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诗集卷之五

译辛丑年会试墨卷时，我对第一题的义理不太满意，对第二题深深佩服，第三题佩服他的才华，却还有些疑惑，随后也大为赞赏。等到先生的窗稿刊行，我一边读一边痛快，一边痛快一边读，大概就像吴道子经过张僧繇的画作，往返三次，直到睡在画下，也舍不得离开。起初看见他的姿态骨力天然生成，精神机锋横溢，佩服他的天资；不久又看见他破坏常规却自有法度，才华卓异而才思越发疏宕、内里却严密，先前的疑惑又变成了赞叹，佩服他的神采；再深入体会，觉得他的神理都存在于有意无意之外，佩服他这个人。读完之后，渐渐觉得他近乎天成，久而久之与他一同沉醉，不知道这种感受从何而起，我也无从施展自己的见识，只知道天道是不能循阶梯登上的。我既喜爱先生的文章，又喜欢听闻他的逸事。有人传说先生性情急躁，曾因一点小怒气砍断一个仆人的手，几乎引起大诉讼，奔到京城。第二年他考取南宫第一名，妻妾朋友没有一天能使他欢喜，稍不合意，就推倒桌案、打人耳光后离去。我亲耳听王回溪说过，先生任同安令时，曾因仆役礼数之事扑打那名负责迎候的差役；那差役眼里哪里知道有县令呢？又听说先生在海岛中有一座书舍，曾一去一个多月不出门，每天拿经义来思考，起初抱膝直坐，后来上到几案，再后来盘坐到楝柱屋梁之间，最后登上屋顶，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等到义理写成却不能下笔时，他更加愤怒辱骂，拿瓦石投击手下人。先生去世后，遗集刊行，其中有一封写给上龙江相公的信，满篇都是率直的话；那些在梦中都不敢说出一个字、何况动笔的功名富贵之人，哪里敢上呈？这封信本来就被称为拟作，但长期流传于人间，并不是因为畏惧而不敢上呈。我研习先生文章已久，知道传闻都是真的。我私下评论他：先生大概只是直率地实践自己的诚信，根本看不见世上有什么豪杰，前面有什么圣贤，又何必去管卿相的显赫，或浊世中忙忙碌碌的商人如何计较迟速、毁誉呢？这就是所谓追求进取而不忘本初，文采斐然地写成篇章，孔子所说的“狂”者。近来的制度是，南宫考试列入一甲，必定进入鼎甲；先生因为不经意，字迹潦草，被压在下等。座师冯琢庵劝他选入翰林馆，并且把自己一生收藏的书籍给他。先生问：“什么官不能做？一定非要当翰林，才配做座师吗？”说完闭目不答。冯东省是贤者，听到先生的话并不惭愧，反而认为这话不合情理；他已经远远不如先生了。先生是天人，制义也不过是他才华中的糟粕之一；然而没有先生这样的胸襟，制义必定不能达到极致。后人羡慕他的极致，便假装旷达来追求，反而离他越来越远。唉！哪里能够使先生复生，让我面向他行弟子礼呢？于是吴采于氏刊刻他的制义，我便把胸中想说的话写成了这样。《胡休复手评诗义序》诗很难说清楚，用经义来谈诗，尤其困难。《诗经》三百篇之后，出现了《离骚》、乐府、古选诗和近体诗，像苍蝇纷飞、青蛙喧鸣，哪里还会有田间歌谣、街巷吟唱、劳作时的呻吟和安康时的歌咏呢？诗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所以说难以言说。何况用有韵的文字改易它，用无韵的文字把一句扩展成许多句，让数百字代替书生所没有的田官和织女的口吻，模仿钟鼓、笙磬、金石的声调；展开纸张，研开墨汁，强行写出胸中原本没有的东西，以及手和口都不能清楚表达的东西，这样还算诗吗？可以说更加困难。虽然如此，还是有话可说。《诗经》三百篇难道不是产生于感情吗？人悲哀到了极点就流泪，欢乐到了极点就拍手起舞，愤怒就叱骂，忧愁就叹息，这就是感情的常态。然而易水之歌改变了征调，壮士便拔剑；雍门再弹琴，齐后便流泪；秦娥一改变声调，悲喜便突然变化。怎么能说感情能够产生文章，而文章不能产生感情呢？更不用说经义本来就是大儒巨匠所由产生的。即使是卑微地占卜、??、毕方[缺字]的人，拿起笔写文章时，也会不断穷究搜索，胸中郁结而纷乱；时而朦胧，时而明晰；不久又漫漶，又联络、荡漾；钟鼓金石般的声响忽然充溢耳中，田官和织女的形象交相触动自身，借用他人的手和口，抒发千古以来的胸怀。到了这一步仍然能够写成，究竟是什么产生了感情呢？什么东西能由感情产生文章？必定不是确实进入感情的人。果真如此，那么有韵或无韵，一句或数百句，也都只是影子般的议论，哪里是实际情况呢？还是有话可说：思想用来穷尽感情，见识用来确定感情，境界用来张扬感情，才华用来发挥感情。这四者工巧，就足以辅助感情，使它不朽；如果拙劣，也足以遮蔽感情。江淹长于反复模拟，是因为他的工巧；谢灵运在邺中表现出短处，是因为他的拙劣。然而后世没有听说有人抬高江淹而贬低谢灵运，是因为二人都返回了感情的源头，而不是工拙所能达到的。这里又是进入感情所必须明察的地方。我的朋友胡休复，简约深远、恬淡肃穆；他读古人的书和今人的话，都先领会其中的意旨而后解释，真是感情深厚的人。他年轻时写诗，寄托的意义微妙，一切都以感情为根本。近来他更加通达感情的旨趣，思想的范围更加奇特，见识的路径更加老到，境界的转折更加幽玄，才华的锋芒更加纵逸。即使没有感情的人看见，也会鼻息生动、深受触动。最近他又亲自评校十年来作者的作品，判定为第一义、第二义；即使不能确定作者究竟是哪一类人，是奇人、老人、玄人、宕人，也总不会违背感情。工巧的作品不只是超过江淹，拙劣的作品也还不至于失去谢灵运的境界。唉！在上下得失交错的领域、恍惚有无的关头，又正是休复产生感情的时日。作者和鉴赏者如果不能在文字之前获得感受，只会拾取别人的牙慧，却说删定之后就没有诗了，哪里懂得诗呢？诗很难说清楚。《广骚序》

译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游览山川却不知道领会大略，遇见美人却不能产生思念；早晚烟霞霜露的变化每天触动他的肺肝、惊动他的毛发，他却木然无情，那么根本不必向他询问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通晓其中的意趣。假如通晓其意趣，即使挑担也可以悟读书之理，玩弄弹丸也可以理解庖丁解牛的刀法，公输般的车轮、吴道子的画，都能在出没翻转之间领会，像用灯光摄取影子一样，没有什么不能理解。若不是这样，眼睛将怀疑耳朵，手将怀疑嘴巴，难道只是南方人不相信有千人帐、北方人不知道有千石船吗？屈原是通晓《诗经》三百篇意趣的人。淮南王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有怨诽而不乱，《离骚》兼有二者。”现在读他的词，有哪一个字像《国风》《小雅》吗？没有。史书称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喜好文辞，却不能舍弃老师的津梁筏道而登上更高境界；后来论说《离骚》的人都以他为祖，形成牢不可破的传统。空同子却说：“汉代没有《离骚》；说汉代没有《离骚》，也就意味着楚国有《离骚》了；楚国又哪里能有《离骚》呢？只有屈子有罢了。”我替他解释说：“如果把‘有’理解为确有一种可传承的作品，那么《离骚》的道路就狭窄了，《离骚》之后不可能再有《离骚》；如果不把‘有’理解为这种意义，说屈子至今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 司马相如深得《离骚》之旨，他关于赋的理论，胸襟广大，见识宏阔。试读《长杨赋》《羽猎赋》等篇，有哪一个字像《离骚》吗？没有。后世只知道司马相如是赋的圣人，却不知道他的根本来自《离骚》；如果只是徒然模仿外貌，即使能够与屈原、宋玉并驾齐驱，也不过是《离骚》的重复赝品。像司马相如这样善于学习《离骚》的人，仍然还没有达到极致。《诗经》三百篇扩大为《离骚》，《离骚》扩大为赋，体制虽然变化，气韵却没有变化。降到举子业，就相差太远了。却有一个叫巨先的人，在数千年以后向人宣称：“举子业与《离骚》是同一道路，我的举子业就是为了扩大《离骚》。”人难道不会捂住耳朵转身逃走吗？他不知道拘泥的人只会摹仿形迹，通达的人才经营意境。只摹仿形迹，就唯恐不同；正因为唯恐不同，即使宋玉好文辞、又是屈原弟子，《大招》《悲秋》也不能不压在《离骚经》之下。经营意境则不妨不同；正因为不妨不同，即使数百年后有司马相如的赋、数千年后有巨先的举子业，也不能不与《九歌》《天问》并存于天地之间。现在巨先的文章就在眼前，即使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极致，但他的立意却是古今豪杰所不敢说的。我只是奇怪，他正值盛年而才华俊秀，又承受祖父的荫庇，还没有参与国家政事，即使稍有不得志，也不能称为老马伏枥或宗臣憔悴，实在不相类似；他却自称有所遭遇，所以喜爱谈论《离骚》，仍未脱离千古骚人的习气。我希望巨先进一步扩大这种写法，使潇洒而勇往直前的气势充溢于笔墨纸张之间。将来如果有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那么当天痛饮并诵读《离骚》也就可以了。《选癸丑〈极玄〉序》万物没有不具有玄妙之处的，不玄妙就不能神妙，不神妙就不能流传。然而最容易蒙蔽天下耳目的，恰恰也是神妙。比如长袖宽衣、熏香沐浴，是士人的神妙；但高雅之人与俗人的爱好不同，装饰外表的人却不能辨别。施朱贴黄、明眸善盼，是女子的神妙；但淑姬与市井娼妓的爱好不同，只看外表的人也不能辨别。他们正被这些东西炫惑，把它当作人世间的奇观，到此为止，哪里还有空闲思考它从何而来？用这个道理来评论文章，那么文辞有时刚劲而柔和，光泽有时丰润而清透，文脉有时坚实而舒展，气势有时豪迈而闲暇，义理有时深沉而洁净，这些都是神妙，却还没有保存玄妙。如今的作者被前人的神妙遮蔽，不能使自己的玄妙达到极致；观者又被作者的神妙遮蔽，不能竭尽目力使玄妙达到极致。转眼之间，英华凋落，又成为陈旧的红色，只能徒然感叹风气流变，就像江河之水不可使其倒流。唉，真可悲啊！我并不是懂文章的人，只是二十年来从事此事，也差不多能够见到草木花蕾而辨认黄紫，尝一勺水而知道渑水与淄水，所以不自量力地编成此选。我完全摒除自己的虚浮意气和成见，务求探求作者当时的心意；各种神妙日益超过前人，只是眼睛未必能够承受。取舍甲乙，似乎有不能由自己作主的地方。