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室集卷八

译序 奉敕重修《百丈山大智觉照▯宗妙行禅师禅林清规》九章序 祝圣章 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白大道。所以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都尊崇我们西方佛教，不把我们僧徒仅仅当作世俗礼制中的人来对待，这是因为尊重佛道。本朝尤其优厚地礼遇佛教，特意免除赋税和徭役，使僧众安居其所，并希望他们竭尽力量于佛道。圣上的恩德广大深厚，天地也无法穷尽。一定要悟明佛性，以归于最高的善；发挥佛法的妙用，以超越最神妙的境界。用无为的教化引导百姓，使社会进入仁慈长寿的境域；以此报答君主，这才是我们僧徒应当尽心竭力的事情。它应当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早晚都必须祝祷，吃一顿饭也不能忘记，并且要存守相应的规矩。报本章 本性是人的根本。它振动天地，却没有人知道它的起始；穷尽万世，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结。佛与众生同样具有这种本性，悟到它便登上妙觉，迷失它便在生死中流浪。从一劫到一劫，六道各自奔趋，业报辗转相续，没有穷尽。所依靠的，是圣人教训浩荡，可以作为依凭。我们僧徒有幸身着僧服、列入法系，应把佛的行为遵奉为戒律，把佛的言语宣说为教法，把佛的心意传承为禅法，并循着我们所说的这个根本，使自己同万物的完整体性和妙用相合，这样才可以称为佛弟子，延续佛法的慧命。至于在忌日追悼，难道只是世俗礼制吗？报国恩章 国家有禘祭和祫祭，也有四时的祭祀，用来彰明功德，尊崇根本和始祖，重视继承。圣朝崇奉佛教，自世祖以下，都各自建立寺院，说是因为佛以应化之身统御天下，教化仪式完成后，又归于佛位。因此设置圣容，备置佛坛佛场，每月举行五次祭祀。龙翔寺是文帝潜邸，每年春秋两次忌日，各诵阅藏经七日，结束后由臣下设奠，陈列礼仪如同对待在世之人，以寄托追念之情。然而我们僧徒早晚居住在这里，不应把华美的居所、安逸的饮食当作安乐，只应勉励自己修道并思考报效，希望最终达到心法俱灭、施受两忘；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白白吃饭、白白居住。要勉励啊，要勉励啊！至于世祖及列圣的忌日，各官到期便前往各寺进香，谨慎地把日期记在左边。尊祖章 人们各自祭祀自己的祖先，是因为看重祖先形体生命的起始。形体生命开始于爱，但形体有时会变化消亡，爱也有时会穷尽。只有本性的灵明永不昏昧，不依赖出生而存在，也不随死亡而消失。所以佛教教人，必定先使人明白本性。学佛的人后来又拘泥于文字，不能得到佛教的旨趣，就像医生熟悉医方典籍却废弃药物和砭石一样，有什么益处呢？等到达磨祖师来到中国，开示直指本心的道理，人们才豁然看见自性之妙，不求助于文字，也不凭借言语和沉默，而是在咳嗽声、形色之外有所领悟。那么我们僧徒传承祖师之道、继承祖师之位，就像火传薪、水盛于器一样，古今之间没有丝毫差别，这不比重视形体生命的起始更重要吗？后来百丈海禅师又制定清规来安置和管理僧众，禅林于是开始形成。白云端公认为应当在中央祭祀达磨，百丈在右侧陪祀，各寺院的开山祖师配享；这些内容见于《祖堂纲纪序》。住持章 佛教传入中国四百年后达磨来到，又传了八代而到百丈海公。那时只是以道相互传授，有的住在岩洞，有的寄居律寺，从未听说有“住持”这个名称。百丈时期禅宗逐渐兴盛，上至君主、宰相、王公，下至儒者、老者和各家学人，都向往禅风、询问佛道，门徒极多。如果不提高住持的地位，师法就不能严明。于是开始奉自己的老师为住持，尊称为长老，就像天竺称须菩提一样，因为他年齿和德行都很尊贵。