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忠介公全集卷之三

译国家设置官职，正职与佐职僚属，原本都是取虞廷群臣和谐协作、同心共济的意义；既要看重任用合适的人，也要使官职配置完备。然而流弊延续至今，属下谄媚上司，上司抗拒下属；长官稍微能够专擅推行自己的意志，副职和佐职僚属便如唐人所说，处处敷衍，什么都不明确反对。事情办完后，丞官不辜负我，反倒是我辜负丞官；府的副职、县的丞官，也没有什么不同。抚按、藩臬在上面专制，副职又只听府正官的命令，副职还受知府控制。读书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不幸不能做长官，却想施展自己的志向，实在困难。能够神妙地贯通这一切，存乎其人；他的功劳和取得的成效，反而有超过正职的。陈后溪侯担任琼郡的副职，至今七年；他虽然从未以同僚间和谐恭敬的道理过分要求别人，也从未以恭谨尽职的道理使自己废弛。七年中，他有一半时间亲自掌印处理事务，他也只是尽自己所能而已。百姓多争强好讼，府县事务大体上有五成是在听讼，功劳在其他事务上只占十分之一。陈侯并不只是依靠威势，也不只是依靠财货，而是既明察又果断；百姓的好恶，他都曲折准确地体察其中实情。在乡野争讼的人，都希望到陈侯这里诉讼。丁口、猺赋等各项出纳，命令发布便实行，事情到来便酌情处理，都由陈侯决定，百姓也因此安定。若不是这样，陈侯凭什么能得到百姓如此信任呢？陈侯有以淡泊修养心性的功夫，因此能发挥明达、公平、宽厚的作用。过去他与我同在浙江做官，同为县令，后来升任建水州太守。侍御刘紫山直到今天还以他按照年例未能入章推荐为遗憾；他在建水廉洁公平的声誉，与在永康时没有不同。陈侯既明察又公平，实在是他的操守造成的；而且陈侯的节操也不是会因时势、事情变化而改变、很少能够始终如一的那种。等待他的，是琼州距离京师万里之遥；珠崖的虚名，直到今天仍然成为阻碍。即使是他所接替的人，也已经靠获利置产而成为乡里的富户了。当地的风气习俗，他不受沾染；百姓前来，他不能拒绝。陈侯听讼比别人多，百锾收入看似可以获利；大的案件每月上报，情由可以宽恕的便宽恕，小的案件则与百姓共同承担，不向公家搜刮怨恨，也不把钱财装入自己腰囊。七年如一日，只有清介、明察、公正和德行存在于百姓之中，这就是陈侯的政绩。打官司的人不到别处而来找陈侯，歌颂的人不歌颂别人而歌颂陈侯。这难道只是侯在一时一事上违背道义、求取声誉的偶然缘故吗？侯兼理海防事务，自从有主政之权至今，始终没有显著成绩；然而就他不停止实行的心意而言，稍有警报传闻，便兴言出宿，百姓已经相信他是抵御灾害、捍卫祸患的大臣了。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对侯的信任很深。《诗经》说：“所以不珍惜他的愤怒，也不丧失他的声誉。”我认为侯的事业和成效，即使按先后次序而论，正员中也很少有人超过他吧。巡抚燕山杨公复命的日期将近，考核粤东群吏的政绩，便发檄文奖誉侯，说：“器量气度冲和，才略谋划练达；海上的堤防极为谨慎，郡中的恩惠爱护尤其深厚。”侯历任官职已经六年，操守始终如一；我所听到、所了解的士民舆论，和一时所传的没有不同。州县属官请我为侯写教范，依照惯例求言以彰显他的美德，我恳切推辞而不能，于是逐条说出。诸位说：“只有廉洁、明察、公正、果断，再兼有勤勉谨慎，做官的道理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侯若能得到应有的荐举，就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公道仍然是明白的。诸位相信我不会谄媚，我也相信诸位不会欺骗我，于是写下此文表示祝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贺大尹赵三山荣奖序》有人做官在此地，承接上级、交接下属，动不动就遭到责怪怨恨，便推托说：“这是时势不宜造成的，并不是我的过错。”其实士人所忧患的，只是没有把万物视为一体的仁心罢了；把万物视为一体的仁心，人人都有。用自己的心去推求，无不协调的心意，正是众人的根本。解衣推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本来不必多说。大的如施加刑罚，小的如呵斥责备，风雨霜露，无不应当含有使人共同归于正道的心意。既然希望人与人共同归于正道，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人心的吗？孟子说：“用善去使人服从，没有能够使人真正服从的；用善去养育人民，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归服。”三山赵君任琼州官，至今按日月计算已有三季；代巡杨燕山公没有等到章奏荐举，便发檄文奖誉他。三尹张子奉檄文办理此事，作揖请求我写一篇文章来彰显他的美德。过去没有这种成例，但张子的心愿在此。二百年来没有今日这样的官员，不可以就此停止。三尹和县丞都称作佐贰官，正如韩退之所说“对于长官的事务，含含糊糊地不置可否，只知道听从”，今日佐贰官的体制大多如此。三山县各种事务，全都应当像家中有长兄、没有两个主事者一样；上级和同僚本来应该同心协力，然而背后窃窃议论、互相憎恨的风气却日益炽盛。可是三尹却恳切地称道三山的美德，简直像从口中自然流出一样。大概三山曾发誓不因贪泉而改变心志，皇帝又以三十六字的诫命涵养他，这些原本就已具备了。他的志向在于使民生富厚；百姓受到教化，依从义理。每天遇到诉讼，看见哀哀呼冤的百姓，便不忍离开案前，并说要另行施以教导。针对他们的争竞，便用礼义开导；每日安慰劝勉，没有不勤恳的。有时又告诫他们重视农桑和风俗教化，每日谆谆不倦。内心真实，施政切实，细事大事一并办理。庸俗官吏认为迂阔的事，三山却直接上前去做，这是什么心肠呢？这是把万物视为一体的仁心所不得不然。各种弊害都被革除，各种利益都得到兴起，日日所见、日日所行的，无不是这种仁心；大概都是由内心蓄积、深藏的万物一体之义所发出来的。不能得到上级的认可，就去求得上级认可；不能得到下属的认可，就去求得下属认可。人们仰赖他的恩泽，同僚朋友也共同归于正道；他以兄弟相称，并不流于俗套，道德厚重，士人因此尊崇，所重的是义而不是私情。众士子纷纷以和乐平易赞颂张尹；大道以公为本，源流深远，家声由来有自，在这里都看得出来。其实，是三山的真心感动了他们；若只是当面谋划、表面恭敬，并不会达到这种效果。既然这样，那么可以说：“在今日的世道中，想免于这些责难真难啊！”若对这种不断进取的要求以及人们的责备都不加停止，哪里能成为评论内心是否恰当的人呢？不过，三山的政事崇尚节操气概，言语冲和，能够减省苛细；对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他在光明正大的功业上有所体会，却还没有充分体会和融浑厚的作用；大的方面似乎已经如此，但还没有真正融会贯通。如果能够进入人心，便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再由此向上推求，它所感动人心的作用又会怎样呢？三山，你要努力啊！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仁道。成就自己、治理他人，道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把这些写下来，再次彰明三尹的心意，用来祝贺并勉励三山。《贺李东城荣奖序》

译如今在地方做官的人，治下百姓往往粉饰言辞，为贵人借文章搭架子，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夸大为大事，剪裁文辞书写后进献，于是谀媚之风盛行，天下再没有公正的议论了。这类事情本来可以停止，然而也有出自人心公情、不能停止的情况。出于公心，就不是谄媚；有的人的德行存在于人心，远近都受到影响；有的像饥饿时吃饭、口渴时饮水，面对深渊自然提高警惕；眼前的功劳与身后千百年的恩泽，大小虽不同，但德行被人铭记这一点是相同的。而且颂扬德行之中还包含劝戒，能够有益于其人，因而也有益于百姓；情理正在这里，义理又有更大的意义。我从东城李君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不能不说。东城在隆庆六年冬，任临高县代巡，杨燕山相信他初任时的政绩，依例奖誉他，当时任职还不到一个月。耆老王廷器、吴应第等人到我这里，请求我写几句话表示祝贺。他们说：“临高号称富饶之邑，前后县令都利用富饶来谋取利益，今日的临高已经是另一个临高，不再是昔日的临高了。我国官府和百姓在财货法令上各有界限：官府只应取自己的俸禄、柴薪和马匹，百姓只应保藏自己的衣粮；俸禄柴马之外，哪怕有一丝一毫属于百姓，不论是否枉法，作为赃物都是一样的。赃物在官府手中，法律绝不赦免；如今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百姓日渐受到削夺，只见生活日益困顿，不见得到休养，全都由此造成。郡有太守，县有县令，圣天子把牧养百姓的责任托付给他们，应当像保护婴儿一样，这是义理。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并不是不多，可有谁真正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呢？一见县令，天下百姓就忧惧，临高这样的远方之地尤其严重。”东城李侯凡有所作为，都是为了百姓；无论是瑶族赋税，还是钱粮出纳，听讼断案，都看作切身之事；稍有不协调，便如疾病痛苦在自己身上一样，早晚都不能安心。燕山奖誉侯说：“督促编造册籍，使之彻底清楚；增修城墙以加强防御，使百姓长久依赖。侯的心意没有一处不尽到，心中所想没有一件不适合百姓。”燕山没有来得及知道的，是其他事务大体也都和城防、册籍相同；百姓称颂他的才干，距去年冬天到如今也已经满一个任期月数了。他从没有在夜深时进入衙门，也没有听说他审核册籍时索取惯例钱，听讼时收取银钱；百姓以他的节操为可贵。做官的道理，无非清廉、谨慎、勤勉三项，东城兼而有之。县人享受利益而感到快乐，又想到东城给他们带来这种利益的恩德；那么这篇赠文，岂不是出于不能停止的公情，而不是谄媚吗？两位老人又把前后几位县令与今日李侯相比较，说：“那些人已经离去了，他们的好政声和污迹都传播在人们口中；若把今日李侯的事和先贤并列，实在难得这样的人。而如今确实有了，他使百姓从倒悬之苦中解脱，安居于席褥之上，百姓怎能忘记他呢？掩盖他的恶处而彰明他的善处。”两位老人这些凛然的话，其中实实在在含有鉴戒。应当经常把它放在眼前，如同面对师长和保傅；这有益于其人，因而也有益于百姓，真情就在这里。情理在这里，义理又有更大的意义。《诗经》说：“高明而有善终，善终而有美德。”因此，我请求把这些话写在彩笺上，用来表示祝贺。《赠东梧马侯荣奖序》圣天子每天都在为天下求取人才，官职也只求人才完备。事情不能在天下建立，难道只是因为天下没有才干吗？古人把才置于德之下，今人却舍弃本心，另行把某种东西当作才干。用没有才干的东西来谈才干，结果只是使天子反过来治理这种人的自身，而不是治理这种人的道义；天下因此受害，实在太严重了。世俗沿袭这种错误，正道和学术因此分裂，而处在中流、能够砥柱的人，实在难得。隆庆三年秋，我从北方回到海上，乡里人每天都称誉东梧侯。有人说侯一丝一毫也不沾染，处理事务刚劲果断，机要事务本来可以利用，但侯却不肯这样做。侯的德行似乎又使人感到他的才干还未完全展现，我心里很惊异，但当时还不能判断侯内心的志愿究竟怎样。如今已经过了四年，从对侯的品评中所得的了解，一日比一日详尽，也一日比一日得到验证。这才知道侯独自看守自己的本心，不拘泥于世俗，不是为了在一时标新立异、在一件事上求取名声，这才是谈论侯的方式。明心见性，而今天下士人动辄排斥佛老，天天流于机械诡诈，却没有人回头。纯白的本性不能完备，精神不能安定，这又是佛老也以为可耻的；侯却先树立根本，独自认取本心，与世俗见解完全不同。人们误以为这在世上没有用处，但侯仍坚持认取它。侯处理政务、面对百姓，都是顺应本心；有规矩作为准绳，却没有挥霍铺张；讲求信义、修好关系，使百姓停止争斗而不显得虚伪，这既是佛老所说的心法，也是我们儒家的法则。内在藏有浑厚纯一的本体，对外又不失因时应变的作用。以至诚面对下属，洁净自身，推究事物；古代圣王使内心与外物相通，维持纲纪，调理造化，治理人物，内心与实用不相违背，侯差不多可以做到。处在今日之世，像侯这样的人，哪里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呢？天地万物各有其本性，若能把这个道理推行开来，天下的事情就都解决了。《诗经》说：“谁将西归？愿怀念他的美好音信。”我曾经希望侯扩大气量，以尽展才干；保持本真，打破天下的虚伪，以响应天子求才的心意；等老年归隐山林，再奖誉侯、进荐侯，但一直未能做到。燕山杨公奉命表彰侯，知道侯的才干还没有完全体现他的德行，便借学师、生员的请求，略微彰显隐微之德，写此赠文，并且用来坚定侯恢复古道的志向。《寿顾母何氏八十三序》