因此想到南海、北海之人的心情，大概也就是这样。先于我和后于我的人的心情，也大概就是这样。起初的机锋若不能使尊长领会，就不可能不使流俗领会；不能理解豪杰的人，也一定不能理解普通人。最终既不能理解又不能领会，那是自己同玄妙隔绝了。这不是作者的罪过，也不是选者的罪过。这就是我命名为《极玄》的意义。客人说：“从前唐代姚合选当时的诗，也称《极玄》。他把三百年的诗括取为一百首，你只选了三年，岂不是少了四锺之数，哪里称得上极？哪里称得上玄？”我说：“有一代的玄妙，也有一时的玄妙，都是人心顺应变化而达到极致。选一代诗的人，不敢轻易把前代作者排在前面；正如选一时诗的人，也不敢轻易把当今作者排在后面。他是一个时代的玄妙，这是一个时代的玄妙，各有其应当的位置罢了。这次编选，我还遗憾自己刻印得太少了。” 《选癸丑〈广玄〉序》所谓《广玄》，是什么呢？就是扩大《极玄》而补足其中未完备的地方。士人终年执笔，很少能写出合乎心意的作品。造物安排颠倒，遭遇是否相合，仓促之间本来就难以知道；早晚始终的变化，也有不能自信的地方。这是第一种不可知。有的人用千金获得作品，进献给主考，主考却不肯录取；何况才情的纵荡、风月的驱使，在功令束缚之时，这篇也许因此畏惧惭愧，那篇也许因此受到欣赏而姑且放置。这是第二种不可知。又有不敢说出的情况。豪杰之士仰望屋顶暗自叹息，忧虑终身遇不到知己。等到遇见知己时，所击节赞叹的，恰恰是他平生抛弃的；所涂饰称美的，恰恰是他平生珍惜的。于是他不服；不服，就连霄汉般的感慨也不足以夺去他刚直不屈的胸怀。而且与他同场的，都是天下九州岛的人，有的年龄不相同，学问不相等，孤零零地站在鸡群中，羞于同樊哙一类的人为伍。于是以我的中等马驾车去同他们的下等马竞争，也是人情必然会有的事。虽然未必全都如此，我哪里敢过分诬蔑天下士人？所以房选的权力，能够使聪明人奔驰，也能使愚钝者惊骇。趋时的人像苇草随风倒伏，却说这样就足以穷尽三百五十人的长处，我不敢相信。又因此有所感慨：唐代诗的制度终结时，《湘灵》一首，两个苏氏的评论，竟像出自两个人。胡氏批注的精妙与拙劣，正是游墨的工巧。用瓦片作赌注很巧，用金子作赌注却昏乱。这大概就是古今共同的情理吧？由此说来，试义不如房刻，是矜持与率意的区别。即使有房刻，也终究不能废弃行卷，这是广狭的区别。合并《极玄》《广玄》二选，来尽量收录一个时代的骅骝与騄耳。通过观看《极玄》所舍弃的和《广玄》所收录的，因而窥见当代的九方皋，这就是我私下取用的用意。《癸丑诗经房稿合选序》

译房稿的刊刻，从癸未年开始。唯独经义像群鸡相连，始终不能合为一体。我编选《极玄》《广玄》二书，都是陈太仆寄送给我的，校阅时间比商人所送的最早。因此嘱托休复，征集五房的诗义，共寄来文章六百多首。大的用方纸，小的用薄纸，十篇中有九篇尚未刻板；我淘汰其中三分之一，予以刊刻。总体而言，诗义最盛在成化、弘治，嘉靖时衰落，到隆庆、万历初年又振兴，癸未以后则大为衰败。它的弊病在于生搬硬剥词赋，胡乱缀合邪淫之语，像市娼倚门、越地优伶傅粉，看见就令人作呕。间或有一两个俊秀之人，擅长写华丽的致语，自以为传神，其实正落在浅薄处。他们不知道白蜡青蒲，经不起长久咀嚼；寒汀落木，景物本来不多，难道这也是诗人留下的法则吗？如今读诸公的文章，虽然纤细与浓厚、长短和格调各不相同，大多清秀而不削伤骨骼，华美而不伤害内容，以性情为根本，歌咏太平盛世，这是衰落之后重新兴盛的契机。从前我们党中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看见诗义的弊病，忧虑都显现在脸上，也曾两次改变写作方法，来挽救狂澜。只是山林中的做法，只能感动那些见识精微的豪杰；不如朝廷中的做法，连只会道听途说的普通人也可以感动。自古豪杰少而普通人多，因此这次刊刻，对诗义确实功劳很大。《萧斋杂什小引》练川李长蘅在庚戌年科举落第，戏作一首长诗，准备依次卖掉平生所喜爱玩赏的东西，来养活八口之家。他笑着对人说：“这是南归时的出账。”如今读到王于王的《以琴易粟诗》，不禁喷饭，为什么情味如此相似呢！我们这些人天生就有一副傲骨，既不肯苟且求取富贵，也不肯白白安于贫贱；才情意气所趋，务必要同俗人相反，怎么能不穷困呢？然而起初虽然以嘲谑为乐，最终归于嬉笑，在皱眉叹息之中却有很大的真正适意之处，也不是旁人能够理解的。于王是我老师廷珍先生的长子，带着声名，承继字号“顺风”；假如稍微在贵人之间沉浮，哪里只是不用亲自劳作而已？但是每天吃着梁肉，和一个穷困的于王摸腹弄琴所得到的相比，哪一个更多呢？我还没有认识先生时，先在课艺中同于王相识，后来进而读他的诗，进而了解他这个人，无不幽深古雅。近来收到他的书札，他又说最近很精通禅理，这更加使我深信。将来于王即使一个字也不写，我也不能替他说一句赞语。这就是两个人相对而笑的日子。《松溪隐大题文选序》如今选编刊刻文章，大略有几种：第一种是社选，二三个志同道合的人闭门造车，头挨着头、耳贴着耳，自费千金享用，难道当世豪杰就会由此产生吗？即使是酰酱之类的器具，也有人拿它们来祸害梨枣，浪费纸帛。第二种是征选，靠邮筒传檄，像神马拖着尻车，片刻之间，红色公文便堆满案头。大多是一位尊宿光照十多人，负责月旦评的人怜惜人才、偏爱文辞，私意纷纷夹杂其中，哪里能够精确？第三种是房选，国门刚刚张榜，家家自负有南董之才，把雅俗一同收录，把贤愚一并赏识，十篇中也难有一两篇。工拙繁简，反映着选者本人；但作品一旦进入其中，便被一时的风气转动，文章和作者随之改变，失去本来分量，这大概就是它的通病。第四种是小选，春日容色难以纯粹，险峻绝妙的作品往往夹杂许多杂务；这是古已有之，并非从今日开始。如震泽、毗陵当年编撰结集，哪里只是流传千百年而已？真正流传久远的不过一两篇，其他只是游戏之余留下的余墨。人心喜爱新奇，这种膏肓之病通行天下，代代滋生，没有穷尽。谁知道后来者先占据它的优胜之处，难道不正是人情常态吗？第五种是合选。入选者也必须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以正始为根本，旁采江河之长，树立标准、考察取舍，逐字逐句比较，哪里会轻易贬退古代先民，又不妄自抬高当今作者呢？推究它的用意，大概是要汇集四种选本的长处、针砭它们的短处；然而三种长处还没有齐备，五种色彩有时反而使人迷惑，仿古而违背今意，也有不容易衡量的地方。近年只有符九明的《文会编》最能大体满足人意，续刻流行后却有强弩之末的遗憾；其余的人纷纷编选，又有谁能与它相比呢？实在难以知道。于是有人在五种选法之外另立条例：评论古人不追究其本源，衡量文章姑且放下细小枝节。合适的，社选和征选都不舍弃；不合适的，房选也不收录。像我的朋友宋上木所编《松溪隐大题文选》，我读过它，约有文章二千多篇，上自隆庆，直到如今，总共编为两集。文章义理达到审慎周密，文脉清晰连贯，程式格调端正，气势畅达，确定文辞而大体归于神采充足。虽然他的用意以应逢年运为主，但在郁积淬炼之中，富有神采；熟练的格式中同时显出精工细致，按照意旨去寻求，无所不有，由此可知上木的苦心。谚语说：“赤脚走路得到鹿，穿鞋走路只得到肉。”上木承担了劳苦，让海内之人享受安逸。在文艺苑囿中考核功力，这件事功劳很大。刻名为《松溪隐》，就是因为上木隐居的地方：老树弯曲高耸，芦苇竹林遮蔽错落，樵夫牧童偶然来到，还以为是桃花源。自从《易》选流行以后，松溪的名声大噪，因此来探访的人也多了。虽然如此，上木也将要出山了。《胡休复全稿序》

译往年辛卯，休复才开始同卓子去病在南都刊行《习常斋稿》。当时海内正致力于宏大的声势和气魄，唯独二人写清微之言，士人都喧哗非议他们。只有一两个老宿，如陈子有、冯开之等人，击节叹服。如今刊本中还保存十分之一。标作《习常》，是为了记念最初。转眼二十三年过去，休复经历屡次变化，他的写作技艺也屡次迁变：由清微而深厚，由深厚而广大，由广大而横溢。《柳堂北游》二编，都是两年间的近作。海内羡慕休复的遭遇，认为以他的才华和修养，如果技艺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终究不会遇到好运；也有人把这说成依附名理的话。又有人说，假如他浸润渐进而不改变，最终达到自己的境界，不知二百年来谁能与他匹敌。可惜他创立的义理是在渡江之后才形成的。这两种说法虽然都很有名，但真正了解休复的人，究其根本同道听途说没有区别。休复精通经学，十七八岁时就同去病闭门研究《疏》《易》，从王辅嗣以下的学说都有推敲。平日喜欢读奇书，从丘索之书直到外家、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唯独不能超越时代来显扬自己，所以帖首常作“伊吾”之声，写经生家的话，其实并非其他经生可比。他有时清微，有时深厚，有时广大，有时横溢，也是性灵栖息的地方、风气驱使的方向、才情怡悦的所在，融会附着而成，仿佛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却不知道休复自己正是把“不变”作为“变化”。譬如老于用兵的人，有时使用少数兵力，有时使用多数兵力；有时用刁斗来严明军纪，有时解下马鞍退敌；甚至让市井之人也能作战，让女子也能列阵。他运用的精妙必定难以告诉别人，人们只能惊叹他五花六出的奇妙罢了。所以文章有的像蚕丝牛毛，却不一定是清微；有的像夏云[缺字]，却不一定是深厚；有的像江河吞吐奔流，却不一定是广大；有的像牛鬼蛇神，却不一定是横溢。这里面的区别并不容易说清。三编都是休复亲自定稿，其中甘苦得失，应当有他独自的理解。即使像我这样同他相交二十年的老朋友，也觉得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遗落的美处，那也仍然只是像惊叹他五花六出的奇妙罢了。《胡休诗经全稿序》我一生怀抱着孤独无依的感慨，私下仰慕《伐木》中和鸣相友的意义。年轻时跟随谷王，在案头读休复的制义文章；回去以后，梦魂中仿佛同他相交，如同刻下三年，才终于能够携手相见，自己也不知道彼此的契合竟如此深。于是我又遍见去病，彼此订交，不知道古人所说的牙、期，庄、惠的交情究竟如何。我几个人自以为已经相互知心、无所隔阂了。我们这一辈人沉沦而转眼二十年，只有休复先考中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我们这些朋友才稍稍增添了光彩和欢喜。不到两个月，谷王客死粤东；又过二百五十四日，休复在燕地去世。唉！人既然有感情，怎能承受这种打击？休复初次考中时，曾嘱托我为他的书义作序，随后又寄来一封信说：“诗义也一定要由你作序。”我还没有拿起笔，又遭遇新的悲痛，我难道忍心再次为休复的文章作序吗？追忆己酉年舟中同床夜谈，休复评论唐人诗说：“初唐诗意在神采充足，神采充足就无暇顾及外貌；盛唐诗反而平淡，这种平淡不是今人的平淡。中晚唐诗华丽却不淫靡，它的华丽是时代造成的，它的不淫靡则是诗人的法则。”我说：“你并不是在评论唐诗，而是在评论诗义。你用二十年的经历具备了唐诗的三次变化，你自己知道吗？” 休复笑着没有回答。休复诗义的变化，同他的书义一样，都详见于我前面的序文。大体上以性情为根本，以经史为经纬；有时像微弱阳光下的古松，有时像照在大地上的明月，有时像繁盛的落花[缺字]。笔墨驱遣精神、神思运行，各自达到极致，有一种不知不觉达到极致的[缺字]。代替别人雕琢就会受伤，机械模仿别人就必然丑陋；没有进入他的堂奥，便不能理解他的作品，也不知道其中的艰难。唉！人和琴一同亡故，精神道理也随之离去；不朽的东西反而要凭借容易朽坏的文字流传。我展开这部稿子，真不亚于山阳闻笛、西门击磬的悲痛。难道说我忍心作序吗？却又怎么忍心不作序呢？《邹侯肇敏〈扈冶斋诗义〉序》