建造宽广的殿堂让大众居住，设置东西两序来分掌职务，制度于是完备明晰。至于从事劳作，住持仍然同大众共同分担劳苦，说：“一天不劳动，一天不得吃饭。”哪里还有粮仓丰足、车马仆从安逸的事呢？所以最初住持由大众推举，后来即使官府任命，也有很多人辞谢聘任而不赴任。后来却有权贵豪强相继争夺住持之位，把它看作奇货。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一座寺院就会荒废荡尽，还会给后人留下党羽，蔓延数十年也无法收拾，并且往往传出报应惨烈、令人不忍听闻的事情。难道不应戒惧吗？两序章 设置两序，是为了替大众办事，同时提纲挈领、宣扬道法，文饰宗门教义。至于掌管仓库钱粮、历办各种事务，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熟习。这样以后，才能据有职位而称师，面对大众、驾驭万物；这就是所谓成就自己而又成就他人吧？古代还曾东西两序互换位置、交替任职，并不把资历高低看作嫌疑。如今分成两边而互相排斥，是不对的。甚至出现结党争斗、强弱形势不同，直到彼此不能相容的情况。只有主持者重申祖训来告诫他们，想要使他们不争，就必须谨慎选择任用的人，使每个人都恰当地履行职责，这样才可以没有任何非议。大众章 归墟之水、邓林之木，都是聚集得很多的东西。如今大方丈安置大众，千百人倒空粮仓来做饭，烧光山上的树木来做饭，也是一种聚集。四方的人到这里来，如同回到家一样，仿佛这里本来就是自己所有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佛认为，人们在三界中流转，在生死之间出没，只有明白大道、悟得本性，才能超越而达到妙觉；这样，各类众生都能借助佛法得到善果，所以佛教训导门徒，以反省自己为要。于是人人对待僧徒，就像对待自己的老师一样，即使摩肩接踵地来到这里，也只怕供奉得不够，不会因为人多而稍有怠慢。否则，世上因一尺土地、一斗粮食而互相争讼的人多着呢。难道他们只是愚蠢吗？他们甘愿交出财产来扩建我们的居所，停止自己的饮食来供养我们的僧徒。我们僧徒在这里吃饭、在这里居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节腊章 僧人不按年龄排序，而按受戒年限排序，以区别于世俗。西域一年分为三个时节，其中一时作为安居期，出入都有禁令。无论坐禅、诵经、行走还是端坐，都依受戒先后的次序排列，并以九十天来专心修道，以三十天来经营养身的物资，使内在修行和外在生活都得到供养，身心俱安。在限定的期限内精进修行，一寸光阴也不放弃，更要珍惜一寸光阴；行为还要兼有慈悲和忍耐，谨慎啊！圣人的教训应当万世永远遵行。五印度地域广大，暑寒、雨水和水涝各不相同，所以结制安居有在四月、五月、十二月开始的，但都从十六日开始。所谓两种安居，是根据地域和时令，唯求适宜安稳；有的叫坐夏，有的叫坐腊，“戒腊”的意义就由此而来。有人说，像检验蜡人是否冰洁一样，以坐腊之人来检验其修行；又有人说把蜡人埋入地下，以检验修行成败，这近似淫巫的俚俗之语，难道不是流传中的讹误吗？况且我们所修证的圣境不可窥测，难道能用外物测量它的进退吗？如今禅林结制，有在四月十五日解制的，有在七月十五日解制的；有的在前一天讲行礼仪，而在期限内专心修道，所以即使增添了繁复的文饰，也只是随方而行的毗尼戒律。有人议论说这不合佛法，却不知道它得到了佛法之外的深意。中原以冬季作为一阳初生之始，一年作为四时终结之始，万物此时更新，人情都相互庆贺；礼制贵在与风俗相同，教化在于适应时宜，所以把冬季的结制、解制和新年列为四大节日。

