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衡卷二十九

译金陵是帝王建都之地，从六朝直到南唐，大多只是偏据一方，无法承受山川所聚的王者气象。等到我皇帝在这里定都，才真正配得上这种气象。因此皇上的声名教化所到之处，不分朔方和南方；存养神明、肃穆清明，与上天同为一体。即使一次游乐，也可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京城西北有狮子山，从卢龙山蜿蜒而来，长江如彩虹贯穿其间，盘绕在山下。皇上认为这里地势雄伟秀美，下诏在山顶建楼，与百姓共同享受游览观赏的乐趣，于是赐名为“阅江楼”。登楼眺望之时，万物森然罗列，千百年的奥秘一朝显露，这难道不是上天安排、地势造成，等待大一统的君主，并为千万世开启伟大景观的吗？每当风和日丽，皇帝乘法驾亲临，登上高处，凭栏远望，一定会悠然生出深远的思考。看见江汉诸水朝宗大海、诸侯前来述职、城池高大深厚、关隘险要坚固，一定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敌人、攻取土地所造成的。”想到中原广大，更加思考如何保全它。看见波涛浩荡、风帆上下、外国船只接连而来，蛮夷的珍宝肩挨肩地入朝进贡，一定会说：“这是我的德行使他们安抚归顺，恩威遍及内外所达到的。” 想到四方边远之地，更加思考如何使他们柔服。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作的人有烈日灼肤、寒冷皲裂双足的劳苦，农妇有捋取桑叶、行走送饭的勤劳，一定会说：“这是我把他们从水火中救出，安置到安稳席位上的结果。”想到天下各地的百姓，更加思考如何使他们安定。由此触类旁推，不能一一说尽。我知道建造这座楼，是皇上借此舒展精神、因眼前景物引发感慨；其中无不寄托着治理天下的思虑，哪里只是为了观赏长江而已呢？那临春阁、结绮阁，不能说不华丽；齐云楼、落星楼，不能说不高耸。但它们不过是用来享受过度的管弦声，收藏燕赵艳丽的姬妾，转眼之间便引起感慨。我不知道该怎样评论它们。虽然如此，长江发源于岷山，曲折流行七千多里才入海，白浪涌起，碧水翻腾。六朝时常常倚仗它作为天然屏障，如今南北成为一家，把它看作安稳的水道，已经没有战争的事了。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读书人有登上这座楼、观览这条江的，应当想到圣人的德行如同上天，广大无边而难以命名，与神禹疏通开凿的功绩同样无穷无尽。忠于君主、报答皇上的心情，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我没有才智，奉诏撰写此记，所以推述皇上宵衣旰食、切切图治的心意，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至于其他那些流连光景的言辞，都略去不写，因为怕有亵渎之嫌。《琅琊游记》

译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子，皇上认为皇太子和诸王长久居于宫中，没有机会舒展精神，于是命令向西巡幸中都，沿途校猎以讲习武事。我确实奉诏随从。十二月戊午，驻宿滁州驿。我进呈启奏说：“我听说琅琊山在州城西南十里，是晋元帝潜龙时居处的地方，皇帝曾被封为琅琊王，山因此得名。我颇听说它秀丽高峻，是淮东的奇观，希望去游览一次，却一直未能成行，斗胆请求。”皇太子欣然答应，立即约四位长史同行：秦王府是林伯恭，晋王府是朱伯贤，楚王府是朱伯清，靖江王府是赵伯友。于是从驿站向西南出发，经过平皋，大约三里，远望丰山盘曲交错、雄伟高大，超出琅琊诸峰之上。唐代梁载言《十道志》又说：“丰亭山，山上有汉高祖祠，还有饮马池，世俗妄传汉高祖曾在此饮马。”本朝把山麓作为放牧场，另外开凿池塘饮马，仍然沿用旧名。当地居民指着说：“山下有幽深山谷，地势低洼，四面都是山，其中有紫微泉，是宋代欧阳公修发现的。泉上十多步就是丰乐亭，沿丰乐亭向东几百步到山顶就是醒心亭；从亭子曲折转向西进入天宁寺，如今都已经废弃，只剩下凄凉的烟霭和白草。” 我听了这些话，惆怅了很久。山的东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部，延伸约一亩多，水色正黑，就是欧阳公祈赛龙神的地方，上面有五龙君祠。皇上当初刚起兵时在滁州屯兵，适逢旱灾，亲自拿着雕弓向潭中射箭三次，约定两日内下雨，果然如期下了大雨。等到登上帝位后，便为它修建栏杆加以保护，并且重修了庙宇。庙旁有时若亭。我坐在亭上，询问潭旁的双燕洞以及南面的白鸽洞，想尽情游览，却没有人知道，于是只好作罢。又向西走约三里，有泉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分流向下，叫作酿泉，水声潺潺，清澈得可以照见毛发。岸边有一座亭子，叫“渐入佳境”，如今也已废弃，只剩四个大字刻在崖石之间，淳熙年间郡守张商卿等人的题名还保存着。沿溪向上，经过薛老桥，进入醉翁亭。亭子早已废弃，名人的石刻很多，战乱后被焚烧熔化用来制白垩，几乎全没了。亭后的四贤堂也废弃了。亭旁有玻璃泉，又叫六一泉，用石栏覆盖；栏下压着巨石，中间开有一个孔通到泉水，直径约五六寸，用手捧水来喝，水是温的。这一天阴天，雪花纷纷飘落。伯清提议说：“下雪了，不回去还要做什么？” 我的游兴正浓，掉头就走，不肯回去。他看起来脚步飞快，经过石径约一里，到达回马岭。伯友追了上来，伯清也随后赶到。伯友说：“两位客人的脚力弱，不能再跟随了。”两位客人，就是伯贤、伯恭。之所以叫回马岭，是因为建炎年间盗贼遍地，郡守向子伋依山筑寨，设置东西两座寨门，西门叫太平，东门就是回马。岭的东面有醴泉，再往东南有栲栳山，山南有桃花洞，再往南有丫头山，山下有熙阳洞，都来不及前往。道路曲折如蛇、如磬，穿行在黄茅白苇之间，茫然不知通向哪里。宋熙宁初年，僧人崇定获得佛舍利六百颗，在路旁用石头垒成四十九座塔，一座座排列，像串珠一样。塔虽已废弃，幸好还有遗址可以凭借，沿小路前行便不会迷失。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却又突然开阔起来，大概是山峰回转、道路曲折，经过九道关锁才到达开化禅院。禅院在琅琊山最深处，可惜山上都光秃秃的，没有草木繁茂、幽深秀美的情趣。唐大历年间，刺史李幼卿与僧人法深共同建造此院，这也是张文定公方平书写《三生经》的地方。三门外有观音泉，进入院内全是瓦砾，只有三间房屋，中间供着佛像。僧人绍宁出来后，请我们坐下，安排妥当。龙兴院僧人德学和太子赞善孟益、秦王伴读赵鐄、吴王伴读王骥、楚王伴读陈子晟听说我进山，都来会合。陈子晟说：“太子正字桂彦良在六一泉旁休息，也因为脚力不足不能前进，恐怕会跟着那两位客人回去了。”绍宁准备饭食，请客人用饭。吃完饭，绍宁带我们去看庶子泉。泉水从山缝中流出，是李幼卿开凿引出的，李阳冰篆写的铭文已经亡佚，张亿书写的三字碑也断裂横卧在泉下。石崖上有很多儒者的题名，陷在一方石中镌刻着，从皇祐、淳熙、乾道以来都有，字体有篆书、隶书、楷书，有的还能辨认，有的已经不能辨认。山的东西两面到处都是这样，不只是这处泉水。泉的南面有白龙泉，祈雨多次应验。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向南有吴道子所画的观音像和须菩提像，刻在石壁上；旁边还刻着淮东部使者八八舜臣的《琅琊山记》，很不合乎文体，因此令人忍不住笑了出来。再向南稍走，有华严池；从明月溪向上进入归云洞，寻访千佛塔遗址，经过石屏路，俯视大历井，井也是李幼卿开凿的。沿着山腰登上磨陀岭，远望大江像白绢，钟阜像小小的青螺，处在游动的烟气和昏蒙的远景中。岭下有琅琊洞，洞口宽阔，里面分成两室，中间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名人的题刻和庶子泉一样多，只怕天黑后就再也没有时间前往了。自从李幼卿广泛寻求胜迹，凿石引泉形成溪流，在溪流两旁修建上下两坊，建造禅室、琴台。后人颇能继承他的风气，山中亭子将近二十所，其中以日观望、月为最美。如今荆棘丛生，满眼都是，即使遗迹也无从寻找，真令人叹息！亭台的兴废，是万物变化的常理，有什么值得深深感慨的？值得感慨的是，世间像琅琊这样的奇山异水有多少？只是因为处在偏僻州县，没有像李幼卿这样的名士加以修饰彰显，所以潜藏着而无人知晓罢了。况且李幼卿固然能使琅琊闻名一方，如果不是欧阳公的文章，怎么足以传遍天下？有人说文章辞采与世道无关，这果真是确定的论断吗？但欧阳公以道德成为一代师表，所以人们乐于诵读他的文章；否则文章即使工巧，也未必能长久流传。流传与否也不值得深究，我只是想到元朝末年战乱纷扰时，自己逃窜隐伏在荒僻土地上，早晨还不能谋生，晚上如今却能列身朝班，出行陪同皇太子巡幸，而琅琊的胜景也因此得以尽情探寻，这难道不是圣德广泛施及、使海内安定清平的结果吗？不只是我等得以沾受皇上的教化、养育和生成之恩，山中的一泉一石也免除了震扰惊动的灾患，这难道不应当用歌声传播，以夸赞皇上赐予我们游览观赏的恩典吗？于是取《醉翁亭记》中“风霜交洁，水落石出”的字作为韵脚，各自作了一首诗，交给主持僧绍广，刻在山石上。《游荆涂二山记》

译我游过琅琊山后，起程到池河驿，恰好传递驿书的邮卒送来内使监公的文牒。打开封缄，里面藏着一卷濠梁古迹图，外面有皇帝亲笔题字，命我搜寻访问，并向青宫报告。我于是进奏说：“临濠的古迹，只有涂山、荆山最为著名。图经记载，涂山在从前锺离县以西九十五里，荆山也在县西八十三里。两山本来相连，淮水绕过荆山背后，神禹凿开山体，使水流经两山之间，他疏通开凿的遗迹至今还在，人们感念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青宫说：“到了中都，应当前去游览。我将渡过淮水在王庄打猎，先生应当逆流而上，到达今怀远县等候。”我奉命前往，洪武乙卯年冬十一月乙巳日开船，庚午日日暮时才停泊在县城西门，而青宫已经驻跸在城门东五里处。辛未日，我上前拜谒青宫，青宫下令壬申日游览二山。我到了约定日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在船中住宿。黎明时划船到涂山，拖着脚、拄着杖进山。山旁废弃的旧址原来都是民居，先经过石桥，又曲折转向北面，垒石筑墙，种了许多花椒园，走了三里多，看见一块大磬石，青绿相间，颓然斜着脚坐下，仔细观看，干枯的苔藓交错覆盖在石上。听说有一种草生长在石头上，高一尺，花朵值得观赏，不借助土壤的力量也能生长；人们把它取下来悬挂在屋檐之间，称作石莲华。又走了约四里，岩石参差不齐地插在道路左边，危斜欲坠，仿佛要飞落下来；再走约二里，小路进入灌木荒草，抵达岩石缝隙，那里积着一泓泉水，味道很甘美，上面盖着茅草亭，叫作圣水亭。人们取水来祈雨，多次应验。又走了一里多，到达山顶，禹庙在那里。庙已经毁坏，只剩颓墙和破碎的柱础。放眼四望，长淮从西面流来，涡河向北汇入，寿春、临濠、宿州的境地，都处在迷蒙昏暗之中。遥想南北战争、屯兵戍守的地方，久久为之感慨。山下聚落十分兴盛，庙史说这里叫禹会林，是大禹会见诸侯的地方，房屋密集得像梳齿一样。转过脚步进入庙内，庙前有一株杏树，树干大得可以遮蔽两头牛，左右各有一株高低不齐的柏树。树东放着一只小瓮，杏树枝上的水不时津津地滴入其中。庙史说：“每天早晨雾气四面聚集时，水就更多，流来像泉水，可以代替水井。”有两块石碑，大字写着“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面刻着宋庆元初年州守刘仲光亲自撰写的一篇祈雨记，也记载了祈雨的事情。皇甫斌在绍熙庚戌年来任郡守，命锺离尉丁夫荣刻石，尚未磨泐的文字还可以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又从庙西沿着石坡下行，看见巨石危险地立着，像人的形状，远望仿佛一位老妇人端然站立。相传这是启的母亲化成的石头。庙史说，当地人常常宰羊杀猪祭祀，甚至用脂粉装饰它的面貌；我听后不禁失笑。山坳中旧有僧房，如今废弃已久。正等待皇太子的车驾却不见到来，忽然使者到了，说随从的士马很多，没有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再来了。话还没说完，只见旌旗像锦绣一样，摇曳着登上荆山。我也下到山麓，进入鲧庙，看见题写的碑文中神号鄙俗粗陋，便丢开不再看。出来后读祖无择所作的《歌京口》，碑文由孙临书写，大概是祖无择谪守寿春时经过这里所作。又向北经过县治，转向东走约三里，到达荆山。梁、魏交战时，曾依山筑堰灌溉寿春，遗迹至今仍清楚可见。再走三十步，山崖高敞如屋，侧身进入，石面平坦像床，座位足以坐人，号称卞和洞。从西面向上走约一里，经过避雨石，石头斜倚着可以避雨，所以得名。再走六十步到产玉坂，奇石并排竖立，黑色的石质、白色的边缘，灿然如雪。西面有玉池，但荆棘丛生、道路迷失，无法寻找。王景彰想带我到青峰庵，因脚力疲倦便停止了。当时青宫已经到远郊打猎，我于是登船先回中都。只是这两座山见于各种记载的说法，大多互相乖谬。先说涂山，《春秋左氏传》说：“禹在涂山会见诸侯。”杜预注说：“在寿春县东北。”论者说现在的濠州就是那里。《国语》《史记》又说：“禹在会稽会见诸侯。”所以会稽也有涂山。《吴越春秋》也把涂山说在会稽，并且还记载了涂山之歌。应劭说：“涂山在永兴县北。”论者说现在的会稽萧山县就是那里。这样两种说法已经不能统一。至于苏鹗的演义又说：“涂山有四处：一在会稽，二在渝州，三在濠州，四在当涂。”然而这些地方都有大禹的遗迹，于是有人便说大禹治水本来应当遍历天下，而会见诸侯实际在会稽的涂山。柳子厚《涂山铭》、苏子瞻和苏子由的《涂山诗》，都指在濠州；这种说法全都不对。这是我对涂山存疑未决的第一点。再说荆山，荆山就是楚山。楚国的先王熊绎偏处荆山，乘着柴车、穿着破衣居住在草莽中，传到成王时才开始兴盛；又传七代，到昭王时才迁都郢。昭王曾说：“自古先王受封，疆域不会越过江、汉、河流；如果不是因为获罪，那么楚国的封疆便可以知道了。”郢就是今天的江陵，那里有荆山，又名景山；“荆”本来就是楚国的称号。实在应当世代据此考察，却有人说荆山在濠州。濠州是古代锺离子国，和寿春相距很近。楚国从昭王以后又传了十一代，到考烈王时才开始迁都寿春。《韩非子》记载的卞和献玉之事，发生在厉王、武王、文王三王之间。昭王承接武王，已经相隔十代。三王之时，锺离何曾属于楚国，却硬说卞和来到这里的山上吗？《新序》又说抱玉哭泣发生在共王时；杂记又说发生在怀王及其子平王时。平王是昭王的父亲，距离怀王又有九代；共王上溯到武王也有六代。怎么会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我对荆山存疑未决的第二点。大体说来，山川遗迹如果不是以经史为依据，大多不可信。葛洪的丹井、郭景纯的墓，到处都有。即使凭借高明至极的智慧，又从哪里辨别它们的真伪呢？如果一定要取可信的说法，涂山应当考察《左氏传》，以寿春为正；荆山应当以史传为证，以江陵为正。有人说，涂山氏本来是一个旧国的名称，大禹曾经娶了她的女儿；这是另一种说法，与这里所说的并不相干。我已经老了，各种书籍几乎都忘光了，所记得的也未必没有错误。于是借着记述这次游览，把这些挂一漏万的内容写下，来博得同游者一笑。同游的人，大概有太子正字桂彦良、晋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以及王景彰。一个月后，某日记。《宋九贤遗像记》

译濂溪周子：脸色白净如玉，额头以下逐渐宽阔，到颧骨处略微收窄；下巴丰润，眼睛修长，眼角微微上扬；胡须稀疏而稍长，脸颊上略有髯须。戴三山帽，帽后有带；穿紫衣宽袖，衣边用黑白色镶饰，里面的衣服领缘也一样；白色下裳没有镶边，鞋是红色的。他拢袖而立，神情清明高远，深不可测。明道程子：脸色略带苍色而十分莹润，面貌修长，颧骨略显；眉目清峻，气象纯粹平和；胡须四面下垂，超过衣领。穿土黄色袍子，没有镶边，里面衣服的领子镶白边；戴黑色帽子，帽檐高；穿白鞋。和气充满周身，望去崇高深厚。伊川程子：面貌刚劲充实，颧骨略收；脸色黄而淡，双目有棱角；胡须白而稍短，脸颊上的尤其短，飘动得像要飞起；帽、袍、鞋都和明道一样。他严肃站立，刚正庄重，凛然不可侵犯。康节邵子：脸色略紫，额头宽阔，身材颀长，颧骨特别突出，颧骨以下清瘦；骨骼爽朗，精神清明；胡须长过衣领。内衣领是黑色的，帽子有两翼环绕；袍、鞋都和伊川一样。他耸着肩、低着袖，拱手站立，斜眼观看；胸怀坦荡而庄重，平和而又能谦恭。横渠张子：脸圆，眼睛以下略丰满，向后渐渐收窄；脸色黄，胡须稍短而略浓；衣帽大致像康节，鞋也一样。他高高拱手，端正站立，气质刚毅，德行深厚而容貌严肃。温国公司马子：脸色黄，面貌清瘦，目光严峻，鼻梁端直；胡须稀疏而稍长，耳朵下面一半已经变白，也有一半下垂；耳轮宽阔，略微朝向面部。戴幅巾，穿深衣，系大带并加组绶；穿方头鞋，鞋面黑色，鞋带、鞋缘和装饰为白色。衣襟前面略向下而张开，拱手时手指露在袖口之外，显出一种至诚守一、不因富贵而动心的意味。晦庵朱子：面貌修长而丰润，脸色红润；头发一半已经白了；眼睛小而秀美，眼角修长，像鱼尾；望去英俊出众，温和亲切的气息仿佛可以捧取。胡须少而稀疏，也大半变白；鼻子和两颧微微发红；右边排列着七颗黑痣，形状像北斗，五大二小，六颗在眉眼旁，一颗在颧骨外，一颗在嘴唇下。胡须旁的耳朵略微上耸，细毛生在耳孔前。戴黑色布冠，蒙纱巾；上衣下裳都是白色，用黑色镶边，裳却不镶边；系黑色腰带，穿方头鞋，鞋子像温公的。他拱手站立，舒展而又谦恭。南轩张子：姿态相貌宏伟，眉目高耸秀美，面色白润；下部丰厚，胡须少；神采显得明朗。戴椰冠、纱巾，穿道服，青色衣服用黑色镶边，系丝带，鞋是白色的。他神情坦荡明白，使人一望便产生敬意。东莱吕子：身材相貌丰伟，面色温和纯厚；眉毛浓厚而秀美，胡须浅而有形；穿黑边道服，戴幅巾，穿黑鞋。远望似乎严厉刚毅，接近他却如同走进春风之中。金华宋濂说：上天生下这九位贤人，大概是要用他们来彰明圣道。如今九位贤人已经不能复生了，我宋濂日夜思念他们，却没有办法寄托遥远的感情，于是依据世间流传的家庙画像，参照各家记载，绘制了九贤遗像。时时观看这些画像，九位贤人道德冲和的容貌便庄严地呈现在心目之间。至于想执鞭跟随他们，却已经不可能做到了，唉！九位贤人也是普通人啊！《新雨山房记》诸暨是绍兴所属的县邑，与婺州相邻。本朝初年夺取婺州时，征伐伪吴张氏，双方相持不决，军队驻守在诸暨边界上。张氏倚仗诸暨作为屏障，乘隙出兵侵掠，两军杀戮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诸暨遭受兵灾尤其严重。高大的屋宇和巨大的宅第，都被焚烧成瓦砾灰烬；竹树花石，则被砍伐，作为楼橹、戈、炮和柴薪之用。百姓因遭受这种祸害而警惧，大多迁往深山大谷之间躲避，放弃旧居不再居住，经过那里的人无不感到悲伤。如今国家已经平定，十多年过去了，百姓各自安居乐业。我想其中一定有人修整房屋，恢复太平时期的景象，却一直没有见到。今年县中士人方伯修向我称说他的朋友张君仁杰，住在诸暨北门之外，旧宅从前已经毁坏。等到兵乱平息、事情结束，他才开辟旧址，铲平污秽，建造十多间房屋，旁边种了数百竿修竹，四时花卉环绕栽植在屋旁；琴床、酒炉以及诗画用具，全都陈列在室内。仁杰在战乱以前曾有俸禄供养，到今天郡县多次征召他，他总是推辞不去，以文章笔墨自娱，十分惬意。他把房屋命名为“新雨山房”，希望我为它写一篇记。一间房屋的兴废，事情虽然很小，却可以借此看出世道的治乱和人的劳苦安逸，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当战事频繁时，人们有子女、金帛，害怕不能保全；即使有住宅，哪里还能修缮完整并知道自己能够安居呢？干粮、精米、牲畜饲草的需求，以及呼喊着征发拘捕的人挤满门口；即使有花木的美景、诗酒的乐趣，谁又能享受呢？如今仁杰能够俯仰于一室之中，观察时代和万物的变化，尽情享受性情上的安适，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不是上位者拨乱反治的功劳吗？自古以来太平达到极盛之时，贤能之人在上面运筹施政，田野里的百姓在下面彼此安定，却不知道这种安定从何而来；然而他们吃饱喝足，歌唱欢呼，秩序井然地形成文采，《成周盛时之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形。怎么知道今天不如古代太平之时呢？仁杰，请你试着创作这样的诗。我日后南归，驾着小车经过北门，要到有竹的人家来拜访询问。仁杰还请唱诗来激发我，我当击缶应和。《五泄山水志》

译五泄山在婺、杭、越三州交界之上，北面距离富春，南面据有勾吴，东面连接浦阳；这里的山水以奇峭著称。齐代谢玄卿曾因采药深入其中，宋代刁景纯、吴处厚也曾游览。自西坑岭进入，经过遇龙桥，向北走二十步，才进入西潭。前面横着一条溪水，水非常寒冷，踩上去像冰一样。沿溪向前，经过小潭，旁边有怪石突起，像大瓮斜斜覆盖在那里，于是攀着石头登上去，稍一失足就会坠落。又走约二里，地势稍微平坦开阔，四面都是怪石，山峰环绕排列，形态各异，纹理盘绕，像是神工鬼斧雕刻出来的。山中猴子很多，游人有时会害怕它们；它们把石头纷纷扔下，像下雨一样。再向前走约半里，泉水从石孔中流出，哗哗作响，像琴声，又像笙竽声。泉水向西流，汇成一处小洼，明净清澈，深而澄明，连毫发都不能隐藏；几尾鯈鱼自在游动，像在琉璃瓶中游行，见人到来便潜藏离去。洼地左边有一株孤立的大树，极其奇特高大，倒影映入水中如同图画。又向前走五十步，大石挡住道路；相传那里有一处岩石角像鹰嘴，有一天夜里雷雨大作，鹰嘴崩落下来，声音传到二十里外。又走三十步，榛树和细竹形成树林，翠色的光影浮动映照，衣袖衣襟都染成碧色；山虫、崖虺奔跑环绕，前后转眼便不见踪影。到了这里，景象阴森幽静，完全不像人间，仿佛登上蓬莱仙山，坐在水晶宫中，平生的烟火气息全都消尽了。又从山腰攀着葛藤向前，竹壳铺满地面，厚得一踩脚就容易跌倒。再走十多步，到达小潭；小潭上方就是西潭，流水倾泻成白色帘幕，宽约七八尺，缓缓向下注流，水势滑润而无声。两旁石崖陡峭耸立，苔藓侵蚀、青晕斑驳，时时有水珠密密滴下。遇到旱年，乡民在这里向龙神祈祷；祈祷时泉水有时会涌出，便把蜥蜴放入瓶盂中带回去，多有应验。从遇龙桥到这里约五六里，路途都曲折盘绕，走到尽头又重新开阔，其中的胜景难以全部说尽。有人说潭上有石河，从石河到三台塔人迹罕至，详情无人知道。寻找另一条路出去，斜斜地向东走，经过香炉峰；峰峭拔而上面有一块像香炉的石头，所以叫香炉峰。北面有山峰圆而光秃，名叫钵盂峰；有人说它像东瓯的雁荡山，又叫雁荡峰。经过雁荡峰向南走，时常有白云覆盖山谷，叫雪峰；高耸如人站立的叫玉女峰；陡峭挺拔、势如顶天的叫天柱峰。其他山峰星罗棋布、相互连属，载入名录图籍的，大概有七十二座。又从崖壁东面转弯，走过一座简陋的小桥，奔向三学士院。此院是唐代灵默禅师的道场，禅师曾在这里降龙，遗迹还在。从院子北面深入，又走一百多步到达东潭。潭上的飞瀑约有二十丈高，瀑布猛烈暴下，倒冲入崖壁孔洞，仿佛运来万斛白雪从天上投下，耀眼的白光令人目眩。到了潭底又逆流而上，水声像滚动的雷声；即使相距咫尺，人们彼此说笑也听不清，只能听到仿佛瓮中传出的声音。当地人说：每当天风呼啸，四面山林的树木都震动得几乎折断，黑云向下笼罩，昏暗得不知道天明还是天黑。旱年祈龙的人很多，像西潭一样灵验。又向北转向西，逆着潭水源头而上，登上响铁岭，越过紫阆山。村民大多住在竹篁芦苇之间，有数百亩平坦的田地可以耕种灌溉，旁边沿着石河。又走约一里，地名叫石鼓，脚踩上去会发出冬冬的响声。越过十步到第一潭，潭像井一样，斜视下去一片漆黑；投下一块小石，发出像玉佩相撞那样清脆的声音。再走十多步到第二潭，圆得像锜釜，水面宽而潭底开阔；大水把乱石冲聚在其中，等到积满便又泄流出去。潭下石壁高一百多尺，险峻得无法落脚，只能从右边悬着藤蔓下到第三潭。潭水非常深，用线系着东西放下去，看不见底；潭形方正、狭窄而长。天色将阴时，常有云气从潭中升起，令人怀疑蛟龙潜伏在下面；人们常常因这里幽深寂静而感到不安。第四潭谁都不敢前往，有人用绳子围住腰，系在粗大的木桩上，俯身从崖边向下窥看。潭的左右都是枫树，形状大体像第二潭，但面积是它的两倍。旁边有晋代刘龙子的墓，相传刘龙子曾在潭中钓鱼，得到骊珠吞下，化作龙飞走，后人便垒石作为坟墓。又有人说埋葬的是龙子的母亲，年代久远，无法辨明。再从下面走到第五潭，就是东潭，因为水分成五级，所以这样命名，叫作五泄。唉！造物主把山水塑造成这样奇峭的形态，竟然有如此景象吗！《尚节亭记》　　刘基 古人栽种花草树木而从中取义，难道只是为了玩赏而已吗？所以兰花取它的芳香，谖草取它使人忘忧的寓意，莲花取它出于污泥而不被污染的品格。不只是花草树木如此，佩戴玉，佩带象牙环，座右放置欹器，也都是这样。有的人借它们比拟品德来勉励自己，有的人借它们警戒志向来提醒自己，对增进道德、修习学业都有帮助。会稽人黄中立喜欢栽竹，是取竹有节的意思，所以在竹林间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尚节亭”，把它作为读书和从事各种技艺的地方，以此保持淡泊、不向外界营求的心志。我看了很喜欢。竹这种东西，形体柔韧而内部空虚，柔顺地生长，却不会被风雨摧折，是因为它有节。即使经历寒暑、遭受霜雪，枝干也不改变，叶子也不改色，苍翠而不变，仿佛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夺志的君子。可见内在有了这种品格，便会表现在外部，才能使外在形态与内在相称。然而既然以“节”来称说竹子，又为什么还要推崇它呢？世道衰败、道义微弱，能够凭节操立身的人很少了。中立怀有才华却尚未被任用，早早便以守节立志，这确实有远超常人的地方，我又怎能不为之高兴呢？至于节的时义，《周易》已经说得很完备了，不必向外寻求。草木的节，正是枝叶生长之气聚集、筋脉汇合的地方，所以得到中和之气，便会畅达茂盛，枝条舒展而成为美好的植物；反过来便会成为瘤液、瘿肿、弯曲，从而损害它的生长。因此，春夏秋冬的分至，称为“节”；节，是阴阳、寒暑转移变化的关口。人道发生变化，他的节操便显现出来；而所谓节操，正是人最难以处置的事情。这其中有合乎中道的情况，所以让出国君之位是大节，在泰伯身上就是正确的，在季子身上却不一定正确；守死也是大节，在子思身上合宜，在曾子身上却过分。凡事都必定有具体的义理，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标准。选择不精当，处置不合宜，就不会像植物那样畅茂舒展，反而会成为瘤液、瘿肿、弯曲，这不是相差很远吗？《传》说：“行动之前预先谋定，就不会困窘；平时居处时便加以讲求，将来处理事情就会从容自如。” 既然如此，中立从竹子身上取义来给亭子命名，又同我们这些人交游，难道是随便做的吗？《畏所记》　　胡翰

译常山县县丞刘彦英曾经从溧水自行开辟道路到达我所在的婺州，多次来往与我谈论学问；等到他主持县政后，又多次在衢州郡见到我。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在世上没有什么长处，从家庭子弟时代跟随老师求学，长大后任职从政，随着公文奔走四方，总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也赶不上别人。人们因此认为我是谨慎畏惧的人。我想这固然如此；但推究我所得的，是因为畏惧，所失的也未必不是因为畏惧。因此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畏所’，希望向您求一篇记文。”我以才疏学浅推辞了。今年听说我生病并且将要免职归乡，他的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我作这篇文章说：“君子处在天下最困约的境地而不忧愁，承受天下最低贱的处境而不惭愧，行走在天下最危险的地方，遇到天下最大的变故而不惊骇；即使处于混乱之中也能站立不偏倚，反省内心而没有愧疚，还怕什么呢？假如得以施展抱负，即使富贵了，在朝廷上担负重大责任，在君主面前裁决重大政事，一句话便能安定国家，面色不变而使恩泽施加于百姓，仿佛举手便可安排妥当，还怕什么呢？”我听说，天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人与万物的生成，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无不是天命的流行。思想中只要有一点不诚，言语行动中只要有一点不合礼，即使极其隐微，人为的杂质也会掺杂其中，天命几乎就要停息了。一念之间的操持或舍弃，是道德存亡的关键；敬慎或怠惰刚刚萌发，便是吉凶分辨的地方。如今您所说的畏惧，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那么我明白了。若因这个而畏惧，唐尧、虞舜以及三代的圣人尚且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小心翼翼、勤奋不懈，不能有一朝一夕的安宁。《尚书》说：‘遵循敬畏之道，践行它而畏惧。’又说：‘敬慎而畏惧。’又说：‘谦抑而畏惧。’这些都是用来敬畏上天的。《诗经》说：‘为什么不彼此敬畏，小人没有什么忌惮。’这是不懂得上天的人。不懂天命的人，不该做的也去做；懂得天命的人，不该做的便不做，该做的便不敢不做。所以这种畏惧，不是怯懦，不是委靡，也不是有人从旁逼迫。‘昊天说天已明亮，与你游乐；昊天说天已大明，与你出游。’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什么不畏惧的。仲尼阐明了其中三点，归宿却是一个道理。我和刘君都是学习仲尼之学的人，但我怯懦委靡，常常忧虑自己不能振作。我私下观察刘君，在兵乱兴起时，他从危亡和疫病中脱身，奉着母亲夫人同行，经过数年才回到乡里；母亲年高而平安，他没有失去为人子女的道义。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儿子，彼此以师友相待，不废弃义方之训。虽然做官并非他的志愿，乡里人却亲近他，官府事务并不严厉苛急而自然得以集中办理。他立定心志、修养自身，已经超过我了。《易经》中乾卦说以戒惧而无咎，震卦说以恐惧而获得福祉。您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如果您怀着恐惧戒惧之心，只求免除过失，那就不对了。天下有承担重任、道路遥远而并不需要贲育那样勇力的人；我为您的居室命名，难道能不再加以郑重警戒吗？《青霞洞天游记》道家所说的青霞洞天，世人称为烂柯山，就是晋代王质观看棋局的地方，位于今天信安的兴贤里。我客居信安很久了，只要没有公务，总想去游览，但因为缺少志同道合的人，始终没有成行。今年夏季六月七日，龙泉人章三益公到郡中巡按，于是召集诸生从城南门出发，乘轿走十里到武坪，又走数里渡过沙步溪，再在竹林中出入十多里，抵达山脚。有寺名宝岩，有观名仙集，房屋栋宇都已经剥落毁坏。正午时分天气很热，道士准备茶水，大家排列坐了很久，地方狭小局促，仍如普通民家。道士清除道路，于是沿着道观右侧拾级而上，只见飞桥横贯，桥脚直到顶端都是石头，弯曲如彩虹。桥下有开阔之处可以居住，取得一块如小洲般的地面，东西深一百多尺，宽度约为其一半。巨树遮蔽天空，章公和诸生都聚集在那里。风吹起树叶，轻缓地漫天飘散，前后不断，清凉充满衣襟衣袖，仿佛坐在碧云苍雪之间。寻找前人的遗刻，唐、宋以来陆庶、钱顗、徐霖、游钧等名人的题刻，往往还可以辨认；其他的漫漶不清，虽然想辨识，也做不到。但其中只有陆庶的碑最古老。侍从敬酒数巡后，我和客人吴思道走到一旁的石阶，登上山脊，走出刚才坐的梁石；四面看去，都是林木、山丘和曲折如蛇的溪流，东南方群峰耸立，苍翠朦胧，那就是紫微山。最后章公也带着一个童子登上来，又坐下纵情谈论。问道士从前梅岩精舍所在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天将要黑了，我惆怅而有所感怀。王质和我都是东阳人，于是在石上写道：阏逢执徐之年，有晋代樵夫的乡人胡翰进入山中，与六位客人一起饮酒，尚未醉便离去了。胡翰记。《香溪仁惠庙祷雨记》

译洪武十一年夏季六月没有下雨，郡境四周的县邑中，高处的田地裂开，低处的田地坚硬干燥，池塘湖泽已经干涸，源泉也不流通，庄稼一天天枯槁，农民告急。郡县修举行祷告祭祀的礼仪，向上天呼告，叩拜神灵，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但旱灾炎热依旧。到了秋季七月仍不下雨，农民的困苦更加急迫，主持政务的人忧虑此事。兰溪县距离郡城五十里，该县虽旱却没有成灾。越过兰溪县向西再走二十五里就是香溪，一进入它的境界，原已干涸的水泽便重新流注，焦枯的土地变得泥泞肥沃，田间一片茂盛，全是好庄稼。我又惊讶又高兴，询问当地父老，他们都说：‘在这以前本来也是旱灾，农民也告急了，幸亏我们司征的长官、吉安人刘思忠，使我们免于歉收。六月己丑日，刘君率领父老到千里偃王庙祈祷，召集百神共同享用祭祀。第二天丙寅日，进入蟠山，在天津庙祷告。庙中原有两位大神，一位叫泽润，一位叫泽沛，大概是掌管龙的神。把它们迎请出来，走到半路便下雨了。过了三天戊辰日，又下大雨，但仍未下得充分。七月癸酉日，刘君赤脚露身在道路上祷告，更加虔诚；第二天甲戌日，神灵以降雨回应。又过三天戊寅日，再次下大雨，我们的庄稼仰赖它而得到充足水分，没有不结实的；这就是神的赐予，也是刘君的恩惠。’ 我们的百姓都拥戴他，每次吃饭时都遗憾不能把他当作神尸来祭祝。”我听后更加惊讶：刘君并不是掌管一方民众的官员，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后来我经过友人的门前，陈如圭、吴德璋二人都说：“确实如父老所说；不仅如此，往年祈雨时，是他使我们脱离炎热旱灾的毒害，也是刘君勤恳地主持祭祀。我害怕没有办法报答他，于是写成歌咏的辞章；如今又蒙受他的恩德。他感发神灵而得到回应，明明白白有凭证。假如让我们两个人说这件事，谁会相信？即使让我们乡里人来说，纵然相信，也未必深信。如今先生有幸屈尊来到这里并亲眼看到此事，又询问到我，我不敢隐瞒，只怕我的话不足以夸赞刘君的恩惠；若不请先生来记载，又有谁来记载呢？先生如果不嫌弃，能够把这件事寄托在文字中，大概就可以使它流传并成为可信的记录了吧？”我道谢后离开。后来童良仲到郡中，便把事情全部告诉我，请我作文。《春秋》讥讽不怜悯旱情，却记载喜雨，是赞美其有心于百姓。如今郡县仍如古代侯伯之国，主持政务的人谁没有心于百姓？无论风灾、旱灾违逆时令，凡是礼仪上应当做的，都竭力去做，却仍不能做到最难的事情，偏偏只有刘君一个司征做到了。他的职务不过是专卖货物钱财、督促税赋、向商贾征取财物之类，与掌管一郡一县百姓的官员不同。但他不忍心看农人没有庄稼，竭尽心力去拯救他们，上天也总是立即回应，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宇宙间所分担的事情，就是我所分担的事情。从前江西的陆子曾有这样的话，刘君本来就熟知它。何况对于眼前百姓，一视同仁而不应有所隔阂。上天仁爱我们的百姓，总想使他们的生活富足；他们不幸遭遇这样的旱灾，难道会让他们一个不剩地陷于困苦吗？所以一人尽力达到感通，一乡便得到养育；积累诚意达到极点，上天的心意就会顺应，事情也就成功了。我采录乡人的话，写下刘君的美德，用来说明能够庆贺雨水，是因为能够怜悯旱灾。他不直接统治百姓却有心于百姓，更值得称善。这正是《春秋》的义理，应当把它写下来，告诉后人。《开先寺观瀑布记》　王祎

译庐山南北的瀑布有十多处，只有开先寺所看到的最为壮观。开先瀑布有两处，一处叫马尾泉，另一处在马尾泉东面，从双剑峰、香炉峰之间流出，尤其壮观。有人说瀑布的源头从前没有人探究到底；有人说水从山顶流出，冲击进入深涧，向西流入康王谷便成为水帘，向东流出香炉峰便成为瀑布。十一月十八日，是冬至前后太阳到达最南的时候，我约郡守吕侯乘轿走十多里到开先寺。住持僧志一的方丈室尚未建成，他邀请我们坐在茅屋里，于是我们去寻找漱玉亭，却走到了龙潭石峡的入口。从寺到亭约二百步，从亭到峡口只有几十步。从远处看，瀑布从两峰之间流出，仿佛倾泻在半空；从近处看，两个瀑布向下流注，汇合成重重深潭。潭水流出石峡，才成为溪水，沿山脚向东流入彭蠡湖。在峡口仰望，只看见水从潭中流出，岩石山谷回环交错，两个瀑布的来处再也看不见了。峡口石上刻着“青玉峡”和“第一山”几个字，每字大二尺，是米芾所书。石间有很多题名，石面粗糙，字画浅淡，起初不能全部辨认，便命身边人捧水冲洗，字迹才显现出来。大多是南宋渡江以后的人的题名，其中没有名声的人居多，能够辨认的才十分之二三。因此感慨君子只有树立节操、磨炼品行，才可以不朽；如果不这样做，即使把名字寄托在岩石上，也不会长久，后人仍然不认识。又从石壁间读到淳熙年间郡守向神龙祈雨、神龙显现的事情。一公对我说：“每年春夏交替时，大雨过后瀑布水势盛大，水潭突然涨满，积存的树叶和断枝全都被冲洗荡涤而去，不留在潭中，所以叫作‘龙洗潭’。有时遇到旱灾，人们来潭中取水，向龙神祈祷总有回应，至今仍然如此。”我们回到亭址上坐下，亭子废弃已经很久，亭下的水池也被石头淤塞了。起初寺僧修筑石渠连接潭水，把水引到寺中供厨房和沐浴使用，又凿石建成这个水池，这就是苏长公作诗的地方。水池直径八九尺，石渠的水从潭上流来进入池中，又从池中重新流入石渠而离开；但石渠废弃也已经十五六年了。我命一公修葺它，他推辞说力量不足。第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刚停，郡中又没有公务，我再次约吴侯以及通判罗从道、幕宾徐君弼、姬执中、星子县令葛俊德前来游览。等到抵达寺中，诸公都先去见一公，只有我径直到潭下坐在石头上。瀑布水正猛烈倾泻，奔腾冲荡，声音震响如万雷，使人心惊神悸，两腿不停地战栗。过了一会儿诸位来到，看见我独自坐在那里，又都变了脸色，拍手大笑着呼喊。然而水声轰鸣洞彻，笑声也听不见了。寺僧说龙正好在洗潭。此时一公的方丈室已经完工，又制作竹笕连接石渠，把水引过台阶流下，清澈迅疾，十分可爱。我命人取水煮新茶。一公说，最近从后岩下找到一洼泉水，用它煮茶，味道比瀑布水好两倍；试过之后果然如此。傍晚才回去。六月十日，我奉召将要赴京，想到人生的行止不能预料，万一另有牵累，便再也不能享受这种清游了。于是和郡人段谦、曹元一同乘船经过落星湖，走到路程一半，弃船步行。一公和光应知道我远道而来，出来迎接，于是我和两位僧人手拉手走到招隐桥，在桥上坐下。桥在寺前五十步，潭水从桥下流过成为溪水。桥东西两侧有松、杉、枫、杞，苍翠交相掩映；从树下望去，鹤鸣诸峰只高出树梢一尺左右，隐约如画图中所见。又从树缝中看见岩腰上砍柴的人，穿着白衣，远看像栗子那么大，起初还以为是白石，过了一会儿逐渐移动，才知道是人。桥下流水撞击石头，发出轰轰的声音，尘世的忧虑和俗念几乎全被洗涤干净，久久不能离去。于是到一公住处，看他为我所作的诗；他又拿出《楞伽经》让我阅读，读完一卷，大概领悟了一两分微妙的宗旨。应公戒行清正严峻，略微涉猎书史，年纪将老，不愿再到别处游走。一公邀请他留下共同居住。郡中战乱以后没有读书人可以交谈，我因此和他们往来。一公请我到潭下去，那时很久没有下雨，瀑布水流将要断绝，我指着竹笕中的水说：“这水本来就是同一源头，何必再去呢？”当天晚上住在寺中，半夜大雨突然下起来；到天亮时我还没有起床，应公敲门告诉我说：“瀑布已经像往常一样流了，何不赶快起来观看？”我高兴地披衣起身，倚着栏杆看了很久。太阳刚出来，红光直照香炉诸峰，群峰上的紫色云气还没有收敛，光景恍惚可赏，却难以用语言形容。应公于是吟诵李太白《观瀑诗》，又吟诵《笑隐题太白观瀑图诗》。我笑着说：“怎么知道今天没有太白呢？怎么能说古今之人不能相遇相及呢？”直到中午才回来。一公有时对我说，开先寺旧传是梁昭明太子隐居的地方，南唐元宗在未即位居潜邸时也曾在这里读书，招隐桥就是他所建。后来他回去登上帝位，便在这里建寺，所以以“开先”为名。有丫岩和尚，实际上是开山祖师；宋代以来住山的僧人都有名望德行。寺前有松树，每株大约几十围，是佛印元禅师亲手种植的。近来南楚的越公竟把松树全部砍伐，用来建寺，看见的人都为之惋惜。而如今寺院也化为劫灰了，难道不是命数吗？一公居住在这里，所希望的就是恢复旧貌，使佛法在这里得到安顿；但衰败以来有志向却未能实现，幸好方丈室勉强建成，姑且用来安顿余生罢了。公还请我写一句话来记载它，这是我的愿望。我答应了，却没有来得及写成。《游白鹿洞记》

译我到郡中已经几个月了，非常想去白鹿洞。身边的人告诉我，从前荆棘堵塞道路，不能前往。近来因为砍伐大树，前往的人多了，道路才开始通畅。但路上老虎横行，如果想去，不带许多骑从护卫就不行。因此每次想出发又停止。恰逢行省传檄郡府征取大木，我于是带着星子县令和都昌主簿彭能，率领丁夫一同前往。离郡城向北走十五里，到罗汉寺，道路分成两条：向东进入栖贤谷，向西则通往白鹿洞。到了那里，两座山势回环相合，正当两山合拢之处有涧水流出。渡过山涧，越过小岭，岭上有一处缺口，像关门一样。进入关口后，道路沿涧北行，依山转到涧南，沿途都是良田。走约二三里，才到书院遗址，正对着五老峰。书院毁坏已经十五年，树木从瓦砾间长出，粗大得有几围。前面有一座石桥，叫濯缨桥；它的左边又有一座石桥，叫枕流桥。过了枕流桥，便从列女庙登上北冈，冈上有大杉树，是生长了六七百年的树。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把它们全部砍去作为御殿材料。这样一来，书院所存的只有这两座桥了。随行人员指着殿堂、斋舍以及风泉云壑楼的旧址告诉我，位置都清清楚楚。我感慨地想象往日的规制，却已经无法看见，只听见山鸟彼此呼应，在山谷间鸣叫，余音悠扬，恍惚像弦歌之声。有人说从这里向右转向东南，越过重重山冈，走二三里，才到所谓白鹿洞；从洞后再向右转，登上山岭才能到达。我想寻找真观、观望水帘，也没有成行，在那里徘徊很久才回来。考察白鹿洞，是唐代李渤读书的地方。南唐升元年间，才在这里设立学校，拨给田地供养学生，所谓庐山国学就是它。宋朝初年天下尚未普遍设学，只有四所书院，即睢阳、石鼓、岳麓和白鹿洞。太平兴国二年，曾赐给白鹿洞九经，当时学者有数百人。到了崇宁末年，才全部废弃。到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任郡守，才扩充旧址并扩大规模，又制定学规，公布给学生。来求学的人更加多了，白鹿洞的盛况超过了其他书院。此后遵守既定规制，二百年如同一日。然而如今毁坏废弃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无可奈何。我曾经奇怪世上学习佛、老之学的人，他们的宫室一旦毁坏，往往立即修复，不久便恢复原状。难道佛、老之学能够比儒学兴盛吗？大概是因为做其门徒的人有勤勉实行的意愿，坚持操守，能够一定使事情成功，所以如此。至于世间的儒者学习圣人之道，常常弯曲软弱，不能自我振作，不能有所作为；圣人之道反而因此被弃置、阻塞，无法推行。唉，这种弊病，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我因此更加深深叹息。《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

译八月，我从京城返回。九月，因事在郡境内出行。二日，泛舟左蠡湖，扬帆乘风到都昌县。四日，从都昌驶出彭蠡湖，经过飘摇沙，在芦潭住宿。三日，到达建昌州。七日，返回芦潭。北风刮起，逆风不能航行。八日，又到建昌。九日，弃船改走陆路回去。这天住在德安县。十日，从德安出发，向西北走三十里到庐山脚下，访求汤泉。汤泉在道路南面，距离山脚不到半里，用石砌成的水池有五个。南面一池极热，手不能探入。北面四池水稍温，人们常常进去洗浴，但都带有硫黄气味。我从前听说，凡是汤泉下面一定有硫黄，只有骊山的汤泉是矾。矾是有毒的石头，《本草》说它性热，放入水中，水便不会结冰；蚕吃了会肥，老鼠吃了会死。又走数里，经过醉石，观看陶靖节的故居，那地方叫栗里。此地属于星子县，而星子在晋代属于彭泽县。故居已经废弃，只有一块大石横卧在山涧中，石上隐约有人的卧形，相传靖节喝醉后就躺在这块石头上。考察史书，靖节担任彭泽令时，督邮到县巡视，属吏说应当束带出见，靖节不肯向他折腰，小儿便辞去官职，作《归去来辞》而归。义熙三年，这一年刘裕实际上杀害了刘仲文，将要改易晋朝的国统。陶氏世代做晋朝臣子，按道义不能侍奉两个不同的姓氏，所以假托为此辞赋而离去，仿佛只是因为微小的罪过而辞官。梁昭明太子说，他是以再向异代屈身为耻，这才真正合乎他的心意。难道他是因为一个督邮而如此愤懑不平吗？靖节归来以后，更加纵情于酒，人们只知道他以饮酒为乐，却根本不能窥见其中的原因。有人说，故居南面的群山，就是他诗中所说的“悠然见南山”。附近居民多姓陶，说是靖节的后代。又走数里是简寂观，道观也已经不存在了。简寂是陆修静的谥号。慧远法师曾结白莲社，同社共有十八人，陶靖节、陆修静都在其中。慧远住在东林寺，在庐山北面；靖节、修静曾去拜访他。东林寺附近有虎溪，慧远发誓不过溪，有时过溪，老虎就总会鸣叫。等到送别这两个人时，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三人都大笑，世人因此相传为《三笑图》。有人说慧远死于晋义熙十二年丙辰，八十三岁；修静死于宋元徽五年丙辰，七十二岁。两个丙辰相隔六十年，往上推算，修静出生于义熙四年丁未；慧远去世时，修静才十岁而已。到宋元嘉末年，修静才来到庐山，那时慧远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哪里还会有所谓的“三笑”呢？有人说晋代大概有两个修静；自从苏长公作《三笑图赞》，黄太史才把这三个人确定为故事中的人物。蒲传正、刘巨济、晁无咎一类人，都曾有所记述。陈舜俞《庐山记》的说法也和黄太史相同。这件事的是非，原本就还没有定论。又沿山脚向西北走，距离郡治还不到二十里，有归宗寺，位于金轮峰下。山势正凝聚雄峻，忽然有石峰从山腰拔起，像竖立的笔，峰高与山齐。峰顶有设利塔，俗称耶舍塔。佛教书籍说：‘佛灭度后遗留下的设利有八万四千，散布在人世间；龙宫都用金瓶宝匣收藏，建塔来安置它们。’东晋时，耶舍尊者从西域带来设利，是八万四千中的一枚。于是便在这里建塔，塔高若干尺，铸铁为外层，外面再包以石头。山峰陡峭，铁石沉重，不是人力所能搬运，都是依靠神通之力运来的。俗人因此称为耶舍塔。耶舍也参加慧远的白莲社，曾举起如意默然示意慧远，慧远没有领悟，便拂衣离去。当时禅学还没有传入中国，但其征兆已经出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耶舍离开后，径直登上紫霄峰；紫霄峰又在金轮峰东面。寺院相传是右军王羲之的旧宅，那里有一池水色黑，叫墨池，是王羲之洗笔墨的地方。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在池边临摹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里就是他的遗迹，这难道是真的吗？如今临川郡城东也有墨池，南丰曾氏为它作记，大概对此深表怀疑，认为王羲之不肯被强迫出仕，曾经一直向东方走到大海，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情，难道他会在游放纵情之时又曾到这里休息吗？我认为，既然那里的事情可疑，这里的事情也不足以相信，不是这样吗？宋元丰年间，真净文禅师住持归宗寺，当时濂溪周先生从南康返回九江养老，黄太史多次写信极力劝周先生与他交游，因此周先生屡次来到归宗寺，便结成青松社，仿佛要接续白莲社。又把寺左边的溪水命名为鸾溪，用来仿拟虎溪。这件事被佛教徒传述，世人都说周先生实际上继承了圣贤千年未传的道统，难道他会从佛教徒那里有所取法，并且极愿与他们交游吗？又有人说濂溪之学得自寿岩佛者，这又是对我们先贤的严重诬蔑。我认为并非如此。大贤君子既然在自己的道上有所领悟，对于外在的形迹却从来不把它当作牵累。何况周先生的高雅情致如和煦的春风、雨后的明月，原本没有凝滞，哪里一定要深加辨析呢？淳熙年间，应庵华禅师继任归宗寺住持，朱夫子当时任郡守，也曾与他交游。华公是临济宗从大慧禅师传下来的嫡传弟子。归宗寺虽然不是大寺，却因为多次有名僧居住，号称天下归宗。如今寺院也废弃了，旧址被树木遮蔽，无法进入。我在鸾溪上徘徊了很久，太阳已经落山，于是又走了数里，住在开先寺。第二天才返回。《游栖贤院观三峡桥记》

译五老峰在庐山西面，从郡治向北望去，山峰像屏障一样遮蔽后方。离开郡治向北走二十里，转到五老峰东面进入岩谷，栖贤寺就在这里。我从前读苏次公的《栖贤寺僧堂记》，他说栖贤谷中有许多大石，险峻地相对而立，溪水在石间流过，声音像雷霆，又像千辆车同时驶过，行路的人震动摇摆，不能控制自己，即使三峡的险要也不过如此，所以那座桥叫三峡桥。过桥向东，依山沿水而行，水平如白练，横向冲击巨石，汇聚成大车轮般的水势，翻涌旋转，水势的变化全都显现出来。寺院占据上游，右边倚着石壁，左边俯临流水。石壁脚下就是僧堂。狂突的山峰和怪异的巨石仿佛飞翔舞动在屋檐上，每逢大风雨来到，堂中的人都怀疑房屋将要被压倒。询问熟悉庐山的人，他们说：‘即使庐山的胜景很多，栖贤也大概可以列入其中一二。’又听苏长公说：‘庐山奇异壮丽的地方数不胜数，只有开先漱玉亭和栖贤三峡桥是两处最胜之地。’栖贤寺这样荒废已经很久，剩下的几个僧人都到田间居住。左蠡有个僧人叫惟贤，很通晓世间事务。我与府中僚属谋划，让他住持栖贤寺。惟贤说：‘等我在山中建好房屋，房屋完工后您一定会来游览。’ 七月十五日，惟贤派人来告诉我说：‘房屋幸好已经完工，可以来游览了。’第二天我便和吕侯、葛君一同前往。当时暑气很盛，轿夫多次中暑，便从路旁的石坎中捧水饮用。到达谷口时，太阳已经正当中天。距离桥还有十多步，在石岩下观看陆羽泉。于是到了桥上，从桥上俯视涧底，估计有百千尺深。有人说用瓶子装五升左右的水，从瓶口让水线一缕缕向下流，等瓶中水流尽，水才落到涧底；我想试验，却没有成功。又有人说桥是鲁班建造的，大概是说它坚固精致、雄伟奇特，只有鲁班才能建成，并不是说真的是鲁班亲自建造。距离桥北十多丈有一块方正平整的大石，形状像棺材，横卧在涧底。相传曾有恶蛟从谷中出来，水势猛涨，眼看就要冲坏桥梁；当时主持僧人有道行，便呵斥神灵搬来这块石头把蛟龙扼住，蛟龙退去，桥才没有毁坏。过桥向北转行约一百步，涧水在这里汇成深潭，有龙潜伏其中。苏长公诗中所说的‘玉渊神龙近’，指的就是这里。又相传从前寺僧曾把蒸饭的甑浸入潭中，忽然不见了；后来有人从湖南来，说那只甑从洞庭湖中浮出，甑上有‘栖贤’二字可以验证，因此知道这个潭水在地下通往湖南。这些说法都是荒诞不经的，不值得相信。于是径直到惟贤公的新屋，那里原是法堂的旧址。到了这里，五老峰才高峻地从左边突出，寺院反而在峰后。太阳正炽烈，忽然云气从谷中升起，不一会儿雨便到了，同时刮起了风。南来的雨又旋即散去，阳光穿过云层斜照下来，峰上的岩谷和石头被雨水打湿，光彩互相映射，宛如金色的芙蓉。惟贤公留我住宿，约定第二天去拜访赤眼禅师塔。塔在寺北又十多里，是岩谷深邃幽绝的地方。栖贤寺实际上是这位禅师创建的道场。我辞别惟贤公，和葛县令先行回去，吕侯却独自留下。惟贤请我重新书写苏次公的《僧堂记》。我以不擅长书法推辞，又因为不善作诗推辞了他让我和苏长公诗的请求，于是只题写游山的年月和姓名留下，以附会前贤的故事。考察苏次公是在元丰三年夏六月来游的，当时他因贬官前往高安；苏长公来到这里则是在元丰七年六月，当时他从黄州改调汝州，送儿子苏迈赴饶州德兴县任县尉。《明文衡》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三十 （明）程敏政编 ○记 《谒周公庙记》　王祎

译洪武辛亥年春天，我从西部边地返回，在闰月二十五日戊寅到达岐山县。第二天拜谒周公庙，庙距县城十五里。出城沿着涧水向西北走到山下，再转入山腹，庙就在这里。到了这里，四面都是绝深的山谷和陡峭的石壁，中间有一块平地，东西只有五六十步，南北也差不多而稍长一些，地势非常幽深险阻。庙东北十多步有灵泉从岩石间流出，涧水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关于庙最初建立的情况已无法详考。根据碑记，唐大中二年，凤翔府岐山县凤栖乡的周公庙涌出灵泉，那么这座庙在唐代以前应当已经存在。金兴定五年，有道士买下这座庙改建为道宫，县令李守节依法治罪，凤翔府录事判官游淑把事情记载得很详细。元朝初年庙宇全部废弃，到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辉任陕西行台，想要恢复废庙，但有关官员力量不够，于是请终南重阳宫的李天乐真人重建。建成后，他的徒弟前来守护，就是今天的庙宇。后来陕西部使者富珠哩翀说，周公是先圣，唐代与孔子同庙祭祀天下，如今却让道士一流的人主持祭祀，不是用来尊崇圣人之道、彰明礼制的做法。如果建立书院，让儒者主持祭祀，就比较合适。元统三年下令依照这一意见办理，赐匾额为“岐阳书院”，开始设置学官和弟子员，春秋祭祀的礼仪如同祭祀孔子。元朝末年天下混乱，儒者都解散了，书院毁于兵火，庙宇幸而独存，而如今守庙祭祀的仍然是道士。庙宇的始末，大致可以看到这些。庙中正殿供奉周公，东西两座小殿供奉太公、召公，东北另有一座小殿供奉姜嫄。庙中各种仪式以及冠冕、佩饰、服装的制度都粗俗鄙陋，不合礼制。正殿前又有戏台，是巫师、女巫和优伶聚集的地方；殿中还排列着俗神野鬼的塑像，尤其淫邪怪诞。我于是感叹说：周公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为万世树立法则；他去世后，实际上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如今他的庙制竟然如此，世人不懂礼竟到了这种程度吗？不只是这些。根据我的考察，周公这一称号，是因为太王所居住的周地作为他的采邑。水经说岐水南面有周城，是周公的采邑。杜预说，周城在美阳县西北。《帝王世纪》说，周太王迁徙的南面有周原。周城如今是岐阳镇，旧城址仍然存在，方圆大约七八里，四周都是深沟，确实位于今天岐山县东北五十里，正是太王居住、周公受封采邑的地方。然而岐山县西北十多里有一处地方叫周公邸，地势相当平坦开阔。难道周城是周公的采邑，而他的居所则在这里吗？也有人说如今的庙就是周公从前居住的地方；但这里的旧址既然地势阻塞狭窄，道路又险峻逼仄，周公以太宰的尊贵身份，怎么会住在这里？大概是后人就在这里建庙，所以错误地说是周公居住的地方罢了。近来畅师文作记，说周公采邑之庙就在此地，这是不对的。旧碑记载，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旧祠的灵泉已经枯竭；一夜之间大风刮起，泉水从五处同时涌出。守臣、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珙上奏了这件事，朝廷于是赐名为“润德”。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崔珙所带的官衔符合唐代制度，而他的奏表、朝廷制诏答复等文字也都是唐代文体。近来孔克任作记，却说是宋代大中年间的太守珙，这也不对。世代相传，天下太平时灵泉就涌出，天下动乱时便干涸，所以眉山苏文忠公的诗中有“与世穷通”的话。自唐大中二年涌出以后，后来又干涸；到宋雍熙二年再次涌出；金朝末年又干涸；到元至元十七年再次涌出，此后又干涸又涌出，直到如今仍然涌流，灌溉范围很广，百姓依靠它得到利益。旧碑记载大中二年赐名“润德”，而《湘山野录》认为是雍熙二年赐号，应当以碑刻记载为正确。这一天，和我同行的儒士安矩、字季方，到庙中拜谒完毕，出来坐在外门荒废的台基上。道士拿酒来款待，我们饮了几小杯。正好天空阴沉，微微下着雨，风吹起来摇动群树，声音猎猎，像秋日的风声；恍惚以为风马云车降临了，于是低回流连很久才离去。等回到县馆，我把庙制与礼制不合的地方告诉县令李本初，请他大致加以改革。李以县中事务繁重为由推辞，我不再与他争论，只把事情的始末以及前面所说的那些内容写成条文，记录下来留给安矩，用来记载这段岁月。《写易轩记》

译距离淳安县治北面五里，山峦回环相合，那里叫石峡，有方氏居住在那里。方氏在宋朝末年曾有人因为考取状元而做到礼部尚书，学者称他为蛟峰先生。宋朝灭亡后，他坚定地隐居不出仕，却推行自己的学问来教化众人，于是就把他的居所改建为书院。尚书的曾孙方以愚，确实继承了家学，而且很早就通过科举，先后在郡县任职，后来入朝任太史属官。在国运衰败、世事变迁之后，他也仍然保持高尚节操而无愧。又在石峡北面五里、珠佩峰下建屋居住，离人世更加遥远。学生中有带着学业前来受教的，他也不拒绝。这种进退出处，或许接近合乎《易》道的中正时宜吧？太史晚年更加喜好《易》，曾经在写易之轩读《易》，于是将轩命名为“写易”。我的祖父从前曾在书院主持教务，和方氏交往已久。因此太史以世交之家的缘故，嘱托我为它作记。从前我私下听说，《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四位圣人的精神、心术寄寓其中，这是多么精微啊！然而又有先天之《易》和后天之《易》。总的说来，画卦、重卦的含义本来就不同。因此阴阳奇偶积成三画而成为八卦，这是先天之《易》。所以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画卦，就是积累阴阳奇偶，形成三画之后才完成。八卦的三画既然已经排列成形，再把本卦的三画重叠上去，便有了上下两个经卦；又彼此交错激荡，于是相互形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后天之《易》。所以说兼备三才而把它们两两重叠。重卦，是在八卦之上再加八卦，并不是在三画之上逐层增加一奇一偶而成为六画。邵子的图以乾、夬直到剥、坤作为卦的次序，虽然与《易经》不合，但实际上是自然的次序。至于他说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大概是让人触类旁通、由此推演，以显示《易》道无穷；重卦的意义并不在这里。然而朱子竟对此有所取法，这就使后来的学习者不能没有疑问了。即使如此，充满宇宙之间的都是太极的妙理，而人和万物承受它，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样看来，《易》本来就是从我自身产生的。因此探求《易》应当向内反求于心，精心体会并亲身实践，以会通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的道理，本来不必拘泥于文字。邵子说：‘先天之学，是心法。’ ‘万种变化、万类事物都从心中产生。’这本来就是《易》的根本，也是圣贤所谓的学问吧？太史居住在这里，观察卦象、玩味占筮，内心所契合的地方，一定有在文字之外的所得；我哪里足以知道呢？姑且把我听到的记述下来，请求验证，于是就把它作为这篇记文。《新凿惠泽池记》　杜斆 潞州所属六县中，壶关县在州治以西，仅相距一舍，地处太行山麓。这里地势高而干燥，土质峭硬，唯独缺少井泉。县城百姓中有力量的人常掘井，井深往往超过九仞，却常被石层阻隔而得不到泉水；偶尔挖到泉水，水脉也只是涓涓流出，汲取很久仍装不满一瓶。他们付出的劳苦，甚至要到远井直抵州境、其他聚落，乃至积雪、凿冰、挖沟来供给早晚使用，因此百姓难免遭受饥渴之苦。洪武丙辰闰九月，三山郭公来任此县县丞，兴利除害，推行政教，把忧虑百姓的饥渴看得不亚于自己的事情。到了第二年丁巳春正月，他召集属吏和乡老众人商议说：“县治南关原有一座池塘，过去人们只用它积蓄雨水、洗衣和饮牲畜；如今污泥淤塞，荒废得与无用之物一样。我准备趁农闲借用民力，开凿疏浚，等西郊的雨水流来，使它深广清澄，只供人畜饮食，可以吗？”众人于是举手加额，一致说道：“这真是百姓的幸运！”于是郭公向州司申报，获准了请求，便择定日期召集县城附近的百姓，畚箕铁锹一齐动工，不到十天池塘便修成了。池边用木栅围护，以防崩塌侵蚀；岸边用墙垣环绕，以隔绝污秽杂物；西南角设置闸门，两壁像鸟翼张开，中间横置闸板，等大雨来临、水流旺盛时便开启，使水经石渠流入池中。东北角设置池门，两根门柱高立如山，牢牢安设门闩锁具；让众人汲水时便打开，人们从石阶上下出入。水面宽阔时，池水或张口般开阔，或低洼深广，容纳水量很大，几乎像天然生成、人工设置的一样；水深时浩荡幽深，深浅难以测量，仿佛阴阳开合于此。这样既免去了往返远处汲水的劳苦，又慰藉了饥渴干燥的口唇。众人请为池塘命名，郭公说叫“惠泽”，是取“因民所利，惠而不费”的意思。唉，这个名字真美好啊！我曾考察《易经》的卦象，大象说泽中无水叫“困”，泽中有水叫“节”；池泽有水无水，卦象便成为“困”或“节”，正如池塘废弃或兴修，水质便由污浊变为清洁。如今池塘由污浊转为清洁，就像卦象由“困”转为“节”；既能变通而充分发挥水利，又能推广施行而使它通达，于是便把上天的恩泽化为土地的恩泽，再把土地的恩泽化为百姓的恩泽。郭公可以说是能够体察《易经》而使百姓受利的人了。况且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最重视水利，所以有修筑堤障于大泽、勤劳任事而受封的人。郭公既有如大堤般宽广的器量，又有如深渊般深厚的学问，将来一定会由州官升任府官，进而被朝廷任用；如果恩泽施加于天下，那么惠利所到之处，其源头深、流传长，哪里还会有尽头呢？县南坊的乡老众人请我写文刻在石上，记载他的功绩，以示永久，使之不要废替。郭公名栢，字永龄。由进士被擢用，任蒙阳簿，如今任壶关县丞。《华川书舍记》　赵汸

译婺州义乌县有一片水泽，名叫华川，王子充君的书舍就建在它的上面。同门友人宋景濓君历数上古以来为文者的得失，最终归结到圣人，并请我写记。他的辨析广博而精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近来我在钱塘与子充相见，子充又请我申述他的说法。我既无法始终推辞，只好回答说：圣人的文章，并不是一家一人的言论。从前成周盛世，帝王制作的典章制度极为完备，记载在方册上、用来为当世垂示规范的，叫作“经”。像韩宣子到鲁国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东西。诗歌从民间采集，策书和辞命由史官掌管，从未要求求学者执笔来学习撰写。我们的夫子顺着先王的《诗》《书》和六艺来设教，至于学习文章的训诫，他教门人记取的，也不过是考察、观摩圣贤已经形成的规范，尽力完成自己职责分内应做的事情罢了。大体上，这是从修养自身推及天下，使道理愈加周密显著，而不是向外寻求；从小学功夫达到大成，品级节度越来越严明，也没有两个根本。众人成就德行、通达才智，大都由此而来。若只以文学著称，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因此夫子曾删定《诗》《书》，赞述《易经》，修订《春秋》，为万世彰明法则，却一定说自己“只是传述而不创作”，又说“我遵从周代”。难道只是从口中说出来的话才叫文章吗？战国时代各国争强，道术分裂，于是才兴起一家一派的言论，异端也随之出现。此后，文治不足，继而以武功相承；治理国家的人开始想用黄老之术使百姓休息。经义没有得到阐明，流变为笺注训疏；反省自身的人又只知道在佛教、梵教中洗涤心灵。于是马融、班固、崔骃、蔡邕一类人以文章著名，文辞凌厉纵横，浩大而不可遏制，而先王经世治国的学术便衰微了。贾谊、董仲舒从残缺的典籍中搜集整理，却没有人实行；诸葛孔明、范希文恭敬谨慎、竭尽力量，也未能使它彰明。舂陵、河南的大儒相继兴起，这以后，二帝三王相互传授的道理才在当时重新光明显著。关中的张子因而继承发扬，崇尚执守礼教，精心思考以达到道，修饰文辞而裁断事务，以一乡为准绳推及天下，考察三代制度来示范后世，真是学者的卓越楷模。到了新安朱子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统，大力阐明经书训诫以启发世人；浙河以东的吕氏、薛氏、二郑氏，则取周公旧有的典章，条分缕析、错综编排，像把掌中之物展示给人看。学者由此得以窥见圣人制作典章的盛大。然而在这时，临川的陆子静兴起，把自己内心所领悟的道理推行于家庭和国家，自认为充实完足，于是诸位君子的志向便荒疏了。薛氏、郑氏最终归依朱子，而吕氏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陈君举是薛氏一派的人，于是亲自写信请教。对于陆氏，这又是讨论乡土先哲时应当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的地方，何况是有志于文章之道的人呢？子充早年曾向同郡学士黄公求学。黄公在文章上所表现出的境界，如高山静止、深渊澄澈，不追求铺张声色，本来就不是想靠言语文字来求得名声；而子充通晓经书、品行高洁，卓越不凡，凭借乡先生所存的精神和思虑，端正著述的本源，穷尽古人能做的事业，一定会有所验证。那么，即使他只是俯仰于一室之中，但他所寄托、承载我们这些人的希望，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浙东有许多世代传承文献的名门望族，这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从前我曾想前往游历而未能如愿，将来考察德行、会集文章的乐趣，除了华川还能到哪里去呢？《共学斋记》后世君王施行德教的道路不明，士君子能够反求自身来做学问的人，千百年来大略经历了三次变化，才逐渐恢复古道；异端不在其中。处在污浊的时代，既不忍心使自己与普通百姓相同，又担心自己的资质不足，于是有人佩戴熟牛皮和琴弦来纠正偏差，搬运砖石、以圆木作枕来警戒懒惰，白天有所作为，夜里一定焚香向神明质问；念头中善恶的萌芽，一定加以察验，并各用相应的事物记录，观察它们的消长。大概只有这样磨炼心志、忍受性情，才能在当时立得住，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后来有君子出现，以忠孝为主来修饰自身，以平民身份树立师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的义理光明显著于天地之间。中晚世还有继承者，不敢忘记前人的事业；他们专心一意，认为有一项善行、获得一个好名声还远远不够。于是又有君子出现，把从天性中得到、在自身成就的道理作为根本，依据经书训诫来使世人善良，使先传后学而不倦的教诲、由下学达到上达的宗旨重新在世间明白起来。秦汉以来，学术已经很多，到这时才归于中正大道，真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恩惠了。教化推行以后，才智高明、卓异出众的人纷纷归附。但其中善于学习的人，又根据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向，安静地居处、默默体认，以尽力实行反求自身、推究细微曲折的功夫，然后传授给后人而不发生弊病。这样看来，君子的学问，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我向古人学习却未能有所进益，私下担心自己的气质昏昧、力量薄弱，不足以达到成功，于是把山居读书精舍西室题名为“共学”，与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其中，互相勉励。唉！人本来是与万物共同生长的，如果不能反求自身，那么在情感炽盛、利害交错之间，就没有办法使自己区别于万物。何况学习不能达到知至意诚的境界，气机暗中发动，往往从极细微处生起，而天理保存在心中的也就少了。那些发愤忧思、坚决自制、志向高远卓绝、努力使自己超脱凡俗行为的人，难道可以轻视吗？《易经》说：“智慧崇高，礼节卑下；智慧崇高，是效法天；礼节卑下，是取法地。”圣贤的话没有两样。众人整天相处，如果有义理不是出自这一点，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共学斋记》。《栎轩记》

