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集卷二十六

译篷窗外雨声洒洒，安静地倾听，心神感到舒畅。端着酒杯惆怅远方的人，厌弃尘世，羞于尘埃。我要乘着木筏漂浮在碧海上。篷窗外下起雨来，人还没有睡。早已知道寒意将至，暂且借酒留住春光。无奈霜色堆满鬓发，兰灯幽幽，灯灰频频落下。篷窗外雨声可以一一数清，雨水洒在墙壁上又飘落，门户间飘着香醪的气息。姑且独自斟饮，这些佳句又有谁同我吟赋？离愁黯然，深深怀念远方水边。篷窗中悄然听到夜雨，淅淅沥沥没有停息。风把雨丝飘飘送来，忽然又将它吹走。前溪的水又增加了多少深度呢？篷窗外的雨声时长时短，一半是被风吹得纷乱。仿佛鹧鸪在巫峡中哀鸣，杜宇在潇湘岸边啼叫。我平生的壮游，如今已经懒于进行。篷窗外下起雨来，声音一点一点地响，惹起无穷的情思。春风吹拂杨柳枝，流水漂过桃花瓣。我思念美人，她远在南浦。篷窗外雨声纷乱又整齐，飘忽不定，完全没有规律。霜雪渐渐增添在胡须上，风云般的志趣也因病而减退。瘦削的容貌羞于面对镜中的身影。篷窗外雨来，敲响屋瓦。若有好友一同谈论佳话，浮生本来就有尽头。老年仍然健壮，应当是无价之宝；只是镜中当年的红颜又在哪里呢？篷窗外雨声时鸣时止（落在叶上）。小饮几杯消磨漫漫长夜，姑且借此忘却世间纷扰，共同沉浸在清闲之中。人生百年，谁能长久如此？篷窗外雨停后仍袅袅不绝。静听之下，我的心情仿佛适合弦上山水之音、笛中关山之调。明天清晨，小庭院里将长出碧绿的青草。篷窗外雨声渐渐响亮。默默坐着，心胸空旷；雨声萧萧落在丛竹间，簌簌落在梧桐树上。仿佛灞陵和潇湘的景色，真是依稀可见。雨声沉沉，深夜正当午夜，清爽的气息浮动在轩窗之间。情思忘却在水竹居中，梦境断绝了通往长安的道路，洗净胸中一向积存的尘土。耳边雨声萧萧，又袅袅不绝，风雨同时来到前村。烟霭中的花木隐约遥远，寺院的钟声幽深渺远。可爱的人没有来，更增添了寂静。兰灯摇摇晃晃，秋夜漫长。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清幽的听觉感受，平白增添了烟水的深远。雨水洗净苔藓和石矶，明早我将乘坐钓鱼的小船。风声雨声连绵传遍四野，我在篷窗下任其萧散；姑且端着一杯酒。万般忧虑都不萦绕心头，只是长安道上泥深没马。《黄莺儿》风 阵阵清风扫过浮尘，吹拂着虞舜的琴弦，也在楚台上飘扬；兰蕙被吹动，仿佛拂过罗衣的带子。残云被卷开，送来明月。赵家姊妹也难以抵挡这清风，任它穿透人的胸怀。这样的风千金难买，宋玉应当为它写赋。花 花姿绰约，如美人般显现；颤巍巍地展现百般娇妍。为此殷勤操劳，耗费了东君的剪裁。欲言又止，端详起来十分可爱；含着皱眉，凝神思索，仿佛带着幽怨。看那嫣然的姿态，春心无限，依偎在晚风之前。雪 万里天空正布满同样的云，雪花飘扬，细密而均匀。素鸾、白鹤接连不断地飞来；在灞桥上苦苦吟咏，在梁园倾樽饮酒，在蓝关道路上马足难以前进。雪花越下越纷繁，天地寒冷凛冽，装点出一个洁白如玉的乾坤。月 月亮缓缓升上遥远的天空，清辉洒满整个世界。霓裳在清虚殿中缥缈飘动。更鼓正在传递，美人还没有睡，倚着十二栏杆处处对着月亮。不要让云彩遮住它，我要在西园中醉饮。初度自寿 客居异乡逢初度，百般感慨聚集在心中，半夜不能入睡，便戏作几阕乐府。虽然曲调袭用郑声，但文辞并不鄙俗淫亵，意义归于雅正。我的一点本心，都在这里显现出来。抄录寄给故乡亲友，也不知是否有人能够体谅我？中吕《玉娥儿》（即《粉蝶儿》） 今天是初度生日，祥光灿烂，寿星高照；宝鼎之中亲自焚香。感念亲人的恩德，歌颂皇帝的恩德；惭愧微小的身躯难以报答。流水滔滔而去，数着寿筹，才知道我的一生已经老了。《佳乐歌》（即《好事近》） 头发短而日渐萧疏，镜中的红颜也渐渐衰槁。考察今世，追怀古人，这一生难道我只是个无用的瓜瓠吗？忧愁之心如被捣击，抚念天地间世事多有颠倒。到了如今，高雅的志向多半违背，惭愧辜负了厚重的大地和高远的上天。《赤颗桃》（即《石榴花》） 怎敢忘记当年父母养育我的辛劳？我曾在父亲面前学习《诗》《礼》。怎敢忘记圣明朝廷的培养，使我滥列时俊之中，进入词林和讲幄，得以在春曹中充任副职。我不过是白吃俸禄、窃居职位，从来没有什么功效；低头惭愧自己庸碌，抬头又愧对贤能豪杰。我心中只有这一点忠诚，只有上天知道；长日里总是抬头仰望青霄。《佳乐歌》遥想千载之后，看我孤高的门庭，不沾染尘世喧嚣；家人前来祝寿。我饮下霞觞，酒洒在宫袍上，掀髯长笑。还记得当年驰骋奔走，自夸才华英妙；惭愧如今疏懒，年老而默默无闻。不要空谈什么回禄、铿寿和夭亡。《童子嬉》（即《耎孩儿》） 我也曾奉使出行，承受皇命，奔驰到南方边远之地，守护贞心和高雅的操守。我也曾把浅陋的意见恭敬地进献，承蒙恩典褒奖，陈述道德，拿轩辕、尧帝相比。我也曾两次往来南北，掌管文柄，一心一意为国效劳，选拔俊秀人才；战战兢兢，惭愧才能微薄。我确实只是一心报答君主，希望不辜负清明的朝廷。《促鸟音》（即《斗鹌鹑》） 我不能阿谀逢迎、卑微苟且，也不能故作轩昂、矫饰自高。头戴乌纱帽，面对高悬的白日；抚摸丹心，独自怀抱忠贞。时运通达便进取，时运困厄便退守，相信这就是我的遭际。景仰前代圣贤，研求《周易》的卦爻。利禄名位的关口，豪杰都容易迷失，能有几个人真正清醒？如同从邯郸梦中醒来。《满庭芳》我的处境潦倒，疏懒已经成了癖好，禁不起煎熬。回想当年，在家中奉养时便把宠辱全都抛开。草堂中听雨，坐到深夜；篷窗下等待月亮，观看潮水。独自揣想玉阶金阙，却无缘到达。承蒙圣主施加仁恩，起用我这个草野之人。因此得以位居八座，幸而徒然承受这样的虚名。《三煞》享受丰厚俸禄，已经足够有余；只是终身怀有一个念头，怎忍听见风木悲号？更何况父母已经离去，音信踪迹杳然；兄弟之声也已断绝，骨肉生死相隔，只能暗自魂消。愁绪千条，偏偏全在这一时汇聚起来。《青歌儿》恰似忽然间浮云弥漫天空而无法扫除，又恰似独茧中的春蚕抽丝不断。并州的剪刀也剪不断，野草根苗辗转蔓延，令人无聊。回头望去道路遥远，心中的旗帜摇摇不定；顾视自己的身影，孤寂萧条。继承世业、承续宗祧，全系于嗣子；希望他知晓学业有所成就。垂髫的孩子在膝下天真娇憨，贤能还是不肖，像卦爻一样难以预料。也只能向苍天祈祷。身外的浮华荣誉，从今天起便可以一笔勾销。《夕游蝶》（即《扑灯蛾》） 篱笆边的小雀怎么能和大鹏展翅相比？大鹏扶摇直上，任凭天机，总是在空幻的花花世界中逍遥。哪里有什么坚固长久的东西可以逞强于春风？争奇斗艳、竞相炫耀，不过片刻便如水流逝、云飘散。即使放眼纵观今古，我也只是无言地频频搔头。《步微楼》（即《上小楼》） 鬓发堆满霜色，再也无法消除；太阳运行于天空，也无法挽回。遥望故国桑梓，心思关切着云霄；疲倦的翅膀归向江海，划动归舟。宠辱之门、盈亏的规律、进退出处的道理，都应当明白。常说：官场如海，风波险恶，终究不如依从自己的爱好。《夕游蝶》我只想和泉石结盟，向林野舒展长啸；到三江边垂下钓丝，寻找五岳去游览。原本就是野鹿山猱，志向本来就在长林茂草之间。天地之内真正的快乐自在陶然，洗净胸中一向积存的冰炭之气。百年之事我不再过问，全都交给儿辈吧。《收音》茫茫宇宙，什么时候才有尽头？摆脱尘世因缘，任凭自己超然所往。万里江天之间，鸿鹄高高飞翔。《文简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简集》卷二十七 （明）孙承恩撰 ○序 《送彭总制讨蜀寇序》（代作） 正德某年秋九月，右副都御史彭公已经平定河南的剧贼，向宫阙献上俘虏。皇上非常高兴，特意晋升他的官秩为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并荫封他的儿子为锦衣卫千户，以此褒奖他。当时四川的贼人廖老人等正在作乱，蜀地百姓深受其害，守臣相继上疏，又请求任命总制。皇上采纳廷臣的推荐，仍命彭公前往。彭公欣然说道：“事情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这是臣子的职责，我难道敢推辞吗？”随即选择日期，准备出发。后来他又向我请教言语。如果想让我谋划这件事，我只是一个儒生，对于军旅之事哪里能说什么？即使有话，也不过是腐朽空谈，对彭公有什么益处？然而我既然有所感怀，也不敢不替公尽力。我曾听说，天下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难易，大多因敬慎而成功，因怠惰而失败；用兵也是这样。所以，凭借整个齐国的兵力，可以传檄便平定天下；而小小的聊城最终没有成功，就在于敬慎和怠惰之间。当韩信攻破井陉时，威势震动天下，本可击鼓前进、所向无敌，但韩信却以李左车为老师，面向北方恭敬地询问计策。那田单已经倚仗胜利而骄傲，他的成败本来就可想而知。公从前奉命南征时，贼势正横行跳梁，猖獗异常，而公能够限定日期奏报战功；这种谋略的精密奇特，当然不是浅薄之人所能做到的。如今公的英名声誉传遍天下，凡是有不轨之徒，谁不伸长脖子等待诛灭？他们哪里足以抵挡公呢？然而公反而谦逊自抑，不认为自己足够，还回头向我求助，这种敬慎又到了什么程度啊！带着这样的心意前往，哪有不能成功的？何况只是这些草野盗贼般的小丑呢？我还听说，公从年轻时便胸怀奇异的志向，慨然仰慕诸葛武侯的为人，把书斋命名为“尚友”，用以表明志向。唉！在三代以后评论人物，寻找像武侯那样忠义磊落、正大光明的人，能有几位呢？公从前任浙江宪副时，廉洁明察、刚强果毅，独自坚持风纪；任洛南廉使时，树立的功业更加伟大。即使权贵气焰炽盛，能够立刻带来祸福，公仍挺立与他们抗争，丝毫不回避忌惮，那么公忠贞正直、诚实谅达的节操，差不多可以寻求与诸葛孔明比肩了吧？如今公巡抚四川，这里正是孔明经营治理过的旧都。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是孔明谋求治理的大道。剑阁的云苍苍，巫峡的水浩荡，他留下的遗风余烈，百代之后仍仿佛亲眼可见。公难道会对此无意吗？如果用武侯安定蜀地的方法来安定蜀地，那么岂只是取得讨贼的全部功劳？公的功勋声名光辉显赫，谁说会在武侯之下呢？《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遵行。” 我没有什么才德，请允许我把这些话代替绕朝的计策送给您。《寿少师西涯李公序》（代作） 从前我曾读《尚书·君奭》篇，读到“上天赐予长寿，平正治理，保佑安定有殷”，没有一次不肃然想到：“上天要眷顾一代非凡的命运，必定会生出一代非凡的人，来辅佐它。既使他得到君主而专掌政事，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又赐给他长寿，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大概贤才的降生是天意，他的长寿也是天意。上天只是为了长久保佑国家的命运，所以厚待国家所倚赖的人；由此可见上天的眷顾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见元老硕德之所以能够享有长寿，关系实在重大。放眼当今，只有我少师西涯李公是这样的人。公自弱冠登上高第，历仕四朝，执掌宰辅权柄十八年，端正自己、率领众人，恭敬勤劳，启发圣心，匡正救济时事。其中最重大的，是接受顾命，平定危疑；功业建立在朝廷，德泽遍及天下。奇异而不偏激，和谐而不苟同，清廉恭谨、端正安靖的节操，五十年如一日。至于宏大的才华、深邃的学问，独自掌握文坛权柄，精明俊朗，雄视一代，所谓平正治理之臣，公差不多完全可以当之。这样的境界难道是浅薄之人所能达到的吗？此前公因功名盛满而请求解除机务，圣明天子正深切倚重依赖公，上疏不下数十次，才终于准许。如今公悠闲地游息于泉石之间，但忠诚勤勉的一念仍与在职时没有不同。现在公已六十八岁，身体强健充实，仍像少壮之人。朝廷的大政还有待公发一言来评议决定。福禄安康如此，如果不是上天相助，谁能使他这样呢？古代君子，如汉代的韦贤、唐代的裴度，以及宋代的耆英会，并非不盛大；但有的只是凭高雅的情致著称而事功不显，有的只是事功显著而文章没有流传，实在没有像公这样能够兼备二者的人。公所享有的长寿福祉，难道只是公一身的庆幸吗？六月九日是公的初度，馆阁诸公从石斋以下各自作诗祝寿，而错误地嘱托我作序。我没有什么才德，只是独自感受到上天为国家使贤者长寿的用意，并推知公的长寿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如此。至于寻常颂祝祈祷的话，天下人本来就有人在饮食之间必定祝愿公长寿，实在不必等待我这篇琐屑多余的文字。《同年会序》

译正德辛未六月二十四日，大宗伯徤庵先生费公在自己的宅第召集门下士十八人饮酒。师生之间和谐畅达，礼意深厚融洽，大家欢快和乐，既不轻慢，也不拘束。酒喝到一半，费公看见周子震器，请他作一副对联来应答周子。子庚公也脱去身份地位的拘束，吐出珠玉般的文辞，写成两副对联。这天阴雨，所以周子有程门立雪的比喻；费公所说的桃李，也指在座的诸位学生。费公于是命令大家分取字韵，各自回去作两首诗，完成后各录一卷，收藏在家中，用来宣扬和谐之情，流传美好的声誉，并记载一时的聚会。唉，费公的心意可以说很厚重了。然而，费公的心意还有更大的地方，我能够说出来。前辈选取士人，本来不只是为了当时识拔而已，而总是怀有成就后进之心；后辈与前辈结交知遇，也不只是当时的幸运相逢而已，而总是深切怀有仰慕向往之念。师生之间相互交往，大概自有不能停止的缘分，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若认真体会公今日郑重的举动而探求公的用意，就会知道：公必定想亲自实践谦德以彰明教化，让众人观摩议论、相互启发，与同门相聚以享受兄弟般的情义；一定要使诸生长久敦厚而不厌倦，并且都能自立成才，人人才德兼备，使天下人都说费公门下人才济济。这正是公拳拳的心意，也是可以自行说明的。如果只在饮食宴乐之间计较，在诗词工巧这些末节上用心，想借此夸耀今日而留示后世，难道会是公的心意吗？唉，公凭借丰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作为当世师表；天下的学士仰望您的美德光辉，企盼得到余光，想要出自您的门下却不可得的人，哪里能数得清？而南畿的士人一百三十五人，竟承蒙您收录，天下士人计算人数并羡慕他们，说“这是费公的门下人”，这本来已经是幸运了。然而众人的出处不同，内外南北的经历也各异；我们十八人又一同在朝廷任官，能够早晚亲近受教，如今还凭一杯酒跟随公，面对面聆听教诲，那么在这一百三十五人中，更有羡慕却不可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我们的幸运又当怎样呢？虽然我们庸碌无能，没有办法仰承公的心意，但从来没有不战战兢兢，以自我放弃作为警戒。至于所谓忠孝的大节、礼义的大防，以及凭此任官、立身，在天地之间自立，以求不玷污公门下的名声，我本来就愿意和诸位共同努力，并发誓此心永不改变。公既然答应让雄文列在卷首，又命我在后面申说其中意义，我不敢推辞。《送刘翁还山阴序》山阴守愚刘翁的儿子刘栋考中进士，进入词林。刘翁近来因为探望儿子来到京城，不久便想回去。刘栋的同僚朋友在都门为他设酒饯行。刘翁看着刘栋，似乎忧伤而不忍离去。我于是拿着酒杯来到刘翁面前说：“离别的遗憾是人的常情，何况是父子呢？然而老人平日刻苦攻读、吃粗淡食物，辛勤劳苦地教导儿子，当初心里想的是什么？实在是希望儿子如今显达扬名，为自己增光罢了。假使刘栋守着三尺窗下，双脚不越过乡里，早晚能够在父亲身旁问安省视，欢笑嬉戏，询问衣服寒暖和饮食甘美，依恋相娱，这不过是乡里小民的孝行，哪里有所谓显扬呢？这样能安慰老人殷切教子的心意吗？老人此行不必忧戚。刘栋如今凭借文章才学踏入显贵的要职，将来必定会在朝廷上下建立功业；等到日后年资和劳绩达到，就将获得貤封的典礼。刘栋还将穿着锦衣回到堂上拜见老人；老人也会戴着高高的乌纱帽，红润的脸色与之相映。当时贺客纷至，乡里赞叹，认为这是盛事。刘栋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哪里还会有这些？老人此行不必忧戚。老人何不高兴地饮下这杯酒呢？又祝愿道：从大江以南到京师，不止千里，跋涉险阻仿佛远在天上。愿老人回去时一帆风顺，勉力饮食，爱惜身体；估计到家时，正是麦田随风摇荡、直连天际的时候，新酿的酒刚刚成熟，孩子们嬉笑着牵您的衣服，邻里的老人前来慰问您的行旅。这样就可以割取鲜肉、备好美酒，一笑之间洗去尘土，谈说京城的事情，听小孩子呜呜地作越地的吟唱，如此在晚年优游自得。老人何不高兴地饮下这杯酒呢？祝愿完毕，我又对老人说：这些是送别者通常会说的话，另外还有一些劝告，可以用来辅佐老人，老人愿意听吗？老人说：好。古代的君子身处平民地位，却能够改善当地的风俗，像陈太丘、王彦方那样，都以敦厚德行、砥砺品行来教化乡人，名声至今仍然显赫。老人难道也不愿意让自己不逊于这些人吗？我听说老人平素喜好恬淡，不喜欢声名利禄；从今以后更加努力实行古道，不要轻易出门，断绝与官府往来，千万不要参与交游，不谈公家的事情，督促耕作、教导读书；有空就带着朋友同伴，命人驾剡溪的船，访求王子猷的故事，以高尚的风度和美好的品行为乡里表率，使人称您为贤能的封君。这样怎么样？老人笑着说：我记住了。当时刘栋正在编写送行诗文，于是嘱托我按次序整理这些话，缀写在篇末。《送张都事虞咨序》

译张君虞咨刚刚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城，便浩然请求回乡休息。几位卿大夫既然挽留不住，便相互叹息说：“出仕与退处的道义，是君子的大节。即使不是轻视进退、谨慎守护名节、不沉溺于富贵，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无愧。中世的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园，被禄位所牵累而忘记故土，昌黎韩子曾经为此感叹，并不只是今天才这样。若有人能够超越常情，独自实行自己的志向，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自从汉代两位疏氏见机退隐以后，世上谈论退休的人大多拿他们作比。杨巨源辞官退处时，世人赞美他的原因，相关言论可以考见。杨巨源的离去，比起两位疏氏，虞咨的离去难道偏偏不能与杨巨源相比吗？然而礼制说七十岁致仕，杨巨源解下官印时已经七十岁，而且当时的时局又有可以说明的缘故，所以他的离去本来就理所当然。虞咨精力强健，凭才华品行和劳绩为当权者所奖赏知遇，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只要按资历便可取得；太平之治正日益隆盛，内外士人显露才华、承受恩宠光荣的，哪里数得尽？虞咨却独自舍弃这些，在身体强健之时坚决请求退身，在急流之中勇于退却，像凤凰高举、鸿雁飞入云冥，抛弃禄位如同丢弃破鞋。像虞咨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称为尤其贤明吗？我曾听说，文献世家的子孙能够世代继承家业，并不专在于传袭官爵，而在于承继世代的恩泽，不使声誉坠落；他们的行事，差不多要有先公的美德。从前虞咨的先公庄简公，凭借丰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官至大司马，保卫治理南都，朝廷内外都倚重他；但他以年老为由恳切请求离去。当时这种高尚退隐的风气震动海内，朝廷下诏书加以褒奖赞美，保全名声、守全节操的话语远近传诵，直到今天仍未衰减。虞咨这次的举动，也可以说没有辱没先公了。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赞美恬淡退处，以此抑制争逐求进；虞咨当时由府都事升任鸿胪丞，这一任用典礼很隆盛。我们同僚对于您的归去既欣喜又有感慨，怎么可以默默无言呢？于是各自作诗，并嘱托承恩为此作序。唉！两位疏氏的事情，因太史公而得以显扬；杨巨源的离去与两位疏氏一同流传，则是因为昌黎氏的文章。我哪里能够替前人再为张扬来抬高您的声名呢？只是我与您有世代讲学交往的深厚情谊，不能推辞，所以恭敬地听从诸位大夫的意见，执笔作序。《送董世康序》从前，我的先父雪岑先生凭借通晓经学授徒，登门受业的士人很多，都是当时才俊之士。董氏兄弟，是其中尤其杰出的人。他们的二哥、三哥，已经凭科举高第分别担任少廷尉、郡刺史。小弟世康如今以乡试中式进士出任河南磁州知州，识者还认为他成就太小而替他惋惜。他将要赴任时，请我写文章相赠。唉，诸位君子赠言的用意，难道只是徒然吗？实在是想给世康一些帮助。既然想帮助世康，那么诸位君子中谁不是能言善道的人呢？况且世康的尊父过去以精通名法闻名于当时，二哥、三哥也曾振扬他们的美名。世康从父兄那里得到的教益已经足够了，哪里还需要借助我的话呢？然而他一定要我说几句，难道是因为他能诵说先父的教诲，而这些正是世康乐意听到的吗？请让我略加陈述，告诉世康：先父过去最初出仕于深沔，后来升任部属官，晚年任延平知府。他的操守、存心和施政措施，当然不是我这个后辈所能完全了解的，只是曾见他在墙上写道：“勤劳可以弥补愚拙，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宽恕可以取得民心，谨慎可以避免过失。”唉！世上那些悠闲懈怠而荒废职守的人，以及贪婪贪吃、甘愿丧失操守的人，哪一个不是由于懒惰和奢侈呢？所以那些严酷苛刻、任性自用的人，很少有不至于坏事的。那么，守职任官的方法，难道还有超出这四句话的吗？勤劳，事情就容易办成；宽恕，百姓就容易亲近；节俭，就不会妄求非分之物；谨慎，就不会轻率妄动。遵循这四点，治理政事就差不多了。先父凭借这四点历任官职二十多年，没有大大获罪于上下，持公论的人大多赞同他。这些本来都是诸位君子所知道的，我岂敢胡说？世康从幼年起侍从听讲，我看他为人温厚而谨慎整饬，没有懒惰之志，没有奢侈之心。凭他平日的修养，难道不是已经有所得到于先父的教诲吗？如今开始处理政务，又何必等待另外寻求什么？只实行这些就够了。世康，去吧！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充实尚未达到的方面，那么磁州就能治理好。世康，努力吧！家庭的教训和诸位君子想说的话，恐怕也没有超出这些的。我恭敬地把这些作为赠言送给世康，不知以为如何？《送侯大夫诗序》

译凡是侯、牧这样的地方长官，每三年一次入京朝见，这是制度。侯、牧官职空缺，有时刚开始接掌印信，就由佐贰官代理，也有这样的制度。明年是丁丑年，即今天子的正德十二年，我松江府的别驾侯大夫将要赴京。于是乡里的缙绅士人商议用什么话赠送给侯大夫。有人说：“大夫到任来处理公务，已经像那些协助长官治理政事的人一样，所做的事情数不胜数。后来又恰逢太守和知府两职都空缺，代理太守事务将近两年；凡是亲自巡视、勤恳体察民间疾苦的事情，本来就值得歌颂。”有人说：“松江的百姓已经困苦了：农民苦于不能耕种，妇女苦于不能纺织，田地苦于遭受水旱灾害而不能收获，乡里百姓苦于流离而无处安居。大夫咨询访问民情，像哺乳、医治、给药一样救济他们，我们的百姓从此稍稍得到苏息，他的恩惠广大。”有人说：“松江从来没有书院，大夫去年奉台檄创办这所正学书院，在其中选择俊秀之士学习，按时供给廪饩并加以劝勉督促。这是松江从来没有而因大夫才有的事情，不能说不是大夫的功劳。”有人说：“棠溪有书院，实在是大夫听政的地方，如今大夫将入朝而成为天子的仪表，遗留下的恩泽在人们心中，难道会没有对甘棠遗爱的感怀吗？”于是作诗赠送，又分别叙述作诗的缘由，中间拿来给我看。各种诗体大略都具备，言辞都赞美而不谄媚，真实而有依据。唉，诸位君子可以说是善于颂扬了。别驾，是古代的治中官，职位相当于刺史的一半，所谓与刺史共同宣扬王化，参校政事的得失利弊。既然如此，他对于一郡的事务有什么不应当究察的呢？我常常奇怪白乐天写《司马厅记》，说司马是闲散之地、冗余之职，仿佛可以不理政事；这样一来，政绩成就不是他的功劳，政务荒乱也不是他的罪过，便可以自行放纵于山水、诗酒之间。唉，这是多么荒谬啊！我认为白乐天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否则就是教导世上那些怠慢职守的人，都可以用‘不是自己的职务’来推卸责任。有人说：姑且等待真正负责此职的人；否则便说：害怕侵犯别人的职权。于是安享美食、安坐不动，看着郡政是否治理好，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可以吗？侯大夫敏于处理政务，勇于实行义举，平日里恭敬协同，凡是有利于厚待百姓的事情，能够做的就去做；又恰逢太守职位空缺，所以他的政绩成就值得歌咏的，不只是诸位君子所说的那些，而这只是其中较大的方面。唉，这些也足以献给天子了。如今考核政绩公平明察，像大夫这样有治理成绩的人，一定将受到优厚的晋升。大夫的才干谋略卓越非凡，我曾陪侍大夫讨论政事，知道他可以独当一面。大夫要努力，不要只以辅佐一郡的功劳便感到满足。《送节推詹君诗序》方圆数百里设置为一郡，辅佐太守治理政事的官员，没有比节推更重要的了。佐有贰、倅等官，而偏说节推最重要，为什么？因为节推所掌管的职务与太守的事务关系最为密切。凡是郡中的事务，哪一件不是太守的事务？军赋等类的事情既然责成太守办理，太守可以不劳累吗？至于狱讼纷纷而来，动辄文书堆满案几，太守不能推辞；但也实在不能亲自一一审讯。太守展开诉状察看其中的是非，挑出十分之三四，以及那些疑难而最终还不容易判决的案件，交给节推。节推得以考察实情，判断曲直，与太守共同审校其中是否有冤枉和偏颇，以选择恰当的判决；这样看来，节推辅佐太守的作用难道不重要吗？节推的品秩仅为七品，但方圆数百里百姓中有不能得到公平处理的，大多要由节推来平反。他的职任关系到数百里百姓的生死；没有冤屈压抑不能伸张，郡政才开始能够治理，这样辅佐太守治理政事，难道不重要吗？然而世上担任此职的人常常轻视它，说这只是一件事务，不像太守、县令那样集中承担百般责任。唉，刑法是掌管百姓生命的事务，刑罚如果不合适，就无法遏止奸邪，也不能符合人心。方圆数百里的百姓都将腹中非议、口头议论，喧嚣而不服，即使军赋方面偶有小过失，也不至于像刑狱失当这样危害治理，那么刑狱怎么可以轻视呢？认为它容易的人，是苟且从事的人。因此，放纵疏忽、没有尽到自己的心力而刻薄残忍的人，已经违背了敬慎体恤的原则；过分宽纵的人，又违背了明辨刑罚、整饬法令的本意。更严重的，甚至懦弱而受威势夺取，贪婪而受贿赂夺取，松弛罪责、废弃法令，放纵恶人、豢养奸邪，还说‘我这是敬慎体恤’，不是很荒谬吗？百姓于是大为怨恨，而政务因此荒乱，那么还要什么辅佐治理呢？乐安人詹君东鲁，在我松江任节推，精通法律，凭勤勉谨慎自我要求。我每次听他议论政事，知道他是真正明白节推职责的重要而不苟且从事的人。他曾说：‘法律是天下公有的准则，我只谨慎守持罢了，哪里敢把它据为私有？’所以他常常把不能禁绝奸邪、扶植善良视为自己的耻辱。等到全面考察他的政绩，完全如同他所说。詹君遇事精细审慎，像苏子容；劳苦而不知疲倦，像韩稚圭；忠实自守而坚定自信，正直坦荡而固守原则。他清贫自持的节操，丝毫不肯让自己受到玷污，手持三尺法令坚定不可动摇；即使权贵之家也毫不宽贷，至于馈赠请托之事，更没有人敢闯入他的门下。由于这样，奸邪日益被屏退，善良之人得以自立。唉，像詹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胜任本职而无愧于辅佐治理了。我曾考察唐宋名世之臣，许多人正是从担任这种职务开始而承担大任、建立伟大功绩的，难道詹君不会这样吗？将来如果有人手持三尺法令立于朝廷，辅佐明君，裁断重大谋议，严惩大奸大恶，那个人一定就是詹君了。如今詹君凭三年任职的政绩北上，乡里的大夫、士人作诗为他饯行，说我与詹君同年，所以应当写序，因此我不能推辞。《安耆会序》

译什么叫安耆会？就是我定庵曹先生和诸位大夫、士人在林下举行的聚会。什么叫‘安耆’？就是安享高年。先生曾写信给我这个奔走效劳的人说：‘我们这些人老了，老年人的心愿是求得安适。我有幸与几位君子遇上政治昌明的时代，辞绝人事，携带朋友、邀请同伴，结成这个聚会。一杯酒，一首诗，逍遥度过余年，这实在可以称为安适了。你认为这是谁赐予我们的呢？至于以礼相互防范，以礼相互劝戒，以中正的德行相互砥砺考察，这又是我们老年人所求的自我安适而无愧之道，所以把这个聚会命名为安耆会。我常常想到洛社的旧事，那里都有为之作序记述的人，所以虽距今数百年，仍然明白显著得如同前日之事。我不敢僭越仿效古人，然而使自己适意的事情，古今是相同的。希望你有所记述，不要让这次聚会默默无闻。’我曾读《王制》，看到先王养老的政令详尽而完备。当今圣朝效法古代治理国家，优待老人，使他们安逸；至于大夫、士人年老退休的，恤养老人的典章尤其优厚。治世的百姓，安定而愉悦；乱世的百姓，困穷而忧愁。《桑柔》这首诗作成时，归田的人悲伤，因为没有办法安顿自己的生活。那么诸位大夫、士人能够享受晚年甜美的乐趣，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这番话，用来感念皇上的恩德，深厚极了。不过我又听说，享有荣誉名声的人很少能够长寿，混迹于世俗牵累之中的人也没有高尚的情致。我们松江一向以贤人多而著称，先生凭高龄和厚德，始终保持同一节操。四五位大夫情怀高雅、操守高洁，志趣彼此相合。诸位君子本来都是爱好道德、乐于行善的人，如今相互结伴，使衣冠人物的伟岸、笑语的温和、从容安闲、雍容和悦，如同春风和气，在酒席之间广泛流动。见到的人都说这是太平盛世的盛事。从前韩昌黎曾忧虑人们说古今人物不能相及。这次聚会，难道我敢说今人不如古人吗？至于相继唱和、轮流吟咏，以此夸示皇上的恩德；彼此规劝、互相箴戒，以此崇尚晚年的节操，欢欣愉悦、宽厚温和，我又怎敢说古人一定完全胜过今人呢？洛社聚会之所以这样显著，是因为参加者都是贤人。即使不写序，难道会至于无人知晓吗？诸公既然以道义倡导这次聚会，本来就足以寄托于不朽，又何必等待我这篇浅薄的文章？而且竟使我这篇浅薄的文章也借此流传后世，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参加聚会的共有十四人，名单见各人的诗后，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送侍御沈子公先生》《春秋》的大义，是以天下为公的；对于褒贬、取舍之间，分辨得十分审慎。因此，不懂《春秋》的人，不可以据此评判人物的是非。是非根本出于人心，又符合天下公理，通行于万世。《春秋》所论的，正是天下是非的大原则。从前孔子说：‘我对于人，赞毁谁呢？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圣人尚且没有不经考验的赞誉，难道会有不经考验的毁谤吗？《春秋》的原则，有时根据事情来追究内心，有时根据内心来评论事情。褒扬并不容易，褒扬一定要恰当地符合他的善行；贬斥也不容易，贬斥一定要恰当地符合他的恶行。所以正因为没有轻易褒扬，褒扬一句，天下万世都会相信他的善；正因为没有轻易贬斥，贬斥一句，天下万世都会相信他的恶。至于把耳目寄托于他人的传闻，暗中揣度疑似之处，没有明确确凿的是非判断，却苟且进行甄别，那就严重违背《春秋》的原则了。因此说：‘不懂《春秋》的人，不可以据此评判人物。’掌管言论纠察职责的人，也将凭借这一原则评判人物。在朝廷上判断人物的是非，而天下都在观察、听取，那么他的判断应当多么审慎呢？因此，正确地肯定正确、否定错误，叫作随声附和；对于是非本身作出正确的判断，叫作异于众人。我只是审慎地考察事实罢了。天下哪里会有没有事实根据的善恶呢？取得事实根据后再作出是非判断，人们就会帖然服从、低头沉默。若让人的言论代替自己的见解，让揣度冒充真正的知识，放纵言语、任意发表意见，却说‘我只是从他的内心来判断’，那么天下谁不可以成为被评判的人呢？抓住一个路人说‘这个人是路人’，当然可以；抓住一个路人却说‘这个人贤能、那个佞邪’，天下谁还会相信呢？是非不明，人们将承受这种昏暗，即使是特立独行的人，也不能因此把忧喜当作自己的标准，这难道是彰明善行、憎恶恶行的本意吗？唉，掌管言论纠察职责的人，就是评判人物是非的人。判断正确，荣辱就随之而来；否则别人也会反过来评判他，能不谨慎吗？子公先生通晓《春秋》之学，为人简静庄重、沉默寡言，思虑周密，观察认识精细，如今担任掌管言责的官职。唉，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审慎判断是非，一定能够决定人物的荣辱，一定能够使别人的是非判断合乎正确而没有错误。《送顾鸿胪伴送夷序》

译火筛部的人远远地仰慕教化，愿意成为中国的百姓。陕西守臣把他们带到朝廷，天子命令把他们安置在广东，又命有关部门派人护送，并另选一名通事充任馆伴，这大概是沿用旧制度。于是鸿胪寺舍人、江阴人顾民怀，承受大鸿胪的选任，奉命前往。民怀的外舅、职方郎张可斋请我为民怀写赠言，我不能推辞，于是告诉他说：‘你知道这次出行的缘由，以及怎样才能不辜负这次出行吗？远方之人对于我们王化的归附，明明已不必说有无得失了。然而赐给他们财物，供给馆舍粮食，安置在善地，派人护送，难道只是想把这些作为太平盛世的美观之具吗？实在是天地覆盖无所遗漏的仁爱，只怕有一物不能得到适当安置罢了。既然对待远方之人如此，那么对于中华本土的百姓，应当怎样呢？圣人的仁爱，厚待亲近者而推及远方者；先王的政令，详于内而略于外。然而如今中原数千里，以及吴、楚、蜀、越之间，有人私自操弄锄头、木棒，连年不得安静，甚至惊动大军，像梳理头发、锄除禾苗那样反复征讨，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百姓并不是不得已才陷入动乱，国家也不是不得已才施行刑法，而是王者的恩德意旨没有宣明，仁义诚信没有显著施行，其中一定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你这次出行，经过中原和吴楚交界之地，直到闽、广，路程远达万里，沿途映入眼中、触动心情的事情很多，一定会询问并得到其中的缘由。请你替我把远方之人的事情告诉那些治理百姓、督领军队的人：‘他们尚且如此仰慕仁义，难道百姓全都顽劣不化吗？我们君主的恩德已经惠及远方之人，难道会忍心对待本来就是赤子的人吗？’过去曾下诏抚慰晓谕，慈祥恻隐的心意明白显露，然而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解除困境、改过自新，那么有关官吏奉行诏令时，果真都尽了心吗？龚遂、张纲的策略，难道只能施行于古代而不能施行于今天吗？所诛杀的都是盗贼吗？没有诛杀的人，难道能够全部诛杀吗？如果不是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话，很少有不认为迂阔的；只有你可以把这些话告诉有关官吏，也只有你可以把这些话告诉远方之人，使他们相信。宣扬皇上的德意，通达下层民情，察看风俗的善恶和政务的得失，凡是以王事出行在外的人，都有这些责任。如果果真是有见识的人，难道能被一个馆伴的职务拘束吗？至于途中经过故乡，入朝拜见高堂，以尽天性相亲的欢乐；观赏山水，或者把感触写入吟咏，以抒发一时的情趣，这也是公务之余的便利，人人都会替你羡慕。’ 不过，我心中所怀的事情另有所在，所以不在这里详细说了。你前去的时候，能够把我的心怀当作自己的心怀吗？你回来那天，又能有什么来安慰我的心怀吗？《送杨季玉入太学序》成均汇聚天下俊秀之士，其中有许多道德高尚、文章出众的人。杨子乐于结交朋友，勤勉求学，如今想前往那里完成学业，以扩大自己的见闻。我知道他一定会有所收获。古人还有人挑着灯笼、背着书箱，向南奔走吴越，向北奔走燕蓟，只为寻求朋友。何况如今不必承受远行的劳苦，就能在从容相接、并席而坐之间会集天下士人，他所得的难道还不多吗？然而我听说，器物一定要空虚，然后才能容纳；镜子一定要明亮，然后才能照见。结交朋友也有一定的道理。杨子，要努力啊！不要因为孤高而傲慢，不要因为随和而谄媚，不要自满自得，不要唯唯诺诺、把别人说的是都当作正确。我看杨子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杨子，要努力啊！至于登高览胜，凭吊往事而激发壮志，在修业之余，也可以慨然作赋。《寿鸿胪丞张东园先生序》东园居士辞官归家，已经将近四年，更加整治旧居，堆叠石头筑成山，引水成为池，修葺茅屋作为厅堂，每天和老朋友在其中上下往来、谈笑放纵，饮醇酒、烹鲜鱼，醒了又醉，醉了又歌，平和愉悦、恬淡安宁，没有怨恨、忧虑和急迫的苦恼。有人对客人说：‘快乐啊！’有客人进言说：‘您过去参与督府事务，以才干敏捷闻名，正当天天接近被重用的时候，您却归来了。稍微等一等，前途一定不止如此；您将来恐怕会后悔，而总是自己说快乐，这难道是真心话吗？’居士凄然说道：‘客人也知道世间的事情哪里有做不尽的吗？大官高职，固然荣耀，然而难道能够长久存在吗？况且我听曾子说：“不以显贵的职位为安，不留恋丰厚的俸禄。”我凭借先人的遗德，得到一命之职尚且害怕不能胜任，又还有什么可希望的呢？况且客人也知道我为什么快乐吗？’我对客人说：世上谁不知道退处？退下来便受到众人的讥笑，与群体的愤怒和不理解没有区别罢了。我过去归来，实在是因为两次上疏，并不是由于被排挤贬斥；向上承蒙皇帝越级提升，从府幕僚直到今天，官衔低于贤大夫、士人，而他们还加以奖许、假以恩宠，这些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归休之后享受林下的适意，贵在身体强健的时候；等到年老而且生病，还有什么适意可言？我如今幸好还没有太老，又没有什么疾病，如果能够和客人一起在山顶水边游玩，痛饮高歌，放声大笑，这又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正打算把世俗事务交给我的儿子：种植佳美的蔬菜和水果，储备鲜美肥壮的食物，多种些作物来酿酒，每天同诸位君子在东园的东面悠闲游乐，以享受其中的乐趣，忘却自己的衰老罢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正德丙子年，居士六十一岁，九月七日是他的初度生日，于是又置办酒席会见宾客。宾客观赏菊花，举杯向居士敬酒，并且唱道：“繁茂的菊花啊，是太阳的精华；舒展的绿叶啊，灿烂的金色花朵；坚守晚年的节操啊，散发出寒天的芳香；如同幽居之人啊，怀抱孤高的贞节。我的胸怀多么悠远啊，哪里有尽头？仰望千古啊，只有陶渊明。繁茂的菊花啊，和甘美的谷物相同；和顺之气聚集于此啊，灵妙的汁液在暗中流通。我爱这种芳香啊，它有益于延年益寿；再举杯啊，再以‘■〈奭斗〉’；舒展长啸啊，海阔天空。祝愿您的寿命啊，怎样才能相比？愿它和南山一样高峻。”于是居士欣喜地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吗！我将要和你饮酒。” 为送陆希哲赴临江任节推所作的序

