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室集卷七

译《道法师实录序》。宋徽宗在位时，方士林灵素诋毁佛教，法师道公据理争辩。徽宗发怒，给他刺面、戴刑具，并流放到陵地。等到林灵素败亡，国家也覆灭了。愚昧的人有时诬蔑佛教，说它能带来祸福。唉！郭隗被任用，燕国就强盛；穆生离去，楚国就灭亡，难道郭隗能够给人带来福分，穆生能够给人带来祸害吗？还是说，喜爱善人的人，众人也会共同亲近；喜爱坏人的人，众人也会共同抛弃呢？何况佛是大圣人，来到中国施行教化，连儿童都信奉他，难道最终可以毁弃吗？世上那些谈论治道的人，必定要以三代为依据；三代没有的，就排斥为异端，唯独不察觉三代所处的地域不过数千里，民俗简朴，先王顺应当时情势，以《诗》《书》《易》《礼》教导他们。后世地域扩大数倍，民俗日益偷薄，而礼乐刑政已经不足以穷尽治道了。于是西竺圣人的教化出现了：不用刑罚赏赐，而劝人自行改正错误、迁向善道；等到趋行于那一道路，便能妙达神明、感化万物。圣君贤臣暗中借助它来治理国家，它对百姓所起的作用广大无边。古代有功于诸侯的人，子孙尚且能够世代享有那片土地，何况我们以道统为后嗣的人呢？如果继承道统却又使它断绝，就不能算真正的继承者了。器物劳损了就更新，火种衰微了就重新钻木取火；不能只有松弛而没有张弛。像法师这样的人，大概就是重新振张宗教的人吧？宣和年间政治昏乱、肆意残虐，难道只是毁坏佛教而已吗？可是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进言。法师甘愿接受斧钺刑戮，吃着他们所供给的食物，却决心为这件事而死；这足以振动世道、激励风俗，那么他就不只是有功于佛教，也是有功于天下。法师去世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年，世上却有人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的十世孙福崇搜集他的遗事，向吴地僧人祖瑛请求撰述。祖瑛惊讶地说：“他是我的祖先啊！”于是追溯家谱，与福崇成为同门兄弟；原来两支分派以后，彼此不相知已经很久了。于是祖瑛拜受此事，撰写实录。文章写成后，请我作序。我看如今寄身佛门的人，安逸居住、丰足饮食，只享受佛教兴盛的好处而不加警戒，哪里还会想到前代先人的极大艰难呢？我担心他们骄盈，因此世间再也没有法师这样的人了。祖瑛光明磊落而有奇特志向，记忆力强，善于辨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希望你努力啊，努力啊！《天禧寺嵩讲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经〉序》。我们的佛法一传入中国，人人都知道佛是大圣人。但当时负责华梵翻译的人解释“佛”的含义，不说是“圣”，而说是“觉者”，因为佛与人同样具有灵明知觉的本性，只是觉悟与昏昧不同罢了。能够觉悟而不昏昧，人人都可以成佛。如果截然以大圣自居，使人觉得彼此像天地那样相隔遥远，人就会退缩自限，失去进修的益处，这也不是用道来教化世人的方法。译者这样解释，实在有深意。并且“觉”有三层含义：能够自觉，是二乘；能够使他人觉悟，是菩萨；能够自觉、觉他而使觉行圆满，是佛。说“觉”就是佛了，又何必借助念佛呢？这是因为人心昏乱，所以佛教人用心念、口诵，由外在功课制约内心，精诚专一，达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常常觉悟而不昏昧，以此反求本性中的佛。金陵法嵩讲主博通经论，曾说修行的捷径没有超过念佛的。于是他考察经典、援引义理，依据佛的行愿，选取五十三佛，并刻印五十三佛名号施送给人，劝人诵念；他的教导启发确实有方法。有人问我：“世间有《诗》《书》《礼》《乐》的教化，这样做难道不会混淆吗？”我说：“圣人的教化虽然不同，却都同样归于行善。” 《诗》《书》《礼》《乐》的教化，文理繁盛而深厚；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这就是道。