用的法令。然而各地兑运军船到迟，罪责在军民；粮食交纳迟，罪责在百姓；如果因水旱灾害，奏报失时，以致应当减免和实际征派相抵触，罪责就在有关司府官吏。过去漕运衙门虽然已经议准立法稽查，但由于地方遥远、期限紧迫，最终罪责无所归属，人员也不知道警惕。何况各处卫所军队没有完整编制，船只没有完整器具，物料没有足额价格，口粮没有足额供应，衣服也不完整；远离父母妻子，终年辛劳，不得休息，又加上繁多科派和沉重征敛，集中压在一身。像这样还要求他们拼死效力，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所谓不可不体察的情理。臣任职于计司，奉命督运，只因这件事关系朝廷，私下有所见闻，不敢不说。如果蒙准，请敕令部院大臣详细议定是非，并移文新任总督右都御史张缙，将把总等官逐一查勘职名以及失事的实际情形，查明确实，依例在漕运事务完毕之日逮捕审问治罪。总兵、参将责任重大，也应请命依法处置，这样或许可以使各人的义务明白，政令振作严肃。从今以后，即使有人存有玩忽之心，也不敢再这样做。仍请敕令本部每年按例派监兑官员，务必选用精干练达的人，命其亲自到各水次如实查勘。除依期限交兑外，如有迟误，必须追究原因，或在军士，或在百姓，或在官吏，查明实情后指实参奏。属于军职的，移交漕运衙门；属于民职的，移交各有关巡按御史分别提审，依法律和成例发落，不许视为寻常而苟且塞责。对于军伍、船只、物料、衣粮的缺少以及一切科敛积弊，请明令各有关衙门迅速处置，严加禁止约束，使上下相安，改过向善，远离罪过，逐渐恢复旧日漕运规制，天下幸甚。因为这是奉命催促粮船、申明大义以纠察运官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专派典吏宋汉亲自赍送，谨题请圣裁。建言漕事状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题奏：为广泛征询意见以补救漕运政务。臣近日奉命处置粮船，先到里河一带地方，私下看见盗贼横行，大肆逞威施虐，漕运道路废坏阻塞，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然而我们自身的政务弊病也应当补救，臣所到之处访察，颇了解到一两件大的问题。臣过去曾暂任户部属官，后来继任漕运司，总有一些旧日听闻，如今大致得到印证，因此忘却自己的迂拙浅陋，私下有所建议。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既然过去错过了，储备艾草以备后患的谋划，怎敢在以后忘记？伏望圣明裁察。由于事情关系改革兴废，不敢擅自办理，所以现将所要陈述的事项列出，具本顺带派典吏宋汉亲自赍送，谨题请圣裁。具体列举如下：一、粮运迟滞。每年所说的四百万石粮食，近来因战乱灾荒而折减、借留，不能全部运到京师，大概已经有好几年了。开始时，是因为议定分派迟缓；分派迟缓，所以征收迟缓；征收迟缓，所以交兑迟缓；交兑迟缓，于是运输迟缓，这是势所必然。况且又加上百姓贫困、军士困乏、官员玩忽、胥吏偷懒，而兵荒之变又出于意料之外。议论的人都知道这些弊病，但臣曾观察，本朝的漕运制度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完全发生变化。国初沿用元朝海运，后来兼用陆运；到永乐年间漕渠才确定，海运、陆运都停止。当时所谓的制度，就是如今的支运。因此设有淮、徐、临、德四个水次仓，用来接收民间输纳的粮食；运军在这里领取粮食，运到京师和通州的两座仓。即使遇到灾伤，百姓可以免除征收，军士却不能免除运输；支取的粮食不一定由当年百姓交纳，交纳的粮食也不一定供当年军士支取，大概是把数年通融起来调剂盈亏，所以即使每年有丰歉，常数也不会缺少。后来支运变成兑运，接着又有改兑；过去是转运输送，如今则直接运达；分派、征收、交兑、输纳都集中在一年之内，于是军士没有余力，常额也出现缺少，难道是他们愿意这样吗？如果如今南方有非常的水灾，北方有非常的盗寇，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时候，所谓变通办法没有别的，不过是逐渐恢复支运制度罢了。支运制度的困难，难在脚价不足，粮食不能自行运输，道理确实如此。如果能够预先筹措脚价，用来应付兵荒之事，在旧例支运七十万石之外，每逢兑运不足就用支运补充，那么每年一定不会失去四百万石的数额。这对国家大计有利，但有人仍说军民都不方便；这就取决于监仓人员了，也不可不加考虑并妥善处置。不过事情体制重大，不是一人敢于独自议定的，请把它交给公卿、台谏集中讨论是否适宜，再见诸施行。修复迟滞、补救弊病，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一、臣过去在漕运司时，看见漕运政务包括河渠、舟楫、卒伍；支运、兑运、转输、统领、稽查以及赏罚升降，都在其中施行。事务多达亿万人，路程远达数千里，而总督都御史、提督总兵、协同参将三人，实际负责统领这些事务。如果不是长期任职，即使有聪明才智，各种事务正在谋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既已实行又没有来得及考核，那么又凭什么责成他取得成功呢？何况有意标新立异，事情又一味求新，屡次更换所造成的弊病，更有难以说尽的。往年少保于谦巡抚河南，尚书周忱巡抚江南，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两广，都任职多年。漕运都御史王竑、陈泰、陈濂，也都先后任职两届，所以能够取得成效。如今总督等官员有缺，请敕令吏部、兵部慎重选任人员。人员选定后，必须给他足够的岁月，使他能够施展才干，治理官事如同治理家事，更加谋求长远，取得每年治理的功效。如果官阶资历深就升迁，声望高就升迁，功劳大就升迁，只升他的官职而不调换他的任地，这样或许可以使人才和制度一并得到任用。臣前面所说的支运制度，或许就可以没有弊病了。

译一、各卫所的运船，既有旗军领运，有指挥、千百户管押，把总、都指挥等官又负责率领，总兵、参将统辖他们。行进时按船队前后行动，停止时按船队一同停止，进退迟速以及各种事情都听命行事，这本来就是行军的规制。近年以来，把总、都指挥等官以及各卫所指挥、千百户不把粮运当作重任，有的争图快捷便利，急忙抢先；有的贪图安逸，缓慢落后。船虽有编队次序，人员却没有纪律；同民运相比，反而更加杂乱，遇到浅水就停，遇到险处就停，遇到盗贼警报也停，漕运误期，原因已经逐渐形成，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请敕令漕运总督都御史等官申明约束，使把总各自率领所属人员，指挥、千百户等官各自随同所属卫所的船队，不得无故先后暂时离开。遇到浅水就合力拉纤，遇到险情就合力救援，遇到盗警就合力抵抗；胆敢不遵号令的，一律按军法处置。《书经》说：“有备则无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谈论运河的人都说三洪困难，又说五十四闸困难。臣愚昧地认为，洪道和闸都有固定制度，又有专门官员管理，或许可以凭人力克服。可是北有白河，南有清河，中间有开河，地势漫衍、水浅，即使说没有洪道的险阻、没有闸门的阻碍，实际上却很难用人力承担和耽搁粮船，问题正在这里。如今既然设置了两名管河郎中，就应当让他们分别驻扎在南面的徐州、北面的河西务，专心治理清河、白河，约束漫流，使水归入一道，同时不妨碍往来提督原有的职务。管泉主事驻扎宁阳，仍命其不妨碍原职，常在开河一带，按照时令疏浚积水，修治水利坝，拘集车辆汲水，随宜处置，以疏通粮运。宁阳等处的泉源，每处原有夫役十名，由一名老人统领。近年以来，旧泉干涸却无人疏浚，而夫役和老人仍照旧设置；至于新泉，又没有夫役和老人负责疏浚，舍弃旧泉而谋求新泉，以那边替换这边。这虽是小事，但负责此事的人也应当用心查究。请敕令工部传令主管部门研究施行。至于黄河，尤其是漕运道路的祸害，臣前年会商时曾有建议，工部正在议定修治，臣如今所以没有再说，并非顾小失大。一、仪真有罗四桥闸，瓜州有通江闸，清江有新庄闸。闸的作用，是按时启闭，对水坝很便利。然而仪真、瓜州两闸有泄水的忧患，所以议论的人权衡利害，想要大幅堵塞。至于清江的新庄闸，运行已经很久。近来淤塞，从闸口到板闸四十多里，所有往来船只都必须由淮安东关过坝，沿着淮河水流逆行或顺行七八十里，才得以通行，覆没溺水的事情往往发生。因此疏浚而改从闸道通行，是最便利的办法。但是黄河水近年以来数次分流向南，都要在这里防御。这个闸一旦开闸放水，水必然向内灌入，泥沙也随之而来；不断灌入，闸口很快就会再次堵塞。不如等今年大水退去后，在新庄处筑一座大坝，使它同清口隔岸相通。虽然车盘搬运劳费较大，却可以稍微避免流沙淤塞的忧患。等到黄河北流之日，再议恢复旧闸。臣对此曾有所见，今年夏天因风受阻，住了两夜，更加相信确实如此。请敕令漕运衙门，把臣拟定的办法再详细议定，然后施行。至于淮南漕运道路各处塘渠疏泄的办法，则有常规，只在适时修葺罢了。所以臣不敢再作烦琐的议论。一、【缺】债务是漕运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起初由于口粮价格不够，以及【缺】费用浩繁、科敛琐碎等原因。后来把【缺】费用归给权势之家，日积月累，利息又生利息，有的相差数倍，终于到了无法计算的地步，这是天下人共同痛心的事。先前兵【缺】刘大夏任户部侍郎时，有人【缺】想让他督办【缺】说：“假使让我办理，只要半年便可以退休【缺】” 有人疑惑而询问他。刘大夏说：“不能追讨债务罢了。”等到【缺】看到袁州军队运输所欠的债务很多，议论此事的人都皱眉摇头，却没有办法。于是才知道先前的话并非虚妄；然而与这些债务相比，【阙】没有。【阙】准备请求【阙】补助漕司【阙】银两。每年【阙】时，遇到【阙】，就给予补助，不要使事情到了没有【阙】的地步；万不得已时，宁可向朝廷请求，按照前些年的事例从太仓借支，这样也是可以的。仍请求严格执行禁止收取和馈送财物的禁令，重申携带货物可以津贴资助的条例，以此加惠于军士。至于科条和细则，请【阙】商议后施行，不是臣所敢擅自拟定的。一、里河押运开始于平江侯陈瑄，工部尚书宋礼的志记已经详细记载，不能诬称没有此事。淮安清江浦过去有陈瑄祠，列入有等级的祀典；而宋礼独自湮没无闻，有见识的人都为此遗憾。如今工部提出建议，礼部覆奏，幸蒙圣明，开始举行祠祀，过去感到遗憾的人没有不称快的。但是如今山东地方灾害和盗乱接连不断，主管部门还不能修治兴建，大概仍然是礼典的缺失。况且陈瑄之后，平江伯熊近因无罪被削夺爵位，直到他的诰券也被追缴；如今公道昭彰，全部恢复原状。陈瑄如果有知，在震惊恐惧之余，即使有了祠祀，也来不及安然享受祭祀。请敕令礼部通知山东主管部门，等军事稍有空暇，将宋礼祠堂依照拟议修建；仍请专门派遣使者，带少量香帛，亲自到陈瑄祠祭奠，以慰藉他的英灵，这也是鼓舞漕运军士的一种办法。《容春堂续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七　　　　明代邵宝撰 奏疏七首 奏疏 请求回家奉养老母的奏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臣邵谨奏报：为陈述情况、请求恩准回家奉养老母之事。臣资质平庸浅陋，承蒙朝廷培养，由进士历任许州知州、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正月，承蒙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同年十月，总兵官平江伯陈熊因事获罪，因为臣没有纠举他，臣得以回原籍致仕。臣感激圣恩，却没有机会报答。如今朝廷诛灭凶恶奸邪，更新各种政务，收用遗逸、起用废退之人，过分地涉及臣邵宝，命臣巡抚贵州地方。臣虽然愚钝，也应立即奔赴任所，以效犬马之劳。但臣有迫切至深的亲情，冒昧地陈述请求。先父邵溥生臣后三年便不幸早逝。臣母过氏把臣教育到今天。母亲七十岁，臣五十一岁，没有弟弟，也没有儿子。臣历任内外官职二十多年，母亲一直随任。先前因孤苦忧愁而成病，寒暑之中悲伤忧虑，稍有感触便发作。过去在江西，因为臣外出巡视学校相距遥远，她早晚思念，一场病几乎危及生命。当时臣曾具本请求回家奉养，恰好又有浙江任命，众人都说离家不远，不能轻易辞去。于是臣勉强奉母亲赴任。后来到了湖广，催征赋税的政务紧迫；后来到了淮安，转运事务繁重，臣不敢谈自己的私事。去年秋冬，臣从淮安赴京议事，臣母思念臣十分迫切，旧病加重，痰气攻心，眩晕跌倒，日夜呻吟。幸亏医官等人想尽各种办法救治，等臣南返时，她还卧在床褥上，躺在轿中登船回到家里。几个月中病发五次，每次发作都更加严重。臣侍奉汤药，早晨还不能保证平安到晚上。在这种时候，臣如果远离母亲，万一发生不幸，她将归托给谁？臣曾想到，天下的事情有可以相互补济的，事理也有可以委曲周全的，所以虽难以处置，却并不妨害义理。假使臣有弟弟侍奉母亲，或者有儿子代为奉养，臣即使远离，也还可以依靠这些而无所恐惧。如今臣两代单传，只有母子相依为命，分别之际、离违之后，有些情形实在不忍说出口。臣若只顾亲情而废弃公事，叫作不忠；因不忠而败坏政务，忘掉母亲去从事公务，叫作不孝；不孝损害教化，名目虽不同，罪过却相同。圣明的朝廷，为什么还要任用臣，而让臣厕身群僚末列呢？伏望圣明在新政开始、正当申明忠孝以激励人心之时，必定体谅审察臣这点微小的请求。只是严厉的命令已经下达，臣恐怕犯下逃避职守的罪过，左思右想，不能自处，只得勉强扶着母亲上车登船，前往任事。但高山峻岭，路途遥远，行程日久；母亲年老有病，不知如何打算。只是君父是臣子的上天，处境穷困便呼号请求，本来不能自已。如果圣上俯察臣微薄的诚意，请敕令吏部，容许臣照旧致仕，另选贤能担任巡抚，那么臣母亲衰弱的余年，就不至于无所依靠。臣感激圣恩，日后图报，必定有所作为。至于臣才疏行劣，窃据禄位，养士治民，功效毫无显著，正应当置于闲散之地。而且从今年六月以来，臣两足风湿，行走不便，处理上对下接的事务都有妨碍，按理也应自陈请退，只是以母亲为重，不敢先说。臣迫切祈求恳请到了极点，因此具本，命义男邵吉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通政司官奏报，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第二疏 钦差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邵谨奏报：为陈述情况，请求恩准养病侍奉母亲。臣自从前两年承蒙恩准致仕回家后，左脚患风湿，几个月不能行走。仰赖圣明，起用废退之人，授予巡抚职任。近来因母亲年老有病，臣上疏请求回家奉养，同时说明臣自身的病状。不久敕令接连到达，臣不敢安居。十二月间，臣带病奉母亲南行，水陆辗转，沿途求医，病情稍好便继续前进。今年二月间，走到途中，忽然听说有任命户部侍郎提督仓场的诏命。臣感激之余，回想这次出行，母亲病体衰弱，不能承受劳顿，实在没有两全的办法。幸赖圣明在上，体察隐微，重新改变这道命令，恩德深厚，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但臣母亲原有痰气等病证，因为劳累屡次发作，每次都更加严重；臣的风湿病也时常发作，不能前往任事。臣虽然极其愚钝，仰思俯念，也知道君亲、上下之间的分别以及家国轻重的道理。此前的请求不是迫不得已，岂敢上扰圣听？如今任地已不同于从前，但母子之间的私情同前一样。感恩图报，本来是臣平素迫切的心愿；量力就任，却更加是臣深深的忧虑。只要合乎义理、心中能够安定，就是臣的本分。臣私下认为，官员养病，旧有成例；子女侍奉父母，近来又有新颁诏令。臣对于这两方面，如果蒙受圣恩，能够得到其中一种，或许可以用公事成全私情，使情理和法令两全；天地曲意成全的希望，实在就在这里。如果圣上特意敕令吏部，查验臣前次奏章，及早施行，那么母亲可以多保全一天生命，儿子也可以免除终身悔恨，这都是皇上所赐。臣微薄的犬马之力，日后不敢不努力。臣迫切恳切到了极点，因此具本，命义男邵旺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正德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通政司官奏报，奉圣旨：“邵宝已有成命，赶快上路前来供职，不准所请。吏部知道。”钦此。第三疏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谨奏报：为陈述情况，请求恩准致仕奉养老母。臣由进士历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事致仕。正德五年九月奉圣旨起用，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近来想到臣母过氏年过七十，衰老疾病日益加重，难以就近奉养，正准备陈情请求。恰逢敕令接连到达，不敢安居，只得勉强前去任事；一面具本，派人奏请回家奉养，奉圣旨说“吏部知道”，钦此。吏部据此查得，臣所奏之事与各司职掌官员面奏的成例不合，命臣照旧管理事务；如果母亲年老，不能远离家门，又没有次序相近的家人侍养，遇有公务赴京时自陈，照例施行。臣到湖广长沙府醴陵县时，忽然听说钦升本部右侍郎，提督仓场；回到江西南昌府后，又具本派人再次请求奉养母亲。奉圣旨不准所请，吏部知道，钦此并转行。奏文送到臣这里时，臣母亲正在患病，只得留在家中奉养。臣于是独自北上，没想到臣母亲自从臣离开后因思念臣而悲伤，旧病突然发作，服药调养，日复一日没有减轻，实在不能远离。臣屡次收到家书，忧虑思念没有止境。臣私下见朝中大小臣僚，有父亲在世的，有母亲在世的，有父母都在世的，各自都有子孙在家奉养。只有臣的母亲生下臣刚三年，父亲便去世；臣如今没有兄弟、没有儿子，两代单传，形单影只，实在再没有次序相近的家人侍养。况且臣母亲所患心气病，有时一个月发作一次，有时两个月发作一次，呻吟呼号，连续数日数夜，声音传到邻室。在这种时候，万一发生意外，母亲将托付给谁？因此臣在朝廷公务之余，退居孤馆，面对童仆哭泣，心绪烦乱，以至忘记睡眠饮食。近来旧有的心悸、翻胃呕吐、腿脚麻痛等病证不时发作，虽然想勉强尽力办事，但精神恍惚，许多事务都荒废了。为人子的道义已经亏缺，臣任职的职责更加缺失。《尚书》所说的“用来责怪臣的罪过”，正是指臣这种情况。如果圣上慈悲，想到臣孤苦无人可以相比，请特敕吏部查照臣屡次陈述的实情，放臣致仕回原籍奉养老母，以终其余年。臣感戴天恩到了极点，因此具本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七年三月十九日，通政司奏报，奉圣旨：“邵宝为母亲请求回家，情词恳切；但正值用人之际，命他照旧用心办事，不准辞职。吏部知道。”钦此。第四疏 户部左侍郎臣邵谨奏报：为恳求天恩，准许致仕奉养老母。臣近来因母亲年老有病，又没有次序相近的家人侍养，具本陈情，恳求回家奉养。奉圣旨：“邵宝为母亲请求回家，情词恳切；但正值用人之际，命他照旧用心办事，不准辞职。”吏部知道。钦此，臣谨遵圣旨。臣听到命令后感激，接着又惶恐不安。臣私下想到，人子有亲而出仕，常情和变故各不相同。如果自身之外还有兄弟子孙以及同族亲属，可以在家依靠，出行时可以托付，这就是常情；这些条件都没有，就是变故。臣邵宝不幸遭遇这种变故。仰望皇上垂慈下察，直到圣旨中说出“情词恳切”等话，这说明对臣的体谅已经至深至尽，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臣父亲去世时，臣还在幼年，不懂得服丧守礼。直到如今想起，仍仿佛在梦中，悔恨无穷。如今幸有母亲，臣却窃取俸禄而不能奉养，晚年还不能善终孟子所谓“不能做人”的情形，正是说臣。圣明在上，用人虽然紧迫，又何必一定要用臣呢？如今群贤满朝，像臣这样不肖的人，怎么会缺少？在臣家中，母亲只有臣一个儿子，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伏望皇上建立准则、培育人才，大的使大才成就大事业，既然委任他们经营济世之才；小的使小才成就小事业，也使他们完成俯仰亲人的本分。天地曲意成全的仁心，在这里达到了极点。因此臣不能自已，私下有所期望。又想到过去在江西时，母亲的病曾经危重；臣当时外出视学，接到消息回到司署，详细听到母亲哭叫跌倒的情状，忧虑和悔恨一齐迫切，便具本派人奏请回家奉养。巡抚都御史张本说皇上初理政务，不宜因私事上扰圣听，既派人途中拦回臣，仍让臣长期任提学。奏疏下到吏部，这些事情还可以查考。近来又过去几年，臣母亲的年老病重比从前加倍，而臣求得后嗣的愿望也未实现；臣母亲的忧患，又有超出疾病之外的。因此臣在正德五年第一次请求奉养，六年第二次请求，到如今第三次请求，不敢因为恐惧而中止。况且臣积累忧愁而成病，如前面奏章所陈述的，都不是药物可以医治的。昨日四月初四日收到三月初七日的家书，说：“臣母亲二月初十日跌倒受重伤，至今卧床不能行走。”臣在这种时候，怎么能够安处？如果圣上慈悲，体念臣此事关系切身、情意出于肺腑，特敕吏部放臣回家奉养，使臣母亲两地相隔的忧病在相见时消除，使一家人的命脉在濒危之际得以保全，这都是皇上曲意成全的恩德。臣迫切不安，等待命令到了极点，因此具本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七年五月初八日，通政司官奏报。次日，奉圣旨：“邵宝因为母亲年老有病，恳切请求回家奉养，已经有旨慰留。如今又再次申述前次请求，准许暂时回家探视，命他赶快回来供职。吏部知道。钦此。” 第五疏

译户部左侍郎臣邵宝谨奏：为母亲年老有病，没有人侍奉奉养，请准许臣先前请求致仕奉养老母。臣母过氏年过七十，长期患病，只有臣一个儿子；臣又没有儿子，母亲无所依托。正德五年、六年间，臣已经详细陈列情状，请求致仕奉养，多次承蒙温和诏旨慰留供职。今年五月，臣又具疏恳切请求，伏望圣上慈悲鉴察，暂准回家探视，仍命臣赶快回来供职。臣听到命令后感激，立即起程回家与母亲相见，人人都说这次行动实在出于特殊恩典；恩惠所及，虽然只涉及一家一身，但天下为人子女者没有不感到欣悦的。只是臣庸愚浅陋，怎能承受这样的恩典？原先打算探视之后立即赶回供职，没想到臣尚未到家，盗贼警报便到处传播，人人震惊恐惧。臣母亲年老衰弱，余生将尽，先前又跌倒受重伤，卧床数月；到了这时因忧惧内伤，药物也不能治愈。况且放眼四顾，卧榻之外只有臣孤身一人，没有兄弟、没有儿子，本来仍同从前一样。想扶她同行，病体又不能勉强；想留下独自奉养，又怎能承受忧患？忧愁和疾病相互交迫，必然会导致危重，臣将如何自处？仰望皇上以仁爱体察万物，以义理裁断事务。当臣在本部任职时，既然蒙圣上俯察而成全臣的私情，那么臣如今同母亲生离的痛苦，难道会因为相隔遥远便不加体察吗？臣私下看本朝凡是臣僚请求回家终养的，查验符合成例，没有不准许的；即使大臣，也有获准终养的，如都御史高明就是如此。臣虽不肖，不能同高明相比，但母子相依为命的情形，比高明父母俱在的情形更加迫切。况且臣新近患风湿，两足麻痛，行走困难；正当这种时候，更应该推让贤能，仰承皇上日夜操劳用人的心意。如果皇上鉴察臣的苦情，特敕吏部容许臣致仕奉养母亲，另选贤能来充任臣的职务，或许可以实行亲亲之爱，从身边亲人推及恩泽天下；如此将可使天地之间万物都各得其所，这不只是臣一家一身的幸运。臣倾尽肺腑，祈求恩准到了极点，因此具本，命义男邵旺亲自赍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正德七年九月初八日，通政司官奏报。次日，奉圣旨：“邵宝既然奏称母亲年老有病，情词恳切，准许他回家侍养。等他母亲病愈之日，由有关部门奏报，起用他。吏部知道。”钦此。第六疏。钦准回家侍养的原任户部左侍郎臣邵谨奏报：为陈述情况，请求恩准辞免重任，仍容许臣侍养母亲。臣是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由进士历任户部左侍郎。正德七年九月，臣奏请恩准回家侍养，奉圣旨准许侍养。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文，文中说本部题奏后奉圣旨：邵宝升任南京礼部尚书。钦此。臣谨遵圣旨，咨文已送到臣这里。臣听到命令后感激，接着又惶恐警惕。除当日扶病叩头谢恩外，臣只是想到，宗伯职位尊隆，掌管三礼；留都地位重要，职任相当于六卿。可是臣的才德既不是适任之人，臣的情状又有必定不能舍弃的事情，臣的身体力量也确实不能胜任。天子的宠命虽然降临，臣岂敢贸然贪冒，向外招致舆论非议，向下给后来的事情留下艰难？臣私下想到，臣三岁便成孤儿，依靠母亲过氏教育才到今天。先前因为臣母年过七十，疾病交相侵袭，臣只有一身，没有弟弟、没有儿子，曾多次具疏请求回家，依照成例终养。近来承蒙圣上慈悲，怜悯臣的孤苦真情，特意施加特殊恩典，准许臣侍养，这是莫大的造化之仁，使臣母子各得其所。凡臣母亲能够勉强延续数年生命，都是皇上赐予的。如今臣母亲年已八十，精神神志衰老昏昧，体力衰弱，常卧病床，每次发作便十分危重，离大限远近的期限，实在有不忍说出口的。臣在这个时候，难道可以一日之间离开母亲身边吗？如果奉诏赴任以求禄位，那么从臣家到任所，水陆计算有四百里。只是臣母亲的病势已经如此，旅途劳顿，她必定承受不了。倘若因此导致她不起，那么就是奉养之事未能终了，反而促成了她的寿命终结，从而辜负皇上前日曲意成全臣的恩德。臣的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怎能强作颜面赴任，与闻国家礼政呢？况且臣自正德八年正月十八日患中风之症，左手左足痿痹，医治数月，稍有减轻，但筋骨之间外表似强，内里却迟滞，直到现在已经数年，家中行礼、拜伏、起立都很艰难，必须借助搀扶。如果不自知止足，勉强进入官班，行礼之际一时跌倒失态，势必会发生。臣自身不足论，实在恐怕更加辜负圣明擢用臣的本意。臣实在愚昧，进而思量，退而反省，惭愧与恐惧交相集聚，怎敢不吐露实情，以求宽免？伏望皇上俯察臣先前所陈的情由，特赐收回成命，仍敕令吏部准许臣照旧侍养母亲，另选贤能之人补任原缺。万一臣在犬马余年中病体稍有好转，臣母亲也将随诸位臣僚稍尽驽钝之力，以图报答皇上的涓埃之恩。臣祈求恳切、迫切到了极点，因此具呈此本，命义子邵寿亲自携送。谨此具奏呈报，伏候敕旨。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奉圣旨：卿才干品行老成，特此简拔任用。先朝已经有成命，不准许你辞职。着令你赶快到任理事。吏部知道。钦此。第七疏 南京礼部尚书臣邵谨奏：为仰承皇恩诏命，俯念母亲私情，陈述实情，恳切请求终身奉养母亲，以图日后报效之事。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一日，接到本部咨文，内称接到南京吏部咨文，又接到吏部咨文。此前臣上奏，钦奉圣旨：卿才干品行老成，特此简拔任用。先朝已经有成命，不准许你辞职，着令你赶快到任理事。吏部知道。钦此。吏部谨遵旨意备文咨送到臣这里。臣叩头拜读之后，感激到了极点，惶恐惭愧到了极点，忧虑恐惧也到了极点。恭惟皇上圣德如龙飞升，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总揽乾纲，聪明通达四方。短短十几天、一个月间，各项政务焕然一新，海内风闻而响应。近来起用废退之臣，振兴偏远之地，竟然也涉及臣，使臣的乡里欢呼，士大夫赞叹庆贺，都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美好际遇。臣的感激，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臣以诸生身份出仕，历任内外官职三十多年，才能平庸，位次低微，年轻力壮时尚且不如别人，如今年过六十，衰老疾病侵凌，凭什么能够胜任职守，跟随诸位大夫之后呢？臣的惶恐惭愧，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臣在这个时候，按理应当踊跃奔走，勉力克服自己的驽钝，稍微尽一点微薄之力来报答皇恩。只是臣三岁时父亲去世，臣母过氏抚养臣直到今天；臣母六十岁时已经衰老多病，到了七十岁病情更加严重。

译当时逆臣刘瑾刚刚败亡，朝廷起用臣于退休之中，臣由副都御史再升为户部左侍郎。臣想到没有弟弟，也没有儿子，母亲无人托付奉养，所以在正德五年、六年间，曾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后来蒙先朝体念臣屡次上疏、情辞恳切，准许臣照例侍养，臣归家已经八年。南京礼部尚书出现员缺，吏部查照前巡按监察御史唐凤仪、叶忠节上奏的便于奉养亲人的荐章，会同官员推举起用臣任前职时，臣母亲已经八十岁，病体仍和从前一样，因此臣陈述实情辞免，再次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去年正月，臣母亲加患中风之症，卧下起身、大小便都不能离开床褥。今年二月，臣从旁听说吏部题奏、奉先帝有终身奉养的诏命，才感到欣慰庆幸。近来四月中旬，旧病加重，一勺稀粥、一匙汤药都不能入口，屡次气绝又苏醒，全家号哭，实在没有想到几天之后竟略能进食饮水，幸而保留下残余的气息。到现在气息奄奄，早晨还不能保证能活到晚上，臣心绪迷乱。想要舍下母亲独自赴任，已经难以诀别；如果奉母亲一同前往，又难以移动。况且臣先前在侍养母亲回家后的第二年，就患了中风，虽然侥幸苟全性命，但左髀右足外部拘挛、内部滞涩，拜伏起立十分艰难。礼仪中首先要拜谒陵墓，臣的病足必定承受不了五里的步行趋走；礼仪中还要郑重进呈表章，臣的病髀必定承受不了十里的骑行。像引导、随从等这类事情还有很多，若强行前往，倘若临事跌倒失态，所获罪责就更大了。再说国家礼仪由礼部掌管，实在关系到神明与人、上下秩序，臣本应早晚敬慎清治，却在这件事上有愧。内有病重的母亲，外有怯弱的病躯，这两种念头交相萦绕，实在不能专心任事，仰助新政万分之一；臣的忧虑恐惧，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如果顾虑冒犯天威，不在这个时候再次申诉实情，那就是臣对君上不诚实。臣实在至为愚昧，究竟该如何自处？伏望皇上鉴察臣感激奋发的深心，察知臣惶恐惭愧、想要图报的诚意，怜悯臣忧惧而不能自处的苦情，特赐收回成命，另授贤能之人，容许臣照旧侍养母亲，终了她的余年。臣如果没有死，日后或许承任一官，犬马之力不敢不勉力。报答刘氏的时间已经很短，臣不敢多说。然而圣明在上，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臣又怎能忍心不说，以致辜负我的母亲呢？惟愿皇上哀怜体恤，曲意成全臣，那么臣即使死而复生、白骨生肉，也都是天地的恩赐。臣感激恳切，倾吐肺腑到了极点，因此具呈此本，命义子邵寿亲自携送，谨此具奏呈报。伏候敕旨。正德十六年八月初日，通政司官奏报：本月十二日奉圣旨：朕认为卿才干品行老成，在新政开始之时，特意起用你。既然你多次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孝心诚恳恳切，勉强依从你的请求，着令有关官司按礼慰问存恤，等到母亲去世之日再来报到。吏部知道。钦此。《容春堂续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八　明 邵宝 撰 杂著【九十三首】杂著 《坤》《遯》《明夷》《旅》杂说 王晦叔说：坤、遯、明夷、旅四卦都不是君位。依我看来，坤说的是名分，遯、明夷、旅说的是道义。名分依据常道而存在，道义由变化而产生。遯卦所表现的变化，是太伯的至德、伯夷叔齐的仁德，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旅卦的变化又是什么呢？虽然如此，周襄王、鲁昭公蒙受羞辱而只能保全自身，还可以说得过去。明夷卦的变化，是危险昏暗而伤害他人，纣王的罪恶就无法言说了。坤卦所说的名分，难道还有尤其值得说明的吗？臣下对君主的关系似乎有疑问，而穿着黄色下裳却大吉，这正是伊尹、周公摄理君政而最终仍成就为臣子的原因。有人把羿、奡、女娲、武王拿来相比，这是把事情说成篡夺弑杀的开端，难道是这样吗？那么，坤卦中的君位在哪里呢？回答说：乾卦是君道，坤卦是臣道。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这就是名分。《春秋》诸贤臣论十一首 周臣 论说：唉！周朝的德行到这里已经衰落了！人才再也没有振兴起来！即便如此，周王立隗为卿而有人进谏，属国攻克而有人劝告，郑庄公问九鼎而有人回答，鲁国请求隧葬而有人辞绝；如果国家没有人才，还有谁同它谋划国事呢？《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的贤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只有这个时候正是如此。又说：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这是召伯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即使想不思念他，难道能够做到吗？鲁臣 论说：孔子谈到子贱时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子贱从哪里取得这些品德呢？鲁国有君子，已经是很早的事了。至于圣人，我不敢论列；他的高等弟子，也多得无法尽述。说到大夫中贤能的人，则有孟子所说的圣人存在。其他如国君违背德义便进谏、像忠于公室的人，大概也很多。至于有的人死了值得怜悯，隐退了值得推崇，离去时可以作为法则，难道仅凭一个节操就能使他们全部遗漏吗？齐臣 论说：齐国和鲁国相邻，齐国疆域广大，不是鲁国所能相比的。至于人才，鲁国却超过齐国。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显名，鲁国有这样的人吗？正因为鲁国没有这种人，所以人才反而超过了齐国。大概圣人的教化深厚啊。《论语》说：齐国一旦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旦改变，就可以达到圣人之道。我论人才，也可以这样说。晋臣

译论说：孟子说：所谓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相传的臣子。我考察《春秋》中各国的世臣，没有比晋国更盛的。狐氏、先氏、栾氏、郤氏、范氏、魏氏、韩氏、荀氏、羊舌氏、乐氏、祁氏，这些是其中较大的家族。这些家族世代都有贤人，与国家始终相随，大概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人们说：楚国虽然有才俊，晋国却实际任用了他们。这话果真如此吗？难道果真如此吗？郑臣 论说：郑国处在晋国、楚国之间，处境艰难却能保全国家，也只是依赖诸位臣子。因此申尼称许郑国的使命，屡次称道子产。子产以下的人，才干就很不相同了。我从七子的赋中，大致看到了这一点。哪里能让叔誉复生，和我一起全面评论他们呢？卫臣 论说：我读《论语》，孔子所称许的贤大夫，大多是卫国臣子。季札访问卫国时，也有很多值得称说的人。自康叔、武公以来，卫国对人才的培养已经很久了。宋臣 论说：宋国的文献不足，孔子大概曾为此叹息。然而献身仕国、入列任职的人，往往还是有的。只有在危急中才能观察节操，只有在仓促中才能观察才干。谁能宏大而久远呢？大概只有商代的老成之臣、居心正直而懂得训诫的人吧？宋国不能最终称霸，也是理所当然的。秦臣 论说：《左传》称赞秦穆公用人周全，这是一个方面。考察他所任用的人，却很少。又是为什么呢？秦穆公希望得到休美宽容的人，厌恶嫉妒而又好学显扬的人；等到他死时，却取用那些贤良之人殉葬。声望风气所影响的地方，有人来归附，也有人被拒绝。我读到绕朝的话，对此深有感触。吴臣 论说：吴国的人才为什么这样少呢？季札已经是最高的了。他退隐在延陵郊野耕作，而且还出来先后访问鲁、齐、郑、卫、晋。他对于吴国政事，大概没有参与。那么，使国家得以建立的人是谁呢？伍子胥确实忠诚，但他毕竟是从楚国来的。《左传》说：没有君子，它怎么能够保全国家呢？吴国成为吴国，已经很久了。它大概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我没有见到罢了。大概是后来才同中原诸国相通，所以它的官职掌故和史籍记载或许有所缺失吧？楚臣 论说：人的才干，哪个国家会没有呢？只是哪里不学习，而孟子偏偏称赞陈良，是因为他喜爱周公、孔子的道。假如喜爱周公、孔子的道，那么本来就是天下的人才，哪里还只是楚国所产生的呢？所以我评论楚国人物，一定先以没有获罪于《春秋》的人为标准。《春秋》的道理，就是周公、孔子的志向。陈、蔡、曹、虞臣 论说：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人而显得重要，也因为一个人而显得轻微。因此，蔡国有季氏，所以国家知道什么是谥法；曹国有欣时，所以国家知道什么是节义；陈国有冶氏，虞国有之奇，所以国家知道什么是进谏。否则，即使人才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读《春秋》杂说八首 西狩 向西行猎的是谁？是国君出猎。鲁哀公参与了吗？这是国君命令进行的，他没有亲自参与；如果参与，史书就会记作公出猎。不记公，便知道他没有参与。捕获麒麟后把它赐给虞人，是谁赐给他的呢？麒麟献给鲁公后，是鲁公把它赐下的，所以仲尼才得以看见它。于是《春秋》记载了捕获麒麟之事。六羽 八佾用于宗庙已经很久了，鲁国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僭越。到了为仲子的庙举行落成礼时，才开始使用六羽舞。《春秋》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是对它有所庆幸，但也含有遗憾。诸侯的妾使用六羽，就如同诸侯使用八佾一样，都是僭越。阳生 如果以死亡报告，就记作死亡；如果以被弑报告，就记作被弑。被弑杀却以死亡报告，是因为关于被弑的说法只是传闻。传闻不能胜过正式文书，所以记作死亡，等待进一步查察。这和处理疑难案件相类似。翟泉 周天子为什么住在翟泉？为什么进入成周？其中一定有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春秋》不记作天王，这是因为他是上天之子。上天之子并不是上天本人，除了谁，还有谁能拥立他呢？大概合乎正道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合正道的事情则不是这样。突然出现在防地，仿佛从天而降，圣人的