译郑之恒寄居在黟水以南、乌聊以北，把自己的空闲屋子题名为“栎轩”。他说：“栎树是没有材用的树木，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能够终享天年。”我听庄生说：“过了不久，大夫、士人作诗作文来解释他给轩室命名的含义，很多很多，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郑之恒对此不高兴，某天空闲时在黎阳山中见到支离无谓，便问道：“我用‘栎’来命名轩室，但人们很少能明白我的志向；每次解释，大家的说法总不相同，这是为什么？”支离无谓说：“你不要对人们说法不同感到疑惑。世人所看重的是材用，而你独以不材自称；材木所可贵的是有用，而你独以无用得以保全。你不要对人们说法不同感到疑惑。虽然如此，生命有长有短，难道只是材与不材造成的吗？深山中的楩木、楠木、豫章树，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人经过并问津；道路旁的樗树、栎树，还没有长到两手合抱，就夭折在斧斤之下。它们所依托的环境不同。栎树不成材，和樗树一样；栎树因为被立为社树而保存，也和樗树因为被奉为神树而保存一样。社祀有变更废置的时候，一旦有人把它废除，樗树和栎树难道能自行保全吗？说不成材的树木独能终享天年，并不是庄氏的本意。” 庄子所悲哀的，是世俗之士把有材当作累赘，却认为还不如无材者那样无用，所以才说出这种出于不得已的话；他又悲哀无材者有时也不能免于祸患。庄子将自己安置在材与不材之间，然而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仍然不能免除牵累。那么，能够损害生命的，难道只有有材吗？国君对于国家，圣哲对于声名，也都是牵累。庄子还想使鲁侯洗涤心灵、去除欲望，游处于无人的旷野；使孔仲尼辞去交游、遣散弟子，逃到大泽之中。他对一世祸患的忧虑，难道有边际吗？唉，乱世中祸害很多，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不肖的都受困，却没有人知道如何消除忧患；这正是人们深深悲哀的地方，并不是为一己私利。你把自己处在不材的位置，难道真是这个意思吗？”郑之恒说：“那么，庄氏过去所说的难道不对吗？”支离无谓说：“庄子当然说过这些话，但他所保全的东西与众人不同。你也曾听说过所谓‘万物的起初’吗？游心于万物的本初，就不会被外物当作外物役使；不被外物役使，给他增加什么也不会更加增益，减损什么也不会更加减损；天地不过是暂时的旅舍，古今只是一息之间，死生如同夜与旦。老虎、犀牛无处施展爪牙，铠甲兵器也无处容纳刀刃；自身不伤害外物，外物也不能伤害自身。” 这难道是在讨论材与不材吗？即便如此，成为栎树也有一条道理：就是你的居处、行为和志向，使董梧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帮助，使寄居者彼此争着让座；这样一来，有材无材都不能成为你的牵累。又何必忧虑别人怎么说呢？”郑之恒惊然起身，释然领悟，说：“说得好啊，这已经进入道了！不过，我对于栎树仍有所取法。”于是请我把这番话写在轩中，作为记。《梅花易洞记》　徐一夔 山阴胡龙臣君居住在越王山下，在屋舍四周种了数千百株梅树，每天住在梅林中读《易经》，因此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梅花易洞”。他还说：“从前五峰胡先生在读《易》的岩屋中自号‘易洞’，我取这个名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客人来访，总是不理解，说：“胡先生欺骗人也太过分了！高山长谷，挖成洞穴，洞中空旷幽深，〔此处原文有疑似缺损字样〕，洞顶高高穹起，像覆盖一样；两旁高耸，像墙壁一样；洞内空阔，可以容纳东西，蛇龙居住其中，虎豹藏身其中，这才叫洞，也像五峰先生读《易》的地方。如今你虽然依山建屋，却没有所谓空旷幽深的形状。屋舍规模不大，构制不华丽；覆盖在上面的，只有枝条像弯曲的铁条一样交错，梅花像洁白的雪一样灿烂。所谓高穹、壁立、空阔的形态，也都没有。不是洞却叫洞，胡先生欺骗人实在太过分了。”我于是替他解释说：“难道你没有看过儒家先贤的图吗？天地本身也是一个洞，哪里只是屋室才算洞呢？为什么这样说？乾在南、坤在北，一上一下，是阴阳的居所；离在东、坎在西，一闭一开，是阴阳的门户；巽承接乾而位于西南，震交接坤而位于东北，是阴阳终结交合之处。” 阴阳变化造化，生生不息，像循环一样。从前的至人心与造化同游，曾说到玩弄环圈；他时来时往，大概是把天地看成一个环。洞与环相类似，环并不是真实的环，洞难道又是真实的洞吗？”这层意思，五峰先生已经知道了。胡君仰慕五峰先生，难道会因为不知道而欺骗人吗？我私下听说，圣人创作《易经》，以阴阳为根本，显现在卦辞中；学习它的人，是要由此看见它的作用。善于观察万物的人，能从微小处知道显著，从小处知道大处，从近处知道远处；由一室推及天下，由一日推及四时，由一呼一吸推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长的规律、进退存亡的道理，没有不完备其中的。胡君如果确实能由此有所领悟，就不要自以为满足于修养自身，请把它告诉我。” 《梁氏书庄记》　梁寅

译我是在山岩间居住的读书人，从小就喜欢书籍；到了中年，考察古代的时间久了，对道的体察也颇为明确，于是又因为空闲较多而喜欢撰写论著。亲身实行道术的人，本来不以立言为务，但又以终身没有声名为耻，因此也常常借助著述来传名。如今本朝初年，我共同承受皇帝的明诏，陪同各位士大夫议定礼制，得以观看太常寺所收藏的书籍。回到田野以后，在十五六年间独居无事，于是想到借助著述把自己寄托其中，以传给后世。此前我阅读程子、朱子的《易》学，因为两家解释经义各有不同，便加以融会贯通，合为一书，称作《易参义》。阅读《春秋》时，忧虑《左传》等传文说法不同，寻求褒贬时又可能有所过当，于是根据朱子的说法，只讨论事情的得失，称作《春秋考义》。归老以后，对于《尚书》，认为蔡氏传注详细明白，姑且解释其中简略之处，称作《书纂义》。对于《礼记》，因为其中多有驳杂内容，只选取格言，分类编排，称作《类礼》。对于《周官》，删削其注，使文意明白通畅，称作《周礼考注》。对于《诗经》，依据朱子的传注，推演并申明其中意义，称作《诗演义》。又考察经书和史书，以备应对策问，称作《策要》。对于群书中的言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意思加以申说，称作《论林》。怜悯时俗的过失，纵论古道，略加劝诫，称作《耄言》。嫌各部史书过于繁多，撮取其中大要，使人容易阅览，称作《史略》。又曾分类汇集古代格言，删取其中要旨，称作《类训》。这些书，有的刻印流传，有的缮写收藏。等到凡是所得的书都聚集在一间屋里，所以把它称为“书庄”。意思是说：家中的固定产业少而微薄，如果子孙能够守住这座书庄，也足以供养生活，并不只是夸耀藏书多而已。凡人生在世，必定要对国家有所补益，对百姓有所帮助；所以有人做公卿、百官、将帅、郡守县令，地位再低一些则做胥吏、皂隶，做农夫、工匠、商贾，都不是只为衣食，必定要用自己的心力来取得衣食。我们这些做士人的，却靠别人的心力来供养，如果不勤劳、不劳苦，岂不是损害百姓吗？所谓“庄”，是田舍的称呼，是收藏粳稻、豆类、粟米的地方。我没有田地来收获粳稻、豆类、粟米，所收藏的只有书。子孙守住它，不用缴租税，也不用承担科派，而学业有成后，又足以回应上面的要求、帮助当时的治理。这正是我不替子孙考虑置办产业，却因此深深替子孙考虑。唉，山中的石头，有银矿的地方便生出绿色，有铁矿的地方便生出红色。那么，家中有书，而后代能够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有书却懒于学习，那是人的原因；学业有成却没有得到俸禄，那是天命的原因。做子孙的，应当把人的努力尽到，然后听凭天命就可以了。《隘斋记》　徐尊生 歙县南部的洪节夫过去住在小飞来峰下，他祖先的旧居相距约十里，在杏坑平原上，原本平安无事。壬辰年发生变乱，房屋全被盗寇毁坏。过了两年，骚扰渐渐平息，流散的人回来。节夫认为小飞来峰直通大道，而它宽敞幽静、深僻险阻，适合隐居的地方没有比杏坑平原更好的，于是就在旧宅遗址上除去蓬蒿瓦砾，建了几间茅屋，奉养老母夫人居住其中，又命令几个儿子在那里读书。房屋材料粗糙、规制低矮，与昔日栋宇的壮丽、丹漆雕刻的华美相比，已经不能再看到半点仿佛；但意趣幽静质朴，布局整齐雅致，远望便知道是隐士君子的住宅。他把自己燕居的房间题名为“隘斋”，并对友人徐尊生说：“我平生不能讨好世俗、容纳世俗，经历乱离颠沛以来，和时俗更加龃龉不合了。因此借我屋室狭隘来给自己命名，以表明我的志向，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呢？”徐尊生推辞不得，便回答节夫说：“道以中庸为最高境界，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能够得到中庸的一端而高出世人，已经很难了。至于磨砺操守、整饬名节，在风俗像水流、风气随波而动的世间，坚定地有所不为，那么所谓‘隘’，难道不是操守高尚吗？正当天下混乱的时期，众人迷惑动摇，往往随波逐流，唯独君子你清白不染，倡导勇敢、效忠顺从；后来又抛弃功名，在山岩之下深深潜藏、远远引退，这不是平日确实有所得于‘隘’，又怎能在遭逢变故时不可夺志到这种地步呢？” 况且我听说，若以合乎人心公理的标准作为‘隘’，固然是操守高尚；若任凭一己私意作为‘隘’，其弊端便数说不尽。只差毫厘，辨别若不细审，善恶最终的归宿就会相差很远。古代所谓的‘隘’，没有超过伯夷的。乡人的帽子不端正，他便不能同他们相处；让出国家，担心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便逃走；谏阻讨伐而国君不听其言，便隐居并绝食，最终饿死，他的狭隘就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他所做的事情都关系到世间教化的大道，合乎天理的公正，从来没有掺杂自己的私意。孟子立论严正，虽然说君子不一定要走伯夷的道路，却又推尊伯夷为‘圣之清’，所以实行‘隘’的人必定要以伯夷为标准，或许才可以做到。伯夷在百世以前奋然自立，我在百世以后追随他而受到激发；人心中的公理不分古今，想做伯夷，也就是伯夷罢了。由节夫平居和遭变时都不可改变志节来看，难道还能说没有分辨清楚吗？不过，弘扬大道在于人的作为，能够把自己所承受的道理发扬广大，才叫君子。伯夷的行为值得崇尚，但与中庸之道相比仍有差距。如果把伯夷的行为融入中庸之道，做到广大而精微，纯粹无瑕，那么所谓‘隘’就没有办法再指认出来了。君子对于大道，难道一定要固守一端，而不把它的全体举示出来吗？《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人们却很少能够举持它。”我对于节夫，寄托着深切的期望。《朱氏春濡庵记》　朱廉

译义乌朱资安居住在县城南面的剡溪。他把父母安葬在住处东北五里、杏花溪的左边，便筑起守墓的房舍，题名为“春濡庵”。“春濡”这个名称，大概取自《礼记》记载的话。资安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为它作记。我说：“好啊，资安这样做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墓旁有房舍，按时祭祀，士大夫这样做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对资安感到羡慕呢？”唉！三代时期，教化明备，礼俗兴盛，人从幼小时便知道侍奉双亲的礼节。等到长大，除了孝敬奉养父母之外，没有别的事务；一心只想使父母心意舒畅，使父母身体安适，使父母吃得甘美，并使他们获得尊荣，唯恐父母不能高兴。已经做到这样了，又担心不能长久相守，便惴惴不安地珍惜相处的日子。不幸父母去世，悲哀痛苦到了不想活下去的程度，安葬一定完全合乎礼制，祭祀祝告一定竭尽诚意，终身不懈怠。这样，做父母的活着享受子女的奉养，死后享受子女的祭祀，便没有遗憾了。等到世道教化衰败，士人的习气日益低下，严重的甚至把自己的父母看得如同路人。他们的嘴能够说话，却未必听从父母的话；父母的面色可以看见，却未必留心察看；何况还能在无形无声之中体察父母吗？这样的人，大概与那些只有羽毛、牙齿和角的禽兽没有区别。他们侍奉父母在世时尚且如此，哪里还会有父母死后的思念，能在坟墓之间表达爱敬呢？如今我想象资安思念父母：他走进屋舍，便警醒感叹说：“这是我父母建造的，我如今安居在这里，而我的父母在哪里呢？”在田里耕作，便说：“这是我父母开辟的，我能够收获粮食来吃，而我的父母在哪里呢？”走过园圃，便说：“这是我父母筑成的，我能够在这里种植麻，而我的父母在哪里呢？”看到妻子儿女，便悲伤感慨说：“这是我的父母给我房屋，使我的后代得以延续。”看到兄弟，便说：“这些都是我父母的儿子，是同胞兄弟。”看着自身，便说：“这是我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他们从幼年抚养我，长大后教导我，盼望我成材。”如今我和兄弟妻子儿女都还在，但父母再也不能复生，我终身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了。每当一个念头触发感情，就没有不长叹流泪、不能自已的。何况四时气候不断推移，时令万物不断变化，暑气过去不久，浓霜已经肃杀；改换年岁不久，雨露又已经滋润。徘徊在坟丘之间，留恋仰慕于松柏之下，献上一杯酒、一块肉，希望父母或许能够享用，这种情怀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这种做法同流俗相比如何，难道我能不深深羡慕他吗？何况他又向我征求文章，准备刻在石上以求永久保存；这不只是尽完他一身的孝思，还将使他的子孙延续不绝，比一般人更加超越。所以我特意把它写下来，使后世赶不上他的人有所感发振作，后来也不敢懈怠遗忘。资安善于侍奉他的兄长，就是我从前替他写《义轩记》的那个人。《明文衡》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三十一 （明）程敏政编 ○记 《游三门记》　王翰 三门集津在平陆县治以东六十里，道路由西向东延伸到黄堆，沿黄河向东下行，再走十里便到那里。河南面的山脊陡峭地向下延伸，山尾连接北山；人们凿山形成三个门户，使河水通过。南边的是鬼门，中间的是人门，北边的是神门；再往北是开元新开河，其中又把中间的称为夜叉门，北边的称为金门。新开河又称公主河，来历不详。鬼门逼仄狭窄，水势极其险峻湍急；人门的水稍微平缓，向东直行约十五步。河流中央有小山，是水底的支柱。再向东十步，水流回旋，叫作海眼，深不可测。神门最为修长宽广，水势平稳，是唐宋时期漕运的通道。山岩上有阁道，并且牵引刻石，深入石面一尺多。正南方下行五十步，有一块石头高高耸起，从侧面看像香炉。再向东三十步，有一座山峰高数丈，并不十分奇特。新开河南北宽约二丈，河岸的石头像砌成的砖，又笔直如绳。沿河行走一百多步，河水与神门相合。它南面有一座山峰壁立，高约二百尺，极为奇秀。石纹青黄相间，山顶多有鸿鹄、鹳鸟筑巢。山石呈炉形，不是能飞的人不能到达，不知道它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人们说那是老君炼丹炉，大概是因为把它看得神异。新开河左边的岩石下刻有宋人、金人的题名和诗，还刻有“翠阴”“禹功”二岩。稍向东刻着“忠孝”“清慎”四字，字迹笔法像颜鲁公所书。它南面的山上有一块石头高峻突兀，像鸱鸟蹲踞，人们称为挂鼓石，大概是大禹用它来掌握时令、协调众人力量的。由新开河东口涉水上山，山上旧有开化寺，如今已经不存在。那里有一座像龙神的小祠，前面的碑已经剥落，无法摹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立的。祠堂檐下有两块石头，形状像碑却没有文字，上面有三个孔。一块大概是金源兴定十二年修建禹庙的记文。返回向西约二里，上山拜谒禹庙后回来。所到之处都用小律诗记下。同行的有生员张恭、马喜、王兴。当时是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记。《古愚斋记》　刘永之

译临江府的副职韦侯彦芳，家世出自汉丞相韦昭，由丞相传到第四十七代而到韦茂，如今居住在润州云阳，是当地的著名姓族。出城门大约数里，有个地方叫寿安，那里有一座别墅，是韦侯所建。他曾在其中读书，把读书的斋室题名为“古愚”。他到任为官时，亲手写信把这些事情寄给我，并请求我作文作记。我接受请求后，便为他说道：“言论不止一个方面，依据他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志所在，这叫作懂得言论。”把今世看成是对的、把古道看成是错的，已经很久了。在当今时代实行古道的人，必定会群起诋毁他说：‘这个人喜欢古道，真是愚蠢。’古代的道，难道真的如此吗？不过是丧失了人们好恶的真实感情罢了。周朝衰落时，天下大概已经败坏了。接着出现强暴的秦国，完全废除先王的典章，采用它一切的法令，使天下人软弱颓靡，残害仁厚的本性，转而从事贪婪残酷、刻薄诡诈的行为，于是是非好恶颠倒错乱，完全违背人的本情，最终造成极大的崩坏和混乱，无法挽救，而秦也因此灭亡。从此以后，这种流风末俗逐渐浸染、扩散到天下，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这期间虽然有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和善于辅佐的臣子，但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大多只是因循苟简，作为当世的权宜之计，通常不过数十年、上百年；法令衰弊、禁令松弛以后，又常常发展到极大的崩坏混乱，无法挽救，像秦朝的情形一样。汉、唐以来，大体都可以看见这一点。正当天下败坏混乱之时，即使学士大夫尚且有人不懂义理的正道，何况世俗的普通百姓呢？他们喜欢浮华而厌恶质朴，以今世为是、以古道为非，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是天下治乱兴废的根由，常常就在这里，却没有人深思远虑来振兴改变它；难道是沉溺太久，终于不可挽救了吗？只是没有豪杰之士特然兴起，不能变化、鼓舞、振作天下罢了。所谓豪杰特然兴起的人，必须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通晓天下人的情实，认识天下的变化；对于道，认识明白，信守坚定，实行果断，不被流俗迷惑。如今韦侯凭借高明的资质，处在天下败坏混乱之时，亲自实行古道，不顾流俗的是非，于是取那些平常被人诋毁的事情来给自己命名，以显示自己的心意。等到遇上圣明的朝代，起身从政，又能不因仕途穷达而改变节操，勤勤恳恳地想把自己的志向寄托在文字中，唯恐来不及；这样难道不是深信自己，差不多可以成为那种豪杰之士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这样看来，变化、鼓舞并振兴天下百姓，本来就是他的志向所在。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沿着正道施行治理的根本。”说他们不能被振作起来，是不懂得道理；说韦侯的志向不在这里，是不懂得识人的道理。因此我叙述这些事情并写成记，等待懂得道理和了解韦侯的人来考察。《独善山房记》古代的学者，学习只是为了修养自己罢了。等到学问达到很高境界，就想着把自己所拥有的道理推广到百姓身上。要把自身所拥有的道理推及百姓，若不取得职位、把它施行于政事，就不可能做到。因此出仕而显达，是君子非常希望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是想要出仕显达本身，而是想使自身所拥有的道理惠及百姓。然而学习而真正有所成就的人，一定自重自贵，不会迁就外界。所以同人交往合乎礼，仕进合乎义；一定是别人来亲近他，而不是他去亲近别人；一定是天下来求取他，而不是他去求取天下。交往合乎礼，仕进合乎义，别人来亲近、天下来求取了，又一定要衡量时势是否可为、道是否可行，然后才起身从政。这些条件只要有一项不具备，即使三公那样的尊贵、拥有千辆马车那样的富有，在他眼中也如同破旧鞋子，哪里足以动摇他的心呢？他们难以出仕、少有合作者，就是这样。可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正悬挂着爵位俸禄来招徕天下士人；主管官员傲然掌握权衡尺寸、秤量尺度，来决定士人的进退。幸运地符合他们的程序，才授予职位，给予赏罚，使人局促不安，只知道听从上级命令。他们选取士人、任用人才的方法就是这样。然而从公卿以下到百官的职位，却从来没有缺少人。于是上面的人便自以为他们的方法果真足以笼络天下士人、驾驭天下人才、治理天下了，又何必辛苦地去求取那些难以出仕、少有合作者的人呢？自三代以后，山林岩穴中的士人，怀抱自己的道德才艺，深深隐藏而不出仕，直到终身贫贱的很多。然而这些人都胸襟浩大，自有可以使自己快乐的东西，从来没有后悔过。评论者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志显达便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困穷不得志便独自修养自身”；他们与那些背弃、逃离世俗、果断遗弃世间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友人柯同德是儒者，世代居住在屏山脚下；从他的祖父起，隐藏德行而不显耀，已经有好几代了。他家传承的道理认为，做学问的人都应当向内用功而不向外求取，是为了自己。柯同德为人善于议论，有气节，尤其能够应对变化。我曾和他共同经历忧患，知道他的学问有所守持，而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只是因为他自重自贵、不迁就外界，所以不被当时所知，崎岖困顿，直到贫穷年老，始终不肯稍稍改变操守；他的内心却浩然自得，能够自我快乐而没有后悔。于是他取孟子的言语，把自己的房屋命名为“独善山房”，请我作文作记。我既惋惜他的才干可以任用却无人任用，又高兴他能够自重自贵而不迁就外界，几乎与古代学者相合。于是便叙述我所听闻的这些事情，为他写成此记。《知止斋记》　钱宰

译八年冬天，皇帝诏令天下士人：凡是寄身于佛、老之学而有志于圣贤之学的人，都进入国子学，使他们学习并通晓天理和民间伦理，然后授予政事职务。我在学宫中任助教，因此有机会同各位杰出士人交往，偶尔经过尊经阁，向东拜访黄伯厚君。谈话中得知伯厚把自己的斋室题名为“知止”。唉，伯厚逃离佛教而归向儒学，不到半年就知道自己应止于何处了，他的转变为什么这样快呢？如今朝廷已经完成武功，又大力修明文教，以纲常向人显示，用道德引导，以礼乐教化，用刑政禁止，将使天下士人都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将使天下百姓都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教化。世上学习佛、老的人，往往有很多聪明而懂道理的人；让他们致力于学习，去除虚妄而实行实践，改变寂静无为而有所作为，排斥偏颇而归于中正，这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然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用大中至正的道理教化天下后世，使人修养自身、施行于事业，没有一个不是各自有应当止息、安顿的地方。因此给你戴上章甫之冠，使你知道头部应当止于何处；给你穿上逢掖之衣，使你知道身体应当止于何处；端正你与夫妇的关系，恢复你与父子的关系，明确你与君臣的关系，使你知道心应当止于何处。伯厚于是戴玄色帽子、系深青色帽带，俯仰前后都端正自己的容貌，使脸色庄重；垂下大带，佩戴玉佩，周旋进退、俯仰升降，以恭敬自己的仪容法度，谨慎自己的进退举止。进入家门，便做到夫妻各尽其道，和悦相处而又有分别；登上堂屋，便做到父慈子孝，亲切和睦而又各守亲亲之伦；出仕朝廷，便做到君明臣良，秩序井然，君臣相遇合乎义理。伯厚已经开始亲身实行这些了。他看待从前剃发毁形、灭绝人的本性、离弃人伦、违背世俗而独立于万物之外的生活，难道会把那当作自己应止的地方吗？唉，北极星止居于天空而不偏移，流水止归于大海而不停息。心好比北极星，安静而不偏，所止之处就是正；心好比水，运动而不停息，所止之处就是至善。伯厚希望不要被偏颇迷惑，不要因为停息而懈怠，或许能够始终谨慎地守住自己应止的地方吧。《新建耐牢坡石闸记》　刘大昕 大明承受天命，皇帝即位的第一年，诏令派遣大将军信国公、鄂国公，总率羽林诸卫的众多军队，乘百千艘战舰，平定山东，扫平幽冀。军队没有经过流血战斗，梁、晋、关、陕大小郡邑便全都归附顺从了。于是分兵戍守，守护险要关塞；疏浚河道和桥梁，使漕运畅通。船只首尾相接绵延千里，如鱼贯行、如蝉联不断。贡赋和军需供应都有定期，没有阻碍。后来由于黄河改道，济宁以南、阳西以及周村一带河岸淤塞壅堵，多次毁坏舟船，于是迁移遵师庄、石佛等闸口，向北逆流沿汶水、济水通达燕冀，向西沿曹州、郓州抵达梁、晋。济宁州城以西约二十里，有个叫耐牢坡口的地方，正是西北水路分流的汇合处。坡上有绵延数十里的堤坝，用来防备黄河决口。当时便在这里开通了水道。倘若闸门启闭失当，水势四散奔流，漕运误期，实在是守职者深深忧虑的事情。洪武二年，向山东行省申请，派官员分任此事，向南疏通，向北导流，没有片刻安宁。冬十一月，行省的檄文下达，委托大昕相宜设置闸门，以作长久之计。十二月初一日，同僚知府余芳、通判胡处谦召集商议，率领任城主簿周允以及提领郭祥来到河上，察看原来的闸口，却见土堤崩塌，水流猛烈，不能立即施工完成。他们巡视到闸口以北约一里多的地方，见地势平坦开阔，水流汇集，可以在那里筑基。于是砍石运木，估量工程，改建闸口。当时冰冻暂时消解。三年二月二日，聚集各种材料，合力施工，挖平土堤，把水面降低八尺作为基址；栽立枣树、栗树，密集得像星星分布，再填入瓦砖，平整得远望如磨刀石。然后铺设木枋，敷嵌石板，琢磨砌筑，使石板犬牙交错、彼此咬合；又用灰胶加固，用铁锭关锁，并加以磨砺铲削，使整体浑然如天成。闸门东西宽十六尺五寸，高十尺一寸；西北一侧比东西宽度再增加二尺。闸北向东的墙长二十二尺，向西的墙长十五尺有余；闸南也相同，像鸟翼一样张开，用来抵挡回旋冲击的水流。两道闸门之间凿开五寸宽的水渠，下面贯穿万年枋以竖立悬板；又在闸门南北挖去壅塞的泥土，以减弱湍急水势，并帮助船只转弯进入闸内。从此启闭都有定规，船只通行如常。三月二十日工程完毕，从开工到停工共五十天。按工种计算，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工四百五十人。按材料计算，木枋一千三百多根，大小砖七百八十四块，铁锭一百枚；每锭重六斤四两，铁共二百五十五斤，木炭一千五百四十二斤，石灰六千三百四十四斤，工匠所需粮食八石零七升。至于铁和粮食，则由官府供应；其余一切都取自沂州、兖州所属任城、滕、郓等县土地上已有的物产，筹划调配以供使用。虽然稍微劳累了百姓，但百姓乐于赶来办事；没有耗费官府财力，官府也容易取得成功。这就是大致情形。大昕虽然负责督办这项工程，但主簿周允从早到晚尽力办理，勤劳敏捷，从不懈怠。他的功劳和劳绩，不能掩没。于是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刻载在石碑上，以流传永久。《蜀山书舍记》　高启

译蜀山书舍，是我的朋友徐君幼文读书学习的地方。幼文曾从吴兴写信给我说：“我的山在城东若干里，我的屋子在山中有若干间，我的书在屋里有若干卷。山虽小却很美，屋虽简朴却大体完整，书虽不多却足以供阅览。我将要在这里完成学业，您如果有幸，请为我写一篇记。”我想，古代的君子用来成就学问的并没有固定的事物，居住以求成就学问的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因此，冠冕衣裳对于仪容，佩玉对于行步，豆笾对于陈设，琴瑟对于音乐，弓箭车马对于服用，度量权衡对于使用，凡是各种事物都可以成为学问，难道只是六经之内的事吗？到田野去，到市场去，处在门户庭院之中，观览山川，站立在宗庙和朝廷，游学于学校和军旅之中，凡是脚步所到的地方都可以学习，难道只限于一间屋子之内吗？后世讲学的方法已经废弃，人们不能这样做，有志向的人才开始各自占据山水优美之处，筑屋聚书读书。虽然他们求学的方法不同于古人，然而万事万物的道理，以及众位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要旨，实际上都不超出书本。何况居处偏僻险阻的地方，隔绝纷扰喧嚣的劳役，能够专心把力量用在这里，那么达到成就，难道反而不会更容易吗？如今幼文正值壮年，具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却不急于求取仕进，反而更加致力于学习，以求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而我呢，北郭的郊野有田地，东里的宅第有书籍，都是先人留下的遗产。遭逢时世多艰，田地被荆棘荒草所蔽，书籍被尘土蠹虫损坏；我惶惶然每天忙于奔走，不知道返回，那么我的荒疏浅陋本来就应当对幼文感到惭愧了，哪里还能够写这篇记呢？然而我还是写下它而没有推辞，大概只是姑且答复幼文的请求，也借此勉励自己。《松阳县学复射圃记》　苏伯衡 松阳设立学校，学校设有射圃，大概始于宋绍兴年间。元代的制度规定，百姓不得持有弓箭，因此射箭停止，射圃也废弃了，豪强便趁机侵占据为己有。八十多年过去，有关官员一直漫不经心，没有加以察看。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各郡县都兴办学校，设置教师和弟子员，讲习六艺。儒生叶端等站出来说：“如今学校的法令把射箭列为六艺之一，恢复射圃，正是时候。”便把这件事告诉县令王君。恰逢王君稍后赴京，事情搁置而没有施行。提刑按察佥事张公巡行县境，正好来到这里，于是又把此事报告给他。张公按照图籍核查，凡是被百姓侵占的学校土地，都责成丞李君仙、主簿刘君文彬收回，土地最终全都归还正处。又铲平地界上的田畛，修筑围墙环绕起来。王君从京师回来后，对部使者说：“恭敬承受圣上的恩德，在长期被侵占之后归还旧地，对斯文实在是厚重的恩惠，应当有所作为以示后人。”教谕毛君辉受到荐举而起用，于是命令他前来拜见，请求我写文记载，并说：“侯君认为这件事应当彰明，这是虞舜时代的学校政教。一个人贤能还是不贤能，从他射箭能不能命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通过射箭聚集众人，聚集众人之后才评议士人，因此三代都遵循这一制度。” 孔子曾在矍相的射圃射箭，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得密不透风；又让弟子举起酒杯，对应当黜退的人三次宣告，最后只剩下少数合格者。学校政教没有比射箭更重要的了，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国家正修明文教、考察古制以制定制度，那么恢复射圃，难道是小事吗？”于是为此写道：“恢复的土地按尺计算，正对学校东南方，纵长七十尺，横宽五十尺；正对东北方，纵长增加二分之一，横宽减少三分之一；正对西北方，纵长是东北方纵长的两倍，横宽不到东南方横宽的八分之七；正对西南方，纵长等于东南方的横宽，减去其中一分作为它的横宽。这东南方就是原来所说的射圃。”张公名志德，字某，陕西人。王君名彝，字秉文，北平人。辉是本县人，代理学校事务将近十二年，士人舆论多称许他。如此。《川上书堂记》

译金君自明家住平阳城南郭，他的住宅在濠水岸边，足不出门就可以汲取河水。自明隐居教授，间或登临观览，内心有所契合，于是把他的书堂命名为“川上”，并请求我写记。唉！从前圣人在河岸上所叹息的水，并不在于水本身，而在于道。而我对于道还像望洋兴叹一样，那么自明用“川上”给书堂命名的意义，我怎么能够说得清呢？即便如此，道固然不容易窥见，但川上流动的水却有足以验证它的地方。一天有早晨、正午、傍晚和夜晚，水流从早到夜从未停止；一个月有朔、弦、望、晦，水流从朔日到晦日从未停止；一年有春、夏、秋、冬，水流从春到冬从未停止。不只是年月日如此，水流向千万年以前，看不见它的起点；流向千万年以后，也看不见它的终点。难道只有水如此吗？因此观察日月，西边的落下而东边的升起；观察阴阳，上者消退而下者复起；观察草木，茂盛的凋零而蜷曲的又舒展；观察鸟兽，繁殖的更替，而长出新羽的也如此，正如前面的水流逝去，后面的水流接续不断。唉！为什么会这样呢？说是出于气吗？气并不能自行使自己神妙。说是出于机吗？机也不能自行运转。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这就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深远美好的天命永不停止，这正是天之所以成为天的原因。天命不停，所以由天命所赋予、在天地之间形成的一切也不停息。微小到草木鸟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人与天相同，气相同，道理也相同。天地初始时，有理便有气，有气便有形；气主宰形，理主宰气。因此天地把气当作鼓风吹火的风箱，把理当作枢纽；人之所以成为风箱和枢纽，也只是凭借气和理罢了。气存在于人身上，营气卫气的运行、呼吸的出入，没有一样不同于天，更何况理呢？理是什么？就是性罢了。性存在于人身上，无处不体现、无时不如此的是什么？就是诚罢了。所以说：“诚，是天的法则。”只是圣人能够完全做到诚，难道能使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吗？古代君子即使无人看见也戒惧，即使无人听见也谨慎；从自己所能觉察的内心发动，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实行，也同样谨慎，这正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诚，使属于自己的天性完整。如果唯独在无人知晓之处不谨慎，诚就会有时停止；诚有时停止，就不能达到纯粹；诚不能达到纯粹，就无法与天合一。这样看来，人竟然还不如水了。唉！有志于道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按照君子的学问，进而达到圣贤之道，我还没有做到，但也不敢不努力。我私下里高兴自明有这样的志向，所以就同他谈论这些。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就请把它作为《川上书堂记》。《节义堂记》

译处州卫知事魏君以“节义”命名他的厅堂，派人来请求说：“自从我有了这座厅堂，厅堂有这个名称，也已经很久了。然而还没有人阐发它的意义，为我写下来，冒昧请您执笔。”我听说魏君家在梁溪，梁溪是毗陵的胜地，九龙山、天下第二泉都在那里。魏君在那里建造厅堂，不以游观为乐，而以节义修养自己，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于是写道：“节义能否树立，难道只是君子和鄙夫区别的依据吗？国家的治乱安危，也常常由此决定。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三代时期的士人，学校培养他们，教化陶冶他们，无不笃守道义、德行周备，有超过常人的节操；取舍辞受、出仕退处，都一定依据义，得失利害祸福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内心。杀死他们可以，侮辱他们可以，使他们饥饿可以，使他们受寒可以；授予他们五等诸侯的封国，用万钟粮食使他们富足，以三军的威势压迫他们，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操守而一同做不善之事，却不可能。像这样的人，所以可以同他们共享安逸快乐，也可以和他们共同承担患难。三代之所以长久安定，难道不就是由于这个吗？”此后，只有东汉诸位君子可以无愧于此。自元兴以后，宦官和寺人专擅朝政，挟持天子的威权，在全国炫耀逞势，朝廷纲纪从此大大败坏。然而当时身居官位的君子，在群小之间仍然坚持志向，丝毫不屈意逢迎、依附讨好；等到罗织罪名、钩连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节操反而更加坚定。那些处在民间的君子，则听到风声便仰慕节义，慷慨激奋，抛弃家族骨肉彼此勉励，奔赴死亡而不后悔。正因为如此，整个汉代，不守法度、怀有篡夺之心的人前后相望，却都心怀忌惮而不敢径直实现阴谋；汉朝社稷危急而没有最终灭亡，实际上依赖了他们。然而节义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近世学校不修，教化不行，士人很少有不被习俗改变的，放纵邪念，被外物役使；仅仅把贵显富足看得那么重要，又哪里值得作为轻重标准呢？他们为了求取这些东西，毁坏名节，损害礼义，不顾性命，只怕得不到；侥幸得到后，便扭捏作态以为容态，喋喋自得以为喜悦，急切地以保全自身、巩固职位为要务。平时没有人肯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上，到了紧急关头便终于卖国叛君。像这样的人，即使多到成千上百，对人和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圣明天子知道节义与国家相互依存，创业之初，百事尚未顾及，却唯独对前朝那些执持节义、践行道义的臣子，有的优厚礼遇以示体貌，有的加以宠荣褒赠，有的列入秩典祭祀，有的录用、优待他们的子孙，以此昭示并激励风气。这种巨大转变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即使朝廷清明，四方安宁，士大夫有幸享受富贵的快乐，不曾走过患难的道路，没有机会以奇特的节操和崇高的义行自我显现，难道就可以不努力吗？忘掉权势而取舍不违背道义，忘掉别人的权势而独立自守、无所畏惧，召唤他不来，驱遣他不去，这些哪一样不是节义呢？难道一定要在危急时刻献出生命、杀身成仁，之后才算有节有义吗？所以看魏君以节义命名厅堂，难道不是所谓有志向的人吗？即便如此，人用来应对万般变化的凭借，是气；如果有办法涵养它，它细微时可以深入芒忽而不觉得不足，广大时可以充塞天地而不觉得过满，不会因困顿压抑、挫折打击而消亡，也不会因安逸富足、尊贵荣耀而产生。大概是因为有东西能够做气的主宰，所以无论遭遇什么都安然，投向哪里都能合宜。普通人对于这种气，没有东西作主宰，反而听从它的命令，就像丧失主帅的军队，像早晨的雾气，像暴雷急雨冲涌的水流。它刚开始时并非不可畏惧，也还可以使人喜悦；但借给它片刻时间，它就已经溃散、消失、干涸而不见踪迹了。没有人能够处置大事、面对重大节义而不颠倒失措，都是因为被气所驱使，却没有东西作为主宰。都是同样的气，有所涵养的叫正气，没有涵养的叫虚气。只有正气浩大刚强，不因外物而改变；凭借虚气来应付纷纭变化，难道能不被外物改变吗？有志于名节的人，如果不明白道、积累义来涵养内心，只想凭借虚气求得有所建树，那不是我所能理解的。我愿意和魏君一起以此自勉。《南华谪居图记》洪武元年夏天，国子祭酒许先生被贬到韶州，就住在唐代宰相张文献公的祠堂里。祠堂在州城北面，城南有座山叫南华，正对着祠堂。那里的山冈峰峦起伏，草木成行排列，早晨的雾气、傍晚的云霭，即使不出门也可以尽收眼底。先生在著书的闲暇，时时登临眺望并以此为乐，说：“假使我是这个州的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自号“南华逸人”，并嘱托龙虎山道士方壶子把他的形象绘在绢帛上。起初我上行到金华，访求文懿公的后人，找到了先生，召他来相见；还未等他到达，我便乘车返回京师。驿站传召先生赴京师，一见面与他交谈，皇上非常高兴，于是设立京学，任命他为教授，铸造印章让他佩带，又命他入宫辅导皇太子和诸王。不久改京学为国子学，任命他为博士；没过多久升为正四品，授任祭酒，出入两宫，将近十年。从考察古代礼仪制度，到人才的进退、时政的弛张，没有一件不参与议论。先生感奋而图谋报效，是非分明，无所顾忌。他提出的学校修复、废止、兴举、坠失，以及更定规制、设置方法以教育培养人才等几十件事，无不施行。他被皇上知遇到了极点。然而他也抵挡不住那些人的嫉妒。适逢先生曾把学宫的什物器具拿到私室使用，言官便借此指责他挪用公物，弹劾他的奏章呈上去了。皇上看后只是发笑，但诬陷、构害先生的人仍不停手，于是韶州的任命便下达了。这样一位以文学侍从而著称的贤者，一旦因为细微的言语而被远远贬谪到岭海之间，离开亲戚，与夷獠为伍，人们将不能不忧愁悲戚。先生不但不忧愁，反而安然自得并以此为乐。看他自号“南华逸人”，可见他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他的学问超过常人，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君子所求的只在于自己罢了。假使内心有所惭愧，到了哪里能够安然？假使内心没有惭愧，到了哪里不能安然？因此我祖先文忠公被安置到惠州时，曾自己说：就好像原本是惠州秀才，多次应试都没有考中，向北返回的希望已经断绝，正好可以放任自己在山水之间，只恨每天的时间还不够，何曾把被贬谪当作一回事呢？如今先生的志向，难道不正和我的祖先相同吗？不然，蛮荒边远之地，连绵山岭和重重山壁，是蛇虫潜伏、瘴疠聚集的地方，这正是羁旅中的迁客所以悲思无聊、不能忍受的所在，又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所以我特意记述先生出仕和退处的缘由，使观看这幅图的人能够考察这些事情。《栖云轩记》　汪仲鲁

译自从我第二次来到郡城，马生良德总是把我安置在城东新建的轩中。我像往常一样病卧在那里，觉得很安适。马生请我给轩题名，我回答说：“栖云。”马生又请我写记，我又回答说：“我年老而且有病，早已忘了这座轩，哪里还写什么记呢？”即便如此，有病的是我的身体，而作为我的身体本身的那个我，起初并没有病。况且我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停留在这里？难道不也曾观察过云吗？云无所思、无所作为，浮游在太虚之中，迫近日月而遮蔽光景，降雨于大地而滋润万物。等到它归来栖息时，忽然收敛隐藏，不见踪迹。是谁使它这样呢？这是静时无形、动时有形的道理。如今马生逍遥于人世间，随着一块空地便建起这座轩，山冈土阜环绕排列，幽静安稳而有常态，涧中泉水细细流淌，清凉自得，仿佛与人相互投合。我来到这里是由于这些，停留在这里也是由于这些，与马生早就心意相合。是云在游于天，还是人在游于云呢？云卧其中，我又知道什么？我又做什么？然而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不去做的。何况我和马生，早已把是非利害忘得一干二净，内心没有留下痕迹，外表也没有显露形迹，又何必再写什么记呢？德称默默领会了我的话，命他的朋友把这些话写在轩中，作为记文。《明文衡》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三十二 （明）程敏政编 ○记 《樗舍记》　谢肃 上虞管起远先生避居北山时，山中有一棵大樗树，于是他在树下建屋取荫，把屋子命名为“樗舍”，用来比拟自己，并嘱托我写记。当时我正在四方游历，没能写成。等我回来，樗舍已经迁建到城中，但距离我答应写记已经十年了，名称却没有改变。他又对我说：“从前请您为我的樗舍写记，没想到文章这么久还没有写出来，是什么缘故？”我回答说：“起远本来是有美好才华而且有用的人，樗树本来是才质疏散而没有用处的树。用没有用处的散材来比拟有用的美才，我还有什么可说来写这篇记呢？”他惊讶地说：“您把我看作有用的人才，那实在是不了解我。难道没有看见元代末年吗？朝廷纲纪崩解，中原动荡，群雄争战，彼此成为敌国，所以朝廷内外急于任用人才而没有选择。凡是才干可以治理一县的人，有时只任一郡的长官；才干可以守护一郡的人，有时只镇守藩卫；有将帅才能的人屈身埋没在军伍中，有经世治国才能的人埋没在文书簿册之间。有的人位居都卿相，爵列王侯，却并不是匡救国家的人才；虽然才干有大小，任用不合宜，本来也不能说没有被任用。等到大明兴起，天子的兵威一经发出，四海震恐，过去所谓的人才无不低头束手，等着受到杀戮和羞辱。只有我侥幸免于祸患，难道不正是因为我的才干没有用处吗？天下安定以后，皇上才重新整顿治理和教化，深切惩戒前代的过失，把群才集中到京师，亲自选拔任用。有的人早晨还只能吃咸菜，不能主持鼎鼐之职，晚上便登上高位；有的人早晨还寄居旅舍，第二天早上就登上朝廷廊庑。这难道不是有用的人才吗？然而左边承受荐举擢升，右边却受到赐令流放；右边还怀抱章绶，左边已经伏在斧钺之下的人，也很多。这难道是皇上的心意不爱惜人才吗？也是因为有些人才不能胜任却冒然任职的缘故。我的才干没有用处，因而得以免祸，又是多么幸运啊！这就是我甘愿把自己比作樗树的原因。樗树是无用的散材，所以匠人石不加斧斤，使它得以保全天性。而庄子曾转述它的话，认为追求无所可用，反而成为对我最大的用处。您只要据此为我写记，为什么说无话可写呢？”我又回答说：“唉，真有这种道理吗？追求无所可用，是庄子用来忘却天下；说这反而是最大的用处，是庄子用来保全私我的。只顾自己而忘却天下，难道是圣贤所能安处的吗？但我知道起远读圣贤的书，志向是要有所作为的；谈到出处进退，一定称说伊尹、吕望，谈到求学问道，一定称说孔子、孟子。伊尹、吕望、孔子、孟子从未只顾自己而忘却天下。所以伊尹尚未被任用时，在有莘耕田，本来只是耕作者，却能以尧舜之道为乐；等到被任用后，便辅佐他的君主，使百姓觉醒。吕望也是如此，当他尚未被任用时，在渭水岸边垂钓，本来只是渔夫，却能谨守丹书中的戒言；等到被任用后，便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这说明伊尹、吕望从未只顾自己而忘却天下。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使东方成为周代，并推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着周代的礼服，奏演《韶》舞。”这是想把理想见之于行动，未曾只顾自己而忘却天下。孟子说：“要使天下平治，除了我还有谁呢？”他虽然没有得到职位，但他谈论王道，阐明性善，论说养气，这些用来立言垂训的事业，也从未只顾自己而忘却天下。况且上天降生圣贤，赋予他们才干，不只是让他们满足自己而已，必定是希望他们在天下大有作为，以救济百姓。可是庄子的才干既不足以救济百姓，又不肯低于圣贤，于是借樗树来放纵荒唐的言论，想要高高超出天地万物之外；这也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看待圣贤，反而更加卑下了。孔子说：“到了严寒时节，然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这大概是用来比喻君子所坚守的操守，要在乱世之后才能看见；然而不是德行周备的人，是做不到的。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很美，斧头砍伐它，于是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过材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这大概是用来比喻人的良心，本来就是固有的。既然如此，我听说孔子曾取松柏来比喻德行周备的君子，却没听说取樗树来比喻君子；我听说孟子曾取美好的树木来比喻人的良心，却没听说取散材来比喻良心。如今起远如果涵养自己的良心，使德行周备，那么用于经世的才干就完整地具备于自身了，又何必一定要把自己比作无用的樗树呢？樗树啊，樗树，你莫非是庄子的同类吗？起远有志于圣贤，只是因为尚未被任用，才好像无用一样，于是勉强把自己的屋舍命名为“樗舍”，难道这真是他的内心吗？于是他恍然醒悟，高兴地说：“这足以为我的樗舍作记了，我敢不自我勉励吗？”于是我写下了这篇记。《尊闻斋记》　刘夏

译《诗经》三百篇，从前我曾经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研习它。当时尊崇当代君王所制定的制度，早晚勤勉不懈地学习传注，所以记录、传述旧说的人能被主管官员取用，背离传注的人就会被黜退。考官完全依靠这些来决定取舍，其中即使有人才华优异、文章丰富，学问广博、见识高明，只要所见稍微超出传注之外，天下人一定指指点点说：“这是违背经书旨意的人。”这就会成为专门名家的大耻辱。因此用这种方法笼络、禁制天下才高识明的人，使他们大都不能超出那些格律。可是有一天在京师考试中取中，列入有官职的君子行列，便突然抛弃旧日的步法，像脱掉破鞋一样，把它扔掉；转而学习作赋、写诗作文，以文辞修饰自身。后来的士人如果又来询问从前考试中取的诀窍，他一定说：“我早已忘了，我早已忘了。”唉！圣人删定《诗经》，宋代大儒先生传述《诗经》，难道料到科举的弊病，竟会使人如此迅速地背弃它吗？即便如此，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这是因为研习经书的士人被君王创制的法令束缚，父亲和老师督促考试，辛勤局促地把它当作职业；虽然曾经高声诵读圣人的经书，实际上内心并没有得到什么，内心所喜爱的并不在这里。真正穷究经书的人，也许会以此为内心之乐，吃得饱而忘记饥饿，快乐而忘记忧愁，可以和他共同经历患难而不后悔，可以和他共同处在贫贱中而不怨怒，抱着它一生相伴也不厌弃，哪里有背弃离开的道理呢？我刚到金陵时，郭士中在他家中的尊闻斋为我安置座榻，请我和他共同研读《诗经》三百篇，于是我为他引导开路。方法是先读经文，后读传注，有时拿经文来验证传注；每天大致能够通读十多篇，逐渐纯熟之后，气势便浩荡而有条理，像猛禽乘着顺风，像大鱼放游在广阔深渊，最终合看三百篇，天道的秩序井然，如同三百个同宗亲族的人同堂共席，左右依次就坐，尊卑按昭穆相承，各有位置，血脉贯通，联络流转；天下的大法、天地的经纬，没有旁出的路径，也没有多余的岔道，车马驶向四方，正是光明宽阔的大道。士中说：“这样的话真快乐啊！”我说：“还不够。”优秀的农夫治理田地，使田亩横直成行，用锄头耕治七八遍，等到土壤松碎肥沃，植物才会生长。唉！读书的方法也是如此，更何况穷究经书呢？每天夜里二更结束，我眯着眼睛要睡，士中还挑灯吟诵不止。士中已经感到快乐了，大概快要尊重他所听闻的学问了。于是我告诉士中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尊闻斋记，不也是合宜的吗？《焦氏庐墓记》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巡行到进贤县，举荐了两名儒士。一人是雷逸清，一人是焦致中。雷氏坚忍清苦、淡泊自守，在家从事耕种。焦氏在乡里教授，有孝行。壬辰、癸已年间，江南战火大起，焦氏的父母去世；在流离迁徙之中，他竟能不饮酒、不吃肉，同人说话就流泪，为父母守丧三年；等到战乱平定返回故乡，又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唉！在这个时候，世道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父子不能互相顾念，兄弟离散，君臣之义背离，夫妇之道残缺。儒者多穿短衣，佩带长刀，参加征战；一旦依附权势，假借公卿名将的名义，便可以实现志愿，杀人如割草。区区守持操行义理，出门以后又有谁可以相互告语呢？而焦氏竟能在这样的时代独自努力实行孝悌吗？孝悌，是士大夫各种德行中通常的根本，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夸耀的；但他能够在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的时候实行，这才是难能可贵。人这个字，就是仁的意思。仁是人的生命所具的德性，孝悌是生德的根本。根本树立起来，那么枝叶就会舒展茂盛，这是可以计算着日子期待的。每当想到同时代那些人，他们奔走于权势的道路上，不知道回头，胶着于劫夺的领域，不能自拔，这些都是走向死亡的道路。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如今已经消散泯灭，化为冷灰微尘，再也没有闻名于当世的可能。那些具有生命之德的人，如今都受到上大夫的荐举，将要承担治理人民、社稷的责任，进而成为当时闻名的人。因此我特意为雷氏作《逸清堂序》，又为焦氏作《庐墓记》，以表明我国收罗天下人才，并不只专注于艺文末节，而遗忘孝悌和努力耕作的根本。我们同道的士人，也可以因此受到警戒和畏惧了。《游山记》　贝琼

译御儿地方四面平坦，没有山；它的东北六十里有一座小山，叫殳山。这座山因殳道人而得名。殳山的东面叫史山。庚戌年春天清明时节，陈君仲谋约我游殳山，恰好我奉召赴京师，仲谋也因下雨而停止。今年春三月丁酉日，天气清澄安和，我和仲谋幸好没有事情妨碍，于是彼此说：“不能不偿还先前的愿望。”赶快准备酒肉饮食，随后带领陈熊、陈鲁两位学生以及我的儿子翱，从大溪向北转向东边，越过田陌阡陌，来到殳山山脚。那里住着四五户人家，都用荆棘作篱笆、用荆条作门，鸡鸣犬吠彼此相应，仿佛在桃源之中。乡里的大族卜氏在半山有坟，坟后找到一条小路可以上山；高低错落的幼松有一万株，环绕聚合，几乎无路可走。我们低头在松树下弯腰前行，云气在身旁激荡，不亚于鱼在波涛中游泳。山腰中回转的道路到了尽头，有一块峭拔如墙的石头，就是殳道人尸解的地方。山顶有小石头从土中突兀怒起，像破土而出的笋；又有盘曲交错的石头，像树木伸展的长根。正好我们喝酒喝得大醉，昏昏欲睡，都蹲坐在石头上。松风飒飒，吹拂衣服，使人的耳目清醒。想要越过山北，陆生来青堂的父亲因事外出，他的儿子听说后煮茶来献，于是我们喝了两碗，用来润湿干燥的嘴唇。不久又向东走，道路渐渐平坦。有一座公主墓，据说宋孝宗的女儿葬在那里。又走到东山，就是所说的史山；这座山看起来比殳山略低，山上建有神官祠，到那里祈祷的人前后相接。我也疲倦了，便在那里休息。两山之间，想寻找环绕拱卫的奇峰、喷涌飞泻的瀑布，如赤城、天姥那样的景色，并没有。然而我的心意只在于得到一次适意罢了，心意所适，和赤城、天姥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观看祠旁的古井，井深二仞，泉水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我怀疑是学仙的人曾在这里洗药。有人说是山僧凿石成井，用来救济三伏天的暑渴，人人都可以汲水饮用。山中最好的景致大概到这里就尽了。日暮下山，道路更加陡峭，有些地方石头像鸡蛋一样层层堆积，甚至无处落脚。山南王氏家有上千竿巨竹直插云天，因为不是喜好游览的人，不能到达那里。近山又有三座湖，青色停积、黛色蓄聚，与天空同为一色，锦色的野鸭来往其中，仿佛画一般。随从已经把船靠岸等待，翱和两位学生都登上船，仲谋跟着我徒步回去。第二天戊戌日，我们从马桥向南行船六七里，弃船上岸，走到紫薇山北面的山脚。山体赤红，没有草木，左右怪石纵横错布，有的像骆驼和马，有的像蹲伏的虎豹，有的像成群的羊，或躺卧、或仰首。小路从石头间穿出，像盘绕的蛇，鳖一样艰难爬行。登上山顶，也有神官古祠；祠堂下面是广福寺。寺院建于唐代，飞楼涌阁，高低、朝向和背面全都依着山势建成。寺僧逵公，是古道请我们在半间云坐下的。一起坐的有兰谷、天然；可惜我所认识的梓南山不幸早夭，不禁为他悲伤。寺东侧有一座小楼叫览远，于是我和古道登楼望海，只见所谓三万里宽的弱水仿佛就在楼下，蓬莱的云气隐隐约约连接到栏杆。又向西经过裔笑岩，岩中开辟了燕坐的房间，收入湖光，延纳野色，正是所谓“天开图画”，确实不是夸张的话。当时笑岩已经去世很久，他的弟子道印备好茶饮，我们共同阅读章孝标的诗。太阳到了正午才返回，在半间云处饮酒，吃腌笋；肉虽然鲜美，也不能超过它。 我和仲谋各作了一首诗，我的儿子翱又写成一篇五言长诗，来记载这件事。事情结束后，下到半山，有一座寺院叫慧力寺，大概是晋代尚书张延光的旧宅。它比广福寺更加壮丽，旁边塑画张尚书父子供人祭祀。经历兵变以后，朴材不再支撑，蛀坏的地方也不再更换，于是陶工住在其中，揉土制成瓦器。然而各位僧人仍然守持自己的道义，没有离去，每天在西廊小殿礼拜古旃檀佛，梵呗之声与螺、磬声交杂。我赞美他们信仰笃定、持守坚固，也感叹我们儒者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东廊供僧人吃饭的厅堂叫胜功德海，宋代张即之所书的四个字还在那里。古道引我观看墙间的画龙：一条昂首跃入洪涛，另一条已经升起又回头顾望，恍惚间仿佛有风雨跟随，鳞甲飞动。这是叶茂章在元统甲戌年夏天所作，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其余两幅番僧画也进入妙品，我们赞叹欣赏了很久。寺南有一座胜果寺，没有时间游览，便转而游东山。路上遇到才公大用，以及桑子才、沈复东两位学生，于是和他们一同前往。东山与紫薇山夹水对峙，相距约三里；石阶仍然陡峭，我姑且鼓起勇气先登，古道力不能及，落在后面。山上的寺叫崇福寺，寺院废弃也很久了，只能在荒烟野草间看到浩劫后的遗迹；审食其的墓、顾况的读书台、钱镠的洗剑池、走马塘，全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仙人葛洪的井历经多年不变，泉水很清，汲水的人往往能得到丹砂；有时把石头投进井中，便发出像雷一样的声音。还有慈乌泉，在山的东面，冬夏都不干涸；我因为道路迂回，没有来得及观看，只到达惠崇喝石岩。岩洞深黑，可以坐三四个人。人们说过去那里有很多合抱粗的大树，三伏天像清秋一样凉爽；岩前的土全是五色的，孩子们捡来玩赏，如今大树已经全被砍伐了。栋梁屋宇也被拆除了。山下有几十户农家，房屋高低错落、鳞次栉比，成丛的竹子和灌木在旁边交相遮蔽，难道也是避世的人吗？我们返回登上绝顶，向东望去，岸边和海上连绵起伏的山，是秦柱山；北面像狮子腾跃舞动的山，是横山。大家一起在东岳行宫休息，到这里游览的人渐渐少了。唉！有游览的工具却没有合适的时机，不能快乐；有合适的时机却没有合适的地方，也不能快乐。如今既有游览的工具，又有合适的时机，还有合适的地方，这就是我终于获得登临游览之乐的原因。或者这是上天安排的，并非人力所能保证，因此不能不记下来。《植勤堂记》

译我曾经评论宋朝三百年间，德行崇高而享有善报的人，晋国公王祜就是一个。符彦卿对于太祖，从外在关系说有君臣的名分；在后周时又是与太祖并肩共事的人，而且手握兵权，镇守重要地区。一旦有人怀疑他将要谋变，太祖便命王祜前去察看他的动静，并且想借机除掉他。假如让小人只求富贵，必定会迎合皇帝的意旨，附和诬陷，罗织他的罪恶。王祜难道会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吗？于是他用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因此获罪而丢了官。不久，他的儿子文正公王旦辅佐真宗十八年，孙子懿敏公王素在仁宗朝又出入将相之位三十多年。种槐树的报应，迅速得像鼓槌击鼓一样。当时，王祜并不是偏私于符彦卿，实际上正是用这种行为忠于太祖。假使太祖没有诛灭大臣的过失，而符彦卿免受谗言构陷的冤屈，这本来就是纯臣的义节。至于秦桧执掌国政时，嫉妒贤能，憎恨功臣，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全部斥退，甚至杀害岳飞、赵鼎，张浚、胡寅也几乎不能幸免。他暗中残害、惨毒酷烈，和王祜相比怎么样呢？然而他却感叹自己的儿子不能与自己相称，到了宴饮时便罢席，竟不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后来终于被夺爵废弃，秦氏也随之衰败。唉！善恶的积累就是这样，上天的报应施加也是这样，足以成为百代人的借鉴和警戒了。所以君子没有不称赞王祜的，也不求眼前的功劳；至于秦桧，人人都愤怒痛骂，恨不得吃他的肉。然而，像王祜这样坚持原则的人总是很少，而放任秦桧所作所为的人却往往存在。难道他们天性甘愿做豺狼虎豹吗？还是认为冥冥之中的上天不值得相信？这实在太不明智了。抚州金溪县有一位王熙，字谦和，以晋国公王祜为榜样，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植勤堂”。虞文靖公、揭文安公都作诗歌来赞美它。他又托工部主事彭德修来请求我写记，所以我特意举出这两个人来评论。大抵行善而没有立即得到报应，就停止不再前进，这是人之常情；但勤勉的人却始终不间断。拿树木来看，培土保护根部，枝叶就会更加繁茂；除去蛀虫，就可以希望结出果实。这大概是出于自然规律的，哪里能与一时快意而酿成自己的毒害相比呢？只怕肉身还没有冷却，名声就已经灭亡了！读到这篇记的人应当有所劝勉。谨作此记。王熙是荆国文公王安石的第十世孙，喜欢读书，爱好古道，有长者的风范，受到乡里人的推重。《仰高楼记》　朱善 洪武己未年正月，我从辽东回到南昌，秀才罗德厚把我安排在书楼上住宿，我打开窗户向外眺望。西山高高耸立在楼前，它卓异绝伦，仿佛中军大将，部伍、旗帜整齐严肃，不可侵犯；它明丽洁净，仿佛普陀观音，冠带璎珞庄严端正，不可轻慢；它飞动的姿态，像矫健腾跃的龙、轻快飞翔的凤，雄健俊逸而不可拘束；它的变化，则像霞光飞散、云气收拢，阳光舒展、阴气惨淡，一天之内忽明忽暗，难以预测。德厚说：“自从我建造这座楼以来，早晨在这里谈笑，晚上在这里睡卧，闲居时在这里宴饮休息，宾客到来时在这里饮酒吟咏，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这里。我本来就打算依托它终老一生，哪里还有什么外物值得羡慕呢？请您为它命名，并为它写一篇记，希望可以借此流传不朽。”我说：“好，我将设法成全你的愿望。”查考图志，西山的高度与庐山相等，群峰争奇竞秀，绵延环绕三百多里。山中岩洞幽深，泉水山石清美，竹木茂密，草木奇异；琳宫梵宇彼此相望，良田名园连绵相接。这里物产的丰厚，足以供养城中十万民众，利益恩泽所及的地方更为遥远。但我由此又有所感慨。这座山如此广大，能够与庐山同样高大，那么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难道独独没有能够与此山一样长久的人吗？考察古人，像梅子真那样忠贞有节，像徐孺子那样高尚有德，像黄太史那样孝顺友爱，本来都足以使浅薄的人敦厚，使懦弱的人立志。至于道德光辉灿然，言语行为纯美，振耀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没有不以他为师法、尊崇仰望的人，难道不就是濂溪周子吗？《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可以仰望，是用来比喻盛大的德行值得敬慕；大道可以践行，是用来比喻正道可以遵循。这个地方城池壮丽，宅第雄伟，人物众多而富庶，吸取清明的光辉、分享爽朗的气息，难道只有这座楼最优胜吗？连绵的群山、重叠的峰峦，延伸相接三百多里，又哪里是这座楼能够独自占有的呢？只有懂得盛德值得敬慕、知道大道可以遵循，那么真正独自享有这座山胜景的人，一定就在于这样的人了。我的朋友难道不应该致力于此吗？德厚说：“是的。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终身牢记奉行。”于是把这座楼命名为“仰高”，并写下这篇记留给他。《华萼轩记》　吴沈

译浦阳郑氏以孝义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自从冲素处士郑绮发誓告诫子孙不得分家居住，到了贞和先生郑大和，已经六代了。贞和先生以下又传了三代。先生年高德厚，子孙又多才俊，于是聘请名师来教导他们。我的朋友宋景濂确实曾到那里去。景濂一天写信给我，转达他的学生、字仲涵的郑渊的话说：‘我兄弟都向宋先生受学，先生曾用“华萼”命名我们所居住的轩室，您能不能为它写篇记？’我的见识浅陋、才力短浅，过去曾有幸读过《义门文录》，看到当时的名公巨卿都为它作过赞述。我是什么人，怎么敢把姓名列在其中呢？然而因为仲涵请求得很迫切，虽然推辞也不能推脱。唉，《常棣》这首诗，是周公创作的。周公是圣人，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周公亲身遭遇管叔、蔡叔作乱，所以这首诗的志意恳切，感情悲哀，委婉曲折而又详尽，千年之后，遗留下来的声音仍然清晰可闻。假如天下人都没有人心，那也就罢了；如果人心还没有泯灭，让他们在反复吟诵这首诗的片刻之间兴起孝悌之思，那会是怎样的振奋啊！苏洵说得好：‘如今彼此相看如同路人，起初却是兄弟。’ 兄弟起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五伦之中，只有兄弟和父子属于天然的亲合关系；而人的一生百年，也只有兄弟彼此相处的日子最长。为什么世上的人会被微小财利的利害蒙蔽，顺从隐秘亲昵的偏私，反而看待兄弟还不如厚待外人呢？过去先儒解释《常棣》借物起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各种花朵都纷纷盛开而光彩明亮，用来兴起兄弟众多而和睦；另一种认为，以花和萼分别比喻兄弟，花与萼相互映照而光明，就像兄长和弟弟彼此顺从、共同显荣。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郑氏之家兼有两种美德。我又听说，冲素的第四代孙、龙游府君郑德珪与青田府君郑德璋是兄弟。青田府君被仇家中伤，牵连龙游府君；龙游府君挺身代他受过，兄弟二人争着去死，这件事记载在《宋史·孝义传》中。唉！这是一种不幸而处于患难中的情形。如今诸位君子却生在太平无事、家族世代相传的时代，正逢道德昌盛之时，有和悦亲爱的美好，而没有患难中的叹息，这是多么幸运啊！他们营造这座轩，大概是把它作为全族聚会的地方，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在这里讲明义理，在这里宴饮聚会；祭器洁净美好，琴瑟和谐典雅，礼仪文采灿然有序，恩情意趣和蔼相交，确实全天下的欢乐也不足以与此相比。所以我认为，《常棣》第二章所说的道理，过去你们的祖先已经确实实行了；末三章所说的话，如今仲涵兄弟又能够践行。这样说来，这座轩命名所取的意义，将会传承百世而没有遗憾了。郑氏的恩泽，难道会有尽头吗？古人称赞一个人的善行，一定追溯到他的父兄、老师和朋友。贞和先生的贤德、景濂的教导，在这里就更加可以看出来了。景濂正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受到当时人的赞许，仲涵难道不能求取老师的文章来作为荣耀吗？又何必借助我这点微薄的文字呢？《京城钟鼓楼记》　王景 天子的都城，是天下众多大事汇聚的地方，所以必定要设置宏大宽广的设施，用来彰显上天的休美，使百姓没有谁敢越过禁防。古代贤明的君王，建立中正的准则，在高爽的楼台上安置钟鼓，由挈壶氏掌管，察看日影的出入，把它作为早晚的节度，并不是想奢侈地营造壮丽的大观。如果不是这样，天时的纲纪就无法修明，宏大的声教也难以传播到远方。本朝统一华夏，在应天建都，占据龙阜，凭借长江为险，扩建周长万雉的城墙，以镇服四海。皇上清明勤政，继承光明之治，德行盛大而周遍，认为政令的施行应当从京师开始。于是开始在皇城西面建造谯楼，地处高冈，既高峻又向阳，共有楹柱二十四根，高若干丈；下层是车马驰道，上层悬挂巨大的钟，钟上铸有蒲牢、追蠡的鳞纹，楼上又排列鼖鼓、晋鼓各三面。扶桑升起、曙光初现时，众鼓齐鸣如雷，声音或徐或疾，三次停止；金石乐器随之奏响，按节敲击一百零八声，震动天地，没有远方听不到。天关因此开启，地户因此打开，人门因此启发；到了崦嵫日落、天色昏暗时，次数也同样如此。于是告诫各部门，整饬群吏，对众人下令说：‘凡是开始工作、休息和停止，都不要早于规定时间，也不要晚于规定时间；有敢不恭敬执行的，处罚而不赦免。’ 啊！圣明的皇帝谨慎地修明旧有章法，用来为百姓建立防范。天时在这里得到端正，人伦纲纪在这里得到修治，国家的仪容制度在这里得到显示。建造一座楼而使各种制度都得以振举，谁敢不整饬自己？正应当把上天的声教彰显于四海，并把法则垂示于亿万年之久。《复宗忠简公墓田记》

译古代那些对世间有盛大德行和功劳的人，他们的祭祀典礼总是与天地相始终。这并不是鬼神真的掌管它，而是因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容泯灭。因此忠臣烈士的英风凛然，照耀古今。不仅当时的人仰慕他们，几千年以后仍能使人感动而奋发。唉！活着是忠良，死后成为明神，这是常理。我看见宋朝忠简公宗泽的墓在镇江京岘山，墓地的田土和林木经历乾坤动荡，竟没有随之湮没，仿佛有神人扶持，实在令人敬畏。唉！国家的衰败，到靖康年间达到了极点。宋太祖取得天下，太宗、真宗、仁宗继承他，经过一百五十年休养生息，把国势安置得像泰山和磐石一样稳固。自从神宗任用王安石，国运暗中损耗；到了徽宗，又因奢侈靡费加速了这种衰败；童贯丧师，开启边境争端，四郊战事不断，徽宗、钦宗蒙尘，张邦昌僭越即位，天理和民间伦常几乎丧失殆尽。只有宗泽从义兵中起身，都总管留康王在磁州，派军队护卫南下，上书劝康王即位；高宗即位后，他率兵奔赴行在，皇帝壮美他的气概，任命他为开封府知府、京城留守。宗泽招集义兵，得到一百多万人，山寨中的人也归顺，重新聚集了几十万人，正要择日大举进攻，却病重不能起身了。唉！宋朝的再度建立，是宗泽奠定了基础。宗泽的生死，关系着中原的存亡。宗泽在世，义兵就达到一百八十万；宗泽一死，义兵就全部散去。宗泽在世，能够把叛逆者转化为王朝臣民；宗泽一死，王朝臣民就变成贼寇。因此宗泽的生死，关系着宋朝力量的强弱。他的忠义贯通日月，心胆可以裂开金石，立志恢复宗庙社稷，却因力量不够而未能实现。他先后上了二十四道请求回銮的奏疏，却被国贼从中阻挠，最终因激愤而死，难道是他能够自己决定的吗？假使宗泽没有死，岳飞也还活着，宋朝能否保持为宋朝，就很难说了。天朝郡守刘公刘辰，刚到任时看见他的墓地荒芜污秽、无人修治，墓田又被寺僧侵占，便奋然恢复原有产业，并刻石记功。共归还田地四十八亩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亩二分七厘六毫，草滩一十二亩五分，山六十亩六分七厘二毫。又命龙华寺僧守护墓田，每年奉行祭祀。我写文章叙述事情的始末，规模和措施大致详细，文中都说到本地人又在寺中重建碑石，记载恢复的缘由，宣扬刘公的德行，并且来征求文章。我认为，如果不是宗忠简公的忠义，就不可能在三百年以后还留下坟墓田地；如果不是刘郡守明察而彰显前人的功烈，也不可能恢复忠简公中断了三百年的祭祀。即使如此，这难道是凭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吗？是上天在帮助他。国家的治乱系于上天，臣子的忠义也仰赖上天。刘公的这番举动，不是上天的安排又是什么呢？所以我借助上天来彰显郡守的功绩，并用来劝勉世上执政的人知道根本所在。《还牖轩记》　刘三吾 都梁人李宣，字孟昭，请我根据他所取的名和字加以考订。我说，宣昭二字，意义显明，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既然“宣”是显明，“昭”也是显明，却不知道应当把什么纳入其中；光明也就无从进入了。韩昌黎名愈，“愈”有胜过之意，所以字退之，是因为他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不能没有谦退的志向。朱文公名熹，“熹”有火光明亮之意，所以字晦庵，是因为既然接受了火的光明，怎能没有收藏这种光明的地方呢？人的内心没有不有所遮蔽、又有所通达的。那一面被遮蔽，却偏偏再拿他所遮蔽的地方去告诫他，只会更加不通。一定要从他没有被遮蔽的地方推导回来，使他反观自己的内心，这样才会觉悟。《易经》坎卦六四爻说：“备下尊贵的酒、两簋食物，用瓦缶盛着，从窗户纳入。”屋子本来昏暗，窗户并不是屋内光明的来源，却正是屋子接受光明的地方。右图象中，坤为关闭的门，坎、艮为孔穴，孔穴就是门窗。九五居尊位，六四接近它，六四承用九五的光明，带着一尊酒、两簋食物和瓦缶器皿，自窗户纳入君主之处。不从门而从窗纳入，是因为避开他被遮蔽的地方，向着他通达的地方进言。比如汉高祖宠爱戚姬，想要改立太子，这就是他被遮蔽的地方。群臣并非不知道嫡庶之义，也并非不明白道理，只是面对他的蒙蔽而不能察觉，又有什么办法呢？四位老者过去一向知道太子仁贤，却不能把他们请来，这正是汉高祖没有被遮蔽的明白之心。因此顺着他明白的地方谈到这件事，他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地醒悟了。左师触龙劝说赵太后不要让她宠爱的小儿子到齐国做人质，也是因为赵太后被私爱遮蔽。触龙知道她明白的地方在于希望小儿子长久富贵，所以一开口她就像回声一样听从了。教育别人，难道可以不从他明白的地方进入吗？李宣既懂得“宣昭”的道理，又懂得“从窗户纳入”的道理，那么学习就找到了进入之处，蒙蔽也有了疏通之道。所以我根据他来求我考订名、字这件事，把他的轩命名为“还牖”，大概是希望他能从宣昭的光明中，得到从窗户纳入的途径。有人说：这个意义，难道不是佛氏所谓堵塞的还归墙壁、光明的还归门窗吗？我说：佛氏说的是通与塞的一般道理，这里不以塞为主，而以通为主。言语似乎相同，意义实际不同。《宜隐轩记》　方希古

