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集卷三十四

译以上是东海翁的诗若干卷。我已经奉都谏龙山的命令，在卷首冒昧附写了几句话。龙山又说：“你一定要在这里写一点见解。”唉，这难道是我这样的小子所敢当的吗？作诗本来就难，评论诗更不容易。如果不是对诗的意义有深刻理解，能够深入领会作者的意趣，便率然涂抹几笔，想要恰当地打动人心，就困难了。近世评论诗的人很多，但只有沧浪、须溪最为高明；而且一定要有像东海翁这样的人，之后才能真正认识东海翁的诗。我这样的小子，难道是那样的人吗？我病中无事，把诗集翻诵了十多天，遇到有所领会的地方，便随手摘录出来。正像贫穷的人突然进入宝藏，满眼都是珍奇瑰宝，心惊目眩，无法鉴别，而形势又不容许全部取得，只好姑且任意拾取罢了。又怎么知道其余的不是正所谓举世无双的珍宝呢？小孩子勉强说些似乎懂事的话，恐怕免不了受到有识者的讥笑。写下这些，以表明我的惭愧。《书西湖十景题咏后》往年我的朋友唐君清之拿《西湖十景图》来索要我的诗，我每一景各作了二十字。不久汤君朝仪看见后很喜欢，已经请善于绘画的人摹画了一本，又要求我把旧作录在图上。我既高兴他有此雅兴，又觉得旧作的意思没有表达尽，于是再次作了这些诗。唉！西湖的胜景闻名天下，即使只用十个题目去描写它，也已经不能概括全部；而我又用浅陋拙劣的语言来描绘，篇幅寂寥短小，兴致平凡浅近，那么对于西湖的情趣来说，岂不是更加浅薄了吗！总而言之，要描写得超脱，就像古人“吴楚乾坤”的诗句那样，必须在精神上领会、自然流出，这本来就是诗家难事。何况我又处在幽忧之后，情思荒疏零落，和旧作相比，只会更加不如罢了。录下来给朝仪看，不知他认为如何。又跋 景致存在于天地之间，只取决于人如何摄取要领，就像饮水于河，各人随自己的容量而取。至于要把景致发抒为题咏，又好比传神写照必须达到精妙，如顾恺之、陆探微那样，连同景物的性情、韵致和风度一起表现出来。其方法正如坡翁所说：“必须得到它的意趣所在，要使它活泼泼地呈现出来。”所以咏景也一定要有精神领会、心中所得的妙处，落笔超然脱略形迹，使读者在心目中鲜活地看到景象，甚至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这才算达到极致。何况还要把繁复的景物压缩成简略的文字，只用几句话表达充分，就更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如果拘泥于描写粗浅的形迹，力求相像，即使处处相像，意趣兴致也会微弱。但如果反过来，取兴离本景太远，变得迷离恍惚、汗漫无边，失去了原意，那么又为什么要题咏呢？我的拙作，大概两种毛病都有。虽然深知如此，却低头抬头反复思索，终究不能写好。这大概是因为胸中有尘俗之气、思想流于庸俗，又不善于作诗的缘故。把这些浅见一并附上，来告诫作诗的人。《书菊谱后》菊是植物中的一种。欧阳子说：“万物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所以即使是远方难得的珍奇瑰丽之物，只要有人喜爱它，没有得不到的。”何况只是一种微小的草木，是篱笆、田畦、园圃之间的东西，又不是富贵有权势的人所争夺的，不必到远方去取，也不必费力寻求，所以我得到的品种也有这么多。有人说：“菊花的名称和实际品种多有混乱，你所收藏的种类大致相同，只是名称特别罢了。至于大小、颜色浓淡等稍有不同，是施肥、浇灌、修剪和培植的人力不一致造成的。”唉！天下名称与实际混乱的事情多了，难道只有菊花如此吗？我既不能辨别，也不忍心违背人们所说的名称，所以一并保存下来。