译笔法也真是神妙啊！璵璠 昭公出逃以后，意如留在国内，怎么处理政事呢？政权自从昭公出逃后已经很久掌握在他手里。昭公在国内，祭祀由昭公主持；昭公出逃，祭祀就由意如主持。服饰改变了吗？仲梁怀说：步伐改变了，玉佩就要改变；玉佩改变了，服饰也就改变了。代替国君主持祭祀而不改变服饰，是合乎礼的；改变服饰后主持祭祀，就不合礼。即便如此，季氏已经因驱逐国君而成名了，还能责备他什么呢？季姒 昭公出逃时，鲁国已经岌岌可危，快要灭亡了。而事情起始于季姒的一句话，诬陷从她那里兴起，她没有料到祸患的阶梯竟由此造成。何况昭公具有孩子般的心性，群邪又跟随他，即使有叔孙昭子、子家昭伯这样的人来推助、挽救，想使他复归君位也很困难。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陈公子昭 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是天子能够施行于天下的权力。陈国的公子昭，楚国凭什么能把他流放到越国呢？栾盈逃奔晋国，晋国防备诸侯来接纳他，并把他拘禁起来，是想使诸侯不能收留他。公子昭被放逐，怎么知道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越国凭什么能留住他？楚国又凭什么能控制他？子囊说：赫赫的楚国，安抚统治蛮夷，全面征服南海，使之归属于诸夏。大概在共王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行人 《春秋》时代，行人没有固定官职，只是临时担任出使之职。不是他的正式官职却称为行人，是为了加重出使的意义。不过他最初出使时，史书并不这样称呼。到了被拘捕、被杀害时，才开始称他为行人，以此显示对方的罪过。被拘捕的有叔孙婼，被杀害的有干征师。《季札论》【我先前已有论述，今再补充其中不足之处】季札让出国君之位而安然甘居臣下，所以在国内就居于国内，出使在外就出使在外，心中丝毫没有私意。心中丝毫没有私意，这就是臣道。《春秋》记载他出使时，出使就称出使，记名就称其名，丝毫没有增加礼遇；丝毫没有增加礼遇，正是为了成就他的臣道；成就他的臣道，正是为了彰显他让国的节操。季札的让国，开始于寿梦想立他为继承人，终于光把国君之位送给他。已经取得国位后因动乱而辞让，这是可能的；国政安定时想立为君而辞让，却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用让国之事责备季札，那么不如追讨弑君之贼；应当向僚追讨，还是向光追讨呢？僚已经死了，光已经篡位了。天子和方伯也没有可以申诉的。如果擅自兴兵，就是用光对待光的办法来惩治光。否则，季札所坚守的原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有人说他出使在外而不归，是因为看重保全自身，却轻视人民和社稷。动乱不能由我平息，反而是由我造成的。若以此责备他，季札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又 季札一共四次辞让。寿梦认为他贤能，想立他为继承人，季札辞谢不肯，这是第一让。诸樊服丧期满后，把国君之位交给他，季札又辞谢而离开，这是第二让。夷末去世，季札出使在外而不归，这是第三让。光刺杀僚后把国君之位交给他，季札不接受，离开吴国到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这是第四让。这四件事中，最初辞父之命，是礼，是泰伯的道路；接着辞兄长之命，是义，是叔齐的道路；最终不参与篡夺，是法，是叔肸的道路。借出使之名逃走，实际是逃避僚，这算什么义呢？三次辞让合宜，一次辞让不合宜；即使想辞让，也应该以国老的身份自处，说明嫡长继承的道义，使国家有归属而已，不参与其中就可以了。如今却不是这样，《春秋》记载此事，正是要端正这一点吧。读礼杂说九首 其一 公仪仲子舍弃孙子而立儿子，檀弓吊唁他时穿了免服。司寇惠子舍弃嫡子而立庶子，子游吊唁他时穿了麻衰。这合乎礼吗？不合礼。那么这两位为什么穿这样的丧服呢？是想借此说明礼吗？如果想说明礼，却亲自践行不合礼的做法，可以吗？从前孟子曾以仁术为说，假借不合礼的事情提出问题，却引导人归于礼，这接近权术，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其二 用帷幕遮蔽灵柩不是古礼。那么为什么要遮蔽堂屋呢？帷堂是在小殓以前，对死者有避开恶气的作用，对活人有区别嫌

译疑的作用。已经入殡以后，这两种作用都不存在了，所以只帷堂而不帷殡。至于已经下葬、返回哭灵，即使设有几筵，又有什么需要遮蔽的呢？所以说：没有灵柩就不设帷幕。其三 儿子为母亲服丧是礼，丈夫为妻子服丧也是礼。五服之外还包括什么呢？居丧服母亲，也包括庶母。庶母对于君主来说是妾，对于庶子来说是妻。对于君主来说，她是庶妇；君主为妻服丧，不为妾服丧；为嫡长子之妻服丧，不为庶子之妻服丧。君主本来不服丧却制定服丧之制，是权变。所以说是五服之外。那么什么属于五服之内呢？凡是君主按礼应服的都属于五服之内。圣人在恩情中不能没有义，在义理中也不能没有恩情。五服之内外，如果不是天下最大的权衡，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其四

译丧服期间三年不祭祀，是古代的制度。如今举行烝、尝、禘祭，为什么还要进入宗庙呢？有人说，如今居丧和古人不同，卒哭以后略微仿照杜氏的说法，在灵主前穿衰服，在宗庙中穿黑色服，也可以。唉！这是什么话？如今居丧和古代不同，是人自己放弃了古礼，并不是有什么禁令使人不能实行。不能在这里求勉力实行，却只想在那里一并废除，这怎么可以呢？况且晋国在殽之战时，子墨衰绖，后来又穿黑服安葬文公，因此获罪于万世已经很大了，何况穿黑服到宗庙祭祀呢？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在灵主前以功衰祭祀，在宗庙中穿深衣进献。其五 五个月之内，改变丧服三次。昭公的孩子心性、不能审度事理，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然而从今天来看，丧服自成服到小祥时改练服，时间已经满一年，衰服难道能不更换吗？现在有人服丧百日就改练服，有人六十天就改练服。与其过早改练服，不如按礼更换。更换的行为只有一个，但有的因狂妄而更换，有的因合礼而更换。同样的行动，内情却不同；同样的事物，所依循的道理也不同。只有君子能够这样做。其六 丧服有通常的制度，但所遭遇的情况不能不发生变化。遇到变化时，丧服就难以处理。所以丧服有成服、受服、练服、除服，以及某种常规制度；还有更换、包裹、特异、重服、兼服等变化。死后三日收殓而成服，满一年举行小祥并改练服。头上的绖，改用功衰。又满一年举行大祥，再过一个月举行禫祭。在这些时候穿相应的服，这就是所谓通常的制度。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只有服斩衰之丧，已经举行虞祭、卒哭，又遭遇齐衰之丧时，男子要更换腰绖，妇人要更换首绖。所谓包，是男子仍戴首绖，妇人仍系腰绖。所谓特，是斩衰丧已经练服，又遭遇大功之丧，男女头上和腰间都用麻。所谓重麻，是男女头上和腰间都用葛。所谓重葛，是服齐衰之丧举行虞祭、卒哭后又遭大功之丧，男子用功丧的麻绖更换齐衰腰间的葛带，而头上仍用齐衰葛绖；妇人用功丧的麻绖更换齐衰头上的葛绖，而腰间仍用齐衰葛带。所谓兼服，有斩衰葛、齐衰麻，直到功衰葛、缌麻等情形。前一丧已经下葬，后一丧刚刚入殓，男子腰间、妇人头上更换服饰而兼服两种丧服，前一时如此，后一时又如此。服制随时变化，新旧、轻重相互参差，有伸有屈，却不失恩情和义理的中正，这就是所谓变化。又是这样，所以才称为难以处理。如果依照这些类别推演，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在五服之内周旋，即使每天都有变化，也不会感到意外，更何况通常的制度呢？其七 我读《既夕礼》，才知道古代君子办理丧事，舒缓从容而不违背节次。大概提前三天就忙乱，提前一天就更加纷扰，所以斟酌安排在提前两天。既夕哭之后，启殡而朝拜祖先，装饰灵柩、连接引车，之后举行祖奠，整天都在办理丧事。所谓从容不迫，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其八 从前我读颜丁居丧的记载，却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情感。我是孤儿，年幼失父本来如此，又没有人给我省察。如今正逢太淑人去世，我日夜守在殡宫，恍惚沉默地体会，才开始懂得其中滋味。唉，母亲啊！母亲啊！再也不能使她复生了！祝寿、宴饮、庆贺、赞颂，也都再不可能有了。即使在她生病时承受问候，观察医者所说的病情好坏，刚刚高兴又忽然忧戚，还能再有吗？这还只是活着的时候。即使占筮得到离卦变为颐卦，惊愕跌倒，脸色让客人看见而使客人害怕，还能再有吗？这还是活着的时候。即使她死后号哭悲恸，为她含殓，忙乱地拜见宾客、举行虞祭，病中疑心自己也要死去，还能再有吗？大概不仅活着的日子不能重新得到，死亡的日子也不能重新得到。天地之间的道理多么广大，每天过去一天，我还到哪里去寻求呢？唉！活着的时光不能重来，人们还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死去的时光不能重来，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该怎样说出来。记载说：人刚死时神情惶惶不安，哪里能使颜丁复生，与他诵读那首不是母亲便无所依恃的诗呢？其九 成化庚子年冬天，我为丁寿夫写墓记，其中有薄棺无椁、浅土不坟的话，意思是寿夫既已成年并且参加科举，就不应当按照殇礼安葬。当时秦东邱写信给我，认为我的话不对，又说如果按我的说法，必定要引用鲁国汪踦的事情作为依据。我当时没有办法回答他。如今读《丧服小记》中丈夫加冠而不为殇的文字，才知道我过去写墓记时，暗中已经与它相合。如果用这一点回答东邱，一句话就够了，又何必引用汪踦呢？人没有多读书就轻率下笔，写文章恐怕很难避免东邱这样的议论。过了四十四年，我在守丧读礼之处读到这里，追念往事，于是记下这些话。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 “太极”二字起源于孔子的《系辞》， “皇极”二字起源于大禹《洪范》的九畴。二极的意义相同而指向不同。周子说：“无极而太极。”我则说：“有极而皇极。” 五种本性受到感动，于是善恶分开；必须把《通书》中所论刚柔、善恶、中正的内容参照起来理解。树立人的极准，这就是太极存在于人心之中的表现。读“混兮辟兮，其无穷兮”这些话，可以知道先天以前、后天以后所说的道理。太极，是从混沌之气中指出的理，并不是在混沌之外先有一个太极。所谓虚，是理的本源，并不是虚无而又发动。因此说无极，却又说它发动，发动先于静止；理必定发动以后才显现。尚未发动，就不能谈理，所以不说理而说太极。无极，就是纯真的理，也就是太极。“真”就是“诚”。为什么不说诚而说真？这里大概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孟子、程叔子用“命”来说明性，这是性的本原；孔子、程伯子用“性”来说明性，这是性的实际；荀子、扬雄、韩愈等人用气来说明性，这是性的末流。而荀子的说法尤其严重。周子绘制太极图，就像画工画太阳和月亮。太阳月亮的形体是圆的，画工只能画成扁平的形体，这是不得已的。如果一定要穷尽它的妙处，就必须用圆木来制作，使它可以推转，然后太极的妙处才会显现。我曾经遗憾“格物”的“格”字解释得不贴切，偶然读医书中“切脉”的“切”字，认为是探求脉理，于是用“切”来解释“格”，或许就能得到正确理解了。理存在于天时，气不能参与其中。等到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而寂然不动时，气也不能参与其中。至于受到感动而发动，就有气参与其中了。有气参与，气便能够参杂其中，所以有善有恶。“莹”是光明；“灵”是心的灵明。理进入人心而能发光，所谓有的更加彰显、有的原本隐微，如果没有灵明就不能光莹，说的就是这样。彰显的更加彰显，隐微的也得以彰显，这就叫莹。五种本性受到感动而善恶分开，这正是人心、道心处在危险与隐微之间的关键。只差毫厘，就会使天地的位置颠倒，难道就在这里吗？

译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中之上不用再加一句话，它纯粹至善，不容再赞美。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和之上先说“都合乎节度”，既然说“都合乎节度”，就说明还有不合节度的。合乎节度的是理的发动；不合节度的是气的发动。人心、道心，就在这里可以看出。这就是所说的“五种本性感动而善恶分开”。论性杂说 性的道理是一致的，而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这是因为一气分为五行。性的差异，大概就在五种因素有偏有胜吧？某一方面胜过头，就会使一方面炽盛而另一方泯灭。义炽盛而仁泯灭，所谓义便不是真正的义，而是刻薄、残忍、暴虐。智炽盛而礼泯灭，所谓智便不是真正的智，而是欺诈、诡谲、奸邪。这就是所谓下等的愚昧。偏胜较轻而能够反正的，是中等人。所以说：中人以上，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偏胜一发生，人的品性就由此确定。因此，兼顾五行来谈气，气的学说才完整；不兼顾五行来谈性，能够算是在谈性吗？既然兼顾五行，即使说它不杂有五种气，我也不相信。即便如此，追溯它的本原，仍然胜过只从末流去观察。只从末流观察而谈性，并不是真正谈性。因此谈性的学说，孔子达到最高境界，孟子最为深刻，韩愈大概也接近了。善、真、诚辨 善，是继承它的；善的真实，是无极之真；真的实质，是诚；诚，是圣人的根本。理只有一个。最纯粹而没有恶叫作善，最专一而没有二心叫作真，最真实而没有虚妄叫作诚。善对应阳气发动的开始，真对应万物生成的起始，诚又是阳气发动、万物生成的总称。道理本来只有一个。分别来说，在气运方面叫作善，善是尚未完成于本性的名称；在精妙融合方面叫作真，真是尚未融合于精气的名称；诚又是前二者的总称。在天地如此，在圣人也如此。合起来说，善之所以为善，真之所以为真，诚之所以为诚，实际都只是一个太极罢了。程子说：体和用同出一源，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说的就是这个吧？答问性者 性好比水。水还没有流出山时，是云；流出山而形成具体形态，才命名为水。谈论水，在这个时候才算得到了水的实际。此前，是根据云来谈水；此后，是根据涧、溪、江、河、海来谈水。涧、溪、江、河、海，难道不是水吗？只是混杂了泥沙，不是水的本来面目。根据云来谈水，显得迂曲；根据涧、溪、江、河、海来谈水，又显得浅陋。在君子看来，宁可迂曲，也不要浅陋。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谈性了。邹氏贞节门铭【有序】正德某年庚辰某月某日，无锡县令某侯某奉诏为邹氏树立贞节牌坊，以表彰邹母华氏。此前几年，某甲子年，县令侯侯把华氏贞节的事状上报朝廷，诏令大宗伯转发给御史大夫，再转给分巡御史；询问了县中士大夫君子以及乡里的三老、努力耕作而有德行义举的人，才上奏说县令侯所说并不虚妄。大宗伯据此请示，皇上命令按照县令的请求表彰邹氏门第。到了牌坊落成时，她的儿子邹申因为我曾参与听闻司徒施行政典的事务，来请我写铭。考察华氏是文润的女儿，十八岁嫁给邹氏，成为邹鲁的妻子。过了十年，邹鲁病逝，这时华氏二十九岁，留下孤儿邹申，年仅两岁。华氏安葬丈夫并服丧期满后，便谢绝华丽服饰，发誓一定把孤儿抚养成人，等到死后再去追随丈夫。又过了二十五年，她五十三岁，仍然把自己的志向看得如同丈夫刚去世之初一样坚定。从宗族亲党直到姻亲朋友，都称赞说：贞节！我听说华氏家族自春秋直到当代，有显赫人物；晋国孝子宝在南齐建立宗族，华氏一族在无锡尤其显著。文润是华氏的若干世祖先，邹氏则出自宋忠公志完，志完以进谏而受到天下人的尊重。邹鲁的父亲佑之的父亲，大概是他的弟弟进士泂的若干世孙。文润，名德；佑之，名贤；二人都在乡里享有声望。贞节啊，她也确实有所承继啊！铭文说：华氏和邹氏，在我们无锡享有声望；那里有伟大的人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孝子以孝著称，忠公以忠著称，历经千百年仍有余风。难道只有男子如此，女子也同样如此。上天不可改变，她发誓至死不改；还有孤儿呱呱啼哭，她抱着孩子去见婆婆。婆婆不能抚养，难道还能像丈夫那样吗？二十五年如同朝夕之间，孤儿终于长大成人，正是因为母亲贞节。丈夫刚刚去世，有人担心她不能守志终身；但她家资富足而且能够自卫，始终追随清白之志。节操不在于艰难，也不在于富裕；遵循礼，遵循法，一向如此而不仓促。国家有明确法令，表彰她的宅第乡里；后土皇天也不会以我的行为为愧。忠臣有墓，孝子有祠；我为这座牌坊作铭，心中追思古人。宠寿堂铭【有序】宠寿堂，是均州守茹鸣玉氏世代居住的堂屋。它的名称起于天顺初年，到如今嘉靖改元，共有六十多年了。曾经请太师李文正公为它题写匾额。近来他的堂侄、福建少参世和请我作铭。茹氏是无锡的世家，自永乐初年迁居京师，到鸣玉兄弟才凭文科显达。鸣玉在乙卯年中乡试，任今职；他的二弟鸣凤在戊辰年中进士，任光禄丞；他的三弟鸣金在丙子年中乡试。《经元堂》的事情记载在铭文中。铭文说：从前英宗皇帝复辟，下诏尊崇高寿老人。京城中有一位老人，年高得无人能与他相比。皇帝说：这个人能够保持你的仁德，既穿袍又着履，用来荣耀他的身体。又说：朕对此嘉奖。朕追思古代，把尊老看作珍贵之事，于是命令京尹在府中设宴陈设几案。宴中有鼓有钟，有鼎有俎。宴毕召见老人，询问他的年岁。老人说：臣已经过了期颐之年，又经历了四个年头。皇帝对宰辅说，命他和诸位卿大夫前往老人家中，说：祝贺你获得这样的荣誉。只有宪臣请求老人留下嘉言。后来有敦厚的史官，援引古代制度来制定当今的制度。天子和群臣都说：这座堂不如命名为宠寿堂吗？谁来为它题写呢？元老用篆书题写，正是英明的天子超过五帝、登比三王。寿域广大，足以与天地并列。皇帝建立天下的准则，于是广泛施行五福。某为这座堂作铭，用来告示天下。防易台铭【有序】邵子读《易》，在九龙山中筑台，时常登临。手持一卷书，坐在那里终日阅读。到了正德庚辰年，邵子已经六十一岁。在此以前，张侍御汝立归来，写下两句赠言说：我将读《易》，邵子说这仿佛有能启发我的东西，所以把这座台命名为防易台。台在慧泉西北，朝向艮方，东边的群山坐在台上就可以看见。铭文说：《易》用卦象显示道理，经过再一次变化才形成卦辞。连卦辞都不能读懂，还凭什么谈卦象呢？防易台建成已晚，我才开始学习，岂敢说已经把道理全都说尽？窥探古人的著述，俯察大地，仰观苍天，大地深厚，天空宽广，神妙啊，无法测度！我正在这里盘桓，笔悬在手中，终日写不成一句；那些跃然欲出的文思仿佛就在眼前，我寻求的正是防易台的意义。银壶铭 我有病在身，母亲再次辞谢征召而起，诏书从天而降，问道：“用礼来行礼，赐有白金，制成这个酒尊，斟酒为母亲祝寿。一滴一滴都是恩德，恩德深厚而长久。这尊是周代的卣，我刻下铭文和诗。”臣叩拜稽首。燕居铭

译像斋戒时那样庄敬，像尸主那样端肃，苍天的鉴察就在这里。心灵澄澈如水，我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不要忘记，也不要刻意助长；有什么可忧虑，有什么可思虑？那些心意摇摆、举止轻佻的状态，不要让它们存在。小子我不聪敏，请让我在此奉行。新泉石盆铭 这泉开始疏浚于庚辰年冬，到了辛巳年，尚未贯通。壬午年，竹管由一名童子引来；那年秋天，凿通石渠向东流去，涓涓不断，将会无穷无尽。这一月是己酉日，日子是癸巳。是谁作的铭？泉上翁。杖铭 你不折不挠，只有你能扶助我；我不跌倒、不危险，也全靠你来依赖。你的功劳真实不虚，我的德行也不孤单。只愿共同谋求无穷无尽。四杖铭 从前用它来照亮黑夜，如今用手杖来游行。我思念古人，已经三千年了。右边是藜杖铭 中空而外方，你是苍筤竹，使我增光。右边是方竹杖铭 天台山高耸，石桥断绝之处有一种藤蔓生长，经历太古的积雪，枝节交错而奇特峻拔，不弯曲也不折断。右边是万年藤杖铭 你生长在孔林，正直啊！你的外表与它相同而德性不同，是天下陵墓树木的典范。右边是楷木杖铭 慧山寺钟铭 慧山寺的钟从景泰年间到现在，共铸造过三次。开始时用了若干斤玄金。这一次，由僧人圆金初任住持，实际由僧人明杲、明曜负责铸造。考察其缘故并加以筹划的，是前任住持僧圆显。铭文说：金属在熔炉中熔化，反复革新而顺应制作，声音更加宏大，确实相称啊！这是此山寺院中良工的功劳。早晨的钟声响起，万物仿佛都跃动起来；傍晚的钟声响起，各种声响仿佛都沉寂了。四方上下，没有不被它感动的。李文正公小像赞 此前，正德丙子年冬天，我从朋友崔世兴那里得到先师文正公先生的小像，装裱成轴，悬挂在松风阁中，以便时时省视。戊寅年，世兴又把大像寄来，我装裱后收藏起来。庚辰年春天，小像被人偷走了，于是临摹大像，恭敬地写下几句赞语，嘱托僧人圆金像从前一样悬挂供奉。唉！公的德行，是天下人共同仰慕的。那偷窃的人，难道偏偏没有这样的心吗？何况其他人呢？希望大家共同守护它，不要让风雨虫害损伤它。他以神童开始，以元老终老；两朝担任师保，进退从容；化解纷乱、容纳污秽，明辨事机，诚信守义，大力辅佐教化根本，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他治学不标榜自夸，却有足以垂范后世的典则。四海之内，门生众多；欧阳修还没有执掌国政，韩愈也还没有入朝为相。只有公的文章，足以高下千载。赞郭诩所画小像 见素先生曾称赞泰和郭诩的写真画作，认为进入妙品，我很仰慕，却没有见过。有一天，我在南昌东湖边见到他，向他作了一揖，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我离开江西八年后，诸生思念我，于是请仁弘为我画像，寄到京师。见到的人都说不像我，但喜爱它具有有道之人的容貌，又不忍丢弃，于是写下赞语收藏起来。诸位学生，我怀念郭先生，也画像自况，难道不是想像古代儒者那样恭敬地朝夕共处吗？这正是我的夙愿。画吧，画吧，把它作为我的箴言。见素先生小像赞 江湖遥远，山林岁月漫长；云霄中的仪态，海岳般的文章。起初敢于直言，中途勇于退隐，后来急忙起身、迅速归来，晚年始终恭谨。我思念古人，君子能够治理国家；如千仞丹崖，又如南极的一颗星。钱希翁小像赞 山中木屐咯咯作响，海上木筏浮浮而行。穿花布衣，戴草斗笠，哪里用得着兔裘？鄙薄那些品评人物的月旦之论，只执守自己的春秋大义。老翁如今已经去世，我将到哪里去寻求他呢？都太仆元敬小像赞 真是儒者啊，是山泽中的官吏！身在沧洲，我的志向在于著史，便以适意于田野为谋略。曾经仰慕黄山谷的退隐，效法司马子长游历四方；笔下坦荡，纵横万里，议论严正，流传千秋。谁能使古代那种博学、正直而好修身的人再生呢？您大概将要同他们一起探求吧。吴未轩像赞 说到执掌礼仪，可以做小相；说到赋诗，可以做大夫。这是士君子们对您的评价，难道可以欺骗吗？然而您有山可以建庐舍，恢复陶潜的三条小径；有水可以泛舟，就像范蠡游历五湖。唉！这样的人已经不能再生了，如今见到您的子孙，还依稀有家庭的规模和风范。何况我曾亲见您的容貌、承受您的风度，哪里还在乎一幅画像呢？钟馗画赞（二首） 睢阳报国的心愿，发誓死后化为厉鬼；终南山人爱君的志向，托梦后竟被画成傩神。厉鬼出于一时的愤怒，傩神却造成千古的讹传。因此，一句话就使叛乱的贼人恐惧，厉鬼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多了。鬼啊，鬼啊，傩神又能把它怎么样呢！辅佐君王、宣扬功业的才能，寄托在你的生前；驱除邪恶的力量，体现于你的死后。万古天地之间，哪里还有这样的神物？在白日青天之下，仿佛还听见你呵斥的声音。抱拙秦先生像赞 是文儒的后裔，大魁的乡里，伟大啊！前代有杰出的人才，德义光明，文章深厚纯正，典范法则众多。诸生没有不以他为榜样的，身穿布衣、头戴帛冠，做了三十年的大宾。曾孙秦迈训，成为国家的名臣。唉，多么美好啊！方伯泽西杭公像赞 美好啊！杭公任考功时，显露出知人善任的鉴识；任典学时，显露出培养士人的才能；任藩参时，显露出巡视宣抚的惠政；任方伯时，显露出综合治理的宏才。远远望去，他的风采如山岳耸立；近前接触，他的胸襟气度广大开阔。长久听他议论、吟咏诗歌，又可见他仿佛包罗造化，没有一件事物不在其涵盖之中。壮年登上朝廷，神色端正而宣扬美政，显然是群士所仰望的人；晚年归隐山林，眉毛斑白、头发如鹤，卓然成为一方所依靠的人。至于他好学不倦，守德不改，超越今人而不顾，最终将达到古代君子的境界；那么我在最初与他交往时，不但敬重他，而且又畏惧他。今后我们将往来于泽之东西，各自登上高寿之境，几次扶杖持几同他徘徊，公啊，您愿意允许我这样吗！白楼吴公像赞 美好啊，盛美啊！戴着冠，穿着礼服，佩玉铿锵，在朝廷从容行走。伟大的吴公，难道不是国家的光辉吗？从前在史局，您所撰写的是《春秋》，君子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您的才华优长。从前在经筵，您所讲说的是唐尧虞舜之道，君子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您的宏大谋略。如今任内制，亲手裁定天子的诏章，文辞如金雕玉琢，君子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您制作大雅文章的才能。公所蕴藏的才德，还远不止这些。论道弘扬教化，作为公卿、师傅，早晚勤勉不懈，默默辅佐国家大政，君子认为必定这样才算完全发挥您的平生抱负，才能符合海内的期望。美好啊，盛美啊！从前了解公的人，乡里有徐卿，朝廷有文正；古代有国士知遇，如今更为盛大。四十多年，没有辜负知己。我思念古人，晏起承继范仲淹，苏轼继欧阳修而起；我不聪敏，却也早已了解公。因病离开您十年，再次在江东见到您这只鹤，穿着犀角装饰的袍服，佩着玉带，公有美好的容貌。公为我画像，我为公作赞，以此描写公。美好啊，盛美啊！

译遂安令尤翁赞 《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喜怒不表现在脸上，物我之间没有隔阂。从前楚国的上卿，曾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说他忠诚。大宗伯番阳先生，为什么竟用这个标准来称赞我们遂安令尤公呢？现在看来，公年轻时在学校考中，学问深厚而声望崇高；壮年时治理县邑，政事通达而声誉丰厚；老年时在乡里持杖闲居，德行更加昌盛，也更加恭敬。长寿而善终，何况又有贤能的儿子接续前人的事业，受到任用。君子说：“美好啊！”舆论也都如此。我二十岁时曾在乡里住宅拜见公，晚年又考察他的德行。我既不是宗伯的门徒，又将从哪里取得这些认识呢？静学孙翁赞 喜爱田园，也广泛领略山林的趣味；喜爱烟霞，也尽情游历湖海。十年自我反省，独自在一室中修养。父母去世后吃素，如同僧人持守戒律；竭力教育子女，如同农夫等待收获。这样的人，本应戴葛巾、穿野服，享有百年长寿，却得到推恩封赐，仿佛从天而降。这难道与一般人的求取有所不同吗？小像自赞 防备孤独却因此懈怠，我的修养难道在于此吗？对此有所惭愧。晚年患病而反省自己的过错，在我身上难道没有吗？我有所觉悟。《易经》说：“没有过错的人，是善于补救过失的人。”我为自己诵读这句话，希望内心安逸，日子也快乐。陈慎庵像赞 章逢一门汇聚了诵读弦歌之声，老翁生长其中，学业有成、品行尊高，正颜端坐而讲学，使师道得以敦厚。唉！慎庵是宋代忠臣肖梅公的遗裔，是国初郡博休休居士的来孙。《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始终不可喧扰。”我对此也这样说。赵学海像赞 有学海那样的求学之心，却受限于年岁；有朝宗那样归向圣贤的心，却受拘于地域。难道不能迅速归依圣贤的仁德吗？还是早已听闻君臣的大义呢？才华光明显著，气势充沛，洋溢着诗书的气息，蔚然有簪缨世家的后裔风范。我将看到他的成就。他大概就是如今所说的伟器吧。董孝廉画赞 志向在于自我砥砺，朋友以弦佩为心中安定；老师像董仲舒下帷讲学，难道只是因为姓氏相同吗？也只是因为仁德所居。因此，他教育郡中士人，不以士人的贵贱为标准；治理县邑，不因百姓愚昧而轻视。为奉养亲人而请求归养，长揖辞官归去。大概早已有先贤称他为孝廉，君子说：“确实如此！”如果这不是赞誉，我将到风山公那里求证，看他认为怎样。殷东原像赞 按世俗的评论，族公在甲乙之列；按士人的评论，品行公正在叔仲之间。冠服济济，弦歌朗朗。说到居住，虽然处在市井之中，也不过一亩大的宅院；说到奉养，田地里的收入足够全年使用。大概是乡社饮酒时受尊敬的老人，也是每月品评人物时受到乡里推重的人。君子说，公之前没有可惭愧之处的人，是方伯大父一辈，他已经通过隋唐的科举；公之后没有可惭愧之处的人，是弟弟令阳山，仍然出自周汉的贡士。此像从今以后直到后代子孙，永远作为影堂中瞻仰供奉之物吧。节庵茹公像赞 孝敬友爱的品行，在家中得到信任并传布乡里；恭敬仁惠的政绩，在县邑显现并在省中成就。杰出而德高的人，已经受到众人的推重；身居要地、官位很高，却在丑位而无人争竞。年轻时先从文献世家脱颖而出，晚年却抛弃功名之路。说到家庭，留下的福泽极其深厚；说到仕宦，离去后的追思尤其长久。君子看节庵这个称号，也可以由此了解公的大概了。那位画史虽然在想象之外画得十分逼真，本来终究也只是堂中的画像罢了。草亭成翁像赞 有巾帽，仿佛宋代欧阳修；有词章和翰墨，出入晋唐之间。有诵读，有讲说，达到虞世南、黄庭坚的境界；向王庭进贡，遵循周室制度，分任师儒。邻近苏湖地区，兴致到来便流溢为图画；又不愧为倪瓒、王蒙的乡里。这样的人，远望他的人认为他具有神仙般的骨相；评论他的人认为他配称文献世家的门墙。又有谁知道，他晚年承受封典，戴冠穿礼服，成为山林的光辉呢？魁星赞（二首） 北方有北斗，主持纲纪三辰，谁在主张这些事？只有你有神异之力。神啊，你无所不在；匡正四方疆域，显明我的文昌之运，远在虞、周以前。天帝之车在中央运转，四方国家都由此维系。人们也说：“斟酌元气，早晨建立于东北。只有你具有神力，开启阳气、兴发祥瑞，使天下回到春天。” 王母献桃图赞 西池之上灿然明丽的，是秉承太阴之精；东海之中层层累积的，是含有初阳之气。二者合并，恍惚处于有无之间，仿佛从天而降，又仿佛从地中生出。可以远远观望，却不能得到；于是有至人参与天地之间，以神灵感应它，以心意与它契合。大概将要在天地之间开启长寿之域，把万物合而为一来观看，超越运世而上，不必计较一千二百岁的寿命。那周穆王的荒唐游历、汉朔方士的戏弄，又哪里值得计算呢？二泉第一流赞 晦翁的诗中有这样的话：“碧涧每日流行千里，大概就在这里吧？”我的泉水汇流之处也很多，这一道是第一流。观水的人，离开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从这里流入溪水，随着河川而行；从这里流入田地，补充雨水的施润。流吧，流吧！谁说它微小呢？吴文定公像赞 施生带着公的画像来，因为公的侄子嗣业请求，请我作赞。唉，公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得到他的遗像，难道能忘记说话吗？我焚香恭敬瞻仰，为此作赞说：文章深厚，可以在汉代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德行气质温厚纯正，可以追及孔门中的颜回、闵子骞。公虽多次有资格大拜，却没有因群望所归而显得不足；虽高中大魁而符合一贯的舆论，也没有显得自满。真是大雅君子，老成而足为典范。中斋秦公画赞 这是画史追摹中斋秦公真容的画。虽然得到他峻拔磊落的形貌，却没有完全表现出他英迈超逸的精神。即使接近了他的形貌，也不如听他讲话、看他行事的人更能亲切体会他内心方寸之间由此发为华美文辞、运用于经国谋略的东西。唉，怎样才能使这个人在九泉之下复生呢？

译秋涧韦翁像赞 老翁是江左的甲等大族，世系出自吴国高陵亭侯韦昭的后代，随宋裕陵南迁，又从云阳迁居无锡西谿里。到了元代溪山征士尤博达时，他同当时许多名流巨子都有交往。进入国朝以后，到了老翁这一代，更加喜好古代、勤于读书，砥砺品行，与厉雪庵、陈玉溪诸位老者都有古人的风格，隐然成为东南的一位古代君子，不辱没世家身份；只是如今已看不见那高山般遥远的典范了。老翁去世若干年后，他的从孙尚志因为知道我熟悉老翁，拿着画像请求我作赞。我俯仰今昔，感慨系于其中，难道能不说些什么吗？从前见老翁起居时，他曾经手抚琴、夹带书卷；如今看老翁的遗像，只见他戴着高冠，穿着长衣。他正颜讲学，足以成为弟子的楷模；整饬自身、率先示范，足以端正乡里的风俗。他被乡里推举为大宾，被县邑称为大儒。自从雪庵去世，典范渐远；玉溪沉寂，文章制作空虚；秋林长逝，书画断绝；直到老翁也去世，清节便所剩无几。唉！老成之士凋零，谁来启发我呢？秋日高远，山涧枯涸，我怀念他们最初的风范。画龙赞 龙须奋张，龙目怒瞪，龙角峥嵘；像画龙的人未能亲见它，亲见它的人又未必能知晓它。知道它吐气便能化云，知道它飞腾便能降雨；它的运行无边，乾坤无际，也没有人知道它将往何处。你若不信，何不向孔子求证呢？光禄丞天台王公像赞 方正严明，恪守正道，不谄媚，也不骄傲；从布衣身份被荐举，升任卿寺高官。看他所侍奉的君主，是文皇在位；看他所交往的朋友，是文肃同朝。唉，这样的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我曾听他的曾孙说起，玄安怎能不迎风再次肃敬，仰望台山的高峻呢？余墨溪赞 刚强不屈的气节，显著于江汉以南；惠民爱民的政绩，施行于海防之外。这就是君子任官时能够被百姓称为师帅的原因。晚年归隐林泉，以棋局和诗篇为乐，巧妙地回归自然，并与万物周旋。君子由此便能知道他过去的为人，称他为贤者，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邹秋泉像赞 老翁壮年时，家中有能继承父业的儿子；老翁年老时，族中有能折冲御侮的人。忠信的品行，最终能够感动物类；孝悌的德行，先从修养自身开始。近处可以称为乡里的善人，远处可以称为乡里的逸民。是谁画的呢？在您初度生日之时，我写下赞词，祈愿您享有千百个春秋。谈梧月像赞 对利益淡薄，就连贡物也可以让给别人；对义理深厚，即使诉讼之事也可以承担。亲人确实依赖他来奉养并实现志愿，子孙又共同传承明经之业。清风明月，澄澈如沧浪之水；江湖隐居，仿佛少微星隐现。早晨泛舟溪上，晚上行走山中。做官的心情懒散，连头巾也懒得整饬；野外的兴致闲逸，任小舟横在水上。如果地位高而恰当，就应当任用他为相；地位低而守本分，也不会辜负他。如今拿他与当今人物衡量，究竟谁重、谁轻呢？文杰笔赞 序说：韩愈为毛颖作传，假托言辞于秦地。既然记录了毛颖的功劳，怎么可以不知道它的主人呢？因此作吴兴宋文杰赞。这是诸姬之郡、诸子之宗，从湖边崛起，为世间效力建功。文采昌明，恩泽与容貌兼备，端正而不显露锋芒，善始善终。终于有美好的声誉，把它附载于巨匠之作中，和国运一起流传无穷。你谦逊而不居功，文房之中自有史官，作赞者是泉子。蔡君习之像赞 过静之拿着他的岳父蔡习之身穿道服的小像，请我在上面题字，于是我随意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习之的号是如竹，所以末尾这样说。早年奋发，是能够持家的儿子；晚年成为在野的臣民。在公府中恭敬谨慎，在乡党中诚实温和。众人以义称许，官吏也佩服；独自拄着藜杖，戴着葛巾。登临鸿阜远眺晚归的船，在鹅津寻访春色。外表温润而内心正直，内里空明而且真诚。您自称像人一样的竹子，也有人反过来说竹子像您。若不是有见识，君子又怎么能传达您的真实呢？从舅南湖翁像赞 青出于蓝，是早年的才质；守黑于白，是晚年的见识。努力耕田，不向汉代求取功名；安居本土，在《周易》中也有声名。上天赐予寿康，人们称道他平易正直。唉，我知道他的内心，不只在于外在的事迹。那种画蛇添足、如虎添翼而反自取其祸的事，又何必去做呢？何必忧惧呢？《容春堂续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九　明代邵宝撰 杂著（四十三首） 杂著