译君子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以验证自己所学的道理，本来不屑于受到小小的任用。然而其中有义和命：上天赋予我而不可改变的叫作命，事情理应如此而不可停止的叫作义。君子安于天命、懂得义理，那么在出仕与退处、得意与失意之间，本来就不得不稍稍降低自己的志愿，而不会以受到小用为嫌弃。唉，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评论天下的士人。我的朋友陆希哲，年轻时乡试考取高等，主考官刻印他的文章向天下传播；他的奋发进取、意气风发，仿佛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然而他七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叹息说：‘我的立志并不比别人差，我在学问上用力，从来不敢落后于人，却一直这样不得志，这是命。命运悬于上天，我难道敢同上天争吗？’况且士人求学，是想为世所用；我没有赶上年富力强的时期来勉力表现自己。最终年岁渐长、进取之意受挫，即使想努力，也困难了。这就是过分厚待自己而辜负了圣明时代。君臣之间的义理，我又哪里敢忽视呢？况且关键只在于自己如何处置自己。这些小事，实在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于是他到铨曹参加选授，铨曹认为他的才干，授予他临江节推。临江大概是事务繁剧的郡。陆君高兴地说：‘这也足以施展政务了。’ 他领取檄文后，顺道回来看我。我赶忙去见他，听到他的议论，只见他泰然自若，没有什么不满足，又警惕得仿佛有所畏惧。唉，像陆君这样的人，确实可以说是安于天命、懂得义理的君子了。若能充实天命和义理，达到同类道理的极致，那么他的善行哪里能够估量？他将来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有很值得记述的地方，而不只是苟且追求利禄罢了。这本来可以从他的志向和言论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相信必然如此，所以我乐于宣说这些，作为对不了解陆君的人告诫。节推的职务主管明断刑罚，施行于百姓，距离百姓非常近，而承担的责任很不容易。一定要能够审慎，才可以断狱；能够谨慎，才可以使奸邪远离。只有公正，才足以使人服从；只有宽恕，才足以取得众人的拥护。因此，应当忧虑的是自己不能审慎，而不是忧虑实情和伪情难以辨知；应当忧虑的是自己不能谨慎，而不是忧虑奸邪小人伺机窥伺；应当忧虑的是自己不公正，而不是忧虑顽固之人不服从；应当忧虑的是自己不宽恕，而不是忧虑民心不拥戴。这是所有从政者都应当实行的道理，尤其是节推更应当懂得。我也一并把这些告诉你。《送吴舜弼序》吴子在铨曹候选，已经获得金华节推一职。我听到后高兴地说：‘好啊，吴子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官职。’有人说：‘节推的职务也很艰难。合数百里甚至千里成为一郡，狱讼案件纷纷交错而来，其中的情节又多有巧妙隐藏、诡诈隐匿，不是观察力强、有智谋技巧的人，谁能胜任呢？’我说：‘吴子虽然是贤能的文学之士，但对于前面所说的能力，恐怕未必具备。’我说：‘他的为人诚实而且恭敬。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彼此感通更可贵，也没有什么比相互欺骗更有害。百姓的伪诈越来越厉害，狱讼中隐藏、隐匿、转变而无法穷尽追究，正是因为欺诈占了上风。天下用欺诈来应付我，我又用欺诈回应，以私人的小聪明钩取、摘发隐伏之事，偶尔侥幸猜中，便以为私智小明果然足以辨明事务。于是更加致力于此，下层的人也责怪自己的计谋不够高明，越发想着用欺诈来掩饰自己，上下每天都趋向欺诈，最终要面对全郡千万人共同形成的欺诈，而我的方法就穷尽了。只有诚实，才能贯通天下的事理，才能照见天下的实情。诚实立足于平日的积累，于是明察和宁静便产生了。明察就不会昏昧，宁静就不会受到扰乱；这样便可以安坐而照察各种虚伪，而且在感化之下，自然有不忍心欺骗我的人，喧嚣的诉讼可以停止，百姓的德行可以端正，诚实的作用太大了。’ 我又听说，天下善于只凭自己的人，见识狭窄；能够从别人那里取长补短的人，所得就丰厚。一个郡有太守、佐贰、倅、节推，他们都可以作为学习取法的对象。我听说金华太守欧阳大夫，是一位淳厚笃实、慈爱明达的君子长者。你的资质与他相似，这次前往，我知道你一定会与他相合。况且你确实恭敬，恭敬就能够谦下待人；欧阳大夫和几位君子本来都长期从政，明于治理百姓。吴子将在他们那里观察取法，有疑惑便质问，那么他们启发、教导、训诫他，一定不会吝惜帮助他弥补不足、疏通闭塞，刑罚失当的事情就会很少了。诚实便能使心地平正，恭敬便能多听到善言；心地平正，百姓就会日益归附；听到的善言多，智慧就会更加明达。遵循这个道理，即使审理天下的诉讼也可以，又何况治理一个郡呢？即使你没有所谓明察机变的能力，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说话的人认为我的话迂阔，笑着离去了。不久吴子将要出行，我于是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给他看。吴子说：‘那人的话固然没有道理，你所说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不过我已经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了，请让我实行你所说的诚实与恭敬，努力等待它的成效，以证明你的话并不迂阔。’ 《送邦伯喻惕庵奏绩之京序》内江人喻公任我松江太守三年，如今将北上进献政绩。郡学博士彭君炼命他的弟子员蒋生相、唐生莹来见我，请求说：‘我家公到任松江时，他的宏大才干、伟大见识，以及所施行设置的一切，本来不是浅薄平庸的人能够完全陈述的。至于他特别重视学校、把振兴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们这些人从公的恩德中得到的太多了。希望求执事者您说一句话，来显明我们内心的感激。自从先王长期任用官员的制度废弃以来，凡是做郡守或县令的人，都把自己的官职看得像旅舍一样，随意来，随意去，对于自己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百姓生活的安乐忧患，漠然不加关心；岂止是这样，有些人还因而谋求满足自己的私欲。唉，这样怎么能让百姓得到至善治理的恩泽呢？过去喻公到任时，正好松江百姓凋敝困苦得厉害，公极力抚恤安慰，又向朝廷上疏提出六件便利百姓的事项。我本来就知道他勤劳爱民之心非常深厚。等到我休假归来，考察他治理政事的方法，凡是职务上应当做的、权限内能够做的，他一定竭力去做，不因艰难重大而阻止。所谓特别重视学校，本来只是他众多善政中的一件罢了。以喻公这样尽心于百姓，当然不是为了暂时敷衍补救；我们的百姓安享公的德政，因而拥戴公，大概也将终身不变。’ 此次北行，我们本来早晚都忧惧不安，只盼望您赶快回来。然而国家崇尚报答功臣的典章，并不专为一郡考虑，那么喻公莫非将被留在朝中吗？从前汉宣帝说：‘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下面的人就不能安于本业；任职长久，百姓就会服从教化。’汉宣帝于是懂得治理的根本了。所以汉代任用官员最为长久，其中有治理成效的，常常用诏书加以褒奖，赐金、增加俸秩，最后甚至有入朝为相的。后世评论善于任用人才的人，因此都称道西汉。假如因喻公的贤能而明白昭示、显著升迁，再一次屈尊留任，等待他的政绩大成，那么难道只是我松江百姓的幸运吗？我处在闲散之地而且因病归来，无法参与考核政绩的议论，因彭君请求而冒昧写下这些。像喻公这样的才干，本来就应当为天下所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必等待我这个小人物的阿谀。’

译《金门奏最诗叙》太守喻先生北上进献政绩，我已经写过关于长期任用的道理，祝愿他赶快回来。诸位卿大夫又汇集赠言若干篇，嘱托我说：‘你来作一篇记述，本是赠言应有之事。但一定要诸位大夫对喻公没有私心，喻公也不因私情接受诸位大夫的赞誉，这样才可以。’诸位大夫说：‘只有你能够理解这些。’诸位大夫都是乡里的才德之士，能写序记的人哪一个不是能手，却偏偏把这件事交给我。诸位大夫说：‘你就是史家。’唉，古代作史的人，一定为奉行善政的官吏立传。循吏之所以应当立传，难道不是因为难得吗？西京二百多年，可以立传的仅有六人，范晔所记的数量是他们的两倍；然而考求实际，已经不如西京时了，这就确实说明循吏难得。我们松江虽是偏僻小邑，却不缺少贤者；然而在此任职的人中，想找一个可以比拟古代循吏的，也很少。因此，有的人失于放纵，有的人失于过度明察，有的人失于疏略，有的人失于刻薄，有的人失于繁琐，有的人失于偏激。这本来都是贤者的过失，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如此看来，循吏难做，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喻公是伟岸的长者，又才干优长、见识敏锐，所以他治理政事，诚信而不拘泥，宽厚而不苛察，简明而不疏略，守法而不刻薄，周详而不繁琐，清正而不偏激。唉，像喻公这样的人，难道不能成为古代的循吏吗？作史的人难道不会把他列入取录之中吗？我不是史才，却冒昧参与这件事，实在高兴今天还有像古代一样的循吏。对于难得的事而有幸得到，怎么能不高兴呢？况且诸位大夫不因私情赞誉喻公，喻公也不因私情接受诸位大夫的赞誉，这些都值得高兴，也值得记载。将来我若执笔于东观，跟随诸位太史之后，请允许我把这件事修订记录下来。诸位大夫说：‘好。只有你的话才是可信的。’ 《金门奏最叙》赠言如果费尽辞藻，就近于赘余；反复颂扬，就几乎成了谄媚。像这样的情况，世上有实际事例；也有相反的情况。接受赠言的人，有无法全部说尽的美德；作赠言的人，没有超过事实的赞誉。既然有无法全部说尽的美德，文辞即使多，意义也周全；既然赞誉没有超过事实，颂扬即使多，事情也有核实根据。这样一来，又何必担心赘余和谄媚呢？不过这也很难。太守喻公出行，我已经写过两次赠言，乡进士诸君又来请求。唉，喻公的盛大美德，即使剃尽头发也难以说完；而我才思迟钝笨拙，又凭什么来措辞呢？然而一定要由我这个迟钝笨拙的人来说明盛大美德，言辞往往总是不能充分表达，希望这样可以称为不赘余、不谄媚而且有事实可考。从前我在京城初次认识喻公时，看见他肃穆严峻，像高山峻岳，令人有无法攀附的感觉。等到我休假归来，在庭下进见他，看见他温薰和厚，像晒着冬日的太阳；清爽而澄澈，像饮用清凉的风，使人可爱而亲近。听他说话，都是正直坦荡的议论，看天下的事情仿佛没有什么值得令他意气沮丧。至于谈论古今成败、人物好坏，就像倾倒泉源一样源源而出。考察他的政绩，便知道他的治理宽大简易、慈惠公平。虽然看不见显赫震耀的声势，但百姓受到他的德化滋养，就像奉戴父母一般。我又曾从他的外在表现推察他的内心，发现他明白通达，完全没有乖戾之态；而且怀着拳拳忧虑世事的志向，具有古人叹息流泪的风范。唉，肃然严峻，是他的节操气概；温薰和厚、清爽澄澈、使人可爱亲近，是他的德行和气度；正直坦荡的议论，是他的学问和见识；宽大简易、慈惠公平，是他的政绩和才干；明白通达，是他待人的真诚；忧虑世事的志向，是他对国家的忠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喻公。诸位所见所想，大概也没有超出这些吧？只是我正以能够跟随喻公交游为幸运，而喻公又要升迁离去了，心中实在不能没有些许介意。那么诸位长期与他周旋、沐浴于他的教诲之中，眷恋不舍而不能停止的心情，又会怎样呢？所以记录这些，作为送行的序。《杨伯玉先生任四川宪副序》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难道是徒然的吗？上天从亿万人中产生一两个贤者，赋予他们刚健浩大的气质，给他们明敏的见识，放任他们发挥通达的才能，并不是偏爱他们，而是要把天下的责任交给他们。上天本来要责成他们，贤者却推卸责任，懒怠、忽略，甚至退缩推托，又遗弃世事，把这种行为当作高尚，这就叫抛弃上天。抛弃上天的人没有义。古代君子明白知道上天生我并不是徒然，天下的责任不能一概推辞，于是直接以自身承担，并不认为这是过分。因此，他们在隐居求志时意气慷慨，在实行义理、通达大道的日子里广施作为，并不是为了利禄，正是因为上天生我，我用来侍奉上天的方法，理当如此。只是如果时代不接纳我，才会收拾行装退去；否则怎么肯自我阻隔，甘愿置身于无用之地呢？唉，必须这样，出仕和退处的义理才可以没有遗憾。我的同乡伯玉杨先生，年轻时卓越不凡，怀有大志，见识敏锐、才干通达，尤其以持守正道闻名。他先任水部官，有贵戚想扰乱法令，他一点也不宽纵，还上疏揭发，治罪其家奴数人，士人舆论都称许他。任光禄官时，多次因执法而触犯权势宦官，每天当面争辩是非，革除旧日弊病，群小都怨恨他，便借机中伤。逆瑾专擅朝政，最终以罪名将他降职外调。刘瑾败亡后，他才重新起用，历任内外官职，随处都有政绩；在泸州和西广尤其建立了许多保障功绩。去年秋天，他因进呈表章北上，浩然生出归隐之志，铨部不同意，催促派遣得更加急迫。等到他顺道回乡省亲，又想上疏抗辩，但新的任命下达了，他仍然郁郁不乐，像心中不能释然，说：‘我已经厌倦做官了，最初的志愿不能只是这样罢了。’唉，世上有些人已经老迈却还争着求进、不知道停止，与先生相比，实在应当羞愧至死。然而先生为自己打算，又未免太早了。古代那些以自身承担天下责任的君子，我暂且不远举；近代如李忠定、张忠献二公，难道不是人中豪杰吗？他们困顿流离，多次濒临九死，而报效国家的志向从未稍有衰减，听到命令就出发，所到之处一旦受到考验便竭尽力量，鞠躬尽瘁直到终身。二公难道是贪恋职位之辈吗？他们所自信的道理，是经过审慎判断的。先生平日自我期许，终究不在二公之下。何况如今正逢政治昌明的时代，渐渐将受到重用，又精力强健充沛，可以有所作为，却反而收起双手请求退隐，我私下不敢赞同先生。何况西蜀长期遭受寇乱、满目疮痍，刚刚开始恢复，正是贤者竭尽全力哺育安定它的时日。先生出发吧，努力建立功勋业绩，使朝廷没有西顾之忧，然后再慢慢商议归隐之计，也还不晚。我没有什么才能，却承蒙先生把我当作知己，认为我可以和您谈论出仕退处的道理，所以敢把出仕退处的大义陈述给先生。若有人说：‘这是劝先生沉溺于恩宠利益，并不是劝人急流勇退，是教人以诡计自欺。’那么他哪里真正了解我呢！《送浚川王先生叙》

译磨砺自己的操守，持守高峻的言论，挺拔正直、卓然不群。一旦遭遇屈抑，便颓然丧失操守，把方正雕琢成圆滑，把正直揉捏成弯曲，把白色染成黑色，献媚逢迎、圆滑周旋，畏缩不前、苟且偷安，降低内心、俯首听命，把平生的一切都抛弃掉，这是鄙陋龌龊之人的行为。磨砺自己的操守，持守高峻的言论，挺拔正直、卓然不群。一旦遭遇屈抑，便意气索然而受阻，愤懑地退去，以为一时的清名、一件事上的义气，足以掩盖自己的一生；悻悻然自命清高，只洁身自好以显示高尚，对天下的事情漠不关心，这是狭隘固执之人的行为。磨砺自己的操守，持守高峻的言论，挺拔正直、卓然不群。遭遇屈抑时，不改变、不挫败，安然顺适，乐于顺应天命；浩然正气凌驾、覆盖万物，而区区爵位的高低，丝毫不能扰动他的内心。越是使他受屈，他越发刚强；越是压抑他，他越发锐利；越是使他郁结，他越发明亮。随着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义务，即使困穷、沉沦、失意，其中耿耿不灭的真诚仍然如一，不敢辜负上天赋予我的东西，也不敢辜负我用来奉行上天的责任，这才是君子大丈夫的行为。唉，鄙陋龌龊之人的行为，我不愿去做；天下士人所仰望的狷介之士的行为，我还能够见到；至于所谓君子大丈夫，我正在寻求，想要和他一起浸润于道德的归宿，考察探究天人之间的道理，以穷尽圣贤用心行事的原则，可是还没有找到。仪封浚川王先生子衡，年轻时就考中甲科，入中秘读书，授任给事中，风采声望隐隐震动天下；后来因得罪刘瑾而获罪，被降职。刘瑾败亡后，他升任侍御，又与当权者意见不合，再次被降职。从他登上仕籍算起已有十七年，却屡次被起用又屡次受挫，这是他的仕途何等艰难啊！可是先生处之泰然，所以他两次任台谏官，都以正直闻名；两次任州县官，也都以清廉善治著称。他操守坚定，不因处境平险而改变；他的气度宏大，也不因艰难忧患而受阻。唉！所谓君子、大丈夫，大概就是先生这样的人吧，不是吗？今年夏天，先生从宁国府尹任上来到这里，任我松的别驾，我才得以拜见先生。先生德行容貌伟岸，议论宏远，使人鄙陋吝啬的心思自然消退，我私下里暗自庆幸。先生也没有鄙视我。过了两个月，有命令提升先生为佥宪，负责视察蜀中学校。我正为他的离去深感惋惜，想写几句话为他送别，先生也说：“你一定要有所教益于我。”我惭愧地不知道怎样才能相称。唉！先生曾经拉着我的手，几次叹息，说知己实在难得；像我这样浅薄的人，哪里敢自附于知己之列？然而我也不愿把自己排除在外，所以恭敬地陈述先生出仕和退处的经历，其余的话便不敢再冒昧了。至于贯通始终、包举本末，承担重任而道路遥远，一刻也不懈怠，这正是仁德能够达到极致的原因。消长盈虚的规律、屈伸进退的道理以及天下事物的变化，实在微妙啊！浑然与玄理相同，不拘泥于旧例，不停滞于表迹，随着世事推移却不失其正道；圣贤用心行事的道理，也可以由此窥见一二。我不才，斗胆把这些话一并献给先生，不知您以为如何？《文简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简集》卷二十八 （明）孙承恩撰 ○序 《采苹舟诗》叙 事情不合于道，名称不考察古制，君子会有所述作吗？不会。事情合于道了，名称也考察过古制了，但说出来却不文雅，义理也不能彰明，君子会有所述作吗？仍然不会。君子乐于成人之美，但与人交往、帮助别人时又一定谨慎。如果说不加辨别、不作选择，只求群聚附从，以致留下让人讥笑为没有实质的名声，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太守崇仁吴公把一条船送给我，这位就是定翁曹先生；吴公还倡议作《采苹》诗咏。先生心中有所感受，于是用“采苹”给船命名。按《诗经》所说，采苹是为了完备祭祀之事，不是用来游春钓月，而是用来供给祭祀。两位先生的用意深远啊！于是本地的缙绅士人相继唱和，曹先生汇集成一卷，交给承恩，让我作序。我私下听说：礼，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礼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自从祭祀之礼废弛以后，人们才开始背弃根本、忘记亲人。地方长官负有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责任，所以应当施行教化，以振兴民众的品行。所谓教化，并不在于严厉制定法式，也常常只是向人显示自己的意向而已；但如果没有志同道合、年高德厚、为乡里所敬重的人，在下面劝导辅助，便会倡导而无人应和，推行而无人响应，道路也就孤单了。古代的君子，在仕进时不能充分施展所学来使世道变好，退居后便思考怎样辅助地方长官的政务，以教化引导乡人。《礼记》说：“修治宗庙，敬慎祭祀，是教导百姓行孝。”那么亲自实行、率先垂范，成为乡人效法的对象，本来就是君子的分内之事啊！定翁先生以清正的节操和高雅的操守超出一世，确实足以作为我们众人的表率，来劝导和辅助地方政务。吴公不对先生寄予这样的希望，又能对谁寄望呢？这难道不是先生的职责吗？没有吴公，就无法认识礼的重要；没有先生，就无法成就吴公的美意。吴公和先生，真是两位贤者啊！唉！船本来没有名称，是从好事者开始给它命名的。那些竞相追求奢侈华丽的装饰，以夸张荒诞之物来荡乱心志、消遣光阴，不过是供我们嘲笑戏弄的材料。“采苹”的意义符合古道，何况又用这些诗作来彰显它，声调铿锵，文采明朗，使读到的人油然而生孝亲之心，并且将因此完全恢复先王的礼制，以挽回上古盛世的风气。松地的文献实在值得保存，那么承恩即使想不作述，也怎么能够不作述呢？送给事倪君任职任丘序

译从前我在朝廷时，听说咸宁倪君公在谏垣任职，声誉很美。后来我获准告老还乡，不久，您出任嘉善县丞。给事是清要之职，县丞职位低下而且事务繁杂，您又性情高傲不屈、素来意气自负。我想您一定不会没有一点不快。嘉善与松相邻，所以我很容易打听到您的政绩，才知道您正更加奋发自励，勤于治理；至于厚植风俗、端正人心、崇尚贤才、兴办学校、爱护百姓、施惠万物等政绩，更是数说不尽。至于筹划办理事务，您一定要作宏大长远的打算，不同于时俗那种只拘泥于眼前得失的做法。您刚强明敏、清正严肃，各项政务都处理得严整，豪强奸邪之徒不敢喘息，善良百姓则依靠您而不感到恐惧。嘉善只是一县，却隐然像一个大邦。人遇到事情，总要心中乐意才会尽心而不苟且；否则便厌弃逃避还来不及，谁能靠着郁闷无聊的心情自我振作呢？您在县丞任上不苟且，如果不是因为乐于此事，那么您把是非、毁誉、得失看成什么样呢？我由此知道您的贤能无人可及，同时私下里也惭愧自己误解了您。今年夏天，您因部使者推荐，被提升为任丘令，即将整治行装上路。我们松地的司训沈君子敬，让弟子员蒋岳转达乡中士大夫的意思，来请我写几句话赠给您。您从这里大概就要步步升迁了。古代任用宰相，先让他办理民政，凡是上天立君、君主任命官员，本来都是为了百姓；如果不亲自接触百姓，就无法全面了解他们。县令本来就是亲近百姓的官，古人遗憾自己不能做县令，并不是假话。您从前在谏垣，虽然贤能而有才干，但对于百姓的疾苦未必能一一了解。县丞职位的屈居，大概正是我君主和宰相用人的深意吧？如今您对于民间疾苦，可以说已经完全了解了。我曾看过您所修的《嘉善志》，凡是有利于百姓或危害百姓的事情，没有不探究其原因，并详细加以处置的。县丞辅助县令，虽然没有什么不应过问的，但仍不如县令能够自行专断。从今以后，您就更加竭尽自己想做的事情，来施惠于任丘百姓吧；由一县推及天下，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将来您更加受到宠信而升迁，地位高了，施惠也更容易流布，天下百姓难道不会承受您的恩泽吗？您出发吧，努力啊！我不才，希望能执笔把您的姓名写在名臣之后，而不只是把您看作一名循吏而已。《疏凿功成诗》序 吴地是水乡，水流汇聚而土地低洼，久逢雨水便泛滥无所归宿，严重时荡成巨大的水面，一年便会大歉收。适时疏浚水道、蓄水排水，是当今政务中最重大、最紧急而不能拖延的事情。因此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有专门人员负责此事，但这件事也很难办。工程大了就会损伤财力，动员的人多了就会招致怨言；有人害怕这些，便苟且敷衍来塞责，那就又会白白耗费岁月，最终没有任何益处，说它难办确实如此。解州曲君伯玉以进士身份从部曹任上出任松地副职，实际上专门负责此事。他考察探求其中的原因，叹息说：“天下的事情哪里有最终不能办成的，只在于人罢了。”正德戊寅年春天，他赶紧向郡伯崇仁吴公请示，着手办理此事。议论既已取得一致，便大规模召集役夫，亲自督促劝勉他们。十名役夫筑成一圩，十圩合成一塘，每一组都有负责人划定地界治理，并标明姓名以作记号。鸣金钲来统一号令：钲声一响，万人依次插入工具；钲声再响，万人一齐动工，波浪相接、云气相连，却整整齐齐没有人敢喧哗。又时时派健卒骑马奔驰，在众人中号令说：“不要懈怠用力，不要轻视工程，要看你们的勤惰来赏罚。”十天工程便完工了。像横泖、淞塘、青龙这一类地方，号称淤塞已久、长期无人治理，到这时也都整治完毕。堤防一定要筑得高而厚，疏浚一定要挖得深而宽，至于支流小港，也都挖淤泥、凿通堵塞，使小处输水而大处受水，为什么这样迅速啊！大概曲君既有明敏的见识，又能在行动上坚定果断；既有通达的才干，又勤于办事，安排处置有方法，所以不损伤财力；劝导协助有办法，所以百姓不怨恨；深挖大治，所以功效比从前多到如此。天下的事情，确实不在于人吗？唉！工程开始时，大家看见他的志向锐利而宏阔，本来都纷纷议论。等到他的办法完善而整齐，便安然服从；工程进展迅速而收效更多，便释然高兴地说：“在这以前从没有这样做过。主持事务的人贵在果断，所谓可以和懂得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吴公作诗赞美他，乡中的士大夫都作诗唱和。曲君特意汇集成一卷，请我作序。从前古人谈论治理时，说六府三事已经安排有序，又说时间久了容易懈怠松弛，所以还要再加以告诫、督察，并且一定说要用歌谣来劝勉：“使它不要败坏。”实在因为与其强行维持而使它坚固，不如顺应道理而保持治理的成果，制度本来就应当这样。今天这些诗作，与古人相比虽然有高下不同，或许却能流传不止；主管此事的人能够考察观看这些诗，而我们的百姓也常常私下吟咏，在此时体会古人保持治理成果的心意，或许也差不多了。这就是这些诗的重大意义所在，也是我应当记述的内容。因此写下来，置于诗卷的卷首。为郡伯吴黄洲祝寿叙

译四月二十四日，是黄洲先生的生日。各位乡中士大夫商量如何为先生祝寿，于是来拜访我。写文章本来容易，但为普通人祝寿容易，为贤士君子祝寿却困难。因为他们见识不同、志趣高远，文字必须与其为人相称，普通的谀辞和陈腐说法，一点也用不上。从前李委作《鹤南飞》曲为坡翁祝寿，谱成笛曲吹奏，声音缥缈直入云汉，于是成为后世的美谈。先生正是坡翁一类的人。这样为先生祝寿，才算相称。但李委的辞作没有流传，诸位大夫有谁见过吗？如果没有，也还有一种办法。先生治理松地将近两年，厚重的恩泽、深切的仁爱遍及两个县，以至于以道义相交的士人都饮受他的德泽，尤其深厚。古代《诗经》三百篇，多出自里巷田野之人，圣人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经典。如今方圆千余里之内，山野中的儿童和老人，欣逢这个日子，欣喜地相互告诉，举手加额说：“愿我公活到千百岁！”祝寿的歌和谣，想来它们的话都真切而值得采录。各位大夫又都善于作文，必定能够写出超脱世俗的情趣。把各位大夫的作品和乡野百姓的话汇合起来，就可以为先生祝寿了。我又有什么惭愧而不敢说呢？难道一定要拘拘然追求古人的形式吗？我将把这些采集编纂起来，和各位大夫带着酒登上先生的厅堂，唱歌助酒，再三致以祝愿，这本来就是区区乡人的情义。不过，先生如今才四十六岁，他绵延长远的寿命和前程，浩大得像刚刚奔流而来的河川，根本不必等待我来祝说。我们却想在先生身边效仿仆仆奔忙的劳苦，未免太早了。看先生早晚勤于为民，虽有旷达的胸怀和高雅的兴致，也不因政务而废弃；但不应琐琐屑屑地用这种事情来烦扰先生。我料想先生从今以后地位和寿命都会日益增长，天下自然会有人为先生祝寿。等到功成身退，从容闲适，福禄安宁，我也将厌倦仕途，归老林下，每年和各位大夫乘一叶扁舟渡过大江，随先生来到黄洲之上，拿出将来的各种作品，选择那些可以谱入笛曲、如《南飞曲》一样的，吹奏出来。一曲一杯酒，既醉又舞，倒掉帽子，脱落佩饰，放开胸怀而自得，不受任何拘束。洗濯于清水，玩赏明月，遗世独立，飘然如同在阆风山的高处，把千古以来的世俗气息一扫而空，岂不是痛快吗？各位大夫会答应我吗？《陆壑生春诗》叙 《陆壑生春诗》，是我们松地乡中的进士诸君子为歌颂、祈祝本郡郡侯吴公而作的。吴公勤劳地辅助百姓，认为松地多次遭受水患，近来大力进行疏浚，已经取得了成效。诸君子认为应当有声诗来传播他的美德，又恰逢吴公生日，便借物联类，一同表达祝愿他长寿的心意。六义的旨意，深远而微妙。解说《诗经》的人吟咏叹息，反复辨析细微之处，以选择恰当的意义，不敢轻易改变。诸君子陈述义理很丰富，创立的篇名也很美，但或许不会混淆六义的旨意吧？我曾间或请求读这些诗，便看见它们条理分明，层次清楚，意义彰显，可以说是善于言诗了。于是诸君子又想请我为这些作品作序，既然无法推辞，我便推究他们的意思说：春天，是上天用来生成万物的时令，也是人获得春意作为心性的根本，不能有片刻间断。如果片刻间断，邪恶和灾害便会乘隙侵入。因此春意扩展而覆盖万物时，温暖蒸腾、酝酿化育，滋润的液气渗流，所有幽暗、邪恶和灾害，全都在祥和的风与美善的气息中消散荡涤。它收敛而聚集到人的身上时，则充实贯通、浑融和顺，面色光润，背部也充盈，元气深沉和穆，洋溢而凝聚。春意覆盖万物，是仁德的显现；春意聚集于人身，是长寿的根源。这就是人心能够与天地造化相通的原因，难道哪一样不是我们自己招致的吗？刺史的职责是抚育民生，使方圆千余里都成为我的春意普遍浸润之地。至于百姓含受淳厚之气、咀嚼和顺之德，充积盈溢于身，这就是人与我合为一体，一气流行，而灾害邪气没有机会侵入。百姓沐浴于我的仁德之中，而我的眉寿长久、不易衰老，也本来就是自然的结果。诸君子颂扬祈祝的用意，难道不正是出于此吗？我不才，曾学习听闻儒学先贤的遗说，于是得到这样的春之说法；还不敢断定吴公能够做到，但推求其中的道理本来如此，所以斗胆写下来，为诸君子的作品作序。赠郡伯吴黄洲辞政叙 黄洲吴先生守任松地四年，近来因为受到“不韪”的名声，将要交出政务离去。承恩与吴子有道义上的交情，正惊讶他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吴子向来以志节自负，必定不会做龌龊昏暗、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既然知道吴子没有这些问题，而如今所谓的公论大多只看铨司的评判，那么吴子又凭什么自我辩解呢？吴子性情刚直，自信而不肯低声下气地屈从他人，他获罪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这样看来，我们固然不必替吴子感到歉疚，却终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意愿而废弃当时的舆论。然而追究事实，最终又没有明显的实据。我私下里越发替吴子惋惜，却没有人替他彻底洗雪。郡邑学校的诸位士子奉他们老师之命前来请求说：“希望您说一句话，来表明吴夫子内心的光明。”承恩于是叹息说：“唉！吴子难道不能由此自我解释吗？评论一个人不能凭一种说法就定论。况且吴子又何必耿耿于怀呢？是非善恶的辨析，纷乱纠缠，已经很久了。爱憎遮蔽了人的见识，于是毁誉产生；由此善恶是非相互争持，各自对立。君子的自处之道，是既不因赞誉而显露得意，也不因毁谤而忧戚，只求内心无愧。内心，是我们自己真正知道的；外在行迹有时却不能完全相合。反省自己的内心而无愧，就可以明白地面对天地、幽冥和鬼神；即使一时在这里受到屈抑，最终也会在那里得到伸张；即使暂时受到轻蔑，最终也会在长久岁月中得到洗白。这是君子所凭借而无所畏惧的，此外又何必顾虑呢？那么吴子也只需在这方面求得无愧罢了。吴子的为人、行事是否有些过失，诸位士子不替吴子隐讳；至于他内心所存的志意，他们确实深深了解。诸位士子难道会偏袒吴子吗？学校本来也是公论所在。吴子守住这一点，也可以自我安慰了，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只专任自己的意见，往往会招致祸害；镆铘虽然是锋利的兵器，使用时不谨慎就会缺损折断。吴子因为这方面而获过，大概是因为他聪明，能够考虑细微之处；又能谦逊退让，远离祸害；反复往来而不预料到后果，直到自己受到损伤，这就是吴子的过失，也不过如此，君子不会把它视为大过。吴子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吴子要走了。吴子素来是有志于道德的士人，把利禄看得确实很轻。过去曾想摆脱尘俗的牵累，借黄洲的胜景退居修养，讲求圣贤治心的学问，再以余力驰骋于古代作者的事业。这次离行将要实现愿望了。吴子难道不是已经很快乐了吗？最终还不能没有一点介意，只是因为吴子的自信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而诸位以公论来为他张扬声势，更加增强了吴子的气概。他请我代为致谢说：“这件耿耿于怀的事情，如今也可以释然了。” 《怡菊诗》序

译嘉定童君逊之凭借风鉴之术与各位士大夫交往，已经很久了；他评论人的吉凶祸福，多有应验。近来他特意乘一叶扁舟到九峰山下拜访我，对我过分称许。我正养病而自我废弃，听到这些话很惭愧。后来他拿出所收藏的《怡菊卷》，请我作序。我于是开玩笑地问他说：“你之所以以菊为怡，必定有可以取法之处。菊花是幽静贞洁、隐逸自守的花。我听说你的为人，冲和沉默、恬静淡泊，又掌握品藻鉴识的术数；那么对于菊花，你是不是也要选择之后才亲近呢？但我听说你种菊，精妙地掌握了移栽嫁接的方法，甚至有一株同时具备五种颜色。菊花本来幽静贞洁、隐逸自守，你却想让它变得炫耀夺目、奇丽多姿，以此取悦世人，这不是菊花的本性。术士大多用富贵的好听话迷惑人，使高人介士也可能被利禄打动；如果是这样，你所说的话就错了。你既然因为菊花幽静贞洁、隐逸自守而取重于它，却又想让它变化得炫耀夺目来表现自己，那么那些关于富贵利达的话，难道就是你用来对人说的、借此游戏世故的吗？不过，菊花固然有它的本性，那种所谓傲然经受风霜的本质，你终究不能改变它。那么我们这些不幸被你的话说中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吗？我还要请你为我到四方访求，像希夷称许若水那样；有谁的静退操守确实像菊花一样吗？” 我又有些担忧了。事物的本性一旦形成，便是不变的，而且很容易看清；可是你尚且能够用术数改变它。士人的大节如果不能保持不变，幸而没有多少，那么士人不被你的话说出本来面目而完全丧失本真的，还能有几个？难道没有并非完全如此的人吗？只是也不容易看出来罢了。你的术数果真能像希夷那样吗？或许还应当更加审慎辨别吧！”童君笑而不答，于是按次序记录下来，归还给他。方复常字叙 浙江平湖有一位方生，天资纯粹敏捷，年轻时曾学习佛教的学说；但有空时常常取出儒家的书来阅读，后来为自己误入歧途而后悔。今年春天他来游历京师，每天接触各位缙绅先生，饱听道德仁义的美好，后悔更加深了，于是果断抛弃佛教。间或到我这里来，说自己的名是“继恩”，请我给他取字。我已经给他取字“复常”，又进一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天下有不可废弃的常道，人心有不容磨灭的天性，这些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人出生以后，天地赋予他生命，父母形成他的形体，君主抚养治理他；人之所以成为人，所得不过这三方面，否则便不能成为人，又怎么可以断绝它们呢？所以有配偶而生育，有父子而相承，有君臣而相临，这本来就是天下的常道。佛教夸说虚幻妄诞、怪异偏僻的学说，离开世俗、逃避社会，废弃婚姻配偶，毁灭伦理，断绝天地生育化育的机理，忘掉父子传续的仁爱，废弃君臣事奉与使命的义理；对于天下不可废弃的常道却加以废弃，这样一来，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就没有剩余了，怎么可以呢？然而天性存在于人身上，自有不容磨灭的部分。你曾经学习过佛教的学说，凭你的聪敏，本来不可能毫无所得；但后来内心悔恨而抛弃它，这种心情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你从今以后，名为“继恩”，字为“复常”，这是幸运啊！过去迷失而如今觉悟，可惜迷失得太久、觉悟得太晚。我看你贤能而多才多艺，诗才、书法、气概都很好，单凭这些大概就足以在世上显露自己，又哪里会被那种怪僻的教法束缚呢？古人本来有逃离墨家而归依儒家，最终因名位而显达闻名的；出仕或退处、困厄或通达，都是命运，命运悬于上天，我不敢替你预定。你既然已经得到做人之道，仍应当修养自身，成为善士，以求不愧对这一生。我又何必替你谋划其他事情呢？于是记录下来，作为方复常字的序。赠张吉甫诗序 我们松地向来多名医。鹤溪张吉甫，能够凭借医术显名。吉甫有时使用峻烈的药剂救活病人，药力使人昏眩难受；他的显名正是因此而来。然而那些不赞同吉甫的同行，也常常指责议论说：“他本来只是偶然试用而侥幸奏效，有些人却因此被治坏，这一点某某人可以证明。有时即使不用药也会痊愈，所以人们对吉甫总是半信半疑。”唉！吉甫难道是偶然试治、侥幸奏效的人吗？吉甫救治的，大多是病势非常危重的人。凡是病势危重的，必定请吉甫来。当时众人束手无策，只有吉甫独自果断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用七剂药救活了将死之人，听到的人都惊叹不已，惭愧得像丢失了什么。若最终没有救活，那么决定使用或不使用，本来都是同样的死局，并不是吉甫的过错，难道可以拿这来作为吉甫的弊病吗？吉甫也只是人，不是能够掌握造物主权柄、必定使死人复生的人。况且对于最终救不活的患者，他从未不预先说明，并非傲慢地挥臂自许必定见效；他之所以还要试治，只是认为这样总胜过坐看病人死亡，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可是嫉妒他的人却借此罗织他的短处，怎么能算公论呢？那些人在只能坐视而无计可施时，无不摇手吐舌，卷起药囊赶快离去，恳切请求也不肯留下。事后却又说：“说不定还会痊愈，这不是在欺骗谁吗？” 这就像处理天下事务的人，那些人本来只是沿袭固陋的做法，直到造成大败，坐看事物衰败而推给无可奈何。于是有一个人独自奋发，设法挽救并使它重新振作；若不是才华杰出的人不能做到。最终失败，是日积月累逐渐造成的，原因由来已久。议论者如果不追究过失也就罢了，却偏偏只把责任归给这个人，甚至把他从前的功劳也说成只是侥幸，极力诋毁他以作为大戒，这岂不是任事者的不幸吗？那么我因吉甫而有所感慨的，难道只是医术一事吗？不过，我也有话要告诫吉甫。古代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事先无不讲求，究竟无不精通；等到出而施行，又一定慎重敬畏，务求周详完备、长远持久，而不作一时浅近的打算，那么对于消长盈虚之间，必定是有道理可循的。因此赵括因为轻易谈论兵法而失败，商鞅的法令不是不能造成一时的富强，却最终促使秦朝元气早衰，这些都是过去可以取来作比喻的事情。吉甫的医术确实高明，但我仍担心他稍有不慎，抱着轻易的心态来处理，最后必定会变成自以为是、忽视长远祸害而急求眼前疗效，最终应验议论者的话，也连同自己美好的声誉一起丧失。吉甫可要谨慎啊！那么那些喋喋不休者的嘴也将自行闭上了。吉甫天资明敏，喜欢读书，我曾偶尔和他谈论医术，略微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所以趁他请求之际，为各位君子的赠言作序；既大力称道他的医术，又用这些话来规劝他。送聂君文蔚赴京接受召见叙