它不分上等智者和下等愚人，只要从一个念头扩充自性中的妙理，即使平庸的男子、灶边的妇人也都能够做到。假使每家都传授、人人都诵习，下可以止恶兴善，即使刑罚废置也可以；上可以合于真实大道，即使家家都可受到封爵也可以。还将游历清泰之都，登上仁寿之域；那时外物与自我、圣人与凡人融然同体，还有什么可以区别于世间教化的呢？”嵩讲主听了很高兴，请我书写下来作为经序。《送瑞少昙归江西序》。至大年间，我主持余英山寺三年，后来盗贼到来劫掠，寺中财物全都丧失，我仅仅逃脱保全性命。平日与我交情深厚的人都聚在一起躲藏取笑，没有一个顾念我。唯独少昙前来慰劳我，往返了几十次。第二年，佛智迁往径山；三月间灾祸发生，他的弟子大多背离而去，少昙却又和两三个同伴留下侍奉。等到佛智回到江右，少昙分坐太白，不能跟随他，如今又赶到宜阳去探望。想到他这次出行，我感慨更深了。世间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教化，但百姓有时却违背它。沉溺于爱的人会忘记亲人，被利益诱惑的人会伤害义理。我们出家人辞去君父的尊位，断绝夫妇情欲，只有师友之道还与世人相同。我们佛门贵在远游，大方之地有许多同道，成百上千的人共同居住，彼此切磋砥砺，希望最终达到大道。这样对于师友之道也就更加专一，不被欲望扰乱，不与人争利，或许可以有始有终了。唉！谁能说世俗的变化可以移动我们佛门中人呢？像少昙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用来敦厚风俗吗？” 《蕲州庐山接待庵序》。世上从来没有喜好施舍却不享有报答的人。比如翳桑之下的饥饿者得到一箪食物，尚且竭尽力量、舍生效命；大地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施报之事，难道是因为义吗？唉！人的良心已经丧失很久了，大概是上天启发人施舍的心，使人像这样得到它的效验。我们佛门之人剃发居住在僧坊，宫宇、饮食、衣服等供养，没有一样不是仰赖他人；他人也乐于供给我们而不吝惜。有时我们前往四方，于是又有人在道路、亭舍之间建造房屋，奉上浆饮和食物来迎接、慰劳我们。因此出行不用携带粮食，居住不用预备馆舍粮食，也不需要车马、仆役、门扉和鞋履等费用；早晨在吴地，晚上到楚地，遇到那些馆舍主人，就像经过邮驿传递一样。主人看见来客接踵而至，也无暇计较，大都彼此相视，把这种事当作平常。施舍的人不认为这是恩德，受施舍的人也不知道惭愧。没有听说有人责备施舍者要求回报礼遇，这是多么缺乏恩义啊！只是世间百姓往往淡薄于情义，爱会夺走人的判断；有了爱憎，恩怨也就随之产生。所以我们佛门把君主看得尊贵如君，把父母看得亲近如父母，却把这些全都委弃如遗物，让人远游，使他不被情感牵累而专心致力于道。求道必定要寻找师父，而师父并不一定存在于州里乡闾。如果找到师父，有幸听闻道法而归，那么君主就是君主，亲人就是亲人，他们供养了我，我没有不报答的。又何必计算功劳、絮絮叨叨地像乡里的老妇人一样索要回报呢？” 淮右自古就以奇异的山水著称，我佛门三位大士在这里阐扬教化，历代祖师也接连出现在蕲州、舒州之间，直到今天，僧人游行、驻锡仍未断绝。桑门志宏在这里建造庵舍，修道之人如同回到家中。我担心后来继承此业的人会以长期施舍而得不到回报为借口，或许怠慢这项事业，使志宏的心愿不能完成。至于有幸安居在这里、得到饮食休息的人，也不能不自我勉励。因此写下这些话来训诫他们。

译《道塲寺云峯阁诗序》。东汉时，身毒僧人摩腾来到中国，鸿胪寺接待并安置他；后来僧人居住的地方都称为“寺”，并用戒律制度管理，因此寺院大多以戒律命名。梁代有禅法，隋唐有教法，虽然各自用道理训导弟子，寺院仍然属于律寺。贞元年间，大智禅师制定《禅门清规》，禅与律从此开始分判。按照清规设置东西两序：西序负责仪范大众，东序负责总理各项事务，财库收支也由它掌管。然而过去仍由两序共同任职办事，是想让历练完备的人处理事务，以免因陌生而出差错，并不以东西两序为嫌。如今却反过来了：志向高洁的人不适合世俗事务，习惯世俗的人又容易接近污浊，于是东序的职务开始成为弊病。