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衡卷二十三

译有人问：“关于葬地的说法，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吗？”回答说：“有。”又问：“那么这些说法哪一种最可靠？”回答说：“《葬书》说得最详尽。”问：“《葬书》真是郭氏的言论吗？还是古代早已有这种传说？”回答说：“无法考证。《周官》说，冢人掌管公墓，墓大夫掌管各种国家墓地，都要辨明尊卑等级和规模数量，按宗族安葬。《周官》又说，大司徒依据六种本地风俗使百姓安定，其中第二项是族坟墓；由此可见，安葬并不选择地势，这是明白的。哪里会无缘无故有人创立这种法则呢？”《汉书·艺文志》叙述形法家时，广泛推论九州地势，用来建立城郭房舍；又考察人的形貌以及六畜骨相的尺度、器物的形状，以求知声音气色所对应的贵贱吉凶，把宫宅地形之书同相人之书并列。葬地的方法，难道是从这里分流出来的吗？我曾读张平子的《冢赋》，见他自己叙述山冈丘陇上下的形势，大略如同今天《葬书》所说的“寻龙捉脉”。难道在东汉末年，这种说法已经流行于士大夫之间了吗？后来郭景纯最爱好方术，世人见他把母亲葬在暨阳，最终避开了水患，恰好应验了他的预言，于是就把《葬书》传附为郭氏之书吗？然而这些都没有证据。问：“《葬书》流传于世，但从齐、梁直到隋、唐，君子都不谈它。” 到了宋代，司马温公甚至想烧掉此书，禁绝这种术数，为什么？”回答说：“其中有些话极其违背道理，这部书固然可以焚毁，这种术数也确实应当断绝。盛衰消长的变化，一旦确定便不可移易，即使圣人、智者和巧力也无法改变；这大概是上天所命定的，是神妙作用不可测度的缘故。后世诸子百家，喜好创立异端奇论的人很多，却没有谁敢改变这一点而另作说法，唯独《葬书》说‘神妙的作用可以夺取，天命可以改变’。唉，它欺骗上天、蒙蔽神明，诽谤造化、欺罔百姓，实在太过分了。世俗沉溺于这种说法，以为即使天道所定的命分，也还有术数可以改变，那么凡是人事的是非黑白、物我之间的得失等细小事情，本来都可以颠倒错乱，藏匿并控制于隐秘的心术之中，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无所顾忌，于是世道人心便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难道不是《葬书》造成的祸害吗？禁绝它，当然是好的。”问者说：“它的错误既然已经如此严重，却又说葬地确有道理，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术数书籍的言论往往不纯，常常就是这样。创造万物的智慧，难以用语言传授，不能因为说法中有错误，就把其中的善处一并遮蔽了。” 问：“请问其中正确的说法，指的是什么？”回答说：“指的就是所谓乘取生气。班孟坚说：‘形与气首尾相接。’这是精微而独到的见解，也是数理的自然规律，最能掌握形法的要领，大概与《葬书》的说法相互表里。山川的起伏、终止、聚合、分散，其中神气交会、气息感应，具备了万物的情状。所以，讲地形的书，与观察官宅、人物的书本出于同一源头。到了后世杨、廖一类的人，终于精通这种技艺并推究其变化，于是大地生养万物的机理得以凭借葬法利用，便不会有失误。若不是具有特殊资质、非凡见识，足以穷尽山川万物的情状，能够逆来顺往、旁见侧出而都掌握自然的数理，就不配谈论这些。这样看来，事情虽然鄙近，道理却很精微。因此，书籍越多，方法越细密，而‘乘生气’这三个字就足以概括它的意义。这大概是古代先贤遗留下来的话，至今还能在这些书中见到。又问：星辰是天上的形象，术家用星名来命名山峰，这难道是《葬书》的本意吗？回答说：五行阴阳是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在天上形成星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声音、色彩、容貌、形象，各自依照同类相应。大概没有什么事物不是如此，没有什么细微之处不显现出来。何况山岳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呢？只要其中确有至理，就不必说它的说法全都出自古人。” 问：“直的，我知道它属于木；尖锐的，我知道它属于火；转动的，我知道它属于水；圆的属于金，方的属于土。为什么？”回答说：“《易》的卦象中，乾代表天，也代表金和圆；因为金具有随时改变形态的性质，从它熔化时的状态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四方形的土地以土居于中央，大概是体现坤而取得大地的象征。问者说：那么有人说，人世间万事都顺从，只有炼金丹和地理术是逆行的，为什么？回答说：人有五脏，外在与天的运行相应，流通精气、布散气息来养护形体；阳气施予、阴气承受，以传续后代。若不是逆行，便不能掌握神妙的机理而成就变化。天有五气，运行于地中，流动滋润，使草木生长繁茂；阴阳之气氤氲上升，发出光明景象。若不是逆行，便不能与神灵相配而贯通幽明。懂得炼金丹为何必须逆行，也就懂得生气得以乘取的机理了。难道这只是说一物与另一物相对待的名称吗？又问：如今闽地巫师关于方位的说法，也符合《葬书》的宗旨吗？回答说：论说五行的衰旺、生克，这是阴阳家的事情，并不是用来寻求地形之法的。《葬书》谈方位，把它放在地势和形状之后。近世临川吴公刊定此书时，却把这类话列在杂篇的开头。他曾经对人说，方位和时日与地理无关，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 譬如方术家要起死回生，必须精通观察气色脉象的尺度；要长生久视，也不超出内外形气的法则。形气的变化和神妙机理的结合，不系于方位，根本道理就是如此。问：“那么想知道葬地道理的人，是只须从形法中寻求完备，还是应当结合阴阳家的说法来讨论？”回答说：“这本来就应当分辨。譬如人事，形法所说的是相貌，阴阳家所说的是推命，二者并不相互依赖。然而讲相貌的人，是根据万物形态的不同，各自穷尽其情状，以观察造化的精微、判断吉凶，绝不会用相人的方法去相六畜。推命的人根据出生的年月日时论说祸福吉凶，即使如此有时还会失误，是因为这种术数的根本不足以包罗天地大化。若把它移来推论六畜，就更加荒谬，因为六畜的出生禀赋不同于人。方位之说本来不是用来寻求地理的，何况任意选择方位，未能得到真正的形法，却一概把这种说法附加上去，这与用虚中子平之术推断六畜、用论牛马的方法来论人，有什么不同？又问：那么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开始？术家多谈它，又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不知道它从何而起。赣地人相传，说闽地有士人曾到江西求葬法，却没有遇到那个人，于是泛泛察看各郡的名胜古迹，用罗盘测量，分别记下方位，再相互参照附会，便形成了这样的说法。”

