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忠介公全集卷之八

译知县掌管一县的事务；一个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一件事情不能得到合理处理，都是知县的责任。至于贪婪暴虐、没有才能的人，暂且不论。上面对朝廷，我把它看作父母；中间对抚按、藩臬、僚属、过往客人和乡绅士大夫，我把他们看作长兄弟；下面对吏书、里老、百姓等人，我把他们看作子弟。对待他们，各有正道。若说只能洁身自好、不能使别人也清白，清白别人便会招来诽谤；又说凡事不可认真，认真便会招怨惹祸，却不顾是否背弃朝廷，这就是用乡愿的方式对待自己，也用乡愿的方式对待我的子弟和长兄弟，随波浮沉以博取名声，窃取官爵，这不是知县。本县当初的心愿，只想据守并实行圣贤已经说过的道理，自认为这样可以收到成效。可是到现在已经四年，半夜反省自己：天天催征钱粮，小民卖儿卖女、变卖产业，却没有完结之日；时时审理诉讼，小民争斗逐利，没有息讼之期。感化人的方法浅薄，百姓没有受到教化；洞察奸弊的智慧浅薄，弊病仍然存在。只是有这份心，却没有实行这件事；只是做了这些事，却没有见到成效。诵读孔孟之法，幼年学习，壮年实行，本来希望一个月见效，三年有成，我对此深感惭愧。庸俗的官吏不足以同我谈论这些；如果说这就算尽到了知县的职责，那还远远没有做到。○县丞、主簿。县丞、主簿辅佐一县事务，知县的责任，也是县丞、主簿的责任。如果还没有进入官门，先经营自己的家计，面对官爵和贿赂便魂魄动摇，国家的病患、百姓的冤屈都置之不顾，如同龚哑一般；又或者像韩退之所说的“下笔占据职位，只谨慎听从长官的命令，含糊地不置可否”，那就不是县丞、主簿应有的作为。○典史。典史掌管巡捕，民间盗贼、争斗等小事，全都归他管理。所使用的应捕役，又都是狡猾的积年老吏；如果听从他们的指使，便会把良民当作盗贼，为自己驱逐求利，和盗贼分赃，争相索取讼罚文书，这就不是典史应做的事。○教谕、训导。教官掌管一邑的教育，门下都是百姓中的优秀者。所做的事情同俗吏办理簿书、词讼不同；师道一旦树立，善人必定会增多。□由此推行，功效不会小。若只是把空名寄托在众士子之上，而自身行为不能成为表率，规矩也不能建立；刚入学时只贪图他们行拜见礼，入学后又只贪图他们送节礼，这就不是教谕、训导。○阴阳官、医官。阴阳官测量日晷、观察星象和气候，辨别昏晓、雨旸以及早晚节气，以便利一县掌握时令。医官察看病症和脉理，辨识药性，以便利一县诊治疾病。近来很多人用银钱捐纳取得职位，只图差遣和谋利，对阴阳、医药之事毫无关系。府中有上司反复到来，便发牌调取他们，为各位上官背负诏令和印押，扛着本县缺额的官职，竟以老人冒充应役，彼此相率作伪。没有官员，直接让吏员和农民来做，有什么不可以？府里只想装点上司的观感，县里又不能阻止府官的意思，都不合适。○里长、老人。圣明的制度规定，里长、老人应当在申明亭听理各里的诉讼。一里之中的事情，都是里老的责任。他们同百姓最亲近，早晨一起交游，晚上一起居处。一个里中谁善谁恶，谁贫谁富，谁困苦、谁逃亡，谁家有无田地和产业，谁家有多少户口丁口，他们全都清楚。如果果真不贪钱财、不偏向私交，存有天理之心，不刻薄剥削，又能得到好的县官支持，谁能比得上他们？我曾认为，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必须从里老开始。应当像周代的里宰、党正那样有禄秩，使他们自身荣耀；也应当像汉代的三老、啬夫那样，从有声望的名士中选取。治理的纲纪和脉理，确实就是这样，并不是迂腐的说法。如今上级失去正道，百般征求索取，全都从里役中出，事情确实有难处；然而圣制明白，上司的公文往往仍然把责任归给他们，这说明还是有所作为的。若因为官府征求索取，便肆意刻剥百姓，假借在县里应卯来领取工食；对有钱人便偏袒保护，对善良柔弱者却不予扶助。事情如果兼能使自己得利，就同甲首一起作弊欺骗府县；事情如果只使自己得利，就假借府县名义剥削甲首，千方百计取钱，毫无抚恤之心，以致乡村萧条，甲首流离失所。剥削子民来肥厚自身，竭尽池水捕捞鱼，虽然当年未必捕不到鱼，但明年就没有鱼了，这不是里老应有的作为。○生员。我国聚集士子于学校，由师儒教导；优厚地供给廪禄，免除本人及宗族的徭役，对待他们不能说不厚重了。至于寻求能够润泽百姓、报答天子的士人，却很少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上面的人意在得到贤才，而士人的希望却在荣华和利益。天地生出一个事物的道理，也就是生出万物的道理。因此一个人的身上具备万物的道理；万物的道理具备于一人，所以万物的责任也集中在一人身上。君子出仕，是因为万物的责任在自己身上，所以自己要求尽到它，就像饿了必定要吃饭、渴了必定要饮水，有债务必定要求偿还，有约定必定要求兑现，都是不得已而如此。如今人们不把行义看作君子出仕的目的，却把光耀自身和亲族作为出仕的目的；志向一旦偏差，便百般施行，没有一件是正确的。从前有人说，士人并不是不能修养自己的人；但等到参加科举、进入官场，便沉溺于利禄，羡慕荣途，患得患失，无所不至，不能不败坏。像柳子《河间传》所说，士人开始修养自己，最终却败坏自己，中间也偶尔有这样的事。然而大体说来，不好的士人不必等到在天子朝廷献身，人们就可以知道。讲论不明白，操守不坚定，即使困居时自我修养、自我培育，也有明显可见的表现，试举一二。如今上位者鼓舞士子，尽在声势场面；仔细推究，多数并不合乎义理。士子于是纷纷说：“这个人能够振兴我们这些人，是厚待士人的人。”然而入官以后，他的声势岂不是更大，将来难道不会羡慕吗？上面有朝廷待士的恩典，下面有有关部门因义而兴起的典制，如补增廪、优免、路费，这些都不是士子所应当索求的。如今越过本分去求取，而且纷纷如此，同坟间乞丐相比，差别有多大呢？那么入官以后，他所能得到的利益岂不是更大，将来难道不会乞求吗？如果说合乎义理，是因为同众人共同承担、帮助他们成事，那还可以；如今凡是有利于秀才的事情，不论是非可否，便一齐站出来说“保护我们这一类人”。这是沿袭战国时代背弃公义、结党营私的风气，却更加不知道孔门所说不偏比、不阿同的道理。小人学习道理尚且容易驱使，秀才学习道理，如今人们反而认为最难管束。那么入官以后，他们徇私、结党岂不是更有利，难道不会互相勾结而败坏国事吗？把道理施行于政务，就是治理；如今士子把道理施行于家庭，能否做到伦理有序、恩义和洽呢？议论的人把秀才比作闺女，这是孟子所说“人有不为，才能有所作为”的意思。如今的秀才不做处女而做淫妇，这样的人也很多。以这样的作为去求取那样的欲望，是辜负天地生养人的道义，孤负朝廷教养栽培的恩德，这就不是生员了。○吏书。

译从前有人说，一个普通士人如果存心为人谋利，必定能有所济助。吏书、王书，书写公文、掌管簿籍、参与县中事务，古代称为在官府中的庶人；如果他们果真存有善意，给人的恩惠，比普通士人远为广大。为什么如今做吏的人，却常常把谋利当作夸耀？正因为把谋利当作夸耀，所以百般作弊，无所不至。当时人常称他们为“狗吏”，是鄙贱他们。一旦做了吏，天生赋予人的仁义礼智、同圣贤一样的道理，全都丧失了，这就不是吏书。吏书有常例，上级的二司巡抚、按察又有常例，六部、寺院和各衙门等级越大，常例也越多。狡猾的吏员善于骗取钱财，拿偶然发生的事情来愚弄小民。小民不懂官场事务，不知道上面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思，也不知道官府内部的公文究竟由官府作主，还是由吏书作主。看到有人偶然因为吏书而遭祸，便以为不送贿赂就不行；看到有人偶然因为送给吏书钱财而免罪，便以为有贿赂就可以。吏员狡猾、百姓愚昧，这种弊病不是一天形成的。若不是上级把所受贿赂逐一登记，遇到这种事情便仔细询问是否有贿赂；稍有触犯的人，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加重治罪，并且上级以身作则，就不可能改变。所谓以身作则，是说吏书是什么人呢？他们看见内外缙绅之流设骗局向人索贿，很多人都这样做，为什么偏偏不许他们做？小民是什么人呢？他们看见许多做官的人把金帛包好拿去行贿，欺骗朝廷、窃取荣禄，蒙蔽朝廷以逃避刑罪，很多人都这样做，为什么偏偏不许他们做？