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衡卷四十六

译《李文公集》共有十八卷，总计一百零四篇，是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收藏的版本。我已经跟随苏公抄写，又把篇目全部列在上面。当初我读欧阳公评论文章的文字，常常看到他并称韩愈、李翱；我读《幽怀赋》时，遗憾不能与李翱同时相处、上下交游。他的议论，老泉苏公也说李文的意味深沉幽暗而深厚，光彩油然而生却幽微深远。从那以后，我常想求得他的文集来读，却一直不能得到；得到的只不过是《文苑英华》中的几篇。后来又看到豫章黄公说，皇祖实录的文章，就像女子具有端正美丽的容色。又读朱子论《复性书》，虽然他认为其中减损情感的宗旨出自释氏，却也赞赏它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越发把不能看到全集当作遗憾。到这时才向苏公请求而得到它，感到十分欣慰。苏公名翱，字习之，中进士第。元和年间任史馆修撰。他上疏说，既然已经用武功平定天下，就应当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用文德振兴太平；否则恐怕大功之后容易产生放纵享乐的欲望。于是分条上奏六件端正根本的事情，宪宗没有采用。后来升任礼部郎中，当面指责宰相李逢吉的过失，托病离职。他一向喜欢推举贤能之士。韩文公曾写信给他说：“对于贤者急切求取，只有您和不才的我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篇〕 李翱在回信中认为，韩公虽然喜爱士人，但只有对那些有文章并且依附自己的人才毫不吝惜；有的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肯推荐提拔，与自己不同。李翱又曾写信责备裴晋公身居宰相之位而道不得行，却忍受耻辱、内心惭愧，不能引退。他对于老师、朋友以及厚待自己的知己，刚直鲠然、毫不隐讳地说话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又有什么畏惧李逢吉之流的呢？可是《唐史》却说，他因为不能显达任官而郁闷无从发泄，于是当面斥责李逢吉，斥责之后又自己害怕而离去。它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合事实，十分明显。古人说，韩公在学问方面没有比得上文章，在德行方面没有比得上喜好直言，而习之的文章和品行差不多可以与他相似。这样一来，以韩愈的谥号来命名，并把韩愈、李翱并称，难道还有什么惭愧吗？参政公将要刻印此书来扩大它在学者中的流传，所以我私下记述李翱为人的大概，也不是为了排斥史官的妄说，而是要说明欧阳公确实是善于识人的。读《货殖传》《货殖传》应当同《平准书》参照阅读。《平准书》是讥刺臣下横征暴敛，以满足君主的欲望；《货殖传》是讥刺君主喜好财货，使四方都改变旧有习俗而趋逐利益。《平准书》开头说，汉朝兴起时承接秦朝的弊政，高祖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所以文帝、景帝时期国家没有大事，百姓供给充足，府库充实，人人爱惜自身而重视犯法。后面叙述武帝的事情，处处与前面相反；到赞论部分才推溯唐虞三代以来的情况，并举战国和秦始皇追逐功利的祸害为证，于是武帝不能效法祖宗的仁厚，却走上秦始皇覆灭的老路，不用讥讽议论也可以看出来。学者应先读这篇赞论，再读《平准书》，使前后相互承接，这样太史公的用意就清楚了。至于《货殖传》，其实是这部书的注脚，只是还没有人察觉其中的意义。传中所说的当世贤人，就是《平准书》中所斥责的那些不守法度、追逐利益的人。传中叙述陶朱公、白圭等人善于经营生计，正是《平准书》中所说三个人分析利弊、精细入微的情形。传中说乡野之人、牧长、穷乡的寡妇，能够以礼节抗拒天子，声名显扬天下；又说宣曲的任氏凭借经营田产畜牧致富而受到君主重视，这与《平准书》中说卜式拿家财帮助官府，天子尊显他以此教化百姓的意思，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看见秦始皇、汉武帝都好大喜功，导致国家用度不足，后来才对这类人如此眷顾。传中详细列举四方各种货物的产地和商贾活动所在之处，正是《平准书》中设置大农等官职，把天下的利益全部收归官府，贵时卖出、贱时买入，使天子无数的用度都由此产生。传中说即使拥有千乘封国的诸侯还担心贫穷，正是《平准书》中屡次所说赋税使县官枯竭、府库极其空虚。传中说朝廷、公卿、山林隐士、军士、侠客、攻劫者、女姬、游手闲人、官吏士人等，全都为了财利，这正是为了深深讥刺当时贵贱无分、人人好财的风气。结尾说掌握国政的人一定要用奇异手段取胜，又逐一列举奸诈之事、恶劣行径、卑贱行为、屈辱处境都能使人致富，这就是《平准书》所谓“不增加赋税而天下用度充足”的同类情形。按照这篇传的用意来看，它深深鄙薄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不应降低身份去做商贾之事，大概是因为当时亲眼看见那些谈论财利的人误国害民，正如《封禅书》中所说“深入考察方士、祠官的用意”那样，所以说得如此深切。后人只说司马迁陷于刑法，没有财物赎罪，所以发愤写作《货殖传》，哪里算是了解太史公呢？虽然司马迁的言辞也确实激烈，但我独自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如此明白、谆谆反复，千百年来读者仍然不能深切了解他的用意，更何况六艺那样古老、遥远而深奥的经典呢？可是那些传注家自称已经完全领会经书的旨意，能这样说得通吗？读《郑虔传》　徐一夔 据《郑虔传》记载：“郑相如告诉郑虔说：‘天宝十三年，叛逆的臣子僭越作乱，应当会玷污伪朝的官职，希望你守住忠节。’郑相如说这话时，是开元三十年。等到安禄山反叛，郑虔果然陷入叛军之中，安禄山任命郑虔为水部郎中。郑虔想到郑相如的话，便称病请求代理市令。事情平定后议论他的罪行，郑虔得以减免死罪，贬为台州司户。臣子为忠义而死，是常理。郑虔因为郑相如事先告诫，所以没有接受伪职；否则就会接受了。邪僻的谶纬之学，是圣贤所不谈的。宋景文编撰《唐书》，叙事严谨简约，而泛泛涉及符命谶纬等杂说，并不是把它们当作训诫，而是为了表现郑虔不懂得自守罢了。读者不要对此感到疑惑。” 《书宋学士所书陈思礼孝事后》

译我读宋学士宋公所写的陈思礼孝行事迹，未尝不感叹。陈思礼的至孝行为，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陈氏是四明的儒学世家。思礼刚七岁时，他的父亲不幸早逝，母亲石夫人发誓不再改嫁，亲自把他抚养成人。石夫人又因为思礼是陈家的独子，教育他十分严格；思礼也能够继承母亲的志向，努力学习而格外谨慎。到他二十岁时，石夫人与他商议婚事，不久夫人去世，思礼遭受巨大的创痛，奋然想跟随母亲去死，幸亏亲戚朋友竭力安慰劝解，才作罢。二十四岁时，亲戚朋友劝他娶妻，思礼捂住耳朵不回答。众人逼迫他说：“娶妻是为了奉养父母；我的亲人已经去世了，还娶妻做什么？”亲戚朋友依据道理责备他，他不得已才答应。到了成婚合卺的日期，他正襟危坐诵读《蓼莪》诗篇，连续七个昼夜没有停止，悲哀之情感动了所有人。唉！亲人离世久远以后容易被遗忘，这是人的常情。思礼像这样不忘父母，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人们有句常说的话：“孝心会因妻子儿女而衰减。”从思礼来看，难道真是这样吗？思礼又曾建造一座堂，作为按时祭祀父母的地方，题名为“如在”。后来他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师，进入太学成为上舍生。宋公、御史中丞刘公、鄂省参政陶公，以及朝廷中所有大夫士人，都爱重他，为他作歌咏、写论著，记述得非常详尽。我因此摘录宋学士所写的孝行事迹，认为它符合近世所说的卓越品行君子所应做的事情，特意表彰出来。欧阳公所写《王彦章事》古人写文章，不是无缘无故写的，大概一定有所作为才作文章。宋朝到了庆历年间，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用兵了。一天，赵元昊反叛，军队聚集在西部边境，经过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仍不能决定。只有欧阳公坚持主张采用奇计取胜，朝廷不以为然，边将也多次错失机会。欧阳公认为后梁将领王彦章善于使用奇计，所以对于他的事迹格外念念不忘。彦章姓王，是郓州寿张人，号称王铁枪，事奉后梁，官至宣义军节度使。后梁与后唐交战，在黄河一带的战斗共进行了数百回合，彦章每次作战都获胜，其中德胜之战尤其奇特。末帝时，小人段凝掌权，嫉妒彦章的功名；唐军进攻兖州，他故意带领疲弱的士卒出战，终于导致失败，王彦章被唐军俘获而死。欧阳公撰写《五代史》时，已经把彦章列入死节传，又增添感慨愤懑和叹息。后来他在河北，又得到王彦章家传和画像，便用家传补充旧史的简略之处，又因画像损坏而重新补缀，还写了《画像记》。至于德胜之战，传中已经写过，画像记又再次申述，并不嫌重复。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那种难以企及的志节的仰慕，同时警醒、激励当时用兵的人不要轻视奇计。议论者认为，古代的良将很多，欧阳公为什么唯独对王彦章念念不忘？这种用意大概是不足以称许欧阳公的。欧阳公不举古代的良将而唯独举王彦章，并不是说古代良将不善于使用奇计，而是因为举近处的例子人们更容易明白，正所谓“殷鉴不远，就在夏后世代”。如果说王彦章事奉后梁，是事奉乱贼一党，并且认为他死于后梁只是做到了“知道吃俸禄，便不躲避它的灾难”这种义行，那就更是大错。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没有比汉代的王莽、曹操更严重的；后梁虽然趁唐朝衰败而兴起并夺取天下，但与王莽、曹操相比，还应当减轻论罪。况且扬雄曾经事奉王莽，荀彧曾经事奉曹操；王彦章出身行伍，平素不识书本，难道还可以责怪他吗？王彦章事奉后梁，在道理上就像舅舅把宠妾立为妻子，作为他的外甥媳妇，怎么敢不把她当作姑母呢？如果这种说法流行，不仅不知道欧阳公的用意所在，也不知道五代时期死守节义的臣子并不多见；这样就会使王彦章的忠义不能昭白于天下后世，也无法用来劝勉臣子。因此我把这些写在篇末。《题唐仲友补传》　朱右 唉！世上确实有用似乎合理的道理来欺骗人，君子有时也会被蒙蔽。古语说：“不预先猜疑别人欺诈，不凭空臆测别人不诚信。”我读《唐仲友补传》，私下很有感触。当初，唐仲友在乾道七年任台州知州，当时朱子任浙东常平提举。唐仲友发放粮食赈济饥民，压制奸邪、抚恤弱者，创建中津浮桥来帮助艰难渡河，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这些措施。永康人陈亮凭借纵横家的权术，与唐仲友不能相容，但他也从来没有相信程朱理学。陈亮想尽办法却无法压制唐仲友，于是设下诡计，装作仰慕性理之学的人，朱子便相信了他。朱子巡行所属地区经过陈亮家时，陈亮乘机散布流言诬陷唐仲友。高文虎任通判，又利用过去的怨恨来倾陷他。君子嫉恶之心往往很强。于是朱子竭力排斥弹劾唐仲友，前后六次上章，朝廷最终仍未裁决。元代修撰《宋史》时，说唐仲友被朱子斥责，于是没有把他的事载入史册。这难道是朱子的本意吗？《春秋》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如今史官宋濂为他补写这篇传记，难道是有深意的吧！《唐李泌传赞》赞语说：我考察唐代的人才，能够从容处理出仕退隐之事，具有三代辅佐君王的才器，只有李泌、陆贽二人罢了。李泌自我推荐，谋划收复两京；功业成就后便抽身而退。代宗再次征召他时，权臣从中离间嫉妒，他便在外任上沉浮。德宗因为李泌是自己在东宫时所知的人，便推心置腹地听从任用；李泌也竭尽智慧和忠诚，施展政治才能，谋划筹策，洞察人情，所以治理成效很快显著。记述他的功绩：他安定局势，马燧擒取怀光；他辅佐李勉保全韩滉；他单骑前来；他让抱晖设下埋伏擒获叛卒；他开辟三门运粮道路；他在关中屯垦荒田。于是国家用度日益充足，边镇震慑服从，他的功绩昭然，值得记载。至于为太子辨明冤屈，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应当预先谋划。”皇帝要追赠白起，他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应听取众人的意见。”皇帝说一切都有命运，他说：“君主和宰相可以创造命运，不可只说听命于天。”他的这些话又足以作为证据。可是《唐书》竟说他随时俯仰，没有什么值得称道，靠迎合取媚来求取官位，这难道是可信的史书吗？于是我采集旧闻，参照各种记录，另行撰写《李泌传》，把他的事迹表彰出来，使善行不至湮没，实在是给后世的鉴戒。至于他追求崇尚太清之道，未免受到隐怪之说的迷惑，这也许是他的本质还不够纯粹吧。《跋宋人露布文》　梁寅

译这是一篇宋人所作的露布文，是宋忠翊郎、荆湖制置司属官程君撰写的。宋朝大举报复金朝，所以写这篇露布的人用意恳切、文辞华美，而他的子孙把它珍藏起来，也足以用来劝勉后人守忠义。有人说：当时士人的议论认为，正当应该同金朝相争的时候，仇恨应当报复却没有报复；等到同金朝议和了，仇恨本来不必报复，却反而想去报复，这怎么能算义举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议和本身并不是义，后来反对议和而报仇就成为义了。况且宋朝的安危，并不取决于金朝是否议和。元朝既已兴起，那么同金朝议和以抵抗元朝，本来就是危险的；不同金朝议和而帮助元朝侵略金朝，也同样危险。危险既然相同，那么宁可遵循道义。所以称作“报金大举”。程君名万，家乡在饶州乐平；珍藏这篇文章的是他的五世孙椿，字元龄。《汤仲谋〈握奇衍义〉跋》　唐肃 这是一卷《握奇衍义》，是大梁人汤仲谋所作。八阵的学说起始于《握奇》，后来由孔明推演发展。如今鱼复的垒石，就是风后之法。不过各家所解释的奇正之说并不一致：有的把天地风云作为正，把龙虎鸟蛇作为奇；有的认为八阵各自都有奇正；有的把八阵作为正，把游兵作为奇；有的把天地作为旗，把风云作为旛，把龙虎乌蛇作为阵法的区别；有的把四正四奇作为固定阵势，并配合八卦的位置。这些说法都没有领会《握奇》的意义。汤君学问广博而见识明达，深入研究、反复思考，领会了其中旨趣，所以撰写《衍义》来给同道观看。它的大意认为奇、正各占一半，不能把天地看作合阵、把风云龙虎鸟蛇看作分阵，而说天衡、地轴自然可以各占八阵的一半。又说，孔明所推演的阵法果真出自《握奇》吗？他的话都只是引出端绪而没有明说。我曾私下探求其中的意义，认为孔明八阵正是合于《握奇》，只是《握奇》的队数同垒石阵不同。《握奇》一队相当于垒石阵二队：例如天衡为重列，在《握奇》中是八队，在垒石阵中是十六队；地轴为单列，在《握奇》中是六队，在垒石阵中是十二队。由此推求，天冲、地冲，以及风、云，无不完全相合。这样看来，孔明的推演必定出自《握奇》。天地风云的队数合计已经是六十四队，那么龙虎鸟蛇究竟在哪里呢？大概天衡、地轴是固定而不变的，这就是正；天地的前冲变化，就成为虎，天地的后衡变化，就成为龙；风变化为蛇，云变化为鸟，这就是奇。所以阵势虽然有八种，实际上只是四种。《经》说：“四种为正，四种为奇。”又说：“天有衡，地有轴，前后有冲，风附着于天，云附着于地。”这里没有说龙虎鸟蛇。又说总计为八阵，以及听声音、望旗麾以出动四奇，便说天地前面的冲变为虎■〈羽戈〉，风变为蛇蟠；天地后面的冲变为飞龙，云变为鸟翔。这样看来，龙虎鸟蛇实际上是从天地风云变化而来，并不是另外有四种阵法。不是固定不变的叫作正，运动变化的叫作奇吗？由此可知，汤君所说的天衡、地轴自然可以各占一半，用意确实正在这里，只是作者自己没有明白说明罢了。至于他怀疑孔明的推演，又说从八这个数字来看，其用意也出自《握奇》，这同样明确说明垒石阵就是风后之法。我多么幸运，因汤君这部书而有所进益，谨在卷末记下这些话。《跋山谷墨迹》这是黄文节公书写的《韩昌黎桃源行》一首，大概是崇宁六年十月所写。考察黄公的经历：他在元祐年间被免去太平州知州之职，管理洪州玉隆观，因为曾经触犯赵丞相赵挺之，转运判官陈举迎合赵挺之的意旨，弹劾黄公所作《荆州承天观塔记》，说其中有幸灾乐祸、诽谤国家的意思，于是黄公被除名，编管宜州。三年后，他从鄂州经过洞庭、潭州、衡州、永州、桂州，到了三年五月才抵达贬所。既然记作十月十八日，那么黄公到宜州已经半年；第二年九月黄公去世，前后也只有一年。唉！黄公以六十岁之年，横遭贬斥，郡守又加以困厄，甚至不容他居住在关城之中，他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看他在题跋李资深书法时说：“我在子城租房居住，上面漏雨，旁边透风，没有可以遮蔽的地方，人将无法承受这种忧苦。我自己想，家本来就是以农桑为业；假使我不参加进士考试，那么田中的房舍也应当是这样，又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黄公这样乐天知命，不把得失放在心上，所以能够用文章书法自我娱乐，书法到了老年反而更加精妙。宜州没有好笔，黄公常常用三钱买鸡毛笔写字，这张纸如果果真也是用鸡毛笔写的，那么黄公书法的精妙就更加无人能够企及了。黄公曾经亲口说：“元祐年间，我和子瞻、穆父在宝梵寺僧舍吃饭，写了几张草书。子瞻再三称赏，穆父一句话也没有，只说恐怕还没有见过藏真的真迹。”我心里暗自替他不平。后来到了黔中，得到藏真的《自序》，仔细观看了好几天，忽然有所领悟；落笔之后便觉得超凡出众，这才知道穆父的话并没有欺骗我。这样看来，黄公的书法从黔中以后就已经追随怀素了，并不是到了宜州才达到这种境界。即使如此，黄公之所以名重当时、流传后世，难道只是因为书法吗？只是因为他的书法而联想到他的为人，从而寄托百年来的思念罢了。《书唐李邺侯传后》　谢肃

译这两卷《唐李邺侯传》，是天台朱君伯贤修订的。伯贤的先父约斋先生，在元朝政局日渐松弛、将要动乱的时候，常常让人诵读学习邺侯家传；他内心的志向究竟是怎样的，由此可见。然而当时终究不能任用先生，先生去世后三十年，天下动荡到了极点，而朱君袖中所带的书稿仍然保存着。如今他认为原文荒诞散漫，间或加以删改，使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这样一来，仿佛邺侯辅佐唐朝中兴、功业赫赫地呈现在眼前，这难道是由于约斋先生的缘故吗？过去张魏公辅佐宋朝南渡，难道不像诸葛忠武侯辅佐汉朝吗？他竭尽劳瘁出兵，谋划收复中原，功业虽然没有成功，但志向十分宏伟，所以他的儿子敬夫为他修撰《武侯传》。如今朱君急切地修订邺侯家传，难道也是听到约斋先生的遗风而受到激励、奋发起来了吗？魏公是实践武侯志向的人，约斋是存有邺侯志向的人。然而邺侯出仕时，上天还没有厌弃唐朝，诸将都效忠，所以他收复两京比较容易；武侯出仕时，汉朝的气运已经衰微，群雄相互争斗，所以他想恢复旧都就困难。并不是说两人的才智不相当。有人说：考察魏公的事迹，本来很像武侯；但把约斋同邺侯相比，哪里有什么功业可以并称呢？” 回答说：唉！这大概是按照隐居和显达来评论的。士人又怎么知道约斋不是正当隐居时的邺侯，邺侯不是已经显达的约斋呢？所以想要了解约斋的内心，看邺侯的传记就可以知道了。两部传记的修撰，都是借儿子的手寄托父亲经世济民的心志，难道只是偶然吗？难道只是偶然吗！《题宋仲珩归省卷后》　张孟兼 我的朋友宋仲珩，是执掌太史公事务的宋公的次子。他天性聪敏、学问广博，从小就擅长书法。他在京师侍奉太史公时，适逢营建奉天殿，宫中下诏征求书写匾额。当时我任仪曹郎，凭借官职办事，因听说仲珩的名声，便让他谨慎地书写匾额。尚书杨公把他的作品进献上去，既然符合皇上的旨意，皇上便问起他父子的贤能。不久仲珩奉诏作古诗若干首，皇上看后给予格外称誉。皇太子和晋王也知道仲珩擅长书法，时常拿出杂篇文章，让他书写。唉！凭仲珩年少而精妙的才能，独享当代书法的声名，声誉上达天听，又受到皇帝玉音的奖誉，这种荣耀的际遇，可以说是千年难遇的一日。就像祥麟威凤在盛世出现，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欣赏；荣誉美名和显贵爵位，俸禄、看重与恩宠加在身上，想来都是毫无疑问的。如今仲珩奉太史公之命，回乡祭扫祖墓，朝廷中的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先前御史中丞刘公为诗卷作序，我已经作诗，又在卷末写下这些话同他告别。希望乡邦中的俊秀之士，看到这件事的人都能以仲珩为榜样而更加努力。《书清宴阁燕记后》　苏伯衡 洪武庚戌年秋天，高丽国王派遣陪臣刑部侍郎金柱来朝见。金柱很懂文章，降低身份同朝廷中的名公交游，间或拿出这篇记来给我看，说是他的八世祖缘所作。按照它所记的年代考察，实际是宋朝重和七年；当时徽宗在位，长期习惯于宴饮安乐，荒废于宴饮游乐，曾在宣和殿宴请宰辅蔡京、王黼等人，蔡京还作了《曲宴记》，流传四方，被认为是盛美之事，所以高丽听说后便羡慕仿效。清宴阁举行宴会，蔡缘为此作记，由此可知上行下效竟然如此迅速。何况中国作为君臣的，以道德仁义教化成就天下，成为万方的表率，那么远方国家的观感、仰慕和效法，又应当怎样呢？况且高丽是偏远闭塞的蛮夷之邦，而它的文学侍从之臣中，像蔡缘这样善于记事、陈述义理的人，却能如此出色；宋朝本国的词臣，大概不能不感到惭愧。由此也可以看出有宋文治的美盛、培养人才的兴盛、人才的众多以及言语文章的工巧，确实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因此把它记录下来。《题郑宣抚墓志后》我私下听说，郑公任川陕宣抚时，对诸将的节制极其严厉。吴璘以下的将领每次入谒，都必须先在庭院中参拜，然后才能进来就座。有一天，吴璘被授予少保，前来致谢，便对守门官吏说，想要举行与自己身份相当的礼节。守门官吏把这话告诉郑公，郑公厉声说：“少保的官职虽然高，仍然只是都统制罢了。假如改变平常的礼仪，就是废弃军容。少保如果想要反抗，那就取下我的头去；庭参的礼节不可废除。”吴璘惊恐地听从了命令。当时诸将都非常畏惧郑公，暗中又嫉恨他。起初，他们看见郑公从温州通判擢升起来，不几年便进入禁近之职，又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统帅蜀地，以为郑公是秦桧一党，虽然嫉恨他，却没有人敢出声。后来看到郑公遇到事情总是同秦桧抗争，知道他不是秦桧一党，于是便向秦桧进谗，说他有跋扈的形状。秦桧听信了这些话，同王昚谋划，认为不如选派一个有宗室身份而有威严才干的人去制约他。于是推荐赵德夫，便设立四川总制财赋之职，任命赵德夫担任。赵德夫到了坤维，征召晁公武来主管办公事务，并且嘱咐他搜寻郑公暗中的罪行。晁公武刚刚从长期废置的处境中起用，又拉拢郑公所驱逐的使臣魏彦忠，二人一起竭力排挤郑公，于是兴起一场大狱，郑公最终被贬到封州，死在那里。唉！正直的人不能独立支撑，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只有公是这样吗？况且公统率蜀地八年，若想给他加罪，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何况外有诸将嫉恨他，内有宰相怨恨他，前后左右那些迎合权势、窥伺机会的人，又都是他的仇敌。这正是司马温公所说的“独一黄叶之在风中”啊。即使想不危险，难道能够办到吗？我偶然看到墓志文章，便把所听闻的事疏录在后面，用来补充其中的简略，也借此看出群多冤屈共同残害正直之人，其势如蛇盘蚁结，牢固得不可破，竟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怕啊。跋《陈子上书》

译唉！看重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能忘记祖坟，不能离开故乡，这是人的常情。可是到了背离故乡、舍弃祖坟、抛下妻子儿女，把自己置于艰险之地的地步，那是因为他所看重的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所爱的东西比妻子儿女更重要，所不能忘的东西比祖坟更重要，所不能离开的地方比故乡更重要。生命并不是不重要，只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妻子儿女并不是不爱，只是还有比妻子儿女更值得爱的东西；祖坟并不是能够忘掉，只是还有比祖坟更不能忘的东西；故乡并不是能够离开，只是还有比故乡更不能离开的东西。这样说来，怎么能不舍弃那一边而选择这一边呢？然而，不是能够辨明轻重的人，哪里做得到呢？我读陈子上赠给谢复元的信，没有一次不感叹他辨别轻重是多么明白，取舍是多么审慎，同时又悲叹他恰好生逢这样的时代。假使子上没有遭逢这个时代，那么他本来就会看重该看重的，爱护该爱护的，不忘记不能忘记的，不离开不能离开的，像寻常人一样罢了。唉！子上为什么这样不幸啊？子上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同在乡里被推荐，又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后来在四明见过一两次，从此便永远诀别了。从前在京师，我跟随兵部揭伯防，得到他所撰的《子上墓铭》，读后便推重他的品行，赞叹他的志向。如今读这两封信，更加相信他的品行高尚、志向伟大；虽然他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那股生气仍然凛凛逼人。唉！子上真是贤人啊！钱用壬、傅子敬、赵时泰、唐元嘉，都是子上的同年进士。他们只看重该看重的，却不重视本来不可不重视的；爱护所爱，却不爱护本来不可不爱护的；不忘记不能忘记的，却忘记了本来不可忘记的；不离开不能离开的，却离开了本来不可离开的，最终落得身首异处，妻子儿女遭受杀戮和侮辱，祖坟无人祭扫，成为乡里的羞耻。这样看来，子上的不幸，原本还比不上那四个人的不幸。子上虽然客死山东，但丧葬合乎礼法，祖坟和妻子儿女都平安无恙，乡里也因此感到荣耀。这样看来，子上难道真是不幸吗？可见，辨明轻重是多么重要，取舍又应当多么审慎。虽然如此，先前如果没有复元，子上怎么能够决定离去？他的祖坟和妻子儿女又怎么能够保全？所以子上最终实现了离去的志愿，而祖坟、妻子儿女能够得到保全、没有其他忧患，都是因为复元能够委曲周全地为他调护。唉！复元真是子上的朋友啊！复元也真是贤人啊！《跋眉庵记后》　高启 这篇《嘉陵杨君眉庵记》说，眉毛对于人的身体没有实际用处，所以取“眉”来自号。美丽的女子很多，人们却嫉妒她的蛾眉；贤能的士人，人们仰慕他的眉宇，却不说他的口鼻耳目，那么眉毛难道比身体其他部位轻微吗？大概身体各部位都有用处，眉毛安处在它们的上面，虽没有具体作为，实际上却是众人瞻望趋向的所在。它大概有像君子的地方。世人正把奔波劳碌看作忠诚，把明察苛细看作智慧，把安稳持重、成为国家所寄望的人视为无用。杨君对此也有所感触吗？我读后不禁为之长叹。题《王氏述训》后　方希古 师生之间的教诲不能建立，世上的求学者第一次变化成为陈相，第二次变化成为逄蒙。由逄蒙再变化下去，不达到后羿那样是不会停止的。这种渐变难道不可怕吗？我经过梁、宋一带，看见黄河、洛水地区的风俗，实在令人惊骇。到了汜水，看见河南按察佥事王侯履道所作的《述训》，详细记载他童年时所从学的老师，以表达永远不忘的心意。文章情意深厚，足以感动人。唉！那些浅薄的人和品行恶劣的子弟，看到这篇文章，难道还不知道惭愧羞耻并产生感慕之心吗？《明文衡》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编 ○题跋 题王维画《辋川图》　王叔英 这幅王维的《辋川图》，是仙居卢氏家中收藏的。卢氏有时拿来向我求题，我不懂绘画，本来就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世上自有懂得鉴赏的人，也不需要借助我的话。至于王维的事情，却有可以说的地方。王维号称是文学之士，对于出仕或退隐的节操、君臣之间的道义，本来应该是听说过的。唐玄宗末年，不是可以出仕的时世，也不是难以隐退的日子，而王维官任给事中，却没有一言一事有益于当世，只凭能作诗、作画而得到称誉，那已经是末节了。等到安禄山之乱，他陷在贼军之中，又不能以死明志，那么他的罪过就更加严重，简直有不容诛戮的理由了。君子的出仕和退隐，对内要看外在情势是否可行，对外要看当时天下是治还是乱，于是决定进退、行动或隐居的时机。像王维这样，他的才能既是那样，所处的时代又是那样，即使污身于耕种、放牧、砍柴、捕鱼以供给自己也就罢了，可他却凭借末流的技艺，贪求爵位的荣耀，这又是不可取的。只是因为他不明白出仕与退隐的道理罢了。假使他没有遭遇寇乱，污损节操的事情没有暴露，君子大概还会有不说他的地方，何况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所以我观看这幅图，对王维深有感触。唉！假使王维始终住在辋川，把专心于技艺的功夫转移来求道，把追求进取的力量转移来修养自己，即使对时世没有补益，难道还不足以完善自身吗？这样看来，观看这幅图的人，也可以从中受到警戒了。题《九歌图》后　贝琼

译这幅《九歌图》是淮南张叔厚所作，用来赠送给番易周克复的。过了二十年，画中的神采气韵更加清新。其中一人戴冠穿袍，手持笏板，出现在三重素云之中，左右有两名史官搀扶，后面跟着玉女，一人举着旄，一人拿着扇子，这是东皇太乙。其次一人冠服与太乙相同，有一位牛首人身者，手持大旗，飞扬在昏暗的云气中，从空中降下；旁边有一位手执杖的女子，这是云中君。还有一位容貌美丽、妆饰华丽的人，飘飘然像受惊的鸿雁，仿佛要展翅冲入水波，水波在石上相激，江边竹子斑斑，这就是湘君；在他后面，湘夫人穿着风纹衣裳、佩戴月形玉饰，容貌十分闲雅，庄重得像有所思虑。一个老人长着胡须，拄着杖，左手拿着书卷，两个随从都年幼而服饰奇异，这是大司命。一个上身秀美而下身丰满、冠服非常伟岸的人，手持伞的是猛士，佩剑拥护的是处子。一个老人舒展着书卷，身旁有人快步跟随，这是少司命。一个身披铠甲、手执弓箭，眼眶裂开、胡须张扬，仿佛要仰头射箭的人，这是东君。一个骑着白鼋在水中的人，是河伯；山石像堆积的铁块，大松树弯曲高大，树皮都皴裂成鳞甲，一个袒露上身、骑虎而行的人，是山鬼。披甲持刀的有一人，披甲持矛的有一人，前后从纷乱的山林树木间出现，面色惨白、毫无人色的，是国殇。叔厚博学多才，尤其擅长画人物，众人都称他为李龙眠之后的第一人而已。豪门大族都愿意用厚价购买他的作品。这幅图共画了二十一人，有尊贵而庄严的，有魁梧奇伟的，有枯槁憔悴的，有姿态柔美如神仙的，有诡异怪诞而令人恐惧的，有身上带伤、被墨色涂染的；从旁边显现、从侧面出场，各自都极其精妙。我在三吴时见过他的作品共有两幅，这大概是他晚年的笔墨。克复把它看得不只是金玉般珍贵，又请先左丞玉雪坡翁在后面用大篆书写《九歌》的辞文，可以说是两种绝艺相结合了。克复偶尔带着它来拜访我，请我在左边题记：考察起来，荆楚在中原以南，那里民俗喜好鬼神。从东皇太乙以下，都是当地所奉祀的神，却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它们起源于何时。然而太乙是上天尊贵的神，司命是上台星和北斗第四星文昌，礼仪上有不可亵渎之处。东君具有朝拜太阳的意义，又岂是民间巷陌所能擅自僭越的呢？所谓云中君，恐怕是因为以云来命名水泽，所以把水泽中的神称作君，称为云神，以附会《汉志》，但不知道是否如此。河伯又不在楚国封域之内，也不像湘君、湘夫人那样属于楚地。蛮夷荒远的地方，人与神杂处，民间私自创造神号，用来欺罔上下的事情，也可能有之。而且每逢岁时祭祀，一定要让巫者作乐，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屈原的《九歌》因袭旧俗而加以整理，在比兴之间寄托了深意，又哪里是像普通人那样迷惑于荒诞之说、只求神灵降福呢？《山鬼》一篇所写虽然十分急切；至于《大司命》一篇，最后说：“本来人的命运各有定数，谁能使离合之事成为可以凭信的呢？”所谓顺从而承受正命，正是君子深以为然的。只是解说者没有能够察知这一层，朱子为此加以辨明，千年之后，它的本意也就显明了。我寓居九峯三泖时，心情郁结而无聊，常常叫来酒独自饮用，便歌唱《九歌》来宣泄愤懑。如今叔厚又依据这些辞文来描绘形象，使人观玩形象而探求其中的心意，难道只是仿效马和之等人画诗吗？况且我还担心这些形象不能长久保存，最终腐朽磨灭，而文字却能够流传于天下后世，使人得以考察它们的大概。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载，观看的人又可以连同这些形象一起记住它。洪武九年，岁在丙辰，夏五月，檇李贝琼作序，并系以歌说：紫微宫中太乙神光耀耀，五帝环绕在他身旁辅佐。大道存在于无为之中，安乐而康宁。丰隆神忽然出现，周行八方荒远之地。鬼神高举大旗，蛟龙螭龙呈现金黄色。上台星主司命，中台星为文昌，斟酌天地元气，调和阴阳。以德降福给我，过度放纵必遭祸殃。向下招引湘夫人等帝子，却隔着潇湘水远不能相见。苍梧山九点青山苍苍，三足乌攀升扶桑。天门洞然开启，黑夜已经大明。神人瞪目，胡须张扬。张开长弓、搭上白羽箭，射杀天狼。水中仙人为何居住在龙宫？九条河流已经阻塞，无法通行。鼋鼍出没，水波浩荡。山中的人，白日里隐藏不出。天色阴沉，雨气湿冷，在幽深竹林中啼哭。头戴兜鍪的战士，身体遍布创伤。魂魄想要归来，道路却遥远漫长。吹箫击鼓，歌唱巫阳。斟上桂酒，陈列椒浆。神灵究竟来还是不来，为什么如此渺茫难测？题《节妇施氏卷》后　王景 唉！周代《关雎》所体现的德化达到极盛，所以田野中的女子即使遇到死鹿，也能用礼法自我防守，这是常态。卫国流传的风气已经衰败，而《柏舟》中的女子仍能以死自我发誓，这是反常之中的贞烈。顺应常态，本来是众人都能做到的；处于反常情形而仍然贞洁刚烈、凛然不可夺志，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元代政治混乱，政治纲常败坏，叔父娶嫂，伦理秩序毁坏，天理灭绝，比卫国的情况还要严重。可是会稽张氏妇人在二十五岁时失去丈夫，抚养三岁的孤儿，以节操保全自己；她的高尚风范和贞烈品格，比《柏舟》中的女子高出许多。朝廷表彰奇异节行的典礼，使节妇的名声光耀千古，实在是应当的啊！题蜀府赠前左春坊大学士董安常诗后。

译从前贾生曾对汉文帝说：“用廉耻节义来治理君子，不使侮辱及于大夫。”整个汉代，节义成为风尚；下至唐宋，臣下有罪，也不过是贬斥，遇到广施恩赦，还一定酌情将他们调往内地，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因为上天的德泽，连枯朽之物也普遍蒙受。皇上的德行与天地相齐，广泛招纳英俊之士，聚集到京师，授予他们官爵，让他们承担政务，用来昌明文教，救济百姓，使天下获得幸福，至今已有三十年了。然而受到德泽滋润、始终蒙受眷顾，没有谁能像前左春坊大学士董安常先生这样。先生在某甲子年奉召进入宫禁，历任中外官职，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合皇上的心意。前年因获罪被免去滇南典教之职，东宫怜惜他年老，赐给他若干镒白金。皇上和东宫用来对待先生的，正是贾生所说的以节义廉耻来治理君子。先生渡过淮水，沿汴水溯行，奔驰在梁、雍的郊野，抵达蜀地。蜀府亲王非常宠爱他，挽留了一个多月，恩礼更加优厚，作诗八章为他送行。到了滇地，凡是教养人才、使人有所成就，招徕民众、充实地方、安抚教化、逐渐磨炼、滋润温煦的事情，无不出于仁义道德，所以即使是蛮族儿童和僰人小民，也都知道向往正道。第二年景彰到了滇地，得以观看这些教谕文章，伏案反复阅读，感叹不已。大概先生的器宇在朝廷之上显著，而亲王的文采在异域之外绚丽夺目，像鸾鸟飞翔、蛟龙腾挪，珠光明亮、玉色莹润，哪里是世俗儒生和末流学者所能比拟万一的呢？唉！士大夫在经历流离颠沛之后，遇到皇上宽仁的政治，谁不想奋不顾身、舍弃生命来洗刷自己呢？然而最终不能做到，是因为远离天子万里，没有自新的诚意可以向上倾诉。像先生这样，圣上的恩宠日益隆盛，朝野内外都寄予厚望，又岂只是酌情调往内地的待遇？成为朝廷的典范，指日可待了。柔兆困敦年，冬至日，王景彰题跋。读《李斯书》　王达 君子的言论难以被接受，小人的言论却容易被听从。正直的话一定违逆人的心意，邪曲的话一定顺合人的欲望。顺合他的欲望，怎么会不高兴？违逆他的心意，怎么会不愤怒？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言论所以不同的原因。我曾读李斯上给秦皇的《逐客书》，对此深有感触。秦皇这个人，可以说是虎视天下的人了。李斯说了几句话，秦皇最终不敢驱逐客卿，为什么呢？这正是李斯能够顺合他的欲望的地方。他先夸赞君主得到客卿会有这样的好处、失去客卿会有那样的祸患，用来启发他。然后拿富贵珍宝来炫耀他的心志，用音乐妇女来煽动他的迷惑，用来诱使他上钩。到了这时，秦皇驱逐客卿的疑虑已经消除了八九成。李斯到了这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要用忧惧来使他警醒。所以说：“如今驱逐客卿，是资助敌国，损害本国百姓而使仇敌受益；在国内自行削弱自己，在国外又同诸侯结怨，想求国家不发生危险，是不可能的。”唉！李斯的谋术到这里已经用尽了，秦皇的内心到这里已经害怕了。李斯即使想离去，秦皇也有不能容许他离去的理由了。他先用利益启发秦皇，使秦皇重视并听取自己的话；再用富贵声色诱导他，洗去他的疑虑；最后用国家危亡使他恐惧，坚定他的决心。这就是李斯能够顺合秦皇欲望的地方。唉！邪曲的言论这样容易进入人的内心。惠王喜好利益，孟子却用仁义回答他，难怪不能被他接受。唉！跋《戴元礼仁义卷》　董纶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太祖高皇帝病势沉重。二十四日庚午，皇帝乘辇出来到右顺门，召见太医院诸臣，责问他们治病无效，下令交付狱官，依法治罪。又召御医戴元礼到榻前，安慰勉励他说：“你有仁义，这件事与你无关，千万不要害怕。”戴元礼叩头退下。皇帝随即回到内宫。过了十六天，便驾崩了。今上即位后，遵照先帝的意思，授戴元礼为院使，官阶奉议大夫。今年辽王来京师朝见，戴元礼把事情告诉了他，辽王为之叹息，于是书写“仁义”两个大字，用来记载这份特殊的恩典，彰明训示子孙，并让臣纶记述此事。纶记道：“仁义的德行达到极致了！《易经》说：‘立身为人的道理，叫作仁和义。’君臣之间没有仁义就会乖离，父子之间没有仁义就会悖逆，兄弟之间没有仁义就会争斗，夫妻之间没有仁义就会离异，朋友之间没有仁义就会断绝。侍奉上级不以仁义，就不能成就功业；役使下属不以仁义，众人就不会归附。自身凭借仁义然后才能修养，家庭凭借仁义然后才能整齐，国家和天下凭借仁义然后才能平治安定。片刻也不可违背，转瞬也不可离弃！”君子之所以终身急切地追求它，全部就在于此而已。众人之所以迷乱颠倒，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至于吉凶祸福的报应，难道…… 《忠简公翰墨记》　胡广