译如今传授诗学的人都在谈诗，却未必真正懂诗。诗有不同的体制：《风》的体制，讽谏应当曲折含蓄；《雅》的体制，正直应当切实庄重；《颂》的体制，仪容应当肃穆和雍；正体的体制，平正应当婉转悠长；变体的体制，杂糅应当含有仰望和思念。然而人的才性，从《风》入手，容易流于华丽而接近淫靡；从《雅》入手，容易过于严肃而缺少韵味；从《颂》入手，容易夸张而缺乏深度。何况勉强制造愁苦、修饰眼泪，行路之人必定不会因此产生哀感；学人走路、模仿西施皱眉，懂行的人反而会增加对其丑陋鄙俗的认识吗？由此说来，诗的困难不只是五种体制各有难处、才性有三种容易走偏之处，也在于人的感情并不真实。《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所以才会相似。”《诗经》三百篇都深入肌肤，震动心髓，逼迫咽喉，不得已而发出声音。可是我们处在千百年之后，以局外人的身份摹拟旧文，概略地说它，无异于疲倦之后的叹息、梦中的呓语，所以距离诗很远。这样说来，《诗经》三百篇之后难道就再没有诗了吗？我说：不是这样。宣尼说“兴起于诗”；如果使人心中没有诗，又怎么能够由诗兴起呢？只有那些高明深沉、涵养深厚的人，以深情素气写诗，才接近诗的本体；又要以博雅扩大趣味，以专一迎接诗意的到来，以钩索穷尽它的变化，以沉淀蓄积汲取它的深处，这样才算已经把自己置身于诗人的总道路上了。这样以后，笔就成为灵药，纸就成为兴会；有所造诣必定达到极致，所到之处没有不能穷尽的。综合七情，汇集万类，把千百年的事物缩纳在双眼和十指之下，任由我驱遣。虽然如此，仍然难以言说。我从小学习诗，心中真正佩服的只有王、唐、汪、向几家。如今我们本邑的邹肇敏先生，我奉他的诗作删定本为法令一般的准则，不敢增赞一句。如今有幸畅读他的《扈冶斋稿》，不论从前所说的五难三易，都能像玩弄弹丸一样随意理解；就是我平生对各位先民还曾犹疑、不足之处，到先生这里也再没有遗憾了。大概先生的尊人正之先生，是诗坛的领袖，直追正始；先生的渊源有自，正是所谓每日把自己置于诗人总道路上的人，所以没有什么不合宜，也没有什么不具备。汉代父子传授诗学：包咸的儿子包福，黄谠的儿子黄容、黄诩，韦贤的儿子韦玄成、韦赏，都传授《鲁诗》；张鄞的儿子张湛、张晨传授《齐诗》；孔子建的儿子孔僖、贾徽的儿子贾逵，都传授《毛诗》。当时诸儒分别研治一部经书，各守本家的学说，互不借用。然而解释经书能够使经学明白，修饰官吏能够使吏治清明；其中显达者出入卿相之位，成为帝王的老师。评论者说，汉儒的经学比宋儒更加切实。正之先生没有完成开导先生的事业，先生又以我们这个县作为施展的地方。刀刚开始制造时，所谓“诗”，就是持守。治理经生，就持守经生的心；治理一个县，就持守一县人的心。将来如果成为帝王的老师，就持守国家的是非准则。真正的儒者追求实际功效，本来就是这样。区区汉儒，哪里值得一提呢！《对山集序》

译文章不能不带有时代性，并不是才华降低了，而是气运降低了。哪个时代没有才华？才华为什么一定比不上古人？读古乐府，为什么不如《诗经》三百篇？读《史记》《汉书》，为什么不如典诰？唐代的文章，难道没有一个字可以追及汉代吗？但总体仍是唐文。宋代的诗，难道没有一个字进入唐诗境界吗？但必定仍是宋诗。实在无法改变气运。人处在气运之中，如鱼处在水中，自己并不知道。即使有豪杰，也不过是先觉察气运，壮大自己想实行的，节制自己应当停止的；究竟还是被气运所利用，人们却总把转移、拨正、决定时代的大力量归给他个人，岂不是要被造物主嘲笑吗？如今学士最急切称颂的，不外乎唐代昌黎、宋代庐陵。元和年间文风繁琐堆砌，势必向广大和精微转变，昌黎难道不会改变秋气般的文风吗？到至和年间文风偏狭，势必向平易转变，庐陵难道不会改变吗？只是他们正是所谓豪杰之士，接受气运最敏锐，行动最早，所以人们以功业来歌颂二公。假如当时旧习尚未成熟，新机尚且蒙昧未开，即使有人发出最初的声响，又有谁会响应呢？从前功令曾经严厉：早晨降下一道诏书，说“端正文体”，十五省的录取反而更加严重；晚上又降下一道诏书，说“端正文体”，南宫的录取又更加严重。那些拘泥的儒生仍然执守崇尚雅正、排斥浮华的说法，却哪里懂得雅正？杜周说：“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就是法律；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就是命令。”才士掌握不合旧律的新法，就像老吏审判案件，见到法条便取用，很快把奏章完成在手中；但他又怎么能舍弃自己的爱好而顺从命令呢？比如丙辰会试发生了奇异变化，未被录取的士人惊呼为阳九之厄；如今他们的文章都还在，如江阴的李氏、晋陵的邹氏、桐城的阮氏、武塘的钱氏，无险不穷究，无幽不探索，无境不抵达，无障蔽不开启，却还说：“汗血宝马，不肯用一天换取千秋。”此外如信安方孟旋、会稽刘特倩、固陵黄大年、公安袁小修、泰和萧伯玉，这些人都在科场中年老困顿，从前也曾对人说：“我将要渡江，我将要以非常规方式求取机会。”若非这样，他们的文章又怎么会趣味高远、领会深刻、探究周详，工巧而尽情地达到这种程度呢？我因此窥见两个要点：一是“广”，二是“翻”。凡是一种义理刚刚建立、一种境界刚刚转变，没有不使人疑惑惊骇一半的。豪杰兴起而使它畅达，好比把害怕骑马的人带去玩赏盘山走坂的乐趣，把没有驾过船的人带去谈论风涛溟渤的奇观；他不只是释然领会，还会挽起袖子跟随而行，这就是“广”的意义。“广”达到极致后，人已经满足，便又想返回，于是我再把“翻”给他。厌弃粗食肉食的人会想吃珍馐美味，等到珍馐美味吃腻了，又回到粗食肉食；厌倦丝竹音乐的人会想听歌唱吟咏，等到歌唱吟咏听腻了，又回到丝竹音乐。聪明才智代代兴起，生生不息。人与人彼此相乘相除，谁也没有觉察。那些不能成为先导的人，都是承受气运不足罢了。所以能够作为的，是才；不能作为的，是气。才不能不有所作为，气运的运用因此形成一个时代的命运，二者不能互相代替。所以说，气运降低，并不是才华降低。客人说：“你的话似乎有道理，但《对山集》的主旨又在哪里？”我说：“我喜爱山，所以偶然题写它。虽然如此，谈山也可能令人厌烦。岩壑本身是俗人，天天使用却不知道它趣味的，是樵夫牧人。一丘一石便不相信天地广大的人，是山中的瘦人。喜好幽怪而不讲实用的人，是羽童、枯衲。山的情性、形状、姿态，并不在这些说法之中。山形只是高低起伏罢了。用太阳照耀它，用云气笼罩它，用雨使它迷蒙，用早晚变化使它幻化，用草木点缀它，于是各种姿态横生。不通晓它的情性、形状和姿态，都可以扰乱它，真正的山就隐遁了。”从前有一个题为《对山》的作品，李龙眠画山庄、渔樵、泉石，不用询问便知道其名，因为他的意趣同山相通。吴道子画嘉陵山水，解开衣服盘膝而坐，一夜之间完成，因为山已经同他的意趣相通。文章也是这样。所以心里明白的，手上必定明白；手上明白的，眼睛必定明白。若不是这样，就一定不是我前面所说的最先获得气运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但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存玄四选八体序》

译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兴起。《春秋》之所以作成，正是为了保存诗。诗的教化是委婉的。《新台》用‘戚施’讥刺丑陋，却不说聚集尘垢；《巷伯》痛恨投弃，却不直接指责无边无际的罪恶，为什么呢？仍然保存着忠厚的遗意。至于《春秋》，则是孔子的刑书。后人嗅到其中的气息，尚且说还有血气。试把它同《诗经》三百篇温柔敦厚的宗旨并列，哪里只是道路不同呢？学士家的儿童从小学习它，却只是懵懂粗疏。子舆说的一句话，既不产生疑问，又不探求二者为何能够相合，究竟又是为什么？不妨试着思考：人有性情，不能没有善恶成败；有善恶成败，就不能没有喜悦悲戚；有喜悦悲戚，就不能没有赞美讽刺。丰镐以前没有《雅》《颂》，并不是没有可赞美之处，而是没有适合赞美的形式；陈灵公以后没有变风，并不是没有可讽刺之处，而是不屑于讽刺。世道日益下降，已经远离了可以赞美和讽刺的根本；不屑于赞美和讽刺的日子越来越多，不只是“不屑”，还变化成“不忍”。不忍心赞美和讽刺，这就是《春秋》续接《雅》亡的原因。这样说来，《春秋》保存诗，并不是保存诗的文字，只是保存诗的意义罢了。这两部经典都经过大圣人的手，而用心的艰苦，《春秋》更深。” 正因为获得了它的意义，所以采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精神便完整显现；仰慕一个人，那个人的风采也完整显现，使人展开书卷便肃然起敬，深思却不能穷尽，这同《诗经》三百篇又有什么不同呢？两经所说的“意”，就是仲鲁所说的“玄”。仲鲁编选《存玄》，经过四次变化而更加新颖。