小民愚昧，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这些读书、知礼义、懂事理的人，又有几个呢？众口一词都说，要想做官，就不得不这样。那么，假如天下人全都不向上官行贿，吏部难道就能全部不升迁调动他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假如天下人又全都只向上官行贿，三五年考察一次，吏部难道就能把他们全部罢黜吗？京官有分摊资费的开销，所以外官送书帕等物，不得已而接受。孟子说，乡里人宁可为自身死也不肯接受；如今却说接受它，是为了使所认识的贫困者得到我的恩惠，那么分摊资费难道也不可以停止吗？潜移默化的关键，确实在上面，不在下面。缙绅的常例不废除，却要废除吏书的常例，是办不到的。○里长。一名里长，十年服役一次，职责在催征钱粮、拘捕人犯，其他事情不应参与。弊端流传到今天，官府中各种用度，一一都责令他们承担。刚开始使用还少，到如今却一天比一天增加。每丁多的出银四两，少的也出三两。自本县到任以来，只征银二钱五分，各种应有的用度全都从这笔钱中支出。用得多的日子由用得少的日子补足，不论按抽签分派日期。淳安通往徽州、饶州，道路上没有驿递、防馆，夫役没有定额，水夫又有旧规银两。近来因为倭寇变乱，这条道路畅通，往来人员络绎不绝，因此供应应付十分繁重。但大体说来，应付县中的用度少，应付上司的用度多。若上司有意节省，不索取水手、长夫，不轻易发出应付牌票、文册、纸张，不必过分铺张；参谒、迎送依法禁止；公文纸札一如两浙政事的议定办法，以自理词讼的纸价和二分纸价合用，即使二分五厘也足够了。旧例规定，里长每天在县中应卯，违卯便罚。各里按丁征收应卯银，每天有五分，也有七八分。如今已经革除，每丁允许收银三分，以补偿劳役。初一、十五查核钱粮、词状和牌票，其余日子允许回到自己的田里办事，劝告小民归于善良，不许留在县中。旧例规定里甲按丁轮流服里役，一人轮值几天；问他前些天的事情，茫然不知；问他前些天的钱粮，彼此推诿，诬赖之事纷纷发生，情况各不相同。如今规定，甲首户每丁只出银三分；里长户只许分别管理钱粮事务：钱粮数目少的由一人管理，数目多的由二三人分管。各甲分别管理词状、牌票，或催唤事务，从初春入役之日开始，听凭各户按人数多少斟酌分派；人多便分管，人少便兼管。某人名下的钱粮完了、名下的事务完了，便停止其役；即使初一、十五也不必到县，本县也只按各人名下的事务责成其人办理。里长近来因为人多而不愿担任，因此应当服里役的人品类恶劣，官府往往鄙视他们。那些侵剥甲首、毫无人心、百般狡猾、如鬼似魅的人，确实应当鄙视和厌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然而仔细推究其中原因，是近来差役赋税繁多、索求十分严重，上下相互追逐利益造成的；善心被改变成暴虐，朴实的性情变成狡猾。上面失去正道，并不只是百姓造成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所知道的，如廿都二图吴汝文、四都二图汪信夫、七都上二图唐子庆，存公心而正直行事，即使读书人也很少能超过他们，难道可以全都鄙视吗？爱惜礼制，保存礼仪，即使早晨是盗跖、晚上成为伯夷，转变的关键也在我自己。我若鄙视他们，他们必定自暴自弃，只知道追逐利益。要使他们由凶狠转为善良，达到我的愿望，难道不可能吗？○库子。一个库子的职责是主管库藏。旧例规定供给冬夏季的桌帏、锡砚池，晚上给各衙门送油烛；如今全部革除，只保留招待客人供一杯茶，晚上供堂上一支照明蜡烛。大事需要多用蜡烛的，另从支应银中供给，除此之外没有丝毫用度。然而县库子同府库子不同：府库子是库吏，主管事务而不经手钱粮；县库子每逢查盘，经手钱粮，便一定要同列其名。旧例规定，凡经手的银两，服役满数年后必已领取解送；如今停止革除此例，不论是否曾经经手，只由现任者领取解送，服役期满便停止。○斗级。本县预备仓有斗级二名，每名正银七两二钱，每两连耗银三两。○乡饮酒礼。

译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乡饮酒礼尊重年长而有德的人，正是施政的首要事项。即使入席的人未必确实都是这样的人，只要其德行有可供学习效法之处，也应当爱惜礼制、保留礼仪，正如买下死马的马头而最终得到千里马；这样做是为了隆盛圣治，也是可以的。如今掌管此事的人往往忽略它，于是礼仪并非没有举行，但心意所尊崇的并不在这里。百姓不能振作实行善行，风俗也不美好，是因为不知道尧舜之道。又有许多生员都是年轻后辈，茫然不知道谦让之道，轻视年高的长者，把乡饮当作例行事务。凡进酒、供汤、陈设饭菜，礼貌都很衰薄。乡老即使愚拙，也是父兄；生员是百姓中的优秀者，即使状元、进士唾手可得，也仍然是子弟，随行侍奉长者进食，是礼制所当然的。圣贤一开口便说孝悌，推到极致，像唐虞时代的功业，也用孝悌来解释；精神和命脉确实彼此相关，并不是迂腐的说法。世俗浮薄，不懂这个道理，不只是乡饮礼几乎成为虚设，掌管此事的众人存有傲慢的一念，也离尧舜之道很远了。在家居处、出仕做官，没有一样做得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科举路费。本县遇到科举之年，连续参加考试的生员约二十人。旧例由本年及以上的三年轮流派办，每名生员给银四两；又由本年出办，每名酒席银五钱。近来只从支应银中取用，不再派给里甲；酒席银原是县中私派的，如今革除。科举路费，是用来礼待贤才的。礼待贤才应当丰厚，不应节俭。然而费用出自里甲百姓的膏血，若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称为养贤，是合理的；如果得不到人才，如今所礼待的贤才，日后便会成为残害百姓的人。既然是残害百姓的人，为什么还要剥削百姓来供养他？因此更应谨慎选择人才，不应滥及本职。广东人中，广东举人有七十五名。听说正德末年，科举生员只取七百五十名，考场中每十人取一人，科举名额不能说不宽。那一年节省费用，百姓十分便利；士子也因为科举名额不是侥幸可以取得，更加努力。节省一名，便节省一名的路费；节省一名，也节省考场中的各种费用，这是百姓的利益。而且名额既少，小试阅卷便不得不精细，官宦子弟不能滥列姓名，在考场中请托推荐。又因三场试卷少，考试官容易精心选择，不至于卷帙过多而混杂，选择不精；士子也有所观感。名额少，请托不能作奸，革除积弊，节省民财，得到佳士，一举而有三利，似乎可以实行。有人说，科举名额多，尚且还有人才被遗漏；现在再减少名额，遗漏的人将怎么办？然而这只是小考阅卷不精造成的。难道一定要名额多才不会遗漏吗？中式的名额也要因此多取吗？如今取士，往往只在一天之内比较才华，由一个人的眼光决定，因此名额多也未必能得到人才。我私下认为，教官对于生员，每天授课、每月考试，朝夕相处；提调官对于生员，按季考试、朔望讲书，每月每季都相处。即使眼力不高，未必能识别人材，但因朝夕亲近，从多方面听闻观察、相互参照比较，由提学官在一天内决定，或许反而更好。若提学道临考时，选取教官、提调官平日选中的人，再相互衡量比较，或许可以不至于遗漏人才。近来的科举文章，学习时下的套式。只有第三场的五道策论，议论时务，较前两场稍微能够选得人才。主试官常常因为试卷太多、时间有限，第一场没有预先选取的，便不再检查。因此末场即使有极其精工的文章，只因第一场不能迎合时套、不能满足世俗观感，便因此不能被选录。这也是科举名额多反而妨碍得到人才。一、乡绅士大夫。近来上司常常发来礼帖，文书上说动支无碍银若干，送到某宅上，某宅上再取回帖。乡官、举人、进士、岁贡生都有这种情况，哪里有什么无碍官银？旧规出自里甲，上司不能这样说。“无碍官银”只是借口。本职到县以来，绝不办理这种事，并不是故意缺少交际，而是取之不足，取之于百姓又不可以，所以不做。只有上司牌文到达，因其衙门用纸赎的缘故，才从支应银中略微补足；若其衙门没有纸赎，便搁置不办，时常停止。崔按院取银五十两送给余姚陈乡宦，直到四月才得到本院纸赎四十八两有余，便以一两有余补足。我没有再替别人补过。最初几年，上司赠送别人不过三升、五升禄米，禄米送给你邻里乡党，是合乎情义的。近来开始送银，最初几钱，逐渐到几两，如今竟有三五十两的。即使拿纸赎来送，君子也只应周济急难，不能接济富人。乡绅士大夫虽然家业有不同，也不能说他们急迫贫困。小民衣食不足，又受到各种差役、困苦和百般艰难，既不体恤他们的急难，反而使富者更加富裕，是什么心肠？有人说，仕途狭窄，增加礼物是为了私下结交，正是为日后相遇时作准备。朋友之间给贫困者钱财，是可以的；如今的交际却有私心，即使从自己的财物中拿出，也已经不足称道，何况还要剥削贫民来增加官宦的财富？听说罗念庵在家居时，凡官府馈送一概不接受，天下若有这样的人，义利和交际终究会有明确的界限。许多士大夫不说自己想要，只说是为了把礼数办好；君子接受它，便以此作为借口。朱子说，积聚私人财产来同私人结交，天下人相互追逐利益，混成一团私心，却不知道小民的困苦什么时候才能缓解。