不过，当菊花在风霜凋落的时节灿然开放，也足以舒展胸怀、寄托一笑了，又何必拘泥于真伪的比较呢！又跋 菊花看重人的隐逸和有道德，所以只有陶元亮才真正配得上爱菊。大概这位老人的风骨、节操和气韵，正与菊花相称，所以如此。自陶渊明以后，爱菊的人仍然很多，但大都不是陶渊明那样的人，只是空说“我爱菊”，这实际上只是玷污菊花罢了。不过菊花哪里能够选择人呢？关键在于它所遇到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因此，它傲视风霜，挺拔高洁，独立于荒寒寂寞的环境中，又遇到陶翁这样的人，精神相融、意趣相合，彼此观照、以德相较，共守岁寒之盟，这是最大的幸运。若是骚人墨客，含英咀华，用长篇短章赞美、叙述它的美，这是次一等的幸运。至于狂客酒徒，对着菊花饮酒唱歌，弄得淋漓放纵，已经是不幸了。又有商贩俗人，夸耀奇异、互相炫耀，甚至把菊花作为商品买卖以求获利，让孩子攀折、女子摘取，作为艳玩之物，轻慢亵玩，那就是最大的不幸。唉！菊花以高洁著称，却让它遭受这种不幸的侮辱，还能说这是爱菊吗？那么，列入我这部菊谱的菊花，还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被玷污吧。《书送浚川子序后》浚川王子将奉命到蜀中巡视学政，我已经叙述了他的出仕与退处，希望有德的君子、大丈夫为他赠言。有人说：“王子长久以来与世俗格格不入，如今将由此日渐显达，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来泽被天下。您即使不因王子获得职位而替他高兴，难道不应因他将要推行自己的道义而替他庆贺吗？况且王子凭借擅长古文辞而成为学者的老师，您既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也就罢了；如今又没有什么话来帮助王子，这难道是赠言的本意吗？王子对您的期望，您所说的话岂不是有所欠缺吗？”唉！王子自从开始做官以来，如果让他随波逐流、奔走钻营，把升迁作为打算，那么他所达到的地位哪里会止于此处？只是因为他卓然特立，不能低头俯仰迎合，所以常常与世俗相违，刚刚起步便遭挫折。假使他有一丝一毫顾惜职位、贪恋权位的意思，也一定不会两次被贬。王子不过是在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爵位官位哪里值得成为王子的道呢？况且王子如今虽然脱离险境、进入平安之地，如果能够推行道义，那么他仍然是从前的王子；即使委曲求全、以小屈求大伸，最终建立了很大的功名，难道是王子所乐意的吗？如今我不敢替王子庆贺，原因就在这里。我听说士人没有比培养气节更重要的，至于文章辞采，只是末节。况且王子的贤能，本来不只是因为擅长古文辞；我想，他用来教人的东西，也一定不止于此，只不过因为他的古文辞适合学习，所以才成为学者的老师。这才是小小的王子；至于他卓越伟大的气节，可以使懦弱者立志、贪婪者廉洁。在他的熏陶感染之下，自然会有像王子这样的特立之士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学者之师。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位说话的人于是唯唯应诺而去。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王子，于是依次整理这些话，并录在下面。《书别知赋后遗王尧卿》我和终南子分别已经七年，如今偶然在京口相会，十分欢喜。不到十天，又要分别。终南子说：“你应当赠我一句话。”我正好抱病，无法回应；但又不能默然不说一句，于是抄录旧作一篇奉上。至于终南子胸怀正气、学问深厚，以及我因此而产生的敬仰之情，容我另作文章，改日寄给终南子。闲居时如果你偶尔拿出这篇作品朗朗长吟，大概能够体谅我的心意吧？《书纪行稿后》