译天地之间，和气能够招致祥瑞，乖戾之气会造成灾异，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什么样的和气最大？回答说：对亲人孝顺最大。人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那么内心就和顺；凭借这种和顺之心，八方荒远之地都仿佛在自己的门内。由一处和气所感召，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就都完成了。我曾从弘宇顾君的家庭事务来看，他家的和气，难道不是聚集于一家之中吗？弘宇的母亲何氏，辅佐丈夫、侍奉婆母，完全尽到了妇道，先使自身更加和顺了。天地间和气所招来的祥瑞，本来有时会因机缘适合而降临，内心和行为也相互配合。若不是这样，难道只有内心和顺而行为不相应吗？为什么呢？可以说内心和顺，但内心未必完全表现于行为；也可以说行为和顺，但行为又不能兼具内心。韩昌黎说，欧阳詹放弃早晚奉养父母而来到京师，他的心意是想有所成就，以此使父母荣耀。即使他的父母也是这样想的，欧阳詹在身边虽没有离别之忧，内心却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虽有离别之忧，内心却快乐。太孺人当初开始在建安接受儿子的奉养，母亲在上和顺，儿子在下和顺，这自然不必说。长子先任浙庠官，如今任澄邑县令；儿子远游为官数千里之外，母亲留在安成，母子乖违，似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太孺人希望儿子的道德事业能够济助四方，并不希望儿子只在膝下奉养、为儿女做冬温夏清；她还教诫儿子：不要损害百姓，不要只为自己谋利，对上不要辜负君主，对下不要辜负所学，不要以老妇人为念。顾君早晚都依循这些教诲行事；即使看不见母亲、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也仿佛母亲每天在上方临视，自己每天都在母亲身旁。这样，慈爱训诫和顺之风便兴起了，并由此成为澄邑全县百姓的利益。有这样的儿子，母亲心中确实不能不为此感到快慰。古人说父母都在世，抬头低头都没有愧怍，是君子的三种快乐之一；母子心意相通、彼此感应，和乐融洽，即使相隔千万里，也如同每天相见。天下的和气，有比这更大的吗？澄邑士民和属吏说弘宇君给这里带来了祥瑞，这是有来由的。万历甲戌春正月初九，是太孺人八十三岁的生日。此前她请求我写几句话，记述这一时的盛事。我母亲太恭人如今八十四岁，我一方面因此欢喜，一方面又因此惧怕；听到这些话，不觉神色为之感动。平治天下，除了我还能有谁？孟子的志向，我没有能够先行做到。我的涵养和发用，不过是守住先王之道，出则敬悌，入则孝亲，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亲爱亲人，尊敬长者，从而使天下太平，道理没有超过这些的了。我每天侍奉父母，和顾君一样都已衰老多病，无心再以天下为念；这番意思如同风从火中生出，愿彼此保全而无疆，统统寄托给顾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九日〕 因此，半轩父亲严州教授祖先以来，前后相继发扬美德，五位祖姑也嫁入顾家。严君世代相承，顾氏的祥瑞不断兴盛，这些不必再详说。正月的吉日，酿下这春酒；我特意写下数千里之外母子之间的心意，记载这一时的和气，作为祝贺眉寿的礼物。《赠顾肖坡荣奖序》从前李平、廖立被诸葛武侯依法废黜，却终身都怀念他。武侯去世后仍仿佛在世，平素对人有恩惠宽贷，等到涉及自身时也不肯以此为私，这就是缘故。武侯为什么能得到人们这样的感戴呢？习凿齿说武侯如水如镜，能够公正无私；观察武侯，不必只从他恢复国家的愿望、开创济世的功业去求取；单看武侯使人终身不忘的地方，武侯作为王佐之才的全部也就尽在其中了。天下一切章程法令，有时可以凭声音笑貌在一时之间取得效果；但要以心感心，使人不等我说话便自然明白我的心意，这是不能强求的。肖坡顾君在隆庆六年冬任文昌县令，过了一个月便有兴工筑城的差役。张世望因为丁粮问题与他争论，不能得到县令同意，于是修筑土城，两个月完工。一时间，巡抚、按察使、司道都认为筑城是肖坡初任时的政绩，互相奖誉他。人心本来相同，张生有一天把郡县士大夫的意思带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三代以后，人心多有私怨，攻讦、爱憎之情，毁誉之言，已经很久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依据了。张生说：“肖坡丝毫没有沾染百姓，处理百般事务都迎刃而解，就像庖丁刚把刀刃磨快一样，没有超过这种程度的。只是他的性情气质高亢急切，兴筑城池时使用法令过于严峻，百姓不能和他共同谋划开始的事情，仅此而已。” 过了这一阶段，他便慈祥和悦，浩荡宽仁如同初任时。官署中没有积压的事务，百姓享受深厚的仁政；肖坡的仪表、内心和政绩，各方面都很充足，大体不出廉洁、明察、果断三项。与我所听闻了解的情况以及诸位士大夫的意见没有不同。成阳君困居齐国时，秦太后为弟弟魏冉谋划，收拢贫困而离散的人心，齐王听从了她，最终五国的联盟得以不废。战国七雄之时，事情成功尚且依赖权变，何况其他呢？肖坡气性刚强、操守坚定，筑土城时不分豪强和贫弱；清查南溪买牛的诡诈之事，以及其他一切事务，他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即使豪强之家群起阻挠，也不顾惜。刚强不屈、能够折断强项，他本来就一向如此。难道说一个儒生能够凭口舌长短、升迁得失，因而击破官吏的险诈周旋，以虚伪恭敬取得人心吗？肖坡不是这样。张君读书为儒，也不是这样。大概肖坡能够从张生那里得到这种感戴，是有根本原因的。武侯有淡泊宁静的学问，所以能使李平、廖立感动。李平、廖立感动的是他的内心，不是他的外在事务。用心感动心，所以能够终身不变。武侯终身不忘他们的德意，张生每次诵说县令，都一定说“秋毫无犯”。既然秋毫无犯，那么肖坡的内心使张生心悦诚服，难道不是有原因吗？干阳与坎水背向而行，于是形成了天渊般的距离。肖坡应当以诚信自守，张生于是又以安静守正来勉励他。更大的意义在于顾君的仁德，使全县百姓长久得到依赖。此事不可不说。因此写下这些话，把它作为赠文。《赠顾弘宇荣奖序》

译曾子说，君子用德行去爱人，小人用姑息去爱人。华美的棺材箧，只能取法于大夫临终之言，不能取法于旦夕之间的轻易改变。石头尚且有生命，我把疾病当作美好之物，它的毒害就会更多。君子爱别人，也是君子自爱自己，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弘宇顾君因乡试荐举而改任县令，在澄邑任职还未满一年，代巡燕山杨公便发檄文奖誉他，说弘宇能够胜任官职。耆老某某等依照惯例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文；仁慈养民、以义教民，这些用来称赞弘宇君的地方不止一端。澄邑百姓说，弘宇君确实无愧于今日的县令。宋儒说伊尹、吕尚的道理，即使得到一个县也可以略加施展。说到君相，是天下人的父母；太守、县令，是一方百姓的父母。所辖区域虽有大小不同，但责任是同样的：一个人有罪，便像是我使他陷入罪中；一个人饥寒，便像是我自己饥寒。这样的责任，哪里能轻易称说？何况如今天下士人舍弃行道、行志的义理，只求应试为家族争光，得到官职便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既然要做官”，就不得不顺从这种风俗，夺去了圣贤入仕的正道，即使只有一天也不能如此。又常常借口事情对义理没有害处，便说可以顺从俗习。唉！如今所谓的顺从，难道还是古人所谓的顺从吗？士人一旦做官，举止、言语、沉默、行动都与百姓相关，也都可能成为百姓的负担。他的行为和内心，恐怕不只是未做官以前失去自我而已，而是对别人也没有关系、没有责任。除了柴薪、马匹和俸禄之外，若拿一丝一毫来满足自己的使用，或拿一丝一毫来营求自己的私利，就不能避免因这一丝一毫而给百姓造成灾害。除了门皂、书吏之外，若役使一人来满足自己的差遣，或利用一人来谋求自己的私利，也不能避免因这一人而成为百姓的祸害。仅仅一人一毫，已经不是做官的正道，也不是仁爱百姓的道理；何况每天积累一毫，一毫积成千百；积累一人，便积成千万人呢？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伤，仰望正道却仍觉得没有看见；他治理岐地的政绩，天下没有可比的，古今也没有可比的。况且以“如同受伤”这样的程度来看待百姓，若再向下比较岐地的政绩，不及它一两分的官吏，又应当怎样看待呢？圣贤之道，应当因人而自我考察；方孝孺有言，衡量别人，应先用一半来衡量自己，如今却把是非颠倒在其中，以错误为正确，便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借六艺的文章来掩饰奸邪之言、扰乱正道、丧失真实的事情，哪里记述得完？听了这些，使人头昏眼花；与其进退反复，不如相信自己本心的真实，相信圣贤之道才是正确的。荆公固执，却说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处在今日之世，这一点倒有可取之处。弘宇君的志向超过伊尹、吕尚，如今在澄邑小试身手，正把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看作幸运。我也庆幸圣贤之道如今仍然能够得到阐明。文王以百姓受伤自视，仰望正道；周公旦谦逊而不居功，弘宇君应当以他们为法。东莱说狼瞫的刚烈，难道是那种卑躬屈膝、乞求怜悯、求取别人称誉的人吗？我对顾君也这样说。关于澄邑百姓的话，我这里暂且不再逐一引用。君子用德行爱人，所以特意写下可以作为规戒的地方，作为赠文。《贺兵宪见庵陈公荣膺三朝锡命序》先王有至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用来使天下顺服；所敬重的人少，所喜悦的人多。我的祖宗沿袭这一制度，万历初年，天子遵循祖制施行，向境内广施恩惠，于是下令内外臣工，可以像自己的官职一样为父母请封，并且恩及配偶。在此以前，考核群吏、决定升降，凡没有功德而辱没官职制度、不能使亲族得到荣耀的，不在封赠之列。见庵陈公到了今天，已经荣幸地承受三朝的敕命了。公世代是闽地长乐人，封君和太夫人又奉到玺书，戴着峨冠、拖着绣服，宗族亲戚举杯庆贺，国人也在远方为见庵公感到荣耀。卫指挥某某每天把这件事向我称说，请求我写文章祝贺。我想，士君子立身天地之间，谁不希望父母能够一起长寿？一时获得金印紫绶，承受天子的恩宠光荣，当然值得庆幸；但如果德行不足以使天子满意，因而官秩不足以使父母喜悦，不能裕及后代、光显先祖，那么孝子的德行便不能长久。公由进士出身而任官，所到之处都得到人们的称誉。我曾读李三州初稿中为公所写的文章，公一生的操行事业，仿佛都呈现在眼前。公能够胜任官职，并不需要等到今日才加以赘述。若能善终而有美誉，功业光明、政绩盛大，声名在世上发扬，用以显耀父母，那么还有可以替公说的地方。东坡说，才干充满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天下所缺少的不是才干，而是气概。气概所到之处，无论事情大小、身在何处，都没有不能成功的。公统领琼州兵备，刚入境时正值盗寇首领肆意横行之际，他们倚仗招抚而骄纵，祸患的机势难以预测。人们因此观察公，却还以为公只是秀才出身、官职徒有虚名而没有胆略，千人一面地怀疑公。公一声叱咤之间，群豪便丧失胆气，低头接受约束；把那些处在汹汹水火中的人安置到安稳的席褥之上。公凭什么做到这一点？难道只是言语不同于别人吗？人们只看到公威严得像老虎，公则凭借才干，也凭借气概；把大的事情看小，并不把它看成虎狼般可怕。天下没有大事时还罢了，天下一旦有大事，若不是气概超过常人的人，谁能辨别出来呢？《诗经》说要以孝德引导四方、作为法则。那么公之所以能够承受众多福禄、显扬父母、承接君王的恩典，并把这些施行于内心而无愧、对外又没有掩饰袭取，影响所及哪里能够估量呢？国人列举他的事迹而称颂他，例如革除摊派壮丁、由官府承担驿传丁粮，使原来不均的民壮负担重新与百姓公平分担，这就是百姓的利益。我独独要说海盗首领这一件事，它的意义很大：如果沿海各处卫所布列严整，盗寇便无所畏惧之处。气概不足以守住才干，往往因此受到牵累；像公这样做事的人，很少有不能成为榜样的。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祝贺。《赠养斋蔡太守抚黎序》