把它悬挂在国门，纸价因此上涨。这次编选，征集文章一万多篇，入选的不满千首，也正如《春秋》一样。从前亲近的主持者，如齐桓公、晋文公，以及葵丘、河阳之会，不能承担我的选择；贤者如季子，即使是外夷，也不能任意舍弃。使人一经披览，便能看出人物的盛衰和时代的兴亡；即使有千百人的作品，也像出自一人之手。这就是《存玄》独步之处。有人或许批评它详于今人而略于古人，我说：“这也符合《春秋》。孔子编次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而定公、哀公时代的简册多出三倍；隐公、桓公时代缺失的部分又续补起来，这是因为时势如此。续补正是保存的开始。”《春秋》以后，有楚汉、有阳晋、有十六国；历代编年史，都是《春秋》。至于古旧材料，前人已经完备了，又何必赘述呢？既然如此，八体又有什么意义？回答说：“也如同《春秋》有体例一样。同一体例中，长短互相显现；同一体制之内，轻重各有分别。把微小的显现出来，把隐约的彰明出来，使人会意而自行获得领悟。”这就是《春秋》的记志。听说仲鲁闭门学习两个月，学业才完成，子游、子夏也不能增赞一句，那么仲鲁对于《存玄》，大概没有什么遗憾了。难道要等到获麟以后才[缺字]笔吗？我因此也姑且窥见仲鲁的玄妙罢了。《西湖诗社序》西湖处处都是诗的材料，而在这里生长的人习以为常，反而不知道。妄称诗人的人，胡乱说五言、七言同当时的制艺不相通。他在笔墨趣味中尚且存着两种分别的看法，又怎么能指望他领会山水呢？从前评论文章的人说：意象相应，叫作“合”；意象相违，叫作“离”。西湖所缺少的不是景象。早晚的烟霞，风雨云日，以及艳桃浓李、奇峭楼阁、著名寺观，士女的美丽妆饰，高雅人物的楚地服制，紫骝马的身影断续，白舫的声音低回，种种奇异景象不可名状；西湖没有一样不具备，有一样就没有不奇妙的。所忧虑的是我们的意趣浅薄，不足以发掘这些景象；只要意趣相称，就不必担心景物不足以供我们取用。诸位都是西湖的秀美所孕育的人。你们刚落地时，已经有一半被灵气孕育；后来又用学问蓄积它，用趣味荡涤它，用师友洗濯它，所以你们的文章自然人人不同，却都没有粗陋水气和顽山之气。即使只是略施机巧、仿佛不经意的点缀，也应当同断桥残霞、孤山片石一样，把它们安置在第一等的位置。西湖映照诸位的光辉，不只是这些。诸位回报、应对西湖的作品，也不只是有所变化，而会更加奇妙。西湖没有穷尽，领会西湖的人也同样没有穷尽，谁肯甘心退让呢？楚地人诋毁我，说杭州人游湖不过在午、未、申三刻罢了。若只论游览的道路，确实如此；但如果把它收纳在方寸之间、舒展在笔端，即使片刻也足以成为千古之作。我将用这个诗社使楚地人信服：即使是西湖一勺水，也能吞下云梦、洞庭八九之广，不留芥蒂，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应硕甫近刻序》我和硕甫住在乡里时，都是落落寡合的人。因为不迎合世俗的意思，所以俗人不称誉我们，但我们反而颇以此自得。韩愈所说的“微笑便是小喜，大笑便是大喜”，虽然未免不恭敬，也不必顾惜了。硕甫起初和我一样落落寡合，后来有一句话彼此投合，便结成了像酥和乳那样的融洽关系。在京城里，我们人头攒动、耳鬓相接，彼此尽情倾吐心事，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先后像疲倦的鸟儿分飞，心情十分恶劣。还记得东城深夜告别时，硕甫和长蘅面色如土，想来就像荆轲赴易水时送别他的情景。硕甫占据着胜地，三山突兀耸立，江波回旋奔涌，充满泱泱大国的气象，把这些都驱入笔墨之中，他的造诣一定会更加奇特。我虽然也处在山林之间，然而与人事隔绝，风气尚未开通，眼界小得像黑痣一样，实在不能说庄重的话。硕甫处在车马舟船往来的要冲，高才大德之士都在那里停留，也在那里取得信任；姜、曹诸位大家的声名余韵还没有远去，后辈中一定有许多可以与他执臂交游的人，不必把硕甫近期的文章全部读完，也能知道他的变化了。近来陈居一来信说：“文章的道路，近来更加难以说清。过去谈章法、谈文脉，实在只是戴头巾的酸腐话，不知道究竟作何安排。”我答他说：“年纪大了，哪里还能随人像蓬草一样飘转？际遇自有定数，我们这些人也不过只能卖自己的真货罢了。” 硕甫平日卖的就是真货，近来的作品更加奇特，而且进一步成为阳翟那样的狗屠商贾；然而即使奸诈、富有、奇特而取胜，志士也以此为羞，那么也不能不听凭造物者的安排。虽然如此，真货卖不出去，仍然是百中取一的情形罢了。蒋韶宾《腐毫草》序

译司马相如写《子虚赋》时，含着笔、咬着秃笔，等到赋写成，汉武帝看见【缺】，感叹说：“遗憾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士人像泥蟠而后飞上天空，各有命运确定的时日；当他抱着几案终年苦读，勤勉不懈时，必定有一种深厚著述的精神，宏大地积聚喷涌，无法遏止，然后时机到来，志气与之相应，这是常理。义兴的蒋韶宾，我的朋友■〈田翏〉城人李长蘅多次称赞他。人们说韶宾是世家子弟，乘高位、顺流而下，便可取得一甲功名，仿佛伸手便能捕蝉，却不知道他曾苦心攻读、反复研味，笔墨多得汇成河，著述堆得成丘。我在寓所无事，得以读完他的作品。大体说来，纯粹的是旨趣，悠远的是情感，超脱的是意态，肃穆的是精神；其中最好的地方在语言溪径之外，另有隽永的意味：像剥笋抽丝，渐渐进入佳妙之境；又像水尽山穷之后，反而发现幽深的胜景。题名为“腐毫”，也就是杜甫所说的“得失寸心知”罢了。当今君主不能亲自拔擢士人，所以鱼目和美玉一同收取；假如君主亲自拔擢，建武年间的感叹，怎么知道不会发生在韶宾身上？我只是奇怪司马相如客居卭地时，竟盗取狗监的身份来推荐自己，成为千古浮薄之人的箭靶；即使后来到了蜀地，罢免西南夷的事务，担任文翁的经师，他一两件被称誉的事，也不足以掩盖他一生的作为。韶宾像山岳耸立、深渊停蓄，身处囊中却不显露锋芒，旁观者都知道他必定会受到重用；即使称作“腐亮”，也和司马相如有相同的文心，却有不同的品格。汉代人谈文章的迟速说：“高雅的文章和典册，应当同时写成。”韶宾又不屑参加金马门的考试，退而任职于簿书事务，看似违背了他所擅长的方面；然而他历任地方官，入朝担任侍从，按照资历取得公卿之位，就像拾级登阶一样。将来建立【缺】立，必定大大不同于文园令；这又将和司马相如有相同的开端，却有不同的结局。枚乘说：“养由基百发百中，和我所说的相比，还不知道怎样操弓执箭。”我的话私下里也很像这个意思。吴长组《诗艺》序 人没有不喜欢新事物的。婴儿刚出生，看到红色紫色就高兴，听到声音就嬉笑。新与旧本来就是这样；既然要迎合人的喜好，就不得不求新，而求新就不能不变化。聪明的人拿起柔毫笔写作三天，没有不发生变化的。只是变化的起点很细微，而它的发展却不能保证没有弊病。变化而不产生弊病，或者在尚未产生弊病时便预先引导它变化，只有作者才能做到。我同年吴长组先生主持诗坛，差不多三十年了，经历变化不能说不熟悉。可惜正始之音已经远去，谈诗的人大多驰骛于草草而未失其真的风格，因而又流于粗浅；粗浅令人厌倦，淡薄反而被仰慕，仰慕还没有失去本色，却又把枯田中的枯木当作夸张的议论；议论本来未尝不对，但驳杂又随之而来。长组亲自接触这些变化，深深忧虑它们的弊病，能够在狂澜即将溃决之时，默默地随着它们进退消长。因此他的文章处在可以反复玩味而加以考察的境地。如今读到他近期的作品，似乎又转入了一个格调：清新却不削弱，华丽却不浮夸，纵横放言而又合乎规矩；常常在多少、伸缩之处略加点染，神气顿时生动起来，令人读到这里不得不击节起舞。谈诗的人如果能够安于不变化，也就罢了；如果不能不变化，那么长组大概就是最先发端的人吧？由此想来，人一定要有独自前行的意趣，坚定地立足于最纯一的根源，然后才能从虚空中翻出奇意，使心与手之间无法控制那种灵妙变化的作用。长组长期困顿于科举名场，却始终不改变操守，安贫而自负，吟诗饮酒的兴致也不减往昔；他的胸中自有不随人悲啼欢笑的东西，所以能够随时代处处调整而日益求新。我也曾经有意于这条道路，只是力量薄弱，不能把握风气的先机，又以和世俗共同承受弊病为可耻，因此【缺】而不能变化，最终像寒郊、瘦岛一样被摈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读长组【缺】艺而更加感叹，我达到穷极之境也是有方法的。冯尔韬《诗艺》序 戊午年，大小冯先生的诗艺作品刊出，海内之人一致奔趋而来。即使学习它的人未必能达到，也有人勉强达到；达不到的人便固守不变。这样一来，世人的眼目耳朵便有了统一，奇俊之士的心胆也更加壮大。如今尔韬先于他的兄长考中进士，世人向来把声名地位当作升沉的凭借，趋附尔韬的人应当会更多。我读到他近期的作品，地位越高，选取材料越丰富。经书、史书、诸子之言交错驱使，笔端出入自如，已经忘记它们各自的来源。大概像半天空中的红霞、明朗行走的玉山，又有一种灵心浮现在纸上，韵味寄托在笔墨之外。又像山间的岚气、月亮的姿态、草木的迷蒙、烟花含露的情状，使人可以欣赏喜爱，却无法捉摸把握。诗艺到了这个境界，一切束缚都解除了，不再像是从人间来。训诂之学完全可以扫除。我说这些话，自以为已经说到极处了，难道就足以穷尽尔韬吗？还不能。龙的神幻，以云显现；豹的隐伏，以雾遮蔽。世上很少有人真正见过龙和豹，所惊叹的都只是云雾罢了。何况尔韬的云，是卿云那样的云；他的雾，也是弥漫十里的雾。想凭我的胸怀测量他灵心的织造，谁能够到达它的深处？我不知道尔韬在构思时如何经营，也不知道他在墨干纸尽时还会怎样留下余想。我只能把这篇覆信写下，惭愧而感叹。凭尔韬这样的才华和年纪，取得翰林院的一席之地，将来替国家续作雅歌颂诗，本来就是平常的事。听说举行京城考试那天，他反而躲到西山不肯应试，退而到东海任一县令，急切地访求循良官吏的事迹；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他的器识难道还同一般人一样吗？贤者是不可测量的，不只是区区诗艺如此。《北归廿义》自叙 从前陈射洪不惜用百金买琴来诱取行卷，一天之内便名重长安。我常常鄙视他，凭他的才华，即使老死在窗下，也足以名垂千古；即便不忘记名声，又何至于狡猾到这种地步？等到读到《虞仲翔传》，看到他自己说品节疏略、见识宽阔，不为当世所知，死后应当托付青蝇作吊客，才感叹：唉，名声竟然这样重要吗！我性情狷介而狭隘，远避名声。记得少年时听人谈论名场之事，常常羞红了脸躲开。十年撰述，也落落然不肯进入人的谈论。今春停止参加公交车考试回乡，默默不乐。偶然整理旧箱子，里面满是积尘，实在舍不得丢弃这些破旧之物，便稍加抽取刊刻。如今豪俊之士不堪忍受末俗的委曲鄙陋，争相树立无心义以渡江；而我坚守自己的五石之匏，和世俗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远。我家徒四壁，不能像陈射洪那样效法他人，即使世人只拿它来盖酱瓿；但我终究不做虞仲翔。只是感叹这些微小作品并非虚妄，想让人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仍然有人有所系恋而不肯苟食。《桃花坞草》自叙