有人说：“既然我已经污浊了，就甘愿承受而不推辞；一定要贪取丰厚贿赂，装饰车马，甚至让百姓供养自己的衣服、仆役、马夫和杂役，规模等同巨室；还要竭力培植党羽来胁迫主持，饱饮美酒，大口吃肉，使贪官不敢过问。更严重的，拥有价值万计的产业，所以才有了役使僧人的议论。唉！寺院还有多少不会一同沦亡呢？”我走遍四方，所经历的寺院成百上千，寻求不同于这种情况的，只有霅地道塲寺的耆宿渭公。他曾任寺院东序，以廉洁节俭闻名。起初寺院不与人争竞，他能够损己以宽济公事，公事因此宽裕；又更加捐出资财，向同党表明自己不谋私利。于是他开辟方丈之地，建造高大的楼阁让住持居住。楼阁建成后，吴越的高僧大德以及湖海间的名流，都作歌诗颂文为它落成，向我索求序文。我看世人劳作之后才获得食物，建功之后才获得居所，谁不希望把丰厚利益归于自己？其中有公心，也有私心。假使能够明辨公私，再加上才干来建成一座楼阁，难道会很难吗？渭公能使同伴不受污染，又竭尽自己的资财刊刻《传灯录》十卷，施送给各大名山；他的作为远远超过常人。那么颂扬他的人不只是赞美渭公，也将使他的同伴受到警戒。我对此时世不能不深有感触。《悼中天竺布衲雍公偈序》。延祐四年四月七日，禅师雍公在天竺中峯圆寂。第五天火化，收取牙齿、下颌骨、舍利以及平常所持的木槵子等未被烧尽之物，建窣堵波收藏起来。在此以前，他因病移居天胜院，卧了一个月，说：“难道我能忘记大众吗？”于是立即抬回中峯，勉强支撑病体训导弟子，并告诫执事者，把事情写成十多封信；又与友人诀别，然后安然顺受。大众互相看着，悲痛不已。人的道德可贵，难道在于真诚吗？这正是本性。佛教流传到中原以后，各位祖师谈论本性，没有不深入奥妙的；但最终都拘泥于文辞，不能充分表现自己。到了我的祖师以直指本心的教法传来，使人豁然获得本来具有的东西；这种教法发展到末流也不可能没有弊端，后来的宗师又因这些弊端而制定规范，所以出现了倡导越高、机锋越峻烈的情况。正如三代以后质朴风气散失，教化衰败，于是采用刑禁束缚的手段；誓命不能实行，于是列出盟约、防御、侵伐的条例；这些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奇异变化没有常规，纵放和擒制也没有固定端绪，哪里能够拘取它们的形迹呢？如今的学者不能以真诚穷尽本性的妙理，只是玩弄表面形迹，彼此师徒相授，说：“某人这样做显得高峻，某人这样做平实，不要学习。”他们毁坏关锁，凿取孔穴，模仿那些言语中相近的部分，认为那就是古法；凭此便越次跻身清贵之列，主持大寺，傲然以此名闻于世，而世人也安然不觉得奇怪，究竟谁还能辨出伪与真呢？” 唉！唯独在生死变化面前不能欺伪，不必等到追问，真伪就已经清楚了。禅师起初住在天目山西边的山峰，侍奉高峯妙公；为了完成各种劳役，亲自舂米、烧饭、砍柴、烧薪。晚年继承妙公的道法，当然知道与这种作风不同的是什么。他受漕使瞿公之请住在大觉寺，辛劳了十多年；众人多次逃走，后来又思念他，陆续回来。然而他不以威势压人，有人住久了便轻慢他，他也不在意。住在中峯以后，来的人更多；粮食接济不上时，他亲自乞食以供大众，形貌瘦黑，仪止简少，言语又质朴少文，人们起初讥笑他不合风雅。到了这时，众人都深感惭愧悔恨，哪里只是惭愧，反而赞誉他了？赞誉还没有停止，便又开始哀悼他了。我得到南山所作的若干首悼偈，拿来给我看。我高兴它们能够厚重根本而不拘泥末节，可以激励劝导学者，所以为它们作序。《送方上人序》。士人看重远游，是因为能够结交天下士人。近来王公礼待士人的礼制废弛，士人不能远游，只有我们佛门中人能够纵情游历，北到燕地，南至越地。所到各寺，都由典客司负责接待。游历的好处不只是贪图馆舍，还在于迎送有礼，先后有序，宾主唱和问答，机锋横出、应对迅疾，都有足以观赏之处。因此论远游，没有比我们佛门中人更方便的；论交游广泛、能够逐一阅历各色人物，也没有比典客更方便的。然而还必须选择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寺院众多，才能见到天下士人；典客的事务也最为繁杂。才俊之士不屑于屈居其下，又不能很好地接待宾客，因此名声也一直默默无闻。