译洪武九年，我在京师遇到郑君，他崇尚义理。当时天子正因灾异征求意见，天下御史用苛刻的文法把没有罪过的守令、丞相等官员，拘捕入狱数十上百人，议论的人都为他们感到冤屈。郑君说：“这难道不值得进言吗？”立即起草奏章，送到丞相那里，希望获得召见，面陈情况。丞相问他要说什么，郑君神色严正地说：“我将要见皇上陈述事情，丞相为什么要问呢？”丞相发怒，上奏请求治郑君的罪。郑君慷慨激昂，一点也不屈服，纵论天下大事，言辞激越奇伟，声动朝廷。听说他名声的人，都称他为奇士。我也佩服他的才能，认为他将要在当世建立功名，忧患不能使他沮丧。后来我到外地游学，同他断绝音信很久。前年郑君从江淮回来，我前去拜访他，见他的面貌更加充实，听他说话却仿佛不忍出口；谈到以前的事情，他深深悔恨自责说：“学问还没有懂得道理就多说话，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取来圣贤经传，从早到晚钻研学习，阐发其中的义理，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考验，纯正得像沿着墨绳、踏着规矩行走，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郑君了。我更加佩服他，这才知道从前我所认识的郑君，只是他抛弃了多余的一面，而不是君子本身有所鄙陋。后来他把所居住的“宜隐轩”托付给我写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凡是事物都有适宜之处，也必然有它的短处。船适宜在水上航行，却不适宜在陆地行走；骐骥适宜奔驰远行，却不适宜拉车耕田，这都是偏长于某种用途。神龙乘着风云，吐出雷电，上下驰骋于八方，却在严冬蛰伏困顿，和青蛙蚯蚓一样受到时令的限制。人也是这样，善于辩说的人适宜在战争争斗之际发挥作用，处在太平时代反而不如普通人。乌获、任鄙适合在崇尚力量的君主手下效力，可是在尊贵的酒席之间周旋时，手脚没有可施展的地方，是受到了技艺的限制。孟公绰适宜做家臣，却不长于处理繁杂政务；黄霸治理郡国很适宜，做宰相却有所损失。人的才能各有便利之处。至于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修养于自身时没有不具备的德性，施用于世时没有不能胜任的事情，难道真有所谓适宜或不适宜吗？他做官时，隐居的道理也能实行；他隐居时，做官的作用也还存在。他不违背世俗来求取高尚，也不同流合污以求迎合；无论被任用还是被舍弃、前进还是退处，都能安然处之而不在意，这才叫君子。郑君从圣贤之学中获得的修养已经很美好了，难道只适宜隐居而不善于出仕吗？过去见到郑君还不到十年，而他现在的所得已经远远超过过去所见。今后如果他更加进于道，谁知道不会与今天大不相同呢？那么他适宜隐居，怎么知道不正是适宜出仕的开端呢？人的常情是，不能安于粗茶淡饭的人，也就不能享受山珍海味；穿粗布衣服便厌弃的人，穿上锦绣衣服也一定会骄纵。没有人沉溺于贫困简约，却能够安处富贵而免除祸患。所以怀有贪慕利禄之心的人，最终会死于贫贱；能够隐居自得、以隐居为乐而不厌倦的人，才是真正处在功名富贵中的人。《石镜精舍记》本县士人童伯礼已经按照礼制把父亲安葬在舍南的石镜山，又和三个弟弟商议合并家产，共用炊具生活，选择古代礼制中适用于士人和平民的部分，依次实行。又担心后人不能完全了解他的用意，不能坚持不变，于是在石镜山南面建造精舍，聚集六经和群书数百千卷，让子侄们在其中讲习，寻求修养内心、修治自身的道理，用来保全家业、侍奉祖先而不懈怠。并且嘱托我记述这件事，告诉后人。我认为，童君在这件事上是懂得根本的。人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这是上天赋予的命；它表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理，这是天伦。天伦的常道，是天命的根本，谁能依靠什么来阐明它呢？《易》《诗》《书》《春秋》《礼记》，是圣人的经典。圣人的经典不是圣人个人的私言，而是上天的道理。上天不说话，圣人把它阐发出来，就如同上天在说话。三代以前，人们遵循天理来治理天下国家，所以天命得以确立，天伦得以端正，治理的功业得以成就，风俗淳厚。周朝衰落以后，人们不知道圣人的经典是可以实行的，各自把自己的偏好、当时的习俗作为学问，百家众说奔竞错乱，都足以背叛经典、损害天理。间或有人知道经典不可废弃，却又只取其中的末节而不探求根本，认为它只是施加于人的教条，却不察觉它出自上天；于是人心不正，天理不明，三纲九畴也因此不能振作。经典的取舍，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齐桓公想攻取鲁国，仲孙湫说：“鲁国还奉行周礼，不能攻伐。”可见古人把是否治理、遵行经典作为观察国家兴亡的依据。周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驷说：“学习就像种植，不学习就会凋落，原氏恐怕要灭亡吧！”可见人们也把是否学习经典作为观察家族存亡的依据。经典对于人的重要性就是这样。世人长久以来没有察觉这一点，唯独童君知道经典可以修养自身、保全家庭，所以首先用它教育子侄，不敢忽视；如果不是真正知道根本，怎么能做到这样？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封君世家中富贵显赫、家业隆盛的也很多，他们无不想把家业传至无穷，但最终不能做到，是因为奢侈骄纵、财货盈满，却不能用礼来节制；私心杂念纷纷兴起，却从未用义来端正它们。假使他们稍微得到圣人的教诲并加以守持，用来修养内心、修治自身，使道德高出众人之上，即使优胜于天下也可以做到；对于治理家庭又有什么困难呢？童君的家族虽然还不能与那些富贵隆盛之家相比，但他们用礼来约束自己，用义来端正自己，又以经学期望后人，他们守护家业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应当扩充上天赋予的微妙本性，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笃实地遵循天伦的秩序，以充分实现道；明白经典的重大作用，以诚实端正自身，并推及他人，这才是善于学习，也才不会辱没祖先。这是童君的期望，也是圣人的旨意。假如只取经典的末节而遗忘根本，只诵读它的言语，却对自身和家庭没有益处，难道是圣人创作经典的本意吗？也难道是童君的期望吗？《明文衡》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三十三 （明）程敏政编 ○记 《滇南恸哭记》　王绅

译先父于洪武五年正月奉命出使云南，招抚劝谕元梁王。六月抵达云南境内。洪武六年遇害。到洪武二十五年，不肖孤儿王绅在西川任职，屡次向蜀王殿下请求。洪武二十八年冬天得到诏旨，十二月初一日准备出发。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达云南。第二天参见岷王府，退下后拜访藩府的文武大臣以及当地士人朋友，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听到的人都为此怜悯，争相替我访查。二十五日，有一位僰人画工何仁可，年七十多岁，来告诉我说，他曾长期亲受先父在佑圣宫的教诲，甚至绘画之事也多次受到先父指授。他还说，先父刚到时，梁王非常礼敬他，府中僚属大臣如司徒达尔玛、参政喻金闾、高抚慰等人尤其尊重他。每次见梁王，先父必定以天命归属、人心归向的道理开导他，退下后又对他的臣僚反复劝谕，尤其委婉详尽。梁王和臣下也知道元朝国运已经倾覆，都有投降的意思。当时元朝后裔中迁徙到朔漠的人，派侍郎托克托从西蕃来传递消息，索求援助，并且用危险的话威胁梁王，必定要杀害我朝使者，以坚定梁王的意志。梁王不忍心立即同我朝断绝关系，于是把先父藏在民间。托克托听说后，斥责说：“国家已经覆亡而不能挽救，反倒想远远归附别人吗！” 托克托跃马而起。梁王迫不得已，终于把先父交出来让他见面。托克托想加以侮辱，先父慷慨痛骂道：“上天已经终结你们元朝的命运，我朝确实要取代它。你不过是将要熄灭的残火余烬，还想借着残余气息同日月争光吗？我奉命从远方而来，难道会向你屈服！如今只有一死罢了。”有人劝解说：“两国交战，不应治来使的罪。不服从就遣送他回去，他有什么罪呢？况且王公的才器天下无双，应当设法保全他。”于是对托克托说：“即使今天孔子在这里，按道义也不能把他留下。”梁王不能救援，先父又回头对梁王说：“你们朝廷杀了我，大军今天晚上就要到了！”梁王也不听，于是先父遇害。当时是腊月二十四日未时至申时。大概僰人把这一天作为节日，所以长期不能忘记。忌日这天，城中父老士女无不流泪。达尔玛陈设祭品祭奠后，左右侍从准备衣冠，按照礼制为先父入殓，当天抬到地藏寺北面的漏泽园，用火焚化。所谓忌所，就是今天观音寺前三市街。说完后，他们带我到漏泽园，捶胸顿足设奠；当晚住在地藏寺。从此连续多日到那里哀悼。到二十七日，我又告别南关的董金刚保，来核对他的说法。大概因为先父曾经主持过他家事务的缘故。金刚保又把我带到观音寺前，指着忌所号哭，间或有市民争相前来。询问中有一个叫索诺木的人，先前说棺木确实是他家准备的，大概因为他的兄长庆时曾任元帅，所以达尔玛把身后事全都托付给了他。他所说的遗事大略与仁可相同，但前面说火化地点在小南门城濠边，又带我去逐一指认地点，悲哀仍没有停止。有一位从西方来的僧人，自称年近百岁，口述遗事非常详细。我拱手问他，火化后的遗骸在哪里？僧人说，当时上下人心惶惶，谁还会谈及这些呢？三个人所说遗骸的情况都相同。从此士人、百姓、僧人、道士多来讲述先父的容貌、言行、嗜好、著作、举止和仆从，都可以考察，唯独没有人知道安葬的地方。因此暂且在地藏寺东面的夹室设置灵位。过了第二天，漏刻四下时，在寺门外陈设祭品，向云南府城隍、里社、寺院伽蓝等神灵报告事情的缘由。礼毕，奉着新制的木主到观音寺前的忌所尽情哀悼。祭礼完毕，迎回地藏寺原先设置的灵位处。天刚蒙蒙亮时举行正式祭礼。此前，布政使张公紞、参议范公祖曾向临安儒士贾宽询问先父的节操事迹。贾宽是达尔玛的门客，所以最亲近地侍奉过先父。贾宽因此说，曾经有诗寄给他，可以作为考证。等我到达后，张公立即命人迎接贾宽。三月十日，贾宽到来，他所说的与前面大体相同，又说火化之后，达尔玛已经派人把先父安葬在地藏寺旁边。十多天后，贾宽去哭祭，只看见一片平地，没有修筑坟丘。自从国家军队到来，山谷地形已经变迁，墓地已经无法辨认。直到今天，耕犁和锄头不断来往，房屋相互望见，即使凭想象也不能得到大概的形状。贾宽又说，先父起初住在报国寺，后来因为托克托到来，就迁居到春登杨氏家中。平日闭门不接见人，只读书著述，有文集两大册，达尔玛抄录的一本收藏在家中，后来连同原稿都不知道在哪里。贾宽年高而质朴厚重，他所说的似乎不是虚妄。又有沅州士人刘有年，近来见过宜梁百姓李铉。李铉自称其父李起宗曾任元枢密院都事，爱好士人而且通晓书籍，曾经把先父请到家中居住很久，后来的一切事务都是他办理的。如今幕府中只有李铉知道这些事。刘有年过去任沅庠时常常接见先父，所以听到这些话后很留意。过了半个月，我到达滇地，刘有年立即来告诉我，并且写信招李铉前来。十一日，李铉到来，口述的遗事也很详细，又举出先父题写在他家竹轩上的三首绝句，随后引导我到鄂尔多东门外一百步处，指着成百上千的坟冢说：‘大概记得是在这个地方。’可是群冢已经全被挖掘，无一存留。我见他年纪还轻，不敢完全相信；又见他颇有记忆力，也不敢不信，于是就在那地方仰天痛哭。第二天，在群冢旁选择一块空地，仍然设置灵位，迎来神主，陈设祭品；祭礼结束后，又把神主奉回寺中原来的灵位处。过了十天，奉着神主返回。唉，悲痛啊！我最初的志愿，是锐意寻找先父的遗骸，带回去安葬在祖坟，完成这件大事。不幸年代久远、事情变化，竟到了这个地步。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赎回我的罪过。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九泉之下见先父呢？捶胸顿足悲痛之余，我强忍着不死，把事情详细写在竹简上，用来表示终身不忘的遗恨，也让后世子孙能够知道这段苦难。唉，实在痛苦啊！《潞州庙学记》　孔克表

译潞州，是古代上党的辖域，凭借太行山盘踞而立，地势高峻开阔，扼天下枢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重地。当地风俗崇尚朴素节俭，百姓致力于农业，又喜爱文学。州治南面四里是孔子庙，左边是学校。元朝开始建国时，州倅崔亶首先经营修建。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陈伯福修缮并扩建了它。至正末年，正值兵乱，无暇顾及文教，庙和学校都崩坏而无人治理。大明接受天命以后，天下万世安定，于是制定教化条令，设置教师和学生名额，整治学校政务。郡县奉行圣明的旨意，没有敢不恭敬的。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张侯张实来到孔子庙下恭敬拜谒，警醒地说：“正道教化的推行，以学校为根基；而祭祀孔子，正是教化的源头。过去的制度狭窄而且多有损坏，实在不符合崇敬尊重的用意，为什么不赶快筹划修建呢？”众人都说好。只是创伤刚刚平复，公私事务纠结，希望暂且宽限。过了两年，正好减免租税的命令下达，百姓因此宽裕。张侯询问判官马侯、吏目王均以及乡里的老人，众人都认为可以。于是砍伐大木，雕琢坚石，聚集各类工匠，全部拆除旧建筑而重新建造。中间建正殿八间，象征正配以及十哲。左右两廊各二十四间，把陪祀的众弟子和历代先儒画在墙上。两廊尽头建屋六间，开设中门、东门、西门，并在门外竖立戟。门南面相对建斋宿的房舍，共十二间。再向南建三座高门，以应合灵星门。庙的东面另建讲堂，作为讲学肄业的地方；直廊斋舍像鸟翼一样排列，供学生居住。高高的楼阁耸立，用来收藏书册，总共房屋四十四间。至于储藏粮食的房屋、烹煮食物的地方，以及教官、讲师居住的处所，前后布置，无不完备坚固。四周环绕围墙，修筑道路，铺设瓦砖，用白土和丹色涂饰。环境幽静明丽而深邃，空间开阔宏敞。工程始于四月辛丑，九月丙寅完工。落成那天，张侯率领僚属和儒师举行释奠礼。随后在讲堂设宴，乡中老人、寄居当地的官员、属县官吏以及读书人，全都欢聚一堂，赞叹着互相说道：“盛大啊！古代建立国家、治理人民，把教育和学校放在首位，张侯大概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吧？如果没有文章记述，将凭什么考察张侯的德行，并扶助百姓走上正道呢？”于是共同来请求写记，刻在石上，孔克表只是依礼而作。学校每逢春季由礼官举行释奠，秋冬也一样。在那个时代，求学的人不是自己的老师所教的就不学习，不是自己所学的就不祭祀。学校废弃以后，天下人没有合适的宗奉对象。孔子汇集众圣人的大成，仁义礼乐的教化流传到万世之后。在学校普遍祭祀他，是合乎礼的。朝廷整理确定祭祀典制，凡是庙中受祭的神灵，淫祀之名和僭越的称号一律削除。只有孔子的谥号和爵位仍沿用旧制，这是为了尊崇圣道、端正人心、树立世间教化。当地士人进入学校、击鼓开启书箱，应当刻苦磨炼，努力增广自己的德业。退学回家，成为良士君子；出仕为世所用，成为有名的公卿大夫。如果真能如此，不仅不会辜负国家，张侯的志愿也差不多可以实现了。否则只与一群轻薄朋友嬉游，消耗官府的廪米，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明体适用的要旨，难道是张侯所期望的吗？张侯名三同，字大亨，世代居住在阜城，后来在吴地安家。最初考中进士，升任白水县令，治理成绩在各县中最佳，辅佐州政两年。他所做的事情大都值得称道，唯独这件事关系到治理的根本，尤其重大。《皆山轩记》　胡广 国家在滁阳建立太仆寺，用来总管江淮各地牧养马匹的政务。圣明天子即位后，尤其重视这件事，于是选拔贤能之人，授予他这个职务。吴侯吴鉴，是将门子弟，杰出豪迈而富有才气，被提升为太仆寺丞，处理事务有法度，总是按照古代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肯采取苟且的政务。近年来马匹大量繁殖，公私都很富足。吴侯尤其爱好学习，在公务之余，便作诗绘画来自娱，曾在官署一侧建造几间屋子，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又引酿泉水作渠，让水曲折流到屋外；抬眼望去，丰山、琅琊等群峰环绕排列，远近山峰在烟云昏霭中时隐时现，早晚景色变化无穷。于是取用欧阳公的话，把它命名为“皆山轩”，请我写文作记。滁州的山水闻名于天下后世，大概是从欧阳公开始的。欧阳公任滁州太守时，在山水之间建亭子，每天和滁州人游览并以此为乐；回头眺望清流关，想到宋太祖曾在滁州东门外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擒获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便寻求当年的遗迹。大约过了一百年，旧时的老人已经全部去世，只能茫然看见山高水清；而当时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依靠的究竟是谁的力量呢？滁州人未必知道这些，而欧阳公却对他们讲述，这是忠厚到了极点。我认为今天的滁州，不能同昔日相比。我们的太祖皇帝在淮甸起兵，从滁阳奠定帝业，号令一出如雷声震动，群策群力纷纷响应；英雄豪杰被荡平消灭，百年来旧有的染污风气，全部恢复成衣冠礼乐的传统。神圣的功德同开天辟地一样盛大，哪里只是平定一座城、擒获一两个将领所能相比呢？过去滁州处于战争之中，是用兵的地方；如今成为京畿千里之地。凡是能够居住在这里的人，看到山川，仰头追思太祖开拓平治的功业，而当年的老人还有存世的，都能讲述那时的盛况。何况草木和云霞茂盛葱郁、光彩灿烂，五色之气凝结成龙纹，汇聚成凤彩，彩虹般的旌旗和翠绿色的华盖仿佛就在眼前；从前那些只看见山高水清的人和事，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又哪里知道这些景象正有待于今日的盛世呢？过去有人看见山河而追想大禹的遗迹，是因为大禹的功业盛大，所以人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太祖功德卓绝，冠绝万世，是天下仰赖的对象，人心也有所不忘。何况吴侯任官于这个地方，优游无事，享受太平盛世的和谐昌盛，他感动仰慕的心情，应当是怎样呢？我知道吴侯会修养自己的德行，勤勉履行职务，想着报答国家养育人民的深厚仁德，这大概就是吴侯的心愿。何况吴侯的父兄都曾依附帝王、取得功名，吴侯又应当想着振兴家声。将来如果忠孝的名声有所传闻，那么这座轩就会同滁阳的山水一起，在久远的岁月中争相焕发光彩。我私下庆幸能和吴侯共同遭逢这个盛世，所以情意恳切地向他说明这些。《游阳山记》

译永乐三年秋八月，皇帝因为要在孝陵建碑，便在都城东北的阳山开凿石料，得到了一块良材。石材长十四丈有余，宽不到长度的三分之一，厚一丈二尺，颜色深黑而有光泽，像漆一样，没有瑕疵和裂纹。朝廷大臣前往观看，并考察它的形制是否合宜。当时众臣已经前往看过，到了九月戊午，皇帝又特命翰林臣前往观看。于是学士解公大绅、侍讲金公幼孜和我一同前往。己未日早朝结束后，我们从朝阳门出去，经过十里铺。铺外人家夹道相连而居，间有店铺，一直延伸到沧波门。门外隔着平坦的田野，山峦连续起伏，就是城中所看见的那些山。山下烟霭笼罩的树林和村落，远近相互映衬；耕田的人、送饭的妇女，纵横行走在田埂间，有的在割禾黍，有的把禾黍搬上场，有的拉车装运，有的汲水灌溉菜畦，有的割除杂草。我们三人观看他们劳作，徘徊了很久。看见田埂旁系着一只船，田间的水与大江相通，所以有船。但是在平野旷野之间看见这样一只船，也自觉十分奇特。水面上有一座古石桥，桥身已经坍塌了一半，石头落下堵塞桥下，人们为了方便便从桥下通过。桥上的草长得很深。桥西北有一条土沟，我们询问此事，沟边的人说：“国初取土修筑拒马墙，就顺便用它疏导墙内的流水。” 我们从拒马墙折向北走，到了麒麟门，门额是中书舍人詹孟举所书。过麒麟门向东走五六里，渐渐多了高低不平的坡地。幼孜和我乘轿上下山冈，常常一起下来步行，以减轻轿夫的劳力。解公骑马而行，常常先走一二里左右；看不见我们两人跟来，便下马等候。又向东经过一条长坡，坡下道路分成两条：一条沿着坡脚稍稍向北转，一条下到田间稍稍向南转。我正要沿坡脚向北走，田间的人喊道：“向南走，向南走。”于是我们便沿着田边转入一个小村市。向东到山麓，转入曲折的山谷，走过十多里长而狭的山脊，才到阳山。山下有数百余间草屋，用来安置赶来办事的人，四周筑篱笆，设有两道门。进门走一百步，山上山下有一口方井和两个小石池，水都很清。出门再走约一百步有一口井，据说下面原有泉水，因而砌砖做成井。井外有深坑，人们把平山上的土石填进去，抬石的人一声声呼喊相互应和。抬头看见碑石高高耸立，像城墙一样。我的脚力已经有些疲倦，心里却急于观看，虽然疲惫，仍赶快登上去。到了碑石下面，三人彼此相望，惊愕不已，感叹这是从未见过的景象，说是上天生出这块石头，正是有所等待。山高数里，山体全是石头，旁边岩石陡峭险峻，不便攀登。我们从碑石左边攀援而上，一人拉手，一人在下面推扶。又登上一级，渐渐到了山顶。石头有的像矾石，有的凹陷，有的有孔洞相通，有的高，有的低，险得无法落脚，只能像蚂蚁爬行一样通过；渐渐越过碑石右边，地势稍平，才可以行走。我想俯身向下观看，心惊腿颤，眼花不能下视。只有解公登上石头，站了很久；我坐下来休息，等心神安定。又越过山顶几十步，看见长江数百里，隐隐约约从远处流来，江上船帆上下移动，像豆子那么大。江北的群山，在烟霏雾霭之间显得淡远，遥远得不能辨认。山的东北面有两座山峰，峭拔如削，就是从都城东门望见的那两座青翠高耸的山峰。山南有一座旧墓，相传是叶丞相墓。查考《金陵志》，叶祖洽墓在宣义乡，就是这里。祖洽在熙宁三年廷试对策中得第一，官至徽猷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死于真州，奉诏葬在这里；所谓叶丞相，是传说弄错了。向南望见钟山的一座山峰，高入天际，秀丽挺立如玉笋。都城的万丈城墙，红光紫气，郁郁葱葱，聚合起来如龙纹，散开来如霞彩，确实是万世帝王之都。太阳过了正午，我们下山回到小村市，望见树林浓荫之中有一条小路沿着山涧向上，两旁都是松柏；有一座古寺十分破败，叫梁本业寺。寺建于天监九年，五代时的碑刻还保存着；有两株古桂树，树干已经枯朽，旁边的枝条又长到合抱粗，也将要枯死了，疑心是和寺院同时栽植的。我们从旁边进入一座小轩，轩外有许多竹子，南面有一口古井，水满而清，汲来煮茶，味道甘甜清冽，于是命人取酒在轩中饮用。饮完酒又寻找寺前小路，转而登上寺后的山。山上石头很多，石缝中多有荆棘，走路就会钩住衣服，只好用手提起衣服，使它离地一尺，慢慢走到一块大石上坐下休息，眺望了一会儿。从山脊下到寺里时，天已经昏暗；我们取出酒，在灯下再次饮酒，又进入一间小屋，坐了很久才睡下。山野空寂，夜里清凉，没有人的说话声，只听见虫子唧唧鸣叫，窗外落叶瑟瑟作响，我很久不能入睡。地志说谢灵运的墓在寺附近，我想等天亮去寻找，询问僧人，却不知道它在哪里。庚申日早晨，我们离开寺院，沿旧路进入麒麟门，沿着钟山山麓行走，中午到达灵谷寺，观看当时善于绘画的人画在墙上的雪景海水图；寺僧拿出苏东坡的诗翰，以及元代诸位名家的题评，还有宋璲篆书的《金刚经》。我们观看到傍晚才回来。我广自认为才识不足，却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承蒙圣天子的宠爱，置身侍从之列，优游于宫禁之中，却没有什么补益，早晚都惶恐不安，何况敢把时间用在闲游享乐上呢？正逢圣天子为孝皇考建碑于园林，以昭示功德于万世。他衡量这项工程的制作，不敢稍有忽视。因此三公大夫和百官都得以赐观。广有幸跟随两位君子之后，在山水之间徜徉。凡是眼睛所见、耳朵所听，以及一草一木这样微小的事物，没有不可令人喜悦的。这些全都是圣天子的恩赐，怎么可以不知道它们的来源呢？于是拿起笔把它记了下来。《明文衡》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三十四 （明）程敏政编 记 《游东山记》　杨士奇

译洪武乙亥年，我客居武昌。武昌的蒋隐溪先生，原来是我们庐陵人，已经八十多岁，喜爱道家书籍。他的儿子立恭，兼治儒学，能作诗；父子二人都胸襟开阔，却又深自韬晦，不轻易与人交游，唯独同我相处融洽。这年三月初一，我和他们三人带着四五个童子，带酒和菜肴出游。隐溪乘小轿，我和立恭步行。天还没有亮，向东走经过洪山寺，走了约二里，转向北穿过小路，大约十里，经过松林，涉过山涧。涧水清澈见底，深处可以让小船浮行。旁边有一块盘石，可容十几个人坐。松柏竹树的阴影浓密交错，森然覆盖四周。当时风和日暖，草木的花朵灿烂，香气阵阵扑到衣上。禽鸟的鸣声不止一种。于是我们扫净石面坐下。坐了很久，听见鸡犬的声音。我招呼立恭起身，向东走几十步，经过一座小冈，田地平坦开阔，放眼望去有十几家茅屋，于是前往拜访。有一位老人，大约七十多岁，白发像雪一样披在两肩，面色丰润，好像常饮酒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卷书，坐在庭院中，大概是齐丘的《化书》。他请我们两人坐下。一位老妇人捧来茶碗，给客人饮用；窗下放着几部书。立恭拿到《列子》，我拿到《白虎通》，都想把书带走，却难以开口。老人看出我们的心意，说：“老夫没有用处了。”我们各自把书藏在怀里出来，回到石上坐下。我们指使童子，摘芋叶做盘子，盛上肉。立恭拿起肉吃饱，打开酒壶倒酒，传递酒杯喝了几巡。立恭作了一首七言近体诗，我作诗应和。酒喝到一半，有人骑马经过，原来是我的故交、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他惊讶地笑了笑，没有下马，径直驰去。不久，他备办了丰盛的饭菜，和一位道士一同前来。道士是岳州人，姓刘，于是大家共同饮酒。道士拿出《太乙真人图》，请求我们题诗。我作了一首五言古诗，写在图上。立恭没有作诗，只是饮酒；道士不断劝饮，终于不能再胜酒力，跪下谢罪，众人都大笑。李千户拿出琵琶弹了几曲。立恭折竹作笛吹奏，发出洞箫般的声音。隐溪唱《费无隐·苏武慢》。道士起身翩翩起舞，两个童子拍手跳跃，跟在他后面。过了一会儿，道士又向立恭作揖说：“为什么不给道士作诗呢？”立恭拿笔写了几首绝句，语意更加奇妙，于是又继续饮酒。我和立恭喝了一会儿，都有些醉了，起身沿涧边观看游鱼，大的三四寸，小的像手指。我撒下面饼等食物投给它们，鱼群一下子聚拢过来。不久，人与鱼来往游动，彼此都忘了对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立恭开玩笑地用小石子投鱼，鱼群立即全散开，不再回来。于是大家共同感叹海鸥的故事，各作了一首七言绝句。道士拿出一饼茶，众人分开来咀嚼。我分得半饼，叫童子送给我们两人。不久夕阳离西峰只有一丈多高，隐溪呼唤我回去，说：“快乐难道没有止境吗？”于是我们和李千户、道士告别。李千户让士卒跟随，派两名骑兵送立恭和我。那时担心天晚，不能进城，便渡过山涧，折向北再向西，取近便的道路，望着草埠门回城。途中，隐溪指着路旁的山冈脚下，回头对我说：“这是我营造乐丘的地方。”又指着路旁的桃花，对我说：“明年看花的时候，到这里来找我。”回来以后，立恭说：“这次游览应该有一篇记，只是还没有空闲。”这年冬天，隐溪去世，我为他哭泣。第二年寒食节，我和立恭约好到墓下去，到了日期，我因病没有成行。不久我回到庐陵，经过立恭处，住下与他告别，这才拿笔追记此事。还没有写完，立恭拿去读，痛哭起来，我也流下眼泪，于是停笔了。但想到蒋氏父子与我交情深厚，而且我多次游览武昌山水，却没有比这次更快乐的，所以勉强写完了这篇记。亲手抄录一份送给立恭。唉！人生的聚散没有常规，将来我们或许相隔千里之外，展开阅读这篇文章时，关于生死、离合的感受，难道能够不在心中涌起吗？这是游览后的第二年八月戊子日记下的。《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朝廷考试进士，录取马愉等一百零一人。本朝的廷试，天子驾临正朝，亲自出题策问。评定名次高下后，第二天陈列卤簿，传呼进士姓名。天子穿皮弁、绛纱袍，驾临正朝；文武群臣穿朝服，分东西两列站立。传呼进士姓名完毕，群臣上前祝贺，贺词说：“上天开启了文运，贤能俊才得到任用，读书人能够参与其中，是多么荣耀啊！” 自从设立科举兼取南北士人以来，前十五科中，南方士人往往是这里人数的数倍。皇上即位之初，下诏礼部规定科举每年录取一百人，南方占十分之六，北方占十分之四，并著为法令。这是因为选用人才，南北并进，是把天下公事办得公平的办法。到这一科，加上前科尚未廷试的一人，共有一百零一人，而第一名出自山东。在此以前，南北士人合在一起考试，还没有北方士人取得首选；有北士居首，确实从今天开始。礼部尚书臣濙说：“按照旧例，应当把进士题名刻在太学的石碑上，何况这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科，更应该留下制度以示后人。”于是可以命臣士奇撰写碑文。臣士奇接受命令后，仰想国家取士并非只有一条途径，而士人之所以一定把科第看作荣耀，是因为由天子亲自选拔。如今朝廷重视科第，廷试名录用来向中外公布，题名立碑用来流传久远。这难道只是为了显扬他们的姓名吗？本来是希望他们成为当世所用的人才、成就太平的工具。士人平日勤苦学习，也难道只是借此求取名声吗？本来是要把所学用于功业，推行到天下。姓名刻在这里，使后人看见它而思考他们将要建立的事业，心生羡慕爱慕而不能自已，这是最大的荣耀。否则碌碌无为而没有声誉，或者实际行为与所学不相称，后世就会有人指着他的名字批评议论了。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立定志向。唉，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因此，朝廷的良好典章应当记载，士人的立志也应当受到劝勉。我恭敬地拜手叩首，把这些话写在题名碑的开头。当时奉命读卷以及担任执事的大臣，列名在碑的背面。《滁州重建醉翁亭记》

译三代以后，以仁厚施政的，没有超过宋朝。宋朝兴起三百年，其中百姓安享仁厚政治的时代，没有超过昭陵年间。当时君臣同心同德，像韩、范、富、欧这些号称人杰的人，都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把实现太平当作自己的责任。直到今天，天下士大夫追想那个时代，谈论他们的功业，景仰羡慕而不能止息。当时同朝之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不容于小人，不能长久安处其中，有的暂时被贬很快又回来，有的屡次被排斥却又重新任用。但最终能够显扬功名，是由于君主明智。欧阳文忠公凭借高深的古文和学问，直言正行，在当时卓然出众；他凛然的忠义之气，只知道有君主，只知道有正道，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暇顾及，哪里有空顾及小人呢？小人因此都感到不便，所以他一次被贬到夷陵，又一次被贬到滁州。后来重新起用，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从容处在朝廷，与诸位君子共同使国家达到磐石般的安定，难道不是由于君主明智吗？当年欧阳公在夷陵一年多，在滁州任职三年，都没有丝毫被贬谪的怨意，只是一心每天致力于保全民众，早晚和百姓亲近，与他们共同娱乐，像父子一样。君子的道，本来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我们的仁宗皇帝在东宫时，读到欧阳公的奏议，喜爱重视不已，曾感叹与欧阳公生不同时，又曾举出欧阳公侍奉君主的事迹来勉励群臣。皇帝还说：“三代以下的文章，只有欧阳文忠公具有雍容醇厚的气象。”于是把欧阳公的文集全部取来，命儒臣校订刊刻。永乐庚子年冬天，皇帝被召前往北京，经过滁州，登上琅琊山，问起醉翁亭，只看见寒草荒芜的遗址，只有“醉翁亭”“二贤堂”六个字隐约留在岩石之间。皇帝回头看当时滁州的守臣，认为没有值得谈论的人，又对随从大臣说：“本国先贤的遗迹竟然被遗弃、不加修治到这种地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了。”长叹而去。此后六年，太仆寺卿赵君来到这里。赵君一向仰慕欧阳公的贤德，又知道滁州人思念欧阳公不忘，便拿出自己的俸禄，倡导同僚和滁州人，重新建造醉翁亭，并把欧阳公所作的《醉翁亭记》刻下，放在亭中。亭后建堂祭祀二贤。二贤就是王元之和欧阳公。王元之在至道二年由翰林学士出任滁州知州，他的文章和立朝大节可以与欧阳公相提并论，因此合在一起祭祀，沿用滁州旧例。醉翁亭前原有六一泉，又疏通水道，加砌石块；所需的各种费用并非出自公家，却增益了旧有的规制。从此滁州人在春秋时节拜谒二贤，回来后歌咏欧阳公的文章，又在泉边徘徊，仿佛亲自看见欧阳公在这里游乐，也借此慰藉他们不忘君子的心。过去召公在南方施行政教，后人思念他，甚至不忍损伤他休息过的树木，何况欧阳公曾经在这里得到过快乐呢？君子感动人心，本来就有不能止息的力量；但如果没有贤能的人在上面倡导率领，也没有谁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就是滁州人必须等待赵君的原因。赵君名进，字孝礼，是天台人，由科举入仕，历任显要官职，从广东布政司参政升任滁州太仆卿。他为人和乐厚重，明白并建立大体，所到之处都做应当做的事，以贤能著称。共同倡议此事的有太仆少卿苏实、龎埙丞杨文达、孙暠、宋载、刘璧、主簿舒伯治，以及滁州人禇士良等十人。工程始于洪熙元年四月，完成于宣德元年正月。于是士良等请我撰文记载年月，在工程完成后的第二年二月甲子日记下此事。《虎丘云岩寺重修记》苏州长洲县西北不到十里有一座山，叫虎丘，是吴王阖闾的葬地。世代相传，安葬后曾出现白虎的异事，所以得名。山冈丘陵盘曲幽深，泉水岩石奇特诡异。这里原是晋代王珣及其弟王珉的别墅，咸和二年捐作寺院。起初分为东西两寺，唐会昌年间合为一寺；称为云岩寺，则始于宋大中祥符年间。卢熊的《郡志》如此记载。起初由清顺尊者主持此寺，到了隆禅师时又兴盛起来。历经世代变乱，寺院屡次毁坏，也屡次有人兴建。洪武甲戌年，寺院又毁。永乐初年，性海主持寺院，开始建造佛殿；某人建造七级浮图。继性海之后，楚芳主持，建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继任楚芳，这一年建造厨房和库房，建东廊。第二年建西廊，建僧舍。又过一年建妙庄严阁。又过三年，楼阁建成。大概寺院到良价时才重新完备。良价所建的楼阁工程最大，共三层，高一百二十尺有余，宽八十尺有余，深六十尺。上层供奉三世佛和万佛像，中层供奉观音大士及诸天像。木材等费用三十余万贯钞，金石和彩绘费用六十余万贯钞。又筹建天王殿，依次完工。良价是杭州海昌人，字石庵；如今的僧录阐教止庵，是他的师父。我从刑部主事陈亢宗那里听说：良价曾经跟随陈亢宗交游，于是请他来求我为寺院重修完成作记。我听说虎丘占据苏州的胜景，每逢春秋时节，苏州男女老少有空闲出来游玩，必定到这里；士大夫设宴为宾客饯行，也必定到这里；四方的贵人名流经过苏州，也一定不会因为事务而放弃到这里游览。但他们又有谁会想到王氏父子兄弟曾经在这里享乐呢？当时王氏父子兄弟受到的宠爱和俸禄都很隆盛，光荣显赫，全天下有谁能超过他们？而他们能够抛弃所喜爱的事物，轻视它就像脱掉鞋子一样，难道只是把它当作求取福祉的资本吗？他们或许也明白富贵不能长久享有，子孙也未必能够世世代代拥有吧？他们的智慧、见识、志趣和趋向虽然还不足以达到范希文的境界，但他们不被外物牵累；与李文饶沉溺情感、劳役心志，甚至被草木一类微小事物所牵制相比，难道不是超然胜过他吗？寺院自建立以来已经一千多年，虽然屡次毁坏又屡次兴建，飞檐高阁凌逼云汉，与山川交相辉映，成为东南名胜，历久不衰，固然是因为佛道足以鼓动天下，也必定是因为佛门弟子中多有奇伟卓绝、刻苦勤勉、才能智慧出众的人，能够发扬光大其师的道业，从而得到众多助力。具有奇伟卓绝、刻苦勤勉品格的人，用心宏大，立志坚定。有志于做事而不去做，谁能阻止他们取得成功呢？唉！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们投身世俗、为世所用，难道会有不建立事业、建功立业，不能补益当时、闻名后世的吗？我又因此感叹：这样的人在佛门中屡屡见到，在世俗中却很少遇到。《聚奎堂记》

译宣德二年春天，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建安杨公，在长安门南面得到一处旧官署，于是加以修葺。四周筑墙数百步，共有房屋四楹，规制简朴，梁柱不加雕琢，编苇覆茅，墙面涂抹得洁净素雅，房屋间隔成三部分。中间是厅堂，高敞明亮，幽静深邃，南面有楹柱，北面有门，疏朗通达。东西两边有两间屋，左边供休息，西边收藏图书史籍。厨房和浴室设在两侧，秀美的花草树木环绕前后。四面看去空旷开阔，尘埃的影子和车马的声音都遥不可及，宛如郊野城郭之外，是高人逸士栖息寄托的地方。安置了几个童仆，酒壶茶灶以及各种招待宾客的物品常常齐备。杨公的意思，大概是想在退朝后的空闲时间，和同僚们在这里游息，以享受萧散闲适的情趣。厅堂建成后，正逢皇帝临轩策试士人，这一甲三人都授予翰林院职务：马愉任修撰，杜宁、谢琏任编修。于是馆阁中的诸位贤才一起在堂中置酒，为三人祝贺，主人敬酒、宾客回敬，酒杯传递，十分欢乐。席间有人说：“这次聚会和这座厅堂，确实可以仿效古人给居所命名，因为有因事情成功而记载喜悦的意思。请把厅堂命名为‘聚奎’，怎么样？” 众人都说：“好。”少傅公嘱托我作记，众人也都作了诗。奎是西方的星宿，由十六颗星组成，与壁宿相邻。谈论天象的人大都说：“奎宿、壁宿主管文章，也是收藏图书的秘府。”如今我们的职守就在这里。国家选拔贤才并非只有一条途径，但进士科最为重要。自洪武辛亥年至今五十七年，临轩策试士人十六次，所得到的贤才济济，给朝廷内外增添光彩，担任政治职务以及被选入承明著作之庭的，又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大力阐明文化，百姓生活安定，四境平安，这是太平盛世。我们能够在这里闲暇宴饮，实在是千载难逢地承受皇上的恩赐，士君子本来不能忘记。登上这座堂，对于少傅公自身成就的由来，也不能忽视。少傅公自从考中高科，历事列位圣君，将近三十年，没有一天不在天子身边。他的文学才略和谋划，用来补益圣明政治，时间越久越勤勉，所以天子的宠爱也越来越深厚。《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以奉事一人。’少傅公正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公的俸禄爵位上升还没有止境，而凡是在这里的人若能存有和公一样的心志，继起而使事业光大，也不会有止境。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贤能人才的涌现应当更加兴盛，那么大家像今天这样在这座堂中宴饮聚会，也不会有止境。我虽然年老，还能多次看见这样的盛会吗？《溧阳县儒学重修大成殿记》太祖高皇帝即位第三年，下诏规定岳镇海渎的封号按照古制，以山水本名称呼；忠臣烈士则依照当时的称号。起初历代所加的封号，一概罢除。孔子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以此有益于后世，不能同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相比。他的封爵应当依照历代所尊崇的制度，载入法令典章，流传千万年。建都初期，便在京师建立学校、设置孔庙，亲临举行释奠礼；又下诏在各郡县普遍祭祀孔子；又下诏罢除那些与孔氏不合适的从祀者。这是为了衡量前代圣人的中正大道，并为后代树立宏大的典范。皇上继承大统后，更加尊崇孔子之道，以此治理教化天下；亲临太学，举行释奠礼，又下诏有关部门修治曲阜孔庙。大概自汉代以来，尊崇礼敬先师，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孔子之道，就是上天之道；国家和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在上位推行这一道，孔子在后世阐明这一道，他们都是圣人。后世继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位的人能够推行这一道，是孔子的功劳。论定他的功劳并隆重礼敬他，是圣人的心意。因此天下直到海边的郡县，都有孔庙和学校；当地人都知道孔子之道尊贵而宏大，何况作为首善之地，京师百里之外，它的民心向往、受到激发，又会是怎样呢？溧阳县过去是州，有孔庙和学校，元末毁于战乱。国初，林公庆任知州，于是重新建造，至今将近五十年了。礼殿破败不堪，教谕梁本之初到任，拜谒先师，环视四周，忧惧不安，担心没有办法使先师神灵安处、符合圣德的意旨。于是积存俸禄，节省各项费用，谋划重修。训导陈余恰好来到，意见更加协调，于是把此事告诉县令、县丞，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怎么敢不竭尽力量来帮助？’县里的老人听说后，也都说：‘这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百姓向善吗？怎么能坐看别人操劳而自己安逸？’于是都亲口表示愿意出力。本之把大家的心意上报朝廷，朝廷同意了。于是从某人以下，各自根据力量拿出私财，建造大成殿若干楹，拆除旧的改建新的，工程精良，材料坚固，高大宽敞，宏伟华丽，超过旧有规制。又重新塑造孔夫子、四配、十哲的像，过了一年才完成。从此每年春秋两季，县令和县丞、学官、诸生奉诏行礼，面对先师恭敬庄严，虔诚办理祭祀，没有谁敢逾越礼制；退下之后便收束身心，恭敬修习所学，求得上不愧对古代圣贤，下能使国家任用人才、使地方风俗淳厚。这件事关系重大，哪里是小事呢？诸生前来请求我写下工程完成的经过。受命担负政教职责的人，能够彻底明白根本意义，大家共同竭尽力量，不耗费公家财物，不劳累百姓，终于取得成功，可以说没有辜负职责。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在这件事上奋起办理，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这也足以看出人的本性善良，以及王道教化的施行，这些都值得记载。这项工程始于永乐庚寅年某月，第二年六月完工。最初筹划的是本之，工程将成时他因家中忧患离任；接替本之的陈余以及训导某人，都共同出力相助，所以一并写下姓名。参与出力的地方老人有若干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碑的背面。唉！后来在这里担负政教职责、在这里做百姓父兄的人，都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借鉴。《明文衡》卷三十四 《四库全书·明文衡》（035～051），一百卷，（明）程敏政撰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三十五 （明）程敏政编 记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记》　杨荣

译凡是先贤应当祭祀而加以祭祀，是礼；在墓旁建立祠堂来祭祀，是根据义而产生的礼。祠堂久而破败，破败后又兴建，这是常事；既然是常事，通常不必记载，只有大规模恢复旧制，才值得记载。河洛位于天地中央，是天地间清明淑美之气聚集的地方，自古以来贤哲人物就很多，但没有比宋代程氏父子三位先生更盛的。程氏世代居住在嵩山陆浑，三位先生死后都葬在洛阳县府店保，遗留的墓至今都保存着。墓旁有祠堂，后人把它作为祭享的场所。年代久远以后，屡遭兵火，原来高大的变平了，壮丽的变破败了，茂盛的菅草和宿莽覆盖其间，一眼看去荡然无存，实在是主管此地的人应当用心办理的事。钱塘人周鉴由郎署出任藩政参议，历经此地，看见这种情况，慨然立志兴复，只因被职务牵累，未能实现。宣德辛亥年春，皇上谋求宏大教化、治理天下，又重视古代圣贤之道，于是颁布明诏：凡天下郡县有先圣先贤祠墓的，主管部门应当按时修葺，不要任其废弃。周鉴恭敬承受皇帝的心意，乐于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当年秋天巡视郡境，经过嵩邑，抵达程氏故居，找到程氏第十六代孙子中，和他一同到墓地，除去荒草污秽，辨明校正方位，先捐出自己的俸禄作为倡导。河南守郯城人李骥以及所属各县的令、丞，也拿出俸禄资助，于是召集工匠，核算费用；凡是所需物品，就在附近各县取用当地适宜生产的东西，并限定期限运送聚集，不敢有人拖延。在这一年某月某日的吉日开工，工匠能干，材料优良，所需用度全都充足，到某月某日告成。墙垣、栋梁、房屋都恢复旧有规制，墓土封筑坚固厚实，树木栽植繁密；凡是祭祀供设的器物，无不齐备。在某月某日，把开国公的神主立在祠堂中央，以明道、伊川二位先生配享，依照旧制。又让子中一家负责守护祠堂，于是率领郡中属官恭敬祭奠。祭奠完毕，周鉴告诉众人说：‘这三位先生的墓，从宋代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其中兴废变化了多少次，几乎无法知道。想到我们这些人诵读他们留下的话，遵行他们的教诲，因而得以居于官位，如今又能够奉明诏，在故丘之间办理祭祀事务，幸而完成此事，实在不能没有记载。墓中的石碑已有当时的铭文表记，不必重新叙述；但祠堂兴建的年月如果没有记录，将拿什么来示给后人呢？’众人都说是这样。周鉴近来因公务来到北京，托礼部郎中兼翰林侍书蒋晖请我记载这件事。我认为，道统的传承，自从我们的夫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集中了前代圣道的大成，却没有得到地位把它推行于天下，于是他的弟子们私下以他为师。然而在当时，只有颜氏、曾氏的传承独自得到孔门正宗。到了曾氏的再传弟子，便有子思；子思再传三代，便有孟子。孟子去世后，他的道统没有传人，在一千多年间寥寥将绝，像一根丝线一样不断。到宋朝兴起，文运于是振兴，明道、伊川二位先生出现，孟子的传承才得以延续。而他们学问的来源，实际出自濂溪周元公茂叔、濂溪的老师程氏方元公。司理南安时，开国公代理通守事务，知道周氏贤能，和他深交为友，于是派二位先生跟随他学习；二位先生最终能够用他的道学倡导天下，流传后世，人们直到今天还依赖它。这样看来，二位先生的功劳应当不在孟子之下。宋朝末年，临卭人魏华父恳切请求给二位先生改定谥号，于是确定长者谥为纯公，幼者谥为正公，都得以从祀先圣庙庭。这是天下共同祭祀的制度。既然天下共同祭祀，墓旁不建立祠堂也可以。但墓旁又有祠堂，是因为墓祠如同家庙祭祀，是一家私人的祭祀。共同祭祀是因为二位先生传承道统，只有他们能够列入其中；私祭则追溯他们的学术来源，而开国公选择贤师教导子弟的功德，也不可泯灭。从礼制考察，大概也并不违背。因此，祠堂的兴废，应该把年月记载下来。我赞许周鉴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因他的请求，谨慎地为此写下记文。《书画船记》　黄淮 陆地乘车舆，牛马拉车；水上乘船，这是古代的制度。我自从初入仕途以来，任职两制，四十多年间，早晨进入宫禁，侍奉帷幄，傍晚回到官署，偶尔曾出使齐鲁，因此乘车骑马的日子多，乘船的日子大概很少。近来因称病辞职回到故乡，连续几年入朝觐见，溯江入淮，直到会通河，非乘船不能通行。居住乡里而退处，往来于祖坟之间，在湖山间办事也必定乘船，与任职时的生活大多相反，这也是形势使然。我们乡里湖中的船非常狭窄，用竹子编成篷，又容易损坏，我私下曾为此苦恼。今年棐盘两个儿子因为我年高力衰，原来的船轻小破旧，不足以经受颠簸，便另造新船，船身颇为宽广，船板上加盖遮蔽风雨，两旁开窗便于观览；和客人一同泛舟，可以摆下十多席，船中设置小榻，独自前往可以用来宴饮休息，船后开设行厨，可以供应茶水。他们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也体现了子女最深厚的感情。从前米元章把自己的行船命名为‘书画船’，直到今天还被传为美谈。我和元章不能相比，然而儒者出入必定把书画都带在身边，借这个名称来自我比况，难道不可以吗？我曾读欧阳文忠公的《画舫斋记》，开头追忆被贬任职、远行跋涉，触犯蛟龙鼍鱼，冒着波涛，睡觉时惊恐，梦中也惊愕；结尾则羡慕那些在江湖之上逃离尘世的人，顺着风、乘着平静的水面，傲然枕席而卧，一天行驶千里。回头看自己，也有未曾来得及享受的地方：既没有蛟龙鼍鱼和波涛的危险，又没有顺风一天千里的遥远行程；天空澄澈明丽，能够在近处从容游览，岸边的草、洲中的花在前面迎接、后面簇拥，足以使我的眼睛愉悦；渔歌、棹歌交相响起，彼此应答，足以充实我的耳朵。耳目各自得到适意，气息舒展，精神畅快，快乐陶然。于是弹琴作诗来抒发兴致，有时和宾客朋友下棋、传杯饮酒、吟诗唱和；与那种傲然枕席而卧的生活相比，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差呢？如果不是获准辞官回乡，乘车骑马跟随在公卿之后，虽说荣耀，却不是病弱之人所适宜的，那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些全都是皇上的恩赐。皇上的恩德如同天然生成，语言文字哪里能够全部叙述，姑且记下我所能涉及的，用来自己庆幸罢了。《萧山魏氏祠堂记》

译古代家庙的制度规定，大夫有三庙、二坛，适士以下各有等级，庶士和庶人没有庙，只在寝室祭祀，享祀的对象限于父母而已。后世的庙制，没有命令不得建立，因此不只是庶士、庶人没有庙。礼是因人情而产生、又用义来制定的，用来报答根本、追溯始祖。丧服制度上达高祖，而祭享却有达不到的地方，难道符合孝子慈孙的心意吗？于是司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继详细订定制度，开始祭祀高祖、曾祖、祖、父于影堂。紫阳朱夫子又略加损益，制定祠堂制度，写入《家礼》，此后孝子慈孙才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情。本朝把这部书列入《性理大全》，成为万世不可废弃的典章，对百姓的恩惠多么深厚啊！吏部侍郎魏骥，字仲房，他的祖先是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任宋江淮制置司制干，随驾到临安，于是便在此定居。高祖有声，任元代常德路判官；曾祖应，任临平务副使；祖父毅，任广东盐课司提举；父亲伯雅，洪武初年任官至宝钞提举司都监，因儿子显贵，多次获赠官职，最终赠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叔父希哲，任上高知县，后来又迁居萧山。魏骥确实是文昌这一支的子孙；按伯父都监公之后的次序，他是宗族嫡长，于是就在自己的住所建造祠堂若干楹，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神位次序和礼仪制度完全依照《家礼》。又另建一室，设置两个神龛，一个供奉从固始迁到钱塘、再迁到萧山的始祖，仿照祭祀先祖的意义。立春和忌日，把神主请出，在正寝祭祀；即使世代更替也不迁移，使子孙知道世业的来源。他寄信请我撰文记载此事。我认为家庙废弃而祠堂兴起，经过三位大儒，制度才得以确定；因人情来审定义理，依据义理来建立礼制，厚重而不失为僭越。魏骥在四代之外又增祀始迁之祖，这更是感情的极致、义理的充分，报本反始的道理完备了。不过，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规制、仪式、等级，是礼的形式；真诚恭敬，才是礼的根本。祖宗与子孙之间是一气流通；如果真诚不存在，就会气性暴躁、志意骄纵，心神飘荡，与祖宗的精魂截然无关。却想只备办仪式、举行空虚的礼节，在片刻之间求得感应，实在困难啊！魏骥曾任太常博士，升为亚卿，存诚敬神的道理讲得明白，实践得又熟练；他祭祀祖先，自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 愿子子孙孙都思考怎样永远继承和延续这份事业。《松江府济农仓记》　胡俨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农业是用来养活百姓的。过去厉山氏的儿子名叫农，能够种植谷物，后世便把耕田的人称为农民。农业本来是救济百姓的，今天说“济农”，是什么意思呢？百姓和农民本是一回事。吃粮的是百姓，而耕田的是农民。士、农、工、商四种行业中，吃粮的人多，耕田的人却贫困。耕田的人贫困，如果没有办法救济他们，那么百姓靠什么得到养活呢？执政者谁不想救济农民？然而能够得到正确方法的人很少，得到正确方法而使农民获得救济的，如今我在吴松的执政者中看到了。松江府所管辖的是华亭、上海二县，地方不过二百里，田赋却有一百二十多万石，比其他郡特别沉重。每年春夏，贫困的农民必定要借债，之后才能努力耕作。幸而秋收，如果有收成，也要先偿还私人借贷，然后才缴纳公赋。公私债赋都交纳以后，农民就贫困了。农民贫困后又借贷，有的卖掉子女，有的放弃本业，日渐耗尽、月月削减，贫困积累到困苦的地步，就像火烧油脂一样不断消耗；那些不能得到救助的情形，哪里说得尽呢？保定赵侯豫来任郡守，深以此为忧。恰逢工部侍郎、庐陵人周公忱巡抚来到郡中，赵侯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公默默记在心里，但郡中没有多余积蓄，想爱护百姓也无从施行。宣德七年秋，东吴年成丰熟，正好朝廷下令平价买粮、劝导富户分粮，以备赈济抚恤。于是周公便和赵侯共同谋划，努力推行，获得六万石米，分别储存在华亭、上海，给这些仓库命名为“济农”。第二年发生灾荒，松江有二十多万饥民，按人口计算有五十多万，于是把储存的粮食全部发放赈济，百姓才得到救助。周公又考虑扩大这种储备，于是下令在水边设立粮场。凡是缴纳田赋，百姓都自行运输，不经里胥之手，费用比过去运输减少三分之一。周公又和赵侯商议说：“郡里每年征收北京将帅的俸禄，转运到南京供给他们，计算运输费用，每六斗米要耗费一石才能送达。他们能够在南京领取，难道不能在这里领取吗？如果到这里领取，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储存在济农仓中，农民就可以没有忧患了。”赵侯说：“好，这件事没有您是办不成的。”于是向朝廷上奏，松江得以节省粮食十五万石，再加上各粮场的盈余和以平价购粮储存的粮食，共有二十一万多石。周公说：“这不只是救济农民，凡是运输中有损耗亏负的，以及筑堤防、服劳役的，也可以借给他们粮食，百姓就不会失去生计了。”这年冬天周公入朝到京师，把这件事向户部说明，户部上报朝廷，朝廷依照他的请求，下令在松江扩大两个县的仓库来储存粮食。粮食出入的账簿，则选择清廉能干的官员和有贤德的百姓共同掌管。每年春夏交替时，按时发放；收回借粮一定在冬天，并且要收足。所有这些条约，都是周公制定的。他所规划的事情，可以说是勤勉地体恤百姓的隐忧，善于经营筹划、变通施行，并且符合百姓需要。过了两年，郡中又发生旱灾，大量发放农仓的粮食赈济并借贷给百姓，百姓却没有感到饥饿，于是相继到赵侯那里请求说：“我们百姓过去年成丰收时还苦于衣食不足，是因为被债务所逼。如今遇到荒年，却能够免于饥饿和阻困，不至于流离饿死，这实在是周公的恩惠，也是您公协力辅助的结果。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写在坚贞的石碑上，流传后世，使后人看到，那么二位公的良法美意，我们百姓将永远有所依靠。”赵侯于是请前翰林编修、郡中人杨珙写信，把耆老杜宗桓所叙述的事情始末寄给我，请我为此作记。唉！我过去曾以文章之事在这里任职，到现在已经四十九年了。对于这里的父老兄弟子弟，我本来就不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是我的老朋友，再加上赵侯的请求，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周官》说大司徒掌管十二种荒政，其中一种叫“散利”，散利就是贷给种粮。《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总括来说就是以农为本；重视农业，是为了厚养民生。设置农仓，难道不是借种粮、厚养民生这一古代遗意的延续吗？它和常平仓、义仓同样都是养育百姓，但尤其切合实际。所以说：“积蓄储备，是天下的大命脉；君子治理政事，以抚恤百姓作为报效国家。”二位公的事迹，都值得记载。我原来是史官，因此记下事实，用来告诉后人。《承恩堂记》　杨溥

译皇上继承帝位，深切地顾念百姓，希望达到和乐太平，任用年高德劭的老臣来综理政教，其中少师、吏部尚书蹇公实在是首要人物。宣德七年秋，皇帝诏令有关官员说：“我有辅政大臣，自先朝以来，他伟大的德行和声望著称于世，直到今天，对我的启发辅导很多。我对于各种政务要向他咨询，对于各级官员要向他审察，能够使事情允当协调，实在全靠这个人。我想为他建造新居，以符合我优厚礼遇他的心意。你们把图样绘制后呈上来。”有关官员第二天把图样呈上，皇帝认为不合意；又过一天重新绘图呈上，皇帝仍认为不合意。皇帝于是亲自规划，交给有关官员执行。于是选择都城东南的土地，位置朝阳，土质坚实；木材取自市肆，其中树木优良；石料坚贞；陶砖坚固。又选择吉日，召集工匠一起施工：削平高地，填实空地，牵引墨线、收紧木板，修筑环绕四周的墙垣。于是建造正堂，在两侧配建房屋；开辟道路，设置重重门扉。铺砖、砌地、涂饰、粉刷。不到一个月便告竣工。祭祀祖先有庙宇，礼待宾客有馆舍，厨师有厨房，汲水有水井，有仓库，有马厩，用来储藏物品、饲养牲畜。屋宇宏丽，全部美好，各种用途一应俱全。皇帝又命大臣设宴饮酒，为新居落成庆贺，菜肴、果品和酒醴都由大官署供给。蹇公对翰林学士杨溥说：“从前晋国的献文子建成房屋，诸位大夫前来祝贺，当时善于颂美、善于祝祷的人受到君子的称许。您准备怎样对我说呢？”杨溥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于是斟酒祝辞说：“愿上天保佑国家，真正把贤哲选拔授予国家，使天下平和安定，又赐给您长寿。像周代的毕公那样，在文王、武王的时代列名任职，辅佐成王，又辅佐康王，使周室永远光耀。”蹇公历经四朝，进位师保，享有高寿，辅佐圣明天子，使太平盛世的运势大大兴隆。杨溥在这里向国家表示祝贺。又斟酒祝辞说：“这是光明昌盛的时代，恩惠归于有德之人；君子享有许多福禄，百姓都乐于享受他的快乐。因此赐给他众多马匹，使他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这正是康侯的盛德，我在这里为天下百姓表示祝贺。”又斟酒祝辞说：“善有善报，其中以对百姓有德的人所得到的福报最为盛大。古代著名大臣辅佐君主使政治清明，实际功劳和真实德行都足以取信于神明，亲身享有荣光，恩泽流传子孙，与国家同样长久。《诗经》说：‘正因为他拥有这些美德，所以能够继承它们。’我在这里为您公表示祝贺。”蹇公斟酒后又说：“圣明天子的恩德深厚，不敢忘记。您也可以说是善于颂美的人了。”于是谨慎地把他的堂命名为“承恩堂”，请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清白轩记》　梁潜 云南按察佥事茹良玉，取汉代太尉杨震留给子孙的训诫，把他的轩命名为“清白”。茹良玉的祖籍世代在晋阳，他的先人自元末以来客居蜀地巴县，长久不能回去，于是就在这里安家。这个地方在巴渝之间，如今属于重庆府的属县。重庆过去是明氏僭越占据的都城。巴蜀的水流到这里汇合，向下形成三峡，流经一千多里后才到夷陵，它的雄壮和险峻，天下没有地方能超过。我的确曾经经过那里，观览山川，并因此访求当地的遗老。据说太祖皇帝平定四方，最后才取得蜀地。当时用兵，一路从汉中进入攻取成都，一路从夷陵进攻瞿塘。成都已经溃败，瞿塘也披靡不能支撑，于是直接攻打重庆。明氏君臣被俘，出城投降，兵马、粮饷、府库中的财物，以及远近属县的物资，全都封存后上交有关官府。当地没有完全遭受兵戈之祸，所以百姓直到今天还称它富足完整。当地读书人受到礼义的熏陶，才华充实而气度完备，在当时做官，往往能够达到显达通贵的地位，这难道只是由于山川高深所造成的吗？也是因为当地安定聚集、富足完整，又遇上太平盛世，再加上诗书的涵养，以及优美风俗和遗风没有泯灭，所以得以受到这种教化的熏陶，在当时获得显荣；他们才能的成就，实在是有来由的啊！良玉文采灿然，具有当今学者的辞章，同时又坚定地以古代君子清正拔俗的操守自我勉励。看看他给轩命名的用意，想见他的气概意趣高伟出众，难道不是贤者吗？难道只到此为止吗？如果他坚定志向而不改变，充实自己所坚守的道义而不被夺去，那么表现在事业上的成就，必将显赫光耀，使这片山川永远为之增辉。这样说来，他所称的“清白”，又和古人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我自从离开蜀地以来，往来于京师和两都之间，匆匆将近二十年，志气衰退消耗得很厉害，但仍常常想望那里的山川，想着能见到当地士人的志向节操。只是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能够与当地士人交往的人越来越少，听说良玉耿介清白，又担任执掌风纪的职务，足以实行他的志向，这是多么可爱、多么值得尊敬啊！良玉因此请我作记，我便根据那里的山川风俗缘由，写来记述他的轩。《蓝溪书屋记》　邹缉

译古代的士人，起初都在家中学习，后来才进一步被国家任用。所以夏、商、周三代，卿大夫的家中有塾，党中有庠，术中有序，国都设有国学。到了进入国学的时候，他们的才质已经养成，不再是党、庠、术、序所能承担的教育了。他们学习诗、书、礼、乐，并不只是诵读文章、通晓文辞，学习行走进退、俯仰起伏的仪态，认识声音铿锵和节拍连缀的规律而已；这些教育是为了调和心志，端正容貌体态，完成格物致知的功夫，以达到充分发挥人性、通达天命的妙境。大的方面，可以穷究天地、包摄古今；细微方面，日常起居、饮食呼吸，一举一动、一静一止，无不各有法则。因此，邪僻的念头和傲慢轻浮的气质便无从进入。古代的学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后人难以赶上。后世的学者却不同于此。他们诵读学习文章辞藻，有时却不能精细考察其中的义理；考究辨识名物制度，有时却不能落实到实际运用。这样，所谓诗、书、礼、乐，也就只剩下虚文而已。更严重的，是不闻真正的讲习，只以口耳相传为务；涉猎水流却不穷究源头，采摘花朵却不探究果实。典籍虽然齐备，眼睛却不常看，还说“我是儒者，我是儒者”，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他们之所以赶不上古人，实在就是因为这个。士人学习却不如古人，还想求得才质的充分成就，不是很难吗？这就是我常常为之深深感慨的原因。新淦人饶章，字俊民，居住在蓝溪之上，读书求学，锐意进取，很有志向。不久成为县里的诸生，因学业有成而入贡太学。于是把书籍收藏在家中，并把藏书处命名为“蓝溪书屋”。又担心时间久了会忘记这些道理，于是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我想俊民少年时在家中学习，努力勤奋于学业，既已窥探六经的文章，终于达到有成，于是进入太学。他所获得的东西已经不少了。趁着已有所得，却不敢忘记自己的根本，便取来祖先遗留的书籍收藏起来，以等待后代。他志向所在、内心所存，与一般人不同，也远远高出一般人。我既然感慨古今求学的得失，认为士人的习气卑陋，无法自行进于高明境界，不能像古人那样有所成就，卓然特立于世间，所以借着俊民请求我写文章的机会，一并写下这些话作为记，使后来的读书人或许能从中得到警醒和启发。《清足轩记》　陈继 荆石上人生性秀朗，年轻时就有超脱尘俗的志向，长大后剃发跟从蕴庵禅师，竭力寻求佛道。他居住的地方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熏炉、茶具、经函、席子和几案。庭院下种着一百多竿竹子，清凉的树荫层层摇曳，空旷的风声潺潺作响。风回露干时，苍翠如雪的竹影飘拂着衣袖。上人刚从入定中起来，便在竹林间笑歌，俯仰天地，视漫长久远如同一瞬；心中空阔，没有一件事物能够沾染执着，不知自己身处尘埃之间，还是同万物一起奔流。于是把所居的轩命名为“清足”。我经过那里，问他说：“大雄氏的教法认为身心和世间全都是幻象。所谓幻，就是把一切所有看作幻有。上人为什么还要勤勉于有为之事，却又以幻为乐呢？况且‘清’就是洁净，‘足’就是内心没有不足。使内心洁净而内心没有不足，这就是清足，何必借助名称？使行为洁净而德行没有不足，这就是清足，何必用外在事物来彰显？使居所洁净而居住舒适没有不足，这就是清足，何必寄托在寓所上？借助名称、彰显于外、寄托于居所，这些做法都与幻相违，而又把幻加在上人身上。您是想在这些作为上追逐幻象呢，还是偶然如此而这样做呢？”上人说：“您所说的道理，确实有我所追求的地方。然而我所说的“清足”，是因为水本来清澈，被污秽污染后才变得浑浊；使它浑浊的东西并不是水的本性。水失去了本性，虽名为水，也不再足以成为水了。人的本性也是这样，本性没有不善的，却被欲望反复侵蚀，于是它的善便不完整。善不完整，本性就丧失了。人失去本性，虽名为人，也不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人的本性没有丧失，就像水的清澈；清澈，才足以保持它的本性。我给轩命名，难道是喜爱幻象、去做幻象中的事吗？我是想用这个名称警醒内心，不让自己被幻象困住。至于要追求我所应做的事，必定要从有为开始，所以我特意这样做。”我听了以后认为他说得很好。想来上人读过我的书，知道性善的譬喻，却没有拘泥于佛门同类的说法，因此记录下来作为文章送给他。唉！关于人性本善，上人果真认识到它的作用了吗？《诸葛武侯祠记》　王直

译南阳府城西面有一座高高隆起的土丘，叫卧龙冈。汉代诸葛武侯曾经居住在这里，过去就在这里建祠祭祀他。元至大年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巡视所属地区，来到祠下拜谒，认为祠宇低矮狭小，便下令有关官府扩建。又在祠堂东面建书院，设置官员，培养士人。事情上报朝廷后，书院命名为诸葛书院，祠堂命名为武侯之祠。世代变迁，岁月久远，书院荒废，祠堂虽然幸存，却也日渐坍塌毁坏。此前任郡守的人，没有能够承担修缮之事的。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陈正伦刚到任，便前往拜谒。巡视祠宇，见一片萧条破坏，椽木残败、席垫破损也没有清除，便迎着风雨退下，叹息说：“武侯的德业在天下，应当百世享受祭祀，何况是他居住过的地方呢？如今祠堂这样，哪里足以表达虔敬、安妥神灵？”于是趁农闲砍伐木材，命工匠拆除旧祠重新建造。冬十月建成，正堂四楹，其余房屋还在依次营建，尚未完工便遇到朝廷庆贺之事，陈正伦来到京师。第二年春二月回到郡中，恰好同知张永、推官司宪、南阳县令李桓圭先后到任，于是共同协力谋划此事。不久，两边的廊庑都建成了，四周绕以围墙，前面建大门，按时开关，祠堂的规制才基本完备。正堂中塑造武侯像，所有器物用品由南阳卫、南阳中护卫置办。陈正伦祭告神灵、庆祝工程完成后，又每年八月二十八日率领郡县属官，以少牢礼致祭；跪拜各有位置，进献祭品各有次序，周旋行礼完全合乎仪节。郡中的人士都欣然称赞说：“陈公做这件事，可以说是尊崇德行的君子了。”然而如果不为它作记，凭什么向后人展示，使他们长久维护而不再毁坏呢？于是李桓圭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先王之道以彰明人伦为根本。周朝衰微，王道的踪迹熄灭；到了秦代，达到了极点。汉朝兴起，学者才又能够听到先王的学说；到了光武、明帝时期，先王之道差不多重新彰明了。当时出仕的士人，秉持礼义，遵循名节，在纲常伦理的关头，截然分明而不可紊乱。到了灵帝、献帝，强盗接连兴起；建安以来，曹氏最为强盛，施展诡诈和武力来诱骗胁迫天下，豪杰之士没有不屈服跟从的。他们所谋划的事情，无非是僭越窃取、残暴悖逆之事，哪里还知道有纲常之道？等到华歆的计策成功、李伏的说法施行，三纲便断绝了。当时没有人非难这种做法，即使吴国有许多贤人，也忙于委曲顺从，顾不上别的。当时天下人都沉沦到违背天理、扰乱纲常的境地，只有武侯奋然起身，谋求恢复汉室，毅然把诛灭曹氏作为志向，写下《出师二表》，端正名分，严肃得像王者的军队，使天下人明白知道曹氏是贼，纲常之道赖此没有泯灭。后来的君子因此端正道义、彰明正道，以扶助世道、树立教化，那么武侯的功劳就很大了，哪里只是能够和劳苦而安定国家、为国事勤劳至死、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人相比呢？即使百世祭祀他也是可以的。况且他曾经在这里游息居住，神灵所眷顾的地方，百姓所怀念仰慕的地方，香烟蒸腾、令人凄怆，仿佛还可以看见他，那么庄严地祭祀他来显示教化，实在是应该的。然而如今担任郡县长官的人，对于有司的事务、部使者所督促责问的事情，尚且勉强办理，还有做不到的；至于祭祀先圣、办理学校，也有怠慢废弛的。能够像这样尊崇先贤来示范后进的人，实在很少。而陈正伦却做到了，这不正是所谓尊崇德行吗？那么各种政务教化中应当努力办理的事情，他从容宽裕地做好，也就可以知道了。陈正伦是庐陵人，由进士出任监察御史，以恭敬节俭、谨慎沉静而知名，他所建立的事业应当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让人刻在石上，使后人有所考察并继承下去。《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庙记》