译一、凡乡官、进士、举人、岁贡生，上司往往批示送水手、长夫；抚院、按院、司、府衙门，多的一处批一名、两名，各自作为人情，甚至一人之身接受十多个水手的也有。府学、建德县学的岁贡生，又有以采录民风为名，奉府牌到各县索取花红、酒礼。进士、举人、岁贡生按正当名目所得，有牌坊银、路费银；至于长夫、水手、贺礼、牌匾接踵而来，都是额外之物。拿着正当名目向百姓收取，百姓按道理不得推辞；额外所得却层层转嫁到穷民身上，百姓如何承受？听说礼待士人的物品种类，逐渐增加到今天这样丰厚；追溯到先年，还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从世俗眼光看，先前待士太薄。瑞曾根据所听所见评论：如今天下的人才，嘉靖不如正德，正德不如弘治，弘治又不如成化。先年待士较薄，反而或许得到佳士；如今待士丰厚，天下人却伸长脖子盼望一人来使疲困者苏醒，却始终不能得到。当今君主也惶惶然，仿佛没有一个臣子可以托付。昔日的人才并不是全都完美，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狼狈。由此才知道，昔日待士并不是薄待士人，而是重义不重利；偶尔给银，也不过完成礼数罢了。所以那时士子的逐利之心还轻，还知道得到这一方面便必然亏欠另一方面。如今乡绅士大夫富足到这种地步，却想使小民衣食富裕，怎么可能呢？如今小民困苦增多，正是因为乡绅士大夫富足增多造成的。士人如果残害百姓，国家还要养士做什么？士人只羡慕权势利益，就不值得称为士人。那么，先年出生的士人何其幸运，遇到待士较薄的时代，使自己没有愧对士人和百姓；今天出生的百姓又何其不幸，遇到待士过厚的时代，使自己做衣服仿佛在谋夺，谋求食物仿佛在剥取，一天天走向困顿疲惫呢？一、朔望讲书。君子以朋友相互讲习，这件事不只是使各位士子受益；府县官每天亲自处理簿书、词讼，日月之间也能听到经书议论，或许可以驱除尘俗之气，增进德行和义理。一、每季考察五经、四书，这是道学的正传。我朝专门以此取士，所以如今士子即使只会背诵时俗文章、熟习灵活套语，圣贤的道德终究还存在于人心，有根本可以牵引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完全远离正道。近来看到时文浮华靡弱日益严重，几乎失去正本；淳朴的士子也有见解超迈、发挥精当、切合题意的，往往不能考中科第，小试也不能列居前面，这是时俗爱好的乖谬，不知是什么缘故。从前欧阳永叔摒弃钩棘般的文章，以恢复浑厚文风，一时虽遭受猛烈诽谤，时间久了，士人舆论反而一致重视他。这只在于掌管考试的人替经书主持公道，努力实行罢了。不能因为时俗爱好如此，我所取的文章便跟着风气改变。一、新进生员。旧例规定，本生办理酒席筵席，奉送给县官、学官，这是错误的举措。正如以贽见、节礼等物来衡量士风厚薄，也是错误的说法。一进门意向便偏差，后来贪恋荣华爵禄，老了还不肯停止，办理贿赂，只知道争逐利益，祸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本职到任以来，当天便命里甲办理无席面酒宴，置办数桌纱帕三端，送各生员参见学官，略微表示父兄为子弟求师的意思；酒礼全都革除。家居时讲叙伦理，敦实行礼义，这是士风厚重。对待老师，礼貌隆重，服从教诲，不因老师官位卑微而产生怠慢之心；老师离去时如同初来，不因老师离去而礼貌衰薄，来时迎接，去时不送，冷淡援引不同的情形，这是士风厚重。若有人求利来引诱自己，自己又以利益去引诱别人，这是义理的祸害，哪里能说是士风？一、寺观。洪武六年规定，各府、州、县只保留一所大寺观，并安置其徒众，选择有戒行的人主持。如果请求颁给度牒，必须考试，精通经典的人才允许取得。一、社学。洪武八年，朝廷诏令天下府、州、县各里设立社学，聘请儒师教育民间子弟。淳安县寺观院庵共有二十二处，其余散置在民间山麓的小神祠等，数不胜数。每座寺院的僧人约有十多人，道士则数以百计。询问社学的情况，却一所也没有。虽然各村乡间也设有家塾，聘请儒师，但全县社学生总数还不到二百人。民众的爱好取向、社会风俗的厚薄，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本职到任以来，每逢遇到僧道，都劝告他们还俗，禁止斋醮，以堵塞他们谋利的途径；并各自劝导延请教读，教育民间子弟。曾想完全按照六年间的法令，把寺院全部改为社学，但没有实现。现在的社学，就是古代的小学，是教育的开始。句读和词章，本来不得已要为科举功名考虑，但教育的根本道理在于伦理和四维，这才是正确的教育之道。如今的人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可是要鼓舞他们趋向正道、舒展他们的志意，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样。童子觉得学习艰苦而想停止，害怕约束而不愿学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王阳明《训蒙大意》是教育童子的良好方法，附记在后面。古代的教育，是用来教导人伦的。后世死记诵读、追逐词章的习气兴起之后，先王的教育就消亡了。如今教育童子，只应当专心致力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至于栽培涵养他们的方法，就应当引导他们唱诗，以抒发志意；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以端肃仪容举止；劝导他们诵读书籍，以开启知觉。现在的人往往认为唱诗、习礼不切合时务，这都是末俗庸鄙的见解，哪里足以知道古人设立教育的用意呢？大体说来，童子的性情喜欢嬉游而害怕拘束检点，就像草木刚开始萌芽，舒展它就枝条畅达，摧折它就衰败枯萎。如今教育童子，必须使他们受到鼓舞而趋向正道，内心喜悦，那么他们的进步自然不会停止。这就像时雨春风滋润草木，草木没有不萌发茂盛的，自然一天天生长、一月月变化；如果遭到冰霜剥落，生机就会萧条，一天天走向枯槁。所以凡是引导他们唱诗，不只是为了抒发他们的志意，也是为了让他们在歌咏中【缺字】垂声号呼长啸，把幽闷压抑、郁结不畅的情绪宣泄在音节之中。引导他们习礼，不只是为了端肃仪容举止，也是借周旋揖让来活动血脉，借拜起屈伸来强固筋骨。劝导他们诵读书籍，不只是为了开启知觉，也是通过沉潜反复来存养心志，借抑扬讽诵来表达志意。