译我抄录《纪行稿》后，朋友们多次索要观看，往往没有空闲回应。有人说应当把它付梓刊刻。唉，这本来只是从前偶然写成、勉强具备篇章的东西，难道可以拿去玷污木板吗？我害怕被大方之家耻笑。然而因为索取它的人让我无法推辞，最终还是刻印了。并不是敢拿出来给所有人看，只是姑且用来表达对私人交情深厚的意思罢了。《古像赞小引》近来我命画工绘成古人画像，似斋吴子说：“为什么不分别给他们作赞呢？”我推辞说不能作。圣人如同天地，谈论天地尚且难以说尽其高大深厚。文公为六君子所作的赞已经达到极致了，难道还能再添一句吗？名臣功勋德行的盛大，想用几句话概括，难道容易吗？吴子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要作。”于是我试着动笔，过了二十多天才完成。有人问：“想听听您为什么赞颂操、懿、武三氏，又取法什么呢？”我回答说：“谈论天地很难，但如果说到它所联系的星辰、所包容的河海，也可以得到它的相似之处。所以谈论圣人，应当使用本色自然的语言；即使不能完全说尽，也还能依稀近似。如果另造新奇说法，就不像圣人了。我不以沿袭旧有言辞为忌讳。”六君子的赞既然无法另作，便采用文公的作品，也只是把其中从别处可以见到的意思加以缀辑。名臣的功勋德行难以完全写尽。我听说作赞就像写真，贵在相似。如果可以彼此通用，那还要真实相像做什么呢？但要做到相似也很难。苏子说：“人的形貌各有神情意味，传神在于得到这种意味，即使不必处处相像，也没有一处不像。”因此我特意撮取他们最主要的特征，使观看的人即使不问姓名，也能辨认出是谁。至于操、懿、武三氏，没有什么可以赞美的。我看前代史书，常常借史论和赞语寄托贬斥讽刺；我写史，也暗自取用这个方法。至于我见识昏暗、才学浅薄，不能充分表达意思，褒贬失当，这都是我学问少的过错；我自己惭愧叹息，姑且保存下来，等以后再修改订正。《书易师后斋记后》某人已经因为我的老师易子之命，写了所谓《后斋记》，但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所以冒昧再补充几句。天下的事情，在先后次序上不能用同一标准一概而论。但有些事情不能推后，有些事情不能预先计算其先后。不能推后的，是人的本性和身份所当然的；不能预先计算的，是人事变化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于这两种情形，君子都要谨慎。因此侍奉父母，就要尽到孝心；侍奉君主，就要尽到忠心。对父母尽孝，服劳奉养不能推后；对君主尽忠，竭尽诚意、献出节操不能推后。至于人事中可能出现的事情，则有时机，也有命数。所以天不能提前于春天使万物生长，也不能提前于秋天使万物成熟。春天的花不会在冬天争妍，秋天的虫不会在春天鸣叫，这只是时机如此。耕田都是耕田，有的人三年没有收成，却有一年大获；捕鱼都是捕鱼，有的人终日捕不到，有的人一下网便装满鱼，这只是命数如此。时机，是不能改变的；命数，是不能强求的。对此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君子对于事情的先后次序，一定谨慎对待。把不能推后的事情推后，是懈怠；计算那些不应当计算的事，是蒙蔽。懈怠，善行就不能修养；蒙蔽，智慧就不能明达。不能修养、不能明达，所以君子之道就少有人实行了。我的老师本来以尽性知命为学，却自己谦称其成就居后，难道只是寓言吗？还是另有别的说法呢？我的老师应当会用这个来教导我。