译正统八年十一月，苏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庙完工。他的第十一世孙、都察院照磨予易，详细叙述事情始末，请王直为此作记。范文正公是苏州人，他的曾祖徐国公、祖父唐国公、父亲周国公，都葬在苏州天平山。范公曾经向朝廷请求，把天平山的白云庵改为白云禅寺，世代选度僧人守护。在寺院右边建祠堂，用来举行祭祀。到了范公的子孙，又在这座祠堂南面另建祠堂来祭祀范公。不过，当时还没有“忠烈”的名号。宋朝自从元昊叛乱以来，西部边境骚动，军队出征却没有功效。于是任命范公主持边务。范公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修筑城寨，开垦屯田，占据要害之地，向敌人显示军势，招抚归附的羌人，使恩德和信义大为传播。他决策夺取横山，收复灵武。元昊的势力受到压制，于是请求投降。西部百姓仰慕范公的德行，服从他的教化，都为范公设置生祠。范公去世后，大家在祠堂下哭泣，连续多日没有断绝。宣和年间，宇文虚中任庆帅，上言说范公忠于朝廷，功勋在西部显著，直到今天仍然在庙中更加虔诚地祭祀他。然而庙堂还没有匾额，宋徽宗命名为“忠烈”，并且亲自题写匾额。凡是在西部的庙宇，都改换成这个新名称。但苏州还没有忠烈庙。绍兴年间以来，西部地区都陷入异族之手，忠烈庙远在异国。苏州的守令和士大夫商议说：“苏州是范公过去治理过的郡，而天平山有范公的祠堂和坟墓。范公的精神一定会往来于此。”于是重新建造新庙，把“忠烈”的匾额悬挂在庙门上。从此苏州才有了忠烈庙。每年上巳日，郡县长官率领属官前来祭祀。庙宇毁坏后，元至正乙酉年，范公的后代邦瑞、士贵重新修建。末世兵乱，又将它毁掉，八十多年过去，没有人能够重修。到这时，工部侍郎、庐陵人周公忱巡抚来到苏州，监察御史刘甄、刘仕昌、郑颙也都因公务到此。郡守李从智前来会合。政务之余，谈到这座庙，大家便共同叹息说：“范公的德业显著于当时，流传于天下后世，并不取决于庙宇有无。然而表彰先贤来给当今人作榜样，使后生小子能够瞻仰他的庙貌，想见他精忠伟烈的事迹，从而产生仰慕效法之心，那么这座庙也不能没有。”于是各自出资，请吴县令、永嘉人叶锡筹划完成此事。叶锡毅然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竭尽心思和力量，规划安排。邻近各县的县令、县丞也都拿出资财来帮助。于是购买优质木材，命众多工匠建造前后各三间正堂，用来供奉范公以及三代先祖的塑像。东西两厢也各有相同的数目，用来收藏祭祀器具，并作为斋戒住宿之处。建筑雄伟庄严、整齐肃穆，比过去更加壮丽。中间建石桥，桥南左右修建碑亭，前面建大门，匾额题为“敕赐范文正公忠烈庙”。工程于这一年九月九日开始，经过两个月庙宇便建成了。我听说，士人中能够承担天下重大责任的人，必定把天下放在心上。心中的喜乐和忧戚以百姓为主，而不只为自己考虑，这才是把天下放在心上。把天下放在心上，百姓或许就能够得到救济。起初，范公还没有显达时，已经想要承担天下的重任，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忧虑百姓的忧虑，想要解除他们的忧虑，使人人都快乐，然后再同他们一起快乐，这难道是小丈夫所能做到的吗？孟子说：“禹想到天下有被水淹的人，就像自己被水淹一样；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范公的心正是这样。所以他的德业盛大，不愧于古人，哪里只是在西部显著呢？唉！士人中不把天下的重任当作自己的责任的人太多了。不把天下的重任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内心所存、所做的事情，一概以自己为中心，百姓的利害很少能进入他的内心；而且还傲然自得，认为自己做得对。功业卑微，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作为士人，果真应当这样吗？既然如此，范公的子孙、邦国中的人士以及从四方前来的人，拜谒范公的庙宇、仰慕范公的功业，就一定应当效法范公的用心，用仁义来充实它并努力实行。这样对于范公来说，或许就差不多了吧？因此我为此作记，叙述我所听到的事情，让人刻在石上告诫后人。凡是拿出资财来帮助的人，他们的姓名都刻在碑阴。《明文衡》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三十六 （明）程敏政编 ○记 《水木清华亭记》　王英 吴县知县吴复，字克礼，世代居住在福州螺江北岸。那里有一座供宴饮游览的亭子，名叫“水木清华亭”，大概是取晋代尚书谢混《西池诗》中的话。螺江一带幽静开阔，亭子建在景色最优美的地方。近处有嘉树高大茂密，挺立如车盖，清凉的树荫遮蔽交错，凉风不时吹来；水流环绕亭子，明亮洁净如镜，回旋的风激起水波，游鱼时隐时现。稍远处有虎头峰，像回顾、像蹲伏、又像踞坐，从南面盘旋向西，与羊崎诸山相连接；石陕渡在它前面，飞来石耸立在它后面。早晚之间，云霞舒展收敛，雨雾昏暗明朗，草木葱茏，以及平坦的水边、遥远的堤岸，沙鸥水鸟上下飞鸣，远近的景色在这座亭中都可以一览无余。克礼每天在其中游玩，有时读书吟诗，有时弹琴饮酒，有时凭栏纵目，心情舒畅而非常惬意。唉，人的爱好各不相同，奔驰车马于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与王公贵人游乐，尽情享受耳目所喜欢的东西，人人都感到快乐；而山林泉石、草木幽静寂寥的环境，喜欢它的人却很少。克礼独自喜爱并以此为乐，大概不同于世俗之人吧。难道他不就是古人所说的居处高明之地、远眺四方的人吗？吴县是大县，政务繁重复杂。克礼担任县令，清廉谨慎、公平宽恕，办事不苛刻扰民，百姓非常安定。这些足以看出他平日的操守。然而他的声誉正日益隆盛，显达任用指日可待，却还不能回到亭中游玩，以实现自己的乐趣，于是请中书舍人周某详细叙述此事，请我作记。我嘉许他的志趣，写下这篇记。又用词召唤他说：螺江的流水啊，绵延不绝；江边的居所啊，是我安身之处。白石层层堆叠啊，山峰高峻耸立；烟云幽深迷蒙啊，古树浓荫蔽日。您离开这里啊，岁月流逝；猿猴啼叫、仙鹤哀鸣啊，谁来与您作伴？为什么不归来啊，整日悠然自得；采摘芳香花草啊，在江边沙洲休息。给我的车涂上油脂啊，远远地跟随您；洗濯在清冷的水中啊，追逐凉爽的风。发出高亢的吟咏啊，弹奏丝弦桐琴；亭中的快乐啊，愿与您共同享受。《重建蔡泾记》

译常州是京畿以内的大郡。它所辖的江阴县，向南十五里有个地方叫夏港。夏港东面有一座水闸，叫蔡泾。它向南引湖水，向北通长江。两浙、苏州、松江的漕运船只以及闽越商人的船，都要经过这里；江阴、武进、无锡三县的田地共有几千顷，也都靠它灌溉。遇到旱灾，湖水干涸，江潮退去，禾苗就会枯死，船只也无法通行。有水闸调节水量，田地就不受旱灾之害，船只也不受水涸之苦。相传这座水闸始建于唐代，历经宋、元直到本朝，因循旧制，虽然设置官员掌管，但每年总是坍塌损坏，动辄征发百姓修理，耗费力量很多，工程却不能长久，百姓和往来的船只都以此为苦。知府莫侯来到常州后，政事兴举、百姓安定，听说蔡泾长久以来成为百姓的祸患，想要谋划改建，便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同意他的请求后，诏令巡抚、工部侍郎周公负责规划。周公接受命令，与莫侯商议，认为应当拆除旧闸重新建造。有人说重新建造会使劳费大大增加，工程难以完成，周公却毅然坚持认为可以办成。起初，周公因为百姓有余粮，积存在各郡仓库中，仓廪都很充实；到这时计算起来，足够使用几十年。于是发放粮食，购买木材和各种物料；唯独石料难以得到，便到姑苏洞庭山采运。工匠也是苏州人，命令他们雕琢石料，再用船运来，并都发给粮食作为工钱。石料共四千五百丈，木材二万二千株，砖二十万块，铁一万多斤。工匠一百人，服役百姓二千五百人，按粮食计算共供给二千九百多石。工程始于正统元年八月，到这一年冬十一月完工。坚固雄壮，比旧闸强过一倍；水闸开闭有节制，遇到旱年有所准备，船只通行没有阻碍，百姓都得到好处，却不知道兴建工程的劳苦。父老们共同庆贺庆幸，叙述周公、莫侯筹划安排的详细经过，前来请求作记，以便长久流传。唉！河渠沟洫，对百姓的利益非常大。过去创制水利的办法，以及后来兴废得失的情况，人们都知道；可是执政者没有能力兴办水利，近来尤其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不知道水利是百姓衣食的源头，所以完全不加以重视；想要有所兴建的，有的谋划考虑不周，有的资材不足以承担工程，有的怀有私心，借机搜刮百姓。这样怎么能够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呢？如今天下的粮赋向北运输、供应京师，苏州、松江占了一半；每年漕运船只多如山，排列的运夫如云聚集，扶着桅杆、拖着缆绳的人连绵不断。至于商人的船只，更是无法计算，而它们的航道都要经过蔡泾。水怎么可以任其干涸，水闸又怎么可以让它长久毁坏呢？莫侯想要修建它，既然知道首先应办的事情，周公又能够努力完成，使百姓不知道劳苦，工程功劳很大而利益广泛；如果不是有谋略、有作为，办事没有私心，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这项功绩不是很伟大吗？刻石记载工程完成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的。于是写道：周公名忱，字恂如，是永乐甲申年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特意拜为侍郎，巡抚南畿。他在地方施行的善政无法一一说尽。莫侯名愚，是桂林人，由工部郎中升任常州知府，以正直自守，被称为贤能的太守。后人看到二位公的功绩，也应当有所思考吧？《义山记》庐陵铜溪的刘先生名嘉会，居所附近有一座山，起初没有名称。先生因为它宽阔平缓、深邃秀美，又怜悯乡人中贫穷而死后没有埋葬之地的人，便让他们都葬在这里。如今坟墓层层相连，大概有一百多座。人们都认为先生所作所为是义士之举，于是把这座山命名为义山。先生有学问、品行和文艺，洪武年间以明经荐举来到京师，赐任华盖殿说书；后来分教寿州，因为议论政事符合皇帝心意，升任武进县丞。不久罢官回家居住。宣德初年，因有知情者推荐而入朝，主管部门拟授他为外任校官；当时他已经八十岁，认为年老不能任事，便辞谢。皇帝说：“作为后进的师表，正应当任用年高有德的老成人。”但先生没有接受，恳切请求告老还乡，得到允许回到乡里。今年将近九十岁了，仍然身体健康，没有疾病。乡人感念他的恩德，说：“先生不羡慕荣华利禄，却享有高寿，这是行义所得的报应。然而他的余庆所发，恐怕不止这些，或许还会应验在子孙身上吧？”先生听后说：“我想使乡人的生死都不失去安身之所，却没有能力做到天下皆然。我只是估量自己的能力所适宜的范围，做了这件事，难道是希望得到报答吗？”有人说：“这是仁人君子的心愿，即使把它推广开来，用来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如今竟有不能实行的地方，难道不是可惜吗？” 士人君子读书学道，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的，有几个人呢？《周官》有墓大夫，掌管各国墓地的区域，绘制图籍，命令百姓埋葬死者，并掌管相关禁令，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墓地。这样看来，古代的人无论贵贱贫富，死后都没有无地安葬的。后世山林川泽都归于百姓，却被大户豪门占据，普通百姓不能拥有，于是尸骨暴露、骸骨裸露的情况大概很多。如今先生居住在一个乡里，使一乡人没有这种忧患，确实有古代的道理。如果他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并兼善天下，那么无所归葬的人大概就会很少了。这正是世人感到可惜的原因吗？先生实在是仁人。假如乡人祝愿他的事情能够实现，那么他的后人享受这种善行报应，又怎么能够估量呢？我姑且把这些记下来，将来一定会有事实来验证。《重修至德庙记》　周忱

译宣德五年秋七月，礼部郎中、豫章人沈锺，字伯律，奉皇帝玺书，升任苏州知府。他到任办事那天，属吏把囚犯案牍送上来，他看见被关押在狱中的百姓共有一千多人，还在彼此争胜，互相攻讦诉讼；有的案件经过十多年还没有判决。伯律暂且把这些搁置不问。第二天，他率领郡中的父老恭敬地拜谒吴泰伯庙，看见殿堂屋宇倾倒，墙垣坍塌，官吏百姓奉祀也不虔诚，于是感叹说：“百姓看不到德行，刑狱不清明是应该的。这难道不是郡守首先应办的事吗？”当天就命工匠测量、准备材料，拆除旧建筑重新修建，有正堂，有房屋，有门，有廊庑，共建房屋四十楹，四周环绕围墙，用砖砌得坚固。不到十天便告竣工。又率领父老洁净祭牲和酒醴，恭敬地在庙中祭祀。居住的人和过往的旅客都仰望感叹。于是狱中的囚犯互相惭愧悔恨说：“泰伯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却没有德行可以称道。我们这些人所争的不过是锥刀尖端那么微小的利益罢了，为什么要严重地给郡侯增添羞辱呢？”大家一同俯伏在庭院下，各自承认自己的罪过。没过几天，监狱便报告说已经空了。我当时奉命巡抚江南，巡视各郡到了苏州，恭敬地拜谒祠庙，父老把这件事告诉我，又说：“过去狄梁公以冬官侍郎身份任江南巡抚使，毁掉吴楚地区的淫祠一千七百所，而这座庙却在保留不毁之列，距今已经一千年了。如今得到我们郡侯修缮并重新建造，巡抚使来到这里，又恰好赶上这件事。吴地百姓受到感化而奋发，从今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互相争斗竞争的风气了吧？”于是我召集父老并告诉他们说：“当初泰伯逃奔吴地，剪短头发、身刺花纹，表示自己不可以立为君主；然而荆蛮人认为他仁义，跟随归附他，一千多家于是穿着礼服来统治百姓。这是想要辞去富贵，富贵却跟随而来。到了他的后世，夫差习惯于必胜，穷兵黩武，击破越国、困扰齐国，想要称霸天下，最终国家灭亡、本人被杀，妻子儿女也被俘虏。这是想求得富强，反而失去了富强。这样看来，吴地几千年来的富庶，是由泰伯三次谦让而造成的；这里争斗诉讼成风，也是由夫差好胜而开启的。你们百姓是想实行泰伯的谦让呢，还是想效法夫差的争强呢？一方面是万世享受祭祀，另一方面是千载留下讥笑，其中的得失一定有人能够辨明。”孔子说：“能够用礼义谦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我和太守正是这样期望我们百姓。父老说：“好。”于是请求把这些话作为记，便写在祭祀用的丽牲石上，使四方前来拜谒的人都能有所观感并受到鼓舞，难道只是苏州百姓如此吗？《祀神农陵记》　曾鹤龄 神农氏教百姓耕种庄稼，制作蜡祭，创立医药和交易等事情，开创了万世衣食相互生养的源头，所以后世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都祭祀他；新即位的君主还要向他致告，表示不忘根本。今年今上即位，特意派遣我曾鹤龄携带香、币和祝文，到他的陵墓举行祭祀告祀之礼。陵墓在衡州酃县，酃县偏僻深远，如同獠人居住的洞穴，所以我从衡州舍弃舟船改走陆路，越过险峻的山坡，渡过深沟，住了五夜才到达；到达之后又过了三夜，才准备举行祭祀。事情全都按照仪式进行，祭奠进献十分虔诚，符合皇上亲自派遣我的本意。仪式结束后，才像放下沉重负担一样，但仍不敢怠慢，于是迈着小步走到山麓，看见一面石壁，高约二寻，宽约一半，正面直立。有人指着它认为是墓门；再向上稍走一些，有两株杉树，一株茂盛、一株枯死，树干粗大数十围，高得无法计量，根节坚硬如铁石。有人认为是异人所种，所以没有人敢砍伐。杉树下有坛，坛下有墠，大概是过去就有的，后来又重新设置；有人能够说出重新设置的缘由，但也不详细。至于询问陵墓的起止所在，没有人能够回答。我退回坐在公馆中，取出县志阅读，县志也冷落而没有记载。于是询问酃县学校的诸生，有一人上前回答说：“听长老们说，宋太祖寻找应当祭祀的历代帝王陵墓，唯独神农氏的陵墓找不到。一天夜里梦见一个神人，头戴斗笠，手持两团火，诉说自己没有血食祭祀；醒来后询问群臣，大家都说：‘这不是炎帝吗？火在五行方位中属于南方，应当向南寻找。’于是派使者到长沙境内寻找，没有找到，正准备返回时，遇到一位老人引路并指示说：‘这就是炎帝的坟墓。’说完忽然不见。使者回来报告，宋太祖立即派人祭祀，于是成为旧有的典制。”唉，这件事也近似于虚妄。虽然如此，殷高宗梦见得到傅说，便任用他为贤能的辅弼；孔子梦见周公，最终阐明周公之道来教导万世。由此看来，宋太祖的事情也可能是精神感应而成，不能不相信。何况炎帝之神在天上，无论祈求什么都没有得不到的；如今如果依照旧有典制，竭尽诚意来享祭他，难道会有求而不得的吗？所以我保存这个传说，用来告诉后来前来祭祀的人，应当竭尽诚意罢了。至于这里是否真是炎帝陵墓，暂且放置不必辨明也可以。《复本堂记》

译伦理是用来叙明名分的，名分之所以能够维系社会教化，是这个道理造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社会教化不明，百姓之间父子兄弟的次序有时竟会颠倒错乱，并不是他们的本性不善，而是污浊的习俗诱导了他们。社会教化既然明白，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人人都能守正，也并不是他们的本性特别善良，而是美好的习俗引导了他们。五云东溪著姓郭氏，在元朝盛世时，有一家因为没有儿子、害怕断绝祭祀，便把弟弟当作儿子，这可以说是把名分弄乱了；但他们却认为本来就该如此，没有人去改正。到了国朝洪武初年，他们的后裔按照族谱排列世次，发现次序失去伦常，大为惊骇，于是改正过来，恢复原来的常规，这难道不是有缘由的吗？元朝统治天下将近几百年，四海富庶，人人衣食充足，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战争，差不多可以算是太平安乐了；但人们只是习惯于旧有常规，不修明尧、舜和三代的教化，彼此也不互相非难，以至于纲常败坏。我太祖皇帝登基之初，痛恨并嫉恶这种弊病，完全用礼法加以整治清除，使尊卑上下、厚薄等级分明，截然不乱，于是天下更加安定，富庶也比过去更加兴盛。由此看来，郭氏祖先弄乱名分与实际关系，以及他们的后裔能够改正恢复正道，都是社会教化造成的，这就很清楚了。天在上而地在下，河川流动，山岳耸立，万物形态本来都清清楚楚，却被昏暗的雾霾遮蔽，观看的人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天忽然刮起大风，把雾霾全部刮净，一切又恢复原样，天下于是明白清晰，这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郭氏的世次恢复正道已经很久了，他们又曾把堂题作“复本”。今年有一人来到京师，请我为此作记，就是前任金华丞正显。正显说：“过去失去名分的是曾祖云祥府君，后来恢复正统的是叔祖崇良府君。崇良府君曾任万安训导，希望请您把这件事一并记下来。”唉！能够恢复正道，本来是由于上面的教化；但如果不是当事人卓然不惑，恐怕也很难做到。过去孔子治理政事，想把正名作为首要之务，子路还认为这太迂阔，何况后世呢？何况如今想要纠正几代以前的过失呢？合乎正义的事情，往往难以继承，不仅继承困难，守住它也困难。那么，郭氏宗族派系的根本，必定要有卓然不惑的人，才能恢复正道，也才能继续继承并守护它吧。舵师记　　林志 船所装载的货物、船舵的操纵，以及航行的快慢、成败，都关系到船只的安危。因此，凡是在船上受雇的人，都只凭力气做事，而舵师还要兼具智慧，所需能力更高。他所收取的工钱，通常是普通船工的两倍，有时甚至按船载货物价值的三成五成来收取。然而如果不是一向熟悉这件事的人，不但别人不会任用他，也不敢轻易把舵交给别人。他承担的责任实在太重了！戊戌年，我奉命出使北方后回来，买船载行李，雇到一名宁波舵师。见他愚钝而且嗜酒，我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掌舵行船呢？”同船的人说：“您把他当作普通佣工，难道竟只凭外貌取人吗？况且他的工钱便宜，性情又容易相处，不必担心。”我本来还是怀疑他。等到渡淮河和湖泊时，船行到水中，忽然刮起大风，船几乎狼狈失势，旁边的船都笑着说：“这还只是小小的风浪罢了；假如让他驶入大江，他将会怎样呢？”我问同船的人：“先前我说的话怎么样？”他们都忧惧地说：“如今掌舵行船的都是这种人，这个人只是其中最差的，哪里还有闲心去笑别人呢？”我说：“这样看来，是我们任用人的过错了。他们竟敢轻率地把舵交给别人，为什么呢？”回答的人说：“您认为他们是精通技术、以载人渡水为业的人，还是那些想靠船获利、冒充舵师来取利的人呢？” 那些以载人渡水为业的人，必定世代以船为业；他们投入的费用多，准备的器具足，凡是船上所需的东西都精巧而优良，所以雇人时一定慎重选择，何况是舵师呢？他们亲自承担载客的责任，不顾毁誉，平安或险难都由自己承担；他们把船上货物的轻重同船只本身的轻重同等看待，这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的人。至于那些只想从船上获利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早晨才租船，晚上才开始经营，不需要投入很多费用，也不图谋长远利益，只想乘着别人的船载客来谋取利益；得不到客人，就上下奔走、四处求人。毁誉和险夷，全都扰乱在心中。那些想乘船的人，喜欢他们容易相处，而且贪图他们收费低廉、侥幸无事，常常因此即使渡大江也觉得像在平静水流中一样，何况渡淮河和湖泊呢？”我说：“安危处境相同，喜悦和忧患的感受也相同，他难道会和别人不同吗？”回答说：“高明的舵师在形势尚未形成之前就预先防范，不被一时的情绪左右；平庸的舵师等到形势逼迫才显露出真实情绪，所以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如果确实如此，天下哪里还会有把事情办坏的人呢？”我说：“啊，这是名言！来，命童子蘸墨记录下来。” 重修孔子庙学记　　陈循

译凤阳府，是古代扬州的地域。春秋时期，是锺离子的国家。汉、晋以来设置为郡，名称不止一个。本朝从这里兴起。吴元年，赐名为临濠府。过了三年，改为中都，建立中都国子监，又把府改称中立府。洪武七年，国家在金陵定都，又把中立府改为凤阳府，将中都国子监改为凤阳府儒学。这里的殿堂学舍，从创办到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中间更换了许多主管郡学的官吏，却从来没有人修理损坏之处、补葺废弃之所。因此士人没有奋发向学的地方，凭科举而得到任用的人才，也远远比不上其他郡，这实在令人叹息。仲侯为此忧虑，他来任郡守时，首先把它当作需要警戒的大事。他认为学校是风俗和人才的根本，是治理政务应当优先办理的；不先治理根本，却拘泥于事务末节，在公堂上争取声誉、处理诉讼和辨析争端，君子是不看重的。孔子不是说过：“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们不再有诉讼。”我们这些人都是诵读并效法孔子的人，怎敢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他率领两位辅佐官员周遍察看庙学，考察其中已经破败、不能再照旧使用的地方，全部拆除并规划重建；中间建造礼殿，两侧用廊庑相翼，塑造圣贤像供奉在其中。凡是庙宇应当有的设施，没有一样不具备。外面建讲堂，四周环绕斋舍，设置粮仓来供给来学习的学生。凡是学校应当设置的设施，没有一样不周全。材料费用来自捐出俸禄和资产，以此带动僚属；又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来弥补不足。工役则由工匠勤勉敏捷地承担，利用空闲时间施工，停止办理不紧急的事务来帮助劳作。工程开始于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次年五月二十日完工。工程完成后，仲侯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来到京师，请求我为它作记。我敬思从前，上天厌弃世间的动乱，于是深厚地降生圣人，使他成为百姓的君主。因此，我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登上九五之位，削平僭伪，建立子孙万世帝王的基业。然而他的根基不是在别处，而恰恰在这里奠定的。这难道不像舜的诸冯、文王的岐周一样，有不能和寻常州郡同日而语的地方吗？何况这里曾经建立中都、设置太学，是天下英才汇集之所。如今虽然改成郡学，怎么可以任其破败而不治理，使它有辱于圣朝龙兴、贤才辈出的渊薮呢？仲侯首先对此感到忧惧，今天又殷切地承担起重建的责任，是很应该的。《易经》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而万物都看见了。” 这句话说的是，上面的言论与下面相应，下面顺从上面；声音相同便互相应和，气息相同便互相求合，这是事理的必然。天下的贤才，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只要声气相投，就会彼此应和、互相求合，尚且没有不愿意成为皇帝臣子的，何况居住在州里之间、京城之下的人呢？这就像水首先得到湿润、火首先得到干燥一样，难道不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彼此应和、互相求合吗？士人能够生在这个地方，又在这里求学，他们所接触的天下、海内、海外贤才，已经比别处多出千万倍了！如今又有贤明的郡守这样重建学校，如果他们确实不自暴自弃而加倍努力，将会看到他们像水流向湿处一样，充沛得如同决开的江河流入大海；像火趋向干燥处一样，灿烂得如同列布的星辰映照天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所以仲侯请求我记述这座郡庙学落成之事，我写下这些来勉励他们。坦斋记　　金寔 吴宗政住在京师东城的市井中，只有朴素的一间屋子。他给屋子题名为“坦斋”。我曾经拜访他，宗政说：“我将要思考平易之道，希望先生有幸教导我。”我说：“平易，是天下最好的道理，但如今人们很少能够遵循它。难道是世人正把奇崛看作高妙，把危险不安当作安稳，喜好偏僻怪异、以深险为乐，认为平易不足取，所以故意不走平易之道吗？为什么不拿天下人共同行走的道路来给他们说明呢？平坦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整，安稳的车子行驶在上面，车上的和鸾之铃声合乎节拍，一切都如意，坐在车中的人舒畅而安泰。江水一片碧绿，大船在江中上下，风涛不能惊动它，船夫相互唱和，坐在船中的人安闲而没有忧患。因为走的是平易之路，所以能够平坦安稳。至于攀登险径、踩踏陡峭的岩石、面对万仞深谷、逆着百折千回的急流而上，没有人不会精神耗损、胆战心惊。不走平易之路，怎么能平坦安稳呢？君子明察这个道理，总是把心放在平易之地，舍弃躁动而趋向宁静，遵守本分而循行义理，时间久了就会心胸开阔、身体舒泰，无论到哪里都能坦然平顺。因此《大易》中有履行道路的卦象，圣人有“荡荡”的称誉，这些都是所说的善道。”宗政起身致谢说：“先生的话说得极其透彻！” 关于水陆舟车的比喻，我还没有空闲去远处观察；姑且就用每天映入眼中的情形来说吧。我住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鸡鸣便起床，贵贱之人纷纷往来；追逐利益、求取显达的人，为了寸分之利而攀爬争夺；积聚财货的人，为了锱铢小利而计较；各种技艺、各行工匠，都是从四方汇集而来。高兴的人欢笑，忧愁的人悲泣，愤怒的人搏斗，强横的人抢夺；诡诈欺骗、戏弄嘲笑、滑稽逢迎，千姿百态、万种情状，都在设法兜售自己的本领，哪里有乐于平易、坦坦荡荡的人呢？因此我就在喧闹之中寻求寂静，关上门休息，点一缕香，读几十卷书，有时从事于阅读古书、写字作文，以此作为生活资助，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经营。我愿借先生这番话，勉励自己去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求得与平庸大众有所不同。别人不知道，这样做并非不可能。”于是他摆设几案、铺开席子，陈列豆、羞和酒浆，在斋中使我欢乐；宾主互相敬酒，欢快融洽。于是我为他作歌说：“坦荡啊坦荡啊，抛开你的界限，断绝你的许多岔路，沿着大道自在游玩；喂饱我的马，给我的车上油，我和你一同归去。”宗政是吴地人，聪敏好学，擅长钟繇、王羲之的楷书法度，为当时同辈所推重谦让，士大夫和大儒都乐于同他交游。宗政对此淡然处之，他的为人和“坦斋”这个名称，似乎并不相违背。游嵩阳记　　周叙

译宣德丙午年三月十五日，我在巩县祭祀宋陵完毕，遥望嵩山、少室山等山，慨然想游览那里的胜景，便和广文宜春吴公逊志约定同游。行李和仆役车马已经准备好，到约定日期时听说有达官贵人到来，吴君不能成行。过了两天，我于是带着县学学生王庸、刘清、李暄一同前往，走了二十五里到黑石渡，沿洛阳南面到达河水；水流清澈迅疾，岸边山石参差不平，于是下车步行二里多。中午在将军赵仁家吃饭，又走了半舍左右，地名叫漫流冈，冈上有郭汾阳庙，庙四周有数百株古柏，苍翠茂盛，十分可爱。有两通碑：一通为金元光二年上党赵琢所撰，说郭汾阳曾率兵驻守清河一带，到这里索取饲草粮食却没有得到；当地人告诉他，本地西南的山冈常常冒出毒雾造成灾害，所以田里的谷物不能成熟，没有东西供给军饷。郭汾阳于是回军登上那座山冈镇压它，毒雾因此平息，当地人便建立庙宇祭祀他。相传祠庙下面有洞，时常发出隆隆声，大概就是毒雾的出口。我想，古人所说的扫除邪恶灾气，说的就是郭汾阳这样的事。另一通碑是缑山东老人所题，老人没有留下姓名，但一定是宋、元时期的名人。夜里住在原良村王庸家，从巩县到这里有七十多里。第二天早晨沿赵城前行，登上轘辕道，石路崎岖盘旋向上；中间有一座关，名叫萼岭，有几个老兵守在那里。当时天气干旱，县里百姓祈祷了很久，忽然有细雨从西北方飘来。我回头对两个学生说：“今天游玩本来就很快乐，天又下雨，那就更加快乐了。”向西转行仅五里，进入少林寺。树木遮蔽浓密，抬头看不见太阳，花草的余香浓郁地扑面而来。寺在五乳峰脚下，少室山正在它南面，隐约如屏风排列。寺僧听说客人到来，迎接得十分恭敬。佛殿后面是讲堂，讲堂后有立雪亭，就是佛门弟子惠可向达摩接受佛法的地方。惠可曾侍奉达摩，雪深到腰也不离开，终于得到达摩的佛法。我因而感叹说：“过去游酂夫杨中立曾在程门立雪，最终传承了程氏之道；惠可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假如世上的弟子都能如此，他们的学业哪里会有不成的呢？”于是观看历代所建的碑刻，其中年代最早的是梁武帝御制的《达磨太师赞》，前面刻有欧阳圭斋的序，其余都是唐、宋以来的文字。又向西北沿山崖深入三里左右，攀援而上，山势空旷险峻，环抱四周；俯视寺中的台殿、山中的林壑，仿佛都在席子下面，这就是达摩面壁庵。庵中有一块石头的影迹，据说是达摩面壁九年留下的遗迹。当时雨停了，云雾收散，烟雾澄清，幽鸟和黑色的蝉上下鸣叫，使人飘然生出尘世之外的想象。僧人说，西南方八里外的山顶上有惠可庵，还有卓锡泉。由于荆棘丛生、树木遮蔽，最终没有登上去。寺院住持僧有两人，一个叫圆宗，一个是林之廷，都很能言善辩；我们彼此滔滔不绝地讨论辨析，也很值得敬重。吃完饭便启程。走过十多里，只见嵩山和少室山在东西两面相对耸立，山色掩映，苍翠欲滴。道路沿着深洞而行，滩上的石头大而不平；我按住马缰缓慢前进，毛发都不禁竖立起来。不久经过一座小小的土地神祠，南面忽然有个穿红衣服的童子快步跑到道路左侧；派人去寻找给我们带路的人，过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我暗自想道：连续几个月干旱，而红色是南方朱火的象征，这难道是旱魃一类的东西吗？于是我们共同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赤童子山。又走了十里，在邮亭中休息。亭后面一里有座寺，名叫会善寺，寺中刻有元代雪庵所书的《茶榜》，字径约三寸，笔势刚劲雄伟，值得观赏。看完立即出寺，晚上到达登封，借住在县学宫中。从原良到这里，又走了六十里。第二天，和广文刘仲武、司训吴永庸一同拜谒中岳神祠，并且为长久的旱灾默默祈祷，请求降下雨水。礼毕，县丞李政也到了。神祠在县城东面八里，位于嵩山南麓；中原土地平坦开阔，即使有山，也只是培塿般的小山，并不奇险高峻。只有嵩山蜿蜒雄浑，山峰如奔马般接连耸入云端，绵延数十里，巍然矗立在天地中央。群山环绕排列，形势像众星拱卫，实在是天地精华所聚集之处，适宜作为神灵居住的地方。神祠规模极其宏大壮丽，高峻巍峨；殿南是降神殿，三面都画着生申甫的像，丹青已经剥落不少，但笔意苍劲古朴。李丞命画工临摹下来。宋、金以来的石刻有一百多件，只有王曾奉诏撰写的碑最为高大壮伟；字体虽然非常刚劲秀丽，却漫漶残缺，无法读清，于是又命学生用纸墨摹拓，以考察它原来的面貌。出来后，李丞在道士的方丈中备办酒菜，大家一起宴饮，十分欢快。方丈后有数百竿竹子，微风吹过，发出铿锵声，如同敲击金石，这也是洛阳一带仅见的景象。第二天，又和仲武、永庸沿北门游览嵩阳观。道观早已废弃，只剩三株古柏；大的周长将近三丈，高度是树围的两倍。相传汉武帝曾封它们为大将军，树下还有石刻标记其次序；另有树周长也将近二丈，传说都封为次将军。远远望去，它们像张开的帷幕，又像簇拥的车盖；风吹动时，又听见仿佛丝竹般的声音。我们相对倚立了很久，舍不得离去。如今朝廷正从川蜀征取木材来供建造栋梁，这些树木近在河洛之间，似乎唯独被遗弃了；难道是造物主本来就有意庇护它们，还是因为孤独地处在偏远地方，世人没有发现它们呢？前面有天宝三载纪圣德感应碑，高大异常，碑文和书法都极其精妙。又从东面渡过干涸的山涧，寻找崇福宫，就是太乙观。树林深密，随从迷失道路，来回走了好几次，才到达宫观。那里也多次废弃，只有三清殿还在，也是至元年间重修的。旁边的屋舍近来毁于野火，道官便依靠殿宇居住。过去有弈棋、摴蒱、泛觞三座亭子，如今只剩九里池。池旁有泉名为太乙泉，年代久远也已经淤塞，那就是泛觞亭的旧址。两座宫观都是汉、唐、宋以来天子巡幸以及王公卿士宴饮游览的地方。当它们兴盛时，珠宫玉馆，金碧交相辉映，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草木都仿佛增添光彩。等到它们废弃后，只剩荒烟和断裂的台基，完全变成丘墟，连樵夫牧童都能践踏侮辱。唉！道门中人常常自认为他们的道法会同天地一样长久永存，如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万物的兴衰本来就各有时运吗？登上高处远望，箕山、颍水一带的群山隐约如画，使我追想巢父、许由的高尚风范。向西看，少室山三十六峰如绮罗交结、锦绣错落，高高插入云霄；又深深悲叹李山人的遗迹。

译眼睛接触到景物，心神与景物相契合，超然自得，仿佛驾驭着浩瀚元气，遨游于鸿蒙之中，不知道将要游到哪里才停止。稍向东有启母石，据说是涂山氏所化成的，这种说法怪诞而不合经典。最西面有法王寺，也是著名寺院，殿宇已经坍塌破败，只有佛塔仍然高耸。向南下行，便有周公测影台、观星台的废址。向北回望嵩高山二十四峰，舒展奇姿，呈现秀色，历历在目，仿佛可以指点出来；沿着山顶向东，又有所谓卢鸿岩、投龙洞，都是嵩阳的胜景。本想第二天再相约前往游览，但这天晚上我冒了风寒，颇为不适，而且登山涉险也感到疲劳，最终没有成行。不过回顾我前后所欣赏的景物，所得也可以说很丰富了。因此把这件事反复写在简册上，以记载我此次游览的辛劳，并各抄写一份：一份送给巩邑教谕吴公，使他能够想见这次游览的胜景；一份留在登封学宫，作为日后喜好游览者的事实依据。于是写下这篇记。《宋丞相信国文公祠堂记》　柯暹 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年，四海之内的臣民没有遭遇险难和变故；一旦天命难以捉摸，江南失守，在高城深池之间，即使有坚甲利兵，也曾经还不如一株劲草有力。唯独丞相信国文公没有接受元朝的王命，刚强而浩然的正气充塞天地，使巴延用诱饵也钓不动他的一言，使世祖的谋略也不能使他屈下一膝，使幽禁和刀刃也不能改变他的一颗忠心。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见识具有日月般的光明、风雷般的威烈，正在于他的见识和立场。正当瀛国公还没有被封立时，他坠石塞住敌军，使南冠之囚没有被擒获；谁知道吴越不能复兴、中原不能图谋呢？然而这又不能全归于天意。有人又认为，公被擒以后，张宏范劝说并诱使他归附，世祖又极力想让公归附；如果公归附而被任用，待遇应当不会低于在宋朝。假使公能够隐忍，在答应向朝廷称臣、入庭参见的时候，又怎么知道没有可图之处呢？只是他的思虑没有想到这些。唉！这难道是足以了解文公的人吗？在入庭参见的时候，除了自己一身之外，其他一切都已经属于元朝了。这双膝没有屈下，便是在为我的敌国效力；一旦屈膝之后，他的臣节便会凛然不改。纵然还有可图之处，我的内心也已经分裂了；即使有所成就，也仍然不能免除后患，若是事情没有成功，那就成了汉代李陵那样的谋划，谁还会相信我呢？这就是文公能够吟啸从容地走向死亡，而没有改变志节的原因。我来到永新，听说固塘文氏有一座六义堂和一首诗，这是文公为其族人正道题写匾额并作诗的地方。于是我前往那座堂，拜谒文公遗像，诵读文公的诗；经过钱市时，又在文氏祠堂中瞻仰文公的画像。宣德丙午年，江西提刑按察司佥事括苍王公继行经过这里，到祠堂下拜谒，命令我把文氏祠改为丞相祠。有人说，文氏的族谱从五代时的春元开始，到第十世彦纯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卿，次子名小山。卿的曾孙革斋生了丞相，是凤冈一派；小山的后代是固塘一派。族属已经疏远，情义也淡薄。我说不是这样，文正范公关于亲疏的论说已经极其透彻了。凭着文公孤忠大节，传播在天地之间，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不能被掩盖。他为宋朝而死，在宋朝本应享受祭祀；宋朝灭亡后没有人祭祀他，即使敌国表彰和激励忠节，也应当祭祀他。何况守护文公故土、爱戴君主的心情同样存在的人呢？即使没有子孙，乡人崇尚义气，也应当祭祀他；何况亲族和睦、追念先人德行的人呢？如今文公的祠堂在京都郡学中，是元代创建的，已经祭祀他了。我在金台任职时，见到一位名叫全拙的僧人，以戒行自我砥砺，尚且知道仰慕文公的风节，前往祠堂拜谒。又听说有一位指挥官见祠宇倾塌破败，还能慨然出资重新修建。想要查访他的姓名，却没有查到。难道乡邦还不如敌国，读书人还不如武职官员，同族还不如出家人吗？祠堂因袭旧制，重新更换匾额，题为：“宋丞相信国文公之祠。”于是为此作歌说：玉关洞然打开，北方骑兵向南而来；孤忠坚定地立下志愿，使乾坤回转。并非有德之人自天而降，我皇却不能庇护；巡守刚强而久远，坚贞不移，具有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凤冈山盘曲高峻，摧毁了那些雕饰的栋梁；固塘、钱市之间，六义的道理大为彰显。亲族之间应当笃厚亲爱，不祭祀这样的人，还应当祭祀谁？子孙世代相继，绵延亿万千百世。《重修虞士祠记》　祝颢 洪洞县向南离城十三里，官道的东面，就是虞士皋陶的墓。官道西面的原野上，便是他的祠堂。土地约有百弓，地势平坦开阔而高爽，面向南方，开门建户，四周环绕着围墙。祠堂有三间屋，正中塑着神像以及侍从、仪卫，旁边设置了几间斋房和厨房。规制都粗朴节俭，大概创建于前代，已经无法考究最初建造的年代。到了本朝，祀典中记载了它，守土的大臣虽然春秋两季共同办理祭祀，却因循简陋，没人加以重视。而且当地风俗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很少从事文学，不知道尊贵者和贤者应当受到尊重的礼法，所以凡是当地的地名、祠墓、传舍、称号，都一概用神的名字来命名，没有任何避讳。负责治理教化的人也没有加以禁止，见识高明的人对此很忧虑。景泰初年，我以侍从近臣的身份出任山西官职，巡按到这个县，恭敬地到祠堂下拜谒，回头看见祠堂和墓地荒废坠坏，感到惊惧警惕。于是命令有关官府封土栽树，修正祠堂匾额，凡是触犯神名和神讳的称呼，一概禁止。这样一来，本地的官吏百姓渐渐知道敬畏，而那些入境观风问俗的人，也知道应当趋前行礼。今年春天，我再次来到这里，嘱咐县令尹鉴修整祠堂尚未完备的地方。尹鉴遵循旧制而又有才干，能够办好这件事，逐项完成修缮，使祠堂比旧日的面貌更加壮观。因此谋划砍取石料，请我写下这件事，用来劝勉本地人，也让后来者有所看见。他的用心可以说是深远了。唉！自从天地阴阳分判、人伦纲常开始建立以来，世人称说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代，一定会说到唐尧、虞舜；而皋陶正是当时的名臣，是群臣首先推让称许的人。他的谋略、政教和道德，都载在经书传记中；凡是掌握天下和国家的人，以他为师就能治理好国家，万世的臣子都共同仰望他。何况洪洞是神明的乡里，那么凡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做官的人，都应当尊崇敬仰他，以这些教诲为准则，以这些行为为榜样，理应先于其他地方，怎么可以片刻之间有所懈怠呢？何况如今有幸遇到圣明天子改革政治，天下风气受到感动，冥冥之中相互契合，贤才会聚而来，共同光大辅佐盛世，渐渐接近三代五帝的隆盛，那么这片地方之内，难道会有不受感发而奋起追随远古典范的人吗？所以说：有这样的君主，就会有这样的臣子。那么，这座祠堂所关系到的事情，对于治理和教化，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后来的君子，希望能够体察这些道理，我姑且写下来作为记文。《明文衡》第三十六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第三十七卷。（明）程敏政编。○记。《常熟县重建城隍庙记》　吴讷

译从前太祖高皇帝恭敬地承受天命，成为四海神灵和人民的君主，于是想到元朝末年纲纪沦丧、法度败坏，祭祀典制混乱亵渎，因循发展而使灾祸接连发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多次劳神思考，建立制度，端正名分，为万世制定法则。郡县的城隍庙，也属于其中的一项。起初，洪武元年戊申，诏令册封天下城隍神：应天府因为皇帝所在，封为王；开封、临濠、太平府以及和州、滁州，因为王所在，封为王；凡府、州、县的城隍神，分别封为公、侯、伯。当时常熟沿袭元代制度，仍为州，因此城隍神获封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洪武二年己酉，州改为县。洪武三年庚戌，诏令规定岳镇海渎都依照山水本来的名称，城隍神的名号也一体改正，同时颁下建造庙宇的格式，摒除无关杂神和泥塑神像，于是改题木主为“常熟县城隍之神”。知县田义认为旧庙在县城西面十步处，地基低湿狭窄，便改建在西隅衮绣坊北面，就是今天的庙宇。洪武四年辛亥，特地下诏令郡、邑、里社各自设置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为主祭，监察官吏百姓的善恶，用来降下福祸。不久又颁降仪注，新任官员赴任时必须先到庙中拜谒，与神立誓，期望在阴间和阳世相互配合，以安定百姓。祝词和仪注出自皇帝的深思圣虑，圣明的谋略浩大，阐明了福善祸淫的关键，用来警戒告诫下属臣民，已经十分周到了。然而我邑建庙将近七十多年，木料腐朽、虫蛀剥落，日渐坍塌毁坏。如今知县郭南深深担心没有办法恭敬地奉祀神灵、安妥神明，亲自捐出俸禄资财，倡导众人捐助；僚属、官吏和百姓共同协力，于是购买材料、雇用工匠，始建于正统庚申年十月，次年二月完工。正堂、寝殿、门、廊宏伟壮大而开阔，比从前更加优美。恰逢我辞官归老，乡中老人时■〈王棊〉龚鼎等人相继来请我撰文，以垂示永久。我认为，明处有礼乐，幽冥有鬼神，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不把事奉神灵、治理百姓作为首要事务的。城隍的祭祀，经典中没有记载，大概是后人因为城隍保护百姓生活，依据义理而兴起的。到了宋代姚铉编纂《唐文粹》，才开始收录唐玄宗干元年间李阳冰所作《缙云城隍祠记》，但其中没有所谓封爵和配位。到元代草庐先生吴澄记述江州城隍庙后殿时，才说：“江右各郡以汉代颍阴侯灌婴配享，大概是因为侯曾经平定豫章各郡才这样做吧。”从此以后，繁琐而亵渎的做法日益严重；圣明君主统御天下，穷究神理、通晓变化，才终于加以更正，但年代久远，有的地方或许不能完全遵行。如今我邑得到贤能的县令，摒除土偶神像，大规模建造祠宇，将会看到神灵不再怨恨悲痛，万物没有灾病，这难道不是本邑百姓的大幸吗？我年老昏花，已经很久没有动笔砚了。这次没有拒绝众人的请求，是想彰明皇帝的制度，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至于违背和废弃这些制度。《诗经》说：“不犯过失，也不忘记，一切遵循旧有章法。”后来的治理地方的君子，以及乡邦中的朋友和士人，希望都以此为鉴啊！《有恒堂记》。从前永乐初年，我恭敬地接受诏命，在礼部教导文臣子弟。礼部副长官高密仪公凭借德行辅导景陵的孙子，宫中休沐的闲暇，迎接我到他所建的有恒斋，指着斋上的匾额说：“制。”我从束发读书开始，到登上仕籍，直到今天，一直把“有恒”作为准则。人的一颗心完全具备天理，只有有恒的人才不会使自己的心志改变，所以天理流行在日常生活之间，凡是忠于君主、孝敬父母、善待兄弟、夫妇、朋友，以及应对接待各种事物，哪一样不是天理推行的结果呢？如今我的年纪已经老了，几个儿子都让他们回去耕种，只有小儿子铭留下来侍奉我，有幸亲近笔砚书席，希望用这个道理来训诫勉励他。铭字子新，比我小十岁，仅仅喜好学习而从不懈怠。不久，我因病免职归乡，子新依依不舍，不忍与我分别。洪熙年间政治更新，我承乏担任六察官，子新任给事黄门；皇帝特地下诏追赠仪公为太子少师，谥号文简。我和子新相见，没有一次不以仪公的话互相勉励。后来我升任掌管留台，子新晋升翰林职务。皇帝在位第五年，即己未年，我因年老多病到朝廷请求退休，获准辞官。子新到我的官署住处拜见我，说：“先生荣归故里，有恒的道理，希望您写下来传授给我，使我能够早晚观看警惕；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幸运，也是后人的幸运。” 我听了这话，对他说：“你先公的话已经十分透彻了。不过，晦庵朱先生又说过：‘恒，是常久的意思，必须守持贞正，然后才能得到常久之道。’把这句话反复体会，就知道《尚书》所说的‘世代笃守忠贞’，以及《诗经》所说的‘不要废弃而长久坚持’，正是子新和后人应当小心谨慎、更加努力的事情。若能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延续先公的恩泽，并且无穷无尽地报答历代圣君的宏大恩德。”子新起身请求说：“幸望您写下来传给我。”于是我写下了这篇记。《大喜峯口闗城兴造记》　萧镃

译当今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敕令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邹来学说：“如今边寇还没有平定，守卫边境没有比谨慎关闭关隘更重要的。自山海关以西到天寿山以东，方圆千里的土地上，关城和屯堡的事务，你都要把疆界里程以及军务全部处置妥当，听任你根据情况便宜行事。”邹公拜手叩首完毕，仰头说道：“唉！皇上委任我的恩意太深了，我怎么敢不竭尽力量敬受这美好的使命？”在这以前，边塞遭到入侵，自白羊关、紫荆关等各关都失利；当时邹公守卫喜峯口，群盗常常在山谷间出没，窥探我方的便利，边境附近的百姓因此受到惊扰。邹公亲自巡视边境，考察地势的险要和平易，说：“防守力量的多少在人事，而防御范围的扩大，还在于谨慎设置侦察、严密管理烽火；这样敌寇就不敢侵犯，百姓也因此得以安宁。”接受这项命令后，当时负责镇守的是尚膳监郁公永，总兵是都督佥事宗公胜，左右参将是都指挥佥事胡镛、马荣。邹公和他们商议说：“从前根据缓急进行预备，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久的计划，应当按照圣上的谕令办理。”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意见取得一致，于是筹划谋算，修缮各处，不只是喜峯口一处。其他如董家、罗文各峪，刘家界岭、一片石等关口，宽的有一百多丈，窄的只有几尺，都修筑城墙来堵塞缺口；原来已有城墙的，就加高它们，并开设城门，以便我军出入。与水道相通的地方，就修建水关；城外挖护城濠，濠外筑墙；山势陡峻的地方，就削治成壁；溪谷、山峪和小路，凡是人迹能够通行的地方，全都筑起防御设施。东西一千多里之间，大营和堡垒彼此相望，高大、深厚、坚固而壮观，足以长久使用，实在是所谓金城汤池，坚固无比。邹公又认为，各关中只有喜峯口是巨大的要镇，也是外国朝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于是修建城楼以显示壮观。楼高四丈，深度和宽度相称，命名为镇远楼。工程始建于景泰壬申年七月，完工于癸酉年四月；劳力取自守御的士卒，士卒却不知道疲劳，材料取自山谷中的出产，百姓却不知道耗费。人们只看见工程完成了，却不知道它是怎样完成的。于是将领和属吏共同向宗公说：“都宪公接受皇上的命令规划边疆，而邹公果然能够齐心协力把事情办成；如果不加以记述，又凭什么向后人展示呢？”宗公说：“是这样。”于是写信嘱托翰林编修刘宣，请他转请我撰文。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忧有祸患，常常担忧没有防备；不担忧没有防备，常常担忧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事情的时机到来是没有常规的，只有具备防御准备，即使突然发生一时的祸患，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祸害。如果没有预先做好准备，即使有负责筹办经营的人，也会因为缺少准备而难以施展；有了合适的人，即使遇到弊败残破之后的局面，仍然足以建立功业。所以说：“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北方边境在永乐、宣德年间，太平日久，没有发生事情，因而没有修治。正统以来，大概已经坍塌毁坏到极点。圣明天子即位后，显著地继承中兴事业，这才开始急切地办理边防工程。在这个时候，奉命前往的人接踵而来，虽然极盛一时，但其中苟且从简、只求完成功业的，仍然有一些。唯独邹公毅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凡是将领和辅佐官员以及共同办事的人，也都尽力协助而使事情成功。因此他所建立的防御设施坚固长久，不会毁坏，使国家可以依靠它，安然不再有后顾之忧。这大概是千万世长久流传的功绩，难道只是一个时期的功劳吗？从前周朝强盛时，有猃狁侵扰北方的灾难，朔方的城防，确实是周王命南仲主持的；南仲能够尽到职责，最终取得把猃狁驱逐到夷地的成效。《出车》这篇《雅》诗，当时便受到盛美歌咏，一直流传到今天。如今邹公所担负的职责，就是南仲所担负的职责，而且能够像这样尽心尽力。敌人的首级，如今已经可以看见了。假使当时有大手笔的人为此写一篇记文，难道不可以和《出车》的功烈一同流传吗？只是我的才识浅陋，哪里足以做到这些；恰好宗公前来请求，我特意考察它的始末大概，加以议论记述，使治理天下国家的人知道，治理的责任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而后来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应当思考如何把它继承并发扬好。《赐游西苑记》　李贤

译天顺己卯年初夏的吉日，皇上命中贵人引领我和吏部尚书王翱等几人游览西苑。第二年也这样游览，第三年又这样游览。刚进入苑门，就到了太液池边。蒲草芦苇布满水边，像成丛竖立的剑戟。菱角和荷花青翠洁净，清新悦目，十分可爱。沿着池塘东岸向北走，榆树和柳树森然排列，草色铺满岸边，像一层褥席，花香袭来，沁人心脾。走了一百步左右，到达椒园。松树和桧树苍翠，果树分列四周。园中有圆形殿宇，金色和碧色的墙壁交相掩映。四面开阔高敞，名叫崇智殿。殿南有小池，金鱼排成阵列，在其中游动嬉戏。殿西有一座小亭，临水而立，四周环绕着芳香树木，名叫玩芳亭。又向北走到圆城，从两侧的洞门登上去。上面有三株古松，枝干盘曲交错，形状低伏而奇峭，好像龙奋力伸爪抓向天空，突兀地高出天际。前面有几种花树，香气极其清幽。中间有一座圆形殿宇巍峨高耸，名叫承光殿。向北望去，山峰嶙峋高耸，向下俯视，池水波光荡漾而清澈；山水之间千姿百态，无不在几案窗前呈现奇景、献出秀色。西面有长桥横跨池水，经过石桥向北，山名叫万岁山。怪石参差错落，形成门户，分别从东、西三处进入。山旁有一座殿宇，左右竖立着石峰，依次相对耸峙。四周都是山石，石势如赑屃张开牙颚；苔藓封蔽，藤蔓缠绕，佳木异草有的向上仰伸，有的横旁点缀，葛藤交错，荫翳蔽日。两侧叠石筑成登山的台阶，曲折盘旋而上，岩洞不止一处。山边并列着三座殿，中间叫仁智殿，左边叫介福殿，右边叫延和殿。登到山顶有一座殿，正中的栋梁屋宇宏伟，檐角和楹柱如彩鸟飞翔，高高插入云霄，名叫广寒殿。殿内清幽空旷，寒气逼人；即使盛夏正午，暑气也到不了这里，令人觉得精神清爽，仿佛与尘世隔绝。左右四座亭子分别在各峰峰顶，叫方壶、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以屈膝休息。前面山崖上有一道墙，夹着道路进入，墙上开有四个孔，可以纵目观览；宫阙高峻壮丽，风景优美，宛如图画。下山经过东桥，转过山峰向北，有一座临池的殿，叫凝和殿。两座亭子临水而立，叫拥翠亭、飞香亭。向北到艮隅，可以看到池水的源头，据说是西山玉泉蜿蜒而来，流入宫墙，再分流进入池中。向西到乾隅，有一座草覆的殿，叫太素殿。殿后有草亭，上面画着松、竹、梅，叫岁寒亭。门左有一轩临水，叫远趣轩。轩前有草亭，叫会景亭。沿池西岸向南走，有几间相连的屋舍，池水与这里相通，用来养育禽鸟。有一座亭子临水，叫映波亭。又向南走约几弓远，有一座临池的殿，叫迎翠殿。有一座亭子临水，叫澄波亭。向东望去，山峰倒映在太液池的波光中，青黛色的山岚光气仿佛可以捧取、舀饮，早晚烟霭云涛，变化万状。再向西南有一座小山，从远处望去郁郁葱葱，阳光横照，紫色和翠色层层叠叠。到了山下，有一座依山而建的殿，山下有洞，洞上横列着石岩，密布的孔隙中泉水涌出，飞流而下，叫水帘。泉水淙淙，四散激射，飞流冲击，水花溅洒，最值得观赏。水声清冷，潜入石池；池中石龙昂首，口中喷出泉水，又潜流环绕殿前，形成流觞曲水。两旁高耸的怪石盘曲折转，构成道路；山边有一座殿，檐角如鸟翼舒展。登到山顶，正中有一间屋子，四面都设帘栊。栏杆外奇峰迂回交错，茂密的树木环绕拥抱，奇花美草，无法用言语描绘。下山转到山前，有一座殿幽深静谧而高敞清爽。殿前有石桥，隐约如彩虹升起，精巧至极。左右有水池，池中有台，台外古树丛生高耸，百鸟飞翔聚集，鸣声此起彼落。到了南台，林木阴森。过桥向南，有一座面向水面的殿，叫昭和殿。门外有亭，临岸的沙鸥和水禽仿佛在镜中游览；游览到这里便结束了。享用了大官所供的珍馐美味，喝得极醉、吃得极饱才回去。古人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赐游西苑，正有使人放松舒缓的意思。然而，紧张可以持久，放松却不可过多；按一年计算，放松即使只有一天，也未尝不是为了更加谨慎。因此写下这篇记。临深轩记 我在天顺癸未年夏天，于后庭中建了一间小轩，题名为“临深”，是取《小旻》诗中“如临深渊”的意思。有位客人看见后有所感触，请求我改名，说：“您建这座轩，是为了燕居休息，是身体安适的地方。如今却用‘临深’来命名，这是把它说成危险，恐怕不可以吧？”我说：“您的话虽然似乎有道理，却不知道我给轩命名的用意。况且，把它看作危险，正是使自己安稳的办法。如果没有忧惧危险的心，却想求自身安逸，这样的人很少。因此古代圣贤始终战战兢兢、勤勉戒惧，没有一刻不谨慎恐惧，所以能够避免败亡的灾祸。《易》说：‘将要亡了，将要亡了，事情却系在柔弱的桑树丛上。’孔子在《系辞》中称赞说：‘处在危险中的人，才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将要灭亡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存在。’又说：‘知道危险才能使局势平安，轻忽安易就会使局势倾覆。’难道只有《易》的道理如此吗？凡是《诗》《书》《春秋》以及礼乐的道理，没有不是这样。而戒慎危亡的学说，从来不曾只是次要的道理。既然如此，后世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存心立身也不过如此罢了。否则，必定会因怠慢轻忽而走向倾覆。这就是给轩命名的用意。何况我冒昧居处在宥密之地，正所谓‘身居四近而多有畏惧’，难道可以不感到危险吗？即使身处安乐，也一定要像《易》中六二爻所说的‘坚守操守如石，不等到一天终了’才可以，哪里能习惯于安乐，沉溺留恋而不止，最终陷进去呢？”客人于是怅然说：“我所知道的只是眼前近事，像您这样说，所知道的是长远之理。古语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您大概可以没有眼前的忧患了吧？”这座轩和这个名字，确实不能改，于是写下这篇记。河南府学四贤堂　　刘定之

译河南府儒学的明伦堂在大成殿东面。都御史王公暹认为，堂在东而殿在西，就成了师生讲习之处尊贵，而圣哲祭祀之处卑下。于是便在大成殿西面的空地上另建新堂，使大成殿夹在两堂之间。新堂所祭祀的，是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他们都是本乡贤人，能够配享先圣。今年我因出使之事来到河南，有幸恭敬拜谒。退下后思考，司马文正也曾居住在这里，而且同样得以配享先圣，为什么这座堂的祭祀中却没有他呢？如果从踪迹来说，若一定要世代居住在这里才算本乡人，那么只有两位程先生符合。康节从共城来，如今安乐窝就是他的遗址；文正从涑水来，如今独乐园就是他的故址。他们暂时居住于此的情况，都是这样。既然现在已有康节，怎么可以没有文正？至于论到他们的德业，熙宁变法开始时，在朝廷上直言争辩，学士君实和御史伯淳彼此呼应；元丰退居之时，韬光养晦，著书立说，《皇极经世》和《资治通鉴》彼此契合；元祐改弦更张之时，扭转乾坤，光在宰相府，颐在经筵，彼此内外相应。他们的德业不相上下，也正是如此。又怎么可以祭祀邵氏、程氏而遗漏司马氏呢？第二天，我和太守虞廷玺、教授锺旻以及同僚诸君在东关会面告别，谈到这件事，大家都欣然认为应该这样，没有不同意见。于是决定祭祀四位贤人，次序先邵康节，其次司马文正，再次两位程先生，按年龄排列。我写下这篇记，并附铭文说：河洛位居天下中央，是大贤汇聚之地。这四位贤人，正处在宋朝盛世：有的隐居山林，有的由科举出仕，有的担任侍从，有的位正宰相。谁能洞察天地人三才和万物，驾驭风雷，探寻攀登日月？答：只有邵先生，是林下的豪杰。谁能建立巍峨的经世功业，与韩琦、富弼相比肩，仰望而与皋陶、夔相匹敌，并且传授圣道，成为学者的老师？答：只有司马先生，是朝廷的表率。谁能两人并立，形成一家之学：兄长如春日温和，弟弟如秋日清肃，宽裕仁慈，既可比颜回，也可比曾参，承继前代圣贤，成为后世英才的阶梯？答：只有两位程先生，是圣门的栋梁。同在一时的四位贤人，百世之后仍令人仰慕希求。他们配享礼殿，遍及海内。何况这里是他们的乡里，理应有专门的祠堂。建祠是为了敬重贤人，也是希望自己成为贤人。香火供奉于堂亭，经典书册置于窗几。郡守、师生前来游览、居止。正逢圣明之世，应当继承他们的崇高事业。句容曹氏祠堂记 南京吏部尚书句容曹公从前写信告诉我说：“我在乡里建造祠堂来奉祀先世，希望您能为它写一篇记。”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写成。不久曹公去世，他的儿子中书舍人冕回乡办理完丧葬事务，前来感谢皇上赐予安葬祭祀的恩典，并请我履行曹公以前的请求。我问祠堂的形制，冕说：“祠堂在正寝东面，遵循紫阳《家礼》。柱子只有三间，不求高大宽广，是因地势所限。黑白涂饰和彩绘比其他房屋讲究，是为了尊重先人，也因为这是曹公官职品秩所应有的规格。”又说：“曹公的神主已经安置进祠堂，昭穆次序重新题写、依次迁移，所以现在祭祀的是父亲的神龛、祖父的神龛和曾祖父的神龛。他亲自担任以及死后追赠的官号，都是吏部尚书。我不肖，却还得以列职文苑，便用所得俸禄供奉祭祀，不敢低于同辈而违背礼制。这就是所谓没有祭田也要荐献，正如孟子所说，若祭祀所需的牲畜、器皿、衣服不齐备，就不敢举行祭祀。”唉！先父承受圣恩，使先祖显荣并荫庇后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了。怎么可以不记录在君子之文中呢？我说：“是的。世上被称为士大夫的人，很少不把自己的住宅建得华美，为自己居住打算，并且希望流传给子孙。至于使父祖的神灵安宁，有的人却忘了为他们建祠堂。这些人的意思，是认为死者已经化去，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难道能算仁吗？或者认为体魄埋在坟墓中，坟丘封土、树木长得高大茂盛，按时拜扫就应当在坟墓那里，除此之外没有必要；这样难道能算智吗？或者认为我能够显耀亲族、扬名后世，已经致力于根本了，而建祠祭祀只是形式，算不上什么；这样难道能算懂得礼吗？”仁者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追念远祖如同面对近亲；智者知道送走形体而迎回精魂，精魂依托于后代；礼若没有根本便不能建立，没有文饰便不能施行，怎么可以偏废一方面呢？您先父能够举行这样的典礼，仁、智、礼三种德行都具备了。至于您不忘继承先志、述行先业，这也可以称为孝子了。于是写下此记。游梁氏园记

译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处，园外有一座旧城。这座旧城，是唐代藩镇和辽、金陪都的城池。元朝迁都稍向东移，于是旧城东半部逐渐进入朝市之间，完全看不见遗迹了，而西半部仍然存在，号称萧太后城，梁氏园就在这里。萧太后是辽朝的皇后，辽后都姓萧；若有儿子做皇帝，太后便另居宫城，统领部属，所以辽朝灭亡时，末帝淳的妻子仍得以独自保全，称为太后，直到该国过了一年才灭亡。有人说这里虽然是辽、金都城，却不是唐代藩镇城，不是这样。唐代这里是范阳藩镇，安史叛乱以后改名卢龙，但所辖的幽州蓟县名称未改；如今把蓟移来作为州名，把卢龙移来作为卫名，二者都离这里数百里，实际上唐代的卢龙和蓟就在这里，怎么能说不是唐代藩镇的旧城呢？辽、金若不是因藩镇旧城而建都，又是因为什么呢？考察史书志籍，辽、金又何曾另行创建都城呢？这座城如今只剩土堆，砖石都被人取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取尽。土都是纯黄土，人们把它取来和煤炭混烧，也有人就地用来造坟，因为土堆仍然高大坚固。我前往游览那天，距离清明节不久，远近都能看见插着的荆棘和祭祀用的纸。唉！从前处在这里的人，以臣子反叛君主，如安禄山、史思明一类，从唐朝中叶直到元朝末年，已经七百年了。小的像老鼠拱土、野猪伏地，大的像猛虎吞噬、蛟龙抗争，谁能预料到后来会怎样呢？天地旋转，时代变迁，事情改易，而今懦夫小子拿着畚箕铁锹掘砖挖土，来到当年修筑楼橹、树立旌旗、发出喊叫叱喝的地方，埋葬死者，哭泣送葬，拉挽灵柩，掩袖拭泪。他们又利用倾颓的墙垣、毁坏的城墙，增高低处，补上缺口，用来挡北风、迎夕阳，栽种各种花草。于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暂时离开朝署的踪迹，抒发游览林野的兴致。俯仰古今，感慨很多，也可以庆幸自己生逢圣明之世，而圣明之世实在难遇。这天园中的牡丹都已经凋谢了一半，大概京师的气候是牡丹在谷雨以后开放，那时正是鸣鸠拂羽、戴胜降落在桑树之间的时候；我前往时已是立夏初，所以花已过时。同游的学士柯孟时与我相约，携带的饮食器具都很俭朴。园中有龙槐，我们在树下共同饮酒后回去。离开时有微风，尘土飞扬；途中在一座寺中休息，这座寺是正统年间太监僧宝所建，不花费数万金不能建成。僧宝因营造土木之事死去，寺中还有他的塑像。回来时风已停，经过太宗潜龙时所建的天王寺，据说它的规模制度只有前一座寺的三分之一。重修豫让桥记　　倪谦 距离赵城南面几十里，有一条水从东山流来，横贯道路。古时有桥架在水上，用来便利行旅，这里就是战国义士豫让死去的地方。桥年久失修，倾塌毁坏在水中，经过这里的人都裹足难行，全都以此为苦。知县吴桥何君友闻于正统辛酉年由进士出身，出任此地县令，兴起衰败，恢复废弛，凡事有作为也有守持。甲子年秋八月，他曾外出巡视到水边，于是仰慕豫让的遗烈，惕然感慨，便停下车来召集并告谕父老说：‘你们知道豫让为什么被称为义士吗？从前他侍奉智伯，感激智伯以国士相待；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灭掉，土地被三家瓜分，家族没有一个活口，而豫让以死报答智伯，带着匕首进入赵襄子的宫中，涂抹厕所，企图在那里刺杀襄子。后来被发觉擒获，幸而得到释放；他又漆黑身体改变容貌，吞炭改变声音，拒绝妻子和朋友，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志愿，来到这里伏在桥下，等待襄子出行而图谋刺杀，结果再次被发觉擒获，最终只斩破了他的空衣而死。他屡次失败又屡次重新行动，丝毫没有改变。虽然没能扼住襄子的喉咙、刺入他的胸膛，但他加害襄子的这一念头，本来已经完全实现了。他的这种义行怎么样呢？豫让既然死在这座桥下，他的魂灵难道不会依附在这座桥上吗？如今桥梁坍塌残缺，百姓涉水受苦，即使没有豫让，我也将修建它，何况还有豫让的壮烈事迹呢？从前南方人爱护甘棠树，不忍砍伐它，是因为召伯曾在树下休息。既然如此，对于死在这里的人，难道能不更加爱护这座桥，忍心看着它废弃吗？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确实足以成为献身侍奉他人的准则。我将表彰他的遗迹，以此激励百姓，你们认为怎么样？’父老们都叩头说：‘好。’于是何君首先捐出俸禄，汇集百姓乐意捐助的钱款，共得若干缗钱，便招募工匠用石头砌桥。桥中间券拱让水流通过，上部隆起，两旁逐渐收窄，宽二丈，长为宽的两倍，高一丈五尺；又在桥西建造祠堂，以安置豫让的英灵。费用不出自官府，劳役也不牵累百姓。一个多月后工程完成，在这一年冬天报功；何君上京参加朝会，经过我家，请我记述此事。我认为何君这项举措有三种善处：恢复古迹，使前人的遗烈彰显义行；使行旅能够便利渡水，使恩惠得以施及；使百姓有所趋向，从而勉励仁德的推广。一举而有三善，可以说他懂得治理政事，难道不比郑侨更强吗？历代治理百姓的人，若不是法令急务，往往都不肯用心办理；何君却把法令所不急迫的事看得这样急切，如果不是贤能而有才干，恐怕也没有余力做到。何君在壬戌、癸亥年间，还曾修建中镇伏羲、娲皇三庙，又曾修建宣圣庙以及城墙、坛场，没有一处不完整坚固，规划营建大都像这次一样。致力于使百姓懂得义理、敬奉鬼神，这些方面何君都有了。因此一并记载下来，告知后人。扬州府重修养济院记　　刘珝

译皇上即位之初，各项政事全都焕然一新，体恤困苦贫穷的心意尤其诚恳。所以明诏一下，首先就涉及这件事，并命令有关官府不要让贫民在街市上乞食。这是多么伟大的圣心啊，正是古代文王关怀保护小民、惠及鳏寡的心意。我刘珝因而想起，去年在春宫侍讲时，讲到《尚书·无逸》篇，说文王对于小民就关怀保护，对于鳏寡就施惠救济。于是联系当时的政事，皇上几次面露喜悦，虽然没有表现在言语上，心中实际上深有契合。我刘珝当时由此知道，皇上确实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可以与三王五帝相提并论，汉、唐、宋的英明君主也不足相比。这些百姓的福分，哪里只是千万倍而已！所以皇上初行的政事，拒绝进献，减免财赋，罢免各道镇守官，无非是为了百姓；而对于贫民中尤其微弱困苦的人，更特别加以关怀。皇上爱民的仁心如此，能够体察皇上心意而任事的臣子，本来是有的。然而有的人执行却不能贯彻到底，有的人把它看成寻常旧例，都十分可恶。至于以忠义自许，以苍生为念，刚直不阿地独立行事，不等皇上启发就使仁政施行，不等皇上激励就使仁德彰显的，陕西右布政使王公度一人而已。王君从前任给事中，因为诛除奸臣有功，越级提拔到都察院，督理漕运，大得江淮人心。等到他离任后，民心仿佛失去了慈母；如今他再次起用，民心仿佛又得到了慈母。王君凭什么能得到人人这样的爱戴呢？也只是因为仁德罢了。凡是可以做的事情，王君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自淮河以南，南北数千里，贪污的官吏被罢黜，壅塞的事务得到疏通，离散的百姓得以团聚，法令大为推行。他乘轻车所到之处，百姓必定焚香遥拜。天顺癸未年，王君巡抚来到扬州，首先向有关官府询问养济院的情况，又亲自到院舍察看。院舍年久渐渐坍坏，而且狭窄局促，不能容纳众人。王君设法修复，不劳累百姓，运来石料和砖瓦，聚集材料，雇用工匠；木料只砍削而不加雕饰，墙壁只泥抹而不加粉饰。此前房屋只有十三间，如今全部拆除旧屋而更新，共增加了若干楹，并广泛储备布帛、粟米等物充实其中。本郡的鳏、寡、孤、独以及疲弱、残疾、不能自我养活的人，都一并收容安置。又在大门外建坊，正面大书“养济院”三个字，以示来往的人。竣工之日，欢呼声响彻四方，百姓因此安康，道路上不再有饿死的人。王君的功劳可以说很大了。太守武邑王勤担心王君的功劳不能流传久远，便借训导孙敏进京之机，让他带信给我，详细说明事情始末，请我记载下来。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以天下为心，就一定把天下人平等看待而加以爱护；这好比万物生长在天地覆盖承载之中，不能容许有一株嫩芽受到伤害；又好比血气周流于四肢百体，不能容许一根手指有所阻滞。何况把天下看作一家，怎么能容许一个百姓失去安身之处呢？皇上能够体察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心意，王君能够体察皇上爱民的仁心。况且这项举措是在明诏下达之前主动兴办的，可以说是能够分担君主忧虑的人，也可以说是不待启发、不待激励而仁政自行施行的人。养济院所做的，是仁政。仁政既已施行，仁德的声誉必定传达到皇上那里，皇上将把王君置于左右近臣之列，使仁德恩泽遍及四海。这是诸位公卿和天下百姓共同的希望。唉！怎么才能使如今朝廷内任事的公卿，外至郡县的小臣，都像王君这样以仁爱百姓为心呢？这就是我的一点愿望，而且没有穷尽。该院于天顺七年五月初二日开工，九月十八日完工，特作此记。扬州府重修白塔河记　王■〈亻与〉 维扬郡治东北约两舍远，宜陵镇旁有一条河，名叫白塔河，大概是古运河的支流，向南属于江南，向北通达淮河。皇明宣德壬子年，平江伯陈瑄疏浚旧河道，在新开、大桥、潘家江口修建四座闸门，用来蓄水、泄水，以便利江南漕运。年深日久，河中多有淤塞，船只已经不能通行，闸门也随之毁坏。成化癸巳年冬，巡河郎中郭升将此事上奏，总督漕运都御史李裕把它交付众人商议，取得修河的办法后，交给郭君办理，并由他总理工程。郭君于是召集附近军民二万人，疏浚旧河二十里，修筑东西两岸的防水堤四十里，建造通江、大同二闸；大桥、新开闸中原来尚存的，也都修复，又增建土坝三座。夏月潮水上涨时由闸门泄水，冬月水枯时由土坝蓄水。又建减水闸五座，以防水势泛滥；建浅铺五处，以备疏通清理。至于办公有厅，祭神有祠，保障河道有巡检司，凡是有益于河道的设施，无不兴办。工程始于丁酉年三月，在这一年六月完工。通判鲍克宽把事情始末详细写来，请我作记。我曾考察相关史事：吴城的邗沟始见于《左传》，沟渠通达江湖，载于《迁史》。唐代漕运江淮时，撤去闸门而设置堰坝；宋代到了绍圣年间，又把堰坝改为闸门，于是从扬州境内经过的漕河，最为紧要。先儒讲论漕运制度，最为详备；县官所得到的漕运数额，也最为丰足。大体说来，建都于西北，是为了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从东南取得物资，是为了供应无法估量的费用。由今天看过去，和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兴办工程、劝勉成功，有赖于人，这就是白塔河今天得以疏浚治理的原因。不过，古人曾说，润州向北到瓜步沙尾，水道曲折汇聚六十里，船只常有倾覆沉没，于是把漕运路线改由京口埭，治理伊娄渠以通达扬子江，每年不再翻船，并且减少运费数万。如今京口埭已经淤浅，不能承受重载，于是由常州孟渎河入江，逆流驶向伊娄，绕道远达一百八十里；与六十里相比已经超过两倍，而且大江风涛的险恶、漂流沉溺的祸患，每月都难免遇到，又不只是年中偶然发生而已。这条河建成后，江南漕船从孟渎河出来，可以直接驶向断腰洪，进入夹江三十里再入河，又行四十里便到达扬州境内，脱离不可测的深渊而进入平安水流，忘却盗窃的忧虑而畅行于乐土；纤夫欢呼无事，转运的挽夫、撑篙工和舵师可以安睡而到达。这样所节省的费用，哪里只是数万而已呢？假如没有李公的筹划经营、郭君的谋划安排，却希望他们排除群议，使丰功伟绩得以成就延续，施惠于当时，恩泽流传后世，像这样的工程怎么能够完成呢？李公字咨德，是西昌人，巡抚淮南，显著地有风采功业。郭君字腾霄，是濠梁人，在徐、淮之间治理水利，也多次取得奇异成效。因为这些事情不专属于白塔河，所以都略去不写；这里只特意记载他们兴利除患、充实国家、惠及百姓的一件事，刻在坚贞的石碑上，用来劝勉后来的人。《明文衡》第三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第三十八卷