译自开国以来直到今天，谈到治理琼州的官员，一定把治理黎人列为最紧要的事情之一，然而最终还没有真正得到治理黎人的办法。孟子说：“极其真诚而不能使人感动，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龚遂凭此使渤海安定，张纲凭此使张婴归服，最终都能够使人心服而停止祸乱。何况黎地山岐，质朴和文饰、机变等情形，即使与我们中原相比，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变化。自从有天地以来至今，那里还保留着太古的风致；重然诺、守信义，至死不改变，人的天性之真，难道只有那里保存着吗？他们动辄拿弓刀相向，古来记载很多，大概因为把弓刀当作报仇的工具；他们不能亲自到守令的官署申诉曲直，形势使他们如此，并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能够开导他们的心情，剖析他们的不平，他们没有不听从的。我曾说：“只要凭借人心，小事可以止息争斗，大事可以使人开通。”以十地为郡邑，使人进入户籍版图，经历百千万年也不是不可能。所遗憾的是，知道这种道理的人很难遇到合适的人选。又加上赋役繁重艰难，官吏刻薄削夺；他们自以为真诚，我们却自以为是欺诈，于是有东西使他们心灰意冷，阻止他们前来归附。至诚之道难道真的如此难吗？它本来是能够感动人的。略微开启这个端绪，说到可以从政事中看见的实践，我在养斋蔡侯身上看到了。我曾考察蔡侯在澄海时留下的声誉，以及初任崖州时的政绩，大体都是按照真实情况办事，依据人的质朴本性；内心学习诚实而希望达到至诚，与那些粉饰外表、学习欺诈而专门追求高名的庸俗官吏完全不同。有这样的涵养，也有这样的施政作用。当时四村之间发生仇杀，旁村也跟着效仿，祸患和变乱的苗头渐渐滋长，正是侯任职不久的时候。侯只乘一辆车前往劝谕。侯相信自己的心意，士民却没有人肯相信他；可是侯仍然冒险接近难以预测的凶险之地，不认为远处的瘴气有毒。他怀着的是什么心呢？他曲折说明道理而又一一辨明是非，不过说了几句话，最终竟能取得他们的真心，平息他们积久的愤恨，把怨恨化为欢喜，各村都恢复了原状。这件事与张纲、龚遂前后并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难道可以说是他们自己没有诚意吗？难道是诚意不足以感动人，却反过来说凶悍之人不能驯服？古代的情形若真是这样，难道可以相信吗？由小事推及大事，只要州县中有人能够符合他们的愿望，不妨碍他们生活，把他们编入户籍、纳入郡县治理，就没有难事。我曾认为黎人不向我们归附，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们归附。他们的动乱，开始往往由州县百姓引起，长期滋养成形则由无良官吏造成。黎人势力本来不能到州县来申诉曲直，我们没有办法剖析他们不平的根源，却只想让他们不要闹事；他们得不到公平，便只能以呼喊、举动来申诉。嘉靖年间两次出动勤王军队，我不敢说出兵本身就是正当名义；这其实是太守不能处置事情造成的。罪过并不在那些人的个人过错。我曾想抓住侯今日的功绩，破除前后关于治理黎人的错误议论，作为逐步开导郡邑的开端。有一天，崖州士民拿赠言的事来问我，说：“我的意思是，虽然还不能成为千万世的大功，但使人心情得到启发、通达，成为向往教化的征兆，正在于此。”《中孚》卦说信实可以感动豚鱼，九二爻辞说：“它的同类和应，正是内心的愿望。”诚信在言语之前，不必说话便能使人信服。在变诈盛行的时代，能够有像侯这样的人，黎人便可以舒展、表现自己的本真；士民哪里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呢？如果朝廷减轻赋税，减轻瑶族负担，承宣布政之吏使人恢复淳朴，能够选用蔡侯这样的人去治理，就没有什么不可办成的了。单车前往劝谕，这件事侯已经能够做到，也已经做到了。权力不在侯手中，而侯只能等待时机，这是形势使然。刘安劝谏讨伐闽越时说：“用十万军队去承担一个使者的职责。”蔡侯以一个使者的职责，抵当十万军队；回头看庚子、己酉两次大军出动，那里如今已经荆棘丛生。崖州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恢复生气，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防患于未然、及时迁薪的功劳，确实是能够感动物情的道理，侯全都得到了。因此我不再推辞，写下这篇序，叙述他劝谕抚治的始末；具体年月都记载在周贡生的实录中，这里不再赘述。《赠参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琼州独处海中，向外通达闽、广，连接各国番邦。各种不法之徒乘着顺风，一息之间便抵达州县城下，掳掠百姓的产业，加以毒害；百姓仓促之间来不及应对。万历改元，参戎以吾晏公奉命上任，负责督理此事，专门划区保护，并根据变化相机处置，琼州百姓对此感到幸运。不久，惠州、潮州的盗寇迁移巢穴而出，不安于东方，图谋在西洋重新起事。西洋的风涛和倭船一如从前，他们倚仗声势，必然会这样做。督府石汀殷公估量形势，亲身承担许多变故，面对大海而勇气倍增。他把情况上报，请天子裁决，天子批准了。羊海以西的事务交给公调度。海南卫指挥某某、千户某等想到公将驻守北方阳江，恐怕不免数年之间不能相见，便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赠言。我考虑诸位的意思，说道：自从倭夷成为祸患以来，我国不法之徒也因而乘势而起。大概从嘉靖中期试犯台州、宁波以来，来势突然，志得意满，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凭借天子的威灵和中国的广大，直到现在竟没有一个人建立王者之功，扬威海上。其原因起于眷恋官位、追随习俗，内外同样如此：内心没有忠于国事、至死不二的诚意；面对变故、应对战争，又不懂得司马、孙武、吴起所说的虚实进退之法；把生死利钝都说成听天由命，推给武人，自己却没有研究。他们结党营私，冒领权力，借取声誉，除此之外再没有听说有什么作为。三年来，我接触过以吾公的仪表，听过以吾公的言谈，知道他将要有所作为。每当他要以宏大的方略报效国家，却总被军事事务牵制，内心焦灼，始终不能如愿。军队驻扎在枕席之间，接连取得斩获，算到今天，也已经建立了超过前人的功劳。然而若不是公真正称心的施展作为，就不足以替公言说。公先前在浙江任职时，督府赵剑门、温张侍御都特别看重公，听到公的事迹后向上说：公谋略敬慎，才干深沉坚毅，办事实心实意以求成功，谋划取得全胜；敌人果敢争先时，公不采取观望之计；公一向熟悉夷情，精通水战；忠信足以感动人，恩威并用而能得到将士。把几位公卿的话交相参照，便能看见公的美德。《诗经》说：“不只是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厚充实。”那么，消灭妖氛、安宁海岱，面对今日的危局而专心致意，除了公还能托付给谁呢？如果人不把生死、利钝放在心上，不削平原则以容纳私情，不冒领功劳欺骗上级；过去看似可行的，如今视为妄行；悔悟无用之心，澄清气节、坚强义理，汇聚起来，天下便没有什么不可做成的了。人们忧患的是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心；本质上有内心，做事却仍顺从欺诈，既然知道如此，却不参与、也不实行吗？公一定不会这样；如果告诉公却不说实话，反而因为避讳而夸饰，那就是轻薄公了。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文，全部交付诸卫所官员知悉其任官本意。《赠恒所刘侯膺荣奖序》