译这大概就像盲人敲着盘子、摸着蜡烛来寻求太阳的比喻，后来刊出的书越发巧妙细密，所以最终在闽中流行。道理也许确实如此。地势和形状的道理显明，但实际情形难以一眼看全；只看到一斑的人很多，按图索骥的人却常常只注意骊黄牝牡而失去根本。若不是心神安定、见识超卓的人，未必能达到其中的微妙。方位之说，道理隐晦而实际操作容易；画师喜欢摹画鬼神，却害怕绘制狗马，何况那些羁旅求合的巫师，哪里肯改掉容易的做法而使自己的谋生道路更加艰难呢？这番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问者又说：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葬书》所谓‘反气纳骨，以荫所生’，本来就包含在其中的术法里了，为什么又对‘夺神功、改天命’的说法斥责并禁绝到这种地步？回答说：先人的遗骸得到生气，后代遗体受到荫庇，是气机自然感应的结果。然而吉地不容易寻得，想求全吉之地尤其困难；葬师本来就很少遇到，遇到真正懂得这种术法的人更少。因此，术法的明暗、取舍，土地的是非得失，都悬系于天而不可强求。如今它却说：‘君子凭此可以夺取神功、改变天命。’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难道这就是《葬书》所谓的君子吗？” 又问：那么如今那些著名卿士和大族，祖先的葬地往往应验得像拿着契券取物一样；到了他们兴盛之时，竭尽力量去寻找吉地，却往往一无所得，有的反而因为加倍错误的选择而招来祸患，难道也是因为命分已定、不可改变吗？回答说：不只是这样。一个家族将要兴盛，必定是祖先世代积有潜德暗善，广泛施予而没有享受回报。这样的人，即使不选择葬地，所葬之处也会吉利。土地的际遇与子孙的昌盛，本来已经暗中相符，都是上天赐予的。后世只看见祖先的鼎盛，却不知道它的由来，于是用巧妙贪婪的办法谋取、笼络、刻削，认为这是某个不知名的人设计出来的；他们急于择地，也不过是滋长私欲、窥伺利益的一端罢了。存心如此，便获罪于天而自行缩短命数的，很多。选择而不得，得到后却反而招来加倍的错误和祸患，难道不是神妙道理的明显表现吗？问：那么大儒朱子也有所取法，为什么？回答：大贤大德之人的事情，不能拿普通人作类比。古代三个月便安葬，凡是附着在棺木上的物件，都必须诚敬守信。地气、风、水、泉以及蝼蚁造成的祸患极其严重，容易腐烂、迅速朽坏的棺藏，就像被丢弃在山沟里；这大概是当时已有固定制度，百姓无法违背。都是古人已经知道却无可奈何的事情。” 伊川程子说，死者安息，活人才能安宁，这是从后世择地的角度说其自然感应罢了。朱子安葬时一定选择葬地，也只是说要尽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以求自我尽心。只是遵守诚敬守信的原则，不违背程子的意思而已。然而君子的恩泽从来没有超出正常报施的范围，那么他把这件事托付给季通氏，难道是有所羡慕、希望一定得到什么吗？本来就不能拿普通人来类比。问者又说：死亡和安葬，是活人必然要面对的事情；大儒君子的作为，又是后世的标准。因此世上谈葬地的人，必定以朱子为依据。这样看来，仁人孝子安葬父母，葬地不可不选择，显然是这样。如今事物的道理既然像前面说的那样难以明白，而得失又如此悬系于天，那么所谓为求‘有所获得’而尽到诚敬守信的原则，究竟从哪里做起呢？回答说：死者依礼安葬，依礼祭祀，收敛手足形体，使之归还大地，安葬的道理天下相同。因此丧葬器具要根据家庭财力而定。吉地难得，哪里只是丧具费用的问题呢？先王制定礼制，在宗庙祭祀方面极其严肃，以充分表达对人鬼的情感；把魂魄藏于幽暗之处，以顺应返回本源的变化。处理这件事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 积累善行会留下多余的福庆，积累不善会留下多余的灾殃。秦朝来不及享国年限，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最终都归结于有德，而心术败坏，气数也随之衰败，这必然是如此的道理。圣贤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学士大夫应当依礼为亲人办丧事，以仁爱敦厚德行，以明理的态度选择术法，在得失之间考察时势和义理，不存私心，这样或许就不违背性命的常理，也不会对慎终的教诲感到遗憾。这难道不是先哲的志向和君子的道术吗？又问：“那么《孝经》所说‘占卜墓地而使之安……’安置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前辈又说，中原土层深厚、水势深远，墓地可以不选择；江南水土浅薄，不加选择的祸患数不胜数，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圣人的心意，是与百姓一同忧患吉凶，而不是凭一己聪明凌驾于万物之上，所以设立元龟、大筮，为百姓确立命运，墓穴之事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难道会因为偏远地区地气不齐，就强迫人们接受他们难以知道的事情吗？况且江南草木繁茂、万物生生变化，没有穷尽的时候；而可以安葬的土地，却有用尽的时候。又怎么能人人传习景纯的学说，每家都有杨、廖那样的老师呢？道理不足以向天下公开，法术不足以为后世遵循，先贤就没有留下这样的训诫。” 即使如此，还有一点：葬书所谓‘地势来而形势止’，以及土地完整的气势，确实不容易说清。至于地势光秃、断裂、过高、孤立，空缺、空旷、破碎，以及水泉、砂砾等造成凶险住宅、使人迅速败亡的情形，本来还是有可以避开的办法。大山长谷、回环溪流和重叠山岭之间，难道没有高平深厚、可以规划为族葬之地的地方吗？即使鬼神福佑的感应不能及于活人，而家族盛衰的常理仍可尽其天分；这就如同人有病而不医治，却常常得到中等医术的医生治疗，比起把病交给庸俗巫师，任凭他们贪婪暴戾、胡作非为，在一抔土中昏暗颠倒而自己还不知道，二者相差很远。古人说，误解《本草》会给活人带来祸害；如今葬地之术难道会轻于《本草》吗？只是药物的得失当下便能看见，而葬地的吉凶往往要到身后才显现，所以从来没有人能考察到底并知道它的弊害。此事关系到送终的大节，儒者先贤和君子有所不废；但流俗因袭，不能穷究其中表里、精粗的深意以及得失的缘由，所以写成《葬书问对》。（我的朋友程君仲本最留意这件事，学习已有十多年；他审慎询问，明辨不已，不得到答案便不停止，大概是有志于明白道理、选择术法的人，不是世俗浅近之辈，所以写下来赠给他。仲本的老师，是乡里的先生朱君充升。）