译（明）程敏政编 ○序 《大明日历序》　　宋濂 洪武七年，岁次甲寅，五月初一日，新修《大明日历》完成。从皇上在临濠起兵、登上帝位开始，到洪武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是诫勉训饬的反复言辞、征伐的先后次序、礼乐的沿革、刑政的施行、群臣的功过、四方的朝贡，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共一百卷，收藏在金匮中，副本藏在秘书省。甲寅年以后，每年再行修订并续藏。唉！上天树立君主，君主奉行天意，能够融会三光五岳之气的人，大概可以数得出来。然而生于南方，却能完成统一华夏的盛业，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只有皇上如此，这是功业高过万古的第一点。元朝末年天下纷乱，皇上从民间奋起，原本没有登上帝位的念头，后来怜悯百姓陷于水深火热，才从群雄手中夺取土地并安定百姓；与古人相比，像汉高帝一样，其取得国统的正当性是第二点。平生用兵，百战百胜，从未遭受挫败；直到承接天命出而治理天下，经营国家根本大计，全都由一人之心筹划运量，文臣武将不过仰承他的决策而已，这是独自禀有完全智慧的第三点。敬畏天地，一举一动都严肃得仿佛神明在上；到了郊祀之时，天地神明存于心目之中，显赫地临在，甚至不敢抬头仰视；又惠爱救济百姓，唯恐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安置；对贪官污吏和强横狡黠之徒若有加害百姓者，必定以刑罚威惩。这是敬天勤民的第四点。后妃居于内宫，不干预一丝一毫的政事；外戚也遵循法理、敬畏法令，不敢倚仗宠爱而危害百姓；宦官之类只从事洒扫供役。这些都是古代深为忧患的弊端，如今完全没有，说明皇室家法严明，这是第五点。兵权是国家的大权，全都归于朝廷；有征伐之事，就下诏命大将佩戴将印率军领兵，战争结束便上章交还印绶，士卒独自返回家中，说明军事政权有统一统属，这是第六点。唉！皇帝的功力难以命名，远远超过前代圣君，不是列举一两件事所能说明的。今天日历中所记载的筹划运筹、显著功业、宏远规模，其根本大概都源于这些方面。然而史书极其重要，古人称之为直笔：不夸大美德，不隐瞒恶行，务求符合天理人心的公正。没有这件事却曲意记载，固然不对；有这件事却漏记，更是不对。何况英明的君主并非世世出现，而记注之官更替不定，无法深入考察圣德的高深。我臣同和臣濂有幸每天在闲暇时侍奉皇上十多年，了解得深，所以观察得精；观察得精，记载时就颇能符合事实而无愧。现在借日历编成之机，谨慎地把大要揭示在卷首，使日后修撰实录的人有所采择，或许可以把真实情况传信于千万世。总裁官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吏部尚书臣詹同，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乐韶凤，纂修官礼部员外郎臣吴伯宗，翰林编修臣朱右、臣赵埙、臣朱廉，儒学教授臣徐一夔、臣孙作，布衣臣徐尊生。负责校对、誊写的是臣伯宗、臣廉，以及乡贡进士臣黄泉、国子生臣陈孟旸。于洪武六年九月四日开局，历时二百六十五日，才完成此事。臣宋濂谨作序。《洪武正韵序》

译人一出生就有声音，声音发出便具备七音。所谓七音，就是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喉音，以及舌齿各占一半的音。聪明的人观察并了解这些声音，区分清音和浊音的类别，确定为角、征、宫、商、羽，直到半商、半征，于是天下的声音全都包含在其中了。这样说来，音就是韵书的开端吗？单独发出叫作声，形成文辞叫作音。音自然和谐，不需勉强，然后才能形成虞廷的唱和、康衢的民谣，这些姑且不必讨论。至于《国风》《雅》《颂》四类诗篇，从地位说，上至王公，下至平民和卑贱的奴隶，没有不创作的；从人的情况说，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南北东西的不同，所以发出的声音有轻捷、疾速、厚重、迟缓的差异。四方的声音，万有不同。孔子删定《诗经》，其中诗篇都能配弦歌，是取其声音和谐。声音和谐，是说它合乎自然吗？不只是这样，楚汉以来，《离骚》的文辞、郊祀时的《安世》歌，以及魏晋时期的各种作品，何曾拘泥于一条规则？也不过是使声音相互协调罢了。自梁代沈约拘泥于四声八病，才开始分为平、上、去、入，称为《四声谱》，大体多是吴地的音。到了唐代以诗赋设置科举，声律的禁忌更加严格；因为礼部掌管贡举，便改名为《礼部韵略》，于是发展到连极细微之处也不敢违背。虽然中间有二三位大儒认为这种承袭已经很久，不愿改变，即使有人忧虑它不通，也因为不是出自朝廷，学者仍不能完全相信。只有武夷人吴棫对此忧虑最深，于是考察《易》《诗》《书》以下直到近世的书籍，共五十家，作为补韵。新安朱子依据他的说法，用来协调《三百篇》的音韵。有见识的人有的相信它，但流行于世的韵书仍然照旧。唉！音韵完备的，没有超过四类《诗》的。《诗》是孔子删定的，舍弃孔子而不遵从，却只相信区区沈约的说法，岂不是大惑不解吗？恭敬地想，皇上考察古事，崇尚文教，在万机之暇亲自阅览韵书，发现其中分类失当、声音错乱，便召词臣晓谕说：‘韵学起源于江左，大大失去了正音。有些本应分别使用的韵，应当合并为通用，例如东、冬、清、青之类；也有一个韵应当析分为两个韵的，例如虞、模、麻、遮之类。像这样的情况不可枚举。你们应当广泛询问通晓音韵的人，重新刊定。’ 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编修臣朱右、臣赵埙、臣朱廉，典簿臣瞿庄、臣邹孟达，典簿臣孙蕡、臣答禄与权，恭敬遵奉明诏，精心研究，专以中原雅音为标准；又担心拘泥于方言，不能上下通用，便向左御史大夫臣汪广洋、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请教订正。共誊写六稿，才完成编纂。声音和谐、韵部相合的，合并收入；不相合的，就分开。意义相同、字形相同而两处出现的，合并。旧时因避宋朝帝王讳而没有收入的，补入。注释一概依照毛晃父子的旧注，刻成十六卷，共七十六韵，合计若干万字。书成上奏，皇上赐名为《洪武正韵》，命臣濂作序。臣濂私下想到司马光说过：‘具备万物体用的，没有超过文字的；包摄众字形声的，没有超过韵的。’所谓天地人三才之道，性命道德的深奥，礼乐刑政的根源，都与此有关，实在不可不慎重。古代的声音，只取其和谐协调，所以没有不相通的。江左制定韵书的开始，只知道纵向有四声，却不知道横向有七音，因此经纬不能交织，失去了建立韵部的根本，往往受到拘束阻碍，不能互相通用。宋代有关官员虽然曾经合并通用，也只是稍微不同于《四声谱》，君子仍为此忧虑。当今圣人在上，使车轨相同、文字统一，凡是礼乐文物都遵循古代圣贤，显赫地继承唐尧虞舜的治理。至于韵书，也列入皇上的思虑，诏令词臣依照声音刊正，以洗除千古以来的陋习。多么盛美啊！不过，旋宫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若有人能够推演十二律，使之合成八十四调，回旋转动、相互交合，那么大乐的和谐也正在这里。惭愧的是，臣濂等才智浅陋，不能上承皇上的圣德心意，奉命以后震恐惕惧，不知如何措置。谨恭敬叩首，将序文写在篇首，以此显示圣朝文治大兴，而音韵之学全部恢复到古代的状态。《太古正音序》　　宋濂

译我年轻时喜欢琴，曾经学习弹琴，却苦于没有良师可以共同讲论。虽然有时按谱奏成曲子，能够涤荡郁结、舒畅愤懑，内心却并不自认为学得正确。后来听说冷君起敬以善琴闻名江南，当时学琴的人都到他门下，我尤其仰慕他，心想什么时候能听他弹奏一次，以偿还从前的爱好呢？到了本朝，我已经奉命起用做官，冷君也接着来到朝廷。当时天子正关注郊社、宗庙的祭祀，忧虑音乐还没有恢复古制，便和一两位儒臣谋划改革。冷君正奉明诏制定雅乐，而我参与执笔创作歌辞，有几次得以同冷君讨论辨析。冷君有时抱琴为我弹奏几曲，我闭目听着：凄清啊，像秋气清冷；温润啊，像春风和煦；空旷寥落啊，像悲鸿长鸣，而鹳、鹤、鸾、凤追随应和。铿锵啊，像万山沟壑结冰，瀑布直泻其上，而松树桂树间的风彼此应答、交相冲荡。恳切啊，像唐尧虞舜时代的君臣，上级规诫，下级讽谏，却不伤害、不愤怒。和乐啊，像汉文帝时期，天下富足充实，田野中的老人乘车拖鞋，嬉游谈笑，不知不觉天已到了傍晚。我听得疲倦了，却忘了睡觉而自己不知道；心气平和，精神情态舒适。过了十天，余音仍绵绵在耳，我确实知道它的美妙而想学习，可我已经老迈，不能再勉强了。后来冷君拿出他编次的琴谱，名叫《太古正音》，给我看，并且说：‘您所听到的，都出自这部琴谱；您没有听过的，也可以按照曲谱学习。您能为它作序吗？’我对此很有感触。音乐作为教化，意义太大了！古代的人，若不是居丧或有特殊缘故，音乐从未离开身边，用来收摄愤怒暴戾之气，通达神明之德，它的帮助哪里是细小的呢？后世古乐日渐久远，日渐灭亡，如今保存下来的像琴这样的乐器已经不多，士大夫又很少有人能够弹奏，也很少有人能够欣赏。即使像我这样有志于学习的人，也还留下老迈而未能听闻的遗憾，何况资质本来不如我的人呢？实在是因为有乐器却没有曲谱，而且乐器的制度也不完整。如今冷君独自不把技艺据为己有，反而要使人人都能按谱学习，难道不是古人的用心吗？但我担心人们看见它容易得到就轻视它，所以说明自己想学习的心意，以显示这门技艺的艰难；又叙述我所听到的，告诉世人，使人知道冷君用心于琴已经很久，并不只是空话而已。冷君名某某，是本郡人，如今任协律郎。《味梅斋稿序》洪武初年，我奉诏总裁《元史》。当时参与执笔的共有几十人，都是各地的豪杰俊士。我每天和他们周旋相处，聚会时一有休沐，便互相往来，饮酒作乐。酒将尽而兴致正浓，便拍掌大笑，谈论古人的文章政事，不到深夜不停止，真是一时的快乐啊！然而那时诸位都正当壮年，身体无恙；我虽然年长一些，也还没有衰老，正以为这种快乐可以长久存在，却不知道它正是难得的快乐。后来不到几年，人事渐渐发生变化：有人出任州县官，散处南北；有人因年老衰病退归乡里；有人触犯法令或遭遇疾病，辗转迁徙到远方。想再得到从前那样的欢乐，片刻之间也不可得，这才知道这种快乐难以遇到。每当想到这些，怎能不低头伤心，继而叹息呢？何况我的年纪越来越老，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英才凋零殆尽，即使想不去想，又怎么能够呢？幸而十多年后还能见到其中一人，又能读到他的文章，这种安慰和欣喜又是怎样的呢？像吴郡傅君则明，便是其中之一。则明在那几十人中，以善于作文著称。众人离散后，他回乡做邑人的老师，能够更加努力地钻研学业，最后竟独自留存下来，文章也更加进步，上天对于则明可以说是格外厚待了。今年，他从吴中寄来文章《味海斋稿》给我看，篇篇都纵横驰骋，令人喜爱。唉，天下各地的英俊之士，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了！既然如此，则明的文章怎么可以不流传呢？赠给李子贞的序 从前天下盛治之时，文学和品行高尚的人，大多出自江淮以北；如今难道会不同于过去吗？为什么相隔如此遥远，至今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呢？元朝兴起于北方，它的教化从北方开始，所以北方所产生的士人，在元朝尤其兴盛。如今皇帝从南方起兵，士人的兴盛确实也应当从南方开始；由南而北，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必然的。况且朝廷正考虑任用北方士人，甚至只要有一项才能，便使他尊贵显达，这是为了运转教化的机枢，想使形势迅速改变。生在这样的时代，士人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安丰的李子贞，善于读书，是具有文士才华的人。他妻子的弟弟郑子端任通事司丞，跋涉远道前去访问他，认为他的品行义理已经具备。郑子端回去时，请我写文章赠给子贞，难道也是想用文学教化乡人吗？子贞回乡后，应当把这些话告诉父兄和朋友。如今皇上正用文治天下，思求奇才而任用他们。有志于功名的人，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罗文质公集》序　胡翰

译谈论人物时，功业容易看见，学术容易了解，而道德却很难判断。颜子不违背仁道，必定要孔子之后的人才能知道；有若像圣人，必定要曾子之后的人才能辨明。当时孔子的弟子，并不是不贤能，也天天和颜子、有若相处，却仍然不能仔细考察到这些地方，何况平庸普通的人呢？和圣贤相比，才能智慧相差百倍十倍。想要探究他们所蕴含的精微，谁能从中真正得到呢？何况时代相隔又很久远，要穷尽他们所达到的高妙境界，谁又能得到呢？扬子云说：‘活着时看人，死后就看他的书。一定要从他的书中去认识他、得到他的精神。’罗文质公生活在宋代时，做官未能升任朝廷显职，教化也未能施行于国家。绍兴末年，谈到能够承担传续圣道重任的人，必定会推举先生。先生从龟山杨文靖公那里受学，又因文靖公而见到伊川程正公，这当然已经进入程氏的门墙了。当时，像李吁的才具，谢良佐的勤学，张绎的高明见识，尹焞的笃实行持，都曾跟随先生进学；至于‘道南’的感叹，则是明道独自对龟山发出的。后来谈到《西铭》，仍然不能没有疑问。伊川用‘理一分殊’来说明道理难以明白，正是如此。先生在龟山那里学习《易》，和他从伊川那里所听到的没有差别，因此本来已经会通而成为一体了。先生曾说，汉唐的儒者能够自立，不过是把心思放在外在事物上；如果让他们游学于仲尼之门、进入尧舜之道，一定达不到这种境界，他们的志向又会是什么样呢？由此而性情明澈、品行完备，再用广大之道扩充它，用仁恕之德体察它，就像李延平的著作那样，潜心思考，努力实行，承担重大责任而达到极点；又像朱晦庵的言论那样，他所达到的境界又该怎样呢？李吁等人没有听说有谁能凭借这些与先生相比。如今想仅仅凭相近之处去窥测先生，实在是求学者的迷惑。难道不考察先生遗留下来的书信吗？博览古今、专以文章作为学问，并不是先生的学问；忠信、谨慎、诚实，不做不合义的事而自守，也不是先生的学问。二者虽然不同，却都失去了先生学问的真髓。先生的学问，是在静中求取，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体认中和，再扩充而达到诚笃深厚的仁德、深沉广大如渊的境界，于是就通达了天德的奥妙。把这种道理施行出来，落实到政事行动之中，便无不是通达之道的作用。因此先生退居隐处，而志向始终在天下；遭逢世事多变，而对朝廷的义务也没有忘记。他说：‘仁义，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专一实行仁，天下人会爱戴他却不知道畏惧；专一实行义，天下人会畏惧他却不知道亲爱。’ 他又说：‘三代的君主，仁义都很崇高。’又说：‘君主想要明察却不肯审察，想要施行仁政却不能懦弱。’又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恩德惠泽也不可依恃。’又说：‘名位器物授予君子，便显得尊贵；授予小人，便显得卑贱。’又说：‘士人在朝廷任职，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怨恨叹息。’这些话大都切中当时的弊病，通达治国的根本。先生的言论既足以纠正熙宁年间创制的过失，在学术传授承接之际，又足以启发淳熙时期理学的正当见解。这部集子虽然不能使人完全了解先生通过文章探求义理、通过事迹探求实际作用，但或许也能得到他的余绪吧？我赞美罗氏家学得以不坠，却凭自己见闻浅陋来议论前人的道德，这也未免过分了。仲尼门下的颜子，和孔子相交如同只差一臂却仍失之交臂，何况相隔遥远的人呢？这实在难以妄加评论。姑且保存其中的大要罢了。《风水问答》序 乌伤的朱彦修，是已故文懿先生最优秀的弟子。年轻时读书，跟随先生游学最久，曾经有志于当世之事；后来参加有司主持的赋试而不合格，退下来从事医学。这样还算幸运，因为他的医术仍能惠及他人。他著书数万言，名为《格致论》，人们多有传诵，因此朱君的医术终于闻名于海右。他又认为阴阳家有许多忌讳，却不知道考察古代典籍。于是再著数千言，名为《风水问答》。书成后，他在双溪之上拿给我看。推究他的用心，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易》说：‘抬头观察天上的文象，低头察看地上的形理。’天高高地在上，天文显著；地沉沉地在下，地理却幽微。显著的要观察，幽微的要察知，能够懂得这些，也就懂得幽明变化的缘由；除了圣人，谁能做到呢？然而汉、魏以来谈论地理的人，往往沉溺于形势法术的末流，这已经错了。至于他们所写的书，如《宅经》《葬经》之类，又多半秘藏而亡佚，不能流传，错得就更远了。朱君竭力辨析这些问题，认为人出生以后，合聚宗族居住，营造房屋安身，审察地势曲直、朝向形势，选择得当就吉利，选择不当就凶险，其中的道理十分明白。等到人死以后，祖宗的神灵上与天相参，所埋葬的不过是枯骨罢了。经过多年，枯骨也已经腐朽了，怎么能知道它会给活人带来祸福、贵贱、寿夭呢？所以葬地不必选择，而居室却必须衡量规划。朱君援引往事来说明当今，往来于《诗》《书》之间，确实是儒者的说法。从前先王辨别方位、端正位置，规划国都和郊野；关于土地适宜性的法则，是用来相看民宅的；关于土地坐向的法则，是用来寻求地中的。这些都是为都邑宫室设置的。至于冢人、墓大夫的职掌，公墓按照昭穆排列，邦墓按照宗族合葬；即使想选择墓地，墓域的禁令谁能违犯呢？由此可知朱君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他的书没有在二百年前流传。绍兴年间讨论改卜山陵时，晦庵朱子因为忠言而招来祸患。以一代豪杰的才能、千古圣贤的学问，都集中在朱子一人身上，他对天下义理的观察已经很多了，却偏偏只笃信蔡元定的说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乡自何文定公从勉斋那里得到朱子的学问，传了四代而成为文懿先生，先生又受业于文靖先生门下；推算他平日所讨论的内容，难道也曾涉及这些吗？如果不是，那么此书应当是在先生临终之前完成的，他必定能够订正其中的说法，使它成为可信之论传给世人；这样一来，难道还会让胡翰有机会读到它，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况且我先人的坟墓，至今已经十年了。开始办理丧葬时，我奔走奉命，根本没有时间选择墓地；曾经为先儒所说‘土厚水深’的话而忧惧。如今得到朱君的书，欣喜得像得到合抱的大璧。从前乡里有个叫余祯的人，凭这种术数游走江湖。邵庵虞公非常敬重信任他。他著书名为《地理十准》。虞公称赞他得到了管辂、王吉的传授，竭力指斥曾扬的错误，却没有察觉《指蒙》并非管辂所作，这与我胡翰一样，同样陷入了迷惑。请朱君在书中最终能够有所教正。《古乐府诗类编》序

译太原郭茂倩搜集编次乐府诗一百卷，我选取其中可以流传的作品，重新校定编成若干卷，又评论说：周朝衰落，礼乐崩坏，而音乐受到的损害尤其严重。自从制氏担任当时的乐官，能够记录音乐的铿锵声和鼓舞节奏，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于是天下能够懂得它的人就很少了。何况先王音乐的声音、节拍和音律，不只是所谓铿锵鼓舞，那些人本来就不能全部记录下来。这样说来，音乐之道难道不是很难吗？至于声诗，是古代的乐章。雅乐、郑声的得失，保存在诗辞之中。辨析诗辞，意义便可以看见，不像声音节数那样难以知晓。然而国家制作的乐章、民间歌谣、诗人的讽咏，到了后世，终于不再有雅颂的声调。即使把它们用于郊庙朝廷，传播到乡人邦国，也仍然只是世俗的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诗的作用，和史书相似。史书记载一代的事情，直截而不隐讳；诗歌联系一代的政治，委婉而含蓄显明。文辞意义各不相同，也随着时代而变化。中古盛世，政治清明，百姓安定，教化形成而风俗美好，人情舒缓而不迫促，风气淳厚而不涣散；诗辞庄重简洁，和谐平正，用之不尽，广泛却不张扬，直率中有曲折，体制顺成而声气和谐，这就叫作德音。等到时代衰败，各个诸侯国的诗辞各不相同：节俭的多显得吝啬，强悍的多显得凶猛，淫乱的忘记回头，忧患深重的思虑局促。有的沉溺于享乐而失去主宰，有的困苦衰败而思求治理，也都随着当地风俗所崇尚的东西、政治所依据的根本以及人情风气所受到的感发而变化。因此古诗的体制，有赞美的，有讽刺的；有正声的，有变调的，圣人把它们一并保存而不废弃。只是用于郊庙朝廷时，不是《清庙》《我将》一类的颂诗，就不能在升歌宗祀时演奏；不是《鹿鸣》《四牡》《大明》《文王》一类的雅诗，就不能用于朝会宴享。内用于闺门，外用于乡党，如果不是《关雎》《麟趾》这样的诗，便是《鹊巢》《驺虞》这样的风诗；它们感情深厚而文理明白，气势充盛而教化神妙，所以能够感动鬼神，调和上下，美化教化，改变风俗。如今郭茂倩编次的诗，能够做到这些吗？考察他所说的郊祀、安世、黄门、鼓吹、铙歌、横吹、相和、琴操、杂曲等类别，汉代诗辞质朴而接近古风；再往下到魏，魏代诗辞温厚而逐渐趋于文饰；再往下到晋，晋代诗辞在东晋以后变得华丽，于是又演变为南北之声。南方音乐多有艳丽曲调，北方音乐多悲壮之声，隋唐承受了这种风气。因此唐初的诗辞婉转华丽而详整，其中有宏伟精奇之作；到了末期则纤巧而振作不起来。即使人人竭尽才能，家家崇尚学问，反复雕琢、铺陈堆叠，也尚且不能达到列国诗风的水平，更何况想要返回雅颂的正声，就更加不容易了。因此用于郊庙祭祀时，往往没有祖宗功业和盛德告成的真实内容；用于朝会宴享、君臣交往时，也没有斋庄和悦的情意，来彰显先王之德、尽情表达群臣之情。喧杂的声音和俚俗的曲调，如秦楚的歌唱、巴渝的舞蹈、凉伊的技艺，无不混杂出现，用来供中国朝廷使用。它们迷乱人心，充塞耳鼓，使人再也不知道这是教化风俗的害处。百姓不幸，没有见到先王的礼乐；考察这些声诗，其中确实有值得说的地方。然而和唐虞盛世相比，仍然不能没有遗憾。我由此看见，当时风气的淳厚、人情的安泰、政治和风俗崇尚的美好，都已经不如古代了。它的治乱得失、是非雅正，虽然距离今天已有一千数百年，不必等到它的诗辞明白说出，而如今都可以看见；那么诗的作用，难道不也如同史书所记之事吗？所以我把这些作品合在一起评论，用来寄托我取舍的意思，希望后世的作者能够明白。《王氏数学举要》序 数学从哪里开始呢？开始于古代圣人。六峜、九章，大概是太昊、轩辕氏所作的。那时已有这门学问。六艺的教育属于小学，八岁的儿童就学习它；九数在当时仍然只是六艺之一罢了。后来道术分裂于天下，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时兴起，天下谈论数学的人不一定以儒学为根本，而儒者也很少探究其中的奥妙。于是有国家的地方便各自立一家之学，五曹、孙子等科目隶属于国子监，即使因此成为一家之学也可以。然而议论者仍以为它只是一偏之技而加以责难。因此这门学问兴起之后，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存在。它作为教法，在今天已经无法考见。方田法废弃后，丈量土地便不得其要领；粟米法废弃后，折算物资便不能通晓变化。至于禀税、积羃，就没有衰分之法；少广用来处理它；高深广远，就没有重差之法；勾股用来处理它。偶尔有人给这些术法命名，却只是把一件货物、一种货币、一段路程、一种尺度，逐铢相乘、逐铢相除，逐寸相乘、逐寸相除，整部书始终不超出这些。学习它的人，读完书仍然不知道它的真正术法，也很令人迷惑。我不知道古代所谓五曹、九章的法则，是否也和这样相似？我想它必定不会如此。数学是天地的纲纪，是万物的统绪，只有圣人能够运用它。圣人通达天地万物的情状，所以能够如此。如果不能通达天地万物的情状，却谈论数学，那就只能依赖圣人留下的法则罢了。小学废弃以后，保存下来的法则已经很少。即使世人所称的博通儒者，有时也不能掌握它。于是有人谈论数学，我却因为他不能通晓而责怪他，这同样是迷惑。而且百家学说不适合实用，君子并不因此责怪它。数学虽然不完全合于古法，难道不仍然胜过百家学说吗？所以我对王氏的书有所取用。他所说九九奇两的法则，比世人所见的简约而精确；用它来均分多寡、比较轻重、衡量高低、校准远近，有时计算盈余，有时计算不足，有时取正，有时取圆；从记录一到推衍万，极至兆、京，正好说明其用途无穷。他的本意也是要把这些传授给人，并不是想让人不懂。假如数学能够复兴，这部书就不应废弃。我遗憾没有来得及见到王氏本人，只能得到他的书来评论他。至于他是否还有比这更深的学问，我也不敢说他的学问全部都在书中。我听说，万物生成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以后才有繁衍变化，没有一样不是数学。难道一定要通过这些术法的人，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吗？如果能够通晓它，即使称作儒者也是可以的。可是儒者的学问范围是很大的。赠给杨载的序

译洪武二年，我客居京师，适逢杨载奉命招谕日本，从海上回来。不久，诏令又派他前往日本。洪武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贡，杨载因劳绩受到宠幸赏赐，随即又被派往琉球。洪武五年秋，琉球奉表，跟随杨载入贡。我沿途再次了解事情的始末，私下里为他的行程感到壮烈。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军，能够做使者，也就足够了。在委婉陈说、折冲外交之间，一句话说得恰当，便足以为中国增重；一句话说得失当，也未尝不会被夷狄讥笑。东南海中的各个夷国，国土遥远而险阻的只有日本，距离较近而险阻的则是琉球。自古以来，它们常常凭借险固而桀骜不驯，以为中国不能制服它们。元朝进入中国以后，所统辖的土地疆域，与汉唐相差不多。至元年间，曾命省臣阿喽罕率兵讨伐日本，还没有到达日本本土，海船却多漂没覆败，事情不利。后来又商议攻取琉球，采用闽人吴志斗的意见，不出兵而派使者前往晓谕。使者在泉南停留了很久，最终仍不能到达琉球，只得作罢。难道两国果真不可制服吗？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办法使它们真心归服。如今杨载以一介使者的身份，冒着风涛的危险，渡过鱼龙难测的深渊，往来数万里如同行走国内，不折损一刀一箭，便使两国在一天之内欣然臣服，奉表进献方物，叩头拜舞于宫阙之下。这不是人的力量，大概是上天的威势。上天的威势所加，直到太阳出没的尽头，拥有国家的人谁不震动畏服？趁着他们震动畏服而加以安抚怀柔，是使者的职责。若没有陆贾的辩才、傅介子的勇气，就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杨载慷慨以身许国，奋勇而不顾自身安危，我不知道他究竟凭借什么做到这样。我私下探求其中的原因，在驸马王公那里看到了答案。王公在闽中时，曾取来汉代太尉家传的法书赠给杨载，希望他不要失去做清白官吏子孙的品行。我想，夷人财宝丰厚，常常用这些东西诱惑中国使者；中国使者如果接受他们的诱惑而沉溺其中，很少有不因贪利而失败的。假如杨载不因利而失败，那么奉行天威和使命，前往哪里会不成功呢？如果因利而失败，那么即使是奇伟的大丈夫，也还不如谨慎自守的小子。希望你更加努力。国家托付给你的重任不只是出使一事，大概将要把政务交给你了。《灵棋经解》序　刘基 从前圣人作《易》，是为了预先教导百姓以便应付日常使用。《灵棋》取法《易》的象而作。《易》的道理深奥难知，所以作《灵棋》来象征它。《灵棋》的卦象虽然不能穷尽《易》的蕴含，但如果不是精通《易》的人，又怎么能写出《灵棋》的辞语呢？《灵棋》的形式，以三为经、四为纬。三层之中，上层为天，中层为人，下层为地；上层象征君，中层象征臣，下层象征民。四种数中，一为少阳，三为太阳，二为少阴，四为老阴。少阳和少阴相配，太阳和太阴相敌。这是通常的情况：得到相配便喜悦，遇到相敌便争斗。有时失去常道，相配的反而成为仇敌；有时得到适当的运行，相敌的反而可以发挥作用，这就是变化。阳气多，道路相同而彼此帮助；阴气多，志趣不同而彼此乖离，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分别。阴阳交替运用，卦体有所不同，名称也随之不同，这就是变化之道。《易》取象，有车、马、桷、矢、鬼、狐等类，推演而贯通它，天下万物没有不包括在内。已经说是马，又把它作为龙；已经说是水，又把它作为云，这就是变化的意义。不是通晓天下事物奥妙的人，不能认识这一点。所以说，《灵棋》是取法《易》的象而作的，不精通《易》的人不能作。我一向喜欢它占卜应验，却嫌解释它的人不懂作者的宗旨，反而把世间卜师的话配附上去，因此替它申明本意并写下这些话。至于认为它是黄石公传给张子房、由张子房接受的说法，传记中没有这样的文字，史书中也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不敢跟着牵强附会。赠给徐仲远的序 世人所说的祸福、通达和困厄，果真是由于命吗？圣人很少谈命，难道命果真不值得谈吗？孔子说：‘道将要施行，是命；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自古以来，确实有不仁的人安逸快乐、守道的人遭受杀戮和羞辱的情况，这难道不是命吗？古人把长寿、富有、康宁、喜好美德、善终作为福，却不说显贵。如今谈命的人以官爵大小、品秩高低来判断，难道古人所谓祸福和今天不同吗？喜好美德没有超过仲尼的，却困厄穷苦而处于下位；颜渊接近圣人，却三十岁就死了。曹孟德、司马仲达身居万人之上，却能长寿而终，并且福及子孙。究竟是祸还是福？所谓命，应当怎样判断呢？《易》说：‘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以达到命。’孔子说：‘不知道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如今谈命的人，果真与古人的说法相合吗？上天用阴阳五行生成了人，阴阳五行的精华就是日月、木、火、土、金、水七曜。七曜运行于天上，万物便形成于地下。人，是天地分化出来的形体，也是日月、木、火、土、金、水分化出来的气。理产生气，气产生数；由数可以知道气，由气可以知道理。这就是如今谈命之说的由来。气是母，人是子；母子相互感应，显著和幽微相互应和，这就是天人之间的道理，那么命又怎么可以废弃不谈呢？太阳运行到一定位置，麋鹿便开始解角；月亮运行到一定阶段，螺蚌便开始咬食；温风吹动，荠菜和麦子便死亡；清霜降下，丰钟便发出声响。万物的道理彼此相通，不能妄加欺罔。天台徐仲远用七曜、四余推算人生祸福，没有不应验的。我对此非常惊异，因而写话赠给他。至于趋避吉凶利害的方法，我从孟子那里听说过了。《夏小正集解》序　王祎

译《夏小正》，世人认为是夏代的书；此书载于《大戴礼》，传授它的是戴氏。郑康成为它作注，有人说是卢辨作注，却说成郑氏的，错了。颍川韩元吉曾用范太史家收藏的旧本校定它，但与从前流传的关本有许多讹误不同。会稽傅崧卿又依据关本作训释，实际上补正了很多地方。到了考亭朱子编集《仪礼》，尊重并信任《小正》而加以采用，经他考订论定之后，主旨更加明白。如今括苍赵君复汇集各家的说法而作解释，因此最为详密。依我看来，说《小正》是夏代之书，不能没有疑问。孔子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虞书把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作为重要事情，《小正》大概就是这种遗法。孔子曾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政道，所以到杞国去，却不足以考证；我得到了夏代的时令。’后来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说：‘实行夏代的时令，作《春秋》时也采用夏历，以夏时冠列月份。’他取法夏时就是如此。假如《小正》确实是夏书，那么它必然是孔子所取用的，可是它为什么没有和《禹贡》并列在百篇之中呢？郑氏说：‘夏时，是夏代四时的书；它保存下来的，就是《小正》。’那么把《小正》当作夏书的人，正是郑氏。不相信圣人，却相信汉儒，这可以吗？《礼记·月令》，汉儒都认为是周公所作，但其中杂有虞、夏、商、周、秦、汉的制度，大概是汉末诸儒采集吕氏《十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等书编成的。《大戴礼》中有《小正》，《小戴礼》中有《月令》，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类书呢？有人说，吕氏依据《夏小正》来订正四时；有人说，《小正》具备十二个月的内容，却没有中气，只有物候而没有日数，到了《时训》才规定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日为一节，这是因《小正》而加以详细说明。莫非《小正》只是出现在《月纪》《时训》之前吗？如果是这样，把《小正》当作夏书，确实很可疑。赵君说，郑氏把《小正》当作夏书，本来没有旁证；书中所记的昏旦中星以及星辰的出现和隐伏，大都与《月令》《月纪》《时训》不合。唐代一行用历法推算，知道它实际符合夏代时令，因此说它是夏书，没有疑问。又或者不是这样：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只要探求其中的规律，精通历数的人都能考察。大概自上古以来，天体运行、太阳出没，星辰运行的次序、位置和度数，没有什么不可以知道的；何况在夏后氏的时代，怎么知道不是精通历数的人逆向考察、上溯推求，探寻其中的规律而写入这部书呢？难道也可以就此完全相信而不加怀疑吗？世人把《本草》认为是神农的书，把《素问》认为是黄帝的书；它们果真出自神农、黄帝吗？《本草》《素问》不能断定出自神农、黄帝；《月令》也不能断定出自周公，那么《小正》是夏书，我自然不敢不对此表示怀疑。可惜赵君已经去世，不能把我的疑问拿去向他请教。然而赵君作这部书，考核既详尽，论辨又严密，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识识往往都是正确的，难道不是值得流传吗？只是他的真本以及所著的其他书，都因战乱而遭受厄难；这篇文字是他的伯兄搜集遗稿后重新抄录的，章句和字形难免有脱漏错误，读者选择辨别就是了。赵君名友桂，字诜仲，他的学问、品行、志向和事业，都记载在宋太史所作的墓志中，这里因此不再叙述，只评论我所怀疑的地方，用来为他的书作序。《黄子邕诗集》序 旴江黄子邕善于作诗，他的诗集有一部叫《醉梦稿》，都是古乐府歌行和五言古体，共若干卷。诗辞简约质朴而平实，全都以汉魏为根本，完全去掉近代声律的弊病，几乎接近古诗了。唉，像子邕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意追随古代作者，想和他们并列吗？难道不能说是当今世上善于作诗的人吗？我曾经评论说：‘《诗经》三百篇的作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时代所作；它们的言辞大体都是指明事情而确立意义，明白易懂；援引事物并联类比，贴近而容易看见。从来没有艰深矫饰的语言，而天道的显隐、人事的治乱、世变的盛衰、物理的兴亡，无不有所显现。这就是诗的体制之所以有所系属。’后世谈诗的人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往往只炫耀自己的才华辞藻，任意铺陈华丽繁缛、奇诡浮靡的文字，以此为尚，在辞语之间比较美丑工拙，却不顾诗歌整体所联系的根本。自江左以来，直到唐宋，这种习气都如此；它造成的弊病当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子邕却能排斥铺陈而以简约为美，摒弃华丽而以质朴为美，贬抑奇诡而以平易为美，去除浮靡而以真实为美。读他的诗辞，可以知道他对于天道、人事、世变、物理之间的关系，理解得很详尽。再往上追溯，难道仅仅接近汉魏而已吗？所以我认为，子邕的诗，几乎接近古今世上善于作诗的人。像子邕这样的人，大概是不可多得的。子邕曾经北游，遭逢衰乱的时代，他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志向郁结而不能实现。幸而如今皇帝圣明，尽力收罗前代遗留下来的人才，加以甄别录用，因此子邕终于在礼部得到升任。恰逢朝廷正致力于考察古代礼制和文章，讨论修订、润色文辞，其中大多出自子邕之手。可见子邕的学问不只是善于作诗而已。因此我评论他的诗，并且连带谈到他一生的大概，使读者能够由此了解他这个人；也借此表明，我对于子邕的诗能够知道它的意义所在和他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并不是只因私下喜爱而已。送郑仲宗的序

译皇上即位第三年夏天，下诏征召江南各郡县凡是被称为大家族的人，全部到京城赴阙。到达京城后，便召他们到朝廷，亲自训诫晓谕他们，内容包括天地阴阳、性命仁义、古今治乱盛衰、纲纪法度、赋税供给、风俗政治得失等缘由，谆谆教导，累计有数千上百句话。又担心他们有所遗漏，不能详细记住，于是刻成书，抄本分赐给他们。六月十三日庚午，皇上驾临奉天门，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祎以及起居注臣陈敬奏事完毕，皇上赐座，从容地问：‘你们知道朕训谕这些百姓的用意吗？’臣王祎恭敬回答说：‘自古帝王都兼任君主和老师的职责。作为君主，是治理百姓；作为老师，是教化百姓。三代以后，做君主的人只知道治理，却不知道教化。如今陛下统治天下，治理的方法已经完备，又召集平民训谕教导，亲自提耳面授，不亚于严师对弟子，这正是古代帝王教化百姓的用意。’皇上又问：‘你们也曾听乡人议论这件事吗？’臣宋濂回答：‘臣的乡人浦江义门郑氏，确实前来接受训谕，并对臣说，陛下教导他们的旨意极其深切。如今他们回去，还准备把皇上所赐的书重新刻印，使乡里的百姓家家都有这部书，以广泛宣扬圣上的旨意。’过了几天，郑仲宗前来请求告别，又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仲宗就是所说的义门郑氏。仲宗这次来，既然已经承受圣明天子的叮咛告诫，而且教导得详尽周全，天下人的言语大概没有能够超过皇上的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向我王祎求言呢？我听说，三代的百姓都具有士君子的品行，难道一定要等上位者匡正、辅翼他们并振兴道德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本来善良，又长期受到熏陶渐染，所以只要稍加鼓舞，人人无不奋起行善，于是形成了‘比屋可封’的风俗。如今仲宗家十代同居共食，仁义之风和美浓厚，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家的三代；现在又明白地接受圣上的训诫，而且还打算使乡里的百姓共同兴起仁让之风，上下相互成就，这难道不是三代君民的情形吗？至于记述皇上的美德并加以推扬，用来激励四方，是史官的职责。因此我特意详细记下这件事，写下来告诉仲宗。至于仲宗才学的美好和旅途中的勤劳，凡是作诗的人自然会替他称颂，这里就不再说了。《潜溪后集》序　赵汸 《潜溪前集》共十卷，卷首冠有陈公（众仲）的序文。浦阳义塾已经刊刻流传；此后又有后集，文稿日益增多，卷帙尚未完成。宋公来信，让赵汸为它的主旨作序。只是我久病而荒废学业，过了一年也没有能够答复。又想到我和宋公相识有其来由，曾经遍读前集，只是遗憾陈公没有来得及全部看到。那么后集本来不能没有序。我既然不敢推辞，知道了它的情况又怎么能辞谢呢？于是作序说：专门修饰辞藻来作文，并不是古代的做法，大概始于汉代西京吧？太史公给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作传，说他们以善于属文而被君主知晓；然而他们都不能列入儒林传，而孔子的弟子却另行作传。这种把辞章称为文、却不以经学为根本的做法，大概从这里开始。到了唐代韩子、宋代欧阳公、曾子固相继出现，才开始考察经书来立言；他们器识宏大、学问广博、志节坚定，又足以振兴和发扬这种传统，于是文章的作用才变得尊贵。即使朱子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统，仍然诵习、效法并表彰它，不敢忽视。叶正则在东南显名，正值道学重新显明的时代，却专意修饰文章，不走旧路，反而背离并侵蚀根源；他看待韩愈、欧阳修在千百年后特然崛起，以及知道应当尊崇什么，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因此君子谈论浙东前代先达，必定以东莱吕公为归依，难道不是因为他学问广博而能把握要旨，能够自己找到老师，即使把他比作孔门的子游、子夏一类人物，也没有愧色吗？至于文辞通达、义理明白，不纠缠于陈旧言论，却又与义理相合，一百多年之间没有比侍讲黄公更好的了。景濂的父亲出生在吕公的乡里，又曾游学于黄公门下；他的学问以经书为老师，尤其长于《周礼》。他出入百家，探究深奥、搜索隐微，大概是想由此自我成就，并不只是把它作为作文的资材。他写文章时，完全凭借才高思敏，放开或收束，无不合宜，却从没有刻意作文。当他发愤选择学术道路时，直斥辞章为淫滥之言，把华丽辞藻说成积久的污秽，期望削减删落文字，径直走上道德之路；而对于吕公尤其反复吟咏思慕，仿佛在言语上不能自已。由此可见，他对于轻重的类别、得失的关键，观察得十分明白。别集的流行，难道只是想凭文章辞藻闻名于世吗？我所了解的景濂父亲，大概就是这样。至于陈公说作文一定要从老师那里传授下来才可以流传，景濂父亲自己并不以此自夸，而我也不足以评论他。只是我曾听袁公伯长说，他曾向先师虞公伯生请教：作文应当怎样做？虞公说：‘你是浙江人。你想知道怎样作文，应当去问浙江的厨师。我是四川人，哪里足以知道呢？’袁公说：‘厨师怎么会懂得文章呢？’虞公说：‘四川人做菜，使用粗大的食材和大块肉，醋味浓、酱料厚，不是不丰盛，也确实能吃饱，但饮食的滋味就很微薄了。浙江的厨师却不是这样，凡是水产陆产，都要挑选；把食材煮得柔嫩，把汤汁调得恰当，澄清有法，清洁不止；看上去清澈如水，而五味的调和各自达到所应有的程度。羽毛鳞介等珍贵食材，不改变它们本来的性质。所以我说，作文的妙处，只有浙江的厨师懂得。’袁公听后惊喜地称赞说好。自从虞公说了这番话，学者私下议论，认为如果不是黄公的文章，就不足以符合这个比喻。众仲曾向虞公学习，而景濂的父亲又是黄公的门徒。这两位先生所传授指点的学问，确实和其他门派不同吗？善于读这部集子的人，就能明白了。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的序

译圣明的天子平定天下以后，把前朝的图籍、史书和典章文献全都用车运到京师，于是下诏编修《元史》，起用山林中遗逸的士人执笔。凡是任官的文士都不得参与此事，在朝廷任职的臣子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来响应诏命。汸因衰老多病，屡次推辞征召，却误被列入选中。使者到了郡里，太守和属吏都能说明他的病情，但没有人肯承担拒绝诏命的罪责，所以他无法最终辞免。船经过严陵，恰好前任太史、金华人宋景濂公也到了那里，说：“有诏书在临漳召王子充了。”我说：“汸年老多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不是可以出仕的人，即使出仕，对事情也没有帮助。所幸的是，平生的老朋友又能在久别之后相见，事情中本来就有并非偶然的缘分。”宋公说：“是这样。”大概我和宋公有几年没有相见了，而同王子充则有十多年了。到了京师，听说悉阳操公琬先生在书馆卧病，只要早晚把病情上报，就可以回到私第。我又想到番、歙两地相接，从我成年起就听说先生；先生的学问贯通诸经百家，著述充满家中。我的几位兄长住在番地，同先生家有姻亲关系，常常相见，总能谈到先生的近况，却一直没有机会认识；如今竟能在这里相见，难道不正是前面所说的“并非偶然”吗？从这以后，我每天上堂同诸位先生在笔墨之间共事，退下后便探视先生的病情。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就常让我们连床而卧，谈论经史，昼夜不倦地相互问难，片刻也不停。我对此实在感到惭愧。不久，礼部尚书崔公和侍郎傅公一同来到局中，因为已经得到旨意，先生将要离开。先生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告知同僚，同僚们无不惋惜先生归去，都作诗赠送给先生。我承蒙先生知遇已有缘由，于是进言对先生说：“先生要归去了。山林中的士人与朝廷中的士人不同，他们的著述也同样不同。编纂、解释群经，折中百家学说，居处时便足以充栋，出行时则多到使牛马出汗。即使其中的学说未必都符合圣人之道，不是平素与此业相涉的人，也不敢妄加议论。尊崇古学，重视文章，凌驾汉唐，向上比拟三代，使穷乡僻壤中那些见闻浅陋的后进之士惊动目光、震撼心神，不敢出声诵读。自己估量一生也不能做到的事情，更何况陶冶性情、吟咏风月，有时用单句，有时用对偶句而为人称赏，这些都足以流传后世。即使有时对作者本人或他人并无实际益处，只要不是鬼神责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山林之士所能获得的成果。至于朝廷之士，却不是这样。太史公广泛搜集旧闻，上接《春秋》，下至麟趾，叙述高帝创业、文帝景帝守成，至今仍使人仿佛亲眼见到；封禅、平准、《传》《货殖》等篇，全都是劝谏之书。然而后世却把它们看作诽谤。韩退之未被任用时，想撰写一部《唐书》以流传无穷；进入史馆以后，便不敢有所作为。柳子厚苦苦劝说他，也丝毫不能使他改变。后来仅凭职事完成了几卷《顺宗实录》，最终困于谗言，被贬逃离，完整的篇章也没有留下。司马文正公受到神宗知遇，撰写《资治通鉴》，历时将近十九年才完成，却有小人摘出鄙陋的句子来诋毁它。这些都是德高望重、名声和实际声望都得到上下认可、把著书作为大业的人，尚且有时遭遇如此。如今我们带着山林中的学问登上朝廷之上，那么茫然失措、凛然自持而不敢放纵自己，难道不是有所畏惧才这样吗？幸而依赖天子圣明，下旨暂且依据旧有志书编成此书，凡是删改取舍，都听从圣上的裁断，不因诸生不能完成的事情而治罪。这恩德实在深厚。因此先生得以称病辞归，而像汸这样支离昏昧的人，也得以参与听闻编修之事。自己私下以为，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既然如此，汸对于先生此行，独自不能没有感慨，实在是有原因的。先生说：“你暂且慢些走，我在番、歙之间等你，不会很远了。” 《陶尚书文集》序　徐一夔 国家兴起，必定有杰出的大人物，乘着革新发展的时运，以雄健的言辞和宏大的笔力出而铺陈事业，用神妙的文采润饰宏伟功业，铿锵有声，光彩照人，使当世的德业超过汉唐，让各郡国听到它，知道朝廷的伟大；四方边裔听到它，知道中国的尊贵；后世听到它，知道今日的盛况。这样以后，才看得出文章的作用，原来并不是末技。唉！有志于此的人，在六经之间耗费精神，在古书篇章之下苦心思索，他们的劳苦也实在太甚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华美吗？也是将要把所学用于国家，不使它沦为空洞的器物罢了，只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太少。如今的礼部尚书陶公凯，莫非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吗？陶公的资质禀性超过常人，才能很高，学问很博，见识又卓越而深远。所以他写文章，多则上千字，少则一百字，下笔滔滔不绝，看不出有艰难的样子。他曾游历吴、楚，恰逢当时正排斥南方士人，有才学却无从施展。他所作文章多有激愤慨叹之意，后来又经历战乱离散，估量自己无处施用，便离开城市居住在深山之中，讲授经书来奉养双亲，所写文章也多含蓄隐约。如今皇帝平定天下，想改变以往只重武事的习气，派遣使者四处出访，征召起用岩穴中的士人，使者到了台州寻得陶公，陶公不敢坚决推辞，出而响应国家的需要。当时皇上正命儒臣编修《元史》，知道他精于文学，便让他列入编修人员。书成以后，他任职于大本堂教授，不久升为应奉翰林文字，没过多久又破格升任现在的官职。凡是考订古代礼制文辞的事情，陶公多有论定。恰逢翰林院职位空缺，朝廷唯恐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于是命他兼管翰林院事务。当时天下已经大定，朝廷致力于宣扬恩德、称颂功绩、推次勋劳世系，以彰明礼制文物。凡是诏令、封册、歌颂、碑碣等文书，大多出自陶公之手。陶公自己想到，文章的作用大概就在这里，于是措辞和陈述义理都各自符合文体。这样一来，陶公的文章便充分成为一代所用之文了。所以我认为，文章写得好不好，取决于作者；而文章能发挥什么作用，则取决于作者所处的际遇。我早年也曾有志于此，过去因为同陶公有乡里之谊，几次在他的著述末尾从旁讨论，哪里料到未老先衰，学问日益衰退，精神日益耗损，终于不能有所成就，又怎么敢自称能够显扬于世、用于时政呢？如今在京师见到陶公把所作文章全部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征求我的话为集子作序，我于是为它加以评论编次。后世读到这些文章的人，希望知道我的话并没有欺妄。《郁离子》序

译《郁离子》，是诚意伯刘公在元朝末年所著的书。刘公的学问足以探究天地人三才的奥秘，见识足以通达万物的情状，气概足以夺取三军统帅的威势；凭这些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道他自己看待自己同古代豪杰相比究竟如何。他二十岁已经考中进士，有志于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当时他的君主不把天下放在心上，任官不选择人才，只按平常的格局安排职位，使他缄默不能有所作为。不久南北纷乱，刘公慨然产生澄清天下的志向。藩镇正致力于整治军队，征召他担任参赞，而刘公急于以功业显露自己，多次提出重大的谋议，都是挽救时局的长远策略；但执掌国政的人乐于因循、满足苟且，把这些意见压下而不实行。刘公于是弃官离去，退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这就是《郁离子》写作的缘由。“郁离”是什么意思？“离”是火，是文明的象征；运用这个名称，是说其文章郁郁然盛大，象征盛世文明之治，所以称为“郁离子”。全书共十卷，分为十八章，分散为一百九十五条，多的有上千字，少的只有一百字。书中详细论述端正自己、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修明纲纪、远离利欲、崇尚诚信、估量敌情、审察形势、任用贤能、治理百姓等问题，根本在于仁义道德的美善，明察吉凶祸福的征兆，审视古今成败得失的踪迹。大体上说，这是为了纠正元朝的弊病，是有所激发而发的议论。它包罗万象，洞彻解释各种疑难，辨析广博奇瑰，善于运用比喻而不失正道。骤然读它，锋芒凛然，像太阿剑出匣，仿佛不容轻慢；慢慢思考，其中的言论确实凿凿，如同药石必能治病，又坚定可靠，如同五谷必能疗饥，是不可缺少的东西。难道像管仲、商鞅的功利之说，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孙武、吴起的阴谋诡计那样，学说违背圣人，却专门以智术权谋相互夸耀，还不认为自己有错吗？读到这部书的人，都以刘公没有得到重用为遗憾，哪里知道天意自有安排，把他带给了革新的朝廷呢？皇上兴起以后，终于凭借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才略辅佐、扶翼兴盛的国运；等到功业平定、行赏封爵，分封土地，于是刘公获得五等爵位，同元勋大臣一起得到丹书铁券，永远共享美好荣誉，这不是盛大之事吗！《左传》说过：“楚国虽然有才俊，晋国却实际任用了他们。” 说的就是刘公。当初刘公著书，本来对天下和后世有所期待，哪里料到自己亲身得到任用。虽然如此，刘公的事业都体现于书中，这正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刘公的著作又通过事业显现出来，这正是皇明兴起的原因。唉！一个人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兴亡，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区区一家之言吗？一夔早年曾接受刘公教诲。后来在金陵的官寺拜谒刘公，他拿出这部书来教导我。一夔惊叹于从未见过的内容，惭愧自己不能完全领会它的要旨。如今刘公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仲景担心书稿散失，因为一夔同刘公有相从的交谊，便请我为它作序。顾念一夔哪里敢为刘公的书作序？然而能够把自己的名字系在简册末尾，也是一种荣幸，因此不推辞而为之作序。刘公名基，字伯温，是括苍人。至于他的言行详情和官职功勋次序，都完整记载在国史中，这里不再记述。《六书本义》序 古代六书之法都由官府掌管，成周时保氏的职责是用六书教育国子；文字的设置，是为了统一文字、形成文明，所以又有外史掌管通达文字名称，有行人掌管论说文字名称。汉朝沿用这种制度，太史考核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的才可以做史官；官吏百姓上书时，字有不正确的，便纠正、率领改正，由此可知文字确实掌握在官府手中。文字不是旁门小技。大的方面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道统，其次有古今成败得失的踪迹，再其次有九流百家杂家的学说；又其次有官府文书、家族谱牒、钱粮诉讼、米盐琐事的记载注释，没有一样不依赖文字，大概一天也不能废弃。文字的造字方法有六种：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假借、转注。这些方法中有子字、母字相互生成的类别，有形声字清浊的区别，也有五方语言的差异。使用它们的人很容易流于讹误错乱。自从官府失去掌守文字的职责，大夫士人都追求简便，便有把指事当作象形的，有把会意当作指事的，甚至有把转注当作假借、把会意当作转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于是六书的意义不明，义理中精微的内容也有失去本来真实面貌的。越地的赵君撝谦深以此为忧，取许叔重以下各家的论著，考察其中得失，推究子母相生的关系，使各自归入相应类别；校正五方语言，以四声为准，又把子母相生的规律统合为凡例，用来提纲挈领，绘制图说以概括要旨，分为十类，写成十二篇，整理为三百六十部。这样一来，六书的意义就清楚了，使用六书也没有讹误错乱的忧患了。唉，大夫士人对于六书，好比麻、缕、丝、絮，人人都拿来做衣服，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种植养育；稻、粱、鱼、肉，人人都拿来做食物，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耕作和牧养。习惯使用却不加察考，这本来就是人情的大致情形。撝谦并没有像古代外史、行人那样担任掌管文字的官职，却能在众人忽略的地方用力，他的用心是多么专一啊！撝谦是宋朝宗室的后裔，志向诚笃而操守恬淡；他的经学造诣深厚，诸子百家无不记诵阅览；写成文章，抑扬反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而不违背正道。看他所著的《六书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至于《六书本义》，更是他尽心用力之作。当时国家校正韵谱，征召他到京师，稍稍考察他的学问，便提拔他为中京国子监典簿，不久因病辞职退隐，于是得以把全部力量用在这部书上。书成后，请我为它作序。虽然如此，我本来也是习惯使用六书却不加察考的人，哪里能够阐发其中的蕴含呢？只能姑且写下撝谦用心专一这一点罢了。《明文衡》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三十九 （明）程敏政编 ○序 《通鉴纲目考证》序　朱右

译上虞徐昭文考订朱子的《通鉴纲目》凡例，用来考证刊本中的脱漏错误，并补充朱子尚未完备的地方，共若干卷，命名为《考证》。它对于后世的人有所裨益，功劳实在不小。因此我为它作序说：在大道盛行的时代，典礼、诏命、征讨都源于天，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即使没有史书也可以。大道已经隐没之后，礼乐、征伐出自陪臣，刑罚和爵禄不向众人咨询，我们的孔夫子大概是不得已，才把二百四十二年间典礼、诏命、征讨的权力寄托在文字中，这就是《春秋》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圣明的君王不再兴起，治理教化不显著，奸臣、女后擅权执政越来越严重，司马氏撰述《左氏》成为编年史，追溯到韩、赵、魏三家，也因为其中系联王纲、保存典礼，而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在其中。朱子又取法《春秋》来编修《纲目》，把年代的久远、邻国统绪的离合、政刑的得失、人才的贤能或不肖，用大字书写以提纲挈领，用分注来完备文辞，确实领会了《春秋》删削褒贬的遗意，后世的鉴戒也就明白了。近代尹起莘加以发明，已经相互依附；汪克宽作《考异》，又有许多地方不够精审。近来把朱子凡例同今本参照会合，难免产生疑惑。如今读了徐君的《考证》，疑惑便像冰雪消融一样全都解开了。其中重要的地方，例如王莽弑杀皇帝，必定加上“进毒”二字；曹操、司马懿进爵，必定加上“自为”二字；刘裕、朱晃称帝，必定写出他们的姓氏。君臣大义，凛然不可侵犯。汉昭烈帝章武三年，分注写作建兴；晋武帝太康十一年，分注写作永熙，父子名分有条理而不紊乱。如汉景帝尊奉太后，就加写薄氏；刘禅立张氏为后，就加写贵人，用来区别嫡庶贵贱的名分。窦宪称为舅，梁冀称为后兄，杨坚称为后父，杨钊称为贵妃兄，用来惩戒外戚僭越窃权的祸患。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一类人，都写作宦者，用来防范宦官干预政事的祸患。拓跋禄官、南诏酋龙之死，都用“死”字记载，用来保存偏安和一统的体例。李从珂必定写作养子，又借此显出异姓断绝后嗣的危险。其他如高后废少帝，就改称“主”；霍光辅佐少主，就改称“帝”。至于临视、如幸、攻讨、诛杀等字样，无不特别留意而详细记载。一字之间有褒贬，善恶没有能够逃脱的；这样以后，朱子立言的宗旨便丝毫没有差错。君臣贤能或不肖的实情，政治治乱、国势盛衰的关键，都已经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学者从此没有缺略抵牾的忧患了。徐君的用心，可以说既公正又勤勉。假使朱子再生，一定会发出启发我的感叹。这部书流传开来，难道不会有关系于世间教化吗？他的门徒将要把它刻印传播，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性理本原》序 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而天也不过是气化之中的一种东西罢了。然而天所以能够成为造化，必定有主宰它的东西，那就是理。因此说：“上天生育众民，有物就有法则。”又说：“理体现于万物之中而不可遗漏。”那么，理又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所以君子就着事物来察考理，从来没有无理的事物；就着理来观察事物，也从来没有在事物之外的理。程子说：“冲虚寂寥而没有形迹，森然罗列的万象都已具备，实在难以从有形的迹象去求得它。”自从河图、洛书出现，圣人阐明幽深的道理，用来树立万世人道极则的内容，本来已经清楚地记载在简册中了。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失传，世上谈论治理的都只是苟且之说。幸而上天还没有丧失这种文化，濂洛二程相继出现，太极有图，东西有铭，以及《定性书》《好学论》等议论，足以使百世之后的人不再迷惑，如同太阳月亮高悬中天，在昏暗之后照明蒙昧，这实在是后来求学者的指南，也是后世的衡量和借鉴。我出生得晚，距离道统已经很远，没有听到父师的教诲，怎敢不恭敬承受，熟读并详细体会？恍惚间似有所觉，哪里敢私自藏匿？所以我把其中尤其重要而又切近的内容辑录成编，命名为《性理本原》；并且把河图、洛书列在篇首，以天为本来向人显示，接着叙述《太极图说》《定性书》《好学论》《西铭》《东铭》，从人扩展而返归于天，大概是时代虽异而道理相同；性理的本原，在这里就完备了。又把《通书》一卷、《感兴诗》一卷附在后面。至于《正蒙》等书，有的内容还不纯正，这里不再辑录。学者如果能在这部书中阅读、熟习并讲习它，精确地认识它，明白地实行它，那么对于气化的流行、人心的妙用，即使不再向别处寻求，也能够知道天人之间的深奥、圣学的源流；这些都可以在举手顾盼之间获得，难道不是抓住了根本吗？至于穷尽心力、认识本性以认识天，保存心性、涵养本性以侍奉天，面对夭折或长寿而心志不变，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顺从死亡而心安，这样一来，对于出而治理天下还有什么遗憾呢？学者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九灵山房集》序　桂彦良 士人未曾想要凭文章名扬后世。凭文章名扬后世，是士人的不幸。有可以任用的才能，遇上可以施展的时机，大则把德泽推行到天下，小则也足以惠及一县、施惠一州，把全部心力用在职分事务之中，本来就没有闲暇写文章；然而他的名声也不必等待文章才流传。至于困顿失意、处境孤僻，几乎没有在世上显露什么，便暗自想到世人既然不了解我，于是把志虑奋发在文字之间，对上借此私下寄托于古代贤人，对下留待后世君子评知。唉，这难道是他自己愿意的吗？这是我面对浦阳戴先生而产生的感慨。先生从前处在太平时代，跟随乡郡大儒待制柳公贯、侍讲黄公溍游学，俊伟秀发，昂然处于同辈之中，已经有文名；然而他的志向在于为世所用，没有闲暇专心致志于文章。后来事情同志向相违，所到之处多有不合，知道自己无法成就功名，于是压抑情怀、隐遁踪迹，盘桓在山顶海边，访求羽士、僧人同他们居住，更加用力写文章。凡是触动内心、映入眼目的事物，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异的景观，以及羁旅之人、狷介之士遗留下来的踪迹和隐秘行迹，都记录下来，借此寄托自己无聊不畅的思绪，发扬瑰奇杰出、磊落不凡的气概；文章清丽深厚、典雅洁净，往往不愧于古代善于作文的人。虽然他的用意精妙绝伦，但先生的困穷和不幸也达到极点了。然而世上实现愿望、享受俸禄、占据职位的人有多少呢？若追问他们的功勋事业，却没有听说有什么成就；再问他们同时代的人，已经有人连他们的姓名都不认识了。他们虽然似乎幸运，未必不是不幸；而先生的困穷，怎么知道不是幸运呢？先生的儿子礼把文稿辑录成卷，承蒙他拿来给我看。我并不是最了解先生的人，但也有志于这件事，所以在后面附上自己的私见，使读到先生文章的人，所谓幸运者可以自我反省，而所谓不幸者也足以受到启发。《周易旁注前图》序　朱升

译我从中年起就用经书教授门徒、教育子弟，常常在正文旁边写字来说明它的意义。有与正文不能连贯的地方，就补写在两字之间；如果还有不明白、不完备的地方，就再补写在本行之外。学者阅读正文而浏览旁注，便不会觉得正文的意义有所不足。唯独《易经》的旁注有前图，因为《易》之所以为《易》，它的根本只是图象。文王、周公、孔子的文字，实际上都是为图象所作的注脚。所以要明白这部经，就不能不探求它的根本。河中出图，洛水出书，上天并不吝惜道，把它泄露在象数之中。画一图已经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有二图？于是作《河图洛书合一图》，这是第一图，说明圣人取法它。八卦排列成列，又由此重叠成六十四卦。流传到今天，各自有横图、圆图；六十四卦圆图中又有方图，这样也就完备了。“帝出乎震，成乎艮”，它的方位之象又是怎样的呢？于是作《先天后天合一图》，这是第二图。先天、后天的开始和终结既然各自都有次序，连山、归藏以艮卦、坤卦为首的情况，如今已无法知道；而《周易》以乾坤为首，以既济、未济为终。经书分为上下两篇，其中卦序又是那样安排的。于是作《周易卦序图》，这是第三图。卦变、卦主、互体、卦数、卦位、纳甲这六项，有时杂见于经文和传文中，必定分别把它们完整列出，使人可以贯通考察，这样就可以了。于是作六图，这是第四图。淳安夏氏有《读易十字枢》，我平日私下考察《易》，得到三条大义，其中两条是经传训释的关键，于是把它们附在六图之后。圣人处在忧患中的道理，从履卦到巽卦，流传古远，旨意深刻，仅用卦名来概括，大概不足以完全表达它。于是作《三陈九卦图》，这是第五图。用揲蓍来求卦，根据变化而使用爻辞，比较义理、择取长处，不应拘泥于一种说法。于是作《蓍卦变占图说》，这是第六图。孔夫子谈蓍草和卦的德性，说它圆、说它方，本来不只是直说七为奇数、八为偶数而已。于是作《蓍七卦八图》，这是第七图。邵子的《天根月窟》诗吟，并不是给今天的《易》作注脚。豫章萧氏研究《周易卦序》，区别三画卦和六画卦的根源，使卦象和卦义明白融通，玩味正变始终的道理，于是教化之道也清楚显著。我以前已编成图，如今把全文录在后面，并把邵子的诗系在后面。依照卦运来处世立身，原则是相同的。于是作《三十六宫图说》，这是第八图。八图列在前面以后，周易旁注就可以阅读了。《叶宗茂哀诗》序 新安叶宗茂有清俊的才华，年仅四十四岁，就死在金陵的客舍。听到、见到此事的人都哀叹他生不逢时，为他作诗。乡里的老朋友朱升为他作序。序文说：宗茂，是叶濂翁的儿子。出生两岁时，迁家到蓼地。他从小就以聪敏机敏闻名，稍长以后学习进士业，跟随余复卿先生学习戴氏《记》。丁亥年，他回到乡里参加有司考试。第二年，我从燕山回来，取道到蓼地访问他。又过了五年，淮地军队兴起，宗茂避乱返回乡里。军队很快又到来，蹂躏郡邑。宗茂跟随乡兵奋力抵御，以能干著称。又过了四年，江南开设行省，有人推荐他，起家担任婺源州知州。当时州境尚未安定，并不是一个优美的官职。不久，镇守戍卫的官员恰好就是此前统领乡兵的人，于是上下相安，能够施行安抚百姓的政务。两次考核后才得以替代他人，接任者对百姓不好，宗茂的美好声誉便更加远播。有人准备派他出使蜀地，因为那正是他所擅长的事情。不久却没有派遣他，便让他督造战船；事情办成后，任命他守饶州。饶州地界同婺源相接，百姓欢喜他的到来。戍将同他不和，不久他被罢职离去，贬到濡须。两年中他读书治学，并不忧愁。有的人又挑剔他督造的船只不好，他再次受到重谴。去年奉命修筑城池，赋役不久增加到原来的十倍，他的家产也不足以供给。他的儿子仁仿效缇萦上书，于是得以免罪。今年夏天，他因病去世。唉！宗茂的人生难道只能止于此吗？宗茂风采神情秀美清澈，言语笑容可亲；读书读史不过几遍就能背诵，别人向他比拟、请他解说，没有不明白的；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喜爱宾客，急于救助贫困患难之人，颇有国士之风。作诗有构思、有情致，凡有所论述便滔滔不绝而不知厌倦。一时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都以有才器、有谋略看待他。然而他天性率直，不能委曲自己谦逊退让来苟且取悦别人；看待自己的长处如同看待别人的长处，看待别人的缺点如同看待自己的缺点。不是具有古代心术、古代道义的人，不能不与他发生抵触。宗茂得到赞誉或毁谤，原因就在这里。扬子云说：世道混乱时，贤人圣人奔驰劳碌还不够；世道太平时，庸人高枕无忧也有余。乱世的百姓困于供给转运，做官的人又困于责任；不能办成事情的获罪而祸患急迫，能够办成事情的，事情就更加归到他身上。武器、军队、钱粮、抚慰安定和应对事务，哪里是一人身体所能全部承担的？只要有一件没有做好，最终就不能免罪。假使宗茂经历世事时，能够遇上三四十年没有战乱的时代，最终凭经术取得进士名位，施展事业而成为优秀的官吏，再加上年寿，那么他收敛华采而成为有实际才德的公卿和乡里先生，用善行教导后人，使衰老者有可以依靠的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吗？可是他竟止步于此，难道这只是他一身一家的气运吗？当初宗茂跟随我游学，同婺源俞仲谦一起；两家是通家兄弟，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必定相随。仲谦能够用道义纠正他，虽然两人有时似乎不相投合。宗茂去世后，平生同他友善、相互依附的人很多，但能够存恤他的遗孤、使他的身后名声长久流传的，只有仲谦一人。因此我虽然认为宗茂能够得到具有古心古道的朋友，也未曾完全没有自我安慰，却更加深切地想到人世间的可悲。唉，宗茂已经如此了，我和仲谦的悲痛，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赠徐大章序》　梁寅

译我过去在戊子年秋天到达金陵，到了庚寅年夏天将要回江右时，想到钱塘是江左的名郡，若这次出行不去游览，将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到达，于是命儿子岷买船装载书籍，从京口前往钱塘，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贤士大夫自然见到了不少，而天台人徐大章君的家就在这个郡。他担任侯泮助教，我考察他的学问积累，聆听他的议论，又同他相处勤勉，彼此关照深厚，心中尤其仰慕。回到西方不到两年，战乱兴起，我逃身岩石之下，隐迹田野之间，每每想起金陵和钱塘，恍惚如同梦中经历过的地方，心虽牵挂，行迹却不能再到那里。如今皇上兴起，金陵成为宏伟壮丽的都城，比从前更加兴盛。吴元年丁未年，我奉诏来到京师，四方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大章也因为曾任郡文学而被当时征召，得以再次同他相会，彼此慰问，既欢喜又感叹；回想从前的交往，实在像梦中一样，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相见。当时皇上正兼用文武，极力振兴古代制度，开始设置三个机构：一是律局，用来制定法律命令，凡是熟悉旧官制、能够陈述宪章的人都在其中；二是礼局，用来考究礼仪，凡是精通古代制度的宿儒都在其中；三是诰局，用来撰写诰命，凡是文辞优长的俊才都在其中。我充任礼局成员，大章撰写诰命，我们一同居住在官寺中有半年，有时早晚谈论辩析，有时欣赏吟咏风月。大章的学问和文章本来比过去更有进步，而我却日益衰老衰退，只是一天天退步罢了。唉，从前的相见没有想到还能在今天再次相见，而今天的相见，又能期待将来再次相逢吗？我们离别得这样久，地方又这样远，却竟没有一句话用来作别，这在人情上说得过去吗？我用这些话赠给大章，所期待于他的，本来远不只是今天这样罢了。《送余县丞序》五方百姓的风俗各不相同，是山川把他们隔开，因而风气不同。治理百姓的人应当依据当地习俗施行政教，引导这些不同的地方归于共同，这才是善于治理。如今皇帝开始兴建宏伟功业，威严和德明并用，疆域一天天扩大，齐、鲁之地全都归入版图，州县长官和副职正慎重地选拔任用。既然选得恰当，便召到朝廷殿庭训诫告诫他们。大意是说：北方风俗中的人性情质朴，与南方土地的人不同；用纯诚之心治理他们，这是合宜的治道；用诡诈手段驾驭他们，就不是正道。在这个时候，余宗旸君因贤良被选为般阳长川县的县丞，我知道他不会辜负这些训诫。余君是三衢的世家子弟，读圣贤之书，思考如何砥砺自身并把它施用于政事，这些本来已经积蓄很久了。何况凭他淳厚质朴的性情，面对淳厚质朴的百姓，怎么会至于彼此抵触呢？我曾听说北方的风俗：一家之中，年幼的人一定听从父亲的命令，极其严格，也极其恭敬；凡是一乡中年长而有德望的人，乡民一定全都听从他的教诲，这就是乡里的父亲；县令、县丞治理一县，县民一定全都听从他们的教诲，这就是县里的父亲；州守、州佐治理一州，州民一定全都听从他们的教诲，这就是州里的父亲。南方的风俗有时对此感到惭愧：做一家子女的，有的竟不知道敬重自己的父亲，何况作为乡、县、州的百姓，能够教导乡、县、州的父亲，又有几个人呢？大抵豪强凌辱善良，贪婪之人讥笑廉洁，浮华之人嘲笑质朴，机巧之人欺侮笨拙，虚伪之人欺骗诚实，嫉妒之人憎恨仁爱。像这样的人本来还自以为贤能，却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耻的。希望你在长川能够顺应当地的美好风俗，成就善治，使北州百姓都说：“南方有君子。”这样才真正称得上没有辜负任用。太平的根基只以贤能为凭借，你一定要勉力而行。《赠安庆知府谭敬先序》　汪仲鲁 臣子奔赴君父的命令，不计较利害，只把忠义看作最高准则；不能通达事理的人做不到这样。谭敬先君担任安庆知府的第二年，夏季六月，敌寇到来，镇守的士卒不战而溃，敌寇退去。谭君召集僚属幕府中的官员，安抚残存的伤病者和遗民，坚守了三个多月。有人说：“郡府没有兵器铠甲，敌寇出没难以预测，不如回去向省府请求命令。”谭君不听。九月将近望日，右丞徐达公率兵守卫安庆，于是百姓得到安全，官员也获得皇帝宠赐的荣耀。第二年八月，我吴国公亲自率领水军解洪都之围，三战都获胜，大败陈氏军队；其将校全都被杀、淹死、擒获或投降，伪主陈友谅中流箭而死，降服他的士卒数十万，全部夺得他的楼船。吴国公怜悯江夏百姓多年困迫于陈氏，战斗和供给使他们一直不能苏息，不忍立即用兵加害，谋求找到一个人奉命前往招抚劝谕，于是谭君前往。有人说：“陈友谅已经死了，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实，不可以轻易前往。”又有人说：“陈友谅如果真的死了，他的嗣子一定会继位，也不可以前往。”谭君说：“这是上面的命令，难道可以推辞逃避吗？”于是他奉命赶赴江夏，宣示吴国的威势和恩德，说明怀柔宽惠的恩典，言论慷慨，气势不馁，竭尽才能使人感动；对方厚礼相待，便派遣官员随他回来复命。这两件事，难道不是不计利害、只把忠义看作最高准则吗？如果不能通达事理，只根据人们言语来决定去留，那么很少有不计较利害的。把趋利避害作为心愿，却能够忠于侍奉君主的，从来没有。因此说，不能通达事理的人做不到这样。谭君复命后返回安庆，九华知府刘君高兴，寄来颂诗；九江宋伯折又率领郡中善于作诗的人一同歌咏此事。新安汪仲鲁于是把这两件关系到大节的事情合在一起，写成这篇序。《送彭万里之江夏序》