译天子在上，天下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希望纳入使天下获得生养保全的范围；按察、巡抚、藩宪等官，统辖海内外，也已经有人担任了。郡设置太守，县设置县令，有了这些官员，还必须选拔合适的人，来承担使百姓获得生养保全的责任。治理土地而设置官职，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日子久了，法令松弛，做官的人便只盘算自身和家产，谈论利益。我琼州远在万里之外，京师天子生养万民的恩惠流布到这里，阻滞尤其严重。据刘侯入境之初，已经有一百年了。说起刘侯，温润如玉；有识之士因此改变心意，消除厄运，使天子生养远方百姓的恩德不致落空。并不是先前那些官员可以相比的；从一日到满一年，他节省费用、爱护百姓，果然与有识之士的预料相同。督府石汀殷公采察民情，奖誉他说：“处事安详，平易近民；听讼断案没有冤屈，催征科赋也处理得好。”品评得像亲眼看见一样，弟子员对此感到幸运，于是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章作为赠言。这些弟子都受治于侯，他们所希望的，正是侯使他们获得生养保全。百姓对侯寄托生养保全的希望很深，所以对侯的要求也必然完备；稍有不及，生养保全之道便有所缺失。请让我说明这一点：晦翁说，人本来具备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人与人之间没有不相爱的；何况今天又有治理百姓的责任，爱护百姓正是官员的职责呢？然而做官面对百姓，得失、毁誉的机缘掌握在人手中；如果因别人的看法而动心，那么自己的内心便不能由自己作主，只能听从上级、迎合他人，百姓不希望我做的事，我却仍然去做。无论大小、显著还是隐微，都应当一视同仁；如果真能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满腔都是恻隐之心，就不会有结交权要、求取声誉的念头，也不会把这种私心施加给百姓。如今若有人在夜间接受别人的金钱，人们便会指责他；柴薪、马匹、俸钱超过应得的部分，也都是法律所不能宽赦的。至于所谓惯例，由里甲上下相互安抚，究竟凭什么依据而执行呢？圣贤关于义与利的辨析，士子一做官便心智昏乱，这是世俗的议论。治理一个郡，就应把全郡事务作为责任；治理一个县，就应把全县事务作为责任，本来没有大小、难易的区别。如今人们只说有不明察的罪，却不说不公正的罪。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日日夜夜都要思考；思考它的开始，谋划它的结局，就像农田有田界一样，怎么会不能明察呢？”不公正和不明察的罪过，相距并不远；职责就在这里，罪过也在这里。小事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何况小事积累起来成为大事，单独一件事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何况一件过失所造成的危害还不止于这一件呢？古人得到官职而出仕为县令，独独看重这一点，是因为县令最亲近百姓。吴临川说，禹、稷、伊尹的志向，即使得到一个县也可以试行；公卿、孤卿、太守、县令，不过是大小不同罢了。仁道在其中，办事的原则便是相同的。舍弃伊尹、傅说的道理，县官治理一县百姓，若有一人不能受到尧舜之泽，都是苟且之道。刘侯的志向在于安定天下，从琼山开始施行；他内心看重这件事，因此把外在的东西看轻。除了侯，没有值得与之共同有所作为的人；学者和弟子以德行来爱戴侯。《诗经》说：“差不多可以早晚勤勉，以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说的就是今天的刘侯。因此推衍这些话，作为赠文。《汴水寻源卷序》汴梁杞邑这一支屈氏，自从纟祖让以来到今天，大约已经传了十二代，人数大概有数百。汴地屈氏号称瓜瓞绵延的大家族；即使亲缘渐尽、亲戚渐少，仍然崇尚古道、修睦亲族，伏日、腊日祭祀，婚丧宴饮，都按时聚会。一脉相承的情分，从未改变。人的感情聚集就欢乐，欢乐便使内心有所系恋；四海之内的人即使有一天聚集在道路之间，起初也未必有往日的亲情，不过是因为岁月相交的缘故而已。燕谈笑傲，尚且有人从中得到快乐，何况有同宗的关系呢？从最初到今天，成为一体的骨肉，难道没有什么把他们联结、使他们相属吗？《诗经》说：“宴饮欢笑谈话，因此有美好安乐。”这是情感，也是形势。屈氏自襄坦公在洪武年间谪戍琼州，杞邑的屈氏到此时分成两支。苏老泉自叙宗谱说：“服制尽了，亲情也尽了；亲情尽了，就成了路人。我们之所以彼此看作路人，是因为起初本是兄弟；兄弟在最初，不过是同一个人的身体。”眉山一地的宗族聚集，连长公都发出有形势却无可奈何的叹息，何况事情不同、形势有别，分成两支，又隔着万里道路，要保持亲情岂不是很难吗？不过，天下能够使它们间隔的，是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内心却可以跨越百代而彼此相通；能够使它们分离的，是外在形迹；气脉却可以跨越百里而相互合一。屈勿轩是学校中的英才，内心笃守礼义，生长在琼州，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子孙也有人丁；然而汴水以北、杞夏故墟，始终深切地记在心中。他的心意和气脉，对于祖先、宗族、亲戚，已经没有什么间隔了。有一天他起来思考说：“神交梦会所形成的相同，不如能够见到形体、听到声音来得亲切。我内心所存、气脉所发，还遗憾没有一个可以凭借的地方。”想到最初的根本，匆匆准备出行，祭祀祖先、会合宗族，如今终于可以不再只是凭借想象来寄托，已经有了日期。士友们相互认为这是合乎义理的，于是作歌赋诗，在海门为他饯别；因此向我询问写卷首序言的文章。我内心的想法，也正是士友们的想法。孔子说：“君子笃厚亲族，百姓便会兴起仁德。”勿轩昔日与宗族相同，是凭借内心；今日与宗族相同，又能够使外在形迹不相违背。事情有了凭据，道理便光明了。观看这次行程，孝悌之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按当时惯例，宗族中从军的人设置军庄；不从军的人则置办田庄，往返行囊都要依靠这里来接济，这是厚道之举，也有实际利益。勿轩的孝悌之心充满内在，又发于外在，并不只表现在这些事情上。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文章，并且把它告知杞地族人。《贺卫赵侯军政视篆兼督屯序》

译军政按例每五年考察推举一次。万历三年冬天，忽然传来消息，说卫指挥赵侯思梅像从前办理军政一样，军中余丁个个喜形于色，欢欣地前来道贺。赵侯的属员赵文到我这里来请教说：事情若与君主无关，国家若与州县无关，地方官不发言也就罢了。祖宗分封土地以来，如果说有人不能担当自己的职责，还有比今天的武人更严重的吗？弓箭的锋利，是用来威服天下的；没有武力，国家就危险了！请您谈谈吧：琼州像一颗孤悬的黑痣，内有黎民，外临大海，窥伺时机的敌人很多，四面受敌，诸事都来不及应付。文官政治还能施展什么？燕雀安处堂中，内部毫无依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三千里土地，难道只有十一所卫所吗？请您再说说：从琼州向北，有十三个布政司，直到京师，人才济济，官府密布，其中的困难实在难以尽言。现在只是针对思梅这个武人来谈，应该怎样说呢？这是时势，也是积弊。文武官员的服饰和身份，确实已经同祖宗旧制大不相同了。难道上天没有赋予我们什么，三代的正直之道也没有留下，而只能到人中去寻找老师吗？如今天下的事情都由书生掌握，书生各自结党，却没有天理人心，也没有自古以来可以依靠的大道；又没有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圣就是圣，贤就是贤，都在自己而已。即使受死、受辱，那些书生难道还能夺走它吗？战国诸侯争雄时，孟子说过“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的话；以文王为榜样，大国五年、小国七年，终于有所转变而扭转局势。统一的王法制度下，卫所使者只掌管三个品级的事务，官品为五品，低头听命；即使把这些刻在石碑上，典章律例中曾有过这样的制度吗？从前没有听说过，那么还应当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做，像百花开花结果，各自报答天地的生养。眼前的人如果没有清水先生，谁能为我们这些武人树立一个可以仰望并趋赴的榜样呢？我一生所敬仰的只有一个人而已：以王道为师而行，只怕自己赶不上。论名宦和乡贤，琼州人没有超过清水先生的。他承袭职位、代理掌印是在武宗皇帝初年，那时武人的风气还没有衰败到今天这种程度，但已经是衰败的开端了。清水先生先前能够做到的，才过了多少时候，今天的武人却已经不能做到了。孟子说，挟着泰山去跳过北海，这确实是做不到的；但清水先生奉行正义，严峻高绝，风采中没有一丝世俗气。总而言之，他一尘不染，容不下半点私心。我听说他在军务稍有空闲时便阅读经史，绝不像今天武人沉溺于饮酒宴饮、嬉游结群的习气。他的诗文从不传示给别人，是善于读书的人；他不费心搜罗摘取章句，却坦然获得正直的性情。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难道可以吗？一时之间，他治理屯田军务，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合乎人心；一人倡导率先，十一所卫所便整肃如一，即使说这是以一警百的方法，也确实如此。我太祖皇帝取得天下，起于卑微，最后承受天命，以此警戒邪恶的官吏。三十一年之间，使用严厉的典章和法律，纠正那些用巧言扰乱政事的办法，也表现了君子的愤怒。人人心存畏惧，天下因此安定太平。起初狐疑而骤然严急，后来却姑息宽容，如今正因这一点而成为祸患。应当采用《小弁》所说的舒缓之意，实行开国初年的法令：上面掌握审察形势的权力，下面让官吏熟悉制度、百姓得到安宁。这样才能使远方困苦疲敝的百姓受益。圣明天子关注百里之内的民情，使恩泽流布，解脱他们的困苦。这件事还要靠朝廷诸位君子加以用心。我因为蔡太守深有感触，所以冒昧写到这里，以待采纳。赠郡侯肖野郭公获保荐序 君子对于天下，不过是立身修德、治理他人罢了。立身修德、治理他人，靠的是什么心？靠的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内心是否有所得、有所失，自己最清楚。心中自我实现，即使天下的道理再细微，也没有不彰明的；然而别人看我，终究不如我自己看自己，没有什么比亲自知道得更确切的。如果不取信于自己真正知道的事实，却取决于别人无法完全了解的表象，那就错了。肖野郭公考中壬戌科进士已经十五年，历任内外官职，一向以才干著称。他任琼州知府一年多，代替巡按柳坡马公向上级荐举，说他应当破格任用。光及同僚三府赵侯、四府刘侯，希望借我的话来赠给他，准备引用柳坡的话，说明肖野一生的本心。难道肖野一生的本心，要等到柳坡才替他发扬出来吗？肖野最终完成自己的学业，等到别人称道他时，才更加努力；如果别人不赞许我，我就撤退而不再前进吗？人的天性本分不应有待于外物；若必须依靠外物才能做到，就不是本性本分了。肖野公的内心，大概已经获得了这种道理。郡中各种事务一遇到就能解决，说明做一个知府并没有什么难事；但他早晚都惶惶不安，常常像能力不足一样。如今有人自己还不能做到，却与事务共同承担，同僚之间尚且应当奖励并帮助他进步，何况肖野公勤勉地期望治理好地方呢？太阳升起，河流流向西方的土地；他依靠文王，见到百姓受苦便如同自己受伤。光武帝中兴，是两汉贤明君主中的后继者。百姓的怨气充满胸腹，谁还会欺骗自己而不自责？那位君主曾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今治理三州十县，能不能处理每件事都合乎原则；环海之地的百姓，能不能使他们都沐浴圣明的恩泽呢？一旦有所拖累，承受恩流、宣布教化的职责就会缺失。肖野能使它安定吗？我不能因此而安心，别人却在这件事上赞誉我；别人从外在形迹之外赞誉我，哪里比得上我自己在关键处责备自己呢？君子戒除自欺，追求内心自得。今天两位侯爷相聚，把精神集中在一堂之上，共同努力，求得真实的机理和实际的功效；即使如此，还怕自己不能改变旧日的做法。百姓已经把家国之事看得很重要，尚且还会有所疑虑，何况再用毁誉、得失的私心把他们分割开来，让这些话污染耳朵，因而扰乱内心？内心没有纯正之心，怎么能有纯正的外在政绩？如果我的内心坚定，那么毁誉得失又哪有什么常态？御史掌持法纪，是为了天下的公义，柳坡已经说过了。今天谈肖野的内心，也就是今天成就肖野的美德，暂且不再多说。我只希望两位侯爷在上体察肖野恭敬勤谨的心志，彼此敬慎协力，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亲自实行。吕祖谦说，像狼瞫那样刚烈的人，难道会奔走乞怜、求取别人的赞誉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对肖野公也是这样看。我确实从公在青天白日之下毫无阻隔地以百姓受伤为伤的心意中，看出了他的真心；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因为我的话不是赞美盛德的颂词而怪罪我。梦中呼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会答应；呼喊另一个人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因为前者是真实的。两位侯爷说：“好，就把这些话写成赠序。” 赠郡节推大东刘侯获荣誉奖赏序