译朱君对六经的深奥义理、文学的源流、远古之初、万物的本源、阴阳方术的根本，以及古代贤人开创事物、使其发挥作用和把精神思虑保存在技艺中的道理，无不心领神会，实在是穷乡僻壤后辈求学者的指南和明镜。对于山川的情性，他难道还有不能通晓的吗？仲本善于学习，最终在朱先生门下完成学业，就像王良、造父驾驭车马，驾轻车走熟路；他将会获得关于天理的完整认识，难道只是俯察地形而已吗？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赵汸子常书写于东山精舍。” 《问刑》　苏伯衡 有人问：“圣人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刑罚，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真的。”问：“那么帝舜为什么要诛殛鲧、流放共工、放逐驩兜、窜逐三苗？周公为什么要杀戮蜚廉、诛杀武庚、处死管叔蔡叔？孔子为什么要诛杀少正卯？”回答说：“德是根本，刑是末节。所以只有不得已之后才使用刑罚，从来不是把刑罚作为治理天下的专门手段。圣人到了不得不用刑的时候，也一定以敬慎怜恤为根本，以哀痛矜悯的心施行。敬慎怜恤是仁，哀痛矜悯是恕。因为有恕，所以不喜欢严酷苛刻而把罪责扩大；因为有仁，所以不凭空加罪而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因此圣人的刑罚，不只称作刑罚，还称作义刑；圣人的杀戮，不只称作杀戮，还称作义杀。义，就是合宜。处在下位的人，如果不合于天理、不合于人情，就应当受刑、被杀；处在上位的人，如果合于天理、合于人情，就不应刑罚他、杀戮他。合乎天理人情以后才施刑、杀戮，即使施刑杀戮也没有惭愧；不合乎天理人情却遭受刑罚和杀戮，即使受刑被杀也不应怨恨。因此，义杀一经施行，天下没有不畏惧威势的；义刑一经施行，天下没有不远离罪恶的。” 帝舜在位时所诛殛、窜逐、流放的人，只有鲧、共工、驩兜、三苗，没有听说他还诛逐流放过其他人。周公辅佐周室时所杀戮、处死的人，只有蜚廉、武庚、管叔蔡叔，也没有听说他还杀戮处死过其他人。孔子辅佐鲁国时所诛杀的，只有少正卯，也没有听说他还诛杀过别人。大概德行要靠刑罚辅助，刑罚则因德行而减少；这就是所谓圣人崇尚德而不崇尚刑。不崇尚刑，是效法上天。因此说：‘上天与民同心，使我一天也不崇尚刑罚，是为了保全国家。’又说：‘务必敬慎地处理你所掌管的刑狱，以使我们的王国长久。’周朝的制度衰败以后，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后来又析为七国，刑罚一天比一天违背古制。到了秦朝达到极点。商鞅倡导这种做法，李斯附和，赵高从旁煽动，吕政竭力推行，胡亥使其最终完成。有因弃灰而施的刑罚，有因私下交谈而施的刑罚，有因腹诽而施的刑罚，有因督责而施的刑罚，有相互收捕、连坐的刑罚，有明知犯罪而故意纵容的刑罚。受刑的人遍布道路，尸体堆满市场，竟高得像山陵。从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耳熟能详，认为刑罚不重，奸邪就不能止息；认为刑罚不重，号令就不能实行；认为刑罚不重，纲纪就不能维持；认为刑罚不重，远近各地就不能肃敬。因此即使仁人议论刑罚，也宁可过于严重；即使仁君施用刑罚，也宁可失之于重。他们往往借刑罚来壮大声势，借刑罚来树立威严，借刑罚来发泄愤怒，借刑罚来约束臣下；严重的甚至把刑罚当作嬉戏。在朝廷之上、郡县之间，早晚所忙的事情，没有不是刑罚。刑罚本来就是圣人不废弃的东西，但圣人何曾把它作为专门治理天下的手段，后世为什么偏偏把全部心思放在刑罚上？他们喜欢严酷苛刻，把罪责加重而求其死亡。他们施刑、杀戮，果真合宜吗？果真不合宜吗？果真没有惭愧吗？果真不会引起怨恨吗？问：“那么三代以前，刑罚越少而犯罪的人越少；三代以后，刑罚越繁多而犯罪的人越多，为什么？”回答：“古代使用刑罚，必定恰当；无罪和有罪、生和死各有不同的道路，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应当喜爱什么、厌恶什么，怎么会不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像泰山一样重要呢？后世使用刑罚不得当，有罪无罪都一同处死，人心昏暗，不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舍弃什么，怎么会不把生死看得像早晚一样轻呢？所以人们把性命看得比泰山还重，把犯法看得很重，是因为在上位者把它看得重，他们也就自重；人们把生死看得像早晚一样轻，把犯法看得轻，是因为在上位者把它看得轻，他们也就自轻。” 那些人不思考这个道理，却凶狠暴戾地怀着仇视臣民的心，只怕刑罚不够用。前面摆着刀锯，后面架着鼎镬，左边是鞭打，右边是枷锁，使无辜的人一个接一个循着罪名走向死亡，这难道是以刑罚达到不用刑罚的道路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有羞耻心而且能够归服。’可见人的善恶，只在于引导他们的方法怎样，又何必多杀人呢？况且牛、羊、犬、豕、鸡、豚、鱼、鳖，是人们借以养生的东西，它们和人属于不同的类别。圣人杀它们，尚且有所不忍，而且使用它们也必依礼，宰杀也必合时令。怎么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却把同类看得还不如牛羊犬豕鸡豚鱼鳖，忍心天天割鼻、断足、诛杀、灭族呢？即使能使人屏住呼吸、两腿发抖，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国家的命脉也已经受伤了。野兽走投无路就会咬人，鸟困窘时就会抓人，何况人呢？有的人不能忍受这种毒害，便群起放纵行事，在片刻之间拿性命相搏，难道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杀尽吗？古人说：‘刑罚凭借势力施行，滥用就会很严重；势力凭借刑罚张大，灭亡就会很迅速。’所以嬴秦用刑罚恐吓天下，只传了两代；成周时代废置刑罚而不用，历经八百年。这就是往事留下的验证。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对于希望社稷长久，都想与周朝一样；对于刑罚轻用，却不免仿效秦朝的过错。我每次读前代史书，没有一次不感叹他们究竟存的是什么心。问：“那么应当怎样使用刑罚？”回答：“彰明德行和义理来教导百姓，谨慎地树立所崇尚的风气来作示范，表彰善良来劝勉他们，申明法令来告诫他们；如果仍有不服从、不悔改的人，就选择其中最无赖的，杀一人来警戒百人。这叫作用德行张大声势，而不是用刑罚；使用刑罚合乎义，而不是借助势力。” 《正统问》　徐一夔

译我的朋友周元亮，他的祖先曾经在宋朝做官，因此一见面便常谈宋朝的事情。有一次他陪我走过西湖边的万松岭，寻访宋氏旧都，我们坐在草地上，于是谈到了正统的问题。我说：“谈正统的人认为，天下归于一统，就把正统归给统一天下的人。眉山苏氏说过：‘所谓正统，也就是拥有天下罢了。’”元亮说：“宋太祖既然接受周朝禅让，平定江南、湖南、岭南、荆地、蜀地，直到吴越；吴越恐惧惊惶，等待命令。当时没有臣服的，只有河东一小块地方，难道可以说他已经拥有天下了吗？近来我见四明陈氏撰写《续通鉴纲目》，书中记太祖去世时称‘宋主赵某殂’，直到太平兴国四年才把正统归给宋朝，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尚未臣服，所以把宋朝当作敌国来记吗？”我说：“不是这样。太祖北征时，曾通过河东的间谍对刘承钧说：‘你们家与周朝世代为仇，所以不肯屈服，也是应该的。如今我和你并无嫌隙，为什么要重重困扰这一方百姓？’刘承钧回报说：‘河东的土地和兵力，不足以抵挡中原的十分之一。然而承钧家世代并非叛逆之人，只是勉强守住这里，大概是害怕汉氏断绝祭祀血食。’ 太祖哀怜他的话，于是没有继续进攻。由此看来，河东不足以成为宋朝正统的障碍，这是明白的。那陈氏的书，哪里是最恰当的论断呢？”又说：“有人说这种说法本于朱子。”