译先忠简公澹庵先生亲笔书写的信共有五通：第一封信写给二十一侄学谕；第二封信没有署名，其中有“有叔此麄安”的句子，也是写给侄子的信。第三封信后面写道：“启英彦侄，前面称二十一学谕的，按家谱考察，就是英彦。”这三封都是写给英彦的，就是诚斋所说的“好学、刻苦、砥砺操守、清贫自守而又能继承先生”的那个人。末封信中说：“罗生，就是公的姐姐之子罗尚志，常常跟随公在贬谪之所。”“所说的九弟，应当是俊臣，他排行八十九，去掉八十而称九。”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公曾有一封信写给兄长振文，振文排行五十八，只称“八哥”，这人无疑就是俊臣。”第四封信写给七十四侄，是振文的次子季刘。第五封信开头称“提刑监丞年兄”，按家籍考察，曾与司理罗钦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陈刚中都互称年兄。罗钦若是吉水人，极其博学。诚斋说他当时负责备受顾问，只有这样才可以善终在武冈任守。方耕道名畴，任武冈通守，有平定寇乱的功劳。绍兴戊午年，先公上书请求斩奸臣的头，被遣送之后，武冈守李若朴说方耕道曾与先公通信，因此获罪入狱三百多天，几乎死去，后来才得以免罪。刚中因为写信祝贺先公而获罪，被贬为差知安远县，过了几个月便去世了；他的妻子削发为尼，回去办理他的丧事。考察这三人的始末，他们都没有任过提刑，因此这封信不是写给他们的。这三位君子的事迹都值得称道，而《宋史》却没有记载，实在令人叹息。按先公在建炎二年考中进士，这一科从李易以下共四百五十人，例如王詹事龟龄与先公尤其交厚；这里所称“提刑监丞年兄”究竟是谁，不能确定，只好等待再次考证。然而公的家籍没有记载这封帖，亲笔却保存下来，难道是已经写好但尚未寄出吗？还是有所遗漏呢？我家收藏先公的翰墨遗稿，因为兵乱等原因几乎全部散失，只剩下这几张，先人用重重包裹收藏起来。过去我任广西融州佥宪时，真仙岩有先公封事稿的碑刻，先人拓下碑文寄回宗族家中，每家放置一份，不到几十年便全都散失了，我对此很是忧惧。如今把这几封信装裱成一卷，早晚观看它们，就像面对先公一样。先公以忠义名节与日月争辉，为万世所仰望，哪里是子孙能够替他增减轻重的呢？公的笔墨直到今天仍然鲜活，依旧充满生气，作为子孙，难道可以不敬重吗？从前阜陵曾问公说：“卿写字，宛如卿的为人。” 公回答说：“我从小学习颜真卿的字，现在已经自成一家。”又说：“前些日子朕在德寿宫楼阁上陪太上皇整理书画，因而得到卿绍兴戊午年上呈的封事奏书真本。太上皇与朕反复品读了很久，赞赏卿的言辞意旨精确恳切，笔法老练成熟，英武的风姿和正义的气概凛然飞动。太上皇亲自收藏它，说：‘可以作为后代的典范。’但后来它被秦桧批改涂污，朕禀告太上皇，让工匠逐行裁去污损之处，重新装裱。”公的笔墨当时受到君主的敬爱尚且如此，何况子孙呢？公曾说：“从前司马文正公不喜欢别人珍藏他祖先的画像，却喜欢珍藏祖先的字迹，认为字就是心迹，也是手法。看见他的字，就像看见他本人。我的后人若能以文正公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是贤人了。”诵读这番话，就知道先公希望后人珍藏他的笔墨；后世子孙观看先公笔墨时，也应当以先公之心为心，珍爱并敬重它，不要违背先公的训诫。题《刘氏族谱》后 刘完素，字守真，是河间人，自号通玄处士。他起初学习医术，遇到一位异人，异人给他酒喝，他大醉。等到醒来，便完全通晓医术，治疗疾病能够随机应变。病人遇到他，没有不立即痊愈的。人们大多拜他为师，尊敬他。他所撰写的有《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素问玄机原病式》，流传于世。当时有名的医家，如考城张从正，都宗奉他的学说。所以如今谈到医术高明的人，必定说刘、张。我们县的刘日升，他的父亲、儿子、兄弟都能行医，其中一人遵循河间的医法。他偶然拿出自己的族谱给我看，说自己是河间的后代，至今不知道已经传了多少代，却尤其没有失去家传。河间留下的恩泽难道不久远吗？我看世上的人，有高明的祖父在前代振耀声名，但有的还没有过几代便不能守住祖业。日升对于河间的家学，历时久远而没有失传，真令人羡慕，真令人感动啊！因此把这些话写在族谱后归还给他，使他的后人知道应当努力。题《文丞相传》后

译我广泛搜集庐陵先贤的传记，常常对《宋史》中的《文丞相传》简略失实感到不满。大概后来的史臣因为替当时避讳，删削了许多内容，其中有些事情也互相抵牾。乡里的先贤、前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为丞相作传，比国史详细得多。大体是因为他距离丞相的时代不远，乡邦遗老还有存世的，从见闻中得到的材料很多；又一定参照丞相年谱以及《指南录》等书，于是事迹都有可以核实的依据。因此元元统初年，丞相的孙子富已经刻板刊行，后来又刊刻了现存狱中申辩文集。近年乐平文学夏伯时也刻板刊行，于是岳申所撰的丞相传盛行天下，而《史传》一书人们反而很少见到。我私下看这两种传记详略不同，不能没有遗憾，于是互相参照考订，合为一篇，以岳申的说法为主，同时从丞相文集中取证，删去繁复，订正错误，希望大体完整详备，使人不再迷惑。论赞也一并录入：《国史》的论是根据人事来讲，岳申的赞是依据天运来讲，各有发挥，不可偏废，也借此显出取舍的公允。唉！丞相的大忠大节，独立于万古之间，正与日月争辉，与天地一样长久；同伯夷、叔齐相比，内心并没有不同，但他所做的事情反而更加艰难。这正是昌黎韩子所说的“特立独行，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的人。丞相的情况，难道不同于此吗？唉！丞相已经没有什么可再称颂的了。那些跟随他起兵兴义的人，有的出身小官，有的从平民中奋起；即使处在遭受挫折、失败受创之后，也都甘心赴死，不肯屈辱投降，被杀得几乎一干二净，没有一个人肯投降。丞相的忠义至诚，感动并牢固地凝结在人心之中，坚不可解，竟到了如此地步。假使人人都这样，宋朝哪里会有灭亡的道理？那些面临危难而苟且偷生、贪图富贵的人，在丞相部下的士卒面前都还感到惭愧。这样看来，丞相本来不需要依靠赞论，吟诵他的诗，阅读他的文章，自然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我幼年时，还来得及听到前辈谈说丞相的遗事，那些光辉显赫、震动人心的故事，即使平民百姓和妇女也都熟悉，能够讲述。近年以来，老成之人渐渐凋零，谈论的人也越来越少，即使士大夫君子也很少听到这些盛事，大概是距离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疏的趋势所致。再过一百年，恐怕会逐渐失去真实，只能从列传中取得可信材料，面对彼此不同的说法而眼花心乱，无法判断是非。因此我忘掉自己的浅陋，重新编次，只是完全依据旧文，不敢擅自增加一字，实在没有能力有所补益，只是尽自己一点愚诚罢了。了解此事的人，一定不会认为我僭越。恭题《仁庙御制诗》后　杨士奇 永乐丁酉年，太宗皇帝再次巡幸北京，仁宗皇帝监国。当时留下侍奉监国的臣子，全都是经过挑选的敦厚恭谨之人。其中参与机密政务的文臣有三人：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翰林学士兼谕德杨士奇，翰林侍读兼赞善梁潜。仁庙喜爱文章、尊重士人，乐于行善且真诚，当时在节日宴请群臣之间，赐诗加以奖励和训谕，三人得到的尤其多。这两首诗先赐给臣士奇、臣梁潜，共写在两张纸上，都盖有东宫图书印，然后分别赐给二人，大概是同在宴席侍奉的缘故。后面一首诗也盖有图书印，专门赐给梁潜；一首写作“侍读”，一首写作“赞善”，只是从简略处书写而互相可以参见。由这些诗可以知道，仁庙为什么看重梁潜，以及梁潜怎样侍奉仁庙，双方都得其道。第二年梁潜去世，当时身边没有强壮的子弟，所得的奖谕诗文被好事者知道是珍宝，便纷纷拿走。他的儿子楘还能记得这两首诗，后来请善于书写的人抄录成卷。因为臣士奇是先朝旧臣，而且他的父亲与梁潜同朝为官，便请我题记。臣侍奉仁庙监国的时间最长，仰察圣人的心志，大概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君父，不在想着百姓，不在想着求得大道并咨询贤人。仁明的德行，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梁潜去世七年后，皇帝也驾崩了。想来那时贤明的君主与贤能的臣子相互感通，如今他已经在三光之外侍奉龙驾，而我衰老多病、残存的气息将尽，只能徒然怀抱乌号之痛而长久悲恸。今天有幸看到这卷诗，拜伏叩首，反复读了三遍，老泪纵横，谨在下方记下年月。《胡忠简公封事稿》这是一部我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封事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忠简公的孙子搢把它刻在融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它后，送给了我。忠简公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合。揭文安公说，这篇奏书本来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璇、字舜文所作，准备奏上去给忠简公看。忠简公说：“这封奏书一旦上呈，我就免不了被贬到南方；你有老母亲，不可以因此连累母亲。”我却把它上奏了，于是得到新州的任命。近来我在两府查阅志书，看见《丰水志》记载范璇的事情说：他任户部检详时，想要接着胡铨上书论奏和议之事，胡铨首先抗章，范璇实际上从旁劝助。胡铨被贬时，范璇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从未说过这封奏书是范璇所作。《丰水志》作于宋室南渡以后，应当能够得到实情；不知道文安公根据什么这样说。然而文安公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把他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篇帖后。题宋欧阳澈所撰告身后 宋代陈东、欧阳澈都因为忠诚守信而被杀；高宗朝后，高宗对此悔恨，这道诰书就是褒奖抚恤他们的诏命。大概当初是被小人蒙蔽了，后来追悔的言辞虽然恳切，却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前车之覆仍然可以用来警戒后人。可是没过多久，胡铨、韩紃进言和议，何兊进言马伸保存赵宋的功劳，梁勋进言金兵必然到来、应当预先防备，他们都被远远贬逐，虽然没有被杀，也和死去差不多，哪里看得出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警戒呢？唉！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杀害忠言更大的；臣子的灾祸，没有比因为忠言而被杀更惨的。这道诰书至今已有三百九十年了，即使流传千年，也不能使人读它时不悲痛。《通鉴续编》

译这部《通鉴续编》共二十四卷、六册，是四明陈桱、字子经所撰，刻板如今在苏州府学。第一卷从盘古写到高辛，契丹在唐代和五代的事情列为第二卷。后面二十二卷写的是宋代三百二十年的事情。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缺漏的文字，求学的人对于前代的事情，根据自己能够知道的来记载，对于不能知道的，留缺也是可以的。”羲农以前的时代，太遥远了，并没有文字记录其事；其中有些事情偶尔见于诸子百家所记载的，大多也只是凭意思推说罢了。如果一定要搜集材料来补前史的缺漏，难道不也有违孔子的意思吗？从前刘恕作《通鉴外纪》，避开经书而专门采录诸子百家的说法。金履祥认为它荒诞而难以考信，所以作《通鉴前编》，不再避开经书。陈桱曾为它撮举大要，显然是主张金履祥的说法了。那么他又为什么写这部书呢？如今《宋史》很少有人见到全书，求学者可以从这部编书中考察一个时代的得失。我曾听说本郡刘倩玉也撰写过这部书，只是没有刻板流行。往年我曾遇到他的孙子公潜，说书稿留在永丰，如今不知道情况怎样了。跋《四十二章经》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一部《四十二章经》。看它把出生在中国视为困难，可见他们本来就羡慕这里。然而这里的人，喜欢佛教说法的，往往又希望往生西方，这是为什么呢？题《崇恩堂卷》后　杨荣 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理，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大概只是一个时代的盛况。孔子以六经的道理施教，而万世的治理都系于此。所以大贤说孔子胜过尧舜，难道是虚妄之言吗？从此以后历代以来，都提高孔子的谥号和爵位，天下各地都祭祀他，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还不止如此，又世代封赏他的后代，用来崇尚德行、表彰贤能，使他们享有的荣名厚禄可以说与天地一样无穷尽吗？我朝正处在文运昌盛的时代，六经之道大为彰明，对于衍圣公尤其优厚眷顾。他的俸禄官秩为二品，世袭爵位和封邑，虽然沿用前代旧制，但褒奖崇奉和礼遇，可以说超过前代了。太宗文皇帝曾亲自到太学，举行释菜礼；仁宗昭皇帝即位后，衍圣公孔彦缙来朝，皇帝设宴慰劳并赐予财物，情意和礼文都充分表达，繁缛的礼仪全都写入法令。孔彦缙亲自承受这种眷遇，认为褒崇的盛况没有超过今天的，于是在家中建堂，题名为“崇恩”。鲁王殿下亲自书写大字赐给他，金色的薤叶纹饰和云气般的书法照耀阙里，多么盛大啊！孔子的道，使百姓直到今天永远受益，凡是戴着章甫冠、穿着逢掖衣的人，都知道尊崇敬仰他，何况他的子孙呢？何况帝王对先师的后裔呢？从前唐肃宗东巡到鲁地，亲自祭祀孔庙，演奏六代之乐，大会孔氏子孙，对孔僖说：“今天这次会见，对你们家族来说是荣耀吗？”孔僖回答说：“自古以来明王圣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如今陛下亲自屈尊，驾临我们这破旧的乡里，这是崇尚礼敬先师、为圣上的德行增添光辉，并不是我孔家的私下荣耀。”肃宗高兴地说：“如果不是圣人的子孙，哪里会有这样的话呢？”这样看来，孔彦缙给堂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像孔僖那样知道荣耀的根本吧？将来把这件事书写在金匮之中，传给万世，它为仁宗皇帝的圣德增添光辉，难道是小事吗？所以我乐意为此题写，附在各篇作品之后。《明文衡》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程敏政编 ○题跋 题《六桧堂卷》　黄淮 愤怒激发于内心，一定会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在脸色上，发作迅疾而猛烈；表现在言辞上，意旨委婉而深沉。考察往古，蔺相如因愤怒于秦国欺骗赵国，想要让自己的头和玉一起撞碎；樊哙因愤怒于鸿门宴上背弃盟约，拔剑瞪眼来威胁楚王，这就是表现在脸色上的。所谓《国风》感叹荟草茂盛、朝霞升起，《楚骚》悲叹菉葹充满房屋，都是表现在言辞上的。脸色所表现的，虽然足以使人一时痛快；而言辞所寄托的，实在足以垂戒万世。二者的浅深，本来不能相提并论。如今观看胡褎的六桧堂，它大概也是把愤怒表现在言辞上的吧？胡褎是温州永嘉人，宋朝国运衰微时，退居华盖山中，以读书自娱。他对秦桧误国感到痛入骨髓，却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于是就在堂阶之下亲手种下六棵桧树，题写匾额“六桧”，大概是因为“六”的读音与“戮”相同，用来表明秦桧的罪过，应当受到公开诛戮，希望将来能够实现自己一向的愿望。唉！胡褎难道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心思吗？实在是不得已。当时有胡澹庵这样的人，上书高宗，要求把秦桧的头悬挂在稿街，言辞虽然恳切，却没有被采信。何况胡褎还没有获得入朝任用呢？后来虽然一度出仕，最终因奸邪权臣的妒忌，只做到滁阳通判便停止了，徒然使他的空言同《国风》《楚骚》一起流传在典籍中，实在可悲啊！然而他的气度从容，言辞意旨恳切深至，后世观看的人足以因此寒心惊胆，确实不是那些只图一时侥幸痛快的人所能相比的。九世孙镛搜集编成一卷，镛的儿子奥又请求士大夫作诗作文来彰显他的美德，他们也算善于继承先志的人吧？《四皓图》跋　胡俨 我读《留侯世家》读到所谓“四人”的地方，曾经很推重他们的义行，认为他们不肯受屈辱。后来高帝想要改立太子，吕后采用留侯的计策，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招致这四人来帮助太子，这四人也欣然改变了态度，没有为难之色。司马公说，如果确有此事，那就是子房替太子培植党羽来抗拒父亲。我认为，当留侯被迫谋划计策的那一天，他只知道运用圯上老人传授的随机制权之术，哪里有空顾及父子之间的伦理呢？然而这四个人既然不肯为父亲效力，难道肯再跟随他的儿子吗？这是可疑之处之一。过去因为皇帝的轻慢侮辱而逃避隐匿、不肯出来，如今却跟随太子去朝见皇帝、求得安宁，难道太子就一定不轻慢他们，而且还会敬重他们吗？这是可疑之处之二。况且这四人高尚地远行隐居，本应不把外物放在心上，却忽然因为金玉、璧帛、书信和礼物而来，这是可疑之处之三。正因为有这三点可疑，我才知道这四人一定不会轻易出山。虽然如此，四人跟随太子游处，必定有人说他们果然就是商岩的老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知道了。题《袁廷玉传》后

译人的贵、富、贱、贫、吉、凶、长寿、夭折、聪明、愚笨、贤能、不肖，果真可以从相貌上看出吗？禹的跛足，汤的偏身，皋陶的削瓜脸，伊尹没有胡须，周公的断椔形貌，仲尼的蒙倛相貌，究竟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如果说相貌果真不能决定一切，那么公孙谷下部丰满而有后代，伯石、越椒都发出豺狼般的声音，最终却使家族灭亡；周亚夫、邓通不能进食，卫青、班超却注定封侯，这些都清楚地见于史传。荀卿子说：“观察形貌不如考察内心，考察内心不如选择方法。形貌不如内心，内心不如方法，这样才可以谈论圣贤。”至于其他受二气、五行拘限，而在穷尽天性、践履本性方面的功夫，有的昏昧，有的欠缺，有的没有达到，那么贵、富、贱、贫、吉、凶、寿、夭、智、愚、贤、不肖的征兆，难道也能超出相术之外吗？所以唐举、吕公、管辂、袁天纲之类，都能凭借自己的相术在当时取得声名，流传声誉于后世；这些人难道都是谄媚骗人的吗？四明人袁廷玉甫，他的祖先是南昌人，世代以儒业为生，到廷玉时凭相术显名。我任翰林官时，廷玉被提升为太常丞，曾见他的相貌清雅古朴而气质刚毅，很有君子的风度。如今我退居家中，他的儿子忠彻任中书舍人，便拿着九灵山人戴良所撰的《甫传》给我看，请我题写。唉！廷玉医术的神妙，在传记中记载得已经详尽而确实了。然而传中说：“每当占卜某人的吉凶，便知道他内心的善恶，总是想着为他反复开导教化，希望把祸转为福。人不害怕义理，却害怕祸患，因此因廷玉的话而触动内心、改正行为的人很多。”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便是君子的用心了。从前严君平隐居以卜筮为业，和人家的儿子谈话便依循孝道，和人家的弟弟谈话便依循友爱顺从，和人家的臣子谈话便依循忠道，各自顺着情势引导他们向善。千年以后，在廷玉身上寻求这种做法，难道没有相合之处吗？假使占卜者都能像廷玉所说的那样，舍弃灾咎而遵从义理，确实对理道有所帮助。唉！把他的传记仅仅按方术来论述，难道可以吗？《居士外集》后记　邹缉 我年轻时客居游历新淦，新淦仁和有个叫李继武的人，敬重士人而喜爱文学，尤其喜欢收藏古文奇书。听说有人有奇异的书籍，只要是世人珍视的，不论价钱多少，他总要重价买下。曾经得到故礼部侍郎曾鲁所校订的欧阳公《居士内外集》，知道它是奇珍，便收藏起来。我曾借来他的《外集》，大概是大字刻本，上下边栏都很宽大。曾公全都亲手校勘，其中有不少版片缺失，又亲自补齐。曾家收藏的古书很多，他校订的各个本子，有古本、家本和刊本等，凡是辨别其中的异同以及文字的改动、增删，都用朱笔小字写在上下及旁边，字写得极其谨慎细密，常常写满边栏。我想，他用心为什么这样周密呢？若不是积日累月勤勉用功，怎么能做到这样？这时曾公去世已经很久，他的儿子因获罪被籍没，官府把他的书籍分散出售，所以继武才买到这部书。我很惋惜曾公用心勤苦，而他的子孙却不能保全这些书，这是令人遗憾的。又因为《外集》的文章很少流传，其中考订异文的部分尤其难得，于是取来详备抄录。只是所校订的《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年，永丰县令蔡玘已经为它雕版，建宁书坊又重新刊刻流传，那么这部《外集》也应当和它一同流传了。后来我任职太学，居住在京师，因为李氏收藏的那部书再也见不到了，便格外珍惜。吏部侍郎练公子宁是位爱好古物的君子，见到它很喜欢，便借去带走，久久没有归还。恰逢子宁因事去世，这部集子也就亡失了，我又为此来回惋惜不已。李氏后来恢复胡姓，出任松江华亭丞，集子收藏在家中。他有个儿子患风狂病，这部书的存亡便不得而知。李氏如今也已经去世，那么这部集子的流落散失是必然的，难道不更加令人慨叹吗？这部书是我在永乐九年借义门郑氏的本子抄录的，大概那时已经得到《居士集》，所以又抄录此书，以便成为全集。所抄虽不能说精美完善，又没有曾氏的考订异文，但我自认为是邹氏家中的奇书。又过了五年，我再次从北京随从皇帝回到京师，入宫拜见皇太子，获赐欧阳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装订整齐，实在是更加珍贵的东西。得到以后便珍重收藏、秘不示人。由于这部抄本来之不易，于是详细叙述我一生爱慕欧阳文忠文章的心情，以及前后得到和失去这些书的缘由，并把我的感慨一并系在后面。《题刘州判墓铭后》　梁潜 泰和刘君仲启，是前吏部尚书槎翁的侄子。尚书公虽然待人和蔼随和，但内心极其简静庄重，很少称许别人，却唯独喜爱仲启。仲启任陕州判官时，因事被逮捕押送到京城，事情没有查清，尚书公立即在朝廷上为他申辩。仲启年轻时颇有奇异豪气，喜欢带弓骑马，曾经成群结队到深山中打猎，遇到猛虎，独自上前将它格杀，心里因此更加自负壮勇。后来他改变志趣读书，跟随尚书公及其弟东园先生讲学，逐渐受到磨炼，而他的才干更加振作，把它施用于政事，便显得充沛有余。然而人们常常称道仲启任州官时的一件事：州治过去有邵公祠，祠中有怪异之物，曾经夜里看见四个女奴，各自穿着华丽衣服、拿着一支蜡烛出来，说是邵公，谁也不敢靠近。仲启知道这是怪异之事，便从祠旁搜查，捉到两只老狐狸，将它们杀死。不久又看见池中的莲花颜色异常鲜艳，便命人拔掉，池水因此变红，怪异之事也就平息了。这件事是州人传说的，他家的仆人舆夫也这样说。翰林院庶吉士余学夔又为他作传，记载得十分详细。唉，也真是奇异啊！《春秋左氏传》记载的怪异事情很多，后世不免讥笑左氏喜欢谈怪异。孔子不谈怪异，难道是因为这些事容易使人迷惑而难以知晓吗？老子又认为，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代，鬼怪也不能显灵。既然如此，假使以前治理陕州的人都像仲启这样贤能，怪异之事根本就不会发生。仲启既然非常英俊伟岸，又得到尚书公兄弟的振兴和培养，他治理地方一定会有特殊的政绩。可惜州人不了解这些，只传说这件怪事。事情奇异，固然足以吸引人的耳目，只是不知道仲启在这件事上不过偶然为之，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在此。仲启的孙子参加乡试，拿山东按察佥事晏彦文先生所作的仲启墓铭给我看。我读到这里很有感慨，于是题写几句并记下此事。《题刘公辰宗谱后》

译北京刑部侍郎刘公辰的宗谱一册，从刘公往上记载到五世祖刘载为止，刘载以上的谱牒已经遗失，无法知道的部分，不勉强续写。刘载生元婺州万户府经历刘季，刘季生常州万户府知事刘良。刘良生刘毅。盗贼将领张士诚围攻常州时，援兵始终没有到，刘毅带着蜡书从江上走水路，取偏僻道路抵达浙江行省请求救援，还没有回来城池便陷落了。城陷时，刘良独自不屈服，全家投水而死的有十多人。刘良就是刘公的堂伯父。刘公的父亲某人，曾把这些事情告诉刘公；刘公自己也能讲述张士诚成败的经过以及堂伯父临死时的事情，记得具体年月，遗憾当时褒奖抚恤的典制没有及于他。刘公为人喜欢谈论天下大事，慨然有很大的志向。当太祖高皇帝渡江时，刘公任其他将领幕府中的属官。今上即位的第二年，编纂高皇帝《实录》，刘公和我实际都参与了编纂。凡是当时征战取胜的功劳，老将旧臣有不知道的，或者知道却不能全部说出的，刘公只要讲出一件，听的人便如同身在当时、亲眼看见那件事一样。退下来考查记注，件件都与事实相合。相隔几十年，仍然记忆强健而不忘，就是这样。史事完成后，他被任命为江西参政，任满罢归，不久又升任现在的职务，但皇上并没有让他烦劳办理事务。大概皇上想多了解太祖时期的旧事，只有刘公能够讲述，所以才有这个任命。刘公在江西治理政事，尤其懂得大体，虽然年老，气概仍和壮年时一样。如今看他的宗谱以及他的经历遭遇，他顺应时势，与先世的忠贞节义一同显扬，可以说很盛大了。我惋惜他的堂伯父死难之事没有载入史书，而刘公的出仕和退处，必定会有太史氏为他记录。因此我把这些写出，附在他的宗谱之后，使它收藏在家中。《题罗氏承恩卷》　杨溥 如今任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的杨公士奇，曾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永乐己丑年，太宗皇帝北巡，命皇太子监国，留下杨公辅导太子。第二年，皇太子的同母弟弟罗京因事应当迁往北京充当平民，杨公想到他的儿子还年幼，而母夫人的坟墓无人守护，便把实情告诉仁宗，请求留下罗京，并说：“京有兄弟二人，兄长已经被发往远方戍守，京又应当迁徙，他的辞情恳切。”仁宗怜悯他，于是把罗京交给杨公，并且把罗氏从军籍中开除。这样，母夫人的坟墓有人托付，而罗氏的兄弟子侄可以安闲地居住乡里，这些都是仁宗的恩赐。今年春天，罗京从西昌来探望兄长，在会面交谈之间，感念过去的事情，恭敬地请求我叙述事情的始末，以表示不敢忘记。杨公嘉许他，又嘱托我在后面作记。唉！仁宗的恩德真是广博啊！臣溥曾经充任洗马，私下见到仁宗监国时裁决各种政务，总是取法宽厚仁慈，用以温暖国家，大概是要使天下百姓都能各得其所，何况身边的近臣呢？杨公以文士儒者的身份居于辅导之职，竭尽忠诚、耗尽心力，知道的无不进言，进言的无不被听取，恩遇如此隆厚而且惠及他的家族，确实是有原因的。等到仁宗正式即位，经过一年，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四方，礼乐教化流传后世，而杨公实际上兼有保傅重任和参与议政的职务。他用来显著辅佐国家、扩大恩惠利益的做法，难道不正是善于推广这颗仁心吗？罗京深深感念国家的恩德，不忘恩德的来源，也是罗氏贤能的子弟。应当依靠仕进来光大他的家族，以谋求长久延续，还望谨慎行事啊！《书先圣先贤图赞后》　吴讷 右边这篇是宣圣以及七十二弟子的赞文，由宋高宗撰写并亲自书写。图像则是龙眠李公麟所画。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建造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才在岳飞的宅第改建太学。三月，高宗临幸太学，首先写下先圣赞。后来从颜渊以下，也都撰写文辞，以表达褒扬崇敬之意。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在太学刻石，又附上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记文。秦桧说过：“孔圣以儒道设立教化，弟子都没有邪曲杂念。违背儒道的情况，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或许还没有完全纯正于儒术，反而奔逐于狡诈、权变、诡谲之说，以求侥幸获得功名利益。”他的意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中原的人而发的。唉！靖康之祸时，徽宗、钦宗蒙受国难，汴都沦陷。当时的臣子正应当枕戈待旦、卧薪尝胆，以谋求恢复失地。然而秦桧竭力主张和议，排斥众人的谋划，把一时忠义之士的言论全都指为狡诈权变的说法。先儒朱子说他倡导邪说以误国，倚仗敌人的势力来胁迫君主，他的罪行上通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从前龟山杨先生在世时，曾建议罢除王安石在孔庙配享的资格，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只是一个书生，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充任风纪官。如今在仁和县学看到这块石刻，发现秦桧的记文还和图赞一同保存着，于是命人磨去他的文章，希望邪僻偏颇的言论和奸邪污秽的名声，不再夹杂在圣贤图像之后。然而想到它流传已经很久，谨慎地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使后来阅览的人有所考察。《书宋丘公岳家传后》

译右边是宋代龙图阁学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传的后记，其中有元文宗时龚璛子敬、顺帝时杨维祯廉夫的跋文。子敬说：“公的四世孙彦启，正在按时修纂宋代一朝的国史，想请执笔的人把这篇文字采入公的传记。”廉夫说：“自从公解除边镇职务还不到三十年，宋朝就灭亡了。我曾经奇怪《宋史》没有公的传记，于是考察宋代制度，文臣从少卿、监以上，武臣从正、刺史以上，都必须建立附传。公任学士、制使，为什么不在《理宗实录》之后为他立附传呢？难道是因为赵葵任帅的幕僚，不能阻止他所率军队入洛，所以没有附传吗？还是史官失职，遗漏了附传呢？元初董文炳命令李盘取来宋代实录等五千册，送到国史院，如果有公的附传，后来为什么不把它一并记录下来呢？元朝历代都想修三史，因为统纪没有确定，终于没有成功。顺帝至正元年，因授经郎危素请求，才下诏修史，命危素乘驿传到宋代的两都，访求搜集散失的史料。彦启名叫迪，是公的四世孙，为什么不把这篇传记献上去呢？宋朝承接晋、唐的正统，辽、夏可以比作晋代的苻氏、姚氏，应当附载其史。当时的史官欧阳玄、李好文等人，大都屈从时势而丧失义理，只仿照陈寿《三国志》的体例来修史。” 廉夫作《正统辨》，竭力辨明这种做法的错误。唉！陈寿的史志近似郝经伯常、张枢子长所作的《续汉书》，把魏、吴作为附录。如果说到《宋史》，陈桱子经的《通鉴续编》已经把宋朝诸帝大书特书，而辽、夏也已经在其下分别注明年号了。唉！宋代天下纲常衰败，实在是开天辟地以来非同寻常的大变故。直到我朝太祖受命，才得以振兴，恢复先王旧制。如今国家恩德累世相承、太平日久，要把宋史应当列入正统的道理陈述清楚，简选文学之臣加以修订，实在很容易。公的后裔孙某任县令，正拿着这篇传记请求我题写，但传记只是抄本，错字、缺文很多，正应当考订后珍藏，等待时机献上。”},{ 《晦庵除秦桧祠移文》后题 以上是徽国文公先生所作的《移文》。先生在淳熙年间担任浙东常平提举，于是以公文移告各郡，借此屏除秦桧。秦桧的家在金陵，他在绍兴五年被任命为温州知州，舍田大概就是在这时。所谓“赵汾狱”，是说秦桧痛恨赵鼎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杀掉；赵鼎死后仍不罢休，于是命徐嚞弹劾赵鼎的儿子赵汾，说他与宗室赵令衿密谋，把赵汾送进大理寺狱，逼迫他自诬说自己与赵令衿、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反，想要加以族诛。案件办成时，秦桧病重，不能亲自书写，于是只写下“图九锡者”。这是因为镇江守王循友请求加赐秦桧九锡，画图进献。所谓“谁其弱秦者”，是说吕愿中率领宾客僚属作《秦城王气》诗；高宗既然不能讨伐秦桧，如果上天不诛灭他，那么王气又有谁能使它衰弱呢？又考察先生《语类》中说：“高宗把全部国柄交给秦桧，满朝都是秦桧的人，秦桧每件事都要同高宗争胜。曹筠说水涨了，诏令便将他驱逐。秦桧升为从官，周葵想要进言，梁汝嘉还没等高宗答复，便把周葵改任了。由此张扶请求让秦桧乘坐金根车，他的势力一定要达到曹操那样才会罢休。”所以秦桧死后，诏书对杨郡王说：“我今天才开始免除对秦桧谋反的防备，难道不是他徘徊在汉鼎旁边的应验吗？” 至于秦桧的外孽熺、埙，即使说到他们的灭亡；他们污浊淫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题写《颜氏三节妇传》后　王直 以上这篇《颜氏三节妇传》，是翰林检讨张先生伯颖所撰，记载三位节妇以死守节的事迹非常详细。唉！确实可以说是伟大刚烈的节义了。我对此很有感触。古代的君王，道德积聚于自身，充实于家庭，并推广到邦国，所以当时受到他们教化的人，即使是妇女，也都明白义理、坚守节操，卓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志向。从《诗经》的《周南》《召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后世风俗的厚薄，也取决于君主德行的深浅，并不是可以苟且对待的。元朝拥有天下将近几百年，用一朝的法令改变天下的风俗，夫妇之间的伦理虽然得到整顿，但平日安逸闲居时不知道男女有别的人还很多，更何况是在丧乱之时呢？只有当时士大夫之家长期传习《诗》《书》，坚定地不被这种风俗改变，但这样的人也已经很少了。像颜氏三位节妇这样的人，难道不确实值得赞美吗？唉！天下的人本来就有用正道引导却不肯听从的，何况可以用淫邪偏僻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吗？这就是我对此有所感触的原因。善化教谕敬守，是节妇萧氏的儿子。他把这篇传记拿给我看，所以我题写下我的这些感触，以更加表明节妇的贤德。题写《赤壁图》后 东坡先生被贬到黄州，是因为李定一类人的诬陷。那两篇《赤壁赋》的用意十分深远。当曹操想要向东进军时，看待东吴已经像是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可是最终却在赤壁遭到惨败。如今江山仍然存在，而曹操已经影踪俱灭。那么像曹操这样的英雄，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何况李定一类人呢？先生虽然受到他们的困厄，但胸襟悠然自得，无论身处何地都没有不是快乐的。他清正忠贞、正直守节的品格，本来就足以照耀千古，并不只是文章写得优美而已。而李定一类人如今都已经溃败，腐臭败坏，什么也没有留下。先生曾经愤恨曹操害死孔北海，说孔北海像龙，而曹操像鬼。我对于李定一类人也这样说。题写《汪景房沉籍事》后

