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忠介公全集卷之十

译兴国县知县海，就地方当前应办的事务上陈述如下：本县自我到任至今，据我所见所闻，有些事情应当兴办，有些事情应当革除，谨逐条列在后面，共八项建议，恳请裁夺施行。下官不胜荣幸。一、屯田。永乐二年分拨军人下屯，大规模开垦屯田，黄册中军户、民户各有定额，实在是足兵足食的良法。从此以后，军人没有耕作的劳苦，却可获得加倍收取粮食的利益，这件事还可以说得过去。到了弘治末年，因为实行清查的条例，各军户滋生奸弊，把邻近民田指作自己开垦的田，于是增加了“余田”这一名目。查得屯田原有一千余分、三十亩，如今余田数约六千余亩，正好相当于正田的三分之一。又查得隅都虚粮一千八百石，因为田多而人少，从建国初年至今，没有一亩一丘得到开垦。百姓既要承担都、里中的虚粮，屯军原本又不住在屯田处，佃户能得到什么利益、收取什么东西？独独由工食供给者替他们开垦，以致有了余田，难道是这样吗？军田大多夹杂在民田之中，四周也不全是山地，怎么会是自行开垦的？军队的余田就是百姓的虚粮。册籍已经形成，征收也日久了，小民负担虚粮，无法申辩诉说，还可以说是往事可以推诿。如今军人滋生奸弊已经习惯，沿袭至今，凡是屯田被水冲毁、泥沙淤涨，或水退后荒废的地方，往往指邻近田地为自己的田；原有的田数，却只让一个佃户耕种，百般制造祸害。没有事情时，粮食可以加倍收取；万一花费、拖欠、运输损耗等造成数额亏损，军粮是重大事务，料想上司一定会追究办理。他们又捏造诉讼，控告佃户拖欠自己的粮额；一年交不完，佃户便被拖累祸害一年不止。屯田对百姓造成的祸害，自从设置屯田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我私下认为，最好请把过去所谓的余田补作民田的虚额，这是最好的办法。其次，如果在事务上没有妨碍，就革去军人的名目，只令耕种这些田的佃户缴纳粮食；至于缴纳方式，或并入县衙征收，或上缴卫所，随宜办理。这样，对下可使小民免受军人的骚扰，对上可使屯粮没有亏欠的拖累，可谓一举而无不利。只是还不知道在事务上是否可行。一、地利。从前有人说，江右有可以耕种的百姓，却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荆湖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可以耕种的百姓。这是替荆湖可惜土地，替江右可惜百姓，想要设法调剂，使二者相互配合。兴国县全是山地，完全没有耕垦之处，姑且不计算；其中有些土地可以耕作却尚未开垦，有些过去曾作田地、近来却荒废了，这样的地方各里都有。再说山地也还可以耕种，足以供养万人一年，七八万人也绰绰有余。我查访南赣二府，大体与兴国相似；而吉安、南昌等府百姓摩肩接踵，土地不能全部用来使他们务农，贸易也不能全部使他们经商，于是到处有人流徙到外省谋食。这同是一省的百姓，这里有多余的土地，那里有多余的百姓，如今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却听任这种情形而不加以均调，难道可以吗？如今吉安、抚州、南昌、广信数府的百姓，虽然也有人到南赣租田，但租种南赣田地的只有十分之一，流徙到外省谋食的却有十分之九。大概因为远去以后音信不通，追捕和关隘也无法相及。一个人到南赣租田，南赣人多强迫他编入南赣户籍；原籍的追捕无法逃脱，新附籍的差徭又不能减少，一个人便同时承担两地的役务。百姓之所以乐意舍近求远，确实是有原因的。如今若有主持此事的人，凡是愿意入籍南赣的，就替他们免除原籍的赋役，并且发给凭照，以坚定他们的心意；再把无主的山地、荒田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全都租佃富户的田地，百姓必定会争相前来。百姓争相前来，已经来的便会附籍而不返回，尚未来的听到消息也会仰慕而来。不到几年，南赣就没有多余的土地，村落彼此联络起来，可以凭此制约各处巢穴的盗寇；吉安等府也没有多余的百姓，衣食不困乏，便可以不再担心他们逃亡流徙而成为盗贼。这一举措使全省百姓都得到利益，也是一项安抚民众的盛大举措。一、关隘。奉文查议各地关隘官员应当保留还是禁止革除。兴国县过去只设置隘长、总小甲，并没有隘官；千百长不能盘查奸徒、缉捕盗贼，反而专门恐吓欺骗商民。巡检官每年下乡巡查，又往往在经过堡寨时索取财物。虽然按惯例，自下官到任以来已经严加禁止革除，但深山穷谷之中，假称盘查而借机骗人，这些弊端祸害究竟是否已经绝迹，还不得而知。况且关隘又多设置在无用之地，既不是大村，不能据守；村子本身也不是高峻险要、可以凭险据守的地方。料想这是过去里老人等担心乡兵骚扰，便设下奸计，把客户充任隘长、总小甲等役，因此也只是让这些客户在随田耕作、零散稀少的居住地担任此职。这些客户住在税户的庄田上，依靠税户的牛和粮食，大多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家产；一旦听到警报，便只身携带行李离去。这样做有万分的害处，却没有一分的好处，全部革除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隘长、总小甲是乡兵的名目；正因为有这个名目，才产生这些祸害。抵御盗寇、盘查奸徒，是乡兵的实际作用。今天不能因为礼制难以完备，便连象征性的制度也一并废弃；将来更不能只凭名目而要求实际成效。查得盗寇从雩都来，必须经过牛枙、小护二岭，地势险要，足以一当百；两岭附近又没有人居住，应当征调近二十余里以内的居民充任乡兵，听到警报便赶去守卫。其余地方都没有险峻地势，间或有险峻之处，旁边却有许多岔路，守住这里，盗寇便可从那里出去，守之也没有益处。再查得盗寇从宁都来，进入兴国十余里，有一个村名叫营前，约有四百余家；另一路进入兴国二十余里，有一个村名叫山寮，约有千家。除去距县城十里以内、原本不归关隘所管辖的村庄不计，其余如方山里、白石村、蓝田东里、多村、惠化东中下都、温陂村、蓝田西下都、长径口村、长信里、胡家、刘家相近的二村、恽院团里、恽院燕山相近的二村，共六处，多的有三四百家，少的也接近二百家。二百家可以起兵二百余人，加上前面两岭，共有十处关隘。过去有十八隘，靠近这十隘的居民迁走后还剩八隘；除去革除的，便把险要处设置为关隘，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以村为隘，人人都顾念自身和家产，也就可以没有逃避退缩的忧虑。至于百姓心中不愿充兵，只要县官有意加以鼓舞便是；盘查搜检、骗取财物超过常例，只要县官有意加以禁止革除便是。既加以鼓舞，又严格禁止；若不是大的警报，巡检不许巡查堡寨；不是大的警报，关隘所也不许盘查；没有缘故不得查点乡兵，没有缘故不得召唤隘长。这样，平时设置这个名目，似乎没有设置一样，地方就不会受到骚扰；

译一旦有事，便可以凭这个名目要求他们承担实际责任，地方也就有所依靠。如果说完全可以革除，那就是因噎废食；没有这个名目，谁来负责这件事？守望相助的风俗，终究也没有形成的日子了。况且没有乡兵，紧急时必然要依靠行动迟缓、力量不足的客兵；客兵掳掠的危害，比盗贼还要严重。下官不敢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均平赋役。古代的圣王用九两来确定百姓的产业，用九职来使百姓的生计丰厚；至于向百姓征取赋税，又制定九赋的法则，大概是为了区别内外、远近、多寡、轻重，使各种负担彼此适宜而均平。查得本县官民粮一万三千二百石有余，自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每年派征银八千三百两；嘉靖三十九年遂派征银八千九百六十九两，四十年派九千九百零二两，四十一年派九千七百二十六两，四十二年派九千二百零七两。仅嘉靖四十年与前一年相比，就增加银一千六百两。嘉靖九年布政司颁定数额并刻石公布，民粮每石折银伍钱捌分；四十年每石征银柒钱八分五厘，四十一年银柒钱六分六厘，四十二年七钱二分三厘。仅四十年与前一年相比，每石就增加银二钱五分。近年役银虽然减少，裁去瑞金、湖陂巡检司弓兵四十名、雩都肨袄银七十一两；又增加代雩都征收弓箭弦条银六十八两、翎毛银一两二钱、举人水手银四两六钱、黄蜡银五两一钱；府柴薪增加六名，府皂隶增加二名，增加府马夫银四十两，增加府谷斗级一名银十八两；水西驿铺陈一名，原来六两，如今十八两；廪给库子原来六名，每名银二十两，如今增加为共八名，每名四十两；先前驿馆夫五名，每名三两，如今每名十五两；递运所防夫五名，先前每名三两，如今每名十二两；又新增铺陈库子银十八两。小溪驿水夫二十名，九牛驿十五名，横浦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递运所九十八名，攸镇十一名，人数如今依旧，银额却日益增加。下官自到任至今，县民每每申诉说，近来赋役日益增加，百姓大多逃亡。雩都的里分虽然少，田地广而粮额轻，里甲富足充实，家家都很齐备，本县还因为各人都有私心，对这些话半信半疑。等到查考户口，名义上虽有五十七里，实际上连一半也不到。嘉靖三十年以前尚有四十四里，如今只剩三十四里。下官到任以后竭力招徕，如今也只得到四十里，其中半里、一分、二分、三分的里分还很多。连同十排年计算，应有五百七十人，如今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中有的有里长却完全没有甲首，有的有甲首却只剩一两户，每户又只有一两个人。因此，距离县城二十里以外，走二十里、三十里，居民零零落落地散居，连十余家也不到。询问这些人，又多是壮年没有妻子，老年没有儿子；今天成为成年男丁，明天就可能成为绝户。人口凋零，村里荒凉，岭内各县像这样的情况，大概很少见。百姓人数没有比往年减少，粮税和差役却增加，尚且已经不可以；如今百姓数目比过去减少，秋粮徭役却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按粮额计算，有的一亩田竟要缴纳七八十亩田的粮；按丁数计算，有的一丁要承担三四丁的差役。满心希望在编造册籍之年予以除豁，县中又以这会导致赋额损失而不予办理；本来就因各处轻重不均而难以忍受，如今又能怎么办呢？百姓难道不是因为困穷才成为盗贼，又因为成为盗贼而逃亡吗？由此才知道，先前百姓所说的话，都是因为赋役不得均平；他们痛苦时呼喊父母，困窘时呼喊上天，都是发自真情，虽然有些话说得过分，却并不全是出于私心。我私下认为，君子应当胸怀广大，体察天下万物；凡天下之人，都不应分彼此而区别对待，何况同在一省一府，从亲近之处推及远方的道理来说，情势更为急切。今后在征收粮役之前，伏望下令司、府查议，清查各县丁粮的虚实，以及各县人户的贫富；委派官员核算，务必查明：某县只应承担本县的差役粮额，某县应从某县取得多少补贴，某县又应补贴某县多少，使上下四方均匀整齐。君子有推己及人的准则，天下的实情便没有不平之处了。伏乞裁夺。一、红站马船。江西各项徭役都实行均徭、均平，并全部按一条鞭法办理。银额只列总数，不指明具体差役，因此小民只需缴纳规定的正额；与其他省相比，有的相差一倍、两倍、三倍，甚至十余倍，承担的数额相距很远，这确实是便利百姓的良法。唯独红站马船一项，又编定正户、正名，招募人员自行征取夫役；募人是为获利而来，且多年专门逐利，稍有可乘之隙，必然产生加倍征取的奸弊。过去往往借口往来繁多、府道院取用，擅自加倍征取；小民不了解官府前后情形，便用百般手段使他们受苦。如今任用的募人，仍是前任所招募的人。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项徭役也采用一条鞭法，唯独南赣不这样，必定会说那里道路冲要、军门驻扎、军务繁多。南昌也有军门、巡按、三司驻扎在那里，用度料想并不比南赣少；南昌按正额征收尚且足够，南赣按正额征收更绝不会不足。南昌足够而赣州不足，只是因为上级官员不能用心裁减节省罢了。上级官员若有意裁减节省，万一发生不可避免的事务，确实势在必行、无法裁减，也可以增加役银，却不可以编设正户。因为增加银额，小民向官府缴纳有定额；一旦标定正户，募人便有所依恃、垂涎于此，任意贪取，危害很深。马船一项除有正户、正银之外，还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等各种费用。如今红船、马船已经编定，正户也已有名目，只征收银两并由官府发给，禁止募人私自征取；至于南京路费，可以酌量增加，令被征人员携带文书解送，这也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便利百姓，编定正户势必造成危害，似乎应当迅速改正。