我说：“朱子回答陈安卿说：‘如果按照正统来论，秦朝起初还不能算，必须平定六国以后，正统才在秦；晋朝起初还不能算，必须灭掉吴国以后，正统才在晋；隋朝起初还不能算，必须灭掉陈国以后，正统才在隋。’于是又说，像本朝也必须兼并河东之后，正统才在本朝。朱子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我曾私下考察他问答的意思，认为从唐朝以后，正统在后梁；后梁的统绪在后唐；后唐的统绪在后晋；后晋的统绪在后汉。周氏篡夺后汉，废黜湘阴公刘赟，他的父亲刘崇在河东自立，因此汉朝的正统仍在河东。按照朱子的说法，再根据当时的大势来衡量，用于秦、晋、隋是对的；用于宋朝却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为什么？六国的力量，可以抵抗秦朝初年的秦国；吴国、陈国的皇帝拥有江南，可以抵抗晋朝初年的晋国；隋朝初年，区区河东却想抵抗宋朝初年的宋朝，以一地敌九地，大小强弱显然不相当。” 这一定是朱子一时回答问题时这样说，并不是他终身不变的定论。何况太祖出生时，符应明宗宫中的祝祷；到他接受禅让时，又因陈桥六军之变，天命和人心都归向他，实际上开创了三百一十六年有道统治的根基，难道可以不把正统归给他吗？陈氏的书，大概是采用他祖父所取自伏羲以来直到祥兴年间的史事，编成四言句，协以声韵，名为《历代纪统》；又和他的父亲陈沁仿照《纲目》的体例，尊《纪统》为经，把始末疏通为传，刊行于世。如果说它本于朱子，那就是执取朱子尚未确定的说法来判定是非，虽可说是忠于朱子；如果出于自己的臆见，我就不敢认为是最恰当的论断。元亮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于是把它写在篇中。” 《土偶对》　贝琼 海岸边有一座古祠，供奉捍卫海沙的神。我闲暇时经过那里，沿着围墙走，见恶树弯曲，乌鸦和老鹰在树梢喧叫。走进祠门，只见毒草茂密，蛇虺盘踞其中。有房屋已经倒塌，无法支撑；有神像已经剥落，不能完整。老巫师作揖进来说：‘这座祠堂已经经历五百个春秋了。过去曾经能够用祸福使人恐惧吗？人有疾病必定来祈祷，水旱灾害必定来祈祷，海上商人逆着风涛往来，也必定来祈祷。神都像回声一样应验。每年五谷丰收，没有飞蝗、霜雹和大疫的灾害。百姓既然安于生业，来这里的人都像回到家一样。因此人们砍除荆棘，建造宫室；有时夜里看见奇异的光怪，仿佛金枝翠旗从天而降。每天到这里办事的人群聚集而来。等到祠堂废弃，大家都轻慢侮辱它，神也不能给人降祸赐福。难道盛衰都取决于造物者吗？’我说：‘唉！这不过是土木做成的人形，又给它穿上衣冠罢了。过去不是神而把它当作神的是人；现在并不是它不神，而是人们不再把它当神。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天晚上我住在祠堂旁边，梦见一个戴着帽子、身披铠甲的人出现，对我说：‘我已经受了你的羞辱，你为什么还要过分毁谤我？你看见我是土木做成而穿戴衣冠，难道就没有看见那些穿戴衣冠却如同土木的人吗？小的成为县邑，县邑有县令；大的成为郡，郡有太守。他们造成的祸福比神还厉害。软弱无能的人苟且求取俸禄，贪婪放纵的人败坏法度。不是太守县令，那些土木般的人与我内外相连；百姓表面柔顺，四方外族也受其影响，人的生杀取决于他们的喜怒，官员的黜免升迁取决于他们的亲疏向背。他们掌握天子的权柄，处在百官之首，不只是像神一样高高在上而尊贵。他们出门便陈列兵卫驱赶行人，入内又躲在重重墙壁之中。眼睛昏聩，把黑白混为一谈；耳朵闭塞，分不清淫邪与雅正。不是宰相，那些土木般的人与我一样，借丹青的装饰，托身于幽暗之处，使游玩观赏的人有时也感到恐惧。那些人仿照天地的形象，手握珠玉，身披锦绣，却茫然无知地像尸体一样居处、像鬼一样喧叫，从未让百姓看见他们的德行。您为什么不把讥刺我的话用来讥刺他们呢？即使积聚万金，也救不了焚烧脐中而死的灾祸；徒然经营三处藏身之窟，难道能免除墙倒之祸吗？我担心栋梁焚烧会殃及燕巢，根基崩塌会祸及蚁穴；他们不毁坏我的祠堂，已经很少有这种可能了。’我回答说：‘你所斥责的似乎有道理，却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明亮的人有时愚蠢，皎洁的人有时污浊，怎么知道他们的才干足以有所作为而……” 《明文衡》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二十五 （明）程敏政编 ○书 《拟答吕相绝秦书》　宋濂

译从前我们嬴秦，实际上是西戎的首领。秦献公不把我们当作鄙陋之族，把伯姬嫁给了我们。秦穆公，穆公不敢忘记这件事。献公去世后，国内不安，众公子纷纷出逃。穆公害怕大国的社稷陨落，便会同齐人把惠公送回晋国。惠公答应把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给我们，东边直到虢国旧地，南边到达华山，内地到达解梁城。这些话还在耳边，他就立即背弃了约定。正逢晋国连年饥荒，派人来向我们求购粮食。秦国诸大夫憎恶惠公反复无常，想趁饥荒攻打晋国。穆公却说：‘应当憎恶的是他的国君，百姓有什么罪？’于是把粮食输送给晋国，从雍地直到绛地，接连不断。没过多久，秦国也发生饥荒。穆公又说：‘晋君难道能够体恤我国百姓吗？’于是派使者到晋国去。惠公不念穆公施粮的恩惠，拒绝了使者，不肯给粮。穆公不得已，于是发生了韩原之战，跟随惠公向西而回。即便如此，难道真要把他带到秦国吗？穆公随即改换馆舍，馈赠七牢之礼，让他回到晋国。后来晋国再次饥荒，穆公又送给晋国粮食。惠公去世，怀公派军队驻扎在庐柳。秦国威势所及，谁不畏惧？我们穆公忘记自身弱小，派公子絷到晋军中去。上天诱导怀公内心，他退军到郇地。文公于是进入曲沃，到武宫朝拜。” 吕甥、郤芮害怕文公逼迫，准备焚烧公宫图谋不轨。穆公知道后，便暗中在王城会见文公，引诱并杀死了他们。文公即位后，来迎娶夫人嬴氏。穆公因为晋国大臣还没有归附文公，便派三千人护送她回国。若没有我们穆公，惠公和文公能否拥有晋国，还很难说。这样看来，我们对晋国有大功，难道只有诸侯知道吗？皇天后土实在也共同知晓。文公本应不忘我们过去的恩德，齐心协力辅佐王室。子带发动叛乱，周天王出居郑国，派左鄢父来告知灾难，又派简师父去通知晋国。我们穆公左手拿着马鞭和弓弰，右边系着箭囊，亲自率军驻扎在黄河岸边，等待文公。文公害怕我们分去他的功劳，便辞谢秦军而南下，把周王迎入成周，杀死太叔于隰城，独自接受阳樊、温、原、攒、茅五地的田邑。我们穆公不敢说什么。文公从此在诸侯中声名显扬，虞、夏、商、周的后裔，没有不震恐相继前往朝拜晋国的；这并不是因为秦国。文公又因为诸侯正和睦，想向郑国报旧日的仇怨。穆公畏惧文公的威势，不能安宁，急忙出兵驻扎在汜南。郑伯害怕，派烛之武来游说说：‘您曾经给过晋君恩惠，他也答应把焦、瑕给您。早晨渡过黄河，晚上就修筑城墙，这正是您知道的。晋国有什么满足的时候呢？既然已经把郑国作为东部边界，又想扩张它西部的边界。如果不侵损秦国，它将从哪里取得土地？’穆公听了这番话，感到害怕，于是结盟后撤军。文公去世，襄公即位。穆公对郑国有事，却从未用一支箭侵犯晋国疆界。襄公轻视并抛弃我们穆公的恩德，穿着黑色丧服出兵，在殽地打败我们，消灭我们的士卒，俘获我们三位主将。