译我今年在桃花坞中读书。春天桃花盛开，十多里之间，我和那些探访奇景的人驾着小船，任意游览。进入花的深处，村童和田间老妇欢笑着询问姓名，我们彼此相看恍惚，不知道自己并不在武陵。后来平野与云相接，高松上悬着月亮，林木飘香，梵音回荡，无不令人快乐。只是遗憾谷王隐居安息，因此故山林木又使我依恋先人的坟墓。儿子前往杜门去病那里，燕首有奇异幽深的情怀，同伴没人欣赏，忽然发出悲声长啸，又没有不惊诧躲开的。唉，人生百年匆匆，欢乐过去，悲哀到来，抒写性情灵魂，没有超过笔墨的。我姑且检出箱中的作品，以寄托感慨。戊申年初冬题。《博笑草》自叙 己酉年冬天，我和休复在船中相约互相磨砺，等待文章写成，约定不到百天便相见。进入长安后，休复每天提出一个题目；我不是生病，也不是痴呆，却拿着一个题目，竟十多天说不出一句话。偶尔有所触发，又不是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仿佛铃铛遇到风、种子得到雨水，意象横空涌出，笔墨便跟随它们而去。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偶然有一篇被人偷抄传播，大体上赞赏的和嘲笑的各占一半。我也落落然，无暇过问。不久我落第了，赞赏的人无话可说，嘲笑的人却更加伸张他们的辩说。从前韩愈听到有人嘲笑他的文章便高兴，大加嘲笑便大为高兴。如今这部集子都在这里，嘲笑者本来就不是赞赏者，难道又全都说对了吗？我的才华远远比不上古人，若要高兴，我哪里敢当。只是私下看近来的风气正渐渐振作起来，真正从事这条道路的人，决不会只是元和年间那样【缺】。那些嘲笑我的人，一定是因为我确实有可笑之处。于是题名为《博笑》，用来代替副墨，也借此忏悔自己的过错。庚戌年冬至后十日。《灵鹫山余草》自叙 我居住在灵鹫山四年，奇异的行迹、来访的客人和刺探游踪的事务，占去了大半日光，很少有闲适的趣味。想到不久就要收拾行装渡江以北，忍受世人的诋毁，尘土埋没人的牙齿，沙土埋住马足，草木枯黄、柳枝光秃，回想冷泉和西涧，应该会觉得它们像仙境瑶阆一样了。当时高人赵君也住在山中，我们商议游览之事，说古人狂想游五岳、十洲，最终都成了虚妄，何不先游近处的呢？莲花、稽留、谢台、猿洞，早晚间阴晴舒惨的变化，云霞烟月，远近浓淡的适宜，光彩姿态千差万别，只要用心体会，无不悠然有所得。有时雨深日晒，赵君奋笔挥洒，探究万物由有入无，竟有连造化也要让其巧妙之处；我就在旁边自在观赏，脚疲倦了，谈兴却更浓，心意畅快，眼睛也饱览了景色。张子伟的穷尽探索、宗少文的卧游，我没想到自己竟兼而有之。几年来，近来的日子最为适意。不久敬明子刚刚开始向人索取文章，我提笔相应，率意写成。每次拿笔时，总被山情水绪牵引，不能专心一意；铺纸疾书，往往太阳还没有移动便已写成。门人请求付梓，我以才疏不敏为辞，说：“为灵山完成这件事，不也可以吗？”因此题名说：“《余草》明白表明，这不是我用心经营的作品。” 《四书获薪草》序 回想少年时，志气满怀、意气旺盛，妄想认为文章就像画像，肥瘦长短，丝毫不能任意改变；即使有万斛才华，也宁可压抑自己来遵守三尺之法。后来觉得何必一定如此，便渐渐放开自己，因此在琴川的廷试中结识了王【缺】徐师。曾说：“像高山流水那样的作品固然难写，能够赏识它的人也不容易。”我笑着推辞说：“这还不是小子的《广陵散》。”那种任性放诞就是如此。近年忧患更多，救世济民的心意渐渐淡薄，勉强同世俗调和；每当一个题目落到纸上，便感叹自己白发白眉的男子，为什么没有特殊的操守？没想到时世更加逼迫，际遇更加艰难。我曾四次参加公交车考试，三次被黜落，误中副车一次。那一次误中之后的文章被考场收去，其余的都只是被数次点断破句、沾上墨汁罢了。唉，寒士终日孤独苦读，三年用尽心力，却只是供主考者片刻的醉梦，可叹啊！志同道合的人过来慰问我，我又抽出旧作来加以评议。我的文章又不是天书地藏、三苍五雅，有什么难以理解的？能否遇合，是命运。不要抛弃已经写成的文章。有人说：“你的文章不俗，也不肥厚，怎么能够急着卖出去？”我以才疏不敏辞谢。这两方面都是深切而至爱的劝告。只是天色已晚而路途遥远，我茫然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于是我选取两年间所作的文章，拿给世上喜欢我的人看。小东说：“这些薪柴既然已经拾得，也可以装载起来。”这是我自己的时运，并不是敢于向人诉说悲哀。己未年夏五月五日题于灵峰的微凉馆。《诗经获薪草》叙 居住在始平时，寂寞而少有欢意。戊午年七月，秋雨骤然增多，不能出门。诸生都去参加省试，整天听不到剥啄的敲门声。盆中的兰花还留有余香，面对茶碗，因此想起黄山谷所说的“雨深断客”之趣，这位老人的话确实有道理。儿子学习诗歌，我常常替他作证明，往往交叉着手很快写成，几乎不加修改。不到一个月，得到四十多首，不知道在世人的眼光中会怎样。只是拿笔时，恰好自然有一种悠然的境界，不能自行割舍。合并京城所作的几篇，刻印出来，也题名为《获薪草》。己未年中秋，写于武塘路上。《自选九刻》叙 从前曹孟德、王处仲虽然遭逢乱世，都正当盛年，像龙奋发、虎踞一样，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尚且还有伏枥之歌、击打唾壶的举动，何况我所经历的坎坷，百般思绪盘绕胸中，黑发不停变白，白日渐渐西下。考察其中缘故，不过是这些作品成为心头重负，便应当全都交给君苗焚烧，替刘生高筑坟墓；只是恐怕送穷还不久，仍有爱好疮痂、珍惜破甲的人来索取不止，所以姑且淘汰一部分而保存一部分。俗话说：“家里有破扫帚，也把它看作价值千金。”这正是不能看清自己的过错。古代贤人尚且如此，我难道能独自免除吗？己未年秋日题。《自选诗艺》叙 我学习作诗二十多年，仍然没有真正入门。这一年才和胡休复、卓去病闭门读书于水西，偶然古卓老师来了，听他开示，仍然像乘羊车、鹿车一样。顿时仿佛甘露灌顶，便整肃衣冠拜谢他。老师认为我们心神昏乱，命令我们参究“死句”，以七昼夜为期，恰好还没到七天便停止了。散去以后，我偶然拿到一个诗题，不到半天便写成。六义如今刊刻在集中，被放置在狭巷中的篇章，以及刊刻在集外的《山有枢》《黄鸟于飞》等篇，都是那时写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有客对我说：“世人对于你的书义还有许多诘难，对于诗义却没有异议。”这句话对我本身没有什么轻重，只是回合往事，忽然觉得有些恍然。所谓无所得而得，难道就是这样吗？可惜良师益友已经凋零，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最终能达到哪里；旧日习气难以忘却，只好姑且选取保存下来。如此爱惜不舍，如果古卓还在，又应当打三十棒了。己未年立秋日题。《从治命》引

译李秃翁凭奇异的人和奇异的书招致奇异的灾祸，他的著述也因此奇异。二十多年来，他深深触动人心，不知道凿开了世间多少混沌，增长了多少豪杰的心胆。然而那些没有顾忌的人，也因此放纵自己的猖狂，彼此仿效。真正的秃翁我没有见过，世上却盛行着冒牌的秃翁。所谓《从治命》，是秃翁在麻城遇难时，书写并汇集他的讲解，后来便秘藏不传。即使与《焚书》的定本以及刊刻于亭州的本子相比，增删也大不相同。知道秃翁著作散佚的人很多。这部本子是丙午年从白下汪本钶那里得到的，当时人心刚刚开通，疑惑和喜爱相互争胜，冒牌之端还没有产生。它如同吉光片羽，是世人共同珍惜的东西，所以刊刻出来，以补《焚书》的不足。《陶庵诗经笔记》小引 亡友归子季思，就是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的人。他清明的品格和朴素的气息，越接近越使人亲切。当时和他交游相处的人，自己惭愧没有深入阅读他的书、诵读他的话，飘然地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留下的余膏残墨，珍贵得如同拱璧。《陶庵集》总共刻印过两次，但人们的心意还没有厌倦。季思远离世俗滋味将近十五年，体味经义、研读经典，没有一刻懈怠。至于他深沉自得、一路贯注的深情，似乎尤其接近《诗经》三百篇的旨趣。所以他的笔记既不像训诂家穿凿附会、争论异同，也不像词章家在白对和黄对之间斗弄纤巧。每转换一个音，破解一句诗，使人短短吟咏而长久思索，悠远得不能穷尽，真是解释诗义中微妙的境界。季思病重时，对门人说：“这只是偶然写下的笺记，还不能算成书，可以交给胡休复。”休复珍藏它，不给别人看。千子和我正在通晓《诗经》，得以看了一眼，休复说：“这是故人的手泽，不可遗失。”本来应当归我刊刻。哪里料到休复也去世了？古人有句话说：“一束手放入衣袖，都成了过去的尘事。”难道不是真的吗！每次翻检它，都禁不住感叹山河遥远绵长。我难道还可以等待黄河变清吗？于是把它付梓，并把原本交给奉世，收藏在家中。《清音阁课》小引 回忆癸卯年尚未发榜时，我跟随冯开之先生【缺】读符九【缺】【缺】，惊讶地说：“东南的菰芦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先生笑着说：“果然如此，我主持衡量士子的考试，第一名已经不必再考虑别人了。”后来符九果然考取第九名。符九当时写的时文，像幽深的岩石和绝险的山峰，群峰攒聚、山岭重叠，日月的光辉时隐时现，风雷出没其中；聪明人喜欢，愚钝的人惊骇。