译一、招抚逃民。居官任职，幸而遇到全美的县分，就应安定百姓，不使他们逃亡流徙；不幸正遇到疲敝的地方，也要招引已经离去的人回来，抚慰将要离去的人，使他们能够安定聚居，这是县官的第一要务。就拿兴国来说，一个月中，论到逃亡、绝户的极多；询问他们的原因，就是虚粮无法负担，繁重的差役无法供应。而他们离去以后没有回来的心思，是因为拖欠的粮额尚未削除，繁重差役的银两仍照旧追征；拖欠数年合并起来，要他们回来补交，更是不可能。因此招徕他们很困难。其次，富豪追债的文书、旧帖还保存着；再次，过去的诉讼，有的是被人诬陷牵连，有的是自己犯了细小错误，案牍仍然保存着。涉案数额多少虽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是导致小民逃亡的原因。下官到任以来查得，五十七里以及半里等不成完整里制的地方很多；偶尔行走乡落，只见人烟寥落、村里萧条，耳闻目睹，长久以来都令人心痛。查追原有产业，本县可以自行办理；债务文书造成的侵害，本县也可以替他们核销；本县不能自行办理的，是拖欠的粮役和未完的诉讼。虚粮拖欠，或许不是上司可以专断的；至于未完的徭役银，没有人可以收取，也没有次丁可以代为赔偿，其中经收人还声称是预先代缴原有的指赔、秤头等项，如今却不能按照实际情形准予办理。过去的案牍，府里的最多，守道、巡道次之。其中壮年人逃亡，老年人死亡，只剩被告而没有原告，只剩原告、被告而没有干证，既无法结案，保留案卷又只会给吏胥留下设骗局的机会。海瑞曾说，假称逃亡、绝户而给予除豁，会助长刁猾之人竞相仿效；如果确实逃亡、绝户却不给除豁，又会堵塞招徕新民的道路。应当仔细核实，迅速为他们蠲免。蠲免并核实实情，本县可以请求办理，但这件事并非本县所能专断。又如今奉文丈量田地，约定五月以内可以完事；荒田中没有人承领丈量的很多。我私下认为，无业而愿意复业的百姓，可以就此把荒田给他们；三年以后确实有收成，再按例报税；收成稀少就听其实际情况办理。否则他们又会逃亡流徙。安抚穷困百姓，这是当前的急务。伏乞裁夺。一、哨官。查得过去原本没有哨官，开始设置于嘉靖三十三年冬季，嘉靖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嘉靖四十年冬季又恢复照旧征取。奉文都说要选取家道殷实、具有武艺的人；但一个人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本来就难以兼得，各县只是按家道殷实这一项来执行罢了。每次点选，都有人哭泣申诉、相互攀扯，数月也不能确定人选。若把此事视为充军、徒罪来办，询问他们便说，一个季度的费用不下七八十两，富户也会因此变卖家产、破败家庭。问其所费从何而来，他们就说各处都有这种常例。自本院到任以来，费用已经减去不止一半，但仍然没有完全杜绝。机兵一百名，原有百长；三四十名，原有总甲；每队原有队长，到团营又有把总等官员统领。为什么还要设置哨官，让这些没有武艺、只会享受膏粱的子弟来倡导统率？一个季度更换一次，而且他们同机兵之间并不亲近，不能做到身使臂、臂使指那样如意指挥，对操练作战没有丝毫益处。各机兵的酒食供给、向各统兵官员拜见的礼物、各衙门人役索取的常例，都会因此成为一项不小的骗局。似乎应当裁撤。一、革除冗员。有了某项事务，才设置相应的官员。过去增设官员，难道会毫无理由吗？然而前后时势不同，前后的官员也应斟酌处理。兴国县过去虽有五十七里，近来却户籍空缺，百姓多逃亡疲敝，半里、一分、二分、三分的里分很多。过去设置清军县丞一员、管粮主簿一员、捕盗主簿一员、典史一员，如今都没有什么事务可做。嘉靖四十二年巡按陈考察时，下官曾以捕盗事务归典史办理，裁革捕盗主簿，并上报详细意见，至今还没有批示下来。查得嘉靖四十一年刑科侯给事奏请裁革，四十二年礼科邓给事奏请裁革，条款中说：凡是人员过多而事务不足，能够兼任、合并的；在交通要冲设置驿递，而非要害之处设置巡检的，都可以裁革。查得兴国没有重大的清军事务，主簿一人足够；清军、管粮由一名主簿兼任，事务并不繁琐。又儒学生员只有七十余人，设置教谕一员、训导一员，似乎也属冗员。其中一员应当裁革。从赣州、吉安二府的形势来说，东面与宁都交界，东南与雩都交界，西南与赣县交界，西北与太和交界，西面与万安交界，北面与卢陵交界，东北与永丰交界，兴国正处在这些地方的中央。万一各处巢穴的盗寇发动，奸细出现，各县都可以盘查。巡检司设置弓兵三十名，而巡检官权力小、地位轻，能办成什么事？何况巡检一百多年以来都住在县城，不能到达寨所，只是徒有巡检之名。若没有事变，他们一分事务也没有，弓兵却白白领取工食；若没有事变，也完全没有盘查盗贼的劳苦。设置一个官，就有一名官的费用；如果一个官不能安守本分，又会增加一名官索取财物的骚扰。官员本身的费用，是职分所需，也是事理所应有，对百姓不能说毫无妨碍；官员借机索取的骚扰，则随时势变化而产生，是普遍的弊端，对百姓便成为大害。从前有人说，宽免一分，百姓便受一分恩赐。我私下认为，捕盗之事责成典史，主簿一员应当革除；清军事务并入管粮主簿，县丞一员应当革除；儒学应当革除训导一员；衣锦巡检司巡检一员、回龙巡检司巡检一员，以及非要害处的官员，都应当裁革。伏乞裁夺。○拟定丈量田地的条例 丈量田地应当实行的事项和条款 归粮 丈量田地不可实行的事项和条款 严明法令

译丈量田地，难道不是为了使人不再欺骗吗？既然希望人不欺骗，却让事情势必落到受欺骗的人手中办理，这是上级官员没有考虑到的。立法不完善，非但不能使受委任的人免于欺骗，反而会使他们自己陷入欺骗之罪。应当只在田地所在的里中选人办理。凡公正书算、弓手，都必须选家道殷实、平素为众人信服的人。由公正人总管丈量事务，因此公正人尤其重要。一个里如果田地很多，就选两人，一正一副。两人并不是轮流管事，而是共同办理一件事务；这样自然有宽裕而不劳累之处，两人共同承担一件事的罪责，也自然有彼此担当的好处。一个里田地少、户数少，就从邻图借人。所谓邻图，就是熟悉本图田地的人，与本图之人没有不同。弓手用三人，绳丈、篾丈、竹竿丈、弓丈都可以，只需每天核查步数，避免长短有差即可，各听其方便。算手采用现在由官府教成的人，一里一人，也应当是本里田地所在处的人；没有合适人选，就从邻图借用。再者，城市中一里一人，使其专门负责而精熟。还要有公正人和业主相互照验，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起初如果人手不足，就再行教习。像琼山一百四里，需要一百四五十人，人数超过所需才可以完成丈量；但如果把这些人全都集中到县中计算，弊端就会层出不穷，官府也无法禁止。海瑞早已知道一定会有今天这种情况。因此应在事先由排年集合，踏勘一里直到两界以上，再由邻里排年确定；按照地方次序逐一进行，用一张纸记录，纸面写满后再续写，连同赃罚等事项，全县统一格式，以便日后钉存、查阅，不致有参差。粗略画出一块田、山水、人村、槟榔园的形状，上面写明某一大埇、某一小埇、某一中埇、某一零碎槟榔园，也都这样记录。田、埇、槟榔园的形状，要详记在山水土地之下；如今丈量田地最要紧的是田地，巡道应照崖陵等例办理；槟榔要编入均徭，最要紧的是槟榔本身。先写总的土名，又写该埇确切的较小土名。土名是人们平常称呼的名称，还要写明“即名某某”，意思是有时也有人这样称呼，便一并写上，以防今天用一个名称申报，日后官府查问时又用另一个名称回答，或产生遗漏的奸弊，也便于查考。所谓“粗”，是说不需要许多画工，只须草草画出大概，人人都能做到；虽说粗略草率，大体却都具备。如果不按顺序丈量，先丈量的画在后面，后丈量的放在前面，这也属于粗略的流水鱼鳞式记录；稍有颠倒，就应按作弊治罪。两界会同邻图、里排讲定后，多钉一根深入地中的木桩，一面写“我界”，一面写“邻图界”。业主也应先自行丈量自己的田，用小木片制作牌子。牌子必须按照册式写下许多条款，下面的牌面不过四寸、五寸大小，写业主姓名，也就是黄册户首的姓名。旁边田地的四至，也照此牌书写户首姓名；牌子可以上油，或涂上其他隔水的东西，使文字虽经日久也不致混淆。把牌子用绳子牢牢悬挂在小木桩上，深深插入田中，直到县官复丈、册籍申报完毕之日才收起，不得提前拔除。那边的人来了而这边的人不来，事情就会耽搁；今天来的人明天又要再来，便只有一方受到骚扰。确定界限、悬挂牌子后，官府要告示规定一个确定日期；到期不来的人要治罪。悬挂牌子而又规定日期，是因为业主有时来不及知道四至各户户首的姓名，也可能不清楚田地的田埂界限。公正人丈量田地，能够依靠业主的只是土名和四至；至于弓步、田形、上中下等级，难道业主就能保证自己现在不欺骗官府吗？能保证现在没有差错吗？公正人顾念“公正”这个名义，也应当思考其中的意义，不可草率地跟在业主脚后办理，否则反而应当治罪。开始丈量、确定日期后，全县都应同时开始。比如琼山一百四里，正月初一日发弓丈量，那么一百四里的人都在正月初一日开始；这样到申报完毕时，虽然各地田地多少不同，也不至于相差太远。公正人、业主、书算、弓手、十排年各有主管；谁发生弊端，就由谁承担罪责。然而公正人、业主总管一切事务，别人作弊时，公正人和业主也不能免罪。丈量时跳过田丘、跳过田段，不按流水鱼鳞的顺序进行，就是作弊。