译我读了元代翰林修撰张子长所记载的汪君景房的事，又结识了景房的后裔孙秉心，于是相信仁人的恩泽流传得确实久远。仁，是上天的法则。君子把仁存于心中，这样便无愧于上天，那么上天对他的保佑难道会有穷尽吗？钱氏交出土地归附宋朝时，作为钱氏的臣子，谁能没有考虑去留和利害？能够及早入朝以求自托，已经是幸运了。何况奉送图籍、交出土地的臣子，他们由此登上显贵的阶梯是可以预期的。唯独景房存有爱人的心，不忍心让百姓再次困苦于沉重的赋税，于是毁去户籍册籍，宁愿使自己陷于贫贱，也要让十三州的百姓得到减轻税负的好处。他的仁心如此，难道不是上天所保佑的吗？他的子孙应当长久繁盛。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军国费用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因此上下都能充足。后世费用没有常规，所以往往加税；加税仍然不够，就用暴虐征收、横征暴敛来接续，百姓困苦不堪，于是最终因动乱而灭亡。《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如果真能节省费用、爱护百姓，那么哪里会有动乱和灭亡呢？钱氏赋税沉重，百姓困苦，已经有了灭亡的征兆；即使不归献土地，形势也不会长久。他后来自行归附宋朝，是上天怜悯百姓，不让他们再次困于兵祸，而钱氏也因此成就了归顺有德的名声，这大概是幸运。浙地减轻税负虽然由王方贽促成，但如果原来的户籍仍然存在，王方贽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从那时以来，百姓享受这种安乐利益，已有一百三四十年；高宗在此建立国家，百姓拥戴他，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才灭亡，大概是由于祖宗的德泽留在人心，而减税正是其中较大的功绩。推究根本来说，景房的功劳难道微小吗？他的子孙长久而兴盛，实在是应当如此。唉！后世做官的人，如果想成为宇文融、皇甫镈那一类人，难道还不应该以此为鉴吗？《题却封禅颂稿后》右边是《却封禅颂稿》，由前翰林学士、赠礼部尚书、文穆胡公所作。从前太宗皇帝在位时，太常寺有臣子进言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功德隆盛，就一定举行封禅之礼，把功德告知神明，向万世垂示美名。如今陛下继承帝位，天地清宁，百姓万物都得到发展，圣德神功，古代没有可以和您相比的，而封禅礼却还没有举行，凭什么承继前代帝王的盛事呢？请命令礼部举行封禅。”皇上说：“封禅并不是古代的常制。帝王能在后世有声誉，靠的是德行，不在于封禅。”没有批准。胡公听到后说：“这是一件盛德之事，却有大臣同它相比，暗中帮助推动。”胡公担心皇上受到迷惑，于是依据封禅并非古礼的说法，以及后世贤君良臣所以排斥封禅、不予实行的美德来写作。皇上圣明的天性高远明察，真正的见识清楚透彻，足以破除千古以来的谬误，成为百代帝王明白的鉴戒。胡公作这首诗献上，皇上看后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进言的人受到阻挠，封禅最终没有举行。君子侍奉君主，务必要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胡公就是这样的人。那秦始皇、汉武帝之流，放纵奢侈的心意，以此烦扰天地上下，天地都厌弃他们，他们却反而把这当作值得称道的事。这正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远离奸佞之人的原因，也是胡公深切忧虑的事情。他学问的纯正美好、心术的正大端正，从这里都可以看出，难道只是文章典雅丰赡、令人喜爱而已吗？胡公去世已经三十年，他的女婿尚宝丞宋怀拿这篇稿子给王直看。王直曾经跟随胡公交游，对胡公了解很深，所以在后面题写这些话。宋怀应当长久珍藏它啊。《明文衡》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四十九 （明）程敏政编 ○题跋 《题贡师泰送谢原功序后》　陈敬宗 这是贡泰甫任户部尚书、在闽海督运粮食时送给谢原功的文章。元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僭越占据平江。谢原功博学而有豪气，慨然想把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的谋略告诉丞相，又想向有关部门推荐自己，进入朝廷当面对答，一吐胸中的奇才，以谋求国家最大的利益，但这些愿望都没有得到机会。后来他因文学才华而受到知遇，贡泰甫在海上主持讲学，二人每天一起讲明义理、讨论辨析，直到面红背汗，一定要符合道理才停止。从这里可以看出，贡泰甫能够忘记自己的权势，谢原功也能够忘记对方的权势，因而得到了古人交往的真心。泰甫以文学闻名当时，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文思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无法看到它的边际。文章又一定以义理为主，并且希望原功察知时势变化，谨慎决定出仕和退处，不可降低志向、辱没自身来求取富贵。文中又引用伊尹、太公不轻易自我任用的事，以及在齐国都城门口弹瑟的故事作为警戒。由此又可以看出，泰甫在原功出仕或退处的关键时刻，完全以道义为准，而不是苟且应付。可以说忠厚到了极点。史书称泰甫喜欢接引后辈，不论认识不认识，都立即加以推举。看这篇文章，难道不是深知泰甫的人吗？原功名肃，号密庵，是上虞人。如今他的孙子泽任刑部郎中，清廉谨慎，自我持守，能够光大先人的德行。由此也可见，仁人的后代必定会有贤者。《题米芾遗墨》右边是米芾的大行书，几乎有二百字。前后所写的字迹，似乎出自两个人之手，也可以说恐怕不是同一时间写的。然而两部分各自都达到了精妙境界，不可以因为不同而加以非难。有宋一代的书法名家，把苏、黄、米、蔡并称；看这件作品，便知道这样的声名并非虚得。米芾字元章，起初居住在襄阳，后来米芾迁居吴地，因为母亲曾侍奉宣仁太后的旧日恩遇，历任官职至礼部员外郎。崇宁年间被任命为书画两学博士。他博学崇尚古典，身材伟岸而不受拘束。当时名流评论他的文章，说清新雄健、超绝世俗；评论他的气概，说豪迈前进、凌驾云霄；评论他的书法，说超凡精妙、入于神境。有人又议论他的字锋芒太过峻利，好像强弩射人，又像仲由还没有见到孔子时的气势。文章以义理为主，必须有气来充实它，然后才能振作有力而不疲弱；书法以规矩法度为主，也必须有气来驾驭它，然后才能豪迈而不萎靡。元章一向自负有豪迈之气，他的书法像他的为人，也是理所当然；那些凭空提出异议的人，君子是不取的。监察御史雷复拿这件作品来请我题写，所以我写下这些话，等待有识之士鉴定。《题晦庵先生书简墨迹卷后》从前南轩张先生说，王荆公的书法都像是在极其忙乱中写成的，不知道王公安哪里有那么多忙事？晦庵朱先生说，韩魏公即使给亲戚和晚辈写信，字迹也都端庄严肃、谨慎厚重，从没有一笔写成行草的态势。这和荆公的急迫正好相反。我对此私下有所警醒。如今看这件书迹，虽然好像并未特别经意，却仍然端庄严肃、谨慎厚重，法度完备。书信中的言辞又都谦虚温和，无不是道义自然流露出来的。由此才知道，先生虽然已经进入大贤的境界，也仍然受益于自我警戒和涵养的功夫。先生上承列代圣人的道统传承，即使只是一封书信，也足以成为后学的师法，何况他更大的事业呢？驸马都尉赵公外出时，把这件书迹拿给我看。所以我写下这些，以记载仰慕敬佩之意。

译《书庞彦珙所藏黄山谷帖》　钱习礼 这是黄山谷黄太史所写的《茶赋》，如今是中书舍人庞君明叙的仲子彦珙所收藏的。太史在宋代凭文学和品行卓绝于当时，即使他的书法还不工整，也尚且应当受到人们的珍爱敬重，何况如今书法极其精妙，受到一时人的称赏呢？只是紫阳朱夫子认为，书法之学没有比唐代更兴盛的，各人都凭借自己的长处显现于世，于是魏晋的楷书法度便衰废了。到了宋代，名家相传，不过是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书法欹斜倾侧、妩媚轻佻，狂放怪异、锋芒怒张，便不如朱鸿胪、喻工部超然高远、眼光深远，跨越千年追踪钟元常的境界，朱夫子心中独自对此有所不满。细细玩味这幅字帖，温和而端庄厚重，像庄重的人和雅正的士人严肃地站在朝廷上，完全没有前面所说的姿态。可见当时用心书写的作品，哪里能一概而论呢？它应当成为后世珍藏的宝物。我一向不精通书法，恭敬地把这些话记在帖左，等待有识之士评鉴。《书颜鲁公争座帖》颜鲁公刚强正直的姿态表现在正楷中，英迈焕发的气概显现在行草里。如今看他与右仆射郭公讨论鱼开府座次的帖稿，所谓右仆射，指的应当是郭英乂；鱼开府，就是鱼朝恩。郭英乂在代宗永泰元年三月，与裴冕一同在集贤殿接受任命，担任右仆射。唐代以宦官充任观军容使，是从鱼朝恩开始的。鱼朝恩任军容使，实际上是从监领郭英乂统率陕西军队开始的；他原先以为自己和鱼朝恩共事已久，交情深厚，在菩提寺行香时的座次应当沿袭旧例成为常规。颜鲁公退朝后写信给他，反复进行论辩，竭力斥责这种做法的错误，没有丝毫宽容。当时鱼朝恩倚仗宠信而骄横放肆，看他竟然冒居国学大司成的职位，登座讲《易》，又以鼎覆餗来讥刺宰相元载，便可以知道他是宦官中最为凶悍狡黠的人了。颜鲁公锐意申明朝廷的礼制等级，以挫败他的僭越，同时又以盛极必衰告诫郭英乂，周详到了极点，使郭英乂佩服他的话，哪里会有后来崔旰引发的灾祸呢？史书称颜鲁公在肃宗至德初年，国家大事正处于草创混乱之际，任御史大夫，却已经能够像太平时代一样整顿百官的次序；从这篇帖子来考察，差不多可以想见他的风采了。安禄山在河北叛乱，二十四郡大多溃败投降，只有颜公在平原最先出兵，挫败叛军锋芒，使玄宗惊叹说：“我不知道颜真卿是怎样的人，竟能办成这样的事。” 唐朝的中兴，四方的义举，都是由颜公首先倡导的。世间流传颜公的书法，是刚烈之气和端正之人的手泽，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书邹浩传后》　周忱 我曾奉诏编纂历代名臣的奏议，得到宋代右正言邹浩劝谏册立刘皇后的奏疏，反复将近二千字。读它使人毛发竖立、心生敬畏。又看见当时有阳翟人田画在京城门值守，看到邹浩因进谏获罪，便告诉他说：“假使志完闭口沉默，在京城做官，遇到寒病五天不出汗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间才能使人死亡吗？”到邹浩被贬往南方时，没有人敢去看望他，只有宗正寺主簿王回独自收集交游的钱为他置办行装，并且安慰他所受的困苦。事情被发觉后，王回被下到诏狱，御史责问他，他便自己承认说：“确实曾经和他商议过，不敢欺骗。”这三个人当时互相友善，都以气节自许。距今已经三百多年，听到他们危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仍然凛然如有生气。他们的忠肝义胆，简直可以和日月争光。邹浩的后代如今任常山主簿，拿史传给我看，于是我把田画、王回二人的话写在后面附录，使观看的人知道邹浩是忠臣，而田画、王回在当时是有益的朋友。《跋宋高宗手诏》　金寔 大理少卿、会稽人吕公家中收藏着宋高宗亲笔书写的一道手诏，大概是在他家先世忠穆公吕颐浩都督潮、湘八州军事时写的。吕公对我说：“我家珍藏先世得到的皇帝手迹，至今将近十代。洪武年间我在江右做官，书籍卷册散失，因而把它丢失了。我二十年间在梦中都没有忘记它。如今吏部郎中旴江郑君买到此物，百姓把它交给升，于是用浅黄色丝帛包裹，外面用蜀锦装裱，放进红色匣子中收藏，名公和士大夫各自题写了识语，准备把它传给子孙。只是想到思陵的书法墨迹在当世精妙绝伦，如今人们看见他的石刻尚且知道珍爱，何况是先世所得的真迹，应该怎样珍爱呢？”世间有些人沉溺于玩赏癖好，看见别人家的古书名画，便总想据为己有，有的用计谋夺取，有的凭势力强夺，必定要得到它，不顾是否合乎义理，这种人往往很多。郑君在这件事上一定寻找吕公的子孙，把手迹归还给他们，使它不失为先公的宗族重器；让传家的文献得以保存，足以证明他忠厚的心意，远远超过常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至于忠穆公匡扶国家的事业，以及他与当时掌权者的是非，自有士大夫中杰出的人物加以论述，我哪里敢再来赘述。《跋时苗留犊图》　陈琏 时苗留犊的事，后世有人用这种矫激的行为讥讽他，也有人以迎合世俗弊病的态度赞同他，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到了元代，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世祖，世祖说：“他在任官时得到小牛，难道也肯留下吗？”这句话一说出来，时苗的用心以及众人的议论才判然分明。寿春太守、武昌人王廷杰，最初任宜山县令，任期届满将要入朝觐见，有人把《留犊图》送给他，后来他升任现在的职务。议论的人认为此图是他升迁的征兆，也有人认为人的出仕和退处自有定分，事情的到来只是恰好与图中之事相同。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廷杰的才识超过常人，所到之处都有声望；爵禄的到来，是他无法推辞的，哪里需要从物象中求证以后才知道呢？这幅图笔力精妙，虽然不是李龙眠的真迹，也自然值得珍重。《题襄城伯弋猎图》　林志

译右边是近来所画的弋猎图。前面有一个人发现猎物踪迹并指示方向，后面有两个人带着鹰犬等待命令。三个人手执长矛，挟带弓箭，样子像是听从约束而快步前进的双鬟。后面有三个人等待着，好像彼此偶然交谈。其中一个是尊贵人物，衣冠像晋、宋时代的人物，神采奕奕，颐指气使地指挥左右，仿佛没有什么人值得他差遣。一个女奴短发披肩，跟随在他身后并回头张望。那个抱鹰的人好像正在听她说话，不知道这幅图究竟出自什么故事。我猜想它是梁朝曹景宗的事迹吗？景宗年轻时擅长弋猎，他的快乐甚至到了鼻尖冒火、耳后生风的程度，使人忘记生命。等到他显贵以后，却以坐车张帷为可耻，觉得那像忧郁不快的妇人。这种习惯沉积得多么深啊！后来因为地位尊崇而改变操守，对从前的作为颇感后悔，但仍不免有时跟随女侍纵情观猎，以此自我满足罢了。喜爱弋猎的人，有一生沉溺其中而不能停止的。所以即使程伯子很早就立志于道学，也喜欢弋猎。后来见到周元公亲自说这种嗜好已经断绝，元公却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不久果然又被射兔的人触动了心，更何况曹景宗一类的人呢？然而景宗的悔悟，是因为自己显贵了，并不是像伯子那样通过学问来克制自己。可是景宗在钟离建立功绩，暗中成为国家的长城；光华作诗，又使文士为之折服。我于是知道，豪杰之士，不做便罢，一旦做起来，当然与常人不同。这幅图的创作意图，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人说：这是用来作《虞箴》的吗？古代负责罗捕的官职掌管喜好田猎、喜好女色的告诫，所以画工把这些合在一起画成此图。图中站立在中央的人，难道是因为仆夫的劝告而警醒，正是所谓关于猎取鹿的诏令吗？我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这样，姑且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续读书录跋》　薛瑄 往年读张子“心中有所领悟就立即札记，不思考就会重新闭塞”的话，于是在读书时心中有所领悟便随即札记下来。有的一条只有一两句，有的一条有三五句，有的一条有几十句。积累二十多年，才编成一集，名为《读书录》，大概是用来防备像张子所说的“不思考便重新闭塞”。近来我又在读书时每天记下所得，积累久了又编成一集，名为《读书续录》。只是有所得便记录，不知不觉重复的地方很多。本想全部删去，但想到既然也是用来防备不思考便重新闭塞，那么言辞即使重复，也可以帮助自己反复省察。《跋兰亭遗事图后》　周叙 右边是唐代萧翼拜访辩才、谋求王右军《兰亭序》真迹的图画，由吴兴钱舜举绘画并题写。如今为刑部郎中许君某所收藏。《兰亭序》大概是右军得意之作，历代流传，视为至宝。辩才尤其珍爱并秘密收藏。太宗在处理政务之余留心书法，极其喜爱右军法书，尤其仰慕《兰亭序》。求取而不能得到，最终派萧翼用诡诈的办法将它弄到手。他用心何等勤苦啊！我曾经说，辩才在衰老之年，秘密珍惜这幅书迹，不害怕祸患临身，而且死后它必定会归别人所有，他可以说是愚蠢了。而太宗作为英明的君主，既然已经用计谋得到它，临终时还嘱咐儿子把它随葬在昭陵，他的愚蠢不也太过分了吗？欧阳先生记载菱溪石时说得好：“喜欢奇异事物的人听说这块石头，只要欣赏一次就够了，何必一定要把它取走呢？”所以我把这段话写在卷末，用来警戒那些玩弄外物的人。《读活民书》　李贤 我看董氏编纂的《救荒活民书》，他的用心真是仁厚啊！凡是做君主、做臣子的，都不能没有这部书；而做太守、县令的，除了这部书，便没有可以用来尽心的地方了。无奈世上的人看见别人的文集，即使对世道没有益处，也一定急忙刻版流传；对这部书却反而不放在心上，大概是不知道当前最应当办理的事情是什么。程子说：“即使是最低级的官员，只要存有爱护万物、爱护百姓的心，一定会有所救济。”如果程子当时看见这部书，未必不会击节赞叹啊！《读包公奏议》我读包公的奏议，才知道宋仁宗的贤明，是三代以下绝无仅有的。他能够容纳接受直言，大概是出于天性的美德，最初并不是像唐太宗那样出于勉强和博取好名。唉，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包公这样的人，只是难以遇到仁宗这样的君主罢了。包公的奏议，是仁宗赐给他的。天下士人中担任谏官的，如果遇到仁宗这样的君主，那么他们的奏议未必会比包公的少。如果说有仁宗这样的君主，却没有包公这样的奏议，那么还要谏官这种职务做什么呢？《读大雅》　刘定之 《诗经·大雅》的《崧高》和《烝民》两首诗相互联属，都是尹吉甫所作；每诗八章，每章八句。《崧高》第一章说：“山岳降下神灵，生下甫和申。申和甫，正是周室的栋梁。”申，指宣王的舅父申伯；甫，指宣王的宰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这两人辅佐宣王，就像鸟有羽翼一样，在左右护卫他的身体。所以吉甫作诗赞美二人，并在《崧高》第一章总说此事。从《崧高》第二章到第八章，专门赞美申伯，没有一章不说“申伯”，凡是说“申伯”的共有十七处，最后结尾说：“吉甫作此颂诗，诗篇宏大，诗风极其美好，用来赠给申伯。”从《烝民》第一章到第八章，专门赞美仲山甫，凡是说“仲山甫”的共有十二处，最后结尾说：“吉甫作此颂诗，和美如清风，仲山甫永远铭记，用来安慰他的心。”到了唐代，吕和叔赞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前一篇专门赞美房玄龄，后一篇专门赞美杜如晦；在赞杜如晦的篇末说：“千秋万古，永远称颂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与周代申伯、仲山甫的情形相同，都是吉甫用两首诗赞美申、甫二人：先总说，后来分别作结。吕和叔用两篇赞文赞美房玄龄、杜如晦，先分别叙说，后来总括，也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是仿效吉甫而加以变化的。如今《诗传》解释《崧高》第一章总说申、甫的地方，不把“甫”解释为仲山甫，反而另寻其人，把“甫”解释为穆王时制定《吕刑》的甫侯，又说制定《吕刑》的甫侯的子孙在宣王时出仕，这可以说是大错了。华谷严坦叔说：“申只是周王的舅父，甫却是周王的宰相；申不能和甫相比，说到申而连带说甫，是借甫来抬高申罢了。”他的话尤其有道理。读《汲冢书》　　周洪谟

译汲冢出土的《周书》文体浅陋直露，言辞和意思疏远迂曲，没有《尚书》百篇那种浑厚深沉、雄健宏大的气象。刘向说，它是周代的誓诰和号令，是孔子删定记录后剩下的部分。我认为，文王、武王的治道还没有完全失传于世，贤人懂得其中的大道理，不贤的人只懂得其中的小道理。大概周朝东迁以后，史官跟随王室到了东方，而西土的遗民私自编写了这部书，用来记载周代先王的事迹；这当然不是平常左右史官所记载的内容。其中最不合道理的，例如说武王伐商那天，纣王已经自焚，武王却又射他的尸体，用轻吕击打，用黄钺砍下首级，把它悬挂在太白旗上。纣王的两个女儿已经自缢，武王又射她们的尸体，用轻吕击打，用玄钺砍下首级，把它们悬挂在小白旗上。又把先砍下的首级带进周庙焚烧。商与周并不是世代的仇敌，武王奉行上天的惩罚，为百姓除去暴君；商军前锋已有倒戈的趋势，商国士女都手持黑黄色旗帜前来迎接，而商王又已经自焚了，武王却还要击打他的尸体、砍下他的首级并在宗庙焚烧。即使伍员在楚国报仇，也没有这样残酷，难道能说武王做过这种事吗？从前司马迁撰写《周纪》，不采用《泰誓》《武成》中的话，却反而采纳了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浅陋了。孟子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罢了；假如他看到了这些内容，又怎么会取用它呢？《王会》篇又说成周会盟时，四方夷族进贡的奇异物产很多。西方旅国进贡獒犬，尚且不能算奇怪，召公还认为不该接受；如今竟把四表八荒的珍奇物产全部搜罗到朝廷庭院里，而这时召公还在，难道竟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件事吗？至于篇末，又说成汤命令伊尹发布四方进贡的命令，使夷、戎、蛮、貊都把各地物产送来进贡，这是什么道理？学者把它当作先秦古书来备览，可以；如果拿它来当作先王事实的依据，就不可以了。《明文衡》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五十 （明）程敏政编 ○杂著 《燕书》　　宋濂

译天地玄黄之间，世事变化无穷。辩士设置譬喻，用来讽谏、陈说。考察过去的旧事，启发今天的新知。作《燕书》四十首。晋侯将要讨伐楚国，楚子十分害怕，召集六卿询问，说：“楚国虽然小，从若敖、蚡冒直到武王、文王，威势和气焰都足以震慑那些姬姓诸侯。如今晋君不行正道，竟谋划发兵进入我国，这是蔑视寡人，也要使你们这些大夫送死。寡人已经老了，不能再亲自率领三军迎战；坚固城郭来拖延晋人，不也可以吗？”王孙由于回答说：“是的。《易》有句话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他的国家。’没有险阻，国家凭什么守卫？何不谋划这件事呢？”话虽这样说，城郭也有毁坏的时候。楚国南边有方城，东边有汉水，晋国军队即使人多，又能把它们怎么样？话虽如此，山川的险阻也还是可以越过的。假如让舅犯守郢都，先轸守郧地，叔肸抵御云中，荀偃扼守直辕，谁还能欺侮我们？话虽如此，这些仍然只是从力量方面说。百姓长期苦于我们的赋税，如果用仁爱安抚他们，用宽厚驾驭他们，用礼义约束他们，那么境内百姓就会感念国君，宁死也要守卫国家。话虽如此，这只是保全百姓，不是保全国家。”楚子说：“什么叫保全国家？”王孙由于说：“国君对上致力于尊奉天王，对下和睦四邻；上面对天王尽到臣节，下面使国势安定，上下都有秩序，谁还敢挑起战争？这才是保全国家。”楚子说：“说得好。”于是派公子结到京师去，派左司马戍出使齐、鲁等大国。晋侯听说后，对大夫们说：“楚国正尊奉天王，和睦邻国，我们却发兵进入它的境内，不吉祥。”于是撤退了军队。君子说：“分际的作用太重大了！把分际看作天命，国家就安定；没有分际，怎么会不混乱？战争真是祸害啊！”《易》不是说过吗：“六二爻的吉祥，是因为顺从法则；失去法则就凶险了。” 燕国和齐国正相互和睦，齐人认为燕国不会料到齐军入侵，便准备进攻燕国。武安君听说后，跑去告诉燕文公：“齐国将对我国不利，您应当设法谋划。”文公说：“寡人所畏惧的，只是晋、楚这样的强国罢了，齐国能有什么作为？”武安君说：“不是这样。我曾到过豚泽，豚泽人家养着蜀鸡，羽毛有花纹而且红色。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啾啾地鸣叫。忽然有晨风鸟从上面飞过，母鸡立即张开翅膀护住小鸡，晨风鸟无法捕捉，便飞走了。不久有一只乌鸦过来，和小鸡一起啄食。母鸡看它是乌鸦，以为是同类兄弟，和它相处得很温顺。乌鸦忽然叼起一只小鸡飞走，母鸡仰头惆怅地看着，仿佛后悔被它欺骗了。巫峡那样险峻的地方不能覆舟，舟船却在平缓的水流中翻覆；羊肠小道那样曲折的地方不能翻车，车子却在平坦的道路上翻倒。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福气产生于有所畏惧，灾祸起于有所忽视。”文公说：“您实在是过虑了！”不肯听从。没过多久，齐国果然进攻燕国，夺取了十座城。君子说：“蜂蝎尚且有毒，何况大国呢？燕文公真是无知啊。” 齐国的路寝毁坏了，桓公想要重建，召工师翰准备材料。工师翰在营丘山中砍伐巨木，有的像枢木，有的像檆木，有的像魄旄木，有的像豫章木，都是没有瑕疵的；砍下后把木材放入河中漂流，堵塞水流顺流而下。工师翰指挥众徒弟，拿着刀凿砍削，用绳墨和尺子测量裁制，木料相合发出“合合”的声音，敲击发出“槖槖”的声音，声响传到临淄郊外。过了五个月，路寝建成。桓公环视一周，发现东阿的柱子竟用了樗木，便责备工师翰说：“樗木是松散的木材，木质纹理不紧密，汁液不能牢固凝结，闻起来腥臭，用指甲刮也不知何时能刮尽；做门槛、门柱尚且不行，何况用来承受重物呢？”工师翰回答说：“我建造这座寝宫，用优良木材制作梁柱，用有花纹的石料铺设地基，用彩绘藻井装饰屋顶，用坚固的白土加厚墙壁，用陶砖装饰黑色部分，我私下以为已经尽善尽美了。即使东阿的一根柱子缺点在于用了樗木，也足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不料竟受到您的责备。”桓公说：“寝宫坚固的关键在大梁和檩条，承托大梁的是椽架，椽架只靠柱子支撑。一根柱子蛀坏，寝宫就会倒塌，怎么能不责备呢？”工师翰说：“我听说国家就像寝宫，一根柱子蛀坏，寝宫便不能存在；如果许多奸邪之人得到任用，国家还可能存在吗？”桓公说：“不可能。”工师翰说：“您既然知道不可能，为什么只察看小处，却遗漏大处呢？” 桓公说：“我不知道。”工师翰说：“请让我为您说明：擅自掌握国柄的有雍巫，结党营私、操纵宫内饮食的有夷鼓初，助长国君欲望的有寺人貂，对外憎恶诸侯而凶恶品德又不改的有开方。这些柱子全都已经蛀坏了，路寝难道还能独自保存吗？”桓公醒悟说：“我恭敬地接受您的话。”于是解除这四人的政务，召来管敬仲任用，齐国大为治理。君子说：“工师凭借自己的技艺来进谏，算是忠诚了；国君果断听取并实行，难道不是勇敢吗？这样一来，上下关系亲密，霸业自然能够安定。《尚书》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桓公做到了。《易》说：‘从窗户接受建议’，工师翰就是接近这种人了。” 楚庄蹻经过商丘的废墟，听说司马鸿的妻子婴美丽艳丽，便杀死司马鸿，把她抢走。不久，他又准备娶卫人的女儿白闾。白闾以卫人为正妻，不肯答应，拿锥子刺自己，身边的人夺下锥子，救了她。庄蹻大怒，想砍下卫人的首级。白闾说：“卫人这样厚待我，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伤害卫人。”她哭着离去。白闾受宠很久，竟忘了卫人的恩德。后来她请求说：“卫人的小女儿罃，容貌美好，肌肤像雕琢过的玉，善于跳阳阿七盘舞，轻盈翻转如龙盘旋，见到她的人都想死。您强行送去聘礼，便可以娶她为妻。”庄蹻听从了她。罃来到以后，庄蹻极其怜爱罃，始终不再喜欢婴。婴却每天向庄蹻献媚，表演狐、狗、熊等动物的姿态。庄蹻偶尔展颜一笑，她就立刻出来向人夸耀说：“君主赐给我一个笑容了！君主面目有光，嘴唇像涂过朱砂，牙齿像整齐的贝齿，声音合于黄钟，他真是美男子啊！我后悔没有早些跟随他。不过如今幸好能够侍奉他的梳洗起居，大概是上天把宠爱赐给我吧？”说完，手脚都乱了，仿佛失去主意。白闾尤其善于在庄蹻面前夸耀自己，比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久庄蹻专宠罃，白闾非常恼怒，去辱骂罃说：“你不过是混杂的猪罢了，竟然忘了我的恩德吗？

译不然，你为什么专门霸占我的君主？”婴接着更加用力地辱骂，罃起身躲避。白闾和婴追逐喧闹不止。罃问婴：“你过去有丈夫吗？”婴说：“没有。”罃说：“有。”又问：“如今在哪里？”婴说：“被人杀了。”罃问：“谁杀的？”婴说：“君主。”罃说：“既然如此，君主就是你的仇人；你不能报仇，反而争夺片刻的宠爱，不是很糊涂吗？”婴无法回答。白闾赶紧说：“我的丈夫本来还活着。”罃说：“你的丈夫既然还活着，而他的心或许还没有死，你还记得临哭别时他说的话吗？”白闾抱着罃大哭，婴和罃也都流下眼泪，不能抬头仰视。君子说：“有个大侠在南海兴起，把人的肝脏杀来做肉脯，娶被害者的女儿为妻、让她侍奉自己的事，和庄蹻完全相同。南海人没有把他捆绑起来，反而向北面事奉他，争夺权势、夸耀宠爱，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 顿国大夫权听说黄帝和蚩尤交战，便制作角来模拟龙，吹奏它来取乐，又剖开梧桐木，涂漆加固，画成龙的纹样，每天练习。它的声音深沉曲折、回旋往复，悠扬而和谐，十分悦耳。如果能通达幽深潜藏之处，大夫就向南山的深潭吹奏，用来感动龙潭中的龙。吹到中段时，三足龙听见角声，以为有人要把自己剁成肉酱，便张口大叫，林木全都震动。大夫非常惊恐，认为这才是真龙的吟鸣，跑去对公之奇说：“真龙的鸣叫，恐怖得像神灵击鼓，前后连续不断，深潭也不能停息。我先前学习的恐怕不是真的，请让我改学这种声音吧？”公之奇回答说：“你听到的是有才能者发出的声音，不是龙的声音。龙的鸣叫，人很少能够听见。你的角本来就是假的，如今你又把有才能者的声音当作龙声，虚假就更加严重了。舍弃假龙去学习另一种假龙，有什么区别呢？”君子说：“世上的法术，孔子郑重辨析过；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法术根本的人，如果真龙出来鸣叫，恐怕就要惊骇了。” 郑伯去世后，庶出的公子夺取嫡长公子的地位，五位公子相互争夺。到了厉公从栎地进入国都时，准备把刘氏等各家公族全部杀掉，并把剑悬挂在城门上，下令说：“敢于争夺者斩首。”子俞弥正生病，听说后叹息道：“这是什么亡国的政令啊！”于是命令身边人扶他去见厉公。还没到，厉公远远喊道：“大夫勉强着病来见寡人，难道不是想尝尝城门上那把剑的滋味吗？”声音和脸色都很严厉。子俞弥假装惊讶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厉公把事情缘由告诉他。子俞弥说：“国君能这样做，比文王高明多了。”我还来不及叩头祝贺，哪里还敢争夺呢？”厉公脸色缓和下来，说：“寡人怎么能超过文王呢？”子俞弥说：“我的话并没有错，您确实超过了他。”厉公说：“大夫说得多么轻易！不过，幸好请你把理由说完。”子俞弥说：“您超过文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威势胜过他。”厉公高兴了。此前子俞弥曾问道：“文王最初讨伐犬戎，接着讨伐密须，又讨伐耆■〈干阝〉，再讨伐崇侯虎，并在岐地建造丰邑，迁都在那里，威势已经很盛大了。大夫却说寡人的威势胜过他，是什么缘故呢？”子俞弥说：“文王的威势能够施行于天下，却唯独不能施行于周王室，所以他的子孙封国众多，兄弟建立的国家有十五个，姬姓建立的国家有四十个。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亲近亲族。如今国君却要把他们全部杀掉，难道不是威势超过文王吗？”厉公脸色勃然变色，说：“大夫说得固然好，但是仪亹一党的那些人怎么办？”子俞弥说：“郑国的公族难道全都是两人一党吗？您怎么能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居住地的南面有座山，叫阳都山，山势很深，群熊聚集在那里。熊性情厌恶血，偶然渡过深沟时，荆棘刺伤肋部，见有血流得像湿线一样。熊急忙用爪子抓，血反而流得更多；不停地抓，皮肤被抓成大坑，血像泉水一样涌出。熊无法制止，只好挖去皮肉，血却仍不停止，最后把肾脏肠子都抓出来而死。郑国公族本来就是一体的，如今因为公子五争夺君位，不论大小全部杀掉，难道不是和前面的事情相似吗？”厉公惊恐失声说：“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于是撤下城门上的剑，把公族中不论罪过大小的人都安置下来。君子说：“郑厉公刚愎自用，谁能触犯他呢？”子俞弥反复进谏，而厉公没有抵触，是因为他用顺从的话进入，以正理结束。内经说：“寒证用寒药，热证用热药，开始时相同，最后结果却不同。”唉，难道只有医师才是这样吗？蔡国有个宗室子弟列宗子泓，生性喜爱洁净，厌恶别人口中的唾沫。有人和他说话，他就远远回答，一边回答一边吐唾沫。别人向前靠近一寸，他就后退一尺来躲避。洗澡一定要换十次热水，洗完不用毛巾擦干，而是迎着风吹干。他挖坑作为厕所，在上面搭起高台，下面疏通河水，粪便一落下就随水流走。想要大小便，就汲取井水，前后都要洗濯。即使下大雪也不停止，妻子因此得寒病而死。然而他却喜欢闻妇女的脚，若有妇女用绢缠足，绢带像绑腿一样缠三周并覆盖涌泉穴，他就特别喜爱。有时解开绢带，臭气冲鼻，别人不是干呕就是呕吐，子泓却独自享受，向人夸耀说：“这是什么郁金的肥美香气，婆律的滋润香气，椒兰的浓郁香气啊！”他把脚绢放在袖中，吃饭也不觉得香，闻它时精神才舒畅。若闻不到就发怒，胸中不舒畅便不能消解。后来又拿来闻，几乎因此丧命。他叫来儿子说：“我快要死了，祭祀的黍稷和香气相合的祭品，我不再向你索取；美好的祭品和普遍的水泽之物，我也不指望你了。”能够按时把缠脚的绢带送到灵柩前，就是最大的孝了。蔡国大夫听说后笑他。君子说：“古语说，大洁净的人必然有大污秽，说的不就是子泓吗？” 鲁国的老人们一起商议，制作狐白裘，用细针密密缝合，用有彩绘的边饰镶边，配上长长的带子，又用榆木火熨平，选择红色的箱子承放，然后快步来到鲁君庭前献辞说：“我们这些小民，能够有房屋遮蔽风雨，不是国君的恩赐吗？出门劳作、回家休息，能够吃饱喝足、击腹高歌，不是国君的恩赐吗？男子在田地播种，妇女到郊外送饭，使我们得以维持生活，不是国君的恩赐吗？我们听说，上等的德行不向人求报；对德行无礼，是违背义理，最为不祥。请允许我们把这件狐裘作为君王身上的衣服，恭谨地拜献。”鲁君说：“我听说，君主就像树根，百姓就像枝条。君主庇护百姓，就像树根滋养枝条。你们几位老人没有衣服，难道是寡人的本意吗？如果这样接受，岂不是使事情本末倒置、违反常理吗？我不敢接受。”几位老人又一起商议说：“这件衣服不华美，不能彰显国君的德行，何不把它改制一番？”于是用锦缎做衣服，绣上五色龙纹，用朱丝做大带，用华美的黼纹作衣领，花纹灿烂耀眼。又来到鲁君庭前献辞说：“臣等没有才德，长期生长在蒿草丛生的野外，从未受过君子的教诲，不知道如何依礼侍奉国君。”

译物因合乎规矩而形成方正，方正便称为章；依凭文饰来显明意义，意义便称为范。国君具有最高的德行，却只供奉皮革之物，这不符合彰显德行的道理。我们谨慎地把它改制，请国君裁量。”鲁公说：“鲁国虽小，难道还敢私自接受一件狐裘吗？如果礼可以接受，丝布不过是满足需要罢了；如果不能如此，即使有五色花纹又有什么益处？我坚决不敢接受。”几位老人又一起商议说：“我们的国君实在是贤明的君主。他不接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愿意给百姓增添负担。我们应当用德行来爱戴他就可以了。”于是又上前献辞说：“国君内心的想法，我们幸而已经知道了。有君主而没有臣子，世人称为乱国。臣等不敢用粗陋的衣服污辱在您身边任职的人，愿意以仁义作为衣服，以道德作为衣领，以忠信作为大带，以廉洁和智慧作为衣边，让国君穿上它，使您长久拥有这个鲁国，使先公的社稷永远有所依靠，不也可以吗？”鲁公说：“寡人怎敢不接受教诲呢？”君子说：“鲁国的老人们，多么善于爱戴国君啊！他们的气息平和，言辞委婉而周详，情意恳切而有所依托。鲁君回应他们，就像黄钟大吕、弦歌干扬彼此和谐，声音宏大而相互宣扬，清越而相互应和。君臣能够这样相处，鲁国想不治理好，可能吗？《礼》说：‘没有固定形式的礼，使上下和谐同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腹击到了赵国，赵苦成常和他一起出游。他指着山河说：“疆界分明而整齐啊！”指着百姓和万物说：“纷繁众多啊！”指着兵器库说：“矛戟多么锋利啊！”指着内库说：“玉帛多么充足啊！”大夫，您的国家是大国，难道还有能和这些相比的吗？腹击说：“敝国非常贫弱，哪里能比得上这里？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为您陈述，行吗？”对方说：“可以。”腹击说：“南海边有个昭支昷，住在蛟汭山丘。蛟汭不产牛，有人牵来一头犝牛，大小像獒犬，牛角像蚕茧又像栗子。昭支昷害怕地说：‘这是什么东西？’他的朋友伯昏氏告诉他：‘这叫犝牛，《易》中所说的“童牛之牿”就是它。’昭支昷说：‘我过去见到的牛，形体不过一尺见方，难道它竟有这么大吗？’于是恳求那人把牛买回去，向邻人夸耀，又在车夫和仆人面前自夸，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后来宁宣子经过，对他说：‘这还算不上大。高凉山中有一种牛叫■〈嵕，牜代山〉，颈部黄色，尾巴黑色，毛色像犈牛，体重三百多斤，你何不把它买来？’昭支昷又去买回，仍然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后来爰子■〈方亶〉经过，对他说：“这还算不上大。空宾林中有一种牛叫旄，红色鬣毛垂到大腿，青黑色长毛遮住膝部，身躯长而力气大，肉重六百斤，你何不把它买来？”昭支昷又去买回，仍然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后来倨无膝经过，对他说：“这还算不上大。巴峡中有一种牛叫犘，毛卷曲，眼睛闪耀，牛角尖锐，肉重一千斤，你何不把它买来？”昭支昷又去买回，仍然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后来梁都之舟经过，对他说：“这还算不上大。合浦之间有一种牛叫犎，颈上隆起肉峰，龙须般的胡须向下垂，奔跑迅疾如飞，肉重二千斤，你何不把它买来？”昭支昷又去买回，还向人惊叹说：“这样大的牛，难道还有可以胜过它的吗？”他满心欢喜，自鸣得意，骄态十足。后来公孙伯光经过，昭支昷把牛牵出来和他相比。公孙伯光说：“这还算不上大。岷山、峨眉山的山谷中有一种牛叫犩，用镂刻的荡木作为头顶装饰，用天鹅和象牙作为脚跟装饰，用雕刻的玉璧作为眼眶装饰，用脂膏填塞臀部，肉重七千斤，你何不把它买来？” 昭支昷疑惑地说：“真有这样的牛吗？不过，我还是要去验证。”等到去看，果然像伯光所说，于是叹息道：“假如没有人告诉我，我最终还会以为犝牛比天下所有的牛都大呢。”赵国的山河、百姓、物产和府库，与胡、沈相比，固然算是大国；但和齐、晋相比，就不如了。齐、晋与赵相比，固然算是大国；但和秦、楚相比，雄强又不如它们。您不要自我满足；自满就会骄傲，骄傲就会轻视别人，轻视别人就会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国家想治理好，可能吗？苦成常舌头强硬，却无法回答。君子说：“人如果自己把自己局限起来，那怎么行呢！” 齐景公惩戒奢侈而爱好节俭，诸大夫却又一天比一天沉溺于奢靡，只是害怕景公知道，便故意装出节俭的样子。每次入朝，都驾着瘦马，跟着朴素的车，衣服破旧不堪，帽带几乎要断掉。景公以为他们是真心节俭，便怜悯他们，召集群臣说：“寡人让子囊带赏赐给你们每人一套锦衣，以及鞞琫、容刀各一件，用来作为装饰。你们不要过分节俭。”众大夫都回答说：“我们借助国君的威灵，能够跟随在大夫之后，吃饭虽不是精米，却从未挨饿；衣服虽不华美，也从未受冻。愿国君长久拥有这片土地，使万世子孙都享受国君的节俭。”传记说：“节俭，是德行共有的基础。共有就能和谐统一，节俭就能顺从安康；顺从安康就会安乐，和谐统一就会团结。请国君考虑。”景公很高兴。一天出游，正好各位大夫在鹿门宴饮，景公进去观看。他们的车油光发亮，装饰华美；马匹强健腾跃；衣服、饮食、器物和日常用具都丰盛华美、精致肥润。景公认为自己被他们欺骗，大怒说：“住口！你们是我的臣子，竟敢这样吗？”把他们全部逮捕杀掉。君子说：“《尚书》说：‘作假之人，内心劳苦，日益窘拙。’说的不就是齐国的大夫吗？”