延祐四年，杭州净慈寺让方上人担任典客，宾客到来就像驿站迎客一样，他很能胜任职务，因此声誉日益增长。以都邑的繁盛、宾客的众多而言，没有超过钱唐的；而净慈寺又是大寺，于是让上人主管宾客。上人是衢州人，衢州的风俗多崇尚儒学，流入佛门的人也渐渐染上儒者习气，所以方上人虽然游历各地，却没有废弃吟诗之事，游人都以此为乐。然而我们佛门游历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夸耀山水、羡慕名声显达，也不是专意从事琐碎的诗篇文章。因此方上人归去时，友人赠给他的话，不用诗而用偈；争相把古代高僧的事迹告诉他，其中自有深意。上人的见识真是深厚啊！

译《杨云岩居士作〈蒋山僧堂偈〉序》。古代寺院的制度都有僧堂，但僧堂只用于共同用餐。至于睡卧起居，则另有房间；如今教院、律院仍然如此。唯独禅林自唐代开元年间百丈海禅师制定清规后，在僧堂中设置长连床，老少僧人全都住在那里。床头设木函，里面只装三衣一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积蓄。坐卧起居都有固定时间，从早晚、午夜直到天明，都由长老、首座巡视警戒；懒惰者受罚，不遵守教规者驱逐。至于禅定寂静、辛苦修行，枯枝般寂然，止水般清静，成百上千的僧人肃然有序。自贞元至今六百年，其他规矩全都废弃，僧人散居寺内寺外；严重的，一个人占据几十间房屋，积累价值万计的产业，车马仆从等同巨室，冒犯刑法，玷污宗教，种种事例说不胜说。可是僧堂的规矩独自还保存古制。假如天下凡是称为僧人的人，都撤掉自己的私室，禁止私自蓄积，把他们集中约束在一座僧堂中，再申明祖师的规矩，教导他们，难道还会有前面所说的弊病吗？僧人终身不越出堂中，继而达到不昏不乱、虚而能照、寂而能应，超越生死、越过三界；即使古代圣贤，也没有超出这一境界。金陵蒋山寺创建于梁代，宝公最初命名为开善；宋熙宁年间改建为禅院，居住僧众成百上千，号称江左第一。泰定二年春天，寺院因未加戒备而遭遇火灾，全部化为灰烬。长老昙芳禅师能够以诚意感动人心，人们因此乐于为他效力，无论贵贱贫富，都愿意出力听从差遣，希望一年之内重建寺院，结果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长者杨震之说：“僧堂是禅林的元气，我来为它建造。”工程完毕时，费用达到钞十万贯有余；楼阁高明敞亮、地势高爽，比旧堂更加优胜。杨震之又与诸公登上僧堂，作歌诗颂文为它落成。我看佛寺兴建，大多谋求于施主，但往往都以佛像和金碧装饰的壮盛来炫耀于人的耳目，又希望借此求得福田利益。杨震之既不炫耀，也不祈求福报，他的志向一定是说：“居住在这座僧堂中的人，要能够明白佛性，传承佛道。”如果这样，那么向外界求取回报的人，责任就轻；把责任归于自身、要求自身修行的人，任务就重。我们佛门中人居住在这里，难道能不警戒、不畏惧吗？” 《王氏孝感瑞华图诗序》。世上出现符瑞神异之事，书中有记载，今天也有应验；耳闻目睹，这类事情屡屡发生。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究明它们究竟从何而来，使人明白无疑，原因是什么呢？只是以孔子不谈怪异作为解释吗？那么孔子之所以不谈，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怪异之事不值得谈论。如果这样，那么“本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道理，难道也不值得谈论吗？孔子生逢乱世，道德衰降、风俗浅薄，所以顺应时势救治弊病，扶持纲常。如果不是切合人事，只是担心使人迷惑，才特意把它秘藏起来而不说。既然如此，难道它最终仍然不能用言语说明吗？西方有佛说：“人的本性，来时没有起点，去时没有终点。广大则成为天地，分散则成为万物；太阳悬在上面，雨泽降在下面，山岳河海、花草树木、鳞介之类，乃至神奇物怪、千变万化的一切，都从同一本性中产生。”所以才有打开经书使风回转、喷洒酒水使雨降下、孝心感动而鱼儿跃出、诚意感通而竹笋破土、泉水涌出的事情；这只是本性本来具备的力量，并不是凭借外物。