还没读完半幅，气势已经完全摄服读者。不久便长叹不已，没有人不折服于它的奇异。从此声名大振，即使我们同党中几位志调相合的人，心中筹划、手指谦让，也无不认为他不仅冠绝一旅，而且将冠绝成师。可是他竟在一生中沉浮于公交车考试里，实在令人不能理解。然而符九正因此学问更加丰富，见识更加深沉，格局更加练达。窥察他的心意，似乎并不是斤斤计较地说自己奇特，并非没有奇处，而是奇到老成而化境，不刻意求奇，这才是真正的奇。如果把不合常道的人当作奇异，便不如到了晚上就腐朽了。过去那些幽深绝险、峰岭攒复的景象，一变而成为拱手相揖、各得其位的安定景象：风和鸟鸣，花开水流，聪明人喜爱而忘记返回，愚钝的人也安然无惊。这大概就是记载中所说的风雨相会、阴阳相交、天地居中的状态吧？唉，实在难以言说！我的心意所趋向的地方，稍稍前往便更加深远；我勉强跟随其步趋，却始终不能相似。我勉强以韦弦自警，却也不能恰到好处。有时在无声处有所领会，有时有了意旨却有所失误；伯夷、惠施之所以各自偏至，孔子之所以能够随时而中，正是如此。这就是他的文章，也是他的志趣。两朝以来，考取南宫第一的有十五人，我不敢深论。像符九这样的，大概属于田、邓之间的人吧？开之先生是有智慧的人，他的话即使不能在地上完全实现，也一定会在地下实现。我三次以这番话去叩问符九，符九只是笑而不答。黄贞父《近义》小引 贞父先生的举子业，就像奇异的宝玉珍贝，即使盲人也知道它是宝物，但除了波斯胡人，没有人能够判定它的价值。然而先生起初并不刻意思考，每次铺纸疾书，片刻便写成。在锺陵时，他从簿书事务中得到文章；在长安时，从车马往来中得到文章；如今归隐山中，也多从山间木屐和酒杯之间得到文章。从前开之先生说过：“无穷的生命产生游戏，游戏产生天机。”我看先生也是如此。如今世上那些虚称了解先生的人，其实不能了解先生之所以为先生。先生看待举子业，就和看待簿书、车马、山屐、酒杯没有不同。可是有人浅薄地窥测他，说他有所感慨，借道德事业的余绪来抒发。这样不仅不了解先生，也不了解先生的举子业。即使如此，凭先生所养成的才华，本来不应让他执掌文卷、面对当世，却让他归去寻找灵鹫山旧日的盟约；这就不只是举子业一件事了。《郑子野制文》小引 几年前我从行卷中读到子野的文章，感到惊奇，认为他一定不是流俗之士。客人说：“他是乡里的少年，最近才接触到这个人。虽然生在乡里，果然不是流俗之人所能具有的。”子野的文章很奇，却没有得到际遇；即使偶然得到际遇，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际遇。了解他的人惋惜，不了解他的人嘲笑。久而久之，惋惜的人又压不过嘲笑的人。有人向他提出规劝，有人传播对他的诽谤。子野本来就是这样，子野难道是普通人吗？我看流俗之士，像汗血马一样追逐时尚，好像追赶奔马，又如珠子滚动、弹丸转动，不再相信自己的本真；最终即使有际遇也自有命运，才后悔没有用十年读书，唉，也已经晚了。从前有人说：“文章的好坏，我自己知道；后世有谁能理解我、评定我的文章？”唉，难道一定要等待后世吗？那些按剑的人就不用说了；假使渐渐成为一乡之冠，假使渐渐成为一国之冠，他们对于千秋之后的命运和奖赏，自以为是钟繇的恩惠再次降临。至于击节赞叹、退避称奇，以为今古再也得不到这样的言语，难道一定就是我构思经营时所期待的不朽吗？人只不过被声名利益的腥膻所吸引，没有闲暇再思考它从前的根由罢了。子野如果不为此辩明，怎么能不把显扬和激厉当作升沉的凭借？如果这样说子野奇，却又不合乎中庸，那么就是不知道他的性情本来奇特，却强迫他使自己不奇；得到这一方面，必然丧失另一方面，正如臧谷亡羊一样。与其屡屡迁就改变，不如始终保持一致。极其奇异到了极点便是神妙；恩泽本来就神妙，神妙到了极处，变化便完全展开，风气代代更新，必定是保持一致的人先行登上高处，这是过去事情的明证。即使不说得到际遇，际遇难道会安置他吗？我不是能够写出奇文的人，只是喜爱子野的奇特。我常常喜欢和别人谈论，唯独怀疑与子野谈论时，反而喜欢谈真实的东西，大概因为我已经窥见子野，并不是容易向流俗之人说清的。子野也曾听过反穿袜子的偈语吗？“反穿袜子，宁可刺痛你的眼睛，也不可遮掩我的脚。”古代有道之人自爱自重，大都如此，不只是文章如此，也不只是子野如此。《陈生甫灵鹫山课》引

译陈生甫来我的灵鹫山游览，我见他神采清俊明朗，知道他一定能写文章，却未必知道他能否超越众人。试了一次，便感到欣喜；再试一次，彼此欣赏不止。生甫天资非常敏捷，遇到停滞的言语和疑难的义理，笔锋一落便立即剖析清楚。他性情简脱，不屑于琐碎事物；世间虚伪的气节、假装的道学、堆砌的文词，都不入他的眼。不能忘怀的，只有千古之事。发挥他的才力，铺纸疾书，一个题目便能写出百千言。只是因为胸怀以同于常人为耻，所以故意把一句话简约削减后写出来。宁可落落不合，也不要庸庸随俗。纸尽笔穷时，常常还有几分寄托、无限才情。识见高明的人自然应当辨别，不必等待我的话。生甫既然具有不屑俗流的韵致，眉宇之间常常流露出逼人的气势。所以旧友喜欢喧哗谈论；生甫如今的文牍都在这里。他的书义有时清新，有时放纵，总之都不是凡庸的格调。经义委婉而切中情理，内在的灵根曾经具备《诗经》三百篇的风气。可以商量的地方，或许只是还不够纯熟。有这样的才华品格，经过学习而成熟，又有什么困难？我说出这些话后，必定又有人喧哗，说我在谄媚生甫。然而天下真正的是非，必定不掌握在乡俗之人手中。我知道将来急忙起来赞扬生甫的，一定是夫巳氏。一定是夫巳氏啊。《陈生甫楚游草》引 生甫刚开始跟随我交游时，乡人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我一见到他便命人赏识他。有一天晚上畅快交谈，精神浩然，与千古相通，谈及往昔，旁及外家之言、书画小技，无不飘然欲往。如今生甫已经显露出他的【缺】颖，人们渐渐相信他，却又没有完全相信。我说有人或许过分评价他，其实并不是这样。从前人说：“文章的好坏，我自己知道。”我和他有相同的趣味，时常还有不能完全了解他的遗憾，何况你们这些人呢？生甫因为侍奉尊长而在郧地，临别时离开我；然而一百天之间邮筒往来不断，虽相隔数千里，仍如同促膝交谈。近来他又派一个仆人送来书义二百十首，请我评定。诗义和千秋事业暂且不论，我用一天五十二刻读完，最终删汰了十分之三，让他带回郧地刊刻。生甫的文章大约有三种：一种是细微、潇洒、幽远，秀异而空明，像明月照在地上、红霞横在半空，这是刚到郧地时所作；一种是登梯至高、悬绳探险，排开天空而进入幽深，啼笑并行，正奇诡地反常运用，像太行山九曲盘折，又像洞庭湖千顷无边，上等士人喜欢，中等才质的人惊骇，庸人愤怒，这是丙辰年秋冬所作；还有一种在我能够评定的作品中，清新而不削弱，浓丽而不浮艳，才华奔放却归于法度，文脉和谐而有精神；我把它看作正始风格，却不陈腐，以为趋向当今，而意味反而更加深厚，仿佛不知道自己已经到达，却自然到达了。我不能确定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或许是生甫偶然得到意趣，脱口提笔时偶然捕捉到的吧？那么仍然无法知道。如果这些都是他近来朝夕之间所得，那么生甫的才力几乎不可估量。震泽、毗陵，凭借高位而取得广泛声誉；那些只听传闻、像青蛙一样道听途说的人，便认定他一定没有长处，却不知道时势确实会造成这种看法。假使两位先生一时各有得失，也只是因为二人活在今天，自然会有变化罢了。再往后说，就更难讲了。豪杰胸中的见识，明亮得如同看见火，只是特意不深加议论，以免伤害雅正的文道。等到铺开柔毫笔，拿出不律之笔来写，经过敲打剥削，像老和尚受戒、法吏取文一样，难道肯把门关上逃避吗？生甫若能做到这样，书义难道不能照亮我的话吗？我读生甫的文章读到会心的佳处，几乎要烧掉笔砚，说：“文章自有确定的价值，像良金美玉，见到的人都会把它当作宝物。”而且生甫还未曾打开地下的宝藏，也未曾搜求天上的图籍，有什么难以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见到的人必定赞赏；即使达不到赞赏，也不得不折服。即使不相信我，也自然应当相信生甫。京城的豪杰像大海一样，其中一定有若干人会执臂感叹相见太晚。摔破琴、背着行囊、狡猾钻营之类的事，千万不要效法，而且也根本不必如此。《竹香斋近业》引 凡人一生都有秘密的契合，千古以来唯独称道伯牙、钟子期和庄子、惠施，正是因为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彼此传达契合，不需要鼓舞，就像酥和乳相互调和、薪火递相传承。哪里像管仲、鲍叔牙，荆轲、高渐离，张耳、陈余那一类人，非要经历贫富、死生，凭借意气才能显现交情呢？我的朋友龚华茂、张百常，彼此并驾齐驱，像埙箎合奏一样调和；一同研习举子业，一同修习古文词，没有一句话不投合，没有一双耳朵听不到回应。即使世人想扼杀他们的奇情高韵，两位先生仍把酒相对而坐，彼此相视而成莫逆之交，终究不必借青蝇作吊客，比虞仲翔高明得多。我一向熟悉他们的概况，常常感叹古道又在今天出现，羡慕不已。恰好两位先生的社稿写成，嘱托我为它作引。华茂的文章极其超越古人，义理见识深邃而不可测；百常的文章极其鲜明华美，才锋锐利而不可抵挡。即使在相同之中，也有不同。总之，他们都是高出世俗的人，写高出世俗的语言，各自成就自己的造诣，共同达到精妙之境，这是从平日相互砥砺中深厚获得的。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原因吗？假如两人的文章像出自同一只手，又凭什么称为两位先生？又凭什么称为才士？即使一时并驾齐驱，我又怎么能始终保证他们相同呢？《文笔山社》小引 我为《对山》作序时，提出当时的两个要点：一是广，一是翻。江上的黄锡认为我所选的作品值得欣喜，却独独痛斥“翻案”二字。即使是随喜，又怎么能够不翻呢？孔子说：“述而不作”，这也是翻。把家天下变成官天下，是翻；把征伐诛讨变成揖让禅让，是翻；把封建变成郡县，是翻；把井田变成阡陌，是翻；把画象变成五刑，是翻；篆书变成蝌蚪文，隶书变成篆书，书册变成竹简，也都是翻。下至百工小技，没有一件不翻，没有一天不翻，没有一刻不翻。日月运行于天空，光彩常新；江河流行于大地，山陵和深谷代代更替；连确定的位置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事物呢？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等到穷困之后才使它通达，叫作变；不等它穷困便秘密地转变它，叫作翻。翻，是变化隐藏的形态。只是小儒这样做，便牵强附会、因白求黄、问羊求马，像一群盲人互相拍肩，成群结队地挤满道路，这实在令人厌恶。豪杰之士力量强大而运用精微，凭借神明的见识迎接风气的先机，观察时势、察看变化，借着旧事将要衰谢之际，振兴我方正在更新的事物，主持造化、回旋世运，端赖于此；又哪里会不翻呢？所以，不被翻所用的人，难道能够运用翻吗？吴文喜欢翻新，能够翻新的人又没有谁比得上吴中的诸位君子。每次有行卷刊出，海内便纷纷随从，争相仰望，汗流不止。这个尚未相似，那个已经更加变化；行卷再次刊出，众人又纷纷跟从。文笔山社的诸位先生，都是我平素敬服的人。如今他们的文章更加翻新出奇，各自都有眼力和手段，而总体把持文坛风气，自然有不同中的相同之处，我哪里知道？我只知道海内又纷纷跟从罢了。鹿城有一位张元长先生，是最善于运用翻新的人。姑且用我的话请他来验证。《吴乔年制义》小引