译往来行止都遵循规矩，足以让人高高瞻仰龙象汇聚的法筵；主客之间相互倡和酬答，也兼能听到狮子般的吼声。礼仪文辞井然有序，多么盛大美好啊！法器章 上古时代，有教化而没有教令；教化不足，礼乐便兴起了。击壤歌唱，比不上九成乐舞的演奏；在洼地土器中饮酒，也不如五齐之酒醇厚。然而文饰产生于质朴，最可贵的仍在于根本。我们天竺的圣人最初示现教化时，说人人都具有妙觉，本来没有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万物各自都具足真实本性，哪里有清净和污秽呢？不必假借修行证悟，也不涉入功夫作用，但昏昧的人却茫然自失，如同聋子和盲人。于是便根据众生根机设置教法，敲击犍椎召集大众，把它演说为三藏，把它修习为禅定，直到四十九年，教化的仪式才完成。梵语“犍椎”，凡是瓦、木、铜、铁等能够发声的器物都可以称为犍椎，例如钟、磬、铙、鼓、椎、板、螺、呗；丛林至今仍仿效这种制度而使用它们，用来警醒昏沉懈怠，肃整教令，引导幽暗滞塞的心灵，并使神灵和人都和谐。至于大定之中常有感应，大用之中常归寂静；听见并非真正有所听见，觉知也并非真正有所觉知。以之考察，以之敲击，玄妙的教化之风便广为传播；无思无为，教化的太平岁月自然长久，成为和乐的仁寿之域、清净安泰之都。曹文贞公续集序 我曾读《唐房杜王魏传》，书中都称赞他们善于写文章，但他们的文章散佚而没有流传，只特别记载了他们辅佐宰相的功业以及善于进谏中尤其显著的方面。直到今天，人们还人人称诵，却又遗憾不能看到他们的全集。然而圣人教导人的根本，在于尊崇德性，探究学问；士人的品行之美，以德行完整为上。内心德行充实，外在文章便显现；至于政治措施的施行，则必定要等待时势和命运，这不是君子能够完全预料的。所以观察人物的方法，称道他的政绩，不如评论他的才干；诵读他的言论，不如熏染他的德行。往年吴兴赵公子昂、巴邑邓公善之，与我属于方外之交，曾拍掌谈论人物，多次称赞汉泉曹公士开的才德之美，因此我便在心中记住了他。至治年间，曹公以侍御史身份来任浙西宪使，省院百司都因畏惧而战栗，他的善政显著闻名。天历初年，文皇尊重任用儒臣，特意授予曹公西台中丞之职，不久便以年老请求退休，死于家中，谥号文贞公。至正四年，御史台下达文书，把曹公的各部文集刻印于各路府学，表示褒奖尊崇元老、劝勉激励后人的意思，使后人有所仿效。古代国家还要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汉、魏、晋、唐以来，诗歌更加兴盛，但仍然一定要选择名家流传后世的作品，然后人们才诵读并家家收藏。像曹公的作品，本来就可以成为名家之作并流传后世。曹公的幼弟南防管勾君，又从曹公的宾客、随从、僚佐、门生和旧日属吏所称道、传写的作品中搜集材料，共得诗文若干编，汇成《续集》若干卷，增加刻印，可以说是善于继承父兄事业的人了。至于曹公遍历台省、建言论事以及杂著书稿，并不止这些，仍有收藏在敭山家塾中的。管勾君因为职务所牵累，没有空闲回去搜集，只能先行拾取编录，希望将来有一天完成自己的志愿。唉！看着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那些散佚的遗文，人们尚且感到惋惜；而曹公的才德既然已经施展于政事，又有文章流传后世，于是人们又为曹公有这样的儿子而高兴，并预祝他的福泽流传无穷。我曾经有幸得到曹公一日的雅交，私下为这部续集作序末，并附会韩愈写大颠、欧阳修写居讷的义例，或许不会有人嫌弃吧。送常道夫游武夷诗序 士人可贵在于明白大道，但如果不知道大道凭什么得以彰明，只从师友讲论中得到一些余绪，便借助它润色文辞、阐发著述，自然足以闻名当世、流传后代。哪里有能抹去见闻、断绝思虑，超然独自从文字传授和口头传授之外有所领悟，从而振动天地、穷尽万世而独自长存的人呢？我游历方外，承蒙与名公士大夫交往，仰慕他们宏伟的文章和盛大的声望，这样的人本来很多；但能以大道相求、内心毫无隔阂的，只有常公道夫。我在天历年间辞去西台照磨的职务，遍游名山，向东探访禹穴直到大海，向西越过岷山、峨眉山，向南渡过滇池，向北进入穷发之地，心中想去的地方一定到达，万里路程仿佛近在脚下。