我们穆公也不只怨恨晋国，反而亲自悔过，向群臣发誓申明；但仍希望依仗惠公、文公的灵威，以此完成与襄公的交往。襄公不体察我们的诚意，又率领宋、陈、郑三国军队，攻取汪地和彭衙。国内的人愤怒地说：‘晋国不报答恩德也就算了，却天天发动战争，这是想把我们当作滕、薛那样的小国吗？我们将竭尽全国的兵赋在郊外等待，也希望晋国派一位使者前来，修复旧日的友好。’襄公只依仗武力，又来攻打我们，包围邧地的新城。襄公去世，穆公也去世了。晋人因为国家有难，想拥立年长的国君，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我们康公只效法穆公的做法，带领许多徒众护送公子雍回晋。晋人很快背弃先前的话，改立灵公，又在令狐打败我们。” 从那以后，晋国又夺取我们的少梁，并在河曲与我们交战。康公去世，共公即位。灵公也在内心悔恨，想同我们求和，却不明说，反而侵伐崇地来逼迫我们。我们共公憎恶他这种诡诈的做法，不敢同他讲和。灵公去世，景公即位。景公不致力于安抚秦国百姓，又在辅氏逼迫我们。景公去世，您继承了君位。寡人对几位大夫说：‘我们两国不以玉帛相见，却以兵戎相加，这是寡人的耻辱。何不去求和呢？’您也放下成见同意，于是会见于令狐，在黄河东、西两岸的渡口结盟。盟血还没有干，您又派郤锜向鲁国求兵，想要攻打我们，并且用蔓延曲折的言辞来粉饰、罗织我们的罪过。寡人听说后想到，困兽尚且要搏斗，何况一个国家呢？既然您有意来责罚我们，寡人又何必吝惜一国的士卒，不与您在左右周旋作战呢？您若愿意顾念从前的友好，只要重申、继续令狐之盟，寡人也唯命是从。您若要锻造戈矛、备好弓箭，使两国君主在野外相见，寡人也唯命是从。寡人敢率领西方诸侯俯伏听命，只请您决定进退。” 《答章秀才论诗书》　宋濂

译宋濂致信秀才足下：承蒙来信，知道您学习作诗从不懈怠，而且怀疑历代诗人都没有互相师法，旁征博引、曲折考证，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自以为这是确实不可推翻的论断。我私下认为，世上善于谈论诗歌的人，还有谁能超过足下吗？虽然如此，我却不敢赞同。宋濂并不是善于作诗的人，但从汉魏直到今天，各家的诗篇不能说没有认真研习；在荐绅先生面前，也不能说没有反复切磋。拿来衡量足下的论说，或许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请把我所听到的拿来和您讨论，可以吗？《诗经》三百篇暂且不论，姑且从汉代说起。苏子卿、李少卿，不是作者中的佼佼者吗？看二人所作的诗，曲折深情而又凄楚哀惋，实在是以《国风》和楚辞为宗。二人去世以后，继承者很少。到了建安、黄初年间，曹子建父子兴起而振兴诗道，刘公干、王仲宣又竭力辅佐。正始年间，嵇康、阮籍相继创作，诗道于是大为兴盛。然而他们都是师法李少卿而驰骋于《风》《雅》传统中的。此后，正声逐渐衰微。到了太康年间，又重新中兴。陆士衡兄弟仿效曹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学习王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则取法刘公干。”}], 唯独陶元亮，天赋之高，虽然他的先辈出自太冲、景阳，但究察他自己的成就，实在远远超过建安诸家而在其上。他的高尚情怀和深远韵致，几乎就像大羹盛在铏器中，不添加盐和醯，而最醇厚的滋味自然存在。元嘉以后，三谢、颜延之、鲍照是其中的翘楚。三谢也本于曹子建，同时杂取郭景纯之长。颜延之则以陆士衡为祖法，谢朓则效法谢灵运，而气度骨力深厚，渐渐具有西汉的风貌。其余的人有的伤于刻意雕琢，有的缺少雄浑气势，同太康诗人相比，就有差距了。永明以后，这种情况又更加严重。沈休文拘泥于声韵，王元长局限于狭隘急迫，江文通过分摹拟，阴子坚流于浅近平易，何仲言流于琐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都把婉转华丽作为宗旨，诗歌的变化于是达到了极点。然而这些人虽然有的远远取法曹子建、刘越石，近则宗法谢灵运、谢玄晖，同元嘉诗人相比，却又有赶不上的地方。唐初承袭陈、隋的弊病，多尊崇徐、庾，终于导致诗风衰颓不振。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兴起，各自以风雅为师。至于卢升之、王子安努力想超过三谢，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也想追赶江淹、薛道衡，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无奈他们沉溺于长期形成的习惯，最终不能改变旧有风气，甚至以讲究律法相互夸耀，更增加了四声八病的弊端。只有陈伯玉痛切地纠正这种弊病，专门师法汉魏，又同郭景纯相友善。他确实可以称为卓然不群之士，复兴古风的功绩在此人身上最为显著。开元、天宝年间，杜子美又继之而出，向上接近《风》《雅》，向下兼采沈佺期、宋之问，才华压倒苏武、李陵，气势吞并曹植、刘桢，掩盖了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也杂有徐陵、庾信的流丽，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于是其他人的作品都被压倒了。同时代创作的，还有李太白，他宗法《风》《骚》和建安七子，格调极高，变化神奇，如神龙不可羁縻。有王摩诘依仿陶渊明，虽然运用词语清雅，却萎弱而缺少风骨。韦应物则祖述承袭谢灵运，能够在简淡之中寄寓浓艳鲜明的情致；自陶渊明以来，大概只有他一人如此。其他如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流，都以兴寄相互推重，取法建安。到了大历年间，钱起、郎士元远远师法沈佺期、宋之问，而苗发、崔峒、卢纶、耿湋、吉中孚、李端诸家，也都本于陈伯玉而宗法黄初，诗道至此最为兴盛。韩愈、柳宗元兴起于元和年间，韩愈早年效法建安，晚年自成一家，气势如掀动雷霆、剖裂闪电，撑持冲决于天地的边际。柳宗元斟酌陶渊明、谢灵运之间的风格，措辞俊逸清丽；自韦应物以后，也只有他一人如此。元稹、白居易近于轻佻鄙俗，王建、张籍过于浮艳华丽，但总的说来都共同师法古乐府。贾浪仙独自转入幽僻一路，以此矫正元稹、白居易的艳丽。刘梦得步趋杜少陵，但气韵不足。杜牧之深深涵泳谢灵运，而诗句意趣还很奇特。孟东野暗中祖述沈约、谢朓，却流于艰涩。卢仝又自出新意，却涉及怪诞诡奇。至于李长吉、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门夸饰柔靡绮丽，虽然人人各有所师，但诗歌的变化又到了极点。同大历相比，尚且有所不及，更何况同开元诗人并列呢？此后如朱庆余、项斯、李文山、郑守愚、杜彦之、吴子华一类人，诗风又驳杂得不值得议论了。宋初承袭晚唐、五代的弊病，天圣年间以来，晏同叔、钱希圣、刘子仪、杨大年几个人，也想设法改革它，只是都师法李商隐，完全违背了古雅的风气。到王元之凭借超世的豪气，俯身遵守格律，以白乐天为准则；欧阳永叔痛力矫正西昆体，以韩退之为宗主。苏子美、梅圣俞处在两者之间，梅圣俞思考深广而精微，学习孟东野；苏子美笔力纵横绝伦，宗法杜子美，也很称得上是诗道的中兴。