译秦昭王即位第三年，朝廷内外的士人多有离去。昭王为此忧虑，对阳山君说：“寡人待士不可谓不周到了：他们饥饿之前就给他们饭吃，尚未受冻就给他们皮衣。寡人有什么对不起士人的地方？士人彼此相看，像丢弃的弁帽和发饰一样，难道要把他们捆缚留下吗？那只会使他们更加离心。想任凭他们到哪里去吗？这样离去的人就会一天比一天多。不加禁止，国家将空虚，怎么办？”阳山君说：“君王何必忧虑？王孙鸟如果没有重重的甗架就不栖息，没有山中的果实就不进食，没有成片的树林就不悬挂，听到人的声音就逃跑；可是猎人用食物诱它、用网捕它，召唤并驯服它，命令它舂米，它就像人一样站起来放下舂杵；命令它取水，它就背着水壶出去汲水；命令它表演兜离桑林之舞，它就戴帽束带、踉跄起舞。王孙这种鸟与人相似，尚且可以驯服。至于甝虪，是会咬人的野兽，昂头时百兽恐惧，摇尾时林木震动，吼叫时阴冷的狂风四面吹起；不仅不敢接近，哪里还敢亲近它？猎人用网捕捉捆住它，训练使它安定，和它一起表演角抵戏，骑在它脖子上编结它的胡须，甚至翻到它的脚掌下面，无所不做。甝虪是灵兽，尚且可以驯服。至于伯赵，不过是禽鸟中微小的一种。艺人把它牵来，用罗网捕住，扰乱并驯柔它；用土塑成人形，做成兽面神鬼面，中间留空，衣服和皮毛也照样制作，让它扮鬼时，就戴着鬼面、穿着鬼衣出来，跳跃跌倒，像图画中的动作。至于人、兽、神，都是如此。伯赵虽然微小，仍属于禽鸟。至于蚍蜉，则是虫中最微小的，形体比粟粒大不了多少，眼睛和鼻子细微得几乎看不见。艺人用猪脂使它们眼花，把它们诱集到干燥的壶中，黑色和黄色的分开储藏，排列并训练它们；在庭院中摆设涂漆的小几，几上放两个壶，击鼓三下，黑蚁和黄蚁都出来；第二次击鼓，它们各自排成队，昂头摇触角，彼此相向；第三次击鼓，它们纷纷交错，无法辨认，听到钲声，各自退回壶中，毫不混乱。王孙、甝虪是兽，伯赵是禽，蚍蜉是虫；它们都不会说话，冥顽不灵，却都能被驯服和控制，难道不是因为使它们心志安定、嗜欲受到节制吗？何况士人比万物更有灵性呢？况且士人是国家必须依靠来成就治理的人。从前我们的先君缪公，西面从戎族得到由余，东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到宋国迎来蹇叔，到晋国寻求丕豹、公孙支，于是成就了霸业。我私下听说，先君曾对群臣说：‘树林茂密，众多禽鸟就来栖息；海面宽广，大鱼就来游动。寡人接待士人，也正因为宽厚，所以人才像麋鹿一样成群而来。’如今君王驾驭臣下，像捆扎湿物一样紧迫，白天不得安宁，夜晚不得休息；来的人就像进入袋子，有进去的，却没有能够出来的。我也将要离去了，何况别人呢？” “君王如果用诚意对待士人，即使他们来去也不加过问；如果士人仍不来，就把我肢解示众，以表明我至死不悔。”昭王说：“好。”邻国听说后，前来归附的士人有一千多人。君子说：“君子怀有才智、抱负和技艺，谁不想表现自己呢？只不过担心遇到的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才避开离去罢了。”《礼》说：“举用贤人而容纳众人，使棱角磨平而合于众人。”说的是宽厚宽容。君子又有什么别的心思呢？” 齐顷公想让百姓每一丘缴出一辆兵车，不服从的处死。袁娄县宰哭着说：“敝国的赋税已经太急迫了，四丘出一辆车尚且不能承担，何况增加到三倍呢？我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百姓死。”于是没有奉行命令。顷公派使者责备县宰，并召他和使者一同前来。县宰到后，见到顷公，叩头请求说：“臣没有罪。”卢蒲就魁在旁边斥责说：“你怎么能说没有罪？建立国家、养育百姓，是古代的做法；使百姓贫瘠而使国家肥厚，是如今的做法。你为什么不榨取百姓的膏血来讨好国君？这是你的第一条罪。国君既然抛弃百姓，你反而想爱护百姓，使诸侯不敢侵伐，这是你的第二条罪。全国的县宰都顺从国君的欲望，只有你用正道匡正国君，还想为此送死，这是你的第三条罪。你怎么能说没有罪？”顷公笑着释放了他。君子说：“古代进谏有五种：正谏、降谏、忠谏、戅谏、讽谏。像卢蒲就魁这样的话，大概就是讽谏吧？” 韩国率军讨伐魏国，进入舞阳。魏人避开不战。韩将公仲说：“魏国是容易动摇的国家。如今不与我们交战，大概是想让我们误以为它弱小。我们再次率军推进，必定能攻下它一两座城。”公叔说：“不是这样。魏国虽然小，南面有许、鄢，北面有西河，西面有长城，东面有淮水、颍水，是所谓地势险阻的国家。如今它无缘无故把舞阳让给我们，大概埋伏了甲兵。譬如越人设陷阱捕鼠：老鼠喜欢夜里偷吃粟米，越人把粟米放在瓦盆里，任凭老鼠啃食，不管老鼠招来同类；等老鼠吃饱后离去，越人才把粟米换成水，在水面漂浮糠皮和谷壳，老鼠却不知道。到了夜里，老鼠又招呼同类，依次进入，全部淹死。”魏国把舞阳作为诱饵给我们，正是把粟米放进瓦盆，恐怕不可以吧？”韩军不听。没过多久，魏国伏兵从四面杀出，韩军全军覆没，公仲仅仅独自逃生。君子说：“公叔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所谓有智慧，就是能够察觉隐微之处，使真实情况无从逃遁。魏人无缘无故放弃舞阳，怎么会是想使自己变弱呢？大概是诱骗我们。公仲却立即相信了，这是为什么呢？”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先暂且给予它。”说的就是魏人吧。” 晋国栾氏世代担任晋国卿大夫，以财富著名。到了栾雩，越发追求奢侈靡费，狗马、声色等凡是可以借以点火炫耀的东西没有不追求的，百姓没有劝谏他的人，争相献媚取悦，只怕来不及。他求取西旅的獒犬，访求神马，从渥洼寻来乐姬；燕、赵的出行队伍经过时，车马拥挤、犬只相随，回到家就吹笙奏箫、弹琴鼓瑟，通宵饮酒，醉后挽臂踏歌唱道：“北邙山的北面，白杨树下悲哀停止。如今我不快乐，日月奔驰不停；头发卷曲而衰老，饮酒不断；我的心才和乐。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家中藏财全都耗尽，他仍不厌倦。栾雩察觉后，召来受宠的人问：“我的享乐已经太过分了，家里的财力难道没有变得困乏吗？”他们总是欺骗他说：“鱼和雁充满湖泽，羊和牛遍布郊野，金帛珠玉堆满库藏，怎么能说困乏呢？”栾雩又高兴起来。栾雩的妻子蓼媛骂道：“蛲虫和蛔虫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人的肠胃；它们日夜不停地吸食人的血肉，使人因病重而死，人死了，蛲蛔也就枯槁了。你们这些人靠我家的财产点火取暖，每天蛊惑并砍伐它；我家灭亡了，你们的家能独自保存吗？”众人害怕蓼媛的话，便设法把她赶走。受宠者的祸乱更加严重。栾雩因贫困而死，家中一百多户人全都离散成为乞丐。君子说：“山的南面有桑树，虫子蛀食它，昼夜不停地啃咬，桑树的汁液干涸而憔悴，虫子也没有活路。他们蛊惑栾氏的门客吗？假如听从蓼媛的话，又怎么会落到做乞丐的地步？可悲啊。”

译楚国有个斗子般，容貌严肃，言语庄重，说话一定称引先王，国人都认为他是修养高洁的人。一天，他在薳启疆家饮酒，沈尹寿、师祁犂也在那里。师祁犂和沈尹寿交谈，话语接近轻薄。斗子般大怒说：“你们这是自陷于蛊惑！你们那点污秽勾当，即使鬼看见也会吐唾沫，竟然还敢在俎豆之间宣扬吗？”众人都面露沮丧。话还没有说完，一个艳丽的姬妾从门前经过，斗子般起身去更衣。忽然看见一个丈夫握着刀快速追赶，众人跟去观看，才发现他追赶的正是斗子般。原来斗子般最初和这个姬妾私通，姬妾知道他在薳启疆家饮酒，经过时便用眼睛招引他。斗子般将要跟随她私会，却没料到被她的丈夫看见。沈尹寿拍着胸脯叹息说：“天下难道还会有这种事吗？天下难道还会有这种事吗？”薳启疆责怪他说：“你为什么现在才看出来？从前纪侯喜欢猕猴，让养猴人教猕猴。养猴人脱下泥土塑成的人形，给它装饰容貌，戴九山之冠，穿结霞之衣，踩着文鸾之鞋；它上下周旋如人，作揖、站立、坐下、跪拜也如人。养猴人认为可以使用了，便把它献给纪侯。纪侯观看后很高兴，举杯给它饮酒。猴子喝完，跳跃撕破冠服逃走了。原来猴子只是借用人的外貌装饰身体，它的内心仍是猴子。随着所处的事物而改变，你为什么要对斗子般感到奇怪呢？如今世上假借称说先王来文饰奸邪言论的人，衣袖彼此相连，到处都是。你为什么要对斗子般感到奇怪呢？”君子说：“天空多么高，日月多么明，星辰多么遥远，世上所有观测天象的人都能测量它们；唯独人的内心变化，即使尧、舜也有难以知晓的地方。看看斗子般的事情，真令人寒心。” 齐国西王须善于经商，往来于海上，在扶南、林邑、顿逊等众多蛮族之间贸易，交换各种珍宝，如毒冒、颇黎、火齐、玛瑙之类，白色光芒灿烂耀眼。一次遇到东风，船翻了，他抱着断桅在海上漂浮沉没了很久，幸而被冲到浅岸，身上都湿透了。他走进夷阴山，山中幽暗不见阳光，常常像大雨将要压到地面。西王须料定自己必死，寻找岩洞，屏住气息，想也许死后尸骨不会成为乌鸦和老鹰的食物。还没进洞，一只猩猩从洞里出来，来回察看他，仿佛在怜悯他；它取来戎叔、雹葖、委萎等食物，指给他吃。西王须正饥饿，觉得十分甘美。洞穴右边有个小洞，里面铺着新毛皮，厚一尺多，十分温暖。猩猩把小洞让给西王须，自己独自睡在外面，即使严寒也不顾惜自己。它虽然说话和人不同，却早晚发出“嗢咿”的声音，似乎在安慰他。就这样过了一年而没有懈怠。忽然有余皇船经过山下，猩猩急忙扶着西王须出来送他。登上船后，西王须见到的正是他的朋友。猩猩仍在远处张望，不忍离去。西王须于是对朋友说：“我听说猩猩血可以染织物，经过百年也不会褪色。这种兽，刺杀它可以得到一斗左右的血，何不靠岸捕捉它？”他的朋友大骂说：“它虽是兽却有人性，你却是人而像野兽，不杀你还要做什么？” 于是用袋子装石头套在西王须脖子上，把他沉入海中。君子说：“辜负恩德、违背道义的人，人不杀他，鬼神也会杀他。西王须被杀，实在是应该的。虽然如此，西王须固然该杀，也不过是对异类施行这种行为罢了。同类中也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只是同类，连同一血气的人中也有这样的；那又该怎么办呢？天王的法令还在，我应当拿着刑书前去。” 玉戭生和三乌丛臣是朋友。玉戭生说：“我们应该自我砥砺，将来入朝做官时，不能踏入权势人物的门庭，更不能登门求进。”三乌丛臣说：“这是我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事，何不对此立誓？”玉戭生很高兴，于是歃血发誓说：“我们二人同心，不追逐利益，不诱使有官位的人，也不依附那些奸邪小人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谁违背这个盟约，明神就降罚于他。”过了不久，两人一同在晋国做官。玉戭生又重申先前的誓言。三乌丛臣说：“那些话还在耳边，哪里敢忘呢？”当时赵宣子得到国君信任，各位大夫每天都奔走在他的庭院。三乌丛臣已经后悔，又害怕玉戭生知道自己变心，却又不能不去。天刚亮便出发，去等候赵宣子。进入门内，看见东边廊檐下有个人正端坐着，举火照看，原来是玉戭生。两人各自惭愧，退了出去。君子说：“两人贫贱时，他们的盟誓确实美好；等到取得俸禄、做了官，马上改变了最初的志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利害在内心交战，地位和权势在外面威慑他们。所以士君子在山林中得到培养，却在朝廷中败坏；古人的叹息，难道不是有所感触吗？” 武安君劝说六国合纵亲善，以孤立秦国。秦惠王对此忧虑，便派犀首约齐、魏共同攻打赵国，以破坏合纵盟约。赵肃侯派使臣游说齐王、魏王说：“我的东邻有位长潴君，他的妻子终葵夫人嫉妒而虐待他的侍妾。长潴君为此十分痛苦。长潴君有六位朋友，其中三人的家里也有像他妻子这样的人，却能和睦相处而不争斗。长潴君哭着向他们诉说，六人各自派妻子带着酒食来供养夫人，并且劝解说：‘妇人之所以可贵，在于能使丈夫快乐罢了。长潴君年纪将老，应该让他安宁。如今却因为闺房之事伤他的心，这样做可以吗？’夫人回答说：‘我不才，不懂得明白的教训，不能侍奉好丈夫，以致劳烦您光临我这破屋，有命令我怎敢不恭敬听从？但我私下也有话说：长潴君确实年老了，孩子又小，还不能胜任洒扫之事；我所依靠而不感到害怕的，只是长潴君还活着。假如他一旦像清晨的露水一样忽然先死了，我们这些人将要拿着瓢在道路上乞讨。长潴君还有多少精神，珍爱他、怜惜他的，只有我罢了。侍妾只想顺从自己的欲望，长潴君如果死了，她的眼睛难道会有泪吗？尸肉还没有冷，她已经想着改嫁到别家去了。我虽然愚笨，难道还会计较闺房间的事情吗？’ 六人的妻子各自回去，赶走了家中的妾。如今六国合纵，准备排斥秦国；秦国派来一个纵横家稍加游说，合纵盟约便顿时瓦解，只听从秦国的命令，这不是很难办吗？况且游说之士的口舌，能把是非说得纷乱，任凭他们发号施令，而且都能附会道理、善于迷惑人，大王不可不察。齐王、魏王都说：‘好。’于是派使者到各国去，合纵盟约又重新建立起来。君子说：‘七国的君主真是太糊涂了，随着辩士的舌头被牵着东走西走；辩士的势力上升，国家的形势便下降了。所以当时说，没有士人就等于没有国家。’

译传记说：‘把耀眼的白色说成黑色，把上面倒置为下面，说的就是这类士人吧？’ ’ 鬷夷子对魏力叔牟说：“越山中有许多蒙颂、玃父，牛尾狸也在那里产出。狸的脂肪和肉交错相间，味道非常鲜美。秋天林中的果实成熟，狸天天饱食，毛色油亮。狸自己料想会被人所忌惮，便在山中挖洞作为宫室，以树木和石头做栅栏，聚集竹皮筑成墙，白天藏伏、夜间活动，使人无从找到缝隙。猎人唆使猎犬追踪，毁坏栅栏、推倒墙壁，并向洞穴熏烟。狸无法熏烟，只好闭着眼冒火冲出，猎犬便跟随而上将它杀死。”力叔牟说：“狸有什么罪呢？”鬷夷子说：“狸有什么罪呢？只是因为人贪图它肉的肥嫩。高国氏因为富有而招来祸患，人们都认为他无辜，却不知道祸患是他自己招来的。高国氏难道也是牛尾狸吗？”君子说：“平民本来没有罪，只因怀藏宝玉而获罪，这话确实不假。楚国有个叫放宜咎的人，善于训练鹯鸟。他不到三个月，就把鹯鸟训练得都能驯服放飞：叫它上扬，它就上扬；呼唤它，它就飞来。” 叫它下降，它就下降；指着鹙、鸧、凫、鹄等鸟，命令它攻击，它就攻击，没有不合乎心意的。西邻有个叫终利之伊的人，争着要和宜咎相比，想学习他的本领，便到太阴山求鹯鸟，又请调鹰奴把鸟拘禁起来。七月有一只鸧鸟飞过，他命令鹯去搏击；鸧鸟受惊坠落，鹯也坠落下来，两鸟对立在一根焦黑的树枝上。他呼唤鹯，鹯却矫健地飞走了。其余的鹯鸟有一半以上因瘦弱而死。终利之伊十分惭愧，前往向宜咎套问说：‘您用什么方法使鹯鸟驯服的？’宜咎说：‘我哪里有什么方法呢？我刚得到它们时，用笼子罩住，用绦带捆束，接着又用鼓鼙使它们受到严格训练，用鞲承托它们，用銮铃和鸣声调养振作它们，使它们的眼睛不向旁处斜视，精神不向外驰散。到了它们饥饿的时候，就把水和肉拌在一起烤给它们吃；察觉它们吃饱了，就让它们吞食羽毛，以便排泄。这样一来，它们的天性得以保全，不知道还有人的存在；人也就成了鹯鸟的一部分，所以命令攻击就攻击，命令停止就停止。如今您用对待人的方法饲养它们，而不是用对待禽鸟的方法，违背了它们的性情，使它们的筋骨受到扰动，血液和脂肪逆乱，羽毛受到紊乱损伤，又不能适应它们的饥饱；精神既已不完整，天性也全都丧失了，又怎么能如人的意愿呢？只怕它们不飞走还来不及，放开它们，它们就扬长而去了。我哪里有什么方法呢？只是所采用的方式和您不同罢了。’终利之伊拜了两拜说：‘我本来是来请教调驯鹯鸟的，却从中得到驾驭将领的方法了。’ 君子说：“哪里只是驾驭将领如此？治理百姓也同样如此。” 楚国将要攻打鲁国、夺取它的土地，便召集大夫询问。辟闾巫臣说：可以攻打。神子鱼说：不可以攻打。楚王对此感到不快，请他们说明理由。辟闾巫臣说：鲁公失去了政权，季氏取得了民心；鲁公讨伐季氏却不能取胜，驻军于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公，却也不能讨伐季氏。鲁国的臣子们枕戈待旦，没有人敢发动行动，是因为害怕季氏的威势。君王将要在诸侯中求得胜利，并为周公的宗庙求取福佑，为什么不攻打鲁国呢？所以臣说可以。神子鱼说：周王室东迁以后，各国失去了秩序。如果宣告罪状便出兵讨伐，那么还有哪个君主不能攻打？还有哪个国家不能讨伐？楚国看待鲁国，正如齐、晋看待楚国一样。鲁国可以讨伐，楚国能免于被讨伐吗？所以臣说不可以。辟闾巫臣说：鲁国抛弃周礼，只看谁弱谁强。当齐国开始称霸时，衣裳之会九次，兵车之会四次，鲁国很少有不参与的。晋文公率诸侯在温地会盟，以臣下的身份召见君主，按理说不合礼训，鲁国却仍然匆匆赶去，连安宁停留的时间都没有。至于鲁国轻蔑我国楚国，则说：‘这是个穿着破衣、走在荜路上的国家，难道可以同它实行典礼吗？’楚国百姓含怒已久，不只是君王如此。康王去世时，鲁公虽然和几位大夫屈辱地来到楚国郊外，实际上是畏惧形势，并非出于内心的诚意。如果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于远方？所以臣说可以。神子鱼说：周公辅佐周王室，使天下归治，周朝因此和睦；他把大路、大旗、夏后氏的璜、封父氏的繁弱弓以及殷民六族分赐给鲁公，使他统率自己的宗族，整合分封的族人，统领那些同姓异支，以周礼为法则。鲁公因此奉命即位于周，他的德行直到今天也没有泯灭。施行恩惠来使人归附，谁会不亲近？逞强示威来凌驾于人，又怎能使人和睦？如今因为鲁国不亲附我们，就用兵攻打它来显示威严于远方，这恐怕不是施德行恩吧？所以臣说不可以。辟闾巫臣说：受赐姓氏、确定封地的诸侯，哪一个不是王室的亲属？现存的姬姓诸侯，难道还数得过来吗？如果不崇尚光明的德行，就不足以长存。况且臣听说：树立德行、施行政令，树立正义、使百姓和睦；德是上天的光明，义是大地的法则。做君主的应顺应上天的光明，效法大地的法则，使民众和睦，这是古代的道理。如今鲁国公室衰弱，百姓遭受苦难，就像置身烈火而无处躲避；抛下他们不去讨伐季氏，不也是错误吗？所以臣说可以。神子鱼说：王室的威势虽然衰微，天下仍共同奉周王为主。楚国固然强大，终究只是臣子。以君主讨伐臣子，叫作宣扬正义；以臣子讨伐臣子，叫作违背政令。天下不得安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君王把军队驻扎在鲁国境内，东方诸侯向周天子报告，周天子派一名使者来责备君王说：‘鲁国弱小，诸位臣子私下叛乱，以致鲁君流落草莽，不能奉祀宗庙，同姓诸侯私下为他忧虑。君王身为大国之君，却不体恤他的困难，只图谋安定局势、夺取土地，恐怕会成为您的执事者的羞耻。天王命令我们这些姬姓诸侯，也已经有了说辞。我们将率领鲁公的三万军队，在龟蒙的郊野与您周旋，请您仔细考虑吧。’不知道君王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所以臣说不可以。辟闾巫臣说：天王去世，王室混乱，刘子、单子拥立王猛居于皇地，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够安定鲁国？五侯九伯，都是齐桓公实际征讨的。以臣讨伐臣，并非一朝一夕才有的事。如今楚国和齐国相继称霸，我们若讨伐鲁国的罪过，东方诸侯一定震动相继而来，难道还来不及找到借口吗？所以臣说可以。神子鱼说：鲁国紧邻齐国，又同齐国有甥舅关系。王室虽然多难，鲁国的君子有时还可借助齐国的余威来使局势安定。楚军一旦进兵，姬姓诸侯必然愤怒，将成为楚国的祸患，这是无缘无故劳苦诸侯。即使后来退兵，军队劳顿千里，耗费粮食，冒犯风露，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所以臣说不可以。” 楚王说：巫臣的话有道理，我想率军向东进发。后来听说齐侯夺取郓地、让昭公居住在那里，才停止出兵。君子说：春秋时期的大夫，大多能够说话而且合乎道理，为什么这样少见呢？季氏驱逐国君，诸侯没有不知道的。楚国如果能把这件事报告周天子，请求出兵讨伐，便可以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神子鱼却竭力阻止楚王。巫臣不致力于提出这个办法，反而凌辱、蔑视王室，反复只说要向远方显示威势，这两个人都错失了正确的做法。楚国作为楚国，不能兴盛，实在是应当的。

译宋襄公继承了霸业，准备同楚王在盂地会见。他乘车前往，却没有设置兵备，全国人都为此忧虑，却没有人敢说。昆吾的老人说：‘君王安宁，臣下才安宁；君王如果遭遇灾难，宋国的社稷将不能享受祭祀，我们这些人又将安置在哪里呢？请允许我冒死进言。’等宋襄公出行时，老人唱着歌从他身边经过：‘有勇猛的貔，毛色蓬松；戴着帽子作揖。我不知道死亡在哪里，密密的围栏，森森的长矛，勇健的武士。开始可以同貔相处吗？貔呀貔呀，实在令人害怕！君王要到哪里去呢？’襄公觉得奇怪，召来询问。昆吾老人回答：‘听说君王将要同楚王会见，有这回事吗？’襄公说：‘有。’老人问：‘听说君王没有戒备武器，有这回事吗？’襄公说：‘有。’老人说：‘礼仪应当顺应时势，政事在于掌握要领；佩玉铿锵作响，不能拿去山中当柴烧；戈和盾不能拿到宗庙里去祭祀。这些道理固然如此。如今楚人就是戴着冠帽的貔，君王想凭文德同他会合，办法就迂腐了。君王处理政事，处处效法周文王；假如周文王遇到貔，也一定会让勇士拿戟把它赶走，未必会穿着朝服向它作揖。’襄公说：‘人人都相互约定以礼相待，您为什么想要兴兵呢？在祭坛和堂坫之间，玉帛交相往来，却让披甲的武士夹杂其中，别人会怎样议论我？’ 襄公没有听从，前去同楚王会面。楚王带着战车到来，拘捕了襄公。君子说：宋襄公成为万世笑柄，是因为像把瑟柱粘死后再弹瑟一样拘泥不变。把瑟柱粘死后弹瑟尚且不可，何况前去会见强国，却不知道随机应变呢？郑国有个人喜爱养鱼，想尽办法却没有途径得到鱼，有时用撒网，有时用捕鱼坑，有时设置鱼饵、鱼笱等器具，院子里放了三个盆，还把水装进去。得到鱼后，便把它养活；鱼儿刚刚脱离网罟的苦难，非常疲惫，浮在水面张口喘息，过了一天，鳍尾才开始摇动。郑人把鱼捧起来观看，说：‘鳞片没有受伤吧？’不久，他撒下麦屑给鱼吃，又把鱼捧起来观看，说：‘肚子不会不饱吧？’有人说：‘鱼把江水当作生命，如今只放在一勺水里，天天玩弄它，却还说“我爱鱼，我爱鱼”，鱼能不腐烂而死的很少了。’郑人没有听从。不到三天，鱼的鳞片全都败坏而死。郑人这才后悔没有听从那个人的话。君子说：百姓就像鱼，如今治理百姓的人，难道都像这个郑人吗？楚国的万臧对不更先生说：‘鼩鼠在田野里，弹丸想打它；卢犬想撕裂它；山狸想吞食它。鼩鼠因此苦恼。聪明的鼩鼠便去依附稷神。稷神是社神的配祀神，世人称它为稷鼠。人不敢谋害它，以为它已经到了野外的巢穴。乌鸢啄食它的幼崽，鹞鸠残害它的身体，伯赵鸟掠夺它的巢室，它也不能安居一天。它靠近人而住进宫室，便安然舒适了。万物尚且懂得这些道理，人有时反而失去依靠，为什么呢？’不更先生说：‘如果是这样，我将依靠什么呢？’万臧说：‘仁义就是你的稷神，礼乐就是你的宫室。人依靠仁义礼乐，谁能说不对呢？’不更先生顿时明白过来。君子说：人的智慧，难道还不如动物吗？动物一旦专门依附人，就会受到扰乱而离散。《诗经》说：‘依傍那片平坦的树林，有鷮鸟聚集在那里。’鷮鸟如果没有平林，本来就不会在那里聚集。人谁没有智慧呢？’ 楚共王有一颗照乘之珠，非常珍爱，用金匣封存，命左右随时背着它出去赏玩。一次在云梦泽游玩时，把珠子丢失了。共王很不高兴，下令全国说：‘有谁找到我的珠子，就赏给他万户封邑。’楚国臣民无论大小，全都寻找珠子。他们翻动茅草、淘掘泥土，喧闹了三个月，最终仍未找到。又过了几年，繁阳有个孩子在泽边牧牛，见到菅草中有青色荧光升起，查看后发现是那颗珠子，便把它装入匣中献上。共王没有食言，于是赐给他封邑。君子说：仲尼去世以后，这颗珠子已经失踪两千年了。寻找它的人不止一代一个，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旦它落入牧牛孩子手中，难道就可以因为人的身份低贱而轻视这颗珠子吗？卫灵公向蘧伯玉询问治理国家的要领，说：‘我的国家已经不算小了，但长久以来没有治理好。我想率领勇士来抵御四方，怎么样？’蘧伯玉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派使者送上聘礼，修好邻国关系，怎么样？’灵公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蘧伯玉说：‘慎重地选用百官，不要使官职空缺，怎么样？’灵公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蘧伯玉说：‘杜绝女子请托，不让她们干预政事，怎么样？’灵公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蘧伯玉说：‘斥退排挤奸邪反复之人，尊崇正直的士人，怎么样？’灵公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蘧伯玉说：‘共同奉行俭朴的德行，屏弃过度奢侈，怎么样？’灵公说：‘可以，但不是根本要领。’蘧伯玉说：‘安抚保护百姓，早晚都不懈怠，像敬畏上天一样敬畏他们，像敬奉神灵一样尊敬他们，像安抚孩子一样使他们安定，怎么样？’灵公说：‘这才是根本。国家有百姓才有国家，有国家才有君主。百姓就是君主的上天。君主若遵循百姓的准则，百姓便拥戴君主；君主若舍弃百姓，便只是一个孤独的匹夫罢了，难道不应当敬畏吗？’灵公说：‘这话说得好啊！’君子说：蘧伯玉的话，大概是有所激发吧！君主，是百姓的主人；百姓归附君主，如同水流朝向大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可是又说百姓是君主的上天，这是什么缘故呢？虽然如此，上天生育百姓，是让君主去治理他们，不是让君主虐待他们；如果虐待百姓，就不配称为君主。由此看来，君主是为百姓而立的，百姓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了！赵成阳的宫殿失火，想去灭火，却没有台阶可以登上去，便派他的儿子朒向奔水氏借用云梯。朒穿戴整齐，故意姿态从容地前往。见到奔水氏后，作了三次揖才登堂，默默坐在西边楹柱之间。奔水氏命侍者摆设筵席，献上干肉和肉酱，给朒斟酒。朒起身拿起酒爵，尝酒后又向主人敬酒。主人饮酒后，奔水氏说：‘先生屈尊来到我的破屋，一定有事要吩咐我，请问是什么事？’朒才开口说：‘上天给我家降下灾祸，火神肆虐，凶猛的火焰正燃烧。我想登高取水浇灭火势，却没有可以攀登的梯子，也没有翅膀，只能徒然望着宫殿呼喊。听说您有可以登高的梯子，何不借给我？’奔水氏跺脚说：‘您怎么这样迂腐？您怎么这样迂腐！在山中吃饭遇到猛虎，必定吐出食物逃跑；在溪中洗脚看见鳄鱼，必定丢下鞋子逃走。宫殿已经起火了，难道现在还是行揖让礼的时候吗？’他急忙抬着云梯跟随朒前往。到了那里，宫殿已经烧成灰烬。君子说：迂腐的儒生耽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种事哪里说得完？有些人以治国济世自负，到了临事之时却不知道事情的缓急，以至于失败灭亡，这又是多么荒谬啊！

译中山君宠爱梁其生。梁其生跛脚、相貌丑陋粗俗，全国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更差的，可是只有中山君喜欢他。他一天见不到梁其生，就好像有所失去。中山君对大夫说：‘梁其生是有智慧的人吗？为什么能使我安心呢？’大夫说：‘心中形成了怜爱，哪怕白发也会觉得可亲；情意幽深而不能自得，艳丽的容色也会从古以来被认为丑陋。’中山君说：‘这是什么意思？’大夫说：‘您听说过癸北子翏的为人吗？子翏慎重选择配偶，十年都没有如愿，常常郁郁不乐地独居。曲逆有个丑女，左眼失明，脸上疹痕如同成串的珠子，而且皮肤黑、身体瘦。曲逆人经过她身边都不斜眼看她，丑女气愤离去，拜师学习击筑，弹奏坎篌，三年后技艺精湛，又善于表演北里之舞来迷惑人。子翏一见她便非常高兴，送上厚礼聘她回家，给她取字玄姬。早晨弹筑，晚上弹坎篌，宠爱她到了极点。子翏稍稍出门游玩，回来一定仔细端详她的脸，竟没有看不出美的地方，反而嘲笑世人多长一只眼。子翏的朋友宛爰都怜悯他，替他找来赵国美女，光彩艳丽、明亮照人，自称闾须、白台也比不上她。子翏却把她赶出去说：‘什么丑陋的东西，竟敢和我的玄姬相比？所谓玄姬，就是您认为有智慧的人吗？’中山君笑着说：‘大夫说得过分了。’君子说：中山君的蒙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美丑是最容易辨别的事情，尚且不能辨别，何况其他事情呢？世道已经污浊，把谄媚的人当作贤能，把正直的人说成奸邪，邪恶之人到处都是，哪里还有闲暇去笑中山君呢？哪里还有闲暇去笑中山君呢？’ 宋国的大心钩和公玉乘、无庸伯仇一同住在乘丘。大心钩学习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学说，日益浸润于心中。公玉乘认为这套学说迂腐，说：‘您的学说是古代的，不适合今天，就像翠黄捕鼠一样，一千次也未必成功一次。’于是离开他，去学习借助仁术、制定霸业的方法，三年便学成了。无庸伯仇又责难他说：‘您以为大心钩的学说很好，但您的学说也未必正确。这就像让韩卢犬捕鼠，一百次只能捕到一次。我所学习的则不同。’公玉乘问：‘是什么方法？’无庸伯仇说：‘是捭阖之术，是张仪、苏秦的口舌，申不害、韩非的法术，陈轸、苏代的谋略。把它施行在一个城邑，一个城邑就服从；施行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归顺；施行于天下，天下就听从。这就像让蒙贵捕鼠，十次不会失误一次。’大心钩和公玉乘一同到秦国游说秦王。大心钩进言说：‘王道如同春天的和暖阳光，亿万百姓都没有可窥测的踪迹，均被包容在至仁之中。大王若给我三十年，宏大的教化便能遍及远近。’秦王说：‘您的话很美好，只是黄帝、虞舜才能做到，寡人不能等待那么久。’大心钩说：‘这是公玉乘的意见。’公玉乘进言说：‘揣摩各地形势，阐明圣明君王制定的义理，使它融入人心，侵蚀旧有的私利。大王若给我十年，霸业便可以确定。’秦王说：‘您的话很好，只是齐桓公、晋文公才能实行，寡人不能学习。’无庸伯仇看见两人的回答互不相合，便不等秦王召见，先行询问。秦王的问题像明星一样明亮，无庸伯仇的舌间隐隐响起风雷，利害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说完又接着说：‘希望大王给我五个月的时间，四海诸侯都会害怕，跪着前来朝见。’秦王大为高兴，说：‘这正是寡人早晚不敢忘记的事情。’于是任命他为上大夫，参与国政。公玉乘离开秦国到齐国，却没有得到任用；又到宋国、卫国，也没有人收留他。晋国人听说后召见他，也任命为大夫。大心钩往来游说诸侯，始终没有成功，老死在乘丘，正如无庸伯仇所说。君子说：‘羽籥、干戚的舞蹈，不能施行于郑、卫这样的国家；正如女子和杂戏，不能陈列于齐、鲁的风俗之中。大心钩想在春秋时代推行先王之道，实在太难了。’ 晋定公喜欢凭借地位傲慢地对待人，扬食我劝谏说：‘东海有一种大鱼，名叫王鲔，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只见红色的旗帜摇曳在赭色的鱼鳍之间，那就是它的鳍。王鲔出入海中，鼓动波浪、喷吐泡沫，腥风浩荡，仿佛云气飘荡。遇到鮂、鳛、鲣、■〈鱼至〉等鱼，必定吞食，每天以万数计算，仍不能吃饱。它出游到黑水洋，海船聚集在洋中的有上万只，王鲔一喷气，海船全都沉没，连踪迹也看不见。它雄行海上，谁敢抵挡？哪里还会有人盘问它？后来它逆潮游上罗刹江，潮水退去后搁浅在那里，高耸得像长长的丘陵。江边的人以为那真是一座山陵，涉水经过时踩到它，有人惊战恐惧，砍开外皮查看，才知道是王鲔；于是剖开鱼肉，把它架起来切割，装了数百艘船，乌鸢遮蔽了鱼身，群鸟各自啄食，吃得饱足。王鲔在海中时，它的势力是何等强大？一旦失去势力，想做一条小鱼都未必做得到。地位难道可以依仗吗？’定公说：‘寡人已经明白了，我姑且回宫吧。’君子说：德行配得上地位的人，常常谦下待人；相反便会骄傲。这是为什么？有德便虚怀，不德便自满；虚怀能够容人，自满就会覆败，正是这个道理。