《董氏先德录小引》《礼记》说：“先祖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下去，这是不仁。”所以庄叔的功劳，因戴记而彰显；贝州的事迹，因韩愈的铭文而显扬。历代都有著述者，君子都赞许他们。近世如义门郑氏的《旌义编》、庐陵杨文贞公的《先德录》，都已经很完备了。上海董氏，祖先本来是汴地人，随着宋室南渡，迁居郡中，到现在已经若干世代，世世代代都有隐而未显的德行。到了御史介轩公，才开始因做官而显达；后来他的几个儿子相继考中科举，官服冠带接连不断，直到现在仍未衰落。文名声望享誉一方，蔚然成为名门大族。只是年代久远，家谱已经散失，大理少卿中冈先生曾命他的儿子宜阳编成此书，于是又搜集碑文、表文若干篇，编为《先德录》来流传。家谱收藏在家中，是为了给后代看；先德录中的碑表流传于世，是为了彰明先祖的德行，各有其着重点。所录从宜阳以上，每一代各取一人，每人叙述几句话；没有把所有人都包括进去，是因为沿用了苏氏只详述本族所出一支的意思。又收录祠堂、墓葬等文章，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家世，这是根据义理而制定的礼。唉！这部书流传下去，可以敦厚孝思，垂示世代的规范，继承前代贤人的美德，它不仅仅是为了完备郡中的旧闻、征集世家的文献罢了。作为董氏的后代，希望你们更加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使世代相传的恩泽延续到无穷吧！《书姚节推考妣墓铭后》姚子得到母亲去世的讣告后，没有告诉同僚朋友，当天便收拾行装奔丧。我也不知道他已经离去，只听说他临行时仅仅装了一小箱旧衣服，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悲啊，他是多么贫穷！又多么清苦啊！墓志铭交给他的仆人带走后，我也不知道姚子是否收到。不久听说姚子抵达家中，随即又染病去世，大概是因为哭母过度悲伤的缘故。唉，姚子不就是所谓笃行的君子吗？上天如何报答善人，这个道理我实在无法知道。姚子离去的第二年，我又奉召命再次住在京城，经历了两个寒暑，世事忙碌，来不及询问姚子是否已经葬母，也不知道姚子去世后由谁安葬。我每每往来于心，却始终没有稍作慰问。后来对此实在深感歉疚。况且姚子苦心修行，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只考中一次进士，随即湮没无闻。我铭文中所谓“承受皇帝的恩赐”，也成了一句空话。这样看来，他在人生顺遂如意的事情上一件也没有得到。假如把他的事迹记录在一位名士、大家的作品中，或许还能稍稍安慰姚子；而凭我浅陋的文章，又能怎么样呢？这就是我更加深深惭愧的原因。嘉靖丙辰年夏天，因检查旧稿，读到此文有所感触，便提笔写下这些话。《跋湖南雅社图》

译湖南雅社，是吴兴诸位君子退居林下后结成的聚会。诸君子已经厌倦仕途，请求退休归隐林下，彼此结成这个社团。它由秋官一庵唐子倡议，后来大司空石庵蒋公、大司空南坦刘公、大中丞箬溪顾公先后加入，因而更加受到重视。晚年又得到通参石川张子加入，于是湖南雅社的名声就在吴下大为显著。石川偶尔拿画卷给我看，卷中有参加雅社者的画像，共十三人，其中大多是我过去交往过、敬重过、敬爱过的人。身材瘦长、年老而面貌恭谨、笃实专一、德行纯厚的，是石庵蒋公。清廉简约而清瘦，纯正雅洁，确实是敦厚笃行、喜好学习的，是南坦刘公。方脸长颌、面容瘦削，忠厚笃实而自信，谦逊得仿佛不能胜任什么的，是云南大参练塘陈子。高鼻方脸，诚实朴厚、端正谨慎，庄重得仿佛正在思考的，是箬溪顾公。