假使能够完全发挥本性的妙用，即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养，也不止于此。我从王侯瑞华所显现的奇异现象中，又一次验证了这番话。当初，王侯的父亲忠愍公出使日本，死于国事。侯母正值盛年，发誓削发为尼。她曾拜访高峰妙公，从而领悟了佛性之妙。侯氏自二十岁出仕以来，便以才能著称，屡次升迁至三品官，同时奉养母亲极为孝顺。母亲既已学佛，便淡泊地处于尘世之外。至治二年七月初一，她盘腿端坐而逝，于是按照佛教仪制火化，得到五色舍利，便凿石制成窣堵波安葬了她。侯氏仍穿着丧服守丧三年，这是遵从儒家的礼制。有一天，他在灵筵前祭奠，花瓶中插着一枝折下的山丹花，不久忽然结出一个像杯子一样的东西，洁白晶莹如玉如雪，人们都感到奇异。可是，因诗文而著称、受到赞美的人又何止一个呢？侯氏认为他的母亲是佛门弟子，便向我征求言辞。我于是把佛教的道理告诉他说：“人人都有这种本性，只是被外物诱惑，仿佛被遮蔽，又仿佛失去了它。如果没有使本性明白并复归的功夫，怎么能够死而心神不乱呢？”想要研究本性之学的人，不能超过外物；而治理天下的道理，必定要运用于儒家礼法。如今侯氏对待母亲，彰明佛性的道理，采用儒家的礼制，由此感通，所以奇花显现的征兆，不过是善性显著的表现罢了。侯氏如今正受到任用，应当扩充并发扬这种善性，把孝转移到忠上，用来使君主受益、百姓蒙惠，使祥瑞应验，甘露降下，醴泉涌出，那么后世之人又将不停地歌咏他了。侯氏名都，中途曾任两浙漕使，如今担任福建道都元帅。他的母亲张氏，讳普贵，字无为。以上。

译送张子安御史序 南方监察机构所管辖的三省中，江浙最为重要。每年派监察巡按，必定选取名列前茅的人前往。天历改元那年秋天，张公子安来到杭州。当时前任宰相刚刚去世，北方正在用兵，供应物资的事务繁多而紧迫，海上捕获的间谍在市集上被杀，人心汹涌恐惧。子安从浙西向东进入福建，巡行各郡来镇定安抚百姓，随着事情的实际情况增减措施，观察时势而决定收放，对外严肃，对内宽恕，百姓得以安定。起初行省征收礼物和钱财过度，到这时他便弹劾其罪，追讨所征之物归还原主。天子听说后赐给他财帛，以表彰他的正直。君子认为子安由此懂得政务和刑法。按《周官》所说，御史掌管传达命令、记录事务；自秦汉以来，又任命他们负责弹劾，宋代又兼有规谏的职责。本朝对这一选任也很重视，每位御史佩带一枚印章，使他能够专门上言政事。朝廷的纲纪，中外各部门官员的贤能或不肖，官府侵蚀政事的弊病，百姓隐伏的疾苦，都必须周遍了解并详尽报告。虽然说是责察他人，但不知道别人责察自己，责任尤其重大。然而了解事情有不周全之处，所说的话有时也不恰当，于是设置巡按的制度，考察当地风俗，访察政务得失。就像古人观览《诗经》来了解民风，持节巡行天下而听取政事，凡事没有不能言说的。可是后世的君子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覆核巡按文书，奉行旧例罢了。不把人作为依据而把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不寻求事实真相而只寻求表面痕迹，于是有人稍有不正，官吏便深文巧诋，使案情牢不可破。即使有子产那样的智慧，又能从哪里找出他的过错呢？有的人贪图俸禄、爱惜自身，看见有人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或无辜之人因祸而受到上级好恶的牵连，便战战兢兢，只怕有所听闻而连累自己。他们必定先行放弃此事离开，何况敢于打击强暴、为受冤屈者申理呢？又有的人为了避嫌、害怕讥讽，白天奔驰百里，晚上住在公馆，告诫守门吏牢牢关闭门锁，即使亲友也不能面对面相见。他们坐在屋梁之下整日无所作为，对户外的事情完全不加察看，这哪里还有所谓的考察和访察呢？像这样尚且还说是遵守成文而不造成危害，何况还有更多不可胜言的弊病呢？虽然如此，衣服一定要脏了以后才洗，井一定要坏了以后才淘，不出现破败，又有谁来更换它呢？所以皇上即位之初，首先确定了风宪官的选任，凡是提拔任用的人大多是奇异之士，而子安尤其受到宠信。