译传记说：‘君子以虚心接受他人。’ 又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难道可以不相信吗？’ 齐侯再次讨伐山戎，宾胥无问：‘听说君王将要对山戎用兵，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齐侯说：‘是。’宾胥无问：‘为什么呢？’他说：‘臣下看来，可以讨伐的理由有五条，不可以讨伐的理由有一条。’齐侯惊问：‘说的是什么？’宾胥无说：‘谋划的人很多，这是可以讨伐的第一条；矛戟锋利，旗帜鲜明精美，这是第二条；粮仓充足，运输粮饷不断，不必仰赖邻国，这是第三条；步卒和车兵和睦，队伍整齐，若不交战便罢，一旦交战没有不取胜的，这是第四条；大的如陈、蔡、宋、卫，小的如邾、邓、杞、薛，全都与我国同盟，逃奔呼号来接受命令，匍匐而行唯恐落后，这是第五条。这样说来，阻止君王不要出兵的人是糊涂的。臣私下还有一点意见：山戎只是个很小的国家，假如它确实有罪，君王已经讨伐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再讨伐？是为了土地吗？海滨千里之地，君王全都拥有，何必贪恋偏僻遥远的荒野来扩张疆土？是为了百姓吗？衣冠齐整、佩剑着履的人充斥在君王的土地上，何必贪恋山戎披发穿卉服的风俗来扰乱我国边境？是为了打一仗就能确定霸业吗？君王已经使陈国归服、使郑国屈服，亲近鲁国而排斥楚国了，哪里还需要借助山戎？如今再次率领军队，使这些百姓的肝脑涂满草野，使干枯的尸体暴露在原野上罢了。为争夺土地而交战，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仁慈的君主。不是仁慈的君主，就不足以称霸诸侯；这是不可讨伐的第一条。’齐侯说：‘大夫的话当然很好，只是山戎屡次违抗寡人，怎么办呢？’宾胥无说：‘熊、罴、豺、虎都住在山中，蛟、鼍、鱼、鳖都居于深渊，九夷百蛮也都共同处在仁德之下。君王致力于修养仁德，难道偏偏不能容纳一个山戎吗？容纳它，它就会来朝拜；讨伐它，它就会反叛离去。这是因为武力不如德行。请君王改变计划吧。’齐侯说：‘大夫的话很好。’于是停止出兵。君子说：‘齐桓公真是贤明的君主啊！不然，他怎么会听到合乎义理的话就如此服从呢？’ 南文子主持卫国政事，能够明察到深渊中的鱼，人人都害怕他。有一天，他忽然像疯癫变易了一样，把脚上穿的衣服当作头巾，把帽带垫在鞋下，把食物盛在豆中、把羹盛在箪里，所有事物没有不颠倒的。卫君对此深感忧虑，亲自屈尊来到文子的里门，问：‘先生病了吗？’南文子说：‘臣不敢说自己病了。’卫君说：‘先生既然没有病，为什么这样颠倒悖乱呢？’南文子说：‘臣不敢说自己颠倒悖乱，只是在仿效那些错误。’卫君问：‘什么叫仿效错误？’南文子说：‘如今国内法制不确定，上下没有章法，强暴凶悍的人反而被任命来治理百姓，软弱的人拿着弓箭出去争斗；这就像用箪盛羹、用豆盛饭。贵戚之卿同仆役混杂在一起；这就像把鞋垫在帽带上。受髡刑、钳刑之类的人升为上士；这就像把头巾当作脚衣。全国上下都颠倒错乱，却没有一个人醒悟，君王反而只忧虑我吗？即使我真的有病，也不过是我一身的事，国家怎么办呢？’卫君说：‘眼睛能够分辨黑白，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心能够辨识壮年和老年，却察觉不到自身的形态，这是自己蒙蔽自己的祸患。请允许我替先生改变这些状况。’君子说：‘南文子借装病来使卫君醒悟，做得很好。卫君听到这些话，即使有了关于耳目和心智的比喻，也容易觉悟了吗？《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渔者庶其廉和妻子争吵断绝关系，几个月不相往来。于越人进入楚国后，楚军大肆掠夺，人们各自向东西逃藏，彼此不顾死活。有人劝庶其廉说：‘为什么不把妻子召回来团聚呢？’他总是推辞离去。一天，他在海边捕鱼，捕到一种叫鲎的甲壳动物，雌雄相互背负，即使风涛也不分开。庶其廉后悔说：‘这种动物尚且如此，人难道反而不如它吗？’回去后便召妻子回来共同生活，终身以礼相待。君子说：阴阳交合，大化才彰显；寒暑调和，一年才有成就；夫妻和睦，家庭政事才得以治理，这是天道，也是人道。风俗衰败、世道污浊，竟有夫妻反目直到死也不相见的，不是很可悲吗？看看庶其廉能够悔改，又实在贤明了。秦国有个叫尊卢沙的人，善于夸夸其谈，而且自己对此深信不疑。秦国人都嘲笑他。尊卢沙说：‘不要嘲笑我，我要去游说楚国，向楚王说明称王天下的方法。’于是飘然向南而去，到了楚国边境，被关吏捆绑起来。尊卢沙说：‘千万不要捆绑我，我是来做楚王老师的。’关吏把他送给朝廷大夫。大夫把他安置在馆舍，问：‘先生不嫌弃敝国，不远千里而来，是想使楚国安定强盛吗？承蒙您来到这里的时间还短，我不敢贸然让您尽情陈说内心，其他事情也不敢请教，姑且先听听先生辅佐楚国的意图，可以吗？’尊卢沙大怒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大夫不得要领，便把他推荐给上卿瑕。瑕以宾客礼遇他，像大夫一样询问。尊卢沙更加愤怒，想告辞离去。瑕害怕得罪楚王，急忙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楚王催促召见，尊卢沙还没到，便派使者前后三四次前往催请。见到楚王后，尊卢沙只作长揖而不下拜，称呼楚王说：‘楚国东面有吴、越，西面有秦，北面有齐、晋，这些国家都像老虎一样瞪视着楚国，片刻不闭眼。臣最近经过晋国郊外，听说晋国约集诸侯图谋楚国，杀白牲，陈列珠盘玉敦，歃血为盟说：“不使楚国遭祸，彼此就不相见。”并且把璧投入河中祭祀，准备渡河。大王还能安稳地放下枕头睡觉吗？’楚王起身询问对策。尊卢沙指着天说：‘假如让尊卢沙做卿，楚国不能强盛，就让太阳来验证。’ 楚王说：‘好，请问首先该做什么？’尊卢沙说：‘这件事不能只凭空口说白。’楚王说：‘好。’当即任命他为卿。过了三个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久晋侯率诸侯军队到来，楚王非常恐惧，召见尊卢沙让他退敌。尊卢沙瞪大眼睛看着楚王，不回答。楚王逼他进言，他才说：‘晋军非常锐利。替大王考虑，最好的办法不如割让土地同他们讲和。’楚王大怒，把他囚禁了三年，割掉他的鼻子后才释放。尊卢沙对人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夸夸其谈足以招来祸患；我终身不再说话，想说话时就摸摸鼻子，立即停止。’君子说：‘战国时代，士人多有夸大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往往借此谋求利禄，尊卢沙也是其中一人。假如晋军没有立即到来，他或许还能使自己的妄言稍微得到一点验证；不久便失败，也算是不幸了。历来考察往事，装作虚妄来欺骗别人，从没有给后世留下好结果的。这样看来，尊卢沙被割鼻，并不是不幸，而是应该如此。’

译宋国有个白冥子旗在渠蒢的野外耕作，得到一块石头。石头圆而洁白，肉质的厚度几乎是璧孔的两倍，上面有蒲谷纹。子旗仔细端详说：‘质地像切开的脂肪，光泽润美而有纹理，是璧吗？内在的美德从内向外显露，边缘圆润而不伤人，是璧吗？’无功无劳却拥有国家大宝，会招来祸患，应当把它献给朝廷。于是他沐浴、戴冠束带，对周王说：‘臣是渠蒢野外的卑贱之人，偶然带着农具耕作，没想到土地不吝惜宝物，使臣得到一块美玉。臣不敢私自占有，听说大王将要祭祀上帝，正好用六玉之礼，但其中缺少一块，臣斗胆把它献给您的属官。’周王派大夫窽接受玉璧，再把它献给玉尹。玉尹说：‘唉，这是珉石！’于是退还给他。子旗抱着石头叹息说：‘我听说有道的朝廷，能辨明是非。白色绣衣虽然华美，也不会剪下来补帽子；太阿剑虽然锋利，也不会拿来割祭祀的牲口。如今硬说璧是珉，这可以吗？’楚丘丈人路过看了看，说：‘子旗真是幸运啊！’子旗生气地说：‘幸运在哪里？’丈人说：‘卞和献玉，尚且遭受断足之刑，何况你献的是珉石呢？’子旗始终没有醒悟。君子说：‘士人凭真正的才干来炫耀，尚且不可以；何况凭虚假的才能求取进身呢？’ 唉，世上并不只有一个子旗这样的人。越国的甲父史和公石师交往。甲父史善于谋划却不能决断，公石师善于决断却谋划粗疏。两人各自发挥长处，事情没有停滞不办的。他们本来是两个人，却同心同意；后来因为言语互相侵犯，分开离去，政事便屡屡失败。密须奋哭泣着劝他们说：‘您二位没听说海中有水母吗？水母没有眼睛，依靠虾来行动；虾也依靠水母来取得食物，两者都不能没有对方。请暂且放下水母的故事。您二位又没听说有一种琐■〈王吉〉吗？它腹中藏着蟹，饥饿时蟹出来寻找食物，回来后琐■〈王吉〉便吃饱；如果蟹不回来，琐■〈王吉〉就会饿死。蟹失去巢穴，也同样不能独自生存。请暂且放下琐■〈王吉〉的故事。您二位又没听说夏屋山有一种蟨鼠吗？它和卭卭駏驉相伴而行，成为卭卭駏驉的伙伴；咬食甘草遇到危险时，卭卭駏驉就背着它逃跑。两者也都不能没有对方。请暂且放下蟨鼠的故事。您二位又没听说西域有共命鸟吗？它们两个头共用一个身体，性情多嫉妒；饥饿时互相争着啄食，一旦其中一个闭眼，另一个便吃下毒草害死它；毒草咽下去后，两个都死去。它们同样都不能没有对方。这些不过是山海中的动物，不足为怪。即使人也有这种情形。北方有比肩民，轮流进食、轮流守望，失去其中一个就会死，也同样不能没有对方。如今你们二人很像这些生物，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因形体相依，你们因事情相依。’ ‘为什么要分开离去？为什么要分开离去？’两人互相看着说：‘如果没有密须奋这番话，我们就会更加失败了。’于是像从前一样欢悦和睦。君子说：‘十二官各有职责，必须互相凭借才能组成完整的身体。何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可以只凭自己的能力行事呢？密须奋可以说善于用譬喻劝谏了。’ 猗于皋听说尾勺氏养了一头善于捕兽的豹子，便用两块白璧把它换来，又摆设筵席，召集朋友饮酒，把豹子放到庭院中夸耀它的本领。于是用金属制成绳索把它系住，用有纹饰的罗网围住，天天割牲畜给它吃。过了不久，有一只大老鼠从屋檐下经过，他急忙解开豹子让它去捕杀。豹子看见老鼠却像没有看见一样。猗于皋愤怒地辱骂它。后来又有一只老鼠经过，猗于皋再次放开豹子，豹子仍和上次一样。猗于皋愤怒地鞭打它，豹子只是吼叫；猗于皋越发鞭打，换用绳索捆住它，把它放在牛羊圈里，每天只喂酒糟。豹子悲伤得几乎要哭出来。猗于皋的朋友安綦子他听说此事，讥笑说：‘我听说巨阙剑虽然锋利，用来补鞋还不如锋利的锥子；锦绮虽然华美，用来洗脸还不如一尺布。花纹豹子虽然凶猛，捕捉老鼠却不如狸猫。您怎么这样愚蠢？为什么不用狸猫抓老鼠，却让豹子捕捉野兽呢？’猗于皋很高兴，便依照他的话去做。不久，狸猫几乎把老鼠捕尽，豹子也捕获獐、鹿、麃、兔回来，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君子说：动物本来都善于捕猎，但各有各的能力。至于任用人，却偏偏违背他的才能，这是为什么呢？’ 楚国有许多鹌鹑，善于格斗，彼此一交战就像胶粘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大夫黎很喜欢这种鹌鹑，有一次出使韩国，便把它带在身边。左右侍臣把这件事告诉韩君，韩君很高兴，命令全国搜捕善斗的鹌鹑，却始终没有找到。韩君因为韩国没有鹌鹑而感到惭愧，便不再追问。大夫说：‘鹌鹑是天下都有的，韩国难道偏偏没有吗？不过能不能格斗，在于选择罢了。如今穿着粗布、身有斑纹的是鹌鹑，颈上有鳞纹、尾部像雉的是鹌鹑，嘴像刀、爪像戟的是鹌鹑。鹌鹑虽都是鹌鹑，但能格斗的有几个？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国内戴圆帽、穿方鞋，行动像尧、举止像舜的人，都是士人；能够替君王排除困难、化解纷争的，又有几个？能不能胜任，取决于君王的选择，不在于外物。’韩君很高兴，挑选善斗的鹌鹑同大夫黎比赛，最终大胜韩国。韩君由此得到选择士人的方法。君子说：古语有说：‘羊的本质披着虎皮，见到草便高兴，见到豹子便害怕，士人中很少有不像它的。’然而难道真的没有老虎吗？只是担心君主不能任用罢了。楚国率军攻打晋国，晋人害怕，整顿铠甲兵器等待。楚军进入河阳后退兵。不久又再次进入，像这样反复三次。晋侯怀疑其中有诈，早朝召集群臣询问。伯瑕回答：‘楚国是在诱骗我们，应当赶快驱逐它。不驱逐，它一定会深入我国，国家存亡就无法预料。’晋侯说：‘你的计谋太粗疏了。’伯瑕愤怒说：‘君王如果不采纳臣的意见，臣终究不能被您俘获，请允许臣先离开。’晋侯斥责了他。晋侯又问步毅，步毅回答：‘楚国已经不是从前的楚国了，执政者众多而互相乖离，宫中受宠之人一天比一天强盛。那些拖着绮罗、佩戴玉珈的人，后宫有上千人，早晨歌唱、晚上酣饮，唯恐一天不够用，哪里能顾得上我们？’又问士渥浊，士渥浊回答：‘步毅的话本来正确，但他只知道一个方面，不知道第二个方面。楚国西面有秦国的威胁，东方诸侯则有齐、郑、鲁、卫，个个枕戈待机。只是我国刚遭丧事，没有空暇攻打他们；楚国担心我们出兵，五国一定会响应，所以先行动来牵制我们罢了，不值得忧虑。’又问范匄，范匄回答：‘正如两位大夫所说。’又问韩起，韩起大笑，笑得连帽缨都断了。晋侯变了脸色说：‘大夫是在笑寡人吗？’韩起回答：‘老臣哪里敢笑君王，我其实是在笑鴈奴不知道情况。’

译晋侯问：‘这是什么意思？’韩起说：‘具区泽中聚集着白雁，夜晚一定选择栖息的地方，害怕人来射它们，于是设置鴈奴环绕巡察。人一到，鴈奴便鸣叫，群雁凭借这叫声就能安睡。泽边的人熟悉其中的缘故，便点火照亮；鴈奴嘎嘎鸣叫，泽边人立刻把火沉下去，群雁全都惊起查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样反复三四次，群雁以为鴈奴在欺骗它们，便一起啄击鴈奴。不久，泽边人又拿着火靠近，先前的鴈奴不敢鸣叫，群雁正睡着，结果一网打尽，没有漏掉一只。如今楚军三次进退，就是在使用点火试探的办法。君王为什么不稍加察觉呢？’晋侯说：‘争战之事不应当这样轻率吗？’于是大力加强守备。楚王听说后说：‘不要说晋国没有人，不要以为可以轻易侵犯君子。’君子说：‘晋侯真善于谋划啊！汇集众人的考虑，必定会有一个人的意见胜出。’等韩起献出计策，楚人知道晋国已经察觉其中实情，于是退兵。《诗经》说：‘先民有言，询问于樵夫。’何况是士人呢？’ 宋剔成君自视高于群臣，凡有进谏的人，他总是拒绝说：“你想把我置于你的上面吗？不要再说了。”他指着所佩的剑说：“你们害怕这个吗？”群臣都吓得出汗，退了下去。剔成君想在雍丘郊外修筑九成台，又怕群臣进言，便告诫守门人不要放士人进来，放进来就处死。北殷子且对守门人说：“我要见我的君主。”守门人阻拦他。子且坚持要进去，并且说：“我侍奉君主十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君主吗？君主最厌恶的，就是进谏罢了。我不进谏也就算了，你为什么阻拦我？”守门人说：“你既然不进谏，想进去做什么？”他说：“我善于表演鸡的游戏，准备借此让君主高兴。”守门人进去禀告剔成君，剔成君召他进来。子且把手臂举起来当作翅膀，咯咯地长声鸣叫。叫完后，他快步走出去，神气十分舒畅。剔成君觉得奇怪，赶忙派人把他追回来，问道：“你是人，却模仿鸡叫，为什么？”他说：“我是非常尊重鸡，所以才模仿它。”剔成君问：“为什么尊重它？”他说：“我认为即使是尧、舜的智慧，有时也不如鸡。”剔成君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听说不是圣人的，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何况要把他同禽兽相比吗？”子且说：“我哪里敢非难圣人，只是私下有疑问。道德可以覆盖天地的是尧；德行可以达到万世的是舜；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如今说他们的智慧不如鸡，难道确实是过分的话吗？风雨激烈、天色昏暗时，鸡能够掌管报晓而不失时刻，这种本领尧、舜能做到吗？”剔成君说：“不能。”子且说：“尧、舜即使是大圣人，掌管报晓也一定要依靠鸡吗？”剔成君说：“当然。”子且说：“君主既然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要把群臣全都置于下位，使他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鸡呢？”剔成君高兴地说：“群臣没有谈到过这些，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寡人有过错，你应当尽力进谏。”子且说：“君主命令臣下进谏，臣不敢隐瞒。如今赋税紧急，百姓困穷，四境周围都是强敌，早晚忧劳，还怕不能免于祸患，何况还要经营游观之事吗？”剔成君说：“寡人不敢这样做。”子且说：“君主说不敢，却又修筑九成台，为什么？”剔成君当天就停止了工程。君子说：“太阳运行于白昼，天下没有不被照耀的；月亮运行于夜间，万国没有不明亮的。然而日月的光芒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一盏微小的灯，也足以补助它们的功效。这大概就是子且用鸡作比喻的道理。” 我撰写《燕书》四十篇，大概取用了郢人误写‘举烛’的意义，读者喜欢它，说有秦汉文章的风格。唯独我自己惭愧得汗流不止，为什么呢？自从遭遇忧患以来，精神情绪消沉，这些都表现在笔墨之中，气力衰弱而文辞荒疏，哪里还谈得上具有秦汉风格呢？这不就像优孟假扮孙叔敖一样吗？颜率请求九鼎的难题

译秦国发兵逼近周国，索求九鼎。周王为此忧虑，把事情告诉了颜率。颜率说：“大王不要忧虑，臣请求申明大义，使秦军退去。”颜率于是到秦君那里，长揖行礼，说：“周国和秦国，形势上虽然像是敌对国家，但名分上却是君臣关系。我听说君主讨伐臣下是有这种事的，除非臣下弑君作乱，否则从未听说过臣下凭借军队讨伐君主。不知君主为什么发兵越过周的疆域？天子谨慎地派使臣来向您的左右询问。”秦君说：“没有别的原因。寡人私下听说九鼎是四海最厚重的宝物，实在希望能亲眼看一看。但又怕周国的执事不了解我国的心意，所以才大规模陈列军队和卫士，以防意外。寡人身为臣下，哪里敢说要作乱？”颜率说：“我本来以为君主忘记了自己是臣下，如今幸好没有忘记，这就很好了。”颜率曾经到过蔡国，蔡国有人侍奉他的君主；他的君主有一把龙渊剑，那人拿着刀和戟追赶并夺取它。有人劝他说：“这是你的君主之物，你怎么能这样做？难道不怕背负不义的名声吗？”蔡人说：“我只看见龙渊剑，没有看见君主。那个人由于没有看见君主，所以才肆意行动而毫无顾忌。”如今君主明知自己是臣下，却发兵索求九鼎，这是为什么？君主没有听说过齐、晋的事情吗？齐国土地纵横千里，披甲士卒有数十万。天王曾赐给太公征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都可以专行征伐。到齐桓公兴起时，平定宋国，挫败郑国，使荆楚归服，威势遍及诸侯，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了；但他仍然以尊奉周王为首要之事，从未敢索求九鼎。晋国土地也纵横千里，披甲士卒也有数十万，凭借太行山的高峻，依托首阳山的雄伟，延伸到黄河的深广，又凭借大陆泽的广大，所谓山河表里之险，晋国确实都具备。晋文公承继历代的强盛，侵曹伐卫，在城濮大战，楚军大败，各国畏惧他的威势，没有谁敢不服从；但他仍然一再说尊奉王室，也不敢索求九鼎。如今君主想施行霸术，却不想着效法齐桓公、晋文公，首先考虑的反而是不守法度之事，我恐怕诸侯会因此议论君主。况且君主有三项不义：以臣下身份统率军队劫持天子，这是第一项不义；九鼎是先王的重器，竟敢窥伺它，这是第二项不义；放纵虎狼般的威势，志在毁坏宗庙使之成为废墟，这是第三项不义。六国怨恨秦国的暴虐，早晚共同谋划，在洹水之上，只恨没有名义来发动军队；假如知道君主竟有这样的举动，韩国一定派三位将军出宜阳，赵国、魏国同韩国唇齿相依，也一定会张满强弓、发射劲弩来援助。燕国虽然稍微弱些，势力不足以独自安定局面，但四国合为一体，精锐军队至少有三百多万。齐国位于崤山以东，大国也一定会驱兵向西进攻崤山、函谷关；楚国看到诸侯一同起兵，吞并天下的雄心会更加显露，也一定会迅速赶往攻打武关。君主虽然拥有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但如果举起六头豹子去吞食一头牛，不到血肉狼藉是不会停止的。我私下替君主感到危险。九鼎，又是用来彰明德行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德行，即使得到了它，也一定会失去它。从前夏朝强盛时，九州进贡金属，铸造九鼎，画出各种物类的形象，使各种事物都有所准备，让百姓知道什么是神异、什么是奸邪，因此能够协调上下，以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德行昏乱，九鼎迁到商；商纣暴虐，九鼎迁到周。周德虽然衰微，天命还没有改变，君主难道还可以强力索求它吗？楚庄王的强盛，是君主所听说过的。他趁讨伐陆浑之戎的机会，前来询问九鼎的轻重。王孙满一句话就使他退却，他立即低头，不敢再吐一口气，难道是力量不足吗？实在是害怕背负不义的名声。君主世代对天王有功，如今所作所为难道还不如蛮荆之长吗？替君主谋划，不如向众人宣布：“寡人不聪明，昧于君臣的大义，率领你们这些人，想来周国观看九鼎。周国的大夫没有把寡人当作不善之人，诚恳地向我讲明道理。” “寡人虽然极其愚昧，也已经把这些话藏在心中了。你们应当解除铠甲、收起兵器，跟随寡人。寡人有幸来到宗庙后，应当举觯自我惩罚，再把事情告诉太史，让他记录下来，以表明寡人的过错。”君主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改正过错而毫不吝惜的成汤，也将在今天再次出现。君主的德行还有谁能超过他呢？”秦君听了，惭愧地向颜率道歉，说：“您的话确实正确。”当天就撤兵西归。（这里的鼎，是周鼎，所以借周天子立论。）评论者说：秦军索求九鼎的事情虽然紧急，假如颜率用这番大义折服秦军，那么秦军即使暴虐，也一定能够退兵，起初根本不必等到陈臣思带兵来救援。既然不能这样做，后来却又用八十一万人■〈车兑〉鼎欺骗齐国，颜率真是小人啊！唉，大义不明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颜率一个人这样吗？唉，大义不明已经很久了。题记穆陵遗骸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人嗣占妙高上书，说想毁掉宋朝会稽的各座陵墓。江南总摄嘉木杨喇勒智与丞相僧格内外勾结，共同作恶。第二年乙酉正月，他们上奏请求按照三位僧人的话办理，发掘陵墓中的宝器，并取宋朝诸帝的遗骨，在杭州故宫修建佛塔，还截取理宗的头顶骨制成饮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亲自下札，丞相宣国公李善长派工部主事谷秉毅，移文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向西僧汝纳监藏深惠索取那件饮器。诏令交给应天府守臣夏思忠，于四月癸酉将它埋葬在南门高座寺的西北方。第二年己酉六月庚辰，皇帝阅览浙江行省进呈的宋朝诸陵图，于是命令把遗骨收藏回原来的墓穴。唉，皇帝的恩德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劝诫顽民

译陶尚书中立对我说：临海人林甲全家都因疫病死亡，只有林甲独自料理丧事。等林甲也死后，没有人埋葬他的尸体，家里的狗在街巷间狂奔哀号，像发了疯。不久，群狗聚集起来，叼着林甲的衣服，把他拖到西郊，用爪子刨土形成坑穴，将他埋了进去。坑太浅，容不下尸体，群狗又把他拖出来；这样反复了四三次，才把土堆起来覆盖好，然后离去。新昌人黄琛甫家有一只母狗被巡逻的士卒吃掉，骨头被丢弃在屏障后面；它的幼犬把骨头叼到野外埋葬。我听说后，拍着大腿长叹息，每次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人们总是笑我荒诞，还说古代没有这种事。从前谯县崔仲文养狗，会稽人石和想用丁奴换取它，崔仲文不答应，石和便杀死崔仲文，夺走他的狗。狗咬伤石和，守护崔仲文的尸体，用爪子掘土把尸体掩埋。不久，狗牵着石和的衣服到官府告状，石和被依法处死；这是晋义熙年间的事。冀州人石玄度养狗，母狗生了一只小狗，非常疼爱它。石玄度把小狗煮了吃，母狗等到他把骨头扔到地上，便把骨头收拢放进一个洞里，又把它移葬到桑树之间，早晚朝着桑树哀鸣，过了一个多月才停止。这是宋元徽年间的事。说古代没有这种事，是错误的。狗能够防御盗贼，咬死奸人，排解灾难，报答恩情，传记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又哪里仅仅只有这两件事呢？只是人苦于不能厚待自身，连物类中可以验证的道理也不相信，反而指责我荒诞。所以我特意把这些事写下来给他们看；人心还存在，大概也会有所感触吧。记述客人谈说的两件事 天台人李某遇到盗贼，官府出钱悬赏捉拿盗贼。有个刀镊匠拿出被盗的簪珥到市场上出售，市场首领把他抓住送到官府。刀镊匠私下向下属官吏说，簪珥是东邻女子买的。官府拘来女子询问情况，女子战战兢兢，不能说话。刀镊匠说：“你不要假装害怕，这女子左乳上有瘢痕，可以验证。”官府查看后，果然如此。女子愤恨，自杀身亡。她死后三个月，才抓到真正的盗贼。起初女子还是少女时，常让这个刀镊匠给她剃发，所以他知道她身上的瘢痕。他怨恨女子出嫁时没有偿还他的劳作费，便陷害她。黄岩有个少年曾经和人赌博，一天在市场上饮酒，市场上的人带着空箱子和他赌博，赌输了就逃走。少年因被他欺骗而羞惭，跟踪到大泽中，用杖打他，把他打倒在地。有一位老人带着儿子经过，以为那人患了昏厥病，便扶他回家。还没到家，那人就断气了。市场上的人家把老人父子捆起来送到官府。老人的儿子悲痛号哭，不肯认罪。老人对儿子说：“孩子不要这样苦恼，我老了，自己估计活不了多久了，愿意用我来换你。”儿子听后，便详细陈述了杀死市场上那个人的经过。官府因此释放老人回家。老人想到儿子蒙受冤屈，便上吊自杀。评论者说：“汉代张释之担任廷尉时，天下没有蒙冤的百姓。唉！如今执政的人，难道有谁能像张释之那样吗？” 《明文衡》第五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第五十一卷 （明）程敏政编 ○杂著 读《丧礼》　胡翰 考察《仪礼》的注疏说：“穿齐衰的丧服，用牡麻做首绖，戴缀有布缨的丧冠，使用削制的丧杖，系布带，穿粗制的鞋。”服丧三年的人，属于降等的丧服。父亲去世后，儿子为母亲服丧三年中的一年；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丧一年。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这是屈抑。最尊贵的父亲在世，不敢伸张自己对母亲的尊崇。”父亲去世后，儿子为父亲屈服而服丧一年；而服丧三年时，母亲为长子却可以完全表达哀情。衡量二者轻重，大概并不相称。唐代孔颖达说，儿子对母亲有所屈抑而服丧一年，内心却服丧三年，这大概也是在义理上感到不安，才创立这种说法罢了，古代从未听说过。古代弟子为老师服心丧三年，像父亲去世却不穿丧服一样，这是子贡根据义理创立的。子贡把孔子施行于门人的礼，返过来用来报答孔子。如果把这种做法施用于母子之间，那么就应当穿齐衰丧服，不应像对老师那样不穿丧服。丧服期限截断为一年，却还要内心服丧三年，这就是外表因父亲的尊贵而有所屈抑，内心仍保存丧母的悲哀。所谓丧服，是用来表达内心的吗？这样也不过是虚伪罢了。后世谈礼的人，不因父亲而降低母亲的丧服等级，使儿子可以伸张对母亲的尊崇，确实没有错。但他们所依据的，又为什么一定要取法古礼呢？古代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传文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这是小功的丧服。小功是兄弟的丧服，也不敢用兄弟的丧服来服至尊。” 所以加重丧服和麻绖，却减少服丧的月份，是尊重尊长而减损亲恩。这虽然没有说到高祖父母，解说者认为兼指高祖而言，那么丧服等级相同，服丧月份也相同。如今礼家规定，为曾祖父服齐衰五月，为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那么丧服相同，服丧月份却不同。根据经文考察，丧服等级的数目到五服中的缌麻三月、小功五月等就结束了；到了高祖、曾祖，想来只是按这些月份有所差别，丧服制度则都以齐衰为断限。况且注疏说：“为父亲加重到三年，那么为曾祖父应当服大功，为高祖父应当服小功。”如果穿齐衰的丧服而采用大功、小功的服丧月份，似乎也可以这样办理。古代制定礼制的人，为什么不在这两者之间取一制度，而一概按照三个月的制度决定，难道没有它的道理吗？因此，尊重尊长而减损亲恩，为高祖、曾祖服丧三个月，后世不必改变。父亲在世时，不敢伸张自己对母亲的尊崇；为母亲服齐衰一年，虽然古礼如此，也不必完全遵从。怎样权衡呢？礼是根据义理建立的，也要顺应人的感情。按礼制，斩衰丧服包括斩衰衣、苴绖、丧杖、绞带、缀有绳缨的丧冠和菅屦；女子尚未出嫁时为父亲服丧三年，则用布总、箭笄、髽和衰。郑康成引用《小记》的传文说：“男子戴冠，妇人插笄；男子免冠，妇人髽发。”凡是丧服，上衣叫衰，下衣叫裳；妇人不分别制作下裳，所以只说衰。衰的形制如男子的衰，下裳如深衣，因此衰没有带，下裳又没有衣襟。这大概就是古代妇人的丧服。朱子制定礼制，从缌麻以上无不完全尊崇古制，妇人的丧服难道可以掺杂民间俗制吗？像大袖遮头、竹钗、布头须之类，不知在古礼中属于什么丧服。古代妇人不另制下裳，并不是没有衰，只是衰的下部与男子不同，并不是今天的大袖。《檀弓》说“去掉纚而露出发髻”，称为露髻，就是用麻带缠绕额头和发髻，并不是今天的遮头。妇人不戴冠，而用布总和箭笄。传文说：总用六升布，长六寸；箭笄长一尺，这仍类似今天的簪和头须。但如今所说的竹钗、布须，也不是礼制。五礼废弃已久，只有丧服民间还多有使用。如今嫡长子穿斩衰衣、齐衰裳、苴绖、丧杖、绞带、绳缨丧冠、菅屦，登位后在外主持丧事；嫡长媳却用大袖遮头、竹钗和布头须，登位后在内主持丧事。这岂不是犹如黄钟、大吕之间夹杂着师延那种靡靡之乐，又像把牺尊、龙勺放置在玉杯、象著之间，混杂得太厉害了吗？这不是朱子的本意，而是门人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问丧》的记载说：亲人刚死，便“鸡斯徒跣”。解说者认为“鸡斯”应当写作“笄纚”。纚是用黑色丝绸包束鬓发的头巾，《士冠礼》所说的纚，宽一幅，长六尺；这种东西在吉礼中可以使用，凶礼则应当除去。这又是汉代儒者没有考察清楚的地方。夏后氏的郊祭　刘基

译《祭法》说：“夏后氏祭祀黄帝，并在郊外祭祀鲧。”鲧本来是夏后的父亲。夏后氏取得天下，是从舜那里承受的，并不是从鲧那里承受的。禹不能把天下私自归给他的父亲。鲧治理洪水没有成功，舜便把他杀死在羽山，天下人都心服。这样看来，鲧是天下的罪人。因此舜对他的刑罚，并不是私刑，而是上天的刑罚。用上天的刑罚惩处天下的罪人，是天下最公正的事。禹既然承受舜的禅让，却把自己的罪人升格来配享上天，那么舜诛杀鲧就是错误的。鲧因获罪于上天而被诛，是上天诛杀他，并不是舜诛杀他；舜只是奉行上天的讨伐。禹却让鲧配享上天，这样一来，上天诛杀鲧也成了错误。禹私自偏爱父亲而违背舜，又违背上天，上天大概不会享用夏后氏的郊祭了。禹是圣人，难道竟敢这样做吗？”《祭法》的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禹对待鲧应当怎样呢？回答说：“在宗庙祭祀他就够了，何必在郊外祭祀呢？” 君子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就不会斋戒。《祭统》说：“君子如果不是遇到大事，不是怀有恭敬之心，就不斋戒。”这不是用来谈论君子的道理。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只在于恭敬罢了。恭敬这种心情，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所以孔子对仲弓说：“出门就像去会见贵宾一样，使唤百姓就像承当大祭一样。”《大雅》称述文王说：“啊，继续光明而恭敬不懈。”又说：“在不显著之处也如有神明监临，在无人憎恶之处也能自我保守。”圣人没有一刻不恭敬，哪里还要等到斋戒才恭敬呢？斋戒是为了使恭敬更加专一，唯恐恭敬还没有达到而加以强化。圣人不自满自足，原文所谓“之心也谓之”……；如果说遇到重大事情才斋戒，还可以。若说不是怀有恭敬之心就不斋戒，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真相信这种说法，就等于说不斋戒的时候便不恭敬了，这难道是用来谈论君子的道理吗？它的荒谬太厉害了。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不斋戒时，便对外物没有防范，嗜欲也没有节制了吗？这怎么办？”回答说：“它的毛病相同，只能说是泛泛而论。泛泛而论不是专门谈君子，尚且可以解释；不如‘君子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就不斋戒’这句话陷入错误而无法挽救。总的说来，汉代儒生记录礼制的话多有驳杂，往往流于文辞而失去义理，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就可以了。” 《续志林》　王祎

译古人所称的文章家，自汉、唐以来，没有比宋代更盛的。东都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同时相继崛起，而苏轼在其中尤其杰出。苏轼的文章长于议论，纵横开合，上下变化，无不如同他想表达的那样。虽然他的道理不能全都纯正，但他的才气浩大博洽，本来就将超过汉、唐而向上推进。我读他的著作，喜爱他的《志林》各篇，议论高超卓越，文章纵横驰骋，特别令人喜爱。我内心仰慕它，于是私下取用其中余下的议论，续写成十八篇。在金声玉振的雅乐余韵中陈列鄙俗的音乐，在夏鼎、商敦之后夹杂瓦缶，也可见我实在不知量力。然而愿意学习它的心意，大概君子会有所取法吧。王祎序（今录八篇） 周穆王时，徐偃王治理国家，除去刑罚和争斗等末节，君临国家、统治百姓，接待四方来客，都努力以仁义为本。然而周穆王无道，心思不在天下。四方诸侯中有争执辩论的，都没有地方可以裁决，于是全都到徐国去朝见、祭祀。有人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喜好推行仁义之道，汉水以东的三十六国已经全都臣服了。大王如果不讨伐楚国，楚国一定会侍奉徐国。”楚国于是发兵讨伐徐国，把它残破了。徐偃王临死时说：“我依靠文德而不明白武备的重要，喜好推行仁义之道，却不知道欺诈者的心思，所以落到了这种地步。”君子说：“仁义是天下的根本。自古拥有天下的人，都是凭借它兴盛起来的，从未有凭借仁义而灭亡的。所谓推行仁义却灭亡，是只知道借用仁义的名义，而不知道仁义的实质，说的就是徐偃王。徐国处在淮水南北，地处中原要地，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在周穆王以前，到成王时，它就已经肆意逞强施暴，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淮夷、徐戎一同兴起，东郊无法开通’。在周穆王以后，到宣王时，它的凌逼更加严重，这就是《诗经》所说的‘徐方接连骚动’。周穆王时，天下安宁，而天子却无意于天下，正乘着八匹龙马向西出游，同西王母在瑶池之上宴饮，沉溺逸乐而忘记返回。” 于是徐偃王趁机兴起，运用他那套笼络驾驭人的小聪明，把和煦讨好当作仁，把孤立自守当作义，以蒙蔽和束缚的办法控制诸侯；而诸侯中有争执辩论的，正好没有地方裁决，于是全都到徐国朝见并在徐庭祭祀。徐偃王大概自以为仁义之道止于此处，以为王业已经完全可以谋求，却不知道仁义的实质并不在这里。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被天子和诸侯所不能容忍，国家于是败亡，自身也于是灭亡。而徐偃王反而说：“我喜好推行仁义之道，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唉！假使徐偃王真正知道仁义之道并努力实行，那么百姓归附他的心一定坚定，诸侯追随他的名分也正当、言辞也顺畅，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事业都可以成就，他怎么会败亡呢？只是他不知道仁义的实质，只是借用仁义的名义，所以很快就败亡了。世上的评论者因此说，汤、武凭仁义而兴盛，徐偃王凭仁义而灭亡；兴亡虽然不同，他们所行的仁义却是一样的。唉！又有谁知道仁义虽然相同，实行它的方法却不同呢？徐偃王借用仁义的名义来行动，汤、武则真正懂得仁义，并以不虚伪的方式实行它。兴亡的结果本来就截然不同。汤、武和徐偃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春秋时期，宋襄公想谋求霸业，难道也只是借用仁义来作为名声吗？楚人在泓水之战中说：“我们是文王的军队。”于是声称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在敌军没有列成阵势时击鼓进攻，结果一战而使国家败亡，几乎灭亡。所以宋襄公的仁义，就是徐偃王的仁义：一个借仁义之名谋求称王而没有成功，一个借仁义之名图谋称霸而没有实现，都是借用仁义的名义，却不知道运用仁义的实质。有人说：“齐桓公、晋文公也是借用仁义的人，但他们的霸业却成功了，为什么？”回答说：“齐桓公、晋文公对于仁义，是善于借用它的人。借用得好，所以霸业成功。徐偃王、宋襄公则只是羡慕仁义的名声，却不善于借用它；不善于借用，败亡本来就应当如此。这也是他们得失不同的原因。” 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定都洛邑，其实并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派召公占卜定居之处，安置九鼎于那里。后来周朝又以酆、镐为都，直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都到洛邑。苏氏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特别无道的君主，然而最终不能振兴，正是东迁的过错。”君子说：“周朝东迁不是过错。说周朝自东迁以后更加衰弱，可以；说因为国家东迁而导致衰弱，不可以。周朝居于酆、镐，酆、镐在西方，所以把洛邑称为东都。自武王把九鼎迁到洛邑，本来就已经有经营那里的意思。周公辅佐成王，完成武王的志愿，于是占卜洛邑来建立城邑，郊祀、丘坛、社坛、宗庙、市场、里巷没有不具备的，这本来就是把洛邑当作可以建都的地方。难道说洛邑的地势不如西周凭据函谷关、崤山而控制蜀地、陇地吗？洛邑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自有险固可守之处。难道说洛邑的土地不如西周，是天下肥沃的土地吗？洛邑左有伊水，右有瀍水，土地肥沃平衍，可以使国家富足。何况洛邑处在天下中央，阴阳调和，南北的日晷可以在这里校正，道路里程均衡，四方诸侯可以在这里取法；如此说来，洛邑哪里曾经不可以作为都城呢？” 根据《尚书》考察，周公告诉成王让他居住在新邑，以治理天下，随后便向东去，所以记载说：“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烝祭于岁时。”这说明成王曾经到洛邑主持烝祭。根据《诗经》考察，宣王征集车马、准备器械，在东都会合诸侯，又借田猎来选练车辆和徒卒；这说明宣王也曾到洛邑会见诸侯。既然如此，平王迁都洛邑，难道不是继承先王的遗志吗？怎么能说这是他的失策呢？假使周朝因为东迁而衰弱，那么国土每天缩小百里，肯定不是一天造成的；四方夷族交相侵犯，比犬戎进攻更严重；昭王南征不返，比询问九鼎轻重更严重，难道这些事都是到了平王以后才发生的吗？大概周朝自厉王之乱以来，王室动荡，如果没有宣王使它中兴，我看还没等到东迁，周朝就已经灭亡了。宣王以后，幽王失德，王室又大为败坏；即使平王不迁都，周朝难道就不会衰弱吗？假使文王、武王向东迁都，周朝难道会不兴盛吗？周朝之所以衰弱，是因为没有贤明的君王使它复兴，起初并不是由于迁都的缘故。况且尧都于平阳，舜迁都蒲坂，禹又迁都安邑；商朝从契到汤迁都八次，盘庚迁都五次。这些唐、虞、夏、商的都城，没有固定不变的，大概都曾多次迁移。”