温厚平和、快乐随和，真率自然，满身和气仿佛可以捧在手中的，是延平二府夷轩蔡子。至于长髯飘拂，精神昂扬、神采爽朗洒脱，豪迈得仿佛要抛弃人世的，就是我的石川张子。这些都是我平素厚待的人，如今见到画像，觉得更加亲切。至于石川子，又和我有世代讲学相交的情谊，是我尤其熟悉的；其余诸位君子也都潇洒脱俗，没有追慕外在势利的意思，不会被权势利益所拘束。虽然我没有机会亲自领略他们的风采，但本来可以由此想见。唉！诸君子从前在仕途上，无论内任外任、职位大小，都能各自建功立业，在当时显扬名声。等到退休解职后，又无不操守清正、生活恬静，趁着时令和闲暇，邀请朋友聚集在一起，举行这样的文会，往来游赏岘山、道场、浮玉的胜景，彼此揖让周旋，尽情吟诗作咏，高雅的胸怀和兴致超越尘俗，又绘成这幅图，留给后来的游览者。太平时代的景象、乡里的典范，都在这里，难道只是泛泛游乐、毫无关系吗？石川想让我在图后缀写几句话。香山、洛社在唐宋时代的盛会，随着时势和人物一同远去，如今已经无法亲自接近，却仍使人瞻仰叹息、景仰羡慕，追想当时的盛况，这本来正是因为画像还保存着。难道这幅画像不重要吗？只是想到我以衰老朽拙的资质，从前侥幸做官，庸碌无为，对世间没有补益，告老还乡已经超过五年。石川曾经想邀请我加入雅社，但我抱病在身，又被世俗事务牵累；虽然松地离吴兴很近，却不能满足他的愿望。展开画卷提笔书写，只能徒然感到惭愧罢了。《跋拙书复谢云东》我年轻时最喜欢写字，却最不擅长。每次展开纸写几个字，总是惭愧不已，急忙想把它撕掉。越是刻意想写好，反而越写不好。后来又因为始终没有进步，也就不太把这件事当作爱好了。然而见到别人善于书法，从来没有不发出“自己不如人”的感叹。于是又笑着说：“姜白石认为写字必须人品高尚，我书法拙劣，难道真的是因为人品的关系吗？”我们用来舒展胸怀、放任志趣的事情，难道就没有别的可以用心之处吗？伊川先生也认为喜好书札会丧失志向，那么士人君子所应当致力的事情，难道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吗？而我偏偏只在这件小事上用心，岂不是太固执了吗？从此我更加不再介意书法好坏，只是想到程伯子写字时非常恭敬，所以在执笔时不敢狂放恣肆，希望做到不苟且而已。至于说书法工整精美，那正是我深感惭愧的地方。谢子云东竟拿纸来求我的字，难道是想增加我的惭愧吗？谢子错误的爱好真是太厉害了！不过他的心意不能辜负，于是抄录近作几篇，并且叙述这些话。难道是说我的书法虽然拙劣，但文章或许还有可取之处吗？只是为了表明，我真正喜爱的东西本来就不在书法上。《书三诗翁集后》我已经为《三诗翁诗集》作了序，等候刊刻流传。有人问我：“您评论三位诗翁，似乎已经说得很恰当了；但只是说三人因为穷困而善于作诗，称许王翁诗歌高古，称许戚翁诗歌矫健挺拔，称许张翁诗歌质朴任真，这也仅仅得到了他们的大概。过去须溪、沧浪评论诗歌，都深入三昧，连同诗人的气象和骨髓一起把握，通过了解其为人而得出结论，这才算善于评论。您的评论难道没有遗漏吗？”我说：“是，是，确实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我看鹤坡自负胸怀抱负，可惜没有得到多少机会为世所用，所以常有叹息感慨之意。戚翁妄自认为高明，傲慢地鄙视世间显达的人，认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一桂因病而放任自适，安于本分、听从命运，没有追求身外之物的意思。因此鹤翁的诗像古代的仙人剑客，超脱尘世之外；龙翁的诗像燕赵奇士，刚强倔傲而自信；桂翁的诗像山野僧人、乡野老人，吐露真实情怀。我从三位诗翁那里所得，大致就是这样。不知道须溪、沧浪看到这些，会认为如何呢？”