译王师向西平定江汉，讨伐有罪者，慰问百姓，义理彰明，声势壮大，人心一致归附。因此第一战就杀死敌方大将，焚毁敌方巨舰；第二战俘获敌军，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第三战歼灭敌方首领，降服其将领士卒数万人，全部夺得楼船，古今极其痛快的事情，没有超过这次的。杀死君主而自行立国、违逆作乱而破坏天常的人，人人都可以诛杀。国家向天下申明《春秋》的大义，江汉百姓望风归顺；有智谋的人献出计策，勇敢的人效力；怀有才艺、抱有道德，以及山林幽远之地的士人，全都振奋起来，愿意在当时有所作为。何况像我彭万里这样勇健有谋略、直言而喜爱善行的人呢？万里以万户侯的身份跟随镇守同安，参与战守和招抚，多次建立功绩，前面三次战役他都参加了。这次他再次前往江夏，同时来看望我的病，以此同我告别。看见国家空前的盛大事业，古今少有，众多士人云集，而我却病废得厉害，不能振作奋发、出而有为，只能独自壮行万里。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王师正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他们；俘获的人全都释放而不杀，仁德的声名远近都能听到，真可以说是保护百姓而成就王业啊！义理彰明，是战胜敌人的原因；仁德得到信任，是安定百姓的原因。战胜敌人而使百姓安定、从而平定天下，并不是难事。大丈夫树立功名于不朽之中，大概不能违背这些话吧！” 《王生归儒序》　叶致中 孟子说，能够出言驳斥杨朱、墨子的，是圣人的门徒。只是驳斥他们就立即同他们断绝往来，既然把他们看得这样严重，那么逃离他们而来归附儒家的人，难道不也是贤者吗？我的朋友王生，原本是搢绅名门之后，幼年丧父，他的族人收留了他；后来他在逍遥观做道士。不久他来向我求学，聪明敏悟。对于圣贤的书籍、诸子史传，他既已熟悉听闻，便毅然说道：“我家一向凭儒学科举显达，不幸中途衰落；而我这个不肖之人有幸生存下来，稍微有些见识，却竟然舍弃先儒而跟从老氏，恐怕不是先人的遗志。”于是他脱下道士的冠服，辞别老师，回到自家别业读书。于是我们这一同道的儒者，不论关系疏远亲近，都赞美推重他。甚至有人以礼聘请他，让他教育自己的子弟。唉！从前太史公撰写《六家要旨》，论述说：“儒家广博而缺少要领，劳苦却没有功效。”又说：“道家这一流派，顺应阴阳的大顺，采纳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法家的要领，贬抑聪明，去除刚强自矜，兼有五家的长处，足以用来治理。”太史公的论断既然如此，王生本来已经成为道家门徒，熟悉听闻道家的学说，却仍能尊崇我儒家的教化，奋然而来归，成为儒门弟子。作为老师，应当怎样看待能够出言驳斥杨朱、墨子的人，其轻重又该如何呢？有见识的人一定能够辨明这一点。于是有人请我写几句话来赞美他的志向。我说：“儒者之道，是什么道呢？儒者是以天地为道的。天尊贵而地卑下，这是君臣的位分；天生万物而地承成万物，这是父子的继承；一阴一阳，这是夫妇的配合；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它们的并行和先后、大小和朋党长幼的次序，是朋友长幼的法则。观察天地运行有序、万物发生和谐，礼乐就可以施行了。考察天的常道、地的经纬，明白阳气舒展、阴气惨戾的情状，政令刑罚就可以制定了。圣人出现，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制定经常制度，没有不是以天地之道作为自己的道的。人之所以为人，生于天地之间，长于天地之间，也将在天地之间终其一生，本来不能离开天地而做人，怎么能够离开天地之道而立道呢？不能离开天地之道而立道，又怎么能够割裂君臣父子、舍弃礼乐刑政而立道呢？明白这一点，那么太史公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呢？即使如此，那些昏昧无知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不值得同他们争辩。知道却不相信，相信却不选择自己所应当遵从的，仍然等于不知道。像生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有贤德的吗？生虽然贫穷，志向却不屈服，品行不受玷污，为我们的道义自行树立事业，成全人的伦理关系，增长我们的恩爱；朋友门徒纷纷来归附他，困穷时彼此切磋以求自我完善，显达时便广泛推行善道以兼善天下，这不是很伟大吗？” 于是有人认为我的话足以辅助我的教化，并且能够表达他的志向，便请我写下来作为序。赠蔡山人序　　宋玄僖 能够了解自己命运的人，然后才可以谈论别人的命运。命运哪里容易谈论呢？富贵贫贱，是命运；长寿短命、祸福，也是命运。命运悬系于天，天所做的事深远而不可测，而人却想预言它将要怎样，要做到没有不应验，是很难的啊！所以，不了解自己命运的人，不能谈论别人的命运。大概能够知命的才是君子，君子的心不被外物蒙蔽，对道理无不洞察。道理既然明白了，对于富贵贫贱、长寿短命、祸福，一概听凭上天的安排，因而无不感到快乐。自己已经因此快乐，又把这些道理告诉别人：“富贵，是命运。知命的人不骄溢、不冒险，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富贵。贫贱，是命运。知命的人不谄媚、不放纵，这样才可以长久处于贫贱。长寿短命、祸福，是命运。知命的人不苟且偷生、不伤害生命，那么长寿就是应得的长寿，短命也不再是非分的短命；不贪求不应得的东西、不冒险涉险，那么福就是应得的福，祸也不再是非分的祸。”这些话，人如果肯听从，对世间的教化难道没有帮助吗？以一个普通人的言论而能有助于世间教化，除了君子还有谁能做到呢？这难道是术数之学吗？上虞蔡某山人，早年曾经学习进士业，考试不顺利，便安于命分，归隐田野，不在时俗中争竞，难道不是了解自己命运的人吗？到了中年，难以谋生，于是他用五行书推算人生出生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并借此加以劝导：对于富贵的人，劝他们不要骄溢、不要冒险；对于贫贱的人，劝他们不要谄媚、不要放纵；对于长寿短命、祸福，劝他们不要苟且偷生、不要伤害生命，不要贪求、不去冒险。替人谈论命运，而所作的劝导是这样，难道不是以君子之道来对待自己和他人吗？否则，他为什么不专门崇尚术数之学呢？我是长期处于贫贱之中的人。今年春天，我在田野间遇到山人，听到他的话，知道他有志于君子之道，心中暗自高兴。因为他请求我写几句话，所以写下这些赠给他。《半轩集》序　　申屠澄

译忠义，是活人的大节。忠必然合乎义，义也必然体现忠。能够完全守住义的人，没有不能完全守住忠的。像已故半轩先生郑仲潜父，大概就是完全守住忠义的人吧！先生是浦阳义门中的大德之士，是与义一同出生的人。吴贞文公、宋太史公，是先生的老师；元太师道济公，是先生的知己。先生在留阁下那里住了很久，谈论天下事情，所谋划的没有不被采纳的。当时受到他恩泽的人很多。道济公因诬陷而被罢免宰相，先生于是以永嘉幕官的身份乘船渡海南归。在任半年，便拂衣回家。等到时运开启、天下清明，海内做官或隐居的名流，没有不出来整顿仪容、飞翔仕途的。先生年纪正强盛，却闭门编纂修撰，辅助治理家政，写成文章，深藏在箱箧之中。仰慕他的义而来的宾客像车轮辐辏一样聚集，即使旧日交游，他有时也借口疾病不见，更何况他的文章呢？像这样过了将近四十年，可以说是很难得了。他把自己的光明隐藏在阳光之下，却使它更加昭著；在风霜凋零之后保持贞正，在高岸深谷之间涵养素朴。他的行迹隐藏起来，像完整的璧玉，并不是逃遁到山林；他的身体隐居，像珍珠藏在匣中，并不是逃往江海。只是因为他内心积蓄的全是义，所以施行于外的也全是忠。这难道不是智慧周遍万物的人才能做到的吗？唉！先生是我申屠澄世代相交的前辈。近些年以来，我多次承受他的教诲；谈到胜国的事情，他常常感慨不已。他在言语神色中表现出的忠义，仍然是这样明亮而坚定。古人说：文才高、学问博、见识卓越的人，称为“三长”。先生大概兼有这三者。至于阐发先儒尚未阐发的道理，探究先儒尚未说明的义理，也都可以在他的行事中看见，而不是空泛的言论，这些无需赞美，读者自然会明白。至于他一生经历的始末，已经详备于今王太史所撰写的墓铭，这里不再记载。要把他的忠义之大、身名之全，昭示于天下，使人人都知道先生这样明智通达。后代的人继承先生的忠，继承先生的义，这对名教大有关系。从前宋朝灭亡时，闽南有一位忠义刚烈的君子，名叫谢皋羽，曾参与文丞相文山公的军务。文山公死于燕地，宋朝社稷覆亡，他便放任自己在山泽之间，写作歌诗，始终不肯出来做官，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道他。先生的志向节操可以说与他相同，却安然以道自乐，以此保全自己的天性；他不像皋羽那样困顿彷徨、悲歌自伤，反而比皋羽更高明。先生的名声与谢皋羽一同流传，便可以无愧于世了。上虞孝女朱娥诗序　　唐肃 我过去经过曹娥庙，曾写文章说：“曹娥尚未嫁人便死了，汉代称她为孝女，这是合乎礼的。如今庙中祭祀却用夫人的谥号；有了君子而后才有夫人，活着是女子，死后却称夫人，可以吗？曹娥的孝，不会因为称女子而减损，也不会因为称夫人而增加。”后来到了吴地，看见海边有一座庙祭祀天妃某夫人，据说她本是闽中的处女，死后成为海神，我又叹息说：“妃，是配偶的意思；上天的主宰称为帝，天妃难道是天帝的配偶吗？处女死后成为神，称作夫人，已经错误；又称为天妃，可以吗？”历代的祭祀典礼，由宗伯掌管，由朝廷议定，凡是不合礼制像这样的事情，谁能革除并纠正它呢？今年，上虞县人魏士达对我说：“我们县有一位朱娥，在宋治平三年，作为十岁女子死于祖母的灾难。当时乡里人为她在县南建祠，记述此事的是郡从事虞太宁。政和三年，县令席彦稷、主簿孙衍、县尉向泳重新修建祠堂，记述此事的是新定江公亮。如今祠宇碑碣被兵火毁坏，已经很久了。乡里的长老还能够说出它原来的地方，常常悲伤叹惋，以不能恢复旧貌为遗憾。” 宋熙宁年间，会稽县令董偕曾经把朱娥配享于曹娥庙。大概因为两位娥都是吴地人，曹娥庙在江的西面，地属会稽。朱娥庙已经废弃，不能单独祭祀她，只能在别县别庙中附带享受祭祀。虽然朱娥之神并不分彼此疆界，朱娥的孝也不因有专祠而显得尊贵、因附食而显得卑微；然而我们乡中长老和子弟之所以悲悼仰慕，却认为非要在本地专门建祠不可。况且旧庙本来就是百姓建造的，在这里任职的官员从未向朝廷请求封号和匾额，若能像曹娥那样得到封号，更会增加人们的遗憾。因此我们这些读书人都追述吟咏她的事迹，请求我为此作序，将拿它来告知有关官府，希望能够有所感动，转而上报朝廷，实现他们的请求。唉，这是多么盛大的乡人之心啊！孝，是风俗的根本；如果以孝著名，即使千年之后也如同一日。朱娥死后两三百年，人们仍然思念她、为她悲伤，不忍废弃祭祀，并且诚恳地把恢复祭祀视为急务。大概朱娥的纯孝能够在两三百年后感动人心，而这些乡人也可以说是懂得敦厚劝勉风俗根本的人。有关官府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奋发而兴办义举吗？否则，也就同先前那些在此任职的官员没有区别了。朱娥没有得到封号和谥号，虽然似乎令人遗憾；然而假使得到封谥，却加上曹娥、天妃那样不合礼制的称号，反而也是不应得到的。如今国家制度焕然一新，担任宗伯的人，必定有通晓礼制的君子，难道会不能革除前代的错误而加以纠正，反而肯沿袭它的错误吗？我谨借作这首诗序的机会说到这些，以记下我过去的感慨，也寄希望于今天居于上位的人。《明文衡》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 （明）程敏政 编 ○序 《心学图说》后序　　苏伯衡

译金华坦溪上，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郑君彦渊，是宋川陕制置忠愍公的六世孙。当初我得到他注释的《葬书》，读过之后，本来就认为彦渊是儒者；如今读到他的《心学图说》，更加确信彦渊无疑是儒者。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万世的正学由此产生。商、周承继其后，其间的圣贤，哪有不学习这些道理的，又哪有把这些以外的东西作为学问的呢？到了周朝衰微，圣人不再出现，异端纷纷兴起，他们所从事的学问，大多不是帝王之学。汉朝兴起后，群儒从秦火之后搜集残存的经典，往往沉溺于训诂，却不知道反求于自己的内心，这就已经失误了。又过了一千多年，濂洛诸位大儒出现，在宋代共同倡导阐明圣学并著书立说。子贡等人未能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道理，清楚得如同揭示日月，天下学士才开始知道，不知道道就不能谈学问，不明白本心就不足以称为做学问。可是积习形成已久，即使有豪杰之才，也都笃信先儒的现成言论，只会诵读而不肯用自己的精力去达到，今天尤其严重。这就像侏儒观看戏场，别人拍手他也拍手，别人嘲笑他也嘲笑；他的眼睛耳朵尚且没有真正看见听见，何况内心又能有什么所得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这样一来，他们的过失就更加遥远了。千古帝王之学，本来因濂洛诸大儒而重新显明；至于天地万物的纲理、理性命道德的精微，诸位大儒又哪里敢说自己的言论已经穷尽了呢？难道后来的学者就没有容纳自己思想的余地、没有发表自己见解的余地了吗？这就是彦渊的书所以写成的原因。彦渊从容游心于世事之外，对于圣经贤传，以及旁及佛、老的书籍，没有不浏览的，却从不牵强附会地把它们当作相同；他深思默体，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所得的学说直想超越濂洛、涉足洙泗、窥探先天的奥秘。推究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劳苦极深了。不是儒者，能够参与这种事业吗？可惜这部书写成于三百年之后，诸位大儒没有人知道它，也没有人取法它。假如让彦渊与诸位大儒同时出生，随从他们求得订正，他的学说难道不会流传并得到信任吗？如今却让我有幸读到它，难道不是懂得言语的人吗？唐代许殷，是尊贵的国医，却不愿著书，认为脉象的征候幽微而难以说明，自己心中所理解的，口头不能完全表达；得到他所说的，却得不到他没有说出的部分，那么对于脉理就不能明白，还会错误地投药。唉，医家的学说万一有所差错，祸患不过是伤害人；我们儒家的学说万一有所差错，祸患就会达到扰乱天下。既然如此，儒者著书，相对于医者著书，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所以我平生做学问，不敢笃信现成的言论，也不敢轻易发表主观臆说。看到彦渊造诣超卓、独有所得并且多有发挥，难道能不感慨吗？图和说中没有能够穷尽的地方，彦渊最终还会有所教导于我吗？送欧阳公辅序 故大司徒、楚国欧阳文公，从退休之职重新起用，授任翰林学士的第二年，伯衡以进士身份来到燕地，因而得以在崇政里宅第拜见欧阳公。退下后，又得以同欧阳公的孙子公辅交游。公辅比伯衡大一岁，聪明敏捷，没有谁能超过他；早晚总理家政，裁答书信奏疏，以宾客之礼接待门客，闲暇时便读书作文，没有片刻能够自我安逸。伯衡见到他，没有一次不羡慕并且惭愧。与公辅分别后，他南归；不久兵乱兴起，此后出处不明，竟有十六年。国家平定燕冀，公辅来到南方，我们又见面，才知道公辅累官至中书左司都事，并且对当世的事理更加熟悉了。曾经同他谈论元朝社稷覆亡的原因：即使说是天命导致，难道不也是由于人的作为吗？天历、元统以来，天下无事，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培植功名；在郡县任职的人把迎来送往当作要务，把模棱两可当作贤能，把搜刮猎取当作职事；掌管法令监察的人也都只求保全俸禄职位、顾念妻子儿女，大都想树立私恩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他们迟疑退缩、苟且度日，不把是非曲直放在心上，却被称为识大体，尤其受到重视。上下互相蒙蔽，政事靠贿赂办成，逐渐到了至正年间，变乱出乎意料地发生，于是终于没有人能够支撑挽救它。既然如此，它的灭亡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一定有办法辨明。唉，公辅真是懂得事理的人啊！今年春天，公辅采集史家的资料，从北平、山东回来；陕西按察佥事的任命也下达了，他将要出发，希望得到我一句话作为赠言。伯衡私下认为，君子治理国家，就像医生治病一样。一个人的形貌是肥是瘦，气息是虚是实，疾病是深是浅，凡是医生都知道，却不能医治，医治了又不能痊愈，那是因为不知道病在哪里，或者治疗失当、药物不良。有一位医生，切脉便清楚知道病情，治疗有方法，投用良药，本来就不必煎洗割解，病也会痊愈。难道治理国家会不同于此吗？圣明天子起于民间，统一四海，慨然想革除前代的弊病，于是选拔人才，分布到各郡各县，并把他们置于掌管风纪宪法的位置上，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而我们的公辅正参与其中。公辅从幼年起便侍奉文公，所接触认识的都是朝廷中的老成贤者，所听到的都是安定时局的方略，所学习的就是圣贤之道，又用岁月加以涵养，用世故加以磨炼。考察他的言论，譬如医生，他不但平素积蓄了良方好药，而且知道疾病所在。凭这些来治理国家尚且没有困难，更何况治理一个地区呢？《尚书》说：‘商朝的风俗颓靡，能说会道的人才被认为贤能，残余的恶劣风气还没有消灭。’ 公辅，你可要记住啊！周公保治东郊，殷人归附周朝已经很久了，可是他的话尚且如此，何况如今秦雍地区归附不久呢？那么从前的官场习气，怎么知道不会还有残存的呢？申明圣明的德意，振作更新它们，这件事我对公辅寄予希望。送晋王相汪君序

译圣明天子统一天下，谋划治国之道，考虑到国家的藩屏在于广泛分封亲王，于是在夏四月乙丑这一天，九子一孙同日封为王，授给他们册书和宝玺，赐给他们车服，分给他们土地。又选拔朝廷重臣担任他们的保傅，亲自驾临便殿，面对面训谕并送行，使他们先行前往，修缮城郭，建立府署寺观，设置仪仗卫队，督理官员，施行政教，以等待诸王出合。而龙舒汪君恰好被任命为晋王相。过去三王对待世子，没有不广泛寻求硕士，任命他们为师、为傅、为保，用道德义理引导他们，用政事辅助他们，保护他们的身体。汉代以来沿袭了这一制度，凡诸侯王都设置傅相，其职位品秩虽略低于三公，礼遇的隆重、责任的重大却相同。何况如今晋王所受封的疆域，表里山河，是尧的故都、叔虞的旧封地，也是韩、赵、魏的全部土地，地域广大而且重要；要保卫王的自身并控制外部边境，没有重臣怎么能够做到？汪君具有倜傥杰出的资质，早年承受家庭训诲，又曾拜武威余公为师；他的深奥学问、雄伟文章、宏大才干和远大谋略，卓然不是同辈所能比拟的。皇上渡江以后，最先受到知遇，出入皇帝左右，历任中外职务，随所任用而声望功业日益显著；譬如万石之钟，大力敲击就发出宏大的声音，轻轻敲击就发出微小的声音。”}], 如今您从二千石的职位被提升授予这一官职，受到的眷顾和关注尤其非昔日可比了。汉光武帝认为张佚不难做到正直，所以任用张佚为太子的师傅；唐太宗说李绩没有忘弃李密，因此把孤幼的太子托付给李绩。帝王为自己的儿子选择辅相，大致都是这样。汪君出使河南时，被留在那里很久，最终保全节操回来。他在中台任职时，曾多次触犯天威，面对皇帝陈述正直的言论，能够托付给晋王，难道还有谁比您更合适吗？那么您所辅导的晋王，与张佚、李绩所辅导的太子相比，虽然有嫡亲支系不同，但皇上任用您的原因，与光武帝、唐太宗选用张佚、李绩的用意，大概千年之后仍完全相同。您已经恭敬勤勉、竭尽心力，以忠言启发和辅佐晋王，推演阐明治道，使他光大孝友的品行，拓展藩屏国家的功业，追踪河间王、东平王的贤德，使晋王府成为一位卓越的贤王，保有国家社稷，与国同享安乐，永远没有止境。这样既不辜负圣天子建立亲王制度的深远谋划和选择保傅的盛大心意，确实是大夫士人所期望的，也正是您完全能够做到的吧？您将要启程了，朝廷中善于作诗的人用诗歌为您送行，并嘱托我为此作序，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药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传记说：“看见一个国家的礼制，就能知道它的政教；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知道它的德化。” 后世的礼乐已经没有足够的凭据可以考察了。那么根据一个人的文章来考察他所遭遇的处境，大概也可以借此观察当时社会的变化吧？士人出生以后，以承受世间万事的身躯，行走在是非、得失、祸福交织的道路上。除非离开尘世、隔绝俗务，不参与世事，或者生活在最盛大而有道的时代，否则怎么能使忧劳悲愤不在心中有所触动呢？又怎么能使怨恨、怨愤和叹息不显现在他的言辞中呢？即使是在夏、商、周三代，治道、学术、政治、教化都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贤士君子也没有比那时更多的。然而考察《风》《雅》中所记录的诗歌，和平愉悦的声音仍然不能压倒忧愁悲伤的声音，歌颂赞美的言辞仍然不能抵消讥刺抨击的言辞，更何况相隔数千年、时代不同而事情遥远的后世呢？汉、唐、宋传国各有三四百年，但处在全盛而没有忧患的时期，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士人有幸遇到盛世的，大概很多；可是看他们的论述，仍然有的发出困窘无聊、害怕获罪而遭受诽谤的叹息。大概天下太平了，但有的人家中却未必安宁；自身得志了，但有时仍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事情参差不齐，本来就是常理吧？那么，言语文章难以出于正道，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元氏完全占有中国，共九十二年，既不把政权交给士人，也不以法度来诛杀他们。所以士人做官，只要遵循道理、守住自身，就可以取得名位而没有祸患。然而既然是父母妻儿所依托的身躯，就免不了与世事接触；有时所任职务违背自己的才能，又因许多琐碎事情而受到牵连，并被按吏员的责任加以追究，这样又怎么能心中完全没有负累呢？像浦江郑先生仲舒所遭遇的情况，大概是世间极少有的。先生家中既然聚族而居，办理奉养、抚育等事务，衣服饮食都有固定的供给；掌管冠礼、婚礼、宾客、祭祀和徭役等事务，也都有专人负责。除了主持自己求学之外的事情，他一概不放在心上。他出仕朝廷，历任翰林、经筵、太学、太常等职，有时任其属官，有时主持其教务，每天与世间的名人、大儒从容讲论，却从未参与文书、钱谷等烦琐事务。等到国运衰败、朝代更替，他保全自身归来，成为德高望重的老成人，享受甘美精细、华贵丰盛的供养；每逢节令，便同宾客、兄弟游乐、宴饮、登高远眺，子弟后代在身边有几十人，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称心的。于是他撰写文章、创作诗歌，来叙述自己的快乐。我同先生交游往来，他的侄子叔度得到并读了他所著的《药房居士集》。其中的言辞都恬淡愉悦、顺遂和适，广大而温厚，对外界没有什么企求，内心也没有什么激愤，好像没有听见世间的忧患一样；不平、感慨、愤懑的言语，一丝一毫也没有显现在其中。唉！这是多么幸运啊！世上有志于文章的人，有的被世事变故夺去心力，不能充分发挥才华；有的受困于见闻浅少，无法开拓自己的情趣。因此文章最终变得狭隘浅陋，不足以流传。根据先生的遭遇来探求他的文章，再根据文章所表现的内容来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这难道只是一个人的言论吗？这难道只是当今世代所少有的情形吗？《金华城川十咏诗》序　童冀

译金华在汉代是长山邑，群山连绵环抱着郡城，西面山势中断，形如玉玦，浙江水从这里流出。浙江的源头发自东白山，经乌伤向西流下，经过郡城南面，与华溪水汇合成为双溪，又向北转而向东奔驰，流入江中。这里的山脉向北延伸到严陵，向南直达闽地山岭，向东越过天台山，曲折绵延而通向海上的群峰。因此自六朝以来，一直号称山水名郡。我生长在这里，足迹所到的北面群山，如金盆、紫岩之类有十几处。金盆大概是晋代黄初平牧羊的地方，紫岩则还保存着齐代刘峻读书的石室。它的西面又有金华洞天，南面的名山我所游历的也有十几处，只有永康的群峰尤其高峻陡峭，而岩灵石室则是我心中想游览却一直未能实现的地方。洪武丙辰年冬天，我承蒙征召来到京城，第二年担任全湘的教职，沿长江逆流向西行进五千里。吴、楚一带的名胜，如九华山、庐山的秀美，彭蠡湖、洞庭湖的险阔，以及岳阳楼、黄鹤楼的壮伟景观，足以撼动心目之处当然也很多，但我仍觉得没有尽兴。全湘距离舂陵不到三百里，舜帝的九疑山就在那儿；虽然它早晚都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最终却没有如愿前往。等到我再次经过衡阳时，距离南岳只有一舍那么近，却也没有能够亲眼看到它。难道是造物者吝惜而不肯把这些景物给予人吗？实在是因为我自身像匏瓜一样被系住，不能自由行动。到了霅川以后，我观览了天目山的奇特峭拔，看见了震泽的浩瀚广大，以及先前所经过的那些地方；同我的故乡山水相比，它们似乎还要胜过一些。景色虽然美，却不是我的故土，这就是古人因此兴叹的原因。如今同郡的朱世庸不远数百里，派遣使者前往吴中，带着他所居住的城川十咏，请我作序。城川距离我的居所才几舍，紧邻石室，本来就是我过去一直想游览的地方。所谓十咏，如华釜峰、栖霞洞，我已经听说或经历它们很多年了。其他如亭、轩、斋居、楼观等建筑，则是朱氏新近创建的。假使只有这样的景色，却缺少轩亭的胜致，景境或许会沦为闲散空旷；有这样的屋舍却没有相应的景境，又哪里值得高人名士为它题篇作咏呢？听说朱氏居住在那里，至今已经有好几代了；他们能够专享并保持那里的胜景，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昔日的金谷、华林、午桥、平泉，它们楼台建筑的宏伟、花木奇石的繁多，比起朱氏之处何止多出十倍、百倍、数倍？然而几十年之间都荒废成了茂密的野草，即使想要仿佛追寻、想象它们的遗迹，也已经无从得到。只有唐代王摩诘的辋川别业，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实在是因为有关它的诗篇还在流传的缘故。朱氏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不过，这一处境地的优美，本来要借助人的言说才能流传；它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拥有这样的胜景，则要依靠后人能够加以守护。朱氏居处于此，一定自有他的道理。我头发已经斑白，早晚将得到允许告假向东归去；或许有一天我能拄杖前来，尽情观览这些奇异胜景，补偿我眼力所未能看到的地方，也就足以实现平生的愿望了。唉！离故乡不过百里，我尚且蹉跎了半生，不能一次到达那里；那么数千里之外的九疑山、衡岳，看来终究更不可能亲眼见到了。然而如果能够回到故乡养老，逍遥于山林沟壑之间，安闲自在地度过余年，所得难道还不够丰厚吗？在东方失去的，希望在桑榆之间收回来，大概还可以指望吧。《送朱先生赴京考礼序》　谢肃 自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在秦代荡然消灭，到了汉代取代秦而称帝，距离先王的时代还不遥远，本来应当可以恢复先王的礼乐，用它来治理天下了。然而汉高帝不曾学习，又不是以真正的儒者身份辅佐政事，所以他的治理不能恢复三代的礼乐，这大概也有叔孙通的责任吧？当叔孙通劝说汉高帝建立朝廷礼仪时，汉高帝说：“衡量我的能力所能实行的来制定，不过是确定君臣的位次罢了。”这本来还没有达到先王礼乐用以教化天下的境界。可是叔孙通便以兴复礼乐为名，广泛征召鲁地诸生，因此有两位儒生不肯前往，说：“礼乐要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能兴起。”他们的话说得多么正确啊！德，是先王用来教化天下的根本；礼乐，是实现教化的工具。只有工具而没有根本，当然不可以。但汉高帝宽厚仁慈、为人长者，难道会没有根本吗？答案是：当然有。然而汉代承接秦代改变古制之后，要用古制改变秦制，难道不正是依靠三代的礼乐吗？沿用三代的礼来教导百姓，使他们守中；承袭三代的乐来教导百姓，使他们和谐；使中和之气充满天地，那么万物就不会受到损伤，王道也就成就了。王道成就以后，再斟酌增损三代制度，制定汉代的礼乐，这样汉代不就可以成为三代那样的时代了吗？这或许正是那两位儒生所蕴藏的见解。可惜叔孙通的学问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不能最终请到两位儒生，于是率领诸生和皇帝身边的人，除去三代礼仪中难以实行的部分，采纳先秦礼制中容易实行的部分，杂糅编成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的仪式，用绵蕝的方式加以学习演练。等到汉高帝实行这些仪式后，过去那些醉中呼喊、拔剑起舞的人无不震惧肃敬，汉高帝也发出“皇帝最为尊贵”的感叹，那么叔孙通也可以说是通晓当时的急务了。然而，如果汉朝四百年竟然把这当作礼乐，以为礼乐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最终的政治教化始终不能达到先王的境界，这就是叔孙通的责任。这也是后来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之所以发愤而更加叹息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今天那两位儒生不肯前往吗？所以，没有那两位儒生，天下后世便没有真正的礼乐；没有叔孙通，汉代也不会有君臣之仪，但汉代的仪制本来就不足以同先王的礼乐相比。后世谋求治理天下的君主和宰相，难道可以不知道学习的重要吗？如今皇帝勤勉兴盛圣学，治理效法先王；在统一天下的初年，命令中书、翰林、太常率领诸儒制定三礼；第二年又命令众人集会讨论礼乐；再下一年，广泛征召在野的道德文章之士，共同考订，准备制定一代的制度。我们乡里的朱伯贤先生正在受征召之列。先生生在东南，游历过西北，遭逢时局多变、事故频仍，于是归隐山林，吃粗饭、饮清水，更加努力于学问，因为他认为求学本来就是王者的事业。他谈论道德，一定归结到三代所选取的正道；谈论文章，一定归结到三代的杰出作品。那么如今他应征入朝，难道能够不援引三代礼乐，把它作为本朝治理天下的工具吗？不过，那两位儒生不肯为汉朝出仕，而先生却肯为本朝起身应召。这说明本朝的德政之盛超过汉代，也说明叔孙通的学问不足以同当今侍从大臣相提并论。先生何不也发扬那两位儒生所蕴藏的见解，使三代礼乐未能在汉代恢复的，能够在今天恢复呢？这样一来，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后来就不必再发愤叹息了。除了先王之道，还有谁能够参与这件事呢？在先生启程的日子，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娥江送别图》序

译溧阳人达公贯道，任越地上虞县的县丞。任期已经届满，将要入朝京师，县里人士一同到娥江岸边为他送行。达公想登船，众人停止牵挽船只来阻止他，大家都叹息感慨，不忍心同他分别。于是达公起身，指着江水对众人说：“从前我渡过这条江向东而来，害怕不能辅佐治理政务，有辱朝廷的恩宠任命。幸亏这里的父老兄长能够教导，子弟能够遵循，三年之间没有一件事牵累我，使我能够向西渡江，赶路千里去朝见天子，这是多么深的幸运啊！不要因为不忍同我分别而如此伤感。”众人一同回答达公说：“自从本朝拥有天下以来，在我们县任职的官员，不是严厉苛刻而使百姓受苦，就是宽纵懈怠而耽误政事；不是激切求名而自称廉洁，就是苛察琐细而自以为聪明。这些人都不知道从政之道，往往不能免于过失，所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赴中书接受考核来验证他的政绩。在中书考核政绩，应该从您开始。您没有那几类人的过失，具有古代遗留下来的爱民之风啊！我们正因为如此，在同您分别时才不忍心。”于是众人拜了两拜，同达公告别。达公登上船，送行的人久久站立在水边。船已经开行，大家仍然凝望着它，一刻也不肯移开目光；达公也倚着舵楼回头张望，迟疑不舍。当时天空放晴，潮水平静，四周的山峦像洗过一样明净；树叶发出瑟瑟声飘落，凉风吹起，飞鸟和游鱼在江心上下相逐，使人的离别之情更加纷乱，也更加不能自我抑制。有好事者把这情景绘成图画，题名为《娥江送别图》，准备寄给达公，并请我作序。我认为，送达公分别不在其他地方，而在娥江，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娥”指曹氏女子。她的父亲旴善于治水，为迎接伍君而被水涛淹死，娥已经死去，却仍设法把父亲的尸体救了出来，这件事载于《汉史》。后世仰慕她，所以用她的名字命名这条江。然而伍君的忠诚、曹氏女子的孝行，都是臣子和子女的大节。达公曾经用这些道理教导县里人士；如今达公离去，县里人士一定来到江边为他送行，不只是因为没有忘记达公的教诲，也是希望达公能够最终保全大节。至于区区的不忍分别，又哪里足以作为看重达公的理由呢？姑且把这些话一并写在图的末尾；有能作诗的人再题诗于后，希望达公可以从中有所观照、省察。《送徐先生归严陵序》　高启 严陵徐先生大年曾被征召到京师，参与编修《元史》。书成后上呈皇帝，皇帝下诏选择参与纂修的人授予官职。先生以年老为由极力请求归还故乡。恰逢春官商议修订五礼，作为一代的典章，于是又上奏请求留用他。不久，这部书又编成了。先生坚决重申先前的请求，大臣知道他的志向，不愿强行使他因事务烦劳，于是命有关官署备办礼仪，安排传送他回到故乡。京城的大夫、士人一同到幕府门外为他设宴饯行。有人说：“先生的学问应当供皇帝顾问，先生的文章应当掌管诏令，先生的经术和操守品行应当在成均担任学者的老师。如今这些都不能实现，却只让先生以平民身份在家中养老归去。虽然这是先生自己的志愿，难道不值得掌握任用人才权柄的人惋惜吗？”我上前为此解释说：“皇上刚刚登上帝位，首先下诏征召贤才，又要求各郡国每年计贡士人，希望同他们共同谋划天下太平，这是十分盛大的举措。因此，等待征召的山林贤士群集朝廷，如同流水奔向大海，隐士的居所几乎空了。朝廷对他们按各种等级任用，就像木匠选取木材，巨材小材全都采用，难道唯独对先生有所遗漏吗？先王施政，最重视的是顺应人情，也最重视厚重民俗。对于力量不能胜任的人，不强迫他去做；对于在道义上应当得到许可的人，一定顺从他，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人的出仕和退处都能各得其所，廉耻的风气也就形成了。如今先生因为年齿和头发已经不再壮盛，厌倦长途奔波的劳苦，留恋隐居生活的乐趣，抗词请求归去。上面的人不违背他的请求，大概是要放任他归于山林，使他像鸟儿飞翔、鱼儿游泳一样处在最高的教化之中，以彰明我们天子的仁德；又将借此激励天下，使人人崇尚退让，止息急躁争竞。顺应人情、厚重民俗，确实就在这里。所以宁可失去任用一个士人的机会，也不吝惜用他所得之物来成就更大的事情。否则，先生难道是苟且求去之徒，大臣难道是抛弃人才的人吗？况且先生归去以后，一定能够著书立说来教善众人，吟咏作歌、赋诗作文来宣扬圣上的恩泽，那么他又不是只顾洁身自守、独自离去而对世事毫无补益的人。这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我又听说汉高祖中兴时，严光不肯屈服，后世没有不尊崇他的。如今先生的故乡，就是严光的故乡。您曾游历过他耕作、垂钓的地方，面对高山长水，追想仰望他的遗风，一定会同千载以前的高士产生遥远而深切的契合。如今这一归去，愿您不要辜负往日的志向！如果我身逢明时，却不能稍微补益天下，怀着恩遇苟且取禄而不肯像先生一样归去，那我在先生面前实在惭愧。” 于是那位发言者认为这番话说得对，请我写下来赠给先生，以记载这次送别。《赠钱文则序》韩文公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出生的时候，月亮运行在南斗星宿。”苏文忠公说韩文公的身命位于磨蝎宫，而我的命宫也在这里，所以我一生所遭受的毁誉与他们颇为相似。磨蝎就是星纪所在的星次，也是斗宿运行经过的区域。星命家说，身宫、命宫安在这里的人，大多凭文章显名。以韩、苏二公的情况来看，这话大概确实如此吧？我是后辈晚学，隔着数百年仰慕二公，当然没有资格同他们相比。而我的命宫也在磨蝎，又同文忠公一样生于丙子年，这是幸运，偶然同他们有相同之处。二公的名声虽然在当世极为显赫，但遭逢排斥摈弃、诽谤毁谤，几乎无处容身。他们仕途上虽然曾在朝廷显达，却又被贬到阳山，谪居潮州，流窜于罗浮、儋耳之间，翻越山岭、渡过大海，冒着瘴气雾霭，同蛮夷和水中蜃气为伍，他们的困窘也十分严重。至于我平庸无能，虽然不能获得盛大声誉，却也没有受到排挤诽谤的牵连；何况又遇到圣明之世，忝居禁署任职，蒙受恩典赐予还乡，没有被流放到荒远之地的忧虑，这是幸运，因为我没有同他们遭遇相同的困境。然而二公的文章和德业，光明显赫，照耀千古；我却早年遭受艰难忧患，中年又为事务奔走，学问没有进一步修养，文章也没有值得采录之处，终将湮没而成为众人中的普通一员，这是不幸，因为我不能同他们拥有相同的成就。唉！” 命运所安排的处境既然相同，就应该没有不同，那么为什么两人的距离竟如此遥远呢？大概，困窘或显达、得到或丧失取决于命运，聪明或愚笨、贤能或不肖则在于自身。在于自身的事情可以努力做到，由于命运的事情却不能强求。世上的人常常把不能强求的事归咎于命运，却不把可以做到的事责求自己，所以多是宽恕自己而侥幸获得成功。像这两位先生，他们的道术相同，文学也相同，所以毁誉、穷达未必相同，却又自然相同。那么我不能和他们相同，大概自有原因，难道能归罪于命运吗？山阳人钱文则能够推算星象来谈论人的祸福，没有不奇验的，士大夫多称道他。他将要游历江湖，来征求我的话作为赠言，于是我写下用来自我警戒的道理送给他，也让他遇到那些宽恕自己而侥幸得意的人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文则读书而喜爱修养自己，又擅长弹琴，这种推星之术只是他的余事罢了。《明文衡》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一 （明）程敏政编 ○序 《送周逊学赴长洲儒学教谕序》贝琼

译今年春天，我和会稽赵俶、钱宰、金华郑涛一同被征召到京师，授任国子助教。秋八月十五日，我们参加奉天殿朝会，皇帝下诏让臣赵俶等到御前，对我们说：“你们一心用孔子所制定的书来教导诸生。至于苏秦、张仪，他们从战国崇尚欺诈，因此得以推行自己的学说，应当戒备，不要读他们的书。”接受诏命后退下，我思考道：“古人有句话说：‘孔子所读的书，却让张仪、苏秦那样的人去实行，好比鹰隼发出凤凰的声音。’皇上的话说到这里，难道不是洞察了他们学说的祸害吗？他们不只是迷惑战国的君主，还将迷惑天下后世。败坏心术的东西，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孔子的道，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传承下来的，见于《易》《诗》《书》《礼》《乐》《春秋》，最为中正纯粹，经历万世也不会弊坏。不幸被诸子百家扰乱，而百家之中，纵横之术最为严重；因为它的功利迎合君主的爱好，所以没有不喜欢并听从它的，反而把儒者关于仁义的言论看作迂阔而不采用。这些人一时习惯于倾险邪僻，前后沿袭同一条路，不能改变他们所趋向的道路，真是令人叹息不尽！然而古今帝王都知道尊崇孔子、斥责苏秦张仪，却没有人列举他们的欺诈来告诫世人，使人禁止这种习染而归向正道。我恭敬地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仓促之间也不忘记；凡是遇到诸生，一定诚恳地告诉他们。学习孔子，就会进步而成为诚信、成为善人，最终达到大人而圣、圣而神的境界，这不只是像登梯而上高处、乘船而渡远方一样。苏秦、张仪那种智谋的末流，是君子所羞于谈论的，怎么可以承袭他们的行为呢？大体说来，用正道率领人，尚且担心不能胜过他们的欺诈，何况用欺诈率领人，又还有什么可责怪其不正的呢？这是皇上告诫臣赵俶的话，将要彻底洗涤天下的习俗，使之恢复三代的淳厚，这是多么伟大的言论啊！河南周逊学，是正道先生的儿子，器量宏大而有学问，士大夫都器重他。苏州长洲县的儒学教职空缺，县里上报府，府里上报部，考察他的文章，考核他的品行，于是授予教谕之职，让他回去。人们都说，在偃武修文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教化更优先；师儒的职位虽然低下，但凡是才艺优秀而德行不足、声誉隆盛而道术不明的人，都不会任用。选任如此谨慎而不轻率，那么逊学与那些屈从于事务的人相比，优劣又如何呢？他出行时，士大夫作诗歌来为他增光，并且请我为诗歌作序，于是我借此举例告诫逊学：应当教导长洲的士人，一心归于正道，不要被苏秦、张仪的邪说迷惑。《送开学臣先生归洛阳序》从前洛阳人贾谊担任汉朝博士，一年之内便越级升为太中大夫，请求改定正朔、变更服色、确定官名、兴办礼乐、建立汉朝制度、改变秦朝法令。汉文帝虽然谦让，没有时间立即商议，却任用他居于公卿之位。各位大臣忌恨他，便诋毁他，使他出任长沙王太傅。高皇帝取得天下时，许多事情还只是草创；但一代的制度不能不确定，绛侯、灌婴之流的智慧比不上贾谊，而皇帝又不能任用他，这是我深为当权者惋惜的地方。如今本朝偃武修文，正要恢复三王的治理，凡是贾谊当年向汉朝提出的主张，不必等他请求便都实行了。处士开先生也出自洛阳，担任国子助教，曾经把自己比作贾谊，人们也以贾谊来期望他。当时大臣没有嫉妒他并诋毁他，要达到公卿之位并不困难。不久他因病请假，留在京师治疗。六月，病了很久仍未痊愈，于是遣送他回去，这又是我为处在下位的人感到惋惜的地方。唉！山川神灵降生奇伟磊落的人，古今也没有多少，本来应当使他们在当世有所作为。然而遇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却都不能有所作为，不知这在天道看来究竟是怎样的呢？起初我和先生一同在成均学习，受到他讲习的益处；一旦离散而各处一方，不能不为此惘然。何况我在衰老之余，暂代官职以充任空缺，和四方俊秀之士周旋，却回头望着他放情于嵩山、邙山、瀍水、谷水之间，以追逐云月为事，正如贾谊所说的凤凰自行引退而去、麒麟无法系住羁留那样，我私下里实在感到惭愧。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嘱托我为诗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精诚录后序》　郑楷 天子奉行天道、勤劳于民的原因，臣下竭尽忠诚、侍奉君主的原因，没有别的道理，也只是精诚罢了。至于子女奉养父母，则上下之间没有差别，并且兼有爱与敬。我朝太祖高皇帝凭借广大运行的德性，贯通历代圣人的道理，在万机之暇，专心思考天人之间的道理，恭敬沉默地思索大道，豁然在心中有所领悟，曾命文臣采集经书中关于敬畏天命、忠诚孝顺的言语，汇编成一书，赐名为《精诚录》，并颁赐给各王国。他以不言来施教，实在已经达到极致了。臣楷恭敬地承受宠命，有幸充任进讲官，恭蒙圣旨命教授臣顾禄临摹此书，臣楷为它作后序，将要重新刻印摹印，以扩大它的流传。臣楷接受命令时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因为这部书出自太祖的圣心，而殿下继承太祖的志向，述行太祖的事业，本应得到老于文学的臣子来铺陈发挥，却竟命令我这个浅陋的臣子来做，这就是臣楷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的原因。我私下听说，只有君主奉行天道，只有子女止于孝，只有臣下以忠诚事君，这些难道都以精诚为根本吗？精诚，是天的法则。天，是道理产生的根源；人的身体，是由父母生养而来的。作为君主，就是治理使我得以出生的根源。君主能够精诚，奉天的道理就实现了；臣下能够精诚，事君的道理就实现了；子女能够精诚，事亲的道理就实现了。而精诚之所以能够发挥力量，又都以敬为根本吗？敬，是圣人之学由此开始、也由此完成的根本。我恭敬地想，殿下的德性超过前代君王，心中存有圣学；诚与敬的精微道理，实在同太祖处于同一根本而没有间隔。因此人人都有同样的心，心都有同样的道理，而思考诚的道理以达到精诚，大概就是这样。太祖在前面创立它，殿下在后面扩充它；这部书一经流行，家家传诵，前代圣人的经书，只要展开一卷，大纲便呈现出来；一旦进入人心，忠孝便产生，那么帝王把福泽留给后世的道理，就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孔子汇集群圣的道理而成为大成，实在是万世永远依赖的事业。《精诚录》与此是同一道理。《送赵永明之金华序》　王琦

译有志于远大之学的人，并不是只想凭文章辞藻自我炫耀。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离开道而只在文章上讲究工巧，是不存在的。世人说：“文章，是语言的精华；语言不精，就不足以成为文章。”所以说：“疲于诵读，夜里耗费心思，铺陈雕镂、联缀堆叠，缘饰得如同绘绣，以此自认为工巧，甚至做到这种地步，最终也不过像游说之士的浮夸言辞、俳优的戏谑谈论。”而老学究凭这些欺骗后辈，后辈又凭这些侮弄同辈。这些与道毫无关系。道，是用来扶持纲常、继承典章法则的。如今向老师学习，就说：“他虽然擅长这一方面，却在那一方面错误；他在这一方面有长处，却在那一方面有短处，我也姑且跟随他向他学习。”向朋友请教，就说：“他虽然比我有长处，但才华不如我；他在学问上落后于我，智慧也不及我，我也姑且跟随他同他交友。”这些都没有从道中取得什么。唉！追求语言精美却与道无关，追求专门的学问却对道毫无取益。假使繁蔓的辞藻日益兴盛，错误的学说日益扩大，互相诋毁、辩论、讥讽、诽谤、排斥、攻击，那么文章怎么能不成为学者的负累呢？我过去向金华潜溪宋公学习，听到他论说的末端，从来没有不把这些作为深切戒诫的。黄岩赵永明，刚到二十岁便写文章，远远超出同辈，而我还没有同他交友。今年秋天我到郡城，友人林公辅拿出永明的几篇文章给我看，篇篇都光彩灿烂、铺陈丰厚，宏大开阔、纵横奔放，比附事物、援引同类，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并且将要跟随潜溪公取正。他大概是有志于远大学问的人，文章当然不足以成为永明的负累。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难道只是随便写作吗？一定要贯通于道。学问啊学问，难道只是博览诵读吗？一定要有助于义。”我诵读这些话很久了，面对永明的行为，不敢不把它告诉永明。将来我到金华，知道潜溪公用来教导永明的，也应当不会超出文中子这番意思。《送杨湖州序》　刘夏 君王取得天下，是因为上天的意志在上面顺应，人心在下面响应，这样才可以取得天下。十几年前，那位统治天下的君主，政治因不加修治而败坏，四方豪杰一同起兵，百姓死伤遍地。在这个时候，局势纷乱，好像人多就可以胜过天，而天意也因此震荡不安，不能达到安宁。十几年以后，我国家历经各种艰难，在江湖之间大战，在两军阵前决定成败的关键，借此已经试探出天意究竟向着谁、背着谁。那天意坚定地不肯舍弃我国家；天既然不舍弃我们，天下亿万人的人心又怎么能舍弃我们而归向别人呢？既然如此，天已经把天下给了我们，人也已经把天下给了我们；还有不来朝见归顺的，我们就起兵取得它。于是考察地图、计算各地贡赋，江南广大土地中，浙江西部数州之地近在肘腋之间，却还没有收入版图，于是命令将帅率军先取湖州。依赖上天已经深厚的眷顾，加上人的谋略协同，湖州便收缴甲兵、府库，全城归附。皇上看到湖民长期受辱，又想到湖民刚刚遭受兵祸，于是不得已停止近侍之臣的职务，派他前去抚慰。因而任命中书左司郎中杨克明，奉命出任湖州知州。杨公通达练达、深沉敏捷，熟悉大体，又不遗漏细小事务。湖州的父老、耆老应当教导子弟说：“从今以后，服从杨公的教令，做皇上新近收抚的百姓。凡是奢侈华丽、败坏的风俗，不可以再有；偷懒怠惰、放纵肆意的风气，不可以存在。其中的君子，就在圣朝像豹子变色、鸟儿长成羽翼一样改变提升；其中的小人，就改变面貌，在田野里耕作开凿。”如今湖民没有死亡受伤的忧患，有妻子儿女相伴的欢乐，你们只知道这是民心归顺的结果，却未必知道是天意使你们如此。因此太守刚到任，便为你们说出你们所不知道的道理。《赠詹学士出使序》洪武元年八月，皇上君临天下，慨然对丞相宣国公说：“治理天下，即使使用工匠之手，也必须有规矩、准绳和墨线，然后各种制度才能端正。”于是议定建立三省，设置六部，任命谏议大夫，设立登闻鼓院，停止征收拖欠的租税，下诏责备自己，寻求天下隐居山林、深藏不出、不肯出仕的人。皇上回头对旧臣秦裕伯说：“米价一斗三钱，外户不用关闭，我努力实行三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至治。”他追求大道的勤勉，像决堤的江河一样浩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于是十位儒臣奉命，分别巡视十道，访求贤能哲士，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学士詹同文也在其中。詹公胸襟开阔、洒脱不拘，曾任考功郎。当时我和同辈三十多人都隶属考功司，他的心思深如渊潭、不可测量；詹公投下一根长竿，探知每个人才力所能达到的尺度，用这种方法来寻求天下士人。假如有奸邪小人掩饰欺诈、钓取名声，怎么能够欺骗我而冒充贤能进用呢？而我当时还在官署管理宾馆，只应当修饰墙壁、整理几案坐席，来为天下的大夫君子作先行接待的人罢了。《舟行分韵赋诗序》　朱同

译皇帝拥有天下的第四年，皇帝下诏把天下群儒全部征召来选用。四方士人如云聚集、像车轮辐条汇聚。徽州先行在其中，出行者有十人。当时船停泊在南陵的毛家浦，芦苇在风中生长，东海升起月亮；我们几条船在江心传递酒杯，唱歌应和，共同感叹人生出仕或退处的艰难，以及聚会相逢的不易。于是以杜工部“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两句分韵赋诗来记载这件事，并且寄托规劝的意义，让我为诗集作序。我认为，唐虞三代的盛世，处在君师之位、用政治教化面对百姓的人，都是有真实儒学的儒者。心法的传承、教养的道理、政令刑法的工具，都记载在典籍中。世道日益衰落，风气日益浇薄，于是政治与教化分成两条道路。为君主的人有尊崇儒者的美名，却没有得到真正儒者的实际作用；做儒者的人穷究经书直到白首，却没有能够在当时完全实行自己的道。于是有人拘泥于古今时宜不同而不适合实用，有人所学并非自己所守，反而违背经义；先王治理世事的大法，几乎就要断绝了。今天子凭借神圣英武的资质，在江左兴起，扫荡群雄，不到几年便使天下统一，于是罢黜百家，只任用纯正儒者。这难道不是世道将要兴盛、斯文的极大幸事，也是做儒者的人应当深思的吗？学问贯通天人，功业惠及万世，文章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平定乱世，这才是真儒的学问。学问有浅有深，不能强行使它们齐同。守持清寒朴素的旧有品行，没有骄奢的习气；懂得廉耻的道理，没有卑污下流的行为；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求取名声，不屈曲道义来求得合群；行动、止息、离去、任职，都完全由自己作主，而没有一丝一毫计较利害的私心，这就是真儒的操守。这样的操守，是我们儒者所应当共同具备的。何况新安是我们考亭夫子的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学、礼义廉耻之行，长期受到熏陶磨炼。诸位年轻时学习，壮年时实行，如今遇到圣明的时代，沐浴在教养的恩泽中，应当尽力发挥所学精微来帮助时世，守持名节来约束自己，不辜负圣天子任用儒者的用意；这样难道只是斯文的幸运吗？我不孝之罪深重，父亲去世还未满一年，母亲的疾病也未痊愈，却穿着丧服跟在诸位身后。这关系到纲常的重大问题，也是治理教化所优先考虑的事情，我一定应当请求归去。因此不再推辞，把关于学问和操守的话作为与诸位告别之言，并且将要高踞林下，等待所谓的好消息，作为我们乡邦斯文的庆幸。诸位或许还会从我的愚见中有所取法吧？同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阳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铭德、汪德懋、江彦名；我余歙县人，朱同。《麟溪集序》　张紞 麟溪郑氏是东南著名的姓族，笃实行义，海内都称道他们。洪武丙子年，我从云南入朝觐见，看到左庶子郑济在朝廷中，见他举止循循雅正而谨慎，不愿外露，这正是《诗经》所说的“其仪不忒”，庶子具备这种品德。圣上从众人中选拔他，安置在身边，使他辅佐东宫，成为天下人的榜样；皇上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用意，真是达到极点了。庶子字仲辩，是义门郑氏的第八世孙，曾请求我说：“郑氏立家以来，已经历时多年，朝廷贤士和乡里俊彦用来称述并光耀我们的文字，历代都不缺少。此前本来已经汇集成集。洪惟皇上以龙德驾驭天下，人才接连出现，后来的作者还不会止息。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都归入珍藏宝库；我谨慎地续成一编，用以宣扬德化，夸美皇上的恩德，也借此不辱没先祖的事业和遗绪，希望您为它作序。”我推辞谦让了多次，才撰写言辞回答说：“唉！形体虽由血缘相连，同样具备这个道理，却不能不被人的欲望败坏，为什么郑氏反而越久远越兴盛呢？为什么郑氏能够通达变化而制定适宜的办法呢？我私下探求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不违背周礼和本族旧有风俗的道路：宗族坟墓相连，兄弟之间无不竭尽其力，嫡系与旁支彼此保全，本来应当薄待的反而超过厚待。” 世间有郑氏这样的家族，犹如景星照耀天空、凤凰在朝阳中鸣叫，真是旷世少有的祥瑞。虽然如此，经书说百世之后宗族便会消亡，共同烧火做饭的制度，圣人并非不想实行，只是大概也难以制定相应的制度罢了。现在假定由一生二，作为计算的法则，从二代以下加倍计算，到第十世，子孙共有一千零二十四人；继承名分的宗族将占一半，只有大宗应当在宗庙祭祀，其余都在各自家中祭祀，而家中祭祀又没有合适的场所，这是君子所忧虑的。况且子女侍奉父母，鸡鸣就起床，问候起居、察看饮食，各自都想尽到自己的亲情；如果一千人聚居在一起，只要有一人不满意，势必就有面向角落哭泣的人。对于这两件事，处理起来尤其困难。因此，通达变化，使人不感到疲倦，适时安排，因地制宜，这就是君子隐微的权宜之道。圣人考虑到世代相隔如此遥远，又怎么能把权宜之道固定成制度呢？所谓权宜，如果没有私人的恩爱，就不足以亲爱亲属；如果没有公共的义理，就不足以尊奉祖先。私恩胜过公义，公义便被恩爱遮蔽；公义胜过私恩，恩爱便被义理压抑。节制亲疏，衡量恩义，执持两端而取其中道；上面不忘记同一本源的恩泽，下面不失去群从亲属的美德。若不是权衡尺度精密切当，怎么能做到这样？我曾因父子分居的说法而思考这件事，大略仿照古代诸侯宗庙的制度，五世以内各有一处居宅，各有祠堂，合起来建成墙宇环护在外，希望侍奉父母、奉行祭祀各得其所。恰好有人可以与我谈论这些，我便顺势说到这里，以此结束序文。这大概也是处理家族事务的一种办法吧。《赠郑显则序》　方希古

译天下谈论文章的人，喜欢简古艰涩的，便以奇诡为主；喜欢铺陈畅达的，便以平易为主，这两种都不对。文章不能不工巧，但为什么要喜好奇异呢？文章不能不通达，但为什么要流于浅易呢？把浅易当作通达，把奇异当作工巧，离变得怪诞而庸俗还能有多远呢？善于写文章的人，贵在使意旨奇特而辞句平易。突然读它，慢慢觉得它容易理解；稍加思索、反复寻绎，即使极力追求工巧的人也不能超过它。像这样的文章，才是最高的文章吧？圣贤的文章与后世的辞章，在纯粹或驳杂、工巧或拙劣、多少方面，差别并没有大到不可相比。可是世人看待圣贤文章，仿佛它们天然如此，不敢指摘比拟，是因为圣贤不在辞句上刻意求奇，而在意旨上求奇。天下所有好奇的人都比不上他们。假使意旨不能超过众人，只修饰辞句，又哪里算得上奇特呢？日月运行在天空中，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运行，昼夜交替而有明暗，晦朔循环而有盈亏，自有天地以来，从未改变。天本来不必拘拘地寻求不同来惊骇人的视听，然而越久远越显得新鲜，越广大越没有穷尽，这样的奇特才是伟大的，还为什么要另外求异呢？至于鬼火忽明忽灭，不能按照常理推究它的踪迹，虽然似乎奇异，但它所发出的光明却很微弱。近代文士中有喜好奇异的，用荒诞艰涩的辞句来装饰浅易的意旨，攻击当世的文章，昏昧的人便群起附和跟从，而三吴各郡尤其严重。这些人都是拿鬼火来诋毁日月。它们的力量虽然不足以损害文章大道，但如果不消灭并禁止斥责它们，又怎么能够恢复古代文章的盛况呢？今天子怜悯斯文不及古代，选择太学中的士人来教导他们，我们郡的郑君显则也在其中。显则写文章，不喜欢故意求奇，也不流于浅易，大概是学习而得其正的人。我私下有志于改变天下的文章，却忧虑不能结交天下的贤者；如果真能得到像显则这样的几十人，共同趋向古人的道路，在世上显现自己的学问，那么文章的崇高广大尚且可以彰明，何况文章本身呢？如今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感慨呢？我听说文章与政治教化相互相应，怎么知道今天的文章果真不像古代呢？显则如果确实按照我的话去寻求，有符合我这些话的人，我就不把他看作当今的士人。《送太学生赵孝先从军诗序》临海人赵孝先是国子学生，他的父亲年老了，应当代父亲充任兵役，前往京师。孝先奋然说道：“我不代替父亲，谁来替父亲说话？”于是把愿意代父从军的文状报告给祭酒，祭酒没有准许，他便向礼部申说。事情上达皇帝，诏令准许了这件事，免除他父亲的兵役，遣送回家。孝先得到命令，喜悦得不能自持，好像病得很重的人遇到药物，久雨之后见到日月，又像羁旅困顿、无所凭藉的人忽然获得禄位。他立即换上军服出发。爱护孝先的人说：“孝先确实爱父亲，但为什么不自我珍重？像孝先这样有才华、积蓄学问并付诸实践、又有声望的人，早晚应当担任优美显要的官职，在朝廷任官；如果凭亲情向皇上请求，未必不会得到允许。又怎么忍心亲自代替父亲去当兵呢？”替世人爱惜人才的人说：“国家疆域遍及四海，执干戈担负战守职责的人多如树林，所缺的难道只是一个士兵吗？却偏偏让孝先去做。以孝先的品行才能来任用他，确实应当让他发挥所长，对百姓一定有补益；考核他的功绩，究竟哪一种所得更多？怎么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私愿，而失去良士呢？”孝先的朋友方希直听说后说：“爱护孝先的人，并不了解孝先；替世人爱惜人才的人，哪里知道国家深切爱惜人才的心意呢？拿自己来衡量别人，就会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看重的应当先处理，轻视的应当后处理。拿亲属来比较自身，就会轻视自身而看重亲属；如果只为荣辱打算而忘掉大义，即使得到高位，又怎么能有一天内心安宁呢？何况是不肯这样做的人，更何况孝先是卓越的良士呢？圣明的天子凭借天命和神明的决断成就大业，他所作的安排既不轻率又审慎明察，难道不知道孝先吗？难道不知道兵役的作用微小，而得到士人的功效重大吗？譬如自然之道，将要使它暑热，必先使它寒冷；将要成就它，必先使它遭遇艰难。光明显现在极阴之中，隆盛的事物隐伏于极微之处，怎么知道压抑他不是为了发扬，舍弃他不是为了任用呢？怎么知道万金不是轻，秋毫不是重呢？况且士人所学，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为根本；孝先这一举动，使天下士人无不自我磨炼、奋发向上，知道父母不可遗弃，禄位不可苟且求取。由此而为子就成为孝子，由此而为臣就成为忠臣，对于人伦的益处难道不大吗？对于做人来说，难道不值得珍贵吗？于是先前说话的人谢罪说：“若不是圣明天子的仁德，就不足以成全孝先的志愿；若不是孝先懂得学问，就不能按照道义安置自己。确实如此，学问不可不学习。”于是大家一同作诗赞美他，我写下这些话为诗作序。《篆书考正辩伪序》

译从古代发展到今天，保存取决于形势和助力；从今天反过来恢复古代，则取决于人。天下的形势，舍弃厚重而趋向浅薄，舍弃谨慎而变得怠慢，舍弃难以成就的而趋向容易。习俗如同水向下流，滔滔汩汩，不流到尽头便不会停止。没有坚定志向、卓越见识的人，不能知道这种风气不好而赶快扭转它。即使幸而有一个人知道它不好，如果不是通达事理而又身居其位，也不能夺取全天下人所嗜好的东西，把它挽回到古代。因此二帝三王的礼乐政教，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有风俗，经历几千年直到今天。时势改变，世代迁移，几乎到了不可恢复的地步，难道没有豪杰之士生于其间而想纠正它吗？只是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启发众人的迷惑，发言的人只有一个，而诽谤嘲笑他的人却有千千万万。即使想扭转流俗的趋势，也做不到。六书对于百姓日常使用最为切要，而它的变化也最为严重。从篆书变成分书、隶书，从分隶变成行书、草书，一天天趋向简易，轻率地涉入流荡而没有法度。假使古人重新活过来，看见今天的字，一定会惊骇眩惑而叹息，但人们反而很少有人知道它不对。偶尔有好古之士知道这一点，却力量不足以控制已经形成的趋势，只能把自己的见解写在书中。自东汉许叔重《说文》以来，流传于世的著书，虽然有精粗详略的不同，但它们用心深远，终究不是流俗所能比的。然而世上知道并喜爱这门学问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喜爱它而又能通晓它的意义、考察它的得失、补足它的不足并加以扶助的人，就更难得了。宁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从年轻时起就专心致志于古学，直到老年也不疲倦。他曾经忧虑俗字扰乱真实、损害正道，以古代文字为根本来纠正末流的过失，写成《文字考正辩伪》一书，拿给学者看。他的论述都有证据，不作主观臆说，使人人因他的论述而寻求许氏《说文》，探究古人创制文字最初的意图，引导天下恢复古道。难道还有什么能抵挡它吗？虽然如此，文字之学，大概只是学者所学的一件事情罢了。天下治乱存亡的原因，并不专在这里。井田、牧地制度改变，百姓便没有安定的志向；比闾、族党制度改变，乡里便没有良好的风俗。搜狩、军队、田猎的法度改变，国家便耗费钱财来养兵；读律、饮酒、射礼的法度改变，官府便疲于审理诉讼。大的如封建和学校制度，小的如名物和衣冠制度，它们与篆书变成行书、草书相比，又相差多少呢？我曾经妄想写一部书来纠正讹误、解除疑惑，却没有完成。先生的父亲秘书公以博学多识成为元代著名人物，他所接受并通晓的，大概不只是文字学而已。如果他还有比这更大的学问，能够论述编次成书，以补充六经的遗缺、洗涤百世的陋习，难道不是学者所期望的吗？我或许可以有幸预先听闻这些内容。《赠王仲缙序》饥饿就吃饭，吃饱就嬉戏，经营私利而奔逐财利，活着没有声名，死后没有记述的人，是普通人。吃饭时便思考，思考后便实行，不忧虑自身困穷，却忧虑道义不能修明；不害怕家中没有财产，却害怕自己的名声不能显扬的人，是君子。普通人所做的事，关系自身紧切，见效又近，所以趋向做这些事的人很多；君子所致力的事，见效既缓慢，功效也迟，所以普通人多嘲笑他们，却不知道普通人所做的事正是君子所悲哀的。我过去乘船从金陵回来，停泊在姑苏城下，船夫指着城中的大宅说：“这是元朝伪吴张氏的宫殿。”我问如今张氏家族在哪里，才知道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再问他们的姓名，也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等到了钱塘，沿着西湖行船，船夫几次对我说起林处士的事：“这里是处士从前的住宅，这里是处士的坟墓，这里是处士曾经游览的地方。”我没有一次不为此长叹。当张氏兴盛时，占有数州的财富，享有王侯的尊贵，驱使百万百姓供自己享用；他的车马服饰、宫室、妾媵珍宝、侍从徒众，都僭越比拟天子的规格，也自以为是当时的雄主。然而还不到十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林处士在世时，住的是破屋，穿的是破旧衣服，身边只有瘦弱的童子和野鹤，出入于烟霞水石之间，困穷没有人能比。如今过了二三百年，林处士的姓名仍然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那么区区的富贵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士人的贫贱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况且林处士只是一位诗人，他立身自守的成就，不能像圣贤那样宏大深远，足以阐明大道、使后世向善，却还能够如此，何况那些希望成为圣贤的君子呢？我的朋友乌伤人王仲缙，年少而好学，他的志向非常美好，乡里人却暗暗嘲笑他，认为他迂腐。仲缙告诉我，我担心他被众人的嘲笑所沮丧，所以把这些道理告诉他，使仲缙知道做学问是值得依凭的，更加努力自勉；也使普通人知道自己所有的东西并不值得夸耀，无暇嘲笑别人，反而为自己悲哀。《送陈克彬归临江序》　王叔英

译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听说江西有许多博学高才之士，衣冠文物的盛况冠绝天下。然而那里百姓的性情大多轻率强悍、猜忌狡黠，所以当地风俗喜欢争斗而擅长诉讼，最难治理；南昌、赣州、吉安尤其如此，临江又是其中最严重的。看看流传到四方的当地谚语，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天下做官的人，没有不害怕到那里任职的；而江西人在四方任官，也没有不被别人畏惧的。至于在江湖交通要道之间旅居的人，偶然遇到江西人，也无不害怕，不敢贸然同他交往。然而我从二十岁以来，常常见到江西人来我们这里任官，有的以廉洁著称，有的以才能显扬，有的因谨慎厚道而受到推重。那些愚昧恶劣、不称职的人，本来就很少；而不依道义驾驭事物的人，也不多见。我本来就知道江西人才很多，于是怀疑世人的话不能完全相信。今年我来到金华永康，永康县令刘公某是南昌人，县丞谢公某是吉安人。两位都凭廉洁谨慎得到百姓拥戴。我到永康时，两位已经先后因事离任，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们的为人，但听县里人的话，便可以知道他们是君子，实际上也就像亲眼见到他们一样。县中的税使陈志善，是临江人，几次经过我所在的县学。他为人温和谨慎、乐观平易，不与外物争竞；他的儿子克彬，恰好从临江来探望他，为人也像他的父亲，而才气又有超出常人的地方。我由此更加知道江西人才很多，也更加怀疑世人的话不能完全相信。难道是那里的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那里的人如今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吗？还是我所见到的那些人，恰好都是出自衣冠文物之家，所以能够超拔于当地流俗呢？这本来还不能确定。假使那里的人都像我所见到的这些人，当然可以说是美好了。假使当地风俗果真如我所听说的那样，那么居住在当地、成为当地优秀人物的人，难道不应该思考改变风俗的方法吗？我听说古代有凭一个平民之身就教化乡里的，确实有这样的事，只看他立身如何罢了。如今克彬回乡，希望他更加修养自身，把我先前听说的风俗作为乡人的戒诫，以去除它的恶习；把我后来见到的那些人作为乡人的劝勉，使他们趋向善行。从一个乡推广到一个县，从一个县推广到一个郡，再推广到一方，使天下做官的人乐于到那里任职，使那里的人到四方任官时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即使旅居江湖道路之间的人，也无不喜欢那里的人，愿意同他们交往。如果这样，那么天下人谈论江西时，就不只是称赞那里学士大夫的贤能了，这难道不是盛事吗？否则，若最终仍然使天下人畏惧江西人，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那本来就不是四方君子愿意听到的，又怎么会不成为当地君子的羞耻呢？虽然如此，我是浙东人。浙江的民俗，与江西相比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怎么知道天下人不会把我们看得像江西人一样呢？我的这些话，不只是用来勉励克彬，也借此勉励自己。《明文衡》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二 （明）程敏政编 ○序 《送稽古刘先生还乡序》　朱善 江西士人中喜爱古道的，没有比庐陵更盛的；庐陵士人中喜爱古道的，没有比刘君更盛的。刘君在南昌授徒，跟随他游学的弟子，都称他为“稽古先生”。刘君也接受这个称号，自称“稽古”。洪武丙辰年冬十一月，刘君捆束书籍将要回庐陵，前来向我告别，并且说：“人们用稽古来称呼我，还不足以算稽古；您称许我为稽古，这才真正是稽古。”我说：“我所说的稽古有三种，不知您是要考察古人的心意，考察古人的遗迹，还是考察古人的文章？如果考察古人的心意，那么尧、舜、禹的精纯专一、执守中道，汤、武建立中道、确立极则，孔门所说的一以贯之和忠恕，如果能够静坐深思而领会彼此的意旨，那么古人的心法就在这里了。如果考察古人的遗迹，那么尧在平阳，舜在箕山，禹在会稽，汤在景亳，文王、武王在丰、镐；下至齐、晋的会盟，燕、赵的攻伐围困，楚、汉的战争，邹、鲁诸儒的讲习，都一定要像太史公那样周遍游览、远行观察，然后圣贤揖让的雍容，征伐时的奋发扬威，巡狩会朝的严肃，英雄豪杰的低沉叱咤、嬉笑慢骂，都一定有当地故老遗民能够讲述。然而先生已经老了，我担心他不能遍历这些地方。如果考察古人的文章，那么四位圣人的《易》，四代的《书》，齐、鲁、韩、毛四家传《诗》，高堂生以及大戴、小戴的《礼》，公羊、谷梁、贾谊、董仲舒所传的《春秋》，下至《庄子》《离骚》以及诸子百家、史书，没有不搜罗的，可以说宏大而纵横。如果说到仓颉的鸟迹文字、岐阳的石鼓文、孔壁中发现的蝌蚪文、商汤的盘、周代的卣、龚伯的敦、卫国孔悝鼎上的铭文，以及泰山、邹峄山、岣嵝山、浯溪的石刻，凡是汉魏以来的碑刻彝器，古文、篆书、籀书、分书、隶书各家的字迹，幽僻之处穷崖绝谷中隐没的遗迹，外至偏僻土地、遥远角落的遗存，都是古今的奇珍、华夏的伟观。然而如果没有像欧阳先生那样真心喜爱、竭力搜求，并且又有能力取得它们，也不能很快汇集起来。您将要考察什么呢？”刘君于是慨然说：“向外求取，路远而困难；向内求取，路近而容易。我请求从容易的做起。” 《尚书》说：“考察古人的德行。” 又说：“考察谋划取法于天，天的规律也就是人的德性。考察古代，可以从中验证德性；考察上天，则不会违背天理，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上对天、下对人而无愧了。”我说：“这话说得对。”对于刘君这次出行，我谨叙述这些话作为赠言。《送滁守周伯器秩满序》　陈川