译题《丁户部举坠录》起初元德因督运漕粮出行，我听说他在仪真，便高兴地说：“仪真是江船进入漕运的起点，在那里办事，正合适啊！”过了两个月，我说：“怎么这么久？”不久元德来信，详细说明恢复废弃闸门的缘故，像他所写《客对》中说的那样详尽。我于是感叹道：“元德对办事真是勤勉啊！”刘晏所说“一条水路不通，就想着先拿锹前往疏通”的情形，元德就有这种精神。水道不通利，才有闸门；闸门不通利，才有堰坝。闸门不如干脆没有，堰坝不如干脆不设，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曾见闸门、堰坝一同修建，管理它的人最终必然废弃闸门而专任堰坝。堰坝的利益归于一群小人，稍有违逆便会众口喧腾，喧腾起来人们就被迷惑了，原因就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水流泄失更容易造成迷惑；如果想谋求恢复闸门，若不是亲自观察、亲自思考，意见就没有能够确定的。然而处在闸门位置的人，如果不了解这些，便会把这种举措看作是在替别人谋地盘；举措反复、设置不能长久，也确实有其原因吧！元德在这件事上大概已经领会了。将来到了清江浦，观察那里的堰坝与闸门，和仪真相同吗？不同吗？一定有可以辨别并加以处置的办法，我这个病人也愿意听闻。题故人书札卷 丙戌年五月，酷热难耐，过了十天仍未停止。我住在侍养堂西侧，静坐面对水石簋，不敢有所作为。偶然检查旧箱子，得到几十年来士大夫君子寄给我的书札，共有几百通，于是命人表装后贴在墙上，来回观看，想到往日的情谊，悲伤地受到感动。凡是其中规劝告诫我的，不敢不接受；凡是赞许勉励我的，又惭愧自己不能承当。后来命工匠装裱成卷，分为四类，共若干轴：老师、尊长、官长及前辈一类若干人；同年、同官、同事一类若干人；门生、旧属及后辈一类若干人；通家子弟、乡里后进又若干人。各以爵号、字号、行辈标在卷首。以后每到山中精舍，便带上三四卷，同邻近的僧人、乡野老人共同观看，希望故人仿佛仍在眼前，不受生死、离合、今昔、远近的阻隔，这不也是一件快事吗！跋陆放翁诗卷 我读陆放翁的《晨起诗》，读到“我的年岁也很值得珍惜，不忍把它付给酒杯”这句，心中很是忧伤。唉，年岁不等待我，已经很久了！有我可以支配的时间，更应当替年岁珍惜；否则，珍惜年岁又是为了什么？后来读陆放翁传，又说：“这卷是徐陶、陆氏家藏的，如今由光远收藏。” 跋先师西涯公石刻《华山图歌》卷 我的朋友夏如山已经把我先师文正公先生所书写的《华山图歌》刻在石上，又从湖南把墨本带来请我作跋。我还没有来得及作跋，那个人便把墨本带走了，在江上行船时遇到盗贼，墨本丢失了。如山十分惋惜，于是带石刻拓本来请我作跋。最初我侍奉先生时，见先生握笔运肘挥写，便以为亲眼见到他的书写就已经知道其中的妙处。退下来见到墨本，往往还轻视它，何况石本呢？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再生，天地间的墨本又失去了一件。到这时我才知道石本的珍贵。《左传》说：“即使没有年老的成德之人，仍然还有典范法度。” 又说：“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找。”民间尚且可以寻求，哪里还能得到像这首歌的石本这样保存典范法度的东西呢？我因此深深叹息。

译跋沈大理草书 “汝明”是我祖母、赠淑人杨氏的父亲尚朴公的字。公的嫡出子女只有我的祖母一人，所以选择她嫁给我祖父、赠都御史三益府君。祖父的嫡出子女也只有我的父亲、赠都御史纯和府君一人。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他；又过了八年，淑人也离开了孤孙。追想外祖一家的德行，世世代代不能忘记。我常常遗憾看不到公亲笔留下的墨迹。近来经过公的孙子沈防那里，才看到沈云间的草书，其中有写着公字的作品。我怎么能没有感情呢？于是请求得到它收藏起来，时时展看，以长久寄托我的思念。这本来也是我的责任。跋颜鲁公帖 这件法帖是颜鲁公的真迹吗？我曾见过《坐位帖》的石刻本，它的笔势与此帖极为相似，尤其是起笔、收笔之处，不是超凡入神的人不能达到。然而宋代以后有名的书法家，也往往能够摹拓出这样的笔势。袁文清说，米海岳临摹《坐位帖》，笔力猛烈奇伟，不能没有失真于鲁公之处。这件法帖在颜鲁公的笔意上，又增加了圆活清润。文清如果能够复生，不知会认为怎样呢？我的朋友文蔚从远方寄来，我观赏时焚香再拜，接连临写了几张纸，然后把它归还。像它题首所说的那样，等待君子评定。跋尤氏世谱后 我曾进入五贤祠，见到遂初先生尤公的神主牌位，便起身肃然敬意；后来查看县志，见到防来山有遂初的墓，又为之感叹。如今俸也拿着他的世谱来拜见我，我得以读了一遍，不禁产生感慨。唉！家族靠谱牒流传，世代靠族人守护，尤氏的后代难道能没有感想吗？跋岳峰卷 观看藩省的岳峰，应当观察谏垣；观看谏垣的岳峰，应当观察乡野寺院。乡野寺院看重他的志向，谏垣看重他的言论，藩省看重他的政绩。难道他的政绩只到这里为止吗？我将把这些方面都通观一遍。跋潘氏所藏倪云林画 潘松泉治好了倪云林儿子的病，云林画《梧竹草亭图》并题诗赠给他。过了四十年，王中书友石见到此画而赞赏它，说它运意入妙，并在题评、题识之外不断追想。前辈的风流，固然就是这样吗？继芳是松泉的玄孙，请我作跋。继芳只知道松泉的名声因为云林的画而受到推重，云林的画又因为友石的赏识而受到推重，却不知道我的话不足以决定诸公的轻重。如此急切地求我作跋，难道不是迷惑了吗？松泉精于医术，云林高于隐逸，友石贤于耿介；他们所以受到推重，本来就在这些方面。跋碧山吟社诗卷 碧山吟社，是我们县的一件盛事。它的地点在慧山脚下，冰洞前面，黄公涧上方，陆子泉右侧，被称为名胜。时间在成化末年、弘治初年，可以称为全盛，也可以称为太平。参加的人都是一时的隐逸君子：修敬秦翁，景旸为竹石陆翁，懋成为梅庵高翁，惟清为逊庵陈翁，天泽为杏轩黄翁，公禄为听玉，杨翁叔理为防庵，李翁舜明为玉溪，陈翁行之为北野，施翁彦清为玉林，潘翁继芳，被称为文雅，被称为耆俊。秋林陈公进之从工部归来，冰壑盛公时望从都台归来，中斋秦公廷韶从江藩归来，也常常来一次，不列入固定人数。聚会中只讨论诗歌，诗成后有几盘燕饮菜肴、一盂饭，饮酒八九巡而已。当时三原王端毅公正在抚院任上，也听闻此风而希望相见，其受到的看重就是如此。像这样举行了若干年，修敬去世，诸位老人相继离世，如今只剩继芳一人能够谈论这些事情。听到的人仍然羡慕，想要继承此事却没有人能够继承。原来当时修敬素来有乡里的声望，而且他的约定十分严格，十人之外不掺杂俗客；即使盛暑严寒，也一定各自穿着规定的服装到来，不到聚会结束不散；每聚一次必作一首诗，必定命题，必定备好诗稿，像完成课业一样。正因如此才能长久，而要继承它就很困难了。如今考察他们的年岁：防庵八十六岁，修敬八十五岁，逊庵八十三岁，竹石八十二岁，梅庵七十九岁，杏轩七十三岁，听玊七十二岁，玊溪六十九岁，北野六十一岁，都可以说是长寿了。玊林今年八十二岁，身体康健得像六七十岁的人，他的寿命还不可估量。这卷书是继芳收藏的，其中也有社外作者。我都见过诸位老人；等到我在朝廷做官时，却没能拿着几杖跟随他们，这所谓的仰慕之情，大概比一般人更深。辛巳年，大司徒秦公奉召经过我家，访问我的二泉书院，曾经一同到吟社，徘徊了很久。如今看见这卷书，我也将老了，怎么能没有感情呢！于是写下这段话。五位贤人的遗像木刻跋 正德辛巳年，我已经把先师文正公亲笔书写的《五贤事略》刻在石上，他的真迹仍像从前一样珍藏。每次展开阅览，总是感叹石刻不能完全得到真迹的神妙。过了五年，到丙戌年，我的堂屋寝室遭火灾，真迹于是毁掉了，幸好石刻还在，简直不亚于真迹。于是我把它奉藏在家庙中，又翻刻在木板上，以便拓印。我已经衰老多病了，追念往日的德行，怎能不更加感慨呢？这一年冬至日，门人邵某焚香三拜，在容春精舍写下此跋。为刘鸿胪、湛司成所作的文卷跋 甘泉先生以道德为师，他在南雍时，谢绝应酬性的文章。我衰老多病，闲居在家，见到他也很少。如今在毅斋公那里，才看见他所作的《家藏集序》，文章从容而宏大，书法磊落而雄健。毅斋怎么能从甘泉那里得到这样的作品呢？甘泉说，达到众多境界很难；我说，达到众多并不难，达到别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才叫难。这说的不就是甘泉的文章吗？我反复诵读三遍，起身致敬，写下此跋后归还它。恭敬地书写诰命碑阴

译本朝推恩的典制，是用来体恤孝行、表彰贤德、劝勉功劳的。一品官追及曾祖，二品、三品追及祖父，四品至七品追及父母。虽然明文法令仍在，但都要看本人是否相称；否则就是有愧，否则就是辜负。有良知的人，应当在这里自我反省。臣寳庸陋无能，起初以成化甲辰年进士的身份，承乏任许州知州。过了八年，前后被抚按举荐十一次，才升任户部员外郎。与古代循良之吏相比，遥远得不可企及。于是蒙受诰命，追赠我的先父溥为许州知州，封臣母过氏为太宜人。自接受任命以来，我周旋任事，历任藩司、按察司。又过了十六年，承乏任都察院的属官，总理中部漕运，正勉力图求报答称职。不到几个月，因在内廷触犯了宄瑾，长期被拘禁并屡遭罚谴，最终被遣送致仕回家。宄瑾被诛后，起用废官，任贵州巡抚，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又因诏令恩典，追赠我的祖父镐为右副都御史，祖母杨氏为淑人；先父按祖父的官阶加赠，母亲加封为太淑人。于是我以母亲有病为由请求终养，服丧期满后，皇上答允了请求，并下诏命有关官府依礼存问。〔“防上三宫尊号”疑有讹字〕，进给我母亲太夫人的服色。只是我德行浅薄、才能无用，怎么承当得起这些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仰望思念祖宗典制的隆盛、孝庙恩礼的深厚、毅皇帝广施恩泽的勤劳，以及皇上眷顾我的厚重。我因病弱而侍奉衰老的母亲，既没有丝毫补报，反而再次承受曲意成全；承受天地覆载，进退无所措置。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使役臣子，臣子以忠来侍奉君主。”忠心尚未见效，却屡次贪受皇上的施恩，即使内心深深惭愧恐惧，又怎样报答并称职呢？如今太淑人的寿藏已经营建完成，谨将再次所受的诰词刻在丰碑上，树立于神道旁，与这座山永远长存。臣没有才能，谨拜手稽首，在碑的下方写下此文。书写张山先祖墓碣之后 自从我七世祖容春府君葬在张山，到现在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天顺以前，我的曾祖存一府君实际承担守护和看视墓地的责任。府君去世时，寳刚满三岁；又过了几年，才从各位祖父、伯父那里听说此事，亲自来过一次并认识了墓地。等到我成为诸生、考中乡试，每年才来一次。到考中进士后，历任内外官职，有十多年没有来省视，旧有的木材也被族人砍伐，几乎全都没有了。等到我任按察、藩司官，回乡拜谒时为此悲伤，于是重新栽植，恢复原状。唉！容春府君的恩泽流传得很远。冉泾的宅第已经失去，如今张山的墓地也已经荒废而重新修整。我虽然不肖，却不敢不努力，只是已经太晚了。向上看，能不比存一府君当年的志向更加惭愧吗？己卯年冬，在墓地下立石，用来标明神道；追念先人的德行，不禁潸然流泪。于是写下此文。张山是惠山的支峰，山势向南伸出，到这里回转。墓地正在回转处，共葬六人：容春府君及其妣钱氏；六世祖谷祥府君及其妣张氏；六世叔祖谷祯府君；五世祖仲容府君。这是郑太常雍所撰《惠山阡记》中所说的。书写太淑人墓碣左方 先都宪府君按照士人的礼制安葬在听松北原。过了六十年，嘉靖壬午年冬十二月二日，先母太淑人去世。第二年癸未年冬十月十日，安葬在绣岭原，距离北原二百一十六步，中间隔着两道围墙。早在三年前，已经在这里选择了寿藏。实在是因为府君的墓穴靠近邻墓，所以有人提议迁葬合葬。但既然遗体已经安置妥当，就不敢听从。于是遵照太淑人的遗命，按照大夫礼制为她入棺、穿衣戴冠。选择日期，在北原向府君墓告知此事，奉迎府君灵柩前往绣岭。等到下葬时便合葬在一起。绣岭山头上方偏右，古语说：“魂气无所不到，难道只在那边吗？难道在这里祭祖吗？”夫妻相配而且相距很近，从今以后将这样周旋相伴吗？神道门上题写府君之名，墓碣题名也把府君列在前面，这是为了通达太淑人的志愿。唉，寳啊！难道不孝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吗？知礼的君子若责罪于我，我敢推辞吗？书写陈静斋新定《周易》古文音义之后 《易》包含圣人之道有四项，卦辞是其中一项。而卦辞之所以成为卦辞，又有三方面：文字、音读、意义。意义不明白，却能谈论《易》的人很少。文字如果有错误，就不便于阅读；音读如果有讹误，就不便于诵习。阅读、诵习不便，也会成为讲明义理的障碍。静斋先生研读《易》，有独到的心得，因此考核校订各家说法，广泛求取诸家材料，在文字、音读、意义上都形成自己的定见。刊正近世版本，使它重新恢复古本面貌。如果不是考究古代精深透彻、学术造诣很高，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不过，要有古人的眼光，才能认识古人的文字；要有古人的耳朵，才能认识古人的音读；要有古人的心，才能认识古人的意义。先生对当今学者的期望，真是深远了！我虽然迟钝，如今也老了，却还存有借年延寿以求学问的愿望。恭敬地读到这部新编，怎能不欣喜雀跃呢？

译书写宛丘陈氏族谱 家族有族谱，就像国家有史书、郡县有地方志。国家有人才，史书就重要；郡县有贤人，地方志就重要；家族若没有值得称道的人，族谱即使不编也可以。即使编了，又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我们无锡陈氏，世代都是儒者。祖先出自陈地宛丘，居住在我们常州已经有若干代了。宋代有宝章公炤，以死守节义著称；前朝有国史公显，曾以文章学问著称，有时也因孝行受称誉，他们都是天下名士。本朝以来，有休休居士伯雨、静庵尚简、逊庵天泽，都不求闻达，只在乡里教授弟子，大概都是国士。再往下的各位同族，也都敦厚地学习诗礼，足以称为乡士。论及这个家族，可以说是有人才，族谱怎么能不编呢？编写的人是谁？是伯雨；后来续编的人，是训。我喜爱他们的儒学能够世代相传，足以使家族获得尊重。读了这部族谱，于是为它写下开头的话并归还它。请少傅守溪王公为《太淑人贞节碑文》撰写事状 封为太淑人的我的母亲过氏，是无锡黄藻里人。她是宋宗室徐王郡马孟玊的若干世孙，家中隐德相承。到我的外祖父时，明翁娶周泾周氏为妻，生下我的母亲。她在女儿中排行最小，慈惠温良，恭俭详雅。十九岁时，嫁给我的先父、赠奉直大夫许州知州、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纯和府君，名溥，字惟渊。第二年生下寳，又过三年，先父不幸因病去世。当时母亲二十二岁，寳刚三岁，母亲谨慎地抚养保护我。服丧期满后，几位叔父觊觎我的产业，百般欺凌，想要夺取它，节母始终没有改变。后来分割财产，他们争着取金帛珍玩，母亲独自取走先曾祖存一府君亲手校订的先世遗书一千多卷，明白地说：“我是寡妇，这些书应当给我儿子读。”于是把书收藏在床顶。那时寳六岁，母亲告诉祖母杨淑人，请她依礼为我聘妻。如今淑人因为疼爱我，还没有让她到外傅那里学习。寳九岁时，才聘请乡里七十三岁的王先生教我句读。后来又送我跟随陈、俞二位先生学习经学，不久进入县学。等到寳二十一岁，在应天乡试中考取举人，参加春官考试却没有成功，最终完成太学学业。在这几年间，母亲卖掉旧有产业以及各种服饰，几乎耗尽所有供给。寳二十五岁考中进士，第二年授任许州知州，迎接母亲前来奉养，封为太宜人。历次升任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驻镇淮安。母亲从四十六岁到七十岁，共二十五年，都是在我任职地接受奉养。寳因弹劾逆宄瑾、平江不听从，宄瑾矫诏勒令我致仕，居家几个月后，起用为贵州巡抚，我勉强奉母同行。到了长沙，接到任户部侍郎的诏令，便返回京城。此时母亲七十一岁，病弱衰老，不能再前来接受奉养。我两次上疏请求终养，都没有获准。寳到京师几个月后，又再次请求终养，诏令准许回家省视；到家三个月，又请求，诏令准许侍养。于是按照诏令规定，以诰命晋封为如今的称号。又过八年，寳升任南京礼部尚书，〔“防辤”疑有讹字〕一年多没有得到答复，吏部据此请求，得到先帝答允；过了三个月，今上即位，又诏令起用，〔“防辤许之”疑有讹字〕，并命有关官府依礼存问。这时母亲八十一岁。我的母亲太淑人，贞洁守志，抚养遗孤，无论壮年还是老年，始终安守节操，像同一天一样。按常例，因为先前的封号没有得到旌表，之前封太淑人的诰命中曾有“何况我是掌管风纪的臣子，上有贞节的母亲”这样的话。皇上的话多么伟大，正是用来旌表我的母亲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荣典了。我曾经在家中建造奉诏侍养之堂，称述诰词并记载此事。如今又仰承特殊典礼，荣宠达到极点，也使诰词增光。打算请有道德的君子撰写贞节母亲之碑，把它刻在美玉般的碑石上，在家族和邦国中永远宣扬我圣明天子的德意。先生是乡邦前辈，具有道德文章，是海内所尊奉的大师。像这样的碑文，不向您请求，还能向谁请求呢？我早晚侍奉母亲身旁，不敢远离；加上疾病缠身，起居艰难，只能写一封短札，附上菲薄礼物，谨托姻亲华邦，特意前往山中的旧宅，私下请托于您的属吏。寳不敏，蒙受您的礼遇和提携，已经很久了。如今提出这个请求，您或许不会拒绝吧？冒昧陈述内心，谨具事状，不再详述。再次请少师石斋杨公为先父赠都御史府君撰写神道碑铭事状 先父名溥，字惟渊，是我先祖三益府君的长子，是我曾祖存一府君的长孙。母亲杨氏，在二十岁时嫁给我的母亲过氏所生的先父？〔原文语序有疑〕；先父去世三年后，年仅二十三岁。先父孝顺友爱、谦逊谨慎，跟从乡里的老师诵习《孝经》《小学》《论语》《孟子》等书，都能通晓大意。因为父亲、祖父尚在，所有家事都不敢擅自决定；观察他的志向，就知道他是正直的人。他去世时，乡先生李舜明在铭旌上题写道：“纯和生，如今祠堂的主人要任用他。”当时寳才三岁。过了十八年，成化庚子年，寳考中乡试。又过三年，甲辰年，寳考中进士，任许州知州。先父按照寳的官阶受到诰赠，为奉直大夫。后来寳接连升任户部员外郎、郎中、江西提学、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致仕后又起任户部侍郎。先父因诏令恩典追赠为右副都御史，官阶为通议大夫。等到寳升任现官，病愈之后，才得以在宗庙焚烧黄帛告祭。生养我的恩德，如同昊天一样无穷无尽。我年幼无知，父亲的声音、容貌、笑语，即使从老母亲那里听到，也已经不能详尽而亲切地知道了。呜呼，真令人悲痛！过去壬申年，我请求奉养母亲，向东归乡，曾经备述事情经过，请您为墓表撰文。等到〔“比防不弃”疑有讹字〕，承蒙您不弃，赐予允诺。后来国事正多，不敢因私事烦扰您。近来托秦亚卿乘机代为请求，听说您还记得此事，因此才敢再次表达诚意。如果您最终仍念及旧日情谊，惠赐神道碑铭，使它永远成为泉壤之下的光荣，我将感激庆幸到极点。先祖家世大略，详见《太师李文正公容春精舍记》和今大学士熊峰石公所撰先祖碑文；如今节录在另一张纸上，只请您一并阅览，略加采择。存一府君曾向周正言士衡先生受学，得到《春秋》的宗旨，对诸经、子、史多有贯通，被称为乡先生，所以特意列举出来。临书不胜惶恐谨慎，谨具事状。叙述《庐山景》画

译我八九岁时，跟随各位伯父、叔父去拜谒墓地，每到听松庵，总要访问王中书所居住的别室，看那所谓的庐山画壁，平日常听人赞叹羡慕，却还没有见识它的妙处。等到成年，考中乡试，才开始懂得欣赏它，但画壁已经毁于火灾。后来参加会试东归，怀有再也不能见到它的遗憾。过了二十年，我任江西提学，往来于庐山脚下，追忆那面画壁，仿佛仍在梦中，更加重了往日的感慨。又过十年，我以户部侍郎身份请假归乡，卧病在冉泾，有客人把这幅画送给我。我展开把玩，画壁仿佛仍在眼前，舍不得放下。唉！中书的画笔已经无法再见了，如今能看见这幅画，也就可以了。不过，这幅画的作者不知道是什么人。推想起来，或许在中书之前吧？中书的画品在当时精妙绝伦，见到此画而喜爱它，并且想要胜过它；兴致所到，便用心摹拟，不能自已。否则，为什么山峰、山林、山麓、亭台、人物以及大小曲折之处，没有一处不像呢？古人做事，一定有所本源；由小处观察，就可以知道大处了。我因此又生出深深的感慨，于是在画的下方写下此文。有人说：这是盛子昭的笔墨。叙述竹茶炉 洪武壬午年春，友石公因眼病寓居惠山听松庵，眼病痊愈后，在秋涛轩墙壁上绘制庐山图。他的朋友潘克诚前往观看，于是有竹工从湖州来到。庵僧性海与友石按照古制命人制作了一只茶炉。友石作诗吟咏它，一时各位名公接连唱和，汇成一卷。永乐初年，性海住在虎丘，把茶炉留下作为送给克诚的别礼。它在潘氏家中保存了六十多年。成化年间，杨谟、孟贤见到它，喜爱不已，抚玩不止。潘氏的孙子某人感慨地说：“这难道比昌黎的画还珍贵，而我却不能把它归还给爱好它的人吗？”于是把它交给孟贤。孟贤去世三年后，秦方伯廷韶任郡守考核政绩，从武昌回来，于是为僧人撰写〔“防语”疑有讹字〕，把事情告诉孟贤的兄长孟敬，取回了茶炉。此事是我从母亲的姨父东畊翁那里听来的。形势叙 这座山是九龙山的第三峰，古人称它为绣岭。它的山脉发源处大概很远，就近观察，山首下垂于玄武，山脉在坤方承接，这叫作金水行龙。山势高耸如流，共有三四次起伏，曲折延伸到丁方，向北转折下行，又经过三四次起伏才到穴位，这叫作丁山癸向。左边有龙形山势飞翔，右边有虎形山势俯伏，两座山峰夹着山涧，水流分界于左右。然而因为金气微弱而浅薄，按形势之法，应该就在窝形山势的弦线上选择墓穴。墓前明堂则像铺开席子一样平展，众山在这里止住，各处水流汇集，蓄积成池，回旋环抱。案山则有几座秀丽的山峰，像拱卫，又像献礼，近处远处排列在前。这不就是所谓内闭五行、外藏八风吗？在这里选择墓地的，只应是世代有德的君子吧？山人熊鳌说。筮法说明 正德辛巳年某月，建己酉日，时在癸亥。我请王山长宗元为太夫人在绣岭山冈选择寿藏。此前各位山人和杂术相士已经交相勘察了一年。山冈中央有一棵栀子树，于是以它作为准点。在它右边若干步处占筮，得到既济卦。宗元说：“不吉利。”我说：“墓地希望长久，而以混乱结束，可以吗？”在它左边若干步处占筮，得到观卦。宗元说：“这稍微好一些。”我说：“四阴逼迫一阳，几乎要剥落了，它能好到哪里去？”又在它左边若干步处占筮，得到睽卦。宗元说：“睽是离散，不可采用。”我说：“这是大事小事都吉利的卦，怎么能承担得起呢？”于是又在它右边稍低处若干步占筮，得到需卦。卦辞说：“有诚信，光明显达，守正吉利，利于涉越大河。”我说：“寿藏的吉兆大概就在这里吧？这是我先世的福祉，也是太夫人的德行。我舍弃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而且四次占筮都是静卦，符合坤德；需卦有等待的道理，适合寿藏，神灵已经告诉我了。”宗元说：“是这样。”我于是拜了两拜，奉行这段筮辞。筮法叙 己卯年六月，江西发生变乱，警报传到长江以南。史氏用《周易》占筮，得到《观》变《坤》，说：“没有灾祸。”客人诘问原因，他回答说：“风行于地上，空虚而有声，或许将要消散。然而巽为木，坤为土。时令已近秋天，木受到金的克制，果实掉落、木材死亡，又一同归于土，而且有黄裳的象征。即使野战中鲜血遍地，土地也不会分裂。《观》变《坤》，也就是《坤》变《观》。九五是君位，君位在于德，德就是好生。一念可以感动上天，何况对于人呢？所以说‘君子无咎’。君子有不在君位的，这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事情与他无关，灾祸从哪里产生呢？所以又说‘君子无咎’。” 叙述萱草枯萎之事 我获准告假回乡，在容春轩前种植萱草。每年都滋长到一百多株，五六月间花开最盛，观赏的人都称赞它。癸未年春天，我居太淑人之丧，看见萱草刚刚萌芽，悲伤地发出“人已亡故”的叹息，想要把它拔去，却没有做到。到了四月闰月，萱草已经枯死过半；没有死的也萎黄憔悴，不抽茎，不结花蕾。唉，真奇怪啊！难道它知道我的心情吗？有人说：“是因为长期干旱。”几年来干旱也多次发生，却从来没有死过。而且一同种植的并不只有萱草，若说它因干旱而死，那么其他花卉又该怎么说呢？无论它有知还是无知，都更加伤害我的心；想作歌却不能成调，所以把这件事写在短札上。叙述陈长史之事 天台人陈完因乡试中举，任泾县教谕。他曾经和同僚、诸生分发膳夫银，其中有一个人多得一钱，已经离开了。后来少得银钱的人来告诉陈完：“多出的一钱在这里。”于是陈完把一钱封好交给他。那人说：“多出的银钱在某人那里，大家都知道。先生本来没有多得，现在把它给某某，我怎么敢接受？”陈完说：“我确实是偶然多得了一钱。你如果不接受，何不把它扔进水里呢？”于是把钱扔进了泾县的水中。官府送来一百金修缮学校，陈完询问来源，得知是赃罚所得，便退还了。他说：“我们的圣人若有灵，决不会愿意用这种东西修缮他的宫室，何况庙学也没有大坏，不修也可以。”最终把钱退了回去。当时士人舆论都很佩服他。凡是诸生家中有诉讼，不到官府去，只到明伦堂说明情况，得到陈完一句话，大家都服从退下。后来因风宪职务被征召，升为国子博士，最终任河南某府长史。叙述内承运库进银之事

译弘治己未年，我任户部广西司郎中。尚书太原周文端公因为内库缺少珍珠，请求派广东镇守、巡抚官员采办，免得差遣内臣，并拟从太仓库拨银二十万作为采买费用。皇上答应了。我因为最初主持此议，率领六名主事把银送入左顺门。内库的人设置木栏和秤，太监龙寿监督库人办事。事情办完后，库人出来，都在栏门口接受搜检。龙寿出来时也同样搜检。到了我们六人出来时，却不搜检。我询问库人，他们说：“这是旧制度，凡是文官都不搜检。”我退下后对同僚说：“朝廷对文官的待遇太优厚了！我们如果反而欺骗皇上、徇私行事，沉溺于财货利益之中，岂不是自己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朝廷吗！” 论帝王以官天下、家天下 古书中有这样的说法：“二帝以天下为公器，三王以天下为家。”为什么说是“官”呢？因为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说是“家”呢？因为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传给贤者。为什么不说是“以子继承天下”呢？有儿子就世代相传，没有儿子就传给别人，归根到底都没有超出家族范围罢了，并不一定非要归于自己的儿子。所以，把天下当作公器，是对一代人公正而不必只归于一家；把天下当作家产，是对一家公正而不必只归于一个人。这就是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盛大的原因。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亲自接受父亲的命令，这是事情的常态，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至于兄长去世、弟弟继承，是以兄长之道来命令弟弟吗？是以君主之道来命令弟弟。君道就是父道。以君道命令，弟弟便以臣道承接；以父道命令，弟弟便以子道承接。而弟道本来就包含在其中。一人同时具备三种身份之道。为什么继承其位却不随即成为他的儿子呢？因为昭穆排列有固定的名分。何况成为继承人而称为儿子，是因为他的后嗣已经断绝。如今有万世不毁的宗庙，便有万世不绝的祭祀。他作为宗族正统，固然按时享祭；即使迁入祧庙，也每年参加合祭。他有后嗣，谁能比这更大？又何必一定要称为他的儿子呢？而且，君位的继承，必须由嫡系宗族承继。若一定让旁支承继，由旁支而传位，就不叫“及”；由嫡系而承继，也不叫“继”。因此宗法从诸侯的别子开始才有。既然如此，礼书所说“诸侯追及自己的太祖，天子追及始祖所出之祖”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为了彰明正统的尊贵。所以宗族虽然不能追及天子、诸侯，正统却不能不系于他们。这就叫作正统。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继承人，那么对于生身之亲为什么不能顾念呢？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继承人，正统在我身上，我还可以按照正统再去承继小宗吗？既然这样，名分为什么不能更改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所以名分虽然不能改变，但正统的尊贵本来就不可侵犯。因此，正统所祭祀的宗庙，不敢参与；正统所荐享的祠祀，不敢进入。不得已，只能另设偏室在旁边，却不敢与正统并列。孟子说：“诸侯的礼，我还没有学过。”何况天子的礼呢？所以名分应当称什么就称什么，道统应当尊崇就尊崇，名分界限应当严格就严格，这就是礼。既然如此，名分应当怎样称谓，当然已经知道了。所谓道统应当尊崇就尊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伯父当作有祖父之道的人。所谓名分界限应当严格就严格，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伯父当作有君主之道的人。既然如此，怎样尊崇？怎样严格？也不过是在宗庙庭院举行飨祀时辨别嫌疑、彰明细微，在宫禁中省视拜谒时敦厚孝道、激发敬意，总之无处不竭尽诚意罢了。

译论古今书札 古人的书札一定亲手写成，到了现在才有代笔的人。不是因为官务繁冗，就是因为疾病使人不能执笔。然而由于这两个原因，后来竟沿袭成了常规。大概是厌恶劳苦、喜好安逸，是人的共同情性，彼此相差并不大。我自从任藩司、按察司进入台省，东归以后又患病，有十多年没有亲自书写了。有人认为这是随俗，有人认为这是简慢，都没有理解我的心情；只有认为我是懒惰的人，才真正说中了。像我的同年徐兴之，每写一封信都要加盖官印，连续写三四张纸，选择其中一张使用。他估计别人得到后，一定会装裱成卷册，流传不朽；这种想法与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已经老了，难道还能让人一直把随俗和简慢加在我身上吗？丧事完毕那天，我也将像古人那样亲自拿起笔墨。不过文字荒疏、书法拙劣，招来知己的嘲笑，这又不能不顾虑。暑气闷热时坐在斋中，姑且写下这些话，和知己商量。珠、玑二弟字说 “珠照十二乘”，是魏人用来夸耀的说法。君子认为，这还不如四位贤臣。如果臣下能够辅佐治理，即使没有宝珠也可以；不要说臣下只是宝珠，他本来就是天下真正的宝珠。因此给“珠”取字为“臣”。唐虞时代设置玑，以象征天。天有政事，与人间没有不同，并且常常下垂显示给人。观察玑来协调天意，玑所在之处，就是政事所在之处。因此给“玑”取字为“政”。啊！充实作为臣子的节操，以理顺众人的关系，这也就是臣道的端正；建立施政的根本，以应对万物，这也就是政道。因此，臣叫作国臣，政叫作国政。这些道理难道很遥远吗？乐易说 易究竟是说什么的呢？就地势而言，易是险的反面；从平易处出来，就进入险境了。就事情而言，易是困难的反面；从容易处出来，就进入困难了。我听说君子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业，却先经历困难，后来才获得成果。如此说来，平易又有什么可乐的呢？《易》说：“乾以平易明白。”能够明白平易，就可以长久；能够长久，就是贤人的德行；《中庸》也崇尚安居平易、等待天命。孟子所厌恶的，难道不是轻易求取困难、舍弃平易而只追求困难吗？我担心这样每天走在险路上，并不是顺应命运、安然承受的正道。进退两难，天下那些长远而重大的事业，又从哪里去求取呢？何况一心只想先经历困难、探求险阻，从危险处用力于不可为之地，没有从容自得的好处，又怎么能谈后来获得成果呢？所以，平易之道是君子所居处的；但若不知道它，就没有人能够做到。知道而不感到快乐，仍然算不上知道。因此，平易之道是君子所乐在其中的。所以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正因为快乐达到极点，所以居处安定；正因为居处安定，所以有所不保存的便不会保存，所保存的一定专一；有所不实行的便不会实行，所实行的一定坚决。因此说：“亲爱自己的亲人，尊长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这就是所谓长远而重大的事业，也就是所谓后来获得成果。我的姻亲弟弟秦君国和，自号乐易，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有人说，国和的祖父曾受诰封为武昌公，自号修敬，君子称赞他懂得修持自身的道理；他的父亲曾因孝子受到诏令旌表，自号养恬，君子称赞他懂得治理心性的道理。国和难道不应当致力于这些吗？国和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已经有所收获了。对于儒家先贤所说的“进入道理没有比敬更好的，养心没有比节制欲望更好的”，他也已经听闻并铭记在心。他的意思一定是认为，平易虽然不是敬，但平易是敬的基础；平易虽然不是恬静，但平易是恬静的处所。如果舍弃这些不去做，而进入险难之中，心意纷乱地来往，仓促不安，仿佛连一天也不能终结。敬这种品德，即使想修养它，又怎么能够修养呢？左右两面都是困境，像踩着冰、涉过深渊一样，忧患将要到来。恬静这种心境，即使想培养它，又怎么能够培养呢？正因为平易，所以能够安静；安静了，敬就可以修养。正因为平易，所以能够安定；安定了，恬静就可以培养。用它来修持自身，用它来治理内心，圣贤的典籍、祖父的训诫，都在这里了。这种快乐，从国和看来，大概是天下最大的快乐。所以，择居却不住在仁地，君子认为是不明智的；不居于平易之处，又该怎样称说他呢？有人说，国和乡试中举，歌《鹿鸣》，贡于天子，参加天下士人的考试，在春官接受试验，将要登上朝廷奉行大对；可是他一次考试不利，至于第二次也是如此；第二次考试不利，到了第三次仍然如此；第三次考试也没有成功。至于不参加一次考试，却希望一定考中，这也是一种选择。如今从丁丑年到庚辰年、癸未年直到今年丙戌年，他都推辞劝驾而不去。这是为什么呢？以前问他，他说：“我的父亲年老了。”如今问他，他说：“我的母亲年纪和父亲相同，而且病了很久。”那些到天下各地赴试的人，难道唯独没有父母吗？所以有人说他固执，也有人说他反常，乐易之人难道果真这样吗？不过，我由此知道国和确实能够以平易为乐了。有父母而接受子女的奉养，是天下通行的道理。何况像国和父母这样年老衰弱多病，难道还可以远游吗？国和一身出仕求用虽然急切，但对于父母来说，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本来就不能片刻离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众人、独自留在家中，表面上像是故意做作，行动上像是勉强自持，但他的道理却出于平易。否则，狠下心来强行出行，希望万分之一的机会取得功名，即使以荣耀父母为借口，冒险犯难，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未必能够考中，又有谁会说以平易为乐的人会这样做呢？我曾经这样谈论国和，只是没有告诉别人。今年是乙酉年，国和初生于丙戌年那个时辰已经到了。他的四个儿子，叫淮、漳、瀚、涵，都在学校游学，且以学业有成而享有声誉。他们如今想举杯祝寿，于是向我询问祝辞。我对他们说：“祝辞没有比颂扬更大的，颂扬没有比德行更大的，德行没有比实绩更大的，实绩没有比义理更大的，义理没有比辨析更大的。请让我把我所论说的道理用来祝颂他，怎么样？”四人拜了两拜说：“先生的话足以使我们的父亲长寿了。”又拜了两拜，奉上书简，请我写好后带回去。《二雨辨》〔邵子闵在雨天斋居，偶然听王生谈论，感叹自己知道得太晚，于是作《二雨辨》〕 云从山中升起，蓬勃而充满，积聚后隆起，降下的雨是山云之雨，称为河雨。云从海上升起，忽然弥漫，聚合后旺盛，降下的雨是海云之雨，称为潮雨。海云之雨借风运行，雷声一响就停止；山云之雨挟带雷声而移动，风一吹就散开。这是它们的大致情况。海雨夏天少、秋天多；山雨夏天多、秋天少，也各有适宜。《易》把这种情况看作变化，而没有雷声的雨势就更大了。天台王子春说。避客答对