译天下没有绝对不能做成的事情，但也有不能完全如愿的地方。没有不可为之事，是道理；不能完全如愿，是形势。古代君子具有有所作为的才干，怀抱有所作为的志向，本来想举世整顿治理。然而上面抵触、下面阻碍，左边牵制、右边限制，往往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看聂君文蔚任我华亭县令时，公正而严肃，精明而审慎，治理成绩为吴地第一。然而聂君对自己的期望很大，如果真能让他尽情施展所愿去做的事情，哪里只是达到如今的成就？大概将要再次见到古代循吏的风范了。但由于形势使许多事情不能施行，只能徒然长叹的情况也很多。登上高处远望，视野必定遥远；顺着风呼喊，声音必定传扬，这就是借助形势。您长久受到不利形势的阻遏，所以才华和志向无法充分显现。如今您奉召进入王朝，本来将要天天侍奉在天子左右，或许可以施展抱负了吧！但我又听说，责任越重，志意便越广大，怎么知道不会再有许多事情只能徒然长叹呢？我还不敢一定用此来祝贺您。不过，英明的天子在上，贤能的百官分列朝廷，正要共同谋划治理，以成就正大光明的事业；说话没有忌讳，行动没有顾虑，您无疑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您可要努力啊！您要出发时，我正因服丧而居家；想到有幸与您交情深厚，不能默然无言，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临别赠言。送石梁王先生赴江右校文序 石梁王子律将到江右校阅文章，他门下的士人纷纷来找我，请我写些话赠给王先生。我凭什么赠言给王先生呢？王先生此行，难道不是因为科举取士之事而受到重视吗？镜子因为明亮，所以能分辨美丑；墨线因为直，所以能辨别端正与歪斜。校阅文章，不能不是合适的人。如今国家凭文章取士，难道只是取文章吗？大概是借文章来寻求那种人。文章，是与作者为人相类的。我曾私下考察古今天下的文章，因而推究作者的为人。凡是瑰奇磊落、敦厚正直诚实的人，大多文章也与之相称；而那些琐碎萎靡、怪僻浮薄的文章，终究不是伟人杰士所屑于写的。评论文章的人应当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何况掌握取舍和荣辱权柄的人，那么在鉴别之下，怎么可以轻率呢？如果没有瑰奇磊落、敦厚正直诚实的人，又何必取士呢？所以有些人以险怪为文章体格，名声超出同辈，最终却因此被废黜；被取中的反而是苏、曾这样的人。如今考察这两个人一生最终达到的成就，确实都卓然挺立、超出众人；而他们所谓险怪的文章，最终却没有听说取得很大的成就。欧阳氏的见识真是伟大啊！王先生凭文学获得进士的名声，向来以气节自负，清正耿介而孤高峻拔。从前欧阳氏以风节被一世所重，所以他取士一定取像苏、曾这样的人；他们气味相投、志趣相合，本来就是如此。王先生出发吧！江右是大藩之地，是人才聚集的渊薮，其中难道没有像苏、曾那样瑰奇磊落、敦厚正直诚实的人吗？他们一定会在这里脱颖而出。我将拭目以待，看您得到人才；这也是江右的庆幸。王先生可要谨慎啊！至于纵览大局、远行游观，面对名山大川的浩荡盘礴，以及古代贤人烈士的流风遗迹，更能昌盛您的文思，就像司马子长游历天下那样，王先生一定会充实而有所收获。赠大行冯南江叙 君子既然从上天那里获得了不能预先确定的事，就应当尽力去做到足以配合上天的事情。天与人的参差不同，已经很久了。功名利达，是上天所命定的，难道可以预先期望并一定获得吗？对此，人应当修治人事，以求符合天命。父亲这样期望儿子，儿子这样报答父亲，先后相应，仿佛拿着契券的左券来证明本来所有的东西。这样，才是上天所厚待、人所应当相副的。因此，利达是上天给予人的；立身，是人用来报答上天的。人固然有所希望于上天，上天难道不以此来要求人吗？我的朋友冯君子仁，从幼年起，他的先父慈斋翁就期望他成为远大的器材，恳切地教导他居官和立身行事的要领。慈斋翁不担忧他将来没有职位，却只担忧他没有凭借来立足于职位之上，人人都笑他迂腐。慈斋翁去世后，子仁更加感奋自励，甚至给自己的居室命名来表明心意，想不忘父亲的教诲，一定报答父亲的话。然而他将来能否有所成就，本来悬于上天。如今子仁考中进士，进入王朝任用，慈斋翁所期望的已经实现了。既然本来不能预先确定的事情已经获得，那么子仁用来报答上天的行为，应当怎样呢？立身之道也有很多。刘、柳一类的人，只因最初不能立身，所以最终落得万事瓦解，无法列入士人之中。元稹、魏元忠曾经能够在开始时立身，却中途改变了操守，于是连同他们最初所建立的东西也一起丧失了。我听说慈斋翁的教诲，根本归结于节义。唉！节义本来就是立身的凭借，正是刘、柳、元、魏所欠缺的。子仁天性纯厚，行为廉正，气度温和，志意诚实，本来已经从慈斋翁的教诲中有所获得；如果在此基础上更加磨炼，那么用来立身以报答上天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子仁拜官三个月时，有藩封使者经过我这里，请我写赠言。我说这正是子仁开始施展才用的时候，所以既勉励他的开端，也连同他的最终结果一并说及，这也是子仁的本意。送方砺庵先生赴京叙

译嘉靖庚寅年秋七月，铨部选取天下各有治绩的官员。我们县的县令方子砺庵将辞别县中事务而赴京。于是县里的人，无论老弱还是孩子，都奔走相告说：“父母官要远去了！”大家叹息流泪，好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东西。方先生也似乎对我们百姓依依不舍，不忍离开。我听到后叹息说：“唉！方先生大概接近古代的循吏了吧？县令以亲近百姓为职责，所谓良吏，关键只在于适合百姓。如果不适合百姓，即使有显著政绩，也不能称为良吏。我曾经考察两汉的循吏，大多是宽仁和善、平易近人的人，尽心体察百姓的隐忧，而百姓也安于他们的治理。至于严厉苛察、刻薄深酷而以威势声誉显赫的人，则不在其中。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吏治越来越苟且，士人多急于在功名场合取得名声，认为严厉苛察的治理足以求得声誉，便越级求取荣显。他们对于百姓的疾苦，远远地置之不顾。因此循吏不再出现，已经很久了。华亭是东南的重要县邑，却频繁困于征税和劳役，百姓的困苦越来越严重。方先生到任后，专心使百姓休养生息、受到爱护，寻找民间疾苦所在，加以疏理革除。他亲自实行俭朴的生活，节省财力，忧虑得像害怕伤害百姓，警惕得像自身正承受疾病疼痛，忧惧得像农夫担心禾苗不能生长，惶惶然像害怕终究不能使百姓安全富足，恳切勤勉而没有懈怠。勤劳、节俭、仁厚的风气，感化了上下。大约经过四年，长期困苦的百姓才得到稍稍恢复。唉！方先生真是百姓的父母官啊！那些严厉苛察、刻薄深酷，只想树立自己的声名，却茫然不顾民政的人，本来就是方先生所鄙弃的。那么方先生这次赴京，我们百姓怎么会不爱慕并留恋他呢？不过，方先生曾经和我谈论政务，他想施惠爱护百姓，并不止于这些。方先生虽然急切地为百姓办事，但个人的势力终究有限。我想他的志向和谋划所要做的事情，难道没有被形势限制、因而无法施行的吗？古人说，天下的事情，宰相能够施行，谏官能够进言。方先生将要升任台谏官，天天侍奉在天子左右，议论百姓的安危祸福，就像古人那样为民叹息流泪吧？他进言一定会先审察我们这个县。这样，我们县所能凭借他的地方，正会一天比一天切实；而方先生安抚施惠的恩泽也会更加广泛。我们县的百姓，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而方先生依依不舍的感情，也可以稍稍释然了。再赠方砺庵序 天下怎样才能得到治理？公论清明就可以了。天下怎样会不能治理？公论昏暗就会这样。公论，是天地的元气、国家的命脉。像从前大道盛行的时代，淳厚的风俗深沉和穆，公论显明地流行于世。人们在下面抑扬评论，哪里会违背是非的事实呢？所以当时贤能与否分辨清楚，以此惩戒、以此劝勉，治理之道由此兴盛。到了衰乱的时代，人心蒙昧，谗毁嫉妒肆意流行，毁誉失去真实，颠倒混乱，公论郁结而不能伸张，昏暗而不能彰显。于是奖赏不足以劝善，惩罚不足以惩恶，危乱的阶梯很快就会形成。因此考察历代的事迹，看它公论的清明或昏暗，便可以看出它的治乱。公论不是从外面来到的，源自上天赋予人的本心，具备于人心之中。它流行于宇宙之间，万古如同一日，什么时候曾经泯灭断绝过呢？只是它所寄托的地方不同，于是有清明和昏暗的区别。因此，不在朝廷，便在台谏；不在台谏，便在缙绅；不在缙绅，便在草莽；不在当时，便在后世。谋求治理的人，只需谨慎考察它所在的地方罢了。所以朝廷公正，台谏就可以不必论说；台谏公正，缙绅就可以不必论说；缙绅公正，草莽就可以不必论说。当时公正，后世就可以不必论说了。唉！朝廷，是主持公论的地方；台谏，是以主持公论为职责的地方。公论在台谏，尚且不妨碍治理；如果落到缙绅那里，就已经只是空话而没有作用了，怎么还能让它落到草莽之间，更何况后世呢？公论一定有它所在的地方，不会永远泯灭，这正是贤人君子赖以自立的东西。然而对于国家来说，又有什么补益呢？既然负有主持公论的责任，怎么可以苟且应付而已呢？砺庵方先生将要承担这样的责任，难道不应当思考怎样谨慎对待它吗？固执自己的意见，就会受到蒙蔽；顺从爱憎，就会偏私；崇尚标新立异，就会诡异；喜欢附和，就会随波逐流；计较利害，就会受到牵制；不明白义理，就会浅陋。承担公论的责任实在困难。以上这些毛病，方先生全都没有。至于他明白事理，他平日的问学和造诣早已如此。我知道他一定能够胜任。方先生，努力吧！您要出发时，我已经述说您的为政来宽慰县人的私情，又拿这番道理来赠给您，您不会认为我冒昧吧？您一定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吧。庆贺行素湛翁荣膺寿官叙

译我的老师太宰甘泉先生有一次奉诏承受恩典，对我说：“我的大哥行素翁，年轻时读书，隐居不做官，因品行端善而闻名乡里，如今已经八十岁了。近日天子广施恩泽于天下，我兄长得到了赐冠服的荣誉，你能说几句话来为他宣扬吗？”承恩推辞说自己才疏不能胜任。先生说：“你不要推辞。”于是我便说道：“五岭以南，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山海环抱，正是所谓夷夏交汇的奥区、仙灵聚居的地方。这里土地广阔，风气淳朴丰厚，山水高峻深远。因此这里的人敦厚宽和、宽厚从容；其中不做官的君子，又能修饰自身、砥砺品行，学习崇尚礼教，用来教化乡里的子弟，安适地处在山巅水边、宽闲寂静之处，自得其天年。所以这里有很多有隐德之士，像行素翁这样的，正是所谓的这种人，不是吗？”有人说：“你凭什么知道这些？”我说：“我正是从他的号来考察他的品行。‘素’是天地纯全的德性，不加雕琢、不加文饰，无所作为而自然而然。翁所谓‘行素’，难道不是《中庸》、子思的宗旨吗？然而它所包含的意义很广。《易》履卦初九，以阳爻处在下位，遵循质朴本真的行履之道，便没有灾咎。” “质朴的行履与实行质朴，本来是一回事。推而广之，便是恬淡质朴、朴实无华、坚贞质朴、诚笃质朴、简约质朴，这些都是翁的品行。所以，保持真性、安处清静，叫作恬素；遵循德行、守持正道，叫作贞素；刮除浮华、洗涤虚伪，叫作诚素；节制礼度、谨慎守法，叫作约素。这些品德翁一定兼而有之。又听说翁收藏书籍，置办祭田，营造寿藏，作为安居养老、留给子孙的安排；修缮亭台轩室，种植竹木，在其中休息仰卧，赋诗弹琴，超然物外，仿佛遗弃了尘世的牵累。翁难道不是有隐德的君子吗？年寿受到天下人重视，已经很久了。古代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从没有遗弃老年人的。可是有年寿而没有德行，仍等于没有年寿；既有年寿又有德行，不就更加尊贵了吗？赐予冠服的荣誉，对翁来说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但先生一定要我说几句话来宣扬它，那就是要扩大皇上的德意。至于先生友爱兄长的深厚情谊，我正联想到司马温公对待兄长伯康的事，认为先生本来就是今日的温公，而翁也无愧于伯康。这是一时之间同时见到两位古人，是圣明时代的盛事，难道仅仅是岭海的光彩吗？”承恩虽然不文，难道能不说几句话来赞美他们的美德吗？于是又作诗系在后面：“在古代盛世，尊重老人、崇尚年长，虞、夏、殷、周都依照这个原则治理。后世相继兴起，也没有不遵循的。赏赐虽各有不同，没有不是皇上的恩典。啊，圣明的君主，使恩德更加隆盛深厚；既然赐予年寿，也崇尚德行的丰茂和美好。湛翁居于南海之地，容貌舒缓安详，举止从容自得。家中有田地房舍，架上有诗书。教训儿子和孙子，以乐善为乐。长寿是福，白发苍苍，额头隆起。皇上的恩泽已经广布，特赐冠服。锦衣大带，童颜乌纱。名器因此尊重，也因受赐之人而更加美好。亲戚欢聚，乡里也增添光彩。翁下拜叩首，这是皇上的赐予。说自己年老，到了期颐之年，安逸优游。翁下拜叩首，这是先人的余庆。若不是贤德，怎能承受？若不是德行，怎能得到？我作这首歌诗，来赞美这场燕饮喜庆。” 送侍御朱君考绩北上序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只求自己做到罢了，不必要求别人相同；只求竭尽自己的内心罢了，不必向外炫耀。别人可以与我不同，但我自身不可没有操守；外在的事不能徒然追逐，而此心总要无愧。唉！天下的事情各有其本体和规律，只因所崇尚的不同，有时又过分偏重某一方面，于是也可能不能全都处理得恰当，反而遗漏了重大而关键的事情。如今御史掌管国家的纲纪法度，纠察在位者的邪曲奸恶，这是他的职责。因此要得到刚强果断、清廉正直的人，具有触察奸邪、指斥佞臣的眼光，这才合乎职责。但若过分看重严厉的言辞，甚至要像鹰扬击搏那样说话，便将不加区别地一概施加于人，使人看待御史如同鬼神雷电一样不敢亲近，这难道可以吗？如果矜持暴烈、苛刻严酷的心意占了上风，道德宽厚的风气不就衰微了吗？根本强盛，法度仪范自然显著；取舍公正，奸邪自然受阻，又何必另求其他呢？《行苇》所表现的忠厚，是成周王道教化的根本；汉室太平时，公卿以谈论他人过失为可耻。虽然这不是今日总理协调各种事务的关键方法，但这种用意又怎么可以缺少呢？先儒说得好：‘立身朝廷，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本。’真是至理名言啊！” 去年丁酉年春天，我在家中，听说侍御南屏朱君以宪察之事巡历吴下各郡。他不大张声势，但风采凝重严峻；所到之处秩序整肃，有司没有不畏惧他的明察、服从他的公正、安于他的简静的。等我北上，才在路上认识了朱君，接触他的风度，听取他的议论，才知道他确实诚笃恳切、和厚平正雅洁，所谓矜持暴烈、苛刻严酷的弊病，他全都没有；但对于是非取舍，却辨别得截然分明，丝毫不回避迁就。至于他通达事务的才干、忠诚尽职的志向、清廉耿介的操守，也本来都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听说他在交游中的经历，才知道他的贤能早已著名，所到之处都有成绩可记。唉！朱君就是所谓求之于自己而不拘泥于别人是否相同，竭尽自己的内心而不向外炫耀，根本强盛、取舍公正的人吗？你的出仕从容不迫，谁能超过你的闲雅？你的根本在于忠厚，谁能违逆你的志向？你的行为恭敬谨慎，谁能遮蔽你的光彩？谋求长远事业的人，掌握大体；具有盛德的人，以末节小事为耻。朱君在这些方面都是贤者。大概我从朱君那里得到的认识就是这样。如今夏五月二十四日，朱君恰好任职满三年，将北上到铨曹考核政绩，说我不能没有赠言；我本来就乐意为朱君说几句话。于是把我冒昧评论朱君的这些话写了下来。送张君仲立擢守顺德序

译嘉靖壬辰年，我在京城，认识了太室山人张子。仲立相貌伟岸，谈论侃侃。他在我心中引起惊异，我说：“这难道是那些琐碎浅薄之辈，或许是能够履行正道的人吗？”张子当时任户部正郎，正在四川校阅文章；回来后，我得到他刻印的试录，读后见他才力充足、学问深厚，更加惊异，说：“这大概是有抱负的人吧！”我曾请张子作《园居诗》三章，寄托超远的兴致；从诗中又看出他高雅的情怀和杰出的思想，似乎不是权势利禄所能拘束的。不久，我因请假奉养亲人南归，和张子分别；随后听说张子升任仪部正郎，又因讨论藩王封爵之事与当权者意见不合，意外地被调任外补，于是更加相信张子不肯苟且附和到这种程度，而他的抱负本来确实有所寄托。丁酉年，我回到朝廷，随即奉命掌管翰林院留都事务；这时张子已经先我来到这里，任户部官，今年春天升任顺德知府。于是张子来拜访我，请我写赠言，并且说：“元孝我因迁调、贬斥之后，过分承受了擢用，任职京畿重地顺德这样的大郡，心中惴惴不安，恐怕不能胜任。况且我性情迂拙，处在仕途中的境况本已困薄，只有您能给我一些帮助。”唉，张子！我过去从你的言语、相貌以及你的文章中，对你了解了三四分；后来又因你的出仕和退处，对你了解了六七分；如今则全都明白了。凭张子的贤能，治理一个郡又有什么困难呢？有人说：“张子刚刚接受任命，虽然贤能，还没有显现他的施政；而你却说他能够胜任，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君子不敢自我轻贱，却也不敢轻忽和草率地对待事情。自我轻贱，必然自信不坚定、自守不牢固；轻忽事务，就会苟且草率，以至有因愤激而失败的危险。因此，必须有不可改变的操守、不可玷污的志向、永不自满的心。但这也很难，不是德行极盛的人，不能兼具这些品德。自负的人多半傲慢轻忽，而他们的同类又畏缩不前；谨慎畏惧的人，则又难免回避迁就，让别人有机可乘。治理一个郡，上面有承接，下边有役使，方与圆的趋向不同，酸与咸的嗜好不同，动摇妨碍自己的因素很多；若没有坚贞坚定的操守，怎么能坚持下去？即使巧言谄媚、善于做官，随时俯仰迎合，升到显贵要职，但违背抛弃平生操守，又有什么可取呢？至于使一郡百姓都把太守当作命运所系，只要一项政令发布，百姓的安危休戚便系于其上；各地风土不同，习俗崇尚各异，难道可以不审慎吗？我看张子的操守履践正直坚定，抗言议论挺拔不屈；即使意见不合，直到离职也不顾惜，这难道是计较得失、阿谀徇私的人吗？” 然而他的内心谦虚，志向谦逊，行为已经恭谨，处理事务又敬慎方正；而且他对这次出任感到惴惴不安。按这种态度做下去，用来治理国家和天下都可以，何况一个郡呢？因此不要说张子还没有显现他的政绩。近来有人说：张子过去任青州副职时，曾经纠正一次吏胥的弊端，使二百名贫民免除滥役；蝗灾发生时，他设法捕蝗，因而没有造成灾害。等到调任留都时，在他之前离任的人按惯例可以从属县取得一百多金的车马费，张子不仅分文不取，还制定法令禁止后来的人这样做。唉！张子在迁调、贬斥之后，尚且能够竭尽心力，况且当时难道没有动摇阻挠他的人吗？但他最终仍实行自己的志向，那么今天治理顺德的情形，不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吗？做副职尚且如此，做一郡之长，难道不是更能施展才干吗？把他所做的一切都考察清楚，政事还有不能办成的吗？我对张子的考察已经很明确了。所以我说：张子一定能够胜任。我已经看见顺德会得到治理了。送侍御姚君湖广清戎序 安于无事，是普通人的常态。在普通人所安于的地方，唯独能够想到忧患，这是有志之士。想到忧患而又有办法处理，非豪杰之士不能做到。普通人的见识达不到长远之处，他们对于天下的事情漠不关心，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有有志之士，亲眼看见弊病，内心才不能安宁。然而只有忧心而没有处理办法，也不过是徒然怀抱隐忧罢了。至于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随着事情追究积存的弊病并加以清除，振兴衰败、恢复废弛，建立长远策略，作为永远牢固的事业，非豪杰之士又怎能做到！如今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很多，但没有比军务更大的了。恭敬地想，我朝斟酌前代制度而创立制度，极其精密完备；但岁月久远，法令败坏，弊端滋生，以至营伍空缺，武备逐渐松弛。从前我在京城，遇到盗寇的小规模警报，朝廷议论出兵，经过十天查阅整顿才准备好；京师尚且如此，省和郡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冗员泛滥、耗费财力的忧患，前代已有听闻；而编制空缺、军备不全，则是今天应当忧虑的事情。虽然说用兵贵在精而不贵多，但必须先完备，然后才可以训练、选择，才谈得上精锐。军备不完备，怎么训练？不能选择，怎么精锐？又怎么谈得上武事呢！” 《易》告诫人不可不思虑，《书》称说要讲习军务，孔子把使军队充足列为为政的一项，谁说在太平时期就可以不讲习呢？如今制度是每年派遣御史分道负责清理军务，间或也有奏报成绩的，却不能一一都做得好。士君子谁没有体恤国家的心呢？恐怕只是豪杰之士太少、难以得到吧。嘉靖戊戌年秋天，湖广藩区缺少负责清戎的官员，泽山姚子正奉命前往。姚子早有忠诚尽职的志向，他为人英明果毅而独立不屈，明达敏捷而勤奋努力、诚实笃厚。这次出行，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吧？堵塞漏水的器皿，必须寻找漏洞；除去蔓草，必须斩断根部。军伍耗损，一定有其原因。然而弊病胶结牢固、琐碎隐蔽，变乱纷杂，有些事情势力所不能推行，法令所不能涉及，明察所不能达到，力量所不能及，这确实艰难啊！姚子却能够办成。英果能够担当事务，耿介独立便不可动摇，明敏便不会受蒙蔽，勤励便不会懈怠，笃实便不会苟且。姚子的忠贞之志，难道会只是空话吗？湖广藩区积存的弊病，大概可以一扫而空了吧？豪杰之士，若不寄望于姚子，又能寄望于谁呢？我不才，不敢把自己说成无志之人，但也不过像杞人一样忧虑罢了。幸而遇到姚子这样的豪杰之士，怎么能不为此高兴呢？” 既然高兴，难道能不把这些话告诉他吗？何况天下的事情还有很多等待姚子去承担。这次不过是初试锋芒罢了，于是作《送姚子序》。送京兆毅庵孙公致政南还序

译京兆毅庵孙公请求离职，他的同乡大司寇石塘、大司空石庵蒋公、少司寇南渠王公商量为孙公写赠言，于是来请我撰文。他们大概认为我是孙公的同年，一定能够了解孙公并替他说话，却不知道我才识浅薄，不能胜任，于是我写下这番话答复道：孙公请求离职，朝廷允许他离职，都合乎礼法，符合义理。士大夫正为此惊叹羡慕，然而有人说：礼虽说七十岁退休，但也只是概括说明出仕与退处的始终罢了。假如未到年龄而有特殊原因，也可以以此为准吗？那么到了年龄而精力未衰，天下的事情正有赖于我这个许国之臣，难道不应当暂缓片刻吗？国家之所以答应臣下请求按年退休，并不是一定要用年龄来约束他，只是看他的精力如何罢了。孙公本来精力还有余，而正在保卫治理南都，恰好宽严适中，城市得到治理；这样一来，他所系于上下众望的责任并不轻，然而突然拂袖请求离去，难道是看重自己而轻视报国吗？朝廷反而不再勉强挽留他，这不能不使人为这个圣明时代感到惋惜。我说：不是这样。孙公的离去和朝廷允许他离去，难道可以只按表面迹象来评断吗？” 这本来是彼此成全的美事。功名富贵使人沉溺，已经很久了；若不是高明有道、义理足以战胜私欲的人，很少能够自拔。所谓有言语而没有决断的人，比比皆是。这也已形成风气，却没有人察觉，清静退处的操守逐渐衰微，正是世道的忧患。唯独孙公毅然作出这样的举动，难道不贤吗？他大概是说：我姑且用此保全自己的名节，同时也使世上昏昧不醒的人警醒。假使做官的人都知道名节应当保全，出仕和退处都不违背义理，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汉代政治正盛时，两位疏姓大臣请求退休；唐朝中兴时，巨源请求离去。只有在太平之世，士人才能从容讨论出仕和退处，否则就像捆扎湿柴，不能自由行动。如今这个时代有高明有道之士，能够从容处理去留进退，难道不是圣明时代政治教化的美事吗？至于天子，难道不知道孙公精力尚可任事吗？只是因为孙公情辞恳切，体谅他的志向另有所在，便想成全他。就像是说：这本来就是想为国家敦厚清静退处的风气，以此倡导率领众人的事情，不可不成全这件美事。正如唐太宗想让李卫公成为一代人的法式，汉昭帝告诫韩福以行义教化乡里，所以没有强行挽留孙公。” 这样看来，孙公离去并不是沽名钓誉，天子答应他，也不是轻视贤者，而是彼此成全；其中的美意，怎么可以只按浅近的表面迹象来评说呢？唉！功成名就之后难以自处，晚年的操守，是君子特别看重的。孙公历任官职将近三十年，在台谏任职时，刚直的声名震动朝野；任藩臬、京兆时，政绩显著，端正严肃，隐然负有天下人的期望。孙公的建树已经伟大，这不正是功业结实、事业收束的时候吗？仕途如同大海，航海的人必定希望抵达彼岸；风涛却在意料之外发生，孙公算是到达彼岸的人吗？俗话说：‘完美的名声是造化所忌。’孙公不正是名声完美吗？这难道不是造物主特别厚待他吗？高尚的风范和雅正的操守，能够激励许多人；所以孙公的离去关系到出仕退处和世道风气，意义如此重大。难怪他的诚恳至意能上达天子的深心，天子不违背他的请求；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彼此契合的情义，比通常情形相比，所谓轻重究竟如何，其中必定有人能够辨明。” 送詹事府主簿杨君考绩序 士君子还没有遇到可以施展作为的地位，没有明显可指的功业，却可以根据他的操守来信任和了解这个人。南京詹事府主簿杨子，字性初，是故太师邃庵公的长孙。今年秋天，他将到铨曹考核九年的政绩；他的同僚王子竹里等请我作文相赠，杨子却推辞说：‘我惭愧没有政绩可以记录，心中空虚，也没有什么成就，我凭什么承受长者的赐文？’唉！杨子难道一定要等到有政绩以后，才能看出他的贤能吗？天下有些事务功业不能全都尽善尽美，但没有一种德行善行是不能培养达到的。如今所谓事功，世上那些放纵不羁、善于用智谋的人，靠诡诈逢迎、曲意苟合，也足以办成事情、取得所谓政绩，并非没有显著可述的地方；但总的按道义衡量，往往有许多乖违不合之处。君子不看重这些。至于一个人恬静自守、修养自身，独立自持，有所坚持而不肯苟且，当他闲居散处时，看不出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功业，但他的志趣纯正，践履高雅洁净，正是孟轲所说的‘有所不为’；那么将来遇到可以作为的机会而有所作为，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以不肯妄为的人而达到有所作为，那么世上那些靠诡诈苟合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乌号、繁弱，是天下的良弓；在尚未试用、尚未显露时，也还看不出它们的优良，但木材的纹理端正，工匠制作得坚固，有见识的人本来就知道它们具有射远、破的的功用。这样看来，必定要等到建立功业以后才知道一个人的贤能，也是见识浅薄了。杨子出仕已经九年，却一直任职于闲散机构。杨子即使有才智，又有什么功业可以显现呢？然而我却相信杨子的贤能。杨子过去所任的官职本来就是中翰，中翰也还算不上要职，但接近天子清明的光辉，掌管诏令文辞，侍从们把它看作清贵显要的职位。杨子过去已经任满两考，稍加等待本来应当得到美好的升迁，却唯独因为太母、太夫人患病，恳切请求而南归，更加趋向闲散清静之地。我又曾听说，他过去两次出使藩封之国，都没有违犯礼仪，也没有贪染财货，这些都是古代贤人君子的行为。等到我认识他以后，见到他的容貌、言辞和神气，觉得他温和而精粹，谨慎而恭敬，收敛自持；又像寒士穿着朴素的衣服、骑着瘦马，没有鲜明华美的装饰，也没有贵族子弟骄傲矜夸的气势，这些丝毫没有设置在他身上，不能说他没有修养。杨子的为人，或许可以算是德行美善的人吧？那么，他从前在士人舆论中被称为贤能，在官府考评中获得优异评价，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内在操守罢了。唉！邃庵公凭借功勋和德行成为一代名臣，我过去常在公闲暇时侍奉受教。公泛泛谈论天下之事，却深深感慨世家子弟不能继承先辈，这时我才知道公本来就是十分重视教诲的人。我退下后寻求公所谓的教子之方，原来公在杨子刚加冠时，就用“绳斋”给他命名，又嘱托诸位名公写文章来规劝勉励他；那么，公对他的期望难道还不深重吗？杨子能够自我检束约束自己，难道不是根本出于公的教诲吗？好啊！杨子能够努力遵循祖训，美好啊！这正是公家教有成效的证明。静止，是为了等待行动；闲暇，是为了充实日后的功用。杨子这次到铨司任职，一定会有所作为、成为有用之才。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凭功业显露于世了。《文简集》卷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文简集》卷二十九。（明）孙承恩撰。序。《寿太宰甘翁湛先生序》。

译我的老师甘泉先生从南方崛起，以道学成为学者的老师。嘉靖丙申年，先生享年七十一岁，阳月十三日是他的生日。如今海内的学士大多是先生的门人，欣喜地遇到这个日子，瞻望先生的行迹而祝愿长寿，谁不想各自尽一番微薄的心意呢？宫寀氏孙子承恩对我说：“大贤的降生不是偶然的。道源自上天，而道的明与不明取决于人。道得以彰明，只有依靠贤人。所谓贤人，难道不是上天所生、用来寄托此道的人吗？”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学术不能彰明；学术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偏执一端的学说妨害了它。唯独先生的学问，融会内外，兼顾本末，全面具备体与用，贯通上下，包罗动静，使天与人合为一体。因此有“合一”的学说。“合一”，就是会合原本不一的方面，使它们归于一；道本来没有两个，学问也没有两个。所以“合一”之说，君子认为从这里可以得到道的完整总体。至于实践纯熟、涵养完厚，则如茂叔那样光明清朗，如明道那样纯粹，如司马子那样笃实。先生对于道，卓然超绝；他的德行，也已经成就。那么，先生这一身，难道不是此道所寄托之处吗？上天既然为了道而生先生，就一定会让先生长寿，以厚重此道。如今先生年过古稀，精神明健、身体强实，仍像少壮之人一样；若不是上天暗中辅助，谁能使他如此？而我们这些人不停地奔走颂祝，难道不也近于亵渎吗？虽然如此，这本来就是我们仰慕向往的一点私心。承恩卧病在东海，没有缘由在堂下举杯祝寿，于是借先生的居处，伸长脖颈遥望，并即景寄托祝愿。请让我以钟山的云为先生祝寿：这云从岩谷中升起，充塞苍穹，跟随飞龙降雨于九州大地，烟气氤氲、蓬勃盛大，前无始，后无终；用来祝寿，没有比它更长久的了。愿我的老师的寿命像它一样。请让我以大江的潮为先生祝寿：这潮从大海中涌出，灌注百川，宣布大地的水泽以滋润万物，弥漫浩渺，前无始，后无终；用来祝寿，没有比它更长久的了。愿我的老师的寿命像它一样。请让我以石城的月为先生祝寿：这月离开海上山岭，升上重霄，揭开幽暗的夜色来照耀天下，清明的光辉、皎洁的月魄，前无始，后无终；用来祝寿，没有比它更长久的了。愿我的老师的寿命像它一样。因此，以这三种事物祝寿，此道的寄托就可以永远存在，达到极致了。《寿大司空石庵老先生序》。大司空石庵先生蒋公今年寿至七十岁，八月是他的诞生之月。此前，公以年老为由上疏请求退休，皇上认为公是旧臣和有德的老臣，正倚重任用他，便勉强挽留而不听从他的请求。于是南京的各位士绅庆幸公留任，又欣喜遇到这个生日，都奔走到门下，拜了两拜祝公长寿。冬曹的诸位君子谋划如何表达自己的诚意，便来请我写文章，我不能推辞。于是他们说：人从天地禀受元气而获得生命，又凭借从天地得到的禀赋来阅历世事、应酬事务。因此，根本深厚，枝叶就发达茂盛；精力强健，处理事务就周密；德性坚定，操守践履就笃实；精神完备，智虑就精明；胸襟安泰，气度就平和。这些都源于天而在人身上显现，是长寿的根本，不是可以勉强求得、私自窃取的。过去宋文潞公以高龄身居宰辅，我曾读苏长公称赞文潞公的话，想见他是天下奇异之人，甚至使夷狄使者改变容色，钦佩赞叹。石庵公自从初次出仕，内外历任，近四十年才登上八座之位，功勋事业光辉显赫，才华功业十分发达。留都是国家根本之地，肩负重大寄托；我看见他整顿纷繁错杂的事务，大小事情没有遗漏，综合治理十分周密；他沉静庄重、简朴诚实，任期长短始终如一，践履笃实；清除积弊，建立并阐明治理的根本，智虑精明；遵循义理、乐于行善，平易宽厚，胸襟气度平和。这些都是公从上天所得而在行事中显现的，由此就可以验证他的长寿。当时虽没有像苏子那样善于言说的人，但天下人难道不是以期望文潞公的心情来期望公吗？公出生的月份是酉月，按照“酉”的意义，是成就；天地之气在此时晶莹清肃，使万物成就。这个月又实行养老的政令，在南郊祭享寿星，以重视长寿，公正好出生在这个月份。他所得到的足以使自身坚贞牢固的条件，是德行树立、事业成就，迎来上天的福佑，福禄接连聚集，充分承受上等长寿，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又从《易》中考察此事，《观》卦的九五爻正是观八月之卦；九五居中得正，为群臣所仰望，所以说“大观在上”，爻辞又说“观我生，君子无咎”。公大概能够居中守正，以率领属下吧？至于检点自身、整饬品行，每天都像唯恐赶不上；年龄和德行一同增长，令人肃然仰望，实在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长久地为人树立可以观法的榜样，这将成为《履》卦的吉祥、《大有》卦的元亨，又有什么祸患呢？各位君子所仰望并效法的地方，不正是在这里吗？那么，今天众人的颂祝之诚意，本来就是不能停止的。请把这些话作为赠给公的贺辞。《送云南郡守周君之任序》。

译去年冬天，我调任来到留都，因为疏懒少交往，没能完全认识各位大夫士人中的贤者。今年春天，民部正郎周君升任云南太守，临行时，他的同僚茅君少塘、江君（阙）来拜访我，请我写几句话相赠。我说：“周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贤能如何？”二位君子说：“周君名满，字谦之，别号受庵，又号拘虚子。”所以这个人恭谨温厚，谦逊自持。我说：“好啊！内心虚静才能容纳他物，这是懂得安处自身的道理了。”二位君子又说：“周君喜爱贤人、仰慕义理，不只是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事情；凡是不合义理的事，他就耿耿分明，绝不参与。”所以这个人正直坦荡。我说：“好啊！严格辨别是非，便懂得如何选用人才了。”二位君子又说：“周君专心致力于求学，过去奉命出差江浦时，曾经拜谒乡贤庄定山的祠社，并表彰刊行他的著作，所以铨司称赞周君好学不倦。”我说：“好啊！以学问资助出仕，这就可以谈论治理政事了。”于是告诉他说：“云南与京师相比是远郡，圣朝广施恩泽，天下人常常担心偏远地方不能得到恩泽，所以尤其把治理云南看得重要。近来朝廷命令铨司考察天下的郡守县令，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人，另外选任官员补充。” 周君如今接受这一任命，您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吗？您本来是蜀人，蜀地与云南接壤，那里的人情风俗是否有相近之处，并且您一向熟悉？既然地理相近而且熟悉，就容易治理，这难道不是铨司用人的深意吗？云南，是古代的滇国，是西南重镇，也是会集交通的重要地区。虽然说那里风俗混杂、礼制稀少，但经过圣明朝廷一百五十多年的涵养教化，它的声名文物已经渐渐可以和中原并列，难道还像从前的滇地吗？治理那里一定要顺应当地风俗；云南的风俗，难道不又说是勤于耕作、务求实际吗？勤耕务实，就还保有敦厚根本、质朴乡野的意味。因此，与其得到淫靡狡猾之人而无法整治，哪里比得上得到敦厚质朴之人而容易治理呢？治理的方法，没有比使用礼更好的。礼产生于人心，根本在于天理，是政事的纲纪。所以说“治理国家要以礼”，又说“使君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教导训诫、端正风俗，不用礼就不能完备。周君治理滇地，不用礼怎么可以呢？因此，要制定条规来约束他们，端正伦理来示范他们，严格尊卑等级来整齐他们，以自身实践作为先导，谨慎对待社会所崇尚的事物来率领他们，这就是礼。即使是粗鲁愚钝、质朴鄙陋之人，也可以用礼来治理，就像顽硬的矿石、粗朴的木材可以按照墨线和尺子加工一样，也只在于用心施行罢了。日渐浸润、月月熏染之后，那些顽劣好讼、强悍好斗的遗风，大概可以全部革除吧？周君本来就是好学的人，关于求学的说法很多，但最要紧的没有比礼更急迫的了。荀子说：“学习达到礼就可以停止了。”那么，求学的方法和治理政事的方法，难道会有两个吗？周君此行，请把礼作为赠言，努力实行吧！如果说：“我已经知道了，不必再说这些多余的话。”那就不是周君虚心接受的高雅志趣了。《送刑部主政张君考满北上序》。武原人知松张子在留都刑部任主事三年，将要北上向铨曹呈献自己的政绩。他的同僚祖峰王子等嘱托我写话送给张子，张子也来拜访我请求说：“希望借此得到一些教诲。”我有什么可以赠给张子呢？当初，张子在己丑年考中进士，等待选官，任期将至时，便说：“当今主政者把政事交给我了。”我对治理政事的方法茫然无知，心中又害怕，于是请求担任学官，便得到饶州教授的职位离开了。张子更加竭尽力量从事学问，对于圣贤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一切道理，探究其要领，寻求其会通归宿，长久地体验、考察、探求，学问于是大大充裕，声望名闻十分显著，先后两次主持文官考试，当时舆论都推重他。后来任铨司四年，升任现在的职位。孙子说：“我曾读到子夏‘仕优则学，学优则仕’的话，私下里对此感到疑惑。应当先学习然后进入政界，先后本有次序，而子夏却这样说。他所说的‘仕’或许另有所指；但是如果已经不学习，那么从事政务也不过是苟且而已，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子路想让子羔治理政事，孔子急忙说这是不可以的。漆雕开自己说还没有信心，孔子却深深赞许他。子夏的话终究不免有窒碍之处。张子这个人，难道不是漆雕开的志向吗？从前的疑惑，如今变成了相信；张子在学习与出仕的先后次序上没有违背道理。”我听说张子在刑曹任职时，判决案件明察公允，像古代的张释之、于定国一样，屡次得到大司寇的赞许。他在饶州四年学习古人、议论政事所得的学问，就凭这些向铨曹呈报，考绩列为上等，难道足以夸耀张子吗？这就是出仕从学问中得到资助的情形。虽然如此，所谓学习，是学习广大之道，不可偏于一端，不可有终点，不可有间断停息。大人的学问，在于彰明自己的德性、使民众更新，这才叫作完整全面的学问。古代君子竭尽志向和精力，低头勤勉，每天都孜孜不倦。出仕固然必须等待学问具备，但学习却不能等待出仕。出仕还没有达到优长，学习就可以废弃吗？难道一定要等到出仕有闲暇才学习，等到道有所等待才彰明，等到德有所等待才修养吗？即使处在我自己的职位上，也随事寻求道理并实行，务必做到内心没有愧疚，对事物不过分，不违背圣人；这样一来，哪里不是学习呢？这就是我将要依靠它来安身立命、直到终身的道理。所以说：“学习，是学习广大之道，不可偏于一端，不可有终点，不可有间断停息。”《尚书》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为常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看张子的资质非常好，性情谦冲简约淡泊，天性醇厚而志向坚定，行事谨慎恭敬；如今虽然从政，也一定有他用心所在，难道只是拘泥于口耳之间的末节、听审案件的琐事罢了？或许能够达到我所说的那种学问吧？那么将来他所建立的功业，哪里只是今天所记载的这些而已呢？这就是我送给张子的赠言。《宣城伯卫公庆寿序》。