译每天都应按田地的顺序丈量，可以从上到下，也可以从左到右。田地有弯曲倾斜、形状特殊而难以确定的，应费心详细勘察；每天丈量多少，各按工作人员的力量方便办理。每一号可以是一丘，也可以是十余丘；三个人共同听从安排办理。每号田地在里中按等级排列，由公议让公正人斟酌，定为上、中、下三等。最上等称为“上”，最下等称为“下”；又在“上”中分上上、上中、上下，在“下”中分下上、下中、下下，必须这样确定，使上中下三等之中又有区别，且不至于因五等名称相互混淆。上、中、下是以一府、一县为范围确定的上中下，不是只在这一埇、这一里内部确定。丈量到有槟榔的地方，公正人、等里、排年共同查勘，按株数起征税额；并不是有一万株就逐株数一万次。计数有办法：例如丈量一丈数得一百株，绳子量到十丈就是一千株，由此推算，即使有千万株，也可以片刻之间计算完毕。还必须分别开列老树若干、新树若干、出地几尺的树若干，与后来开垦的荒田合在一册，于同一天封存申报。每天一到天亮便到田中开始，晚上停止；当天数完八格眼叶数后，众人签押封存，次日送官。每天封存、每天申报底册，公正人等自行封收；如有查考的需要，任其自行封存、自行启封。每天打梆之后，公正人无论到或不到，都要把姓名写在小纸帖上；连同尚未填满格眼、未申报的田地编号，一并送官，以凭惩治。里分在五十里以外的，应另定日期；否则县官丈量开始十日以后，便到中途某里某里复丈，这样前十日的远处、后十日又像四厢那样近，劳逸也可以相互调剂。然而，如果事先没有确定期限，任人到处打听县官所在，也会造成骚扰。开始丈量后确定的日期，县官每天都必须到达，务必履行承诺；万不得已，如琼山西黎一线牵入而路途较长，便确定为三日、四日。县官复丈之日，另行特别用心办理也无不可。每天一封，不许私下拆开申报的册子；县官亲自承担收取、封锁的劳苦，正可以通过惩办一人而警戒百人，关键就在开始时树立严肃整顿的声势。复丈不必等到许多册子全部报完，有册子报上来便可以进行复丈。起初公正人各自在开始发弓的地方钉桩、埋石作记号，县官只须按编号寻找悬挂牌子，不可让原来丈量的人带路，以免耽误当天全体丈量的事务。复丈也应由县官亲自承担劳苦；如果不亲自去而派官员代为复丈，自己却坐在高处田岸上，让人代替到田中办理，所有弊端就会由此产生，祸害也会随之而来。荒田另立一册，恐怕与正册混乱；也要具列田形、四至，以等待召人耕种，防止有人把熟田指作荒田。琼州的土地，大体上土地很多而额定税数很少，土地没有虚粮；即使万分之一的荒田，也有里排年等人愿意认领缴纳，只要照黄册额数办理，更加明确有准，茫然无从下手，不能丈量。若有鱼鳞纸幅的图，田形、四至一望可见；每日申报的册子原本已有千字文次序、四至、田形，正是鱼鳞流水册的项目，只是说到册子，没有说到纸幅的图，或许也可以丈量。田户留存的底册，必须与报官的册子形式相同，才便于核对。事后才发给纸张和官银，只是空话罢了；预先发给才方便。申报册用十张，就给二十张；用一百张，就给二百张；底册所用的纸也一并发给。因为底册就是小型的流水鱼鳞册，所谓每排年各自收藏一册。文中说千字文次序，是因为在丈量以前，一里领取一个字号；如琼山东厢领取“天”字，二图领取“地”字。丈量那天，册子的第一格写“天一”，第二格写“天二”，第三格写“天三”，其余依此类推。允许把十余丘田作为一号，也可以，随工作人员方便办理。官册也可以因此减少编号，较为便利。以上是丈量田地应当实行的事项和条款。丈量田地完成后，就要编造归粮册。开始丈量后，每完成一号，算手立即计算这一号的步数、苗数和粮额，书手逐一抄录在格眼册上。一里丈量完毕之日，又总记土名某埇，说明田地属于某里某户某人的田，各自列明上、中、下三等的弓步、苗数、粮额若干，另用白纸抄录，附在格眼纸册末尾。一县全部完成之日，如琼山县一百四里，县官又汇总一百四里的数目，把上、中、下三等分别合计，再与黄册额数总数相合。若有多出的步数，就分别补到中、下等田中，使中、下等田增加步数；这是为了使它们能够与上等田相匹敌。正如《周礼》所说不易之地，每家一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必须超过彼此相当的范围以后，上等田才可以同中、下等田分别拥有额外的步数。业主自行申报自己的田地，完全按照公正人开报的格式办理；这些都由县官复丈、复算，有明确依据。尚未合并全县额数以前，先行确定苗粮数额，是因为公正人、业主等人人都已经知道。合并全县额数以后，只需在此基础上增加即可。应公开发布告示，说明上、中、下各等步数若干、缩算步数若干、苗数若干；按缩算步数应合算若干、粮额若干；按缩算苗数应合算若干。业主拿着告示，自己计算本田，便明白无疑。书算等人即使想再次施行过去飞洒粮额的奸弊，也不可能了。这样办理以后才便利；如果不这样，书算人员早晚恐怕都会乘机作弊。海瑞先前巡抚应天时，朝廷每逢有蠲免恩典，州县钱粮又要改换仓口，当年还要重新统一核算；掌管核算的是谁？就是平日惯于作弊的人。民间每年缴纳的数额都不同，书算人员作奸舞弊一天比一天严重，江浙也是这样，事情同粮额被里甲百般飞诡的情形没有不同。我私下认为，天子富有四海，灾害损失有多少，既然要免，就直接免除罢了，弊端又从哪里产生？如果粮额不过里，也像粮额不过县的例子一样，飞诡之弊就会断绝。黄册编造之年，里书也没有骗取钱财的门路。我先前与相公、户部和乡中诸公商议确定，奏疏尚未来得及上呈便返回了。如今如果能够获准，各业主分□各□□粮数日内，就到各里缴官；如果不能这样办，就合□□计算，照过去的旧例缴官。丈量完成后，粮册虽□□中□编造，丈量人员先行确定的数额，县官只需查核合总、登载入册，所费不过纸张劳力而已。编造粮册，实在不是什么县官难办的事情。以上是归粮。

译丈量田地的事情，大致不过如此。有纲有纪，本来很简易。过去人们称赞如今得到均平的好处，如今却说极其困苦而怨恨，为什么呢？古人说掌握简要的原则来驾驭繁杂的事务，大体上天下事用简要的方法驾驭繁杂，繁杂便可以明白；用繁杂的方法驾驭繁杂，就像治理乱丝反而把它搅得更乱。县里有黄册中苗粮的数目。里排、业主为什么还要每天开册、每天改成不同格式？如今买田人的契约上只有苗米总数。琼州的田地与上方已经丈量的田地不同，未丈量以前，必然不可能每一丘都写明粮额。册子有记名和不记名两种，说是因为人来不及知道，借此相互核对。却不知道册子多了，官府必然不能自己核对，必须交给别人办理。不记名造成的弊端，实际上与记名没有区别。纸旗经不起风雨，容易混乱；只要有悬挂牌子就够了。纸旗绝对不能使用，却要多派小官复丈。说是人多而且精细，却不知道富户没有一个不是想花钱请求减免苗粮的；小官也没有一个不是想制造事端来索取钱财的。里甲互相丈量已经混乱，又另行编造鱼鳞图；每有一班百姓，还要增加一班费用和奔走的劳苦。如果编造鱼鳞纸图，也不是只靠在田岸、村中领取旗牌的人就能完成的。如今议定的这些琐碎事项，尚且还有说不尽的地方。如果一概不实行，就会知道不采用简易办法的后果：弊端兴起，祸害产生，于是天下没有一块田地不能丈量了。以上是丈量田地不可实行的事项和条款。丈量田地的议论已经确定。开始丈量以后，各种作弊的途径已经打开，人人都知道哪些事情可以作弊，哪些事情县官一定来不及知道，哪些事情县官一定查不到，于是便会想出百计千方。如今如果没有严刑峻法，怎么能使他们遵照执行？一定不会收到成效。过去谈论治理的人说：政事不过是从严格执行诛罚和奖赏开始罢了。董仲舒说，对待亲戚贵属，在诸侯中远离正道最严重的人，也要忍心诛杀；就像我焚烧辽东高庙那样，才可以办成大事。对于作弊的人不能忍心，却愿意让我们的百姓承受作弊的祸害，难道能忍心吗？一旦宽纵、怠慢、疏忽，十次举措十次都不能成功，后悔也来不及了。以上是严明法令。以上丈量田地的事务，大体已经齐备，但还有未尽之处：田地一定要复丈，县官大概没有一天不在田地之间。过去偶尔出外勘察，情况不同，必然要随身带米菜，手下人挑水以及□；这些东西向百姓取用，天下没有不给的，不过是柴火而已。随行的吏胥人数尤其应当严加禁止；否则今天、明天、后天不断如此，即使他们没有存心扰民，也自然没有不扰民的事情了。屯田有夹杂在民田中的，应当另自作为一埇、另自作为一区，不必多说；即使交错其中，也应另立一册。民田的四至要写明是屯军某人的田，军田的四至要写明是民户某人的田；四至之中还要加写“军屯”“民”字，以便区别。归粮之日，抽出算入屯田军册之上。丈量田地有一种“痴算”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步就是一格眼，二百四十步就是二百四十个格眼；二十四步为一分，二十四步就是二十四个格眼。把它写在纸上，或者用灰炭画在地上，数出格眼，就能看出田形是否歪斜；零碎部分不足一格眼的，就补足后计算。痴算的方法人人都能知道，那么人人都可以自己计算，田地算手就不能欺骗他们了。丈量田地使用的尺，尺寸丝毫不能有差错；横步和直步各有区别。假如一块田直向一百步、横向二十步，直步少报一步，只少算二十步；横步少报一步，就少算一百步了。因此横步尤其应当留心。种过一季稻的秧地，除去秧苗后仍按一熟田登记；两季都没有栽禾的，登记为地，写入荒田册，并明确注明是秧地。量田所用的绳子，应把棕丝细细劈开，像鹅毛管一样，再夹杂如丝的细线，使它遇雨遇水不伸长，干了也不缩短。每一步都做标记，也用鹅管丝横向织入棕色黑丝、白色丝线，使界限更加分明。弓步处在脚下钉一枚钉子，使它能够转动；这样量地走一丈时，就不会移动错位。一熟田反而胜过二熟田的情况是有的，但上等田只能把二熟田折作一熟田；即使田质极好，也只是一年收获一次而已，应当从中等田开始划分；下下等田也有一熟、二熟两种。由公正的人斟酌确定。作弊的人会说县官来不及知道，便一定要查找他所谓“来不及知道”的地方；知道作弊的人会说县官力量查不到，便一定要寻找那些“力量查不到”的事情来查。书手和计算人员会乘机作弊，因此册籍必须朝夕都在我手中；即使我不亲自书写、计算、亲眼监督，县官若能做到这一点，丈量田地自然不会有不公平的弊端。以上是我对前面四项建议中尚未说到的内容，附带记载在这里。○流水鱼鳞图 见图（略）。[原文首字疑缺]就在这张小纸上这样写，使人照这个格式办理而已。官府中应当使用大纸，例如荆川纸、连顺昌纸等；一张裁成两张，各随当地所有、使用方便而定。东西南北，就按这样书写：县官坐堂查册时，南方就是他的正面，北方就是他的背后，东方就是他手的左边，西方就是他手的右边。像琼山县一百四里通公册、底册，都是如此；县官查对也方便，可以避免错乱。其余都要一一照式书写，不得稍有颠倒。其中只写户首姓名的，所列田地就是户首的田。前面所说上面写户首姓名，是指黄册中只有户首的姓名。如今允许写户下人的姓名，是担心兄弟、叔侄日后发生争执。井田制已经不可能恢复，限田制也不可能恢复；在较差的办法中，最好的没有超过丈量田地。丈量田地，就没有虚报粮额和虚报差役的现象；小民即使没有田，也可以靠自己的经营生活，不再有从前官府中的苦恼。然而如今没有一处不说丈量田地的害处，弊端层出不穷，和往年黄册中飞诡的弊端没有两样。民间拿钱奔走，没有一天停息，甚至像雷州四竖激变那样，带着黄旗逃往他方的人不计其数。人们说丈量田地就像遭遇一场大兵火，确实如此。朝廷原本的美意，哪里知道今天反而变成了毒害呢？其一，是读书人平日不知道其中情形，却早晚更改，制定了许多办法，以致造成骚扰；其一，是贪婪狠毒的人借这个名目作为取钱的计策。如果事先了解清楚，势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南方的田、北方的地，都要一一深入追究丈量的缘故，讲明情况，制定为固定办法；必须这样丈量，少丈量成这样，就不合办法，应罢免官员并治罪。议定以后再实行，不要事先说“听凭地方酌情办理”，用这种通融的话，来滋长外官生事扰乱的祸害。如今难道还要再有这种情形吗？如今难道还要再有这种情形吗？○呈给军门吴尧山及守巡道，请求改订招详文。