译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势引导他们的志意，调理他们的性情，暗中消除他们的鄙陋吝啬，默默改变他们的粗野顽劣，使他们每天逐渐乐于礼义而不以其艰难为苦，进入中和境界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大概就是先王设立教育的深微用意。若像近世教育幼童那样，每天只督促他们学习句读、完成课业，责令他们约束自己，却不知道用礼来引导他们；只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用善来培养他们。鞭打捆绑，仿佛对待囚犯。他们把学舍看成监狱而不肯进去，把师长看成仇敌而不愿见面；窥伺、躲避、遮掩，以便放纵嬉游；设置欺诈、装作诡怪，以任性发挥顽劣鄙陋。于是偷薄庸劣，一天天趋向下流。这其实是把他们驱赶到邪恶一边，却要求他们成为善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一、节礼。按照一年中的旧例，府上送来的节礼物品送到【缺字】下，四衙以及吏书都由府官设办；即使不接受，最终也会徒然耗费，退回里甲的十件中还不到两三件。本职到任以来，只使用鲜味、米和酒，太府约用银二两多，二府、三府、四府约用银一两。略表对上级的敬意，不用过多的品类。一是父祖骨肉遗留下来的遗骸，也是子孙骨肉的来源。烧毁父母，淹没子孙，和伤害毁弃自身有什么不同？这种事如果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淳安风俗中火化、溺死女婴的事情，听说士大夫中也有人这样做，禁止却不能制止，残忍到了这种地步，不知是什么缘故。一、淳安风俗中的丧葬、婚娶等事务，民间往往争相追求奢华浪费，超过礼制、耗费钱财，自己压缩生计；屡次劝告也不能制止。之所以不能制止，是因为依赖士大夫带头倡导。可是如今做士人的，身处贫困时还存有端正风俗的想法，等到家里刚有积蓄，或者得到一官半职、富贵显达，有了安身的巢穴，自己陷在其中便不能出来了。内心不能自重，也就看不见外在行为的轻薄，常常跟随别人争相奢靡，夸耀声势。从前开口嘲笑富翁、鄙视庸俗之人的人，反而亲自去做那些事。既然所谓士大夫尚且如此，又凭什么责备小民呢？社会中没有中流砥柱般的人物，所以风俗一天天流坏而无人制止，是有原因的。一、援例生员。朝廷因边事紧急、粮饷不足，开设纳粟入学的例子，沿袭至今，其中偶尔也有名人贤士出现，但也不过是千百人中有一个罢了。用爵位俸禄驾驭天下，利禄既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天下人就会不顾死亡的祸患、败乱的行为而去求取它。如今天下盗贼纵横，东边征讨、西边起事，都是因为趋逐利益的缘故。萧望之建议纳粟赎罪，说一个人因此得以生存，却有十个人因此丧失生命。朝廷苦于盗贼发动一次征调，耗费银钱以千万计，从援例中得到的有多少？而援例所造成的损失却有十百千万。天子深居九重，一时只为边事筹划，无暇考虑长远；众臣也全不谋虑长久，一提出建议似乎就都失策了。孟子说：‘所以方法不可不慎重。’农民的事情也是如此。本职到任以来，凡有纳粟取得生员资格的农民，都劝导他们回归正途，困难之处在于不把他们列入起送的一门簿册。近来提学道移文府县，凡生员进入衙门都要登记，正是为了磨炼士子，使他们不存求取的节操。听说别的府县生员干扰有司的很多，淳安则很少有这种人。然而即使很少干扰，也不能彻底绝去；稍有希求之事，若没有得到照顾，就会怀恨在心。即使像伊川的感慨、宋代议论所肯定的道理，尚且还明白一个‘乞’字的意义。先儒说：‘才一说把天下第一等的事情让别人去做，便是自我放弃；不能做到一无所求，却只想在干扰之中以五十步笑百步、比较彼此优劣，这不是自我放弃吗？’古人说：‘这个世上，除了君父之外，不接受别人一丝一毫的恩惠。’这是诗中所谓‘璧立万仞’的意思，各位士子可以每天诵读它。一、公私宴会。做官的人首先应当辨明义利，划清官府与百姓的界限，一举一动都不可越过界限。查访得知，往年宴会酒席频繁举办，都是由里甲出办，里甲深受其苦。本职到任以来，只有迎春、送学、迎接举人、岁贡以及各官新上任时由里甲办酒，其余事情如要举行宴会，都自行购买办理。旧例中多次动用公酒，以及由里甲办理私人宴会的做法，一概革除。查阅赋役成规册，其中记载富桐二驿以及递运所的船只、铺陈、水夫工食和支应等银，共有六千五百三十八两六钱，费用不能说不多了。设置防馆夫，原本是为了应付奔走，并不是为了用银支付廪给、口粮等各种事项。如今水夫银不够使用，不想着裁减革除，反而转而从防馆夫身上取足，于是竟至于正银一两还要加收银十多两。桐庐、建德二县的里甲，也因两驿处在交通要道而过度耗费财物，永丰库的库子都说负担极重。徭役差使有一半是因为东关礼物，这是民间各种困苦耗费，都是为了过往使客。过往使客依法本应供应，百姓因此受苦，也是不得已的事。法律明明有禁令，但上下却全不认真执行；明白法律却少有裁抑的人，也不过说这是情势所不能停止罢了，于是私意沿袭，办理过往礼物费用，一天比一天增加，小民的困苦也一天比一天加重。对待过往使客如此厚重，为什么对待自己的百姓却如此薄情？对使客厚重，是私人的厚重，私人的厚重所施的恩惠很小；对百姓薄弱，是公家的薄弱，公家的薄弱罪过很大。听说福建人魏立峯【名一恭】任布政时，便道往返都自行雇用人夫、民船，不乘驿站。如今做官的若有这样的人，当事者想献殷勤，又能把情意施展到哪里呢？粤人谭次川【名大初】任江西驿传道时，凡使客往来都严加裁减抑制，江右因此节省了费用。如今当事者若有这样的人，过往客使即使想提出要求，又能把祸害施加到哪里呢？这两种人中若能得到一种：过往使客有一个魏一峯可以触动当事者执法的考虑，当事者有一个谭次川可以触动使客守法的念头，百姓的疾苦或许就会稍微减轻。然而这两种人都不可得，这就是百姓一天天困顿疲惫、几乎与死亡为邻的原因吗？

译铺司兵在各种力役中是最轻的一种。往年多收加派银，原因大概是府上查阅历册需要使用，罚赎各衙门差人查核迟误公文也需要使用。然而查罚虽严，公文仍旧迟误。淳安县的公文递送到省城，有的过一个多月才到；算上转送回来，有的超过两个多月；递送到府，也要四五天才到。设置邮传本来是为了传达命令最迅速，如今反而迟缓了。查得往年桐庐县吴知县曾提出议案，把铺兵集中在县城，统一递送公文；县递送到府、府递送到县，获准实行时，公文没有迟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停止了。然而如果铺司兵全都在县里等候递送，铺舍就成了虚设，而且途中没有护送，可能发生疏漏。如果各铺留下一个或两个人在铺中充当护送人员，按照县递送到县的方式，每次递送仍由两人帮同护送；与在县中递送的人轮流值役，劳逸平均：一可以免除迟误，二可以避免疏失。否则即使稽查极严，也只是给负责承办的人增加工食银罢了，对于迟速终究没有好处。一、军门加派官兵行粮和犒赏银。各年加派的多少不一，近来本县奉文规定，只用支应银充数解送，不再向里甲摊派。一、上司派下各官进表、升任、离任，以及已故官长所需人夫、水手的银两，本县酌量用纸赎支应银充数解送，不再派里甲供给故官。有人说这是怜悯他们贫困，由里甲出资，是不得已的事。但向穷民征敛，来增加升任、离任、进表官员的财富，并不合乎义理。下级官府为了取悦上司和同僚，彼此用这种方式取悦，贫民难道有什么罪过吗？一、新官上任。旧例中，各僚属一听到新官报到，就派吏书、门皂、人役前往旧任所在地或原籍迎接，并由里甲在途中供应。新官到达之日，准备花【缺字】、大肆设置猪羊盛宴，这是钦奉颁行的仪注。新官赴任，尚未到县城一舍便停下，派人通知礼房吏员；礼房在前一天准备仪仗，出城等候，遍谒各祠庙，按照仪式致祭。办理完公事后，把祭祀用的牲畜和酒与官属、父老共同享用后离去，并没有远迎等候、排列【缺字】席的制度。新官到任，是士民开始观察他的时刻，也是辨别义利的开端。滥受【缺字】席、逾越制度，劳民伤财的苗头已经显现，以后还能指望什么呢？让父老共同享用酒食，是为了沟通彼此情意，是很好的制度。不知道珍惜礼制、保留应有的象征，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却因为里老人品微末，便废弃礼制不实行；对于制度没有的花【缺字】酒席，却安然接受，在家庭中修养，在初任时败坏，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道理。现在已经革除，一律按照仪注举行。一、迎接。旧例中，凡府官报到，就派吏员带领民壮、吹手、皂隶、人夫到他家里，或者在半路等候迎接。到达之日先行等候拜谒，这不合礼制，暂且不论。六县合计，劳民伤财，不能说不多，不是有道之人所肯安心接受的。人可以不知道礼义，但礼义在自己，应当自行守持。本县到任以来，只派一名吏员到桐庐一带前往接迎，批示之后还觉得似乎多了。举行此事至到达之日，只参谒太府，二府、三府、四府等候方便的日期。一、参谒县府。百事都统属于府。旧例中，稍有事情就必须参谒，必定带着里长，供应人夫、马匹和日常用度。一来耽误公事，二来耗费钱财、劳累百姓。本县若不是十分不得已，不离任到府。刚到任时还偶尔从二钱五分内支用，近来一切都使用本等柴薪银来烧饭。船夫由皂隶充任；小溪处下船登岸步行时，就租马随行。