译如今入仕做官的人，都是在学校里学习古道的人。然而他们往往不能满足有见识者的期望。天下人看不到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只看到官员给他们带来的扰害，难道是这些人起初全都不贤能才如此吗？未做官时学习古道，做官以后却掺杂进今天仕宦之人的议论，平生所学不能完全施用。如今人的议论，正是为今天做官者谋取利益，所以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沉溺其中。开始时有古今之分，最后便陷入一味从今的谬误。大体说来，凭正道进入仕途的人，往往凭邪道出来。万历三年某月，大东刘侯由县学教谕升任推官。刚到我郡任事时，神情刚正而有所坚持，已经有守法、不与世俗混同的意向。虽然还不能事事恰到好处，但他所遇之事违逆本心，胸中似乎有特殊的操守。有些事情世俗认为刻薄，他却照做；有些事情世俗认为拘泥，他也照做，这才是正道。如今人们误把拘泥当作刻薄，在这一点上他有独到见解。我自己也在风气席卷、世俗动荡之中坚持这样做，希望把自己比作立于激流中央的人；刘侯能够长久安守这种操持吗？秀才刚刚做官，心志向左移动，向右移动，都是未可知的。《诗经》说：“谁将向西归去？请怀念并带回我的好消息。”我常想略微申述自己的意见，勉励刘侯完成尚未做到的，坚定他已经做到的。有一天，巡按柳坡马公发布檄文，表彰所属官员；其中意义重大，刘侯也在其中。同僚和门生弟子于是拿我赠给刘侯的话来询问。我本想对刘侯有所劝进，却还没有写成，心意也不在歌颂。诸位君子心中存有爱护他人的德性，所以今天才有在外面赠言的举动。使我受到深厚感动的人，一定也会有承受我浅薄之处的人；承受我浅薄之处的人，就会怨恨我。有人怂恿我把一切都做得圆通，却没有人劝我拘守原则。所谓圆通，大多表现在财货和礼貌上。今天从自己这里拿出去的东西，也是先前从百姓那里取来的；变通圆活，官员或许得到一时的声誉，但百姓不遭受其害的情况从来没有。圣明天子为百姓设置官员，如今有人入仕，只把官职当作求取名声、升迁进阶的助力，于是内心庸俗；把为百姓着想的心置于毁誉得失之外，就失去了它。既然如此，刘节推想要辅佐郡政、尽到职责，难道还有比把刻薄当作厚道、把拘泥当作圆通更好的办法吗？应当勉励自己完成尚未达到的，坚定自己已经做到的，把这些扩充开来以尽其大，不要在刚刚显露操守时就自我限制。失去职责本分，就失去正道；失去正道，就失去本心；没有一样是可以的。因此特意写下先前的意思，又应诸位的请求，专门写来赠给刘侯，根本就在这里。只要从始至终加以扩充，各个细节就没有不周全的了。柳坡表彰刘侯，只说到具体细节，未能详述这些意思。赠定安莫君代理澄邑政事获保荐序 澄邑距离郡城六十里，琼州远在万里之外；京师、三州、十县，全都处在同一片荒远偏僻的地方。澄地土壤贫瘠，百姓贫困，喜欢争斗、热衷诉讼，尤其被称为难以治理。贪泉容易使人改变心志，县令难得其人，士民也很少有因为县令贤能而为他称颂的。万历三年县令缺任，便由定安县教谕莫君代理县政，士民一致拥护他。代理巡按柳坡马公兼理政教事务，向上荐举莫君，说他是非凡的人才，应当破格任用。他顺应士民的意愿，最终请我写几句话赠给莫君。我问他们莫君做了什么，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自从莫君掌管县印以后，诉讼清明，村落没有被追捕拘押的骚扰；催征赋税宽缓，而每件事都保存着抚恤的恩意；事务没有滞留，百姓没有借机作奸谋利的机会；里甲编制得到省减简约，全县安宁。”推究莫君的内心，大概是仁人长者的心，他一生远离贪婪暴虐、苛刻刻薄的作为，从这一日的近事也可以看出他终身的操守。澄地诉讼之事特别多，但无事实根据的诉状反而最少；百姓中最难以平息的情绪，如今我首先以诉讼清明来称颂莫君。而且莫君只是在澄地暂时代理县政罢了。如今人们凡是暂代官府事务，称为代理官，大小事情姑且依照先前的做法，跟随前任而行，本来不是创立规则、流传久远的事业。然而他对上得到巡抚、巡按、布政使、按察使的称誉，对下没有失去抚慰百姓的声名；在数月之间、政务疲敝而难以施为的时候，士民的称颂却始终一致。莫君究竟凭什么得到人们这样的评价呢？大概是因为他有立身修德、讲学求知的功夫，根本树立而后施行，所以一出仕便自然能够施行适合士人和百姓的政令。此前定安学谕、督府石汀殷公已经首先荐举过他。政绩同孔门弟子言偃出任武城宰而有弦歌之效、宓子贱不下堂而使单父得到治理相近。那么如今士人一入仕，便突然被文书、礼节、苛暴和因循牵制，各自按照接近自己资质的东西自我满足，已经毁坏根本了。天下只有这一颗人心、这一条天理，却说某地百姓容易治理、某地百姓难以治理，可信吗？《旱麓》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能造就人才？”莫君教育定安百姓，正是这样。《泂酌》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莫君代理澄邑政务，也正是这样。莫君无愧于这两首诗，所以用它们来续写赠言。又应士民请求。至于前途事业正方兴未艾，这只不过是开始起步罢了。大体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他细节不再详述。赠总督府洋山凌公平定罗旁序

译国家统一天下，即使是原来在教化声威之外的地方，也无不希望把它们纳入我们的覆盖、养育和保全之中。粤东、粤西设置重臣，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以控制各处盗寇，历代圣君相承，都是采用这个办法。罗旁不过是偏远一隅的祸患，像在门庭中跳梁；过去也曾不止一次出兵讨伐，却因此又有今天的局面。议论设置府治已经二百年，地方仍然危惧不安，与最初没有不同，难道是覆盖养育之道还没有讲求到位？还是重臣奉行旧例时过于疏略呢？兵事是强国的大事，其中有七种德行，最紧要的是止息战争、安定百姓、保全大局、建立功业，并不在于计较小小的献捷之功。太仓凌洋山公奉命设置府治，接替石汀公之后，奋然说道：“罗旁的请求，今天再办也已经晚了。门庭已经显出软弱，而我又跟着迟缓，怎么可以呢？”于是重申以前的议议，白天访察，晚上筹划；调集兵饷，训练选拔有才干武艺的人，视时机严肃发令，并分派哨所、确定进军方向。虽然这本是行军旧例，但前人实行过的事情，他又更加周详谨慎地办理。《诗经》说：“威严而又恭敬，齐心共负武事。”凌公大概正具有这种德行。从前凌公任密云兵备时，我曾在湾地与他偶然相遇，一见如故，倚马谈论九边事务；凌公滔滔不绝，事情的曲折和隐微没有不讲得条理贯通、明白清楚的。北方的困难，南方的事务容易；凌公在边地朔风飞雪之际尚且不以边事为难。今天这一战，十万大军如同在掌中运转，斧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难道是偶然造成的吗？人们都拿吉甫讨伐、方叔扬威的事来比拟歌颂，而凌公却仍然忧惧不安，像在思考、筹划一样，似乎还有不足，并不满足。这并不是凌公对这次战功不满足，而是他最初的意图另有所在，并不只在这件事上。借一时雷霆般的军威，收取百世长远的安定；捷报即将发布，县治设置的请求便立即上报。凌公的用心和谋划，全在这里。他还准备自行筹划便宜行事，请求下令测量土地、规划地域，在险要狭窄处安置归降之人，逐项安排善后事务，全部已有成熟计划，并非随便说说，而是确实要实行。王阳明攻克八寨以后，想把宾州改为南丹卫，镇守其中；事情办成后才提出请求，有关官员认为这只是缓慢的后续之举，于是搁置不办。今天有这样的举措，难道还会有同样的后悔吗？王阳明平定八寨而八寨仍然存在，凌公平定罗旁而设置县治；王阳明同凌公相比，究竟怎样呢？究竟怎样呢？粤东、粤西的事务，有时只因为少画一笔规划，便抛弃此前的功劳，这叫只取首级而已；有时因为多画一笔规划，便收获千万世的功绩，这叫取得土地并治理土地。所以我对于这次战役，并不以震动徐方、周程伯的功劳来赞许凌公，而特意以开拓疆土、召虎的德行来赞美凌公，希望后来承担凌公职责的人也能这样做。只要凌公的事业发展到今天，难道还会有猺獞阻塞道路吗？难道还会年复一年地出兵，承受战争的毒害吗？凌公的功劳在当时显著，也将流传到后世。正因为凌公不以事情久近、便利与否而使自己的心志分成两样，所以能够替国家谋划长远、经营大局。《周书》说：“你的心没有不在王室，为此奉行并忧恤它的命令。”说的就是凌公。琼府太守唐可封、同知杨继文、府判黄与俦、节推刘学易，承受凌公的威势和恩泽，受到鼓舞而不能自已。他们希望我写一句话，我也承蒙其中的人情。想到其中必定有重大的意义，重大事业自有来由，于是缀述这些话作为祝贺，也用来告诫后来接替凌公的人。至于出兵经过和其中最盛大的情形，应当另有记载，这里不再详述。淳安县政事序 君子为什么要出仕为官呢？上天生出一个事物，也就是用来体现生养万物的道理。因此一个人的身上，万物的道理无不具备。万物的道理具备于一个人，所以凡是天下人看见天下有饥寒疾苦，必然会为之悲哀；看见天下有冤屈压抑、沉郁不平，必然会为之愤怒。悲哀和愤怒的感情不能自已，出仕的缘由便由此产生。然而君子处在困穷之中，只应付自己和一家人，事情容易做到；一旦考取进入官府，事务纠缠纷繁，遇到奸诈欺骗的事情，天天来到眼前，却不能操持自己的明察刚正来应对，还说能够善于处理事务，是不可以的。况且自身处在利害得失的冲击之中，起初坚持正义，最后却舍弃正义；随着世俗宾客的怂恿、家人的交相责难，起初是为了别人，最后却舍弃别人而为自己。刚做官时还没有扩充良心，私心却受到束缚而丧失，于是百姓身上可悲可愤的事情就与自己无关了。唉！这还叫出仕吗？我从演海进入田州，主管淳县事务。刚开始查阅册籍，发现百姓逃亡了一半以上；问他们原因，都说：疲惫困苦，承受不了赋税徭役；性情朴直，不能胜过奸诈强横的人。假使把这些情况摆在我面前，我的心一定会悲痛不已。剥削百姓来讨好上级，多征科派、增加费用，使这些事情足以令百姓愤怒、足以令百姓慨叹。这些事情天天出现在眼前，天天听在耳中，于是我不平的愤怒之气便猛然产生了。我向有见识的人询问应对的办法，他们说：“在今天不可能，在今天也不能这样做。宁可苛刻对待百姓，也不能使上级发怒；宁可薄待下属，也不能不厚待过往的官员。”他们自成一套说法，却不能符合我的内心。我曾想亲自编写一部书，核定钱粮，节省财费，酌定事务和使者的节制，阐明国家制度，使它像日月一样明白；扩充我的心体，完备万物的道理，使淳安县家喻户晓，让贪污的官吏不能借此作奸作弊，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使我能够时时看着它，严肃地把它当作师法。但我又私下想到，自己只是秀才，刚刚踏入仕途，知识能有多少？于是提笔又常常迟疑，已经三年多了。壬戌年入京朝觐回来，沿途吟咏思考，恍惚之间像有所领悟。回来后取出旧籍，参照考订并广泛访问，以订正自己的思考；我自信也许可以穷究利弊，纯粹遵循圣贤中正之道，公正地处理人与人的道理。我们祖宗颁行的统一制度，丝毫不掺杂世俗议论。民风士习借此得到启发，回转心意而趋向正道，也许是有希望的。至于那些上司和过往官员，万物的道理都交给造化，同样也交给了我。难道唯独没有替百姓悲哀、愤怒的心吗？有时只顾自己，看见自己而看不见别人；一旦觉悟，便都回归正道了。政务中大的称作政，小的称作事；这部书兼论淳安县的利弊，无论大小，都摘取其中的要点，命名为《淳安县政事》。开篇说，坊间和世人应当以此为师；我以前曾经这样说过。政事有记载，也有严肃地进行师长教诫的意思。它谆谆教导，希望我们的百姓除去争逐利益、争强好胜、偏私自用、欺蒙上级的弊病，以善道更新自己；这也就是对百姓进行严厉而又真诚的师长教诫。使自己受益、使别人受益，都集中在这部书中；依靠它，难道不能做到吗？因此我把这些内容整理纯化，又替它写下这篇序，告诉我们的百姓，使他们知道编写这部书的用意。赠陈侯代理遂邑政务任满回府序