译赣州府兴国县为土豪大户欺骗买木银两、反而殴打抢夺之事：由于本县审问张魁、张豹等人的案件，参照考察前后情节，拖延数日，极其详细地审查。考虑到张魁、张豹声称是张尚书的公子，担心官舍中或许有后来的议论，所以比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更加谨慎，再三审问；事实确凿，绝无冤枉，便具文申报本府。承蒙本府审拟为不应得罪，后来张魁又向分巡道申诉，本县仍认为他不能心服，或许另有缘故，于是更加详细地访查，每逢遇到人便询问；由此可以看出供词和申文没有丝毫冤屈，所以另行具文申报军门、分守道、分巡道以及赵推官。如今赵推官又另行审问，这使卑县今天不得不说：百姓的冤屈太深，全县的人也不能心服。张尚书的书信，没有一个衙门不反复投递；经过赣州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请托替他们解释求情，不能把这些全都当作嘱托公事来处理。然而张尚书住在南昌，张豹犯事在兴国县；张尚书即使有神明般的智慧，怎么会知道一千二百里以外的事情？张魁、张豹如果果真是张家的家人，投靠权豪，正是借势骗取钱财的计策。出门在外行骗，是常情常事。从前人说审理案件贵在最初的供词；张尚书遥远推测的话可以相信，本县申文却没有一字可以相信，本县申文没有一字可以相信。张魁的诉状竟没有一点一画不是虚构的。本县做官已经很久，知道衙门中的积弊；到任以来极其留心访察各人。如今若说他们完全没有拿过一文钱，未免近于夸张；我私下认为即使万一有过，也不至于像张魁诉状所说的那样。而且张魁、张豹在县中气焰可怕，皂隶叫他们不来，不叫他们却又突然闯入公堂辩说；他们原有官舍中的气派，稍微有些身份，哪里肯给人银子？如今纷纷投递书信，张魁、张豹先前本来就有这种意图。既然有泰山可以倚靠，为什么还要剥开钱袋给别人？本县厌恶他们横暴欺诈，张魁、张豹知道这一点，供词和申文便迎合本县的意思。他们也深知这一点，于是给书手银子求得解脱；种种罪状都招认出来，极其有失公平，这就是本县和全县人都不能心服的原因。参照考察这些情事，造成部院误批准许的，是赵推官；造成赵推官错误审问的，是锺齐朝、黄春槐。黄春槐愚昧幼稚，儿子丧胆，权贵的话前后出入，也不足为怪。锺齐朝积聚禾谷致富，如今又借口观望；上司不得已，便要归咎于赵推官。巨猾老奸难道可以轻易放纵吗？张魁、张豹获利而去，但他们是南昌人，并不是化外之民，王法和法度并非管不到他们。上司的职责重在铲除强暴、抑制暴虐；本县权力微薄，专门负责牧养治理。如果面对受压抑的百姓和冤屈而不替他们说话，知道奸情发生却不据实报告，上级轻慢、残害下属，这样还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吗？士君子处理政事，重要的是使人内心服从，不是只使人嘴上服从。今天张魁、张豹叩头谢恩而去了，但他们的良心一旦发现，内心和口头互相计议，未必不另有一番说法。元规、元雍已经交银服刑，但他们的母亲、子弟、兄弟在家庭邻里间哭诉冤屈，亲友在街巷乡野间怜悯他们的冤屈，也未必不另有议论。有人说，法可以施用于平民，却不能施用于乡宦；世俗有这种说法，但论道理法度并不是这样。有官守的人，不能和世俗同谋、同道。本县有不得不说的话，因此再次详细具文申报。○示谕 谕告老人。赣州府兴国县为推选老人之事：钦奉圣制，老人、里长听理各里的诉讼于申明亭。老人原本不是轻易可以担任的职务，近来府县官员奉行不谨慎，也不加以礼貌对待，于是充任里老的人自己也轻视自己，不肯学习做一个好人，处理事情不公不法，刻剥小民。增设一个老人，反而增加一种祸害。本县今天省令各里里长按年次排定，由地方推选真正年高有德的人担任此职，照旧和里长一起听理各里的诉讼。本县将以隆重礼节相待，不敢像从前那样轻视你们。你们身为老人，必须谨慎自爱，不可妄取小民一分一厘、一升一合；要存公正之心，公平处理事务。捧读圣谕中的六件事：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不要作非为。你们要早晚向本里的人劝告，使他们一定遵行。一个里的人中，谁善谁恶，谁贫谁富，谁困苦、谁强横，哪一户有虚粮虚丁，哪一户漏丁飞诡，县官远在高处不能察知，而你们近在当地却知道。确实如此的，都要一概出于公心直言，告诉县官，使县官刑赏不差，政事处理恰当；这才是你们能够胜任此职。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增加一个老人而产生一大祸害。律法有明确条文，本县一定不会宽贷你们。○延平条议 教约 规士文 申报海南道陈双山文 驿传申文 驿传议上策 驿传议中策下策 无策 杂议 教约

译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海，为申明教约之事。查得我虽然曾经有志于圣贤之学，但资质愚鲁、力量微薄，终究未能达到其中境界。环顾学中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表率的，只想图谋补报一二，并以平日所得来勉励诸位弟子；如今做了官，却一点也没有可以用来勉励诸位弟子的东西。凭什么能够称职呢？因此惶恐警惕，勉强整饬自身，求得足以作为别人效法的地方。另有一点心得可以拿来作为修养进步的帮助，现取来与诸位弟子谈论。本职恭敬承受皇帝的明命，请允许我以严师自处。诸位弟子既然有一日师生之谊，就应当把服从命令作为自己的准则，一一遵守相信并努力实行。本职借此成就自己，以免承担尸位旷职的罪责，也就幸运了。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我敢以姑息的态度办事吗？轻的就用戒尺施加威严，重的就一并请求黜退降级，这也是今天应做的事。教化松弛已经很久了，诸位弟子不相信我的话，所以先为诸位弟子严明这些规定。一、求学的道路，朱子在白鹿洞学规中所揭示的五项教条是：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义。求学的次序是：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忠实实行。言语忠实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克制愤怒、抑制欲望，向善迁移、改正过错，这是修身的要点。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利益，明白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劳，这是处理事务的要点。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行为没有达到预期，就反过来要求自己，这是接待和对待人的要点。大体上已经完备了。诸位生员依照这些去做，还有什么学业不能进步呢？只是今天的人虽然知道圣门的教诲所在，却常常援引某些事情说对道义无害，随俗而行也可以；这种自我宽恕的态度，在这里不能不违背道义。试举一件事：例如册报中大多减报年龄，严重的冒用他方籍贯、顶替他人姓名，追究他们内心，未尝不是把这种行为推托为通行的弊病。然而品德不能修养，关键其实就在这里。孟子说：“求学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就是说，所知所行，无不是为了存养本心、设法自持。减报年龄以图进取，这颗心已经陷入不诚实、不专一的境地了，还要学习什么呢？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显著，请改弦更张。约定诸位生员在五日之内，把年龄、籍贯、三代履历如实写报本学，请提学道另行重新造册。诸位生员凡是平素行为有类似情况的，也要痛下决心洗除过错，不要因为恶行小就去做，希望还来得及回头。今后没有一件使内心不安的事，积累义理以生发浩然之气，将来成为贤人、圣人，为国家建立伟大事业，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一、圣门的学问在于知行，德行属于行，讲学属于知；谨慎地修养整饬自己的人，绝不会没有所讲习的学问。真正读书的人，难道肯把自身抛到小人的归宿中去吗？所以知和行并不是两条道路。然而如今说到德行与文章，仍应有所辨析。孔子说：“经过我的门却不进入我的屋子，我不遗憾的，大概只有乡愿吧？居处时像忠信之人，行为时像廉洁之人，这就是这种人的大概情形。”如今世俗只赞誉这种人，诸位弟子难道没有像柳子所说的那种凡人，听人称颂便自以为得意而陷入其中吗？至于我们所说的有义气的人，也很可笑：不是以傲慢、凶猛、强悍、不谦逊、不敬兄长为能事，就是出入衙门，把持官长，攻击挑剔他人长短，逞凶图利。孟子讲养浩然之气，平日以不去见诸侯来守持自己；有人问申枨，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 诸位弟子请认真思考并实行这一辨析。今后凡是一切优免、讦告等事情，不经本学申请并先行禀报的，即使有关官司容许，本职也绝不宽贷你们。一、文章，是用来写出我的心意的。我平日读书，体会认识道理十分明白，立心处世正大光明，这就是我的精神。写作成文，不过像画师描绘精神一样。孔子的涵养达到极高境界，《论语》的言语无不呈现中和的气象。孟子善于培养浩然之气，《论语》七篇中说：“泰山岩岩然。”这都是从自己的见识和涵养中流露出来的，不能再增添一丝末节。孔子、孟子的文章，是天下最好的文章。《论语》七篇，是后人写文章的方法。如今却舍弃这些不去做，不在内心上下功夫，而去追求讲章墨卷。临到写文章时，就拿平日记下的东西，改动首尾，依样仿作。只从文章中求题意，就得不到题意；只从文字中求人，也看不出人的品德。将来要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来时，所说的话又没有着落。朝廷培养士人，是希望将来为天下所用。诸位士人每天奔忙，如果不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便不应停下。如今一生读书作文，对家国身心没有丝毫补益，这该怎么说呢？从前评论诗的人说：“可惜一生心力都用在五个字上。”我对此也这样说。最终成为滥恶的东西来欺骗人，并不是高明的工匠所应有的作品。舍弃梧桐、楸树等良材，却培养那些次等的酸枣棘木，就成了卑贱的园丁。请试着思考这件事，等我斟酌选取几篇作为范文。以后仍然沿袭从前的弊病，不把文章从自己胸中流出，却从别人那里取来，即使辞藻极其华美，也要加以严厉警戒。一、求学以求知为先，读书就是为了获得知识。过去辅汉卿汇集朱子平日教人的方法，定为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再加上广泛学习、审慎询问等事项，读书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些的。现在与诸位生员约定，将《四书》、本经、《通鉴》《性理》分为十二份，按月考查。又把一个月分为两次，朔日、望日讲书；再分为三次，作为每日功课。诸位生员自己估量资力，次一等的减去《性理》，再次一等的减去《通鉴》，再次一等的减去经书。不是十分不得已，必须住宿读书。住宿读书的，两日背书一次、复习书一次，完成后再进行。讲书用辰时；三、六、九日作课，用巳时、午时。作课发落以前，课业不在号舍、且住在距学校十里以内的生员，朔日、望日到学校，背诵复习半月以前的书，交纳半月以前的课业；住在十里以外的，月考后第二日到学校，背诵复习一个月的书，交纳一个月的课业。月考发落在第二次考试的次日辰时，取其方便。住在乡村的生员，发落课业也同样在考试时办理，使用二十九日。凡是座次都由本职编定，不得插队越次。将要宣布姓名时，天刚亮便出题；唱名以后才到的要责罚，按规定封门考试；后来到的，按照不到考处理。作课的规矩也一样。各种期限，正是希望诸位生员用心努力，又不至于过于急迫。至于居敬、持志等四件事，则可以从作文、背诵复习中考验出来。这些办法是依据前人的成功经验制定的，并不是制造无益之事。诸位弟子实行吧。