至于王禹玉承接宋祁的盛美，宋公量祖述韦应物，石延年效法杜牧，王介甫取法三谢，虽然不能说毫无成就，却似乎都曾得到其中的仿佛神韵。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挺然崛起，虽然说共同师法李白、杜甫，却又竞相以自己的见解相互推高，于是其他人的作品又被压倒了。从此以后，诗人接踵而起，有的波澜丰富而句律疏略，有的锤炼精细而情性疏远，大体都不超出苏、黄两家。从苏门四学士和江西宗派的诗歌来看，大概就可以明白了。陈去非虽然出道较晚，却能通过崔德符而归宿于杜少陵，不被流俗改变。渐渐到了隆兴、乾道年间，尤延之清新柔婉，杨廷秀深沉峭刻，范至能宏阔华丽，陆务观铺陈丰腴，也都有可观之处。然而终究没有脱离天圣、元祐的旧路，距离盛唐更加遥远。下至萧、赵二家，气势格局荒疏衰颓，声调节奏短促逼迫，诗歌的变化又到了极点。由此看来，诗歌格调力量的高下，固然仿佛随着时代而变化迁移，但说诗人彼此全都没有师法关系，可以吗？只是所谓相互师法，情况也有不同。上等的，是师法前人的意旨；文辞固然不像，但气象没有不同。

译下等的，是师法前人的文辞；文辞虽然相似，但探求其中寄寓的精神，原本从未接近。可是只有深深懂得比兴的人，才能察知这一点。即便如此，作诗也应当自己成为一家，然后才可以流传不朽。若只是画圆依照圆规、画方依照矩尺，始终做别人的臣仆，又怎么能称为诗呢？为什么呢？诗是吟咏性情的工具，而所谓《风》《雅》《颂》，都出自我们自己的一颗心，只是因事情触动感情而形成，并不是凭智力能够增添或削减的。古人起初虽然有所沿袭，最后还是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又哪里会拘拘然一定要彼此师法呢？唉，这一点不容易向初学者说明。近来的学者大多自我吹嘘，拿起笔还不能写成篇章，就轻视古人，仿佛前代一无是处，还扬言说：“曹植、刘桢、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的作品虽好，也不必师法我；即使有所师法，也只须师法我的本心。”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狂放无度，把飞沙走石当作豪迈，却再也不知道有纯正平和、冲淡醇厚的声调，真可叹啊，真可叹啊！我濂并不是能作诗的人，只因承蒙您的话，姑且把所听闻的这些略加诵说，唯请您裁量取舍。就此搁笔，濂谨白。与许门诸友论宗法　　胡翰 我没有什么才德，却有幸同诸位讨论文章的爱好，虽不能说懂得其中的精义，但这些话未尝不触动我的内心。近来见有人拿宗法来询问，景翰回答得很明辨，只是我还有几件不能解释的事。大宗、小宗的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礼记·大传》曾记载这种说法：“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嫡长子作为宗，继承父亲的庶子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奉继承别子所出之祖的，是百世不迁的宗。尊奉继承高祖的，是五世便迁的宗。”解释者说，别子是诸侯的庶子，或者是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奉为始祖；继承别子的，是别子的世代嫡长子，兄弟们尊奉他，称为大宗；继承高祖的，也是小宗。又说：“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有大宗而没有小宗，有无宗也没有人宗奉他的，公子就是这样。”解释者说，公子是先君的儿子，也就是现任国君的兄弟。又说：“公子有宗法之道。公子的公子中，作为士大夫庶子的，宗奉士大夫的嫡子，这就是公子的宗法之道。”解释者认为，公子不能宗奉国君，国君命令嫡出的兄弟作为宗子，使公子宗奉他，这就是公子的宗法之道。至于国中的卿大夫，有些并非出自公族，这种情况大概从未涉及。士和庶人的事情，文字又很简略，看不到什么记载，所以后世谈宗法的人，只讲到拥有采地的卿大夫，根据礼来裁定。可是礼本来从未说士、庶人没有宗法。假使大夫中有人被废黜而降为士或庶人，他的宗法难道也会随之废止吗？还是不会？假使士、庶人有人升为卿大夫，按宗法应当可以立宗了，那么宗族的嫡子有宗奉他的道理吗？还是由他自己成为后世的宗子？曾子问道：“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他们举行祭祀时该怎么办？”孔子说：“用上等牲畜，在宗子家中祭祀。”这里所说的宗子，是卿大夫世代相传的嫡长子吗？如果有不是卿大夫世代嫡长子、而是士的世代嫡长子，他的兄弟成为卿大夫，于是以这个嫡出的士作为宗子，可以吗？孔子说：“宗子如果未成年便死去，庶子不能为他立后。”假如大宗世代相传的嫡长子绝了后，族人可以继承他作为后嗣吗？还是也不能为他立后？如果不能立后，大宗就废了。大宗既然废掉，族人就全都成为五世便迁的宗。他们对于疏远的亲属终究不能合为一体，那么所谓尊祖，岂不是仍有未尽之处吗？百世不迁的宗子死后，族人为他服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死后，也同样服齐衰三月。五世便迁的宗子死后，应当服丧的人为他服大功九月；他的母亲、妻子死后，为什么偏偏没有服丧呢？后世宗法不能实行，宋代儒者常常想建立小宗制度。如今士、庶人家中举行祭祀，有采用宗子制度的，这也合乎礼的本意吗？还是把古代卿大夫的事情拿来让今天的士、庶人实行，恐怕会有僭越之嫌？朱子撰述《家礼》，本来就是想让志同道合的士人熟悉讲习并努力实行。至于祭祀的礼制，他未尝不严格规定主人、主妇的位置，其中本来就包含宗子制度。否则，难道还有可以处理的办法吗？太宰以九种关系使邦国百姓相联，其中说“以宗族亲合同族之民”。他所谓使民归附，难道只限于今人所记礼制中的说法吗？还是还有可以推求的意义呢？这些都是我尚未明白的地方。诸位讲学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嫌弃我，最终肯赐教于我，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答徐大年书　　赵汸