译正德己卯年，寳幸逢自己初生的甲子年，认为这是喜庆之事，客人来到，寳将要避开。客人说：“为什么呢？您要避开的原因是什么？”寳拜手说：“我之所以要避开，有三个原因：太淑人还在堂上，我不敢说；年老的人不敢说，年老了就不敢谈庆贺，这是第一。凡是庆贺都从子孙开始，寳还没有儿子，太淑人正为此忧虑。举杯之际，能不触动她的心情吗？况且客人都是爱护寳的人。庆贺结束后，必然接着叹息；用叹息结束庆贺，就等于没有庆贺，这是第二。礼尚往来，寳这副病弱的身体已经七年不能参加庆贺和吊丧，接受别人的礼而不回报，可以吗？这是第三。您认为怎么样？”客人说：“确实如此。”客人退去后，寳便把这番话写在简册上，告诉其他客人。答问建塔者 锡山要建塔，有人问邵先生：“可以建塔吗？”他说：“可以。”有人又问：“不建塔可以吗？”他说：“可以。”那人说：“您是本县有声望的人，建塔、不建塔您都说可以，究竟是为什么？”他说：“如今主张建塔的人说，这是为了大拜，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大魁。若说为了大拜，那么我的官位接近这个地位；我如果说应当建，人们将认为我有希望大拜。若说为了大魁，那么我没有儿子；我如果说不应当建，人们将认为我没有大魁的希望。因此这件事我两方面都不参与。”那人说：“从前范文正公舍弃自己的南园来扩充学校，有人说这里将来应当出宰相；与其偏私于一家，不如公用于一郡。您难道没有这种心意吗？为什么见识这样小呢？”他说：“范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胸襟、德行、器量怎么样？他的话本来是有根据的。我看自己几乎连给范公执鞭都不配，却偏偏在建塔一事上说‘我要效法范公’，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所以不敢这样做。”问话的人退下后，他便把这番话写在册上。答客语 我正在服太淑人的丧，有人劝我请求安葬费用，或者请求祭祀费用；不要自己开口请求，向郡县以及抚巡官府提出请求就可以了。劝说的人回答道：“哪里敢这样做？我任官没有什么政绩，不必说了。若论劳绩，我任副都御史、左右侍郎这两个三品官职，总共才十七个月罢了，不符合法令所规定的条件。既然不合乎法令却去请求，那么将来如何面对我的亲人呢？况且我有病，不能起身拜谢，料想服丧期满后即使有任用我的差使，也一定要辞掉。今年请求恩典，明年又辞官，在朋友之间尚且说不过去，何况对君上呢？这就是我不敢这样做的原因。”劝说的人离开后，我便立即把这件事记了下来。闲答客问 汴城相国寺，是宋代旧刹。如今巍然保存、颇有灵光的，只有佛殿九间，十分宏大精巧，有“无木不雕，无石不刻”的称誉。故老相传，宋代因为京师没有别的形胜之处，特意建造此寺来让远方来客观赏。僧人每次面对客人，总要这样说。我在许州时，三次参加科场考试，都寄居在寺中。曾戏对同年许昌言说：“这座寺寂寥已久，只凭一座殿堂向人夸耀罢了。”昌言笑着说：“这话很奇特。”后来又把这话转告客人，作为谈笑的材料。我们惠山的泉水，本来就以清冽闻名天下，如今有人想邀请贵客，便总以饮泉为借口，留连一整天，以此壮大声势；如果说我们邑中只是凭一泉向人献媚，不也可以吗？我多次把这话告诉山僧，可惜不能像昌言那样领会。他们即使如此，也不要让佳客听见，以免更加连累我们的泉水。答慰问者 我已经衰病而且年老，却又遭逢这样的灾变，这是上天用来警醒我，还是用来增进我的德行呢？德行没有比辨明义与利更大的，辨明义利没有比辞谢和接受财物更优先的。如果辞谢、接受都依照义而不依照利，和我平生的操守相比没有改变，那么我的德行大概就在这里得到增进了。若说我没有房屋了，没有衣服了，没有器物用具了，便不问可不可以，送到就接受，这不也有愧于我平生的操守吗？这是上天要成全我，而我自己却败坏了它。我的身体虽然衰病而且年老，难道敢不自我勉励吗？难道敢不自我勉励吗！三个月前，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因有闲暇便叙述自己平生辞受财物的原则，写成《辞馈志》。这大概像是早已有预兆了。那篇稿子还在，现在抄录在下面，给爱护我的君子们看。仰慕阙里的话 唉！不能到阙里拜谒，难道不是我平生的一大缺憾吗？起初，我第二次北上防试，因为力量不足，当然不必说了；或者还有以后去的希望吧？等到考中进士，任职许州，向东回乡探望太淑人，因为事情紧急未能前往。后来我从户部调出，任江西提学，奉太淑人同行，走到济水上，水势上涨冲坏了船，又未能前往。后来担任都御史督理漕运，入朝到京师，正值逆瑾当权，辞官向东归去，又未能前往。后来再次起用，请求回乡奉养母亲，防地遍及齐鲁之间，又未能前往。遥望防、峄二山，万古以来的思念，到这时才格外深切。直到今天已经数年，梦中仍然不能忘记。偶然听黄岩钟生说，近来他与陈中丞文鸣拜谒阙里后回来，我更加感慨。然而我已经老了，虽然非常遗憾，难道还能够追回往事吗？观泉杂谈 我最初在海天亭后面的石壁下发现泉水，略加疏浚。看它形成的洼地，每天长高一寸，我很高兴。于是修成长渠、深池，又在坑洼处开孔引水，使水流得到节制和疏导。泉水不断涌出，我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天的水，满满地流泻出来，只用几刻钟便流尽了，长渠空了，深池也干涸，再没有水可以接续。后来就在那洼地上方稍平的石面处，凿成一个圆孔，直径三寸，周长九寸，深五寸。这样一来，孔中常常盈满，像水晶放在盘中一样。唉！从前的规制近于求大容量，如今的规制近于小而有知。器物小而局促就容易漏水，器物大而空疏就容易荒废。舍弃小的而图谋大的，从来没有能够相称的。即便如此，为什么不也追求它的源头呢？所以说：细流不断，终将汇成江河。以漏水为戒，以荒废为戒，我从这一件事中得到两层意义。拟定皇帝命使慰问的仪注

译提前两天，命人洒扫，焚香，在家庙中告祭，并告诫司宾【因寳一人恭敬承受君命，敬意不在宾客，恐怕有所疏慢，所以如此】。提前一天，在侍养堂中设置香案，堂中设置臣寳候立的位置在东阶下，拜位在中庭，听受慰问的位置在香案前；在容春精舍设置宴请使者的席位。本日清晨，臣寳穿公服、执笏，在门外等候。使者将到时，到里门东面出门迎接。臣寳跟随使者入内，恭敬地察看陈设完毕，退立在阶下的位置，面向西；引赞引导使者入内，从中阶登堂，站在香案东北、面向西南，赞者跟随。通赞唱行慰问礼，引赞唱到拜位，导臣寳前往；通赞唱四拜；引赞唱到听受慰问的位置，导臣寳从东阶登堂到位；引赞唱跪下。使者宣读说：“圣天子因为太淑人病体尚未安康，先生多次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孝心诚恳深切，特有诏令有关官署依礼慰问，我们恭敬地转达这一美好的诏命。”臣寳恭敬答道：“臣的母亲年老多病，臣请求终身奉养，哪里敢希求上天的宠恩？如今恭敬地承受圣恩，蒙诏赐予礼节性的慰问，我们母子感激戴德到了极点。”引赞唱叩头，三次叩头完毕；引赞唱回到原位，导臣寳从西阶下来；引赞唱到拜位，通赞唱四拜，唱礼毕；引赞引导使者出门，臣寳跟随送到门外，行拜礼叩头，使者不回头。司宾邀请使者进入精舍，臣寳入内恭敬地收受礼物，向太淑人报告完毕，才到精舍陪同宴饮。第二天，把祭祀用的牲肉和荐品煮熟，在家庙祭祀。辛巳年十一月二十日，知府王教大人前来传达诏命。二十一日，知县畅华大人前来传达诏命。三世傅母墓碣 所谓三世傅母，是谁呢？是先祖妣、赠淑人杨氏的媵妾俞氏。为什么称为“三世”呢？杨淑人生了我的先父、赠都宪府君，我的祖父、赠都宪府君便命俞氏抚养他。等到先父娶我的先母，过太淑人时，我三岁便成了孤儿。太淑人向杨淑人请求，又命俞氏抚养我。等到我成年娶妻，杨淑人已经生了二男三女，便向太淑人请求让俞氏抚养我。太淑人把我托付给俞氏，像当年杨淑人托付她一样。两个男孩不幸相继夭折，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正努力做贤妇，侍奉俞氏大概也是她们的功劳。俞氏一生经历三代，享年八十四岁，贞洁严肃、慈爱善良，始终保持同一德行，没有愧对古人所谓傅母的称号。这就是称她为三世傅母的原因。俞氏在淮安漕府病重，等到我辞官奉母向东归来，她在小寝中去世，过了一个月葬在这里，正好位于当今卜定太淑人寿藏墓道的左边，位置十分合宜。俞氏葬于正德庚午年四月十二日，我为她作了墓志。过了十四年，太淑人也葬在这里，于是立了墓碣。凡墓志中已经写过的，这里不再书写。五世守护僧舍碑 永乐初年，我的高伯祖伯完和我的高祖叔安两位府君，为我五世祖试任知州府君及其配偶马宜人卜葬于惠山听松庵北面的原野。庵中僧人普真和他的弟子怀祖，实实在在地把这块地让给了我们。安葬之后，便托付他们守护墓地。自高祖以下，按照昭穆次序安葬，到今天已经四代，历时一百三十多年。如今又为我的先母太淑人选择墓地，位置更加靠近听松庵。僧人宗▯、惠灯、惠文把土地让出，并且像先代旧例一样守护墓地。只是过去安葬的是士人，如今安葬的是大夫，规模更加扩大，祭祀事务也更加繁重。于是用丧葬赠布的余款买田十亩，将田交给他们，以此再次勉励他们勤于职事。这三个人在性海一系中已经是第七代，继承他们的是圆金、方益、圆觉，都是他们的弟子。田价为白金三十两，契约都有副本。与僧人约定，从今以后直到世世代代，我的后人不敢说要取回田地，僧人也不敢说要卖掉田地。把这些事情一同刻在这块碑上。题《防云山别意图》卷 这是我们邑中各位前辈在郡学推官姚景衡初次参加贡举时赠给他的图卷。大概当时的名流胜士都在其中。姚景衡的孙子希远偶然因莫如山的话，从吴鹰扬那里得到此卷，于是按原样重新装裱，请我观赏。当时如山和潘继芳都在座。潘继芳向我讲说他的字、别号以及生平经历，大概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没有几个。我们一同仰望赞叹了很久。唉！一个乡里的士人中，前辈成就卓著，实在盛大。其中有能成为天下之士的吗？这就要看评论前贤的人，能否珍视晚辈了。我仰望感叹之余，便写在卷末。《容春堂续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十，明邵寳撰，记二十三首 记

译新修剑州城记 剑门西南八十里是剑州。从梁代越过唐代直到我大明，几次更改建置，但州治没有改变。古人称剑门是两川的要害，把它比作金城；剑州本来就与此有守卫关系。然而它的城北面背靠汉阳山，只因距离较远，不仅没有依着山麓修筑，反而向前临近溪水；溪水南面逼近鸣鹤山，山的左右两支合拢，城池正处在低洼处，地势十分低下，而且古城地址仅占一半，规制又十分狭窄。突然有敌寇来犯，攻一处而守十处，攻守难易相差百倍，大概地势俯仰、顺逆、宽舒紧迫、劳逸不同，其中自有必然的道理。正德乙亥年，武缘李侯璧来任知州，看见这种情况，认为很危险；又查考各类志书文牍，了解到宋代以及近年城池被放弃、陷落的原因，便立即同各位职事官员周遍察看，叹息说：“世上有这样的城池，能够用来防守吗？”不过，向西扩展，狭窄处就可以拓宽；向北开辟并且增高，低下处就可以加高。至于南面和东面沿溪设置阻隔，本来就是修固城池的合宜办法；如果舍弃这些，还能到哪里去呢？众人都说是这样。过了三年，到戊寅年，既已咨询研究，又已卜定筹划，于是把奏状和图样献给巡抚右副都御史马公昊、巡按监察御史卢君雍、镇守都督佥事吴公坤，以及藩司、臬司、守令和巡按等，没有不赞同李侯的。从七月某日开始，李侯亲自率领兴工，判官赵思仁带领六名义民协助他。到了第二年己卯四月某日，工程告成。起初，李侯想到敌寇之后百姓困苦，又重视这项工程；后来登记户籍、分配劳役，得到一尺多高的人才，百姓听说后欢欣奔来，所以工程完成得这样迅速。城的西北面全部新建，南面和东面加以修缮。城高二丈四尺，厚度比高度减少六分之一。周长七百丈二十尺，总共比旧城增加四百三十丈。原有城门四座，增加两座为六座，城楼也与城门相配。护城濠、女墙、城闸、垛口都比旧制高大；城中设置街道和水井，依次划分区域，乡里的百姓愿意领取地段居住的有若干家。于是士民共同庆贺，请求歌颂李侯的功绩。李侯说：“这是我的职分，有什么值得我听受颂扬的？只是不能没有什么东西告诫后代，使他们不要毁坏它，所以才不远数千里派人带信来请你作记。”我曾经看到《易》称说天地的险要，接着又说王公设置守备的道理，可见城池所关系的事情很重大。剑门在天下实在是地势险要中的最险要，评论者甚至把它比作天险。如今四海一家，这处险要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在一方之内，它对外控制各少数民族地区，对内连接各郡，所谓要害，确实就在这里。然而城池却没有凭借地势防备敌寇、阻止敌人深入，受到惩罚的事情也屡次发生；近处的情况和远处的历史都值得考察，不能不勤加防备。有见识的人尚且要这样考虑，何况把百姓和土地托付在这里的人呢？但是，如果不是像李侯这样懂得防守、能够预先谋划，上面相信他的共同努力，下面忘却工程劳苦，想要谋划并完成这样的工程，不也很困难吗？李侯字白，凭进士乙科出身，历任永兴、兰溪、仁和三县教职，选拔升任现在的官职，学问崇尚古代义理。我在浙江任按察使时便知道他。李侯曾经修建诸葛武侯祠、兼山书院，又表彰各位死节之士；这些教人知晓大义的事情，实际上先于修城，因此一并写在这里。无锡县修城隍庙记 如今天下各郡各县，每年春秋在南郊设坛祭祀的神有三类：一是风云雷雨，二是境内山川，三是城隍。城隍既然已经设坛祭祀，为什么又要建庙呢？这是为什么？风云雷雨，是上天的神，其祭祀取法于雩祭；山川，是大地的神，其祭祀取法于望祭。设坛而不建庙，是合乎礼制的。至于城隍，是人修筑城墙、开凿壕沟而形成的，所以它的神虽然没有固定形态，却一定依附于人。临川吴氏说，应当有古代忠烈正直之士配享城隍，就像勾龙配食于社神、弃配食于稷神一样；于是把他们供奉在城中的庙里，作为众神聚集的主神，不也是可以的吗？前代不合经义的典章，我圣祖已经加以厘正，关于阴阳表里的说法尤其勤于宣扬告知。官长和佐贰官刚到任时，像三厉祭这样的祭祀都要同城隍神订立盟约，祈禳祷告必先祭城隍，而且早晚出入时警戒守护，也不只是依靠城隍。庙宇当然不嫌烦渎，毁坏了就修缮它，除了主管官署还有谁来承担呢？我们无锡的城隍庙，号称破败已经很久了。今年春二月，我郡的佐贰范侯泽来代理县事，当时百姓饥饿并且遭遇疫病，范侯多次前往祷告，急忙谋划修庙。过了三个月工程告成。有人说，君子应先使百姓成就，然后才致力于神明。城隍是县邑的保障，人修缮城池，神明辅助守护，守护城池本来就是合乎义理的。如今我们的城池将要恢复，过路的人没有不兴叹的；如果说有官吏应负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谋划修缮却急急忙忙只顾神明，把庙宇修饰得崇高华美，难道不是舍本逐末吗？唉！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在一郡一邑尤其难以说得清楚。这样大的工程，怎么可以仓促兴办呢？何况从壬申年秋天到现在，巡抚、巡按诸公多次商议仍未协调，范侯一人又能怎么办呢？但修庙是范侯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有些事做不到，便连自己能做的事也一并停止，这可以忽略吗？如果这都可以忽略，还有什么不可以忽略呢？或者范侯这次举动，大概正可以作为兴修城池的先兆吧？庙宇的东序都是新建的，正堂、门和西序则依照旧有建筑修治；栋梁高隆，椽子严密，瓦砖完整坚固，白墙红柱，交错映照，旁边也相互辉映，确实配得上“新”字。总共费用白金若干两，都由范侯筹划办理；往来宣传督促、勤于任事的，有县丞云君升、杜君世昻、王君震、主簿林君汉、典史高凌霄；而道防华清真也专门承担了责任。期间有人根据范侯的意思，请我记述这件事，于是写下这些。月华记 己卯年中秋之夜，月亮已经过了午时。有人人说月光不同寻常，打开门看去，只见月亮外面有黄、赤两重光晕，光晕外祥云绚丽，五方五色纷纷散布，盘曲回旋、彼此映照，向旁边照射出千奇万丽的景象，无法用言语形容。月亮处在光晕之中，清明空灵与光晕相互涵映，圆得像本来的圆形，悬挂着如同它的秀丽，像沐浴一样回旋，像熔化的金属一样闪耀，像洗濯过一样洁净；它的轮廓仿佛加大了，大约周围有一围。过了一会儿，一朵云飘来遮住它，天色渐渐阴暗，云散后月亮才恢复原状。这些话是我听华氏女子所说。我曾听人谈论月华，各人说法不同，今天对此景象才独有所获。月亮是水的精华。秋气在五行中属金，秋季中旬金气最盛，金气盛则水因而滋长，所以到了望日承受太阳的光，比其他月份的望日尤其明亮。月亮的光华，是太阳造成的。因此望日很快到来，月华也突然显现。否则水是阴类之物，金也是阴类之物，怎么能够这样激荡腾跃呢？这一天久雨刚刚放晴，酉时又下起大雨，雷电交加；到亥时雨势稍停，不久又下雨，到这时才完全放晴。

译燕寿记 正德庚辰年，我的母亲太淑人年寿已经到了耋老之年。前一年己卯冬十一月二十日，是她的生辰，于是举杯祝寿，这是合乎礼的。当时我也已年老，各位姻亲朋友和君子将要在正月初一为我庆贺，我因为母亲在世，推辞不敢当。过了九个月，朝廷有任命我为南京礼部官员的诏命，我上疏辞谢，尚未得到答复。太淑人的寿辰到了，前十日辛丑，已有贺客到来。太淑人坐在正堂中间，各位宾客分批入内行拜礼。太淑人起身站立接受，应该回拜的礼节由我代行。回拜完毕，便设宴。这一天宴请本宗若干人，由六世祖姑一族的一人为尊席，主持祭酒。我的堂弟珠玑请友人浦文玉作序，从子勋作庆贺宾客的答辞。十二日壬寅，宴请太淑人本族中黄藻、过氏以及河南、河北若干人，他们入内行拜礼和本宗相同。族舅傒作序，舅侄栋继为他续作。十三日癸卯，宴请我祖母杨太淑人的本族若干人，我的姨弟概、楷也在其中，他们入内行拜礼和先前相同，请冯佥宪廷伯作序。廷伯是我从曾祖姑的外孙，把我们世代的德行叙述得很详细。十四日甲辰，宴请我妻子顾太淑人的本族若干人。十五日乙巳，宴请我小女婿秦汶的本族若干人。宴饮时，坐尊席的是他的表叔殷翁时泰，年纪也七十九岁。秦汶自己作序，天台王生宗元又为秦汶的序作序。秦汶的父亲国英作诗。十六日丙午，宴请我庚子乡试中举、甲辰年中进士的同年朋友之子十五人。席位分南北排列而坐，中间尊位上的某人面向西坐。吕太仆仲仁作序，莫铅、利卿、吕亨夫、叔通都作了诗。十七日丁未，各乡大夫、士人的妻子若干人来正堂宴饮。坐尊席的是谈莱州的妻子钱太恭人，年八十二岁。十八日戊申，我内外姻亲宗族中的各位女子来此宴饮，礼仪和各位内子相同。坐尊席的是我祖母的堂弟媳张氏，年八十一岁。十九日己酉，宴请乡贡进士若干人，席位分南北排列，以西为上；凡是我的门生，都降低座次陪席。新喻训导赵勋立作序，大概是各位君子请他作的；顾成美、华企说都作了诗。宴饮结束后，县大夫畅侯和郑邑博带着鼓吹、导引仪仗以及礼物来到，于是又留下来宴饮。当时天将近傍晚，陪席的是参议茹世和。二十日庚戌，我带领三位女婿、女儿及各位外孙男女，在侍养堂举杯祝寿。礼毕，莆田进士陈应之以及各位姻亲朋友的子弟，先后到来的都入内行拜礼，退下后举行小宴。在此之前，我曾请表舅都运张公元之作序。到这时，便把序悬挂起来。二十一日辛亥，宴请县学学生若干人，莫如山作序。张琇元充继而作序，陈筹、廷猷、莫锐、蕴卿以下作诗的有若干人。二十二日壬子，宴请乡里的儒生若干人，罗建宁、文徽作序。大概是各位君子请他们作的，潘继芳以下作诗的有若干人。二十三日癸丑，宴请泰伯邹氏若干人。德豫是我的门生，他自己作序；秉伦、舄以及他们的儿子承，都作了诗。二十四日甲寅，宴请我二女婿闾江吴汝宪的本族若干人。汝宪自己作序。坐尊席的是他尊姑的丈夫邹翁允明，年七十二岁。二十五日丙辰，宴请乡中做官后归乡的大夫、士人若干人，吴宪使逊之作序；赵挥使广渊也在其中，冯佥宪廷伯、顾少参与成都作了诗。二十六日丁巳，宴请我从祖姑的亲族、砖桥钱氏若干人，表弟谏讽作序；他的叔父枋作诗。二十七日戊午，宴请鹅湖华氏若干人，吴门都太仆玄敬作序。大概是文远翁请他作的；瓒宗、玉琢、成玉都作了诗。二十八日己未，宴请太学生陆德以、昭辈若干人，南京户部郎中陆节之作序。节之是德以的堂兄。起初，德以请靳阁老戒庵公作序，靳公答应了却没有完成，所以又请陆节之作序。陈稚有亲自画萱草并在画上作诗。二十九日庚申，宴请我大女婿华珉的本族若干人，坐尊席的是他的姻亲吴东湖氏，年七十岁；乡贡进士朱象贤世承作序，是华珉请他作的。三十日辛酉，宴请县属各司官员以及乡里的各位耆老若干人，马经天常首先倡议，并请顾少参与成作序。四明二位儒生也在其中。十二月壬戌朔日，宴请望亭、高桥两位巡检以及六房各位书吏若干人。二日癸亥，宴请南塘和冉泾里社的邻居若干人，龚翁世安坐尊席，当时年七十九岁。三日甲子，宴请方外交往的人若干人，在别室宴饮。四日乙丑以后到来的人，留下招待，不论日期先后，也不分远近。评论者说，这次举动正如连日阴雨后放晴，仿佛顺应了天道；众人分别而来又聚集在一起，仿佛合乎人情。何况还有天降的诏命，长期废止的事情重新举行，正适逢母亲寿期，如果不是承蒙君王长久以来的眷念，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一切呢？这一切都是我母亲贞洁的心意造成的。慈爱和节操上达于天，旁及四方，因而成就了这样的盛事。我这个不孝之人，怎么当得起呢？在欣喜庆幸之余，谨敢执笔记下此事。既然说到日期，就不敢不慎重记载。

译毗陵驿迁建记 毗陵驿旧在郡城朝京门外，距离郡治若干里。自洪武元年开始修建，过了若干年，天顺某甲子年，前任知府王侯慥因为接待和饯送宾客不方便，便把驿站改建在朝京门内。当时城墙长久损坏，水门没有锁闭设施，船只往来昼夜都不受阻碍，无法知道城墙的缝隙在哪里。成化以来，城墙再次修缮而且更加严密，水门有开启和关闭的命令。船只有时在夜间到达，按时到达便开门，容易给奸人以可乘之机；不按时到达，又要临时匆忙下令。大概议论这件事的人很多，却没有谁能想出办法。正德己卯年秋天，恰逢有江上警报，监察御史天台叶君忠奉诏巡按，看到这种情况，深深忧虑，于是告诉现任知府宜宾王侯教，说明其中利害：“这件事还可以再拖延吗？”王侯说：“我虽然不才，也忧虑很久了，哪里敢不赶快谋划？”于是同知范侯某、通判某侯某、推官某侯某一起，查考郡志而找到事情的原委；又率领武进知县某君某等人，察看旧驿站附近的土地，商议迁建。把旧址给百姓，得到地价后换取新址，大体相当；拆除旧材料后，另外增加的材料也没有多少。召集工匠核查功役，众议认为合宜，于是写信请示当今巡抚都御史内江李公某，李公的意见和巡按相同。巡按把全部情况写入奏疏上报，事情下交司马，司马依照这个意见复奏请示，诏令同意。王侯趁农闲择日开工。到了第二年二月，工程告成。有人派来请我为此作记。天下的事情，不能没有因循或变革。君子处在因循和变革之间，如果利益没有增加一倍五倍，就不敢轻易兴举；如果危害没有增加一倍五倍，也不敢轻易废止。事情轻重缓急的适宜之处，表现在事迹上的容易看见；但形势中似乎还有超出表面情况的因素，如果不能把握两端而明察照见，想要得到真实情况就很难了。然而郡有太守，县有县令，还有监司在上面监督。虽然都是同心为国办事，但职位和职责各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只求实现自己的意愿，就会出现像过去迁移驿站只图方便、却妨碍城防那样的事情。况且驿站是为传递文书而设置，城池是为防守而修筑，两者本来似乎互不相关；但这个驿站和这座城池，一旦因循变革不能审察利害，其关系本来就很明显。何况天下的政事从朝廷开始，传达到郡县，其中因循变革的缘故，形势有相互依存和隐藏显现，尤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因此君子无论事情大小、距离远近，都必须在事情初起时同心谋划。否则，为什么这次迁驿的建议由巡按首先提出，王侯承接后只知共同办理，而巡抚和司马也全都如此协调呢？君子从这次举动中可以观察政治，也可以观察人物。我邵寳没有才德，于是记述巡按叶君。叶君有古代宪臣的风范，所到之处都考察各种利害，适时停止或推行事务；其中尤其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只是因为与本事无关，所以不记。王氏横麓新墓道记 墓道在横山山麓，原故昭勇将军、镇江卫指挥使王侯希程，壮年时曾游览这里，老年时开始经营墓地。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太学生文炳承接遗命加以修治。起初，王侯的祖父兵部公想在这里卜居，却没有成功；他的父亲冢宰文肃公、祖父都宪公，都曾为国理政，没有闲暇来卜居。这样算来，已经到了王侯第三代。王侯先在山南修建别墅，后来又在山北建造山居。晚年在居所左边找到一块好地，便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他多次把这话告诉文炳，文炳牢记在心，始终没有忘记，到这时才得以完成。山从艮方而来，经过震方再转向巽方，逐渐升高，总共高若干丈。从阳面的山冈登上去，越过山岭到达山阴，上下相差不过一半。王侯的墓穴就在这里，左边望着别墅，仿佛为我背负；右边有山居，像我的股肱。水流在左右回旋，两次汇合、两次转折，向北再向东流若干里进入溪水，又向东北流若干里进入江中。堪舆家说合乎形势，卜筮家说是吉地。从山麓到墓穴，共有若干丈。道路两旁种松树占十分之九，种柏树占十分之一。两次越过山涧，都有石池与之相应，池上都有桥，其中一座桥上还建有屋舍。墓道有四重门，第一、第二重都是石门，第一重叫云关，第二重叫神道；第三重是屋舍，第四重是栅门。墓地背靠三道曲折的山涧，正对栅门，形状像玉环，命名为环玉。墓道的景观以此最为优胜。再往上是六楹的祭享之堂，左边是土地神祠，右边是供斋戒住宿的房屋。墓穴四周砌有石墙，墓门以山的名称命名为“芳茂”，这是为了题名而不忘记旧称。这座墓道，王侯已经交代了大体规划，文炳修治极其勤勉，筹划极其周详，栽植也极为用心。工程完成于王侯去世后的第二年己卯，次年庚辰某月某日才安葬。安葬前几个月，文炳请他的姑表兄、户部主事段君子辛带着图和书信来请我作记。说到福庆的称号，我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难道只是天道如此吗？人本来仿佛有所遗留，归根到底仍归于天。所以从时机来说，似乎有所等待；从命数来说，似乎早有确定。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同一个道理。晋陵王氏以端庄雅正立家，自我朝以来，只有兵部公继承他的父亲延平公，以儒业入仕，而且他们的德行都超过官位。文肃公显达而盛大，却没有来得及入朝为相，人们仍然感到遗憾。因此，把富贵福泽留给子孙，好比把物品寄托给别人，已经取用仍取不尽，仿佛约定后人必然来取；否则，横山这块地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三代积蓄的志愿都没有实现，反而一定要等到王侯来居住才使用它呢？君子从小事上观察，就可以知道大事了。王侯名洛，字希程，别号弦斋。他虽然凭武职显达，但品行事业并不辱没他的家世。详细情况都具载于铭、表和碑中，这里不再记录。

译蒋氏槐荫记 出全州南门外若干步，是如今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公的宅第。蒋公以上若干代，都居住在这里。到了蒋公这一代，家族人口更加繁多，于是在宅第右边的园圃中建造新宅。这是合乎礼制的：中间是堂，有一株大槐树，量度方位安置位置，正好位于堂前。堂建成后，君子经过而感叹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嘉树。”又说：“按照近代的征兆来看，它大概是公卿显贵的征兆吧？”于是把堂的匾额题为“槐荫”。从此蒋公由少宰入朝参与机务，终于升任现在的官职，追赠三代也都如此。他的长兄诚之公，也由都御史升为南京户部左侍郎。各位儿子、孙子接连兴起而未停止，君子认为这是德行的符征。作诗、歌、赋、颂来赞美它的，从少傅防庵公以下共有若干人。蒋公于是写信托我为此作记。天下万物，没有比无心而成的祥瑞更大的。这大概是其中存有天意，而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所以万物在人身上表现征兆，在家中成为吉庆，在国家成为祥瑞，这是不可欺罔的。蒋氏拥有这株树，不知道已经几百年了。过去它在园圃中，如今它在庭堂前。过去栽种它，只是认为适合园圃，哪里能预先知道它会成为庭堂的祥瑞呢？而且值得观看啊！所以君子认为祥瑞在于德行，而德行贵在积累，已经很久了。谁能够世世代代相承呢？只能说“我家的分定本来就是这样”，这合乎《易》中“不耕而获，开垦荒地”的义理，正如蒋公的先辈一样。如今从这件事看，蒋氏世代的德行，大概也像这株树一样。树没有期望进入庭堂，庭堂也没有期望得到这株树；这种无心的祥瑞，不是上天，谁能造成呢？盛大啊！我承蒙蒋公知遇将近三十年。蒋公任少宰时，我任司徒，曾多次朝夕相处。如今我将要归去而且已经病了，但内心也不敢忘记蒋公。于是作了这篇记。至于蒋公的德行，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天下人自会有称述它以补益国史的，这里不再记载。水石簋记 邵子壮年游历中原，得到两只铜簋，带回家来。簋上丹色和翠色交错，古朴的色泽十分可爱。中年患病居家，每到夏天苦于炎热，便舀取惠山泉水注入其中。有人从汉水岸边拾到石子送给我，有的圆，有的长圆；黑色的像漆，白色的像玉。邵子说：“我还缺少这一雅事。”于是把石子贮藏在簋中，亲手拿着勺子拨弄它们。白天因此忘却暑热。有客人来访看见后说：“奇异啊，古人的清雅玩物很多，却唯独没有这种玩意。”苏东坡喜欢怪石，竟至于向僧人求取，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即便如此，哪里能够使云林子复生来欣赏它呢？常州府迁建忠义祠记 从前宋德祐乙亥年，元人进入江南，常州已经投降，不久又在统制刘公师勇的带领下恢复抵抗。于是西蜀姚公訔奉朝廷命令起任知州，郡人陈公炤起任通判，与刘师勇、兵马副都监王公安节设置栅栏、挖掘壕堑共同防守，四十多天仍未被攻下。伯颜大怒，元军攻破城池，姚、陈、王三公都拒战而死。刘师勇突围奔赴临安，最终也为王事而死。当时信国文公正在平江驻军，尹宪将玉麻、巡检士龙都奉他的命令带兵来援；士龙战死于虞桥，玉麻战死于五牧。胡进士应炎起兵代理节度通判，谋划守御，和他的父亲、兄长一起战死。知武进包圭被捕后不屈而死。正当城池被围时，元军招诱、威胁、逼迫，接着又屠杀，形势极其惨烈；从官吏、士卒直到百姓，没有一个人开口投降。事情传到行在，朝廷下诏为各位公建立祠庙，却还没有建成国家便灭亡了。我大明成化年间，有诸生以应当列入祀典为由提出请求，有司只是在别的庙中依时私下祭祀。正德初年，诸生叶夔又提出请求，巡按监察御史谢君琛请求把他们载入祀典，诏令同意。前任知府李侯嵩曾在郡学左边建祠，但地方狭小简陋，很不相称。丁丑年，当今知府王侯教正筹划迁建。恰逢监察御史张君鳌山巡察学政来到郡中，斥毁尼姑寺院，于是议定把所谓妙胜寺与正觉寺交换，交给僧人改建完成。祠堂中供奉信国公，因为他身为节制统帅所在之处，有统帅之道，所以在上面附带祭祀有功宗室的意义。各位公共九人，先前在无锡战死的阮知县应得也列入其中。至于起兵战死的僧人二人、不屈而死的道士一人，又考察前后死于国事的二人，方允武、刘溶，都在两侧序列中陪享。唉！元人南下，临安受到逼迫，衰弱的宋朝被驱逐，到德祐年间已经到了极点。长江这样的天险都不足以成为保障，何况城池呢？城中没有人守，仍然等于没有城；没有城就没有郡、没有县，这还算有臣子吗？国势的困蹙，哪里还有终止的一天？何况常州作为城池，到这时尤其孤立危急，却独自抗拒在其中，既坚固又持久，大概全靠这几位君子。几位君子又只是秉持忠义、以忠义为誓。传文所说“国家有与之同亡者”，难道不是真的吗？所以评论者说常州是忠义之城，把它比作唐代的睢阳，直到今天仍然称颂它。唉！睢阳虽然失败，但保卫国家的功劳确实在唐室；而我们的常州对宋朝难道竟如此不值得怜悯吗？援兵隔绝而恢复无期，这究竟是人的原因，还是天意呢？应当怎样说呢？伟大的忠臣中有三人死去而使名节长存；国家的忠义之士有数人死去而使城池长存。城池虽然灭亡了，国家也灭亡了，但他们的义仍然存在。这大概就是君子的评论。如今距离宋代已经将近数百年了，唯独这座祠堂的兴建，是由学校中的议论开始，由巡按上疏，由朝廷下令，由提学奠定基址，最后由郡守完成。春秋两季开始祭祀，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必须这样，君臣之道才能树立；必须这样，疆土的守卫才能严密；必须这样，春秋褒贬之法才能彰明。舍弃自身来殉国，平常居安时便忧虑变故，树立声名来扩大教化，一次举动而具备多种善行，这些都值得书写。祠堂有正堂若干楹，前门若干楹，中门若干楹，左右序若干楹，都是在旧有基础上翻新；又建造斋宿、宰杀牲畜、清洗祭器、分食祭余和宴饮的房屋若干楹，祠堂的规制于是完备。正堂左右有水池，水面宽广，各约一亩。祠堂建成三年后，己卯年巡按监察御史叶君忠来此观览而有所感，便在池上建造浩然亭，并为它作诗。王侯继而作歌唱和，后来感叹说：“神明大概就是这样吧！”我邵寳是郡中人，听说后乐于传述。王侯先前已经托我作记，到这时又来再次告知我，说郡中的旧事以此为最大。我虽然不才，哪里敢不执笔记述呢？