吏书自备饭食，不侵占一丝一毫。民心已经明显感到畅快。各衙门凡出行，都自行供应人夫，连同本衙门随行的皂隶、快手也不许沾用支应银，也不许在途中征发乡夫。儒学原本人役较少，公出时酌量贴补人夫二三名，仅此而已，别无供应。一、朝觐。如今人们把朝觐年称为京官收租之年，所以外官到了期限，便大车大船运送金帛来供奉京官；上下相率逐利，受苦的只有小民。旧例是在三年里甲中科派，每里一两三钱八分，共二百四十两，其中七十二两馈送本府，十二两馈送府中首领，六两馈送府吏；府上有时还要索取轿夫、吹手、民壮的钱，民壮若折银缴纳，就不止十二两。此年催甲不收竹木，每人出银二钱，共一百六十两。又在当年里甲那里，从初春起逐日扣收米、鲞、纸、笔、墨、拜帖，储存在铺行；临近启程时，米可达三十四五石，鲞可达一百四五十斤，笔墨帖子数以百计、纸张数以千计，有的实际使用，有的折价收取。临行时，见年里甲还要派出、征集几名船夫，各里间或馈送官员，又暗中从纸赎中计取各种摊派，都是为京城中的用度设置的。这种做法在京城称为礼物，追究其实际，在外地就是赃物。即使沿袭成风、上下都这样做，上司未必会据此治我的罪。洁身守义，是君子自我修养之道，怎么能像那些人一样甘愿把自身投入沟壑呢？借口狩猎较量尚且可以，何况接受他们的馈赠，我也甘愿把自己投入沟壑，却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吗？本县两次朝觐，只用了路费银四十八两，吏员银十二两，造册银十一两七钱五分；随行皂隶、快手按原名准备工食，另外酌量增加贴补。旧例全部禁止革除，只有本府索取轿夫时予以供应，这似乎也不合义理。二司偶尔索取车屋、逢饭等事项，府府又偶尔索取车屋、逢饭等事项，县里还能索取什么？向百姓索取，上下雷同，所以县中公然有许多摊派。一个吏农，两浙政议称吏农初次参见县令时，令里甲办理花红、酒果、牌匾迎送；淳安原来没有这个例子，只有役满领取起送文书之日，有花红送出，计算里甲费用不过银七八分。他如果能够守法奉公三年而没有过错，似乎也值得嘉奖，因此没有禁止革除。所革除的是吏书、门皂索取的固定常例：初次送农民时罚纸二刀，计银五钱；公堂酒席银二两。大概吏农带着柴薪前来，贪利之心就产生了；又以罚纸、公堂酒席来向他们示意，难道这种流弊能够堵住吗？正因为有这些做法，所以任期结束就追索他的固定费用，初次任职就向众人追索酒席常例；旧规含糊而不禁止，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

译前任二府龙可溪说，容许吏书取钱，就像人纵容自己的妻妾。妻妾犯奸，这句话足以激发人的羞耻和憎恶之心，打破世俗姑息的说法。由此推论，官员勾结吏役共同侵吞百姓财物，与强盗抢劫财物的律法相比又该如何？吏役的妻妾对于我，正如我的妻妾对于君主。丈夫纵容妻妾固然可耻，妻妾放纵自己、欺骗丈夫，难道唯独没有羞愧之心吗？俸禄、柴薪、马匹、丁夫之外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就如同外来的男子不是妻妾的丈夫一样。一、书手。书写是吏胥的职责。他们如果不能自行招募书手代写，也是他们本分之内的事。旧例中，清理军匠、丁田，均徭、派征钱粮等事项，都令当值的里长出办工食。现在已经革除；只有遇到大事造册、用字很多的，才计算应有多少工和工食，小事则不给。一、纸笔。原来由吏房掌管，按照各房事务的繁简供给纸张，但纸张难以一一查考。现在改为预先供纸、用后偿还：如有申文，各房先出纸写成，到了会签时，核计用过一张纸，就补给一张；用过四五张，就补给四五张。永丰纸价格高，只有上司紧要的申文才使用。若是依准批文等事项，即使是抚按衙门，也只用中改连古干纸，价值不高，所费不少。各项价格酌定后开列如下【大事造册才给笔墨，平时不给】。近来文书移送繁多，用纸很多，本县便在自行审理的词讼中加收二分纸价供使用，不向里甲摊派。我私下认为，文书移送的繁多，是近来的事情；如果上司有意节省，对于没有重大关系的册籍、文票、比较簿，以及损坏的申文，只用古干纸即可，不必用厚美纸张供给供词。近来又增加了一册申文，也可以合并写在一封之中。又因为各房科不同，分别各写一封，这似乎也都可以减少。县离府不远，只用单纸作封，不必裱背。依准等状附在比较文簿中，既节省纸张，又容易编排、阅览和稽查，没有什么不可行的。丝毫都是百姓的脂膏，节省丝毫，无不有益。一、原来二院守巡道出巡以及委派官员查盘县中时，县里馈送给吏书的银两都出自里甲，多的十二两，少的五六两，沿袭成风，没有一家没有。现在已经革除。人身为府县官，看到吏书受贿，就痛恨并施刑，认为这是败坏自己的事情；但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些行贿的吏书心里又是什么感受？本县到任至今，吏书常常禀报说，如果再没有这种祸患，事情一旦出乎意料，本县因事情不能辩白而被充军、判死罪，他们也甘愿承受，却不能再做这种偷窃般的举动。即使自己办理而不参与执行，这话本身是正确的；但最终对于有行贿者，查究、拨取其财物，和追问治罪也相差不远。由此才知道事情是由上司主导的，这些人冒犯太岁，被别人愚弄了还不知道。一、农民。旧例中农民上班，现在听任他们回家；遇到差遣时，才发票召唤，按次序轮流。无论差事繁简、时间长短，都按所遇到的吏员办理；每房三人，也似乎太多了。现在听任他们归家，每房只留一人代理房中事务，有人召唤时就到，不必限定原来登记的本人。因为听任他们归家，农民可以转而经商，以谋求生计；若闲坐在县里，难免计较利害、作弊，欺骗官府、损害百姓。一、比较。比较是为了稽查尚未办完的事情，不能废止；其中有许多本来可以减少却没有减少的事项，但这也不是下级官府能够专断的。各衙门的比较日期开列在后，每月拿簿册进行稽查：一是不废弃上司的事务，二是吏书不能隐匿。比较文簿，各房都有附记。吏房说，其中有许多可以减少的地方：如一件事要由三四个衙门比较，一件事每两个月已经比较过，季度结束时又比较一次，其实没有一样事情非要用永丰纸不可。如果把每两个月比较改为季度末比较，就可以节省一半费用。由三四个衙门比较的，减少一个衙门，就省下两本簿册和一个人的费用；减少两个衙门，就省下四本簿册和两个人的费用。永丰纸改用改连纸，也可以省一半费用；改连纸再改用古干纸呈文，又可以省一半费用。凡是洁白厚重的纸，大多加了粉，时间久了容易被虫蛀；簿册要长期收藏，又难以洗补。因此应当使用坚固而价廉的纸。年终册。旧例中，里甲出银交给吏员，贿赂府吏总计六房，大约有三十两。他如户房的钱粮册、工房的清军匠册、刑房的审录、礼房的寺观册、兵房的乡兵民壮册，也都有交给上级房吏的常例，现在全部革除。只按数目供给纸笔，按数目给付书写工食；即使因此常常生出事情、被退回重办，也宁可承担重新造册的费用，不可打开贿赂的大门。○家伙

译士大夫以官署为家，日常使用的器具不可缺少。旧有规定是采购家伙：知县银十五两，县丞、主簿、教官十二两，典史九两，数目载在《赋役成规册》中。各官都不至于缺少使用之物。古代从大夫以下，三等国家的俸禄相同；虽然品级有高低，但都以官署为家，日常器具不应相差太远。近来《两浙政议》又议定县丞、主簿、教官增加银二两一钱八分五厘，典史增加银三两四钱一分五厘。然而，将离任官员的家伙改修、制造，用来供新官使用；新官的家伙银最终一定会有剩余，可以从旧有定额中取用，不必增加。这样损益调节，是最好的办法，各官遵守实行即可。旧例中，家伙全部由里甲采购，费用比定额多出数倍。各官又把正额银加倍收取据为己有。比如知县，家伙按价值计算，已有四五十两；十五两的正额银加倍收入自己的囊中。离任时，能带走的全部带回，不能带走的又拿来送给下人以及自己厚待的士人，不知这是什么道理。一、修理公廨。如果不认真查考、节约费用，难免浪费；浪费就会使里甲受苦。现在规定：正衙、东衙、西衙、南衙各设民壮一名；分宪司、儒学由各门子看守；县内外以及儒学、分宪司的墙垣，也由门子负责看守。民壮一名负责翻盖瓦片，一名负责督工，共七名。稍有漏损，各役自行检查修补；大的损坏，则在自理词讼中取费，不烦扰里甲。民壮由有武艺的人充任，既节省民间财物，又可以承担防御，不耽误民壮的本职，真是一举两得。听道路上的人说，计算盐课中缴入朝廷的收入，尚且不足以偿付各管盐官员和役人的俸禄费用，那么这些官职就不必设置，难道这种官员不也是冗员吗？