译人不能自己发掘胸中无穷的宝藏，世间蝇声袭扰、蛙声喧沸，竞相以乡里的俗见自我标榜，常常让人一闻便知道是哪个地方人的口吻。偶尔能够超越地方，却没有读遍千古之书，气势也没有飞翔到万仞之上；前人问路，后人跟随，便自以为已经闯过关口，究竟仍没有走出篱笆之外。这样还想称为当世第一流，就差得很远了。我并不是懂文章的人，却曾经凭这个来观察人，十次中没有一次看错。从前凌巨先拿一部书来让我读，文章萧散高远、秀异挺拔，我不能判断它是哪里的语言。巨先说：“这是新安王宣佩写的。”不久，宣佩又拿一部书来，文章气概充沛，骨力逼人，我也不能判断它是哪里的语言。宣佩说：“这是我的朋友吴乔年写的。”乔年年少苦读，和志同道合的人在湖上闭门读书，严冬才解散归去，气势咄咄逼人，仿佛不可一世。窥察他的心意，似乎不只满足于超越一个地方。我曾说少年人喜欢谈才华，老成的人多喜欢谈法度，这两者都不是最高的论断。凡文章能够超越的，都是才华，而法度也寓于其中。法度是才华最精妙的运用，却是不可轻易说出的东西。一定要压抑才华来伸张法度，法度将依附在哪里呢？所以拘泥于法度，法度就不会神妙；过早谈论法度，也能使才华不能充分发挥。少年人的忧患只是才华不够；才华丰富之后，再加以节制来运用法度。即使从棋局纵横错杂的言语来说，也未尝不是法度。才华达到什么程度，其中的甘苦自己知道，才士不能向别人说清，我又怎么能够替他说明呢？乔年的才华如何，有眼力的人自然能够知道。何况他是黄贞父先生的弟子，就更不用担心没有法度了。他不仅会超越新安，而且会超越当世，我姑且拭目以待。《凌士重小草》小引 士重是名家子弟，年轻而喜爱读书，只是常常生病，又持有佛弟子的【缺】，所以不大写文章。我三年没有见到他的著作，今年他拿一部书给我看。我一边读一边畅快，如同在炎热时饮下寒冰。早晨吸食红霞，醉饱之后，又品尝一片江瑶柱。山有高险的崖壁，石头有可握的奇形，草木有梅竹，书法有鸟爪虫丝，绘画有文与可、倪云林，诗歌有韦应物、孟郊、贾岛；凡是见到的人没有不喜爱的，喜爱得几乎要发狂。只是因为趣味不同，不了解的人便诋毁它，说这是奇、偏、小品。一个人怀有高迈而不屑俗流的韵致，以和别人相同为耻，就一定不肯说同类人所说的话，而喜欢说别人不敢说、不能说的话。与其平庸，不如奇特；与其正统，不如偏异；与其宏大而虚伪，不如细小而真实。士重的心意也就是如此罢了。士重坚持这样走下去，足以称雄称霸，何况每天更新而变化，又有不可知的地方呢？己未年中秋后五日题。《周公润吾六十小像》题词 海昌周子时泰凭文章来见我，我还没有时间针砭他的文章。接触他的相貌，十分古朴；询问他的科第、乡里和交游，他说话迟钝，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真是个朴实的人。不久遇到我的朋友张展骥，他非常称赞周子。我的朋友是世间奇特而朴实的人，尚且称赞周子，那么周子的朴实就可想而知了。我看如今那些外表像文章家、口才却很好的文人，修长眉毛、雕刻眼目，修饰指甲、涂抹香粉，高冠宽袖，雍容【缺】，迎合人的心意，一开口就能逗人发笑，使寒冷的山谷温暖，使春日花丛凋谢；可是还没有交臂相识，便不知道刚才侍奉的是什么人、说的是什么话，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海昌也是一座都会，那里的豪门崇尚奢侈，纤细争巧而强健，已经没有混沌朴实，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周子。俗话说：“进入田地观看庄稼，从小处可以看出大处。”我不知道周子，是从我的朋友那里了解他的；我不知道周子的父亲，是从周子那里了解他的。我看图像接触到周公的相貌，又从周子的口中耳中听到他的事。周公说：“周氏确实世代保持着朴实，就在我这一门中。”世代显贵的人家，往往略微损失一些东西来取得精华，但繁多之物造成的伤害也不少。周公勤劳不息地伐檀，即使悬挂三百束禾，也还不足以补偿他的辛劳；朴实所留下的，是奢侈的反面；气息停蓄下来，凝结成高寿，其余的就让子孙享用。只怕他一旦有了名位，渐渐进入芬芳华美的环境，不能长久守住这种朴实罢了。周子回去时，拿着猪蹄，斟满匏制酒樽献给周公，说：“先生有言，我们宗族世代的朴实，都在先生门下。”周公一定会举杯痛饮而醉，忽然起身跳舞。《古今帖目》题词 我向来喜爱花木，如果不是老干禹【缺】那样奇异，能够凌霜破云，便不喜欢，也不肯种植。我喜爱古代碑帖，但看到断壁残珪，常常闭目不愿观看。过了二十年，既没有地方栽花，也没有钱财收集碑帖，才开始后悔说：“假使从前稍微多种一些花和幼树，如今即使它们还不能凌霜破云，不能长到两手合抱来【缺】秋，我的年岁每天增长，而金石的破损也每天运行不止。假使一定要等到完整无缺之后才珍藏它们，只怕完整的东西不容易得到，而漫漶损毁会越来越深。我怎么知道今天的断壁残珪，不是将来的吉光片羽呢？”于是稍加编次这些碑帖的目录，藏在衣袖中，以弥补自己健忘的毛病；至于唐代以下的，因为担心它们降低品格，便没有收录。唉，我又怎么知道不会给后世留下后悔呢？丁未年初冬，雪堂记。《题诗疏翼》我读朱子的《诗经》解说，有两个疑问。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此反过来推论，那么《诗》本来就是平王、哀公以前的史书，怎么可以笼统地把它看成郑、卫一类的男女情诗呢？这是第一个疑问。《雅》《颂》自然不用说，十三国的《风》、二《雅》，大多是质朴的君子，心有所感而惶惑凄怆，以柔和的劝谏寄托讽刺，使人找不到可以指责的缝隙；采集民歌足以作为警戒，即使放到今天，也属于辞赋一类。但朱子多半只作直截的训释，这样一来，千古以来就没有所谓风人了。不是没有风人，而是人人都能够成为风人。这是第二个疑问。因为这两个疑问一直不能释怀，我旁观古今著述，凡有足以成为朱子忠实辅佐的，便随手记录下来，也附上自己的臆见。古语说：“《易》没有通行不变的象，《诗》没有通行不变的训诂，《春秋》没有通行不变的条例。”如今解说《诗》的人，正像猜射覆物一样，只是机巧的人取胜罢了。这样看来，古人的诗早已亡失很久了。题《病中吟》这是孙闻在病中所作的诗。如今病已经痊愈，却仍然把它刻印出来，是因为不忘记当时的痛苦。王元美叙述文人的九种命运，其中第一种就是恶疾。疾病与文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文章有时反而因病而写得更好？别人得病，只是疾病；文人则不会把疾病仅仅当作疾病。人一生病就有了闲暇，有闲暇便会思考，思考便会产生怨情；思考而有怨情，正是《诗经》三百篇、《离骚》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闻孙无缘无故得病，天理又无法询问，所以他的言语不能没有淋漓呼号的意味，属于不择声调而发出的怨语。如果把它调和得圆润顺口再说出来，才情反而隐藏了。如今闻孙所忧患的，不在于疾病。我想同闻孙约定：宁可□有言，希望您不要忘记在堂阜时的情景；戚也不要忘记叩角时的情景。这样下去，文章将一天比一天精工；这篇刻本，可以说是昏暗迷乱之前的先导了。

译题陈文叔所藏何长卿印册 文叔说这是他亲手搜集的；何长卿刻了几万张纸，后来一旦漂失，他又重新搜集散失的部分，得到若干，汇编成两集，拿来给我看。我抚摸着册子问他：“法在这册子里吗？”他说：“不在册子里。我的老师的手和他的骨头一起腐朽了，唯一没有传下来的东西，在手和笔之前，而我无法承受它。我曾经徘徊四顾，有时进入法而失去了老师，有时进入老师而失去了法；既不是法，也不是老师，却忽然遇到了它，而没有人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尚且不知道有手，哪里还知道有册子？”我拍掌大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你把它说得精妙极了。”怀素是以张颠为老师的，张颠从舞剑中领悟书法，而怀素反过来说：“我不喜欢公孙大娘的浑脱舞。”古代技艺达到道境的人，大都如此，不只是书法。即使如此，如果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那么大地拿来作纸都嫌不够，谱写你的笔又哪里还用何先生制作这本册子？这册子正应当留下来，给我们这些尚未理解的人作案头观赏之物罢了。文叔似乎有些不悦，于是我题写之后把册子还给了他。题《玄对楼册》我读穉圭的诗、古文辞、制举文和书信，觉得件件都是文坛上的老将。刚一看到《玄对楼》的客翰，便茫然失意，像柳宗元生了左肘风痹一样。究竟是穉圭在对我，还是我在对穉圭？哪里能够知道呢？于是我随口吟了几句，问穉圭说：“殳山山头的夜月，御儿溪上的晚风。千古以来的鸡坛由谁主持？一声鸾鸟的长鸣横贯长空。”穉圭在这时有没有应对呢？又举一个宗门公案说：“黄龙晦堂问黄山谷：‘听到木犀花的香气了吗？’黄山谷说：‘听到了；玄义在哪里？’”穉圭如果对“机下厝”这一句有所疑惑，我就要用火攻来烧毁玄对楼了。