译上天降下福泽给人，常常很难把完整的福分全部交付给他；人承受上天的福泽，也常常不能很好地承担。如今人们所谓的福，是富贵康宁、长寿、多生男孩。然而这些往往不能兼得，有的得到这项却缺少那项，得到其中一项却缺少另外两项。想求得各方面都完备，实在非常困难。上天为什么不愿意把完整的福分交给人呢？根据人的材质而使他得到相称的福分，是上天的规律。上天寻求能够承受它全部赐予的人，却很难多得到几个，因此本来不能不在这件事上吝惜。我曾奇怪世上的人，处在富贵地位却不能承受上天厚待自己的心意，大多放纵恣意而给自己招来忧患。何况世禄之家后代，不经过艰辛勤苦就占据显要职位、享有高爵，要寻求他们能够有道地承受福分，难道不是更加少见吗？像我们宣城伯卫公，就可以承受那完整的赐予。公凭敦厚朴实的资质，践行谦和乐易的品行，爱护贤人、礼敬士人，举动从不越轨。公曾以“省斋”自号；“省”的意义，是古代圣贤教人检点自身、自治修养的功夫，也是儒者世代守持的道理，而人们常常苦于不能做到完全。公却独自有这样的志向。谁曾想世禄之家的后代，竟可以对他有这样的期望呢？卫武公用礼来防范自己，年老以后仍每天向国人寻求劝诫警示。我曾读《淇澳》诗，私下叹服他的贤德；公大概是听闻卫武公的遗风而受到激励、奋发兴起的人吧？公今年春秋刚满五十二岁，正凭才干谋略被圣天子选拔任用，督察阅视禁军，振扬国家威势，可以说是富贵兼备。平生很少有疾病，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享有荣名并达到上等长寿。以卫武公的事迹来验证，这必然可以说明，公在人们所谓的福分方面，可以说是全都完备了。上天难道只是因为公能够有道地承受福分才特别厚待他吗？上天本来就不会吝惜。七月四日是公悬弧庆生的日子，公的祖籍是松。松地在京师做官的人，与公叙说同乡之谊，商议为公祝贺的办法，装裱成巨幅卷轴，绘图赋诗，之后又把请我在上面作序的事交给我，于是我按这样的意思写下了这篇文章。《送蒋石厓致政归序》。我们松地水部司务石厓蒋子，近来因患小病上疏请求退休。乡里的士绅没有不为此惋惜的，说：“蒋子年轻时入学求学，享有俊秀的声誉，曾在宗伯顾东江先生门下受业，屡次得到先生的赞许和器重。东江编修《松郡志》时，蒋子考证搜集、撰写编述的工作居多。然而他长期困顿于科场，中年时才仅仅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勉强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志愿。”蒋子为人敦厚诚实，对于世间事务大多练达熟悉。他任官时勤勉而谨慎。近来承接部里的檄文，在大梁旧地办理事务，去时踏着冰雪，回来又遭遇炎热暑气，坐席还没有暖热就患病发作。他归乡的心愿已经不能留住他，各人都为他的离别感到惆怅。毅斋孙子说：“惋惜蒋子离去，是因为看重蒋子；但蒋子又有什么遗憾呢？我正要为蒋子祝贺。古代君子，宁可实际超过名声，不让名声超过实际；宁可德行超过福分，不让福分超过德行。出仕不论官职高低，只要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离职不论早晚，只要使自身清白罢了。滥受荣耀、宠幸，败坏官府、扰乱政事，以致折断鼎足、倾覆鼎中食物，君子以此为耻。至于最终遭到斥逐，冒受污蔑，内心自责、追悔过失，厚着脸皮而局促难安、受辱忍羞【‘局■〈▯戚〉’疑为OCR讹误，原字不详】，这样的离职又怎么样呢？” 蒋子做官而能够认真修治自己的职务，遵循义理和正道，谨慎小心，没有大的过错。主管考核官员的人大多赞许他，按他积累的年资和劳绩，本应得到优升。如今他虽因小病而请求离职，却不服药，蒋子便已胸怀浩然之气地想着归去，仿佛连一天也不愿等待；他对于出仕和退处，竟能如此毫无牵累。他做官，并不是荒废职守、孤独无为；离去，也不是因为被弃置，而是有遗弃荣华、脱离尘垢的意思。耕田读书，保养真性、修治心性，俯仰于林野水边之下，内心没有悔恨，脸色没有惭愧，志意没有愧疚，这难道不是陶然自得、充满乐趣吗？出仕或退处、进取或退让，是义理所决定的；升沉显晦，是命运所决定的；消长盈亏，是气数所决定的。君子尽到自己的义，安于自己的命，任凭自己的气数。蒋子归去了，在这里失去的，一定会在那里得到；此身有所歉缺，后世一定会有所丰足。逍遥安适、恬淡愉悦，正是长寿的道路，也能把未尽的事业留传下去。蒋子之后，难道一定会有兴盛起来的人吗？所以我正在为蒋子祝贺，又何必因分别而怅惘呢？于是众人都想得到我的一句话为他饯行，而杨生士旸、朱生国修都是蒋子的姻亲好友，亲自接连到我门下请求，于是我叙述自己的见闻，把这些话赠给他。送大司寇东洲屠公赴任南都序。

译少司寇四明东洲屠公升任南京大司寇，临行时，按照旧例，九卿通常都有赠言。大司寇四明石塘听说公因承恩与东洲公同年，于是交给我一篇文稿，托我作文。我承恩为此说道：“国家同时建立两京，各自设置六部，虽然北都独受重视，但留都的制度，体制和地位同样尊崇，隐然与北都南北相望。至于刑部，仍然与其他各部不同，实在是因为地域广大，百姓众多，地方偏远，禁令容易疏漏，而奸邪盗贼层出不穷，扰乱纲纪、触犯正道的人没有人来处置。因此，留都各部门，有的事事办理，有的没有事务，有的虽然办事却较为简略，被称为清闲安逸，只有刑部的职任特别繁重。《周官》中的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惩治暴乱，职掌也就是这个。所以凡诉讼之事，都责成专门的官司办理，不许有人从中作弊，这个职任实在重大。”东洲公具有英明刚毅、严肃端正的资质，通达明敏的见识，在内外任职三十五年，经历广而熟悉练达，操守坚定而讲求精深。这次出任，公大概能够称职吧！明辨是非，奋发有为，执掌三尺法来弹压都会中的奸邪盗贼，扫清他们的踪迹，公对于这些自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话要告诫您。留都，是我国首善之地，长期受到圣明恩泽的浸润了。扰乱纲纪、触犯正道的人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那些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化他们的办法，难道不是有道理的吗？有人说：‘一定要严厉地禁制，一定要严峻地处罚，一定要穷究而明察，一定要巧妙地运用权术，这样威势才能施行，百姓才能服从。’唉！先王设置刑罚，是用来辅助政治的，而不是凭借刑罚来治理国家；刑罚不可完全依赖，却还想要制造这种意图，这就距离用刑罚治国太远了。因此，一定要明白天地阴阳运行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立法；一定要以圣王文王、武王施政的原则为根本，然后才可以制定刑罚。刑罚用来推行法，法用来施行政事。所谓政，就是端正，是下面的人所取法的正道。所以刑罚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法律也不是从地下产生的，而是反求自身、使自己先端正罢了。自己端正了，下面的人受到教化，刑罚也就成为搁置刑罚、停止犯罪的手段。大司寇亲身实行这些道理，责任难道不重大吗？端正法度、作物的榜样，统率众官，以风教示范内外，用义理启发他们，以诚信逐渐感化他们，用礼来推行，以信义来守持，以仁爱为根本。大司寇的职务做到这样，才算称职。君王所要做的，并不只是制定法律，也不只是施用刑罚，更不是让臣下可以随意参与其中。大司寇亲身践行这些罢了。这些本来就是公所具有的，公还要更加努力啊！治理国家有其体统，说的是尊卑；建立事业有其分别，说的是大小。所以说：‘地位尊贵的人，功业不可以浅薄；责任重大的职位，治理不可以局促。’如果只是钩稽查访、揭发隐情，用横暴的态度来迎合上意，以严厉手段审讯，得到一件隐秘的案情，判决一桩疑难的案件，就算作有才能。那么明察也是一般官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办理狱讼罢了，并不是大臣的职责，也不是对公所期望的。送大中丞克斋王公总漕赴淮序。毅斋孙子暇曾经阅览地图，披读典籍，心境澄明地居处，深沉地思考，铺陈天下的地理险要、户口的增减、戎兵的形势隐显，探究其中的适宜之处，以备顾问，补救职守、挽救时局，将要陈述有利于万世的长策，来告诉天子。当时大司徒蒲湾王公嘱咐毅斋子说：‘淮地是东南财赋汇集、运入的要冲，督漕是繁重的职司，是重要的镇所，也是天子的重臣。天子谨慎选择他的使者，如今少司徒克斋王公奉命前往，你难道没有什么话可以告诉他吗？’毅斋子说：‘是，是。我愿意先跟从公接受教诲。’至于辅佐克斋，蒲湾说：‘使他的政务平正，使没有一件不均当；施行他的恩惠，使没有一个人不能顺利发展；收敛奸邪盗贼，使没有一个人不走向正道。这就是克斋用来安置众人的办法。至于考察官吏，使和谐会合；奖励善良，使他们奋起而作为劝导；惩罚怠惰，使他们有所辅翼而知严肃。这就是克斋用来整饬官吏的办法。再如斟酌仓储积聚的多寡，按时安排往来人员的停留住宿，使百姓免受额外索取，使行旅能够迅速前进；还要疏浚漕渠，使运输没有阻碍，核算漕运劳役，使人力不缺，整理漕运粮饷，使账目不乱，使物资接连不断、络绎不绝，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运到京师，积储粮食，陈列干粮，使储备丰足。’ 这些就是克斋铺陈治理、辅佐政务，用来承受任命的事情。你难道不能从这里取得教益吗？毅斋子说：‘已经说尽了，我还说什么呢？’蒲湾说：‘不要停止，请再扩大来说。天下以淮地为南北的界限，形势上应当互相援助。用士卒来运送漕船，主客双方应当互相发挥作用。漕运的粮食由东南百姓缴纳，运到西北通常只能有两成到达一成，实在是因为把一半留给百姓，再让他们承担运输，百姓还不至于困苦。然而国家规划安排，必定要征调东南的士兵，使他们肩挨肩、脚接脚地奔赴西北，难道只是为了运送粮食吗？况且督运的职务，从都司、指挥以下，各自率领属员勤勉办事，每年从有关部门领取饷银，入夏抵达淮地听候命令，到了秋天聚集起来运到京师，没有人敢有落后的念头。他们纪律严明，意气受到感召，恩惠得到施行和凝聚，无不具有日夜不懈、奉公忧国的诚意。当时西北的士兵正在边境作战，而东南的漕运恰好到达，停泊的高桅大船如山如陵，雄伟高耸，震荡水面，水气如云雾，行动如风雷，朝向都会汇聚，仿佛成周在秋季防守边疆一样。祖宗设置漕运、设立官职，大概就是寄寓着这个意思吧？它能够壮大国威、震慑人心，关系实在重大。’ 既然如此，就应当提拔贤能，奖励勤勉，罢黜废弛怠惰的人，淘汰老弱，选拔有技能的人，修缮器物；以仁爱来维系，以义理来树立，激发勇敢，明确赏罚；使卑尊各有所属，使开合都有节制，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力量。这样，漕河上的将领，哪一个不是国家干城的寄托？他们的士卒也不会只把自己看作船夫和划船的人，而都会知道奋发努力。《诗经》说：‘于是积粮，于是入仓，于是包裹干粮，装在袋中、囊中。愿意和睦协作而使事业光大，弓箭于是张开，盾牌、长戈、钺斧都准备好了。’说的就是这个。像我这样的迂腐儒生、偏僻见解，竟想把这些告诉克斋，怎么样？’蒲湾说：‘可以。’于是编次这些话，写成这篇序。寿夏桂翁序

译今天子执掌符命治理天下，二十年间，礼乐修明，道德教化广泛施行，天与人相互应和，和气融洽充溢，所有有生命的事物都欣欣向荣。六月二十九日，正是我少师桂翁的生日，毅斋子承恩列在诸位大夫的末席，恭敬再拜，作一篇话来祝颂公的长寿：所谓寿，就是使生命不断生长的道理。使生命不断生长的道理，源于天地；天地用使生命不断生长的道理产生万物，希望万物各自实现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天地的心意，可以用义理推求，却不能从具体事功中看见。于是天地设立天子，把使生命不断生长的权力交给他；天子于是用生生之道养育万民。然而天子不能独自把一切道理治理好，于是有了宰相，也用生生之道辅佐天子，使天子能够养育万民。因此，天地是生生之道的根本，天子是生生之道的主宰，宰相是生生之道的辅佐。生生之道根本在天地，它的运行交相连续而没有穷尽，所以长寿，天地因此最为长寿。生生之道寄托在天子身上，它的运行也交相连续而不穷尽；不穷尽就能长久，长久就能长寿，所以天子也长寿。生生之道分配托付给宰相，他的道也与天子相互配合而不穷尽，所以也能亨通，享有长寿，保全并安定王室。古代圣帝明王和贤能硕辅，大体都是依靠这个道理，造成和谐穆盛、长久延续的治理。伟大地想来，我皇上亲自具备上等圣人的德行，兴起正道，达到善治，而桂洲公实在掌握机要政务，日夜筹划经营，启发引导、辅佐襄助，使天下和谐的教化得以实现，万物都顺遂，这其中自有其所系，生生之道于是兴盛起来。从前《鲁颂》的诗说：‘长寿相互配合而共用。’解释的人说，长寿之人彼此相互任用；又说：‘三种长寿者结为朋友。’解释的人说，三公长寿而共同为君主所用。为君主祝寿，由君主为君主祝寿，直到臣下在鲁国彰显生生之道，尚且如此，何况以天下为家、辅佐天下、享有上天的命令、怀抱百姓之心的君主呢？我本来知道，生生不息、交相运行的机要，圣明天子实实在在掌握着，将使国家的大命延续亿万年；也只有桂洲公辅佐他，拥有长寿和众多福泽，彼此任用、彼此相助，难道确实如此吗？那么公所享有的长寿，不是又广大又长远吗？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私下对生生之道有所感触，于是这样申述它的道理；但这不只是为公祝寿，实在也是向上为国家祈祝长久的福运，向下为百姓祈祝福寿的恩泽。送给谏石渠张子册封庆藩序 国家同时建立宗室藩国，用来屏障、辅卫王室，每年举行一次册封典礼。嘉靖二十九年，姑苏给谏石渠张子奉有册封庆府的命令。庆府在陕西西部，距离京师将近七千里。宗室藩国没有比它更远的了，而且又与西部戎族交错居处、彼此紧邻。张子这次出行，责任不是很重大吗？虽然如此，张子本来就能胜任。若没有张子，便没有人能称职。出使的职责在于咨询，凡是宣扬皇上的德意、通达下情，都是他应当办理的大事。所以一定要善于运用言辞，以文章学问来辅导，以才识来经理，以勤劳体恤来实行，以忠诚恳切来表达，以风骨气节使人敬畏振奋，然后才算称职于出使之事。而张子这些全都有。张子过去在内府读书，勤敏敬慎，专心求学，志气凌厉、才能卓异，所作文章光彩显著。人们说张子将凭文学扬名。后来他授任吏科给事，正值烽火警报接近京郊。圣上怜悯边疆百姓遭受苦难，想要安抚他们。于是核查事变的实情，以考核将领士卒的功罪，以及后来抵御敌人的办法。张子实际奉命前往。人们以为张子温文恭谨，只是个儒生，对于边境事务并不熟悉；但张子独自尽心竭虑，跋涉崎岖道路，察看险隘，谋划保障边境的办法。他召集父老，恳切地慰问安抚，感动了远近的人。受到他的声望、气概影响的地方，凡是酋长和卫卒中稍有骄横强悍的，全都低头听命。于是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情况全部掌握，写成八件事上报朝廷。没有一件不是经营周密、明显合乎人心、确实可以施行而有实际用途的。人们这才说张子不只是文学优长，原来还具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唉！张子的才能在前一次出使时已经如此显现，那么这次出行册封庆藩，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庆府是天潢贵胄的支派，长久安定西部疆域，用来厚待皇室亲亲、谨慎履行藩国职责。宗室如盘石一般稳固，与国家同享安乐，本来就是它的应有之义。又因为张子善于办理出使事务，由张子奉行王命，还有什么需要等待别人说明的呢？至于戎族与藩国交错居处、彼此紧邻，风气不同，禀性习俗和嗜好不同，崇尚忠诚还是狡诈不同，趋向驯服还是顽梗的风俗不同，以及土地的险易、丰瘠，民情的离合、向背，在咨询和探察隐微情况之下，难道不会有一些触动你内心的感受吗？张子出发吧，希望你快些归来，朝廷正期待听到你的报告。送朱仁甫赴蠡城驿驿丞序

译将要把奔走迎送作为自己的职责，跪伏、叩拜、起身，窥伺上官的脸色，唯唯诺诺、机敏应答，务必顺合他的心意来取得欢悦，一定要有机智巧诈、善于逢迎，或者顽钝卑污、忍辱苟且的人才能胜任。可是要让出身高贵、学习诗书礼仪、谨慎诚实而又知耻的人去做这种事，唉，太难了！内外的官职很多，而所谓奔走迎送、跪伏拜起、窥伺脸色以取悦上官的事情，只有驿丞最为严重。我的同乡有个朱氏子弟名叫仁甫，是故尚书旅溪公的侄子，年少时读书没有成就，后来缴纳资财等待选授，得到蠡城驿驿丞的职位。仁甫本来谨慎诚实而且知耻，如今却不得不承受这种职务，因此每天都抱着惭愧和忧惧。毅斋子对他说：‘你不要因为惭愧忧惧而这样。这只是你命分中的职位罢了。你也看看那些地位优越的人吧？他们衣冠整齐，凭着案几大声呵斥，却又有人在他们下面匍匐叩头，这是因为所处地位不同。猿猴在山林中跳跃，它们哪里知道拜起跪伏的礼节？把它们豢养起来，在旁边拿着鞭子，教它们拜起跪伏，不顺从就鞭打，于是它们便和人没有区别了。这只是看你能否忍受罢了。’不过，我是在和你开玩笑。设置驿丞，是为了传达朝廷命令，接待王室使者和宾客旅人；快速往来、紧急召集的人，马蹄交错、车毂聚集，都会来到这里。《周礼》中的讶士、遗人，大都以此为职责。古人看驿站事务是兴盛还是废弛，就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务状况。因此，城墙应当整洁修缮，亭台房舍应当整齐肃穆，道路墙壁应当清洁明亮，储积物资应当有固定制度，草料粮食应当预先储备，马厩牧场不可缺少，旅舍应当有甲乙等级，帷帐营幕应当有等差，膳食菜肴应当有丰俭。到来的人像回到家一样，出行的人不会滞留，这就是驿丞的职责。唉！你如果能在这些事情上尽心，使各项事务井然有序、不失法度，这就叫作有才能。即使你没有机智巧诈、善于逢迎，或者顽钝卑污、忍辱苟且，也没有人能够因此责难你。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怠慢职务，使一切昏暗混乱、破败废弛，这就叫作旷职。即使你有机智巧诈、善于逢迎，或者顽钝卑污、忍辱苟且，也没有人能够因此庇护你。至于如果不责备你本应尽到的职责，只是责怪你迎接、拜跪的姿态，那么贤士君子处置事情自有原则，我又怎么敢厚诬他们的好恶偏颇到这种地步呢？一定不会这样。你出发吧！”于是仁甫笑了一笑，告别而去。颂孙母太夫人寿序 嘉靖乙亥六月二十二日，是孙母太夫人杨氏设帨、诞生的日子，此时太夫人的寿数已经达到九袠。大宗伯少湖徐公和少宗伯松溪程公率领所属官员来拜访我，请求我写几句话来祝颂太夫人长寿。我辞谢说：‘祝寿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祝寿。您确实因为女子的德行不向外显露，没有什么可以铺陈；至于太夫人的美德和高尚典范，盛大美好而光明显著，有足以考征的地方，又荣幸地享有高寿，赞颂起来将唯恐言辞有所不足。我这几句话不足以充分发扬她罢了。虽然如此，却不能不有所回答。’我曾读《易经·家人卦》，其中说：‘有利于女子守正。’我读到这里起身叹道：‘女子的德行对于家庭的关系，竟然这样重大吗！’《家人》是端正家庭的卦，端正家庭本来由男子负责，却说‘有利于女子守正’，这是重视内治。阴柔之德虽然以柔顺为主，但以守正为有利。守正，就是端正而坚定，严肃刚毅，端庄恭谨，谨慎持重，坚持操守。因此，必须这样才算女子德行完备，也必须这样才可以主持内治，而一家事务都系于此。太夫人是忠烈公的配偶。我听说她过去侍奉忠烈公，平日遵循正道、依循法度，不随便说笑。到忠烈公在江右时，遭逢祸乱变故，世道人心动摇不安，仓促慌乱，公应当慷慨地以身许国，太夫人的志意也与他相互感应。发公卒捐躯仗节，树立了万世的纲常。虽然这是公自身天性的实现，也是平日操守履践养成的结果，但太夫人一向辅佐帮助他，使公心中没有别的牵挂，因此终于果断地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太夫人不能说没有帮助。到公成仁之后，她更加严格地自我约束，笃实地教导三个儿子，使他们早早成就器业。长子以忠实成为皇帝的心腹重臣，次子凭文章书翰入直制省，幼子以优异科第任职翰林院；他们名声德行卓著、学问深厚，辅佐掌管国家礼制，隐然有宰辅之望。过去靠严格的内在教养而成就子女的人，屈指可数；三位君子的贤能，正是太夫人成就的。至于约束家中众人，谨慎整饬礼法，无论长幼、内外，没有人敢越过界限。严肃整齐，井然有序。《家人》九四爻以刚健的德行治理家庭，严厉虽然令人畏惧却吉祥，嬉笑放纵最终会有悔吝。太夫人兼有男子整治家庭的责任，得到了九四爻的意义。啊，太夫人，确实应当长寿啊！谁没有配偶，但太夫人的配偶是忠烈公；谁没有儿子，但太夫人的儿子是三位君子。我认为上天之所以保佑忠贞怜悯、守节尽忠的人，来厚待他的后代、为世道人心树立劝勉，已经把各种福气集中给太夫人了。太夫人亲身享受这种报应，长久安享福禄，又由三位君子把福泽发扬开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太夫人安享俸禄奉养，那么太夫人荣幸地享有高寿，各种顺遂都具备，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是上天赐予她的；但如果没有太夫人的贤德，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诗经》说：‘永远思量而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气。’说的不就是太夫人吗？如今寿数更加增长，聪明而强健。三位君子每天在膝下承欢，诸位孙子众多而有秩序，像鸾鸟停驻、鸿鹄挺立，兰芽茂盛、玉质秀美。家门光显昌盛，《家人》六四爻阴阳位置端正，居于尊位而成为表率，闺门内母道的盛美，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太夫人实在完全当得起这些。至于纯厚的大福、考验验证而来的大吉，从耄耋之年直到期颐，大概不用再说。超过这些而继续增进，所谓‘三元无疆’，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我没有什么才能，请用这些话来祝颂太夫人的长寿。送吴似斋赴吴兴司训序

译我的内弟似斋吴子，凭贡生资格等待吏部选授，过了很久才得到湖州府学司训的职位。吴子又高兴又惭愧。湖州距离松江只有两天路程，地方近，所以高兴。古人称赞那里山水清幽深远，文风繁茂兴盛，而吴子能够在那片土地上做官，同当地才俊交游，因此高兴；但他又惭愧地说：‘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想到先父考中科举、取得功名，做了有名的大夫，我终究不能不为此动情。’我安慰他说：‘你何必这样呢？你不记得了吗？我过去记述似斋你时，已经说过这些了。你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在所有方面都像先父，而应当努力做到那些本来就应当相像的地方。你的为人，行为不越规矩法度，学问达到君子的境界，安于贫困而践履正道，在同辈中受到推重，在上官那里得到赏识。虽然不能从科举起步取得功名，但乡里的后进到你门下执经受教，成就学业、考取高等科名、成为学校名士的，比比皆是。那么你对于先父，实在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我所说的虽然没有像先父那样登第做官，却不能说没有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必耿耿于怀呢？至于你所高兴的事情，我还有话要说：湖州与松江接壤，土地优良自不必说。至于文风繁茂兴盛，你将要教导当地的才俊，济济多士都会跟随你考察道德、学习规范，你难道不想有所准备来迎接他们吗？’ 我这次将要以那些本来应当相似的地方来期望你。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安定先生过去教化所及之地。他的教化，当时闻名天下，后世也称道不绝，条文制度都还存在，可以依据而施行。你难道不能在这些方面尽心，努力求得像安定先生吗？圣贤谈论治理政事和教化百姓，其道理相互为用，而且都是儒者的职责。先父过去做有名的大夫，负责的是政事；你今天所做的，是教化。你教化百姓如果能像安定先生，那么对于先父就更加相似，而且可以与先父相匹敌、共同光荣了。这就在于你多加用心。于是吴子豁然醒悟，又警惕振作起来，嘱托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序。送杨伯献赴星子邑丞序 同乡好友杨子伯献等待选授，得到星子县县丞的职位。有人说：‘好啊！杨子这次出行，江西是天下著名的藩镇，星子是南康的首县，地方志称那里民风质朴、诉讼稀少，容易治理。县丞又没有什么事，可以自得其乐。过去崔斯立做蓝田县丞，每天只是在两棵松树之间吟诗为事。南康山水背靠匡庐山、面向鄱阳湖，每天都能观览奇异的胜景，这种自适，哪里只是两棵松树之间可比呢？’我说：‘国家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县丞作为县丞，难道真会这样无事可做吗？县丞是县令的副手，本来就要总领六项职务来辅佐县令。凡是县令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县丞的事情？县丞并不是与主簿、县尉同类的闲职，怎么能说县丞可以闲逸呢？韩愈记述蓝田县的文章，有人说是有所激愤，有人说是为了讥刺崔斯立；难道可以因为韩愈的话就说县丞应当如此吗？星子作为县，虽然不满百里，却有很多著名官员，境内贤能之士也往往不少，远的暂且不能一一举出。唐冕、杨铎，难道不是本朝星子的贤能县令吗？像宋代的陈巽、刘恕，本朝的余鼎，都是星子县出产的人才，又怎么知道今天就没有呢？杨子这次出行，如果遇到像这样的长官，就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勤勉办理六项职务来辅佐他；又广泛寻求贤哲，咨询好的道理，弥补自己的不足，同心协力、恭敬共事，星子县就能治理好了。’ 杨子的资质质朴诚实，行为恭敬，在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困难。杨子努力吧！将来把你的名字刻在名宦祠中，与前人并列而共享荣光，我知道这并不在于杨子。送茶陵州判杨君之任序 我小时候，跟随先父在留都做官游历，正好与丰城杨文恪公为邻。文恪公德行醇厚、学问深奥，名望在当时很重，与先父交情深厚。我不肖，因为先父的缘故，得以在公门下执经受教。公不因我是童子而轻视我，屡次称许我。我常常感叹大贤君子殷切提拔后进的盛大心意，却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他。公去世以后，公的弟弟某人从县令入朝做郎官，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却有幸私下听说过他的事迹。后来我们出仕和退处各不相同，很久没有通问；每当想到文恪公的后代，便遗憾相见困难，想找个人叙述公一生的情况，却一直不能如愿。今年春天，郎官的儿子名叫牧，以国子监生资格等待选授来到京城，间或来拜见我，态度恭谨而文雅。和他交谈，意趣深长隽永，仿佛很有涵养。我因此知道他不愧为文恪公的后代，对此赞叹不已。不久，他得到茶陵州判的职位将要赴任，索求我的文章作为赠言。我告诉他说：‘你现在开始做官，已经要治理政事了，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吗？百姓的情感没有多大不同，事理也没有多大相悖。文恪公以明体适用的学问在当时建立了美好的声誉，你的严父曾经遵循他的教诲来治理县政，也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又何必另外寻求呢？’ 用你严父治理县政的办法来治理州，也可以。茶陵，是古代吴楚潇湘之间的胜地，是忠信才德之乡，号称容易治理。我怎么敢说今天与古代不同呢？而施行政务的开端、治理的原则，应当有不变的地方。至于簿书、期限、会计之间的事务，以及举措禁令的末节，这些人人都能做，而文恪公留下的教诲、你严父所从事的事业，关键却不止于此。杨子出发后要努力啊！不过我曾侍奉文恪公受教，见他论学最重要的是主张静。唉！公之所以致力于向圣人贤人学习的事业，并且能够通达于治理政事，不就在这里吗？内心安静，志向就不会分散，学问便能充实自身；有了学问，方法就不会疏漏，才干便能够适用于实际。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大概没有到哪里会不合宜的，又何必担心做州判呢？杨子努力吧！我因为疏懒多病，事业学业都没有成就，如今也将老了，对于用来符合文恪公教诲的地方，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看杨子的才质，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借此勉励你。赠莆田郑都谏擢南京通政序

译自从我寄居长安里的宅第，便与都谏莆阳郑君成为邻居。郑君具有纯正的资质，长久任职谏官，熟悉政务而精明，风采和操守整肃端正。凡是他提出的建议，大多关系国家的大体，声名隐然，受到朝廷官署的重视。等到我主持会试时，君以《璧经》佐助我校阅试卷，审查周详，我很乐于得到他的帮助。不久，君升任南京通政。于是议论的人说，以君的才识和器业，应当留在朝廷参与大政，任职于繁重要冲之地；通政名望尊贵而事务简约，何况南京又多闲暇，这不适合君。我说，虞廷九官之中，纳言占有一席。明朝兴起时设置九卿之位，通政与六卿相等，怎么能说它轻微呢？因此，传达君王的言语，疏通民间隐情，凡是百姓的疾苦、囚狱中的冤屈，以及军旅的紧急事务、机密事务，只要下情有话向上反映，就由通政上报，使上面能够裁决可否。这样，君主的宫门九重，近在咫尺；四海万民，都通过一身而与君主相通。君王之所以亲近四方、把扩大聪明的德性施及天下，正是通政的职责。通政一职，往往用给谏来补充，实在是因为给谏居于中央，通政处在外朝，体制相互维系，职掌相互成就。因此，命令政教，经过议论认为适当才施行，这是封驳的体制；上奏、复核、驳正，经过验证认为适当才施行，这是纠察参核的意思。明白给谏职掌的人，才能通晓通政的意义；祖宗制定法度的用意，深远而深刻啊！凭郑君的才识和器业，对于通政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认为南都职位低微，那就错了。南都是王业的根本之地，皇祖经营筹划的遗迹在那里。郑君这次前往，本来将要巡行周南，回望周道，拜谒钟山陵寝，在宫殿寝宫之下朝见，感慨之间，仿佛接触到皇祖的威灵；敬畏之间，仿佛听到了任命官员的深意。退下来站在自己的职位上，即使郑君有才，也还会觉得困难，怎么可以轻视呢？所谓通政，就是通达国家政务。通政的职务得到举理，六卿的职务也就得到举理了。郑君要记住这一点啊！从前魏相任职时，给事中去掉副封，断绝壅塞蒙蔽，消散阴谋，大概就是明白通政意义的表现。后来他做了宰相，喜欢查阅旧有典故和前人的便宜章奏，坐在相府中就把四方奇异的见闻上报；盗贼、风雨、灾变以及各郡国上报的事情，全都奏闻，因此辅成中兴事业，实在依赖这些。如今四方奇异的见闻没有什么比留都更完备，国家典章和前人成议，也没有比留都更详尽。郑君难道有意学习魏相的作为吗？那么这次出行，所关系的事情实在重大啊！于是郑君出发，他所取中的士子陈子言等人，不忍违背自己的老师，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赠言。我一向承蒙君厚爱，又因为邻居之谊、共同办事的情分而了解君，所以特意详细而乐意地称道这些事情，写下这篇文章赠给郑君。龚母蒋孺人寿文 今年春天，我承乏主持会试，录取了我们松江的士子七人。龚子次元在秋曹试任政事，将要正式任官。有一天，龚子来拜访我，告诉我说：‘我年少时就失去了先父，幸亏母亲抚养教导我，使我成就学业。母亲的苦心太深了，我不敢忘记。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母亲，如今母亲七十八岁，仲秋日是她开始降生的生日。只希望先生赐下一句话，为母亲祝寿，也用来增加母亲的荣耀。’我答应了，却还没有写成。不久，龚子被选授为浙江慈溪县令，急忙来见我请求。我叹道：‘唉，龚子，我将用什么话来祝福令堂长寿呢？能够成为母亲荣耀的，不就在于你吗？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人侍奉父母，庆幸父母身体强健，想要祝愿他们长生不老，难道不是真切至深的感情吗？感情发自真切，也只是想求得竭尽自己的心意罢了。别人又哪里能帮得上忙呢？然而我认为，你为母亲祝寿，一定要有能使她心中喜悦的事情；使她心中喜悦，一定要有顺遂她志愿的事情；顺遂她的志愿，才会有使她名声荣耀的事情。使父母喜悦有方法，就是不要给父母留下忧愁；顺从父母有方法，就是不要违背父母的教诲；使父母荣耀有方法，就是不要使父母蒙受羞辱。如果确实能使她喜悦而没有忧愁，顺从而没有违背，荣耀而没有羞辱，那么用来使父母长寿的道理，哪里还会有其他呢？’ 如果不是人子亲自竭尽心力，又能怎样呢？唉，龚子！我听说你的先父积累学问、培植品行，最终没有能够显扬就去世了，而令堂辛勤劳苦，含辛茹苦，把你教育成才，难道不是贤德的母亲吗？有人固然可以辛勤劳作于田亩，或者用力经营商业，以粗茶淡饭侍奉父母，求得成为乡里的善人，也足以尽到自己的心意；何况你已经通过科举取得身份，接受治理百里的任命，母亲将享有俸禄奉养，将来还会得到貤封，这样用来使亲人喜悦、顺从亲人、荣耀亲人而为亲人祝寿的事情，难道不是还有很大的余地吗？如果你确实由此更加努力，崇尚志向、磨炼品行，以远大成就自我期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更加厚重地增加母亲的寿福，这难道不是你的职责吗？荣辱得失之间相差极远，但其起点却很细微，关键就在开始起步的时候。赴慈溪任职，就是你的起步。你的为人，英敏而洁净修整，我对你的爱护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承蒙你殷勤地看重我的心意，姑且用这些话答复你，愿你努力啊。贺大鸿胪卿强斋吴君受恩荫序。

译现在的制度是，京官任职三年考核政绩，能够获得诰封三品官，就可以上推到祖父，下荫及一个儿子。奉常强斋吴君，如今到了考核政绩的期限，依照制度获得封赠和荫授。他的属员、我同乡云间李子子诚和江阴徐子洽，来拜访我，请求写几句话赠给吴君。我说，国家对待臣下，推及人子显扬先祖、使后代得到恩泽的志愿，恩惠上及前代、下及后代，以此劝勉忠诚的典制，实在极其完备、优厚。鞠躬尽瘁，日夜不懈，以此仰答皇上的眷顾恩典，本来就是臣子的本分，不必多说。至于这种成就究竟怎样获得，难道是偶然的吗？所谓世代的贵胄，本来贵在根基栽培得牢固，而尤其贵在后来的培育勤勉。拿种植楩、楠、杞、梓来作比喻，在高原沃土上，根本茂盛壮大，雨露滋润，日月照临，云霞映照，长到参天蔽日，本来就是自然之理。若又谨慎地看守、爱护，为它培土灌溉，那么生机油然而生，从花蕾到枝条，从一手可握到两手合抱，时间越久越茂盛，向上直冲云霄，向下遮蔽丘原，经历冰霜，又有谁能够抵挡它呢？如果根基栽植不牢固，而守护爱惜又不够，反而伤害压抑它，那么最终也会摧折败落，成为枯树废枝罢了，又哪里谈得上茂盛呢？种树尚且如此，那么人有家、扩大而成为国家，难道不是同样可以推知吗？我年轻时就听说都下有位吴京兆，号拙庵，名雄，是成化戊戌进士，历任各职，做到应天府尹。期间在内外任职，善政和伟绩数不胜数。弘治、正德年间，吴京兆的声名非常显赫，隐然有宰辅之望，似乎抬脚便可等待升任；但公恰好染病去世，有见识的人还以为他的官位没有完全配得上德行而替他遗憾。然而就公所树立的事业来说，也已经卓绝光明，福泽施加于上下，留给后人的东西很多了。公的儿子大经，号继拙，以荫入国子监，尚未做官便去世。如今奉常强斋君继承了这份家业，强斋名祖干，是京兆公的长孙、继拙的长子。他承荫补授鸿胪寺序班，历任鸣赞、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升任大鸿胪，又升任奉常。强斋读书积学，审慎明确自己的志向，端正谨慎、谦恭有礼，历任官职都履行正道，不越规矩法度。鸿胪掌管百官的复奏、驳议以及四方章奏，劳苦特别多，每天承受朝廷的宠遇，到如今又受到这种恩典。他的儿子继志刚满十三岁，聪慧秀异，被称赞为佳儿，又获准入国子监。这虽然是强斋所受的荫恩，实际上也是京兆公遗留下来的福泽。京兆公遗留下来的福泽，以及强斋培育灌溉的力量，哪里可以抹杀呢？过去我的先父雪岑大夫，也是戊戌进士，我与强斋实在有世代讲学的情谊。我性情疏懒，对强斋多有简慢疏略，而强斋反而独独厚待我；那么今天在强斋获得际遇的时候，别人尚且会羡慕赞颂，我难道可以始终沉默吗？于是因两位贤士的请求，乐意为此写下这些话。赠徐存翁寿序 柱国存翁老先生凭借德行、学问和巨大的声望，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道术施行于朝廷，功业惠及海内，荣耀也及于乡邦，已经多年了。如今九月某日，正逢他的生日，而公的寿数才五十五岁。他用来调和天地、筹划经纶，以此使我的君主长寿、使宗庙社稷长寿、使天下长寿的事业，正远远没有达到尽头。我没有什么才能，一向蒙受公的厚爱，承蒙公允许我归田，转眼已经五年了。然而我对公的期望，也只是借此希望公大力施行事业，长久地观看其成就；而我像山林中的无用散材，又加上疏懒，长久以来没有什么可以为公祝寿的。如今学校的才俊郁子直卿，是公震器的新婿，同时也与我有姻亲之谊，于是特意来求文章，想远道送到京师，为公祝寿。我对于公本来就有自己乐于称颂的地方，因此对他说：‘你如今为公祝寿，是你爱护公的表现，是你的诚意。而我们这些人爱护公，你知道吗？我们共同为公祝寿，是我们这些人的诚意。天下人如果都具有这种爱护，你知道吗？为人祝寿，就是爱护他。爱护他而不是为了取悦和逢迎，那么这种心意的真诚自然会发挥作用。既然如此，推想你用来为公祝寿的心意，以及公从中所得到的寿福，难道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我从前曾与您一同在朝廷任职，日日亲近您的德辉；您的德行、器量、功业，我一向是了解的。我心中对您的爱慕，也自认为真挚切实，没有欺骗掩饰。因此由此知道，天下人祝贺您时都有同样的心情；而我所寄望的，也认为是有所凭借的。您凭借贞静的器量、明达的才智和经世济民的学问，从初次做官直到居于宰辅之位，始终如一，您的修养由此可知。所以我看见您恭敬诚恳的一面：容貌温和庄重，气度舒缓从容，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大概是和厚而舒畅吧。所以我看见您从容善言的一面：谈论不穿凿，谋略不诡诈，能够随着思想旨趣的深远而曲尽事理要领，大概是明辨而有条理吧。所以我看见您整肃有序的一面：处理事务一定谨慎，治理事物一定诚信，操守坚定，不被别人的言论迷惑；应对变化从容不迫，立刻便能成为长久的利益，大概是正直而确实吧。和厚而舒畅，是修养的纯厚；明辨而有条理，是修养的精粹；正直而确实，是修养的精纯。纯厚、精粹、精纯三者兼备，长寿的道理就完备了。何况您如今身居宰辅之位，充分承受台辅长寿之福；天子宠爱安抚您，缙绅把您作为榜样，士民敬仰歌颂您；近则姻亲乡里爱戴您，远则天下人倾心仰慕您。这不是中间有什么勉强借助的地方，而是您自己修养成就的。一片至诚彼此感应。《诗经》说：“快乐啊君子，怎能不长寿？”说的是美好的长寿在于长久。又说：“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永不被遗忘。”说的是获得长寿在于至诚。您的德行确实真诚。这虽然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美好寿命的道理，但上天赐予的寿命平正相当，也由此可以看见上天纯厚的保佑。那么社稷长久的福庆，最终也将依赖于此。既然这样，您这一身，上可以使天子长寿，使宗庙社稷长寿；下可以使天下百姓长寿，这一切都根本在今日的长寿上。这难道不是您本来具有、而成为我们所凭借的吗？我蒙受您的庇护，悠闲地在田亩间生活，得以长久做太平时代的遗老，这份庆幸尤其深切。而郁子长久敬承您的德范，又该是多么值得庆幸啊！这就是我的感情格外深厚、祝贺也一定先行的原因。我于是得以作序，并附上自己的私意。贺郡博许北门膺嘉奨序