如今府县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并不是府县事务真的太多，大体是因为送迎、参谒和重复的文书往来。如果减少一个衙门，就可以少一个衙门的伺候，也少一个衙门的文书。我私下认为，盐务应当并入府县所属的户房；巡盐的抚按应当并入各地方的抚按，由巡盐兼管捕盗应捕。其他地方盐徒横行，不知道能否减少官员。像淳安、建德、遂安、寿昌等分地，应当责成捕盗应捕办理，不应另立巡盐事务。这样职责归一，没有十个羊九个牧人的弊病，而且节省民间财物，似乎可以实行。均徭，徭役之所以称为‘均’，是说应当平均一致，不应有偏轻偏重。然而人家有贫富，户丁有多少，税额有虚实。富户出一百几十两，即使有些费力，也还有一向的积累；贫户缴纳正银，甚至有变卖田产、典卖妻子的。若不考察各家的贫富、丁口的多少、税额的虚实，只说‘使它均等’，不能称为真正的均等。均徭之中，富户应当承担重差、银差，贫户应当承担轻差、力差；渡夫、铺兵是最轻的差役，应当由极贫户，以及逃亡、绝户、虚税而尚在疑议、尚未除豁的人户承担。皂隶、禁子等差役，编在坊和邻县图分中；铺兵、渡夫则就各自邻近的图分编派。即使同一户富家名下有贫困少田的人，也要按重差编派，不许只照丁数平均服役，而应按照各户贫富、各户田地多少来定：贫者轻，富者重；田多者重，田少者轻，这样才是均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两〕 我访查其他县，有把山地、田地一起编入均徭的。淳安的上等地可以抵得上中等田，好山获得利益较迟，和田地相比，地利有加倍的，也有这种情况。只编派丁口和田地，却遗漏山地，难道不是不均吗？我私下认为，应当以三亩地抵一亩田，以九亩山抵三亩田。把人丁、田地、山地一并计入编派；在这里编派的，负担就比那里轻，小民得到的好处就多了。附记于此。见年里长负责催征、拘拿，这本来是他们的职责。可是后来竟被用来支付各种费用，例如淳安县每丁有三两、四两，建德县甚至达到八两、九两。九重之中的天子哪里知道这些呢？均徭正银的数目，是本来应当征收的数目。淳安每丁约六钱，建德每丁约一两二钱，已经不能说不重了；竟然又加收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耗银，正额只有几十、几百，实际却远超正额。九重之中的天子难道又知道这些吗？如今人们谈起这件事，没有不以钱粮繁多为叹息的，都推说事情出自朝廷，实在无可奈何；百姓也无不以钱粮为苦，因而产生悲怨。就淳安来说，官民田地、山塘共有八千一百四十六顷三十六亩，每年缴出夏绢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匹、农桑绢三百二十六匹、秋粮三千八百八十二石九斗、盐粮八百六十二石九斗。又据见年丁田，大约每丁科银五钱五分。用天下的财物供养一人，以天下的财物供天下使用，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虽然近年以来每天渐渐增加，有可以减少的却不减少，不可以增加的却增加，是诸臣在料理事务上失误。天子深居九重，来不及亲自察看，但距离去除十一项弊法并不太远。如今有甲里、均徭，又有飞差大户，费用多得无法计算。淳安已经很苦，建德更苦。这样说来，钱粮繁多究竟是朝廷造成的，还是诸臣私自造成的？下民把怨恨归向朝廷。朝廷自己造成的究竟有多少？诸臣造成的又有多少？朝廷因此招致怨恨，又有多少是诸臣造成的？诸臣把里役、均徭用来充实自己的囊橐，暂且不论他们借此取悦过往使客、取悦上司、厚待乡里士大夫和士子的事情；他们自己还认为这样做是事体所应当。能这样做，便自以为通达；不能这样做，便认为是拙劣。他们说：‘不过是开一次口罢了。’却不知道这张口一开，私下使一个人得到好处，却使千万人受害，因此这张口不能开。他们又说：‘不过耗费一张纸罢了。’却不知道这张牌一发，私下使一个人得到好处，却使千万人受害，因此这张牌不能发。近来癸丑科制策中问‘怎样做臣子’；他们没有克服艰难的思想，却总是怀着欺骗和诽谤的叹息。如今朝廷正额征收绢布出自桑蚕，粮食出自田亩，天下还没有因此十分困苦；可是里役、均徭、飞差大户，在短短时间内逼迫索取银钱，百姓把它看成灾害。比如淳安县遇到一位显贵过往，用银二三十两；巡盐察院经过，用银一二百两；建德县遇到察院出巡，用银一二百两；巡抚经过，用银三四百两；大户造船陪送银一百多两；其他差役也陪送银三四十两之类。诸臣自己造成的、由诸臣自己推动实行的事情，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只把它说成出自朝廷，作为自己的借口；这种欺骗和诽谤，难道还不多吗？我私下认为，可减少的却不减少，不可增加的却增加，这是辅佐、劝谏诸臣的责任。至于里役等各项事务，外地诸臣完全可以径自裁减。

译一、点名佥派收头，必须由丁田较多的上户承担。交解之后，必须查阅批回簿，免得侵占、挪用和停留。称量钱粮时，置备二等子，使它与库中的天平相合，再交给库子封存，由收管者自行贮藏。如果发生争论，就取出原来封存的器具拆开比较，可以避免调换天平、砝码的弊端。一、县中各种摊派，只按丁田，不按里分。因为里分中有整图，也有三分、五分等不同情况，照丁田出办才公平。凡里甲中有事，也只许【照丁】田分派，不按枝股分派。一、征收各项钱粮，每银一两加收银二分作为耗费，另行发布告示【见后文】。一、黄册由户房吏掌管其事，架阁吏专门管理收存册籍。遇到大造册时，往往在造册过程中飞洒、欺隐，想出各种办法作弊。因此必须把旧册和现在收取、交付的数目逐一翻查核对，然后才能造册。若每年只草率办理，就会流传弊病；十年查造清楚明白，就能享受十年的好处，所以不可不慎重。查得全县洪武初年人口为七万七千三百零七人，嘉靖三十一年册上只剩四万六千人，减额竟然如此之多。自开国以来直到今天，人口不止增加了数倍，却逐渐减少登记数额，这是什么欺隐的弊病啊？然而如今丁多的人家只承担这么多差徭，丁少的人家也承担这么多差徭；丁多则差役分散在众人身上而较轻，丁少则积聚在少数人身上而较重。欺隐者不仅害了不肯欺隐的人，也害了不能欺隐的人。所谓不能欺隐的人，如一户有二三百丁，只报告五六丁；一户有三四丁，报告二三丁；一户只有一丁，就全部报告出来。能够隐匿的人，五六十丁共同分摊一丁的差役；不隐匿的人，每一丁都要服役，孤丁便承担重役。田多而丁口又欺隐的人家，编作一甲，隐匿的丁口就会危害二三甲；一个都隐匿丁口，就会危害二三都；淳安县的人隐匿丁口，就会危害其他县；严州府隐匿丁口，就会危害其他府。两京十三藩的百姓，都是同胞兄弟；有人得利于自己，却使利益损害在别省别府，尚且不能如此，难道能让同一县同一【缺字】这样做吗？只利自己、损害别人，不是三代的良民；任凭他们利己害人而不加以纠正，也不是三代的良有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七千三百七口、四万六千口〕 何况一个人存有欺隐的念头，心术就会败坏，奸伪就会萌生，各种作弊的根源都由此产生。如今良有司的良法美意，反复推行，直到最后仍无成功，正是因为民间的奸伪日益滋长，欺隐的一个念头牢固得无法改变。即使像尹晋阳减少户数那样做，称得上是正道，难道能任由百姓自己去做吗？凡是属于欺隐的事情，对上是欺骗君主、辜负国家，近处会伤害别人，长远会败坏小民的心术，流传的祸害一天深过一天，不可实行。一、虚税。淳安县各图的虚税很多，查访得知，是因为开国初年丈量时亩数不足：丈得较好的，一亩可算八分；丈得不好的，一亩只有五六分；山地一亩只能得到一亩弓步，后来逐渐变成一亩地要按五七里远的路程计算的也有，税额轻重相差极大。查访遂安县，田地一亩足一亩，甚至有余，没有不足；山地则彼此呼喊，称作一亩。建德县田地虽然【缺字】是八分，不至于有五分、六分的弊端；而且自丈量以来直到今天，又累积了冲荒、欺占、飞洒、那移等弊端【具体说明见下卷末的申文】。此外，流水册中山场的土名、四至差错很严重。淳安有‘山无界，直凭赖’的说法，至今仍悬而未决于词讼之中；每份状纸中，争山的必有五六件，四至不清，无法据此查考。业主几年才上一次山，邻主也没有可以凭问的依据；有的经过宪司多次裁断，如今仍在争论。