译雷州、琼州自古以来都被指为贪泉之地。雷山的海产不如琼州，遂溪在雷州，又是小县，土地贫瘠，没有其他物产；一年耕种所得，仅够全县百姓一年衣食之用，没有什么可以贪取的地方。然而两地同样因贪泉而得名，同在距君门万里的地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同样是孤远的臣民和失意的人，终日受到日月照临，却被某些东西遮蔽隔绝，不能得到恩泽；府、州、县的官员借天子的威势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看见这些地方的景况相同，便生出同样的贪心，踏上这些土地便同样放纵，前后时代虽不同，守令却一个样。吕东莱说：“在陈、蔡之间夺取粮食，在原宪、曾参的屋里攫取金钱，怎么承受得了呢？”说的就是遂溪。我是琼州人，熟知琼府、州、县官吏给百姓造成的祸害，也熟知遂溪尤其同样承受这种祸害。一天，县学学生梁有守、吴一桂等人代表县学师生向我作揖进言说：“郡中陈节推侯代理县政，如今正式县令将要到任，陈侯将要回去，请您写一句话壮行，彰显他的美德。”人们有把他比作龚遂、黄霸、卓茂、鲁恭的赞誉，也有百姓攀车挽辕、卧在车辙前挽留而不能自已的感情。推究两位学生所说的许多赞誉，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心意：当前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陈侯已经兴办；当前不利于百姓的祸害，陈侯已经断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里〕 他以清淡自守，不因贪泉而改变心志；他恭敬地办理政事、面对百姓，像捧着本书、面临深渊一样谨慎，也不把食禄看作可以任意取用的东西。天子的容颜远在万里之外；雷州、琼州的人出生在这里，不幸成为孤远之臣，断绝于天子恩泽之外，已经一百年了。百年间隔如此长久，如今恩泽出乎意料地到来，其中获得恩惠的意思，也许正如气数消长、没有永远往而不返之理。有人说：“上天降下应时的雨，山川升起云气；遂溪处于上游，所以它的气运先到、恩泽先得吗？”何况今天圣明的天子纵目远望，关注百里之内，海内外百姓都欢呼承受恩德，把他们从水火危困中救出，安置在安稳的枕席之上。陈侯施政的规条全都记录在案，人们都在诵习。有老成持重的人，也有可以作为法式的典范，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标准一旦树立，人们便会趋向它；雷州、琼州邻近之地，难道不是能够首先受到恩泽的幸运吗？《旱麓》篇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能造就人才？”《泂酌》篇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谨慎恭敬地守任守令之职，没有比这更好的道理。陈侯代理县政，无愧于这两首诗，所以我不推辞学官和学生的请求，写下这些大意作为赠言，也用来记载雷州、琼州开创先声的喜悦。祝王尧山六十一岁寿序 尧山从小就和我同受师友之教，一起求学；他的精神气质灵秀，在众多儿童中，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我也自愧不如。依我看，他所得到的天赋之美，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尧山稍稍长大后，学习应举文章，谈论文章时以诸位大家为宗，得到很多称许；清新脱俗的气质不混同于尘俗，另成一种格局。他的文章也属于这一类，因此不能低头迁就时下的文风。但科举考试的文章并不是尧山不能写，而是尧山不愿意把心力用在这件事上。他谈论经世和当今事务，对不平之事的愤怒有所抒发，也有古人崇尚清静无为、更高一层的意味。隆庆庚午年，我罢官归乡，距与尧山分别已经二十年。在科举考场中，尧山始终没有考取一次，晚年才充任领取廪米的廪生，后来又成为岁贡生，却也放弃不去就任。他居住在万山之中，就在山中采集、在水边垂钓；有所得便拿来与人分享，风浴之后咏歌而归，随处都能得到快乐。一个岁贡生，也不过是学校士人仕途困顿、不得不安于小小希望不能实现的境地罢了；尧山却把它抛弃，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我愿意这样做，也就这样做了。古人在混沌纷杂的世间，与世人相处而能保持淡泊，傍花随柳，仰观鸢飞、俯看鱼跃，这些尧山都有。每当听人谈到尧山，我总想起他在万山之中居于木石之间，鹿和野猪自在游走，飘然脱离世俗事务，带着凌云之气遨游天地之间。我想到唐人的咏怀诗中有一句：“正同战胜的人离去，去剪北山的野菜。”我离开尧山，居住在三百里左右之外，只能在梦中与他神交，正陶醉于尧山的快乐。我想，尧山大概已经使精神和形体专一相守，使心神安静而渐渐澄清，形体也可以长生了。如今是丁丑年九月十一日，是尧山第二个甲子寿辰，而且他的妻子也同年出生，夫妻在一堂共度长寿；宗族亲友争相带着酒和礼物前来祝贺，说冀缺、梁鸿、庞鹿门那样由上天安排的婚姻，如今很少见到。于是他们请我写祝颂的话。我想到尧山早年闭门读书，研习经史百家；他的学问博大，写作能包罗万象；他的气概豪迈，谈论当今不平和民间疾苦；他的志向在于愤激地谋划人世，曲折通达、旁征博引；他的见识精于当今时势和命运，却能反过来纠正它的谬误；亲自谋划世事而又达到神明般的境界，再回头看从前所做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他专一精神、使气息柔和，同鱼鸟花木一起在天地之间忘却形迹，古代得到道术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心神与天同游，天也因此培植他；难道只是说他知道雄强而守持雌柔，守着尘埃土块一般的淡泊生活，难道会因为年满六十而没有经纬本末、不能超越前人吗？夫妻如今正值六十多岁、平和安适的开始，众人的心都拥戴他们。《诗经》说：“善终有个开端，公尸传来美好的告语。” 因此我不推辞他们诚恳的请求，详细写到尧山从幼年直到今天所受到的上天厚爱，这并不是偶然的。谨此写下，祝尧山长寿千百岁。赠赖节推代理贵县政务序

译圣明天子谋划安定天下，寻求贤能的守令唯恐来不及；然而天下的守令却常常不能以安定天下为谋划。孔子记载说：“内心诚心追求，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如今士人一旦入仕，最初的心志大多顺从世俗而变得虚伪，日常所做的事情件件都不是本心。大概从宋人以欺诈求取高位、尊崇虚名的习气流传到今天，已经深入骨髓，难以破除。想求天下有一天安定，却把自己的本心排除在外而只求表面安定，这能安定吗？当世风在追逐功名富贵的场合中败坏，却说有能够“纯正本心、任事尽职”的人，就很难了。吴生泗崖从贵县派人送信来，大力称颂他的上司赖肖泉贤能；信中追述前后任官的事情，称赞多得说不完。泗崖平生有志气，从不妄言，也不谄媚别人，他的话没有可疑之处。即使我亲自到过那里，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大概也不过如此；但其中仍有不能完全说出的地方。如今天下士人，大多只是在外在行迹上仿效这种人，内心却比不上他。范心之告诉楚子说：“晋君年少，心思不在诸侯身上，正可以谋取。若内心不在百姓，只徒然有亲近百姓的外在行为，对百姓没有补益。”丑女在脸上涂粉，老人把胡须染黑，泗崖知道这种道理吗？从俸禄读到终身而不求人，是求自己的真心；不求人知，是求自己的良知不感到惭愧的道理。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忽然有所触动。偶然忘记了这些事而重新记起，才知道今天泗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嘉靖乙丑年，我刚任户部官时，幸而与他有过一次偶然相逢，从他的眉宇之间便可以考察出他的为人。他深沉、宽厚、质朴，是君子。过去我曾从肖泉那里预先看出这种人，今天又得到泗崖的事状，验证了百余年来难以见到的人，忽然亲自看见了。凡事不能过分认真，认真了就会有祸患随之而来；今天天下人入仕后的议论，大体就是这样。天下一日不见天子谋划安定天下的功效，却天天相互追逐，受到天子所分派的守令之害，因而坐受拖累。良好的法令、美好的意旨，往往不只是说一说而已，也不能等同于完全不存在。赖侯依循正直之道施政，发扬我祖宗关于守令之政的制度。泗崖描述侯的政绩说：“他办理府中事务，使吏员敬畏、百姓怀念；代理桂平二县时，政令平易而亲近百姓；查核盘问庆恩二府时，不屈挠，也不扰民。再说，他在贵县兴办学校、听理诉讼、实行保甲、催征赋税，改定条编、恢复里甲，件件都可以记载，而百姓认为只是对自己有利，实际上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便利。”以真实的心意施行真实的政务，即使还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已经相去不远。何况肖泉如今所做，正是守令的职责，所办事务哪里会有不合乎正道的呢？以真心感动真心，浔地百姓因而各自找回本来具有的良心，把它作为自己的心；而且以诚心行正道，因此在当今世上显明可见，除了肖泉，还有谁能做到呢？啊！督府洋山凌公因为赖侯运输粮饷、考核成绩优异而听闻其名，按院敬斋陆公也听闻赖侯贤能。天子表示认可，属下官吏按照惯例写下形容盛美、颂扬王休的文章；这是合乎道义的事，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些话。至于群小之间的调笑议论，今天任职的泗崖也听到了这些，传闻如此而已。我希望这篇文章也像肖泉那样求自己的真心，因此略去不记录。赠锺从吾晋升灌阳掌教序