译为什么偏偏把周朝向东迁都说成失策呢？迁都的道理是：洛邑的土地四通八达而且平坦，有德的人在那里容易兴盛，无德的人在那里也容易衰败。那么定都洛邑本来可以导致兴盛，而导致衰败的原因，必定在于没有德行。周朝以后，汉世祖定都洛邑，国祚延续了二百年；魏孝文帝又定都洛邑，于是出现了太和年间的治世。有德而定都洛邑，没有不兴盛的道理，这是古今相同的情况。如此说来，周朝拥有天下，共传了三十七位君主；平王以后共有二十四位君主，历时八百六十七年。而东迁以后，仍延续了五百二十八年。平王向东迁都，果真是失策吗？汉高帝平定天下后，对群臣说：“在帷幄之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比不上子房；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使粮道不断，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君子说：“了解人才并善于任用，这是帝王的谋略。”凭汉高帝的雄才大略，而他所任用的又都是天下的人才，他取得天下，本来就是应该的。当初他和项籍一同起兵，反秦而追逐天下，像蚌鹬相争一样对抗了八年，汉高帝的性命多次悬在项籍手中；但项籍最终败亡，是因为项籍专门施行暴虐，而汉高帝致力于宽厚大度。汉高帝进入咸阳时，连秋毫也没有侵犯；项籍到达后却纵火屠城，暴虐和宽大走的是如此不同的道路。楚、汉的兴亡，在这时已经决定了。何况项籍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而汉高帝则聚集一时的英雄豪杰来驾驭他们。像所说的三位杰出人物，都是天下的人才，而汉高帝任用他们，都能使其才能得到恰当发挥。等到成功之后，他还说“我比不上他们”，这可以说是了解人才、善于任用人才，具有帝王的谋略了。他取得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虽然如此，汉高帝固然善于识别人才，值得称道；但他任用人才的方法，却不免采用驾驭人的权术，用束缚控制来使人才奔走，这其中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韩信担任治粟都尉时，萧何多次称说他的奇才，汉高帝却故意不任用他，大概是想激怒他，使他逃走罢了。韩信逃走后，萧何追上并把他找回来，韩信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汉高帝却反而立即拜他为大将，使韩信认为这种任用和待遇太重，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于是拼死报答恩德，不再反叛；韩信后来就说汉王待我优厚了。这其实是汉高帝权术中的安排，只是韩信不知道罢了。郦食其替汉王谋划扰乱楚国，想拥立六国的后代；汉高帝并不是不知道六国后代不能拥立，却拿这件事去询问张良，这只是用来试探他的内心罢了。因为张良起初只想替韩国报仇，又曾劝项梁拥立韩王的诸位公子横为成君、立成为王，自己还担任韩国司徒，后来又从褒中离开汉王而归附韩国。汉高帝担心张良最终只为韩国而不为汉朝，所以借着怀疑这个计谋来试探张良，难道是真的不知道六国后代不应当拥立吗？张子房本来就极力陈述其中的困难，认为不能这样做；这也是处在汉高帝权术之中而自己不知道。萧何与汉高帝一同起兵，受到专任，守卫关中，在汉廷群臣中功劳没有谁能与他相比。汉高帝担心萧何自行骄纵而招来祸患，所以派士卒作他的卫从，又把他交给廷尉拘系，以压抑折损他的气势，使他自行谨慎守持，以保全晚年；这并不是真正怀疑他。假如真怀疑他，就应当像对待韩信、彭越那样对待他了，哪里会让他以自污的方式求得免罪呢？这也是处在汉高帝的权术之中，而萧何不知道。唉！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却都受汉高帝权术的驱使而不自知。汉高帝既然知道三人是人中豪杰，却只是用权术驾驭他们，不再知道忠信才是正道。君臣相处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双方都令人惋惜吗？况且我听说，舜对待十二牧，武王对待十位大臣，他们君臣相处，无非遵循忠信之道：君上以诚心求取臣下，臣下以诚心侍奉君上，首脑和四肢辅佐相互看作一体，哪里有所谓彼此对抗、互相牵制的权术呢？唉！这就是古代帝王之所以盛大的地方。汉高帝并非没有取得天下，然而他的君臣关系竟是这样，难道不是对古代帝王感到惭愧吗？” 汉高帝六年，叔孙通征召鲁国的儒生，创立朝廷礼仪。鲁国的两位先生不肯前往，说：“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死去的人还没有安葬，受伤的人还没有康复，却又想兴起礼乐吗？礼乐得以兴起，要积累德行百年以后才可以建立。”君子说：“两位先生所谓的礼乐，并不是真正的礼乐。他们把那当作礼乐，而我认为那不是礼乐，为什么呢？他们只是知道礼乐的形式，却没有说到它的根本。”《礼记》说：“礼是天地的区别，乐是天地的和谐。天高地低，万物分散而各有不同，于是礼制施行了；万物流动而不止息，彼此会合并化育，于是乐兴起了。”又说：“大礼与天地同有节度，大乐与天地同有和谐。”孔子的论述认为：“礼啊礼啊，难道只是说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说钟鼓吗？”孟子的论述以仁义为先，并说：“礼的实质，就是节制、修饰仁义这两件事；乐的实质，就是使这两件事得到快乐。”这才是礼乐的意义。礼乐一刻也不能离开自身，圣贤修养自身，也正是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既然礼乐一刻也不能废弃，却一定要等一百年，岂不是太迂腐了吗？所以，没有根本就不能成立，没有形式也不能施行。那些可以损益、因袭、变革的，是礼乐的形式。因此，忠厚变为质朴，质朴改变后又由文饰承继；文饰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变。夏代的乐变为《濩》，《濩》又变为《武》来承继；《武》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变。这些都是礼乐形式的变化。至于说到根本，古今只有一个道理。这就是孔子所谓“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的东西。所以我说：“两位先生所谓的礼乐并不是真正的礼乐，只是礼乐的形式，而没有说到礼乐的根本。”自从两位先生创立这种说法，汉代儒生全都尊奉它。整个汉代，关于礼乐的说法纷繁复杂，但大体不过是正朔、服色、辟雍、井田、封建、雅乐。这些都是帝王经常实行的制度，是被暴秦扫荡毁灭的；有圣王兴起，本来应当修复并阐明它们。然而汉代贤君没有超过孝文帝的。汉朝建立到这时已经接近百年，正是兴起礼乐的时机。贾谊请求改定正朔、改变服色、确定官名、兴起礼乐，孝文帝却谦让说还来不及，只是用德行教化百姓，因此天下安宁，万里之内家家有炊烟；自成王、康王以后，称得上治理得好的时代，没有比这更高的。到武帝时才改定正朔，讨论明堂。到成帝时，讨论建立辟雍，还没有建成，王莽却把它建成了。

译到哀帝时，下诏确定雅乐，废止淫靡的乐声。这三位君主，对于实现天下大治怎么样呢？自汉代以来的一千数百年间，有作为的君臣对于这几项制度，没有不讲论阐明的。其中说法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的是正朔和服色；众说纷纭，有时实行、有时未能实行的是明堂、辟雍、雅乐；说法虽然很多，却始终不能实行的是封建和井田。可以实行的，就因袭它；不能实行的，就革除它。而这些都足以成为一代之治，那么它们是礼乐的形式而不是礼乐的根本，就很清楚了。礼乐的形式同治理之道没有关系，也很清楚了。大概汉高祖凭借骑马打仗取得天下，轻视《诗》《书》，而叔孙通只是浅陋的儒生。他因为发生拔剑击柱的事情，想整肃朝廷仪式以制止喧哗，于是提出儒者可以帮助守成的说法。整肃朝廷礼仪，按照绵蕞的方式办理，这件事已经是礼仪的末节，而叔孙通却把它说成儒者守成的事业，两位先生又把它说成兴起礼乐的事业。唉！儒者之所以为儒者，礼乐之所以为礼乐，难道就只是这些吗？后来隋代的文中子在河汾讲论道术，对他的弟子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说：“各位前辈虽然聪明卓异，然而遇到明主，一定会在礼乐问题上感到惭愧。”等听到江都发生变乱，他说：“道统废弃已经很久了，假如有王者兴起，三十年以后才可以谈得上礼乐。” 用十年使百姓安定，用十年使百姓富足，用十年使百姓和睦，这样才算成功。”后来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谈论兴起礼乐，说：“礼制毁坏，乐教崩溃，朕对此非常忧伤；有志于恢复它却不能实现，是古人所悲叹的。时机难得而易失，这就是朕惶惶不安的原因。”魏征和房玄龄、杜如晦都惭愧恐惧地退下了。这几位公卿，可以说是兴盛王业的贤能辅佐，也明白古今治国的根本道理。他们虽然从未把改革法令、建立制度作为自己的责任，但说到辅佐的实际功劳，房玄龄、杜如晦的弥补调和，魏征的直言劝谏，都是臣下难以做到的事。这样看来，他们哪里有必要因礼乐而感到惭愧呢？所以说，以征伐取得天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商汤、周武王。商汤建立国家之初，告诫臣下说：“不要跟从不合常道的事，不要陷入放荡淫逸，各自守住你们的典章，以承受上天的福佑。”这就是礼。商汤所到之处的百姓，家家相互庆贺，这就是乐。周武王登车治理天下之初，爵位只设五等，土地只分三等，任用官员只看贤德，安排职事只看才能，这就是礼。他把大量恩赐施给四海，万民都喜悦归服，这就是乐。既然如此，改朝换代并不需要一早晨，礼乐便已经在其中施行了，难道还要等待三十年之久吗？所以我认为，两位先生所谓的百年，文中子所谓的三十年，都只是谈论礼乐的外在形式，而没有通达礼乐的根本。唉！两位先生不值得一提，文中子动不动就把自己比作圣人，却提出这样的论说，差一点不就成了叔孙通了吗？光武帝遭逢汉朝中途衰微，继承并恢复前代基业，征伐四方，每天都忙得没有闲暇，却仍然重视经学，招请儒雅之士，扩大兴办学校，修治彰明礼乐。明帝、章帝继承其志，亲临辟雍向年老学者行礼，手持经书询问道理。从公卿大夫直到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经学明达、品行高尚的人。因此，教化在上层建立，风俗在下层形成。自三代灭亡以后，风俗的美好，没有像东汉这样盛大的。君子说：国家风俗教化的形成，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也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参与者不止一人，所以推行起来没有弊端；积累不止一天，所以守持起来有根基。这就是已经形成之后更加兴盛，时间越久越不衰替的原因。周朝拥有天下，始于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尊崇道德，推重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和庠序教育，陈设礼乐，弦歌教化，移风易俗，理顺人伦，端正夫妇关系，使天下人无不明白孝悌的道理和敦厚笃实的行为。所以仁义之道充满天下，后来又有周成王、周康王，保持盈满、守住成业，世世代代笃行忠厚。当时风俗隆盛，家家都足以受封，恐怕是为后世留下了八百年之久的福泽。这难道是一个人的作为、一天的积累吗？成周以后，谈到风俗教化的美好，没有比东汉更盛的了。然而，如果不是光武帝先亲自实行，明帝、章帝后来继承其志，都把尊崇经学、修明儒学作为要务，那么它所达到的成效，难道能达到极盛吗？所以从建武、永平直到建初、永元，上至朝廷，下至乡里，没有不以名节相互砥砺，不肯有一丝一毫苟且，也不以欺诈虚伪互相效法，风气很快一致形成，没有间隔。这种风俗习惯的美好，即使说它可以与成周相比，也可以。到了元兴以后，宦官专擅政权，小人凭借他们的威势和恩惠，互相煽动行恶；中等才智的人却观望不决，不知该怎么办，而汉朝已经失去权柄，纲纪大为败坏了。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有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人，都是豪杰中特别奋起的人物，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运用公义来挽救危局，以正直之道行事，发表正直言论，辨别是非黑白，毫不退缩。后来形势实在不能容忍他们，罗织罪名、钩连党人的案件兴起了，但他们的操守更加坚定，行为更加刚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忠心却有余。天下士人听到他们的风声、仰慕他们的义举，人人感慨激奋，如符融、郭泰、范滂、许劭这一类人，都各自发表议论，来挽救当时的缺失。其中最为激烈的，甚至有人解下印绶、抛弃家族，骨肉之间互相勉励，奔赴死亡而不躲避，有的人甚至以不能和他们一同赴死为耻。因此一百多年间，那些拥兵割据的人，虽然彼此相互吞并，却仍然无不以尊奉汉室为借口；即使曹操这样奸诈雄强、拥有强大势力并觊觎非分之位的人，直到临死也不敢废掉汉室自立，难道不是因为名分大义仍在，知道有所畏惧回避而自我抑制吗？唉！谈论两汉风俗的人，说到西汉一定说经学，说到东汉一定说名节，难道不知道经学本来就是名节的根基，而名节所产生的功效，对于国家天下的关系尤其重大到这种程度吗？程子说：“后汉的名节，是由风俗形成的，并不是士人自己独立修得的；然而一旦改变这种风俗，就可以达到最高的道了。”司马光说：“教化是国家的急务，风俗是天下的大事。只有明智的君子深谋远虑，才能知道它所带来的益处广大、收效久远。”说得太好了！这真是治理国家的借鉴啊！

译曹操的权势日益隆盛，董昭说应当给他晋爵并加授九锡，以彰显特殊功勋。荀彧认为，曹公本来是兴起义兵，想要匡正朝廷、安定国家，秉持忠贞之诚，守着谦退礼让的实际，不应当这样，君子爱人应当以德相待。曹操因此不高兴。到攻打孙权时，曹操请荀彧慰劳军队，便趁机把他留在军中，任命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因病留在寿春，服药而死。君子说：篡夺叛逆的人将要夺取别人的国家，必定会选择正直贤能、众望所归而且意愿与自己相违的人，加以中伤，唯恐别人不能使自己的志愿实现，唯恐自己的罪恶不能遂意。曹操杀荀文若，就是这样。文若服药而死，大概是自杀；但说是曹操杀了他，为什么呢？文若虽然是自杀，但促成他自杀的人是曹操，说曹操杀了他也可以。唉！君子不幸处在国家将乱将亡之时，想要在其中自立，恰恰只足以害死自己罢了。即使想要明哲保身，也做不到。像文若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幸啊！况且文若难道不能称为正直贤能之士吗？汉朝动乱时，豪杰一同兴起，文若认为曹操差不多可以成就大事、安定国家，所以跟随他并辅佐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他同曹操商议的事情，所谓大顺、大略、大德，大多都是匡正朝廷、安定国家的事情，难道曾经参与谋划篡夺汉室吗？只是他不知道曹操是天下的奸雄，怀有鬼蜮般的智谋，虽然表面显示恭敬谦逊，篡夺汉室却是他的本心。董昭正是预先知道曹操本心的人，谋求九锡，正好击中了曹操内心的欲望。文若虽然贤能，却缺乏见识，反而认为曹公秉持忠贞、守着谦退礼让，君子爱人应当以德相待，不应这样做，这难道不是违逆了曹操的心意吗？见识不足而节操有余，不害死自己是不会停止的。曹操看到平日文若与自己所说的话，从来没有符合自己的志向；等到谋求九锡时，文若又违逆了自己的志向，假如文若活着，自己的志愿就不能最终实现，那么杀掉他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文若一死，曹操的罪恶便得以实现。第二年，曹操加受九锡；等到孙权称臣并称述天命时，曹操便说天命在我，我就是周文王了。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终于篡夺帝位，而且把自己比作舜、禹。唉！世上哪里有这种周文王、舜、禹呢？朱温将要篡夺唐朝时，想任用优伶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坚持反对这件事。裴枢等人是朝廷中久负声望的人，朱温把这看成小事，即使他们不顺从，也一定不肯听从。等到朱温已经夺取天下，便肆意诛杀铲除异己，白马之祸中，裴枢等人一个也没有留下。曹操篡夺汉室，朱温篡夺唐朝，他们的罪恶是一样的。曹操杀荀彧，朱温杀裴枢，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相似啊！因此我知道，篡夺叛逆、想夺取别人国家的人，必定会选择正直贤能的人加以中伤，唯恐别人不能使自己的志愿实现，唯恐自己的罪恶不能遂意。唉！曹操长期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又在天下立有大功，他转移汉朝国运，简直易如反掌。文若即使违逆他，力量哪里足以阻止曹操？当时，国家的外戚和朝廷的忠良几乎都被杀尽了，留下一个文若又有什么妨害？可是曹操竟然一点也不能容忍。文若死了，却不知道后来篡夺魏国的司马懿已经在暗中效法他的道路，而曹操却没有察觉。加害于自己容易控制的人，却没有明智到足以预料难以谋划的祸患，曹操哪里称得上有智慧呢？司马懿控制魏国以后，让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一同掌握重权，而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终于取代魏国。当时，王陵想在寿春讨伐司马懿却没有成功；文钦、毌丘俭想在淮南诛杀司马师也没有实现；诸葛诞又想在寿春诛杀司马昭，也未能成功。这个大奸贼的锋芒，人人都想咬断它；然而人们只知道司马氏专擅魏国，却不知道养成他们罪恶的原因，是曹操的无智。所以司马氏对于魏国，也不过如同曹氏对于汉朝罢了。孟子说：“不仁的人取得国家，是有过这种情况的；但从未有不仁的人取得天下。”又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回报你。”拥有天下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事作为鉴戒来观察呢？唐太宗拥有天下，贞观年间，天下大治，疆域向外抵达岭海，家家门户不用关闭，出行不用携带粮食，一斗米只要三钱，一年判决的死刑案件仅二十九件，蛮夷的君长都穿戴汉人衣冠，佩刀值宿护卫。太宗叹息说：“这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所取得的成效，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见。”有人说：“太宗哪里算得上施行仁义呢？”太宗作为君主，大体上是仁德比不上武力，义理比不上功利。当他凭借英武的资质，在弱冠之初兴起义兵，一战便平定东都，再战便攻下河北，直到取得江陵、攻占黎阳，扫除群盗就像振落枯草、折断朽木一样容易；他取得天下就像在掌中转动东西，似乎与成汤拯救百姓相近。然而他只是表面尊奉隋朝以取得名义，这与晋文公在河阳尊奉周天子有什么不同？向北擒获颉利，向西消灭高昌，以及击破吐谷浑、降服薛延陀，使这些人穿戴汉人衣冠，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郡县，似乎与周武王开通道路相近。但征伐高丽，直到年老仍不厌倦，就不如齐桓公在召陵征伐楚国。太宗使用武力，果真符合三王的义吗？囚犯经过五次复审，罪案经过三次审讯，比起古人听理狱讼的做法算是审慎了；但张蕴古被杀，仍未免属于滥杀。废除断趾的刑法，取消鞭打背部的刑罚，比起古人的肉刑制度算是轻了；但诛杀李君羡仍未免属于滥用刑罚。太宗施用刑罚，果真符合三王的仁吗？大概是因为他喜好建立大功、追求远大目标，而学问修养还不充足，所以他所设置的制度纲纪虽然有值得观赏之处，但一生所做的事大多是借仁义之名来成就自己功利的私心，哪里算得上施行仁义呢？君子说：“三代以后，贤圣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太宗，但回头看仍然有所不足。”《春秋》严格责求的本意，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若论仁义的根本，太宗似乎有所惭愧；若论仁义的功效，太宗不能说不盛大。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汤、武是亲身实践仁义，五霸只是借用仁义的名义。”既然如此，太宗虽然不能称许为出于本性而行仁义，难道也可以斥责他只是借用仁义吗？否则，仁义的功效如此巨大，太宗实行仁义为什么会这样容易达到、这样迅速成功呢？大概仁义对于天下，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一样，是人情共同的愿望；之所以共同希望它，是因为人心共同具有这种要求。何况天下大乱以后，百姓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用仁来安抚他们，用义来抚慰他们，尤其容易见效。所以推行几年，粮食便十分便宜，一斗米只需几钱，居住的人有余粮，出行的人有余资，人人都自我厚待，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天下人欣然受到教化，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

译从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和声响来看，有些效果是不期然而然产生的；这种成效容易取得而且迅速形成，根本不必等待三十年或一百年之久，不称为盛大可以吗？太宗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效，除了他亲身实践仁义，还有谁能做到呢？假使太宗实行仁义而毫不厌倦，即使达到由仁义本身出发而行仁义的境界，也是可以的；难道能说他只是实行仁义吗？何况说他只是借用仁义，不也是过分了吗？况且从唐尧、虞舜的治理算起，五百多年后才有商汤的治理；从商汤的治理算起，五百多年后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文武以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他治理天下的成效达到如此程度。然而人们还因为他没有达到的地方而苛责他，认为他不能同先王并列；这样说来，文武以前，大约每五百多年才遇到一个治世之君；文武以后，一千多年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愿意施行善政的君主。这不就是责求人永无止境吗？唉！唐朝拥有天下，历经十八位君主，将近三百年；期间因蜀道、关陕、奉天的巡幸，唐朝几次濒临灭亡，但天下最终仍然恢复归于唐朝。这说明太宗施行仁义的成效更加不可歪曲，而实行仁义的功劳，难道果真有什么对不起太宗的地方吗？魏征曾对唐太宗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君子说：“臣下献身侍奉君主，道义本来是一样的。之所以说有良臣、忠臣的区别，是因为君主有道或无道而有所不同。君主有道，臣下以正道侍奉他，能够明哲保身，所以称为良臣；君臣双方的名声都能保全而没有损失，这是君臣关系的正常状态。君主无道，臣下不能以正道侍奉，只好牺牲性命来殉道，所以称为忠臣；君臣双方的名声都受到损害而不能保全，这是君臣关系的变常状态。因此，有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这一类人便成为良臣；有夏桀、殷纣这样的君主，龙逢、比干这一类人便成为忠臣。唉！假使他们的君主是桀、纣，而自己成为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这难道是臣下所希望的吗？魏征郑重地把这些话告诉太宗，是很适宜的。况且三代以后，能够像太宗这样接受劝谏的君主，能够像魏征这样竭尽谏诤的臣下，可以说双方都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无愧于‘君明臣良’了。然而魏征仍然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唉！这正是魏征善于劝谏的地方。魏征的意思是：君主有道，臣下才能做良臣；君主无道，臣下必然只能做忠臣。希望陛下成为有道之君，不要成为无道之君。假如成为无道之君，那么臣将必然成为忠臣。他大概是想用这个道理约束君主，使君主不能成为无道之君。否则，良臣、忠臣虽然称呼不同，终究都是美名，魏征又何必有所选择呢？大概魏征不是为自身谋划，实际上是在替君主打算。假如君主因无道而在天下后世面前蒙受羞辱，而自己却独自以忠节闻名，这同君主和臣下都显扬、君主获得善名而臣下获得美名相比，哪一种更好呢？或者魏征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深知太宗足以成为有道之君。假如太宗果真不足以成为有道之君，那么在地下与龙逢、比干为伍，魏征难道还会有什么贬损吗？幸好太宗努力成就贞观之治，最终成为有道之君；魏征劝谏他的原因虽然不止一个，哪里知道不是关于忠臣、良臣的议论启发了他呢？即便如此，良臣从来没有不忠的，而忠臣也没有不是良臣的。魏征这句话，或许是有所矫正而故意这样说的吧？世上有些庸俗邪曲的臣子，阿谀奉承、闭口不言，只把保住俸禄和职位当作要务，必然会坐视君主昏愚暴戾而不加匡救，反而借魏征关于良臣的话为自己开脱，最终导致君臣双方都遭受失败的祸患。唉！这又岂不是使魏征成为罪人的原因吗？《明文衡》卷五十一 ○杂著 《纲目凡例考异》　汪克宽 寛或问《春秋》凡例的事。朱子说：《春秋》有凡例本来是确定的，但为什么不是孔夫子所制定的呢？孔夫子作《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话；可是三家《春秋传》各自创立凡例。后世谈论《春秋》的人，又各自创立凡例，几乎有几十、上百家，说法人人不同，学者将要以谁的说法为准呢？朱子删定《资治通鉴》而编成《纲目》，褒贬取舍一概以《春秋》为准；记载时区别统属关系，以彰明大一统的意义；列出年岁，以仿照《春秋》开篇记时的体例；辨明名号，以端正名分；记载即位、改元，以端正开端；记载尊立、死亡、安葬，以叙述始终；记载篡夺、弑杀、废黜、迁徙，以声讨乱臣贼子；记载祭祀，以彰显吉礼的得失；记载巡幸、田猎，以彰显巡游的荒怠；记载恩泽、制诏，以彰显命令的善恶；记载朝会、聘问，以彰显宾礼的是非；记载封赏、任命、贬黜、罢免，以显示赏罚是否恰当；记载征伐、战功，以表明用兵的正当与否；记载人事，以寄寓褒贬取舍；记载灾异祥瑞，以垂示劝善惩恶。一言半字都像手持秤衡比较轻重，累积到铢、分，细微到芒、忽，也没有一点差错。因此《手笔凡例》一卷，完备地列出删定史书的方法，学者依据它来探求《纲目》的旨意，不必再另设注脚；这部在正史之外传达精神的要典，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就像看掌中的东西一样。与三家《春秋传》作者各自创立凡例来谈论《春秋》相比，大概也没有天壤之别。然而鲁斋王公曾在金华刊刻此书，敬所文君曾在宣城刊刻此书，只是流传还不广。至元丁丑年，友人倪仲弘偶然从他的朋友朱平仲那里得到此书，便拿来给我看。我很高兴它对后学有益，想要刻印它，使它流传到远方。海宁任用和带着他的儿子跟随我游学，听说此事后很高兴，于是在自家的私塾中刻印。于是我考订其中的异同，附在后面，并把它流传的来龙去脉写在卷首。《欧史十国年谱备证》　徐一夔

译五代时期，十国中称帝改元的有七国，荆楚、吴越常常沿用中原的年号。欧阳公《五代史》在吴越世家年谱中说：“听老年人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寻求其事迹却无法得到，只找到一份封落星石为宝石山的制书，上面题为宝正六年辛卯，这才开始相信吴越曾经改元。”《欧史》所依据的就是这件事；之所以没有见到其他证据，是怀疑这个年号只在吴越国内使用，没有在外国使用，后来又一并加以避讳。至正年间，我在海宁州东部避乱，有一个姓许的人曾开挖一座大墓，墓中有志砖，大概是钱氏部将许俊的墓。许俊十八岁从军，凭勇猛善战立功，屡次升官至节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宝正三年去世并葬在这里，志砖所载年月十分清楚，这又是钱氏改元的一条证据。可惜欧阳公没有见到它。钱镠消灭黄巢，杀死刘汉宏、董昌，拥有两浙之地，又不断向中朝进贡，如果没有称帝改元的事情，那么当唐明宗即位初年，安重诲掌权时，钱镠给安重诲写信，言辞稍有傲慢，安重诲大怒；恰逢使臣乌昭遇、韩玫出使钱镠，韩玫诬称乌昭遇没有向钱镠称臣舞蹈，安重诲于是上奏削去钱镠的王爵。钱镠大概是受到刺激而这样做的。然而钱镠去世那一年，实际是唐明宗改元长兴的壬辰年，也就是宝正六年的第二年。安重诲被杀是在长兴二年夏天，而钱元瓘自称恢复钱镠王爵，是在安重诲死后；所以钱元瓘继承王位后不再改元，这件事是可以看出的。据我看来，钱镠在梁末帝贞明二年被加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并设置官属；唐庄宗进入洛阳后，他献上厚礼，所以得到赐予的玉册、金印，自称吴越国王，把所居之处改称宫殿，官属都称臣，还派使者册封海中各国的君长。至于许俊，从名分上说只是一名陪臣，却也被授予前面所说的职名，俨然在实行帝王之事，哪里需要等到安重诲拒绝他之后才这样做呢？欧阳公距离五代并不遥远，老年人所说的大概是可信的。当时十国都不属于中原所有，钱镠是否称帝改元，也不值得争论；这里只记录所见的材料，作为《欧史》的一条证据罢了。《深衣考》　朱右

译上古时代，人们住在巢和洞穴中，偶尔穿用鸟兽的皮来遮蔽身体。轩辕氏创制衣裳，用来显示公侯等人的等级，使上下尊卑的数序不混乱。自从王道恩泽消失，嬴氏、刘氏相继兴起，古代制度便模糊不明。《曲台礼》讲述礼制，只剩下《深衣》一篇。郑氏的笺注已经有不恰当之处，世代更替、制度变革，人们沿袭成俗，再也没有恢复古制的意愿了。宋代司马文正公开始制作用作燕居常服的深衣，士大夫往往仿效。绍兴年间，太常博士王普撰写《深衣制度》，追考并会合古人的文献。朱子将其修订收入《家礼》，赵汝梅又撰写《深衣说明》，文字简洁易懂，但仍难免各有得失。近世天台牟仲裴刊正错误，慈溪冯公亮进行考证，都有所发明。我出生得晚，未能承接诸位君子的论述，但私下里很有志于此。于是考察《礼经》和先儒诸家的学说，寻求符合古制、又适合今天穿用的做法，希望爱好古制、学识广博高雅的人有所考察，不再被纷杂的议论迷惑。于是作《深衣考》。深衣的制作制度。用白色细纤布制作。古代使用十五升布，经过锻炼、漂洗和灰治，每升八十缕。现在制作布匹不计升数，应当使用细密而洁白的布。尺寸用指尺。取每个人中指的中节，以两端之间的距离作为一寸；现在人使用折尺，也大致相同。衣身用两幅布，把中间折叠，成为四幅。前后长度约为身体高度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从衣领一直到腰部。王氏说衣长二尺二寸，恐怕太长；应当从腋下裁到袼外，并连接到衣袖。衣襟用两幅布。《说文》说：“衣襟。”注说：“交叠的衣襟叫衿。”《尔雅》说：“衣的前襟都叫襟。”通行也写作“衿”。《正义》说：“深衣外襟的边缘有镶边，那么深衣有衣襟是明确的。”应当用一幅布交错裁开，上尖下宽，内侧与衣身相连，共为六幅，下端连接衣裳。《玉藻》说：“深衣的衣襟应当在身体两旁。”王氏认为“衣襟施于衣服下部”，赵氏认为“上部六幅都是这样”。下裳用十二幅布。长度与身体相等。《礼经》说：短了不能露出皮肤，长了不能拖到地上。《玉藻》说：深衣腰围为下摆的一半，下摆是腰围的两倍。应当用六幅布斜裁，上边宽六寸，下边宽一尺二寸；上端连接衣身，在腰部相接。如果人的身材大小不同，也应当随宜调整宽窄。袼的高低，应当能够使肘部活动。（“格”音“各”。） 袼，是衣袖与腋下接缝的地方。衣袖的长短，应当反折后达到肘部。袖口与袼相平。袪就是袖口。旧制袖口宽一尺二寸，按现在的制度应当稍微小些。袖子中部与下摆相齐，与衣身参差相接并做成圆形。（“齐”音“咨”。） 齐，指袖子下方应当缝合的地方。《礼经》说：“袖子做成圆形，以符合圆规。” 腰围七尺二寸。指下裳的上边。王氏说腰围分为三部分，大概因为袖口一尺二寸，围成圆形是二尺四寸，所以腰围是七尺二寸。交领宽二寸，交叠后成为方形。（“袷”音“劫”。） 袷，就是交领。《玉藻》说：“深衣的交领宽二寸。”注说：“这是曲领。”《礼经》说：“曲领像圆规一样弯曲，以配合方形。” 用钩边连接衣襟。边，指边缘的缝合处。衣襟的边是斜幅，既然没有旁边可以连接，就另裁直布，用钩边的方式把它连接起来。衣襟下部就像今天的贴边。《礼经》说：“连接衣襟，钩缝边缘”，正是说用钩边连接在衣襟上。后人没有察觉这一点，竟有制作没有衣襟的衣服的；有的虽然有衣襟，却又加上钩边，这样就会妨碍交领，穿在身上也不合适。姑且加以订正，等待有识者裁定。冯氏认为钩边是腰部中间应当缝合的地方，也不对。镶边宽一寸半。“纯”就是镶边；衣领、袖口和下摆的边缘都要镶边。《礼经》说：父母、祖父母都健在时，镶边用来相接；父母都健在时镶边用青色；父亲去世而母亲健在的孤子镶边用白色。现在人平常居家，年老时宜用黑色镶边。（“纯”切音为“瓦”。） 背部的缝线像绳子一样一直垂到脚踝，以符合直线。（“踝”切音为“胡瓦”。） 这是说从衣领下方开始，衣身和下裳相连的缝线笔直向下，像绳子一样，就是今天所说的后中缝。下摆像秤一样平整，以符合准绳。齐，就是衣服下方的缝合边。衣带宽四寸。用白色丝织物夹层缝制，长度绕腰一周，在前面打结；再把它横向折叠四寸，形成两条细长下垂的带子，其余部分叫绅。《玉藻》说：“天子的素带，内衬朱色，全部镶边；诸侯的素带，全部镶边；大夫的素带，只镶垂下的部分。”注说：“终，是全；辟，是镶边；克辟，是全部镶边；细，是两条带耳。”天子、诸侯从腰后直到绅，都镶边；大夫只镶两条带耳和绅；士只镶绅，其余都不镶边。绅长三尺，镶边二寸。（“辟”音“壁”。） 辟就是镶边；两边各宽一寸，合计二寸。束带用组三寸。组是丝带一类的带子，用丝制成。衣带宽大，难以系牢又容易解开，所以用组穿连细带并把它束好。帽子用黑色布制作。缁是黑色，宜用乌纱并在外面加漆。帽顶有五道褶缝，朝向左边为吉。把武卷加在帽子后面；现在人把武连接在帽子前面。帽子有镶边，就像现在人在额头加夹边一样。簪用象牙制作，横向贯穿帽子。在帽子上加幅巾。古代的帽子没有巾，现在人加巾覆盖在帽子上。巾用乌纱制作，方形幅面像现在的头巾，只是把顶部直缝起来，并使两端逐渐收窄。鞋用白色。古代鞋子的颜色顺应下裳的颜色，夏天穿布鞋，冬天穿皮鞋。《士冠礼》说：“玄端服配黑鞋，素端服配白鞋。”因此深衣的鞋宜用白色；鞋带用黑色，鞋头的絇饰用绦带，或者用丝织物弯曲制成。繶是鞋面与鞋底相接的缝隙，也用绦带缀饰，作为行走时的戒备。纯是鞋口的镶边，如果穿黑鞋，就用青色装饰。又要系上綦，綦是鞋带，颜色同上。（“絇”音“其余”的“余”；“繶”音“施力”的“力”。） 申屠子迪毁曹操庙文　唐肃 曹操不向汉朝称臣，天下后世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夷陵偏偏有曹操的庙，难道夷陵百姓都愚蠢吗？夷陵自从有这座庙以来，国家已经不止一个姓，官员也不止一个人，却没有人毁掉它。难道凡是在夷陵做官的人都愚蠢吗？不是。夷陵百姓并不都愚蠢，有的人知道应当毁掉却不能毁，是力量达不到；在夷陵做官的人也不都愚蠢，有的人可以毁掉却不敢毁，是勇气不能胜过私心。即便如此，知道应毁却无力毁掉的，不是愚蠢；可以毁掉却不毁的，确实是愚蠢。申公只是一名普通小吏，却独自处理了这件事。与百姓相比，他的力量足以有所作为；与官员相比，他的勇气足以战胜私心。他不随流俗，不被祸患吓倒，使愚蠢的人震惊，使不愚蠢的人喜悦，难道不是伟大吗？唉！曹操的鬼魂已经远去，即使毁掉他的庙，也不足以惩罚他。然而申公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惩罚曹操，而是想让后世那些像曹操一样不向君主称臣的人有所畏惧。《书博鸡者事》　高启

译博鸡者是袁州人，一向是个无赖，不经营产业，每天抱着鸡，招呼少年在市中赌博；他任性好斗，乡里那些以侠义自居的人都畏服他。元至正年间，袁州有一位太守，施行了许多惠民政绩，百姓非常爱戴他。部使者臧某是新近显贵的人，将要巡视郡县到袁州，太守自负年长有德，轻视他。听说他到来，笑着说：“不过是臧氏的儿子罢了。”有人把这话告诉臧某，臧某大怒，想要利用法律陷害太守。恰逢袁州有个豪强百姓，常常挨太守的杖责，知道使者对太守不满，便诬告太守收受自己的贿赂。使者于是逮捕太守，威逼他认罪，夺去他的官职。袁州人非常愤怒，却没有办法报仇。一天，博鸡者在市中游荡，众人知道他能有所作为，便激他说：“你一向以勇敢闻名，却只会欺凌贫穷软弱的人罢了。那个豪强仗恃财产，诬陷并罢免贤能的太守，使袁州人失去了父母官。你如果真是大丈夫，难道不能为太守奋力一搏吗？”博鸡者说：“好。”立即进入里巷，召集一向强健的子弟，得到几十人，在路上拦住豪强。豪强正穿着华丽衣服骑马，带着一群奴仆奔驰而来。博鸡者径直上前把他揪下马，提起来殴打他；奴仆惊慌，纷纷逃走。于是他剥下豪强的衣服自己穿上，又亲自鞭打他的马，指挥众人拥着豪强的马走在前面，把豪强反绑起来游行于各市，并让他自己喊道：“替百姓诬告太守的人，看这下场！” 每走一步就喊一声，不喊就用棍子打他的背，直至满是伤痕。豪强的儿子听说父亲遇难，召集宗族和奴仆约一百人，想要拦截夺回父亲。博鸡者迎面对他说：“你如果想让父亲送命，就上前来争斗；否则就关好家门，安静等待。我游行完市中就回来，你的父亲还会平安无事。”豪强的儿子害怕了，于是用棍子打死自己的父亲，不敢再行动，逐渐收拢人众离去。袁州百姓聚集跟随观看，欢声震动全城。郡录事惊骇，骑马急报府衙。府佐认为博鸡者做得痛快，暗中放纵，不予追究。傍晚，博鸡者来到豪强家门，揪住他让他跪下，数落他说：“你身为百姓，不能谨慎自守，竟敢触犯使君按法杖责你的命令；你还敢把这件事当作怨恨吗？又乘机诋毁污蔑使君，使他获罪罢官，按理应当处死。现在姑且宽免你；以后如果不好好改正，再敢胡乱说话，我就烧掉你的房屋，杀掉你的全家！”豪强的气势完全消失，叩头谢罪说不敢了，博鸡者这才释放他。博鸡者于是对众人说：“这样做，足以替太守报仇了吗？”众人说：“你做得确实痛快，但太守的冤屈还没有昭雪，仍然没有用。”博鸡者说：“对。”立即把纸连缀成一幅巨大的纸幅，宽二丈，大大写上一个“屈”字，用两根竹竿夹住举起，奔走到行御史台申诉。台臣不肯替他审理，他便和同伴每天举着“屈”字在金陵市中游行。台臣感到惭愧，追来接受他的诉状，于是恢复太守官职，贬黜臧姓使者。当时，博鸡者因义举闻名东南。高子说：我在史馆时，听翰林院天台陶先生讲过博鸡者的事。看来袁州太守虽然得到百姓拥护，却自我得意而轻视上级，他的祸患不是从外部来的。臧使者曲解法律，只为一句话的怨恨而报仇，确实是残暴悖乱之人啊！只是上级不能明察，才使一个平民挽起衣袖，众人一同起来伸张愤怒。有见识的人当然知道，元朝政治已经紊乱松弛，而变乱从下层逐渐兴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志梦》