译临安的许君北门，以辛丒年进士身份来担任吾松教授。不久，文教大为兴盛，当道者认为他贤能。侍御董君某、吉君某发文檄奖掖勉励他。于是郡中弟子员某某等相继请我作文祝贺。辛丒年，我任礼部佐官，勉强充任主考，因此同许君有一日考场相识的情谊。近来我辞官归乡，正为诸位士子得到贤师而高兴，又郑重接受他们请我赠言的请求，不能不有所答复。从前晦庵朱子曾作《教授厅记》，称说教授职任重大，实在是因为教授承受天子的命令，教化一方人才。教授如果能亲身实行德义，以端正礼仪法度；又振作倡导，约束诸位士子走向正道，储备人才以待任用，这才算尽到教授的职责，也才符合天子把一方教育交付给他的本意。然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多半苟且从事，即使尽心的，也不过勤勤恳恳地教授课业，在起立、拜、作揖、跪拜之间计较升降散聚，就说教育就在这里；对于教育的大道理却忽略不知，只求称职，这样的人太少了。这正是朱子所说的苟且之道。许君凭借清雅廉正安静的资质，检点整饬、修养治理，举动没有过错，所以端正礼仪法度是有根本的。至于振作兴起、切磋砥砺众多士子，我虽未能知道他具体教导的详细内容，但看见众士子议论从容，出入都不违背正道，争相自我磨炼，勤勉学习，那么许君施行教育的成效，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考察郡县的治理，要看百姓的安乐和忧苦；考核学官的作为，要看人才的兴盛和衰败。铨选官员的部门把士人是否在乡试名册上登名、人数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许君任职的这一年，正好赶上宾兴荐举，士人中考取优等的有八人，可以说有成绩了。两位侍御的崇高奖誉，本来就是应当的。我听说，古代的事情是今天的借鉴，前人的事迹是后人的老师。从前担任吾松教育职务的，有豫章的胡君、萧山的魏君、庐陵的孙君，都以善于教导闻名，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泽，直到今天仍为人们仰慕而不忘。许君大概是听到三位先生的事迹而奋发兴起的吧？三位先生后来都禄位显赫，事业建树光明灿烂，成为一代著名卿相。许君将来的成就，是可以估量的吗？两位侍御今天对他的表彰，大概只是事业的开端吧。张母太夫人李氏寿序 自从前些年获准告老还乡以来，四年中年老多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不再亲自处理文章之事，朋友故旧也不再把文章托付给我；即使托付，我也竭力推辞，并不是故意如此。年老多病使心神怯弱，一思考就头昏眩晕，即使勉强拿笔，也荒谬衰败，不能成文，所以认为不如完全谢绝，开始安静调养。恰在此时，西蜀大中丞明厓张公奉命前来巡抚江南。吾松正有倭寇的惊扰，从我归乡那年起就到处充斥，中间换了三四位巡抚，开府执掌节钺，征调兵饷，却不能扫荡，百姓遭受荼毒，无法一一记载。明厓公自初次做官就负有才略，从前参与淮阳平定盗寇并立有功劳，于是经上下推举选择，镇抚江南，专任讨寇之事。公到任后勤勉谨慎，不急不缓，镇定整顿，所到之处经营筹划，面貌改观，听闻为之一变，人心震动，山川也仿佛变色。公有母亲太夫人李氏，随任所供养；公的孝心深切至极，便从姑苏迎她来到云间。九月二十三日是夫人的诞辰，这时已经六十八岁。明厓就在官署设宴举杯祝寿，而我郡守郢城黎侯来请我作文，作为替公祝寿的助意。我本来不胜任这种文章，但这件事却有不能推辞的理由。从前公的祖父毅斋先生确实与我同科中进士，我与明厓有世代讲学交谊；对于夫人的寿辰，本来应当有所相助，难道可以照例推辞吗？啊，夫人的长寿，难道不是有其必然的根由吗！长寿本源于上天，说到“受”，就是接受；既然是上天所授，夫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东西，哪里能够一二数清呢？辛未年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想起毅斋先生，仿佛仍清楚地在眼前：恭敬诚恳，是一位有德的君子长者。然而他仕途止于南康郡守，年仅六十，官位没有与才干相称，寿命也没有与德行相称。明厓的父亲石溪，积累学问，谨慎行事，只在乡试中考中过一次，来不及做官便去世了；那么张氏父子的福报尚未享尽的部分，难道不是一并汇聚到太夫人身上了吗？我听说，德行没有比救活百姓更厚重的，功劳没有比平息祸乱更大的。如今盗寇暴虐至极，军队长期不能取胜，上下忧惧喧扰，如同身处油火之中。明厓公从容施展才能，安抚百姓，怀柔防御；恩德已经广布，武事大为振兴，内地安宁，外患平息。不到一年，群凶消灭降服，首恶被擒杀，党羽肃清，百姓庆幸获得新生。这种功劳和德行，不是根本出于太夫人又出于谁呢？如果没有太夫人，哪里会有明厓？我们对她的祝颂，哪里只是万口一辞而已！我又听说夫人禀性贞洁贤淑，年幼时便守志安贫，苦守节操，恳切地教导明厓遵循诗礼、忠义；妇道、母仪都规范严肃，可以征引古代贤淑妇女为证，与孟轲的母亲、陶侃的母亲相比也没有愧色。有这样的美德善行，即使不说是先世遗留下来的美好福泽和明厓的功德，长寿难道会吝惜给予夫人吗？然而只看明厓今天的事业，夫人的长寿本来就可以预先断定。明厓奉命专任征讨，凭他的文武才略，平定盗寇不过在谈笑之间；但他担心自己恐怕不能胜任，实在战战兢兢。亲子之情没有比母子更深切的，夫人见到儿子后，早晚忧虑勤劳，内心怎么能安然呢？如今盗寇平定了，上下安宁，千钧重负一下子卸下，大大慰藉了上下的期望。功勋声名已经崇高，官位声望更加重要；忧愁变成喜悦，脱离险境而进入平安，可以在夫人身边承欢，欢乐舒适；夫人的心情难道不会大为快乐吗？快乐了就身心康健，这就是长寿。因此盗寇平定，难道不是上天用来赐给夫人寿命、成就明厓公孝行的吗？从前《诗经》歌颂平定淮夷的功劳，而把根源归于上天的赐予，最终归到使母亲长寿上。公平定盗寇成功，恰好遇上夫人降生的日子，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正俯仰今昔，对公的世代德行有所感触，这感情发自悠远；黎侯又为公来请我作文，心意非常恳切。黎侯又是我丁未年所取的士子，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些话交给黎侯说：“这些话可以在夫人的寿宴上献上了。” 《文简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文简集》卷三十 （明）孙承恩撰 ○序 《会试录》序

译嘉靖二十有六年，即丁未年。天子召集群臣和诸侯来朝见，万国都来会同。万国中与计吏一同来的士人，有四千三百多人。他们像影子追随太阳一样来到宫阙之下，希望成为皇帝的臣子，请求接受有关部门的考试。春季二月，礼部尚书臣费某、侍郎臣许某、臣崔某将此事上奏。皇上下令学士臣某、臣某前往主持考试。共同考官是侍读臣某、编修臣某、臣某、臣某、臣某、检讨臣某、臣某、臣某、都给事中臣某、臣某、右给事中臣某、署郎中臣某、主事臣某。监试官则是御史臣某、臣某，以及各位执事，他们都谨慎选择以充任。臣等恭敬执行皇上的明命，立誓专心办事。经过三场考试，仰承皇帝的裁断，取中合格者三百人。按照旧例有录，记录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文章中可以流传的作品，献给皇上。臣某谨在篇首作序。臣来自海隅偏僻之地，幸逢圣明时代，位列官长，却不能竭尽忠诚和力量，报答皇恩万分之一，早晚战战兢兢，私心诚恳不已。想来推荐贤能、举用人才，仿效古代臣子以人才辅佐君主的道理，如今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是臣的幸运，是臣的幸运。此前嘉靖辛卯年，臣曾主持南畿考试；此后六年主持京畿考试，得以看见两都士人的文章。到了这次会合天下士人进行考试，得以尽览四方文章：形态各异，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争相发光，交相辉映；正直的言论、美好的谋略层出不穷，探究天人之根源，扩大帝王事业的绪业，阐明道德的归宿，探寻性情的奥秘。文章有经纬纵横的方法，武略有平定安邦的谋略，交错综合六艺，纵览百家。仿佛看见各国进献的贡品和土产全部陈列，竹筐礼器层层叠叠，玉帛纷纷错杂；又仿佛阅览舆地图，都邑一一列出，名山大川像棋子和星辰一样分布，清楚得如在掌中。天下的壮观景象全都具备了。臣看各国前来朝会，分封而疆域不同，道路不同而车辙也不同；等到来到朝廷，不敢有先后之分，是因为天下大一统。众士子铺陈言论，各人的才华不同，性情和崇尚也各异；等到汇聚在一起，却没有人敢采取不同的方向，是因为共同归于皇极。文字同一、车轨同一的治理，真是盛大啊！臣想到天下生民存在已久，宇宙中正元会的盛时，自唐虞三代以来，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因此，至善至治的时代不可能屡屡遇到，圣明君主又能遇到几位呢？我太祖高皇帝顺应天命接受授命，首先超出万物而拥有天下，端正乾坤的大统，使日月重放光明；丰功伟业超过千古。圣子神孙绵延继承，至今已经一百八十年了。我皇上天赋圣明神智，承受皇位，深厚的仁德恩泽广泛覆盖远近。凡在上天覆盖、土地承载之处，没有不恭敬地仰慕风教、承受德化的。统一天下的治理、皇极之道的推行，越来越隆盛，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既然这样，士人生在今天，难道不是千年才有一次的时机吗？太平事业靠人才来成就，也靠人才来守护。国家以求贤为急务，登进的诸位士人将要做什么呢？臣因此斗胆告诉大家：祖宗培育人才的仁德，皇上以礼乐陶冶教化的恩泽，诸位士人已经渐渐受到很久了。如今将要脱离岩穴隐居之地，感奋于风云际会，开始献身仕途，应该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呢？士人没有比立志更重要的事，也要审慎选择效法的对象。我听说虞舜时有九官，周代有十位贤臣，都是圣贤中的人物。诸位士人能够继承他们美好的足迹吗？诸位确实生在虞周那样的时代，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请不要把这话告诉主考官之外的人。诸位已经先行凭借文章自我推荐，自我许诺了。许诺却不能坚持到底，是主考官所担忧的。诸位要记住啊！身为臣子而享有俸禄官位，国家的根基、百姓的生命、社稷的寄托，诸位都与之有关。不要辜负你们所学，不要辱没你们被举荐的身份，不要抛弃你们今天说过的话；谨慎保持恒常的德行，敬守你们的官职，贡献力量，宣扬谋略，以辅佐至善的治理，使宗庙社稷绵延亿万年无疆的福祉。主考官对诸位抱有深厚的期望。诸位学生还要努力修养德行、成就事业，使学问达到大醇厚的境界。（缺十六行）前后人才相望，这是多么盛大啊！又怎么能看出其中有南北的界限呢？如今皇上努力彰明文德，礼乐教化像风行海流一样传播；在鼓舞培养之下，争相自我洗濯磨炼的，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的士人？难道还可以拘泥地只从地域来谈吗？臣从诸位士子的文章中已经看到了答案。他们涵养深厚，志向端正，造诣深，器量见识伟大；所谓魁梧博大、雄健俊伟、卓越绝伦，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那么能够与前代贤哲相匹敌、成为天下人才的，不就是诸位士子吗？又怎么敢因为一方面的情况而误解他们呢？虽然，人才分布在南北，本来没有不相同的地方；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于人的才能是否完全。人才分布在南北，本来没有不完备的地方；而真正有所不完备的，是在于人是否充分发挥。知道自己本有完整的才能，扩充它并充分发挥，那么南北人才就可以大体相同；否则便会自己限制在一偏之地，这就免不了产生差异。既然这样，君子对于才能，难道也不能充分发挥而自己限制自己吗？仰想国家设立科举，臣等滥承任用，希望取得全面的人才供皇上任用。所以我谈论南北人才的问题，并借此勉励诸位士子。《顺天府乡试录》后序

译皇上登基第十六年，即嘉靖丁酉年秋八月，顺天府举行乡试。皇上下令侍讲学士臣某前往主持考试。按照规制取士完毕，刻印文章献上。臣某应当在末尾作序，于是再说一句告诫众位士子：“国家建立学校，把众多俊秀杰出之士聚集其中，让他们学习。那么学习什么呢？是君子大人的学问，是彰明光明的德性、使百姓更新的事业。这种学问，是唐虞三代君臣用来达到治世的学问，是孔子、孟子用来垂示教诲的学问，也是国家让我们学习、以便在天下任用我们的学问，更是我们将来要被天下任用的根本。诸位士子平日所从事的，不正是这个吗？”我听说，《记》中有这样的话：“君子有三种忧患，有五种羞耻。所谓三种忧患，就是没有听闻道理。忧患没有听闻，已经听闻了；忧患没有学习，已经学习了；忧患没有实行。道理要靠听闻才能知道，没有听闻怎么知道？能力要靠学习才能具备，没有学习怎么能具备？境界要靠实行才能达到，不实行怎么达到？所以君子把这些看作忧患。”然而对于诸位士子，我已经知道你们免除了三种忧患。看你们的文章，没有不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上深入造诣、达到极高境界的；言论切实，论说详尽，见解明确。没有听闻、没有学习，怎么会有这样的文章呢？臣所不知道的，只是你们实行了还是没有实行。所谓实行，本来不是要等到显达以后才实行。然而困穷时的修养正是为了显达，施行兼善天下远比只求独善其身伟大，更何况这正是国家对士人的期望呢？诸位士子能够实行吗？古代有些人道已经成就却没有得到任用的，哪里数得清！如今诸位幸运地遇上昌盛的时代，被有关部门录取，将要被上级任用，上级更加会要求你们实行了。这样说来，对于这种忧患，忧患正更加严重。诸位士子能知道并把它当作忧患吗？至于所谓五种羞耻，羞耻产生于忧患；有忧患而能够使自己没有忧患，这样才可以免除羞耻。因此，要已经听闻，已经学习，实行并达到道德境界。既然已经实行了，那么处在那个职位上一定能提出自己的议论，一定能办成自己的事务，一定能称职，一定能安抚百姓，一定能使功绩更加显著。这些都要由今天能否实行来预先判断。所以说：“有忧患而能够没有忧患，这才可以免除羞耻。如今不能免除忧患，将来怎么能免除羞耻呢？”有忧患而求得没有忧患，其中的忧患，难道只是口头说说罢了？大概一定要有实际的修养和践履。诸位士子确实能这样吗？将来承担官职和进谏言责的重任，能够最终免除这些羞耻吗？我不才，实在对此抱有期望。如果不把这种忧患当作忧患，不把这种羞耻当作羞耻，难道只是自己如此而已吗？你不把它当作忧患，别人就会把它当作你的忧患；你不把它当作羞耻，别人就会把它当作你的羞耻。何况我确实负有以人才辅佐君主的责任，那么对于诸位士子，难道不是尤其有所关联吗？所以不能不反复恳切地告诫你们。《使交纪行稿》序 嘉靖改元壬午年，当今天子即位，正值下诏晓谕远方夷族之时，我承恩以词林官员的身份暂代其职，与给事中俞君崇礼奉命出使交南。此前听说交南国内多事，道路阻塞；等到抵达边境附近，才听说交南正在激烈交战，其国王已经去世，世子也流亡海上，未能进入交南。没过多久，崇礼又去世了；我具疏获准暂时停止出使，便顺道经过家乡。先在这一年秋八月出发，等到回来，往返总共经历了八个月。途中所经历的事情，随意用小诗记下；再加上所有感怀、酬答、赠送之作，共得古体、近体诗若干首。原来文章写在破旧纸张上，杂乱的小字纷纷堆积在箱笼中。闲居无事时，又把它们检出，不忍立即毁弃，选择稍可诵读的，共一百五十章，命儿辈抄录成一册。时常展读，以免忘记这次出使。唉，从前的人以衔天子之命出使，把出使绝域看作荣耀；我才识浅薄，不能胜任，又恰好遇到交南内部的变故，恐怕不能把事情办好，辱没天子的宠命，所以诗中多有畏惧之辞。又因身体孱弱，远离亲人，产生对父母的悲思，这是人情不能避免的，所以诗中多有忧思；再加上经历险阻、观察风俗、触景生情，因此多有哀伤感叹。至于登高眺望、游览观赏的快乐，十首中不过一二首罢了。这就是我的诗大概的情形。读者如果不能体谅这一点，有人责怪我不能彰显皇帝的光荣恩宠，反而像困顿穷苦的旅人那样发出叹息、写忧愁，这就认为不合适，那么也就错了。《韩文考异》叙 这种文章自六经以来，没有比秦汉更古雅的；到了晋、宋以及六朝，文章就衰靡了。只有昌黎韩氏独自兴起，振兴文风，文章雅正刚健、宏阔深厚，凛然足以镇服浮薄、纠正奢侈靡丽的风气。至于文章之道的根本源流，他当然也曾涉猎其边际而得到大概；大体考察六经，没有很相背离的地方。评论者把他同孟轲相提并论，固然稍有过誉；但他振兴衰败、恢复废弛的功劳，大概也确实伟大。喜好古文的士人多尊崇并笃信韩文，难道只是因为它文辞精妙吗？只是文章流传年代已经久远，其中深奥的文字和奇异的字，往往被注释者任意改换，使求学者误解很多。紫阳夫子凭借豪杰般的才华和卓越超越千古的见识，对于群圣人的经典，已经竭尽心思，发掘其中全部深奥义理；他认为六经以下没有比韩氏作品更好的，又忧虑妄加改易的人误导后学，于是把杭本、蜀本、闽本全部取来，比较它们的异同，并作了许多订正。他对于方氏的说法，辨析订正尤其多。大概方氏习惯崇尚奇僻，只因为韩文没有比它更奇，便常常用自己的意思去揣测韩文，改动字的偏旁，割裂句读，甚至有违背文理的地方也不顾。他不知道韩文不可企及的地方，本来不专在于奇异；可是他颠倒文辞，强行扭曲文章气势，难道还不足以称为奇异吗？这正是紫阳夫子所忧虑的。而《考异》的写作，对于韩文的功劳实在很大。如今韩集人人诵读，家家流传，编织辞藻的文士张口便谈、提笔便写的不知有多少；但真正能够进入韩文堂奥的人，能有几个呢？唉！文辞顺从义理、字句通顺，各自承担应有的作用，这是作文的根本宗旨，昌黎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何曾向人秘藏过呢？只是人们自己没有察觉罢了。因此趁着重刻此书作序，也把这些话告诉我们这些学习韩文的人。《重刊文公乡约》序

译郡伯、内江喻先生治理吾松时，每天都寻求使百姓富裕的办法，劳心焦思，努力不懈，仿佛还怕来不及；又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内心悲伤，仿佛百姓有所受伤。唉，他这样拳拳不忘百姓的心，上天实在在注视着。我曾偶然把《文公乡约》一册给我看，说：“这是先生用来引导民俗、使它归于淳厚的书。”我没有才能，无法称职地担任师帅；现在想刊刻这部书来教导我们的百姓。如果确实能够实行它，使浇薄的风俗一变而归于淳厚，我的心大概就能稍稍得到安慰了吧？您认为怎么样？我私下听说：禁止百姓做不善之事，是善，但还不是善中的至善；教化不善，使其变为善，是善，是善中的至善。官吏习气盛行，而儒者的功效不能显明于世，先王的法意几乎完全泯灭。因此，那些沉溺昏暗、纵情酣饮、睁眼窥伺而任意放纵、把民事交付给毫无知觉之人的官吏，本来就没有闲暇评论；而那些能够尽心办事的，也不过在文书、期限、会集之间忙碌，在审理、讯问、判决之时，只知道严格禁戒，只知道严厉刑罚，逞强自用，以求上下称誉，这样就已经算良好官吏了；那么还凭什么谈教育呢？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而从事教化的人，谁不笑他迂腐而无用呢？他们之所以嘲笑教化迂腐无用，是因为认为百姓不容易教化。唉，天下难道有始终不可教化的百姓吗？从未教导过百姓，就马上说百姓不听从教化，这是极其厚诬我们的百姓，也是先生所不取的。我过去曾在先生身边听过他议论政事，并由此探求他的施政，未尝不是严明的；但始终以宽厚爱人为根本，所谓惨刻严厉的做法，一概不采用。这就是儒者的政治。这部书流行以后，倘若真能像先生所说的那样，使风气转移、习俗改变，或许可以重新看到先王治化的盛况；那么那些喋喋不休地嘲笑它迂腐的人，也就没有地方插嘴了。这样岂只是一个郡受益，将对我们的国家确实有所帮助。虽然如此，从前朱子编修这部书时，也曾考虑到它很难实行。大概人之常情，可以同他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他一起谋划开始。唉，这就要靠我们几位父老彼此倡导率领；而我如今因病废居家中，难道也敢不与同道之人一起恭敬劝勉、协助此事，以成全先生的盛意吗？《华亭县志》序 《华亭志》，是记载华亭县事务的书。华亭是松郡附郭的县，县志所记载的事情，郡志已经全都记载了；现在又编写此志，是遵循制度。正德庚辰年冬十月，有诏令征集天下郡志；制度规定县不能附在郡的户籍中，而华亭过去因为附属于郡，所以没有县志。江右聂君豹以著名进士的身份来治理这个县，刚刚任职两个月，听到诏令后敬畏不安，首先让今天的郡守汝南孔侯带着他的命令来询问我。我当时正准备任满北上，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于是嘱托县学弟子员金子廷桂、沈子东，以及儒士顾子曦，经过三个月完成此书，共若干卷。我得到后读了一遍，大体上只是从郡志中录出那些与本县有关的事情，近来的事情则稍微续写进去罢了。然而按照伦理条理分门归类，很便于检阅，也不妨碍它独自成为《华亭志》。聂君于是想得到我的序文，开头已经无法再推辞，便告诉他说：志书这种体裁，意义重大。从前成周的制度，职方氏所主管、外史所掌管的，已经详尽完备。两汉也有可以考察的志书。唐宋的舆地图经，每三年或遇闰年就修订上报；舆地图经本来也是志书。它们屡次修订、屡次上报，难道只是为了做成文具吗？郡志已经八年没有修订了，如今不正是时候吗？华亭本来就是天下壮盛的大县，但接连多年发生饥荒，百姓的困苦更加严重。唉，从前的郡志，执笔的君子本来已经暗中忧虑并为此叹息，何况现在呢？由一个县可以概括天下的情况，也就可以全部明白了。圣朝想知道百姓的安乐和忧苦，所以征集志书，难道只是为了别的事情吗？要施行休养生息、温暖润泽百姓，并根据时势施政，必定要依靠这些志书，而且还会据此责成官员。况且县附属于郡，在郡的责任也就是在县的责任。然而编志尚且不能把县附在郡的户籍中，何况治理县政，难道还能说有可以推诿的地方吗？承接皇上的德意，根据时势施政，不是聂君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您要努力啊。圣朝将来还要依据这部志书来考验您日后的治理成绩。聂君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便让我将这些话记录下来作为序。《菊谱》序 范石湖为自己种植的菊花编谱，列出三十六种；他说东阳好事之人家中最多的有七十多种，可惜没有把刘家三十五种、史正志二十七种全部得到。（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已经有的品种不能废弃，所以把它们全部列出，留给老园丁，使他谨慎守护。又写下这些话，希望看到的人知道我并不是像苏长公所忧虑的那样沉溺于玩物。《张东海先生诗集》序

译诗不能只是随意创作。古代圣人编次诗篇时，凡不是厚待人伦、辅助风教、保存劝诫、显示得失的，就立即斥退而不予收录。那些泯灭无闻的作品，不知比保存下来的多多少倍。后世作者又如此浩瀚，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呢？《诗经》三百篇距离今天久远，难以企及；但作品一定不能违背孔子的意旨，才可以自附于诗。骚人墨客在禽鸟、鱼类、花草、竹木之间流连放任，把自己的欢乐悲戚寄托其中，并不是不工巧华丽；但三百篇的宗旨已经很少见了。更有甚者，又有人写淫秽亲昵的言语，这种作品，凡是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都忌讳而羞耻，说它没有被孔门斥责，那是没有的。东海先生的诗名满天下，兴致所到，不假雕琢，气势昌盛，辞采雄伟，所寄寓的意义正大，所谓厚人伦、补风教、存劝戒、示得失，往往都清楚可见。他的作品没有涉及淫秽亲昵的言辞，大概可以说没有违背孔子的意旨吧？至于他能够自信而不惭愧、不羞惭的地方，十篇中常有四五篇。唉，先生作诗，确实不是徒然创作。作诗本来没有固定法则，后世才开始有这些法则；专门论诗的人说：“诗的兴寄要深远，所以写得渺茫浩漫，像醉梦中人的话。” 又说：“诗的意旨要深邃，所以写得诡异隐晦，像商量推度隐语，使人读到最后也不能明白。”这两点成为诗家的要旨，诗人于是流连放任，却忽略了诗的大旨，耗尽精力，最终违背孔子的教诲。先生的诗难道不深邃而又深远吗？但他自己得到的东西，难道只是拘泥于这两点吗？先生一生创作很多，并不十分珍惜，所以大多散失了。他的次子都谏君辑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各种诗体已经清楚完备。都谏担心时间久了诗集也会一同亡佚，想要刊刻它，嘱托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于是斗胆作了这样的评论。有人说：“诗本来出于人的性情，大体上同作者的为人相似，考察各位名家的诗就可以看见。”先生为人高迈旷达，所以他的诗多超逸明快；一向很有志向操守，所以他的诗多慷慨自许。又有人说：“从前苏长公读黄涪翁的诗，说仿佛看见鲁仲连、李太白，使人不敢再谈论鄙俗之事。”先生的诗脱离尘俗，这话仿佛正是为先生而发。这三家人的话，虽然不足以穷尽先生诗歌的全部，但毕竟不是毫无见地，所以一并附在后面。《集古像》序 我已经辑录古代圣贤的刻本画像，编成一册；只是戴氏所画的帝王像有四十七幅，虽然未必真是戴氏的手笔，但描绘设色非常好，我很喜爱。正好南昌黄生子才来到这里，黄生以传神写照游历吴越，我认为他可以办理这件事，于是命他临摹，又增补了原来没有的十一人。戴氏本中有闽王、李后主、嵬琐等人，不值得记录；司马懿、梁昭明则排除不收；至于汉高祖、宋仁宗、理宗等面貌有疑似之处的，全都用石刻本重新确定。十天完成，也颇值得观赏。黄生对我说：“请让我把整册全部绘出。”我欣然答应。有人说：“古人距离今天久远，他们肤色黑白、美丑如何能够考证？现在竟想凭自己的意思来画，不几乎是亵渎吗？”我说：“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颜渊、孟子这样的贤人，他们的肖像流传天下，本来就是万代共同瞻仰的。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样的鸿儒，像诸葛亮、韩琦、范仲淹这样的名臣，像严陵、彭泽这样的高士，以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这样的才贤，像文天祥、岳飞这样的忠臣节士，都有遗像流传在人间，人们都看惯了。其余人物免不了只能依据画家的意思来画，但这本来并不妨碍景仰之心，有什么亵渎的呢？”于是立即命黄生开始作画。又过了二十天完成，神采焕发而出，俨然如同亲眼见到真人，比刻本好得多。数量比旧本多了九人，是我增补的。我曾经进入维扬，拜谒盘古的坟墓；游历吴会，仰慕泰伯、季札的高尚风范和吴公子游的贤德；经过檇李，登上胥山，追思伍员、霍光的忠诚；出了淮阴，访问吴兴，为韩信、李德裕有功而无罪感到悲伤；到了乌蛮滩，感叹马伏波的功勋；经过梅关，瞻仰张曲江的风度。我认为这些人物也不可缺少，于是追忆他们庙宇中的容貌，仿照其形貌画入其中。又读了李忠定集、陈龙川集，得到张浚伯纪、陈亮同甫的画像；一个使我敬重他的忠直，一个使我欣赏他的才气，也把他们附入其中。不再增补那些尚未完备的，是因为缺少依据，没有可凭借的；没有进一步搜罗，是因为情势上做不到。不删去那些可以略去的，是要保存已经保存的，不忍心废弃；没有推及那些还可以推及的人物，是认为这样本来就可以了。区区编纂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阳翁奏谢录》序 《奏谢录》是做什么的呢？是阁老阳翁先生亲自记录自己的奏谢之辞。已经奏谢过了，却又亲自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彰明所受的宠遇。书稿编成，准备付梓时，他偶然拿出来给某某看；我读到后，写下并感叹说：“美啊，声韵流畅，但不只是空话。”我由此看见圣明君主知人善任的明智，看见圣明君主礼待大臣的礼节，看见阳翁侍奉皇上的恭敬，也看见阳翁感受恩德的真诚。阳翁很早就进入翰林院，侍奉经筵，担任日讲官，后来任大宗伯，掌管礼乐并参与大政；忠诚显著，因此得到圣明君主的深切知遇，所受委任隆重。所以皇上酬劳赐美，宠爱赏赐接连不断，待遇一天比一天优厚。阳翁感念知遇之恩，每当拜受恩命，便随事上奏谢恩，无不恭敬谨慎、谦抑收敛，吐露的话充分显现真诚悃款；君臣上下同心相契，就是这样。骈俪文虽然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但古人常用来奉献给君上；陆宣公铺陈治道，彰明典章法则，在这方面最为盛大。自从有人炫耀奇异、追求奢侈博杂，把德行写成事务的附赘，堆砌辞藻而胜过意义，文脉变得微弱，讲究编织辞藻而丧失本质，即使韩愈、柳宗元也未能完全除去时代弊病；到了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叙事浑然成篇，舒缓曲折，这才是大家。阳翁在这几句话上，大概也从四位先生那里有所领会吧？所以这些奏谢文章，上足以彰明君主的美德，下足以抒发臣子的胸臆，具有浑厚博大的风格，少有浮靡浅削的意味；参照古代文集，也没有愧色。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这不正是这样吗？应当把它刻印下来，作为后人的规范。至于阳翁前后所提出的建议，文饰皇帝的事业，正直的议论、美好的谋略，以及其他高雅的文章和宏大的作品，体裁完备，风雅交错出现，光明灿烂，自有全集收录；这里特意只是其中的一端罢了。《方齿录》序

译两京以及各藩国士人中登名于贤书的人，另有私人编录的名册，往往各不相同。《方齿录》是辛卯年应天府同榜诸位君子所刻的书。按地域分列姓名，随着地域排列年龄次序。书中有字，有号，有父母，有配偶，有兄弟，有子女，有里居。为什么这样详细完备呢？详细完备，是为了厚待他们。因此从本人以上，便成为叙述年龄和交谊的雅礼；从本人以下，便成为缔结世代讲学交往的情谊。至于配偶、兄弟、里居，无不是为了敦厚交谊、申明长久的约定，这是厚待到了极点。毅斋孙子说：这一年，我确实与蜀郡虚山学士席公共同主持考试，取道淮泗之间时，得到一个奇异的征兆。有一条大鲤鱼跃入我的船中，我又惊又喜地说：“这次出行，难道会有名士落入我的网罗，以满足我的愿望吗？”等到考试结束，一百三十五人确实都是魁伟宏博的器度、聪颖通达的才华，是当时声誉卓著的士人。等到上礼闱考试，从壬辰年到现在，总共六次考取而得到荐举的，差不多有五十人，这已经很盛大了。其中有沈子坤，在辛丑年名列天下第一；有吴子情，在甲辰年为传胪三人之一；有李子春芳，在丁未年又名列天下第一。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不是尤其奇异吗？得到鲤鱼的征兆，这就是它的验证。唉，我才识浅薄，对诸位君子没有笔墨上的雅交，声名问候也没有传到他们那里，只是凭考场三场考试的文章，偶然得以认识并选拔他们。可是诸位君子没有辜负我的举荐，勤勉不懈，大都能够自我奋发。至于这三个人，都在十多年以后奋发腾达，声名显赫、仕途高升，使天下人称赞这一科取士得人，而我滥有鉴识人才的声誉，难道不是我的庆幸吗？从今以后，出仕或退处本来有早晚的命数，但立志用心一定应当没有不同。怎么知道不会还有几个人像那五十人一样呢？又怎么知道不会再有像这三个人一样的呢？那样一来，我的庆幸又将怎样呢？或者我还要告诉诸位君子：从学校考取而被乡里荐举，是荣耀；被乡里荐举而在礼部会试中取中，更加荣耀；在礼部会试中取中而获得大魁，又更加荣耀。然而在甲科之外，难道不还有更大的荣耀吗？如果能够策立功勋、砥砺德行，以伟大的德业闻名天下、流传后世，同古人相媲美，这才是最大的荣耀，难道不正是诸位君子应当做的事吗？希望大家彼此勉励。能够不辜负这些话，那么我的庆幸又将怎样呢？姑且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君子，刻在《方齿录》序中。《同年录》序 所谓《同年录》，是记录同年士人一同被乡里推荐者姓名的书。士人被乡里推荐，既然已经有了乡录，却又编录此书，是因为情谊深厚。嘉靖丁酉年，我和学士四明姚明山主持北畿乡试。不久，考中诸士编成这部录，想请我们二人各写一段话。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于是诸位士人中凡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并考中者，共有五十多人，都认为这一科得人最盛。如今五十一人中在朝做官的，又多次重申先前的请求。我想，古人说同年之间有兄弟般的情义；把不同姓的人聚集在同一时期，为什么称作兄弟呢？要使这种情义达到兄弟一样的程度，正是编此录的用意。因此，乡录只记录姓名，私录只按年龄排列；年龄相同的，按月份排列，月份相同的，按日期排列。合起来看，长幼次序井然，那么这百三十五人就真正像兄弟了。不仅如此，具列籍贯和事业，就是乡录的内容；具列世系和品行，就是殿录的内容。它不厌烦重复，不嫌琐碎，还标出字号，列出子嗣，这又是另外两种录中没有的。一定要申明这种郑重恳切的心意，凡是可以维系、联属、联络，使彼此不至于忽然忘记的办法，无不从长远周详的考虑和深厚真挚的情感出发，想使各家收藏，世代讲论。这部录的用意，不是很深厚吗！唉，岁月容易流逝，回头看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明山已经去世，而当时同榜的人，如今看来，境遇多么不相同啊！他们之所以不相同，是因为遭遇不同，出仕或退居、升迁或迟速不能一概而论。如今他们升沉各异，但若以兄弟相看，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只是想到诸位君子以甲科取得功名，将要在清明之世建立功绩，却对往日编录叙述之事情意恳切，时间越久请求越殷勤。推究这种心意，那么平日相处亲密，离隔时互相问候；有喜事便庆贺，有哀事便吊慰；以德行互相劝勉，以事业互相帮助，有过错互相规劝，进身时互相引荐。至于拯救危难、扶助困苦、存恤孤儿、周济寡妇，每当打开此录，想来都会有所警惕，仿佛彼此受伤，油然而生的感情不能自已。这才叫兄弟。一定要这样，才不算辜负这部录。假如彼此泛泛漠然，仍不免于忽略遗忘，像路人一样相视，那么这次编录岂不只是徒具形式吗？诸位君子的志向，就孤单了。《丁未同年齿录》序

译嘉靖丁未年，会试同榜登科的诸位君子刻成《齿录》，说我在这一科中有考场交谊，请求我写一篇话冠于卷首。丁未距今已经五年了，而诸位君子仍不忘这次考试。我因此感叹说：诸位君子的用心，不是很深厚吗？同年之间有兄弟般的情义，由来已久。然而试录刻成时，只按名次排列，不论年龄，年长年少便错置了，说是兄弟，实际上并不相合。这就是诸位君子对年龄次序如此恳切的原因。只按年龄排列，便使年长者居前、年少者居后，真正如兄弟一般。诸位君子的用心，何其深厚啊！不过，诸位君子难道只是希望一部录中长幼次序不乱吗？推想诸位君子的心意，难道不希望同登进士的三百人仕途都顺利吗？希望大家同样亨通显达，没有一个困顿失意；同样优裕顺遂，没有一个遭遇艰难困厄；同样显赫光明，没有一个暗淡沉沦；同样享有福禄，没有一个陷于困阨；子孙同样昌盛，没有一个衰败；存心同样厚道，没有一个自处于刻薄之地吗？我想，诸位君子彼此相爱，正是这样。虽然如此，诸位君子的用心固然如此，但若有些事情不能完全相同，也有使之达到一致的办法。诸位君子愿意听听吗？所以，有些事情可以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求得相同，有些事情却不能强求相同；应先做好能够相同的，然后再希望那些不能相同的也能相同。我不知道最终能否相同，结果会怎样。如今诸位君子都有官守和言责，虽然官职高低、大小、内外、远近各不相同，但无不具有臣子的义务。这就是可以竭尽自己力量以求相同的地方：侍奉君主都同样忠贞，接受职事都同样勤勉努力，从政都同样公正，治理百姓都同样仁爱，持守自身都同样清廉耿介，遭遇患难都同样坚守节操，交往相处都同样遵循道义。同样厚道，却不敢自处于刻薄；同样谨慎，却不敢自我隔绝于天。所谓天，不过就是天理。敬畏崇奉并诚实践行天理，这样以后内心便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声名也会上达于天；上天会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而诸位君子所希望相同、却不能强求的事情，或许也有可以希望的了。这样，诸位君子的愿望也稍可得到安慰。岂只是这样？皇上圣明而选拔诸位君子的心意，也将在这里体现。我和诸位君子有一日相从的交谊，其道义也就可以知道了。假如有人心术偏邪，违背正道、悖逆常理，故意使自己不同于众人，甚至败坏名声、丧失节操，甘愿把自己置于错误之中，那么又凭什么说能与别人相同呢？别人又有谁愿意同他相同呢？唉，礼制重视初次进身，终身都应保持同年之谊。诸位君子起初已经相同了，但最终却有人不敢与人同道，或被人排斥而不愿与人同道，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呢？又有人把俸禄官位作为高低贵贱的标准，那也是见识浅薄的丈夫。诸位君子并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过分替他们忧虑，那么这部录岂不是含有深意吗？至于我，浅陋拙劣、疏懒庸常，错误地因为年龄较长而排在诸位君子之前。有一天回头看自己，忙忙碌碌却没有什么成就；听说如今年龄一天天增长，实在不能和诸位君子共同驰骋于事业功名之中，那么我也将请求致仕，明白地从事农作，洁身退隐，求得尽到出仕和退处的道义，以免有负诸位君子推尊我为长者的情意；这件事我已经有志很久了，只是不知道将来怎样。因而为这部录作序，也一并谈到自己的私情，诸位君子能够谅解我吗？《顾文僖公文集》序