译一、体和用原本不是两条道路，这是明白经书的根本。用它来考察讨论世间事务，必然会有方法。不过经术大概只讲道理；世间事务若不一一从具体事情上讲求，就会有不能切中关键、不能穷尽实情的地方。从前胡安定用经义治理事务，在苏湖分科教学，他的弟子大多能够适应世用。如今的三场五策，正是处理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只徒然悬想括帖来应付罢了。朝廷有很多士人，而世间事务却没有可依赖的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诸位生员如果稍稍通晓经史，能够跻身仕途，就酌量每月讨论边防、水利等事务一两件。本职也从中命题考试吗？还要在背诵复习时追问其中的所以然。如今攻击议论世务，往往只是拾取伯者的说法，自以为适用，却不知道其中错误很多。从前孟轲把辅佐世道自居，谋划齐、楚之事时，却说不是我所能及。推到极致，也不过是勉励善行，以等待后人前进一步罢了。诸位生员要慎重。一、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能牢固。”这是说内外相互涵养，完全整饬自身，没有什么不是求学养心中最急切的事情。今后诸位生员凡遇圣寿、正旦等事情，以及在学校、在家中见官，官员闲暇时拱手作揖、拜见站立，都必须合乎礼节。有人放纵而不检点，除在学校责备外，本职访察得知，也要严加惩治。一、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废弃已经很久了。之所以长久废弃，正是因为没有士人带头倡导。小民未曾学习，不懂礼义，看见越礼的人在世俗中显耀，便跟着仿效；没有什么可以在社会上纷争辨明的，于是礼制废弃而无人举用，终于造成礼制全然消失。今后生员之家遇到冠礼、婚礼等事情，若敢不行禀报，又不依礼举行，便严加惩治。那些以父兄为借口的，尤其可恶。本职对诸位生员拳拳用心，是希望使天下人善良。如今难道连一两个亲近的父兄也不能使之善良吗？诸位生员将来要替朝廷治理天下，如今难道连用一点小小的礼法整治家庭也不能吗？这样的人不足以共谋事业，这是可以知道的。一、古人拿着礼物相见，是为了明白表示敬意。何况弟子有求于老师，难道可以没有敬意吗？然而老师奉命来教人，与此又不同。师生的名分已经确定，朝廷替诸位弟子聘请老师，并不是等诸位弟子先表示敬意才去求取；教官由朝廷设置来施教，也不能因为诸位弟子不来求教便不教。诸位生员参见时行拜揖礼以外，不许再拿财物进献。凡世俗惯例所说的送节礼、酒食、肴馔给先生，都不许举行。朝廷设置教官，难道是要使你们诸位生员受益，还是要剥削诸位生员来肥养教官？伊尹耕作于有莘之野，却以尧舜之道为乐；一丝一毫不从别人那里取，也一丝一毫不送给别人。诸位生员若想以道义自处，请先以道义对待别人。一、学校通常设置公堂银两，大概是遇到生员冠礼、婚礼、入学、帮补、起复等事情，酌量征收费用，以充作学校中的开支。冠礼、婚礼等事情，诸位生员难道没有一点小小的费用吗？有力量的人应当承担并帮助他们，这是义理。如今反而借此征敛剥削，义理在哪里？有人又说，没有公堂银两，诸位先生的费用就无从支出，更是不应该。各种上司的彩帐，从哪里取用？上司如果确实贤能，诸位生员便以文章来歌颂、吟咏，为他传记、作序；即使不这样，民间口碑中贤能的官员，也可以借此光耀不朽。可是贤能之人受到歌颂，诸位生员却忍心看着一路哭声，泯灭是非之心吗？况且如今帐文中历数歌颂他的美德，私下居处却痛斥他的过错，还把怨恨藏在朋友之间，孔子以此为耻。本职实在不愿诸位生员做出这种不合真情的举动。延平有许多贤能的上司，然而拿着帐文回去，正是贾谊所说“墙屋披着文绣，令人痛哭流涕”的情形，诸位生员为什么偏偏以此为乐？如今以革除公堂银为急务，彩帐文次之。上司若因此责怪，责任在本职，与诸位生员无关。一、诸位生员接见上司，会典等书中明明有礼节。今后在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学礼；此前迎接时也一样。本学在城郭之外，接官不许离开关门到郊野。宪司官来到本县，见过一次以后，不许再和有司一起行三日揖。有罪犯在各衙门，也不许免冠叩头、奴颜婢膝地哀求免罪，自我贬低士人的气节。并不只是本职有力量替诸位生员树立一面旗帜；地位尊贵的人品德必定高大，越是应该严格遵守制度。若推托说：“一个书生，可以由别人使他生，也可以由别人使他死，因此不得不舍弃礼节来讨好别人。”这也是拿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君子的内心。诸位弟子不要害怕。一、凡一切祭祀等事情，礼生以及携带诏书的人员，都由本职秉公自行编选。诸位生员只要有人谈及此事，一定严加责罚；若借此谋取利益，更不必说了。一、乡贤、名宦、孝子、节妇，朝廷加以旌表，是礼制用来彰明先人的德行、激励后人的。对于尚未举荐的人，诸位生员应共同商议举荐；举荐不当的，也应共同商议请求废除。知道却不说，将来凭什么直言天下的事情？学校是公论产生的地方，诸位弟子实行吧。一、诸位生员人数众多，本职考察记录，不能长久记忆，因此现在设置两本大簿：一本考察品德，一本考查学业。品德簿记载某生某月某日做了某件好事，某月某日做了某件坏事，并附记受到几次责罚、礼貌得失等。学业簿记载月日背诵复习了什么书；全部记得的、记得多忘得少的、记得和忘记各半的、记得少忘得多的，分别记载并注明受到几次责罚；考课的记录也这样办理，并附记写字情况以及恭敬、简慢的表现。年终拿这些记录逐项考核，参酌分为三等，再施行一次大的奖惩。诸位生员从前有过失，应当及时弥补；以后不可再成为顽钝无耻之人。起初求学专一而终于始终如一的，不可责备为开始勤奋、后来懈怠。一、诸位生员居住在学校左、前、后、右的某街某巷第几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几家，大约距学校几里；某村第几家，大约距学校几里，也都要登记。书馆也照此办理，老师某人与某生员同住会馆的，一一写具帖子，与同年籍一同送到学校，等候本职登记入簿。这不只是为了规定号课、传唤的方便，也是为了知道诸位生员家中的行为和学校中的学习情况，或许还可以由此有所了解。

译一、学校吏员的职责，在于供应、书写文案。今后纸笔费用都由本职安排。若敢因帮补等事情向生员索取一文钱，或替生员涂改、洗改文卷，决不轻易宽贷。上司往往轻视吏员，正因为吏员趋利而苛酷。我对人没有不爱护、敬重的，何况你们对我有所劳作呢？只是本职养育诸位生员，如同父母养育深闺中的女儿；任凭你收受贿赂，就会滋长贪利之心。学校是光明洁净的地方，容不得你这个卑贱吏员私自弄污秽，埋藏其中一定不行。你要谨慎思考。一、凡所颁示的条约，无非希望诸位生员有所成就，也是父兄爱护子弟的道理。难道子弟独独没有爱护父兄之心吗？本职没有什么才能，却贸然担任今日的官职；回头一看，从前教诲我的人已经不在上面了，从前规劝我的人也不在身边了。见识昏昧愚钝，心志懈怠疏忽，这将依靠什么呢？孔子对于子贡有“起予”的感叹，恶意的声音不传入耳中；对于子路却感到欣喜。诸位生员如果不因为我年长而难于直言，能够匡正我、辅翼我，就是给我的福分。本职离开了老师朋友，得到这样的感应报答，应当怎样对待呢？以上条约只是大概。本职刚到学校，哪些善事应当兴办，哪些弊端应当革除，还没有完全了解；容许与诸位生员共同商议，并参照提学道的教条，另行修订。规士文。天下人的衣冠往往可以通用，只有生员的衣冠不同。皇祖特别留意此事：襕衫中间使用玉色，是用玉来比喻德行；外面用青边、玄素色，表示自守。四面聚拢成栏，是希望他们言语合规、行为合矩，限制在道义之中而不敢越过；用青丝带束住，是希望他们节制谨慎，收敛在礼法之内而不敢放纵。下垂的绦穗，绦就是条理的意思，表示心中事事有条理。圆领官服，是用官服来尊重士人，表示贵重。只有头巾的制度尚未确定。有一天，皇祖微服出行，看见一个士人戴着一顶巾，问：“这是什么巾？”回答说：“四方平定巾。”皇祖说：“四方平定，必须百姓安定。”于是把巾的前部按下一个手掌的形状，做成“民”字，于是成为儒巾。又说：“朝廷培养士人，本来就是为了安定百姓；把它做成首服，正是最重视这件事。”如今把儒巾倒过来看，隐约就是一个“民”字；它的两条飘带，表示头角尚未达到峥嵘、翅膀尚未展开，希望他们柔顺下垂，不敢凌厉傲慢。唉！圣祖待士是多么隆重，对士人的期望又是多么殷切啊！我年轻时住在乡里，看见街巷父老、市场小民同席聚饮，任意谈笑；一看到秀才到来，就收敛容色、停止说话，只观察秀才的仪态，只听秀才的言语。秀才走在街市上，两边巷子里的人没有不注目观看的，说：“这是某斋长。”人们如此看重士人，难道是畏惧他的威势力量吗？是因为认为他是读书知礼的人，而我们这些乡村粗鄙之人，恐怕被他嘲笑罢了。如果住在乡里而行为像市井人，内心也像市井人，说话不以道义为根本，信口开合，自身不守礼法，任意行动；三五人聚在一起便嬉笑嘲讽，以争论口舌为能；一两个浪游在外，便淫邪亲昵，做苟且之事。少年凭恃才学，轻视师长；强横的人逞其刁悍，挟制有司；有时一点小事不能忍耐便大发怒火，轻率递交诉状；有时因一人的事情约集众人同行。请托说正经话的人，便笑他是道学；吹毛求疵、攻击他人短处，便给他灌“狂泉”；不随波逐流的，就骂他古板，厌弃这个人。不借助朋友之间相互砥砺的益处。孟子说：“他的子弟跟从他，就会孝悌忠信。”管子说：“礼义廉耻，这叫四维。”这就是八行。即使不论士人的百种品行，这八种品行关系到名节，也不是小事。士人每天用八行自我检点，这样说话难道还能不忠信吗？这样的举动难道还能不丧失廉耻吗？禾苗长得高出众禾叫作秀，十人中有一个人称为士。士人肯于修养自己，同学看见他便爱慕，居住在乡里便以他的德行受到熏陶而变得善良；在内任官，便成为朝廷的仪表法则，在外任官，便成为缙绅的师表。这才叫出类拔萃，这才叫士人。这样才不辜负父母生养自己的身体，也不辜负朝廷培养自己的用心。将来临到气息将绝之时，把一生的经历回顾一遍，地下也不会含羞，人间还会留下赞叹。百年容易过去，此身不可能再生；只要一息尚存，这个志向怎么能有片刻懈怠？我平生立志不专心向道，也不能笃实地反省过错，身上千疮百孔，连自我治理都顾不上，哪里能够训导诸位士人？只是错误地承担着整饬士风的责任，有师帅的职责，不得不以正言教诲告诫。如今士风有三件事尤其应当首先戒除，特意提出它们与诸位士人谈论。我还是小秀才时，看见同学中的长者，便肃然恭敬，不敢在旁边高声说话、大笑，不敢在班次中扰乱秩序、抢先而行。在长者的道路旁迎接车骑，长者命令同席才勒马入席；长者安排座次，便唯唯听从命令，赶忙奔走。礼不是为了尊重别人而使自己尽道而已，不遵循礼义也不是为了轻慢别人而自弃其道而已。尊长还在世，作为谦虚卑下的后辈，怎么可以傲慢？何况尊长的年龄终会轮到我们自己，后辈像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果真能忍受吗？所以孔子责备原壤，把年幼时不谦逊、不敬兄长作为首先的过错；孟子说尧舜之道只在于尊敬年长者、慢慢行走。诸位生员未必全都如此，有这种情况的就改正。其次，公论出自学校。近来学校难道没有主持公论的人吗？只是有一种浮薄的习气，把个人爱憎当作毁誉，用口舌代替刀兵。心里不快，就编造诽谤的话，写匿名帖子；有时无中生有地掀起风波，有时因小事而夸大成大事；有时聚在一起谈论别人家的是非，有时给同学编造绰号。这种士风最能败坏心术，不知诸位士人有没有这种习气，有就改正。至于结党这一条，尤其触犯法纪。朋友的道义，在于互相规劝过失，从未听说要共同包庇恶行。士人平日自爱而敬重他人，没有人会先侮辱士人。何况天下处处有衙门，自然会维护士人的体面，却有人借斯文之名倡导义气之说。有时一个士人在乡党中受到欺凌，全学校的人便挽袖挥臂，争相到有司处告发；有时一个士人在有司那里受辱，全学校的人便抱着冤屈奔走到院道申诉。却不知道经史中果真有这种道理，律令中果真有这种法条，卧碑、敕谕中果真允许这样做吗？世上的人没有孤立而没有同类的：一个百姓受刑，百姓便聚集到公堂骚扰；一个士卒应当处死，三军便聚集到帅府骚扰。下至工商、吏卒、里老，无不各有同类，无不看重共同的仇敌，势必会发展到私人党羽横行。纪律法度全都废弃，这是造成大乱的道路。而且贤能的士人未尝不讥笑自己的同类；朋党既已形成，离开的人便因为留下的人而受到轻视，行为激烈的人便凭势力相要挟，互相辱骂激怒，以利益互相鼓动，怎么能不勉强相从呢？士人，是各类人中的贤者，却不以道义为先，反而结党成为各类人的倡导者，我对此十分悲痛。我并不是出家为缁衣黄冠之人，也是士族，却如此苦心告诫，是因为我以士君子的行为期望诸位生员，不愿意用姑息迁就儿女私情的态度来相互温存。假如礼法本来就应该如此，那么经史、法律中早已详细记载了。诸位生员应当反复思考。