题方澹玄《墨海》古代技艺达到道境的人，都有自己的道。他们的才华闪耀而锋芒外露，不可遏止，偶尔流露为技艺，技艺便近乎神奇。后世惊叹他们的技艺，却不知道那其实是道。如果把技艺只当作技艺，即使精妙到了极点，也不过是市场上的魁首罢了。我曾说，书法、绘画、镌刻，都是清雅之事。出自俗工之手，就是低贱的技艺和行业；出自文人之手，就能超越寻常。嵇康打铁，阮籍穿木屐，王武子骑马，难道一定比世人贤能吗？人们争相传述他们，原因各不相同。方澹玄是文人，他把余裕的技艺发挥出来，挖掘出墨的精髓。我有嗜墨的癖好，喜爱他的墨，想由此见到其为人，爱不释手。客人说：“寂光可以比作方某的某一品墨，紫霄峰可以比作方某的某一品墨。”我微笑说：“这不能这样比较。假使澹玄同俗工争价格，那还凭什么称作澹玄氏的墨呢？” 题秦心卿画册 人用手触碰木器而发出声音，手之前必定已有某种东西；笔落在纸上而形成图画，笔之前也必定已有某种东西。否则，我只是使自己的心和手感到快意，却想让别人的耳朵和眼睛因此凄然悲伤、怡然喜悦，徘徊顾惜而不忍离去，这怎么可能达到呢？我的朋友秦心卿擅长弹琴，也善于绘画，他的画潇洒、雄健而流畅。近来墨痴、轻俊这两种路数都不肯落入，若不是他胸中有一段超出常人的东西，怎么会这样？我年轻时不能画却喜爱绘画，近年来稍稍懂得绘画，却又不喜欢多画，只因心、手和境界不能相互契合；有时心中栩栩然像有所见，我自己也不能解释。苏轼不是说过吗？“如果说琴声在琴弦上，放在琴匣里为什么不响？如果说声音在手指上，为什么不在你的手指上听见？”我没有学过琴，私下认为这同绘画的道理相通。别人听了这话，尽管把它当作河汉而置之不理；心卿应当会同我相视而心意相通。题王守溪示给馆中诸生的文章后，与刘德严合题。这是文恪公示给馆中诸生的话，是科举文章中最上乘的了。当时诸生一定有些人流着汗血追逐时尚，沉溺于研习八股文，所以文恪公才说了这些话。如果自己揣度内心一片空明，清垢净秽而不受损坏，时时能够入世应用，时时能够出尘离俗，那么即使研求义理、阅读古书，其次多看时文，也都是为了淘汰积习。所谓“我转《法华经》，眼界自然不同”。如果把空疏浅薄误认为潇洒，便会落入高远玄妙的一途；年轻人中有许多足以观望的人，日后一定会有咀嚼白蜡、手杖青蒲的悔恨。正如小乘的枯禅，自比为面壁九年，却不知道这同西来一宗的真义相距不止千里。文恪公所说的像宗门，我所说的像教法；宗与教兼收并摄，古代尊宿都是如此。德严，不要认为这种落草的说法不值得保存。我昨天从关上来，因为确实不说假话。题小画赠王献叔 我从前北上，渡过黄河，看见日月仿佛倒流，沙滩红、柳色碧，徐州、邳州一带的山如在天外。每次诵读高适“黄河曲里沙为岸，白马津边柳向城”这两句，都感叹唐人的句法竟精工到如此地步；当时我还不会画小幅，遗憾不能把它画下来。雨中无事，于是想起从前曾经试着画过大意；我和献叔的画也都不算工巧。丁巳年涂月，望日，在始平署中；当时水仙刚刚开放，一朵花的芬芳充满了房间。跋《延陵小刻》后 这是阳羡后庵吴公晚年的著作。他所谈的是安危大计、朝廷机密之语，关系世道极为重大，不应只当作文章来看。然而铭文之言本来就是《雅》《颂》的后裔，杂著也可同班固、司马迁的文章相提并论。不过我私下还有疑问：华亭公是他的座师，贬谪外任的拟稿竟出自华亭之手；新郑、江陵先后对吴公十分器重，最终却不能任用他。吴公对此都不能理解，我正妄自思量。华亭知道吴公有文章，却未必完全了解吴公为人。看他规劝切责的几句话，似乎只是浅薄地责备。吴公不能采取中庸之道，新郑、江陵名义上向着吴公，实际上只想树立吴公来排斥异己，哪里会真正任用吴公？吴公又怎么能被他们所用？吴公不露锋芒而能自我远离，实际上早已看得很深了。至于吴门、娄江相继受到惩罚，三位宰相互相倾轧，却克制自己努力做到和衷共济。两位公都是他们在廷试中选拔的人，吴公却最终老去，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吴公也有不愿说出的话吗？我们无法亲自向他求教，因此吴公在这件事上高不可及。此书刻印流传已久，有人为了替吴公讳饰，所以把它隐去了；这并不是吴公的本意。吴公的肝胆像在白日下公开行走，哪里需要后人替他遮掩呢？司李公把此书重新付梓给台公，想必会含笑。刻书的是黄岩县令玉峰周君；同时临海也有刻本流行于世，用来表明美德不会无人喜爱，并非另有原因。跋周续之《西湖杂咏》后

译浙西的山水秀丽妩媚，距离人近。吴地那些腿脚柔弱的人，可以驾一条船载着酒，在山水之间卧游；虽然双脚劳累，心意已经满足了。若是一旦扰乱江流而登会稽山，沿海而行，疲困之后放舟到永嘉，那种拔青插碧、撼紫惊蓝的奇景，到处都是，并不只是天台、雁荡如此。然而没有济胜的工具，反而会被山水所困，哪里还有闲暇料理游览？所以凡是没有游览工具却回来向人夸耀的，都是骗人的。周续之离开西湖十年，把感受写入歌咏；但他不歌咏西湖早晨的烟霭、傍晚的山岚，反而歌咏游西湖的妖娆风光，为什么呢？也是因为西湖确实有值得如此取法的地方。以后周续之游览浙东山水，自然应当用松风、石磬来描写，不要再作这种烟花口舌的文章了。《雪堂诗集》卷五终 《雪堂文集》卷六 武林沈守正，字无回著 条议 条议 《疏浚重修杭州郡城河道图说》【万历辛亥年议】一、明白水源 二、审察形势 三、陈述利益 四、提出策略 五、破除疑惑 六、广泛论述 一、明白水源 杭州城的水道有上河、中河、下河三条，辗转相承，彼此注入，都承受西湖的水。三条水道入城：一条从涌金水门进入，一条从涌金陆门下方进入，一条从清波门流经福沟，经过府县南面，越过司和织染局，在曲阜桥外汇合。向南到藩司左边华光庙后，向北到八字桥，又分为两条：一条向西从五道前进入臬司内部，经过车桥、曹将军庙等桥，从武林水门流出，直到清湖等闸；一条向北经过张中丞、江学士门前，从众安桥外流出，又分成两条。向南则经过千胜庙等桥逆流而上，到清冷桥以东，进入新宫桥运河，经过通江桥，直出凤山水门，越过南新、海月等桥，到浙江驿南面的龙山闸为止。水满溢出时就流入江中；一支进入军门前，经过军桥向东，越过保安等桥，从候潮水门流出，到永昌、会安两坝为止。向北则经过度生桥【俗称鹅鸭桥，在众安桥北】、贡院西桥【俗称狗肉桥】、天水等桥顺流而下，也从武林水门流出，在清湖等闸汇合为止。水满溢出时便分流进入下河，这就是上河。会安坝内有清凉、柳林两闸，把水泄入五里塘、东新关、李王塘一带，到海宁、长安坝为止。向南则逆流进入艮山水门，向上到盐院东面的断河头为止，这就是中河。上河、中河各坝闸的水总汇后向下流，舟船四通，向东到海，向北通达京师，这就是下河。三河中，下河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中河沈塘湾一带，每逢大旱就干裂如龟。追究它的病根，中河承受沙河之水，而沙河实际上又承受上河泄出的水。只是上河通往西湖的水脉没有疏浚，所以中河承受的水流容易干涸；它的病在水源而不在下游。至于上河，也有源头和下游：涌金水门、涌金陆门、清波流福沟把三湖之水引入城内，这些河道是上河的源头；城中各条支河则是湖水的下游。由凤山水门直达武林水门的大运河，也是各支河的下游。议论者急于治理运河而缓于治理支河，其次急于治理支河，却不考虑把涌金水门的水道加深加宽，这是急于治理下游而忽略源头，不是探究根本的说法。考察涌金水门，自成化十一年开通以来，左布政使宁良丈量规划，同八字桥、众安桥等河道一样舟楫流通，百姓依靠它得到便利。嘉靖乙卯年，因为防守倭寇，才开始用石栏把它堵住。如今被民居侵占，几乎只剩下沟渠。如果真能发奋拆除石栏、疏通水道，纠正侵占合并的地方，完全恢复旧制，那么湖水就会大量流入支河。湖水大量流入支河，支河就不会淤塞；支河不淤塞，运河便不必费力疏浚，自然会变得深而宽。原因在于，运河河床本来就足以容纳水流，加上南北商船日夜密集，这是豪强不敢侵占的地方，也是污秽杂草无法堵塞的地方。所以运河有时干涸，是因为支河的水没有源头；支河水没有源头，是因为湖水不能大量流入。今天的问题，不是担心没有河，而是担心没有水；不是担心河道不能容水，而是担心湖水不能流通。如果不议论开通涌金水门，只是一味拿着铁锹挖掘，我又看见它一两年间就会重新淤塞了。二、审察形势 省城从前是开创偏安局面的都城，如今是各藩的首府，堪舆家称它为南龙的主干，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来势短、去势长，所谓停驿过度，确实不是正当的结穴之地，这个道理也很接近。怎样证明呢？左面的水从于潜县分水岭发源，由西向东，汇入湖墅市河，嘉兴、湖州的水汇合淞泖而入海；右面的江水从徽州发源，三折而下，不回头顾望省城，反而向东北流去，从龛山、赭山之间入海。这些水势都是无情的。所以能够成为省城，只是依靠向东张开迎接一日两次的潮水，可惜潮水是客而不是主。只有西湖聚集精华，涵养龙气，位于来脉的背面，堪舆家称作元辰水。因此先代建城时，明察地势东、南、西三面高而北面独低，知道水势必然向北下注，所以设置许多坝闸暂时蓄水，以引导湖水急速进入城中，周流灌注，使生气兴盛，疏通清理其精气。试着依据图来看，前人的用心仍然清楚可见。常考察杭州在唐以前，都是荒芜的斥卤、茅苇之地，居民无法安居。自从李邺侯开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百姓才有安居之所。白太傅、苏玉局接着治理，都尽心筹划，以湖水为百姓谋利，杭州才开始大为兴盛。这是通湖之利在前朝已经显现的证据。又考察杭州在本朝初年，还没有达到甲乙等第；自成化年间开通涌金水门以后，有一家五代显贵，有一人历三朝，有一榜中有十四五人，有重要官职连续出现四五六代。这是通湖之利在本朝已经显现的证据。乙卯年堵塞水道以后，天天占据，天天淤塞，人文也因此逐渐衰落。如今堵塞到了极点，所以衰落也到了极点。缙绅的宅第零落稀疏，就像晨星配着残月；今后再这样下去，实在不忍心说。堵塞湖水的祸害，在今天已经显现，令人叹息。按照地势来看，湖水一滴也不能让它从别的水道漏走；总合利害来衡量，湖水一天也不能不灌入城中。难道当政的贤者会一时聚集，却不能继承邺侯、太傅、玉局的功业吗？我不相信。三、陈述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