译淮海秦先生祠堂记 淮海秦先生祠堂，是先生的第十九世孙秦锐所建。先生在宋代建中靖国年间，任国史编修，因被列入党籍而贬谪外地，不久又遭受嫉妒者的陷害，四次迁徙，最终死在藤州，归葬于高邮。政和年间，他的儿子秦湛任常州通判，于是迁葬到璨山。其孙南翁因定居无锡，传了十多代，到秦锐的祖父封武昌知府景旸公，以及他的儿子方伯廷韶公、他的诸子封为都宪的润孚公，都认为先生生长和游宦之地，应该受到崇奉；而无锡作为葬地，却唯独没有祠堂。大概他们有意建祠，却未能实现便相继去世了。秦锐想选择一块好地来继承先人的遗志，久而未能找到，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接着又叹息。正德丁丑年，监察御史、安成人张汝立君以提学身份到县里，把尼姑、女冠居住的地方全部拆毁，也拆到了凤光桥东边所谓的善智寺。秦锐见那里地近而且高敞清爽，于是向提学张君请求，张君立即称好并答应了。于是同他的几个儿子谋划，现在的乡贡进士秦泮回到官府，请得这块地来建祠。戊寅年秋天开始动工，过了第二年己卯年春天，工程告成。我前往拜谒，回来后感叹说：“祠堂真美啊！秦氏一族兴盛，理应有这样的祠堂啊！” 我曾经考察前宋周敦颐、二程的道学，那是最高的；其次是像司马光那样的德行；再次是像韩琦、范仲淹那样的功业；再次是像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章，这些也都是古人所称的不朽之业。先生文章华美、思想深邃，风度清雅脱俗，与黄庭坚、陈师道等几人一同游学于苏文忠公门下，屡次得到苏公的赞许。后来进入史馆，却不幸死于贬谪之中；直到今天，人们诵读他的文章、追想他的风采，仍然肃然起敬。说到不朽，先生大概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了。无锡的祠堂和坟墓已经荒芜得很厉害，几十代以后却还有像秦锐的祖、孙、父、子这样继续谋求崇奉的人，君子即使想不赞许，难道能做到吗？秦氏在无锡，自本朝以来，以乡贡出身起家的人有九个，考中进士的有两个，而学业、政绩最显著的，没有超过方伯公和如今的都宪公国声；后来兴盛发达的人尤其多。起初秦锐得到这块地开始营建时，立即写信告知在湖南任职的都宪；都宪说：“这是我们宗族缺少的典礼，不可不设法补上。”等到工程将要完工，他又告诉两位叔父永孚、仲孚，他们也都说：“这是我们父亲和兄长的志愿，不可不尽力建祠。”于是利用旧材料修葺成正堂，中间供奉先生的塑像，前面建门，堂后新建四间燕室，燕室后面建楼，题名为“淮海”；楼下建夹室，悬挂常州公、处士物初先生、武昌公、封都宪公、方伯公五人的画像，左右有序，共有若干楹。每年在正堂举行私人祭祀，秦锐负责裸祭和献礼，十分谨慎。祭祀后的胙肉在燕室分食时，几位兄弟都在；夹室中的五幅画像，因为已有家庙，所以只进献祭品而不另行祭祀。至于秦濂、秦汶二人以及他们的众位同宗子弟请老师讲学，也都在这里进行。这大概是先尊崇贤人，并借此教化后人的意思；秦锐继承和发扬先人事业的成就，在这里算是很大了。我有幸同秦氏三代交往，到秦锐这一代才结为姻亲，因此也有幸参与这件喜事。不久秦锐请我写记，我推辞两次也未能推辞掉，于是写下此事，又作迎送神辞，让他们在祭享时歌唱。物初是都宪公的曾祖，在武昌公那里是叔父辈。秦锐字国英，是太学生。辞曰：藤蔓纠结啊像虬龙，和古树啊相互缠绕。公为何啊葬在这座丘陵？从前曾有梦啊在那州，梦中只有水啊而我是泉，清清的流水啊，公为何舍弃那里而留在此处？何况还有簸箕啊还有裘衣，世世代代啊直到千秋。公的坟墓啊已经荒芜，县邑中却有建筑啊称作公的祠堂。用蕙草作美食啊蒸献，用桂浆啊奠祭，恭敬地上下进退啊，人人都戴冠穿裳。公的神灵来临啊如水势浩荡，公的神灵离去啊如长风飞翔。祝文有册啊歌辞有章，愿公惠及诸位孙辈啊使他们永远不忘。《浙江清军察院题名记》古代兵与农出于一体，而管理它们的有两种职掌；后世兵与农分为两途，而管理它们的有三种职掌。什么叫两种？在国家中叫治理赋税，在军队中叫治理军务。什么叫三种？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清理军籍、整顿军政的职务。两种职掌各专管一项，三种职掌兼管两项，所以治理军政以清理为难。困难在于任用的人，而不在于政令本身。如今朝廷除了派御史巡按天下之外，最重视的就是清军。近来下令一年更换一任，和巡按一样严格。既然它特别重要，所以才这样安排吧。正德十五年己卯，监察御史某奉诏负责清军事务来到浙江。第二年庚辰，接任者于是考察前任政绩，将姓名依次记录，刻在石上。有人派人送信来，请我作记。题名本来是借公众评议来激励和劝勉，意义由来已久；但进行评议的方法，则随着所主管的事务不同而不同。如今负责清军的人，有的故意威严，以为这样才算严格，结果田野间的百姓承受不尽冤屈；有的故意宽纵，以为这样才算宽大，结果军伍中的缺额无法补足。现在所记录的人，如果都具备应有的品德，后来的人就不可听闻了吗？我已经听到有关的议论了。然而有人指着他们评论说：某人宽缓却没有造成缺额，某人威严却没有造成冤屈。不是这样的，那些人都属于某人、某人这样的情形。既然可以这样说，怎么能说不可听闻呢？后来又说：即便如此，某人廉洁而正直，某人忠诚而刚直；像某人这样的人却放纵，像某人这样的人却邪曲。即使在政务上有所修饰，也不值得称许。有的人既造成冤屈又造成缺额，政绩又如此恶劣。大概守道与做官的表现各自较量，却不能相互遮掩。既然可以这样说，怎么能说不可听闻呢？如今的鉴、衡、权、度，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是非的极点，从近处产生，却在远处得到回应；荣辱的端绪，发于细微，最后形成显著的名声。题名用来激励和劝勉，在这里意义就更大了。题名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有人说人的品格本来出于天性，而后天习染使它形成；这种力量本来就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能够成就仁德、取守义理而不顾生死，只在于这种人；患得患失、甘愿做鄙夫，也只在于这种人。难道一块题名碑所能改变吗？君子推究见贤思齐、自我反省的心意，用来忠告世人。文献使传闻得到验证，声誉使号令受到防范；事情即使不属于典法所载，也可以借此彰善惩恶。古人使用这种方法，今人为什么偏偏不能如此呢？从前我的朋友徐子谦在南京福建道题名时，我曾为他写过记。您当时与他同官，大概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您在朝廷任职、奉命出使，所到之处都以声望和实际政绩著称；这固然是您平素积累的结果，但彼此观摩砥砺的帮助，也不能说没有作用。从今以后，听到您的作为的人，怎么知道不会有像您这样受到激发而奋起的人呢？至于说到作记，那么我只要为您诵读司马公《谏院题名记》中的话，也就足够了。

译《修松风阁记》宝初为母亲在绣防山下选择寿藏，墓穴的位置应当在听松庵松风阁的左边。有人说，阁的右边胜过左边，不合适，为什么不把它迁到右边去呢？宝说：不可以。后来又想把墓穴迁到上面、阁的后面。有人说，墓穴在阁前会堵塞通道，为什么不迁走呢？宝又说：不可以。过了几天，议论的人仍不停止，于是选择日期斋戒，用《周易》占筮，得到“萃”变“渐”的卦。史官说这是吉兆，位置应当合适，阁也不必迁了。于是把各种劝说都谢绝，确定了意见。有人说：这座僧阁原来是方伯秦公所建，迁动墓穴而不毁掉阁，有什么不可以呢？宝说：我不愿迁动此阁，有四个原因。选择墓穴本来是为了使母亲安宁，母亲安宁就会产生福气，我怎么能毁掉别人的建筑来成就自己呢？况且占筮得到吉兆，不依从它又为什么呢？何况庵中先代僧人与我高祖以下相交共有五代，宝怎么忍心破坏关系而抛弃它呢？方伯公是我女婿秦汶的祖先。如果我迁动他所建的地方，即使不毁掉它，又怎么可以呢？于是劝说的人都停止了。然而想到阁如果不修理将要毁坏，一旦毁坏，势必走向拆毁。我虽然不愿意迁动它，难道能任由它这样吗？于是告诉几位有品行义气的姻亲朋友，请他们共同出力。换掉弯曲腐朽的栋梁、腐烂折断的椽桷，增补破败的瓦和砖；中间做成空透的窗棂，并把佛像迁回秦公原来安置的位置。又重新髹漆涂饰、彩绘装点，使它超过原来的规模，形成我们今天的新面貌。正德庚辰年冬十一月开始动工，第二年辛巳年二月完工。庵的住持僧宗[字迹不清]说：从前秦公建造这座阁时，曾有一篇记，确实刻在墙壁上。如今这次修缮，功劳不比当初建造小，却没有文字记述，冒昧请求您写一篇。宝说：宗[字迹不清]，你没有听说吗？我们邵氏在前朝时，世代坟墓在张山；本朝初年，我五世祖父母才开始葬在听松庵，而庵中僧人因为感念德行，确实一直守护着祭祀香火。如今不另选别处，而恋恋不舍地选在这里，难道只是考虑土地的选择，也是在思考和继承世代的德行。况且这块地方，一条山脉蜿蜒而来，上面由绣防山延伸而至；左右两道山涧夹着山冈向下流，汇聚成池。池的西北有泉水涌出，发出淙淙如金石的声音，冬夏不息。两棵松树并立，庵门右边的树木都是几百年的古物。左边配有石床，上面有唐人篆刻；有人说它和阁相称与否，大概与此无关。只是从我先祖容春府君以来，积德数百年，才传到我宝这里。我虽然不肖，难道敢不仰承祖先留下的恩泽，谋求继承发扬吗？修缮此阁，大概也就是继承我祖先的志向。宗[字迹不清]说：这是公的德行，也是邵氏的福气。我们先代的僧人如果有知，一定会听到您的话；请记下这件事，使它能够超出这座阁本身。我冒昧请求刻石。宝说：“好。”于是便把它刻了下来。《石记》邵子建造防易台，台基已经确定了。偶然走到台基崖边，看见一块突出的石头，高几尺，宽只有高的一半。石头西边有像台阶的地方，可以登上去；有像床榻的地方，可以坐；右边有像小几的地方，可以倚靠、枕卧。右边前方有像案几的地方，诵读时可以摊开书，写字时可以伸展纸张，饮酒时可以放置一盂菜和一壶酒。它的东面和北面都像峭壁一样直立，有高峻的形势。有人坐在那里向东北望去，武进的横山、江阴的定山、我东郊的胶山、高山、芙蓉山、鸿山、[山名不清]山、嵩山、石窒等山，都历历在目，可以指点出来。近处俯视蓉湖，像一片池沼；园中的水相通，洲渚交错，像衣襟和带子一样相互连接，而一株奇松正好在眼前。观赏的人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台。邵子很高兴，于是把自己书写的“防易台”三个字刻在石上。《泉记》当初选择建台地点时，邵子作诗记下这件事，诗中有“怎样才能让泉水分出一道流来”的句子。后来，在台右边石壁下忽然传出泉水，开始只是涓涓细流，接着凿渠引水，泉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出，深深积聚成池。邵子很高兴，给它取名叫“滴露”。《昔贤祠记》昭勇王公下葬一个月后，他的儿子太学生尚防就在墓旁搭起庐舍居住，这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又要建昔贤祠呢？当时我挖地筑墙，得到半截断碑，原来是宋代李常州昌宗的墓志。郡志说这篇文章出自王荆公，王荆公文集中确实载有全文。我读后感叹说：这是从前的贤人啊，葬在这里已经有五六百年，墓穴的位置既然已经无法辨认，也不能重新封土，我该怎样安心呢？于是便有了建祠的打算。后来又感慨地想：这座山原来叫芳茂山，现在叫横山，实际上是因为晋代曹将军横葬在这里的缘故；曹横在史传中没有考证。他当时并没有很高的声望，为什么竟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山，长久以来还不改变呢？如今祭祀李公，难道能遗忘曹公吗？地官主事段辛听说后赞成说：建祠本来是因义而起，把二人合在一起祭祀，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建成一座祠，供奉两位神主：左边称晋将军曹公，右边称宋朝奉郎、守国子博士、知常州李公。春秋两季遇到墓祭之事，祭祀土地神之后，便备办俎豆来享祭二公。我已经自己写了序，又托朋友钱景旻来请我写记。我近来曾为王氏写过这座墓地的记，对这座山的情况很熟悉。假如这块石碑在此事之前就已经出土，我本来就应当把前后事情联系起来写下；何况这里是因义而建祠，有如今这样的举动，君子会认为我在这件事上厚道，即使想不写，又怎么能够不写呢？石碑于正德庚辰年十二月出土，第二年辛巳年二月，祠堂建成，位于庐舍上方若干步；石碑嵌在祠堂墙壁中，又另刻一块石碑，刻下全文，用来等待来拜谒并议论此事的人。

译《浙江巡按御史察院题名记》题名难道是用来进行教化劝勉的吗？《易经》说：“能够使万物活动起来的，没有什么比风更迅疾。”风能够使万物活动，也只是因为它没有主观意识。人有主观意识，本来不能像风一样。只有有心而不参与其中，赞扬人却不把它当作赞扬，贬斥人却不把它当作贬斥，这就叫有心而无所作为；即使说它无心，也可以。孔子的《春秋》就是这样。在此以下便不是这样了，那么说题名能够起到教化劝勉作用，又是什么意思呢？只题写姓名，不记载事迹品行，是褒扬还是贬斥？把它完全交给天下后世，自己不再参与罢了。大概这接近于所谓的“无心”，并不是真的无心，而是有心却没有可以插手的余地。所以说“题名难道是用来教化劝勉的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做法自唐代以来大概已经有了，而人们最熟知、传播最广的，没有超过司马公《谏院题名记》。人们看重它的文字，并不是看重文字本身，而是看重写这篇文字的人。以这样的人写出这样的话，又施行在这种无心的举动上，即使想不流传，难道能够做到吗？监察御史、宝庆人唐应韶君奉诏巡按浙江，任期将满、即将交代时，于是汇集前任巡按的姓名，把两块碑上所载以及考查后续补录的内容，通通叙述并书写下来。为了[字迹不清]这块石碑，于是写信托诸生某等来请我作记。我曾考察历代史书，凡是列传中所谓道学家、儒林人物、文苑人物、循吏、忠义之士、孝友之士、隐逸和独行之士，都是先列出类别，再记载人物，标明品第等级，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假如人物的实际情况与这一称号不相称，那么这一边刚搁下笔，那一边的议论已经兴起，怎样面对公众的评判呢？有人于是说，不如把他们统统列入普通列传。然而所谓传记，必定要叙述事迹品行，并且有抑扬轻重，有时也会有愧于公正的鉴衡，最终同样不能逃脱君子的议论。如今树立一块小石碑来充当官署，凡是在这里任事的人，都大书姓名，在下面写字号、籍贯、历任官职，却对事迹品行一个字也不附载。因此，即使是孝子，也不能为父亲增添什么；友爱兄弟的人，也不能为兄长增添什么；即使到了积累恩惠、长期结怨的人，也都只是过路人。物体的无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御史以“风宪”为官名，他出巡时，仿照古代观风察俗的体制，凡是听到传闻而据此发言，大概都取法于这种无心的做法；而唐君清正自守、刚毅不屈，在这方面尤其有余力。我曾考察他以前以及这次巡按所作所为，因此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这次题名之举，我总要用一句话来赞美它，以成全它教化劝勉的美意。至于说作记，我本来就不是合适的人选，又哪里敢说什么呢？《乌木几记》这张几案是什么来历？我任户部郎中时，用折算俸禄所得的乌木制成。正德己巳年，我以都御史身份总理漕运事务，赴京朝见，才开始得到它。第二年庚午，退休还乡。几案制成后又过了六年，到丙子年，我建造奉诏侍养母亲的堂屋，堂屋建成后把它放在里面，于是写下这篇记。《东堂新第兴建记》东堂新宅，是翰林严惟中先生所建。严氏是分宜的望族，世代居住在介溪。自先生的高祖方伯公某以下，子孙日益繁多，住宅狭窄得不能容纳。先生因为这块地靠近学宫，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原先只有东边的一半，建堂屋面向东方，题名为“东堂”。乡里人久而久之习惯这样称呼它。议论的人往往说，南面有铃冈，房屋背对铃冈而不朝向它，从事理上看似乎不合适。正德辛未年，我以贵州巡抚的身份经过这里，也认为确实如此。过了八年，到己卯年，先生奉命出使从桂林回来，于是建堂面向铃冈，题名为“铃山之堂”。两侧设两间斋舍，右边叫“邻頖”，左边叫“迎晖”。它的南面正对出入道路，建造太史坊。北面就是先前建的东堂。再往北是燕居亭，题名为“谨思”。又向西转而向北，建楼藏书，题名为“遵训”。东堂东边原来紧靠易氏园，近来买得若干步地，在那里建造先祠，题名为“方伯之祠”。方伯公在世代谱系中应当享有祠祀，所以用这个名称；既因为他的爵位，也因为他的德行，作为将来永不迁祧的地方。今年春天，先生北上经过无锡，为我概述道山堂的景致，说钟山、仙台等峰峦远近环列，唯独铃冈青苍秀美地突出在那里，正像一道屏障。山岚云气和空中的苍翠之色，近近地落在轩窗和几案之间；松间的风、竹间的烟，飘洒得如同沐浴一般。夏日雨云初起，冬日雪后初晴，满眼都是明亮洁净的景象，荡涤胸襟，映耀日光，早晚景色千变万化，而东堂独自享有这些景致。堂前蓄水成池，四周环绕美好的树木，在城市中兼有山林的情趣和景色。先生在这里确实可以得到优美的景观。我第二次到铃冈，登上山顶，如今听到先生的描述，更加不禁欣喜跳跃。先生凭借奇伟的才华、博雅的学问，得到台阁中的优异选拔，作为国家太史的储备人才受到培养；将来登上高位，必然成为天下所仰望的人物。一乡的士人本来就不应甘居人后，从乡里人的看法来说，也不能不把它看作最荣耀的地方。铃冈是一县的胜景，先生的居所恰好与它相对。古人所说“天设地藏，留给那个人”的话，难道不正是说这里吗？而且建造住宅并设立祠庙，是尊重先人的礼；专门尊奉方伯公，是合乎义；燕居时谨慎思考，是敬；藏书而遵循祖训，博学却能守正，是明智。种树而务求滋长，是崇尚德行；蓄水而涵养清澄，是澄明心境。用礼来规范，用义来贯通，用敬来持守，用见识来扩充，以澄明心境、崇尚德行来完成选择良邻的用意。先生启发深厚、经营治理的根本，都在这里体现出来了。观察这些小处，就可以知道他的大处。我过去在分宜主持学校事务，因为这块地原来是僧寺，不宜处在学校左侧，便驱逐僧徒，把空出的地方保留下来，将佛堂改题为“视学之堂”。到现在，终于有像先生这样的贤人入朝任职，在它东边的空地居住。这样一来，厅堂本来就巍然矗立，不是更好吗？先生听到后说：“邵子的这番话意义重大！我的居所已经建成了。”于是请我写下这篇兴建记。

译《超然堂记》超然堂，是二泉邵子所建。邵子起初在许州任职，那里有许州尚书台，位于临颍郊野。它的规模和景色，邵子曾听故老说过，却没有亲眼见过。弘治甲寅年，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到了那里，堂名叫“超然”，吟松、咏竹两斋排列在左右；他在那里逍遥自在、从容停留了很久，才醒过来。于是把梦境全部告诉客人，客人为此作诗记述；到现在正德庚辰年，已经二十八年了。此后邵子辞去尚书台的召命，在奉养母亲的闲暇时间，于惠山山麓、精舍旁边建造防易台。建成后登临，恍惚间如同梦中所见，于是在台前建堂，题名仍如梦中。有人说，许州的台名为尚书台，大概因为汉代马融曾在那里讲经，所以如今句[疑字]台；恰好邵子后来起用而任此官，名称如此相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不是这样，邵子因为侍奉亲人而请求告假，他重新起用是在正德己卯、庚辰年间；当时上下正受到震动冲击，而邵子独自优游于泉石之间，所谓“超然”，大概就在这里吧。邵子听后道谢。后来又感慨地说：“我听说古人有晚年增进德行的，过去那个梦，大概就是说这个吧。不然，所谓超然于万物之上，不经过学习又怎么能够达到呢？如今我虽然老了，本来更不敢自我放弃。”至于那两个人所说的话，一个如果错在浅薄，一个如果错在荒诞，难道会违背我的志向吗？于是作歌说：“我从前梦见啊超然，忽忽悠悠啊三十年，我的台在这里啊屋也在这里，将借给我啊《韦编》，就像登上山丘啊眺望大海，我的天空啊多么广大。”又歌唱道：“天空高高啊万物都在下方，谁能安静观照啊精心思考？何苦已经太久啊我却衰老，我有过错也有补救；谁说梦不是真啊谁说今非古？”那两个人听后仿佛相互说道：“邵子大概已经超越梦境了。”邵子又起身道谢，于是写下这篇记。《秋野记》邵子秋日行走在惠山山麓，向南沿着梁溪，到青山一带放步游览，经过丘陵，越过山坡，放眼四望。这时林木黄叶凋落，百草枯萎凋伤，凡是春夏盛放繁茂的景象，都已经看不见了。他感慨叹息了很久，忽然有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戴着帛制的帽子，穿着布衣，拄杖边走边歌唱；回头看去，他好像有深深的快乐。邵子感到奇怪，问道：“您是本县的望族，我早就熟悉您了。您住在县城中，前面是学宫，后面是官署，左右宅第房屋高大整齐。家族世代显贵，诗书相继；居住在城中，住宅华美而以礼义为先。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却喜欢在寂寞的郊野，在这里逍遥从容，把万物收敛的秋天看成万物发生盛长的春夏，难道也有什么道理吗？”老人说：“上天平分四时，春天温和，秋天肃杀，气候本来就是这样，我难道有所选择吗？万物在春天生长，在秋天成熟，我当然知道秋气肃杀萧瑟。然而树上有硕大的果实，田里的好禾下垂，天地元气含藏、芳香荐献，就在这个时候。我是质朴的人，不在这里快乐，又到哪里去快乐呢？况且文采胜过质朴就近于文饰，质朴胜过文采就近于粗野；我既然质朴，又怎能逃脱粗野呢？何况在野外谋划往往能有收获，在城邑中反而不能，古人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能力谋划什么，只能任凭质朴的本性；心中对别人有怀抱，有人不来询问，若来询问我就全部说尽，不能有所保留。人们称我为野人，我实在甘心，并不敢说自己是在追随前辈。至于祭祀用的黍稷、馈赠祭品、酒醴和敬奉老人的食物，如果没有秋天，又到哪里取得呢？万物发生、繁茂、生长，本来就是今天大地上的景象。古人登高而悲秋，听到声音而作赋，他们观察万物、感受时令，是很深的。居住在山林水泽，却心怀朝廷，也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本分。出来游览而快乐，快乐了便歌唱，不也可以吗？”邵子说：“这是位隐逸的君子。”于是为他作歌说：“野地啊秋天啊，万物因此收成；我有足够的东西啊我有食物，我还要追求什么？将要用它来收藏啊，就这样吧，停止前行。 我不知道变化的道理啊，姑且与天同游。”又作歌说：“秋天啊野地啊，我的心因此抒发；行走时谁相伴啊，是农人歌唱；谁来应和啊，是樵夫含声而击鼓啊，仍然能够懂得陶冶万物的道理。太阳渐渐西下啊，天涯云气朦胧，山下安详宁静得忘了回去啊，快乐不可舍弃。”老人说：“您不只是了解我的心，还能替我说出心里话。”于是放声长歌，渡过溪水离去。第二天，正好是他七十岁生日的第一天，邵子访问我，防易台请我写记。老人名俊，字时选，“秋野”是他的号，是前云南方伯序宾公的曾孙。《龙泉精舍记》惠泉以南大约百步，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涓涓向南，经过黄公涧，向东流入溪中，叫作龙缝泉。广东佥宪冯公在泉水汇流的地方建堂，题名“龙泉精舍”，每天在其中游览休息。他从上古黄帝、伏羲以来，下至庄子、列子的著作，手中拿着一部便玩味研读，没有什么不能穷究。六合之外、万古以前的事，没有不能探究的。凡是本乡的杰出人物、湖海间奇异超逸的士人，席位没有空闲的时候；他向左酬答、向右应对，无不恰当。有人说：“公游赏泉水，是因为泉水启发了他的兴致吗？”也许并不是。公从少年时就承受祖父戒轩先生的德泽，又从岳父观省先生那里接受《诗》《礼》的教诲，在学校中游学歌咏，涵养激励，早已有所成就。等到考中甲科，历任工部、刑部、户部三部官职，多次任员外郎，屡屡提出建议，皇上采纳，公卿称许。不久因才华和声望被推荐擢升为广东按察使，他提出的建议同在三部任职时一样；声望风采震动一方，士人都向往仰慕。正德初年，权奸在朝中，群小依附他们，认为冯公妨碍其所作所为，于是致仕的命令下达了。公对得失丝毫不介意，只把心意寄托在这里，仿佛将要以此为乐，直到期颐之年也不会厌倦。因此每当他得意时，就写在简册上交给同道朋友，并寄托于万物来吟咏歌唱，内容都超出一般事物之上。古代有所谓列仙中的儒者，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是泉水吧？是泉水吧？能够启发公的兴致的就在这里，而公的厚重德性又从来不曾不归于泉水。起初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时，源头很细，到公的堂旁才开始流淌；修长的竹子形成小径，水在其中流过，淙淙作响，如琴瑟和筑的声音。后来向东流出，水面逐渐扩展开来，漫延了若干亩，荷花丛生，水鸟飞翔聚集，仿佛没有边岸，一直向东流到石梁那里。用有道之人的眼光观察万物，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在这里建了二泉草堂，与冯公相邻，并且我与他又有四代姻亲关系，曾经读过他所著的《元始剩语》，知道公学问深厚，所以写下这篇记。公的博大如泉水汇入大海，公的精微如泉水从山中涌出。君子观察泉水，就可以了解冯公了。

译《资仁堂记》我们县塼桥的钱孟润君建了一座堂。君子经过那里看见匾额，问他说：“您的堂为什么题名为‘资仁’呢？”钱君起身回答说：“我听说，仁就是人的本性；人如果不仁，就不能算作人，我对此很害怕。虽然我不聪敏，也不敢不努力。给我的堂题名，正是用来记下这个志向。‘实行仁德要依靠自己’，这是孔子的教诲。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不过您舍弃‘由己’而说‘资’，难道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而把求助于别人看得太轻吗？”我说：“哪里敢这样呢！资助自己成就仁德，作用很大。何况像我这样不聪敏的人，如果不借助外在的资助，语言从哪里听取，行为从哪里观察呢？《礼记》说：‘遵循法则而勉力实行，是借助外物来成就仁德。’我敢不努力吗？”我说：“那么，所谓资助在哪里呢？”他说：“从前孔子告诉子贡，曾经说过：‘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凡是来到这座堂、同我坐在这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资’。否则，我就会反省自己。不过，我所居住的乡里离郡城县城很远，大夫、士人不特别来到这里，我很少能见到他们。资助又到哪里取得呢？”我说：“乡野中本来就有人才。冀缺耕作时恭敬有礼，胥臣称赞他有德；如果说仁德在哪里，大概就在这里。如今乡野中，难道知道没有像冀缺这样的人吗？如果有，那么考察古代传说中恭敬有礼的人，难道没有可说的吗？所谓‘资’，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钱君听了这番话，认为自己得到了“资”，拜了两拜接受下来。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对他说：“这确实是君子的议论，可以铭刻在您的心中。”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君名润，字孟润。他的祖先出自五代十国时所谓吴越王钱镠，钱镠在苏州、眉山一带，被称为对百姓恩德非常深厚的人。君的九世祖钱进，在宋祥符年间才从嘉禾迁居无锡。前朝时，他的孙子宽甫进一步扩大家业，甚至用私家粮仓代替官仓赈济灾民，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事情详载于许忠敏公所作的墓志。国朝洪武年间，君的祖父公达迁居如今的塼桥；父亲惟常，世代修行乡里仁惠之事，正统年间因义行受到皇帝诏书表彰，诏书悬挂在门上。君出生后继承家世，天资接近道德之境，持身治家都十分勤勉，从不懈怠。如今将要老了，仍不忘这样自我告诫。君的长兄孟清，是我尊姑的丈夫。我认识钱君，到现在大约四十年了。因此一并记下。《华氏佘山寿藏记》无锡东部的群山错落地从平野中拔起，高低相望的有十多座，只有佘山最小，堪舆家却偏偏认为它有可取之处。登山远望，奚山在左边参差，白檐山在右边低伏，前面有阳岑山如屏，后面背靠胶山，而佘山正处在中间。三山华永贞君的寿藏，确实选择在这里。墓穴位置确定以后，向北开凿便有石壁峭然直立；向南铲平荒地，则有沙丘层叠延伸。古人所说“天设地藏，留给那个人”，大概说的就是这里吧？从开始营建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门、道路、池塘、桥梁、台阶、堂屋、房室、台和亭，没有不完备的。辛巳年暮春，我曾经游览这里。今年这个月，他的儿子进士华子宣从京师归来，便遵照君的意思来请我作记。古书上说：“预先谈论凶事，是不合礼的。”如今所谓寿藏，大概接近这种情况，而议论的人多认为这是通达明智。而且今天的寿藏，就是将来新建的墓道。对于古代所称的族葬，以及由冢人、墓大夫掌管的制度，似乎也不相同。三山君为什么只看见其中一面，便忘了其他方面呢？按照年岁和时令安排事务，古人也有这样做的。何况这不是年时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早早自己营造，并不属于预先谈论凶事。埋葬久了以后，土地终究不能容纳。就无锡而言，其他家族暂且不论，华氏自宋代以来，从隆亭迁到冷村，再迁到厚本，又迁到寿山、椿桂，大概已经迁徙五次了。随着形势变化而变通，到如今反而更加兴盛。三山君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吧？沟通幽明之间的情理，适应新旧变化的需要，以义来创始，以礼来完成，前面有所承继，后代更加远大繁衍昌盛，大概就在这里。以上这些都值得记录。至于经营安排的勤劳和各项位置的详尽情况，读华子宣的记就足够了。君名智，字永贞，三山是他的别号。他的父亲是西野翁，乡里称赞他有德。华君作为他的儿子，可以无愧于父亲了。《容春堂续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十一　明代邵宝撰 记，共十八首 记

译《枫山先生祠堂记》嘉靖元年春二月，枫山先生章公寿终于兰溪里的住宅，遗言说不要劳烦朝廷给予身后恩泽。他的儿子广东布政使章拯以及门人感恩知县董遵等人，恭敬谨慎地听从他的遗命。安葬以后，当时任司寇的见素先生林公奉召经过兰溪，前来吊唁并哭祭。不久感叹说：“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要在社中祭祀，这是礼制。先生是天下的士人，从身份上说是国家的老师；出于义而专门为他建祠，难道不可以吗？”当时金华郡守、扶风人王侯某正在奉行大统，上表入京祝贺尚未回来，林公便对他的副守、历城张齐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官府的职责。”张侯既然承当了这个职位，不敢不努力。董遵等人又都说：“这是我们几个人的愿望，冒昧请求您答应。”于是张侯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就在章公住宅的东南面营建祠堂。工程刚开始，王侯回来，便说：“这本来就是我守郡者的责任，虽然没有赶上开工，难道敢忘记完成它吗？”于是再次下令加快工程，通判某郡石侯某、推官某郡蓝侯某都共同帮助完成。中间建正堂四楹，前面建门，规模与正堂相同；两侧廊庑像翅膀一样展开，四周围以墙垣。堂中安置神主，门上题名“枫山先生祠堂”。先生当时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退休，诏令加授礼部侍郎，后来又加授尚书。这是为了表彰先生崇尚德行。先生从壮年起就凭文章冠绝天下，以忠诚进谏著称于翰林，又以经世治国的才干闻名海内。自史馆左迁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却始终未能充分施展才华。晚年才起用为司成，天下人无不庆幸得到一位老师。等到请求告老还乡，退居山林，隐然仍维系着天下人的希望，差不多有二十年。皇帝即位初年，有意起用他，诏使还在路上，先生却去世了。评论者对先生仍然好像感到不够满足。然而据我观察先生，他谨慎安和、康正靖静的操守，平正畅达、醇厚典雅的文章，简朴廉正、质直不阿的风范，无论在朝廷还是在野外，远近之人都承受并仰望；他不动声色，却能使世道暗中回旋，年老后更加敦厚笃实，这种君子的评价怎么可以诬蔑呢？如果这样还说先生的道德没有光耀于世，难道可以吗？天下的道德究竟由什么来确定？只由一个标准来确定罢了。孔子伟大，是万世的老师。孟子离孔子不远，排斥邪说、放逐淫辞，以此为一生的责任，天下的大防已经树立。几百年后有董仲舒，想在汉代贬黜诸子百家；又几百年后有韩愈，想在唐代排除佛、道二氏。然而他们的见识和力量都没有达到自己的志向，所以始终没有能够普遍确定天下的道统。周子、程子相继在宋代兴起，他们的见识和力量超然独到，继承中断的道统，阐明幽微的义理，成为世人的先觉；朱子又继承他们，著书立说，流传天下已经很久了。先生凭借盛大的德行负有很高的声望，对此不疑惑、不改变，扶持维护朱子学说的心意始终恳切其中。大概先生信奉朱子，就像朱子信奉周子、程子，周子、程子信奉孔子、孟子一样。所以先生虽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公开宣扬，也没有像韩愈那样极力辩论，但笃信古道的君子与他一起，使宋儒的道统在千年之后重新振兴；难道可以说金代、许衡之后就没有人了吗？正德初年，我巡按两浙，先生请求告老南归，见到我时对我说：“我正要举荐您来代替我，您怎么会在这里呢？”我因这句话感到惭愧。如今先生已经去世，我因为被贬废居远方而仍遵守他的遗意，于是写信叙述王侯的意思，请求作这篇祠堂记。我感念先生曾经知遇我，因此写下这些话。当时言官有人为先生请求朝廷赐谥，皇上正重视名节德行，本来应当会采纳。表彰节操、惠及后人的公论，我知道将同这座祠堂一起永存不朽。祠堂建成后，在这一年秋季某月、冬十一月某日，写下此记。《重建同心堂记》同心堂，是无锡县衙后面的厅堂。明朝初年县治开始建造时，大概就已有这座堂了。宣德二年，县治的各种设施曾由县令唐侯防安重新修建，只有原来的正堂和这座后堂仍然保留着旧貌。弘治二年，荣侯华开始大规模修建此堂。堂建成时，唐防被召离任，这项工程又留下未完。过了几年，姜侯文魁继任后继续修缮，也没有完成。如今县令畅侯到任的第三年，看见这座堂损坏得很厉害，又认为它狭小简陋，便商议重建。有人以费用太重为理由劝阻侯。侯说：“凡是县治必定有正堂，也必定有后堂。正堂用来处理政务、面对百姓，后堂用来闲居和退食。至于各位属官讨论政事，以及早晚办理公文，也都在这里进行。正堂和后堂之间，大概有内外相承的道理；只重外表而不顾内里，百姓就会有所遗憾。我思考自己的政务，把它比作这座堂，所以不能不加以整治。”于是拒绝了劝阻，不予理会，拿出若干缗公款，交给负责采办材料的民人某，召集工匠，等材料齐备后择日动工；在旧址上扩大地基，加高若干尺，深、广各若干尺。工程落成后，仍把正统年间项侯伾所题的“同心堂”匾额挂起来。期间，他同杜丞世昻、王丞震、刘丞璋、杨簿梅以及典史莫谅，请我为之作记。项令当年亲自写的记文，刻在屏风上，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君子读到这篇记文，很赞许它，但仍遗憾其中有未尽之处。治理政事，贵在同心，而不贵在苟且附和。我过去任许州官时，曾为同僚写过箴言：“有王事就共同襄助，天工就共同完成；谦让产生于公心，争竞起因于私心。可以说可，也可以说不可，不必拘泥于别人的说法，也不必拘泥于我的说法。”这就是同心并不等于苟同。像这样勉强努力去实行，等到任期届满而得以离任时，仍不能没有惭愧。如今又凭什么来告诫我们的侯呢？凡是官吏的职责，只在于国家和百姓，上下都系于此；事情的损益、轻重，只有古代的训诫可以作为准则。礼与法并行而不相违，关键在于执掌它的人。用礼来引导善良，用法来惩治邪恶，斟酌权衡，随着时势一同施行。同心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舍弃这些原则而不遵循，只一味顺从个人意志，那就不是所谓同心。这样一来，我的心又将如何呢？我还听说，洪武末年，韩侯约曾建造君子堂，用来延请访问有德的老人。如今那座遗址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侯如果能够寻找出来而重新修建吗？即使不能，取用它的精神而不照搬它的旧迹，也同样是对同心堂的帮助。侯名华，字某，是陕之陇西人，以正德丁丑进士身份来到这里，任职一年多后政绩显著，部使者多次表彰他。评论者说，这座堂是优良材料建成的宏大建筑，轩敞高大而庄严稳重，正像侯的政绩；而且他顾念前人的规制，每天勤勉不止。杜丞以下诸人，都谨慎遵守官箴，认为以这个堂名来称颂是合宜的。堂落成这一天，是值得庆贺的。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壬子，侯又修治西门的桥和南门的吊桥，都很快完工，没有增加重大费用，我因此把这些事附记在这里。