凡是杰出的儒者、隐士、禅宗高僧和山中老僧，我都一定降低身份向他们请教；等到言语和精神相互忘却，便在语言、沉默、耳目所不能达到之处豁然有得；至于亲自体会道的玄妙，又仿佛亲身到达、亲眼看见一样，不可欺骗。由此便可以纵横驰骋于八方，包容万物，与上天同游。后至元年间，他连续担任三省御史，冒犯君颜极力进谏，铲除攻击奸邪，有古代正直刚强之风；升任云南宪副后，行省百司敬畏他如神明，士人百姓爱戴他如亲友。他辞去职务回到省宪，交相称誉他的人更加看重他。常公家在关右，年轻时在江南做官，中年回去修葺祖墓和庐舍，教导两个儿子，都成为著名儒者，使他们奉行祭祀。从此他放情于山林水泽之间，有时带着一个童仆，有时独自一人前往，一天奔驰百里如飞；与乡野老人、牧童杂处，常常忘记归来，冬夏都只穿一件皮衣或葛衣，淡泊自如。等到临政议事，即使斧钺刑具摆在面前，也丝毫不能阻挡他，因为他能把生死看得一样，把祸福看得齐平，难道威武还能屈服他吗？他把自身、世事、外物和自我都看作偶然相逢，富贵贫贱又怎么能够改变他的心志呢？我曾经喜爱宋代杨次公的为人，而常公大概接近他。至正三年，宣政院上奏任命常公为断事官，不久他因病来到金陵，停留一个月，又将要前往武夷游览。我被官职羁留在寺中不能同行，于是写下自己的惭愧之情与他告别。

译送周君荣判官序 本朝在金陵建立行台，用来统辖南方各地，所以金陵虽然是大郡，早晚都恭敬地遵奉约束。郡守的佐贰官往往逃避繁重事务，不乐意就任；即使就任，也有的托故离去，否则便把自己的锋芒完全削去，专门圆滑逢迎以求合于上意，却还常常不能免祸。至元六年冬天，庐陵周公君荣来辅佐郡政，对上级以诚相待，对自身持守廉洁，刚正而不激烈、不随波逐流，不做表面装饰，只是彰明法律，使官吏和百姓知道信用。几年前，江西、湖广把粮食运入郡仓，再转由海运运达京师，官吏任意多取粮食，约定的数量因此引起争斗，甚至发生死伤。周公到任以后，主持此事，下令把条目分析清楚，以公平的办法一次告示天下，直到今天人们仍遵守它作为标准。他又修建台治察院和曹南王、卞将军的祠堂，委托周公督办工程；器物工程完毕，百姓却好像不知道受到过扰动。三年来郡中安定，百姓享受他的治理。周公平素安闲退让，不求别人推荐宣扬，但舆论却传诵他，说古代做官的人能够获得专任，施展自己的志向，所以能把恩惠施给百姓；如今则上下牵制，而金陵尤其困难，何况一个副职官员竟能做到这样呢？由此看来，他专心辅佐一府长官，所治理的区域可以与古代良牧相比，难道还有很多逊色之处吗？周公的曾祖父在宋末曾任金陵帅幕，大祖父守庐陵，周公以祖父辈三代的身份担任县令，都有显著的善绩。到如今他屡次升任五品官，升迁之路还没有到尽头。栈道九曲，车子仍不停前行；吕梁山高达千仞，船只仍首尾相接渡过，也不过是谨慎罢了。何况周公凭借家世旧德，安然行走于仁义之道，又以才智辅佐，到了哪里会有不可以施展的地方呢？周公出发吧，应当大大施展自己的才用，以符合百姓的祝愿。我有幸与他同乡，又承蒙他知遇，私下为此欣喜而写下这些话，并且率领同道作诗，追随他为他送别。送高德润归义兴序 我居住在杭州凤山时，在阳羡有一所别墅，每年去一次。我喜爱那里茂密的树林、丰盛的山谷、平坦的园林和宽阔溪流的胜景，也喜欢那里有许多世代仕宦之家和博学儒者可以交游。起初想在那里终老，只是害怕赋税徭役繁重，而且平民中有些人顽劣粗暴、好勇斗狠到了极点。他们的父母妻子如果患疮病死亡，就秘密隐瞒不报，挑拨唇舌，假装互相殴打，暗中把因病死亡的人推落、抬走，趁机掠夺别人家的房屋和器物。事情小的便索取赃物或租债，严重的便诬告到官府查验，逮捕拘禁，往往多年不能自我申辩。世家大族不幸遇到这种事，立即就可能破产。那些有幸能够立足的，必定结交官府，往来权贵，借助声势来扩张自己；否则便让弟弟或子侄去做小吏，不顾玷污自身，企图保全家业。除这些办法之外，即使有良田沃壤，也不能一天守住。