译长汀锺君，字从吾，是文昌县的司训。任官四年，得以晋升为全州灌阳县的掌教。门下学生谋划如何为他送行，认为不能没有文章，于是到我这里来请求赠言。我诚恳地推辞。门下学生又说：“锺老师一定想得到您的文章，是因为仰慕您。”我推辞不掉，于是写下这些话。记载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做官与学习相互融会。孔门从未废弃做官，也从未只谈学习。”胡定安从这里有所体会，把经义和治理事务并举，形成了苏湖的教育方法。古代经典和今天的事务，可以从经典中考察，天下的事情都包含在其中。然而若只在治理事务中寻求道理，大概因为经典虽然谈到事务中的道理，却不能一一穷尽事务中的变化。事务中的变化有千百种，君子应对它们也要随之变化。譬如医生，随着症状用药，又要根据当时病情的传变而改变药方，因时制宜，有所因革损益；事物的本末先后、轻重缓急、浅深长短、广狭盈缩，都有剂量。相差毫厘，结果就会谬以千里。如果不知道变化为何发生，却只拿抽象的当然之理来应对并施行，那么不至于败坏公事的情况就很少了。传记中说：“掌握一个道理，就可以贯通天下的事务。” 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圣人，平日没有讲明、融会贯通的功夫，那么所谓“在寂然不动之中，万象森然已经具备其本体”，就会昏暗不明。否则，凭什么能够贯通呢？我曾说：“圣明天子替天下选择官员，天下没有缺少官员的地方；天下人却看不见官员为天下谋利，只看见官员给天下造成扰害。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白官民之间义利的分别，起初没有洗涤自己的心，把身家利禄放在心上，贪取之心便成为毒害。至于每天应对的政务，又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讲明，结果终究没有收获。”如果只是从事经典学习，天天只在纸面文章和事务义理上求取；至于既有事务、又有事务的变化，就必须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更加深入地探求，也要在经典未涉及的范围外更加深入地探求，然后才可以穷尽其中的根由。苏湖的教法直到今天仍受称道，正因为门下弟子施行它而有效：他们能在事情尚未发生、尚未使用之前预先讲明，而所讲的内容又能穷尽各种变化。我国家设置府、县、藩司、臬司以及各个官署，士人取得这些职位，就叫作仕进；内有国学，外有府县学，任教官也叫作仕。国学、府县学都属于仕途，而在仕途中兼有学习。锺君任文昌司训，已经兼备经义和治理事务两方面了。他代理定安县事务一年，又代理文昌县事务，共计七个月。在学校中讲习、治理事务之后，又得以亲自履行这些事务并加以实践。能够由一理推衍开来，触类旁通，天下的事情就都可以贯通了。天下的事务，难道能一件件亲自见到吗？但是亲身经历、充分尝试过的事情，与仅凭口耳听说的事情，意趣自然不同。把亲自实行时从事情中看见的道理展示给别人，真实深切而有意味，使人愿意跟从并感到喜悦，这是必然的。锺君对于这两个县，不只是到哪里都因其独清的高尚而受人敬仰，而且到哪里都有因亲自办理事务而获得贤能称誉。身教与言教并施，灌阳的士子从今以后难道不是特别幸运吗？教成十个人，就为国家造就十方面的福泽；教成一百个人，就为国家造就一百方面的福泽。门下学生以锺老师为榜样，却只担心他不能得到府县官职的品秩，铨司不了解人才，因而不能满足庸常的标准；哪里知道这才是以人才侍奉君主呢？锺君所得已经很多了。何况今天圣天子在上，求贤如饥似渴，而铨司又能上体圣心，教官得到显著升迁，邸报中也有这样的选拔记录，又怎么知道公道不能显现呢？若不是像印章那样靠贿赂取得，凭正直而坚定如磐石的操守，锺从吾难道不也能因此得到升迁吗？从小处到大处，从闲散职位到权要之地，我将拭目以待锺君的发展。古人说，逐铢逐铢地比较，到了一石就会有差错；逐寸逐寸地丈量，到了丈就会有谬误。用石称重、用丈量长度，方法直接而误差少。陆象山说，这可以作为观察人的方法，意思是大的节操可以兼顾细小之处。我对于锺君，已经逐铢逐寸地考察，并且由此得到了结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谨此写下作为赠言。郭封君寿卷序 以嘉礼教化天下，亲近之情起初难道也是强迫形成的吗？人情中难道真有这样繁多的礼节、仪文和等级规定吗？只是外在的礼文已经盛大，内心的主宰也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杜少陵直指当时风气的笔锋，确实有其阶梯和由来。如今回头看干元年间的唐朝，礼制中忠信的浅薄尤其严重，上至极处反而压迫下面。如果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人，文章在今天的世道中似乎已经无从施用了。可是岑司训请求我为寿卷作序，又把话题带到了潮州和琼州。万历甲申年正月初一，我说：封君是青螺太守的父亲，我心中很有感触。这卷子是为封君而作，我隐约听说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正惊讶怎么可以没有，又怀疑怎么可以有，这凭什么取信呢？后来相信了潮州人共同称许的愿望，因为他是青螺的父亲。青螺的父亲究竟怎样呢？古代评论人物，大体看重能够从小节验证大节。如今天下有一个重大议论，天下是否安定与它有关，难道不是太岳张居正今天的事情吗？公室的声势大张，青螺说了四句话，便使太岳的罪名被《春秋》式地用一个字判定了。太岳今天的法律案件，应当把家事和国事截然分断；几年来纷纷攻击他的言论，大多是从美玉的瑕疵入手，并不是张居正本人的名实。大学有端正自己的行为以端正天下的道理；如果对百姓宽容，对士人却苛刻，就很难成为天下人的准则。雷声发出，万物同声响应；青螺却不是这样，他约束十一府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相公考核政绩时，先前有人说他操切，青螺却说他疲弱懈怠。青螺评论文章能够如此，他的人品必定很高，今天果然如此。如今天下从头到尾都把礼乐文物弄得差错败坏、几乎耗尽，天下形成这种样子也有远因。承蒙给我看了六条约束，气势凛然，具有古人的明达气度。岑生又说：青螺公极其简淡，没有一丝扰民之处，湖地百姓以此为便利；这同以往的差错相比，公又没有沿袭旧辙。宓子贱弹琴而不下堂，老子主张无为清静，青螺公先已领会了这些道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诗经》说：“用美玉来报答他。”美玉般的德行青螺公自身已经具备，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报答他的了。岑先生很快把这篇草草写成的寿卷序文交还给我，青螺公请不要把它弃置一旁。雷、葛二端的小刻本共十册，恭敬地希望您斥责指正后收入。赠昌化唐鲁斋获奖劝勉序

译士人等待选官，若说京师官员不是繁华县的官职就不喜欢，并不是这样。君子将要改变天下，但也有人因此受到“改变天下”的疑虑。陈傅良说“习俗能够改变人，贤者也不能避免”，就是这个道理。府、州、县官如今被称为俗吏，在狱讼、钱粮之间周旋，却没有人能够解脱出来。上面对上官有驱使，下面对百姓有依赖，怎能不因此而流于世俗呢？如今偏远的山州草县，大多还保存着古风；繁华而著名的地方，则完全沾染了今日的习气。昌化隶属于琼州府，人口和田地的数目不足十里，不来任职也罢了。自古就有这样的谣言，难道不只是徒有州县之名，实际上仅仅是山野草莽吗？鲁斋台先生初次晋升任职昌化时，难道不知道高相夫已经退职了吗？从他初任官直到第三年，我偶尔有机会同他会面一次，他便说：“孔子说‘里仁为美’，我的昌化就是这样。”脸上只有喜悦，没有恼怒之色。韩退之说柳宗元“不鄙视柳州百姓”，如今称柳宗元为“柳柳州”，是因为宗元使柳州获得了新生。难道鲁斋只是没有鄙视柳州百姓而已吗？鲁斋在昌化的两年间，顺应昌化原有的根本，又加以涵养浸润的教化，务必使昌化乡里保持仁厚，不失上天所赋予的本性。看苏轼任职胶西时，我已经为当地风俗淳厚而高兴，而士民也安于我的笨拙，情形没有不同。子瞻难道是不善于治理政事吗？天下人所说的“拙”，正是刑政清明、风气清正、弊端绝迹；鲁斋治理政事的道理，由此便可以知道了。东莱吕氏说：“进入单父的郊野，看见被弃置的鱼，就知道子贱的政绩了；进入中牟的郊野，看见被驯服的雉，就知道鲁恭的政绩了。”弃鱼、驯雉，正是孔门施政的方法，也是循良官吏功力的体现。除了弃鱼、驯雉之外，若另说一套政事，古代善于观察人物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如今考察鲁斋的政绩，难道是因为他顺应昌化原有的根本，径直实行正道，而百姓也随之因正道而得到安定吗？正因为鲁斋先有这种淡泊的心，所以到了昌化便感到喜悦；正因为昌化一向以古朴著称，所以能够与鲁斋相合。听说昌感二县到了嘉靖末年，古风已经略有改变；幸而有唐侯亲眼见到并保存这种古风，如今已经完全恢复了最初的习俗。这说明鲁斋在今日，就如同柳宗元使柳州获得新生一样。唐侯因昌化本有的根基而促成昌化风俗变化的功劳，并没有显露出来。按院闻野罗公只举出政事中的小节，大概钱粮、刑罚也是唐侯没有废弃的事务。闻野没有涉及其中的大义，因师生请求赠言，特意写下此文，以补充闻野所未完备之处。赠陈侯丈田成功序 万历八年，户部发文通知天下各级官府，丈量田地并据此征粮，这是再次实行洪武三年的法令制度。天子有使赋役均平的旨意，天下都应如此。确实只要在事情开始以前选择公正的书手和算手，在将要办事时划定里界、田埇，约定日期开始丈量，每天用流水账和鱼鳞册报告一次；县官秉持公正、廉洁、勤勉、谨慎四条原则实行。一里中负责书写和计算的人，办完一里的归号、归粮数目，事情极其简明却也极其详细，原本没有什么难处。即使计算耗时较久，也不过三四个月的功夫。然而如今实行了三年，实行三年之后，百姓却认为这是三年的祸害。唯独临高一县称许此事，并非如此，大概是因为有好的治理方法；但首先必须有能治理的人。临高一县之所以不同，是有原因的。所谓公，就是即使乡里的士大夫也不敢干预。所谓廉，就是富人也不能向他行贿。所谓勤，就是时时在田野乡里之间；所谓慎，就是一个字也不让吏员书手插手。其他州县曾有这样的人吗？而振源陈侯自从进入临高以来，就已经如此了。如今说丈量田地是国家的重要典制，是百姓事务的当务之急。四种品德在他身上日益笃实。一县百姓能够获得千百年均平的美好结果，有田地才有粮赋，这一切都依赖于陈侯刻骨铭心的责任感。忽然有一天，乡里的老人吴应朝、士子林士直、谢尚宾等人将全县的意思告诉我，请求我写一篇赠言，我推辞了。推辞的理由是我年老衰弱，文章又一向不是我所能写的。后来我又自己想道：“圣明天子日夜忧劳，恳切地把政事托付给州县，难道还能有比今天更值得观察其成功的事情吗？从初任官职直到丈量田地之事，他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除了陈侯还有谁是这样的人呢？汉代司马迁遍览天下胜迹，人们说他的史笔奇妙，是山川景物给予了助力；龚遂、黄霸、卓茂、鲁恭四人的卓异政声，也同样由此获得。喜好这种常道美德的心，不能说只有太史公才应当拥有。《匪风》诗说：‘谁将西归，怀之好音。’陈侯如今在这里，已经能够西归了。在这种时候不说他，还能说谁呢？”因此我改变态度，重新对前来请求赠言的人说：“临高一县尚且如此，其他州县为什么还要落在我的期望之后呢？良工的心意独独如此，难道不正是天地间的大事吗？”这篇文字赠给陈侯，也替陈侯答复请求赠言的人。注《唐诗鼓吹》序