我知道他将以勤勉忠诚、不顾自身的精神整肃国家法纪，施展他大有作为的抱负。一定要尊崇道德而抑制奔走竞争，那么君子就会按类进用，小人也不敢侥幸求进。先施行教化，后使用刑罚，那么官吏畏惧法律而懂得义理，诉讼案件也会减少。选拔贤能的太守和县令，迅速提拔他们、扶植他们，使他们能够充分施行治理百姓的职责，那么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盗贼平息，国家的财政也会宽裕。像吕公著所说的：“御史应当论述国家利害的大计，不要察究官府文书簿册上的细小过失。”这话我很赞同。我又是居住山林、游于尘世之外的人，对于时政并不通晓。近来圣明的天子把潜邸改建为寺院宫殿，命我居住在那里，而子安对我的厚爱又特别深。因为他所主管的是直言进谏之职，我怎敢不把所听到的道理诵说出来，坦率地告诉他呢？

译王可毅尚书还朝序 金陵是古代建都的地方。然而从孙吴以下，各朝都只是偏据南方，不能统一天下。议论者说，天地之气到了南方就达到极点，不可以在那里建立大国、朝会诸侯。大概阳气产生于子时，在午时达到极点。子位在北方，北方之“朔”又有复苏之意，是说万物到了这里灭绝而又复苏，开始成为结束，结束又成为开始，生生不息、没有穷尽。一定要王者从北方南下，使阴阳相乘，气机循环，然后才可以承当这一形势。乙丑年，今上皇帝以潜龙之身来统治天下，而从前所说的龙盘虎踞之地，似乎增加了雄伟气象，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的君主。议论者又说，古代天子巡行诸侯国，后世却不是这样。然而上天降生一位拯救世道的圣人，必定先使他周游南北，以通晓民情，承担上天托付的使命。正如世祖向西出关陕，渡过襄水、汉水，向南进取武昌，回来继承大统，统一天下，从而开创太平万世的根基。今上是世祖的曾孙，早年经历艰难险阻，车马周游天下；这是上天用来交付世祖的使命，如今又把它交给了他。天历改元十二月，皇上把潜邸改为大龙翔集▯寺，也如同世祖驻跸武昌而在那里建立元兴寺一样。第二年九月，命工部尚书王公前来主持这项工程。在此以前，皇上命行御史台选择主持僧居住在这座寺院，不因为他是大防而认为他不肖，使他准备洒扫事务；因此我每天能够承受尚书公的差遣，也趁机私下观察他的为人。他温和如春风，深广得看不见边际。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一定要求自己内在不以丝毫欺骗君主，对外不以丝毫欺骗百姓；与朋友交往以诚信，处理事务简约而严明，统御下属和顺，平易而乐于成人之美。这项工程开始兴建时，江南发生大旱，百姓开始疑惧。王公到达以后，仿照内府的例子，每天给工人发放数量不等的钱米；各类工匠纷纷到来，不约而同聚集了二千人。于是悬挂鼓、敲响铎铃，用来考核他们的勤惰，所以工地没有白白消耗粮食的人，五十天便把木材等材料准备齐全了。十一月，朝廷升任王公为天官尚书，派使者催促他回朝。有客人问我说：“尚书是天子的近臣，学问和政事正要施行于天下，天下人从早到晚都盼望着他，却滞留在一座寺院的工程上，似乎与常理不合。何况佛教的道理，对于世间的教化究竟怎样呢？请不要被私情蒙蔽，请为我陈述。”于是我对他说：“佛教的教法简约而广大，无为而治；上等智慧的人依此而达到本性，与真实大道精妙契合；中等及以下的人也还能因此迁善避祸。所以它教化人的作用有大有小。像唐代的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宋代仁宗朝的富弼、范仲淹，也可以说是圣明贤能的君主和宰相。”他们都借助佛教之道来使天下向善，而本朝信奉佛教的笃厚程度，超过了古代。大概天下内外，四方万国全都称臣，各地习俗虽然不同，但十之八九很少有不奉事佛教、遵循佛教教化而向善的。谁能说它对世间没有补益呢？有时对佛教接纳过度，放纵僧徒而不加过问，破坏礼法、侵害百姓，这是沉溺于佛教的外在形式而没有适合时宜。但这并不是佛教本身的过错。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而尚书公正以房玄龄、杜如晦、富弼、范仲淹自我期许，凡是提出建议、发表见解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合于大道。