富豪享有三四百亩的产业，户籍上却没有分厘税额；贫民的产业连一粒粮食也收不到，却虚报缴纳百十亩的税。差役不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赔补使人困苦，困苦不堪便相继逃亡，都是虚税压迫造成的，不能不特别重视。本县曾经实行丈量，因为委托的人选不当，富家不愿均平田地，得以借口推托，上下没有取得信任，事情暂时停止。井田制度已经无法恢复，后世的君子如董仲舒、师丹，不得已提出限田的请求；李安世提出均田的建议；宋代林勋上奏《本政书》；我朝丘文庄提出配丁田法，无不是为百姓的产业谋划。井田既不可恢复，退而求其次实行限田；限田又不可行，于是实行均税，这是下下策，却还认为不必实行。弱者不加扶助，强者不加抑制，哪里有这样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呢？【丈量田地必须查清而且确实，做到没有弊端，然后才可以实行；否则丈量有什么意义？不能因为有一点小弊端就宽恕委托办事的人。但其中的弊端只是欺隐，例如把一亩报作六七分，把下田报作地，人情喜欢税轻，这种情况是有的；却不会虚增，如把一亩报作一亩五六分，把山报作地，把地报作田。人情厌恶税重，必然纠缠申告要求改正；而且各业主对各号田地都有自己亲自供认的记录，别人想加重，业主难道肯自己加重吗？欺隐会使官府亏损，虚增会使百姓亏损；与其作弊使百姓亏损，宁可欺隐使官府亏损。我认为即使有弊端，丈量也或许胜过不丈量；但这只是推究到极端来说，并不是说有弊端就可以姑息容忍。】○丈量田地的条例

译一、每天丈量时，立即取一张纸放在桌上，根据日出、日落的方位确定方向，填写东、西、南、北四字；又在四角分别确定并填写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字。在这一块地界内，或者有一条大路，或者有一条溪流，或者有一带山，或者有一条水沟，就仔细观察这条溪、这条路、这座山、这条水沟；它们或许从东向南，又转向西，或许从北向西，又转向南，都要按照各自直行或曲折的形状，逐一如实在纸上描画出溪、山、路、沟的形状。方向既然与纸上所写的东、西、南、北和四角相合，大的边界就确定了。大界确定后，再画出田地的形状：东至某号地，西、南、北至某号地，四角也至某号地，这样才不会出错。否则移动脚步、转变方向，所填的东就不是日出的东，所填的西也不是日落的西，东、西、南、北和四角全都移位了；千万不可拘泥于旧流水图、旧鱼鳞图的画法。因为旧流水图、旧鱼鳞图大多与日出、日落的方向不相合，所以才引发争端。如今重新丈量，千万不可像旧图那样错乱。如果遇到阴天没有太阳，无法确定东西方向，就暂且丈量并记下弓步数，等到有日出的那天确定方向后，再画图丈量田地。其中鱼鳞图最为紧要，因为纸上所画的就是地形的边界，不能任意挪动，可以杜绝日后争夺占有，务必牢记不可苟且忽略。【荒野中观察东西南北稍微困难；至于山地，稍微移动脚步方向就会改变，更难确定方向，丈量者不可不以日出、日落为准。日后查考流水册时，则不可拘泥于日出、日落的方向，只要四至相合就可以了；因为担心丈量者当时看不准日出、日落的方向，所以不能拘泥于此。】一、流水册中绘制田地、山塘的形状：在南面的，按原来形状画在南面；在北面的，按原来形状转纸画在北面；东西以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也都按原形转纸绘画。唯独南面的不转纸，是因为流水册印纸本来坐北朝南，所以南面的不用转纸，其他七方必须转纸才能画得准确。四周填写弓步，或横或直；下面按步数填写，外圈再随其填写径步。四周填写四至、某号、某业主，业主一栏还要填写户首姓名。有五至、六至、七至、八至的，按所到的角头填写；两旁填写某字几号、土名某某等。上、中、下九等，按收成和收益的多少来定。如一号田有数丘，上丘应作中等，中、下丘应作上等；上等不能总写在图中各丘之内，要分别写明原有若干亩、现有若干亩、业主某都某图户首某人及其下某人。如一号田有数人共同管业，要详细写明都、图姓名以及各自管有几亩几分；不能笼统写成某人管上、某人管下，仍须在图中分丘之内写明各管业人的姓名。田、地、山、塘同属一号的，各有各的业主，要分别填明田为某人、地为某人、山为某人。又如田、地、山、塘共用一个号，而山所占地面宽、田地所占地面窄，只占其中一半；若只总填界至，难免遗漏，就应先填写山的界至，再填写田地的界至。一座山有多人争占，大多是因为界至不清，图画又难以看懂。如今丈量山地时要采用拆倒画法，不能像田地、流水以及旧鱼鳞图那样绘画。因为山高，只能画它的山面，不能画它的山背；只能画左面，不能画右面。采用拆倒画法，就能使一座山的四周、前后、左右，凡是有号数和界至的地方，都清楚地显示在图上。山腰另有一个号的，界线画到山腰；一山接着另一山的，也要再画出那座山。山下有田地的，画出田地；山下只有一条流水沟，沟外又起山的，就画一条沟的形状，再画山。都要逐一依照地形绘画，丝毫不能差错。如陇大，就画一道大线；如降小，就画一道小线；坑画两道线，中间点几个点；湾画两道线而不点，都是为了像陇、降、坑、湾的形状。界线上要写陇、降、坑、湾等字，大小用双点标明；必须仔细看到各自的界至为止，丝毫不能差错。尖端不能画，因为画出山面的尖端，山背就又没有尖端了，只在两尖的界线上写一个“尖”字。若与别图界上的山相接，就像流水图那样画在外面，并写明某都某图界。因为山位于界线上，一面属于本图，一面属于他图，所以可以画出它的形状。山用拆倒画法，大体上形状不能完全与山势相合，常常是上面狭、下面宽，或彼此让出地面，使四至能够合拢成形。因此本应画大的反而画小，本应画小的反而画大，本应直的反而画曲，本应曲的反而画直，这种情况很多。这是因为一定要使四至相合，所以图上的形状不能完全相同。如果四至中有陇、降、坑、湾，而其中又有两三个陇、降、坑、湾，就必须画出两三个陇、降、坑、湾的形状。流水册在四至的陇、降、坑、湾下面，还要填写其中有几陇、几降、几坑、几湾，使日后妄生争执的人不能指东说西。一、绘制流水图、鱼鳞图。凡是方、圆、斜、曲的形状，都必须一一与田地、山塘的实际形状相合，四至也丝毫不能差错。只有山不能完全相合，因为鱼鳞图中的山采用拆倒画法。不过，鱼鳞图虽然采用拆倒画法，仍不能完全照山的原形绘制；流水图则只画一个号，能够一一依照它的形体摹画。鱼鳞图分别标明四至，流水图绘出原来的形状。流水图和鱼鳞图互相补充，也互相作为考核凭据。鱼鳞图也在四周填写弓步，中间填写径步。弓步本来只有流水图中使用，现在又填在鱼鳞图上，使两图能够互相查考。

译一座山有多人争占，大多是因为界至不明，亩数也不均。现在丈量山地，能够用弓步丈量的，就用弓步丈量；不能用弓步丈量的，就牵绳丈量。绳子有时伸长、有时收缩，必须使用棕绳或篾绳才行。暂且以三亩合七百二十步，折定为一亩。山地原有的额定亩数不能减少，现在也不因此增加。暂且把三亩折作一亩，等以后斟酌山地肥瘦、收益多少，再增减到与额定亩数相合。即使有些地方连绳子也无法使用，也必须估量宽窄，以三亩弓步折定为一亩。不过，估量宽窄时，必须勉强用绳子丈量几个地方，使人亲眼看到并知道：这样高、这样宽，合计为若干亩。看得多了、熟悉了，之后不用绳子，只凭目测估计，才能不出差错。如果稍微能够用弓步牵绳丈量，仍必须用弓步牵绳丈量；承受几天劳苦，可以使千百年没有争端，绝不能怕麻烦困难而不肯用弓步牵绳丈量。一、丈量山地时，还必须观察它的肥瘦，是土山还是石山，是险峻还是平缓，锄开后多收还是少收，适宜烧柴还是适宜生长树木，是否临近水源或处于深僻之地，把这些因素综合斟酌，定为九等。等本县亲自登山，与众人共同察看议定后，再参照原定等级和亩数，重新确定亩数。一、田、地、山、塘如果一方有八九个号，界号不能全部写下的，只写两端的号作为界限。比如在东面，就写东面的南界至某号、东面的北界至某号，中间有几个号不必全部写出；西、南、北面也照此办理。一、产业发生争议的极多，今天丈量时只把目前实际管业的人共同签名定为业主，不追究从前的事情。一、救荒过去设有东、西、南、北四仓，坐落在各乡、都、图中，如今已经毁坏不存。而且它们远在各图，粮食又没有多少，用来救济饥荒的功效不足以抵偿防守的费用。实在不如仍旧储存在县仓里，只由均徭中的斗级负责看守，临时运到各都、图发放，这样更方便。查《会典》载，洪武五年颁令：男女来乞讨的，由本里里长以及上、中等人户酌量给予资助。