译郑村良相遇之后，我常常遗憾相见太晚。簪笏相聚实在很难，令人感慨地思念同您会面交谈。只是因为重重牵挂，您在我卧病于故乡时，恰好有郑氏的使者来往，我匆忙之间不能写信，只急忙取了黄先生的行状封好寄给您。凡是信中本来想说的话，怎么能这样草草呢？没有写信，并非有意如此。庚子年春夏，我住在星源山中。朋友从歙州来，说曾见过您寄来的信，却忘记带来。从此以后，先后托了好几批人去索取，直到今年春天才开始见到。反复读了三遍，竟舍不得放下。庄子说：“逃入空谷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铿然响起都会高兴，何况读经者遇到礼数如同当面教谕的信呢？”实在幸运，实在幸运。郑康成关于三禘、五帝、六天的纬书说法，哪里只是您怀疑呢？自王肃以来，没有人不怀疑它。近代如陈、陆、叶、林诸位先生，对它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我曾私下仔细考察诸名家的论著，觉得在经书旨意上似乎还有没有穷尽之处，在礼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这就是黄先生不能停止论说的原因。即便如此，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哪里容易说清呢？我曾感叹王子雍才华很高，又喜欢著书，文章同典午氏结为婚姻，势力声望显赫。如果不是见识高明、学问广博，确实有根据可凭，怎么能够议论他的短处？而孙仲然独自取《圣证论》加以驳正和选择，他所作的辨析考证一定很有可观之处。陈寿的史书后来已经不再流传，他记载孙仲然这部书的志也失传了，千年以后无从作为镜鉴考察，实在可惜！所以黄先生的行状中，凡是各经的疑义，都大略保存了梗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历代聚讼纷纭的说法，虽然只选录千百中的一二，但本源和制作全都已经包容其中，只怕读者忽略而不加思考罢了。如今您竟能反过来探求经传，详细指出疑问，难道不是我对同道中人的一点期望吗？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扬子云说：“众说混杂纷乱，就拿圣人的礼来裁断。各家异同的说法，流传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回到经书中求证，将依据什么来折中判断呢？”我谨依照《周礼》所记载的旧闻来回答您的厚赐，请您加以察看。经书说：“祭祀上天，称为祀天神；称为祀昊天上帝；称为禋祀昊天上帝；称为旅上帝；称为大旅上帝；称为享上帝；称为类上帝；称为类造上帝；称为祀五帝；称为禋祀五帝。”这些名称都是从主管官属的职掌、器物和所司之事来说明的。但其中尊卑、远近、亲疏、隆杀、异同、分合，都有次序和条理。圣人经书简约深奥，不浪费辞语，不是后世文字可以相比的。大概《典瑞》说祭祀上天、旅祭上帝，祭地、旅祭四望则分别说，既然不是祭地，那么单独说旅祭上帝，就明显不是祭天。大宗伯说国家有重大灾难时，旅祭上帝以及四望，也是把上帝同四望相对而言；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设立神位，在四望举行四类祭，也同样如此。起初把五帝同四望相对而言，五帝就是上帝，已经很清楚了。旅，是会集而祭祀的名称。上帝不是一个帝，正如四望不是一个方位。大宗伯祭祀天地四方，都有牲和币，并且各自仿照其器物的颜色。诗中说“来方禋祀”，使用赤色和黑色的牲，四方之神就是五帝。所以称为禋祀，能够同天地一样称述。六器中，日月星辰和四望不在其中。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天上的神；用血祭、霾沈、疈辜祭祀地上的神。禋，是升烟祭祀的名称。这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放上牲体、玉帛，焚烧使烟上升，以报答阳气。若不是天神中尊贵的神，就不能称为禋祀，这是明白的。大司乐祭祀四望、祭祀山川，各有相应的乐章；五帝的乐章没有明文记载，因为他们都是天神，同样使用六变之乐。难道五帝仅仅是同昊天上帝一样举行禋祀、穿同样的祭服而已吗？即使如此，五帝不是人间帝王，这一点已经可以没有疑问了。但总称上帝和专门说祭祀上天，难道没有区别吗？祭祀五帝称为旅、称为享、称为类、称为类造；有关的事情有天子将要出行时举行帅旬祭，国家有重大灾难时祭祀，以及祈求五谷丰登。至于大司乐在冬至于圜丘祭天神、夏至于方泽祭地祇，孔子称为大郊，在尊卑、远近、亲疏、隆杀的节度上，也辨析得十分详细。如果像您来信所说，天与帝是一个，只是兼称和分称有所不同，那么经书中的神号、祭名、礼物不过是名称有异同罢了。先王制定一代的大典，难道只是为了这些辞语的繁琐，以留给后世纷纷争论吗？大宗伯祭祀四方，主管制作六种玉器；小宗伯说在四郊为五帝设立神位。您认为大小宗伯各自依从所祭之类，便断定五帝是人间帝王，并不合乎经书旨意。五行之神称为五帝，而太皞等也作为配享者，同样称帝。这正是孔子向老聃请问、再告诉季康子的道理。公羊子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者就不能通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留。”这就是郊祭尚且要配享的原因。如今将要在郊外迎接时气，却废弃其配享者；作为配享之主的太皞以下诸神，即使有功德，也都是人鬼。人鬼哪里能够掌管天时、布施五气呢？陈详道、杨复斋说：“上天有五行，四时便有五帝。帝，是气的主宰。”如果果真以五位人间帝王作为五帝的主宰，那么在人间帝王之前，难道没有掌管四时的人吗？朱子文说，凡是说到上帝，都包括昊天上帝和五帝。他的意思同陈氏相同；诸位先生虽然不完全赞同康成到这个程度，也不能与此不同，您难道没有考察过吗？《王制》说：“祭天地用牛，牛角像茧栗；祭宗庙用牛，牛角一握。”这就是天神与人鬼的区别。《国语》说：“郊祭、禘祭所用的牛，牛角都像茧栗；说郊祭属于禘祭，所用牲畜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这里所说的禘，不是祭祀人鬼的祭礼。又说：“凡是禘、郊、祖、宗、报五种祭祀，都是国家的祭典。”再加上社稷、山川、三辰、五行，却另外不说祭天地，那么韦昭把禘解释为圜丘，并没有错。《祭法》把禘、郊、祖、宗相对并举，同《国语》一致；由此可知四者都是大祭，事情的体制相似，而四代配食之帝一律按先后排列，那么四种大祭的轻重一定有所差别。王氏说，禘是宗庙中的盛大祭祀，郊是圜丘祭天；按它叙述的次序，是先祭宗庙而后祭郊天；

译宗庙祭祀说的是人鬼，而郊祭却不涉及天神；若按事实来说，这是重视祖先来配享上天，而轻视人所出自的帝，只在宗庙中享祭罢了。又说祖、宗是两座不迁之庙的名称，所以禘、郊是以祭祀而言，祖、宗是以庙而言。太庙不迁，又不能同世室相比；颛顼在夏，契在商，他们的庙可以同周文王、周武王的世室相提并论吗？两座世室，一座称祖，一座称宗，可以吗？不论礼的本意究竟如何，古人制定名词本有次序，名物按照类别排列，必定不会像这样错乱而不合伦次。六天之神，暗中主宰化育，显现为星象，在下界与人事相应；北辰居于中央，驾驭天极；五帝随着天运行，转动而在四时散布精气；至于开辟之初，五天之精气感应而生为帝王之祖，这些说法都不是那些只知道化育本原、见识古代开端的人所能完全达到的。然而中垣、太微星象昭然分布、森然罗列，却不可诬蔑。何况周人建立闷宫来祭祀姜嫄，大司乐享祭先妣，并把她排列在先祖之上，那么南郊祭祀感生帝，为什么一定要另作区别呢？纬书在隋代被焚毁，《河图》《洛书》到宋代才大为显著；假如没有陈、邵二位先生，它们也不过会被归入妖妄一类罢了。学者起初没有见到全书，往往只听到风声便加以诋毁排斥；黄先生曾经对此感到忧虑，认为其中或许还包含像图书、蓍策之数这样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厌恶它却也知道它有可取之处。孙仲然已经离世久远了，哪里能够使陈、林诸位君子起死而来，向他们质证呢？