译古柏亭记 这座亭以“古柏”为名，是为了记载这些树木。木材之中，柏木最为优良，年代久远后香气更加浓郁。种植在郡署厅堂中的柏树，尤其因所在之地而显得贵重。壬午年七月，柏树有几株被风吹倒。郡守宜宾王侯因为其中两株，派使者送给我。当时我正准备在绣防寿藏那里建亭，用来庇护我的两块碑，于是便拿这些柏木做梁。王侯听说后，又把祭祀群神所用的同类木材送来，用来做柱子和椽子，仍然不够；各位姻亲朋友也都分别有所资助。人们说，这些木材如果不是被风吹倒，郡守也无法送来。起初郡守送木材时，并不知道我将要建亭。即使不用柏木，亭子也可以建成；但用柏木建成，便会充满难以胜数的香气。经风吹拂，香气就更加远播。我的两块碑，一块是皇帝诰命追赠、封赠我父母的两道诰书，另一块是少傅王公撰写的、用来铭记我五位母亲贞节的碑文。从今以后登临此亭的人，庄重地诵读诰书，退下来感叹她们守节的艰难，来回吟诵，芬芳随着风流传，他们都会说：“美好啊，贵重啊！”除了郡守，还有谁能送来这些木材呢？郡守难道是有意这样做的吗？我感激郡守，把功劳归于上天；难道他又是无意的吗？这实在是我君主的恩赐，是我先父的福佑，也是我先母的美德所致。我没有德行，哪里足以承受这样的恩遇？即使如此，我难道敢不把它大加宣扬吗？亭子建成，于是写下这篇记。宋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少阳先生陈公祠记 天下的形势把重心放在敌国方面，这种情况历来时有发生。开始时，形势必然也会把重心放在小人方面。小人，是敌国赖以借力的人。然而人们知道形势重在敌国，想要扭转它已经很难；不知道形势重在小人，想要扭转它就更加困难。形势重在敌国而想要扭转时，在那个时代因战斗而死的人，几乎数不胜数。形势重在小人而想要扭转时，在那个时代也一定有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战死的人，天下人都为他们悲哀，这还可以说；因进谏而死的人，天下人都为他们悲哀，却难以用言语表达。这就是宋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的少阳先生陈公已经死了数百年，到今天人们仍然悲痛怜悯、哀悼不止，为他建庙、塑像、奉为神主并祝祷，仍然觉得不够的原因。宋朝的祸乱，自熙宁、元丰以来，根源由来已久。到了靖康年间，北方敌国日益强盛，向内逼近京师，敌国方面的力量于是达到极点；所谓极其强大而不可扭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而朝廷中的六名奸贼，实际上为敌国造成了有利条件。形势重在小人，君子的力量就轻；形势重在敌国，本国的力量就轻。天下的形势如此，谁能扭转它呢？当时有见识、有力量、足以承担这个责任的，只有李忠定公纲一人；如果能让他专任其职，诛杀斥退六名奸贼，那么天下的形势还会有可以扭转的希望。然而几个宰执大臣在内心嫉妒，在外部又畏惧，和六名奸贼内外勾结，或者说割让土地求和，或者说迁都以躲避，只要能成全自己的私利就行。忠定公李纲才华宏大、谋略雄伟，秉持正直之道和正气，却刚被任用便又被罢免。秘阁修撰陈公向天下发表危急直言，面对天下的大难，写了《六书》论渊圣，又写了《三书》论建炎，多次遭到挫折压制，却更加奋发激昂。最后汪、黄二名奸党结党营私、蒙蔽君上、颠倒是非，假传密诏，召他入朝，使他死在这些人手里；和朝衣东市的惨死相比，几乎还要更加惨烈。于是天下的大事也就无可挽回了。大概扭转天下形势，靠的是见识和力量。见识在自己，力量却不在自己手中，又能怎么办呢？唉！少阳先生实在可悲啊。因此天下人听说他死去，没有不扼腕流泪，感叹即使有百个自身也不足以赎回他的性命。高宗在临安听到这件事，惊愕而醒悟，后来追赠官职、推恩荫子；车驾经过陈公的乡里时，特意赠给他家钱五十万。绍兴初年，追赠他现在所称的官职，仍然给予恩泽，并赐田十顷。唉！公正的人心，本来就出于人性最初的常理；君主的明智，也能在受蛊惑之后重新恢复。由此看来，像陈公这样竭尽忠诚、为国而死，即使天下人都祭祀他也是应该的，更何况他的乡里呢？润州的丹阳，是陈公的乡里，在那里建祠祭祀他是合乎礼的。或者我认为建祠祭祀他的人，其用意不只是要彰显忠义、激励懦弱之人而已；还在于想要谨慎辨明内外、彼此的界限，尤其是在疆界和军事交往之间。又想要在进退任用之际，严格辨别君子与小人。还想要在仓促发生变故时，察看奸邪之人的踪迹，防止他们矫饰作伪。上面发布诰命，下面颁下诏书，一举而得到多种效果，这种教化意义是多么重大而深远啊！正德己卯年，监察御史台南叶君巡察江南各郡，因为江西发生警报，往来于江边视察军队，路过丹阳时，询问陈公的事迹，感慨地认为当地没有祠庙供人瞻谒是一项缺憾；又看见附近有一座圆通庵，林木茂盛而占据胜地，于是命令有关官员改建它。那时知县武康朱侯已经因服丧离任，金坛知县南充任侯佃奉檄前来代理，不到一个月，规制就建成了。后来内江赵侯章到任，接着把工程完成。君子都说这是一座建得很好的祠。祠堂建成后，考察叶君回朝，赵侯也因服丧离任。过了三年，现在的知县上蔡张侯惟恕接任，又加以增饰。赵侯起复后，重新任职秀水；叶君仍在御史台，认为这样很方便，于是命令把作记的事托付给我。我敬仰秘阁修撰陈公的忠义已经很久，又看重叶君的嘱托，于是写下这篇记。祠在县城西北角，前面修筑石岸临着运河，大门高大宽敞，匾额题作“宋陈少阳先生之祠”。楼门三间，进门就是碑亭，左右各一座；中间是正堂三间，两旁有厢房，陈公的塑像在堂中。前面是露台，台上铸有玄金色的黄汪跪伏像；左右厢房各十间，左边叫“希贤”，右边叫“尚友”。后面是五间楼房，名叫“有归”，取自陈公自题赞语。楼下以李嘉仲的塑像配祀陈公，匾额题作“交情表赎尸之义”，表彰他以交情赎取尸体的义举。左边有斋居三间，右边有守庐六间，由陈公的族人居住。还有三丹亭，相关意义见叶君所题的诗，大概是赵尹所作的记载。

译工部芜湖分司题名记 官署中设置题名册，历史已经很久了。除姓名、籍贯、科第、官阶、差遣、年月之外，不再增加一个字，却把褒贬的公论留给后人。书写的人无意于劝诫，而观看的人却足以从中受到鼓励或警戒。它含蓄委婉，具有《诗经》的意义；它简约严正，具有《春秋》的体例。因此君子推重它，历代也不能废弃。我国承平一百五十多年，各个部门和官府无不任用官员、各就职位。内有省、台，外有藩司、按察司、郡县，直到行馆、署所，都有所谓题名。大概天下长期太平，制度完备，文书繁多，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就事务体制来说似乎也有不能缺少的地方。像这样，工部在芜湖县设置分司，实际始于成化七年。当时提出建议的人认为，漕运船只所需的材料、供应器物所需的材料，百姓承受不了征调，为什么不从木材的[疑：原文“▯”]中取用呢？而芜湖是京畿附近的地方，处在川、湖两省下游，是商船木筏汇集之处，所以分司就在这里建立。大司空每年向朝廷请示，选派一名员外郎或主事主持此事，一月更换一次。经过弘治、正德直到现在，大概已经五十六年了，共有历任官员五十三人。在此以前，弘治乙丑年，主事永平张君秉清曾经题写过一次。如今主事岳池张君日尝认为那份题名过于简略而且次序错乱，于是全部加以详细订正，分列条目书写，刻在石上，希望从今以后继任的人都有所考察，也作为后人评论的依据。石刻完成后，他托我的朋友李生宗铭带信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六卿分掌职务，无不属于上天的工作和君王的事务；而虞衡所掌管的，涉及木材等资源的利益。士大夫中自重自爱的人，往往不屑于做这些事。然而君子讨论修养自己的学问，大都认为钱谷簿书不足以成为牵累；关键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在事务，这个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何况公与私、义与利的分别，正是君子应当首先讲明的。所以，不负责这项事务也就罢了；如果确实负责这项事务，就一定要讲明这些道理。我们竭力做事并且自我考察，实在就在这里。以公心消灭私心，本来就是君子立心的关键；以义作为利益，更是君子处理事务的适宜原则。用这些原则来事奉国家，什么职务不能共同承担？用这些原则来约束自身，什么德行不能提高？如果改变这些原则，上面会违背官箴，下面会招来众议；刑法和史笔，若不是记录在今天，也会记录在后世。即使另有其他美德，也不能抵偿这些过失，更何况根本没有美德可以称道呢？古今记载题名的文章，没有不把司马公的谏院题名记作为最重要的先例。它的主要意思不过是“忠、诈、直、回”四个字，后人所作的评论，大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如今我对后人的担忧，难道还有别的吗？也不过是说：某件事是公，某件事是私；某件事是义，某件事是利，如此而已。唉！人们常说：“后人看待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待过去。”能不畏惧吗？能不警醒吗？张君出身于贤能者所中的科举，开始任官、初理政务，就来到这里任职，我因此为他作记。我知道张君能够珍爱这份题名，也可以由此观察他的为人。何况宗铭是我同年、赠司空舫斋先生的儿子，文章和品行都纯正，足以继承家学。凡是他所称述张君的事情，都是可信的，所以附记于此；而我不敢多加一个字，也正是题名体例如此。千金絫趾亭记 亭子为什么取名“絫趾”？是为了记载得到这块地的艰难。为什么说“千金”？先五世祖的时候，有一位游方僧寄居在这里，留下一个箱子，十多年没有回来，人们都以为僧人已经死了。于是有人拿起那个箱子，发现箱子很重，便告诫不要打开它，把它遗留在听松庵。僧人还曾告诫说：如果我死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没过多久，僧人大规模修建佛寺，大概是有财物的缘故。于是这块地归入我家祖茔，僧人世代守护它直到今天。我任提学前往江西时，上司有威胁别人、索取贿赂来为自己家置地的事；有人说要花千金。我听到后避开了这件事，整日在山中静坐，于是商议选择现在这块地方。人们说，就是在那一天，事情才定下来，而我也将要出发了；如果不是那时决定，关于这块地的商议就不能成功，别人将会把它夺去。前后相隔六代，距离一百三十多年，所以用“絫趾”来比喻这件事。即便如此，避开千金的花费而得到这块地，即使说这块地价值千金也是可以的。何况前人是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舍弃利益，又哪里值得谈论什么千金呢？我对此很有感触。亭上的四字匾额，是宋代蔡君谟所书，由《莫子如山集》摹刻而来。

译郡守陈侯遗爱邱记 这就是我郡郡守陈侯遗爱之丘。丘中所埋藏的是什么？是陈侯的冠和衣服。陈侯死后，他的儿子某扶送灵柩回南海安葬。百姓看见灵柩出行，不忍心只让他带走，于是请求留下他的冠和衣服，筑成土丘来收藏。土丘封筑得像坟墓，人们认为他的精神就寄托在那里。经过的人总要瞻仰拜祭，徘徊叹息很久，然后才能离开。有时逢年过节还撕纸浇酒祭奠，像乡里的习俗一样。唉！陈侯凭什么能得到百姓这样的爱戴呢？子产对太叔说过：“有德的人能够以宽厚使百姓服从，说的恐怕就是陈侯吧？”我又听说，子产极力论述宽与猛，把它们比作水和火，最后说：“宽厚很难，并不是实行宽政本身难，而是有德行很难。”陈侯天性仁厚，又加以涵养；考中进士后，因为疾病请假，居住山林的日子很长，他的德行早已养成。因此他面对百姓时，也像平日居家一样，自身并不知道这就是宽厚；而百姓所感受到的保护，就像和风甘雨一样，浸润周遍、滋养濡染，彼此相忘，甚至不知道这就是宽厚吗？宽厚啊！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对陈侯来说却很容易。百姓服从爱戴他，以至于筑丘来记载对他的不忘。若与《召南》甘棠相比，次于岘山之碑，大概也没有什么惭愧。岘山之碑，见到的人都会落泪；《召南》的甘棠，人们相互告诫不要砍伐。陈公的这座遗爱之丘，是百姓流泪为他筑成的；如果丘上将来有树，难道还要等到有人告诫之后才不去砍伐吗？从前仲尼听说子产去世，流泪说：“这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爱。”陈侯刚去世时，我因脚病不能前往吊唁，便在山中草堂设下灵位哭祭，并引用仲尼的话，三次叹息。巡按御史朱士光也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唉！陈侯虽然已经去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了。广平申侯继任郡守，看见这座丘，同他的属官冷侯、柴侯、王侯、刘侯都认为不能没有记文，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过去我视察学政到了南安，南安百姓思念张东海，也像我这里的百姓思念陈侯一样。郡中原有祠堂，过了几十年，继任的郡守心中有所忌惮，便把张东海的塑像迁到城北的僧寺里。我询问原因，他说：“那里是张侯喜欢游览的地方。”所以才迁去供奉。我到那里后，看见他们只是把塑像放置在那里，并没有真正奉祀，于是命令把塑像送回原处。由此看来，我申侯和他的属官诸君子看待张东海后来的政绩，他们的用心究竟如何呢？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于是再次引用仲尼的话，三次叹息，并写下这篇记。侯名实，字秀卿，别号虚庵，是琼山人。他的政绩和品行都记在我的志书中，现今刻在碑的背面。吴皇甫氏宗韩祠记 宗韩祠，是祭祀谁的祠堂？是祭祀唐代工部郎中、安定皇甫先生持正的祠堂。工部郎中为什么在吴地有祠堂？因为工部郎中是顺庆知府、吴地人皇甫世庸的远祖。从工部郎中到顺庆，已经相隔若干代了。大概宋代有一位皇甫氏担任提刑，随从皇帝车驾南渡，于是把户籍登记在长洲。吴地的皇甫氏，实际从这时开始。到顺庆这一支，顺庆的父亲、获封礼部员外郎的公，曾经在别室祭祀工部郎中，顺庆也沿袭了这件事。几个儿子在这里努力学习，早晚在这里瞻仰祭礼，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御史大夫、静斋陈公，与顺庆是同年进士。等到他来到吴郡，访问顺庆的家，看见顺庆的四个儿子，都清正自守、品格如玉，学问深厚而且有文才。陈公喜爱他们，认为他们将来必有远大前程；于是进入他们的书室，说书室低洼狭小，藏书修业之处不足以培养宁静的心境，游息之所也不足以舒展郁结。于是询问得知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寺院，名叫祗园庵，便把其中一半地基划归顺庆，开辟为精舍，准备迁置工部郎中的祠堂。君子说，工部郎中是昌黎公韩愈的门人，国史中有传记附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祭祀昌黎公，而以工部郎中配祀呢？顺庆听从了这个意见，所以在门上题作“宗韩”。昌黎公是百世的文章宗师，在道理方面也有所见解，振兴衰败、救济沉溺，他的功劳很大。当时跟随他交游的人，如孟郊、李翱、张籍以及工部郎中等几个人，在门下往来，确实受到他的指点传授，也深受他的知遇。因此今天称说韩公，必然会提到这几个人。何况顺庆以文学传家，接连有人取得科第，听说几代以前有工部郎中这样的人，怎么能没有感情呢？所以推究员外郎公尊祖的志意而祭祀工部郎中，近于尊敬祖先；推究工部郎中的志意而祭祀昌黎公，近于尊崇老师。这就是所谓因义而兴起的礼，本来就在这里。然而如果不是静斋陈公崇尚文章、广施教化、招引后学，顺庆即使有这样的心愿，又有谁能使它实现呢？至于静斋陈公的志意，对于皇甫氏的诸位子弟，本来是希望他们由正当的学问深入钻研，以求达到圣贤的境界而后停止。评论古人时，因文章而看见道理的人固然重要，却终究不如用内心体认道理的人真实。然而从皇甫氏来看，尊祖、隆师，与各家宗庙相比，礼制虽然不同；与乡社相比，道义却更加重要。君子参与讨论这座祠堂的意义，不也是可以的吗？顺庆过去曾和我同朝任职，后来通过我的世交吕太仆仲仁来请我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员外郎公名信，博学而能作诗，在乡里很有声望。顺庆名录，由丙辰进士出身，历任礼部郎官。中进士后，静斋公来到吴地。丙戌年三月开始，过了八个月祠堂建成，实际建成于某月某日。

译高安朱氏坡山世第重建记 朱氏的祖先，自宋代忠靖公胜非罢相后，以观文殿学士身份出任洪州知州；他的儿子某从上蔡迁到高安。传了三代到建德时，又迁徙一次，今天的坡山祖先就是最初迁来这里的人。前朝时，建德的儿子瑞芳凭诗赋考中解元；解元之后传了四代，进入本朝，名叫仲益，考中永乐乙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又传三代到继祖，考中成化甲辰进士，历任兵部员外郎、郎中，升至楚雄知府，退休后进阶亚中大夫，与他同榜或同行的兄弟有七十多人。他的儿子、今任监察御史的寔昌，考中正德戊辰进士，同榜者有二百多人；各位孙辈繁衍众多，直到无法全部计算，坡山朱氏的兴盛由此达到极点。不久华林盗贼兴起，祠堂、寝堂、门堂几乎全被焚毁，祖先的牌位只勉强得到保护，却无处安置，变故也太严重了。当时御史君因母丧在家，亲自遭遇这场变故，楚雄公命令他负责兴复，御史恭敬地接受命令。第二年盗贼平息，于是买下旧寝堂的地基和后面的土地，在族人的帮助下建成六楹堂屋，名为“敦本”，用来奉祀旧有的建德府君以下各代祖先，按照昭穆、官称、字、行次排列的牌位如神主一般安置在堂中。君子说，这既勤勉又合乎礼。过了七年，楚雄公去世，御史服丧居家，于是在敦本堂前若干步选择地方，建成“世恩堂”，其中的几座阁楼收藏五代所受的若干道敕命以及若干卷遗书。君子说，这既隆重又严密。又在前面建“正心堂”，每年按家礼在这里举行仪式，君子说，这既端正又有法度。再往前建十楹堂屋，中间三间叫“着存祠”，从始祖到各位先祖共历十一人；其余二百多位没有以正当方式终老的人不列入其中，君子说，这既合乎义又严肃。左边三间叫“永思”，用来祭祀楚雄公及其妻辛防人，君子说，这既厚重又端正。右边三间叫“逊志室”，本来用来收藏祭器，御史君曾和他的儿子诰、斆在这里读书学习；如今取这个名称，是希望后人能够在这里继续下去，君子说，这既合典制又有长远意义。再往前是三间门屋，门内是庭院，既深又宽，御史君的兄长太学生梦昌、弟弟庠生宪昌以及族人都可以从这里通行，君子说，这既整齐又分明。再向外是世代进士第的门，左右各有旁门，并以厢房作为翼卫；郡县为此建造它，是为了激励乡里，君子说，这既轩敞又典雅。后来又因为世恩堂靠近内寝，担心它成为燕居之所而有失防范，于是在最后建造若干楹的重屋，上面供奉各道敕命，下面收藏遗书，名为“尊勑”，表示把敕命统摄在上面。君子说，这既宏大又恭敬。朱氏的宅第到这里才开始恢复，而且比旧日更加兴盛。广东提学按察副使欧阳君宗道为“着存祠”作记；翰林修撰吕君仲木为“世恩堂”作记；舒君国裳为“敦本堂”作记；翰林编修邹君谦之为“正心堂”作记；徐君子升为“永思堂”作记。至于“逊志室”，则由刑部员外郎叶君国光作记；吴郡诸生王宠、黄省曾又相继记述。世代进士第的记文，是应天解元袁袠所作。嘉靖甲申年，御史君巡察江东各郡。过了三年，到丙戌年春天，事情已经完成，他来到二泉山中访问我，请我总括这些事情作记。唉！家族遭遇变故有一定的数，而道理也与之相应；家族恢复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命数又会加以辅助。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像朱氏的宅第，从忠靖公传三代后迁到坡山；坡山从解元公传四代到刑部郎中时兴盛，又传三四代到楚雄公父子时更加兴盛。兴盛就会衰败，衰败就会发生变故，这是恒常的道理。华林之变，正与此相应。凭楚雄公的仁厚忠信和御史君的才俊伟岸、清正自守，恰好处在兴衰转折之时，于是建堂、建屋、建寝、建室。继承前业的责任，本来就不能推辞，而他们的才力也足以胜任。然而如果不是变故发展到这样的极端，朱氏的改革就一定不会彻底荡然无存；正因为先前损毁得如此严重，重新建造也才必然会焕然一新、改变旧观。所谓命数与道理相互应验，大概就是这样吧！当初宅第没有遭遇变故时，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宴饮，在这里聚集全族。郡中的人称说有礼义、家法完备的家族，都把朱氏列在前面。如今宅第重新建成，而且更加兴盛。御史君在南北两台任职时，在朝廷规谏方面有所建言，在巡察方面有政绩，成为公卿辅弼的希望，士大夫的舆论都归向他。梦昌、宪昌又相继出仕，礼义之风无论内外、先后，都交相辉映而充实。今后称说有家法的家族，难道还只限于一郡吗？称誉于天下也是可以的。即使如此，家法不能只凭空树立，道理也不能徒然施行；家族的根本在于自身，自身的根本在于内心。天下的治理不外乎这个道理，更何况一个家族呢？我过去视察江右学政，负有观察风俗的责任，曾五次到高安，熟悉听闻朱氏的事。楚雄公是与我同年的进士，御史君及其兄弟又因文章与我相知。追忆往事，喜悦于他们经历变故而重新兴盛，很乐意把这件事讲给天下人听，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重修陈司徒祠记 司徒是谁？是隋代大将陈公杲仁。锡地为什么有他的祠堂？陈公是晋陵人，无锡人仰慕他，所以也为他建祠。祠堂坐落在东北方，面向虹桥，稍偏南。年代久了，祠堂倾塌损坏。宣德年间，县令唐侯泰安重新修建。祠堂前方左侧的土地靠近民居。成化初年，元砖桥钱氏孟清兄弟重新买地并加以扩展。记载称，陈公娶沈发兴的女儿为妻。沈发兴暗中蓄谋叛乱，因为忌惮陈公而不敢行动，便暗中给陈公下毒，使他死亡。沈发兴的事情败露后，郡人上奏，称陈公具有忠、孝、文、武、信、义、谋、辩八种卓绝品德，朝廷于是下令建立祠堂祭祀陈公。到了南唐，赐给他“武烈”的称号。宋宣和四年，加封“忠祐”。可见祭祀他的由来已经很久了。近来有人商议把祠堂改作迎送宾客的场所，君子说，宾主送迎自有其事，场所也可以另行建造；废弃祭祀义士的祠堂来供给日常开支，凭什么来劝人行德？不久又有人商议改作里社祭祀的坛场，君子说，社坛主管祈求和报谢，坛场也可以另行营建；废弃义祠来祈求丰收，怎么能使神灵受享？当时畅侯子实正在整顿县政，听到此事后便停止了这些议论。于是负责祠堂的道士范日溪能够遵承侯的意旨，修治了正堂若干楹、前门若干楹以及左右供看守居住的房屋若干楹。神像的位置和祭器，都按照旧制修整完备。所用资财全都没有烦劳官府。畅侯于是凿刻石碑，请我记下修建的年月。我曾经论述，因义而兴起的祭祀，在我们无锡，至德如泰伯，已经是最崇高的了。其次如龟山先生，曾游历寄居于此；又如梁溪先生，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的道学和忠义，可以作为百世师表。有的附祀于学宫，有的专祀于惠麓，其礼制都很恰当，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睢阳守张中丞，保障江淮，功劳属于唐室；他在无锡本来没有寄居、出生或成长的踪迹，只是百姓因感动信服而共同崇奉他。近年有人建议请求祭祀他，已经正式成为法令。这实在是我朝遵从义理的盛大典礼。司徒公是我郡人，德行深厚、声望相称，上可比于前代贤人；正直不容奸邪，死后仍有余烈。他振兴纲纪、激励风俗的节操，与中丞公确实不相上下。历代的褒奖，都清楚载入史册。凡是还有人心的人，都应当恭敬瞻仰并受到激励，更何况我们无锡正逐渐受到他的恩泽呢？为他立神主、祝祷祭祀，不也是合宜的吗？我知道这座祠堂将会长久存在而不会废弃。然而，如果不是贤能的地方官喜好古道、尊崇德行，谨慎处理承袭和改革的原则，又有谁能参与成就此事呢？近来督学侍御张君汝立巡按江南，毁弃斥退淫祠，没有遗漏隐藏的。只有旧日已经列入典制的祠祀，才保留下来以振兴风教。这座祠堂正是其中之一。评论者认为，这样做掌握了崇尚正道的原则。将来续修县志的人，还应当以此作为参考。水云亭记 永丰东北方五巘和双溪之间，有一处幽深的地方，水云翁世代居住在那里，已经若干年了；到水云翁时，更以此为乐。云气从山巘上升起，变化没有常态；水流经溪涧，来去不停。而水云翁的心，也确实与它们一同变化流动。他亲自督促耕种，每天行走在田间，疲倦了就在那里稍作休息。时间久了，他认为那里没有东西遮蔽风日，不能适合自己的情趣，于是建造一座亭子，以“水云”为名。了解水云翁的人前往拜访，回来后叹息说：“悠然如南山，浩荡如泌水，这些情趣都在水云翁身上了。”于是便称他为水云翁。水云翁的儿子、如今的华亭知县豹，从前还在学校读书时，就跟随父亲游览并在这里休息。水云翁曾指着云对他说：“云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化作甘霖。”又指着水对他说：“水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形成恩泽。”云水形体虽然不同，作用却是一样的。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继承我的心意了。豹恭敬地记住，始终不忘。等到豹在乡试中举，后来考中进士而出任县令，水云翁便写信告诫他，尤其恳切地以降雨施泽来作比喻，说：“我过去没有做到这些，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如今能够符合我的期望吗？”于是豹考核三年政绩后，从朝廷回来，便取道永丰，把水云翁迎到华亭官舍，说封赠的典礼将要下达了，何不前后拜受呢？住了四个月，诏命仍未下达，水云翁便浩然向西归去。华亭的士大夫挽留他，却没有成功。作《水云》诗来赠送他的人有好几个。诗篇完成后，便写信托徐、张两位学生来请我作序。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哪里敢为水云翁的诗作序呢？不过永丰是我视察学政时曾经到过的地方，水云亭这件事，我应当替翁作记。水云翁天性孝顺友爱，在宗族中很有声望；又刚直崇尚义气，气势令人不能侵犯。看见别人危急，就像自己身受痛苦一样，急忙前去帮助，仿佛赶不上还觉得不够。乡里的评价就是这样，可以说是具有士人品行的人。我在永丰时，曾见到二三位拄着手杖、穿戴冠服、修长眉毛和长白胡须如雪的老人，他们从山谷中走几十里，到我的行台来，说：“我已经若干年没有进入官府了，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出来。”说完没有再讲一句话便退下了。问他们年纪，都是八十多岁；问他们经历，都是曾经做官而后归乡的人。他们的风度，大概至今仍然可以谈论。水云翁将要接受封赠，寿命还没有到尽头，他难道属于这些人一类吗？自身隐居而儿子出仕，就像自身出仕后归乡并且老去一样。《易经》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诗经》说：“在横木为门的简陋居所下，可以安闲居处。”请允许我把这些话诵读给水云翁。翁字玉治，以字行世。到这年已经若干岁了。

译鹤山书院改建记 嘉靖三年九月，苏州府改建鹤山书院完工。改建后仍然保留原来的地点，这是如今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苍梧吴公的意思。此前，巡抚、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内江李公因为台署长期借住在书院，曾想把它迁走，发檄文让府中详细商议，已经有了成熟的规划。不久因为年成饥荒暂时停止；李公来到苏州任职后，才得以完成。李公说：“鹤山书院，是宋代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追赠太师、谥文靖的魏公了翁所受赐的宅第。魏公在政府任职时，理宗曾亲自书写书院匾额赐给他，魏公把它悬挂在临邛讲学的地方。后来魏公去世，葬在苏州。前朝时，魏公的子孙请求把赐第改作书院，朝廷命令悬挂旧匾，于是成为祭祀魏公的祠堂。本朝永乐初年，少师夏忠靖公在江南治理水患；宣德年间，司徒周文襄公继任巡抚，都曾在这里处理政务。那个时候，二位公难道不能另外建造官署吗？《诗经》说：‘枝叶繁茂的甘棠，不要剪伐，这是召伯停留休息的地方。’大概正是因为对这里还有深厚的追思罢了。此后历任巡抚几十位，都沿用这里；于是书院的名义几乎成为虚设。然而每日巡察、每月省视，时时修葺、每年修缮，使它不至毁坏，反而更加严整，也只是因为有关官员不把它当作祠堂，而把它当作巡抚官署的缘故。否则，像汉代的任氏、唐代的陆氏，以及宋代的吴、陈、章、王、周、尹等几位君子，有的在这里出生长大，有的在这里游宦，他们在功业、文章和道德方面各自都有成就，受到世人重视已经很久了。他们的祠宇最初建立，也都是出于爱好德行的心意。如今有的荒废倾圮，有的被大姓占据，有的与异教并存；人们屡屡发出忽视它们的叹息，最终却没有人治理，这是为什么呢？何况南畿巡抚的地位和权力与各藩司、按察司、郡守、巡守相比有所不同，而治所竟然缺少应有的制度，也似乎不合适。前任巡抚想迁建书院，本来是合理的。议论的人只知道当时困窘、举措难以实施，却不知道迁换地点更加不可行。因为文靖公居住过、精神寄寓之处，至今已经三百多年了；一旦另作安排，魏公如果有灵，难道肯舍弃这里而在别处显灵吗？而且从我们自身来说，这就像把活人当作客人驱逐主人，怎么能安妥，哪里会有安妥的呢？如今何不把这块地从中间分开，用高墙隔开，南边作巡抚行台，北边作书院，另开门，曲折修通道路；这样或许既能使新的官署不受妨碍，又不废弃旧有规制，让宣扬政令、崇尚德行、尊重贤人各得其所，兼顾并用，难道不是很好吗？”当时郡守胡侯缵宗，以及长洲、吴县两位县令郭波、杨叔器和他们的属官，谨慎地接受李公的命令，退下后筹措材料、制定方案，只是徒然准备劳力，形成了文书。如果图谋恢复旧观，公说：“好啊！”于是择日动工，过了三个月便告成。君子评论这件事说：它体察上下的情意，沟通幽明的缘故，通达经常与权变的适宜，察看盈亏的防范，衡量丰俭的限度，以义裁断而不失礼，建成一处建筑而众多美善都具备了。前面恢复了百年的旧观，后世又使它流传无穷，难道这就是得到了尚友之道吗？《诗经》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的大道可以循行。”美好啊！在这里可以观察德行，也可以观察政事了。胡侯奉公的命令嘱托我撰写记文，我再三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写下书院的规制：从来鹤楼后面直到北墙，地面长若干步；距北墙若干步，向南建堂三间，中间塑公的像，穿公服、正笏板，神态俨然如生前；鼎、烛、几、筵等陈设，均有固定设置。堂前是露台，两侧如鸟翼般建有两序。凡是拜谒瞻仰、面对致敬，都在来鹤楼下进行。走出楼向西若干步，向西开一门；向南转若干步，又开一门，形制相同，门上题额为“宋魏文靖公祠堂”。再转向南，又走若干步到外门，院名题额悬挂在那里，众人都说：“相称啊！”主持此事的是苏州卫指挥吴继美，以及卫中两位典史萧景、腆谢诏；所用白金若干两、役使若干人，都完全按照公最初的议定办理。公又因为院中原有读易亭、沧浪池，年代久远，遗迹湮没，已经没人知道所在，于是在东序后面的菜园中，利用挖取污土的地方，稍加开凿，形成池子；又在池北建亭，各自题上原来的名称，以免忘记旧迹，所以一并记下来。至于文靖公的学术文章、功勋事业和节操气概，儒学先达和君子们已有定论，见于虞文靖、吴文定所撰的记文，我就不再写了。

译庐陵刘氏一椿堂记 世上以椿树、桂树比拟父子，是从燕山窦氏开始的。大概是因为重视义方之教，而不只是把科举及第当作荣耀。当时有太原王氏，种植槐树来期待儿子显贵，后来果然相继登上台鼎，最终应验了他的话。世人谈论积阴德的人，都称道这件事。因此“一椿五桂三槐”广泛流传在人们口中，从宋代直到今天，已有数百年了，仍如同周人歌咏召公的甘棠树一样。古今舆论的公正，确实如此啊。如今庐陵刘氏的一椿堂，难道也是取法于此吗？刘氏彦名某、字大经，是如今我郡宪刘侯的尊父。幼年便立志自立，学习进士业，起初研习《毛诗》，后来研习《周易》。刚过弱冠，他的父亲患了末疾，起居艰难，公亲自侍奉汤药达十三年，学业未能完成。后来生了五个男孩，便取《易经》震、坎、艮、观、萃五卦之名，依次为他们命名。从他们跟随外傅学习起，就命令各人研治一经，亲自加以督促勉励，希望实现自己早年的愿望。于是用“一椿”题作所居之堂的名称，并用它作为自己的号，以表明志向。他又曾诵读王氏的话说：“我不做，我的儿子一定会做。”如此等等。时间久了，志向更加坚定，却又被家事拖累，担心早年的愿望无法实现。这时萃儿已经夭折，而这个号又不忍心自行废弃，于是在四个儿子中选择郡宪君，因为他天资特别出众，学业一天天进步，便督促他完成学业，把全家的事务交给震等人。至于门以内的事务，则由内子某人负责。他尤其严格禁止私自经商、私自积蓄。郡宪君因此能够专心读父亲的书，学业日益达到高明境界。稍稍长大后，进入县学，取得廪生资格，随后参加乡试并连续中式；在春官主持的考试中到大廷应对，赐进士出身，脱去布衣，任职西曹，后来来到我郡主管监察。过了一年，迎接父亲到官舍奉养。当时震的儿子牧清、坎的儿子牧宣，也在学校中有声望，将要继承叔父的事业，以扩大祖父的志愿。乡里的士大夫都说，公没有愧对所谓“一椿”。郡宪君于是带着父亲的意思来请我作记。义方之教，意义深远。世上有窦禹钧那样志向的人，能够用来训导子孙，那么凡是儿子能够考中科第、登上显要职位的，本来就是窦氏的桂树。否则，学业已经完成，却有时受命运限制，那么所谓桂树，也自然是如此。若有一个人卓然挺立、拔萃而出，上能使明天子勤劳，下能在天下称为子大夫，那么他作为桂树，其意义就大了。数量多少，如今与古代相合与否，不必追问。何况众多孙辈也正在成长，在庭院中成为桂树，森然挺立，又是这样吗？况且有义方之教，再加上积阴德的功效，内外相互融洽，窦氏的桂树，难道将要成为王氏的槐树吗？我听说公在家中有声誉，在乡里也有声誉，他在无声无息之处积累的德行已经很厚了。郡宪君在这方面已经得到证明。君子清正、贞洁、明达、宽恕，以平反冤狱施行仁德，以决断事务施行义理。所谓“只有贤良之人才能断狱”，君子确实具备；而哀怜罪犯、不以断狱为喜的心念，又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槐树的征验，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后人还将再三加以验证，直到不止一次验证也不会停止。我过去奉行宪节到大江以西主持学校，虽未能见到郡宪君，但他的几位朋友确实与我相知。郡宪君也因此推重敬爱我。如今他把此事托付给我，我因高兴公的志向将要实现，也乐于把它告诉天下人，于是写下这篇记文。张氏祭田记 张氏祭田，是为福州知府钝轩公的墓而置办的。置办它的人，是公的外甥华时正及其儿子云初。时正寄居公家，实际上承担着公长子珤年幼且求学、不能主持门户的事务，过了若干年。珤长大后与弟弟琇一同在学校游学，这时正的父母也老了，于是向公辞行，迎接妻子回家奉养父母。公给了他三十亩田，时正辞谢并退还，用来供奉祠祭。公去世二十三年后，珤因暴病去世。又过三年，公的配偶张宜人寿终。公的长孙立和他的弟弟们贫困，不能维持生活。琇也长期困顿窘迫。公与宜人的墓在慧山，春秋两季的扫墓，常常错过时日而耽误，有时连续几年都不能举行；围墙坍塌，屋宇破败，松树和楸树日渐凋残，而仆人又无力修复。公做官清廉，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办理后事、继承家业又缺少后人，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于是亲友诸君子为此悲伤，便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此前时正曾多次周济他们，等到听到这件事，悲痛流泪，仿佛公刚刚去世；随后又追想公的声音容貌，仿佛将要见到他，于是又徘徊留恋、思慕不舍，如同刚刚离开公；追念公的恩德，依依不舍，如同还在公的居室中。各种思绪一齐涌来，几乎不能排遣。诸君子见他如此，认为家族没有比墓地更大的事情；要使墓地长存，没有比按时扫墓祭祀更重要的；要使祭祀延续，没有比置办恒产更好的；恒产之中，没有比田地更持久的。众人都对时正说：“您何不设法置办它呢？”时正说：“好。”回去后把这话告诉云。云的悲痛如同父亲时正，感慨也如同父亲时正。于是跪着告诉时正：“这是我的志愿，我不敢不尽力。”过了三个月，田地置成，价值白金二百两。立契的那天，备办仪物到公和宜人的墓前禀告，并把契约的副本焚烧在那里。从今以后，取田租供给墓地事务。到这时，诸君子知道张氏的祭祀有了依托，张氏的墓地有了守护，于是让立来告诉我。某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上。唉，行义是人的恒常本性。因此，政事用义来裁制，记载在书中；财货用义来调理，见于《易经》；礼制因义而兴起，记载在《礼记》中。五常百行都由此形成，这就是秉持常性和良心。一旦有所感触，它的发动谁能阻挡呢？公起初收留时正，是因为承当外甥之劳，合乎义；后来听从时正，让他终养父母，也合乎义；公给他田地，是义；时正辞谢，也是义；而怜悯外家衰微，周济他们不足，直到置田来保全墓地，这就更加伟大了。田啊，田啊！开始因义而辞谢，最终因义而置办，以义成就义，于公的声光有益，这本来就是时正和云的责任。这块田地，只有你们甥舅两族都要共同顾念这块石碑，不要荒废抛弃它。不要因忿怒而争夺，不要因盗窃而出卖。按时收取，按时供给，修治春秋两季的祭祀，使它与这座山一同长存。这样，岂只是公和宜人在九泉之下没有遗憾，两个家族也将获得无穷的声誉。已经把这些告诉诸君子，于是写成记文。诸君子是：杨温州致仁、方抚州日升、成佥宪汝从、吕太仆仲仁、俞大参国昌，都是所谓姻亲和朋友。时正名麟祥，和云都是太学生。田地的数量、疆界、佃户姓名及租额，都详细刻在碑阴。