自从我离开杭州来到金陵，十八年没有到阳羡。今年春天，高君德润从阳羡来访当年故家的遗老，看到他们大多已经沦落死亡，于是更加重了我这样的感慨。德润年纪正壮，才华丰茂，大府将要试用他补任吏职，他却不乐意。于是上书御史府，御史器重他的才干，举荐他充任校官；他捧着任命文书回乡，以此慰藉父母。他正要大力从事学业，以响应明诏，取得科举功名而出仕进身，这就像拾级登阶一样容易。因此我把自己的感慨写下来赠给他的出行，希望乡里人看见这篇文章，或许能够改变当地的风俗；也希望德润将来被任用，成为四方治理百姓的长官，一定能够敦厚美化风俗，达到当时的太平，那么我就可以随处选择地方建屋，终老于此，并借此缔结方外之交了。送侄陈九万道士序 我们这一族从九江迁到南昌，世代都是士人。自从我的从祖父、伯父和我开始学习佛法以后，我的弟弟和侄子又有人学习老氏之道。乡里人因此判断我们家族的盛衰，也不能不感慨时代和人物的变化。有人又说：“自战国、秦汉以来，王道不能施行，士大夫没有世代守持的事业，所以豪杰之士往往把踪迹寄托在佛教、老子之学中，世道也就系托于此了。”唉！按照这种说法，只看表面踪迹似乎有道理，追溯时代、推究事情，却有足以悲哀之处。因为他们没有考察大道有常有变，有不同也有相同，相同之中又有不同，但最终都归于大同。人的可贵在于明白本性，而孔子很少谈到这一点。至于上古三坟所载的大道，又残缺失传，难道是因为生逢乱世，只能根据事情制定弊害的对策，急于用纲常教化来维持社会，所以对于本性、命运、生死、鬼神没有时间论说，也不愿用广大而无法验证的言语来使世俗疑惑；但他仍然时常透露其中的深奥，只是没有上等智慧资质的人，不能自行寻求并独自从言语之外得到领悟。等到佛教传入中国，关于本性的论说详尽而完备，救济万物广博而深厚，大道也更加明白。至于老氏关于道德的学说，使人逆流追源，回到浑朴状态，来接近本性和命运的正道；虽然佛、道两家的伸缩进退不完全相同，但都同样用来辅佐社会。比如说：“有太极，于是产生两仪”；又说“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之前生成”，这和我们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有什么不同呢？又说“精气聚合成为有形之物，游魂离散而产生变化，万物出于机缘，又归入机缘”，这和我们所说的“三世因果，善恶如影随形”有什么不同呢？后世之人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它们道理相同之处，反而斥责为两条不同的道路；不称赞它们教法中的善，反而把末流的弊病归罪于教法本身，这不是通达的论说。又哪里能够找到通达之人同他讨论呢？正好我的侄子九万来探望我，我问起乡里的情况，谈到旧日亲友，又说及有人这样的言论，我不得不重新申说自己的看法；同时也高兴九万虽然戴着黄冠、学习道教，却没有废弃儒业，而且将要跟随我游学，以补助我所学的道理。只是我如今正因潜邸新寺的营建而忙碌，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九万暂且告别回洪州。将来寺院建成，我请求退居山岩之中，一定招九万一同前往。因此把所讨论的内容写下来作为约定，并与他订明不得违背。