译申报海南道陈双山文。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为筹划兵乱之后地方事务、杜绝后患、谋求长久安定之事：由于本职会试未中，曾经具奏，承蒙兵部奉圣旨，命抚按、守巡道从公计议。后来授予现在的职务，母亲年老在堂，便顺道回家省亲，并且希望能够到台下，把奏疏中没有说尽、以及不便先说的事情一一背诵陈述，事情或许可以办成。当时台下正在雷州府等待清军察院，随后到琼州，又恰好与本职出发的日期相遇；不得已改日求见，然而守门人拒绝，本来相距咫尺，却等了两日也不能相见。我想等期限过后才渡海北上，途中每每想到这件事，内心深感怅惘。如今已经到任，过去未能说的话，请让我为台下说出。琼州府州县之外，黎岐环处其中，正是皇甫规所说的“虺蛇入室”。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的心腹大患，却能有一天安宁的吗？如果没有黎人，三州十县便可以安宁；除去二三万黎人，就可以安定五十六万百姓；再用五七年功夫成功，便可以获得千万年的安逸。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用力少而收益多的事情，难道可以舍弃不做吗？黎人一旦溃乱，三州十县都要受祸；但如果以三州十县为制度范本，又可以把这种办法施行到千溪万径，分割成五处、四处，权柄掌握在我们手中。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反掌之间便容易办成的事情，难道可以说不可能吗？然而从国初直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担当这件事，究竟为什么？有四个原因。完全没有志向的人不必说；大约如今的人做官，官位好像传舍，到任不久便一心想着升迁，偶然看到黎岐难以处理，便始终把它看作困难之事。平定黎人需要五年、七年；羡慕升迁显荣迅速，心中先被迟缓艰难的念头蒙蔽，这是第一。调查访问不确实，轻信别人，说黎岐地方广大、山岭险峻、林木茂密，打通道路困难；又轻信别人，说黎人强悍众多，出没时成百上千，发箭十支十支命中，抵抗他们困难。英雄豪杰本应先行作为而不肯作为，这是没有理由的，第二。平素专攻举子业，从未留心谋划和治理民事，安排处理尚且困难，何况兵戈危险，更不知道其中有容易之处，妄自以为困难；想到关系存亡、迫在呼吸之间，便心胆俱丧，不再谋划，这是第三。有些人想找到办法，编成方略，建立功业，又担心平定黎人后自己离去，万一发生意外，别人借邀功而挑起事端，人们将把我置于何地；眼前成功，后来反而显出祸患，这是第四。自国初直到今日，进言的人已经很多，却始终没有能够使上司相信，究竟为什么？有三个原因。附和所谓平定黎人的说法，昏昧地不知道地势的险阻；军队行动、法令粮饷随之耗费，使上司把他们当作白面书生来讥笑，这是第一。津津乐道地说平定黎人容易，实际上只看见其中一个方面，没有看见另一个方面；说了东边却遗漏西边，说了中部却错过南北。上司因为看到他们只说尽了其中一个方面，便连他们所说的两方面都怀疑。方志中历来记载各人的议论，然而那些人也有可以施为的条件。说了却不能实行，难道不是议论事情容易、处理事情困难吗？这使上司把它看成纸上空谈。以上三点都不对。台下如果确实把必定实行此事作为志向，本职将奏疏上报兵部，拟定一份治理黎人的方略图说，稍稍加以留意；并且对于那三个不可信的方面，追究人们为什么一定执着于这种说法；对于那四种不肯担当的原因，深入探求众人不肯担当的缘由。彼此参照，不采用那三个说法，借它们来壮大我们的胆略；鄙视那四个顾虑，借它们来深化我们的谋略。这样将会看见事情反掌可成，台下也会看得清清楚楚。暂时的爵位，哪里比得上千万世的功名？一世的荣华，哪里比得上千万年的安宁生活？台下难道愿意不做这件事吗？本职的话已经说尽了，但仍然怀疑台下心中有所畏惧。难道不是认为提督府不会给我调拨其他地方的兵粮吗？本职所说的是调集广西土兵、广东汉达官军，酌量拨给一次大征所需银粮的一半；这是根据人人都可以实行、都可以说的办法。如果把台下所掌的兵备之权交给我，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琼州百姓游荡，没有衣食，弃身为盗贼的很多。训练、集合五六个月，就可以成为精兵。借用州县民壮的工食，权宜安排，给他们最初的资助；黎地的米、山货、木材，按价供给他们，使他们最终成为士兵，并随军供给行粮，这实在没有什么难处。难道不能说用兵一举关系生死存亡、只在呼吸之间，谁能预料结果吗？我所说用兵有利，也是因为形势不在我方，或许会使奸人产生轻慢侮弄之心。大致说来，这一行动先易后难，应随机鼓舞士气，只要使用一个“抚”字，自然可以办成。我思考这件事已经很久，考察它也很深入，询问过许多人，事情确实可以成功，而且成功后没有后患。请台下壮起胆量实行吧。我初任官职就不能得到上级赏识，在这样的世道里，究竟还能做成什么事业？老母亲还在堂上，归期就在眼前，其中还有未尽的话，等到我到台下时再全部告诉您。可居为奇货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请台下不要再犹豫；把黎人看作奇货，是小人趋求功名的心思。我一时想激励双山，姑且用了这句话。南平县儒学关于学校事务的便宜处置：据本学教谕海瑞禀报，卑职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察看儒学中的各项事务，认为其中有些事情应当酌情处理，按道理应当改办实行，不可照搬旧例。那些照旧例办理而有害于正道的事情，不敢擅自处理，谨将各项事项逐条列出，移文关报转呈，请您俯赐裁断。卑学实在不胜荣幸。现据此合行申禀，伏乞详加裁夺施行。一、教官和生员凡是迎送、参谒上司官员，我朝祖宗相继制定了礼节，比其他衙门的吏役稍微优待一二分，大概是为了寄托振作士气的意思。如今这些礼节一概不实行，士气日益委靡。这种沿袭成习的情况，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只是一处如此。士人中号称能够通权达变的人，固然会说，只要事情不损害义理，随从众人也可以。然而子羔不走小路、不穿小门，先儒说孔子最看重他；可惜他死在孔子之前，孔子没有看到他的成就。子路不合孔子心意的地方最多，先儒却说我们应当学习子路，斟酌义理而顺应时势。大人君子自有定见。如今刚入学的学生就让他们望尘跪拜，从振作士气的道理说，已经失去根本；立场尚未坚定，却动辄说要变通、随时势，舍弃礼制而顺从世俗，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一味随从，随波逐流，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有止境？今天舍弃礼制去逢迎别人，他日一定不能守住道义来匡正世风，我国家要这种人有什么用？我私下认为，今日教官和生员对于祖宗制定的礼制，应当一概据守实行；过分了固然是亢进，不足了便是污下。

译一、宪纲规定，教官和生员拜见之后就应当回到学校专心学习。因为学习必须专一安静，然后才能有所成就；不与有司官员行同样的礼节，是为了使他们专心于学业。我参加会试时曾经经过梅关，山路险峻，约有七八里，行走时气喘急促、手脚拘挛，旁观的人都为之心生畏惧。行走必定要寻找休息之处，所以山上山下都有息肩亭。延平城跨在山岭上，衙门又处在高峻之地，每次迎谒所走的路程不止一段梅关。何况一省的必经之路，等候迎接上司，有时半天或一天才能到，有时两三天才能到；一次参迎、伺候，通常要花费一百刻，大体上一个月竟有半个月奔走在路上。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说既不能失掉纷繁的礼仪，又不能耽误职分上的公务，这也只是自欺罢了。延平是险要之地，上级应当有怜悯体恤之心，因此废止这些礼节；上级也应当辨明公事的轻重。我私下按宪纲推论，本道官员应当逐日伺候，其他衙门可以免除；抚按官应当迎送其他上司，已经拜见过的教官、生员，届时来去可以免除。分巡道和延平府官员的迎送，以及朔望日的作揖，不能废止。其中突然起身、突然返回之类的小礼节，应当免除。下级侍奉上级，是理所当然的；早晚到大人君子的门下，也是严肃敬畏、求助于仁德的一种方式，难道能完全这样做吗？因此而废弃公事、违背祖宗制度，是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惟愿上级体谅。如果有人借此来满足自己宴饮懒惰的私欲，上级自有明法惩处，卑职不能逃避，也不敢怨恨。申报提学朱某。申文。南平县儒学为议处驿传事务一事：承蒙本县抄送福建按察司分巡武平道佥事吴某就前事发下的牒文，随即召集学生共同商议，查考旧制，才知道七县所议不同，是有原因的。大概近年以来不能裁革，关文大量发出，牌票所需的官当、民当同样使人疲敝；两种弊害难以权衡，因此由于各执一偏之见而产生异同，实在不是因为官当便于永沙、尤大苗当便于将顺。如今的办法，只应当议论裁革，不应当议论官当、苗当。苗当能够裁革，是因为国初实行过并且有效；官当在正德年间实行过并且有效。没有理由说过去有利、今日反而不利。苗当不能裁革，眼下没有染指钱财的忧患，日后也没有冒破钱粮的忧虑，似乎还略胜一筹。然而如果供应不堪承受，必然导致逃避；逃避会耽误公事，必然像初年水夫变革那样。水夫如果不能裁革，恐怕也一定会像近年借倩夫保、顾募夫保、均徭夫保、改置等办法一样，纷纷不断。即使在这些办法中加以比较，夫保交纳银两，由管厨的官吏支应，也还稍微好一些；可是它剥削贫苦百姓，迎合过往使客，彼此都以此为效法，日益私欲、日益贪污。譬如一匹马本来能承受百钧，却让它承受千钧的重量，它有时徒步向前，有时转身向后，总之没有超出这一匹马自身的力量，不能使马向前走，都是同一个道理。即使有智囊晁错日夜筹划，也不能使百姓得到一分恩赐。裁革之事在道院，但孟子说有司不把实情告诉上级，这是上级轻慢、残害下属。本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应当以裁革为请，不必把轻重两端列为无益的议论。况且仁爱之心人人都有，上司官员并不是不愿意为使客裁革路费；但小民困苦死亡却无人怜恤，岂不是只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吗？本县正应把供应的痛苦、破产逃亡的情状逐一叙述上报，不能再作什么这一项有利、那一项有利的议论，使上司最终以为这样做方便而实行。又查得将乐水夫银三千三百余两，驿站只支用一千二百三十六两，余下二千六十四两解送给其他驿站；顺昌解送给其他驿站的也有一千一百多两。如今两县却想把本县的粮食全部编入本县的差役，似乎不合古代把轻任与重任分别承担的意思，全是私意。南平如今已经困苦不堪，再增加一丝一毫，百姓也承受不了。去往将乐、顺昌的贴银只佥派九千一百九十五石粮食供三个驿站使用，不仅不能实行，而且根本无法实行；如此看来，驿传之议没有比这更不应当议论的了。现将驿传议合并为一册，牒呈本县，再参考众人的意见。施行。驿传议　上策。