译道南书院记 道南书院为什么建造？是为了祭祀宋代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而建。公是南剑人。为什么要在常州祭祀他？公曾在程门求学，从伊洛回来，到了常州便停留在这里。他认为这里是泰伯、延陵季子的故墟，而邹、周三位公也与此有旧缘，所以在延陵、句吴之间往来，与诸生讲论道学达十八年。他的风采流传于士林，功德教化惠及后学，广博而宏大。因此去世后人们祭祀他。与乡先生相比，越到绍熙初年，郡中才开始建立祠堂；绍定、淳祐年间，后继祭祀更加严整。到了元代，才创建龟山书院，但书院倾圮已经很久了。本朝成化初年，曾经修复废弃的建筑，但公像仍旧寄放在二贤祠中。前任郡守宜宾王侯想要改建，却没有成功；如今郡守、前监察御史琼台陈侯于是择得吉地，另行建造。中间祠堂供奉公的牌位两位，仍旧陪祀；如今又增加道乡先生以下七位公，合乎礼制。为什么称为“道南”？这是陈侯的志意。什么是陈侯的志意？从前程伯子目送公离行而叹息说：“我的道学向南传播了。”那么这个人所在的地方，正是道所在的地方。道所在的地方，土地也因此显得重要，这是本来如此的。陈侯认为，祠堂以人命名，不如直接指明其道，用来表彰、标举，使意义深切而显明，从而使求学者焕然一新的观感，激发他们向往追求的心意；他取的正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道在此以前是什么情形呢？圣道中断阻塞，从孟子去世直到宋代，已经一千多年了。南安之会，程子得到周子的道，北方洛学于是大振，这是斯文再次开启的源头，是天地间的一大机缘。伊洛之会，龟山得到程子的道，南方闽学因而大成，这是斯文再度传承的归宿，也是天地间的又一大机缘。这两大机缘，是人为的呢，还是天意呢？既然如此，谁能够与之抗衡？所以君子对此慎重。南安有一所书院，名为“道源”，是为周子、程子立志的。如今这所书院，是为龟山立志的，名为“道南”，不也很合适吗？何况“道南”这个说法，确实出自大儒之言；从今天看来，它与这个人、这个地方都很切合，陈侯这样命名确实恰当。祠中有些什么牌位？诸公面向南排列在中间的位置：道乡先生邹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冶先生周公伯温、秘书先生唐公彦思，都列于此，他们都是公的同门同道。除这几位公之外，其余诸公分列左右：编修邹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都是公的门人；文简尤公延之、肃简李公元德、忠文蒋公良贵，都是传承一两代后私下仰慕学习的人，也可视为门人；至于龟巢、谢公子兰，则是听闻道德风范而兴起的人。师友的名分、主宾的礼仪，到这里便得到辨明。这种礼制，也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的。那些公与龟山相比如何？道乡先生自不必说。周氏兄弟天资纯正明达，可以进入道的境界，程叔子确实曾称许他们。秘书推演老师的学说，在当时很受重视；编修的奏议，光明灿然，足以继承世家学问；中丞竭力主持正论，成为当时的师表；文简在朝廷上抗言直谏，老成而有典则；元德竭力解除学禁，辨明忠义以报国；忠文抑制邪恶、表彰善行，进退有操守；龟巢尊崇正道、排斥邪说，扶植名教，这些事载于国史、郡志，都无愧于龟山。以道统的宗主为祠主，以与道相合者配享，这个名称正与实际相称。那么陈侯对求学者的期望，就只是这样而已吗？道只有一个，学问却有等级。观察圣道，从孟子开始，韩昌黎已有这句话。接续孟子绝传学说的，是程子。“道南”的叹语既然属于龟山，那么学习、观察程子的人，不应当从这里开始吗？由此希望达到程子，通过程子追溯到孟子，希望成为圣人、希望合于天道，也将从这里开始。正是陈侯的志意。赞助陈侯志意的有哪些人？上层有：前巡抚右都御史、现任南京工部尚书苍梧吴公；现任巡抚右都御史泰和陈公；巡按监察御史高安朱君；提学监察御史光山卢君。中层有：郡佐罗侯洪载、王侯岳、罗侯述、柴侯希高、刘侯体观。下层有：县令黄润及其县丞、主簿和郡县诸博士，这些都体现了陈侯的志意。郡中的诸君子赞助此事，给事毛君宪参互考论，功劳尤其多。工程开始于哪一天？嘉靖乙酉七月丙子。完工于哪一天？第二年丙戌某日甲子。地点在哪里？在朝京门内若干步的地方，就是所谓旧驿站的地基。先前把它给了百姓，后来又用钱赎回。形制怎样？前面建门，建仪门，各四间；中间建堂，六间；后面建寝堂，形制相同；左右两廊各四间。门的数目中，最后建楼，六间。楼下可以藏书修业，楼上可以登临眺望。匾额题为“望闽”，以免断绝其传承。它的东面有池，临池建亭，可以游览休息，匾额题为“思洛”，以免忘记道学的源头。四周环绕着围墙，地势明爽高敞，宽广开阔，崇高伟丽而幽静深远。在清庙之下，它大概可以算是次一等的吧？只有祠堂而没有祭祀，可以吗？只有祠堂而没有祭祀，那就是浮屠、老子的宫观了。虽然如此，私下祭祀可以，公家祭祀却不可以。公家祭祀为什么不可以？公家祭祀有典章规定，龟山已经列入诸庙庭而陪祀了；诸位贤人都是乡贤，也已经在祠堂中祭祀。再次举行公祭就会亵渎，所以公家祭祀不可。私下祭祀为什么可以？因为依义而制定礼仪，可以比照释菜礼，由郡守主持。每年春秋两季各祭祀一次，取田租供给祭祀费用，田地二百亩，租若干石。祭祀剩余的钱用于修理之费，不另行摊派，为什么不可以呢？费用从哪里出？从某项经费中支出白金若干两。地基和建筑占十分之六，田地占十分之四，这些都有主管官员负责，不必写入记文。为什么要作这篇记？这是斯文复兴的机缘，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要把它告诉天下求学的人。记载师友道统的渊源和陈侯的志意，是要告诉郡中后进。记载陈侯有道的教化思虑无穷、德行深远、功绩深厚，希望让它百世不坏，是要告诉后来继任陈侯的为政者。嘱托我作记的是谁？是郡中诸君子，从太仆寺丞白君晟以下，共若干人。执笔撰写的是谁？是南京礼部尚书诏许；有病正在调养的后学邵宝，也同为郡人。

译东明阁记 我的堂弟玑在弱冠时向希斋钱先生学习，先生对他的启发教导极其深切，整天让他站在讲堂下，听讲《四书》和《春秋》的大义。成化乙巳年春天，他在住宅前左侧建屋，在里面读书，先生替它题名“东明阁”，又作铭送给他。到今天已经三十二年了。近来我在家奉养老人，请我作记。我于是回答说：“玑啊，一明一暗相互循环、无穷无尽，是天地的规律。天地的规律，不过是阴阳罢了。所以明不可能没有暗，暗也不可能没有明，明暗相互消长，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然而明不是从明中产生，而是从暗中产生；暗也不会突然成为暗，是因为它经过了极明。阴阳消长，道理就是这样。太阳从东方升起，是暗到了极点而光明开始的时候；由此升到正午，光明又达到极点。玑的阁正好朝东，窗户也朝向东方，正处于向前发展而尚未达到极点的状态。用人的情况来比喻，他将要不断进步吧？所以君子对此有所取法。”玑早年便因事务耽误了学业，如今他的儿子勋正跟随我游学，喜爱学习、努力作文，希望完成父亲的志愿。我每天都盼望他向光明境界进步，使希斋先生题名此阁的意义得以实现，确实就在玑身上。他知道要勉励自己啊！西溪记 某翁廷俊，别号西溪，志趣在于喜爱清静退居，也擅长调养身体，士大夫中称他为逸士。我曾乘车到山中去，看到他过桥时步履轻快、趋行便利，很是喜爱他。那时他已经年满七十。他的孙子宪在我门下游学，文章日益进步，准备设法为祖父庆贺。此前他来拜访我，请求说：“我的祖父心境光明，风度仪态高峻端正，一生不作谄媚姿态。庭院中种着花木，一室左右都是图书，只随自己的心意而自得。他尤其重视教训子孙，希望树立世代的声望。他平素操行大致如此，若没有先生一句教言，便无法使他的事业增光于俎豆祭祀之间。”我按惯例推辞为寿者作文，却又看重他尊崇祖父，于是作《西溪归之记》说：“县城西面有一条溪，承受惠泉的流水，汇纳百条沟渠的水流，水面浩荡，水势融合，回旋奔涌，水的景观到这里渐渐齐备。水势宽广便成为湖，向下流便成为江，向东进入大海，是海水的源头。云龙所居，风鹏所翔，天下神妙的变化都在这里，而水的壮观也完全具备了。然而真正懂得水的人，一定会想到它的源头。翁居住在靠近溪流的地方，观察溪流而在心中有所契合，曾经把书斋题名为‘西溪’，借此表明自己的志趣。大概他积聚德行、汇聚恩泽，成为流传扩展之地，已经很久了；引导它流入大海的势头，使景观更加宏大，这难道不在后人身上吗？这本来就是翁的愿望。宪啊，希望你努力谋划实现它。”这就是记。怀雪堂记 “怀雪”是我郡的贰守、荣昌冷侯为自己寓居的堂所题的名称。侯的先父宁远学谕雪轩先生，起初任崇阳司训，生下侯。侯十八岁时，雪轩去世；又过十年，他的配偶王夫人也去世，到现在已有若干年了。侯承受雪轩的教导，以德行和文辞自我勉励，在贤科考试中发迹，历任县学、郡学的掌管者，对诸生有功，在士大夫中有声望，考核成绩受到学政使者重视；如今任大郡贰守，仕进仍未停止。他起初在南阳，后来在开封，又在宁国，后来到了我晋陵之地，任所一再变迁，而对雪轩的怀念没有一天不在蜀道巴山的云雾之间。他用这个名称为堂题名，不也很合适吗？古代君子在父母去世后，从起居、笑语直到嗜好，没有一样不牵系于思念。何况父亲用来寄托志意、命名轩室的东西，难道能不存留在心目中吗？如今雪这种东西，是寒气凝结而成的。大雪之后，阳气开始萌生，在卦象中属于复卦，在时令中属于冬季，在德性中属于贞正。若说它的味道，是极其淡的，却可以容纳各种调和；若说它的颜色，是极其素白的，却可以承受各种色彩。先生用来成就自己，以及用来教导侯的，大概都不超出这些道理。所以侯有所思念而不能不思念，难道不首先想到雪吗？侯曾告诉我说：‘先父过了艾年才生下我，用德行陶冶我，用文辞培养我，用远大的志向激励我；惭愧的是，我还没有立即达到与之相称并取得大成。因此，我怀念这场雪，应该比一般人更深。’雪啊，雪啊！它将要成为大有之卦的征兆吗？按时出现而应和雨泽，是仁；深入土地而消除螟蝗，是义；这些都是雪所能做到的。侯以德行为根本，以文辞加以修饰，虽然成就稍晚而终将完成，远远闻名，成为国家的名臣，其根本大概就在这里；至于成为家中的孝子，反而不足以谈论了。怀雪堂，在仕途上会使郡中产生声望，在乡里会留下志业，难道不能超过前人吗？侯请求我作记，我已经执笔，又借托侯的话来使侯的怀念长存：‘我的仕宦、我的学问，都是我父亲的教导。我的德行，是父亲为我约束成就的；我的文辞，是父亲传授给我的。我承受这些，也效法这些。唉，我思念父亲，哪一刻不在内心？父亲以雪命名轩室，父亲的志意由此而来，我怎敢不顾念？我怎敢不共同遵循！雪啊，雪啊！洁白可以比拟德行，纯白可以成就文辞。我以雪命名我的堂，仿佛能看见父亲，仿佛能听见父亲。雪啊，雪啊！我的怀念将永远存在啊。’ 《容春堂续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续集》卷十二，明邵宝撰。序文二十七首。序

译《陈氏忠孝录》序 宋代常州通判陈公炤在德祐乙亥年死于守城之战，被追赠为直宝章阁朝奉大夫。过了六十九年，元至正甲申年，修撰宋、辽、金三史，修撰余公阙在枢府档案中检索陈公事迹，以及各种野史，都没有见到。余公对此更加慎重，难以动笔；陈公的曾孙、修撰显曾当时还是平民，应征上书史馆，诸位公卿的意愿非常恳切。于是查阅史库，得到陈公事迹的始末，十分详细，传记由此确立。君子评论说，宝章公忠诚，修撰公孝顺。宝章公有遗事若干卷，修撰公有《昭先堂稿》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本朝弘治初年，修撰公的七世孙天泽才把两部编集合在一起，准备刊刻，君子为它题名《忠孝录》。后来天泽去世，刊刻没有成功。又过了二十七年，天泽的侄子训亲手抄录收藏起来，请我作序。我十五六岁时，曾到天泽那里，天泽拿出两部编集给我看，我才开始知道两位公的大节。到如今又过了四十多年，我才再次得以评论此事。唉！陈公的忠诚虽然体现在一郡，但当时关系到宋朝大局，意义实在重大。当时兵力孤弱、援军断绝，形势不能保全，如果不死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奉命赴死而不屈的事迹，似乎没有人知道；然而上有天覆盖、下有地承载，面对天地质证，本来就有神明在鉴察。因此，侍从官从血口中说出这件事，能够讲述它；在尘朽之中发现旧文书，也可以重新查阅。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从今天看来，修撰公在国史尚未定稿之前尽力搜求，而天泽诸君子又在家集将要散失之时接续收藏；其中事情有大小、行动有难易，本来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假使凡是君子的后人，都有修撰公那样的志向，就应当像修撰公一样去做；否则各自量度自己的力量和时代条件，设法使祖先的功烈长存，也可以称为孝。虽然如此，这只是从家族方面说。若从国家方面说，像宝章公这样守节的人，史官应当为天下设法保存记载，不能只像修撰公为祖先那样；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推给子孙有无能力，那怎么可以呢！《见素先生诗集》后序 世上有诗人所作的诗，也有非诗人所作的诗。非诗人所作的诗，而才情、风致、音调、格律都具备诗人的特点，那么称他为诗人，也很合适。为什么又说是非诗人所作的诗呢？是因为其中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七月》是周公的诗，《卷阿》是召公的诗，解说者认为其中有万世的法则。《离骚》是屈原的诗，解说者认为它使《风》《雅》再次变化，成为后世词赋的鼻祖。然而千年以后，称周公为圣人，称召公为贤人，称屈原为忠臣，却不称他们为诗人。正是因为另有更重要之处，不敢把较轻的名目加到他们身上。这本来就是如此啊！如今致政右都御史见素先生莆田林公，天赋高超，志在以古人为友。天下称赞德行学问的归于他，称赞经世才干的归于他，称赞风骨节操的也归于他。公在天下人的声望十分重要。然而公早年就喜爱吟咏，大篇短章，流传海内。与汉代以下各名家相比，那些所谓数代才有几人的大家，公纵横驰骋，不知谁能与他相比？无论先后、高下，更何况当今之人呢？如今评论诗人的人，本来不能不把公放在首位。但人们称颂尚且有所不敢，公自己也不愿以诗人自命。如今编成诗集，公却听任它刊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我曾听说，公起初任秋官郎时上书论事，被贬官；过了很久，任湖南宪长，因病回乡；几年后起用为南台属官，不久巡察江西，又因服丧回去；又过几年，起用平定蜀地盗寇，功成后便告老；如今又过了几年，年满七十，声望在天下更加受到重视。这四十多年间，公所到之处都有诗作，当时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考查；而所谓性情礼义，也都体现在这些诗中。公在山中时，取来阅读，内心受到的感触很深。何况公德行盛大而谦虚，凡天下人称许他的方面，他都退让而不自居。宾客朋友来往时，他闭口不谈世事，只以诗歌自娱。即使称他为诗人，公难道会拒绝吗？公的功绩在朝廷，国史会记载，金石、弦歌会传播流传。这些诗的流传，难道不是它们的助力吗？这本来就是编集者的心意。不过，如果说用诗人这种较轻的称号加在公所具有的较重名望之上，也同样是过分了。诗集共十四卷，由吴县县尹、西蜀高君刊刻。公的同僚、如今致政的少傅弇庵杨公已经为它作序；公的外甥、如今任太仓知州的黄君廷宣，又嘱托我在后面写几句话。我有幸侍奉公三十多年，虽不敢说真正了解公，却幸而私下诵读公的诗，并听到天下人的评论，所以写下这些话。他的文章有若干卷，另有刊本，这里不再著录。重刻《陆宣公集》序 《陆宣公集》二十四卷，是嘉兴知府徐君子谦重新刊刻的。子谦认为陆公是本郡的先贤，想要加以表彰，以此来激励士人；已经修整祠庙、举行祭祀，又想到他的遗集残缺，于是准备重刻。太学生项镇是郡中人，拿出家藏善本，又用《资治通鉴》考订事情的先后，编排次序。编成制诰十卷、奏草七卷、奏议七卷，子谦的志愿于是实现了。子谦认为这一举动合乎义，便写信嘱托项镇来请我作序。从前文公朱子称赞陆公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而我朝先正正学先生说，在两千年间寻求士人，功业显赫而心行不违背圣贤之道的有五人：诸葛武侯、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陆公也在其中。由此可知，陆公所谓的经世济民才能究竟如何。以经世济民称赞才能，已经是很高的评价；而使才能根本道义，却很困难。所以只有有道之人，才能通达天下人的意志；不能通达天下人的意志，行动起来就不知道什么不可扰乱，▯行起来也不知道什么不可厌恶。想要切实求得事情的真实，固然有时做不到，何况还要不违背道义呢？因此从后世看三代，人才难得并不值得奇怪；偶尔有这样的人，陆公就是其中之一。陆公起初居翰林时，议论思考、发布诏令，补益极多，所谓功业本来就在这里。到了他任宰相而主持国政时，反而似乎少有成就，大概是因为受到谗言佞臣的阻隔，并非陆公的才能前后有所不同。否则，他所作的文章都在，哪一篇不能作为证明呢？孟子说：“上考论古代的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们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还要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不才，冒昧地借用考论古人的意义，回答子谦。子谦名盈，是贵溪人，以进士身份任御史，后来升任现在的官职；我曾见过他的章疏文告，他大概从陆公那里得到了老师般的启发。他所施行的政务，也没有愧对自己所写的文章。

译园亭倡和诗序 《园亭漫兴诗》是正德丙子年，先师李文正公与如今致政的少傅弇庵先生杨公相互唱和的作品。当时文正公已经退休居家，弇庵公在内阁任职。两人更相观览、交替吟诵，间或也流传给别人。有人得到一两首，有人得到四三首，却没有人得到全部，所以人们品味它时仍感到有所遗憾。过了三年，侍御天台叶君巡按我江南，在弇庵公那里见到这些诗，便抄录下来，又托付铜版摹刻，留给爱好相同的人。诗既然出自大君子，便可称为大雅。然而天下人因为尊敬仰慕他们的道德文章，即使原来没有听说，听到后也会诵读。若从诗作流传的地方看，难道也有如同风一样传播的情形吗？从台阁流传到民间，从江湖采集到朝廷，其归宿都是一样的。侍御君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叶君从戊寅年秋天开始到任，历经各郡县，救济弊病、抚恤灾害，谋划艰难事务、应对紧急情况，君子认为他很得体；他又登临山水、凭吊古迹，也有古人观察民情的用意。我于是从这些诗中加以考察，共若干首，唱和诗以唱作为先、和作为后。大司马乔公曾亲手抄录它们，如今的刊本确实由此而来。东麓诗序 江南的山脉，从五岭延伸数千里，经过三衢到达天目山，在这里聚结成为金陵山脉。向东偏北若干里，是润州的北固山；再向东若干里，是丹阳的嘉山。嘉山东面山势陡峭如截断，地势开阔平衍，绵延五里就是孟渎。孟渎下面有石山，越过孟渎向东二里，便有一座特然突起的山，名叫孤尘山。它北面、东面枕临长江，沿江向东而下，共十五里才止。它的东南面是江海交汇处，常州的靖江、苏州的崇明，都隐约可望见。评论者认为北固诸山是金陵山脉的余脉，到孤尘山而达到尽头，堪舆家大概也是这样说的。孤尘山东麓，是如今湖广按察副使恽君功甫祖先的墓地。再向东二里有山冈，中间高而两侧坡势起伏，共有三次起伏，开始宽广平坦，长约一里，功甫选择这里开墓道安葬他的妻子萧安人，到如今已有十八年了。又向东北若干步有泉水流出，向东流入长江，功甫在泉上建亭。再往上有石洞，曲折小路盘旋而上数仞，旁边有一块像砥石的石头，方圆约五尺，上面有古代异人的足迹。前面有田一百亩，水汇聚其中成为方池，在这里钓鱼和洗濯都很适宜。功甫将要建堂养老，喜欢这座山丘；而作为妻子的墓地，这里本来就是合适的地方。功甫任职时，曾让画师把它画下来，早晚展开观看以自我陶然，于是自号“东麓居士”。都宪陈、秦二公，侍御毛君都赠给他诗，随后作赋的人又有若干。功甫写信来，拿图和诗请我作序。我读后感叹道：君子的节操，没有比仕进与退处更大的，尤其没有比生死更大的。明白进退，是智慧；明白生死，是通达。正因为智慧，所以未到疲倦之时便想到休息；正因为通达，所以未衰老便想到归去。他洒脱得仿佛遗弃一切，飘然得仿佛忘却一切，感情一经发出，难道能够停止吗？君子观看《东麓》诗篇，便可以知道功甫的节操了。东麓转向东南，距江岸二里，有一座高大的土丘，广约三亩，名叫黄山。本朝初年，有人在土穴中得到一块石碣，题写着“汉梁王相国恽子冬之墓”，大概就是恽氏的始祖。再转向南五里，是九龙山；晋、唐以来，恽氏宗族都安葬在它的山麓，宋代进士、名文的墓也在那里，因此一并记下。

译郡守王侯考绩诗序 我郡郡守王侯将要到朝廷接受考核时，县令、县丞以及同道君子和有品行义行的三老，都来问我说：“您难道没有什么可以祝贺侯的吗？”我对他们说：“三年考核政绩，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实行这一制度，我侯的政绩在郡中的惠政，在百姓的陈述，在部使者的考核，在天官卿的取舍，最终还要看天子的裁定。上奏后会有封赏的诏书，也会有升迁的命令。我们要祝贺他，大概就在这次出行上了。我生病不能为他饯行，又有什么可祝贺的呢？”他们说：“如今在外地任职的官吏，进献政绩往往错过时限，部使者对此感到困难。侯任职四年就将要出行，这在如今很难得，为什么不祝贺？”我说：“从前侯奉朝廷命令治理本郡，曾接受六察的考核簿籍，部使者按时查核。侯在这六件事上都做得很好，又用仁爱施行，用廉洁持守，用恭敬加以申明。四年之中，遭遇两次荒年和一次兵乱，忧患接连而来，发放仓粮救济，守卫城池，侯的精心谋划大概超出日常事务之外，而侯仍然从容自如。我们的百姓蒙受侯的恩德已经很多了。部使者只是想留下侯来应对艰难紧急的事务，不是能够任意决定的。近年报告功绩，一定会有美好的评价；各郡推举人才，也一定会有特别的记载。凡是使侯暂时留任的原因，将来都是为了让侯承担更大的责任。侯的进退，从政来说都是国家大事，从民众来说也都是百姓之事；迟速只看时势，我不知道应该祝贺什么。”他们说：“我听说部使者已经两次上奏，侯到这时将要升迁。内则台省，外则藩臬，哪一种职位都适合侯。只是侯曾经称病请求退休，到了朝廷之下，难道不再提出请求吗？我恐怕百姓不能始终蒙受他的恩惠。您若不祝贺侯，那将如何设法呢？”我说：“这些都不是我敢参与的。为了国家而征召，就有如黄霸留在颍川；为了百姓而借留，就有如寇恂留在河内，这些都是汉代的先例。朝廷的政事，犹如周公辅佐成王。如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如果能够援引汉代的旧例，不让诸侯归去，那就安逸了。只是庙堂上的议论又将如何呢？”他们说：“即使这样，您不能留住侯，也一定有赠给侯的东西。”我说：“我不才，哪里敢呢？我曾为侯占筮，得到渐卦变为巽卦。卦象说：‘鸿雁渐渐飞到磐石上，饮食快乐，吉祥。’磐，是大石。鸿雁从天空渐进到磐石，前进而在上面更加安稳，既然尚未终止，为什么不快乐呢？侯如果一定要我赠言，我将把这些话送给他。于是这些人有颂、有歌、有讽咏、有歌谣，大篇短章，乡贡进士华谏企说，都汇集在卷中，可以展开来诵读。” 于是把我的话作为篇首。又 我已经为赠送郡守王侯的水写过序。有个乡野人从慧山取泉水，装在瓶中，又放了几颗石子进去，把它作为赠给王侯的礼物，并向我询问赠辞。我对他说：“你用水相赠，为什么呢？”他说：“古书有所记载：山下出泉，水性宁静而清澈。侯爷的德行就像泉水一样，所以我献上它。用来洗手，用来饮用，都只是为了满足侯爷的需要。”我说：“那为什么还要放石子呢？”他说：“水的性质，静止就安定，流动就受扰；安定就清澈，搅动就浑浊，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溪涧的水不如泉水，江河的水不如溪涧的水。如今把水装进瓶里，要跋涉数千里送到京师，有时乘船顺流，有时驾车行路，颠撞震荡，水受扰动没有止境，就像从溪涧流入江湖一样。因此不得已放入石子，用来镇定它，希望还能保留山泉的清澈吧。”《易经》说：“介于石”，大概古人的训诫就是如此。如果只献水而不以石子辅佐它，就是违背古训，对侯爷也不诚实，我怎么敢这样做？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还要写赠辞呢？他说：“我听说赠送侯爷的人都用诗，我辈小民不会作诗，只能用水。水是无言之物，若没有赠辞，又凭什么把它送出去呢？”我说：“照你这样说，已经可以作诗了。水用来象征德行，这是赋物而作比；而且它出自百姓的民风，也含有歌颂之意，最后又以规劝作结，这就可以称为诗了。不过，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只说了水的体性，没有涉及它的功用，请允许我替你补足。《尚书》说：‘如果一年大旱，就任用你来降下及时的霖雨。’《易经》又说：‘井水清冽，可以取来饮用。’又说：‘井修好了，不要加盖。’这些说的都是水的功用。能把其中的神妙阐明出来，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水啊，水啊！难道只是装在瓶子里罢了！”当时，太学生华时正正在座，正筹划赠送侯爷的办法，听了我的话，担心乡野人不能把这些意思述说出来，请我写在简册上。我推辞了三次，他再次恭敬请求之后，我才拿起笔来。《直道编》序 《直道编》是已故福建按察佥事、姑苏陈公的孙子陈怡替祖父编述的。陈公去世后，墓碑文写成；此后传记、谱牒、表记、吊祭等文章陆续出现，一年比一年丰富。陈公的儿子唐府教授陈宁孙和永定知县陈恱，后来也想编纂，却没有完成。到陈怡才终于完成，因此由礼部尚书吴公题名；如今这个名称，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家集。陈公在永乐年间以翰林庶吉士出任河南参议，因事获罪，被谪往田均州十年。宣德初年，被起用为监察御史，出按江西，因为议论学术受到诬陷，全家被拘系在诏狱中五年，父母兄弟因狱中疫病死去的有好几人。正统初年，他又任御史，出按湖广，上奏揭发辽王违法，获罪论死，被械系一年。改任南京御史后，又负责防备天变，并且指责弹劾执掌司法的官署违法；若不是实在不得已，他不会如此。陈公的操守就是这样。至于他的那些事迹，对国家体制关系重大。如今看他所作的文章，从馆阁到山林，都是当时的名家手笔，尤其保存了传信于史的法则。君子说，这部书难道是天下人的书，同时也是陈氏的书吗？陈公面色严正、言辞直厉，做到这一点还算可能；但他历经三次贬斥，濒临九死而不悔，越受挫折越坚强，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关于陈公的各种议论，已经说尽了。我独自想到，文正范公是陈公同乡的前辈，陈公自我期许的境界，应当就在这里。今天看来，所谓感激而议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的人，陈公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他最终在艰难困苦中凭直道成就自己，本来就像是有遗志要留给后世的人。凭借这一点在后世称为不朽，也可以说毫无惭愧了。由此还可以看见谗言邪说的真相，也可以看见被疏远者所处的形势。青蝇之刺、远方遗戒，有志于世道的人，谁对这些不会感慨呢？既然如此，所谓‘天下之书’，不是更加可信了吗？我出生得晚，未能见到陈公，近来读到这部书，私下有所感触，于是应陈怡之请作序，便顺带说到这些。

译《张文僖公集》序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旴江张公去世五年后，《柏崖集》刊行了，这是他的儿子、现任浙江左布政使张元锡校录并刻印的。刻成之时，赐予谥号的诏命恰好送到，于是就用谥号为集子命名。有人说我曾任江西提学，与张公有文章上的交谊，便派人带着文集来请我作序。我认为张公是前辈，面对自己的浅陋，不敢抢先作序，便推辞了。元锡再次请求，直到第三次，我才接受文集阅读。唉，文章的难处，已经很久难以说清了！君子执笔作文，谁不希望流传久远呢？但往往只能做到其中很少一部分。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所以，有才而没有学问，文章就陈旧而不能考究；有学问而没有见识，文章虽能选择材料却不能鉴别；有见识而没有气魄，文章虽能发出却不能充实；有气魄而没有法度，文章虽能驾驭却没有规范。才华出于天赋，学问成于人为；见识和气魄固然也像才华一样有禀赋，但可以培养。学问则有方法，要参照考核、防止偏失而贯通，也在于人的努力。具备这些条件，文章才会成功。有所不作则已，一旦作出就一定会流传；既然流传就一定会久远，本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然而，台阁与山林，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体制不同；学士与从政之人，文章体制相同而旨趣不同。能够兼备这些方面已经很难，各自达到自己的成就尤其难。唉，文章的难处，已经很久难以说清了！张公年轻时就禀具俊秀敏捷的才性，壮年登上朝廷，成为天下士人中的魁首。进入翰林后，勤学不倦，从诸经到诸子、史书及群籍，没有不广泛通晓的。他的见识随着年岁增长，气势日益昌盛流衍，举止从容而合乎规矩，尽情发挥他的文辞。从讲筵上的敷陈应答、史馆中的编纂撰述，到礼官所作的奏议答复，凡是重大的议论和著述，不知有多少。铭记功勋、撰写德行，用于公卿；考核典章、陈述义理，用于僚佐；记叙事情、抒写情感，用于朋友；阐发疑难、折服争辩，用于门人弟子；以至于题咏应酬、闲情逸趣，用于江湖乡曲之人，也处处都有。别人认为困难的事，张公没有做不到的。因此文集如此丰富。我知道它一定会流传久远。张公在翰林若干年，在詹府若干年，在礼部若干年，后来得罪执政者，被贬为留都部署若干年。他所到任的各项职务，都可以在文章中考见。集外还有《有国史》以及少宰圭峯公所作的墓志铭，另有《和唐诗》若干卷；‘柏崖’是张公自取的号。《林夫人七十寿诗》序 林夫人某氏，是现任大司寇见素公的妻子。见素公今年七十一岁，夫人比他小一岁，可以说是白头偕老了。她的儿子、南京吏部郎中林达请求告假回家，于是为母亲祝寿。前些时候我经过锡山，林达向我询问祝寿的文辞。我说：‘祝寿没有比称颂德行更好的了。’林达拜了两拜，请我为他说。我改容起敬，对林达说：‘夫人的寿德盛大啊，哪里能够限量！只说夫人德行中较小的方面，就多得说不完；说其中大的方面：夫人十八岁嫁给见素公，侍奉公公都宪菊庄公和婆婆黄淑人，以共同和顺著称；对待见素公的弟弟妹妹及各位妯娌，以和睦著称。见素公在刑部任职时，他的弟弟林僖随从，林僖患痞病，夫人亲自给他调药，说：‘这是我婆婆所托付的事，我怎敢不慎重？’她亲手把蓼仁捣入药中，即使手受伤也不顾惜。林僖回家时，她预先备好各种吉凶所需之物，并且打开箱笼，任凭他挑取带走。林僖到家后病愈，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嫂嫂，今后应当像服侍母亲一样服侍她。’见素公因进谏被关入诏狱，有一个校卒来欺骗她，索取十金，夫人说：‘昨天剩下的俸金只有几铢，今天已经用尽了。’不久又有一人来，说：‘我正奉命驾车用刑追赃，这些事都是我的职责。’夫人严厉地说：‘我家是为国家进言，追究什么赃物？’ 那个人惭愧地离开了。见素公被贬时，夫人欣然上路。林监丞大猷听说后说：‘忠臣的妻子本来就应当这样。’见素公任云南副都御史时，留下夫人侍奉公婆；后来转任湖广，夫人才跟随前往。不久，她又请求回家，像原来一样奉养公婆。见素公任都宪巡视江西时，黄淑人病了，夫人整整一个月不解衣带；黄淑人去世后，她尽力办理入殓和安葬，不麻烦几个叔叔。见素公有几个庶子，夫人把他们视同亲生，有所分给时，反而对他们更加厚待。莆田的习俗是收租谷，初冬时因为稻谷潮湿而增加损耗，夫人说：‘这是物情如此。’便毁掉增加损耗的量器，族人受到感化，乡里响起了赞颂声。孝顺友爱，做到这些还算可能；在变故中处之如常，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严肃正直，做到这些还算可能；在险境中安之若素，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时施惠，做到这些还算可能；把改小量器变成长期惯例，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疼爱诸子，做到这些还算可能；增加他们的分给而且厚待他们，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从她所成就的大德来看，就可以知道她细小方面的德行了。只有见素公的文章和德业，作为海内的师表，夫人才真正配得上他吗？夫人才真正配得上他吗？于是我为她作诗，让林达回去歌唱。诗说：‘莆阳的山，壶山高耸；群峰连接大海，翻起云涛。云庄山人，天下仰望；踪迹虽在野外，心却在朝廷。’ ‘年纪已到七十，才正自在逍遥；明诏忽然起用，和夔、皋陶同列。今年贤伉俪也都七十岁，长子从南天曹归来，亲自献上一杯麻姑酒。宾客歌咏盛德，配以雅正的歌辞；向西遥望瑶池，不知相隔几万里；天书降下赐予，又加以长久的福祉。’字字都像由钧陶铸成，众位仙女争相演奏长生曲。小栏旁翠色山峰环绕，神灵驾驭巨鳌；紫霞做披肩，云彩做长袍。几案上陈列着雕饰的玉鼎，盛着雉肉膏；扶桑的太阳光辉灿烂，秋意进入玄圃，天空浩荡无边。林达看着上寿礼，再次设宴；九霄上的鸾鸟仙鹤一同飞翔盘旋。

译《赠郭仁宏》序 见素先生在浙江万松书院谈到画像时说：‘如今的妙手画家很难得啊！像武昌吴伟、林防和郭仁宏，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吴伟，我没有机会见到；郭仁宏，我还不认识。’到江西的第二年，朝廷下令征召善于绘画的人，郭仁宏也在其中。一天，他来南昌拜见董中监，我才第一次见到他；行了一礼，说了几句话，他便离开了。林公的话虽然一直萦绕在心中，但没有机会再见他。有人说：‘郭仁宏既然见过先生，画像就可以得到神韵。’后来诸生送来一幅白描像，画中人俨然是古代有道之士，我不敢当，别人也说不像。有人说：‘何不略微描摹你的相貌，以引起他的思考？’我听从了，于是把这件事托给陈方伯嘉言。今年正月，嘉言把坐像、立像两幅小像封好送来，人们说：‘接近了，但还不像。’三月，又送来一幅端正站立的大像，温和而庄重典雅。因为我每天都在这件事上用心，终于没有人能再挑出不像之处，人们说画得很像。后来郭仁宏写信来，希望得到我的文章，像昌黎为王承福作传、考亭为郭叔瞻作序那样；并且说：‘我在这两位前贤面前不敢多作谦让，先生难道不肯为我执考亭、昌黎的笔吗？’ 仁宏对自己的认识确实很自信。他所说的‘我’，我却不敢听闻。韩愈、朱熹是流传百世的宗师：韩愈以文章著称，朱熹以道学著称。我出生得晚，只能在梦中想象拜见、趋奉他们，正希望有一天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仁宏却把我比作什么呢？仁宏天资清俊绝俗，绘画参合古法而又有许多自己的心得，笔力十分刚劲雄健；他在当时画风中随顺而又能自守，能够因势而变、适时而止，这一点尤其是他平生所长。弘治初年，他曾游历京师；当时我任户部郎中，结交了许多布衣朋友，如吴郡杜谨、北海仇潼、四明王佩、天台王奇文、王辅仁甫，以及我的同乡陆宽宗仁，我们没有十天半月不相聚的。郭仁宏当时究竟在哪里呢？直到今天才见到他，真令人感叹相见太晚！我因此有所感触，作了这篇《赠郭仁宏序》。《都运张公七十寿》序 福建都运张公致仕归乡十年后，今上即位初年，公七十八岁；本月八日是他的生日。他的儿子张瑭等请我写文章祝寿，这是合乎礼的。张公刚到弱冠时，向经师学习，寄居在僧寺中。早晚恭敬勤谨，晨听钟声，夜借烛光，起居睡眠都合乎法度。有见识的人说张公有志向。后来进入学校，学习课业，成为诸生。他的父亲说他有学问。考中乡荐后，进入太学，声名暗中兴起并日益增长。同伴说他有德行。考中进士后，在大司徒属下观政，又奉命出使远方藩国，事情办理得好而不劳顿。人们说他有才干。授官职方司后，出镇山海关，守护国家东门。张公把才干和学问施展出来，把号令写入文告，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辅助自己的德行，宣扬圣天子的教化，使之遍及远方之人，不分内外。人们说他有政绩。任期届满回京后，补任司寇属官，一个多月便遭遇意外灾祸。有人说张公何不为自己申辩。张公说：‘这是命运。申辩就必然要追究，追究就必然受屈，所以不申辩。’人们说他有操守。后来他任顺德司马，在政务繁盛的余暇，能够辅佐太守，遵循古代良吏的治道。升任东平，又升任黎平，政绩和顺德相同而更加敏捷。东平地势险要，他以宽裕从容治理；黎平民风平易，他以简约治理。后来遭遇刘瑾，因为无罪而被废黜；复起后任太原知府，还未出发又改授现在的官职。人人都说：‘公将要由此逐步升迁，登上显要职位吧？’但随后他便辞官离去。人们说：‘公的官位还没有配得上他的德行，他的寿命大概也还没有尽头。’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像公一样的志向，有像公一样的才学，有像公一样的德行，有像公一样的政绩，有像公一样的操守，官位没有达到极致，寿命难道也会没有尽头吗？官位，是人所给予的爵禄；寿命，是上天所赐的福分。上天难道终究不能胜过人的安排吗？礼制说七十岁就告老而传位，公如今已经老了。诸位儿子都能够继承父业，诗书文章足以成为家族冠冕，公自然会有传承了。公自然会有传承了。已经七十、八十而享有高寿，我恐怕还不会止于此。此时公奉诏晋升为嘉议大夫，所以夫人没有不祝贺的，何况是他的儿子们呢？我因为文才不足，本想以不敏作辞谢。想到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公，于是还是直说了。秦进士思鲁是公的女婿，当时也在座。我问他说：‘你看怎么样？’思鲁说：‘文章最怕不质实，您说的这些正合乎实情，足以为我的岳父祝寿了。’诸位儿子备好简册，请我写下这些话带回去。