译杨氏《镜中》序 嘉禾杨公显做官四十年，政绩卓异，却仍好像不满足。他常说：“人的可贵，只在于明白本性。声名和财利不是我的志向。”而佛教关于本性的论说最为完备，于是同佛门贤者交往，向他们求取佛理。他家中的人和子弟大多通晓佛理，有个女儿名叫端慧，聪明敏慧超过常人，嫁给姑苏陆承孙。因为两家都是大族，她广泛向姻亲施行恩德，又喜欢修习禅定，整日凝神端坐，自号“镜中”，取自应对外物而不留下痕迹的意思。用金属铸造成器物，各种器物各有用途，使用劳苦便会损坏。只有镜子的本质，宁静而作用不烦扰；光明足以照鉴，容量足以包容。外物来时它不迎接，外物离去时它也不送行。落实到人的身上，就是人的心灵。人不能直接看见自己的形体，想要自己观看也无法看见，必须得到镜子才能看见。镜子是外物，却显现着我的形体；没有镜子，我就无法看见形体；没有看见形体，我也无法看见镜子的光明。所以每天早晨照镜子，仍然担心镜子会昏暗。我的容貌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每天迁变、每月化易，很快就会改变消灭，形体不能长久存在。然而我之所以比万物更灵明、能够横贯天地而不磨灭的本性，反而被我抛弃而不顾；轻重取舍颠倒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悲啊！月上人《周易解》序 我家世代以儒业为生，而我却防备着学习佛法。对于儒学的事情我并不通晓；临川危太朴因为他的从父危有为是佛门中人，法号月公，便把月公所注的《周易征序》交给我。我想，儒家先贤对于《易》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哪里还用得着我在其中置喙呢？我和月公都是佛门弟子，不如从佛法的义理来探求它。佛说，人的本性最初虚寂而明彻；由虚明而有风、金、火、水相互激荡摩擦，于是天地万物形成。这与《易》所说有太极而生两仪、四象、八卦，旨意是相合的。老子称它为“道”，扬雄称它为“玄”，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人禀受阴阳二气和五行而生，却又说本性出自天地，这是为什么呢？本性的实体，大到没有外界，开始时没有最初，存在时没有终结，不能用名称形状来描述。古代的至人认为，本性高明的方面象征天，广大厚重的方面象征地；又有一种内在灵明而不昧、借助形体和气而出生的存在称为人，于是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天地变化而形成雷、风、水、火、山、泽，再重叠为六十四卦，推演为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刚柔、尊卑的位置各有区别。这就像人的容貌、言语、视力、听力和思虑，其资质有圣贤与愚昧的远近不同，其遭遇有吉、凶、悔、吝相互依伏；虽然万般不同，却没有不是循着本性表现出来的。若从气禀和习染来谈论本性，便会自我局限、自以为是，反而违背本性；对于先圣的这些说法，我不取。只有邵子所说“心在天地之前，天地由我而出”，才说得对。譬如水源出于昆仑山，最初只是涓涓细流，流淌而成为江、河、海，汇聚而成为池沼，深积而成为泉，凿取而成为井，鼓动而成为潮汐，激荡而成为波涛，漂浮而成为泡沫，奔流而成为泥、浊水和污秽，凝结而成为冰，融化而成为液体，其实全都是水。若因为一个水泡微小，便责怪它的水与其他不同，那就是不知道水的整体。人局限在形气的微小范围内，反而遮蔽了自己广大无边的本性，也是没有认识本性的整体。能够认识本性，就可以谈论完整的《易》了。所以先贤说“心易”“己易”，是因为他们从佛法中有所领会；人人都能豁然看见自己本性的奥妙，这并不是儒、释两家有什么不同。那么，月公的注释和我的序文，谁能说不对呢？我又听先师说，咸淳年间，三衢的老前辈简竹屋从余干经过临川，夜里与月公谈论《易》，直到天亮才告别。简竹屋遗憾自己被官事催逼，没能把禅门的纲要拿来相互激发阐扬。大概月公从未出游，整天端坐观看河图；他有所警悟，并不是由于师父传授而能够如此的。他在双林寺受学，自号双溪。《蒲室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蒲室集》卷九。元代释大防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