译我曾经谈论过治理百姓的重要条件有三点。一旦不能掌握其中的要领，官位就名不副实，政绩就不美，名声还会败坏，百姓也将因此受苦。这三种弊病就是：受上官牵制，畏惧权贵近臣，陷入吏胥的权术。士君子有志于当世，受到治理百姓的托付，声望足以让君主知晓，就不会受上官牵制；权谋才智足以使百姓信服，就不会畏惧权贵；才智足以揭破积久的奸诈，就不会陷入吏胥的权术。不受上官牵制，真正的才能就能显现；不畏惧权贵，真正的威信就能施展；不陷入吏术，真正的恩惠就能普遍流行。因此声誉和实际相互增益，官位和德行都达到相称的程度，上能得到君主信任，下能感动百姓，众人都会拥戴他。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不是长期积累、努力实行，具有自强不息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洪武乙卯年，天子深切体恤百姓，尤其重视选拔治理百姓的官员，命中书省大臣记录天下州县长官中政绩显著者，按等第升迁；其中治理最好的，任用到事务繁剧的重要职位。三月，诏令提升莱芜县令周伯器为滁州知州，这大概是按照政绩升迁的典例。滁州在唐、宋时期是著名州郡，出任知州的都是清望素著、有实际政绩的大臣，往往后来入朝成为著名公卿，做到宰辅，前后相接，如李德裕、欧阳修。滁州人至今还把他们作为谈论和仰慕的对象。我国皇帝拥有天下时，滁州是其潜邸所在地；大军在这里集结，大业从这里奠基，通往京城的道路也经过这里，是国家西北的门户。与京畿诸郡相比，这里是事务最繁剧的地方。出任此州知州的，如果不是有长期声望、旧日德望并且被皇帝记在心中的人，不能轻易授予。滁州土著中有许多勋旧之家，曾建立功勋、分封茅土的人很多。周公刚到任视事时说：“天子凭三尺之法治理天下，滁州是京畿的大州，远近都在观望。假如不能先谨慎守法，那么下面的百姓将怎么办？况且法律必须从上面开始。我只知道有法律，不知道还有其他。”于是他把徭役统一纳入法制，斟酌轻重缓急，依次施行。有人倚仗权贵来曲法求情，周公越发坚持，丝毫也不宽贷；众人环视而不敢发一言，事情便平息了。滁州过去隶属中书省，政令公文一下达就立即奉行；有时遇到不能实行的，封好奏上。后来滁州分隶凤阳府，府臣便借其他州的情况来压制他，属吏也得以罗织细小过失来撼动周公。周公气度不为所动，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端绪，反复辩论而丝毫不屈，事情两次上报后，朝廷因此判定周公是正确的，整个府都屈服了。从此直到周公任期结束，属吏再也不敢以私意从中作梗。滁州处在交通要道，事务往来纷繁，文书和期限只求一时迅速，属吏多庸碌傲慢，轻忽不敬；前任把这当作常态。周公洞察他们的奸诈欺骗，约束得更加严格，各项事务都由上面制定，属吏只谨慎奉行，不敢拖延，因此不能任意操纵，百姓的弊病也得以申理。周公节制欲望，约束自己，退食后便焚香清坐，寂然独处一室，低头思考：“政务是否有所缺失？事情是否有尚未理顺的？百姓是否有尚未安定的？”每天都这样自我反省，努力实行，丝毫不懈怠。周公的政绩，正是才智不受上官牵制，刚强不畏惧权贵，明察不陷入吏术；他的治理要领，难道只是这些而已吗？凭借自强不息的功夫，三年之内政绩告成。他将要入朝觐见，陈述自己的实际政绩，日期已经确定，百姓拦在道路上，希望他留下，不忍心看他离去。百姓私下相互说道：“我们周公的名声在皇帝心中，我们周公的政绩在百姓心中。如今他将要入朝，一定会成为著名公卿，做到宰辅。”他们不让欧阳修、李德裕专享前代的美名，幸而也为我们滁州人增添荣光。我惭愧地与周公一同任职，完全了解他的才干胜过常人，他的政绩使人心悦服，他的恩惠感动百姓，他的威信使人服从。他声誉与实际的美好、官位与德行的相称，理应光耀千古而无愧。我冒昧写下治理百姓的要领，告诫天下主持民政的人。《潜溪续文粹序》　楼琏

译显而易见、可以命名的功劳，众人都知道；难以命名的功劳，君子知道。至于看不见其功劳，而天下人在暗中受到它的利益，这就不是圣贤一类的人不能知晓的了。周朝的积累由来已久，从太王传了几代，到武王时，凭借八百诸侯的帮助，才终于战胜商朝。这难道是一个人的德行、一天的功劳吗？可是孟子把功劳归于太公、伯夷两位老人，认为这两位老人是天下人的父亲。天下人的父亲既然归功于他们，那么他们的子孙又归向谁呢？如果相信这话，那么武王的武功可以不用，周朝只要博得人望就能称王。孟子的话难道不近于过分吗？然而事情本来就有在这里建立、却在那里发生效应的情况：山岳生成云气，霖雨遍布四海，人们只认为是霖雨的恩泽，却不知道它根源于山岳的助力。贤人和大儒对于国家，不一定有显赫可见的功劳，但他们施及万物的作用常常在具体事情之外。说天下果真是因这些人而兴盛，众人未必知道并相信；然而要使天下安定，没有这些人也不能做到。汉高祖对于张子房，世祖对于卓茂，都没有参与拔旗斩将的战功，却尊敬礼遇他们，使他们位居群臣之上。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可以驯服暴乱、革除奸邪，智谋可以解除疑惑、安定事情，言论和风采为人们所信服并流传后世，已经很久了。我若因此尊敬礼遇他们，那么他们所造成的教化和使人心服的作用，难道只是像具体事功那样浅显吗？元朝衰败、我国朝廷刚刚兴起时，占据广大土地、兵力强盛，凭借名号而雄视中国的人有十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贤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只有他能够聘请金华太史公，并以宾客之礼礼待他。太史公初次见皇帝时，皇帝询问夺取天下的大计，太史公以不可滥杀作答，皇帝非常高兴，命他教授太子经书；每次询问治国之道，太史公没有一次不是以仁义作答。当时群雄大多嗜杀贪财，只有皇帝统率军队有法度，命将出征讨伐时，告诫他们不得滥杀，军队所到之处百姓都为之欢欣。有识之士已经说天下不足以难平定了。等到天下平定，皇帝才考察古代制度，以更新一代人的耳目，端正人伦，恢复衣冠，制定礼乐，兴办学校，凡是先王的典章大多加以讲求并实行，而太史公实际上参与了这些事情。他在翰林院任学士，曾任国子司业，晚年任承旨，前后共二十年，以道德辅导皇太子。皇太子的圣德宽大仁明，天下归心，受到天下人广泛的爱戴和称颂，其中太史公的功劳最多。海外那些遥远偏僻、很少来往的国家，朝贡使者接连来到国门，一到便询问太史公起居安否，购买太史公的文集带回去；日本甚至摹刻他的文章，在本国境内传播诵读。即使相隔近处的朝廷很远，穷山僻邑中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太史公是德行盛美的君子，听到他的名声、读到他的文章，没有不感叹、敬爱他的。太史公在门户庭院之间修养自身，而姓名却传播到千万里之外，蛮方异域都知道尊敬仰慕他，使中国的美德传播到无穷无尽之处，他的功劳实在很大。然而当时的人未必能指出这就是他的功劳，这正是太史公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吗？太史公治学广博而能掌握要旨，德行纯粹，不与世人争竞；端正耿介的气节有道地涵养，不因利害而改变。仁人长者的风范，在世间已经很久看不到了，竟然在太史公身上又看到了。上天把这样的人留给这个时代，不也是恩厚吗？可惜当时天下还没有完全受到太史公恩泽，他便突然因病去世。十多年后，皇太子也在东宫去世，天下人都悲痛不已。如今皇上已经追尊皇考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想到先皇旧日的老师，悲伤太史公不能复生，便由近臣推荐召见太史公的孙子怿，恢复他的官职，任职于翰林院。凡是兴宗皇帝想实行而未能实行的，以及天下人希望得到而未能得到的，皇上都举而实行。因此善名美誉遍及万姓，而太史公的文章更加受到人们的珍爱和尊重。我早年跟随太史公游学，承蒙他知遇，私下曾感叹：天下人知道喜爱太史公的文章，却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意义，而且也不能全部看到他的文章。我认为太史公过去身体无恙时，曾经选取旧作编成《文粹》流传，于是又和同门好友浦阳郑楷叔度等人，选取他自仕于国朝以来所作的文章，再次编选为十卷，名为《续文粹》，以流传给求学的人。唉，这部文章集是太史公所作，虽然可以流传后世，却不足以完全表现太史公的为人。后世有贤者考察、评论本朝兴起的由来，追念兴宗皇帝德业的盛大，并歌咏今日的太平治理，使之流传无穷，太史公的功劳或许可以在后世得到彰明吧？太史公名濂，字景濂，金华人，国史中有传。《送左参议胡公赴任江西序》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皇上下令翰林院儒臣修撰太祖高皇帝《实录》，慎重选拔在职士人参与纂修。李公至刚以右通政的身份前来，胡公以道以礼部郎中的身份前来，王公孟阳又以儒士的身份继而前来。三人都是浙江人，浙江为什么有这么多贤士呢？不久，至刚升任礼部尚书，仍主持史馆事务。第二年夏六月，《实录》修成，皇上厚赐银币，并赐予他们尊贵的爵位。以道升任江西左参议，孟阳越级授任礼部主事。尚书公对我说：“我们三人凭借同乡旧交，一同列于史馆，非常欢乐；但以道独自驾着部务的凤凰车，飞翔在西江之上，希望你说几句话为他饯别。”我说：“今天的布政司，相当于古代的州牧。舜把天下分为十二州，每州设置州牧，所以说，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可是古代州牧的职责，只是维持侯伯之间的关系，联络天下的形势，以恭谨地遵守王法，事务其实很简略。如今参议是布政使的副职，位列第四，官品四品，辅佐一司政务，责任非常重大。不过上面还有布政使和参政，政令并不全由自己发出。可是判定和议论都必须从自己开始：自己认为正确，参政说不正确；自己认为不对，参政说正确；作为使者，就一定要执持双方意见加以裁定。如果参政说正确，使者说不正确；参政说不对，使者却认为正确，那么自己也可以执持其中适当的一端加以采用。这样看来，参议的职责并不轻，反而很重，这就清楚了。然而议论必须以当时的制度为根本，参照旧有章法；不能拘泥于古制，却也不能背离古制；对上要宣扬皇帝的恩德，对下要合乎百姓的情理，平正坦荡，归于皇帝所定的中正之道罢了。如果各自固执己见，务求制造矛盾，以私意损害公事，事情就办不成，这不是朝廷设置官职的本意。”以道没有这些毛病。他任部郎中将近四年，同列官员都因剪除排斥而遭贬黜，只有以道卓然不染其祸，由此可见以道忠贞正大的品格。而且皇上之所以命近臣出任一方官员，是重视宣扬皇帝的德音，使内外相互联系。何况江西紧邻都城，治理教化尤其应当先行。让重臣宣扬皇帝的德泽，使百姓受到恩惠，是容易取得成效的；辅佐成就太平之治，就在此行了。还望你努力吧！因此写下这篇序。《赠医士潘徐二君序》　王达

译今年夏天，友人雷起潜的儿子豫生病了，寻求乡里的良医，找到一人，叫潘克仁。克仁治疗不到两天便因事去了别处，于是又寻求乡里的良医，找到一人，叫徐士恒。士恒到起潜家不到两天，克仁又回来了。两人相遇后并不互相嫌忌，便开始用药，而且共同讲明病因和治病的方法，哪些药可以用，哪些药不可以用。两人忘却各自所拥有的医术和见解，一心只想着救人，所以雷氏的儿子过了几天就痊愈了。起潜说：“这难道可以不报答吗？”于是跑到泮宫，请我写文章作为赠言。唉！天下人不是不多，其中专擅其事、嫉妒贤能的人，也并不少见。小人专擅其事、嫉妒贤能，固然是应该如此；读古人书却心怀小人的忌妒，也难道很少吗？自从淳朴之气消散以后，人们往往凭智力互相争强：甲说可以，乙说不可以；甲说好，乙说不好。他们蒙蔽自己的良心，被私意搅乱，忘记自己的短处，却嫉妒别人的长处。哪里有像潘、徐二位先生这样互相资助、共同成就美事，谦逊而敦厚的人呢？古人说过：“敦厚的人不毁谤别人来使自己获益，仁慈的人不危害别人来求取名声。” 我在二位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些品德。将来风俗变得敦厚，又怎么知道不会从二位先生开始呢？克仁专心坚定而有操守，并且通晓儒学，所以记录这些事情送给他，使往来观看的人能够在心中受到警戒。《送郑先生赴昌国任训导序》　锺士懋 天下难以处理的事情很多，只有处在贫困之中最难。天下处于贫困的人很多，只有能够以正道处贫尤其难。处于贫困而能以正道自处，不是读书行道的人就不能做到。读书行道而能以正道处贫，这样才可以做人之师。我乡自赵宋以来，一向被称为文物衣冠之邦，杰出人物和优秀士人接连不断地出现。不幸与时运不合，吃藜菜、咽粗粮的人也并不少。有像本忠郑先生这样极其贫困的吗？像他这样极其贫困的人，也不是没有；其中有的不能忍受清苦，出入于有权势者的小德之门，也不能说没有。因此，像郑先生这样极其贫困而又能以正道处之的人，确实很难得。先生与我是同乡，研治《尚书》，能作诗，擅长书法绘画，爱好古雅、学识广博，勤勉不懈，如今已经四十岁了。即使锅中只有鱼、甑上蒙满尘土，也从未稍稍向人求取一丝一毫；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绝不动心，清寂地独居一室。有几十名学生，只是清坐讲授，品德高洁、气节刚劲，没有丝毫亏缺。今年秋天，明州府来了新太守，竟能听到别人说先生非常贤能而又非常贫困。于是前去访求他，任命他为属县昌国学训导，送来任命书和礼物，但先生仍然推辞不肯就任。朋友们交相劝说他，他才开始接受任职。唉！师道不能树立，已经很久了。士大夫穷究经书、考核史籍，贯通诸子百家，谈论道理、辨析古今，讲说政事时口若悬河，毫不凝滞；拿起笔写文章，绚丽如云锦；凭这些登上讲席引导求学者，显得从容有余。然而他们往往不免失去教师应有的分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怀着计较功名、谋求利益的心，却让他们承担端正义理、阐明正道的责任，这就好比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作为测量日影的表杆，却想使远近、浅深、度数都不发生误差，怎么可能呢？《传》中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约之中。” 先生处在贫困之中，时间不能说不长；守持自身，也不能说不正。我屈指计算乡里那些读书行道的人，确实有先生这样的人。如今先生担任训导，作为诸生的表率，使诸生在心灵之处清洁自己的根本，使夜气保存下来，凝聚澄明自己的思虑；在白天接触事务时，洗涤自身受到的污染。将来那些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贵仕途的人，都具有如冰如蘖般清白的声誉，并且能够铲除天下贪婪之徒，难道不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坚苦自守、陶冶教化了他们吗？我还没有老，希望能够等到亲眼看见这一天。《赠杨布政序》　胡广 永乐三年秋七月初吉，皇上任命刑科都给事中、西安人杨某为陕西布政使。他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入朝谢恩，并以本籍不在陕西为由辞让，皇上没有批准。他将要出发时，他的同僚邓某、王某集合士大夫作诗为他饯行，并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我观察皇上任用人才，根据才能大小来安排使用，之所以任用杨某，是以公正天下为心，本来不因乡里关系而有所嫌疑。杨某的才能确实可以任用，将来无论施展在哪里都不会不合适。皇上既然信任他而没有嫌疑，杨某自己又有什么可疑虑而推辞呢？这是不应当推辞的事情。君子可贵之处，在于自身修养德行而取得他人信任；德行不出闺门、咫尺之间，却能感动乡党州闾之外，其感应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做官或不做官，都是遵循这个道理罢了。杨某居住乡里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誉，兄弟和乡党都认为他贤能。如今他治理政务，不必用言语教诲，人们也会信服听从；何况百姓生活的利弊，什么有利、什么有害，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他都曾经仔细考察，所以一定能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像饥饿时得到食物、口渴时得到饮水一样，见识真切明白而不会有过失。这就是皇上任用他的原因。假如他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而违背公论，那么谁又能增损他的声誉呢？杨某大概不会这样做。正因为他的言论刚正直率，陈述答对都符合皇上的旨意，所以才有今天的任命。我知道他将来的作为一定会与此相称，因此写下这篇序赠给他。《赠给事中周让重使古刺序》

译圣明天子的德泽普遍流行，仁爱深厚，凡在天地覆盖承载之内的地方，没有不受到教化的。极其荒远的地域，自古以来圣人声教从未到达的地方，只派一个使者，带着短短的一封诏书去晓谕他们，也没有不奔走承顺、叩头来朝的。唉！这难道是威力所能做到的吗？所谓日月照耀之处、霜露降落之地，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大概盛大德行感动人心的作用，就像这样吧。古刺在百夷以外一万多里，典籍中此前从未听说过它的名称。给事中、濡须人周让曾奉命出使百夷，听到古刺的名称，又知道那里的人一向仰慕圣朝教化，想来朝见中国，却没有人替他们先行引导，于是周让回国后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天子嘉奖他，便命周让前往。周让从滇池进入百夷，经过猿猴聚居、蛇虺出没、魑魅居住的地方，走了几个月才到达。到达后，古刺酋长率领同族，驱赶大象、奔驰骏马，准备舟舰和陈设，张旗击鼓，排列士兵到道路上迎接，全都又惊又喜，用手加额说道：“使者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他们在国中修建新亭馆让周让等人居住，随即派使者跟随其他使者来到京师报答谢恩；又挽留周让居住了一年多，每天都以宴饮慰劳他。今年夏天，他们派使者与周让一同带着地方特产前来进贡，并且请求设置官吏。天子赐给他们冠带和印章，授予古刺宣慰使的官职，赏赐也格外丰厚。又命周让再次前往。周让将要出发时，前来索取我的文章作为赠言。我认为，使者的职责责任不轻，如果没有刚毅的操守、勇武的才能和通达时势、随机应变的智慧，就不足以担当这种使命。没有刚毅，必然会怯懦；没有勇武，必然会遭受折辱；没有通变之才，必然会拘泥固执。必须三者全备，才可以担任使者。如今周让乘单车，带着几十个人，往返数万里，经过多次翻译，出使于使人如禽兽般惊惧、野兽纵横的夷地，宣扬皇帝的恩命；他说话慷慨激昂，忠诚奋发，情绪激烈，遇到无礼之事，气势丝毫不受震慑，能够使远方夷人知道朝廷的尊严。因此他把口舌当作干戚，这与过去派遣军队修治道路的做法不同。《传》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才可以称为士。” 周让大概就是这样的人。这次出行以后，我知道古刺以外还会有听闻圣朝声教而前来的人，那一定是由于周让的缘故。《赠医士陈名道序》　杨士奇 江汉一带的风俗崇尚巫术。有人生病不请医生，只是奔走求巫祈祷，希望侥幸治好。带着酒和牲畜，装满竹篚到巫师庭院中道谢，只怕落在别人后面。即使没有治好，也不责怪巫师，必定反过来责备自己说：“是我不够虔诚，不敢怀有一丝一毫的怨恨，而且还担心以后有事要再来求他。”偶尔有知道巫术荒诞而改行求医的人，却又很少遇到良医。他们平素不明白阴阳、表里、脉象和治疗的学说，却自称为医术宗师。这些所谓医术宗师，有的用下几十剂药也不见效，反而病情更加严重。所以即使十人百人中还有一两个精通医术的人，百姓也不再相信他们了。江夏人宋惟宪的弟弟病势将危。凡是与惟宪有交情、有关切的人，都强迫他去向巫师祈祷。惟宪不听，正在广泛寻求良医。有人推荐陈名道，陈名道到后诊脉用药，十天左右病就痊愈了。惟宪请我写文章道谢。医术，是圣人的教化。圣人忧虑百姓因寒暑、饥饱、劳作和欲望而受伤，以至于夭折死亡，所以创立医术的教化，使人能够终享天年。巫师在古代是用来侍奉神明的，并不是盗用神明的名号来欺骗别人。如今巫师盗用神明的名号欺骗人，而人们竟安然接受这种欺骗，即使死上百次也不悔改。唉！先王治理天下时，凡是借助鬼神、时日、卜筮来惑乱众人的，一概交司寇处死。巫师制造的疑惑，不是已经太严重了吗？所以巫师不被诛杀，医生不被推行，百姓能够终享天年，就已经是幸运了。然而假如今天相信医术的人都像惟宪，行医的人都像名道，那也就不必诛杀巫师了。但如果只有一个惟宪、一个名道，巫师难道能够胜过来吗？我为名道取得成效而高兴，又更加感叹圣人的教化。因此说了这些话。《送陈叔振序》我居住京师二十多年，四方在朝廷任职的贤大夫、士人，都有机会认识；其中尤其贤能的，能够彼此交往并以此为乐。临安是过去宋朝的都城，山水秀丽，灵秀之气集中于人，所以多出俊秀明达、适合当世任用的人才。然而他们沉溺于当地风俗，大多重外在而轻内在，追逐外物、顺应时俗，有的因而流转而不能回头；修饰品行、文章的人，有时又矫饰自高。至于和厚端正耿介、立志于内在而不受外物役使的人，大概并不多见。陈镛，字叔振，考中进士，任庶吉士，在南京翰林院与我相处六年，大概就是所谓和厚端介、不自夸也不屈服的人，难道不是临安特别杰出的人才吗？后来他和我先后到北京，我调任春坊，叔振也升任礼部主事；闲暇时便又来拜访我，可见他是有志于内在修养的。如今叔振调任南京礼部，我们相隔更加遥远，彼此交往的欢乐也更加稀少了。君子求学，不因困厄或显达、年轻或年老而轻易产生懈怠之意。如今南京各司的事务，与往年相比只有十分之一，然而典籍汇聚之多，天下各地没有能超过它的。若能利用空闲，探究义理的正道，以求彻底理解圣贤的用心，并且卓然实行，将来所达到的成就，难道只会超过一个乡里吗？邹孟氏说：“推究评论古人；以叔振的资质和志向，古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他没有不能达到的。”努力吧，叔振！丰城有史志静，我曾经与他相交，只是久已离隔。如今他和叔振成为同僚，也请替我转达一点心意。《送李永定经历序》

译永定是吉水李明达先生的长子。我往年客居武昌时，永定随先生在那里。先生年长我四十岁，却忘却年龄差别，与我交情深厚。当时我们二人都借馆舍授徒，永定料理奉养先生的资用，所以没有一天不相见。先生身材高大，长须飘拂可数，面色洁白如玉雪，气度神韵磊落，有品行义气。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兴致有所适意时，常常整天忘记回去。先生曾喜欢我所作的乐府古辞，每逢我有新作，便取酒斟给我，面对我唱歌以共同欢乐。后来先生进入竟陵，永定因才学被举荐，授任宣州卫经历。第二年，永定派人迎接先生，先生回来时经过武昌访我。当时正是仲秋的夜晚，明月从东方升起，我们几个人一同泛小舟，备好酒菜，驶出夏口的乱流，来到禹王庙下饮酒。喝醉后，舍舟登上大别山，四面眺望，在秋兴亭下休息，到了郎官湖才回来，又斟酒畅饮，大家十分欢乐，各自作诗凭吊古人，并寄托离别之意。先生把诗反复吟诵，神情悲怆。随后说：“人生的聚散，不过是风中飞絮偶然相遇罢了，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第二天便分别离去。又过了三年，先生去世了。唉，真令人惋惜！我至今从未忘记先生，却再也见不到他；见到永定，就如同见到先生一样。永定起初在宣州任职时，很有才能和声誉，后来因牵连误事而被贬黜。皇上既已正定大统，凡是任用人才、制定法令，都完全遵循高皇帝的旧章。永定重新回到宣州，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经历的职责，永定过去已有素养，所要做的只是尽力发挥自己的明察罢了。公正而无不明察，廉洁而无不公正，修养自身所具备的这些品德即可。自身修养完善，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合宜的，何况担任卫所经历呢？于是写下这些话赠别；至于今昔和生死引起的感慨，我自己也不知道胸中为何如此浩然。《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永乐十九年冬，士奇侍奉储君从南京入朝，途中经过彭城。因为北方所属地区当年饥荒，百姓男女老幼接连倒卧在道路旁，拾取草籽充饥，其中滕县和邹县尤其严重。储君对此十分怜悯，不忍百姓落到这种地步，立即命山东布政使以及各郡县长官按人口赈济借贷。侍从大臣也都被触动而怜悯，并且私下遗憾当地长官没有预先报告。过了济宁，进入东平境内，看见当地百姓都充实饱满，神情和悦，好像没有任何不足。又有几百位老人，须发如雪，戴方巾，穿着宽袍长裙，整齐地分列道路两旁聚集站立，等候施行恭敬拜谒之礼。侍从大臣见到都惊喜不已，停马靠近询问：“你们这里大概有收成吗？”回答说：“有。”“州里难道有贤能的太守吗？”回答说：“有。”他们便举手加额，说道：“这全是皇上的恩赐啊。”又问州守的姓名和籍贯，回答说：“前任太守杨公、现在的太守李公，都是庐陵人。”并且一同称举他们有利于百姓的政绩。听到这些话的人既为东平高兴，又为百姓说话合乎礼法而高兴。尚书夏公回头对士奇说：“庐陵本来就多贤人，这两个人你也认识吗？” 士奇说：“前任太守名玚，字季琛，家在吉水，与我是同宗，大概是宋代忠臣、建康通判、谥号忠襄者的后代。他任州县官二十年，大多有善政。现在的太守名湘，字永怀，是我的同乡。他们父子兄弟慈爱孝友，努力经营生业，从未用不合义理的方式取财，都是乡人所敬重的人。”众人纷纷赞叹说：“古代任用官员，必定推究考察他的品行，他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此处疑有脱文或串句）”到了傍晚，我独自前去拜访永怀，只见一个童子守着宅舍，家中陈设十分萧然。当夜我住在州学，州学博士和弟子们也都娓娓谈论两位太守的贤能。当时驿路所经过的东平属县，南面的汶上有史知州，北面的东阿有贝知县，都因廉洁宽厚而得到百姓的拥戴，所以走遍东平全境，看不到一个不得其所的百姓。从此以后经过其他郡邑，看到那里的百姓，我没有一次不感叹东平的百姓是多么幸运。第二年，永怀按照惯例调任离去；后来朝廷派遣使者巡视天下，询问百姓疾苦，东平百姓纷纷向使者申诉，请求让李知州回来。使者将此事上报，朝廷命令永怀回来。原来永怀离开东平到这时已经三年，期间换过两任知州。百姓心中的好恶，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抚治百姓如果不合乎方法、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想让此人离去，如古代谢询任吴县县令时的情形，大概是人情共同如此。抚治百姓如果合乎方法、合他们的心意，那么此人离去时，他们就希望挽留却不能，如邓攸任吴郡太守时的情形，也同样是人情共同如此。他们贤能与不贤能之间的差距，难道只是加倍、五倍、十倍、百倍吗？永怀的贤能，难道也是邓攸一类的人吗？他施行于东平的政绩，我曾亲自见到。因此他重新任职时，我写这篇序作为赠言，也用来勉励他把事情做到底。《赐游西苑诗序》

译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因为朝廷中文武大臣每天勤勉办理职务，没有闲暇休息，特意下令公、侯、伯、师、傅、六卿以及文学侍从官游览西苑，以解除劳累、舒畅疲倦。于是成国公臣勇、丰城侯臣贤、新建伯臣玉、少师臣义、少傅臣士奇、臣荣、尚书臣进、臣濙、臣中、侍郎臣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读学士臣时勉、臣习礼奉命前往。当时少保臣淮刚从退休之处回来，也奉命一同前往，共十五人。皇上又命中官引导他们从西安门进入，允许骑乘车马直到太液池，然后步行。太监臣诚传达圣旨，命令他们遍览各处，从容游观，不要急促。于是臣诚引导他们，沿太液池东岸向南行，观看新建的圆殿，返回来观看改建的清暑殿。臣诚对臣勇等说：“这两座殿都是皇上侍奉皇太后宴饮游乐的地方。”臣勇等抬头仰看殿庭和四周廊庑，规制高大明丽，修缮建造精致严密，凡是供奉所需的器具，洁净鲜美，无不齐备。他们低头思量，皇上的圣明孝道、皇太后的盛大福气，都是古今少有的，于是拜伏叩头，欢呼万岁。于是他们下山登上万岁山，到了广寒殿；仁智殿、介福殿、延和殿以及瀛洲、方壶、玉虹、金露诸亭，也都得以全部游览。这一天天空澄澈明朗，纤尘不起；引目四望，山川壮丽，草木芬芳，飞翔、奔走、潜藏、跳跃的生物各自顺其天性，万象全都呈现出来，胸怀顿时开阔，心情舒畅，所有忧虑都清除干净，真是上天造就的佳境，也是人生极为舒适的时刻。不久，中官传达皇上的命令，赐下黄封酒和御厨珍馐，命令众人尽情醉饮后回去。他们又拜谢接受命令，酒过数巡，正值很久没有下雨，忽然东方阴云飘来，细雨沾湿席面，黄莺鸣声如笙簧，和鸣不止，众人更加欢喜，互相斟满劝饮、酬答，尽醉而出。我听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皇上统治广大四海，抚养众多百姓，一天之内要处理万端政务，却仍然利用闲暇在这里游览、休息，并享受天伦之乐；实在应当又俯察怜恤左右执事人员的辛劳，使他们也能够参加并享有今天的快乐，恩德实在盛大。于是群臣都欣喜庆幸自己有这样的际遇，作诗的有若干人，诗共若干首。臣士奇多次参加这里的侍宴游乐，因此谨慎地把这篇序写在诗卷开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明文衡》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四十三 （明）程敏政编 ○序 《送陈司业诗序》　杨荣 宣德六年秋九月，国子司业陈敬宗，字光世，因为考核政绩来到北京，皇上让他恢复原职。凡是与光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光世起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凭文章和品行在士大夫中闻名。永乐年间修撰高皇帝《实录》，慎重选择贤能之人任职，光世也参与其中。不久，所有庶吉士都授任刑部主事，光世又被征召进入史馆。《实录》修成后，改任翰林侍讲。等到修撰太宗、仁宗《实录》时，光世又参与其中。恰逢国子监缺少司业，而这个职位难以选择合适的人，于是便让光世前往任职。有人说：“光世确实比别人贤能，但他已经任侍讲很久，名声和实际才干都在上下之间广为传闻，如今离开侍讲去任司业，岂不是降低了吗？”光世听到后，惶恐不安地说：“司业，是天下求学者取法的对象，实在应当由德行声望优厚的人担任。既然竟命敬宗担任，我应当早晚勤勉努力，以求达到更高的要求，还担心不能胜任，哪里敢说这是降低呢！”到任后，每天向诸生讲授圣人的道理，并端正自身来率领他们。诸生大受教化而心悦诚服，光世的声誉也更加显著。我曾经说，国家在天下建立学校，是为了造就人才，都是要使他们学习圣人的道理。然而老师所见的道理和弟子所承受的禀性，不可能都纯粹，所以他们的成就也不可能全都如此。等到把他们提升到太学，就好比把各种木材聚集到班、郢这样的名匠门下，再大加测量削治，使木材的大小、长短都合乎法度，然后用来建造大厦，没有一块不适合它的位置。假如规矩、准绳还没有达到要求，却想让各种木材都适合使用而不发生差错，那就困难了。祭酒、司业的职责，究竟是多么重大啊！光世既然已经很好地胜任了这个职位，如今回去复任，更应当加倍用心。国家得到贤才越多，治理达到盛况，人们将会从太学来歌颂这些成就。我与光世相处三十年，情谊使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篇序。《杏园雅集图后序》正统二年丁巳春三月初一，正好是休假清晨，馆阁中的诸位公卿来拜访我，于是我请他们到居所的杏园。永嘉谢君庭循旅居之处离这里很近，也恰好前来聚会。当时春日景色澄澈明朗，和风温柔畅快，百花争奇斗艳，芳香扑人。酒杯依次传行，琴声歌咏间或响起，众人的情怀闲适舒展，欣然自得而快乐。谢君精通绘画，于是用设色画下与会诸公和当时的景物。倚着石屏而坐的有三人：左边是少傅、庐陵杨公，右边是荣；左边的下首是少詹事、泰和王公。靠着杏花而坐的有三人：中间是大宗伯、南郡杨公，左边是少詹事、临川王公，右边是侍读学士、文江钱公。缓步而行、后来到达的有四人：最前面是左庶子、吉水周公，其次是侍读学士、安成李公，再其次是侍讲学士、泰和陈公，最后到达的是谢君。他的官职是锦衣卫千户；其余十人都衣冠庄严，仪表伟岸，花白头发交相辉映。另有执事人员和身旁侍候的童子九人，料理饮食的傔从五人。景物的情趣和韵致也都达到了精妙境界。庐陵公高兴地题写“杏园雅集”四字，既为画卷前端作序，又和诸公赋诗吟咏，写成一组诗，于是嘱托我题记在后面。仰想国家历代圣主相继承接，谋划治理教化，把它留给万世长久流传。我们这些人忝列侍从之职，深受皇恩浸润，已经很多年了。如今圣天子登基，天下安宁，百姓万物康乐富足；而近侍官员在朔日、望日休沐，也一向遵循旧章。我们几个人能够遂行自己的志趣，这全都是皇上的恩赐。把这件事绘成图来记载太平盛世，大概也是应该的。昔日唐代有香山九老，宋代有洛社十二耆英，都是因为年高德厚而退职闲居，得以优游于诗酒之乐。后世把他们绘图流传，作为美谈；他们固然是在退休之后成就此事，而我们则是在任职之余，其乐趣相同，情形却有所不同。然而考察实际情况，他们的爵位、经历并非同一时期、同在一个官署共事。如今我们这些人年齿声望虽不敢同昔人相比，但承当机密重任，同在禁署任官，彼此意气相投；回头看昔人，几乎也不逊色了。后世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又有人羡慕今天的我们呢？虽然如此，我们感念皇恩而谋求报答，因宴饮游乐而警戒自己不要怠惰荒废。我虽已年老，仍愿跟随诸公之后，再加勉励。《省愆集》序　黄淮

译我太宗文皇帝登基之初，大力兴作文治，谋求达到太平，慎重选拔儒臣，设置内阁安置他们，使他们负责议论政事、思考谋划，掌管内外制诰，参与机密要务。而我黄淮才学浅陋，却忝列其中。永乐己丑年，皇上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于东宫监国，我黄淮与二三位辅臣奉朝廷诏命，侍奉在太子左右。癸巳年再次巡狩，也如前次一样。接受使命后我战战兢兢，早晚都不敢懈怠，发誓竭尽自己的愚钝，尽力图求报答皇恩。然而我资质愚昧刚愎，因此处理事务违背常理，有些地方不能符合皇上的旨意。第二年秋天，我被逮捕押送到北京，自料一定会遭受严厉惩罚，没想到又蒙受皇上怜悯，只把我关进狱中，让我自行反省过错，这是多么幸运啊！我在狱中超过十年，除了以此惩戒自己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凡是映入眼帘、触动内心的事，全都写成诗。甲辰年秋天，恰逢今上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我黄淮得以保全性命，重新跟随在诸位大夫之后。退朝用膳后的闲暇，我整理推究腹中旧稿，得到诗、赋、辞、曲若干篇，汇编成册，取名为《省愆集》，以表明自己不敢忘记这段经历。唉！先儒评论诗歌，认为人处于困穷之后，作品才会精工。近古以来，如李白、杜甫、柳子厚、刘禹锡诸位名公，他们的著述都在困顿郁抑之后更加兴盛，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传诵。我黄淮的才力比不上古人，身处困境的时间又很久，加上囹圄禁地戒备森严，眼睛看不到书册，手不亲自执笔，口中也无法与宾客交谈；旧日的学问日益消耗衰落，精神更加昏昧，志趣更加低下，志向更加困窘，文辞更加拙劣，实在深感惭愧。然而这些篇章所记载的，有的追忆往日见闻，用来铺陈朝廷盛大的美德；有的怀念皇恩、眷恋朝廷，表达自己愿意报答的私愿；有的回望叹息，因而产生思念家庭的情怀；至于遇到时令、面对景物，借以排遣兴致、怡悦精神，也全都出于真情，这些作品大概也不能废弃。因此把它们收藏在箱笥中，留给子孙，使阅读的人知道我处在困境中的大致情形，至于工巧还是拙劣，又何必说呢！《徐苏传》序　胡俨 所谓《徐苏传》，是用来记述徐孺子、苏云卿事迹的。关于徐、苏的本传，分别见于《汉书》和《宋史》，读书人都看过。至于民间，知道的人却很少。如今把两篇传记编录在一起，广泛采集各书材料，与本传相互校订，内容特别详细完备。有人说：自汉代以来，怀有德行、秉持志操、超出世俗而独行其道的人大概很多，传记为什么偏偏只收录徐孺子和苏云卿呢？回答说：因为他们出自我们郡。又问：如果这样，苏云卿是广汉人，也可以称作出自我们郡吗？回答说：苏云卿听闻徐孺子的风范而来。当时并不是没有可以隐居困守的地方，他却偏偏寄身于东湖云水之间，大概是因为徐孺子的遗风还没有消失；他乐于住在这里，也终于住在这里，本来就有不能把他排除在外的理由。又问：豫章的前代贤人，可以陶冶世道、移易风俗的，难道只有徐、苏二人吗？回答说：得到时机便出仕，推行道义来救济万物的人，本来已经在当时显露才德，在后世留下美名了。至于这两个人，也并非真的决意忘却世事，只是正逢汉朝衰落、宋朝衰微，不能有所作为，所以退处自守，以终其身。他们的操行足以激励贪婪鄙陋的人；听到他们的遗风，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也会立定志向。何况士人君子生在他们的乡里，评论时世、以古人为友，难道可以不知道他们吗？想要了解这些人，却不知道他们的事迹，行吗？知道他们的事迹，却让事迹隐晦而不显扬，更是不行。因此这部传记要加以扩充，又增录他们的诗文；既已扩充并增录，又刊刻出来流传。这样做，全都是君子的用心。负责传刻的是栖碧李氏，负责刊印的是李贞士、李廉，负责抄录的是王逊之，写序置于卷首的是本郡人胡俨。送谕德周公随侍赴南京序　杨溥 圣天子继承登上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洪熙，告谕廷臣说：“祖宗的大德宏业，对后世的启迪保佑极其周全，留下的福泽无穷无尽。太祖高皇帝从淮甸兴起，在金陵定都；太宗文皇帝开始营建两京，把统绪传给万世。我继承大业，应当敬仰并遵循既成的法度。凤阳皇陵、金陵孝陵，是皇业的根基，朕在梦中醒时都不敢忘记，谨慎地派遣皇太子前往致祭。你们文武群臣以及东宫僚属，选派人员随从。”廷臣恭敬地接受诏命。于是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周公崇述，正好在这次出行之列。翰林院诸公作诗为他饯行，来请我写序。上天开启圣明，开创太平的时运，士人君子千年难遇一次这样的机会；储君是天下国家的根本。自古以来，选择东宫属官都很慎重，只有在适当的时代，这一道义才能施行；只有选得其人，才能辅佐太子趋向善道。皇上大大弘扬孝思，开始举行这样的盛典，借助贤能俊杰辅导太子，寄托的期望尤其深厚。儒者平日以使君主圣明、使百姓受惠为心，常常忧虑没有机会，而崇述得到这样的际遇，端正自身，正直地劝谕，以符合圣天子所选任的职责，为我们儒者增光，难道就在这次出行吗？昔日司马子长的足迹遍及天下，于是凭文章闻名于世。至于奔驰于中原，遍览两京，仰观二位圣人开创基业、守成治国的规模大略，扩充并发扬所受的启迪，他所成就的，当然不只是文章而已。《诗经》说：“有冯有翼”，又说：“以引以翼”。我对崇述正有这样的期望。送刘汝弼序

译正统元年春天，圣天子更新政治教化，慎重选拔贤能，用来资助和辅弼朝政。又想到方岳大臣以巡视宣达政令为职责，尤其贵在用人得当，于是下诏让三品以上廷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少傅兼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庐陵杨公，举翰林侍讲刘君汝弼应诏，于是提升授任为广东右布政使。朝廷大夫士人都说汝弼完全适合这一任职，少傅公的推荐足以符合朝廷的美意。临行时，同门杨溥和在京任职的各位乡友在都门外为他饯行，斟酒告诫他说：“汝弼以名列进士进入翰林，担任史官、讲臣，历经四朝，他的才干谋略和抱负，常常表现在议论文章之间，如今终于能够把它们施行于实际事务中了。翰林以议论政事、参与谋划、准备顾问为职责，从未尝试主管有司的事务，有人便说我们儒者只是拿着笔墨，不熟悉政务。如今朝廷重视百姓，从翰林院出任方岳大臣，从汝弼开始。方岳长官有连帅，负责监察司法的官员与之相抗衡，又有守令及各种属官听其任使；办理事务时，所见有时不能一致，或者在缓急先后上有所失误，必须能够包容调和，使他们从容地归于正确，这样才算处理得体。汝弼的器量足以胜任此职。仁人君子替国家治理百姓，如果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是我们的罪过；只是一个地区如此广大，智慧思虑有时不能周全，耳目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想要免于责任，不也很难吗？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选择守令，汝弼的明察足以辨别人才。我借汝弼这次出行，要让天下人知道我们儒者的施政才干远远超过寻常。”汝弼说：“我才智不敏，怎敢不勉力以符合朝廷的委任，求得不辜负知己，也为斯文增光。”于是斟酒为他送别。《静学斋》序　梁潜 我在禁林任职七年，结交到两位士人：一位是乌江蒋君用文，一位是姑苏赵君友同。这两个人忠诚、守信、慈爱、厚道，而且都从事医学，都是皇上的御医。当时正在纂修《永乐大典》，编纂古代医方经典；两人又总领这项事务，于是得以朝夕往来。时间久了，蒋君离开这里去侍奉东宫，我也兼任春坊官，入朝时便与蒋君一同任职、一同趋朝；退朝后则与赵君校勘考订、讲学互益，彼此关系更加亲密。然而我不知道两人在修养道德、造诣学问方面依据的是什么道理，竟能达到这样。想来大概是他们的天性如此。有一天我拜访蒋君，看见他的书斋题名为“静学”，这才知道他增进德行的道理就在这里。唉！静，是德行的根基。先儒认为，涵养达到极其宁静的境界，就能自然包容宇宙，贯通古今始终。濂溪周子继承孔孟的道统，他教示学者，也只在于以静为主。所谓内心之“静”，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意思。没有私欲就能宁静，宁静之中具备着发动的道理。因此，即使古今相距遥远、宇宙广大、变化无穷，说到我心中，也不觉得有所不足。凭借这种境界驾驭天下最活跃的事物，却看不见它造成扰乱；治理天下最繁杂的事务，却看不见它陷入纷乱。所谓深沉静默而雷霆奋发，正是说在行动之中包含着宁静的道理，因此才能施行。宁静是本体，行动是作用；宁静保存于内，行动施行于外。这确实是诚意正心的功夫，而蒋君能够达到这一境界，他超过常人，实在是应该的。诸葛武侯说：“才须学，而学须静。”这句话取自周子的言论，并非有什么理由要另取于他。然而我观察蒋君的贤能，更加证明了这句话。蒋君与人相处，坦荡豁达，不故作深沉隐秘，人人都喜爱他。唯独赵君淡泊恬静，即使对于医术也不以为意。然而两个人的内心其实十分相似，都擅长文章，都从宁静中有所获得。因此我读了诸公所作的《静学斋诗》，高兴地为它写序，既用来赠给蒋君，又写下来请赵君指正。《中秋宴集诗》序 士人君子在四方无事、朝廷清明的时候，交游兴盛而志气相同，入朝没有忌讳顾虑之嫌，退居又有讲学互益的收获。这样也足以快乐了。本来不在于一定要有美好时令、盛大聚会，等到酒杯畅饮之后才感到快乐。然而心中的快乐，如果没有因由显现出来，就无法为人所见。一定要使志气得到舒展，表达欢欣之情，把它形之于咏歌，使当时读到的人都为之击节赞叹、羡慕不已，流传到后世，使后人想见当时的盛况，并产生后世不及当时的感叹。那么即使只是殷勤相劝的杯酒、偶然相逢的聚会，也确实是当时的一大盛事。于是永乐七年中秋之夜，翰林学士胡公与同院的士人相聚在北京城南公署的后面。当时清凉的露水已经降下，清风悠然吹拂，明月刚刚升起，酒已巡行，欢乐极盛。胡公于是命令分韵作诗，共有若干首。诵读其中和平精妙的声调，可以知道他们处逢太平盛治的快乐；体察其中刚劲端正、高远超迈的气概，可以明白朝廷培植养育人才的功效。这些都平日蓄积在胸中，随着感触而在此时发露出来，难道不是盛事吗？其中有的借事寄托思考，含有超越物外、无穷无尽的情怀；有的因兴致触发而产生感慨，寄寓为万世不尽的忧思，也足以看出君子的心胸。因此为它写序，用来彰明君子聚会相处的美好。这确实是朝廷处在亨嘉盛运之时，而所有这些作品，都不是泛泛的琐碎辞语。《游长春宫遗址诗》序

译长春宫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代故城之中，白云观的西面。元代方士邱真人曾与他的弟子居住在这里。当时宫观楼宇华丽，几乎可以与帝王宫殿相比。如今长春宫已经毁坏，只剩遗址，坐落在平地上，高高隆起；登上去观览，仍足以尽览都城的胜景。它的东面，是都城台阁宫阙、府库的雄伟，祥瑞光彩和美好气象辉映灿然，直照天际；它的南面，是开阔的原野，而蓟门高丘之间可以看见的荒台遗沼，都是过去辽、金两代曾经在这里经营建置的遗迹；它的西面，是西山山崖雄伟峻拔，苍翠青碧的颜色隐现于烟霞之中；它的北面，是连绵高耸的群山和雄伟壮观的关隘。凡是在朝廷任职以及居住在城中的人，大概都要在闲暇时登临观览这里，然后才能领略这些景致。当时皇上亲自统率六军在阴山大漠以北作战，所以凡是留守京城的臣僚和侍从都安闲无事，于是相约来游览。遍览之后感到快乐，因而又知道国都和郡县形势雄壮而险要，确实是天然府库般坚固的地方。大概都城西北的群山，都起源于太行山，绵延连接到居庸关，越出榆关、碣石，直到辽东以东才停止。难道上天用来限制内外、壮大伟观的地方，本来就在这里吗？然而从五代到宋代三四百年间，这里一直战乱纷扰，所以它地势的险要似乎也有不足以凭恃之处。到了元朝兴起，又过了一百年，圣明之主才承受天命，扫除并铲平了这些祸乱。百姓既得到供养，休养生息，安乐地享受太平政治，而皇上正把神威振耀于万里之外的穷荒之地。唉！他为百姓和国家长久安宁所作的谋虑，实在深远啊！《诗经》说：“用那纲，用那纪，使朋友也得到安乐。”又说：“在职位上不懈怠，民众因此得到休息。”这是说君主能够振作纲纪，在上位勤勉劳苦，臣民便依赖他而获得安宁。由此看来，如今我们几个人能够安然在这里游玩，这是谁的力量呢？假如身处五代乱离之时，即使想在这里勉强立足，偷偷窥看山川城郭的壮观，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士人君子欢娱盛美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太平之日；如果能够寄托在歌咏中，便可以流传永久。何况元代诸贤，如虞公邵庵、袁公伯长，都曾经登临远眺并赋诗咏怀。于是以他们所分得的“蓬莱山在何处”为韵，各作六首。同时作诗的有翰林侍讲邹君仲熙、曾君之棨、修撰王君时彦、王君行俭、刑部主事周君恂如，以及我，共六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也在其中。六个人的作品，表现在辞藻上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志气都可以说是盛大。于是彼此共同抄录并收藏，因而为它写序。后世的人得到并读到它们，尚且能够想见今天的盛况吗？送景山张先生赴京序　王绅 我读欧阳文忠公的《荣乡亭记》，知道从前蜀地各郡县的胥吏不喜欢儒士，每次见到他们，便设法诋毁侮辱、构陷迫害，因此人们不乐于从事学业，儒士也不急于求取仕禄，有志向的人不过学习训诂、吟诗作歌来养活自己罢了。我未尝不感叹那种习俗的鄙陋和士气的委靡。士人出生在那个时代，处身于那样的乡里，能够奋发拔擢、努力自我表现的，在千百人中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吧？如今距离那个时代还不久，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习惯难道没有存留的吗？只是要看振兴教化的办法以及自立的志向如何罢了。临邛景山甫张先生，是蜀地人。他从年轻时起就慷慨有志，学习《诗》《书》以及六艺之文，便立志要为世所用。后来遭逢元末战乱，五十年间在乡里沉浮，只求保全性命。国朝文运开始兴盛，每天以求贤为要务，于是他应有司征召，进入成都担任司训；任职九年，所教弟子大多有所成就，县里人都称赞他。到如今任期考核期满，将赴天官那里核定政绩，而景山甫的头发也已经斑白了。有人说，景山甫受到蜀地风俗影响，临近领取俸禄退休的年纪，又身患痼疾，一定会请求退休，回到故乡，在茅檐下晒太阳、在凉竹席上纳凉，以享受晚年衰暮的生活。假使让他任职台阁、出任州郡长官，一定不是他的志愿。我说不是这样。昔日马周到了晚年才得到知遇，汲黯虽然多病，仍能卧而治理政事；何况正值圣明盛世，做士人的谁不想竭尽心力，希望取得一点功绩，并把芳名留在史册上呢？又怎么会有习俗能够改变人呢？我知道景山甫将要推展自己的全部才能来为国效力，希望不辜负平日的志向。将来年纪更加高，事业更加成就，退休归乡，指着某山某水说起旧日游踪，在桑梓之地盘桓，以保全天年，使人称他活着是乡里的文人，死后是乡里的先生，这难道不是景山甫的志愿吗？我与景山甫交游并且相互了解，所以推究他的心意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同时也扩充说明那位人的看法。送郑叔贞序

译洪武丁巳年，先师太史宋公退休后居住在罗山。我当时刚满二十岁，凭借亲家子弟的关系，有幸在宋公门下担任洒扫杂役。宋公不嫌弃我，提携并教导我。每当宾客散去之后，他便让弟子们列坐在松涛室下，逐一评论古今作者，总是说：“我在交游中所见到的人，只有你的父亲一人；在门生弟子中，只有希直罢了。”希直就是如今的侍讲、正学方先生。那时我年幼愚钝，不知道这话的意义，但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宋公的话是极为正确的议论。两年后，宋公在蜀地去世。方先生东归天台，不久出任汉中教授。如今皇上即位，首先召他入翰林，而他的名声更加闻名天下。当时登门拜访方先生的人虽然很多，其中有郑君叔贞，是先生同乡的子弟。他天资清纯精粹，努力学习、爱好古道，写文章如春天空中的层层云彩，变化万端；又如秋江中的长涛，浩渺无穷。若不是才气充沛，本来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然而叔贞虽不事张扬炫耀，他的声誉已经在士大夫之间广泛流传。今年叔贞侍奉先生入京，住了几个月，想到侍奉父母、定省问安的职责久已荒废，忧思顿生，便匆忙整理行装准备回故乡。我正因诏命来到京城，我们共同周旋相处两夜即将分别，于是对他说：“天下万物中，最难制成的器物，器物一定很大；器物越大，所需的功用一定越广。能装载万斛的船，不是寻常丈尺长的木材、一天的功夫所能制成的。只有材料优良、功夫完成而成为器物之后，才必定能让它航行在长江大海之上、惊风巨浪之中，而发挥巨大的渡运功效。君子做学问，难道与此不同吗？所以天下的书没有不读的，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明白的；蕴藏在自身的学问极其完备，涵养在内心的德性极其充实。然后用它来整齐家庭，家庭就能整齐；用它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治理；用它来平定天下，天下就能平定。他的施设安排，难道是庸人俗子所能窥见的吗？从前范文正公在泰山修学时，已经有了担当当世大事的志向；等到出仕被任用，他都能施行自己的志向，是因为他平日的学问功夫深厚。如今叔贞的志向可以说是美好了，学问也可以说是成就了。何况现在圣天子侧身等待贤才，来铺张宏大盛美的治理，那么施展他学问的机会，难道会遗漏叔贞吗？这次出行，我希望叔贞更加扩充已经具备的才能，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使先生能够像太史公称许先生那样称许叔贞；这样，叔贞施展经世济民才能的时机，大概还不晚。我虽然愚笨，哪里敢不以范文正公来勉励你呢！” 送皇甫训导序　邹缉 永乐十二年春天，太原府徐沟县学训导皇甫秉德，因为北京行部尚书朱公聘请他担任考官而来。那年秋天他到达行部，将要入内接受任职事务，而皇上的车驾恰好从北伐归来。行部按照在京城的惯例，考试官必须请示皇上。于是我和曾君子启恰好奉命担任考官。朱公因为员额有限，所聘六人都按例削减名额以合乎定额；两名考试官改为同考官，秉德与上蔡学教谕程某改任内外受卷官。八月戊申日进入考场，丙寅日撤去棘围。秉德将要告辞回去，于是对我说：“我起初是奉聘请的命令而来，如今不能接受职事便回去，将拿什么来解除徐沟县人的疑惑呢？希望您给我一句话带回去，或许可以借您的话来说明。”我听了心中惭愧，不知道怎样回答秉德，便告诉他说：“先生的学问确实优秀，德行确实厚重，只是时运有时不相逢。所以虽然接受聘礼而来，最终却不能接受职事而归，在心里确实好像有不能释然的地方。然而古人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先生如此。汉代时，公孙弘被乡里推举，回答策问不合要求，最终免职归乡。公孙弘后来并不把这件事当作忧患，乡里人也没有因此轻视他。后来他再次被推举，回答策问，便取得第一名。元代时，吴文正公伯清被大臣推荐为国子监丞，到了京城，却发现那个职位已经有人先占据，文正公最终也自行辞职回去，但从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事情如果对自己无愧，那么在荣辱得失之间，又有什么足以增加或损害自己的呢？况且通达与困厄都有时机，进退各有道义，君子所守持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这次只是行部失去了制度，临时改变而采取权宜之道罢了。士人君子不能不替先生惋惜，但先生处置自己的方式，应当顺应时势，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才是。”于是秉德高兴地释然说：“先生的话是对的，请把它写下来，我将带着它去解除县里人的疑惑。” 送何给事中序　陈继 仁宗昭皇帝治理天下时，敬慎地顺应天心，广泛施行文德，礼敬任用师保，恩德信义遍及天下，天下百姓乐于生存、趋向善道，欣然一同兴起。皇帝想到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局面，实在是由于继承先祖的德业，根本上遵循二帝三王的道理。于是便在宫禁深处设置弘文阁，命太常卿兼翰林学士杨公弘济、侍讲王公汝嘉居住其中，准备随时供皇帝顾问。又提拔给事中何澄本清、编修杨敬行简，让他们接替二公的职务；又从民间起用我陈继，入阁共同任事。我独自愚昧浅陋，无法仰承圣上的期望，但我忠直不屈的心，实在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进言。皇上继承帝位后，治理更加弘盛，遵循旧有法度，首先致力于史事；在弘文阁任职的人都兼领翰林事务，而杨公参与执掌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引成例回到新城，拜谒祭扫先祖坟墓，以表达自己的诚敬孝心；翰林名卿都作诗为他饯行。啊，本清也可以说是荣耀了。本清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学习礼法，佩守义理，能够崇尚清白的操行；任官已经很久，声誉政绩显著，年老时还成为近臣，每天与魁梧豪杰相处，振扬奇才、炫耀异能，在文章辞藻中施展文采，用来整饰朝廷礼乐文物的盛美，光辉照耀百世，又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所学了。因本清回归故乡，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晦庵诗抄》序　吴讷

译五言古诗，实际上继承了《国风》《雅》《颂》之后的传统。像苏武、李陵的自然天成，曹植、刘桢的得心应手，以及陶靖节的高尚风度和超逸韵致，都是卓然出众、难以超越的。自三谢以后，正统诗风日渐衰微。唐代兴起，沈佺期、宋之问把诗歌变成近体，到了陈伯玉才努力恢复古诗创作。等到李白、杜甫后来出现，诗道大为兴盛，作者一天比一天多。然而在这些诗人中，若要寻找音节雅正流畅、辞意浑厚融合，足以承继绝响并闯入陶渊明境域的，只有韦应物、柳子厚罢了。从那以后，诗人日益以格律相互标榜，以议论相互推重，诗道也日渐晦暗。宋室南迁后，晦庵朱子凭借上天赋予的豪杰才华，向上承继圣贤之学；文章辞藻虽只是他的余事，但我偶然读《大全集》，看到他的五言古诗，冲淡高远、古朴淡雅，实在宗法《风》《雅》，出入于汉魏和陶渊明、韦应物之间。至于他斋居时有感而作的诗，又在韵语中充分发抒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用来启发示教后学，这难道是汉晋诗人所能达到的吗？然而集中编排的各种诗体混杂出现，而且卷帙浩大，能够见到全书的人很少。闲暇时我于是亲手抄录五言古诗，从《拟古》开始，到《感兴》诸诗结束，共得到二百首，放在家塾中教导子弟，大概是想让他们知道诗章之学，也是先儒不曾废弃的学问。长久沉潜于此，希望或许能够因此找到它的归宿。《女教续编》序　王直 女子德行的高尚或污下，关系到家庭的兴盛或衰败，对她们的教导不可不预先进行。晦庵先生的《小学》一书，采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作为立教的根本，其中教导女子的内容也很完备。元代相台许献臣又搜集经史，选取其中可以作为示范法则的内容，编成《女教》一书；做女儿、做妇人、做妻子、做母亲的道理，全都具备。吴文正公认为它可以与《小学》一书并传于世，他的用心也很深厚。然而我听说，《易经》说：“君子多多认识前人的言语和往日的行为，以此蓄养自己的德性。”既然称为君子，就必然有老师朋友的资助，有求学问道的益处；尤其贵在见闻广博，由此可知孤陋寡闻不足以成就德性。何况闺门深处，内里的话不传出去，外面的事也不传进来，却想要扩大见闻、增长智慧，使德性树立、行为修养完备，不借助书籍是不可能的。我在公务闲暇时略微阅览典籍，把前两部书未曾收录的内容抄录下来，得到若干条，汇聚编成一篇。有位客人对我说：“女子以柔顺为德，以刚暴为戒。那些轻视、役使丈夫，违逆公婆，在乡里争斗凶狠的人，这叫违背人伦、招来上天诛罚，是不能与她共同生活的。如今您取《坤》卦文言中的内容，用刚正方直来训导女子，岂不是过分了吗？”我说：“《坤》与《乾》相对，是万物之母。女子的德性不取法于《坤》，又应该取法什么呢？柔顺是其本体的正道，刚正方直是其作用的发扬，安守常道、处置变故的方法就在这里。刚强，才能使她的操守坚定而不可屈挠；方正，才能使她的志向坚定而不可改变；这样之后，柔顺的本体才能完整。内心不产生强横暴戾，待人接物不发生乖戾违逆，能够知羞知惧、含忍克制，从未厉声疾言，可以说是柔顺了。然而有的人柔弱怯懦、委靡不振，任人控制，在依附逢迎、苟且敷衍之间，往往有失去自身、败坏家庭的情况；那么刚正方直的德性，难道不是女子所应当努力的吗？对方所做的刚强是恶，我用来训导人的刚强是善。趋向善而背离恶，聪明人本来就能作出选择。况且人承受天地之气而生，刚柔、强健、和顺各种品性本来都具备。以此作为训诫，也只是顺着她本来具有的东西加以引导罢了。我说的哪里过分呢？”客人不能驳难，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全书的序言。《赠李先生十题卷》序 正统十二年，国子祭酒李先生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皇上惋惜他离去，多次不准；最后他的请求更加恳切，才答应了。公卿以下直到宽袖儒服的士人，都叹息说：“先生的文章、品行和学问，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的师法；如今退休离去，使我们惶然无所依凭。对先生来说这是荣耀，对诸位士子来说却很可惜。”街巷民众和军伍之中则说：“这是深深了解我们、又有志于体恤我们的人啊。”如今他却要离去了。太学诸生接受先生的教诲、蒙受他的恩德，五六年来敬爱他如同父母。自从他第一次生病，大家都奔走为他求医取药；病稍有好转，便面露喜色互相庆贺。到了这时，虽然无可奈何，仍共同向皇上说：“祭酒李某感念皇上爱护学者的心意，使各种大小人才多有成就。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如今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我们还希望暂且挽留他。”皇上没有答应，他们便取他的事迹作为十个题目，命良工绘图，请各位名贤分别题写一句话作为赠言。皇上对他的眷顾也没有衰减，诏令兵部为他准备船只。他辞别皇上那天，皇上赐给他钞一千贯，命光禄寺准备酒席为他饯行。到他出发时，许多达官显贵早早来到崇文门外为他送别。太学师生用彩色币帛制作旗帜和帐幕，各自写文章歌颂先生的德行。又教导各坊的乐工敲击大鼓，杂以钟磬、琴瑟、箫笛等声音，喧闹地在前面引导。送行的共有二千多人，远近前来观看的人堵塞道路，一时使行旅无法往来，商人也因此停业，人人无不啧啧称赞，认为这是荣耀，甚至有人为之流下眼泪。汉代的疏广、唐代的杨巨源，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情形。七八十年之间，也没有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先生得到上下如此厚重的待遇，他的荣美大小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这难道只是先生个人的荣耀吗？将来优秀的史官把它写入史册，千百年后有人读到，也足以看见今天尊崇贤才的美好，这正是国家的光荣。唉，盛大啊！我与先生同年中进士，蒙受四位圣君的恩德深重，忝居非分之位，正要依靠先生的辅益来避免负担车乘、占据职位却无所作为的讥讽，他却突然舍我而去，我还依靠什么来立身呢？想不悲戚忧伤，能做到吗？《诗经》说：“不要吝惜你的声音，也不要有远离之心。”我始终对先生有所期望。诸生把十个题目托付给我写话，所以我写序并说明这些事情。《明文衡》第四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第四十四卷 （明）程敏政编 ○序 送陈知县赴任常山序　王英

译古代的君子，能够谨慎地立身行事。他们一心为民，所思所想只在于修养自身、砥砺志向、努力求学、敦厚守本；凡是违背义理的事情，哪怕丝毫也不去做。他们的操行如此，哪里只是受到人们敬爱，上天也一定厚待他们，使他们荣华昌盛、富贵显达吗？如今的人与古人却不同。姑且说说我所见到的：与我同时、同游、同用笔砚的人，其中具有奇异气概、俊爽超群的人本来很多；然而其中有些人仗恃才气而自负，鄙吝而谄媚，浮薄而狡猾，一时之间竞相仿效，把善于打官司当作得计，把奔走公门谋取利益当作本领，对于求学问道却冷漠无心，丝毫不加注意。他们都沉沦压抑而默默无闻，观察他们的行为而得到这样的结果，所谓天道奖赏善人、降祸淫邪，难道不可信吗？陈祖绍烈是我的同乡。他的父祖都敦厚诚实，致力于德行。绍烈是学校的生员，资质厚重而性情敏捷，胸怀坦荡、气度平和，探究经史，孜孜不倦。所谓自负谄媚、放纵懈怠、好讼逐利的行为，他从来没有。永乐年间，他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更加保持谦逊勤勉，六馆的士人都推重谦让于他。如今他历任政务官员，任大司寇，在当时声名显著，被提拔为浙江常山县知县，佩铜章、着墨绶，光彩灿然，人人都羡慕他。唉！绍烈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地位，不正是上天厚待他、回报他吗？人立身处世，能够极其谨慎而不放任自流，不被外物迷惑而损害自己的操守；一定要仰慕古代君子，遵循他们的道路，不因困穷显达、显赫隐晦而改变操守，这样大概就可以了。绍烈既然凭借笃实的操行，接受任命做大县的长官，那么他前去之后一定会持守自身、奉行正道，治理好政事来惠及百姓，始终不改变；这样他的操行会更加谨慎，名声地位也一定显著，他所得到的回报也一定很大，难道只限于一个县吗？我已经老了，蒙受俸禄三十多年，对时世没有什么补益，只是谨慎守住自己的本分。我私下想到往事有所感慨，又赞美绍烈的为人，所以替他说明这些道理来赠行，也借此给乡人看。送周学士赴南京诗序 圣天子即位第二年春天，开设经筵，选拔儒臣中学问品行优秀的人进讲经史。从少傅杨公士奇以下，共十五人，翰林侍读周君功叙就是其中之一。功叙所陈说的，都是嘉言正论，对皇上多有启发补益。他的贤能，早已铭记在圣心之中。近来上书论事的人说，南京六部和法司的正官、佐官多有缺额，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任监察御史齐韶为刑部侍郎，大理丞廖庄为大理寺少卿，又任功叙为侍讲学士，都用驿马急赴南京。三人都是皇上亲自选拔提升的。学士是清贵华重的官秩，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职责在于掌管诏令文辞，参与议论谋划、进献意见、纠正过失，早晚侍奉在皇上左右，这对功叙来说本来很合适。然而南京翰林院长期没有设置学士，只让属官代理，地位低、声望轻，人人都轻视它；皇上因此特意命功叙停止经筵讲授，担任学士，以此提高词林的地位。他的任职难道不是比其他官员更加专重吗？功叙品行端正、学问深邃，所作文章典雅法正、宏博深奥，足以彰显国家的盛美。南京的缙绅大夫没有不把他视为众望所归的，而由此知道学士的地位是如此重要。永乐初年，我因选拔进入翰林，与如今的吏部尚书王公行俭同官，后来都做到学士，又一同拜为侍郎，与功叙一同侍奉经筵。而我因为迂腐疏阔，不能随时俯仰迎合，被人嫉妒忌恨，出任礼部主持政务；礼仪文书事务繁重，早晚劳苦，哪里能像功叙一样接受皇恩、奉命赴任，享有成为词垣之长的荣耀呢？我深深感到叹息羡慕，又私下思考：功叙的尊贵，来自他的父亲岐凤先生。岐凤先生通晓经学、博古多闻，从县学教官逐级升为博士、纪善，最终任职方司员外郎。先生教导士人有师范，劝谏君王有规诫，任职方司时多有建言明断，声望卓然。功叙的学问得自家训，因此官位做到学士，大概是善于继承先生的志向。我有幸与先生及功叙交游相知，并非一天。如今他出行，不可以没有赠言。行人司正尹昌、待诏邹循都是善于作诗的人，已经写诗赠送他，并嘱托我写序。了解功叙没有比我更深的，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各篇诗作的引言。《东里续集》序　李时勉

译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东里杨先生未入仕时游历湖湘，和楚府教授吴凷翁结为莫逆之交。凷翁是我的乡前辈，曾对我说：“先生博学而有才智，端正敏捷而宽厚，通晓事理，不自矜自傲，也不轻慢他人。写文章专门追法古代作者，后来一定会声名显赫；他的才德，可以担当大任。”我听了便记住了他。后来我常常得到先生的文章，读得越深，越加仰慕，却始终无法与他见面。等到我侥幸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时，先生已经身居禁近之地，参与掌管机务，平常很少能见到他；偶然一见，欢喜得就像平生旧交。他教导和爱护我的情意十分深厚。他出入翰林院三十多年，我见到先生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处理的事务，都公平宽广、宽和而有法度；他的心思专在国家，从未有一丝一毫为自己谋划。至于面对重大政务、裁决重大疑难时，众人都争论纷纷，先生独自不发言，过了很久才慢慢说一句话，众人没有不敬服的。遇到舆论不一、必须上报皇帝的事情，既已上报，最终也都听从先生的意见。他在皇帝面前遇事尽情直言，不计个人利害；每当辨析人物贤能与否、替人解释过失时，完全出于公心，从不因恩怨而决定轻重取舍。至于举荐贤能、斥退奸邪，他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却从不对人夸说。韩愈说：“入朝便把意见告诉君主，出朝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职责。”这句话在先生身上得到了体现。先生把余力用来写文章，内容浑厚涵容、温润，文辞谨严而精密，像精金美玉一样，自然足以受到世人的重视。文章之所以受到世人重视，是因为作者的人品；如果作者不是这样的人，即使文章写得美、流传开来，反而会成为他的祸患。扬雄、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并非不美，但有人因他们的文章而非议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文章中的道理。董仲舒、诸葛孔明、陆贽、范希文这一类人，读他们的著作，想到他们本人，恨不得生在他们的时代，亲自听到他们的议论，以求得到他们的益处；这样看来，他们文章的流传，足以同日月争辉，谁还能够非议呢？先生的志向和品行本来就不比这四位逊色；他做官四十多年，历经四朝，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德，所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大概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他的文章足以流传后世、传到远方，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病卧在床，把续编的文稿交给我说：“替我给它作序，交给孩子们收藏在家中。” 我的文章还没有写成，先生就去世了。唉！先生难道真可以死去吗？国家的栋梁，后辈的楷模，一天见不到他，感念和悲痛之情，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有吗？想到和他交游相处的情景，想到他的谈笑，他的声音容貌仿佛还在眼前，我哪里能够为他的文章作序呢？然而先生临终的嘱托不能违背，于是擦着眼泪为他作了序。先生字士奇，“东里”是他的别号。赠陕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任序　钱习礼 朝廷选拔贤能来任用为官，本来都是希望宣扬光明的教化和治理，惠泽安定百姓，以成就天下的治理。然而朝廷内外各部门各自专守职分，不敢越出职位范围，从而实现自己的志向，施行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有在朝廷内的各道监察御史、在地方的各按察司，承担天子耳目的职责，事情无论大小，知道了就可以上奏，上奏了就可以施行，而且没有越权的嫌疑。因此，士君子想要为世所用的，大多乐意处在这样的职位上来施展志向。束鹿人王千之以四川道监察御史的身份，经大臣推荐，特授为陕西按察使。任命下达的第二天，正逢父母丧事，他恳求辞官服丧，朝廷没有允许，只让他回乡襄助丧事。等他到京，朝廷又拿出玺书晓谕遣行。一时同僚朋友相约作文章赠送给他。王君从小就有优异的才质，刻苦立志求学，带着文章在主考官处应试，声名震动考场，名次位居众士之上。等到参加制策对答，成绩优异，名列高等，一同升迁的人大多认为无人能及。他破格授任御史，沉着坚毅，清正自守，即使权贵也不敢用私情动摇他。审理百姓的诉讼，他简核案牍，查阅事实，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到忠诚仁爱，从不倚仗法律来苛求情节，也不增加言辞来构成罪名。各项刑罚都与事实相符，号称明察公允。王君在科举考试中决取为著名进士，做官又成为有才干的御史，本来应当出入宫禁，侍奉近在朝廷阶前，直言极谏，申明宪法规矩，警戒官吏中的奸邪，做国家主持正直的臣子。为什么却突然离开文官班列，接受按察司的职责，出任地方官呢？这是因为陕西土地广大，政务繁多，诉讼文书堆积，如果不是奇才伟器、早有声望的人，就不足以整饬各司、震肃一方。王君此行履行这一职任，我知道他的风采将会更加显扬，威名声誉赫赫；郡县和边远地区的官吏百姓，以及各少数族群聚落中的男女老少，没有不欢喜仰慕、安然敬服的，并且共同称赞台宪官激励振作、尽到了职责。国家任用官员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就不会辜负皇上的委托和寄望，公卿大臣也正因此对王君寄予厚望。所以作序相赠，表达对他的勉励。赠太学生石大用诗序　陈敬宗