难道因为年成饥荒、百姓没有食物，商人没有地方出售材料，工匠没有地方获得技艺的报酬，就能相互坐视百姓饿死而不顾吗？他却在农闲时大量拿出钱粮，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借此完成工程，借此救济贫乏，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何况潜邸地位重要，皇上曾在那里居住四年，臣子在这里为祈求天子长久、尽忠效力，不是很合宜吗？所承担的事务既然已经记在心中，就不应逃避难易；身体也不应选择劳苦安逸，这同样是他的职责。客人于是惭愧道歉，便把这些话转告给尚书公。尚书公说：“你说得对。我出发的日子已经定了，何不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我北归时的赠行序文呢？” 王公名士▯，字可毅，都是皇上所赐命的。送岳柱留守还朝序 皇上在金陵居住了四年，山川百灵保佑圣体，功勋盛大、德行深厚，于是登上大统。即位之初，首先把所居住的地方改建为大龙翔集▯寺。第二年，工程材料准备齐全，但因为当年气候方向不利而停止。又过了一年，皇上命岳柱公前来测量日影、考察方位，筑基营建。至于费用从哪里支出，官吏如何效力，又有防官统领大纲，御史纠察懈怠，他们对此都恭敬谨慎、戒惧不已。每天早晨漏下五刻，岳柱公必定先到，随后击鼓下令，设置名册来考察属下；告诫某人某事，并根据聚集人数的增减，把它寄寓在勤惰、宽急之间，即使是善于历算和计数的人，也无法看出其中的奥妙。不到十个月工程便落成了，布局规划和规制完全仿照京都，而江南有些人还没有见过，因此吴越、湘汉一带的人带着粮食前来游览，道路上前后相接，惊动心神、震骇眼目，甚至有人画图带回去，四处传播并夸赞，说本朝崇奉佛教，是古来未有的，却不能推究其中的用意。有人从五行学说来解释，说：“我国起源于北方，北方属水；佛出生于西方，西方属金。金能生水，这是要培植根本来加强枝干，疏浚源头来引导水流，如同母子一样。”唉！这不也是只议论佛教的外在形式而不追究其教义，只谈它的功用而没有涉及它的道吗？这正是不懂佛教。恭敬地想，世祖完全占有天下，文治安抚、武力平定，各有施展；而佛教慈仁和悦，不凭刑罚威势和赏赐，劝人自己畏惧恶行、趋向善行，可以熏陶出最和谐的风气，使我们的百姓进入仁慈长寿的境域，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历代朝廷都遵奉它作为盛大典礼。然而尊崇它的教法，就必须严肃地对待它的居所；弘扬它的道法，就必须寻求合适的人才。严格治理寺院而取得成功，是王公的职责；弘扬道法而还不知道从哪里取得成效，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开始时高兴，再后来惭愧，到了第三层便感到害怕了。自从奉命负责洒扫以来，我早晚战战兢兢，于是思考率领僧众以无为之道建立功勋，在不可见处成就美善，使六根不再凭借聪明，心灵的工匠也不能施展技巧；让高峻的建筑成为根基，幽深的殿宇成为内奥，与万物同体同游，这就是我修养内心的方式。假如我修养内心，能够像王公治理工程那样取得成效，大概就可以免于惭愧了。王公是鸿吉哩氏，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母亲去世二十年后，他见到别人有母亲，谈话偶然涉及母亲，必定流泪呜咽不止。他与诸弟交友相处始终没有间隔；说到做官，则没有什么特殊政绩。他曾经镇守覃怀，蝗虫来到属县修武，那里有唐太宗庙，王公向神祈祷，当晚下了大雨，蝗虫全都死了。至治年间，朝廷修建大庙，命王公主持工程，事情办成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至今还在传诵。因此他特别受到选拔任命，才有这次出行。于是授予王公留守之职。听说到了至顺辛未十月，又有命令召他回朝，他便重新回到山中。大防作序来赠送给他。