所以又把这些话录下来，作为《三老诗评》，等待有识者评论。《哀纪先君寄二子诗后》唉！这是先父任职潭州时，于辛酉年仲夏寄给我们兄弟这些孤儿的诗。父亲的慈爱恳切深厚，读起来令人悲痛，不觉流下眼泪。在此以前，先父因考核政绩后重新任职，我们兄弟却留在家中，不能侍奉左右。先父写信给我们说：“我前些时候到郡中，郡里正好大旱，已经三个月没有下雨，百姓嗷嗷待哺。我徒步走了二十里，到深山中祈祷，终于下了雨，欢呼声传遍全城。否则，地方上就会有极大的忧患。”这封信实为七月二十六日所写。唉！哪里料到后来七月十六日先父竟染上寒疾，终于遭逢大故呢？从发信那天算起，只有二十一天罢了。他卧病仅仅七天，大概是徒步行走触犯暑热，后来又揭去车盖，冒雨爬行，湿气蒸袭，深入肌理，于是疾病发作，无法医治。五月的诗和七月的信，实在成了绝笔。而我们又没有能够当面接受他的教诲，亲眼看着他闭上眼睛。虽然先父尽职为民，死得完整而无遗憾，但我们肝肠摧裂、内心痛苦，这终身的遗恨，什么时候才能消解呢？《春山游览记小引》

译天下名山，无法一一数尽。然而想要登临眺望，尽览它们的胜景，也很困难。不过这要看人的兴致如何。如果到了足迹所及的地方，趁着兴致便去欣赏，不让事务夺去机会，那么即使不能看尽天下胜景，也不算白走这一趟。何况辞官归休以后，没有什么拘束，更可以任意游览攀登。如果仍因其他事情受到阻挠，白白抛掷岁月，那实在太可惜了。所以说：“只看人的兴致如何。”这就是我读朋友春山前后游览的文章而感到惭愧的原因。春山为人胸襟开阔、洒脱出尘，从前在蜀中做官时，曾经游览峨眉山。等到解职归来，又游了一次太岳。推想他在蜀中时，难道没有政务堆积吗？在太岳时，行李还在路上，归乡的念头又急切，但他都能坚定意志、果断前往。他去游览时，仿佛贪恋、仿佛羡慕、仿佛心中有所歉疚、仿佛不能停止、又仿佛害怕留下遗憾。正因为他的兴致高、爱好深，所以回来以后游访更加勤快：游茅峰，游西湖，游吴兴，游金焦，游金陵，游中吴，游宜兴，游太湖，满足得仿佛已经大有所得。至于我，平生经历虽然不算广，但曾经一次奉使交南，一次奉使郢地，计算路程将近几万里，并不是没有可以游览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能够尽览其胜景。近年我归田以后，又因为琐碎的尘世事务，加上年老多病、厌倦疲惫，对春山的几次游览不能一两次跟随。这种鄙陋庸俗，和春山相比怎么样呢？春山又将向北登临泰山、华山，拜谒孔林，溯行河水、洛水，游览秦汉故都，再向东游天台山、雁荡山以及武夷山，拜访紫阳精舍，然后回来，他的兴致正未消减。而我却更加衰老、更加疲倦，终究不能追随他了。虽然如此，值得庆幸的是，春山每次游览都必定记录下来，叙述详细而整齐，内容充实而通畅，曲折周详却不晦涩。读它时，简直像亲自用脚走过、用眼看到，和春山一同在其中登临下行，完全领略了胜景。春山尚未完成的游兴，大概将依次得到满足吧？今后他还有游记，我再次读到，那么春山所游览的地方，我也可以坐在这里全部领略了。春山想让我缀写几句话，于是写下这些归还给他。《跋张石川筹倭议》我看石川子的《筹倭议》，深深地掌握了事情的要领，充分显露出经世济民的远大谋略。石川子从前弃官归乡，几年间摆脱尘世的牵累，在泉石之间啸傲，追逐云月。近来遭遇倭寇之祸，家产焚烧劫掠一空，但他的兴致却没有减少。我对于石川，只知道他是高人、通达之士罢了，却没有想到他的谋略竟然如此娴熟。那么他胸中的抱负，哪里能够一一窥见呢？如果执掌政事的人能够举荐他、授予他权柄，让他实行自己的主张，那一定会有值得观瞻的成就吧！《文简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简集》卷三十五 （明）孙承恩撰 ○传 《徐母太恭人顾氏传》徐母顾氏，是已故宁都少尹思复公的继室，也是现任司经局洗马少湖的母亲。