译我和同郡的谢玄懿都在内府教授皇太子们。今年正月十一日夜里，我梦见与玄懿早晨在午门等候，仿佛将要上朝；有个人向我们作揖说：“二位应当升迁，而且请转告国子祭酒梁公：‘诸位学生全都托付给您。’”我惊讶地说：“莫非是要调往远方吗？”那人说：“不是，是烦劳您教授开平王罢了。”醒来后，第二天我把梦告诉玄懿，我们私下共同记下此事。过了三天，到了望日之后，按旧例应率领诸生入朝觐见；正当我们在右顺门内列队站立时，梁公传下旨意说：“命令诸生出宫，到太学接受学业；二位先生等待后续命令。”话说完便带领诸生离去，我也随之出来。第二天早晨将要上朝时，中使急忙召见我和玄懿二人，说：“有旨意命开平王的两个儿子到东宫陪读，让你们教授他们经书，应当赶快入宫。”玄懿回头看着我笑，我们共同感叹这个梦真神奇。二月二十日夜里，玄懿梦见和我一同被召到皇帝面前，皇帝给我们一张纸，像任官凭证一样；玄懿接过后忘了行礼，偷偷看纸上的文字，其中有“翰林院”三个字。随后皇帝把纸授给我，我拜谢接受。第二天我把梦告诉玄懿，我们也私下共同记下此事。过了六天，皇帝驾临奉天门，宰执一同侍立；小黄门召我上前，皇帝回头对中书右丞汪公说：“这些儒生在学校里学习已久，而且都有文章和品行，如今让他们以平民身份在我的门下任职，可以吗？” 你赶快用翰林院的职务安置他们。”于是催促谢玄懿来拜谢，当时玄懿因有事外出，只有我没有行拜礼。第二天，我们便分别被授予不同的职务，我和玄懿都得到编修官的职位。于是我们更加共同感叹那个梦的神奇。七月十五日夜里，玄懿的母亲林夫人在梦中看见使者抬来两个厨柜，分别送给两家，打开后各有白金在里面。家人捧出来看时，白金却变成了炭；家人间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我和玄懿听说后，私下觉得这说法奇怪，稍微隐藏着，不像前两个梦那样明显；又不知道为什么玄懿所得的白金单独变成了炭，但也私下共同记下此事。到了二十八日傍晚，我们出官署回住所，有人控马奔驰来召我们二人。皇帝在宫阙楼上等候。见面后，皇帝嘉奖劝谕了很久，当面授我为户部侍郎，授玄懿为吏部郎中。我因年纪尚轻、不熟悉理财之事，而且不敢突然承担重任，辞谢不受，玄懿也辞谢。皇帝立即答应了，各赐给我们内库白金，并命左丞相宣国公发给文书，放我们回乡。出了都城后，我与玄懿两家同乘一条船向东而去；他的两个弟弟对我说：“行李太重，负担太多，赐金已经全部花完，何况回乡后又没有旧日产业，我们只能共同叹息。”尤其因为他的兄长早早辞职，我便借谈论这个梦来解释，才开始明白“厨”是“除”的谐音，“炭”是“叹”的谐音，于是更加共同感叹梦的神奇。自从周官中掌管六梦的职官废止以后，学者便没有人能够通晓梦兆。前代史书所记载的、梦与事情相应的例子很多，我曾经怀疑那些都是虚妄。如今这三个梦，不是由于平日思虑而产生的，而是在朦胧恍惚、梦呓之间得到的，却能像明亮的证据一样与后来事情相应，事先不知道，事后看来却没有一点差错。这难道只是事情偶然相合吗？还是人的祸福将要到来时，冥冥中主管它的神灵预先来告知呢？或者是人的精神灵明彼此有所感应，特意在梦中显现征兆呢？多么神奇啊！由此可知，凡是得失的命数，本来都在冥冥之中确定，没有人能够逃脱。像我们两人，不过是一个官职的升迁、一次任命，以及小小的进退，尚且如此，何况更大的事情呢？既然如此，士人活在世上，只应当竭尽自己所应做的事情；至于身外之事，一概听任命运，顺应天数，不要再放置私心，这样就可以了。然而世上那些迷惑的人，仍将耗费自己的智力和力量，奔逐于互相倾轧、争夺、排挤、凶狠的场所，喜怒忧乐相互纠缠扰乱，直到死也不能察觉其中的道理，难道不是昏昧吗？我想把这件事写下来使他们觉醒，又怕有人讥笑它荒诞，所以只私下记录下来，并送给玄懿，姑且和他一起自我警戒。今年是洪武庚戌年。《明文衡》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五十三 （明）程敏政编 杂著 《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　苏伯衡

译秦穆公派三位将帅袭击郑国，军队到达滑地。郑国商人弦高在那里遇到秦军，便拿出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同时赶紧把消息报告给郑国。孟明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于是灭掉滑国后撤军。皇武子对郑穆公说：“轻视财物可以称为贤，制胜可以称为能，弦高就是这样的人。弦高本来要到周地去做买卖，在滑地遇到秦军，知道他们包藏祸心，想对我国逞强，便不吝惜自己的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用来犒劳秦军，以使郑国免遭祸患，这可以说是轻视财物。犒劳秦军之后，又挫败了他们的意图。三位将帅知道我国已有准备，士气沮丧、计策穷尽，害怕暴尸疆场，便收兵退走，这可以说是制胜。否则秦军突然到来，谁能抵御他们？我们若不知道秦军到来，又凭什么能够防备？”孟明、西乞、白乙从外部攻打我国，杞子、逢孙、杨孙从内部接应，国家的存亡还无法预料。如今甲兵没有交战，边境没有震动，强敌远远退去，国家因此安宁。弦高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举用贤能、赏赐功臣，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请君王考虑这件事，以勉励后来的人。穆公说：“不遗漏善行，使百姓知道应当归向哪里，这件事为什么不做呢？”于是召见弦高并赏赐他。弦高叩头说：“我是草野之臣，从未有幸列入君王车舆属吏的行列，只是买卖迁易有无，以便利百姓使用，这是我的职责。” 秦军向东进发时，我没有料到会在滑地相遇，来不及把情况报告给郑国执事，便擅自传达君王的命令，拿东西犒劳秦军。越出臣子的身份，假传君王的命令，即使死也罪有余辜。君王恩惠，免了我的罪，不以杀戮我为快，已经是极大的宽待了，我哪里敢希望得到什么赏赐？先君桓公、武公、庄公、文公的功勋建立在王室，天鉴察他们的忠诚，降福给我们的子孙，怜悯我们的灾祸，抵御我们的患难。秦军不能在我国实现他们的意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臣有什么力量，君王却把功劳归给我而赏赐我？如果让人说君王因为我的缘故而越礼赏赐，恐怕不可以吧？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功劳，就像偷取别人的财物说成是自己的财物一样，罪过更加严重。我怎么敢庆幸秦军退去，就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呢？如果说那几张牛皮和十二头牛不算丰厚，是臣自己送出的，那么就请把它们归还给我。臣即使只是一个商贩，又怎么敢把它们取回来而犯不义之罪呢？我听说做儿子的，不敢私藏父亲的财物，这是义。虽然名义上是儿子的财物，实际上父亲拥有它；做儿子的道理，也是做臣子的道理。既然这样，从臣自身直到妻子儿女、私家财物，哪一样不是君王所有？不过暂时寄放在臣这里罢了；如果不是君王寄放给臣，臣从哪里取得它们？牛和牛皮在臣这里，就如同在君王那里。把它们送出以供共同使用，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把君王所有的东西私自占有，说‘这是我的’，还请求君王归还给我，这难道合乎义吗？” 得到了赏赐却丧失了义，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如果没有社稷的神灵、先君和君王的福佑，秦军只会前进而不会退兵，逼近城下，那时谁能够幸免？哪里还能免于拿起武器来抵御呢？臣将要来不及保全自身，更何况还能拥有牛和牛皮吗？如今臣蒙受君王的福佑，不仅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家庭。这赏赐不是很大吗？哪里只是臣一个人受赏，郑国人都受到了赏赐，而臣又额外得到了一重赏赐。人们将说臣贪得无厌而且胆怯，还会把臣看作可耻之人。君王不要赏赐臣，这就是使臣免于耻辱而归于义。请允许臣辞谢赏赐。”穆公说：“成全弦高的名声，又用义来教导百姓，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于是答应了弦高，承认他是君子。从此人们说：郑穆公是君主，皇武子是臣子，弦高是百姓。听到善言便能采纳，是明智；见到贤人便能推举，是忠诚；有了功劳却不自以为德，是谦逊。君主明智来安抚众人，是君主的道理；臣子忠诚来侍奉上级，是臣子的职责；百姓谦逊自守，是百姓的行为。君主明智、臣子忠诚、百姓谦逊，要想国家不得到治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郑国能够免于秦军灾祸的原因。鲁宣公按土地亩数征税。孟献子劝谏说：“鲁国是诸侯仰望的国家，诸侯仰望鲁国，是因为说鲁国掌握着周礼。如今按亩征税，这是抛弃周礼。既以掌握礼制闻名，却又抛弃礼制，诸侯会怎样议论我们？”先君隐公曾用许田交换郑国的祊地，君子尚且非难这件事，说：‘有周王的制度在那里。王室官吏如果拿疆界问题来责问，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应这重大的谴责？’何况向百姓征取财物有制度，难道可以放纵君王的欲望吗？从前先王丈量土地，把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地：一百亩为一夫，九夫为一井，九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郡，以此安排土地事务并规定贡赋。各种赋税征收的制度，就在这里确定了。大国供养官吏和贵族的田赋取其一半，中等国家取其三分之一，小国取其四分之一；而向百姓征取的，都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制度所规定的数额。制度是用来约束贪婪、禁止暴虐的。先王分封诸侯，使他们治理百姓、享用百姓的劳动成果，是为了使百姓获利，难道是为了残害百姓吗？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靠百姓供养的人，即使贪婪，也不让他超过规定；供养百姓的人，即使吝啬，也不让他少于规定。因此，制度就像防水堤坝。堤坝尚且不能决口，何况先王的制度呢？上面向下面征取、下面向上面奉献，不过十分之一，已经有很久了。” 如今君王超过规定征取，就好比冲决了防水堤坝。做君王的，对上承受天王的命令，对下抚育百姓，却超过制度聚敛财物，难道不是不合乎义吗？超过制度，是蔑视君王；聚敛财物，是毒害百姓。蔑视君王，君王会发怒；毒害百姓，百姓会怨恨。怨恨和愤怒一同兴起，祸乱就要到来了。国家尚且不能安定，君王却还要放纵欲望吗？自从鲁公在少皞的旧墟上安抚并封建鲁国以来，已经十九代了。用土地田产纳赋，以供给公室，早已有来历。史书记载鲁国以俭朴的德行供给各种事务，臣没有听说曾经不足。如今却不足了，难道不是奇异邪僻、奢侈淫逸的行为日益增多吗？这四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蛀虫。府库空虚，正是这些造成的。否则，难道看不见征收赋税时，收入足以使用，关键只在三件事吗？第一是抑制欲望，第二是节约用度，第三是遵循礼制。这三件事中，礼是根本，必须依照礼然后行动。不合礼的不想要，不合礼的不使用。这样，十分之一也没有不足的。若行动不依照礼，不合礼的也使用、不合礼的也想要，那么即使征收十分之二，又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们的德行。’难道不应当鉴戒先公，只专心致力于这三件事吗？如今因按亩征税招来愤怒、迅速积聚怨恨，显露出贪婪。”

译臣恐怕所得还不如所丧失的。请君王考虑这件事。”鲁宣公不听，终于按亩征税。君子说：“鲁国不能强盛，实在是应该的！削减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统治国家的人，只怕没有百姓，不怕没有财物。纣王有巨桥的粮食、鹿台的财物，却被称为‘独夫无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削减百姓呢？古代的君主知道国家的根本在百姓，所以任用贤能，让他们主管教养百姓；把田地住宅授给百姓，教他们种植和畜牧，满足他们的衣食，使他们的好恶与君主相同，体恤他们的疾苦，补助他们的匮乏，使他们逐渐富足众多，实行劝善惩恶，培养孝悌忠信。根本稳固以后，国家才会安宁。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如今即使不能减轻上面的负担、增加下面的利益，却又要使百姓贫困来肥厚自己，这是自己砍伐国家的根本。而鲁国没有灭亡，是所谓‘一世无道，国运尚未衰尽’罢了。” 成王向君奭询问守成的道理，君奭回答说：“谨慎地遵守已经形成的法则，尊重信任年高德劭的老人；不要因为旧有的命令而纷纷更改，也不要轻视旧有的规模而另行改造。”成王说：“其中的要点在哪里？”回答说：“《诗》中有这样的说法：‘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着薄冰。’《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我面对亿万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成王说：“不是太恐惧了吗？”回答说：“十围粗的大树，栽下后不是经过二三百年不会长大；等到砍伐它时，用不了几天就倒下了。九仞高的台，筑造它不超过时节、历经年月不会完成；等到毁掉它时，用不了几天就夷为平地。建成困难而倒塌容易，正是这样；建成困难而毁坏容易，也正是这样，怎么能不恐惧呢？”周朝的天下，是后稷创立的，公刘使它稳固，太王拓展它，王季勤勉经营，文王、武王成就它；这就是十围的大树、九仞的高台，怎么能不恐惧呢？夏朝的百姓曾经离开桀而归附汤，商朝的百姓曾经离开纣而归附周王，君王没有听说过吗：‘抚爱我，就拥戴你为君主；虐待我，就把你当作仇敌。’怎么能不恐惧呢？” 魏文侯问李克：“一个国家最应当重视什么？”李克回答：“重视士人。”文侯说：“士人为什么值得重视？”李克说：“亿万百姓，君王不能亲自抚养；三军将士，君王不能亲自驾驭；各种官职和事务，君王不能亲自修治；万般事务的繁杂，君王不能亲自处理。而士人，是君王用来抚养亿万百姓、驾驭三军、修治百官事务、处理万般事务的人。得到士人，亿万百姓就能得到生计，三军就能各得其所，各种官职就能适得其宜，万般事务就能有条不紊，君王也就能安享富足、尊贵和荣誉。《诗》说：‘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得到士人。”狐偃说：“亲近仁人，把重用士人当作珍宝，这就是真正知道士人的可贵。士人的可贵，早就是如此了。楚国有子玉，晋文公便侧席以待；吴国杀了伍子胥，勾践便进军；燕国任用乐毅，齐国不能抵挡；鲁国失去季孙，邾国也乘机侵扰。士人的任用或弃置，关系到国家形势的强弱，怎么能不重视呢？三位仁人离开后，殷国便成为废墟；两位老人来归附，周朝的事业便成就了；伊尹投奔桀，夏朝的社稷还没有灭亡；百里奚到秦国，虞公便灭亡了。士人的离去或归附，关系到社稷的存亡，怎么能不重视呢？”文侯说：“怎样才能得到士人并和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呢？” 李克说：“了解他，就任用他；任用了他，就委以重任；委以重任，就信任他；信任他，就不让小人从中离间。这样，天下的士人都会竭尽全力赶来。了解他却不任用，任用却不委以重任，委以重任却不信任，信任却又不能避免小人从中离间，那么国内的士人都会收拾行装离去。”文侯说：“好。”于是拜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宾客，让段干木辅佐魏成，任用翟璜，让西门豹以吴起、乐羊为将，任用屈侯鲋做太子击的老师。这样，魏国治理国家，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了。君子说：“没有什么能胜过人才。”这句话确实可信啊！否则，三晋土地相近、德行相等，魏国凭什么能够无敌于天下呢？” 楚王进入云泽，野兽们有的像虎和犀兕，有的像蜼和玃，有的像鹿和野猪，有的像鸣雁，有的像鵁鸬，有的像【缺字】鸧，有的像鹔鹄。见到楚王，没有不惊惧地跳起飞翔的：有的奋力飞走，有的远远逃窜到高空进入云霄，有的向下伏入灌木草莽。那里有一只锦鸡，正吐出自己的彩色长尾，楚王恰好来到，便收起尾羽后飞起。楚王看见它的尾羽五彩争相闪耀，十分喜爱。左右张弓，想再次射它，楚王两次制止，命令虞人说：“活捉它送来。”虞人捉到它后，楚王才放开猎人。各种鸟兽，有的被鹰犬杀死，有的死在刀刃之下，有的被网罗伤害，只有这只锦鸡免于灾祸。第二天，楚王对宋玉说：“这只鸡能够保全性命，是因为用尾羽显露在外而被关进笼子，也正是因为尾羽。那么士人将处在什么境地呢？”宋玉回答：“这只鸡如果没有尾羽，即使深深藏起来，凭借它高飞入冥冥之中的本领，大王又怎么能看见它？那虞人又到哪里去捉它呢？所以它不能逃脱樊笼，并不是尾羽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把尾羽吐露出来才造成的。”唉！士人不要凭才能自我炫耀啊！” 空同子说：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在建中初年；卢杞任宰相，在建中二年至四年。陆贽因李怀光上奏论劾卢杞，卢杞被贬为新安司马。卢杞的为人，连李怀光都知道厌恶他。陆贽与卢杞同朝共事了三年，却从未公开斥责他，只是借奏议稍微表示批评和讥刺罢了。等到卢杞被贬之后，陆贽才公开声称他奸邪而导致祸乱。陆贽升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在贞元八年。裴延龄任度支使，在七月。陆贽当时极力进言反对任用裴延龄，德宗没有听从。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仍然上书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而陆贽最终却被任命为太子宾客。假使陆贽厌恶卢杞、论劾卢杞，像厌恶裴延龄、论劾裴延龄那样，那么卢杞被贬应当不会迟至贞元四年，他的罪恶也应当不会积重到这种地步，又怎么会造成朱泚之乱，使德宗有奉天之行呢？卢杞在位时，陆贽不公开斥责他的奸邪；卢杞离职后，陆贽才追究他导致祸乱的罪责。而陆贽对于裴延龄，却自始至终都不断进言。难道是职位不同吗？翰林学士号称‘内相’，与宰相仍然相近。难道是时势不同吗？卢杞任宰相时，陆贽的劝谏并非不能实行，进言也并非不能被听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然而看陆贽对亲近的人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需要忧虑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八年〕 这可以说是不把个人得失当作忧患了。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不能使人完全没有非议，因此我一再叹息，深感惋惜。

译辟闾氏、蒲卢氏拜访义渠氏。义渠氏举起酒杯，向他们敬酒。辟闾氏心里似乎不快，酒喝到中途多次起身叹息。义渠氏说：‘我听说只有酒能使人欢聚，如今您喝到一半却叹息，恐怕是心中有隐藏的忧虑吧？’辟闾氏说：‘我听说没有什么比上下都互相争夺利益更危险。如今世上的人，无论贤愚、贵贱、老幼，都只喜欢利益，因此我私下为此忧虑罢了。’蒲卢氏说：‘如果说人们喜欢利益，这确实有；如果说老幼、贵贱、贤愚没有谁不喜欢利益，难道真是这样吗？’辟闾氏说：‘您认为我说得不实吗？我和您一起去试试看。’于是怀揣几十枚钱，和蒲卢氏、义渠氏一同出了北关，把钱丢在道路上，自己藏在隐蔽处窥看。不一会儿，一个背柴的樵夫经过，看见钱，俯身捡起来离开。辟闾氏从藏身处跑出，又丢下两枚钱，继续伏藏。不久，一个牧羊童子经过，看见钱，俯身捡起离开。辟闾氏像先前一样出来丢下钱，不久一个老妇人经过，却没有捡，径自离开。辟闾氏觉得奇怪，追上去问老妇人：‘您要到哪里去？’老妇人说：‘家里贫穷，我正要进城向人借贷。’辟闾氏说：‘您既然想向人借贷，道路上有别人遗失的钱，为什么不捡呢？’ 老妇人说：‘我已经老眼昏花，只恨没有看见罢了。看见了，怎么会不捡呢？赶快告诉我钱在哪里。’辟闾氏指给她看，老妇人正要俯身捡取，一个骑马的人带着几个随从奴仆来到，看见后说：‘这是我丢失的东西。老妇人怎么能拿？’便命令随从把钱取走。辟闾氏说：‘老妇人不是老人吗？童子不是弱者吗？樵夫不是愚昧而且卑微的人吗？骑马的人不是贤能而且尊贵的人吗？可是他们看到钱没有一个不拿，我们的话难道不就被证明不可信吗？’蒲卢氏说：‘既然这样，那该怎么办？’辟闾氏说：‘只有义可以治理这种情况。义理明白了，廉耻之心就会兴起；廉耻之心兴起，取舍就不会苟且。不过，义只是具体的准则，还不是根本要领。’蒲卢氏说：‘什么是根本要领？’辟闾氏说：‘上面的人以自身作表率，尊重节俭的德行，摒弃淫逸奢侈，按正道取用财物，不贪求财富，这才是根本要领。’所以说：‘如果您自己不想要，即使奖赏给您，您也不会偷窃。’居于上位的人只是用义理训诫百姓，却不以自身教导他们，他们凭什么知道应当效法谁呢？这样才不会既夺取财物又贪得无厌。” 空同子经过北邙山，看见一片片丛葬的坟墓，感慨叹息说：‘这些是什么人呢？是王侯将相吗？是豪门富家的子弟吗？是百工技艺之人吗？是侠客、释氏之徒吗？是经纪商贩吗？是农夫奴仆吗？是拿着瓢的人吗？是家奴一类的人吗？他们当初是否曾有仪仗鼓吹，前有人牵引、后有人拥护，把他们送到这里？还是曾被捆绑着遗弃在这里？还是饿死后被埋在这里？他们当初是否准备把墓穴封闭到黄泉深处，使天文地理一应俱全？还是要修建便房、缴道，使门阙、罘罳极其壮丽？还是准备了秘器和臣妾陪葬？还是墓穴尚未挖到泉水，丘垄便无处可建？还是不封土、不植树？墓中将要放置珠襦玉匣、黄肠题凑吗？还是用桐木作棺、葛藤作束带？还是穿着厚重衣物，以柴薪覆盖？还是赤身而死，返归本真？’唉！这些全都无法知道了。何况他们的姓名、籍贯和里居，哪里还能考察清楚呢？只看见华表摧折，穹碑剥落，土上长满斑驳的苔藓，牛羊磨蹭着角，真可悲啊！牧童纵横来往，随意放牧，连粗略扫除也没有做到；漆灯早已熄灭，阴冷的磷火却明亮可见，真可悲啊！蒿草杂莱淹没了墙垣，麒麟石像倾斜，翁仲默默无言，白日自行隐没，真可悲啊！”}], 衰败的野草茂密地生长着，露水寒冷，秋风凄清；罔象在草木间时隐时现，狐狸发出长啸和悲鸣，真是可悲啊！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樵夫说：“唉！这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人的寿命即使超过百岁，也不过像电光流逝、骏马奔驰那样短促。人在活着的时候，有的困穷，有的显达，有的兴盛，有的衰败；至于贵者和贱者、尊者和卑者、富者和贫者、聪明者和愚笨者，即使在欢乐与忧患、得失、被任用与被舍弃、夭折与长寿方面各不相同，差别也不一致。等到大限突然到来，顷刻长逝，再也无法追回，那么，即使有桑弘羊、孔仅那样的辩才，有张仪、苏秦那样的雄才，有项籍那样的勇武，有工倕那样的技巧；即使腰间悬挂着印绶，手里拿着璧玉和圭玉，把锦绣看得如同布帛，把珠玉看得如同土块，即使想要与众不同，最终也都归于蝼蚁，能够做到吗？”唉！岁月渐渐流逝，寒暑不断更替，那么人的骨头、毛发、牙齿和爪甲也将逐渐消尽；尘土飞扬、坟墓颓败而独自留存的，不过是一座座破败的坟冢罢了。再过四五代，后人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丘陵、坟墓和墓地又将任由你耕、我犁；苍苍然依旧高耸的，也只剩空山而已。这种道理和形势本来就是必然的，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先生为什么竟不能忘情，还要为此站立悲叹呢？即便如此，在万物之间、众人之中，那些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建立德行、成就功业，像大地收合、上天舒张一样遍及大地、穹苍；他们既有生也有死，虽然这一点与众人相同，但他们的英魂和灵气不会随着草木一起腐朽，他们的美名和盛誉却能长久与天地并存，永无穷尽。如果能够这样，那就很好了，还为什么要为那些人的死亡悲伤呢？唉！天地之间有能够不朽的道路，却有人不去致力于此。他们像苍蝇一样钻营，像猕猴一样奸诈，卖弄小聪明，施展机巧；在朝夕之间争逐浮华的荣名，在极小的利益上计较强弱；低头就想捡取利益，抬头又想攀取利益，争夺权势和私利，尊崇卑劣的将领。他们尸骨尚未冷透，名声却已经泯灭了，为什么天下人都这样昏昏然、愚昧无知呢！空同子说：“说得好！除去争强好胜和贪慕的心，摆脱放纵羁绊的状态，放情于山林之间，弹琴诵诗，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只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 海上的商人对渔夫说：“我在江海上经商，大船高大得像山，后面看不见前面的桅杆；高高的船航直入云霄，船身宽广无边，仿佛弥漫天际，奇货异宝堆满其中。到真腊、流求、川蜀、荆蛮等地，乘风破浪，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回来，获利极其迅速；用很少的力气便能获得丰厚利益，十分安逸而又安全。你为什么不驾着我的船，使天下的货物流通，救济交通不便的地方？却驾着小船在溪流山涧之间漂游，桅杆低，船篷短，船身低洼狭小，轻得像漂浮的断梗，快得像飞翔的大雁；忽然停靠在浅滩水流边，忽然沿着长长的山谷水道前行。船桨在水湾岸边划动，缆绳系在芦苇丛中。举起鱼网只能捕到虾，投下钓竿只能钓取鰅鱼，用来供给衣食、养活妻子儿女。这难道不是太鄙陋了吗？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渔夫说：“财货珍宝，是盗贼的诱饵；江海，是风浪聚集的地方。分得的利益少而图谋的利益多，没有不陷入困顿的；力量微小而谋求的事情很大，没有不遭遇危险的。与其冒着风浪的危险，哪里比得上就在水湾岸边享有现成的安稳和富余？与其怀有盗贼来袭的忧虑，哪里比得上从鱼虾中取得足够的生活所需而没有忧患？大船的利益，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我的力量有所不足，身份和命分又有所限制罢了。假使我舍弃捕鱼，还能有什么可希求的呢？”于是唱道：“我的船只有一叶啊，却可以安然居处啊；

译我捕到的鱼只有几寸长啊，却可以填饱肚子啊。等候丰收的时节啊，忧虑就会增大啊，我为什么要去渡过江海呢？你不要认为我愚蠢啊，我宁愿跟随你。”空同子听了，说：“渔夫大概是贤者吧？能够估量自己力量的人，一定会守住本分；能够知道自己命分的人，一定会安于命运。安于命运就不会贪求，守住本分就不会争逐。不贪求接近于仁，不争逐接近于义。既有义又有仁，渔夫果真贤明吗？假使人人都像他这样，又怎么会到了争逐利益、贪恋财货，希求宠爱、依附权势，轻视性命、踏入危机，蒙昧于廉耻、趋近污秽，惶惶不安而不知道衰老，劳苦奔忙直到死亡的地步呢？” 空同子行走在河边，看见一个渔夫，察看他的鱼网，原来是用丝织成的。再看他捕到的鱼，鱼儿曲身翻动，张口喘息，鳞片和鳍都分辨不清，最大的也不过才像手指那么大。空同子回头对弟子们说：“先王颁布政令，规定鱼网的网眼一定要有四寸，卖到市场上的鱼一定要满一尺，这是多么仁厚啊！在那个时候，鱼鳖之类都能够顺遂地生长，又是多么幸运啊！如今却用丝织物做网，鱼只要长到手指那么大就被放进鼎俎烹煮，这实在是鱼的不幸啊！这实在是渔夫的不仁啊！”渔夫说：“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古代向百姓征取赋税，大体是十分之一，后世却超过一半了。古代役使百姓，每年只有三天，后世却要役使他们整年。古代山林川泽不设禁令，关卡和市场不征税，后世却把山林川泽、关市的税收作为经常性的财政收入。这样说来，不幸的难道只是鱼吗？不仁的难道只是渔夫吗？”空同子于是唱道：“那清冷的下泉水啊，浸润着那丛生的稂草。感慨而醒来叹息，思念那周京。”唱完便回去了，回去后接连几天都皱眉忧愁。于陵生问道：“黄帝、尧、舜只是垂衣拱手，天下就得以治理，这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真的。”又问：“自黄帝、尧、舜以来，处在帝王之位的人没有谁不穿帝王的服饰，可是天下的隆盛太平为什么都比不上唐虞时期呢？”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大啊！衣裳的制度开始于黄帝，到尧、舜时才完备。上衣上所绘的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裳上所绣的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些都是用来象征德行的。难道只是为了给身体增添纹饰，使人产生美观之感吗？所以，眼光明察、听觉通达，没有遥远之处不被照察，是日月星辰照临的象征；恭敬自持而无为，使万国都安宁，是山镇定安定的象征；圣明神智、文治武功难以名状，睿智明哲、温和恭敬不可测度，是龙变化不定的象征；任命九官来兴盛各种功业，使礼、乐、刑、政都鲜明完备，是华虫文采的象征；使祖宗在宗庙中享受祭祀，使子孙后代得以保有国家，是虎蜼孝道的象征；专心致志、纯一不杂，是藻洁净的象征；光辉照耀四方，上达天、下及地，是火明亮的象征；十二牧彼此询问政事，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百姓获得米粮作为食物，是米养育的象征；诛杀四凶而不迟疑，举用十六相而不迷惑，是黼果断的象征；安定天下，划分五服、十二州，设置州牧、建立长官，收集瑞玉、颁行玉器，是黻分别等级的象征。既然这样，圣王制作衣裳，是用来象征德行的，难道不是因为圣人的德行有与这些纹饰相似之处吗？十二章纹饰之所以成为十二章，是因为它们使圣人的德行因此昭明。所以，穿着与德行相称的服饰，同时具备相应的德行，这才是天下能够隆盛太平的原因。服饰穿在身上，德行却不足，只是垂手拱手、无所作为，这大概和给木偶披上锦绣衣服，放在高大殿堂之上端坐没有什么不同；想要天下隆盛太平，怎么可能呢？处在尧、舜的地位，穿着尧、舜的服饰，具备尧、舜的德行，却不能达到唐虞时期那样的治理，我是不相信的。”于陵子说：“服饰用来象征德行，德行应当与服饰相称，先生的话说到极点了！这不只是天子如此，公、侯、卿、大夫也都应当如此；不然，差不多就要成为那种徒有其表、实无其德的子弟了吧？” 空同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夺取天下不一定都依靠仁义；如果一个人的才智远远高出天下众人，他就能够夺取天下。至于维持天下，则取决于风俗；维持风俗，则取决于政令和教化。这一点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政令教化的得失、风俗的美好或败坏，正是天下安危存亡所系，而与国势的强弱没有直接关系。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西汉共有十二位君主，其中有六位是贤明的君主。汉成帝、汉哀帝虽然失德，但祸患没有波及百姓，他们的国势可以说强固而难以动摇，然而王莽凭着像斗筲一样狭小的才具和钻营偷窃的本领，不必走下宫阶就夺取了天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高帝自称天下是从马上取得的，认为哪里用得着诗书，因而政令教化没有修明，社会风俗也不美善。东汉自汉安帝、汉顺帝以下，日益陷入衰败和混乱；汉桓帝、汉灵帝的暴虐，与东汉末三位君主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按理说国势应当很容易被撼动。然而董卓、吕布、袁绍、袁术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资质，曹操的功业盖世，才能更是王莽的百倍；这些人无不竭尽智力，最终却没有一个能够夺取天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世祖重视并推崇学术，兴起并勉励名节，以此树立正道；汉明帝开设学校，尊敬礼遇师傅，以此振作更新社会。政令教化在上面得到修明，社会风俗在下面变得美善。” 既然如此，政令教化和社会风俗对于天下来说，难道是小事吗？当今的君主和世代相承的统治者，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应该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可是有人竟认为，既然夺取天下并不困难，那么保有天下大概也很容易。然而对于各种重大原则却漠然置之、毫不留意，这样可以吗？可以吗？” 空同子经过锺离氏家，锺离氏正把油和松脂调成膏，涂在竹枝上，凡是盘、盂、几、席、帘、帐、窗、门之间，没有不插放这种竹枝的。空同子说：‘这是做什么？’回答：‘我用它来除苍蝇。油有香味，松脂又黏，苍蝇追逐香味成群聚集，就没有能够逃脱的。’空同子说：‘苍蝇叮咬你的手脚吗？’回答：‘不。’又问：‘苍蝇吸食你的血肉吗？’回答：‘不。’空同子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如此憎恨它，一定要把它除掉到这种地步？’回答：‘苍蝇虽然不善于叮人、吸人，却善于使人眼花。白色的衣服，被它污染就会出现黑色；黑色的帽子，被它沾染就会显出白斑。我憎恨它把黑白颠倒，因此发誓不把它彻底除掉就不停止。’空同子说：‘你知道苍蝇善于使人眼花，却不知道人中的苍蝇更善于使人眼花。’回答：‘什么叫人中的苍蝇？’空同子说：‘把耳朵贴在墙根暗处，窥伺别人的言语，不是人中的苍蝇是什么？花言巧语，离间骨肉，不是人中的苍蝇是什么？把谄媚当作贤能，把欺诈当作忠诚，不是人中的苍蝇是什么？把正直说成邪曲，把刚强方正说成专断放肆，不是人中的苍蝇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努力把它们除掉呢？’回答：‘苍蝇，我已经知道怎样除掉它了。’

译‘如果遇到人中的苍蝇，又将用什么来除掉它们呢？’空同子说：‘以公正存心，以德行作为判断，不能任由好恶产生，清楚辨明真实和虚伪，不被是非迷惑。凡是外表像人、行为却像苍蝇的人，不相信他而且厌恶他，不宽恕他而加以惩罚；那么他即使想把我的黑说成白，也没有白可加上；即使想把我的白说成黑，也没有黑可以安放。’《巧言》诗说：‘君子若发怒，乱事很快就会停止；君子若喜悦，乱事很快就会结束。’《巷伯》诗说：‘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丢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把他们丢到北方荒远之地；北方荒远之地不接受，就把他们丢给上天。’空同子合上书站起来，拖着手杖唱道：‘排除我的智巧，任凭我的真性；放松我的形体，保全我的精神。两耳仍在，六种感官的作用泯灭。是人吗，是天吗？是天吗，是人吗？’吃者阙翁听见后，惊骇地对空同子说：‘先生大概已经不是从前的先生了，为什么今天唱的歌和过去唱的不一样？’空同子说：‘今天造物主补上了我的一个孔窍，于是我同舍聪氏交为朋友，乘着无形之龙，去往无象之野，游于无闻之乡，处于无声之境，登上无情之庭。万物的声音吹动而产生变化，我幽深寂静而无所知；即使猛烈的雷霆震破山岳，我也寂然不动，毫无知觉。’ 何况毁谤和赞誉、应答和附和、欢笑和歌唱、呻吟，又怎能触动我的心呢？我的一个孔窍已经完整，我也就安于自己的安适了。像这样，怎么知道我原有的七窍，而造物主没有全都替我补上呢？我是不是已经成为空同了？你将要到空同之上来寻找我吗？”吃者阙翁说：‘我在墨家学说中游心，已经很久了，愿意手执马鞭跟随在先生身后。’ 尉迟楚喜欢写文章，拜见空同子说：‘请问文章有固定的体裁吗？’空同子说：‘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易》中有像诗的篇章，诗中有像书的篇章，书中有像礼的篇章，哪里有什么固定体裁？有固定法则吗？’尉迟楚说：‘起初有什么法则？典、谟、训、诰，国风、雅、颂，起初有什么法则？是困难还是容易？’空同子说：‘如果要说困难，那么古诗三百篇大多出自小民、丈夫和妇人；如果要说容易，那么能自成一家之言的人，一代也没有几个。文章应当繁复还是简约？’回答：‘不在于繁复，也不在于简约；描摹情感、描写事物，关键在于文辞通达。文辞通达，只有两三句话也不算不足；文辞不通达，即使有千百句话也不算有余。文章应当怎样？’回答：‘像江河一样，怎么样？’回答：‘要有源头。像琴弦之于管弦乐器，像门轴之于门户，像将帅之于三军，像腰领之于衣裳。怎么样？’回答：‘要有统摄。像布置军阵，像构筑住宅，像营建国都。怎么样？’回答：‘要谨慎安排。像草木一样，有根而后有干，有干而后有枝，有枝而后有叶，又有花。怎么样？’回答：‘条理精密通畅，而且彼此都有依附。像手足的十二经脉一样，各有起点、出口、循行、注入和会合。’ ‘怎么样？’回答：‘分支各有区别，而营气卫气流通。像天地一样，包容六合，却看不见它的边际。怎么样？’回答：‘气象深沉郁结。像涨满的海洋一样，波涛涌动，鱼龙张扬。怎么样？’回答：‘浩大无边而奇诡怪异。像日月一样，早晚出现，总使人喜悦。怎么样？’回答：‘光彩景象常常更新。像烟雾舒展、云霞铺开。怎么样？’回答：‘动荡而不断变化。像风雷流动、雨雹聚集。怎么样？’回答：‘精神聚合而在幽冥中会通。像重重树林、幽深山谷。怎么样？’回答：‘深邃遥远。像秋日的天空、寒冷的冰。怎么样？’回答：‘洁净清澈。像太羹、玄酒。怎么样？’回答：‘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像水流回旋、骏马奔腾。怎么样？’回答：‘往复回旋，纵横驰骋。像羊肠小道、鸟兽所行的山道。怎么样？’回答：‘盘绕迂回，曲折不直。像孙武、吴起用兵。怎么样？’回答：‘奇兵与正兵相互变化。像常山的蛇。怎么样？’回答：‘头尾相互呼应。像父亲、老师面对儿弟子侄，像孝子仁人侍立在亲人身旁，像元夫硕士戴着端正的冠冕站立在宗庙朝廷。怎么样？’ 回答：‘端庄严肃，温和高雅，正大庄重。像楚庄王发怒，像杞梁妻哭泣，像昆阳城之战，像公孙大娘舞剑。怎么样？’回答：‘激烈恳切，雄伟壮阔，抑扬顿挫。像豆类和粮食，像布帛，像精炼的金子，像美玉，像出水芙蓉。怎么样？’回答：‘对世道有补益，不依靠刻意的磨砺雕琢。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回答：‘对于《易》《诗》《书》、三礼、《春秋》中记载的内容，左丘明、高诱、子夏所传述的内容，以及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一类人所著的书，早晚阅读，反复讽诵，细细体味，长期学习。’这样就可以得到它了。不过，文章并不是单靠力量能够造就的。圣贤道德的光辉积聚在内心而发露于外，所以他们的言语并不雕饰却自然成文。譬如天地化育万物，雨露滋润万物，使万物的魂魄由此生成，花蔓、毛羽都达到人力所不能造作的程度，哪一样不是自然形成的呢？所以学习圣人的道理，就会自然而然获得圣人的言语；学习圣人的言语，却不学习圣人的道理，不但得不到圣人的道，也连他们所谓的言语都不能达到。尉迟楚出来，把这些话告诉公乘丘说：‘我对于文章，大概还处在山路之间吧？’ 若不是空同子引导我出来，我还不知道大道是多么宽广。’于是尉迟楚全心学习文章，从此在文章方面奋发用功，便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了。东郭氏家的猫成群聚在庭院里，头挨着头互相枕靠，脚碰着脚互相抚触，尾巴互相戏弄，舌头互相舔舐，彼此十分亲昵。把一只腐烂的老鼠扔给它们，所有的猫都突然跳起，得到老鼠的便飞奔离去，没有得到的，有的追在后面，有的挡在前面，有的在右边号叫，有的在左边抓挠，彼此争斗撕咬起来。空同子说：‘利益竟如此善于改变人的心术啊！外物引诱在前，欲望在内心燃烧，害怕自己得不到，又害怕别人得到。即使只是微小的腐鼠，原本十分亲昵的猫也会为它争斗撕咬而顾不得亲情，更何况有比老鼠大得多的利益呢？如今的人平日相处时彼此握手、交头接耳，以求欢欣亲爱，自称像骨肉一样，实际上大概也不过如此。等到权势地位相接触，便因为希望得到利益而忘记行义，丑言诋毁、竭力排斥，暗中排挤、明面夺取，不得到手便不停止。心术被利益改变到这种地步，和东郭氏家的猫有什么不同呢？’