然而黄先生论宗庙中的禘祭，同郑氏所说的三禘也不苟同；行状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成王用殷礼祭祀周公，并因诗中说“白牡”而辨明《明堂位》的诬妄。您却取何休所谓“周公生来就有天子的礼制”的说法，实在是非常荒谬。鲁国举行郊祭并不合礼，《春秋》记载此事不止一端，只是不能说是成王赐给鲁国的。至于说鲁国在周庙禘祭文王，是因为鲁国有文王庙，于是辨明在周公庙禘祭文王是僭越。帝喾没有专庙，神主收藏在稷庙中。鲁国既然有文王庙，怎么可以空置而不祭，只把它作为收藏神主的地方呢？《明堂位》的文字夸张，典制根本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上文说在郊祭中配享帝，以后稷配享；下文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从车服、旌旗直到乐舞、庙饰，全都是天子的制度，却唯独不敢说上及文王。我们家伯循想推演天子礼制来解释鲁国的禘祭，他的论说起于唐末，却没有兼顾诸庙的说法。程子、苏子由、陈祥道诸位先生都不取这种观点。您把它称作古今通行的论说，可以吗？从前我曾感叹杨信斋讥讽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以康成为主而兼存王肃的说法，不知道他读书究竟熟悉还是不熟悉？然而康成的见解还有出于《祭法》之外的地方，即使信斋也不可忽视。王肃亲自注释《孔子家语》，却自行废弃五天帝的说法。如果没有卓越而独立的见解，读书即使熟，也仍然不足以凭恃，何况读得不熟的人呢？后世学者如此学习古人却又傲视古人，每每使读《仪礼通解》的君子为之惋惜。这正是黄先生教导别人时所以看重深入思考的原因。您如果有意研究这件事，那么圣人经书、贤人传记以及各位名家的成书，历代史书和志书都具在。我这些微不足道的学问荒废遗忘已久，哪里值得劳您下问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外之说，注脚已经具列在右方。六经补注被人借去了，一时没有其他本子可以奉寄，只能等下次有便时再设法寄去。这部书颇难读。我在江湖间游历时，曾拿出来给人看，很少有人喜欢。金华黄公和夏先生尤其不满意，认为它引用很多，却不加说明。它论述五经的大旨，都已经归纳写入行状；我还把平日听闻的内容连缀编纂进去，希望将来的君子能够考察。难道还有能够完成黄先生遗志的人吗？自从遭遇战乱离散，这件事只好暂且搁置；又因为过早衰老、长期患病，虽然曾私下有所撰录，却未能脱稿。难道还有人能够发扬黄先生的学问，使它有所流传吗？即使如此，所谓学问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就在于把阐明六经的晦明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正是黄先生对当世君子和学者的期望，只是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唯愿您努力，那么您把全部力量倾注在古代经书上的成果，一定会有日益进步、上达高明的功效，这不是庸俗学者所敢知晓的。信已经写得很长，不再谈别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您那里，临写此信时心神飞驰。就此搁笔。与宋景濂

译初夏已经炎热，恭敬地想您在讲学授业之余安闲有暇，尊体起居多福。上月中旬承蒙从王总制处传来您写给陶伯仁的信，我捧读之后十分欣喜。赵汸我今年春天原打算拜访陶公，但屡次因风寒所伤，肌肤腠理不密，担心途中又增加外感之证，使本来的疾病加重，因此一直畏惧退缩，最终没有前往，只谨慎地把您的来信收藏起来，作为日后相会的凭证。《春秋属辞》刻版即将完工，恭敬奉上一部，请求您校正前辈的文字。书板刊行以后，能够加以刊改修订的人很多，希望您不要因为它已经刻印，就吝惜于指出其中的问题。我从小就患身体瘦弱、心力不足，记忆力差又不能耐劳；讲说这部书时，每举出一个例证，必然牵涉整部经书和传文。近年以来又受到疾病困厄，既厌倦查阅，更害怕思索，所以拖延岁月，始终未能脱稿。我所希望请乡里的先生帮助校正的有两人：汪德辅年纪很轻时就凭这部经书考取功名，曾著《胡传纂疏》，出入五十多家学说，是研究《春秋》很有经验的人。朱允升一向留心经学，又曾与黄先生相见，得到他著书的大意，也曾汇集诸家学说编成《春秋传》。近来汪公的学生抄走了《属辞》的几篇小序，竟然略无可否。近来相见时我请求观看，翻阅了好几页，他放下书笑着说：“义例交错，容易使人昏惑。” 大概他平日不作这样的讨论。朱先生初次见到旧作的《集传序文》，便说：“《春秋》的说法到这里就确定了。”然而从“辞从主人”以及记载日月的方法开始，他都未能相信。后来见到《属辞》，便亲手抄了一部，圈点涂改十分精细，脱漏错误之处也时常改定。然而我所担心的是，通晓经书的人未必人人都能像这样完全契合。汪公不但没有作出可否判断，因此我才对先生深有期待。关于编纂此书的大意，另纸请您教正认可，并请写一句话置于书的卷首。虽然承蒙您不拒绝，但一定要详细赐予考证，看这部书果真足以校订、完成黄先生的志意，然后才能下笔。若有不正确之处，暂且容我再加以考证订正。从前止斋作《后传》，自称是死后才可见到的书；如今我竟亲眼见到它刻版，大概确有这样的说法。刘道原《通鉴外纪》完成时，眼病、疮病一起发作，不能入睡，也不能进食，因而想到李弘基用心过于辛苦，多年患病而药物不能接续。卢升之手脚拘挛残废五处，悲痛之下沉入颍水，并在篇末叙述这件事来自我哀伤。如今我卧病与前人相同，但背负的债务却不同。为什么呢？黄先生壮年时本来应当得到郡中文学的职位，却立即抛弃了它，全家饥寒也不顾，自己承担起以经学复兴古道的功业；他对六经有许多独到见解，只是书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我小时候，父兄也期望我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后来我知道自己竟然如此孱弱，确定不是应付世事的材料。刚满二十岁便舍弃时文，像九江那样；后来又多病，所以本该强健的血气反而衰弱，身体衰颓疲惫，食量少，心中烦闷，从来没有一天快乐过。只有对于《春秋》的疑义，忽然有所领悟时，胸中才暂时像豁然开朗一样。如今承蒙上天神灵，幸而完成了这部书，但衰弱困顿更加严重。万一书稿散失，不能流传，那么就是师生两代白白耗费苦心，徒然荒废人事。将来的学者会把这件事当作戒鉴，不再有人在坚守困穷中竭力研究古代经书了。先生还请鉴察此事。刘伯温先生不敢另写一封信拜访，恐怕烦劳您分心赐教；若能赐下一句话共同校正，那就非常幸运了。王庸道返回时经过我的破县，知道子充有信；但山中很少有人出入，没有能够等候并收到您的信，只奉上这几个字。然而禀告的事情并不是这样，怎能不深感有罪！就此搁笔。《明文衡》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二十六 （明）程敏政编 ○书信 与王待制书　　徐一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