译《邑令畅侯考绩诗》序 嘉靖元年六月某甲子，我县县令陇西畅侯任满三年，应当入朝接受考核政绩。此前，前任巡按监察御史天台叶君、华州东君、莱阳王君、京兆许君，以及现任巡抚、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已经先后上疏称颂畅侯的政绩。如今畅侯将要启程，同乡诸位大夫、士人设宴饯行并赠言，这是合乎礼的。在此之前，乡贡进士葛豫志前来，请我二泉邵某某作文，说：‘这本来是应当由您来做的，但有一位长者在，我不敢擅自决定，于是托付姻亲茹少参世和，遍告诸位君子，大家一起在二泉亭聚会。’我于是说：‘畅侯政绩已成，入朝觐见，歌咏清风的诗，本来就是诸位君子想作的。我私下认为，古人说做官有三件事，又说地方长官有六件事，请分题作诗，怎么样？’众人都说好。于是陆临江宗仁作诗赋咏三事中的清廉，许司训克宽、许商城朝仪续作；张都运元之赋咏三事中的谨慎，许武定时正、余琼州一之续作；少参赋咏三事中的勤勉，吴宪使逊之、罗建宁文徽续作；蔡光禄嘉会赋咏六事中的兴办学校，施平乐克和、尤苍梧遂良续作；冯佥宪廷伯赋咏六事中的开垦田野，秦京兆国瞻、马岳州惟馨、盛都运尧卿续作；六事中的增加户口一项，由盛都运舜卿续作，谈司城文祥、方抚州日升作属和；六事中的平息盗贼一项，由张户部敬止续作，陆户部节之、潘平阳之达作属和；六事中的均平赋役一项，由谈大邑文瑞续作，吕太仆仲仁、华吏部子宣作属和；六事中的简化词讼一项，由顾少参成作属和，顾大行与新任钱常山国章续作，曹司谏于德殿也作了属和。因为还要敬重年长者，诗作成篇后，大家又在亭传聚会观览。我完成文章后，感叹说：‘盛大啊，声音多么和谐！三种诗体都具备了，六义也全都兼有，作者们的志意大概没有没有表达尽的了。要观察畅侯的德行，除了这些诗还能到哪里去看？要观察畅侯的政绩，除了这些诗还能到哪里去看？’我又感叹说：‘古人在祖道饯行时祝颂，在旅途送别时致语，爱护之情无从帮助，便不只用颂扬而也用规劝，这些做法古代都有。如今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宪台和谏院都只期待畅侯，崇高明达、远大有为也只寄望于畅侯。我虽没有才能，即使想说几句，又怎么能超过这些诗呢？畅侯是伟人，手执酒杯专心听取这些话，难道能不深深触动于心吗？’ 于是诸位君子各自把诗写在册子上，第二天便以官员的身份备办成册。某某序 《魏文靖公集》序 宋代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鹤山先生文靖魏公的文集若干卷，收诗文若干首，过去曾有刻本。距宋代至今已经三百多年了，书版毁坏残缺，流传很少，并不值得奇怪。如今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内江李公认为魏公是蜀人，是乡邦的先正，便在处理政务之余访求其遗文，得到十分之九，随即校勘补正，继续刊刻。剩下十分之一，准备另行搜集补入。李公间或命令县令畅子实请我作序。我的学问晚出而浅陋，向往魏公，难道不是勤勉而长久了吗？但作序我怎么敢呢！不过，我曾经考论过他的时代。宋代的道学，开始于周敦颐，盛于二程、邵雍、张载，同时兴起，后来由朱熹集大成。距孔子、孟子以后已经一千多年，而先王仁义礼乐的美盛，正在一天天重新兴起，端正、宏大、精微而完备。正因为这样，天下学者心悦诚服地归向它；但也有些人只是喜欢它的名声而归附，并非出于真诚，于是有人开门立户、纷纷多言，而小人又趁机丑化正直之士，因此才有‘伪学’之论兴起，诽谤也牵连到大儒君子。这样的人，难道全都不是我们的同道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伪学’的禁令一施行，他们就立刻销声匿迹逃走，唯恐不能彻底断绝关系，甚至有的反过来挥戈相攻呢？当时，魏公和西山真公两人虽然遭受嫉妒，多次被疏远斥退，不能参与朝廷事务，但他们讲明道学的功劳、持守道义的力量，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勤勉。他们在朝廷任职、出任地方长官时，都有忠言嘉政，巍然成为卫护我道的羽翼。国史为他们立传，将他们列入《儒林传》，作为道学的重要人物，这确实是恰当的。魏公居家时，在白鹤山下读书；靖州有鹤山书院。等到他登上政府，朝廷赐给他平江的宅第，甚至劳烦理宗亲自赐写书院匾额；他所到之处，求学者没有不远道赶来求教的。可见忌恨他的人虽然多，却不能胜过信仰他的人数众多而且信念深厚。魏公的大节，史传已经记载完备。君子考论那个时代，那么所谓文集，难道可以没有吗？平江如今是苏州府，是魏公生前游历、死后归葬的地方。司空公以孤卿的尊贵身份兼任御史中丞，抚治我们南方的土地，瞻拜魏公祠堂，仿佛就要见到他一样。文集的流传，本来就是魏公平生的志愿。司空公的声名德望，受到海内仰望已经很久了。后人看今天，怎么知道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呢？《诗经》说：‘桑树和梓树，必须恭敬地对待。’ 我愿替蜀地的人诵读这句话。又说：‘枝叶茂盛的甘棠啊，不要剪伐它。’我愿替苏州人诵读这句话。又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正大的道路可以循行。’我愿替天下人诵读这句话。

译《倪氏二先生集》序 本朝永乐、景泰年间，我们无锡倪氏有两位先生。祖孙相承，以文章和名节受到朝廷重视，天下人都称道他们。祖父名峻，字维岳，洪武庚午年在乡里中举，屡次升迁至兵科都给事中。他廉洁正直、坚守道义，曾上书劝谏佛事，人们把他的文章比作韩愈的《论佛骨表》，文庙因此震怒，不久将他调任行人。他三次出使占城，以礼法折服对方。到达后，他以礼仪折服骄横的国王，尊重我国国体；回来后便请求退休，用正学教育后进，共十多年，死在家中，学者称他为静寄先生。孙子名敬，字汝敬，正统戊辰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刚强不屈而有大节。景帝末年，上《敬天修德疏》，因直言触犯权贵，被贬为宜山典史，逐渐升至右军都督府都事。出征广西时，主帅擅自下令诱杀，他不肯在功劳簿上署名，回京后死于京师，学者称他为月楼先生。这两位先生对于我们无锡来说，可以说是声望极高了。但君子本来就说：‘他们是天下的士，不只是一个乡里的士。’我曾经从天下的范围评论士人，才与德的辨析已经说得很多，不敢再赘述。不过，文章是才华的外在表现，而它的根本是德；否则就会浮泛铺张、绵软不振，而雅正之道衰微。名节是德的一部分，而需要由才华来发扬；否则就会迟疑周旋、过分慎重，而刚直之气受挫。因此，人的才德兼备本来就很难，兼备之后还能使世代相继更难，何况如今还有倪氏二先生这样的人呢？静寄先生具有安靖恭敬的操守，又有月楼先生的英迈豪杰相继而来；他们在谏垣、宪府任职，都同样负有进言的责任，面色严正、言辞直厉，独立不顾，即使遭到斥退、辗转于岭海之间而濒临死亡，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名节，与古人相比大概也不逊色多少。然而两人都能写文章，尤其擅长诗歌。静寄的诗和平清雅舒适，有一唱三叹的韵味；月楼的诗奔放豪逸，有万人之中独自前往的气势。总的说来，他们各自都与古代作者有相合之处。《传》说：‘商调，是五帝遗留下来的声调；齐调，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声调。’通晓商调声韵的人，临事能够多次决断；通晓齐调声韵的人，见到利益能够谦让。若评论二位先生的诗，谁属于商调，谁属于齐调？一定有能够辨别的人。唉！无锡的文献，应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他们的文集却长期残缺，这是为什么呢？乡贡进士倪容，是静寄先生的玄孙，也是月楼先生的再从孙。他勤学有高远志向，搜集遗稿，校录刊刻；并把他的父亲久斋先生的诗附在后面。刻成后，托潘继芳来请我作序，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久斋是我的朋友，名祚，字相承。他幼年丧父后努力求学，立志出仕济世；志愿未能实现便隐居，直到去世。他的诗有家法传承，他的言行事迹见于我为他所作的传记。

译《四朝恩命录》序 《四朝恩命录》是如今致政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防庵杨公编纂的。杨公年少时以神童之名在翰林勤学，二十岁登进士，任中书舍人，历事宪宗、孝宗、武宗三朝四十五年，十二次升迁至如今的官职。皇帝所颁给他的命令，成化年间有中书勑命、提学佥事勑谕；弘治年间有提学佥事、副使勑谕，左副都御史督理马政、巡茶、巡抚、经略等勑书及诰命；正德年间有总制军务勑书、再次起用为西征总制提督军务的奖励诏书、召回的各种勑书、尚书少保诰命、升官手勑以及致仕褒谕等勑书，共若干通。正德初年，杨公因病请假居家，曾把担任总制以前所得的诏命合录为一卷，题为《三朝荣遇》。又把初次起家以及历任官职以来受到推荐、辞谢恩命等奏疏中所附的温旨、批答编成下卷，附在后面。这些都已经刻板刊行。今上即位后，赐下勑书，派官员慰问，又颁给少傅、大学士的诰命。杨公认为这些不能没有记载，于是追录前后所得的恩命，并把武宗南巡临幸其宅第时所赐的诗十二章，一并编入前卷；如今新得到的勑书、诰命则附在其后。又把再次起用以来多次上疏请求归乡以及辞谢恩命的奏疏中所附的温旨、批答编成续集，并把廷臣推荐的奏牍及辞谢章疏中所附的褒奖批答附在后面，共若干卷。统一更改书名为《恩命录》后，称宝的我这个晚辈私下向他学习，他却不嫌弃我的愚陋，屈尊把书拿给我看。我庄重地朗诵这些文字，从中看见了杨公不受一器限制的德行，也看见了他安处本位而行道的原则，还看见了他勤劳任事的道义。德行在自身成就，道义使时世得到治理，而道义又随德行而来；道义所安顿的地方，道就在那里实行。道得以实行，德行的作用就广大了，这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自从君子不受一器限制的说法由先圣提出，凡是能够兼备众多长处的人，都可以用这句话来称许。若追究它的最高境界，就必须通晓天下人的志向，才能周遍天下的事务；有所行动而不被外物牵动，有所给予而不被外物耗损，然后才能成就天下万物，才可以说是不器。然而君子不能独自施展自己，能否被任用取决于君主；有时坐而议论，有时起而实行，理与事实相互成就，却不能两者同时兼备。能够兼备这些，关键在于时势吗？时势不在我手中，但我的道足以应对它。安处本位而行道，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做到。即使从容处于朝廷，不动声色，也看不出他的安逸；即使奔走疆场，无暇从容进食，也看不出他的劳苦；这些全都是在实行自己的道义。杨公确实做到了。起初，杨公凭文学和师道受到朝廷及藩府的推重；后来升任太常，在两京之间周旋，仿佛不知道边疆事务。等到升任都宪，茶马政务刚刚办成，接着又负责巡抚、经略，继而又任总制，于是边疆事业完全由他承担。后来他中伤触犯权奸而离职，再次起用后负责督师，很快平定西夏之变，入朝任司徒以巩固国家根本。杨公在这时，确实无愧于古代那种恩泽遍及百姓、功劳施于社稷的人。不过这些还不足以穷尽杨公的成就。等到他位居冢宰，统领辅弼之功显著；等到掌管机务，经国理政、调和治理之功宏大；等到升任师保，作为表率仪范、开导辅弼之功更加深密。杨公对于天下的功业到此才算成就，而他见到端倪便勇于退处，君子仍认为这是留下了未被发挥的作用。不过他的出入进退，都以道来实行，以义来安顿，在杨公本来就是如此。若不是天生禀受非凡之气，胸襟宏深博大，才俊伟岸而光明，学问穷尽圣贤的蕴奥，并且见识明达、意志坚定、始终没有间断，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些？仰想三位圣主相继光明，对杨公的了解深厚透彻，前朝的任用遗命、后朝的谋划任用，仿佛出于同一颗心；而杨公接受恩宠福禄，就像始终处在同一天时。至于今上派人慰问、赐给勑书和诰命，又都超出通常典制。美盛啊，隆盛啊！即使远古君臣相遇的盛况，又怎么能超过这呢？而且各地荐举杨公贤能的奏章相继呈上，彼此没有商量却说法相同，没有应和却声音一致。所有批答都像回声一样及时响应，舆论所归，受到上下信服，也有不容诬蔑的事实。年高德厚的大臣，难道能没有留下余泽吗？这部《恩命录》，难道只是夸耀皇上的恩赐并使它流传不朽吗？无穷的报答，本来就在这里。杨公自己把它看作家集；至于考察国史的人，将来也不能不把它作为参考。我不才，私下认为这不只是杨公一家的书，而是天下人的书。既然冒昧以这些话赠给杨公，又怎敢不再替天下人把它说出来呢？《五峯遗稿》序 方伯秦公以文章和政绩闻名于当世。他政绩中重大而显著的部分，刻在金石上，两朝实录也收录了；较小的部分，则有士人称颂、百姓歌唱，已经有公论。至于他的文章，陈述义理，反复咏叹，有感怀就必定流露出来，没有什么扣问而得不到回应的，往往成为政务文章的修饰和旨意。他本来应有数十部巨大的文集，但秦公写作时常常不留稿，即使留下草稿也常常丢弃，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四三。秦公去世二十三年后，他的儿子太学生秦国英检查旧箱子，亲手抄录；又向别人搜集，只得到若干篇。后来请潘继芳校订编成一帙，便来给我看。我认为秦公以雄伟的才华、广博的学问施展于政务，本应入朝参与谋议，出外承担经略，使恩泽遍及海内，却徘徊于郡藩之间，最终疾病降临。评论者说，秦公因为才能卓异而受到当时人的嫉妒，这大概确实有些道理。至于文章散佚残缺，又是为什么呢？我过去在京师时，与罗太史圭峯为邻。圭峯是建昌人，与秦公相知甚深，曾谈论秦公的文章。我说，秦公起初喜爱柳宗元，后来用苏轼充实自己，又增加了欧阳修的文章。诗歌起初驰骋于中唐，久而久之掌握了中唐诗的风格；后来又读杜甫，时常取其作品出来学习，再参合苏轼、黄庭坚以下数家，因此才达到这样的成就。圭峯说：‘是的是的。秦公才华充裕，气势也昌盛，卓越不凡。评论他的人本来就应当把这些放在首位。’ 我也说是这样。如今这部遗稿问世，难道不会有人说我和圭峯的看法正确吗？当初，秦国英亲手抄录这部稿子，他的堂兄、瑞安县县尹秦国重见到后说：‘瑞安有许多刻工，我来负责刊刻吧。’于是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堂弟、现任御史中丞秦国声。国声在湖南赞助此事，并且更加急切地推动，还说序文应当请我来作。我出生得比秦公的父亲修敬先生晚，曾拜受修敬先生忘年交往的恩宠；到了秦公，对我更加引重。无论按年龄还是按德望，秦公都是我的前辈，我哪里敢作序！但秦国英再次请求，态度更加诚恳，于是我写下过去谈论过的那些话交给他。秦公归乡后，在龙山第五峰下筑草堂，遗稿就收藏在那里，所以书名取自秦公的号。秦公名防，字廷韶，天顺庚辰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武昌知府、建昌知府，福建参政、江西右布政使，致仕后去世。他的世系、后裔、事迹和德行，都详载于铭、表等文章中。

译《三山郭氏族谱》序 族谱，是一家人的书，却与天下有关。一家人的书，为什么会与天下有关呢？天下的史书，是用来记载天下的事情的；既然记载天下的事情，天下的人也都在其中。天下的事情有两类：在朝廷，是典章礼制和命令征讨；在郡县，是风俗和德行。说到人，内而公卿大夫，外而士、农以及各类百姓，没有不是出自家庭的。书中所记载的，其中包含着褒贬，也包含着表彰区别，也寓含着沿革和补救疏通的道理。这样看来，怎么能说它与天下无关呢？所以，天下的史书记载得当，郡县的志书也会相同；如果不是这样，史书失载，就从志书中寻找；志书又失载，就从族谱中寻找，这也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有家族的人，能够不慎重对待族谱吗？族谱如果不详实、不核实，郡县就没有依据，天下就没有考证；至于颠倒是非、变乱名实的后果，更不必说了。因此家族一定要有族谱，族谱一定要像志书一样。编志没有别的方法，只是求真实罢了。志书必有史法，作史也没有别的方法，同样只是求真实罢了。然而人们很少能做到，因为夸饰和疏忽是它的毛病。天下有家族而没有族谱的十家有九家；族谱能像志书、史书那样的十家只有一家。族谱不像志书、史书，等于没有族谱；家族没有族谱，也等于没有家族；这样又哪里足以作为天下的事情、人物和土地的凭据呢？族谱中称得上具有志书、史书法度的，我见过的也很多。近来我从郭君那里得到了一部。郭君是福州三山人，辛巳年进士，当时正在家居。他曾跟随乡里的大老泉山林公治理族谱，因此得以阅览各种族谱，也知道某家的族谱像志书、某家的族谱像史书，又知道夸饰和疏忽是族谱的弊病。他内心谨慎，落笔也谨慎，不敢因为只是一家之谱便自外于天下的议论。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家族，是很慎重的。后来他来到苏州长洲任职，政务闲暇时治理族谱，并向我的朋友都玄敬询问方法。玄敬本来就知道如何编写具有志书、史书法度的族谱。郭君听说后深信不疑，所以他所记载的事情只从自己所知道的开始，名实相符，文献也足以考证，君子称它为善谱。郭君偶然经过无锡，向我请求作序，这还有什么能够增益的呢？我一向看重郭君的政绩，从他的政绩可以知道他的族谱，于是论述族谱与天下有关的道理，把这些话交给他。《抱拙先生集》序 永乐、宣德年间，无锡有一位隐居君子，名叫抱拙秦先生。他学问高雅，品行笃实，在乡里教授学生，晚年被称为有德的长者，担任乡饮酒礼的主宾多年。当时有薛恒、履常，有杜纯、守德，有冯善、择贤，有朱经、公纪，这些人都因推荐而起用，担任县令、县丞、学官；只有秦先生独自困守山林，直到终老。他吟咏《考槃》，不正是说他这样的人吗？先生的曾孙、现任大司徒国声公，开始以进士出身，后来显贵，功业声名传遍天下。乡里人称颂司徒公时，一定追溯称颂秦先生：上天报答善人，不在善人自身，而在他的子孙，难道确实有如符契相合的吗？先生一生的著述吟咏，散落在乡人手中的往往都有一些，留在家中的稿本却没有多少。司徒公已经辑录得到若干篇，又从潘继芳、莫如山那里得到若干篇；两人还将四处访求来增补，共得若干篇，分为四卷，准备刊刻。司徒公北上与我告别，托付我作序。过了三个月，他的儿子乡进士秦泮再次来催请。我从莫澄心老先生那里晚近听到秦先生的美德；莫翁是先生的门人，过去曾向我的祖父三益公请求文章，请秦先生为澄心所作赠文，因此秦先生本来就是我曾祖父一辈的人，我与司徒公确实是世代交好的通家。唉！以我所见来验证我所听闻的，再看秦氏今天的兴盛，确实应当从秦先生开始。《易经》说：‘不耕种却想收获，不开垦却想得到熟田。’先生的盛大德行，难道会成为后世的根基吗？天道不会差错，这一点不必再论；而先生的诗文一定要经过长久岁月才流传开来，那也只是自有时数罢了。先生所处的时代，皇运正盛，贞正元厚的气运正醇厚而未淡薄，质朴而未离散，所以他的作品典雅坚实，修整雅正；虽然词采声调略显简朴，尚未精工，但其中所存的道理，实在余味无穷。君子读它们，即使相隔百年，仍然可以想见先生敦厚、忠诚、诚信的气象。后来秦氏子孙能够昌盛，不也正是理所当然的吗？先生名朴，字物初，世代相传为宋代淮海先生的若干世孙。他的儿子名景薰，孙子名霖，都因司徒公显贵而获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徒公将要晋升官秩并获得赠典，也将要追及先生了。《九峯歌》序 《九峰歌》，是太师李文正公赠给辞官归乡的大司徒孙公并为他所作的。司徒公在九峰山中有书屋，享有安陆的胜景，因此自号“九峰居士”。在政务闲暇时，他大概曾同文正公谈过此事。到他辞官时，文正公已经辞去机务数月了。湖南的山水，哪里会没有感情呢？把这首诗同欧阳公赠给刘凝之的《庐山高》相比，可以说是异代而同心了。孙公回到继阳后，亲手抄录此诗寄给我，让我继作一篇。我这时病后初愈，才开始执笔酬答。四方君子听闻后唱和的越来越多，到现在已有七年，共得若干篇。孙公也倚韵唱和。其间我曾想把这些诗编成一帙，传给志同道合的人阅览，以不忘文正公和诸位君子的心意。孙公派人带信来，嘱咐我在卷首写几句话。孙公历任清要之职，由少宰升为冢宰，又从南京召入任大司徒，共若干年。他一生以古人为期，遇事精密周详，谋求归于正道，士人舆论都推重他。文正公在秘阁时，对孙公尤其了解。孙公归乡时，文正公多次上疏挽留而未止。文正公听说后很惋惜。这首歌，上面是为天下而作，下面也寄托个人情怀；虽然把感情寄寓在山水草木之间，意义却是深远的。诸位君子的唱和，言辞各不相同，但意思都没有超出这一点。身处异地而彼此感应，从今以后，难道不会有看到这部编集而再次唱和的人吗？孙公的功业载在国史中，而山林的情趣则保存在这部编集中。我病后所作的粗劣诗文，已经惭愧地列在其中，哪里还敢再多说呢？只是孙公的意思深远而又再三嘱托，他的儿子温州君惟一因考核政绩经过我二泉山中，又再三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送户部尚书秦公序》南京兵部尚书凤山秦公奉诏参赞机务的二月，户部尚书安陆孙公请求退休归乡，朝廷推举秦公接任，皇上批准了。秦公得到消息后，在家上疏辞谢以等待任命。皇上加以催促，他才赴朝廷。将要出发时，他对我说，我应当有话相赠。当初，秦公任户部侍郎的第二年，加上此前任副都御史三品官九年，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来有人说：“秦公自进士释褐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共若干年，才升任按察官。”秦公在户部参与阅览章奏，共若干年。民生的休戚，国计的宽紧，边疆储备的丰歉，疆场的远近险易，漕运的便利与否，哪些属于常规，哪些属于权宜，以及进退推移，都考察求取其中的适当之处，他大概全都明白。后来再次入朝任副卿，他斟酌筹划并付诸政务，犹如已经试验过的药方，有不对症的便不采用，采用了必定有效；同时以盛德主持，以宽宏的器量承当。又像长江大河，不能测知其边际；大司徒这一职位，除了秦公还有谁适合呢？可是朝廷却一定让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有人说：不是这样。秦公博通文学，曾提学河南，被称为贤能的宗师，三礼典制正是他的长处，因此南京礼部一职很适合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秦公到礼部刚满五个月，就接到参赞机务的任命。人们又说：“秦公文武兼长，曾以都御史巡抚湖广并协助治理军务，亲自统率大军，平定盗寇之乱，南方因此安宁。”他论功受赏，功绩颂文都刻在碑上。留都南京是国家根本之地，保卫治理的重任，除了秦公又有谁适合呢？到这次户部任命下达，大家又都说：“这果然满足了先前议论者的希望。”秦公是没有不能胜任的君子，什么职位不适合他呢？可是户部尤其适合他，难道不是因为任用旧臣、访求贤能的缘故吗？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啊！我听了也认为如此。只是周官大司徒的职掌本来就很高尚，如今户部尚书实际上承担的正是这种职务，但同古代相比，也不能没有异同。所谓把典章分掌于宗伯的事务，不在其中。天下的事情，仿佛悬挂着一杆秤，轻重高低千变万化，却各有一定的分际。有才能而没有学问，才能就不合经义；有学问而没有见识，学问就不能通达；有见识而没有实业，见识就不切实际；有实业而不能推求阐发，事业就不能广大。所以遇到事情便高谈阔论的人是有的，却往往都因这几种缺陷而不能有所成就。加上苟且简略的弊病又乘机产生，即使一个县一个郡也无法治理，何况天下呢？我过去任郎官时，曾同公一起侍奉太原、东山、洪洞、灵宝几位公，每当闲居谈论政事，必定说：“曲折成就事情，然后继之以不失其正。” 所谓经常与权宜之道，就在这里了。秦公此行，朝廷有所举措任用，都要等他来实行；无论大小、容易或困难，都根据过去已经试验过的事情加以概括，并用自己的心来衡量，难道还会有不合适的吗？如果有不合适的，就随即思考：有的仍旧实行，只取其适宜；有的加以改弦更张，也只取其适宜。这些都靠历来试验所得的力量。这样做了，如果还有人扰乱阻挠，我只好坚持自己的主张罢了。天子圣明，难道会不听从吗？然而若不是像秦公这样有才，有学问、有见识，有实业又能思考，有盛德宏量并且历练多年，谁能参与此事呢？我哪里敢用这些话来要求秦公呢？今年东南的饥荒已经到了极点。我忧居在家，又患病，不敢表达个人私情，只敢替天下为秦公谋划。秦公把天下放在心上，哪里会遗忘东南呢？秦公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旧同僚所说的话。”正好乡里的士大夫有人来赠言，于是写下来作为序。《无锡过氏族谱序》过氏的祖先始于宋代徐王郡马公孟玊。郡马公以前的世系已经无法考知。自郡马公跟随高宗车驾以来，才来到长江以南。长子殿帅炳跟随皇帝车驾居住在杭州，第二子焸留在无锡景云乡居住，这就是最初迁居此地的祖先。从焸到我的外祖父时明府君，已经九代了。大概在宋末有若干代，在前朝有若干代，在我朝明代又有若干代。每一代都有分支，居住在外郡的有若干支，居住在外县的有若干支，居住在外乡的有若干支。总计有几百人，族人的繁衍可以说很兴盛了。过去没有族谱，六世祖仲铭府君曾经修过一次。到十世祖野舟府君又修过一次，但未能完成稿本，遗稿收藏在旧箱子里，直到他的孙子辑才得以完成。从野舟以下又传了四代。对于前面已经散失的世系不可不寻求，对于后来出生的人不可不续录，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十三世孙栋执笔办理。栋曾向我请教修谱的方法，我把我邵氏族谱请文内翰征仲编纂的本子给他作参考。经过一个月又十天，终于完成了编纂。开始采用苏氏的方法，参照欧阳氏的方法，绘制世系图，编列世表，撰写传记，并附上碑志等文章。大体先列图，像手掌的指节；其次列世表，像手指的弯曲；再次列传记，像面对面相见；最后列文章，像通过声音交谈。用史书来比拟，纪传体和编年体大概都兼备了。啊！这样以后，昭穆次序才能明白；这样以后，宗族祖先才能受到尊崇；这样以后，伦理才能彰明；这样以后，恩义才能深厚；这样以后，文献才能完备，族谱也就值得观览了。虽然如此，这只是端正宗族的方法。宗族端正了，家庭就整齐了。从家庭推及自身，从自身再约束内心。一个人端正了，一家就端正；一家端正了，一族就端正；合起来各族无不端正，天下的端正也就在这里了。族谱不可不修，这是很重要的事。只是徒然修谱而没有根本，又有什么用呢？我宝是过氏的外甥。过氏的祖先如同我的祖先，过氏的宗族如同我的宗族，过氏的族人如同我的族人。为族谱作序，虽然我不敏达，哪里能够推辞呢？因此冒昧作了这样的议论。至于过氏以国姓为姓，实际从夏代就有了，只是无法考证，也不必考证。只要根据今天的族谱加以补充、续录，使其世代繁衍到无穷，我谨拜两拜把这些话告诉后人。那些散居在三吴两浙、以殿帅为宗的支派，另有族谱，所以这里不记载。

译《胡氏正德集序》《正德集》若干卷，是苏州知府胡君世甫所著的。大约从戊辰到辛巳，共十四年。胡君从翰林出任嘉定州佐官，召回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吏部郎，升任安庆知府，共五次调任，官职四次变动，任职之地则没有包括苏州。总的情况现在已经按照各时段记在志书中。他的门人、太学生江阴徐中孚请求刊刻这部书。君子可以从文章观察政事吗？文章为什么可以用来观察政事呢？政事和文章都出自学问，学问深，文章就深，文章深，政事也就深了。既然如此，可以从政事观察文章吗？政事本来有不出自学问的，凭什么观察它呢？所以从文章观察政事是可以的，从政事观察文章却不可以。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近来我在胡君身上见到了这种情形。胡君天资高明，向前知道以古人为师，向后则不屑于当今之人；除六经之外的书，不是两汉以上的著作就不读。他竭尽所见，怀有独自抱守古代遗经的志向。胡君往年因公事到无锡，我开始同他交游。在二泉山中，他看我所著的文章，常常有出人意料之处。等到他任安庆知府以后，我又从书信中读到他的文章，而这部文集直到今天才见到，文采多么茂盛典雅啊！同古代作者相比，大概已经可以列入他们的著作目录了。胡君过去在嘉定任职，我没有来得及了解；后来我留在省中，政务简略，也没有见到像他那样的作为。安庆经历兵荒之后，他却没有让人看出困难；苏州处在赋税防务繁重之地，他却没有让人看出艰剧。他从容地随时处理事务，同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相比，大概没有谁能超过他。胡君的文章为什么这样像他的政事呢？为什么不观察君子的学问呢？学习古人的学问，文章难道会不如古人吗？政事难道会不如古人吗？文章出自学问，是有实际功用的文章；政事出自学问，是有根本的政事。从今以后，胡君的任职应当不断升进而更加显赫。就文章而言，还会有大的著作；就政事而言，还会有大的举措。那些等待胡君来完成的事情，以他目前所达到的程度来看，哪里能穷尽他的才能呢？也可以由此观察他了。不过，从他现在以及今后所做的事情来看，已经可以知道这一点。徐生请求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胡君名纉宗，别号可泉，世甫是他的字。是陕地陇西人。《左觽序》我过去读《左传》，大概是为了探求经义，所以对于它的文辞没有求得深刻理解。并不是不想理解，而是思考后仍不能得到答案，于是就暂且放下了。曾经感叹杜子美所说“读书难字过”的话并非虚妄。壬午年夏季中旬，暑雨连下数月，我在斋中闲居无事，便让塾师高子明取来《左传》诵读。我倚着几案听讲，遇到难以解释的地方，就查考疏义，再参考其他书籍，纵横推求，往往有所收获。有了收获便叫人拿笔记在竹简上。这年秋天读完，编次记录成帙，共若干条。这些粗浅鄙陋的见解，不知对于左丘明的本意究竟有所领会吗？还是没有呢？或者对诸生读书，也可以作为一点帮助吗？因此把它命名为《左觽》，让乡里的学塾收藏。觽，是解开绳结的工具。《叙养晦寿涂封君》封授试监察御史的涂翁凤，占字应吉，别号养晦。他正直诚实、庄重雅正，从壮年到老年，乡里都称许他，没有不同的评价。他年轻时孝顺而聪敏机警，十九岁时，悲痛于父亲邱山翁远游后死在蜀地，冒着险阻奔赴那里。到了以后，因为力量不足以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又找到了一处吉地，便在当地安葬。侍奉母亲十分合乎为子之道。母亲去世将要安葬时，因为路远不能与父亲合葬，他叹息说：“合葬并非古制，我将依此办理。实在是不得已，只能把母亲停厝在父亲墓室东边的地旁，自己在墓旁结庐，早晚悲痛哭泣，以致身体毁损。”他少年学习《易》，长于吟咏。在家教导子弟学习诗书，治理园田，时常用吟咏来娱乐性情；引导人向善，憎恶邪恶，正义显现在脸上；明断练达，平心处理事务并率领众人。人们有诉讼曲直，不到官府而来找涂翁，这样的人常常惭愧，不敢见他，到了里门便返回。女儿长大后，便选择婚配；儿子则分给产业。监察御史梦卜认为他是祖先的后代。梦卜考中进士后，涂翁命次子治理家事，说：“你侍奉我，就是侍奉你的兄长。”又命季子在学校读书、研习经学，说：“你要继承并发扬兄长的事业。”议论者说，涂翁不超越自己的本分而且喜好修养，因而成就了自己，这正符合他“养晦”的名号。嘉靖改元，梦卜已经入台任试御史，适逢有徽号恩典，想到父母年纪已高却没有得到恩典，于是同十九位同僚一起上疏请求，皇上答应了。涂翁和他的妻子杨孺人都按照制度受到了封赠。今年将近七十岁了，却仍像老年人一样健康强健。梦卜持广东巡按的符节将要回朝复命，顺路经过家乡为父亲祝寿。此前他已经准备好事迹，专门派使者请我作序，并借使者之手来拜见我。我过去任江西学政时，曾听闻监察御史的仕进；如今他既已能够胜任官职，又来请文章，却不带任何礼物，廉洁正直，符合宪臣的体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孝心。君子说：“养晦有方法吗？有方法，只在于明白，只在于顺应。”所谓晦，是时势所不能没有的，因此时势处于晦暗时，连上天也不能违背它，何况人呢？晦暗对于德行来说是贞正，对于一年是冬天，对于一天是夜晚；对于人来说，是退处、沉默、谦逊、隐居，最终归于以静为主。这是君子顺应时势的方式。等到时势显明时，就出来行动；即使大有作为，也未曾因此增加什么。所以晦暗是逆境，只有顺应时势才能等待它过去，否则便不能如此。然而如果不是明白消长盈虚之道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诗经》说：“遵循时势以自我涵养而处于晦暗。”武王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又说：“既明智又有哲理，以保全自身。”养晦的道理，难道不就在这里吗？道理就在这里！涂翁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王元信切字正谱序》万籁产生于运动，而复卦又是运动的起端。因此黄钟得到声音和气息的本元，先有气而后有声音，有了声音，文字便随之产生。文字不足以穷尽声音；有声音而文字又不能准确对应，那么文字就没有尽到职分。文字没有尽到职分，怎么能够说明天下万物呢？文字有字母，母音呼出，子音应和，反切的语言介于其中，四声七音也由此产生。古人拟定二十六字诀，全都依据天韵。所谓阳气在复卦中开始萌发，其端绪极其微小，而最终可以达到无穷。因此，异族语言可以翻译，鸟兽的声音可以解释，何况堂堂华夏的声韵呢？王君元信在防便韵语中静居多年，学问更加有所造诣。他曾取所谓韵母，每天吟诵研究，久而觉察其中尚未穷尽，于是编成如下字谱。又取周氏《千字文》，一一加以反切，使声韵都相协和，各归其位，大概可以作为范例。凡是读书的人得到它，放在几案上，难道不会有所帮助吗？律吕方面的事情，我不敢轻易议论，那是很高深的。然而有人说这是小节而忽略它，也不是君子的志向。我曾说，律调和声音和谐，是顺应天道；如今反切文字也是如此。

译《鹤坡奏稿序》《鹤坡奏稿》四卷，共三十五篇，是监察御史朱君士光抄录自己上奏的文章，收藏在家中的。从正德丙子到嘉靖甲申，共九年，历任南北两台。在京城以内、各郡县以外，接受了若干次差遣。他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去年冬天巡按来到无锡时，对我这个旧相识特意拿出来给我看的，我拍案叹息。欧阳子说过：“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实行，谏官可以进言。”然而进言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言，一是讽谏。直言而不激烈，才叫直言，否则就是攻讦；讽谏而不阿曲，才叫讽谏，否则就是谄媚。讽谏正是用来实行直言的。古代善于进谏的人，大多不超出这两种方法。虽然如此，明知而进言，关键在于忠；进言而能尽其所知，关键在于诚；诚实而能通达，关键在于见识；通达而又广博，关键在于学问；广博而能贯通并善于辨析，关键在于才华。并不是进言困难，而是忠与诚困难；也不是才、学、识容易具备。五者不能齐备，凭什么能够参与这件事呢？现在看这些奏疏，上至宗庙社稷和皇帝车驾，中及执政大臣，下至闾巷百姓和边远地区，凡是得失利害，都追究到极细微之处；总括其流弊，大都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朝廷上议论纷纷，他却刚直地陈说，神色严正，指斥忌讳，不回避危险，而引导君主从善的道理也贯穿其中。他的文章出入于汉宋之间，从容写成大篇，通常都能把想说的话说尽，繁多却没有冗语，简约却没有缺词。开始读时，不知不觉便被它吸引；继续推究，又不知不觉感到它真实而丰厚。圣明的皇帝在上，既有这样的进言，难道能不听从吗？即使有些没有听从，难道能不嘉奖答复吗？台中的重任，除了士光还能归于谁呢？将来他越级升达高位，处在可以实行理想的地方，依照现在的做法继续前进，始终守正不变，那么对于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我过去任江西学政时，从他的文章中认识士光，大概早已知道他颖异非凡。分别几十年后，竟不知道他的造诣和建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衰老多病，居住山林，不能为世道效力，因此产生了“国家还有这样的人才”的感慨，于是写在卷首归还给他。士光认为这些话怎么样呢？《秦氏两生更字序》秦生汶是我的外甥，和他的哥哥濓一起向我学习。我因喜爱他们的学业有所长进，想给他们取字来称许他们，却又觉得两人的字有些雷同。两位学生于是告诉父亲韦轩君，请我替他们改字，我答应了。濓说：“楚南，汶说齐南。有人说这样取名对吗？恐怕只是标志疆域罢了。对于义理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有志向就会有所思考吗？”濓来自道州，是楚地。道州以南有苍梧山。远望苍梧山，能不产生对舜的思念吗？汶来自莱芜县，是齐地。莱芜以南有龟防、凫绎山。远望龟防、凫绎山，能不产生对周公、孔子的思念吗？因名字来标志他们的地域，从而把千古的思念寄托在其中。“二南”的意义是很大的。有人说：“濓，是周子出生的地方；汶，是闵子曾经游历的地方。为什么不思念这些人呢？”舜的德行已经极高，周公、孔子的功业也极大。重华在鲁国陈述大道，而大道也有变通，这大概就是古人的志意。周公和闵子，都是舜、周公、孔子这一类的人物。我哪里敢忘记他们呢？《容春堂续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续集》卷十三，明代邵宝撰。墓表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