译东江先生文僖顾公文集四十二卷，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幼子、国子生顾天秩和嫡长孙、处州府同知顾应阳刻印的。他们间来向我请序，我接受后读了这部集子。读完便告诉他们说：“孟轲说，想要尊敬古人、与古人交友，应当连同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我和顾公生年相近，又有姻亲关系，不必再考察时代。然而评论一个人，必须先看他的大处；读这部集子的人，不应先论他的文辞制作，而应首先认识他的根本大节。”我曾奇怪欧阳永叔以文章成为一代宗师，但他自己谈论时却说政事为先，文学似乎居后。他说：‘文学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可以施及万物。’这话我私下很疑惑。古代圣人教人，并不偏重一端；体与用合为一体，本来就是我们儒家的学问。所以说：‘明白根本而施用于实际，体和用不能分开成为两件事。’这道理是确实的。四科的分类，是由于人的才性所接近的方面不同，成就也各异，所以各自举出所着重的一面来说。从今天看来，圣人所教和群贤所学，都可以由此看见。由求、游、夏的言论风旨固然如此，难道子路、冉求完全没有文学，而子游、子夏完全没有政事吗？唉，能够谈论礼乐的人，必定是思想通达性命之理、认识通达天人关系的人；这就是文学，并且能够落实到政事上。能够谈论经世济民的人，必定才兼通古今、器量包容宇宙；这就是政事，而实际上又以学问为根本。这不是体用合一的道理，又是什么呢？如果体用不能相互发挥作用，那么所谓文学、政事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难道是通儒大贤的事业吗？所以，具有宏大学术的人，才有宏大的经世事业；有宏大经世事业的人，必定以宏大学术为根本。这样以后，才可以在一代之中享有盛名。我看欧阳永叔的话固然如此，但考察他最终成就的事业，他确实曾执掌宰相之权，登上三公之位，宰相功业光辉显赫，与范仲淹、韩琦并称；他的文章著作又超越唐人、可比汉人。文章和政事一同兴盛，又怎么能拿他的话作为依据，来判定二者高下呢？东江先生早年努力学习，有志于圣人之道；他在文章方面追慕古代作者，也将要学做当代的欧阳先生。我不才，私下玩味他的文章，确实知道顾公的学问正在实践其大略。他的应酬文字、编纂著述和吟咏诗篇，凡是关系民情和世用的，无不说明清楚、思考周密，谋划政事根本，阐发宏大道理。假如他当时能够得到重用，治理国家、使国家光显，一定会把所学全部施行；可惜他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不能像欧阳先生那样参与治理、弘扬教化，以文饰太平，这大概是令人遗憾之处。然而顾公的文章中已经具备经世济民的内容，足以在当时兴道致治，在后世垂示法则和训诫，光彩显赫，昭然彰明于天地之间，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我之所以评论顾公的大处，至于他的文辞篇章能够追踪古人而无愧，那本来就是顾公的余事，不必再说了。唉！东江先生生平志在经世，所以对于世道的治乱、民生的休戚，以及如何斟酌古法施用于今，这些本来都已经在胸中反复权衡。近年倭夷侵扰作乱，凭借武力欺凌中国，使百姓陷于涂炭，经历三年还没有停止。假使顾公还在，亲眼看见时局艰难，一定会流涕痛哭；即使像古代安定国家、攘除外患的人那样，运筹谋划来帮助当权者，也要解除百姓的困厄吧？可惜啊，九泉之下已经不能再起。面对时事而怀念贤者，怎能不怅然呢？这也是我评论顾公的内容；至于那些琐细的文章制作，实在不值得用来详细叙述顾公。请允许我以这些话为顾公文集作序，怎么样？” 《别驾吴公一斋先生诗集》序 江西抚州别驾吴公一斋先生，是毅斋子承恩的舅父。他天性耿直刚强，家世以行医为业，救活人命的功劳很多。到了先生这一代，家中正值困乏，先生在贫困中努力苦学，寒暑不断。夏天夜里读书，把双脚放进瓮中，为了避蚊而用力读书，十分勤奋，学业才得以成就。他凭《诗经》在乡试中式，考中成化丙戌年罗伦榜进士。先生学成较晚，做官也很艰难，但他的天性始终没有改变。起初任任县县令，转任滕县，升任漳州，转任抚州别驾。正因为他刚直，所以多次得罪人；即使身居上官之下，也没有逢迎顺从的意思，因此未能达到显贵。后来与上级发生很大冲突，事情不能成功，竟拂袖归乡，闲居十五年。他一向以直截坦率的态度对人说话，多讲忠告；然而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很少宽恕，直到面对面时气得颈项发红也不顾忌，即使达官贵人也不多加退让。听说有关部门有违背常理的政令，便立即写信质问，因此刚直的名声更加显著；人们多不能忍受，但又体谅他的内心没有别的私意，所以也不能稍加非议。先生通晓世故，做官既然困顿，不能得到充分任用，归来后便把田产事业分别交给几个儿子。治理家庭极其严厉，常听见他严厉斥责的声音，因此儿媳妇都十分畏惧，勤于劳作；几个务农的儿子也都谨慎整饬，不敢有邪僻行为。他每天和旧友饮酒作诗为乐，唱和的诗作中，遇到太仆顾以正时，关系尤其亲密。先生很能喝酒，多半不会醉乱。承恩常陪侍在旁，看见他酒意酣畅、兴致发作，便常常随口占诗。他曾仰慕白少傅和皮日休、陆龟蒙两家的诗体，所以大都随口任意创作，不事雕琢，而刚直之气自然流露。他曾说：“诗是抒写性情的，我也只是抒写自己的性情罢了，难道能拘拘束束地仿效别人吗！”先生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孙子外孙二十多人。享年八十四岁，直到去世仍精神矍铄，是一位强毅的人。我过去年幼时跟随先父在南都任职，先生因公务来访先父旧交，见到我便怜爱我。不久他摸着我的头说：“这是个好孩子，好好教导他可以成才。我有个女儿，终究要嫁给你，她就是后来去世的吴夫人。”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吴焕，继承家学，任学职，仕途也没有振作起来。唉！先生去世了。他早年曾奖掖我、赏识我，又许诺把女儿嫁给我。我过去两次参加春官考试都没有成功，先生说：“这一步绝不能少。我做官不显达，却幸免于挫辱，正是依靠这一点。不过看你的器识，本来应当达到远大的成就，只管努力！”他这样恳切地教诲爱护我，这份恩情怎么能忘记？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报答。想到先生的作品恐怕终于湮没，先生虽然无意于流传，而使它流传却是后人的责任。于是我和内弟吴焕搜集整理，得到五言、七言律诗以及古诗若干首，交给吴焕的女婿、少参顾中立，略加校正，刻在木板上流传。稍稍尽我微薄的心意，使后世评论时代和人物的人知道前辈中有像一斋先生这样刚直的人，必定会有所凭借；那么，这部集子怎么可以缺少呢？《刻三先生诗集》序

译朱泾是华亭的大镇，有许多爱好古道、博雅多才的士人，其中有三人以诗歌享有盛名：一位是王鹤坡，名良佐；一位是戚龙渊，名韶；一位是张一桂，名冕。鹤坡曾有求取功名的志向，在科场很有声望，乡试中举后，仅历任学职便做到县令；龙渊直到去世仍是平民；一桂年轻时曾游学于学校，后来多病，未能完成学业。这三人都以诗歌相互较量，各有所崇尚。评论者说，鹤坡雅正的志趣高古，所以喜欢写斩绝、刻削般的诗句，把庸俗腐朽的语言淘洗殆尽；龙渊意气豪迈，所以诗作超逸跌宕；一桂安然退处修养，所以诗作冲淡古雅。三人的诗大多如此。我从二十岁起就熟悉三人的名声，并且一直仰慕他们。鹤坡与我有姻亲交谊，只有我深受厚爱，曾把他编成的八帙诗集交给我；一桂也曾亲手抄录二百多篇诗歌寄给我这个在京城的人。两位老人都对我有所寄托，龙渊虽然稍微疏远，也曾两次作诗送我北上。如今三位老人坟上都长满了多年荒草，而他们的后人颇为衰落，力量不能刻印诗集。近来又遭遇盗乱，恐怕最终湮没，想到这些令人悲伤。于是就从我过去得到的作品中，粗略加以选择。鹤坡的作品很多，不能全部刻印；龙渊的作品，也从他的儿子文昌那里求得数百首，一并刻出，以寄托古人挂剑的情义，命名为《三先生集》。毅斋子说：古人说诗能使人困穷，又有人说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的人才能写出好诗。这话很合乎我的心意。《诗经》三百篇是诗的准则，难道都是困穷人的言辞吗？风、雅、颂并列，但其中只有慰劳、哀悼、抚恤、怨恨、讽刺、感慨、愤懑的言语尤其能打动人。唐人的好诗，也多是贬谪、戍守、落第、离别和远行之作。所以说，欢乐愉快的词句难以写好，困苦穷愁的词句容易写得动人。唐代诗人多半没有在当时得志，李白、杜甫以及孟郊、贾岛是困穷诗人中最突出的；通达显贵而又能写诗的，屈指可数。屈原正是因为困穷才写得好，难道不是这样吗？三人都不为时所遇，所以用吟咏抒发自己的抑郁，其中有感慨，有愤懑，有怨恨，有讽刺，有哀悼，有规讽，极尽思致，刻入肝心，闯入诗家深处。三人如果年轻时就处于富裕境地，大概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困穷之后才写得好，难道不是在三位老人身上更加得到证明吗？然而，诗本来出于性情，又发自才华；才华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不能勉强，也不是困穷所能限制的。李白、杜甫虽然也和孟郊、贾岛一样困穷，但他们的才华宏大开阔，是孟郊、贾岛不能相比的。因此李白的作品豪放飘逸，杜甫的作品浑厚雄健，这些都是孟郊、贾岛所没有的。所以说，孟郊诗寒、贾岛诗瘦，他们的诗声调局促低沉，专门受困穷所限制。三位老人一生困穷直到去世，但困穷不能限制他们的才华，所以他们昌盛的气势和伟岸的文辞，有时仍然显露出来。其中鹤坡、龙渊尤其如此：龙渊得到李白的放逸，鹤坡得到杜甫的苍劲；张一桂虽稍逊一筹，但他的歌行等篇章，也颇有白居易的丰赡，并不是像孟郊、贾岛那样完全受困穷限制。既然这样，三位老人的诗怎么可以不流传呢？所以我刻印它们，使其永远流传。《石刻十四骏马图》序 《易经》说：土地上的功用没有什么比得上马，利于乘骑、到达远方，也没有什么超过马。郊野中的良马，诗人郑重称道，可见马对世间的用途很大。然而普通马还容易得到，难得的是良马。汉武帝想得到大宛的良马，劳师动众经过一年才得到三匹良马，那么难，难道还不难吗？杜子美的诗说：‘当时有四十万匹马，识马的人感叹它们的才力已经耗尽；在这四十万匹中竟没有一匹良马。’确实太难了。古代的良马，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只能在赞咏和图画中见到。过去支道林有爱马的癖好，说：“我喜欢它的神采骏逸。”难道良马一定神采骏逸，神采骏逸才算良马吗？后世想看古代良马的人，也只能凭想象去体会支公所说的神骏罢了。如今世间流传的周穆王八骏图，都形态奇异怪诞，几乎不像马；年代久远，也无法考证。曹霸、韩干都因画马而古今闻名，如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作品。近世赵松雪画马，也进入能品，完全表现出马的神骏，世人因此珍视它。近来有人把宋石门所画的《十四骏图》赠给我。宋石门正以绘画闻名吴中，如今我还不敢马上把他和赵松雪相比，但画笔劲健，气象轩昂腾跃，虽然有驯服和凶猛的差别，却都仿佛所谓神骏之马。我很喜爱这些画，于是分别缀写几句话来赞咏。自从汉代《天马歌》以来，后代有许多作者；李太白仿作《天马歌》，本来已经称得上雄奇。杜、苏二公有的作歌，有的作赞，有的作颂，声音铿锵如金石，评论者说其妙处绝伦，声调能感动宫商。我是什么人呢？不过是利用研读经史的空闲，随意写成这种没有实际用处的游戏罢了。于是请工匠刻石、摹拓，装裱起来赠给好事者，作为闲暇时清雅玩赏的一种东西罢了。《文简集》第三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简集》第三十一卷 （明）孙承恩撰 ○碑记 奉诏撰写《甲辰进士题名记》

译嘉靖二十三年，是甲辰年。礼部把会试中式的士人送到朝廷，皇上亲自下策问，赐秦鸣雷等三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和出身，等第各有差别。其余恩赐赏赉，大都依照成例办理。唯独在太学立石题名一事尚未完成。今年是庚戌年，又应当开科举行，但随即因盗寇警报而稍有耽搁。到这时，大学士臣严嵩等一同上奏请求，皇上诏令臣孙承恩补写此记。我自认为浅薄，错误地承受宠荣，无法仰承并称颂圣明的旨意，因而感到恐惧。想到我在这一科考试中曾充任提调，亲身遇到盛典，亲耳听到制辞，并向诸士询问防御之道。如今承受诏命，于是私下伏地感叹说：‘皇上的心意多么盛大啊！见识多么预先，考虑多么长远，谋求治理又多么迫切啊！’疆场出现外患，自古就是如此，即使太平盛世也不能避免；但只有盛世才有条件预先应对。所以不能因无事而忘记有事，常常把有事当作无事来防备，兢兢业业地谨慎治理内部，这才是应对外患的正确办法。甲辰年，国家安定，天下宁静，虽然边境偶有小规模警报，也随即清肃平定；但皇上仍深深忧虑，始终挂念四方郊野，谋划使国家长治久安。《尚书》说：“时时警戒，即使没有忧患也不可懈怠。” 又说：“不可懈怠，不可荒废。”四方夷族来朝归顺，皇上的心意，不正与《尚书》所说的相合吗？君主之道在于开创始端，臣下之道在于接替完成。皇上早晚勤勉努力，想着替国家抵御祸患，已经做到极致了！那么赞助辅弼，使四方归顺的盛况得以实现，难道不是臣下的责任吗？诸士刚刚出仕，还没有长期参与帷幄谋划的经历，皇上却一开始就向他们询问国家大计，实在是想得到足以参与神妙谋略、担当守卫国家重任的俊杰。诸士既然是俊杰，就已经承担了这种责任。俗语说：“太平并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所能成就的。”如今要安定中原、驱除欃枪之类的凶星和祸乱，没有共同努力，怎么能够做到呢？从前虞舜、周朝时，三苗凭险固守，必定靠皋陶彰明刑法、神禹出兵征讨、伯益参与谋议，前后夹辅，三苗才开始归服。玁狁、荆蛮作乱时，有文武兼备而吉祥的尹吉甫，有显明诚信的方叔，内有申伯，外有仲山甫、召虎，群贤共同出征，各种职务都得到履行，因此能够建立中兴功绩。如今你们诸位士人，委身任职、效力国家，共同勤劳于王室；《尚书》所说的‘在君王左右辅佐，使百姓安定，向四方施展力量’，以及《诗经》所说的‘疏远亲近都来辅佐，前后奔走抵御外侮’，都是诸位士人的责任。向上看虞舜、周朝的盛况，难道能让古人独自享有美名吗？你们仰体圣心，永远铭记圣训，用什么来报答和宣扬君王美德的万分之一呢？唉！自甲辰年以来，又过了七年，而侵扰掠夺的事情昨天又出现了。因此我仰面感叹，皇上能够预先看见、长远考虑、迫切谋求治理，这正是大圣人的智慧。臣下中那些赞助辅弼的人，也可以由此自我反省。如今皇上威严震怒，振扬威武，整顿军事，督正将帅，告诫约束各部门。在这种感召之下，远近都倾倒震慑。记录功勋、赞美伟业，俊杰将因此如龙兴起，云集响应，君主倡导，臣下和应。百官有位者，也应当乘此时机奋发努力，谋求革新，以赞助无穷的大业吧！臣不才，谨作此记以告诫众人。拟作《重修诸葛武侯祠记》（院课）

译武侯祠在某处，始建于某时，历年已久，被风雨摧残毁坏，神灵将无所依凭。守臣某君开始重新修治，估量工程用度，集合工匠、聚集材料，于某月某日开工，某月某日落成。门和廊庑庄严肃穆，庭院房屋完整，丹红黑色的装饰整齐，神像设置十分严肃。选择吉日举行祭祀，祭牲和酒醴洁净丰盛，神灵来享用，百姓都欢喜。某人认为古人做事一定要有记，于是来拜访我；我没有写成文章，便起身叹息说：‘唉，忠义是天地间的正气。它贯通人心、流行于宇宙之间，难道会有片刻停息吗？自古豪杰之士，其精诚恳切，本来足以逼近云天、贯穿金石。等到本人去世，而遗留下来的功烈存在于人心，照耀辉映，虽历久也不泯灭；仰慕其高尚品行的人，远远追思感慨，仿佛庄严地看见了他本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因为它贯通流行，千古如同一日；相隔久远而彼此感应，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汉代自桓帝、灵帝以后，王室动荡，奸雄僭越窃夺，天下大势十成中去了七八成，不归于曹操，必然归并于孙权。而武侯在崎岖艰难中跟随先主，在刀石交击之间左右支撑，艰难建立国家；后来辅佐幼主，辛勤劳苦而没有安宁，想使将要断绝的事业延续下去，重新完成先君的遗命，因此五月渡过泸水，连自身也无暇顾及，鞠躬尽瘁，至死不改。他忠贞不二的那一念，确实可以面对并配得上在天之灵，在一时彰显孤独的忠诚，在万世昭示宏大的道义，难道不是天地间浩然长存的正气吗？如今平日听到一件善行，也一定击节叹赏，严重时甚至会因此毛发森然竖立，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本来就有所激发。何况像武侯这样的英风义烈，万世如同生在眼前；他正大光明的气象，与秋霜烈日争其严峻；这样一位伟大的三代辅佐之臣，又怎么能忘记呢？而之所以如此，本来不需要勉强矫饰。既然如此，这种正气贯通流行，果真会停息吗，还是不会呢？国家所依赖、用来长治久安的，也只有这种正气存在罢了。考察过去，治乱盛衰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天地之气有正有邪，它贯通流行虽然从未停止，其中也可能有邪气侵扰，有时被奸邪利用，于是奸权、谀佞接踵而起，祸乱由此兴起。那么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顺应人心的自然状态而更加着意培养这种正气吗？所以我朝申明不变的教训，凡是前代先民的忠义之士，必定加以祭祀，用来表达崇敬报答之礼，表示激励劝勉之意；这种典礼也很重大。然而世上本来有人搜刮百姓财物来奉事淫邪，以求福为计；某君却能够仰承皇上的德意，既验证了正气有所寄托，又用来激励后世做臣子的节操，使千百世以后的人都想和这个人并肩，发扬光明的忠诚，弘大功业，坚定不顾自身的诚心，以勉力辅佐我国家，那么这项工程岂不是伟大吗？我已经叙述此事归给他，又作了一章迎神、享神、送神的诗，使祭祀武侯时歌唱来助祭。捧上珍品啊，进献酒爵；敲击鼓啊，声音在堂下回响。庙宇庄严啊，我快步趋入；神灵光彩焕发啊，乘车而来。神灵到来啊，千骑相随；秋风萧萧啊，吹满旌旗。远望羽扇啊，武侯在云中庄严而立；八阵图啊，纷然铺展开来。蕉叶金黄啊，丹荔鲜红；采摘杜蘅啊，兼有兰芷芬芳。瞻望卧龙啊，英姿矫矫；享用洁净的祭祀啊，神灵明察而止。歌唱《梁甫吟》啊，诵读《出师表》；表明武侯的心志啊，引起遥远的追思。神灵暂且欢娱啊，欣喜地听着这些歌；神灵若不欣喜啊，我心悲伤。我心悲伤啊，神灵将要离去；驾着云车啊，远远升举。高处不可接近啊，幽远难以追寻；远远放眼望去啊，只能久久伫立。灵山的关隘啊，高峻巍峨；湘江的水啊，横流起波。忠心耿耿的道义啊，仿佛亲眼看见；愿它永不枯竭啊，永不磨灭。千秋万代啊，如同一日；我们这些人啊，都说应以武侯为榜样。祭祀之事啊，永远有常；希望能够激发忠诚、报答神德啊，永不厌倦。《重修汉寿亭侯庙碑》世间从来不缺少有才智的人，但忠义之士却并不常有。所谓才智的人，只要能完成一项职务、办成一件事情，便都无愧于才智之名；稍微知道自我勉励的人都能做到。至于忠义之士，树立天下的大节，承担天下的大义，守护天下的大防，如果不是根源于天性、对道理有明确认识的人，很少能够完全做到。把功业发挥到极致，可以砥砺人心，补益世教，树立人伦，扶持天常。这岂是那些仅仅以才智著称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呢？在光岳之气分布之后求这样的人，几乎如麒麟之角、凤凰之毛般稀少。然而世人所珍贵的，正因为如此不在才智而在忠义。我看汉寿亭侯关羽辅佐先主，艰难曲折地建立国家。当时曹操凭借奸雄的资质，觊觎帝王神器；先主的土地不如曹操广大，兵力不如曹操雄强，财力不如曹操富足，天下人只知道有曹操而已。那些根据强弱来决定去留的人，当然知道选择谁，但侯却把自身托付给先主，至死不改，没有别的选择。曹操本来曾爱惜他的勇武，想把他留下，最终却不能做到。看他拒绝张辽劝说的话，那么他的心事确实可以上对天地、下质鬼神，这不就是所谓忠义之士吗？所以即使只论侯的才智，也未曾有特别超过常人的地方，但他的意气却伟大。如今侯的祭祀遍布天下，即使庸人和小孩子也能说出侯的名声功烈，难道不是因为侯的忠义足以感化震动后世，所以才这样盛大吗？侯在某地的庙宇，年久失修，当地人担心没有办法安置侯的英灵，于是修葺并翻新它。我为此作铭。古代的义士，奋勇而不顾身体，把自己托付给他人，生死都与之相随。威烈赫赫的关侯，确实就是这一类人。紫髯八尺，气概雄视万人，辅佐昭烈，实在是他的心腹重臣。颠沛流离，从未有人携带二心。活着是豪杰，死后成为神明。刚劲之气磅礴，化为风、化为雷霆。宏大的道义和孤独的忠诚，历经百代仍然伟大。什么小小的东西，竟敢同鼠鬼相比？新建的宫庙高大崇隆，穹碑高耸厚重。我铭刻而彰明它，用来劝勉忠诚。《新建宗忠简公祠堂记》

译大丈夫生不逢时，不能完成志向、建立伟大功业，抱恨终古；但能把忠义留给身后，使百世以后的人追慕他的风采功烈而不能忘怀，难道不伟大吗？宋代的宗忠简公就是这样。公名泽，字汝霖，是婺州义乌人。元祐六年考中进士，因为对策切直而被当时的宰相忌恨，调任馆陶县尉，流落、被排斥达三十多年。靖康初年，提升为磁州知州。不久金人入侵，长驱直入逼近都城；各地勤王军队徘徊后退，没有人敢首先前往。公当时奉诏任康王副元帅，多次请求督促发兵，但康王的亲信汪伯彦、黄潜善阻挠他，于是最终没有得到任用。后来他带领孤军独自前进，只凭忠义招集豪杰，所到之处多次取胜；但也因为军势单薄，诸道没有援助，最终不能成就功业。等到康王登上帝位，公首先入朝对答，陈述兴复的大计，流泪慷慨。接着奉命留守京城，对外抵御强敌，多次出兵击破敌军；对内平定大盗，招降的人不止百万。金人畏惧他的威势，从此不敢再窥伺汴京。公正准备以自身承担中兴大业，修整军政、振扬威武，谋求收复中原时，又被汪、黄阻挠；多次上奏请求，往往被压下不行，忧愤成疾而死。公去世后，中兴大事也随之失败。这就是公出仕退处的大概，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忠义之士的地方。评论者说，凭公的才略，假使在靖康危急之日让他掌握兵权，任凭他施展，徽、钦二帝就不至于被掳往北方；假使让他在建炎初年竭尽心志而没有人牵制，他一定不会造成南渡后的偏安。可是为什么偏偏没有这样呢？宋朝不能振作，难道不是天意吗？这正是英雄之士为之扼腕而痛恨的地方。公在政和年间曾获罪，被拘置在润州，后来又在润州监管酒务，死后也葬在润州；但润州过去没有祠庙。正德戊辰年，江右谢侍御景温来此地巡按，查看郡中遗迹而叹息说：‘崇奉祭祀先烈，是国家的常典；何况贤者曾经居住之地，以及他的遗体、衣冠所安葬之处，竟然没有建立庙宇，实在与典制不相称。而且这里是南北交通的控制要地，是东南各郡的屏障，确实不能没有昭示后人的地方。’于是命郡守罗侯主持营建，节推史君实际专门督办此事；他们在城内寿丘山北面相地，一年后建成，题名为‘宗忠简公祠’，沿用旧谥号。后来罗侯和史君都因升迁离任，刻有牲礼的石碑却还没有碑文。如今郡守莆阳林侯魁才专门派人来请我作文。我曾听说，天下最大的分别，没有超过君臣关系的；而忠义存在于人身上，是人本来固有、与生俱来、不能从内心解除的东西。庄周却说君臣之义无处可逃于天地之间，仿佛是出于勉强和不得已。这正是君子深深非难并极力辨析的地方。以忠简公来看，当他冒着万死前往赴难、违背众人独自前往时，固然有人嘲笑他狂妄愚蠢，但公毅然决然，毫不畏惧。等到艰难重重、四面震撼，他仍然屹立不动，临近死亡时还三次呼喊‘过河’。孤独的忠心和正大的气节，确实可以使秋霜凛然、贯通白日。这难道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才这样吗？不过是天性本来如此，只因他不能从中自我解脱罢了。官吏懒惰、失职，祭祀典礼无人修举，已经将近三百年了。如今侍御能够兴建此祠，罗侯加以协助，史君完成，林侯最终成就。不仅可以慰藉英灵于九泉之下，而且可以告诫万世后世所有做臣子的人，这难道不是对名教有很大的功劳吗？我因他的请求，既叙述公忠义的大节，作为告知润州人的文字，又作迎神、送神诗二章，使后世永远歌唱来承继祭祀。敲鼓啊，声音坎坎；在山坡上迎候我们的公。公到来啊，驾着云车；风声淅淅啊，雨色昏冥。公迟疑徘徊啊，进入新庙；桂木檀木做门楣啊，辛夷木做椽。怀念故都啊，心情激荡；俯览天地啊，不禁流泪。豺狼在郊外啊，鳄鱼在水洲；皇帝的车驾迷失方向啊，公没有可以安食的地方。没有什么洁净的供品啊，只能献上我的诚心；指向北固山啊，在中泠泉边奠酒。公若不欢喜啊，我的心就不能安宁。万舞结束啊，神灵已经醉饮；神灵已经醉饮啊，将要回转旌旗。公将要归去啊，回到朝廷的帝宫；左边有朱雀，右边有苍龙。承受皇上的光明啊，赐下纯厚的福祉；安定江山啊，直到永远。施福给我们百姓啊，使他们安居；妖邪之气不再发生，禾黍茂盛成行。我们的祭祀报答啊，永远不懈怠；神灵庄严地昭然降临啊，神灵常在。歌颂神灵功德，声名传遍四海。《集义亭记》

译正德辛未年，山东、江西都兴起盗乱，远近震惊，奏章每天飞驰而来。天子说：‘唉！应当命令一两位重臣前往讨伐他们。’又命令各地守臣谨慎守护保障，以安定我军。于是各地守臣有的尽职，有的不尽职；盗贼经过的地方，有的遭到侵犯，有的没有遭到侵犯。到了壬申年夏天，江西盗乱蔓延，攻打两浙，直到徽州的婺源；山东盗贼渡过大江，逼近黟县。徽州太守熊侯每天谋划防御，估计卫兵骄纵懒惰、不可依靠，于是建议向当道申报，招募民兵。在此以前，台司曾有人提议实行此事，百姓害怕，后来便形成惯例，无法解除，毁谤讥讪纷纷而起。熊侯获准后，开诚布公地安抚晓谕百姓，说这是为一时缓急而办，事情平息后立即解散，并无长期留置的打算。百姓这才一致听从，于是在城北选择地方作为操练之所，在其中建屋，以便教练检阅，各项规制都很完备，诚信和义气充分得到信任。远近百姓互相告知，百姓大为和集。节推张应祺专门统领此部，与同僚共同谋划，属官也都供职办事。熊侯时常前往巡视，亲自慰劳他们；士卒踊跃而有章法，击刺都合乎规范。武备得到修整，声威震动邻近各县，盗贼士卒不敢接近，郡中因此得以安定。事情完成后，众人都说不能让这项功劳默默无闻，商议凿石记载功绩，熊侯也无法阻止。歙县人侍御吴清夫，间或来拜访我。我考察周朝成规，兵力寄寓于农民之中：没有战事时拿着农具努力耕田，有战事时拿起武器抵御敌人。因此，伍、两、卒、旅、军、师等军队编制中的人，也就是比、闾、族、党、州、乡各级组织中的百姓；这种制度简便而没有弊病。自从井田制度败坏、兵农分离以后，农民出力供养士兵，士兵出力保卫农民，于是兵农相互对立，弊病最终发展到农民困苦而士兵骄横，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熊侯这次举措，本来也是酌量人情而采用权宜办法，事情不繁琐，百姓不受扰乱，最终保障了一方，差不多有古代的意义。谁说古代制度完全不能施行于今天呢？过去孔子称赞子产役使百姓合乎义，合乎义本来就是古代役使百姓的原则。如今徽州百姓不怕劳役而听从熊侯的命令，建亭的费用又由吴君家族中被称为义民的人承担，贫者出力，富者出钱，只怕自己落后，这不正是熊侯用道义役使百姓才能做到的吗？唉，盗乱刚兴起时，假使每个郡、每个县都能有像熊侯这样的人，那么盗贼本来就无从逞凶，又何必劳烦数十万王师，经历两个寒暑还不能完全剿灭呢？只是为什么不能人人都像熊侯呢？因此，熊侯保障地方的功劳，确实不能不记载。侯姓桂，江西人，由进士出身；他的其他善政还有很多，但不属于这次工程，所以不再涉及。《鹤城张氏家庙碑记》张氏的先祖是汴州人。随宋室南渡，迁居松江华亭，住在鹤城。年代久远，已无法详考，有一位名元亨的人，如今确定为第一世。鹤城有张氏，就从元亨开始。元亨生天裕，天裕生仲清，仲清生逊，逊生都宪公诰。张氏的兴盛，就从都宪公开始。都宪公已经做到显要官位，皇上追赠荣典给他的上两代祖先，诰封的官衔同于他的官职。他晚年退休归乡，想建造一座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地方，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他的后嗣太学生懋思甫遵奉遗训，能够继承遗志，于是根据先人的愿望大规模建造。祠堂在正寝的东南角，建堂三开间，用来供奉四代祖先的神主；上面覆盖重檐屋顶，高峻、洁净、明亮、整齐。祧祭有专室，附祭有储室；祭器有库房，收藏遗书和衣物也有库房；宴饮休息有堂，斋戒有处所；神厨、宰牲之所，没有一样不齐备。南面竖立绰楔，题作“鹤城张氏家庙”。工程始于正德戊寅年春天，共经过五个月才完工。建筑飞檐舒展，光彩焕然，礼制也相称。完工后，他们又磨制巨石，带着文状来找我，请求写文刻石以告示后人。我曾听《祭统》说：“祭祀，是用来追念并延续孝道的。”做人子孙的，难道不希望亲人永远存在，能够常常奉养他们吗？可是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圣人制定宗庙祭祀的礼制来教导人，使人能够尽到自己的心意，稍稍弥补不能及时奉养亲人的悲痛。唉！想要观察人子孙的心意，从祭祀中也可以看出来。因此，宫室不修整，就不能谈祭祀；各种物品不齐备，也不能谈祭祀。祭祀之道难道可以苟且从事吗？自从古礼无人讲习，人们大都简略办理，认为这样也算祭祀；至于那些背弃根本、忘记亲人的人，就不在此列。礼制记载在经典中，凡是能够做到的，都可以据此施行。他们难道不熟悉礼制吗？只是追念远祖的诚意没有达到罢了。唉！观察他们的祭祀，就可以知道人子孙的心意了。懋思甫告诉我说：“先公有幸得到孤晚年奉养的孝心，但我仍有遗憾。如今哪里只是完成先人的遗志，这件事也使我得以尽自己的心意。”我深深被他的话感动，更加相信记礼者所说的“所以从祭祀中可以知道人子孙的心意”。懋思甫难道不能称为孝子吗？何况在古礼废弃的时代，唯独能够举行这种祭祀，不违背圣人的教导，也足以称贤。因此确实不能不把它记载下来。既用来给众人看，也使张氏子孙能够借此鉴察，长久遵循而不废止，更加努力去做光大宗族、留益后代的事情。这座家庙的建成，即使流传百世，也是可以的。于是作诗说：张氏从汴州迁到松江，后来长久沉沦隐微，也没有谁显达。光彩夺目的中丞，才开始奋发兴起，秉承皇帝的法宪，成为国家的栋梁。中丞怀着孝思，忧念家庙祭祀，志愿积蓄已久却没有实现。中丞有个儿子桂栋，把松木作梁、楣，建成他的屋宇，庄严地世代虔诚祭祀。孝孙的功绩，孝孙进入家庙，恭敬谨慎。想到水木都有源本，内心便产生警惕。孝孙承受祭享，拂拭席几，笾豆十分美好，肴肉肥美鲜旨，使祖先得到安慰；祖先上下往来，回顾而享用祭品。愿祖先延长福泽、降赐福祉给这位孝孙。若不是先祖，谁能开创？若不是后人，谁来述说？写下文章以昭示，把它刻在家庙的石碑上。《松江府学重修记》

译天下的事情，对于那些应当尽心办理的，做到尽善尽美，君子并不认为过分。松江有学校，旧有建筑也屡次修缮过，但近来又逐渐破败。郡守崇仁吴侯深怕不合标准。侯说：“松江是天下著名的郡，而培育士人的地方仅仅如此，将成为本地的羞耻。”刺史对于一郡有师长统率的意义；如果不能帮助诸位士人，又不在振兴他们方面多加心意，怎么配称师帅呢？那瞿昙、老聃的教说，是世间的大害，信奉他们学说的人，崇饰住所，极尽奢侈华丽，而我们反而比不上他们。况且天下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大力振兴，因循苟且，又凭什么激励人心、振作衰惰呢？我将谋划这件事，把这里作为感发诸位士人的地方。于是节省冗余储备，召集工匠，会聚材料，择日开工。凡是木板栏杆剥落腐朽的，瓦砖残缺的，彩色黯黑的，栋梁倾斜的，欂栌衰败的，全都废除旧物而更新。建大成殿一座、魁星楼一座，斋舍四所，亭、门各二座，牌坊五座，号房一百间，先贤祠、乡贤祠各一座。工程始于丁丑年春，完成于戊寅年冬。建筑崇高、华美、明亮，坚固、整齐、严密，比从前几乎增加了数倍，真是伟大盛美，确实足以与此地相称了。于是郡博谭君璋率领同僚和诸位生员来见我，请求写文刻石以记此事。唉！学校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然而庸俗的官吏却忽视它，安于简陋，动不动就以劳费为借口。君子对天下的事情，只看是否合乎义，而不以丰俭为定；从前圣人还曾以此评论大禹。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一概用节省费用一句话来推脱吗？如果学校应当俭省，那么还有什么不该俭省呢？然而世上本来就有把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甚至对自我营建反而厚费；这样的人，就是吴侯的罪人。可是，吴侯所做到的尽善尽美，只是建筑设施本身。学校之所以真正美好，并不专在设施。使设施尽善尽美，侯能够做到；一定要使学校实际表现出美好，却不是侯一人所能做到的。侯只是负责振兴它罢了，这就要靠诸位士人自己去做。如今忠孝的大节、道德的根本，是诸位士人用来仰慕前代贤者、俯待后世贤哲的，诸位士人已经听得很多，也能够谈论了。若能受到感发而奋发，洗涤磨炼自己，真正实行并踏实践履，无论处于什么位置都卓然自立，使松江府学在天下受到重视，这样以后才算真正使学校显出美好，也更加与此地相称。唉！如果不是诸位士人自己去做，又能怎么办呢？我承恩没有才学，惭愧地跟随在文章家之后，谨慎执笔告诫诸位士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要辜负吴侯振兴学校的苦心。侯名钺，以才干由御史出任郡守。他的辅佐诸君，见于后面的题名，这里不再赘述。《松江府重修儒学记》嘉靖庚寅年冬，松江郡重修学宫完工。在此以前，郡守善化熊侯宇奉部檄，在学校南面建亭，用来收藏当今皇上所著的《敬一箴》。我曾经过那里，瞻仰后赞美建筑宏伟壮丽，但学宫还有许多破败处没有修治，便说：“这以后一定还会有工程，否则破坏会日益严重，将来会更加浪费费用。”不久，听说熊侯大举兴建修缮，各种瓦砖木石的材料像水波云气一样接连运来，并让县丞吴彻、大使李常主管此事，我便叹道：“熊侯大概懂得要务吧！”然而过去在己卯年，也曾修缮学校，我承恩还亲自执笔记载那次工程，没过多久却已经破败到这种地步，这就是负责办事者的责任。后来又听说郡博南城程君■〈火节〉亲自辛劳，每天与前面两人督率工程，指点众工，务必不苟且从事，我便叹道：“程君大概懂得职责了吧！”如今这次工程，或许可以长久保存了。工程大约历时八个月才完工，间或再经过那里，已焕然一新。像文庙、两庑、戟门、明伦堂、崇德堂、养贤堂、咏归亭、斋舍、尊经阁、魁星楼，没有一样不焕然更新。至于乡贤祠、名宦祠，从前位置和规制都不相称，也选择地点重新建造；台阶高峻，栏杆周正，丹青粉饰鲜明，庄严整齐。于是程君作揖对承恩说：“这项工程，是我郡侯培育人才的功劳，不能不记载，希望您写下来，也借此给诸位士人看。”承恩退下后写文回答程君说：“从前圣王设置学校，聚集才俊之士来教育他们，传授修身治国的方法。后世学校的名义虽然具备，但所教所学不过是词章和科举功业，与古人道德治理的实际相距遥远。当今皇上盛明德行、建立中正之道，继续发扬圣学，《敬一箴》阐发精微详尽，获得了千古圣贤相传的心法。皇上又感到人才不如古人，是由于不知道尊敬学习的根本，于是因廷臣请求，命令各郡国都把前代箴言刻石置于学宫，使为士者都知道学习圣贤之学，而不只是从事无益的空谈；用以振作天下，这是多么盛大的举措啊！试从圣训推究，专一就是敬，不向外驰求就是一。所谓一是什么？就是理，也就是太极、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所谓主一，就是以此理为主。” 戒慎恐惧，念念不忘此理，不掺杂、不停息，这就叫作一。有一就是敬，有敬就是一。敬是一的功夫，一是敬的实质。一是多么伟大啊！贯通圣人与愚人，贯穿宇宙，没有哪里不具备，没有哪里不如此。精一，就是精察这个一；守正，就是守住这个一；协一，就是使一得到协调。把它蕴藏在内，就是天德；把它施行于外，就是王道。天德和王道，都是用一贯通的。这就是圣贤之学，极其简易，可以长久施行，可以广大推行，完备充足而没有欠缺。唐、虞、三代的教与学，都是如此。士人如果知道从哪里用力，努力求达到这种境界，就会成为伟大的道德之士，不受流俗改变；退居时可以像孟轲，出仕时可以像伊尹、周公，他所具备的才德，才真正是古代的才德。这就是我皇上振作天下的用意。诸位士人也曾诵读圣训而有所感悟吗？那么，这次修学宫的工程，上承国家建立学校的意旨，下推贤侯振兴学校的心意，用来告诫诸位士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我敢把这些话全部写出，希望大家共同策励。《华亭县儒学射圃记》

译将要举行先王的礼制，必须要求场所相称、器物齐备。地方不相称、器物不齐备，却苟且从事，君子认为这是鄙陋的。华亭县学的东面，原有射圃，但十分狭窄。礼制废弃，无人举行，器物也残缺不全，所剩很少。今天子考察古制，尊崇文教，礼乐教化远近都受到感动。嘉靖庚寅年秋，侍御山西胡公体干奉命巡按吴地，所到之处都晓谕修整举行射礼。华亭所谓射圃，却简陋而不相称。郡守善化熊侯宇心中唯独认为这不够，于是命令邑侯方君钝商议扩展其地，具文上报上官，划出右边右文街的地面来增加宽度，又割取左边董漕的空地作为道路。国子生高沾也请求把他产业在北面的数弓土地让出来。于是射圃扩大了若干丈有余，方正周直，开阔宏敞；墙垣涂饰，绰楔整齐。方君又征集工匠、会聚材料，把器物全部制作齐备，凡弓箭、旌旗、中、丰、楅等物，没有不完整美好的。这样地方相称、器物齐备，才可以谈礼。举行射礼那天，众人的心情欢悦、安详、庄肃，按次就列，来往旋转各有地方，文雅而有礼，仿佛一时又看到了盛世的礼仪。县博山阴陈君徕认为不能没有文字来告示诸位士人，于是来请求我写文。射箭只是技艺一类，圣王却特别重视它，是要寄托教化。借射箭寄托教化，并不是只求把射箭技术练好。因此用它来端肃仪容，进退有法度，周旋有仪态，仪容符合礼节，节奏符合音乐，所以借此学习礼乐；用它来端正心志，使浮躁的人安静，使懈怠的人振作，使傲慢的人恭敬，使乖戾的人和顺，所以借此树立德行。把箭靶看作理，各自推究自己立志的所在；把箭靶看作道，各自安止于应当安止的地方；把箭靶看作自己，各自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所以说：“射箭，是用来寄托教化的。借射箭寄托教化，并不是只求把射箭技术练好。只把技术练好，那不过是技艺罢了。”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用来选取士人，要求多么严格周密啊！所以考察他们是否孝、是否悌、是否忠，是否好学好礼、至死守道。要求这样严格周密，却并不以技艺作为唯一选择标准。因此说：“用来寄托教化。”大概是教人学习礼乐，教人树立德行，教人各自推究自己的志向、安止于应止之处、从自己身上求取。圣人想用这些教导人，而教人的方法没有比射箭更贴近、更全面的，所以借它来寄托教化。因此说：“不是只求把技术练好；只把技术练好，那不过是技艺罢了。” 如果把射箭只当作技艺，那么那些能够穿透杨叶、贯穿铠甲的人，就可以攀附圣贤的道路了，这难道是君子所应做的吗？那么诸位士人竭尽心力学习射箭，也应当知道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了。于是作《射圃记》。《松江府学学田碑记》学校有田，是用来供养士人的。国家把才俊之士聚集在学校，已经制定廪饩来供养他们；贤能的有司如果进一步推广皇上的德意，就又置办田地。因此，学田就是用来供养士人的。松江府学由来已久，却从前没有田地。以前多次更换郡守，没有人替它谋划。晋江人黄侯润以夏官正郎身份来到这里，弘治年间特别重视学校，却唯独因没有学田而忧虑。正好有百姓隐匿田产逃避赋税，侯查访得知后，便把田地全部交给学校。他说：“我知道学校的供养还不充裕，难道不应当为后人倡导吗？”所得田地共二百四十余亩。于是松江学校过去没有田，如今有了田并有实际收入，从黄侯开始。郡博俞君世洁和同僚来到我这里，请我写文刻石记载。我认为君子对于应当做的事情，只在于做不做，不能自己替自己找借口推脱。谁不知道学校应当有田呢？知道却不去做，他们固然会说没有旧例、没有凭借。但事情难道一定都要有旧例吗？如果没人开始，哪里会有旧例？一定会说要有所因循。即使侯没有遇到隐匿田地的人，他的事业就会止步吗？在侯以前，难道没有可以像侯这样凭借的条件吗？可是最终没有听说有人办理，这只在于做与不做罢了。可是，侯有田来供养士人，固然很好；但供养士人的意义，不是一个方面就能穷尽的。《颐卦》的彖辞说：“颐，守正则吉；观察养育之道，要从自身求取食物。” 养育别人和接受养育者自我养育，都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涵养他们、培育他们，抚慰他们、教导他们，扶助他们使其通达，激励他们使其成材，这就是养育者的道理，是侯所做的。那么，接受供养的人自己应当怎样自我养育呢？应当养成和顺的德性，养成趋向道义的志趣，养成深沉精邃的才器，养成独立特出的操守，养成恬静的习性，养成含蓄宽厚的气量，养成经世济民的才能；这些都是自我养育的道理。唉！圣人养育贤才以惠及百姓，士人本来等待任用；承担养育人才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自我修养，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说：“穷困时修养自己，显达后施惠于人；平时接受培养，到了关键时刻才被任用。”士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诸位君子可不要辜负侯供养你们的心意啊！我本是本地人，确实为侯有此举措而高兴，所以根据供养士人的大义答复文学诸君的请求，既用来扩大侯的心意，也用来告诫众多士人。至于田税的数额和收支数目，将附在碑阴，并作诗说：上天养育万物，风雷运行；圣人养育万民，辅佐万物，使它们各得其成。养育百姓要先重视贤才，养育贤才要预先培养士人，选拔优秀、简取能者，用廪饩周济他们，扩大德泽，平均恩惠。管理百姓的官署，如果没有财物，凭什么供养？没有田地，凭什么施惠？于是开创这片田地，它的土壤肥沃。既已开垦，又已耕熟，于是播种、收获。这些田地从哪里来？奸邪之人把它们据为私有，难道不是王土吗？为什么唯独遗弃它们？黄侯明察，搜寻剔除，没有遗漏。可叹这些奸民，法律为什么要宽贷你们？于是把田籍登记在官府，交给学校。过去没有、如今有了，这是谁的功劳？佃户前来耕作，十户十户相继而来，按时缴纳输送，奔走唯恐落后。把它们储藏在哪里？有廪有仓，核查清楚，没有人能够侵吞。侯对佃户说：“优厚地酬劳你们的辛劳。”侯又发布教令：“谨慎缴纳固定的租税。”侯对学校说：“你们的老师和学生，只有这一点微薄收入，不要再向你们征取。”众人拜谢叩首说：“您说得过分了！”侯说：“细微的禾穗、圭粒、撮粒，全都是公家的恩惠。”众人一起问道：“怎样报答？怎样称颂？专心学习、努力学业，侯自有命令。”事情最难在开始，有人倡导便有人继承，希望将来更加充裕！后来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南京翰林院重修记》（奉诏起行，未能刻成）