不肯给予资助的，官府查验他所拥有的粮食，除留下足够自己使用的以外，其余没收入官，用来救济贫困。何况在荒年，更应当怜悯他们并给予资助。劝赈贷告示见后。令文所说“旱涝饥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是说流徙的人太多，不能全部资助，不可以因此一概没收入官，按例办理，并不是说不可以施行资助。淳安县虚税非常多，百姓常常因为无力赔纳，轻则逃亡流离，重则受苦而死。如果丈量能够完成，税额就会与亩数相当，也就没有赔纳和代纳了。如今事情停止，原来代纳、赔纳的虚税银两，现在又重新计算，增加赔代数额。即使数额很多，而图中稍微富实的，也由本图里递人户自行筹措赔纳。某人虽然有一两号产业，却完全没有管业，而在别的号上有人管业，也要按“有盖无”处理，不列入本县代赔数额。十二都上一图，经过多次丈量，确实是虚税太多，绝不是欺隐。一号完全无人管业的，准许开报，不因“有盖无”而停止；一号之内一半有人管、一半无人管的，则按“有盖无”处理，不予开报。优免方面，本县原来把各都、各甲的乡官、生员、吏、农造册盖印，收藏在工房。每当某一甲已经免除，而另有户籍在别一甲的人，到办理均徭等事务时又冒充免役，可以立即查工房册。别县寄庄户，原县已经免除，到本县又请求重复免除的，可以移文原县查核。胡建德说：“限制优免一丁的数额，贫民就能得到一个丁的好处；限制优免十丁的数额，贫民就能得到十个丁的好处。与其滥行免除，助长富民的奸诈，哪里比得上加以限制来缓解贫民的困苦？权衡处置最为恰当。办事的人千万不能认为多给优免对义理没有妨害，便听任他们请求，而不依据条例加以限制。” 军门的粮饷苦于没有来源，所以有人盗采矿产取利，以应付差役。据说这种人也值得怜悯；但小人趋利，势力少时还会安静，势力一多，或者缺少油粮，或者矿利微薄，就难免呼啸行劫。嘉靖三十九年，曾借道抢劫六都一图，徐副使、徐提举家财被焚、房屋被烧、有人被杀；先后还打劫村落，掳人，抢取油粮，砍伐竹木，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他们的禀状不能轻信，不能因为怜悯他们就忘记防守和驱逐。按说矿产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官府开采它来供应朝廷各种用度；军门不得已而产生的费用，可以减少我们百姓一两项生计来源，人自然会趋向它，而且还能免除盗掘和接济盗贼的祸害，难道不可以吗？有人说，官府开矿就必须设立官署，征用矿夫，产生各种费用，可能达到矿利的十倍；矿利耗尽之后，还一定会把这些赋税加到百姓身上。与其承受盗采的祸害，不如不能承受官府开采无穷无尽的苦害。瑞琼是产珠之地，回想采珠的苦楚，确实如议论者所说：年年派兵戍守珠池，防止盗采；临到采珠时，按丁、按亩征发珠夫，征收供给官府的各种费用。大约民间可以买到一两珠银的珠子，计算采珠、进珠、交珠的费用，竟有二十多两，所以官府开采确实不可行。宝物产在土地中，反而不能开采出来以补助国用、稍稍减轻百姓负担；天地自然的利益反而引发抢夺和接济盗贼，进一步成为百姓的祸害。私自开采就是盗，盗采会造成祸害；官府开采本是正当的，但正当开采也会造成祸害。朝廷和主管此事的各位公卿不知道为什么，既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置，终于放弃天地自然的利益，使百姓不能享受它的利益，反而承受它的祸害。一县之中凡有修理工程，以及各衙门有事情需要做工，如挑土石、扛木料、锄草、打扫等，只使用皂隶工役，最多兼用民壮，再多才兼用犯人，绝不能使用火夫。因为火夫人数少，负责守宿轮班很勤劳；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照旧例误用了火夫，由总小甲据此禀告。

译建德县除了修理本府上、下七衙，府学五衙，以及朔望日行香所需的纸笔、四季考试所需供给和赏赐，分派给五县以外，下程酒席、心红纸札、摆司修理等项开支，全都由当年的里役承担。每丁用银，大约少则四两，多则六两。河下夫役则由全县轮流承当，不论是不是当年里役，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十月底轮完一周，每四年轮流五次。大约每年每丁用夫银三钱五分，十年就是三两五钱；把这种轮流夫役也算入当年里役，那么民间每十年一次里役，大约每丁用银九两有余。淳安县道路通往徽州、饶州，比起遂安、寿昌分属三县、地处偏僻的情况不同，夫役也由当年里役办理，每丁大约多则四两，少则三两，比建德县的开支还不到一半。本县自我到任以来，每丁只收二钱五分，各种支应开销全从这里支出；这样看来，建德的困苦比淳安多出十倍、百倍了。恭王说：“楚人遗失弓，楚人得到它，待物的胸怀已经很宽大了，君子还认为这种胸怀狭小，只要去掉刑罚就可以了。”建德、淳安同属严州府，看到两地在交通、繁剧和困苦方面的不同，却不予协济，心里能安吗？古代公道大同，用力不一定为了自己，用财也不一定藏在自己手里，所以当时礼让成为风气，民众的德性归于厚重。如果事情确实不能停止，本县本来应当征发淳安百姓来分担差役。但建德的困苦，都是由于近来兵部札付滥发、上司滥发应付夫船牌票、长夫水手贺礼牌票，把做人情用的酒席下程滥加其上，比从前增加了数倍。可是从前的人从未说严州饥饿；如今各种官府用度比从前丰厚、美盛了许多，从前的人也未曾说严州鄙陋而不值得观看，这难道也不能停止吗？宋臣说：宰杀牛羊、剖切鱼肉来制作膳食，吃的人觉得很美味，死去的动物却非常痛苦；如果让人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叫、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放下筷子，不忍心再吃。人都有不忍伤害他人的心；上面即使申请免除没有得到允许，下面即使无法获准，也可以凭自己的道义裁断，未必没有可行之处。胡建德所议，在现有便利用度之中编定长夫额数，暗中实行减损折耗的办法，确实是良策。唯独“四县协济”这一议案，如果只论今日而不追究过去，只论下一层而不论上一层，也就是只想把自己所受的祸害分给别人承受，还不能说是可行的。推究到极处，胡建德所议也未必完全恰当。如果只论今天，遂安、寿昌分担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本县也应当列入协济之中。当时士民有“只应顾及本县”的说法。如果认为本县所议不当，便要另行处置建德县，那也不是正当的议论。本县如前面所说，并不是迂腐的说法，也不是墨子兼爱的意思。如今风俗日益浇薄，民情不能挽回向善，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一念横在其中。自私之念加重，就会成为盗贼、杀人，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在一县之内只偏爱本县百姓，推究到底，那么一层隔膜之外便成了胡人与越人，哪里不是容纳私心的地方？本县自到任以来，看见一图，就偏爱一图的人；在一甲，就偏爱一甲的人。父亲偏爱自己的儿子，又偏爱替他做伯叔之子的，往往都是欺骗之人；偏爱自己和自己的弟弟、侄子，往往也会有欺骗之人。案件诉讼纷纷兴起，苦于不能裁定，我常常半夜长叹，痛恨私心如此炽盛；盗贼和奸邪由此产生，公道大同再也看不到了。如今又要把偏爱本县的念头付诸实行，怎么可以呢？士民的话实在不合我的本意，所以再次记下这些，借以扩大“万物一体”的公心，剖开并破除把你我分开的妄念。《海忠介公全集》卷之八 ●《海忠介公全集》卷之九 淳安政事二 筑城申文 量田申文 均徭申文 均徭禀帖 佥大户申文 均猺禀帖 陆行禀帖 禀鄢军门揭帖 协济夫役民壮申文 交印申文 兵备道军政条约 徐继人命参语 方淙争谷参语 吴吉祥人命参语 吴万人命参语 胡胜荣人命参语 邵守愚人命参语 何耀宗争坟地参语 保甲告示 保甲法再示 招抚逃民告示 定耗银告示 加二分耗钱粮 无耗钱粮 谕里老告示 劝赈贷告示 淳安县禁约三十一条 ○筑城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