译各项在延平任职的官员，都把驿传看作最难筹划的事情。只有驿递一事，延平因驿递而疲敝，换班的仆役也数说不尽，大家推托说：“时势到了这个地步，也是无可奈何罢了。”我私下认为，只要一项举措就可以使民力复苏，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事情确定下来，反掌之间即可办成，只是人们多半昏昧而没有察觉罢了。为什么呢？国初实行的“五马三驴”制度，天下通行。在延平实行后，百姓没有告病，是因为国初人心纯厚诚实，做官的多不贪污；自己不贪，也不因为贪污而宽待别人；自己不徇私，也不以私情对待使客。只按典制要求下属遵守礼貌，没有像今日这样多方设法求备、迎谒问候送往迎来。因此，对于应付文牌，非不得已的公差才派遣到外面，不妄自发给；往来的士大夫符合规定以后，才允许乘驿。两司官员各自坐守所属衙门和道署，很少越职往返；上行下效，萌生从中侵夺刻剥念头的人就如同远去了。驿递之中自然省事，使客往来而百姓安宁。如今考察国初八闽科第的盛况，百人中不过一二人；官员增加了几位，而近来又裁去市舶司镇守太监传食人员，国初与今日大致相等。议论的人不寻求国初制度可以实行的原因，却日日更改、月月变换，官当、民当，各种办法都拿出来求取补救。有人说国初事务简少、法令严明，和今天不是同一时势，不能拘泥于一个例子来论断。可是，说事务繁多吗？朝廷近来差遣反而很多。说法令宽松吗？朝廷近来已有改革，难道是因此使供应过多吗？还是这些官员，还是这些事务，律令宪典两百年来一贯存在，只是奉行不谨慎、人人徇私，这将归咎于谁呢？然而奉行法令并不是难事。就近事来说，进而与倭奴交战，立即就有死亡，不是平素有谋略勇力的人不能承受，这可以说难；或者审理诉讼，寻求民间隐情真伪，千头万绪，不是心胸清明的人不能辨察，这可以说难；或者处理政务、治理百姓，文书纷至沓来，不是才艺敏捷、决断迅速的人不能应付，这可以说难；至于文牌应付还是不应付，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却只说时势难以作为。孟子说“替长者折断树枝”，有人对他说：“我不是不能做，是不肯做。”既然这样，就不能再把困难作为推托的借口。万一倭奴逼近边境，突然发生意外，难道还可以指望这样的人替百姓抵御侮辱吗？接受别人的俸禄却不承担别人的事务，也实在可怪。况且事情可以筹划，又没有严重损害百姓，既然如此，即使觉得困难也应当去做。除此之外再没有良法，却坐视百姓困苦疲惫、眼看有人死亡而不去救援，身为长官的人究竟怀着什么心肠？身为长官的人把什么作为自己的职责，竟然这样做吗？官当、民当的办法，曾经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匹马的力量是一百钧，让它负一百钧还可以；增加到一千钧，却想让马奔跑前进，决不可能。实行民当，小户之间不能相互补贴，停户又被强迫多取；百姓亲自承担，却不熟悉驿传事务，过往使客欺压他们，使他们苦于被逼勒，再加上鞭打，只好借贷、变卖产业，痛苦难以尽述；有的相互告讦、纷纷诉讼，有的抛弃家产逃避。办事的人苦于民当不能实行，就像用千钧之力向前拉马，马的前脚根本抬不起来。转而实行官当，当然由官府收银，等候日期拖得很久；得到银两而从中染指的人，几乎要逃掉一半，最后还要赔补、查盘，以至丧身亡家。这就像用千钧之力向后拉马，马稍稍向前走了几步，却很快跌倒，同样不能实行。又不只是这样：不减少马所负的重量，只让它不断转移，始终没有超出马本身的承受范围，仍然不能使马向前走。议论的人又责怪费用不足，把一切归因于冒破。可是天下没有完全不生弊端的制度；供应费用既然简少，奸猾之人的欺骗自然就少。譬如我们只用十两银子，他们冒破其中一两；若使用一百两，他们就会冒破十两。何况过往事务纷繁，容易产生奸弊，一百两中冒破的难道只止于十两吗？所以各种千疮百孔、无可救药的弊病，都是因为不能节省造成的。况且如今上司官员还有折干越额取利的事情，人所趋向的风气彼此呼应，比影子和回声还快；把这种风气传给下属，自己看着这种教化形成，却希望下属不这样做，难道能做到吗？探究根本源头，就是不应当只责备别人而忘了责备自己。宋人说，小民之家正当贫困时，计算衣食供给，在十金之内尚且宽裕；等衣食满足以后，心志上的欲望一天天扩大，因此越求越觉得不足。如今的办法，只应当在贫困时按十金的标准求取，不应当在欲望日益扩张之后求取。因此，除了恢复国初制度以外，官当、民当即使把各种变化都考虑周全、把防弊做得极其严密，也都只是下策。中策、下策。

译有人说上策太不近人情，实行后会招致怨恨、酿成祸患，不能一天安稳地居于职位；这不是通行的正确议论。过去曾有为讨好别人而杀一人的事，有人不肯这样做，供应的苦难却因此使人投溪、自缢、破家亡产，这种事比比皆是。如今连子孙都在哀怨，哭诉之声还没有断绝；为了讨好别人，已经不只是杀一个人了，却独自忍受这种做法，难道还有仁爱之心吗？能否安稳居官，已经不是君子所应计较的事，何况坚持上策并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呢？请再从中策、下策中列举可行者加以验证。我曾经取道江西驿传道，听说谭次川裁革驿传之事，知道得很详细：供应多少因职级高低而不同，关文多少也不同；除革损减之外，公用牌票一概涂抹，不发给驿站。上级显贵不能如愿，有人愤怒地弃置关文离去，当时常常把这归咎于过分刻薄。诽谤者的口舌不能胜过赞誉者的口舌；如今谭次川升任广西大参，那些职位比他低许多而照此办理的人，都自称与他交情深厚；被罢黜而不显达的，也有很多。凡是借关文办理的事情都有节省，虽没有涂抹，也不能完全恢复国初旧制；然而一匹能负百钧的马，在百钧之外再增加几钧，尚能竭力承受，虽然前进得不舒畅，却不至于死亡，所以称为中策。然而谭次川是当时论裁革的第一人，他能在江右实行，今日就不能在闽中实行吗？难道这不是通行的道理吗？前任巡抚赵玉泉任内，府县没有迎送谒问，士大夫乘驿也没有今日这样滥用、滥行。当时夫保贴用多的五六两，少的三四两，直到现在仍被称为便利。对徭户便利，就必然对过往使客不便利，不能没有一些抵触。诽谤者的口舌不能胜过赞誉者的舌头；如今赵玉泉再次奉敕巡抚浙江，那些职位比赵低几级而照此办理的人，都自称与他交情深厚；被罢黜而不显达的，也有很多。水夫之外仍然需要贴用，并不是专门为了节省。百钧的马，已经负有百钧，又再增加数百钧，眼前勉强能走，最终一定疲惫死亡，所以称为下策。然而处在今日这样的世道，恐怕很难继续下去。诽谤赵玉泉的口舌，终究不能胜过赞誉赵玉泉的舌头。何况中策像谭次川，上策像国初法令，赞誉他们的人天下都会有同样的看法。说这样做会使人一天也不能安稳居位，难道是通行的道理吗？大体上，今日的人不能克制自己，私欲贪婪成为习惯，所以用自己的情形来揣度别人，因而妄自行动；却不知道得失的念头与人心的天性，万古以来都是一样的。虽然人的天性会在白昼中被拘束、被习俗扰乱，但一旦受到触动，最终一定会显现；显现之后，盛大流行便会随之而来。姑且拿自己来论说：下程酒席接连不断地设在驿递上，人们一定会说财物并没有白白花费，厚厚地交结了人情。可是到了清静的夜晚，难道没有因为剥削细民而触动心肠、感到不忍吗？又难道不会想到，用这种做法讨好别人，自己行动时难道就一定能像正人那样吗？如果有人因为我实行裁革而怠慢我，我愤怒之时，到了清静的夜晚，难道不会想到：“应当以正道约束自己，不做谄媚奉承之事吗？”我有这种想法，别人也有这种想法，这是可以知道的。苏轼曾说：“所谓随从众人，并不是随从众多的口舌，而是随从众人共同具有的本心。”裁革供应之事，大概众多的口舌都不喜欢；但人人共同具有的本心原本存在，难道能说裁革不能通行吗？请长官把握住这一点实行，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杀人；别人不可讨好，只是自己愚弄自己罢了。无策。