译两京的官署，凡不是作为私人住所的，只有南京翰林院没有配备属官；因为地处偏僻、事务简少，掌管印信的官员通常寄居在这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房屋仍然不能不时常修葺，使其坚固严密、整齐洁净，差不多可以安稳居住，也没有倾倒的忧患。翰林院也曾多次修治，但由于没有固定居住者，舆夫、皂隶、胥吏、书吏便有机会毁坏房屋，拿木料供炊烧。嘉靖丁酉年冬，我奉命来此任职时，墙垣、台阶已经再次坍坏，门扇也多有残缺而不存在。恰逢第二年春夏之间，连日连夜下大雨，前后房屋漏水严重，泥水流到卧榻上，湿气蒸腾闷热，家中多人患病。又在卧室承尘上面，时常听到瓦砾坠落，我怀疑它将要坍塌折断。客人对我说：“房屋已经很久了，何不谨慎处理呢？”我更加害怕不能得到朝夕安宁，便命工匠拆开查看，发现梁木腐朽的有十分之三四，前堂三间尤其腐朽严重，于是赶紧向大司空石庵蒋公、少司空南山胡公请求。于是召集工匠，会聚材料，准备开工。正好大宗伯渭崖霍公把他拆毁佛庐的材料给我使用，资助这项工程，高兴地说：“这些材料可以补足我的工程了。” 翰林院原来没有寝室，后堂虽空旷，旁边厢房却浅窄，都不相称。仪门原来用砖垒成，形制很低，每当肩舆从下面经过，都必须低头，瓦砖也多有摧残剥落。土地祠又在道路旁边，人迹混杂，院中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旁边空地却荒芜无用。于是用佛庐的木料建造六间房屋，三间作为寝室，一间作为书室，一间作为库房；用旧屋的木料建作接待宾客的地方，三间作为内厨，一间作为仆人房；拆除仪门旧制重新建造，把土地祠移到旁边的空地，房屋仍按旧制，而地面已经宽敞了。又在正堂右边建孔目斋房一间，修缮吏舍两间；其余凡朽坏的更换，残缺的修补，如内外台阶以及鹿角等，大多不计入工部材料。二门外栽槐树十四株，仪门旁栽桧树八株，在土地祠后栽竹数竿。会计时，使用工部材料若干钱，礼部材料若干钱，另有五间房屋未计入；后来又稍有缺损，大司空白川周公再增补木料、瓦片若干。总计木工、瓦工、杂工、画工各若干，灰石、钉子、油料及杂物费用若干。工程始于戊戌年十月，到第二年己亥年二月才完工。唉！兴建工程是古人所慎重的事情；但修整破败、举办公务，有些事情不能拖延。至于建寝室，似乎会被嫌作贪图安逸；修仪门，似乎会被嫌作追求外观；迁土地祠，似乎会被嫌作任意更改，难道不会有人怪罪我吗？然而，必须这样做，身心才舒适，等级威仪才相称，神与人才能区分清楚。因事成就功业，一劳而永逸，我又有什么私意呢？君子一定会替我谅解。《松江府儒学前教授谭、程二公去思碑》

译宫寀氏毅斋子承恩说：松江大概有两位贤能的郡博，都以德行教化著称。一位是西广谭先生，一位是江右程先生。谭先生名璋，正德丙子年由余姚教谕调来。他施教时，一视同仁地实行兼爱，不因贤能或不肖而区别对待；不把人排除在不可教化之外，也不对人怒言厉色，而是以德行熏陶他们。受教者都得到益处，受到观感劝勉而有所成就，无不一致感动，深深敬戴他。谭先生之后六年，嘉靖戊子年，程先生由曹州学正接任。程先生名■〈火节〉，施教时谨慎区别贤与不肖，奖励有才能者，用来激励无才能者。士人既佩服他甄别公正，能者受到勉励，不能者也受到激发而知道努力，教育于是大为振兴，士风非常融洽，士人又一致感动，深深敬戴他。谭先生敦厚和易，所以施教宽容而仁恕，希望优待柔化他们，等待他们自行改变。程先生端正方严、诚实正直，所以施教严厉而正当，认为士人如果没有劝勉惩戒，就没有受到激发，于是严明条约，崇尚礼让，斥退浮薄浇漓，抑制奔走竞争。至于他自身的操守，总是以风节自我激励，除去淫祠以消除蒙蔽，谨慎遵行祭祀典礼，不因权势地位而屈服，言行遵守准绳，亲自做诸位士人的先导。两位君子所从事的事情，都是根据各自的资质而成就，不能完全相同；但概括他们施教的宗旨，都是把造就人才作为急务。至于他们体恤诸位士人，忧念他们的忧患，把他们看作子弟一样，恭谨慎重、勤劳不懈，修缮治理学校屋宇，尽心如同办理家事，这一点也没有不同。谭先生居职八年，因为不能顺从上官，被人进谗而解职离去，士人奔走哭泣送行，甚至脱下鞋子为他作纪念。程先生任职三年后升任盐城令，士人仍依依不舍；时间久了，思念更深，于是谋划立碑，把两位君子一同刻上，以寄托遥远的思念。唉！我曾读《易经》的咸卦，从中领会了感应的道理。感应之际，实在难以言说！所以感动人的，不能靠权术取得，也不能苟且求成。靠权术苟且求成，就像咸卦上六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连愚夫愚妇都不能欺骗，何况士人呢？所谓感动人，并不是矫饰虚伪；矫饰虚伪，就像咸卦初六，感动人的程度太浅。夏、商、周三代都以正直之道行事，本来就是对待百姓如此。过分夸张的赞誉，诸位士人难道会这样做吗？两位君子使士人感动，正是因为他们确实美善。因宽容而有包容，因仁恕而易于使人服从，因严厉而能建立功效，因正直而能有始有终，而这一切都出自诚信，以恳切悲悯的心去实行。两位君子有什么私心呢？用真诚感动人，人就会以真诚回应。所以说，使自己的感应守正；感应守正，天下人的志意就能相通，何况士人呢？毅斋子说：“我由此又知道王道容易实行。感应之道，大概就是王道的根本吧？圣人在《易》中把它说得极其充分，所以说：‘天地相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王道，不过是真诚罢了！从来没有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也没有不真诚却能感动人的。我从诸位士人身上，看到了这件事的验证。”于是作碑记，并系诗说：只有君王设置官职主管学校，以示范教导人才，使人才成长；以人才来建立教化。没有义，凭什么率领？没有德，凭什么使人心悦诚服？没有规范和榜样，职守就会偏离。没有道而徇私，怎样引导教化？停滞不前、互相固守，便会彼此抵触。松江学校自古以来，就有两位伟大的贤者；魏、孙两位公的高风，遥远而崇高，盛德美名，已经久远到仿佛绝响。我寻求这样的人，谁是他们？仿佛有文采之士，两位君子就是谭与程，先后鼎然来到，听闻风教便振作兴起。他们诚实笃厚，操守坚定，勤勉敬慎，厚道恳切。士人是我的子弟，我乐于教育你们成材；既然实现我的愿望，你们全都成为才俊。你们的学业，我来劝勉；你们的艰难，我来体恤；没有人帮助你们，何况还增加你们的困苦？你们能够遵行教导，我真心赞美你们；有不能胜任的，我便为你们叹惜。众多士人纷纷而来，也已经奋发努力；恩义彼此相交，彼此没有隔阂。谁甘心自暴自弃，沉沦于坏人之中？即使加以严厉责罚，也没有人怨恨。师生之义，时间越久越深厚，思念有所寄托。谁来强迫，谁来督促？众多士人说：失去了我的瞻仰依靠，谁还会再来，安慰我们的思念？我的思念孤独忧伤，怎样才能效劳，怎样才能报答？各自修养好自己，不要辜负师长的教诲。世事虽无常，只有德行不会泯灭。看看那峰峦泖水，它们同样有高有深。高大的碑石庄严耸立在重重屋宇之下，刻写这篇铭文和诗篇，来昭示后人。《上海县学去思碑》

译为什么要给学校立碑？是为了寄托离去后的思念，彰显德行教化。过去县博叶先生对士人施行德教，后来升官离去，诸位士人思念他而不能忘记，所以立碑彰显他的功德，也借以寄托思念。于是宫寀氏孙子来请我作文。记载如下：嘉靖庚寅年春，贵溪叶先生由乡贡士来到这里，主持松江上海县的教务。叶先生名朴，字淳夫，号白石，刚正方严、诚信正直，一向很有志向和气节。他教育士人，先重德行，后重文艺；用典范端正他们，用条约约束他们，检点整饬，磨炼砥砺，区别贤与不肖而分别提升或抑制。士人登堂侍坐时，个个肃穆凝重，不敢跛斜倚靠，也不敢荒诞轻慢。有人不遵守，就责罚整治，直到他遵守才停止。君子认为叶先生掌握了教育的根本。叶先生对待士人，士人送来的束修礼物，他都拒收；贫困者不肯接受其礼，还常常在他们匮乏时从俸禄中拿出钱来周济。有人丧事，便倡导义举帮助；有人遇到困难，便救助援引，尽自己的力量。君子认为叶先生能够体恤士人。叶先生又能振作废弛的事务。射圃破败残缺，礼制毁坏已久，叶先生修葺治理，并时常率领诸位士人在其中较量技艺。明伦堂狭窄，诸位士人不能舒展行步。自叶先生到任后，堂上增建重檐，往来行礼才相称。廪饩由有司发给，发放收取很困难，又以此为忧患。自叶先生到任后，学校有了粮仓，输送积储才便利。君子认为叶先生能够对学校尽心。叶先生所做的这些，就是所谓德行教化，也是诸位士人思念他的原因。唉！从前圣人论三种最尊贵的关系，把老师与君、亲相配，实在因为老师是成就我的人，所以与生我、抚养我的父母同等，实际兼有尊敬和亲爱的意义，包含恩与义。因此恩寄托在义中，义施行于恩中，二者其实是一体的。自从只看见义，便专门严厉急迫，像束缚一样，士人就无处容身；只看见恩，便专门宽纵松弛，连学校规矩也全部废弃。严厉则士人心中乖离，宽纵则士人习气败坏。恩不成其为恩，义不成其为义，职守便会荒废。唉！我看叶先生振作师道，督促率领诸位士人，在激发他们时没有偏邪的行为。这种义，就是恩；怜悯穷困、扶助危难，体恤周到，士人的内心全都依赖他，如同依赖父兄。这种恩，就是义。至于振作衰败废弛的事务，对学校尽心，又是把恩义进一步推广。叶先生真是对得起三种最尊贵的关系啊！与前面所说的相比，差别多么遥远！那么，他之所以深深感动诸位士人，成为他们离去后思念的寄托，难道是偶然的吗？从今以后后来的人，也可以从此碑中得到观察。叙述美善之事来显示风尚、劝勉后人，是史官的职责。我曾经执笔跟随在诸位史官之后，怎么敢忽略呢？我记载其大略，为它编次论述，言语没有过分赞美，是为了显示真实，也借此表达诸位士人的心意。作词说：有一位美善的人啊，在大江以西；秉持德义啊，实在是我们的老师。老师从前到来啊，振兴文教；示范法式啊，规矩方圆，步步遵循。诱导我、扶助我啊，真诚而厚道。怜惜我的私情啊，把我当儿子、当弟弟。启发我的蒙昧啊，使我这个懦弱者振作；磨炼我的气节啊，树立我这个懦弱者；做得好就劝勉我，做得不好就使我羞愧。乐于教育我啊，从不抛弃我。老师如今离去了啊，我又能怎么办？高大的重檐楼啊，宽阔宏敞，这是我的老师啊，规划营建的。有粮仓啊，庄严整齐，这是我的老师啊，经营谋划的。还有射圃，老师开辟了它；在这里观察德行的升降。上上下下登阶，仰望老师行走的踪迹；登上厅堂，聆听老师的教诲。思念老师却不能再来啊，怎能知道我的悲伤？老师如今离去并不遥远啊，在故乡的左近，谁能告诉天王啊，让老师回来教导我们。《合肥县学田碑记》合肥作为一个县，土地贫瘠而风俗质朴，百姓若不努力耕田便没有其他谋生办法；而当地读书人多半没有田地，往往连生活都供养不起。海阳潘侯恕以进士身份出任本县县令，振兴衰败、恢复废弛，政务逐渐兴举；他唯独认为士人有时因贫困妨碍学业，便考虑用办法供养他们。但过了很久仍没有找到机会。第二年，有百姓争讼田地，这些田地原来登记在官府名下，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想得到它的人便不断起来争夺，多次更换县尹也没有判决。侯对此感到疑惑，于是广泛访问父老，查明实际情况，高兴地说：“我正在寻求供养士人的办法却没有找到，如今却让奸人滋长、争讼不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事情办成了！”于是详细上报主管官员，请求把这些田地收入学校；又估算田地的价值，拿出自己的俸禄若干补偿官府。田地共计（缺字）百（缺字）十余亩。每年收取收入，储存在粮仓中；凡士人贫困，以及婚丧嫁娶等吉凶之事，酌量给予周济，并把田地的具体界限、租税及收支数目登记在册。君子认为，这项供养士人的事业有五项好处：整治奸邪，这是第一；平息争讼，这是第二；官府没有损失田价，这是第三；费用没有扰害百姓，这是第四；事情一定上报，这是第五。安排慎重周详，必定想把它作为经常长久的计划，心意也很勤恳。于是邑博王君藩命他的弟子袁万鹏、陈邦瑞来请求我作文刻石，以示后人。我认为，国家在学校供养士人，是为了等待任用，并把这项责任交给有司。有司如果加以用心，凡是可以扩大皇上德意的事情都应当去做；承接皇上的流泽、宣扬教化，必须这样才可以不辜负使命。像潘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贤能吗？唉！天下不知道有多少县令，他们都能像潘侯一样吗？从前治理合肥的县令，也不知道有多少，曾有像潘侯这样的吗？侯给诸位士人的恩惠很大，我不知道诸位士人将怎样自处。接受别人供养的人安逸，供养别人的人劳苦，士人一定要寻求足以相称的作为。如果因安逸游乐而荒废学业，因志向沉溺于卑近小利，安坐受食，认为理所当然，难道不会仰面对贤能的县令感到惭愧，俯视百姓也感到羞惭吗？这样怎么可以呢？争夺魁首、夺取俊秀之名，猎取声誉，可以作为仕进的阶梯，却还不是道德事业；登上高位、奔逐富贵，可以使自身荣耀，却不是辅佐治理的实际。士人的事业不只是这些，必须做到为臣子便忠诚，为人子便孝顺；出仕时能够建立功勋事业，退居时能够表率端正风俗，卓然成为世间的伟人；这才是国家供养士人的用意，是侯对士人的期望，也是士人应当自处并努力的方向。这样以后，才可以享用这些田地的收入而无愧。唉，士人们要努力啊！诗作结尾说：有肥美的田地啊，田畦相连，低湿之地相接。从前隶属于公家，却被奸邪之人隐匿；承袭错误、沿袭谬误，争夺者屡屡兴起，历经多年不能解决，公堂上争讼的言辞充满，谁来剖析，谁来裁理？潘侯主持此事，把田地交给学校，惠及我们众多士人。众多士人勤劳不懈，专心于学业。如果没有潘侯，谁来体恤我们的私忧？侯对众士说：“体恤你们是我的职责，你们要努力学业，我就会使你们欢悦。”侯对守管田地的人说：“谨慎保管，不得遗漏；发放施予要公平，核查账目必须清楚。”没有劝勉，怎么会有成就？没有教训，怎么能有所传述？受到感动而奋发努力，贤能杰出的人才才会出现。县中有贤能杰出之士，这是潘侯的功劳；我作歌作诗，宣扬他的美德无穷无尽。《蓬莱道院重修碑记》

译从前我们的圣人教育人，一定希望人们对于人事上应当做的事情尽心尽力。他们要树立支柱、建立根本，弥补周全、曲成万物，为世道谋划，使天地长久安位、万物长久生育，直到万世而不衰败，绝不敢苟且。自从老氏以清静虚无为教，庄周、列御寇一类人推衍扩大其宗旨，托言方外以显示与众不同。他们本来鄙弃人事而不屑从事，本来把颓废放纵看作保全天真，本来把宇宙看得狭小、把万古看得轻微而自以为高明，本来小心私护自身，把形骸之外的一切都看作与己无关。他们与我们圣人的道路太不相合了。然而后来的门徒，却又不完全如此。他们低头勤勉地谋求生活，勤勤恳恳地用尽知识思虑，正要使内心公正而不被自身私欲支配，正要谋划长远而不苟且顾及朝夕，正战战兢兢像有所负担，正诚恳切实地怀抱希望，寻求以此自我安慰。这仿佛与实行我们道术的用心相同，不是反而超过了他们老师的学说吗？老氏的教说，他所谓方外之道本来如此；然而如果不是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谨慎守持、诵习、尊奉，那么他的教说也会随着自身流传，超过三四代便停止。如今却历时久远而显著流传于世，实在是因为他的门徒仿佛懂得了我们圣人之道的某些意义而加以维持，这也足以说明我们圣人的教诲终究不能脱离这些道理。君子之所以这样对待他的门徒，也一定会赞许他们。松江有蓬莱道院，位于郡治东北五十步左右，地处通衢和曲巷之间，向北转折处十分幽静。元至正三年，道士李德安创建，年代久远后倾圮。国朝洪武初年，道士金志信修建过一次，但形制仍不相称。成化癸卯年，住持李朝阳与他的弟子江守澄开始改建，变低矮为高崇，扩狭窄为宽广，辟简陋为深邃。中间是正殿，祭祀真武；在寝殿祭祀其师老君；左右两庑祭祀文昌君和唐代吕真人。这样规制才算完备。正德己卯年秋，雷震击碎正殿的两根柱子，江守澄的弟子、住持卫大溥率领弟子锺秉彝再次修缮，支撑倾斜、补救破败，又增加彩饰，于是台阶高峻整齐，丹彩华美明亮；地方仿佛扩展而更加完备，殿宇仿佛升高而更加崇伟，景致仿佛开辟而更加幽深明亮；轩廊安静，窗牖深邃，院落曲折，房屋四周花木葱茏，雅致洁净、清丽脱俗，仿佛不与市井相接。道院起初没有记文，卫大溥到这时来拜访我说：“道院没有记文，不仅无法增加山门的尊重，也无法告知后人营造的艰难，而且将会默默无闻，最终导致毁坏。” 废弃不用，供奉教主也就无所凭借了，我实在害怕，因此希望赐下一篇文字来刻在石上。唉！我们圣人的教化，涵养培育了一世之人。那些异端，自生自死于我道之中却不能觉悟，只得到我道的一些粗浅内容来维护自己的教义，还希望把它传给后代。这样看来，他们既然见到了我道的广大，那么他们的异教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因他们的请求而告诫他们，使他们的门徒由此或许能够有所省悟吧！又为他们恢复原来的教义，并以诗申述道：道本源于一，浑厚深沉而幽微肃穆，主宰世间、建立准则，我道正归属于此。老氏兴起，源头相同而路径不同，以清净为宗旨，恬淡寡欲，阐明教义、流传后世，时间越久越显著。于是有了这处所在，用来寄托高尚的志趣。这座宫观光彩焕发，位于松城深处，地处偏僻而幽静，景色清丽和美。它创建于前朝，郡志可以查考；明代更加开拓，殿宇高耸。啊，圣帝威严，身穿玄色龙袍，树立黑色大旗，金印宝剑，龟蛇承托在脚下。太上老君高居其上，寝殿庄严肃穆；文昌、纯阳，头戴冠帽，身穿羽衣；万灵呵卫，四方信众瞻仰。岁在单阏之年，雷斧劈毁栋梁，天威降临，仿佛是在警戒轻慢亵渎。这里有一位大羽士，戒行坚定而专一，遭逢变故便战兢警惕，忏悔退伏，竭尽全力修缮，倾尽粮仓、打开柜藏，把剩余材料修饰整治，没有一处不美善。修缮后更加壮丽，丹青色彩耀眼，仿佛瀛海中的仙境恍然置于尘世；似乎其中有仙人居住，神药灵芝，白鹤黑鹿，白云遮迷门户，香雾覆盖屋宇。确实清虚幽静，远远隔绝尘俗。石磬瑶笙，玉版金箓，敲击鼓钟，声声警醒，彻达昏晓。玄妙之台幽深昏暗，丹府光辉灿烂；心境淡泊而归于虚无，神明在内照耀。若不是这片神灵之地，怎么能够断绝各种欲望？我想把这些谋划留给后人，所以谨慎地把它写成篇章。于是拜访史官，请他用朱笔记录，刻在坚贞的美石上，用它代替当面告诫。告诫你们这些后人，千万不敢不努力。精进修行，焚香修炼，持守志向，真诚笃厚；不要毁掉前人的功业，要竭尽力量继续下去。上以此祝愿皇帝获得福佑，下为百姓祈求幸福；四时之气顺序运行，雨水与晴朗、寒冷与温暖都调和适宜，直到众生都均受天地化育。柘林城碑记

译我朝臣服于天下，偏僻遥远的地方没有不表示顺服的。只有东海上的岛夷中有一种叫倭人的，倚仗地势险远，很不恭敬臣服。高皇帝厌恶他们狡猾无礼，斥退断绝往来，把他们置于教化之外，并写入祖训，不接受他们的朝贡；至于防御他们，则准备得十分周密。年深日久，法令松弛，人心懈怠轻忽，因而发生变故。松江是滨海郡，南面有柘林，实为一片土地，距离海边仅一里左右；南风一起，海船片刻即可到达。嘉靖癸丑年，倭人乘机在海上偷偷发动袭击，所到之处残破不堪，逐渐侵入松江境内；他们都从前面这个地方进入，肆意施行凶暴，焚烧、抢劫、杀戮，数也数不清。当时开设督府，推举大臣专门负责征讨平定，几位巡抚大臣共同谋划经营，于是调集湖襄、川广的军队，不下数十万人，耗尽东南财力，军队暴露在外五年才平定，擒杀他们的首领也十分艰难。百姓刚刚从创伤中恢复，流离者还没有全部 დაბრუნ；又常看见海上有船只出没，人心仍暗暗恐惧。第二年是丁巳年，河南仰山侍御尚公维时奉命巡按南直隶，巡视到松江，询问百姓疾苦和倭乱始末，查看地图，发现柘林是倭寇经过的地方，忧愁地叹道：倭寇来这里肆虐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里是要地，而守卫百姓的设施竟没有一座堡垒、一处屏障，使倭寇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做官居上位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轻视百姓呢？想要断绝他们的后路，筑城不可拖延。于是他决心筑城，上疏请求，得到批准，便告示有关官府，大规模征发民夫，运送砖瓦、储备灰石，命工匠在这里筑大城。此地位于金山、青村之间，城墙绵延四里，高二丈有余，墙基宽八尺有余，开挖护城河，深度约为城高的一半；开三座城门以便开关，沟通两条河以便船只通行。所需费用全由尚公命令有关官府支出，使用积存的赎金若干两，只从公帑支取，不向百姓征收一丝一毫。专门委托府判韩君崇福主持此事，又责成县民朱氏名凤、叶氏名昊等日夜督率工程。百姓全都知道尚公一心为民，所以都欢欣踊跃地赶办工程，唯恐来不及；朱、叶二氏又都读书明理，乐于劝导帮助。成千上万的锤凿声连成一片，工程仅三个月便告完成。楼橹、雉堞巍峨挺立，远近百姓欢庆欣慰，这才知道有家室安居的快乐。于是柘林过去没有城，从尚公开始才有城。尚公说：没有完。城池如果没有守御，也和没有城一样。于是他同巡抚盩厔寻斋赵公忻会商，赵公说：这是我的职责，岂敢不竭力？于是又同兵宪武昌镜湖熊公桴会商，熊公也这样做。便告谕松江太守承天黎侯遵训、华亭县令蓟州倪君光荐，他们无不谨慎奉行尚公的意旨。招集流亡百姓，编制保甲，选定渠长，设置粮仓，修整兵器，勤加检阅，严明法令，禁止奸邪，命令属吏不时督察，处理安排周密详尽，于是筑城之事才全部完成。这时朱、叶二人约同居民蔡良能等，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字前来请求作记，并将文字刻在磨光的石上，置于亭中，用来给后人看；还说：尚公一定不会推辞。尚公亲自遭受过倭寇祸害，了解事情最深，应该把它写下来。唉！兴建工程是大事。《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其中记载筑城的有二十五次，是因为重视民力。何况无事而劳役百姓、动员众人，怎么可以轻率呢？只是如果关系国家利害、牵连百姓安危，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那么又怎么可以全部置之不理？当初尚公开始议论筑城时，谁不把它看作多事而不急，来诋毁他呢？有人说：倭寇来不来，未必取决于有没有城；即使有城，难道就能保证不遭倭患吗？天下的事情，如果不是有真诚的心、实际的德行、深远的思虑和谋划，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并把它当作紧急重要之事的人，能有几人呢？不是自己的事情，就等后来再说；希望侥幸保全，因循观望，最后却给后人留下艰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倭寇突然袭来时，假如各处村镇平时都有防备，倭寇哪里能够肆意妄为？何况柘林是倭寇的便道，正处在冲要；柘林有了防备，贼寇未必不能受到阻碍，远近各地也未必会这样轻易失守，还可以设法应对。无奈当权者昏昧，使倭寇长驱深入，把我们的百姓当作鱼肉，听说的人都变了脸色，痛心不已。既然先前已经失误了，难道又可以把后患遗留给后来吗？幸而尚公决断果敢，而且处置有方，上下都没有损失和怨怒，百姓也没有怨言，成就了这项伟业。那么这座城确实是有它不可没有，应该预先修筑而不应事后补救，这已经清楚明白了。仰山公体察国家的忠诚、爱护百姓的仁慈、洞察事情的智慧、担当事务的勇气，难道不是贤能之人吗？从今以后倭患平息、地方安宁，百姓老老少少世世代代都感戴尚公的恩德；尚公的名声与峰泖一同长存，也是可以的。我已经大略叙述了事情经过，又作《筑城谣》六章附在后面，取古人怜悯劳作者的意义，让当地人吟诵歌唱，并传给子孙，使他们不要忘记激励自己，希望这座城长久不坏。筑城难，筑城难，筑城一定要建得又高又坚固。不高不坚，只是白白好看；贼寇来了可以摧毁，还可能得到援助。城墙高而坚固，只在于做事勤劳还是懒惰。我们这些人筑城，岂敢怕难？筑城急，筑城急，上官筑城是为了防御。平时必须想到遭受贼害时的惨毒：我的妻子儿女和财物都会被抢走。贼寇如果想来，不费一天工夫；我们筑城实在应该赶快。筑城，苦！筑城，苦！筑城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手里拿着重达千百斤的夯杵，‘登登’的声音不知响了多少次。必须想到贼寇比老虎还凶猛，我们这些人筑城，岂敢推辞辛苦！筑城容易，筑城容易！疏通沟渠、挖土，就在近处取土；地面上铁锹争先恐后，像鱼鳞一样排列，日复一日不断增加，也不去计算用了多少土筐。要知道上官筑城是为了百姓，我们这些人筑城只觉得容易。筑城，喜！筑城，喜！筑城完成后，人们就有了依靠；关门上锁，严密掌管，谨慎开关。刁斗的声音传遍乡里，凶暴的敌人即使来了，也只能白白窥视我们。筑城，怎么能不高兴？筑城好，筑城好！筑城可以使贼寇不来骚扰，经营产业、居住房屋都可以保全，人人从夜晚直到天明安然睡觉。无论黄口小儿还是年老长者，我们筑城，即使规模小也很好。《文简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简集》卷三十二 （明）孙承恩撰 ○记 小西园记

译小西园是什么地方？是大宗伯戒庵先生靳公私人宅第中游赏观览的地方。园子在润城南面，为什么称作‘西’呢？因为靳公住宅的左边是当今太宰邃庵杨公的别圃，这座园子正好在它的西面，所以就据此命名。园子有若干亩宽，为什么又称‘小’呢？按《润志》记载，过去本来有西园，是宋代韩魏公营治的。戒庵公出生在魏公之后，而对邃庵公又曾亲自登门受业，所以用这个谦称，表示不敢同他们抗衡罢了。韩魏公是宋室名臣，邃庵公是当今的韩魏公。两位公的地位本来都高峻绝伦，而我们戒庵公又以圣贤端正心性的学问，处在参与谋议、辅弼君主的职位上，与两位公相比并不逊色；但他仍作这样的谦称，这正是公的盛德。园中有亭、台、馆、榭，布局的名目、装饰的适宜，华美却不过分奢侈，朴素也不至于简陋。树木有楩、楠、梧、槚等良材，花草有薜荔、白芷、兰、荪等秀美之物，花卉有金谷园般的丰盛，竹子有淇园般的繁茂。依北固山作为山势，截取江流作为池塘，水清而深，景色秀美独特，水面荡漾着碧空并生起烟岚。那些青色紫色交相缭绕、山峰突兀高耸、直入云霄，云涛吞吐、涵容日月，争奇竞秀来增添园林胜景的景物，登高远眺时，都可以坐在那里尽收眼底。唉！这里确实可以寄托游赏之乐了。不过，我私下曾听说，古代君子把心志用在苑囿之中，以游览观赏为乐的，如果不是权势豪族，就是隐逸之士，是当时不得志的人所做的。至于身居高位而能够施行道义的人，本来应当把全部心力放在著书立说、治理天下的事情上，对于游观之事应该无暇顾及；即使有园林，也一定要等到功成身退之后，像裴晋公的绿野、李文饶的平泉那样。至于出仕之后就早早为退隐作打算，则是魏公西园的情况：他因为在这里做官，便把它作为游息之所。像我们戒庵公，正掌握朝廷大权，思考如何救济天下，那么此时营治这座园子，岂不是不合时宜吗？中年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留恋俸禄地位而忘记故乡，离职后又无处可归，昌黎韩子早已为此感叹。如今公独自经营此园，可见公还未老便已有归隐之心，正当进取时就为退身作打算；由此可以看出公把富贵看作什么，而这种高尚情怀和雅量，哪里是琐俗之人能够比得上的？我不才，私下因这件事得以窥见公的心意，如今承受命令，进一步申说此意，来作这篇园记。公一定会捋着胡须兴致勃勃地读完，拍掌一笑说：‘你说得真是了解我啊！’ 观稼楼记 太子太保、大司徒兼大学士、京口戒庵先生靳公辞去机要政务回家后，便在住宅右边建了一座楼，并题写匾额为‘观稼’。戊寅年春天，承恩曾前往拜见公，公嘱咐承恩写篇文章作记。我接受命令后退出来思考：公凭借深厚的德行和精深的学问辅佐天子，率领百官，早晚辛劳，责任重大。如今既然请求退休，正要悠闲自得，把人世间的事务置之不问，每天同高人逸士从容享受诗酒泉石之乐；否则就修养身体、涵养性情，以求达到乔松般的长寿，不应再去琐屑地计较世俗事务。况且公地位尊贵、声望很高，远近的人都仰望他，那么连百亩田地也不能治理的忧虑，难道是公应当尽心的事情吗？然而我又想到，周公请求养老，也有明白农事的言论；那么公的心意一定另有原因，只是我最终没有领会，也就无法回答。辞别公东归两年后，公又托人传话说：‘我已经在这座楼上两次看到庄稼了，你还没有写一句话回复我。你过去侍奉我很久，我一向教导你；你能最终推求我的心意，为我写下这篇记吗？’于是我再拜作文章，答复公说：‘从前圣人以自身承担百姓万物的责任，他用来建立世道的，难道还有别的吗？也只是就人事中粗浅、切近、容易明白的事情来寄托教化罢了。粗浅、切近、容易明白而又关系百姓日常常道的事情，圣人不敢厌弃。因此加以节制和规范；圣人的教化，除了这些没有别的用心。所以在朝为官就把它用于天下，退居在家就把它施行于家庭，以此规范风俗，使人人都努力，勤勉谋生，安守本分，把心力用在有益的事情上。这就是所谓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其道理平实中正而没有弊病。自从圣人的学问不再明白，士人都羡慕远大而忽视切近，喜欢浮华而厌恶实际，那些狂妄迂腐、空疏荒诞的人动辄说要抛弃世俗事务，把自己托付于清虚淡泊，以此自以为高尚。然而他们用来穿衣吃饭以维持生命的东西，最终也不能超出我们所说的粗浅、切近、容易明白之事，那么又怎么可以废弃这些呢？晋室那些人之所以祸害世道，难道不值得作为鉴戒吗？至于他们所谓养生修性，也不过是岩穴中枯槁隐士所做的事情。由此说来，粗浅、切近、容易明白的事情，难道不是圣人最为重视、并且正用来施行教化的吗？那么公把楼命名为‘观稼’的意思，大概完全可以明白了。我先前的疑惑，不也已经浅陋到被公所摒弃了吗？我过去侍奉公听讲，确实听到过宏大的教诲，因此长久感叹。华丽浮夸、荒诞不实的事情，既不切合实际用途；而岩穴枯槁之士所做的事情，又不能使百姓生活富裕。我私下由此认定公确实是大贤君子，是在为世道说话；如今承受命令，偶然领会了其中意思，谨此叙述出来，作为记文。至于说公以农田园圃自得其乐，忘弃身份地位，不再向外界有所企求；以及说公以勤俭、重视根本来给后人示范，把它作为一家私事，那就更加是浅薄的说法了。我知道这不是公命名的意思，不敢抄袭这种说法来冒犯公的听闻。画记

译把古今人物故事杂画在一册中。山林幽深而景色优美，轩辕与广成子坐在那里谈论道理。然而摇动精神、劳累形体的说法，只是养生家的宗旨。黄帝用来开发万物、成就事业的道理，并不在这里。许由弃瓢的故事，确实是超脱世俗、逃避尘世的人所做的事；但依我的意思，他穿衣吃饭，本来不能不和常人一样琐细。推究到底，如果连衣服和饮食也一并废弃才算超脱，否则也仍然和常人一样，又凭什么说是逃避和断绝呢？伯夷、叔齐两人，在空山采薇，面容憔悴而精神十分舒畅。由此可知司马迁为他们作传并非出自他们本心，《西山之歌》也是伪作。瞿昙、老聃庄严地侍立，宣圣端正地拱手站立。和其他把异教画得尊崇神异的画相比，这一幅独独画得正确。天风猛烈，草木都呈现出呼号的姿态。列子轻盈地高高飞起，但御风而行的说法终究是寓言，不可直接当作事实。瀑布倒泻，飞雪飘洒，自然是远离尘世的境界；又让遗世独立的庄子坐在那里观赏，其清幽可想而知。骑马的有七人，牵牛的有二人，骑驴的有三人，骑马的有二人。戴斗笠的一个，戴冠的两个，戴头巾的四个；另外跟随挑担背负的有四人。世间传说的‘七贤过关’，前代人都没有考证出他们是谁，大概是周末逃避世事的士人。空山寂寥，有人拄杖行歌，那是原思。他神情喧豁，带着自得的样子。一个樵夫来回站着观看下棋，应当是王质烂柯的故事。仙家把人世间的一千年当作一天，然而这样等闲抛掷，也不觉得已经过了一千年。这同处在人世没有差别，又何必讲邯郸之梦？一锅黄粱尚且只是一生，如果常常做这样的梦，那就是几处已经经历了亿万世了。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我怀有这种感慨很久了，姑且写到这里。三闾大夫在水泽边边走边吟，面容憔悴枯槁，同渔父作揖交谈。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忠诚恳切、孤独愤懑的心意。易水饯别，风声萧萧而寒冷，太阳昏暗得没有光彩。荆轲捋着胡须独自前往，虽然不是正道，却终究是刚烈丈夫。感慨地想起这件事，使人的正义刚烈之气蓬勃而不可遏止。原思弯腰背米，步步前行，好像急着安慰倚门盼望的母亲。儿子想要奉养父母而父母已经不在，这种遗憾是千古相同的，令人伤心啊。太乙真人乘莲叶舟，是韩子苍作赋题诗的对象，大概是荒诞的说法。胡僧相貌极其奇异古怪，老虎像老鼠一样伏在座下，有一条龙蜿蜒着像要降临。和尚用摩尼珠逗弄它，龙虎大概是仙家传说中的东西；如果是真正的龙虎，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了。石洞空明，道士坐着读《易》，清冷幽绝，不是神志坚定的人不能处在这样的地方。三位老人仰面大笑，神情都像要笑倒了。苏长公说衣服、冠帽、鞋履也有笑意，但他们为什么发笑就难以知道了。老父蹲坐着，童子十分恭敬地上前献履。隐居的君子怜悯张良博浪谋刺的计划粗疏，于是设法试探他，折损了他少年人的果敢锐气。我也听说过这件事，坡翁就是这样。蓬头散发、衣衫破旧，在荒凉寒冷寂寞的地方垂钓，一个老妇人走近给他食物。英雄尚未遇合时，也有这样的处境。四位老人悠然徘徊在空山中，最终没有出来辅佐安储。有人说子房的故事是伪造的，四位老人最终也从未出山。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四人也算贤者。严寒大雪，袁子闭门仰卧，士人固守穷困，就应当这样。原野闲静寂寥，群羊散漫，苏子手持符节而困顿；不知道他后来再娶妻、生子时，是否仍有这样的情形。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定论。白云悠然，长松铺展树荫。马融坐着吹笛，仅这样已经很适意了，又何必使用女乐来败坏儒者素来的风气呢？草庐中抱膝高吟《梁父吟》，左将军将要到来，却还不知道。这位君子和这位士人，是三代以后仅见的人物。名园清夜，车盖飞驰相随，直到今天谈论高雅聚会的人还称道它；然而实际上，它开启了两晋清谈而荒废政事的弊端。中散大夫披着衣服弹琴，目送飞鸿飞向云外。顾恺之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即使这幅画也差不多表现出来了，只是不知道古人的妙处究竟怎样。亭台水榭明丽，侍妾美艳，是金谷园；纵然奢侈而招致祸患，也可以作为后世的戒鉴。高大的松树疏落挺立，陶弘景箕踞坐在树下，清凉的风飒飒吹来，声音像笙竽，这大概是人间清福，使人追逐名利的心完全冷却。穿氅衣、戴纶巾，登上山林、走下山麓，身后跟着两位姬妾，真率任性；然而这给贤者造成的牵累也不小。长髯白面，手执羽扇，面对流水观看鹅。值得玩赏的东西，哪里一定是鹅呢？高雅之人偶然有所感兴，所以借外物寄托情怀罢了。竹林稀疏，七个人在其中徜徉；但史书说他们袒露身体相互追逐，这里却仍然衣冠整齐。把袒露身体画出来不雅，画出来尚且不雅，而几位贤者却自称这是高雅情致，为什么呢？凉风吹动衣服，拄杖轻快而行，像归云进入山中，像流水回到深谷；想来这位老人还后悔辞去五斗俸禄太晚了。穿麻衣草鞋，在牛背上读书，即使志向雄伟高远，最终也还是做成项籍那样的事；还坐在那里读《汉书》，没有熟悉登瀛洲的故事。那是一个时代文运兴盛的情景，只是把敬宗、义甫参杂其中，画家恨不得把他们斥退，使他们不要连累房玄龄、杜如晦诸公。白云在天边悠然飘荡，梁公伸长脖子远望；他一时说的话，竟成了千百年流传的口实。跛驴驮着行李，在断桥野水旁徘徊，小书童背着梅枝跟在后面。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在凤翔、同谷的日子里，杜甫应当没有这样的闲暇。月亮升到江心上空，小船行驶在江上；有人倒披锦袍，捻着胡须豪放吟诗，真所谓旁若无人。昌黎公骑跛驴踏雪，驴子冻得将要倒下，仆从也仿佛面无人色。这种情味我们不可不知，才能看出刚毅猛烈的气概不会被患难挫败。昌黎公或许未必就是这样，否则为什么到了潮州以后，文章中多有柔缓之语呢？桑树榆树笼罩在暮色中，花木明媚，山冈平垄，幽静的书斋、芳香的水榭，互相遮蔽掩映。如今江南像辋川这样景色的地方很多，只是不知道后世能否听闻它们，这就取决于人的作为了。湖水深，雨后天晴，凉风吹衣，小船在白苹红蓼之间垂钓，想来是张志和。我一向喜爱烟水，这颗心已经飘然到了三泖之上。老梅树枝干曲折，逋仙从容地寻求梅花含笑开放的姿态，这自然是幽人的高雅韵致；即使没有‘暗香疏影’的诗句，也不可缺少。荷花鲜明清润，香风扑面而来，太极翁悠然坐着观赏，清明高远的情怀仍然可以想见。