她的祖先世代是鄞县人，入本朝后因军籍隶属于松江，居住在华亭。顾氏天生有美善的品德，孝顺、恭敬、仁慈，都是出于本性。她出嫁时，婆婆还健在，顾氏善于侍奉她。少尹做官时，总要把母亲接来奉养。少尹因为有才干，多次奉上级文书外出代理其他县邑的政务，顾氏侍奉婆婆更加恭谨，使婆婆安适得仿佛忘了儿子不在身边。少尹前妻有儿有女，家中又有入赘的女婿，儿子也娶了妻，顾氏处置这些关系很有原则，大家都没有异议。她抚养两个幼女，教育爱护尤其深厚；仁慈体恤族人，寡居的姑母、守寡的姐姐年老贫困，她便供给衣食。有一位妯娌突然去世没有棺材，她拿出自己预先准备的上好木材给她使用。孤儿和贫困的孩子，她都收养照料，和自己的儿子一样。顾氏一向勤劳节俭，从来没有一天自求闲逸；不是有特殊原因，不穿华丽衣服，不吃丰盛肉食。少尹任职于事务繁剧的县邑时，顾氏早晚亲自纺织，督促家奴种菜、养鸡养猪，用以资助少尹。因此少尹得以凭清廉著称。等到少尹辞官居家，家中人口渐多，产业也越来越衰落，顾氏艰难勤苦，精打细算，凡是宾客、祭祀以及日常所需的各种事务，都由她亲自谋划。她性情严肃，以礼法治理家庭，内室之中整肃庄严。她用道义教导儿子。洗马考中进士后，因父亲去世服丧居家，乡人有事想带着金钱来求见请托，她呵斥拒绝说：“怎么可以连累我儿子的名节！”洗马从前在史局任职，因为议论触犯权贵而被外放，顾氏当时常常激励他。洗马因此声名更加显著，后来升任按察副使，主管学政。恰逢天子册立太子，精心选拔辅导官员，不久便召入朝廷担任现在的官职。顾氏反复叮嘱他要图报朝廷的恩德。小儿子陟年幼时跟随哥哥学习，洗马奉召赴京时，把陟留下来侍奉母亲；顾氏随后又派他到雍地完成学业，说：“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耽误、荒废你的志向。”陟出行四个月，母亲便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洗马任宪副时，正赶上天子举行大礼，推恩及于少尹，使他得到如同儿子一样的赠官，顾氏也被封为太恭人。到这时，洗马在京城住所听到讣告，上疏请求皇帝说：“臣资质浅陋愚昧，父亲在外任职，臣多半依赖母亲教诲；臣若没有母亲，就不会有今天，也不能侍奉陛下。如今母亲去世，臣不能亲自看着她入殓，实在悲痛迫切，只希望陛下哀怜我。”天子怜悯他的心意，特别赐予葬礼和祭祀的恩典，这可以说是恩荣有始有终了。太史氏说：“我听说太恭人年轻未嫁时，思复公的妻子去世，曾商议娶她为妻，请人占问，术士说：‘她会妨碍子嗣。’于是作罢。思复后来另娶他人，不久所娶之人又去世，而太恭人仍待字闺中。思复再次商议娶她，别人对此议论纷纷，思复说：‘我本来已经有儿子了，况且我的母亲年老；我听说这位女子贤德，一定能够帮助我尽孝、抚养我的儿子。’最终娶她时，太恭人已经三十岁了。她果然生下贤良的儿子洗马，以德行功业闻名于世。陟也勤奋学习、磨砺品行，众多孙辈兴盛发达。徐氏宗族竟然如此，那么世间谈论星命的人，又怎么足以作为依据呢？有人说：上天的法则亲善，徐家积善已经很久了。思复老人的官位与德行不相称，又因为太恭人贤德，上天实在是要帮助他，才把她安排为他的妻子。不然，为什么老人会两次娶妻、两次丧妻？太恭人超过及笄年龄仍未出嫁，仿佛有所等待，难道是偶然的吗？这哪里是术士所能预知的呢？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桐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