译下策近于无策，不值得采用。若舍弃上策、中策便没有可行的道理，延平本来就是贫困之家，不应当妄自要求百金的供奉；一匹只能负百钧的马，也承受不了千钧的重任。近来十室九空、百姓聚集成为盗贼，已经可以看出苗头了。说立即会有人死亡，难道是虚话吗？两种办法都没有利益，也都不是完全没有利益，因而都不能实行。如果一定要在两种办法中比较，那么也还有区别。官当只用水夫银来办理，官当就胜过民当。如今既征收水夫银，又编派夫保，便使名义上与官当没有区别，实际费用却增加了一倍。因为水夫银已经征在官府，设置夫保后又有了推诿之处。官吏于是把官银认作自己的财物，每月不按数支给；驿站中的事务又说是夫保分内的事，不登记在循环供应账中，全部以“?”处理。夫保的债主认为有这笔官银，取息一定像供应官府时那样；不得已时就拿所写的契券作抵押。使客也认为有这笔官银，廪粮、夫马百般折干。俗话说财不露白，如今财物已经暴露，谁能保证群盗不拿着武器来夺取呢？无论采用哪种办法，所需要的只是这些供应；假使实行苗当，不征收水夫银，使百姓手中的钱财不能全部拿来使用吗？虽然有贴户不愿供给的弊病，但贴户与正户本来是一体的，善良的小民可以讲道理劝说而取得，强悍的可以用法律威慑收取。与奸强之人染指其间、百姓噤声而不能说一句话相比，已经不同；有时即使劝说也不行、恐吓也不能使其服从。然而百姓的钱财本来就是从他们自己赋税之地出，财物还在民间；譬如邻近有富裕人家，现在不肯给我，日后还可能向他借贷；如果全乡人都贫困了，左边没有可以怜悯的，右边没有可以求乞的，难道不会四处流散、转死沟壑吗？等到察院查盘，又说冒破水夫银还有余款，那为什么还要设置夫保？正是因为按粮征银，增加到一石，再增加到二石、三石，这种做法不能用国法来衡量。暗中把赔补寄托在百姓身上，赔补会使人破家，又要受到严酷法律的惩罚；这样一来，群盗不仅夺取财物，还会杀人。若苗当能够把全部钱财拿来使用，即使发生许多赔补，也完全没有后患，苗当就没有官当的害处了。然而苗当虽然便利百姓，却不便利官府，不能长久实行。过去曾由苗当改变为夫役，难道没有原因吗？因为有时出巡、朝会、关文接连而来，一两天内费用就要百两，小民没有办法拿出银两，只能逃避供应；逃避会耽误公事，所以才发生水夫的变革。实行官当，在这种急迫时刻，可以把上下月的银两一并拿来，作为一时应付的办法。官当对百姓不便利，但如果征收水夫银，一个夫保又由一个人承担，正如公赋中所谓早上拿三、晚上拿四，百姓并不觉察；苗当却会耽误公事，官当又会使百姓破产死亡，而事情还不能上报。官府既然能够得到供应，苗当势必会改变成官当，苗当也就不必再谈了。请从官当来议论。征收水夫银，就称为官当；均徭又签派夫保，是不断征取没有名目的费用。由夫保承担，大约官银用于一个夫保，而自己的银两常常要用十份，这能称为官当吗？我私下认为，水夫银可以增加，夫保不必设置。如今议论想稍微减轻夫保的工食负担，规定征收一两、付给厨夫十六两供应。君子议事，必须替长久实行作打算。为了防止奸贪侵吞水夫银，应当把七县的苗当合并派入均役。抚按二司是否知道具体是多少钱、多少分？至于把夫保签在均徭中，虽然以粮多的人承担，有了夫保就不再签派其他差役，但其他差役只用一分，夫保却要用百倍。尤其尤沙、永大两地距离驿站遥远，只签派几名夫保，已经有不均之处。不均就必然偏重地累及某些人；而驿递供应又要根据人的能干或笨拙、所遇事务的繁简，一两工食可能用到十余两、二十两、三十两，无法预先确定。上级所知道的工食数目，即使知道赔补，也未必知道竟然严重到这种程度。夫保染指官银的事情，历来并非一日形成。夫保的银两又征在官府，夫保的正价一两，按照票就应当付一两。上级即使知道，也未必知道实际并不按照票额，更不会说是十六两。况且日后供应不足，难道要官府自己赔补吗？从十六两以上，再召原来纳银的人，增加到五两、十两，势必会发生。供应有余，必然不会扣还原来所纳的钱。银两征在官府，只是为贪官装入钱袋打算罢了。况且水夫有定数，今年有余，来年便可以减少；某年收三钱几分，某年减少二钱几分，就是这样。夫保银不登记数目，将凭什么计算、凭什么减少？水夫按粮通征，减免时人人都能得到恩惠。夫保是偏重的差役，恰逢减征时所减的却不是受偏重的人，这难道不是不均吗？而且所谓徒然资助贪人的弊端，还有更严重的；上策不可明确实行。万一有人实行其中一项，又有人实行其中下一项，即使节省多少有所不同，恐怕也不会召回夫保并退还钱银。为什么呢？驿站所用的数目，小民不知道究竟是多少；夫保所纳的银两，上级也不知道究竟是多少。账簿不清楚，容易产生欺骗和弊端。假如其中有贪婪之人，财物还在百姓手中，他尚且会千方百计谋取；施以酷罚严刑，丝毫没有恻隐之心。银两征在官府，本来就是袋中之物，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取呢？这就是议定制度尚未周全所造成的弊端，并不是制度久行以后才产生的弊端。如今的办法，应当废除夫保，增加水夫银。四钱不足，就增加为五钱；五钱不足，就增加为六钱，每逢不足便逐渐增加。因为水夫有报官的实际数目，势必不能靠奸骗；不签夫保，若想欺骗，又依靠谁来办理公用呢？在无策之中比较，增加水夫银还是较好。况且正粮一石，银五钱，旧额水夫银几乎已经和正粮相当；在此之外再增加，大桀小桀，国法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把账簿公开明示，难道不能使人心生恻隐，想办法救济下民，像赵中如、谭次川那样，甚至上追国初而实行旧法吗？有人又以“爱礼存羊”的意思，主张把驿站事务全部交给厨夫，我却认为不可。夫保最初签派时，也只是说为了供应劳苦罢了；厨夫本来就是均徭中的一种，怎么知道几个月后不会变成夫保式的赔补，日后查盘时又不会把它当作夫保一样追究冒破罪呢？

译前任巡院规定驿官每日给银二钱五分，吏每日给银五分，正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下需求，避免他们蚕食公款。如今官吏照数取银，只负责奔走送迎，驿站事务另有主管，另有蚕食，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用意。我私下认为，驿官以供应为职责，银两应交给驿官收支使用，任凭他灵活支用；上级只责问他能否供应，不责问他送迎。驿官以供应为职责，就有增减支用的权力；外乡贫穷的官员，俸禄只有三石，不像通过徭役签派的夫保人那样可以借口侵削，贪婪的人也无可奈何。何况乘驿折干，国家有明文法律，驿官持印可以向府司申诉，府司再向抚按申诉；这又不像夫保、厨夫交付后只能无可奈何。增加水夫银以后，其中有些事务可以讨论，大致就是如此，但这不是可行之道。一匹只能负百钧的马，让它负担千钧重物，最终也一定会死亡罢了。所以说是无策。杂议。要整顿驿传，大概首先在于端正自己，裁革固然是根本。然而驿站是利益汇集之处，因而形成弊病的漏洞，其中事务头绪交错；如果不逐件讲明并加以清除，想使裁革完全妥善就很难了。四策中已经说过的杂事不必再论，其余尚未完备的，逐条列在后面，实行者可斟酌办理。一、有人主张裁革应由察院讨论。察院多在省城，裁革必须等各驿挂号、历数驿站到达察院，造成的危害难道还不多吗？要实行裁革，必须先把各项条例普遍颁行。马匹、廪粮，本省某等品级官员使用多少；本地士大夫某等品级官员使用多少；差遣人员中某等身份使用多少；携带家眷的使用多少；不携带家眷的使用多少，都应当斟酌详明，不要遗漏。驿官和使客稍微越过条例，就应当按规定处罚；执行要坚如金石，实行要可信如四时，那么下属奉行就有依据。其他省来的使客不能拿他们原来的文书来强行要求。这样才称得上妥善。一、条例既然确定了，但夫马、廪粮与过往使客不能完全相同，不同又凭什么稽查呢？凡是从驿站出发传递，先发给夫单，由过往者亲自填写使用数目，仍然按照现有抬夫发给的规定办理；条例规定的数目只许减少，不许增加。站程短而行程急，有不使用中火的，是否使用也由本人亲自填写注明。这样，使客就不会怀疑驿役欺骗自己，也不会为了折干而一定要求驿役；即使不幸遇到可以欺骗的过客，妄自登记虚数，这才称得上妥善。有人又说，现在上司官员不能用这套办法限制夫役；官员有尊卑，供应也有厚薄。如果实在不得已而多用自募人员充任，也必须受法律约束，因为形势如此不得不然。这不但可以免除夹带的弊端，也可以使贪污财货之心有所收敛。一、供应有固定数额，驿官必定不会多给。但上司既然发出火牌传递驿站，就必须准备等候；如果等候日期拖得很久，难道没有夫马、中火的费用吗？应当通知各有关上司，凡发火牌，必须自行斟酌行程，明确写明某日某时到达某驿、某传递处，再逐级上报；各驿递依照日期准备等候。不能预先确定日期时，按照到达后延误的情形办理；驿人预先等候，以及原来已有固定时间而驿人提前去谄媚等情形，都必须分别治罪。这看起来没有大的破费，但一个人错误使用一次，十个人错误使用十次，积累起来就会不断增加，甚至达到千百次。何况驿站所用的每一厘钱，无不是小民的膏血，毫厘难道可以轻视吗？驿站禁止折干，这是良法。然而常常看见听差、舍余中有人被迫步行，询问后才知道，他们受官家差使却没有钱粮来源，只好折干步行，是不得已的缘故；行程催促而折扣口粮、另寻饮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私下认为，供应既有定价，他们即使折干，也属于本分，并非越额取用。但到了上司、府县官员那里，就应当依法办理。因为前任巡院定有三二钱的数额，并不是只为折干考虑，也是因为尊贵者应当厚待。若能节省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却因此把它当作谋利之道，丧失廉耻节操，助长贪污风气。对承差、舍余宽松一些，对上司、府县严密防范，这才称得上妥善。一、禁止文牌同时用两张并行应付，是良法。然而其中有不得不同时办理的原因。以延平为例，武平道派一人到省城，有时是解送册籍、试卷，所需夫役应当多；有时是其他上司住在这里，顺便派这个人到兴泉，只有公干，所需夫役应当少。如果全部按少数供应，夫役不够抬运；如果全部按多数供应，到了省城事情办完后，再去兴泉就无法办理。大概文牌应当由最初发出的地方先行供应，中途没有再行供应的例规。又有传递运送应当用抬夫、驿站应当用轿夫，这是旧例。然而小轿夫也有传递运送的供应；我曾见察院委派官员办公时，驿站关文中有随带吏书、发给口粮脚力的文书。小轿夫脚力应当由传递运送供应，如今却交给驿站；既然传递运送已经供应抬夫，难道不会有人拿着驿站关文再向驿站索取，并且连传递运送的一份也一并索取吗？即使他不索取，驿役难道不会拿着脚力文书登记虚数吗？一艘船可以装下的货物，却有时出现两张关文同时发出、把其中一份折干的弊端，这都是发给关文不明确造成的过失，不能把责任全归咎于发关文的人。今后凡发给文牌，应明确写明：某牌所需夫役若干，送到某驿为止；某牌送到某驿后才开始起用夫役若干；前一牌的夫单由后一牌接续填写在上面；明确写明顺便差遣的原因；陆路夫役若干，水路夫役若干；驿站船只能够足够抬运的，应明确写明水路传递不得再次发给夫役。凡是可能产生弊端的原因，都应逐一详载于关文；必须这样，议定的法令才详明，防弊才周密，裁革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海忠介公全集》卷之十。◆《海忠介公全集》卷之十一。四书义。御制祭葬文一。◆四书义◆。创造财富有正确的途径：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快，使用财富的人从容节约，那么财富就总是充足。“富与贵，是人所想要的”一章。“先进于礼乐”一章。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给百姓作表率，再使他们勤劳。”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倦怠。”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任政府。”一章。所谓能够安定国家社稷的大臣，就是先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都端正的人。乐于顺应天命的人可以保有天下。“花言巧语、伪善的脸色、过分恭敬”一章。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那颗放纵在外、失掉本心的心找回来罢了。“不要违背樊迟驾车时，孔子告诉他的道理”——不要违背。创造财富有正确的途径：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快，使用财富的人从容节约，那么财富就总是充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