译月亮升上江面，奇石高峻险拔，老坡和苏过乘小船从石旁掠过，想来是在观看所谓的石钟。虽然喜爱奇异，终究只是一时的高兴。一个老人坐在船篷窗下吹笛，两个小丫鬟坐在旁边唱歌，这就是铁史杨维桢。老铁自称放达，终究还是礼法的罪人。以上共四十三幅，题名为《盛子昭作》，虽然未必真是他的作品，却也确实是一位名家之笔。我的同年新安张景周氏在都城得到这幅画，偶尔拿来给我看，我就为它记述大概如此。唉！古人已经远去了，他们往日的事迹和遗留的风范，使人把它们载入图画，流传的风气和余韵映照在典籍之间。观看的人仰望追慕，难免有不能追随他们的感叹。那么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不自立吗？我因此有所感触。东庄记 我在前一个甲戌年从玉堂获准告假回乡，第二年乙亥年从韩氏手中买得这座庄园，价格是七十千钱。庄园在车墩以东一里处，从俞溪支流转向南面；住宅一处，占地计算有七亩，房屋大约三十楹。我因旧屋加以修葺，中间的一间叫潜斋，是我潜心修养的地方。屋后杂种各种花卉，作为屏障和栏杆。北面有一座翼然的亭子，叫借借亭。亭前夹种槐树、桂树十二株，桃、李、柿、橘各有两倍之多。东面有桧亭，西面有木香棚。桧亭东面疏浚小河，使它成为环玉溪，养着七八百条鱼，上面架着小桥。河东有三丈左右的土地，种桃李，外面是蔬菜畦；沿堤种着芙蓉、红蓼，每到深秋花色鲜明可爱。溪水北面种竹子，又建了一座亭，名叫翛然亭。田地共有九十多亩，环绕排列在住宅前、后、左三面；后来又买得七十多亩，在庄园南面一里左右，田地相当肥沃，若不是大水大旱，通常都能成熟。我得到这里以后，喜欢它十分偏僻，又离我家不远；我多病而厌恶事务，有时来到这里，一来就是三四天才回去。焚香靠几，凝神静思，淡然忘却形体；有时独自走在花径、菜畦之间，捧水浇树，做些乡野人的事情。疲倦了就同邻近的老翁老人谈论农事。早晨起来登上田垄尽头远望，雾气弥漫覆盖平坦的田野，像白云荡漾；炊烟从林边直直升起。夜里则听见渔歌在清风明月之下互相应答，远处村庄的灯光忽明忽暗。至于四季晴雨阴晦，景色各不相同，而各有各的趣味，即使善于言说也不能说尽。我非常喜欢这里，自己认为没有人能超过我，即使给我千金我也不愿交换。唉，松江有许多富家大族，他们的田地连绵，亭台池榭，无不瑰奇美丽；我的庄园哪里值得相比，我却自夸没有人比得上我。我听说君子应当安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可以有非分的愿望；安于所处之地，那么拥有的一切都可以使自己满足。因此，吃饱了豆叶、豆类的人，不知道牲畜精美饲料的美味；习惯穿粗布衣服的人，不知道锦绣的华美，因为他们确实安于这种生活。若有非分的期望，不但得不到所希望的东西，而且会没有满足的时候，只会更加劳苦疲惫。我家世代清白，没有丰厚资财，节省衣食开支才得以有这点薄产；每年通常的收入足够供一家人吃粥，又修葺这所简陋住宅，足以作为休息游乐的地方。我已经不止是超过期望了，又怎么敢追求瑰奇美丽呢？不过，这座庄园只是因为有我的缘故，所以虽然十分简陋，贤士大夫仍时常屈尊来临，彼此笑谈、歌唱、作诗来发掘其中的趣味；那些仅以富有著称的人，未必拥有这样的乐趣。既然这样，看那种瑰奇美丽的园林，我的庄园确实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因此为它作记。潜斋记 书斋以‘潜’命名，含有退居隐藏的意义。书斋雅致洁净，幽远宁静，空旷而深邃，没有市井喧嚣和尘世气息的扰乱，是适合退藏的人居住的地方。我内心的志趣在这里得到深刻契合，所以据此命名。唉！‘潜’的意义很大。那些以夸张、逢迎、炫耀为事的人，已经无法得到这种境界。然而所谓退藏，难道只是幽暗颓然地躲起来吗？难道是说没有人任用，便离群索居、与世俗不同，像山林中枯槁的隐士那样隐晦屈伏吗？况且我既然凭浅薄的才学忝列侍从，陪同各位俊杰，在凤阁鸾坡之上翱翔，那么按道义就不能暂时退藏来为自己找托辞。我听说君子以深深收敛、厚厚积蓄作为等待任用的根本；只是我怀着尚未完成的学问，出仕来应对世事，稍稍试用便失败，于是已经内心空虚而没有依靠，茫然不知自己的学问何时能够达到止境。如今因优厚的假期回乡，又得到这个宽闲幽僻的地方，于是退下来在这间屋里藏心修养。那么我所说的‘潜’，难道真是幽暗颓然、像山林枯槁隐士那样无所用心吗？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或者我看圣人系辞解释《易》时说：‘洗心退藏于密。’圣人既然明白天地运行的规律，穷究消长盈虚、吉凶存亡的道理，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浑然深藏而不可窥见，事情一到来便随着感应立即回应。唉！这就是圣人所说的退藏吗？它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身体是进取还是退居。这样说来，‘潜’的意义真是深远啊！而我这个浅陋昏昧的小子，哪里足以谈论它呢？姑且描述它相似的意思，来表明我的浅陋志向，也用来记述我的书斋罢了。借借亭记 孙先生修葺别业以后，又在园圃中建了一座亭子，在匾额上题写‘借借’二字。客人惊讶而疑惑地说：‘奇怪啊，这难道不是用来向后人表示长远持久打算的吗？’我笑着说：‘客人的见识为什么这样拘泥呢？从前庄周、列御寇把世俗事务看得如糠秕，他们的言论宏阔淡泊，归根到底是想把万物都拿来推演。他们甚至认为人的身体也只是暂时借住于天地之间，并不是我自己能够占有的。虽然这似乎超过了我们圣人的道理，但推究物理，确实有其必然性。因此，衣服是我借来御寒的，食物是我借来疗饥的，房屋是我借来安身的，僮仆是我借来役使的，子孙是我借来延续后代的。引申开来，触类旁通，天下万物凡是被我使用的，哪一样不是借来的呢？可是那些妄庸之人竟把富贵财利看作自己本来拥有的东西，向世人夸耀，自以为得意。至于一件奇异可喜的玩物，便小心谨慎地守护，唯恐别人来抢夺。劳苦疲惫，损害自己的天性，扰乱天然本性，直到老死也没有觉悟，难道不是太迷惑了吗？《平泉记》说，把一草一木送给别人，就不是好的子弟。它的意思只是想让后代世世守护而不改变，可如今又在哪里呢？高雅通达的人嘲笑李文饶，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齿冷。盛衰兴废接连不断，没有穷尽，人们只是本来就不明白罢了。这座亭子本来是我东边邻居的东西，他从前本来也是借来占有的，如今被我得到，所以称作‘借于借’。唉！怎么知道别人不会想要借我的东西呢？又怎么知道我的子孙不会想把它拿来借给别人呢？这个名称和其中的意义，与那些创业者为后世作长远打算的想法虽然相反，但所谓长远持久的打算，确实另有所在，并不是说亭子这类外在事物。大概有一种东西，不需要借来，别人也不能借走；这才是我留给后人的东西，也是我的子孙应当世代守护的东西。客人认为我的话有道理，所以写下来作为记文。桧亭记

译潜斋东北角、环玉溪西面，旧有四株桧树，分立四角，挺直生长，枝叶浓郁苍翠。有人说，从前有人想在这里建亭，我于是也为它建了一座亭子。建亭的方法是把竹子捆作椽梁，用桧树的枝叶覆盖成屋顶，再砍削修整，弯曲得很厉害。亭子建成几天后，桧树焦枯，颜色一天比一天憔悴，我担心它会死，命园丁勤加浇灌。不久又恢复原状，色泽鲜明美好，枝叶更加繁密。唉，我大概有所感悟了。桧树是刚劲的树木，它生长在岩谷之间，树干直冲云霄，经受风雨，哪里能够忍受这种弯曲压抑呢？这就像贞洁耿介之士，刚直的心肠、正义的操守，可以杀害，却不能侮辱。假如让它降低志向、低头屈服，来顺从别人的心意，难道不会内心郁结、愤懑不平吗？等到培土灌溉使它恢复原状，就好像受人安养的人姑且隐忍罢了。否则，所谓以礼迎接、恭敬有礼，也是贤者所不屑接受的；况且让自己成为这些人的遮蔽，难道也是它自我欣悦的事情吗？不过，我看它苍劲坚定，坚实的姿态和刚强的本质，使它傲视冰霜的气概仍然存在。那么区区荣辱，哪里足以改变志士所坚守的东西呢？园丁又说，这树适宜经常修整，否则将要放纵生长。唉，我本来就知道它不是绳索规矩可以长久束缚的。我看见它卓然挺立起来了。翛然亭记 环玉溪北面三十步左右，种着几万竿竹子。竹林中开辟小径，曲折蜿蜒；在深处空地约三弓，建了一座亭子。用茅草修葺作屋面，用竹子捆作椽子，不加采色、不作装饰，以显示质朴。四面青竹围合，翠色聚集，疏朗而挺拔奇特。每天清风徐徐吹来，竹子发出铿然如击玉石的声音。盛夏烈日当空，正午在亭中解衣盘坐，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暑气。尤其适宜月夜，清影满地，密处如铺设的席褥，疏处像游走的龙蛇。天空寂静，天籁无声，凉露袭人，夜气清润深厚，不容世间半点尘土，飘然有遗弃尘世的趣味。唉，使我甘于淡泊而忘却荣辱的，难道不就是这座亭子吗？杨氏回山记 正德己卯年冬十月，天官璞庵杨先生和他的儿子给事君士宜，就在后园中叠石成山。山建成后，我有幸随郡大夫崇仁吴侯在山下饮酒，并一同登山。璞庵忽然叹息说：‘这座山虽然微小，却有一件相关的事情。’我请问其中的缘故。璞庵说：‘唉！这本来是杨家的旧物，失去将近四十年，如今又买回来了。’吴侯高兴地回头说：‘有这样的事吗？应该把它命名为“回山”，而且不能不把这件事告诉后人。’璞庵于是退下来嘱托我写文章作记。我听说，天下的事情不过是理和数罢了。只从数来说，盛衰兴废总是相互接续，所以即使是积善之家之后代，也很少能够长久兴盛；然而积善得福的道理有时又会违背表面情形，往往不久便重新恢复，因为数终究不能胜过理，这也是必然的。因此君子只尽心于显而易见的事情，至于盛衰兴废，就一概听其自然，我哪里有空去预知呢？《易》的屯、蹇卦虽然各自都有亨通之道，却从来不舍弃正道而求一定成功；所谓亨通，是说圣人本来就有足以自信的东西。杨氏在松江登记入籍，世代长期勤于耕作，使家业富足，尤其以积德著称。璞庵的尊父南隐翁，德行义举尤其显著，打开粮仓、倾尽囷廪来救济贫困，乡人直到今天还感念他的恩德而不忘。唉！积善之家必定使后代昌盛，是什么使这座山忽然中途迁移了呢？数是上天也不能违背的，何况人的事情变化迅速呢？如今杨氏兄弟、父子在当时努力建功，敦厚德行，勉励操守，善于继承、善于述扬，使家业更加扩大。唉！又是什么使这座山失去后不久便重新回来呢？否则，积善福及后代，圣人的话就成了虚假，杨氏又有什么可安心的呢？我又听说，从前这座山属于别人时，下面有盘结牢固的根基，不能撼动；最终把山移走时，到了这里，它仍然来自原来的地方，实在像是有所等待一样。上天急于把善报赐给善人，不是显明而清楚吗？这正是君子用来依靠、使后代富裕的东西，而作《平泉记》的人却只把心意放在文章辞句上，那就浅陋了。或者《易》在既济卦中，卦辞多有危险和戒惧、难以完全相信的说法，这是因为上天不会允许人自满于善。杨氏如今可以说正处在兴盛之时了，他们的子弟都才华高、聪颖秀异，福禄正日益隆盛而没有止境；然而圣人不敢忘记危险和戒惧，那么杨氏要怎样更加勉励他们的善行，以保全这种兴盛呢？我不才，承蒙杨氏兄弟、父子厚待，已经推究其中重大的道理作了记，也一并写到这些。至于山的胜景和登山远眺的快乐，就留待善于作赋的人来写吧，这本来就是璞庵的意思。又系诗说：这座山高峻险拔，原是我祖先所有。世事变迁、时代更替，未能继承守护。继承先业、发扬先德是孝道，这一点怎敢忘记？俯仰之间百年过去，回想往事长久悲伤。早晚勤勉努力，直到上天作出决定。光复旧日产业，是常理，并非侥幸。没有善行不得福，没有德行不受培植。天帝命令夸娥氏背负此山归来，山也因此得到安慰。庆贺它恢复旧貌，舒展花朵，吐露奇姿。美丽精巧全部显现，不只是供人赏玩，而是世代恩泽仍然存在。山峰卓然耸立，根基盘曲深固。烟云含有滋润，雨露使秀色发显。神灵鬼怪守护，灵气由此汇聚。父老们奔走来祝贺，既惊叹又震撼，说着举起酒杯，酬谢这座山的山灵。只有善行留下来，连续不断、永不更替。这座山也将与善行相伴，永远镇守万世。光霁楼记

译一斋苏子在黄浦之上建了一座楼，请他的朋友毅斋孙子为它命名。孙子说：“我还没有登上您的楼，但听说这座楼很雄伟、很高大。它轩敞开阔、通透明亮，可以迎来皎洁的月光和长久的清风。没有比‘光霁’更合适的名字了。”苏子说：“唉！这正是山谷先生赞美濂溪先生的话，而李愿中说它善于描写有道之人的气象。我哪里敢当得起呢？请你试着告诉我其中的缘由。”于是孙子告诉他说：“天地间清明、和煦、纯粹的气息，洋溢充满。所谓光风霁月，是这种气息显露出来而形成的气象。这种气象，是天地自然的气象，历经万古而常新。正因为如此，六合因此而开通安泰，万物因此而明朗融和。人承受天地之气而获得生命，那么所谓清明、和煦、纯粹，也是人的本性。但人不能完整具备它，只是被利欲损害罢了。利欲剥蚀人的心，比鸩毒更惨烈，比污垢更严重。人的心既然已经没有清明和纯粹可言，又哪里谈得上什么气象呢？所以君子要有省察的功夫，有克制和治理自己的力量，有保存涵养本性的道理。一定要用敬使内心端正，一定要用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敬与义相互持守，内外都下功夫，充实积累日久，成效才会显著，表现在行动起居中，形现在四肢身体上，面色和背部都充盈润泽，其中的缘故往往是别人所不知道的。” 人和天地本来同是一种气，人只是丧失了正气，才与天地之气分离而不能相通。自身已经恢复了本来的状态，那么精神流通，志意融和，清明、和煦、纯粹的气息，就会使天地与自身浑然无间。这样便可以赞助造化、养育万民万物，难道不是盛德的极致吗？所以说：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地，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太极。由内而达于外，由微小积累到显著，这哪里是可以强行达到的呢？这难道不也是我们体认本心的学问吗？我想和你一起登上这座楼，打开八扇窗户以舒展视野，俯仰观览宇宙，远近观看山川，沐浴在这样的清风中，欣赏这样的明月。我们的精神志意也会有所触发而相互契合吧？如果能在这里有所体会，那么所谓光风霁月，就不在风月之间，而在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之中了。”苏子说：“说得好！你的话可以使人增进德行。我虽然不足以当得起这个名字，却不敢不按照你的话努力。”于是请孙子把“光霁”二字大书出来，悬挂在屋檐下，并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作为记。《东郭草堂记》自从我有了园居，种植竹木，建造亭台轩榭，已经二十多年了。园子日渐形成情趣，只是其中一直空着，没有作为宴请宾客的地方。近来才建成三间堂屋，深十六尺，宽度是深度的两倍，两侧用回廊连接，八扇窗户敞开通透。虽然谈不上宏伟华丽，却雅致洁净、明亮整齐，俨然成为我园中的主体。因此题名为“东郭草堂”，只是如实记录罢了。古今天下的草堂，见于诗文的很多，而杜甫的诗中有“草堂尊酒”一句，我私下很喜欢它，认为它善于表达人的心意。杜甫生不逢时，孤独穷困、漂泊沦落，所以常有安居栖息的愿望。他诗中写雨燕风鸳，寄托的情怀令人悲伤。像我这样的人，生逢太平时代，侥幸窃取俸禄做官，桑梓之地又世代相守，哪里还会对杜甫的话有所感慨呢？唉，我性情迂拙，背负着愚蠢固执，既不能与当世才智之士争逐功名，也不能厚颜屈抑自己去求取凭借依托之地，常常想要撩起衣裳、收敛行迹，退下来修养原初的志向。对于显贵富贵，我实在没有什么期望，唯独想得到一处明净幽深的居所，读书弹琴，以先王之道为乐。有空时邀请两三位好友，备好酒壶酒杯，一同吟咏歌唱，谈说古代的得失和治乱之事，评议人物的好坏，在这样的生活中终老一生，这就是我平生的愿望，也是与杜甫的话相契合的地方。然而杜甫只是因为生不逢时，被战争逼迫驱逐，能够享受草堂饮酒之乐的日子并不多。从他的诗中可以考见这一点；而我处在清平无事的时代，悠闲安适，可以长久合乎自己的本心，时时修缮这座草堂，最终还将把它留给子孙，那么与杜甫相比，我所得的不是多得多吗？可惜我见识浅陋、学问浅薄，没有杜甫那样的高吟大作来为这座堂增重，也不能像杜甫的草堂那样显赫而闻名后世。这是杜甫胜过我的地方，也是这座堂没有辜负我、而我反倒辜负了这座堂的地方。《清旷亭记》孙子在园子中央建了一座亭子，题名为“清旷”。有客人讥笑说：“亭子以‘清旷’命名，一定是雅致洁净，可以隔绝尘世的气氛；轩敞开阔，可以远眺。如今这座亭子粗陋狭小，农田菜圃杂乱，花木竹丛遮蔽，耳目所及不过几寻，怎么能取名‘清旷’呢？”孙子说：“事理可以用心领会，却不能只从外在形迹上求取。你一定要等到冰崖雪窟才算清，一定要等到苍茫的荒野、无边的旷野才算旷吗？人的内心有极其清明、极其开阔的境界，并不依赖外物。它本来的洁净，即使冰玉也不足以相比；它本来的宽容，即使江河大海也不足以比拟。只是被利欲污浊、被纷华扰乱以后，清明的变得污浊，开阔的变得闭塞。去掉污浊和闭塞，清旷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清旷在内，不在外，是我心本来固有的，只是借助外物寄托而显现罢了。我曾在这座亭中端坐静处，排除一切思虑，独自观照本心，寂静而澄澈，浩然之气使精神舒展，超然之意使心情舒畅，情感与环境融为一体。我只觉得这座亭子清明而开阔。因此即使没有增加洁净，也仿佛面对冰崖、坐在雪窟中；即使没有增加开阔，也仿佛到了苍茫荒野、置身无边旷野。超越尘俗，俯仰宇宙，这种清旷，谁能用言语说尽呢？” “这样说来，清明并不是由于亭子，清明是从我自身发出的；开阔也不是由于亭子，开阔是从我自身发出的。所以说它在内而不在外，是我心本来固有的，只是借助外物而显现。”客人高兴地回答说：“好啊，这就是你所说的清旷！如今我也感到洒然自得，仿佛饮下凉风；心胸空阔，仿佛打开了遮蔽房屋的帷幕。” 《抱瓮亭记》

译抱瓮亭，是孙子治理菜圃时休息的地方。孙子曾读庄周的书，却不赞成他自称异于圣贤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又取“抱瓮”的说法来命名呢？庄周的说法究竟怎样呢？古代圣人准备各种物资、制作各种器具，创制成形的器物来为天下谋利。他们已经竭尽心思、耗尽智慧，而百姓依靠这些来养生送死，庄周也承认这些。假如古代没有圣人，我不知道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况且圣人既然把自己的一身寄托在百姓的生命之上，那么他用来仁爱百姓的心，难道会有穷尽吗？至于计较个人功利，固然不是圣人的心意；但事情如果能够减少百姓的劳苦、增加他们的财用，最终归结为给天下万世带来利益，圣人也不能废弃。如今按照庄周的说法，事情不必一定办成，功业不必一定完成，这将使一切日渐松弛、废坏而无法收拾，这就是给百姓带来大祸，难道可以吗？所以说：古代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虽然如此，庄周是游心于方外的人，他的书大概是愤恨世道、疾恶如仇而有所激发的言论。庄周生在战国那个崇尚功利的时代，看见百姓的机巧智慧日益用在变诈上，习惯于倾覆危乱而没有止境，便厌恶它，于是发表这种激切而矫枉过正的议论，也不知避讳。所以他的话说：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只知道内在而不知道外在。推究他的学说，大概是割裂万物却不能主宰万物，遗弃世事却不能治理世事，最终归于自私自利；这就是他甘愿自外于先王之道的地方。我不是他的门徒，却私下悲悯他的志向，也悲悯如今的人，变诈的更加矫饰欺骗，倾危的甚至发展到互相残害，却没有止境。因此姑且取用这个人的说法，这难道也是忧虑世道的心意吗？难道也是不得已的心意吗？《挹爽轩记》天地间极其清爽的气息无处不在，但只有空虚寂静的环境和清洁的事物得到得最多。这间小轩位于园子幽僻的一角，尘世之事很少能到这里来。轩前疏引泉水，种着荷花。夏秋交替之际，花开满池，芳香浓郁。屋后有数百竿修竹，风吹时萧萧飒飒。古人诗中所谓“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声”，我的亭子确实都具备。亭子既空寂，荷风竹露又是天下最清、最洁的景物，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早晚居住在轩中，鼻子吸入香气，耳朵接受清音，天地间的爽气每天都在饱享我的耳鼻。虽然如此，这里还有一个道理：人的身体之中，气息相互周流。所以耳和鼻，是气的孔窍；气，是心的车乘；心，是精神的居所。所谓“挹爽”，就是使内外相合，使精微与粗显相通。因此形体与气相通，气与心相通，心与神相通。形体清爽，气就清爽；气清爽，心就清爽；心清爽，精神就清爽；精神清爽，便能超然。若只是得到外在而遗弃内在，得到粗浅而遗弃精微，让尘土污浊衣襟，让繁华扰乱思绪，那么即使每天置身于若邪、渭川之间，也不过是鼻子闻到罢了，耳朵听到罢了；这样连气也将昏暗，更何况心和精神的清爽呢？” 所以，具备耳鼻却不能有所觉察的，是禽兽；拘守耳鼻而不能使它们贯通的，是普通人；由耳鼻通达到心神的，才是我所说的“挹爽”。唉！古代喜爱竹子、玩赏莲花的人，本来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白斋记》园子的西北角建有四间屋子，屋内涂成白色，栏杆、门窗都没有髹漆，几案、坐席、帘幕也没有文饰，纯然一片洁白。门槛外种着二十多株梅树，冬天盛开，仿佛万块美玉璀璨夺目；再覆盖上密雪，如铺陈美玉、叠起白绢，内外都明莹洁白，所以斋名为“白”。白，就是素朴。素朴具有精粹、明洁的形象，没有昏暗污秽和混杂，所以“白”的意义，素朴是其中之一。洁白、精白、清白、明白，都是“白”的含义。因此古代君子深深取法于它。洁白，说的是修身，《礼记》说：“孝子洁白是矣。”精白，说的是内心，匡衡说：“精白以承休德是矣。”清白，说的是操守，杨震把清白留给子孙便是如此。明白，说的是行为和办事，荀子说：“仁人所务者白是矣。”那么“白”的含义，不正是君子所看重的吗？与此相反，就是昏暗、污秽、混杂，是修饰自身的人所忌惮的。君子求道，一定要凭觉悟进入，一定要凭涵养巩固；耳目所习染的、精神所接触的，都能成为助力。我因此建造这间斋室，尽力使它呈现洁白，以满足耳目，使精神通达，作为身心的益处，所得不是很多吗？” 我曾在梅花和白雪的时节与客人一起，抚弄幽香，玩赏积雪；近处俯视，远处眺望，天地间皑皑皓皓、上下同色，真是古人所说的“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令人心胸澄澈。体会羲经《白贲》的旨意，吟诵庄周“虚室生白”的论说，续唱《白雪》之音，弹奏鸣鹤之曲。客人回头笑着说：“清雅啊！世人常说白玉楼、水晶宫，若没有也就罢了，若有的话，难道还能超过这里吗？如果有尘俗之事来污浊我的斋室，就应当像古人那样用大白酒罚它。” 《听雨轩记》轩建在小溪曲折之处，两岸竹树遮掩覆盖，绿荫浓密，即使正午也看不见阳光。八扇窗户空明，环境朴素幽静，听不见市井的喧闹。我常在这里仰卧休息，久而未曾给它命名。有一天，我和两三个客人在里面饮酒，忽然大雨骤然到来，萧萧飒飒、飕飕雭雭，万片叶子一齐发出声响，从四面传入轩窗。正值初秋，凉气袭衣，清冷的思绪直入骨髓。我静听了很久，高兴地对客人说：“快乐啊，客人也知道吗？我如今听雨，已经不是从前听雨的感受了。”从前在京城，每逢下雨，淤泥堵塞道路，事务牵累逼迫我外出；骑着劣马，污泥淹到马腹，沾污衣领，颠簸劳累，回头看随从，前面的跛着脚，后面的被拖累，心中苦闷厌烦。五更入朝，在昏暗中走在长安道上，战战兢兢地握着马缰，唯恐跌落。半夜在枕上睡醒，听到淅淅沥沥的声音，便忧闷愁苦。当时的情怀兴致是怎样的呢？如今悠闲安适，和两三个朋友谈笑呼吸，没有一点拘束牵累，情感因环境不同而改变，内心也有所领会。你试着听听吧？飕飕雭雭、萧萧飒飒，忽然挥洒飘落，如同风起水涌；顷刻间又悠然生出万里江湖之思，把胸中的尘土一洗而空。在这里听雨，客人认为怎样？和从前在京城枕上睡醒时听雨一样吗？我如今才知道静谧闲适的乐趣，决不是轩冕富贵可以换取的。这就是我的轩能够形成情趣的地方，虽然没有什么不适宜，但还是没有比听雨更适宜的。我想把轩命名为“听雨”，怎么样？”客人说：“好啊！”于是便题名为“听雨”。《傍秋亭记》

译亭子为什么名为“傍秋”？是为了记录季节的变化。为什么说是记录季节的变化？《淮南子》说：“桐叶落而知秋。”亭子左右各栽一株梧桐，用它来记录季节的变化。记录季节的变化，为什么又说“傍”呢？草木对于气候，各有先后；梧桐最先感受到秋气，所以说到秋天必然联想到梧桐。唐人诗所谓“秋色傍梧桐”，我的亭子就好像说“傍着秋色”一样。一气流行，循环运行；四时更替，规律均平。为什么唯独在秋天记录呢？同一气息运行，始终却有不同；四季运行，繁荣和凋零也各不相同。季节次序引发人的感触，没有比秋天更强烈的了。古人惊秋、感秋、悲秋，都是因为这个。人生不是金石，随着大自然一同推移，盛衰荣枯本来就是自然规律，又为什么惊惧？为什么感伤？为什么悲哀？秋，就是成就，万物在秋天应当完成成熟。君子观察万物的成就，便用来考察自己的德行功业。秋又属阴，阴气从此更加增长。君子推究阴阳二气的消长，便用来预察天运。考察德业，是君子“乾乾惕虑”的心；预察天运，是圣人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思。却因此而惊惧，因此而感伤，因此而悲哀。我正是因此记述秋天。《阅耕楼记》孙子住宅后面有常年丰收的田地七十亩。他闲居以后，便修治农事，拓地数丈，修筑圃堰。又在田地北面建造四间楼屋，登楼可以俯视田地。烟中的蓑衣、雨中的斗笠，农歌牧唱，每天都进入他的耳目。因此给楼命名为“阅耕”。从前樊迟请求学习种田，圣人斥责这是小人的事情而不肯教他。我难道也成了樊迟吗？耕种并不是不好，只是君子对于天下，自身所承担的责任重大，那么平日所询问学习的，必定应当是长远而宏大的道理，耕种就不是首先要学习的了；而樊迟却只想专心研究耕作，这说明他从未立志于长远宏大的事业，所以圣人深深鄙薄他，并不是认为耕种本身不好。历山耕作的舜、莘野耕作的伊尹，究竟是做什么的人呢？徐孺子不靠自己的劳动便不吃饭；亲自在隆中耕作的诸葛亮，出仕后成为帝王的辅佐。早晨耕作、晚上读书，正是韩愈称赞董生的事情，难道能说耕作不好吗？我家世代本来就是农民，幸而忝居禄仕二十多年，如今将要疲倦而归家休息了。这样，进则在朝廷官署，退则在田间，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又何必介意与樊迟相同呢？道无处不在，而世俗浮华靡丽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我大概将要敦厚根本、摒弃浮华，想到百姓获得粮食的艰难，思考天地造化生长万物的盛大，歌咏《豳风》，诵读《无逸》，想象三代盛世的气象，难道不是充实而有所收获吗？至于谨慎准备祭祀所需的资财，以及日常俯仰之间所需的用度，凡是要预先办理的事务，这些是百姓生活的大端，也是圣贤不能免除的。我不能废弃它们，于是写下这篇楼记。《会益堂记》似斋吴子在松城南面有祖居，时常修缮治理，只是中堂很久没有题匾。近来他告诉我说：“我每天在这里，聚集胜过自己的朋友来求得益处，想把它命名为‘会益’，怎么样？”我说：“可以啊！你不把它用来供人游玩宴乐，而是只立志求益，不是很好吗？”我已经为他大书堂额，因而又告诉他说：“你的志向是好的，但还有一个道理。使你得到益处的是朋友，接受益处的是你自己。也可以观察水吗？水用来灌溉万物，流注到沟壑中，千千万万斛都可以容纳；遇到石头激荡就会返回。顺着低处流去，千千万万里都可以到达；逆流向上就会停止。所以只有虚心，才能接受益处；只有谦逊，才能接受益处；而自满自高的人则相反。”吴子皱眉说：“我正惭愧自己不聪敏，没有可以接受益处的地方，这两点我知道自己能够避免。我还有话要告诉您。从前孔夫子谈到朋友的益处，说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说正直、诚信、见闻广博能够使我受益，是说听到自己的过错后能够趋向诚实、趋向明达。然而这三者我本来就具有，关键在我自己，益处从内心产生，并不是由外界输入的。所以所谓过错，是我内心的邪恶；所谓诚，是我内心真实的道理；所谓明，是我内心灵敏的觉知。我寻求使自己受益，要反求于自己的内心。夜气清明时，有了过错没有不知道的；善良的端绪真切自然，从来不是虚伪的；万物之理都具备于心，从来不会昏昧。只在于不断充实它罢了，所以说‘我本来就有，关键在我自己’，并不是别人增加了我原本没有的东西，只是帮助我把它们发扬出来罢了。因此别人给我的益处，不如我自己给自己的益处。若对这些道理不能显著体察，漫不经心，随波逐流，那么即使每天和正直、诚信、博闻三者相处，又有什么益处呢？你曾经研究《易经》吗？《益卦》的象辞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观察风雷迅疾猛烈地迁善改过，它所带来的益处，谁能抵挡？这就是所谓自我增益。人难道能够把它交给别人吗？你应当努力，不要说是别人使我受益。”吴子道谢说：“好啊！您的话使我受益太大了，请让我把它悬挂在堂壁上作为记。” 《濵泖草堂记》

译“濵泖”是黄子正的别号。松城是东南的水乡，泖是松城水域中最大的水面。泖旁有许多肥美的田地，年收入比其他田地特别丰厚。泖水之上既空旷遥远、寂静清幽，曲折回旋的溪流又转入更加幽深的地方。村落错落分布，民居安静幽深，竹树秀美，风物雅洁，所以人们大多把这里看作乐土而喜欢居住。然而这里田地的价格也比其他田地特别昂贵，大约要高出几倍。若不是有祖先留下的产业，终究不容易得到。黄氏世代居住在松城七保，七保的田地大多贫瘠。自从他的先父西坡公做官做到宪副、享受四品俸禄以后，才得以积累余财，置办田地百亩，于是建造房屋作为别业，黄子世代守护它。黄子既以此地为号，又题写堂匾，偶尔请我作文作记。我认为黄子这样做是对的，其中有务实务本的意思，有建造堂屋的意思，有不忘先人创业的意思，有安居故土、敦厚仁德、不羡慕外界的意思。这些都有值得记述的地方。只是黄子既然以泖为号，那么君子观察泖水而更加得到助益，黄子也听说过这些吗？所以水势浩大漫延，我用它来培育自己的德行；水流深沉蓄积，我用它来积累自己的学问；灌溉和疏泄，使枯槁得到利益，我用它来扩充自己的仁爱；即使遭遇反常的炎热和有毒的淫雨，也不增加、不枯竭，我用它来充实自己的气量；水激起风雷，兴起波涛，震荡翻涌，我用它来振作自己的气概；阴晴明暗、景象变幻，我用它来使自己的文章精妙。这样看来，能给我益处的不是很多吗？所以黄子一定要这样观察，然后才算有所收获。黄子读书磨炼品行，正立志要为世所用，必须这样才可以在当世有所树立，这样才不辜负他的别号。至于在泖水之上游玩的乐趣，日后我经过你的草堂时，便和你一起乘小船泛游，采摘兰苕，与鸥鹭亲近，汲取清水煮茶，砍取鲜鱼佐酒，在空蒙幽暗的烟霭间听渔歌，远望四周放声大笑，那乐趣没有尽头。不过这不是黄子所应专心的事情，姑且替你说说罢了。” 《文简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简集》卷三十三 （明）孙承恩撰 ○记 《端慎堂记》堂以“端慎”命名，是遵循圣上训谕。从前宣宗章皇帝作箴言，赐给翰林院，累积数百字，告诫勉励，恳切周到。我曾跪读，钦敬赞叹，认为圣明之主期望厚重儒臣，拳拳之意达到如此程度。嘉靖丁酉年冬天，我蒙受恩典代理南院事务，想刻置一通，悬挂在屋宇之上，使自己早晚瞻仰，却不能全部列举其中的文辞。只是其中有“端志”“慎守”两个词，尤其是我们立身行事的要领，于是大书这两个字，刻成匾额悬挂在堂上，又说明它们的意义说：“所谓‘端志’，说的是开始；所谓‘慎守’，说的是长久。修养自身，必定以趋向正确为根本，以操守坚定为成就。开始时趋向端正，长久时谨慎持守，然后才差不多可以做到。按照《说文解字》说法，‘端’字从立、从山，所以作为志向，必须像山一样坚定站立，然后才可以说是‘端’。真心就是慎，放纵邪僻便会丧失本心，所以必须竭尽自己的真心，然后才可以说是慎。具体说来，就是辨别义与利，区分理与欲，划分忠与佞，分清公与私，辨明诚与伪。审慎选择自己的趋向，不苟且求安，不妄自羡慕，不侥幸求得，这样对于志向来说，才可以称为端正。” 义、理、忠、公、诚，都是我心本来的状态。牢固地守持它们，不因困窘或显达而改变，不因得失而变动，不因患难而阻退，这样对于守持来说，才可以称为谨慎。然而这两个义理看似相对提出，实际上彼此需要：如果没有“端志”，固然无法有所守持；而守持不谨慎，志向就可能因此改变，行为也会因此失败。譬如驾船渡过风涛，必须先把船舵扶正，又要专心尽力、谨慎地看守它，船才能渡过。扶正船舵，就是所谓“端志”；专心尽力、谨慎看守，就是所谓“慎守”。所以说二者相互需要，实际上并不是两件事。仰想圣上的训诫和睿智思虑，或许没有超出这个道理；而前代贤达之士成为名卿大公、凭功勋德业著名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难道不是词林人才兴盛的表现吗？承恩才智不敏，充任侍从，差不多三十年，也曾私下知道方向，早晚敬畏，不敢稍微辜负这份心意，以免有辱圣训。可是资质浅薄、才能短少，没有什么建树，忙忙碌碌仍和普通人一样。如今却厚着脸皮执笔来完成这件事，不知自己的话多么荒谬妄诞，哪里敢说是等待后世君子，不过姑且用来勉励自己罢了。” 《君子堂记》翰林院堂屋后面的左侧有四间堂屋，是接待宾客的地方。堂屋向阳，庭院内有几百竿修竹，森然挺立如玉，情趣很幽静洁净。但堂屋原来没有匾额，我近来给它命名为“君子堂”。以竹子命名为君子，时间已经很久了；因而给居所题名的，难道只有我吗？然而我认为，“君子”是我们人类成就德行后的称号；称竹为君子，是借喻，是比拟而不是真正的君子。既然是比拟而不是真正的君子，那么这种名称哪里比得上与真正的君子相亲切呢？这座堂本来就是用来接待宾客的，贤士大夫有时屈尊前来，他们仪态庄严，议论侃侃，道德充实。相联而坐，布置步武，承接他们的咳声、听取他们的谈笑，都是当代英俊博学之士，难道不是所谓真正的君子吗？至于像我这样的主人，浅陋固然不足以当得起这个名称，但前面承接他们的美善，后面继承他们的美誉，也很盛大啊。这样看来，这座堂难道能让竹子独占“君子”的称号吗？即使以人来当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君子之所以可贵，在于实际而不在于名声，这也是这座堂命名的意义。把客人比作君子，便显得傲慢；把主人比作君子，便显得夸耀。傲慢就不是尊敬贤人的道理，夸耀又会陷入自我显扬、标榜炫耀，奢侈张扬恐怕会引发争端、招致嫌恶。只有竹子默然无言，我给它命名并非存有谄媚之心，它接受这个名称也没有得意的神色。” 而且贤士大夫屈尊来访，总有离开的时候；作为主人，我排在他们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能与他们长久相伴。唯独眼前这百竿竹子，森然挺立如玉，从未有片刻不保持贞洁挺拔的节操，每天都能给我以感发和帮助。古人有把竹子当作朋友的，有拿竹子来比拟德行的，我本来就要以这位君子为榜样，与它相伴周旋。这样说来，这座堂若不是属于这位君子，还能属于谁呢？因此写下这篇记。” 《后听雨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