译太学生石大用，是蓟州丰顺县人。从县学升入太学已有多年，处在六馆诸生之间，恭谨自持，只是努力立志、专心求学，从不稍稍自我炫耀，所以从祭酒、司业以下的人都不太了解他的为人。正统甲子年夏天，祭酒李先生因故被困在太学，三天不能解脱，天气炎热，暑气蒸郁，先生年老昏弱，不能承受。石大用忧急地向众人呼喊：“老师就像父亲一样，父亲和老师遭难，弟子怎么忍心坐视不管？”石大用察觉众人的心意不赞同自己，于是退下关门，写奏疏请求代替老师受难。先生急忙派人阻止他，他不听；同辈也劝阻他。石大用奋然变色说：“朋友有急难，诗中还以鹡鸰相喻，何况老师呢？”仍然不听，最终带着奏疏去拜见银台。银台为难他，并且用法律恐吓他。石大用说：“我活着凭义，死也凭义，有什么可怕的？”银台知道无法压制他，于是把他的请求上报皇帝，获得恩准，连同他一并释放。于是朝廷上的文武官员和士绅没有不叹息的，说：“这是前代偶有、近世绝无的事情。”争相想求见他的面容。我听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国子司业阳城因送薛约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谠等二百人叩拜宫阙之下，请求留下阳城继续任职；他们在宫阙前停留数日，却被官吏阻拦压制，不能上达。何蕃等人都流泪为阳城饯行，并立碑记载他的德行。集贤院正字柳宗元写信向何蕃等人道贺，认为从前李膺、嵇康时代太学诸生叩击宫阙、执意申诉的事情，我以为千百年内不可能再见，谁知今天又出现了。如今石大用卓然如此，我也认为自何蕃以后，千年内不可能再见，谁知今天又出现了。何蕃等人伏在宫阙前数日，最终不能上达；石大用则诚挚恳切，能够感动天听，在片刻之间排除并解除困难，因此他的贤能似乎超过了古人。老师本来不列入五伦之中，但五伦又不能不因老师而彰明，所以在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的道理上，师生之道同样重要。天下凡是做老师、做弟子的，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然而说千百年不能再见，是因为老师的教导没有实际德行，弟子的求学没有真实用心，上下名分只是依稀沿袭典故而已，竟把三种关系的道理看成空洞的器物；这样说来，他们不能再见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奇怪。李先生秉持仁义，凡是他在太学施行的教化，无不是真实德行。太学生常有三千人，受到陶冶培育、涵养熏陶而形成醇厚美德的人很多。石大用到此时发挥出自己平日积累的品德，奋勇而不顾利害，只以义为准则。这固然出于石大用本来的禀赋，但也是先生教训 长期熏陶浸润而达到的结果。先生对于阳公，石大用于何蕃等人，都可以无愧。天下凡是做老师和弟子的，难道不会也有听到这种风气而奋发起来的吗？这一年，石大用凭《书经》在京城乡试中显著擢升，名列高等。议论的人都认为这是积善所得的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因此把这件事传播到歌咏中，作为劝勉后世遵守名教的榜样。诗说：“有一位伟岸的石氏后生，义气从内心激发。陈述他的赤诚，直达天子的聪明听闻。皇帝说：释放他，使他恢复原有的章服，以彰显名教。使教化育人成为新的风气，簪缨貂珰之士以及儒生士绅，都一同作歌赞颂。多么卓异的人啊！棫朴菁莪之地，众多士子同在其中。像薪中挺拔的树木一样出类拔萃，终于脱颖而出、奏成功绩。最初只是他一个人倡议，众人还在观望。如今传播赞颂之声，怎能不惭愧得脸红？师生三种关系的道理同样尊贵，为什么不尊重它？如今若不能笃实践行，就会惭愧而辜负圣门。师道已经危急将倾，延平先生把它扶植起来；陶冶熏养醇厚美德，明白的成效就在这里。左右都是高才弟子，前后都是国家人才。在众人之中，石大用崛然而起；山中有巨大的栋梁，却被群木遮蔽。把珍贵人才贡献给明堂，公输般也会惭愧不安。上天保佑善类，没有一种德行得不到报答。显著擢升于高等科目，使斯文大为增光。昌黎作传记，集贤院写信道贺；我作诗歌，永远宣扬美好的声誉。” 送许太守还任河间序　曾鹤龄 士人在仕途中早早经历艰难险阻，然后才能达到平坦境地，他的智虑会更加明达，对事务的体察也更加熟练，建功立业就容易实现。临邑许君彦刚，永乐年间被选任为礼科给事中，后来调任兵科、工科，最后又升为户科左给事中。宣德五年被举荐出任太平太守，任职两年，因父母丧事离任，服丧期满后，又授任河间太守。今年春天，他从河间来京考核政绩，因为考核列为最优，奉命回去复任，并改任工部主事。赵某和许君是同乡，集合熟识他的人来索求赠行文章。所谓赠言，就是增加勉励之意。想来许君做官所经历的事务没有不熟悉的，还需要我赠言什么呢？虽然如此，我曾了解许君，不能默默不说。太宗临朝时，朝廷的纪纲法度和枢机制度，全都由六科负责审核传达，极其严密，一丝一毫也不敢违背，违背了谴责惩罚立即就会到来。许君历任各科，积累十多年，谨慎勤勉、守持自身，从未让自己处在有过失的地方。等到他前往太平，官职既高又美，但那里处在蛮夷之乡、瘴疠之地，山水险恶，气候反常。南方人习惯居住在那里还可以，北方人前往，十人中有九人不能回来；当地的夷俗又很难轻易教化服从。唯独许君经历两个寒暑，悠然自得地赢得当地汉民和夷民的心，后来平安归来。唉，这难道不是上天要让许君磨炼成熟他的才干，以便在今天任用他吗？河间在京畿以内，离京师不远，风土已经很好，民俗也号称容易治理；如果有能干的人施行他的政令，很少有不欣然称道治理成效的，何况是许君呢？何况许君治理这里已经有劳绩和成效呢？有人说：丰年容易治理，歉年就难以治理，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许君如今回到河间，即使像从前那样善于治理，水灾又怎么办呢？唉，这难道是懂得道理的话吗？从前尧时有九年的水灾，他的臣子勤勉抚恤百姓，奏报百姓艰难、使他们得到粮食的，是禹和稷；天下最终获得大治。以如今许君治理河间的情形，即使同古人相比也可以有所期望，还有什么功业不能亲自取得呢？许君离去，我已经看见他能够拯救百姓于水患之中，把他们安置在安稳的席位上了。送四川按察使陈公赴任序　林志

译十年春天，我参加礼部会试时，东莞陈公以滁阳军知军兼扬州府太守的身份入京担任同考官。我有幸列名于众士之中，于是得以拜见他，并且知道陈公治理扬州和滁州的政绩居于第一，皇帝下诏为他增加俸秩、赐给金钱。等到我在桂林主持考试，升任国子监教导国子生时，大体了解到他的文章德行、体用兼备，文质彬彬。后来我暂时任职翰林词臣，带着笔墨往来于两京道路之间，陈公在滁州考察户籍和收成，以均平徭役；剔除奸邪弊病，以扶助善良；整顿学校，减缓刑罚，这些大事有好几项。滁州百姓借口请求留任，爱戴敬重他如同父母，没有不感叹说：“真正的儒者治理的成效，本来就应当这样吗？”癸卯年，我承蒙任命主持京城乡试的文衡，陈公恰好任满来京，登门递上名帖和礼物求聘，我们一起作为同僚校阅试卷，在帘幕和考房中共事。交谈渐渐融洽后，我了解到他学问纯正，见识精明，操守正大简易，像清风一样和穆，如醇酒一般充盈。接近他的人，应该都会随着交往深浅而受到充分的熏陶，何况我一向就怀有敬仰之情呢？今年春天，陈公以三项最优政绩通过考核，升任四川按察使。朝廷同列说：“陈公是忠信之人，存心平易，胸襟开阔而没有隔阂，不以喜怒来决定好恶。他对人从不虚饰敷衍。” 地方长官依循本心行事，而内心又有惠爱，那么担任风纪官，难道一定要表现得明白激切、直言不讳，才算符合激励振作的职责吗？只要把治理滁州的方法推广实行就可以了。我听说麒麟举止端庄，凤凰仪态威严，从来不以凶猛狰狞为尚，但飞禽走兽却没有不为它们前后奔走的。这大概是士人具有德行和威势、以光明德行使人敬畏的作用特别不同，难道陈公身上没有这种品德吗？如今太平日久，官吏都称职，百姓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产业。朝廷近来派遣巡抚使者，声势激励天下，分别表彰善恶，玉石已经分明如同灿然可见。既然如此，掌管一道风纪，得到像陈公这样贤能的宪使来振作和整饬它，四川百姓又是多么幸运啊！陈公此次出发，过去共事的人都来索求文章。我承蒙曾经结识陈公，又为他得到重用而高兴，所以写下这篇序文。送职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的声誉如果出自私人亲爱和亲近，本来不值得相信；如果见于贤士大夫的称许，似乎应该可信。然而君子喜欢宣扬别人的善行，忌讳称说别人的恶行，所以仍然有不足以验证的地方。那么怎样才可以相信呢？也只有闾巷中的平民、田野里的粗人、穷乡陋屋中的妇女儿童，他们心中不顾毁誉，说话也不知道触犯忌讳，感激喜悦而归附他，这才可信。这就是古代观察风俗的人用采集民谣来识别循吏、了解教化的原因。我的朋友王韦庵，永乐年间任深泽县令，在县中将近二十多年，以教化教导百姓，像对待子女一样爱护他们，为男女婚配，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们，百姓确实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他曾因擅自打开官府粮仓赈济百姓而获罪，被逮捕审理，得到以服役赎罪的处分；百姓赶着二百辆牛车替他服役，一个月才完成，随后迎接县令回到治所，歌舞充满道路。他又曾患病，几乎病危，百姓惶恐奔走，燃香焚臂向神祷告，拜访医生为他救治，没有不做到的；病情稍缓，便宰杀羊猪，在街巷中唱歌，喝酒吃肉，庆贺自己。他得到百姓如此爱戴的事例，无法全部记载。离开县衙那天，百姓搜集他的善政编成歌谣，文辞虽不能成篇成章，但情意却十分专一。后来他任东朝官，在长安西门修建住宅，深泽的百姓有人不远数百里，拿着畚箕铁锹、背着砖瓦来帮助施工，几十个人不到十天就建成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等到他出任松江同知，一上任就上奏免除拖欠租税数十万，审理冤狱，使数千无辜百姓得以活命；他竭力为百姓排忧解难，像在深泽时一样，平民喜悦归附他，也如同深泽百姓。每次因公务到邻郡，请求申冤的人接连不断地聚集在道路上，甚至拥住他的船，使它不能前行。我恰好在檇李与王君相遇，又亲眼见到这样的情形。由此观察王君的作为，他得到人们的赞誉，不仅不是出于私人亲爱和亲近者之口，即使贤士大夫在文章中称赞他，也并没有超过事实。只是还不知道与古代的循吏相比，他又怎么样呢？服完母丧后，他来到京师朝见，大司马王公一向知道他的贤能，便向皇帝进言，任命他为职方郎中。我国太平了六七十年，内外军政虽然已有成法，但历时既久，情况消长不一，其中牵强拼合、敷衍填补，难道没有蒙蔽欺诈、纷乱纠结的弊端吗？皇上之所以对此用心考察，是分派大臣巡行四方，加以清理，正是想辨别其中的是非真伪，以此决定取舍，希望军队的编制有所考核，百姓的户籍版图不致混乱。这套法令非常良善而严密，职方郎中实际负责办理这件事。三两年之间，那些受到冤屈压抑而前来申诉的人都能得到听理。过去在司马门前经过很长时间、历经多年，有些人得不到处理，免不了饥寒而死。如今大司马既然把这个职责交给王君，王君应当为知己者效力，就要忘掉自己的利害，辨明是非，使受冤屈的人得以平反，被压抑的人得以伸张，无法申诉的人也能有所依靠，如同深泽、松江的百姓一样。这样，王君的才干和德行就不辜负大臣的推荐、皇帝的选用，也就没有遗憾了。这难道不是毅然有为的大丈夫吗？千万不要让人说：“你的功名还不如任守令时。”那就太不可取了。太学生陈瓛是王君的姻亲朋友，带着郡人的心意来索求赠言。我有幸和王君有同僚交谊，所以借陈瓛的请求提出忠告。王君名源，字启泽，是漳州龙岩人，甲申年考中进士，博学而善于写文章，“韦庵”是他的别号。送徐拱辰应荐赴京师序

译孔子让漆雕开出仕，他回答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把握。”孔子很赞许他；孔子让子路任用子羔做费邑宰，却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漆雕开不肯自信已经具备出仕的能力，圣人却赞许他；子路勉强让别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圣人却厌恶他。圣人希望人务实，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况且学习古道之后进入仕途，是古代的道理。既然已经学习了，尚且还不肯出仕，何况没有学习呢？治理政事的道理，都记载在典籍中，有大小缓急的次序，有施行办法和具体条目的详尽规定，整体框架都具备，条理清楚可考；一定要阅读之后才知道，讲习之后才明白。这样造诣才真实，涵养才成熟。事情来了，便随着事情加以应对，就没有难办的事了。不学习的人既然不能穷究事理，又凭什么应付事务呢？这就像驾船的人没有船桨，即使有力气和技巧，也无从施展，难道还能成功渡过吗？然而世上又有些人读了几千几百卷书，拿笔作文，出入经史，片刻之间写出万言，却不知道适可而止；等到分派职务、交付事务时，处处受到牵制，一句话也用不上。鄙陋的平民和庸俗的官吏，整天处理箱箧簿册之事，便借此讥讽说：“这就是儒者，这就是读书能写文章的人。”唉！世人说儒者只会说大话而没有实际、不能适用，正是被这类人连累的。难道这就是圣人所说的有用之儒吗？徐拱辰，资质优美而爱好学习，写文章以阐明义理、达到实用为目标；他的议论和见识超过常人的意料，确实是有用的人才。他家境贫寒，凭经学在乡里授徒，靠此供养母亲，淡泊自守，没有求取仕进的心。朝廷下诏求贤，掌权者把他的名字上报，他却不知道。等到有关部门的公文下达，徐拱辰忧惧地说：“读书求道，茫然就像捕捉风一样；自己修养尚且做不到，凭什么治理别人？这次举荐不是因为了解我，只是要逼迫我罢了。”有人说：“有才有德而处在官位、像你这样的人很少见；如果你还这样说，别人又会怎样呢？”恰逢他遭遇母丧，未能成行。刚服丧期满，催促他赴任的檄文接连来了三四次，他才出发。出发这天，县学中的士友平素与徐拱辰交好，因为我处在他的师友之间，便来向我索求赠言。我认为徐拱辰怀有可以出仕的才干，志向却像漆雕开那样认为自己尚未有把握；他身负博学的优点，却又担心有子羔那样的过失。像这样读圣人的书，可以说是真正能够务实了。这次出行，人民和国家的重托近在眼前，他将要施展全部才干，实行自己有用的学问，决不会成为只会说大话而没有实际的儒者，被牵制束缚，以致遭到鄙夫俗吏的讥诮，这一点已经明白无疑了。送致仕训导彭先生序　周叙 圣明天子继承登上皇位之初，庐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平民身份到宫阙，上书陈述八件事情，将近万言，全部以尧舜之道为根本。过了十一年，又把自己所写的《两京赋》进献上去，极力铺陈天下统一的盛况，申述开创基业、守成治国的法则。皇帝嘉许他，特意赐给冠帽服带，让他以致仕训导的身份回家养老，并供给宝钞作为路费。唉！朝廷优待老人、尊崇贤能的心意，以及先生所说的受到知遇，可以说十分盛大了。先生两次来到京师，很多人都阻挠他。这次前来，他家中的亲属骨肉尤其不愿意，但先生浩然的志向反而更加坚定。他曾来拜访我，说明其中缘故。我说：“先生年已七十，不远六千多里，冒着跋涉和风涛的危险来到这里，并没有别的请求。如果坚决阻拦，您郁结的心情哪里能够舒展呢？何况圣明之主在上，崇尚文章、弘扬教化，先生大概将会得到知遇。”如今先生蒙受特别恩宠，朝廷士绅和大夫没有不为他高兴的。我于是作序送他说：“彭氏是我们庐陵的大族，从唐宋直到今天，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先生一生勤勉奉行道义，孝敬父母，终身怀有追慕之情；教导子女，笃实遵行诗书之训；交往朋友、对待姻亲，往来始终都极其诚挚。他博学强记，写文章灿然有文采，滔滔不绝。中年时遭遇家中多重灾难，于是未能及时出仕，但他爱君忠国的念头，即使居住山林，也像身在朝廷市朝。因此年老以后仍然忧勤不懈。这样看来，今天获得官职和赏赐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古代士大夫退休，常常住在乡里的学校中，做子弟的老师。圣人的教诲所说的，难道不就是想要褒奖尊宠这样的人，使他成为乡里的典范吗？不过，我尤其替他感到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承方正接受荐举、走上仕途，尽力报答和称扬父亲的心愿；这样一来，先生的荣耀将远不止这些。先生归去吧！北山的山灵，也可以免得再写移文了。赠吴先生还家序　李贤

译道存在于天下，没有什么事物不具有它，也没有什么时候不如此。一定要有圣贤出现，才能把它阐明并实行。如果没有圣贤，道本来仍然是那样的。成为圣贤，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只是能够不在这个道上走错罢了。至于普通人，就任凭自己走错，既不显著，也不察觉。只有求学的人能够约略知道这个道理，却选择得不精确，执守得不坚定，失去的多而得到的少，所谓从千百份中得到一份而已。难道后世才如此吗？即使是圣门的高等弟子，除了颜回、曾参以外，也没有再见到纯粹的人。寥寥千年之后，到了宋朝兴起，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出现，对于这个道理，才开始能够大加阐明并确实履行。然而圣贤生在世间，并不常有，大概如同祥麟威凤的踪迹一样稀少。如今距离那几位贤人，又已经这样久了，间或有一两个豪杰之士，颇想在其间振作奋发，但对于这个道理的整体，终究还有遗憾。唉，真艰难啊！像崇仁吴与弼先生，大概就是有志于此道的人。我任职吏部时，凡是有从抚州来的人，必定询问先生的行动和造诣如何，但最终也没有人知道详情。我曾写信表达仰慕之意，后来过了多年，始终没有消息，心想他有意引退避世也是应该的，便不再挂念。后来有出自他门下以及在他所在地方做官的人，接连上奏推荐他，但他最终仍未出仕。天顺改元，我才奉命进入内阁，谈到先生学问品行的美好，忠国公石亨慨然上疏推荐他。朝廷派遣行人携带玺书、礼物到他的庐舍聘请。先生到京后，皇帝很高兴他来；在朝见的那天，立即授任他为左春坊左谕德，召到文华殿，从容询问，宠爱赏赐格外优厚。先生因衰老多病不能供职，坚决辞谢，皇帝坚持不许，留他数月；见他的病势不见好转，才允许他的请求，又赐给玺书，赏赐白金和彩币，仍派行人送他回故乡，并命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粮饩，希望他恢复精力后著书来引导后学。圣上的眷顾期望如此深厚，大概是旷世未闻的。过去范文正公说，严子陵和汉光武以道相互推重，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志，对名教大有功劳。如今看来，皇上的气度比汉光武更大，吴与弼的志向不在严子陵之下；君主的德行由此更加光明，士人的风气也因此大为振作，国家的元气还将借此更加深厚，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既然有幸同先生见面，才知道他的学问极其高明，一举一动都遵循古礼，有深入学问、独自体悟所得的快乐；我希望把他留下来辅助自己，却不能实现。临别之际，曾在他门下游学的人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唉，我的言语哪里足以在先生面前论高低呢？只是仰慕羡敬之情无法自已，所以写下这些话罢了。这就是序。世德堂序 义惠侯刘继祖的孙子、祠祭署祀丞刘雄拿着《世德堂》卷来拜见我说：“刘雄的岳父是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苗先生。先生退休居家，在卷上题写了一首四言诗赠给我，其中有勉励我继承世代德行的句子，所以我摘取这句话给堂屋命名，希望经常看见它，来仰慕前人的德行并自我勉励。只求大君子赐给我一篇文章。”我听说义惠侯世代居住在凤阳，从前太祖高皇帝尚未显达时，侯爷凭乡里的旧交，曾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乏，后来又把适宜的墓地给他安葬父母，这就是今天的皇陵。太祖得到天下以后，想到侯爷的恩德，而侯爷已经去世，便特意追赠他为义惠侯，赐给侯爷夫妇诰命，详细说明这些事情，又授予他的儿子官职来报答他。刘氏的世代德行，大概从义惠侯开始；侯爷的儿子刘英任祠祭署丞，孙子刘镛继任，曾孙刘谨又继任奉祀，刘京再继任祀丞，他们都淳厚雅正、端谨自守，乐于行善、遵循道理，使世代德行没有衰替。如今刘雄继任祀丞，却又用“世德”给堂屋命名，可以说确实有其实质。虽然如此，义惠侯救济的人，难道和一般人救济的人一样吗？一般人救济的，不过是平常之人罢了，尚且能在自己或子孙身上得到显著的报偿。像义惠侯所救济的却不是寻常之人，当时依赖侯爷的救助，才不至于困窘逼迫；一旦出仕治理天下，天下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泽。君子推究根本，没有不认为侯爷的功德伟大的。所以说：“侯爷救济的人，难道和一般人救济的人一样吗？”既然侯爷对国家有这样大的功德，因此福庆流传到后代，一家五代都修养他的德行，世代承袭官职，和当时的贤者相媲美，难道是偶然的吗？我知道刘氏的恩泽还没有穷尽。《诗经》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并延续它。”这说的不就是刘氏吗？送大参程君赴任山东序　萧镃 给事中是黄门的职务。当今宫禁近侍中最清要的职位，没有超过它的。它不只是封还驳正章奏而已，政治的利弊、百姓的休戚、天下国家的大计，至于人才的升降、钱粮的出入、刑名和军务是否便利，也都可以分条陈述。如果有大奸大恶，便相互联名在朝廷上逐条论列。圣明天子往往虚心听取采纳，当时在朝廷任职的人也都知道这里代表公论所在，没有不望而自敛其邪曲之心的。它之所以清要，大致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和所有给事中都相交，只有平素交厚的两人：一位是昆山叶盛，一位是休宁程信。程君主管吏科，叶君主管兵科。两人都磊落奇伟，有所见到的没有不说，有所说的没有不尽，一定要做到与职务相称才停止。一时之间，士人舆论大多归向他们。前些时候我教导国子生，国子监是清闲的职位，我又很少交际，在朝廷中即使是过去经常来往的人，没有事情也不来。两位君子却多次屈尊来访我。因此我不只是感叹二人尽职，也更加赞赏二人的情义，认为这种情义实在难得。如今两人都因荐举得到担任参政的命令，程君任山东，叶君任山西。我正想依靠两位君子来慰藉自己，两位君子却突然离开我赴任，心中十分舍不得。有人来责怪我，说我这样想是错的：如今明圣的天子日夜求贤，以充任各类官职，尤其重视地方方面的官员。两位君子都是皇帝心中已经选定的人，今天的任命，正是经过选择而派遣他们。山东、山西是京师的股肱之郡，而两位君子所治理的地方都关系边防，确实是国家急需处理的事务。两位君子平日既然不断把这些事情作为意见进言，难道不会因此触动他们的心，为皇上治理好地方吗？建功立业、取得显著功绩，承受朝廷的擢拔，正要靠这次出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为他们离去而忧愁呢？我听了这话，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我所舍不得的是私人感情，而对方所说的是公义。我不敢让私人感情妨碍公义，所以程君出行时，同僚们请我写文章相赠，我便不推辞，依次写下自己所听到的情况来回应他们。会试录序　薛瑄

译如今皇上承受天命，光复帝位；改元之初，正逢会试之期，天下士子拿着荐书来到京师的，大约有三千多人。礼部左侍郎臣干等人请求担任考试官，皇上命臣薛瑄、臣原前往主持此事。同考官有臣溥、臣贤、臣泰、臣正、臣泌、臣恂、臣世资、臣节、臣淳、臣镛。监试御史臣烈、臣鉴以及各位办事人员，没有不早晚恭敬奉行职责的。考试共进行三场，取文章合乎程式的若干人，又选择其中文章尤其精粹的汇集成录。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得到贤才更重要的；培养士人必须以正学为根本，而所谓正学，不过是恢复人本来具有的天性罢了。天性恢复，就能明白根本之理并适用于实际，大到承担经世济民的责任，小到整治各部门的事务，哪里会有不恰当的呢？所以三代大小学校以及培养士人的方法，都以恢复天性为根本；它们因得到贤才而实现治理的成效，大概是可以考察的。汉唐以来，正学的传统逐渐衰微，培养士人不以恢复天性为根本，往往沉溺于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根本之理不能明白，实际功用不能周全；即使偶尔有杰出的才能，也不过随着所学去求取功名罢了。他们同三代的贤才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到了宋代，道学诸位君子出现，他们论说培养士人的方法，才都以恢复天性为根本；虽然他们的学说在当时没有能够全部实行，但实际上是等待盛世来施行的。大明承蒙上天深厚眷顾，列代圣主相继，大力兴建学校，慎重选择师儒；培养士人的方法，必定以三代以及孔子、孟子、程颐、朱熹关于恢复天性的学说为根本。因此九十多年间，天下内外文教兴盛通达，士人的习气纯正，全都出于天理民彝的正道；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被铲除消磨，再没有前代的陋习。虽然说科举以文章取士，但文章必须根植于义理，能够阐明天性的本体和作用的人，才得以列入选拔之中，不是那些没有根本、只会辞章的人所能相比的。所以大明得到贤才、实现治理的成效，足以追及上古的盛况。如今各位士子承受朝廷正学教养的恩德，已经凭借有根基的文章列入选拔，眼看就要在大廷面见皇帝，更应当以明白根本、用于实际来勉励自己，随着才能器量接受任用，尽忠于国家，爱护百姓，帮助大明重兴累治的盛世延续无穷，使正学培养贤才的成效，上有光于前代，下能流传后世，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文山诗史序　刘定之 我年轻时得到宋丞相、信国公文天祥的《指南集》，读过它。但听说文公在幽禁中有一部集杜甫诗句而成的诗集，没有见到。后来任职翰林词林，才见到并抄录下来。这些诗都是古体诗，每首五言四句，共二百首，分为四卷。第一卷叙述他的国家，第二卷叙述自身，第三卷叙述朋友，第四卷叙述家人，最后以抒写本心、感叹世道的诗作结。没有什么比人能够胜过天更重要，小事奉大事而等待天命；胜过人的大事而把人的作用看轻，一定会有实现的日子。卷次和篇目都是文公亲自划分的，他把国家放在个人之前，竭尽自身而听凭天命。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志，但俗本有时把它们混乱了，如今都恢复原来的次序。诗集开头有总序，又有分散在各篇篇首的小序，后面还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的地方，涉及元朝君臣和宋朝叛逆者，故意缺而不写，让知道的人凭意思连接阅读。如今都补全了，但改用白字，并没有抹去文公原来的心意。不记年号，是陶靖节删去永初年号的用意。署名“某姓履善甫”的，是《指南集》中所谓范雎改名张禄、范蠡改名陶朱的意思。然而他所处事情的艰难，有超过《指南集》所写时代的地方。小序末尾多写“哀哉”，是文公为国家灭亡而悲伤，为忠臣义士一同殉难而怜悯，为家族殉国而痛哭，也是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死亡之中；难道要等到面向南方再拜、伸颈受刃之后，才会下定决心吗？唉！孔子不以仁许许多人，却唯独用仁来称许殷朝的三位大臣和孤竹国的两位王子。我认为像文公这样的人，就是文山的伯夷叔齐，已经逃离京口而不受污染了；伯颜把他拘禁在江上的战船中，弘范把他捆缚在海上的船里，世祖把他关在燕地的牢狱中，他被囚禁却不屈服；他在庾岭服毒，在乡郡绝食，后来在燕市被斩首，死去也不后悔。兼有微子、箕子、比干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志的，大概就是文公吧？至于这些诗的写作，难道只是为写诗而写吗？“麦秀”“黍离”的歌，作于国家已经灭亡之后，而作歌的人自身还可以不死；“怀沙”“抱石”的辞，作于自身将死之时，而他的国家还没有灭亡。身体将死，国家已经灭亡，于是才有首阳山采薇的歌、燕狱中集杜句的诗作。这就是所谓“求得仁便得到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啊。把伯夷、叔齐的话合起来作为自己的话的，不就在这些诗中吗？怀有这样的心来写这样的诗，文公可以说是仁者了。仁，是天地间的元气，是古今人的最高境界；它在上面表现为日月的光明、风雷的威壮；在下面表现为江河长流、山岳长镇的根由；它浑然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君臣、百姓、万物得以长久安定的凭借。这种仁安定地存在于宋朝末世，成为文公的本心，也体现在文公的死亡之中。读这些诗而不感到悲痛伤感的人，我认为不是仁人。文公同时代有一位吴郡人张子善，也曾集杜甫诗句来叙述文公的一生，大略说明他的事迹在篇后，正好用来相互印证。如今内相、安成人彭公纯道得到这部底本，拿来给我看，于是我把它抄录下来附在文公诗集之后，合在一起题名为《文山诗史》，取自文公序中的话。文公的宗孙廷佩想要刻印传播它，于是我作序交还给他。廷佩又曾继承父亲的志愿，修建祠堂祭祀文公，可以说是贤德的后代了。省庵集序　钱溥

译中山人刘禹锡说：八音与政治的通达或闭塞相互应和，文章也随时代而有高下，意义深远啊！这句话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这个人，可以吗”，以及还要考察他所处时代的意思。语言精炼的是文章，而文章形成音节的，就是诗。假如诗书写得很好，但品行不能与之相称，不过是织锦覆盖陷阱罢了，哪里算得上有德之人的言语呢？品行有时能与文章相称，但立言对政治教化没有补益，也不过是装饰车辕车毂而不实用罢了，哪里算得上治理天下的人才呢？所以评论一个人，必须评论他在当时所做事情的实际表现，这样，政治是通达还是闭塞、时代是上升还是衰落，就都能看出来了。既然如此，君子不能停止著述，却也不能轻易地著述。广信郡守、山阳人金君宗润，就是这样的人。他年轻时便以才华俊秀自负，立即努力钻研古学，受到士林推重。长大后，参加“鹿鸣”宴，进入太学，结交四方豪杰之士，学业更加大有成就。任蕲州知州时，参与内阁修史，又得到天下儒学大师共同校订，因而气度更加充沛，才学更加丰富。升任广信知府时，我奉使交南，经过他的辖境，看见那里田野开辟，风雨应时，老人孩子都和乐地安居乐业。我询问原因，人们说：“有一位贤能的太守。”金君也因为我曾与他共同参与修史的交情，出城远道迎接我，到馆舍后，立即拿出他编纂的若干卷诗文，以他自号命名为《省庵集》，请求我为之评论。他的诗冲和、简洁而明快，辞藻精工，体裁完备；文章则致力于摒弃陈旧的说法，雄伟整肃，自成一家。唉！读他的文章，即使相隔百代，尚且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何况我如今亲眼看见了呢？不过，这些成就目前还只是施行于一郡的治理罢了。假如他将来所处的职位更加重要，他的言论就会更加高远，政绩也会更加显著，使后世千百年间的人仰慕并受到感化，那就不必再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也能知道他这个人了。因此作序。送曹尚书复任序　　刘俨 士大夫看重涵养，涵养长久，德性就坚定，见识和思虑就精纯，言语、行为和操守就正大笃实；这样的人出仕而居高位、承担大事，哪里只是能够不动摇内心呢？而且还能够有所坚持、始终不变。当今在官府中最适合涵养德性的地方，没有比翰林更好的了：悠游于文章翰墨的场所，沉浸于诗书典籍之府，所听闻的是圣贤的言语，所学习的是圣贤的行为；对于钱粮、文书等事务，以及机巧、变诈的伎俩，内心丝毫不受影响，这样的涵养就纯正了。所以前后从翰林出任者，大都不是寻常人所能赶上的；他们成为冢宰、六卿之长，也是百官各府铨选衡量人才所依据的人。职位的尊贵、责任的重大，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如今南北两京共有三人，全都出身翰林：泰和王公出自翰林学士，句容曹公出自翰林编修，盐山王公出自翰林庶吉士。这三位公，都以德行、文章、政事卓异而成为大臣中的首选；当时与他们共同办事的数人，多因故辞职离去，只有三位公仍然巍然不动。这确实说明他们能够担当重任，能够做到内心不动摇而有所坚持、始终不变。有人说：“曹公在天官任职最久，对铨衡事务最熟悉，而且善于在南京掌理部务，似乎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我说：“没有什么官职比独自承担责任更难，没有什么事务比独自决断更难。如今南京的事务必须决断以后再由驿站报闻朝廷，难道不是因为曹公贤能、有才干而且熟悉事务吗？如果要判定可否而由一个人决定，我担心事情在下层办成了，众人却不服；事情上报朝廷，君主又不信任他。这样凭什么承担铨衡人才的重任，又怎样成就两京的治理呢？”况且古代大臣之所以能成就辅佐君主的功绩，是为了德行和百姓。为百姓办事，最重要的是通达他们的实情。曹公的家乡句容距离南京只有几站路，故老旧交相互往来询问，因此能够了解民间的利弊而加以兴革，这难道不胜过上下之间遥远隔绝、彼此不通吗？这样看来，如今让曹公专任南京事务，正是为他日后承担更大任用打下基础。曹公以任职三年考核成绩入朝京师，重新任侍御，诸位公请我作文，我因而感慨：我的涵养与曹公相同，但才能和作用似乎相差很远，所以特意颂扬曹公的美德，也借此自我责备。送程御史归省诗序 端正自己来端正他人，凡是身居官位的人都应如此，何况身负纲纪一身的御史呢？百官因而振作严肃，郡县也受到影响，更何况这还关系到人才培养和风俗教化的根本，怎么可以不以端正自己来率先示范呢？有人以凶猛搏击作为威势，使人心惊胆战，不敢说一句话、迈一步而做非分妄为之事，却说“我能够使人端正”，我恐怕那只是一时畏惧威势而勉强服从罢了；退下之后，人们就会聚集起来讥笑他，原来的习气仍然不变。说他能够端正别人，可以吗？孔子说：“自身端正了，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别人也不服从。”说的就是这个。监察御史、宁国人程公，曾奉命提督北京畿内学校事务，说：“以御史的风纪来督察学政，如果只有威势而没有爱护，人们就不会亲近爱戴；如果只有爱护而没有威势，人们又容易轻慢。能够教化引导他们的办法，只在于自己先作表率。”于是他端正仪表来率领众人，推广自己所得的学问来教导他们，严格制定规约来整齐学校；对不遵从的人，然后施以刑罚来显示威严。不久，众人都欣然受到教化而服从。他尤其认为教育的兴废取决于师儒贤能与否，于是又广泛寻求儒学硕士来补充训导的缺额。由此学政大为整顿，人才接连涌现，天下督学政者，都以程公为首。有一天，朝廷诏令大臣商议劝勉奖赏之事，而有人徇私，程公说：“御史难道只是督察学政吗？天下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应当说的；如今如果对此缄默不言而加以容忍，怎能维护公议？”于是连续上章弹劾核查那个人，他们都认罪伏法，权贵也因此收敛不敢妄为。从前人说“台宪一出便能生风”，大概这是第一次真正见到这种情形。舆论感到痛快，却又认为此事很难做到。到这时，程公任职九年考核为最优，按吏部惯例应当升迁，他说：“我教导和率领人的根本，是忠和孝。祖宗的坟墓在宁国，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前去拜祭了；如今若不回去祭扫，却借此获得高官，岂不是有损孝道吗？”于是两次上章请求，才获准离任回乡，舆论更加感到痛快，也更加认为此事难得。唉！学校的作用在于成就人的善性，并且能够使人受到善的感化；抗章的作用在于评论人的过失，并且能够使人接受指责、承认过错。这些都不是不能端正自己的人所能做到的。至于考核成绩应当升官，在别人看来，必定急切地想得到；如果得不到，甚至会在昏暗夜间乞求哀怜，滞留数年也不回自己的家乡，而程公却超然地舍弃升官而选择回乡。这又显示出他平日涵养纯正、操守坚定，对于什么轻、什么重，心中看得非常清楚。凡是端正自己以端正他人，都是从内心自然发出的，不是迎合外界、做给别人看的行为所能相比的。像程公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扬雄所说的“大器”吧？我与程公交往最久，所以了解最深。因此在他出行时，召集平日与他交游的十个人，分韵作诗赠送给他，并且叙述他的言语和行为中足以作为世人榜样的地方。特意为此作序。《素王纪事》序　　商辂

译《素王纪事》一册，开头记载世系，接着是小像，再接着记载降生的祥瑞、出生资质的奇异；又记载历代的封号和谥号，并且完整抄录制诰文书；古今的庙祀，也详细具列礼乐的数目；至于群贤配祀随从、年谱履历、阙里山川，没有不详细记载的，最后以紫阳杨奂所撰《东游记》作结。宣圣出仕与退处的大概情形，在这部书中都可以看到。这是开封太守、西蜀人黄璇公瑾所辑录，严郡通守、太原人傅汝楫所校正的。傅汝楫将要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我私下认为，上天生孔子，使他继承往圣、开导后来的学者；他的道理完备地体现在《学》《庸》《语》《孟》四书中，他的功绩显著地体现在《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中，这些本来都是学者共同知道的。至于孔子当时出仕退处的详细情况，以及后世追崇他的盛况，散见于传记和历代君王的典籍中，学者有些或许还不知道，这大概正是这部《纪事》便于阅读和查考的地方吧。学者先从这部书寻求，了解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再进一步从四书六经中寻求，了解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道理，这样才差不多无愧于做孔子的门徒。否则，就如同整天戴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脚踩大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离沦为妄人庸人的境地也就不远了。我才识浅陋，冒昧为此书作序，以勉励有志于此道的同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刘忠愍公文集》序　　彭时 自古以来学习圣贤之学的人，都是先重道德而后重文辞。文辞是技艺，道德才是根本。能够笃实地修养根本，又用文辞把它写出来，必定能辅助社会、阐明教化，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根本不足却专工于言辞，言辞即使华美，也不是最高的文章。那些没有实际德行却勉强作文的人，沾沾自喜地把绮丽文辞当作本领，把艰涩怪僻当作古雅，只求取悦人的耳目，却没有一句话接近道理。这不但对社会没有补益，反而有害，哪里值得称为文章呢？由此看来，他的文章能否流传，大致就可以预见了。我们安成人、赠翰林学士、谥忠愍的刘公，名球，字求乐，世代都是簪缨望族。他从小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存心立身行事，总是遵循正道。凭《春秋》科中举，永乐辛丑年中进士，授仪曹主事。他任官清廉勤勉，积累学问从不懈怠，于是受到荐举，入侍英皇经筵，参与修撰宣庙实录。书成后，升任翰林侍讲。他在翰林虽然以文章为职务，但忠君爱国、怜悯百姓、忧虑世事的志向尤其恳切。曾上疏陈述十件事情，切实规劝时政，触怒权奸而被下狱，至死仍然直言正气、毫不屈服。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的壮烈而赞叹。不到几年，他所说的话更加得到验证，事情也更加显明。听说朝廷嘉奖他的忠贞，于是有追赠谥号、立祠祭祀的典礼。这就是刘公一生始终的大概情形。考察刘公一生，他是把志向放在道德上的吗？而对于修辞也苦心竭力，希望能与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并列，大概是没有什么事情不竭尽真诚的。看他的应世文章，有典雅法度，纯粹都是出于正道，全都足以扶持世道、尊重名教，说不是有德之人的言语，可以吗？与古人相比，难道会逊色很多吗？刘公去世后二十八年，他的儿子广东参政钺、浙江副使釪，共同编集刘公的文章，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时，我在刘公看来是后辈，浅陋的言辞哪里足以增加刘公的分量？然而刘公又哪里需要我的言辞来增加分量呢？只是刘公的文章步趋圣贤的道路，以道德的根本为基础，严整典雅洁净，没有一句浮靡怪诞的话。像这样，自然足以受到世人的重视。再加上他因忠诚进谏而死，他的精神在天地之间光明不灭，凌厉如山岳，激荡如日月，与寒暑一同运行而无穷无尽。他用来增加这篇文章分量的地方，正在这里。人们将把它看作商代的敦、周代的鼎那样珍贵，即使没有我的言辞，也一定会流传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鲁穆叔论说死后不朽，首先是立德，其次是立言。唉！刘公的不朽，大概就在这里吧。何况还有两个贤肖之子，更能振作奋发，使父亲的功业和声名得到继承呢？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屡次升迁到今天，职务、名声和地位正在不断进步，都是使家学增光的人。因此他们请求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便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希望阅读的人有所考察。《蒲山牧唱集》序 《蒲山牧唱》，是蒲圻魏公给自己的诗集所取的名称。魏公名观，字杞山，号梅初。生于元朝衰微之时，隐居在蒲圻山中，以吟咏诗歌自娱。进入国朝后，官位已经显达，却仍然没有忘记隐居时的经历，所以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牧唱》，并冠以“蒲山”二字。曾孙魏铭将要把它刊刻，嘱托我作序。我听说，人受到外物感动之后才会发言，语言写成文章并具有音节的就是诗。诗足以宣泄人的欢乐和忧愁，体察事物幽微的道理，穷尽古今事变的得失；而诗的格调有高下，辞藻有清新、古雅、富丽、平淡等不同，这些都取决于作者的修养和学问如何。学问广博而修养端正，诗哪有写得不好的呢？我听说魏公隐居蒲山时，遭逢世道艰难，却没有忘记讲习学问。他的学问广博，通晓五经诸史，因为元朝末年不是可以出仕的时代，所以没有做官。我太祖高皇帝攻下武昌后，听到他的名声，便聘请他。到达之后，授任平江州学正，屡次升迁至翰林侍读学士，侍奉皇太子以及秦、晋、楚诸王，教授经书；又升任国子祭酒，与詹公、宋公濂一同请求退休。已经出发后，又被召回，皇上亲自驾临奉天门，赐宴并与他唱和取乐。后来他奉命治理苏州豪民违法之事，却陷入诬陷而死。不久皇上醒悟，判处诬告者的罪，又按照礼制遣送他的灵柩回武昌安葬，特意赐下谕旨祭奠，诸王也来祭奠。由此看皇上对他的宠信优待隆重深厚，始终不曾改变，那么他的贤能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他能够按照礼制进退，不让富贵利达牵累自己的内心，如果平素没有涵养，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他的修养和学问如此，所以表现在诗歌中，运用典故精工，描写事物贴切，意趣深婉，格调高古，足以与盛唐诗歌相匹敌而追踪《诗经》的风雅。至于奉制应作的诗篇，壮丽和平，尤其足以彰显国家的盛大，它必定会流传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又有贤能的孙子曾孙，像魏铭这样殷勤地为他表彰呢？魏铭继承家学，曾任户部主事，因受牵连才外调补任扬州府通判，以清廉谨慎著称。他显扬祖先的德行，将来在诗集以外还会有所成就，所以一并写在篇首，作为证明。《奉使安南诗》序　　叶盛

译天顺五年，安南国王黎浚被他的庶兄琮杀害。后来黎浚的弟弟灏与国人共同杀死琮，将此事上报朝廷。第二年，皇上特意命令翰林侍读学士钱公、礼科给事中大梁人王君担任正、副使，前往册封灏继任安南国王。使者即将出发，路过二广。二广的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诗卷》为他们送行，请我为诗卷作序。安南，就是古代的交趾，是南方夷人之地。我太宗文皇帝用义取得它，宣宗章皇帝用仁德给予它。树立义便施行威势，施行仁便使德泽融洽。这就是所谓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所遵循的是同一道理。近年安南与二广相连的边境地区，听说有喧哗、攻讦的风气，公文往来纷扰不断。近几年，他们恭谨自守，往事不再发生，也不敢萌生异心。有安南人侵夺合浦的珍珠，皇上降旨诏责他们，他们立即低头认罪请罚。这是因为历代圣君相承，仁德浸润、义理磨治日久，教化成功是理势自然如此。何况又有皇上神明的谋略、朝廷深远的筹划，以驾驭夷人、怀柔远方，方法得当呢？近来广地盗寇作乱，皇上派遣将臣佩征夷将军印，前去督师平寇。诏告文书的内容又传达到边境，安南听说派人侦察边境，取得印文带回去，彼此辗转讹传，以为明军将要对他们用兵，全国震动不安，过了一个多月才安定下来。原来那方印只是文皇帝当年吊民伐罪时使用的旧物罢了。唉！安南确实畏惧威势了，但难道这不正是皇上光大先烈、把天下人一视同仁的用意吗？如今钱公以文章和地位声望入选这一美差，王君以侍从中的贤能之士担任副使随行。我知道海滨的酋长们接受从天而降的恩命后，一定会把过去畏惧威势的忧惧，转变为今日感怀德泽的喜悦，奔走俯伏，听受命令，使节之事必定能够成功。于是写下这篇序，又作四言诗一首来申明告诫。诗辞说：上帝施行仁德，使断绝的国家得以复兴、使世代得以延续；禁止祸乱、诛灭暴徒，这就是上帝的义。凡是义所施加的地方，仁德也就在其中。可叹你们南方人，不要懈怠，不要忘记；不要成为玁狁，不要成为鬼方。你们应当像虞、芮那样，让你们越裳，使者的车马往来不绝，宣扬恩德的言语。交趾人感激欣慰，拍手起舞向前迎接。完成专对使命以后，请替我致谢吧。《大学要略》序　　洪宽 《大学要略》这部书，是元代鲁斋许先生用直截明白的话讲解《大学》来教人的。上天生育众民，本来没有谁不被赋予天性，但不能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本有的天性并使它完整保存，所以本来不能不依靠教育。古代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最先出现在众人之中，成为君主和老师，于是人到了八岁便教他小学的方法，十五岁便教他大学的要旨，小学和大学的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到了我们夫子孔子的圣德，他继承众圣的传统，向天下人施教，使人得到启发而恢复本性，于是大学、小学的教育又更加彰明。曾子记述孔子的言论，撰成《传》来阐发其中的意趣；朱子依据它编成章句，解释其中的意义。从此，大学用来教人的方法，明白显著到了极点，再没有可以增加的了。学者从章句追溯《传》的义理，再由《传》的义理来理解圣人经典，就好像拨开云雾看见青天，砍除荆棘走上大路，坦然沿着它前进而抵达大道的要旨，大概会有不知不觉就达到的效果。到了元代，圣人之道沉沦湮没，鲁斋先生担任国子监长官这一重要职务，寻求失传的道学绪脉，遍览圣人经典，旁通传注，摘取其中的大要，不追求文辞工巧，直接讲解《大学》教人的方法，用来启发后来的学者。他的言语简约而通达，精微而善美，即使普通人和儿童也都能够明白：这就是明明德、新民的学说，这就是止于至善的含义，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方法，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样一来，古代大学教育人的道理、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述的宗旨，无不焕然融会、洞然明白，难道还会有什么蕴藏而未明的内容吗？这部书流传虽久，却没有广泛流行。到了我大明，文教大兴，河南宪臣、临海人陈先生奉诏提督学校，刚停下车马，首先搜求儒家书籍，得到这部书的旧本，于是潜心考订，反复推演，补充其中的缺略，阐发其中的微妙义理。每经过一所学校，便召集校官，把诸生集中到馆舍之下，拿出来给他们看，每天命令他们讲习诵读，亲自加以训导。凡是环绕学校前来观看听讲的人，也无不豁然有所领悟，充实自得地掌握其中的道理。洪宽忝居郡守之职，学校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于是与同僚桐江人闻君孟刚、京口人陶君茂商议，各自捐出俸禄刊刻此书，以扩大它的流传。唉！圣人的道理显现在经典中，就如同化育万物的神妙显现在万物之中；虽然可以说它简易易懂，但如果没有鲁斋用直白的话来教人，那么精微的文辞和深奥的义理，谁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并恢复自己的本性呢？像这部书，不仅有助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业，对圣人门下的功劳实际上更大。洪宽于是忘掉自己的固陋，把年月叙写在刊刻本之后，希望学者传授这部书时，能够知道两位先生教人的用意，并使这种用意永远明白地流传下去。《明文衡》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五 （明）程敏政编 ○跋 恭敬题写《豳风图》之后　　宋濂

译臣宋濂在青宫侍奉经学十多年，凡是宫中收藏的图书，大都得以见到。其中有赵魏公孟俯所画的《豳风》，前面书写《七月》诗，后面接着画图。皇太子看后很喜欢，认为图画原是方形册页，担心反复开合会使中间折叠之处的丹青容易损坏，便命工匠装裱成卷轴，以便长久流传。皇太子多次下令让我在卷末题字。我听说，《七月》这首诗，作序的人说周公陈述周王事业的根本，用来告诫成王，所以详细记载耕种的艰难：从拿起耒耜、举足下田，到播种谷物、清扫场地，直到上入宫中操持宫室营造之事，无不纤细完备地记述，女子养蚕纺织的劳苦也接续写在其中。唉！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的最大痛苦，没有什么比农事更甚。有国家的人，应该想到这一点，怜悯他们，使他们安定。宋代儒臣真德秀对此有所见识，曾向朝廷请求，想把农夫和女子劳作辛苦的情状画出来，悬挂在宫中，张贴到外戚亲属居住的里巷，使后宫嫔妃、外戚近亲知道衣食是怎样得来的，这用心真是盛大啊！恭敬地想，皇太子殿下天赋美德，仁慈孝顺、温和文雅，尤其留意农事；常常在宫禁之中种植麦禾，来观察它们的成长，那么他怜悯百姓的勤劳，本来不必等到周公告诫之后才会知道。然而这种心意容易萌发，却难以长久保持。自古贤明的君主常存敬畏之心，甚至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来作比喻。愿殿下的心情，早晚都如同观看这幅图时一样，那么四海就会安定，没有一个人不能受到您的恩泽，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必将超过成王，这是毫无疑问的。臣年纪虽老，却每天都殷切地盼望着这一天，所以推演真德秀的意思，详细写在篇末，以竭尽臣下犬马般的诚心。恭敬题写御制诗之后 臣听说，自古有盛大德行和功业的君主，他们思虑深远，留给后世的谋划长久，必定每天同文学侍从之臣讨论治国之道和经邦大计。当君臣情意融洽、彼此信任时，有时相互唱和，有时用诗篇褒奖，有时在内殿设宴款待。君臣之间实际上亲密如鱼得水，并不只是为了制造观赏的美事，也是为了礼遇贤能、显示宠恩并昭示四方。像唐文皇、宋太宗，都有这类事情记载在简册中，可以看见。大明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看到河流不断流动，水面清澈爽朗，心中油然生出感触。宫中小臣程秋水所作的赋言辞鄙陋，不能契合道理，于是皇上亲自改写成赋，完成后召集禁林群臣观看，并且说：“你们也各自撰写一篇赋进献上来。”臣与同列精心研思，铺陈叙述写成文章，到东皇阁依次进献。皇上全都亲自阅览，又在其中加以品评。不久赐我们入座，命令大官进献御膳珍馐，内臣为大家斟酒。酒过一巡，皇上回头对臣说：“你为什么不尽情饮酒？”臣出席跪下奏道：“臣承蒙陛下圣慈，赐臣醇酒，怎敢不遵诏饮用？只是臣年老衰迈，恐怕不能胜任杯中之酒，心志不能统摄气息，或许会失于礼度，那就无法承受陛下的宠光了。” 皇上说：“你试着喝喝看。”臣当即在席上饮酒，酒将饮尽时，皇上又回头对臣说：“你还应当再干一杯。”臣再次起身坚决推辞，皇上说：“一杯酒哪里会使人醉呢？”臣最终还是把它喝了。臣举杯送到嘴边，又连续三次迟疑退缩，皇上笑着说：“男子汉为什么不能慷慨一些？”臣回答：“天威近在咫尺，不敢再有所冒犯，只好勉强一口喝尽。”皇上非常高兴，臣的脸色变得通红，顿时觉得精神飘荡，仿佛行走在浮云之中。皇上又笑着说：“你应当自己作一首诗，朕也为你作两首《醉歌》。”侍御捧着黄绫案进来，皇上挥笔如飞，片刻写成一章楚辞。臣已经醉了，下笔歪斜，字迹不能成行，刚刚凑成五韵，皇上立即召臣上前，命编修官臣又重新抄写一遍送给臣，随后告诉臣说：“你把它收藏起来给子孙看，不仅可以让他们看见朕宠爱你，也可以让他们看见当时君臣志趣相合，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乐趣。”臣行五拜礼，叩头谢恩。皇上又命给事中臣善等作《醉学士歌》。臣退下后，私下想道：“臣本是越西的平民，不过粗略依靠父亲和老师的明白教诲，没有败坏祖先传下的事业罢了。一旦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皇上派使者聘请我出仕，使我历任清贵显要之地，升入宫禁近侍之列，没有一天不蒙受日月般的恩光。这样一共十七年，臣侥幸承受的恩宠荣耀，远远超过前代同类之事。所幸臣犬马般的力量还没有衰退，发誓将竭尽奔走效劳之力，图谋报答皇恩。如今上天般的恩宠屡屡加在臣身上，云翰般的文章照临下土。臣私下平心自问，哪里承受得起呢？不过，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细小水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庶，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我恭敬地想，皇上尊重贤者、礼遇士人，讲求黄帝、虞舜的治国之道，远远超过唐宋。即使像臣这样极其愚钝的人，也明显受到非同寻常的优厚恩泽。天地四方如此广大，其中怀抱才艺的人，谁不想踊跃奋发，在王庭中施展才华呢？臣考察《南有嘉鱼》诗，其中说：“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作序的人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至诚地乐于同贤者共同享受宴饮。皇上的恩宠丰厚频繁，恐怕已经超过诗中所说了。又考察《天保》诗，其中说：“无所不宜，承受上天百般福禄，降给你长远的福气，只怕每天还不够。”作序的人说，这是臣下能够归美于君上、用以报答君上的意思。臣虽然没有什么谋略功业，仍愿意把这些颂祝之辞持守到无穷无尽。古代夸美君主的诏命，要把它刻在鼎彝上，收藏在宗庙里，世世代代相传直到永久。臣斗胆暗自援引这个意义，用玉琢成轴，装裱成卷，层层包裹珍藏，用来昭示后代。给事中臣善等奉制所作的诗，附录在后面；贤士大夫听到风声、仰慕艳羡而作的诗，另列在左方。题写司马公手帖

译右边这件是司马温公写给范忠宣的一封信，收藏在楚郡龙云从家。龙云从曾请我在后面题写文字。我听说哲宗初年，崇庆太后与哲宗共同听政，起用司马公任陈州知州；司马公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门下侍郎。范忠宣也从庆州召回，任右谏议大夫，不久又升为给事中。这封信正是在此时写出的，大概是元丰乙丑年冬，或者元祐丙寅年春吧？司马公自熙宁辛亥年居住洛阳以来，先后两次担任留司御史台，四次担任提举崇福宫，到这时才掌握政权，所以信中有“闲居十五年”的话。司马公当时大概已经六十七岁，新法正在盛行，附和的小人很多，司马公估量形势无法阻止，于是闭口不言，所以信中又有“再求得一任散官，等到七十岁就按礼制退休”的话。当时章惇、蔡确、黄履、邢恕等人像蛇盘蚓结一样，牢固纠缠、难以解开；司马公刚从外地回来，孤零零地独立其间，所以信中又有“如同一片黄叶处在烈风之中，怎么能不危险坠落”的话。司马公的志向实在令人悲叹！然而司马公与范忠宣一向相知，司马公居洛阳时，范忠宣正请求免去齐州政务，任西京留台，于是二人一同举行真率会；他们志同道合，本来并非一天的交情。熙宁年间的新法，二人都共同憎恨它造成的祸害，但在应当如何施行上或许有所不同：范忠宣想去除其中过于严酷的部分，司马公则想铲除它而断绝其根本。虽然信中有“随时加以晓谕，不要再留下形迹”的说法，但两位贤人的见解，仓促之间还不容易完全相合，难道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所以才让事情如此吗？司马公写完这封信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便在冥冥之中走完了人生；范忠宣接替司马公任左仆射，致力于以宽博的胸怀开启皇上的心意，以忠厚笃实改变士大夫风气，四海正翘首盼望天下得到治理，却没有多久，颍昌的任命也突然下达了！这不更加令人悲痛吗？阅读这封手帖的人，应当知道天下治乱的关键所在，绝不能把它只看作寻常的书信文牍。题写王羲之真迹之后 从前危内翰太朴给我看《野凫帖》，并且说另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中，流传次序一一都有根据。须溪刘会孟评价它，说它像《兰亭裹鲊》，尤其精美绝妙。我遗憾没有见过。近来豫章人士来求我写墓志，忽然拿出这件手帖作为礼物；须溪的题识清楚地留在帖后，于是我惊喜地说：“这大概就是太朴所说的那件帖。”我把它遍示朝廷中善于书法的人，他们都断定是真迹无疑。有人把它同《唐临》比较，神采气韵相差很远，不能相比。鄱阳刘彦昺最以精于鉴定法书著名，每天观看这件手帖也不感到厌倦，狂喜得几乎要起舞。真伪的区别，本来确实大不相同啊！须溪所写的字中，暗藏着三代人物的字形，伪造题署的人往往容易辨别出来，所以一并记在这里。题写渊明小像卷之后 右边是龙眠居士所画的陶渊明小像卷，后面有名公巨卿题写赞语，详细发挥了陶渊明出仕和退处的情况，本来不必再在其中置辞。有的人说，陶渊明以侍奉两个朝代为耻，在晋朝所作的诗都明确写年号，进入宋朝以后所作的诗只写甲子；这被传记中的说法所迷惑，其中有些事情不能不加以辨析。如今陶渊明的文集完整存在，诗题标明甲子的，开始于庚子，结束于丙辰，共十七年，都是晋安帝时所作，却从未听说题写隆安、元兴、义熙这些年号。至于《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一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一句，虽然不敢确定是哪一年所作，但一定是在宋接受晋的禅让之后写的；不知道为什么反而不写甲子呢？这种说法大概起源于沈约《宋书》的错误，李延寿撰写《南史》、五臣注《文选》也都沿袭了它。即使黄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这样有见识的人，也接着重复这一谬说而没有察觉。只有萧统撰写的本传说，陶渊明因为曾祖父是晋代宰辅，以再次向后代屈身为耻；看见宋朝王业日渐兴盛，便不肯再出来做官。朱元晦撰述《通鉴纲目》，于是依据他的说法，写作“晋征士陶潜卒”，可以说得到了事实。唉！陶渊明的清高节操，难道也要等到书写甲子之后才显现出来吗？姑且参照先儒的议论，把这些话附记在左边。朱文公书写《虞帝庙乐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庙，在虞山脚下、皇潭上方。宋淳熙初年，张宣公主持郡政，因而修整了它。朱文公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两章乐歌，就是他所附系的辞文。淳熙九年，朱文公经过常山，书写后赠给吕子约。子约是成公的同母弟，当时在衢州辅佐治理。老朋友相逢，酒意酣畅、兴致舒适，朱文公洒然的情怀便显现在笔墨之间。距离宋代已经二百年了。大概王氏的先人当初从清江时氏那里得到它，而时氏又从吕氏那里得到它；吕氏为鲁公的孙子药，直到今天仍恭敬地珍藏着。我小时候读金吉父的《濂洛风雅》，就熟悉这些辞文。如今又在王氏那里看见朱公的遗墨，其中说：“只有虞帝，德行可以与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相匹敌。即使古代最先记载礼制的人，也不足以完全认识他的德行。只有朱公在歌咏之间，抑扬曲折，辞句不繁费而意旨已经独到深至。”世上编纂著述的人，应当把它表彰出来，以补充朱公续写《离骚》一类的辞作，难道能列在普通《鞠歌行》之下吗？刘养浩《铙歌鼓吹曲》后跋 右边是《皇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是乌伤人刘刚所作。刘刚从前翰林学士潜溪宋先生那里受学。宋先生博学，擅长古文辞，曾经叙述宋太祖、宋太宗功业的盛大，作《宋铙歌》，在士大夫间传诵，大家认为它超过姜夔，可以追比唐代柳子厚。如今刘刚这些歌辞的篇次和体制，都承袭柳子厚的旧规；但才气纵横喷发、音节铿锵洪亮，则是从潜溪先生那里得到的，又将追随他的脚步，渐渐超过他了。从前潜溪在前元时，距离宋代很远，他所说的宋代事情，都是从史书传记的记载中考察得来；像刘刚这样，生逢圣朝，亲身经历干戈之乱，登上大治之道，所以凡是上天运数、神明决断、指挥诸将、扫除群雄、统一天下的事情，不像史传中听来的那样，而是十年之间我和刘刚亲眼见到的。只是我已经老了，无法摹写其万分之一，于是得到刘刚所作的这些诗，让童子诵读，我在旁听着，觉得声音浩大明盛，仿佛身处短箫铙鼓之间，竟不知道自己已经衰老萧瑟了。《范贤良帖》后跋

译范公名茂明，世代居住香溪。宋朝中叶，穿戴冠带出仕的人才济济一堂。在范氏一家之中，范公被举荐参加制科却没有应试；这封信则是留给他的侄子元问的，大概是元卿以下一辈的人。我们看元卿编次范公文集，知道范公平日的操守纯一笃实，不把朝廷的利禄看作值得羡慕的东西，也不把公卿的荐举引进看作可以攀援的阶梯。他对于圣贤之学，如同饥渴之人求食求饮。曾说：“学习就是觉悟，心尚且不能存养，哪里会有觉悟呢？”又说：“上等人的学问，以德性为尊；即使无所视听，光明昭然的本心也存在。”这些话超然自得，不只是《心箴》值得取法。干道以前，竟然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一位特立独行、胸怀志向的士人吗？从前陈岩肖称说，范公端坐在一间屋子里，破旧的帷帐和器物都是别人不能忍受的，但他的神情气度安泰自若，整天与这些相对，也不说一句世间事务。如今根据保存下来的书法和言论，想象二百多年前的范公本人，该是怎样的人呢？君子读到这里，大概也可以受到激励而奋发吧。《童中洲和陶诗》后跋 陶征士的高尚节操，不是晋宋时代的人所能相比的。读他诗的人，没有不悠然想见他萧散冲淡的情趣。因此世人都仰慕他，像韦应物模拟他的诗作、苏子瞻唱和他的诗篇一样，往往不曾断绝。我本来也想同他一较高下，只是被尘世的事务束缚，又被末流习气的重重积弊损害，始终不能脱身。如今看中洲这部诗集，为什么竟这样渐渐逼近陶公，令人惊异呢？大概是兼取韦应物和苏轼两家之长，又日夜神游于柴桑、栗里之间，可以说是爱好深切而思考精妙了。它难道有不合于古人的地方吗？或者古人的比兴，并不是以能够说得出来为妙，而是以不得不说出来为妙；这就是所谓发于情。宏大的音乐存在于天地之间，流传遍及万物，前面的声音唱起，后面的声音便相应和唱。究竟是什么使中洲发自情感的诗歌，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即使把千年前的古人当作朋友，也是可以的。他是葛天氏时代的百姓吗？还是无怀氏时代的百姓吗？他还应当替我补作那些《牛尾歌》，我一定击壤和唱。只是还不知道听这些歌的人会是谁呢？题写《刘禹畴行孝传》之后　　刘基 世上所谓佛教徒，究竟凭借什么道理，竟能使人如此信奉他们呢？人性没有不喜欢安乐、厌恶忧患的，所以要恐吓人，就必定针对他平素所畏惧的事；要诱导人，就必定针对他平素所希望的事。这样一来，不用驱赶，人也会自行奔赴。佛教徒设置关于祸福的说法，他们在招致人们以及天下四方众多百姓方面，确实十分巧妙，百姓纷纷而来，没有不被他们招致的。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不只是迷惑愚昧之人而已。人性没有不爱自己的亲人的，亲人死后，哀痛之情还没有平复，却说冥冥之中将要给死者加罪，谁不会惊惧而触动内心呢？间或有人对此产生疑问，众人便一起喧嚷斥责他。仿佛亲眼看见死者被拘禁在牢狱中、受鞭打而盼望救援一样，所以中等资质的人没有不奔走如波涛、趋附如蚂蚁的。即使有笃实行道、坚守正道的亲人，他们也要曲解文饰其罪过，把这种说法告诉土偶木俑之前。他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尽孝，却不知道这正是大不孝，难道不可悲吗？他们又说，伤害生物的人一定要偿还其死亡之罪，所以便有牛、马、羊、猪、蛇、虺等动物的地狱，说天下一切蠢动的生物都不可以杀。如今虎豹鹰鹯捕捉飞禽走兽来吃，每天不知要吃多少，难道唯独它们没有罪吗？人杀害动物便有地狱，虎豹吃人却没有地狱，这是多么看重禽兽而轻视人啊！他们又说，生育子女的妇人一定犯有大罪，所以儿女尤其笃信这种说法，以此向母亲报恩。我不知道掌管这种地狱的人是谁？人总有母亲，难道要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判别人的母亲有罪吗？还是连同自己的母亲也一起判罪呢？判自己的母亲有罪，就是不孝；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判别人的母亲有罪，就是不公。不孝和不公，都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两者必然有一个存在，到那时就会看见众人一起起来攻击他了。即使有这样的地狱，又有谁来治理它呢？主宰天地的是上帝，他们却说还有佛存在。至于他们所说佛的作为，亲亲热热、婆婆妈妈，像一个老妇人一样，只要有人呼唤求救，不论是非，即使那人穷凶极恶，也无不伸手援助，使有罪的人不把刑罚放在心上，这就是用私情破坏法律。法律出自上帝，而佛却破坏法律，这就是自己向上天招致罪责。我知道这种事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点明明白白。以刘子那样贤明的人，不被这种说法迷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只是悲哀天下像刘子这样的人太少了，所以又替他写下这些话，来唤醒那些知道爱亲人却不知道正道的人。《书善最堂》卷 后来武林人陈舜中以“善最”为他的堂名，托他的朋友富君子明来请我作一篇文字。写文章是为了阐明道理，而向别人求文，是想用它来端正自己所学的东西；文章难道可以苟且应付吗？所谓“善最”，大概源自东汉东平王的话，是天下的格言。人们因此铭记在心，圣贤所奉行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个范围。然而所谓“善”，不过是概括地说说而已；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必定有具体方法，不能只是空谈罢了。如今世俗之人，大多以“善”自我标榜，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能相互印证；道理不能明白，已经很久了。善并不容易选择：恭敬与谄媚相邻，揭发与正直相似；小小的守信反而损害真正的诚信，小聪明反而损害真正的智慧，小刚强反而损害真正的勇敢，小小的不能忍耐反而损害仁爱。所以有不合礼的礼、有不合义的义，在似是而非之间，禽兽与盗跖的区别就分开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因此，有人选择善却没有得到善，走在中道上却不知道它的尽头；古代有这样做的人，杨朱、墨子就是。有人知道善却不能践行，喜欢善却不能运用，只取得善的名声而未必有其实；古代有这样做的人，郭公就是。人的内心，没有谁不自以为已经能够行善，但最终却陷于不善。行善的名声，难道容易担当吗？而且，设置匾额题名这种做法，究竟是从谁开始的呢？盘上的铭文、几案和手杖上的文字，是为了早晚警醒反省，磨炼自己以成就德行，并不是向外炫耀来供人观赏的。如今悬挂在轩堂上、题写在门楣上，大书特书以展示给别人看，究竟是有志于自我警戒呢，还是要从事吟咏歌唱来取乐呢？屈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来的，名声不可以凭空造作。”古代有个卫武公，把自我警戒的《抑》诗陈列在庭前，于是“睿圣”的名声流传后世。正因为这样，歌咏才有益处。唉！诗作比不上《抑》，人也比不上卫武公，那么求取善名的人所求就只是徒然，请人作言辞的人也就成了妄言了。题写刘商《观奕图》

译这幅画是古人临摹唐代刘商《观奕图》的作品。画上说是李伯时临摹、茅君彦刻勒、苏先生题识，大概都是假托之辞。但它的描绘、摹刻实在都极其精妙，不必追问究竟是谁的真作。王生以砍柴为生进入山中，父母、妻子、儿女等着他带食物回去，后来他看见下棋的人便沉迷观看，以至于斧柄都朽烂了。这哪里是所谓以劳动为根本的人呢？等他回去时，亲戚乡党全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实在可悲。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不能各自尽到应尽的责任，伊尹都以此为耻。用游戏迷惑愚昧的人，使他老来无所依靠，难道真有这种事吗？这样看来，神仙也未免不仁了。题写王右军《兰亭帖》王右军怀有救济天下的才干，却没有得到施展。从他同桓温谈论劝戒谢万的话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他放浪于山水之间，难道也是他的本心吗？面对文章而感慨悲痛，确实是有原因的。可是后世单单以擅长书法来称誉他，真可悲啊。《书〈代祀马援颂〉后》　王祎 当初，王君任安南廉使，奉皇上的旨意，带着若干两白金，在横州乌蛮滩准备牲畜祭品，代替朝廷祭祀马援。到了那里，看见马援庙的面貌破败，于是拿出余下的金钱，命有关官署修缮庙宇。工程完成后才办妥祭祀，大概是为了使已经开始的事情得到完成。廉使回来后，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有人认为这不是皇上的本意，按规矩不敢上报。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日，皇上驾临大本堂，太师韩国公以及礼部、太常、翰林的各位大臣都在场。王廉使趁着奏对的时候，详细说明了修缮马援庙的事情。皇上说：“马援当时杀戮各部蛮人的行为过分，所以蛮地的习俗直到今天还不共同祭祀他。替他修庙实在是对的。”于是朝廷大臣才赞许这件事，认为王廉使很会出使。《大事记》后记 东莱先生吕成公亲自承担阐明此道的重任，各部经书都写有论著，而他尤其擅长史学。他采用古代策书遗留下来的体例撰写《大事记》，确实是史家的大法。当时朱文公非常佩服它，说自有史书以来，没有像这部书这样奇特的。起初，吕公写这部书，务求保存古意，所以正文和解题各自成书。现在采用《春秋》经传相互附列的体例，把解题附在各条之下，虽说并非吕公原来的意思，但也差不多可以使学习阅读它的人更便于阅览。我间或又私下凭个人见解加以搜集编纂，并补上其中一两处不妥之处，这些罪责本来就是我不敢逃避的。《书郑子美文集后》郑子美先生所写的文章，我十年前曾得到他关于汉唐的几篇论说，很是嫌恶它们的体制，往往有些拘泥于绳墨，内心并不喜欢。今年又得到他的《师山集》，把它全部读完，看到他立论持论，致力于辨明道理，谈论名分义理，大概是急切地以扶植世俗教化来表现自己，我由衷地赞叹佩服。于是惭愧于过去对先生的认识不够深入。不过，如果只凭文章来求知先生，就不是真正了解先生。要评论先生，应当从他一生的大节来看。起初，先生隐居乡间，教人待人接物，一概合乎风俗道义。至正年间，宰臣把他的名声报告朝廷，诏令授任翰林待制，并赐给上尊名酒和币帛。先生痛恨当时世人竞相奔走钻营已经成为风气，想要加以抑制，于是上疏抗辩辞谢，文中说：“臣的学问深浅，别人不能知道，臣自己实在知道。所谓‘我对于这个还不能相信’，难道敢贪图冒领恩宠荣誉来欺骗自己的内心吗？酒和币帛，是天下人用来奉献给陛下的，陛下可以私下赏给别人，臣不敢辞谢；名位和官器，是祖宗留给陛下、让陛下同天下贤者共享的，陛下不能私下授予别人，臣不敢接受。”奏疏上达后，朝廷没有强迫他。不久，战争爆发，徽城陷落。守城的人准备强行招致他，使他为自己效力，先生严厉地拒绝说：“我难道会侍奉两个姓氏吗？”于是被拘禁在郡中，长期受到屈辱，但志向一点也没有改变。亲戚朋友带着器具和食物来慰问他，他却从容地让他们尽情欢乐，并且告诉他们自己必死的情形。他的妻子听说后，派人对他说：“您如果真的死了，我就跟您一起到地下去。”先生对她说：“你如果果真跟我一起死，我就没有遗憾了。”第二天，他穿戴好衣冠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自缢而死。唉！先生在出仕与退隐、死亡与生存的关头，大节如此显著，世上那些只凭文章来求知先生的人，哪里足以完全了解先生呢？何况那些只凭文章求取先生的人，不考察他用来表现自己的实际行为，只追逐言辞末节，那就更加是浅薄地了解先生了。唐代司空表圣、韩致尧所作的文章，大多平庸纤弱，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地方；可是他们在进退、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不失正道，在节义方面，君子大概是十分赞许他们的。他们真正不朽的地方，在那里而不在这里。我担心读先生文章的人，会像我过去那样只看到其中的不足，所以私下记下这些话，作为告诫。世上若有真正懂得言辞的人，他一定会说我能够知人吧？先生名玉，字子美，是徽州人。《明文衡》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四十六 （明）程敏政编 ○题跋 《跋东坡尺牍后》　赵汸 宋礼部尚书、赠太师的东坡苏公，忠义贯通日月，声名充塞宇宙，大概是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他年少时考中高科，想凭文学和经世治国的才干建功立业，像贾太傅、陆宣公一样。中年时仕途困顿、不得志，便留心佛学，结交禅师，像白乐天、柳子厚一样。晚年流转迁徙于岭海之间，于是想暗中学习长生之术，超然远游，像安期生、梅子真一样。苏公一生的学术有三次转变，这些都在他的手笔、书信和奏疏中完整地表现出前后本末。如果说他的文章精妙天下，那只是他的余事。他传授《周易》《尚书》，解释《论语》，也确实博学通达；至于这些，终究不是他的志气所在。不过苏公曾说：“胶西有很多古代君子，假使盖公真的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苏轼又哪里有资格见到他呢？”《答陆子厚书》中论述黄高人的意思，也恰好相同。唉！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得到阐明，而豪杰之士不能忘情于方外之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世人向苏公所求的东西，大概只是他的糟粕尘土罢了。至正己丑年秋天，我经过倪氏的黟川，寄居期间，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他所收藏的东坡尺牍后面。《书所编李文公集篇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