译梅孝子序 梅孝子居住在吴门，孝敬父母，有超越常人的行为。他的母亲曾病得很重，医药都不能治，于是他割取大腿上的肉煮成羹进给母亲。母亲吃了以后病愈。后来母亲又生病，而且更加严重，孝子取有膏油的香做成大炷，在头顶和手臂上点燃，向上天祈祷，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延长母亲的寿命。当时正值傍晚阴雨，他拜起后抬头仰望，云雾阴霾忽然消散，天空晴朗，星斗显露。母亲眼睛昏花，却看见一位衣冠盛大的神人，拿着一盂水洒在她身上；她随即起身，安然无恙。今年她将近八十岁，身体反而更加康健强壮。同乡人士作诗作文称道此事的很多。有人根据韩愈《鄠人》篇中的说法，怀疑这种行为会因损伤身体而导致死亡，因而触犯政令，便来向我询问。我说，事情有常规，也有权宜；世道衰微、风俗低下，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假如有一件善行，君子赞美他的志向而宽恕他的情实，是可以的。子路为父命而死，申生为父命而死，鉏麑为主人而死，关龙逢、比干为君主而死，史书都称道他们，并不因伤害生命而有所嫌疑。仁人孝子不忍看见亲人陷于危险，有时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使亲人活下来，哪里还会顾及一次创伤的严重呢？即使因此死去也甘心，更何况未必一定会死呢？况且人心感应比影子和回声还要迅速，蔡顺的母亲咬自己的手指，蔡顺便在心中有所感动。朱寿昌七岁失去母亲，寻找了五十年也没有找到，于是燃烧头顶和手臂，刺破手指用血书写佛经，祈求最终能够见到母亲。这就是所说的尽完人事而显现天理。天理就是本性。由本性的充实，可以贯通天地神明，通达生死变化，从而达到大道。曾子说“在父母尚未想到之前便体察他们的心意，承接他们的志向，使父母明白大道”，这是孝道中最大的表现。孝子如果能够由此明白自己的本性并进于大道，那么他在奉养父母方面，难道还会有未尽之处吗？孝子名应，字荣甫，我没有见过他；来向我询问此事的，是蜀地僧人光公写信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样。送防医冯善甫序 道德的尊贵崇高由来已久。然而要用道德辅佐社会、教导百姓，如果没有长久的熏陶浸润，就很难迅速取得教化的成效。至于诸子百家的学问，虽然各有可观之处，但能够救护生命、体恤疾病，切合当时的实际需要，把恩惠施加给人的，没有比医家更好的了。因此古代那些杰出伟岸的人，如果不被当时任用，便愿意做良医来施展自己的志向。世俗一天天衰落，庸医为了牟利而冒险求幸，专门侥幸尝试自己的医术，因而误治致死、不能享尽天年的人是有的。我来到金陵，结识冯君善甫。他以名医的身份担任宪防郎，平日常与公卿贵游交往；但听说有人生病，即使身份卑贱贫穷，也没有不前往诊视的，全都给他们良药。有的病用别的药不能治，再请善甫诊治，疾病没有不痊愈的。至于病人有所酬谢，他便推辞而不肯随便接受，人们都称赞他是长者。后至元二年夏天，台僧防翁病重将死，气息几乎断绝，他的朋友请善甫治疗，随即便恢复无恙。防翁感念他的恩德，把这件事写入歌诗。我看人活着，休养生息、聚集精力，只求身体安适，寻求甘美柔脆的食物来满足欲望，时时诊察身体以调畅气机，尚且害怕发生意外。可是我们这些僧人行走四方，冒犯寒暑，忘记饥渴，▯影万里，没有僮仆亲旧相互照料，却孜孜不倦地追求闻道而后止，本来就要把形骸置之度外，忘掉身体和性命，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一样。仁人的内心，难道能不因此产生忧念吗？善甫对待防翁，原本就没有指望得到报答，所以我把医者的功绩列在诸子之上，并把道德的美善告诉他，这并不是虚假的赞美。《蒲室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蒲室集》卷八 元代 释大防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