译古代先王成就人才，今天考察起来，大体上是六经并行，而以诗教为首。教化依靠言语和行为，诗也是言语，为什么它能够增益人的道德，却要这样优先呢？大概人承受天地的精华，言语文字之间正是天地精神的发露。把它约束成诗，言语不多而内在含意显现，内涵深厚而外在显著，天地的精神凭借诗得以驰骋。驰骋之后便会感物动人，变化也由此产生。《礼记》说人的声音在上；有人在半夜长啸，胡人的骑兵因此向北退去。诗歌感发人心，往往就是这样。即使时代传播《九歌》的风尚，兴起诗歌和游艺的道路，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能改变它。锦台廖先生对此有所领会。丁丑年会试中乙榜，来代理琼山学务，考课生员，因而拿出他所注的《唐诗鼓吹》八卷给我看。宋代一朝以时文、策论选士，我朝沿袭了它；宋代以前的唐代则以诗赋取士。锦台每日考课生徒，是遵循当时的制度；于是又把自己先前在《鼓吹》中所得的见解，和前人的注释合在一起。《鼓吹》的注释已经很多了，但对篇章、诗句加以解释，探究事情的由来，发掘诗意的内涵，评论辨析起来，前人的注释比锦台的还差得多。我认为，如果同样以文章取士，只要凭文章本身，那么兼取唐、宋便算是完备；我朝的缺失，也就是宋人的缺失。假使文章都不能写成，又怎么能使诗文兼备而成为完整的人才呢？锦台造诣精深、学问博大，这正合乎我的心意。虽然如此，锦台是新会人，从前公甫陈先生在白沙讲学，天下人仰慕他的品评；过去评论诗人，说“子美是诗圣”，又说尧夫另有传承，一向称作者有三种妙处，很少有人能够兼通唐代以后诗歌。不是因为杜甫的诗低劣才没有得到许可，到了康节，公甫又似乎唯独推重康节。少陵爱君忧国，又把这种感情寄托在田野所见和内心抒发之中；同那些流连光景、空泛无据的人相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吟咏高歌，胸中自有造化，在一动一静之间体现天地人的妙处，少陵能够做到吗？大概不只是文采使君主称赞，即使随俗求取冷炙也不以为耻，那些一两点小事不足道；他拳拳不忘君国的念头，即使尧夫也只能作为他的仆从来接受驱使了。宋代进士许洞与九位僧人举行诗会，约定分别以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禽鸟、日星等为题，不得犯用其中相同的题材，结果九位僧人都搁笔了。天光物色，也不过是当时外物触发的感受；本真的性情在我自身，因为外物触发而喜悦，所以也因外物触发而作诗。假如周敦颐、朱熹、张载、程颐也接受许洞的约定，他们本性的真实喜悦一经发抒，根本无需等待外物，又怎么会被外物困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子美除去那些写君国之事的作品，如果一时让他搁笔不作，料想九位僧人也会和他一样，这样的诗还能称为圣吗？严沧浪谈论诗歌以妙悟禅道，说：“诗有另外的材料，不关乎书本；诗有另外的情趣，不关乎义理。”又以羚羊挂角来说明其无迹可求。水中月、镜中像，话说得仿佛荒诞；水中确实有无法执取的月，镜中确实有无法执取的像，却并不荒诞。若拘泥于文章，便错了。诗歌曲折畅达、旁通四方，随着音乐兴发，这正是文章的妙处。履庵只依据文章义理，或许对于古代诗人同外物相感的情趣，还没有深切领会吧？伊川程子指着“穿花点水”之类的诗句，说是闲话、没有用处。可惜杜工部一生的心志，从少年到老年，只有三首绝句而已，这也就是履庵的见解。我曾说唐宋诗人都如此，只有一知半解的领悟，谁能说唐代高、宋代低呢？我想在沧浪、履庵之间确定一种说法，仿佛把二人的妙处合起来，再决定取舍，但还没有来得及。荆川唐顺之，是履庵的老师。履庵曾按照唐顺之的意思，把刘因附列在邵子之后，说他的天资和学力似乎还不足，但已经为庄周、陈献章、静修刘因开创了先声。唉！礼义没有穷尽，人心能够觉悟，何况还有继承风雅颂的歌咏，其中自有诗法。从今以后，又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兼具庄周、陈献章、静修刘因的长处，出入于二人的妙处之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我当时拿《白沙古近诗注》去请教锦台，锦台谦逊地说：“没有什么心得。”锦台生长于新会，距离白沙不远，能够从白沙那里得到开创性的启发，后学已经有所承继了。至于白沙开创《鼓吹》一派的意义，就不必再说了。透彻的领悟，希望锦台还要继续追求。赠文昌大尹罗近云入觐序

译《易》包容天下的道理，卦象从中间开始；从中间开始，就是说从心开始。天下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出于心之外，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心呢？答案是靠减少欲望而得到。圣明天子想要得到这种寡欲的人才，与天下共同日夜操劳，对文昌尤其殷切。文昌地处海边，独以土地贫瘠著称，贡赋和差役的繁重反而更甚。其他州县如同大老鼠啃食禾苗，天子需要人才，而人才不肯顾念我；在这种情况下，文昌尤其难治。就今日的时势而言，如果不是才能远胜常人的人，就不足以挽救这种大过于常人的危局。自古以来到琼州任职的人，只有江西人士和当地百姓相处得宜。然而资质接近百姓，要找到像丰城伯辅之涂那样，天下坚硬之物没有不能破除的，深邃之处没有不能进入的，却又不可多得。近云罗君来自宜黄，我与他偶然相逢，当时还只是妄想着他不过是一个江西人才罢了。任职不久，便在绝无仅有之中发现了仅有的人才。看见县中远近百姓不约而同地称颂他，追问原因，他们说：过去里甲按期追收罚金，以及一切县官不应有却常常被称作常例的费用，前任官员没有不侵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唯独罗侯不是这样。面对天地神明，他内心无愧，脸上也没有惭色，这就是罗侯。那些所谓“阕生白尘”以及完全清白、如明镜般的行事，还不足以称尽他内心所存的品德。天下难道没有因为文昌百姓困穷而使人行骗，百年来像鼠穴一样无法追究、无法禁止的事情吗？罗君在惩罚一人、警戒百人之后，凭借他的意气和力量，一朝之间把这种弊病洗涤干净。大体说来，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事，罗君没有看不见的，也没有不兴办的；只要是百姓的祸害，罗君没有看不见的，也没有不革除的。即使再换许多仆役来细数，也说不尽；罗君为什么能得到百姓这样的拥戴呢？是因为他的内心使然。集聚义理所生的力量，是非不是从外面袭取而来，因此可以用于大事，也可以用于小事；可以持守常道，也可以应对变化。县城一带，靠近清澜、抱凌等地，正是剽掠盗寇往来的渊薮，难道不是因为前任官员把事情交给命运、束手无策，紧急时只好抱着官印逃到村中吗？罗君在战守方面无不尽心，取得林道干等地，所向无敌，看待那些盗寇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远近百姓都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全县得以安居。大体说来，近云侯一人的力量，使百姓因衣食困苦而迁徙、投奔他处，只剩空有户籍册上的姓名，这种情况已经多年了。洞察细微的君子不能不担忧日后百姓将无所遗留。前任也不是没有说过当前急务是招徕流民、使他们复业，但有文书以来，复业者没有一个能在三年之内恢复原状；这样的流民仍源源不断，可以计算。长久下去将会怎样呢？天下的事情，凡是以心感发心、以心回应心的，都有根源和契机，丝毫也无法掩藏。鸿雁飞翔，聚集在泽中，说的正是像罗君这样的县尹；唉，真是贤能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罗君将赶赴庚辰年正月入朝觐见，因为巳卯年八月便离任了，这是急于办理王事。县中百姓不能在早晚之间离开君子所办的县学，教谕某、训导某、生员某等人，带着众人的心意恳请我写一句话作为赠言。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任职掌。守令考核的六项政绩，用来回答并称扬皇上的恩德，罗君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虽然这些本来都是职责所在，如今却被视为故事旧例，反而用馈赠书帕的礼物作为进京的紧要事务。京城里面把它叫作礼，京城外面却叫作贿赂。罗君会这样做吗？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是为了让罗君自我省察。赠李太守母七十寿诞序 天下有像子女对于父母这样亲近的关系吗？想到子女，便想到父母，这是感情无法自已的缘故。天下人都是如此。清江检斋李先生，起初任职于桐芦；己卯年夏天，奉命晋升为万州太守。任职不过数月，无论一州一县，即使居住在山谷中的人，也没有不怀有爱戴太守的心的。人人没有异心，太守凭什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拥戴呢？是因为太守德行深厚，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思考如何报答他。庚辰年正月二十七日，是他母亲七十岁的初度之辰，周岁循环重新开始，也是做子女的一件喜事。学宫士子某某，奉郡中士大夫、师生的意思请求我写几句话，面向清江水边，仿佛向云端跪拜，以表达他们对太守孝行的报答。若只把这种报答说成世俗亲属关系中的报答，言辞虽夸张，却不合事实。母子同出一气，必须有所等待才能成就事业；既然要说，就一定要说到事实，请允许我为各位士人说明。如今圣明天子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设置百官，每一种官职都必须完备，没有一项不是为了百姓。士人读书作文合乎规范，然后授予官职；既然这样，难道可以只会说而不去实行吗？起初本来不是这样，到了后来却大错而变成这样，大抵是被外物牵引，持守不坚定，不免内心发生改变。被外物牵引而内心改变，孟子用“三可而不可以罢休”来对待这种情况；这在自己身上是可以做到的。在父母之间尽孝本来就困难，对母亲尽孝更是难上加难；闺门中的人看见世俗风气如此，便以为义理本来就该如此，于是子女爱敬父母的天性和命令无法从心中解除。李侯也正面对着这种难上加难的处境。汉代有个名叫毛义的人，践行自己的志向，或许也算君子中的一人。最初的心是什么样呢？他捧着任命文书前往安阳时，不知不觉喜色便流露在脸上。万州依靠香藤、板葛等物，过去人们曾徒然羡慕；百姓的衣食还要一并依靠槟榔，海舶贸易从中获利，耕种和养蚕不足以供给生活，不得已才依赖这些东西。其他地方的人到这里做官，不知道本地百姓十有九家都在忧愁困苦，只想着满载财物向北而去。唯独李侯如今不止是遇到事务便办理事务，而是从恻隐之心中发出行动，已经使百姓见到了他的德行。退食后从容自在，穿着羔羊皮衣；一州一县的男女老少谈论他，几乎说个不停，流露出从容自得的美好神态，没有被牵累、内心为难的样子。若不是先有他的母亲从财帛牵累中超然脱出，哪里能有这样一个无所牵累、超出世俗的儿子呢？《诗经》有“不遑将母”和“四牡之使”的诗句；父母何尝会责怪远行的臣子呢？一时之间，乡里都以仁厚为美；家庭之中不止有一个思念远行儿子的母亲，也有不顾辛劳织布的寡妇，其情形可以想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九人〕 然而在春秋以前，人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异的。如今是什么时候呢？《桑柔》篇说：“他们怎么能够使事情善美，竟相继陷入沉溺。”有这样贤德的母亲，唉，不贤能的儿子能够做到这些吗？先有母亲的贤德，然后才有儿子继承母亲。赞颂母亲的美德，所说的话并不是虚妄，实际事迹已经足以说明了。还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养生家说，和乐愉悦是保养元气、获得长寿的根本，也就是说不拿百姓怨恨的钱来奉养母亲。欧阳詹生前虽有离别的忧愁，但母亲内心是快乐的。母亲的心已经在清江之源与儿子相和了，而儿子不用百姓怨恨的钱来奉养母亲。朱晦庵说，每天使用三牲来奉养父母，也不足以称为孝；关键在于儿子的内心快乐。李侯的心如今已经与治理百姓的官署相和，他汇聚一州一县的欢呼声，仿佛将把这种望云思亲的喜悦带给母亲。孟子说：“父母都在，俯仰之间都无愧，这是两种快乐。”李氏全家奉行这一点，酿造春酒来祝愿母亲长寿。酒之所以能够用来祝寿，是因为它象征和气。天地间的和气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唉，这是多么盛美啊！因此我不推辞士人的请求，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至于施行政道、扬名天下，像召伯遗爱之地的甘棠不可砍伐那样，孝行的意义广大而深远；留待日后再同李侯记述，暂且不先说及。《海忠介公全集》卷三 ●《海忠介公全集》卷四 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