译空同子说：“贤人谋求的是道，而不是衣食，所以贤人难以出仕，却容易退处。君主真正了解他之后，他才出仕；礼遇恭敬之后，他才留下；信任深厚之后，他才接受任用。因此，君主得到他，君主就能走上正道；国家得到他，国家就能安定；天下得到他，天下就能太平。若遇到不合道的对待，便提起鞋子离去，连一天也不会留下。君子出仕，并不是苟且求进，而是道相合才出仕；退处，也不是苟且求退，而是道不相合才退处。我只知道谋求道，哪里还知道什么富贵呢？最尊贵的地位不必等待爵位，最富有的状态不必等待俸禄；要靠俸禄才富、要靠爵位才贵，都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以道德为贵，以仁义为富，这才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古代贤人明白内外的分别，所以难进而易退。世人所谓的贤者，君主还没有充分了解他，便翻然出仕；礼遇不够恭敬，却安然留下；信任不够深厚，却欣然受用；遇到不合道的对待，也不肯离去。这难道不是把外在的东西看得太重要了吗？我看他们忧虑得失还来不及，哪里有闲暇谋划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安宁呢？忽然辞职，转眼拜官；晚上退处，早晨出仕；屡次出仕又屡次退处，他们对于道究竟如何呢？” 空同子说：“君子不因自己卑贱而以教导别人为耻，也不因自己尊贵而以向别人求教为耻。所以君子既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人凭借教导而成就德性，就像器物凭借模范而制成器物一样。如果我的德性确实足以成就别人，那么我的地位即使卑下低贱，也本来就是教导别人的人；如果我的德性确实要依靠别人教导之后才能成就，那么我的地位即使尊贵显赫，也本来就是向别人求教的人。因此，教导别人的人，心中所存的是成就别人，哪里还会计较对方的地位是否比自己尊贵呢？向别人求教的人，心中所存的是成就自己，哪里还会计较对方的地位是否比自己卑贱呢？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魏文侯，可以说都尊贵显赫了，但他们向畴、务成昭、西王固、成子伯、时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求教，从来没有为难的神色。畴、务成昭、西王固、成子伯、时子思、虢叔、管仲、卜商，可以说都卑贱了，但他们教导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魏文侯，从来没有惭愧的容色。这难道不是因为心中存的是成就自己、成就别人吗？这八位君主不以向别人求教为耻，所以不贤者因而成为贤者，贤者因而成为圣人。” 这八位士人不以教导别人为耻，所以能使贤者成为圣人，使不贤者成为贤者。因此，教导别人的人，若要重视自己、守持正道，就必须像古代施教者那样，然后才能成就别人；向别人求教的人，若要心态谦下、礼数恭敬，就必须像古代受教者那样，然后才能成就自己。如今，处在下位而教导别人，便感到不满足、不安，别人还认为他傲慢；处在上位而接受教导，便暗中轻视、不屑一顾，别人还认为这是受辱。不合格的人最终仍是不合格，无才的人最终仍是无才，不贤的人不能成为贤者，贤者不能成为圣人。难道不知道这是卑贱者以教导别人为耻的过错吗？难道不知道这是尊贵者以向别人求教为耻的过错吗？” 空同子说：“土渣，是容易得到的东西。在天地之间，哪里知道它会有穷尽呢？然而假使一个人聚集它，十个人取用它，哪里有不被取尽的呢？无限的东西，聚集它的人少，而取用它的人多，尚且会被取尽，何况粟米布帛是出自人的劳力而且有限的东西呢？如今各地耕田的人、织布的人，常常不满数百家，而吃粮食、穿衣服的人，常常有数万家，物力怎么能不困竭呢？人的力气最大，没有超过乌获的。数百人中，力气像乌获的不能有两三人。假如让两三个有力气的人，代替数百人承担奔走、搬运的劳苦，没有不疲惫的。田地多的人家，就好比力气大的人。大抵一个县、一乡之内，数百户人家中，田地多的起初不过三四户。如今向官府服役的，只有田地多的人家而已。其余的人有的在市场经商，有的在道路上做买卖，有的从事各种工艺技术；即使积蓄有余，因为没有田地，徭役却从未涉及他们。这就同让两三个有力气的人承担数百人的奔走搬运，没有区别。想使大户不困乏，难道做得到吗？怎样才能使物力不困竭？回答说：重视农业。” 怎样才能使大户不困乏？回答说：均平徭役。否则，耕田的百姓将相互结伴去追逐末业，田地多的人家也将全都变成贫困之人，国家将怎么办呢！” 空同子说：“休征和咎征，是上天使国家遭受福祸的方式；五福和六极，是上天使人民遭受福祸的方式。而这一切没有不是由某种原因招致的。国家的政令、人民的行为，表面上没有招致福分却福分到来，大概是因为有隐藏的德行；国家的政令、人民的行为，表面上没有招致祸患却祸患到来，大概是因为有隐藏的罪恶。人们不想到福分根源于隐藏的德行，只看见他获得福分，便认为是无缘无故的福；不想到祸患根基于隐藏的罪恶，只看见他遭受祸患，便认为是无缘无故的祸。这只是知道有形的恶，却不知道无形的恶；只是知道有名的善，却不知道无名的善。无名的善，就是隐藏的德行；无形的恶，就是隐藏的罪恶。它们都萌发于思想念头，常存于内心。而政事的好坏、行为的真伪，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一颗心的细微活动，贯通天地人三才。从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到普通百姓，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善恶刚刚萌发，迹象虽然还没有显露，念头本身却已经很强烈。已经知道这件事的人，也没有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上天却从来没有不知道的。上天知道，所以能够降祸降福。因此上天报偿隐藏的德行、惩罚隐藏的罪恶，就像圣人诛责人的内心一样。”

译善于观察人的人，只观察他所得到的。如果得到的是福，便可以确定他是以善存心；如果得到的是祸，便可以确定他是以恶存心。善于感通上天的人，只谨慎自己心中所存的东西。心中存善，福必然来应；心中存恶，祸必然来应。上天并不是指高远苍青的天空，而只是天理罢了。天理无处不在，所以天无所不体现。违背天理，就是违背上天；顺应天理，就是顺应上天。逆与顺，是善恶的关键；善与恶，是祸福的门户。而祸福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所以隐藏德行的报应，如果不在本人身上，就在他的祖父身上；隐藏罪恶的报应，如果不在本人身上，就在他的子孙身上。何况天子是上天的儿子，处在上天的位置，采用上天的道，执行上天的事业，他所引起的感应又应当怎样呢？所以汉高祖心存宽仁，唐太宗心存仁义，吕后、武后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国祚；秦始皇心存残暴，汉武帝心存兵刑，扶苏却偏偏遭受了他们的灾祸。所谓‘出乎你者，反过来还归于你’，难道只表现在雨旸晦明、寒暑风云显现于年、月、日、时之间吗？对于善恶的关键，不能不谨慎。因此唐虞三代的圣人无不战战兢兢、勤勉戒惧、恭敬谨慎、孜孜不倦，没有一刻能够安宁。” 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应上天。因此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祈禳避祸，只要顺应上天罢了。《诗》说：‘昊天说光明。’等到你出行，王说昊天已经明亮；等到你游乐放纵，也要顺应上天的法则，关键在于慎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行事，也要像在人前一样；从自己独自知道的念头发出，也要像别人都知道一样。用恭敬和义理自我持守，诚心专一而不二心。身体所践履的，没有不顺应天理；内心所存的，没有不是善。这就是君子得以避免祸患的原因，也是君子得以承受福分的原因。” 空同子说：“古人所谓的尊贵，不是依靠爵位任命才尊贵，只是自身具备道德罢了。古人所谓的富有，不是依靠货物财产才富有，只是自身具备道德罢了。不依靠爵位任命而尊贵，所以即使居住在田野、只是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尊贵；不依靠货物财产而富有，所以即使衣服不完整、食物不足，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富有。居住田野而为普通百姓却尊贵无比，这叫作天贵；衣服不完整、食物不足却富有无比，这叫作天富。天贵、天富，是存在于内在的富贵。得到它靠自己，失去它也靠自己。别人不能把它给予他，也不能把它夺走。因此，以天道获得富贵的人，通达时不因此荣耀，困穷时不因此羞惭；拥有时不骄傲，没有时也不忧愁。如今所谓的尊贵，不是说道德，只是爵位任命罢了；如今所谓的富有，不是说道德，只是货物财产罢了。把爵位任命当作尊贵，所以早晨在位、晚上失去职位，到了晚上就可以把他看作卑贱；把货物财产当作富有，所以早晨还有余财、晚上便贫乏，到了晚上就可以把他看作贫穷。晚上失去职位、晚上便被看作卑贱，这叫作人贵；晚上财物不足、晚上便被看作贫穷，这叫作人富。人贵、人富，是存在于外在的富贵。” 这种富贵的获得并不由自己，失去也不由自己。别人可以把它给予，也可以把它夺走。因此，以人为依据的富贵，通达时就荣耀，困穷时就羞惭；拥有时就骄傲，没有时就忧愁。君子兼有天贵天富和人贵人富的，有过这样的人；小人兼有天贵天富和人贵人富的，从来没有。因此君子宁可只有人贵而没有天贵，也不如只有天贵而没有人贵；宁可只有人富而没有天富，也不如只有天富而没有人富。拥有上天所赋予的富贵，并不妨碍成为圣贤，孔子、颜回就是这样的人；拥有世俗给予的富贵，对狂妄愚昧也没有补救，桀、纣就是这样的人。唉！我自身本来存有最尊贵、最富有的东西，世人却舍弃它而向外寻求，真可悲啊！” 空同子说：“向别人有所求，却不因此更加亲近；不向别人有所求，也不因此更加疏远，这种人是君子。向别人有所求，唯恐不能亲近；不向别人有所求，唯恐不能疏远，这种人是小人。那个人如果确实是君子，他交朋友时，必定不会因为对方得势而更加亲近，也不会因为对方失势而更加疏远；他自己得志时，朋友反而会更加亲近自己，自己失意时，朋友也不会因此疏远。那个人如果确实是小人，他交朋友时，必定会亲近得势之人，疏远失势之人；他自己得志时，朋友反而会更加亲近自己，自己失意时，朋友也会疏远自己。因此君子的友谊叫作真友，小人的友谊叫作伪友。伪友常常很多，真友常常很少。真友少，所以友谊有始有终的，十人中不能有一两个；伪友多，所以友谊没有始终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个。君子以道义交友，而道义没有兴盛衰替，和道义一起没有兴衰变化，就是君子的心。小人以权势利益交友，而权势利益有兴有衰，随着权势利益一起兴衰，就是小人的心。这就是小人的存心没有恒定、君子的存心有恒定的原因。” 以有恒的心同人交友，即使祸福死生也不能使他亲疏改变，何况小事呢？以没有恒定的心同人交友，即使是一筷饭、一豆羹也能使他改变亲疏，何况大事呢？因此君子不随便同人交友，也不随便接受别人为友。同人交友，一定考察对方交友的原因；接受别人为友，一定慎重考察对方交友的原因。慎重选择朋友在开始，考察朋友在细微处。如果不在细微处考察朋友，就不能知道他内心所存的东西；如果不在开始时慎重选择朋友，就不能知道他一生所遵循的原则。自古至今，那些最终相互嫉妒、倾轧、毁谤、争竞、倾陷、仇恨、残害的人，起初都曾相互求助、推让、谦下、亲近、救济、依靠、许诺；开始相互求助、推让、谦下、亲近、救济、依靠、许诺，最终却相互嫉妒、倾轧、毁谤、争竞、倾陷、仇恨、残害，这都是伪友造成的。真友本来不会这样。因此君子要考察、要慎重：可以接纳真正的朋友，而对于近于虚伪的朋友就要断绝。断绝伪友，是为了率领天下人轻视权势利益；接纳真友，是为了率领天下人敦厚道义。道义敦厚、权势利益淡薄，百姓的德性难道会不厚重吗？友道难道会没有始终吗？”

译士蒍因为晋献公担忧桓叔、庄伯的族人势力逼迫，谋划除掉群公子，于是同群公子商议，让他们诬陷富子。其中一个公子对群公子说：“不可以。欺诈邪恶、如鬼如蜮的人，怎么可以相信？同宗骨肉，怎么可以疏远？相信鬼蜮是不智，疏远骨肉是不仁。仁义和智慧都不足，祸患就要来了。”《枤杜》的诗风、《角弓》的雅意，正是我们所知道的道理。不敢烦琐地反复陈说，姑且把小事告诉诸位。曲沃深处有一片神林，长着高大的树木，茑和女萝攀附在上面。神灵嫌茑萝滋生蔓延，想除掉它们，就对茑萝说：‘古人有话说：“大树下面没有美草，是因为伤于树荫太多。”如今树干粗得有好几围，而你们的藤蔓还不到一寸，所以树的枝叶其实是被你们遮蔽了。’茑和女萝也自行看到自己的藤蔓不如大树粗壮。神灵厌恶它们，托梦给乡里人说：‘吉祥不是神灵所为，只是树木作怪。’乡里人于是砍伐大树。树被砍倒以后，茑萝无处攀附，也因此枯萎。富子就是大树，我们就是茑萝。怎么能这样说呢？假如富子被除掉，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群公子不听，最终诬陷富子，把他除掉。士蒍又同他们谋划，让他们杀死游氏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公子又说：“不可以。人建造寝宫，中间排列屋柱，四面的屋檐下也排列屋柱来相互夹辅。撼动一根柱子，栋梁必定弯曲；除掉一根柱子，寝宫必定坍塌。这样看来，寝宫所依靠的，本来就在于柱子众多。我们的宗族，就像人的寝宫；我和游氏，就是寝宫的柱子。先前诬陷富子，已经去掉一根柱子；去掉一根尚且害怕被压倒，何况可以再去掉一根吗？现在又想杀死两个儿子，将使我们的宗族不能支撑，难道只因为不是杀两个儿子就不改变谋划吗？”群公子不听，最终杀死了两个儿子。事后，士蒍让他们把游氏的族人全部杀掉。其中一个公子又说：“不可以。耳、目、手、足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体的。眼睛看、耳朵听，祸患发生所以能够知道；手抵挡、脚防备，困难到来所以能够应付。这就是身体得以保全的原因。假如这四者都丧失了，按话说就是同外界隔绝，还能做什么呢？身体能够完整保全的就很少了。现在把它比作一体，游氏之族对于我们的宗族，就像我们的手足耳目。富子被除掉，我们失去了手；两个儿子被杀，我们失去了脚。现在又想把游氏一族合并起来全部杀掉，这就是连我们的耳目也丧失了。游氏一族灭亡，我们宗族必定随之灭亡，为什么不放过他们来谋求保存呢？” “不这样做，后悔也来不及了。”群公子不听，最终把游氏一族全部杀掉。士蒍于是筑城聚居，晋献公果然包围聚地，把群公子全部杀死。君子说：“强大的宗族是国家的屏障，同姓宗族是国家的城墙，怎么可以亲手毁坏它呢？”所以说：“大宗族是屏障。”又说：“宗子是城。”又说：“不要使城墙毁坏，不要因为孤立无援而恐惧。”群公子纵然不是有意要思考，也有人借物作比，三次表达了劝告。话说得切实，利害关系也很清楚，实在容易觉悟啊！然而他们最终不听，以至于遭受灾难。群公子正是所谓“取譬并不遥远，上天不会差错，反复曲折地败坏自己的德行，使百姓陷于极大困苦”的人。这种谋划，是办事的根本；是否听从，是存亡的关键；而最可贵的是明智。《诗》说：“只有那明智的人，告诉他善言，顺着德行去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齐王问陈轸说：“大臣暗中窃取权力、加重权势来作威作福，怎样才能知道呢？”陈轸说：“这不是微臣所能知道的。”即使如此，臣近来经过淄水，淄水岸边有两座丛祠。水东的祠庙，拿酒肉来祭享它的人整天不断；水西的祠庙，整天从未见一个人来祭享。臣问拿酒肉祭祀的人其中的原因，回答说：一位神能够降祸降福，另一位神既不能降福，也不能降祸。如今大臣就像神林，大臣的门第就像神祠。拿酒肉祭祀的人，就是追逐权势利益的人。大王想知道权力集中的地方，也只要看看酒肉集中在哪里就可以了。”齐王说：“好。”第二天上朝召集群臣，问道：“淄水岸边有两座祠庙，有这回事吗？”群臣回答：“有。”齐王又问：“其中一座祈求福祐的人多得像市场，另一座一个祈福的人也没有，有这回事吗？”群臣回答：“有。”齐王问：“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是因为一座能降灾降祥，另一座不能降灾降祥。”齐王说：“如今您的门前冷落得可以张罗雀网，而各位大夫门前车轮交错、车毂常常相撞，难道不正像这件事吗？”群臣都害怕，没有人敢回答。君子说：“陈轸取譬很好，但齐王责问群臣，却错了。” “不过是自己奋发自强罢了。”商汤、周武王执政时，没有听说君主的权柄向下转移；伊尹、周公辅佐时，也没有听说他们掌握国家的命令。自己不能自强，却只担忧政令不能出自自己，把太阿剑交给别人，还想让别人不拿它割人，能办得到吗？” 空同子说：“天下的物体本来都是方的、圆的，哪里用得着规和矩呢？本来都平直，哪里用得着准和绳呢？木头有直的，也有不直的；如果没有墨绳，不直的木头凭什么变直呢？想使不直的木头变直，所以产生了墨绳。土地有平的，也有不平的；如果没有准绳，不平的土地凭什么变平呢？想使不平的土地变平，所以产生了准。车舆不会自行成为方形，要靠矩才能成为方形；车盖不会自行成为圆形，要靠规才能成为圆形。因此设置绳，是因为木头不直；设置准，是因为地面不平；设置规矩，是因为车舆、车盖不方不圆。规矩准绳一经设置，天下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方、不圆、不平、不直了。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大概没有不是顺应实际情况而制定制度的。因为百姓不全都诚信，于是制定权衡度量；因为百姓不全都善良，于是制定礼乐政教；因为百姓不全都服从，于是制定赏罚；因为百姓不全都守治，于是使用兵刑。假如天下没有一个不诚信的人，还要权衡度量做什么？没有一个不善的人，还要礼乐政教做什么？没有一个不服从的人，还要赏罚做什么？没有一个不守治的人，还要兵刑做什么？这些制度设置之后，天下才没有不诚信、不善、不服从、不守治的百姓。” 既然如此，权衡度量的建立、礼乐政教的修明、赏罚的使用、兵刑的施行，难道可以有一天稍微减少吗？即使如此，它们并不是在结绳记事以前出现的，而是在结绳记事以后才出现的。我本来就知道圣人实在是不得已。虽然不得已，难道也是违背人心而强行作为吗？所以赏，是顺应人们喜爱善行的心来勉励他们；罚，是顺应人们憎恶恶行的心来惩戒他们。礼乐政刑之类，无不都是这样。这也像马的本性是行走，于是驾驭它；驾驭它，马嚼子和缰绳便产生了；牛的本性是耕作，于是役使它；役使它，牛轭便产生了。然而那些偏曲的学者竟说圣人治理天下，是削弱万物的本性、侵害万物的德性，这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圣人呢！”

译有人说：“言论在世上建立起来，能有什么关系呢？而谈到它的不朽，竟然同立德、立功的人相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空同子说：“孔子、孟子用空言同大禹相配，我的先祖曾经论说过这件事，我不敢抄袭它来烦扰诸位，姑且只说史官的作用。史官所写的言论，哪里敢奢望达到孔孟万分之一？然而归根到底，那些德性完备于自身、功业施加于时代的人，如果没有史官，把他们始终的事迹考察出来，阐发其中精微，见于论著，写在简册，传给当代，流传后世，又怎么能够不朽而永存呢？”因此唐虞三代已经很遥远了，它们圣明君主、贤能宰相的盛大德行和宏伟事业，仁人君子的精微言论和美盛行为，以及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像日月高悬天空一样明亮，经过千万世反而更加显著，这也依赖《诗》《书》和史书的保存。否则，流传的风教和遗留下来的声韵尚且存在，宏大的规范和久远的法度却无从考证，即使想把它们奉为法则、效法继承，又到哪里去寻找依据呢？这就是孔子想说明夏、殷礼制，却有“文献不足”的感叹。何况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它们的功德远远比不上唐虞三代，遗留下来的恩爱又哪里足以引起人们的思慕，却终于没有湮没无闻，难道不是因为有史书吗？” 正因为史书保存下来，所以宇宙的分合、国家的治乱、政事的得失、习俗的美恶、道术的邪正、人才的贤否，学士大夫得以讨论，历代君主和辅佐者得以借鉴警戒。这样看来，文史官职的重要性而不是轻微，已经很清楚；它的关键作用而不是多余，也已经很明白。汉武帝竟把他们像戏子优伶一样畜养，说他们不知当务之急，这是可以的。何况那些明道立德的人，不能把自己的作为见于实际政事，只能寄托于空言来建立教化，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 公乘生问空同子说：“怎样面对忧患？”空同子说：“听任它所作所为。”公乘生说：“什么叫听任它所作所为？”空同子说：“不使我的心被它动摇。”公乘生说：“心怎样才能不动摇？”空同子说：“物我都忘却。我曾经从安东渡海到昆山，三次遇到■〈风贝〉风，两次遇到浅滩，一次遇到寇盗。我料定自己一定会死，已经把自身看作不存在；■〈风贝〉风、浅滩、寇盗，也把它们看作不存在。因此我的起居、饮食、说笑，同平常没有区别。船上的人都战战兢兢、浑身发抖，好像站在露水、冰雪之间，牙齿上下打战，脸上再没有人的气色。我说：‘四面都是水，已经无处可去；葬身鱼腹，死于刀兵，这是命中注定，死亡随时会来，不必再害怕了。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哪如不害怕呢？哪如安坐着吃饱饭呢？’众人才稍稍安定。等到上岸，我问同船的人：‘刚才遇到寇贼、浅滩、■〈风贝〉风时，你们都害怕，只有我不害怕；你们都不吃不喝，只有我吃喝。今天你们上了岸，我也上了岸，那么我先前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应验了吗？’大家相视一笑。我因此相信，面对忧患，只要听任它所作所为罢了。” 听任它所作所为，就不知道忧患是忧患，自然便安定了。哪里只是忧患如此呢？处在富贵中也是这样，所以不为得失忧虑。世上的人都有所顾虑，所以都有所爱慕、有所畏惧；畏惧和爱慕交织在心中，于是面对财物时不能明辨义利，面对战阵时不能奋力作战，却不思考困穷通达、得到失去、死亡生存、祸患福分没有不是命运。又何必到了临事之时，惶惶然计算利弊而趋利避害呢？这只足以扰乱自己的心罢了。”公乘生说：“我问如何处置忧患，因而得到实行自身之道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所谓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吧？请允许我把它写在衣带上。” 申屠生问空同子说：“学习应当致力于什么？”空同子说：“修治内心。”申屠生说：“内心怎样修治？”空同子说：“涵养它。”申屠生说：“有方法吗？”空同子说：“有。”申屠生说：“方法是什么样的？”空同子说：“少思虑、少欲望，以敬为主。少思虑，心就安静；少欲望，心就明察；以敬为主，心就专一。安静是根本，明察是本体，专一是关键。如今有一潭水，一个人搅动它，另一个人不搅动它。假如一处被搅动、一处没有被搅动，那么针落下、芥子掉下，都可以看清并伸手取出。一定要在没有被搅动的水中寻找。假如从没有被搅动的水中能够看清并取出东西，这就是以安静为根本。如今有一面镜子，一处被尘埃遮蔽，另一处没有被尘埃遮蔽。假如一处蒙尘、一处不蒙尘，那么美丑一同照见而无处逃形。一定要在没有被遮蔽的地方观看。假如从没有被遮蔽的地方能使万物无处遁形，这就是以明察为本体。如今有一条路，东边岔路很多，西边没有岔路；牧童从东边经过，就会丢失他的羊。一定要在岔路多的地方防备。假如正因为岔路多而丢羊，这就是以专一为关键。专一所以能安静，安静所以能明察；安静、明察而专一，学习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少思虑还不能立即达到安静，但少思虑能使欲望不动，最终达到无所思虑；少欲望还不能立即达到明察，但少欲望能使情欲不胜过心，最终达到无所欲求。” 以敬为主还不能立即达到专一，但以敬为主就有主宰，最终达到没有二心。没有思虑就安静了，没有欲望就明察了，没有二心就专一了，学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说：学习的方法在于少思虑、少欲望、以敬为主。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古代先民的训诫。能否努力实行，则在于人自己。” 记杀虎

译我到高溪第七天，有一只老虎夜里跳过某甲家的墙，抓走了他的猪。猪发出吱吱的声音，某甲以为是小偷，急忙举火照看，却没有看见猪，只看见了虎的脚印。天亮时，他和两个弟弟一起踩着虎迹寻找猪，走到黄土陇，看见两只老虎藏在草丛中，便喊道：“老虎在这里，老虎在这里！乡亲邻里，希望同我一起把它们杀掉。否则，不只是我的猪被它们抓走，各位家里的猪恐怕也不能幸免。不只是猪不能免遭祸害，恐怕还会祸及人。”于是高溪全聚落的人围了过来，强壮的人拿刀和棍棒，弱小的人敲着铜铁器物前来助阵。老虎看见众人挡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咆哮，想用威势使众人害怕，众人却不受惊，反而更加鼓噪着包围它们。老虎于是跳起来，某甲的大弟弟急忙挥棍击打老虎，老虎发怒抓他，他的右腿受了伤。某甲的小弟弟奋力用戈刺它，从喉咙贯入胁部，其中一只老虎随即毙命。另一只还咆哮着，作出要咬人的样子，然而声音发抖，只像牛叫，众人知道它已经没有能力，便直接上前刺杀。于是两只老虎都死了，剖开它们的肚子，猪果然还在里面。老虎在有毛的动物中最为暴虐，人们听到谈虎尚且胆战心惊，害怕它，何况敢去触犯它呢？假使它盘踞在深山大谷，即使每天捕捉麋鹿雉兔来养肥自己，谁能杀死它呢？” 只是它仗恃暴虐，放纵追逐欲望，进入集市抓取人的牲畜而不知忌惮，结果为了得到一头猪竟丧失了性命，真可悲啊！世上的人自以为威权足以依靠、贪欲没有顾忌，他们也知道应该从这件事得到鉴戒吗？某甲出发寻找猪时，只有两个弟弟跟随；率先刺杀老虎的，也只有两个弟弟。诗中说“在外抵御侮辱，必定依靠兄弟”，难道不是真的？某甲丢了猪，后来却杀死两只老虎，确实像是称心快意了，于是置办酒食慰劳乡亲邻里，花费也相当多。其中一个弟弟又差点没能逃出虎口。他拿着虎皮送给官府，人们都说他一定会得到丰厚赏赐，却因为虎皮有破损，受官吏议论牵制，最终没有得到赏赐。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出尽死力、耗费家产来除掉暴虐之物的人，向上报给官府，却希望执掌法令的官吏不吹毛求疵，还希望沾得赏赐的典章，难道能办得到吗？难道能办得到吗？” 《明文衡》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五十四 （明）程敏政编 ○杂著 《宗仪》九首（有序）　方希古

译君子之道，以修身为根本，推行于家庭，再推广到天下。这样说来，家庭是个人的表征，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家庭难道可以没有法则吗？德性修养于自身，并施行教化使人受到感化，即使没有法则，有时也可以做到；但古代端正家庭的人，常常不敢把法则放在后面。大概是因为善行有余而法则不足，或者法则有余而守法的人不足。家庭和国家有共同的忧患，何况两者都没有法则和守法之人呢？我的德行不足以教化百姓，却私下有志于端正家庭之道，于是写成《宗仪》九篇，来告诉同宗之人。希望贤能者因这些话而趋向善行，不贤者畏惧义理而远离罪过。将来如果在大的方面有所施行，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 尊敬祖先 人不同于万物，是因为人知道根本。人之所以知道根本，是因为礼义的本性根源于天、完备于心，纯粹地超出万物，所以万物没有能同人相比的。如今形体一代代变化而气脉相续，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口渴就饮水，饥饿就吃东西，劳累就疲倦，安逸就嬉游，人与万物也相差不远。最终人尊贵而物卑贱，为什么呢？因为人能够知道尊重自己生命的来源，而万物不能。所以人活着就恭敬奉事祖先，为祖先准备甘甜、肥美、丰盛、柔软的食物来供养其口，为祖先准备华美、柔软、温暖、美好的衣服来供养其身体，为祖先准备彩色来供养其眼睛，为祖先准备馨香来供养其鼻子，顺应祖先的愿望来供养其心，还认为这样仍然没有做到极致。于是修饰自身、敦厚品行来供养祖先的德，传播美好的声誉来供养祖先的名，把祖先的德行美善彰显于天下后世，使祖先死后不被遗忘，时间越久越加显扬。君子做人的子孙，不把供养死者生前看作最重要，而把奉行丧葬终事看作重要；不把奉终看作困难，而把思念孝敬、扩大爱心看作困难。祖先葬于墓、祭于庙，从天子到士，制度的隆盛卑简、广狭不同，但致敬的心意相同。所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官师一庙，庶人在寝室祭祀；至于外在制度的制定，则因人的身份而不同。” 孝敬的感情出自天性，至于由人制定的制度则不可逾越。根源于天的感情，难道还需要强迫吗？这是上天的命令。人即使极其昏昧软弱、非常无知，经过先祖的墓地，也没有不触动内心的；偶尔祭祀先祖，谈到先祖遗留下来的事情，也没有不叹息流泪的，这是形体和气息受到感应所致，并非偶然。因此宗庙的制度、祭祀的礼仪，君子借此尊崇根本、返回始源，把诚敬之心献给先祖。乡里百姓耕种田地，尚且祭祀田祖，不因年成丰歉而改变，因为不忘记自己的起始，何况对于自身生命的来源呢？只知道有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身体从哪里来，这叫作禽兽般的百姓；只知道奉养自己的身体，却不顾念与自身同源的先祖，这叫作麻痹般的百姓。这两种人虽然外貌像人，身体精神却早已同万物一样了。因此做人却不知道根本，叫作悖逆；不和睦宗族，叫作乖戾。悖与戾，都是恶名。世上站立谈论的人，天所赋予的禀性同尧、舜、孔子没有不同；如果能像颜回那样便是颜回，像孟子那样便是孟子。难道不致力于此，却去追求做恶民，还算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吗？我担心我们宗族的人归于麻痹、禽兽而自己还不知道。尊祖的办法是：建立祠堂，祭祀始迁祖；每月初一、十五等吉日一定拜谒；每年立春祭祀族人，各自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并各自带来祭品；祭祀完毕，按年齿相率聚会。” 行拜礼后设宴，由年齿最高而且有德的人面向南坐着，教训族人说：“凡是我们祖先的子孙，都要敬爱父兄，慈爱子弟，和睦邻里，按时祭祀，努力耕种，不要相互欺骗，不要相互争讼，不要触犯国法，不要虐待平民，不要赌博下棋，不要斗殴争执，不要学习歌舞来败坏风俗，不要相互抢夺、偷窃、奸淫、侵害而伤害自身，不要卖掉子女；没有重大的过错，不要休弃妻子；不要把自己卖作奴隶而辱没祖先。有其中一项的，活着不列入宗族的齿序，死后不准进入祠堂。”众人都回答：“是。”然后族中有文才的人拿着族谱来，记录上一年出生和死亡的人，记载全族人的善恶。凡有婚姻关系而相互周济、患难时相互救助的，善的加以勉励，恶的加以劝戒。面对财物能够谦让，奉养父母、侍奉长辈，能够孝顺而敬爱兄长，同亲戚姻亲、乡里能够和睦顺从；这些行为足以记载的，都一一记载。多次有足以记载的善行，死后就在族谱中为他立传。有人犯了先前训诫的，也要记载；能够改正的就删去，长久不改而更加严重的，不删去，并记下他的姓名。族人见到他必须作揖，不论贵贱贫富是否相称，都按他的宗族身份称呼。遇到喜事必定庆贺，遇到丧事必定吊唁；死时按亲属关系服丧，没有规定丧服的也为他服丧。” 这一天不吃肉，族人共同哭悼、共同祭祀、共同安葬他。重视族谱 尊祖之后，没有比重视族谱更重要的了。通过百世以后的人了解百世以前的先祖，居住在乡里之间而知晓天下之内的同宗，考察世系统绪的异同，辨别传承的久近，排列亲疏，确定尊卑，收拢离散，敦厚亲睦，如果没有族谱把它们排列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重视族谱。不修族谱，叫作不孝。然而族谱之所以关乎孝，很难说清。有可靠证据却不记录，就是遗弃祖先；没有可靠证据却记录，就是诬蔑祖先。有的人以先祖卑贱为耻，旁牵显赫人物来抬高先祖；有的人以先祖作恶为耻，私自把自己附会到名人的宗族中。他们都以为自己聪明，其实确实愚蠢。祖先难道可以选择吗？应该战战兢兢地尊重自己所知道的，空缺自己不知道的；详细记录可以考证的，不强行叙述难以考察的，这才差不多接近正确。可是世上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常常很少，趋向虚假的人常常很多。淳安汪氏从自身一代代上溯，直到鲁公的宗族，七十多世，每一代都有讳字和死亡安葬的记录，仿佛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一样；他们自以为极其博学，其实博学也不能胜过其中的虚假。越地杨氏，是隋炀帝的亲族后裔，却以先祖名声污秽为耻，于是避而不谈。吴宁杜氏，跨越一千多年，却把汉代的延年、晋代的当阳侯奉为宗祖；这些都是知本者深恶痛绝的事，而做这些事的人却以为自己高明，难道不是糊涂吗！”

译天下有尊贵的人，却没有永远尊贵的宗族；有贤能的人，却没有永远贤能的宗族。有士人出身的子孙，不能修身、笃实奉行，反而屈身成为童仆奴隶；而公卿将相，常常出身于田野。圣贤的后代如果不能继承祖先留下的事业，就会沦为普通人；而缙绅大儒，大多兴起于卑贱的宗族。上天生育人，究竟谁尊贵、谁卑贱呢？四海如此广大，百家如此众多，最初不过出自几十个姓氏；几十个姓氏的起初，不过出自几个人；几个人的先祖，原本只是一个人。所以今天天下受姓氏的人，大多是尧、舜、三王的后代，而都起源于黄帝。譬如大树，有的茂盛繁衍，有的枯萎憔悴，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人们见到某宗族常有显贵人物，便称它为显赫宗族；见到某宗族没有显达的人，便跟着轻视它。贵贱难道有恒定吗？只在人自身罢了。假如能够效法古人、实行古道，声名传遍天下，流传后世，那就仍然是古人一样的人。即使他的宗族世代还不显赫，也不必担心它不会显赫。以孔子、子思为祖先，却奉行庸俗卑陋的行为，那么他的庸俗卑陋仍然是庸俗卑陋，祖先不能使他尊贵。因此我们方氏出自帝榆罔，但族谱不敢把这件事列入；古代显赫的人很多，也不把自己附会到他们那里。”}], 有疑问的地方就阙而不论，用来传留疑问；无法详尽说明的地方就略去，用来彰明事实。我只是希望本族之人专心求学、修养自身。唉！富贵利达，都是从外部而来的东西。追求它们未必一定得到，得到了未必一定守得住，守住了也未必一定能传给后人。仁义忠信之道完备于内心，不求取也自然充足。得到这种道的人便可以实行，实行便可以彰显，施行遍及天下，却收摄于自身而不觉得狭隘；传布给万物，也不是威武势力所能改变的。善于尊奉祖先的人，应当思考这种道，实行这种道。天下人不只是尊重他本人，还会把德行归于祖先，使祖先更加尊贵。祖先越尊贵，族谱就越能流传。这才是最大的孝啊！何必急急忙忙地作伪欺骗、妄加诬陷呢？亲睦宗族 井田制废弃后，天下便没有良好的风俗；宗法制废弃后，天下便没有世代相传的世家。圣人制定这些法度，是为了收拢万民之心，使他们集中归一；这是治道的极致、治功的盛大之处，不可忽视。所以，只要有统一的政令所在，智者无处施展谋略，辩者无处施展言说，勇者无处使用力量。它就像皮衣的衣领、鱼网的总绳、头发的束握、车輹的车毂、马的缰辔、牛的纼。操持它，民众就收束；放开它，民众就散开；招呼它，民众就聚集；挥退它，民众就退下。屈伸、行动或停止，都只听从上面的命令，百姓不能掺入私意。先王时代的百姓，并没有和后世百姓特别不同。他们喜好义理而容易役使，顺从教化而畏惧法令，宁可死于饥寒，也不忍作乱，难道是靠刀锯斧钺就能禁止的吗？因为教导的是他们本来就有的善性，所以他们向善很安然；因为命令的是他们容易明白的事情，所以他们趋向教化很迅速。在那时，同住一闾、相邻耕作的人，尚且彼此亲睦、诚信、顺从，而大小宗法也在宗族之间实行。作为百世宗子的，百世子孙奉他为宗；作为五世宗子的，五世子孙奉他为宗。尊奉宗子本人，就会遵守他的训诫；有所谋划作为，都接受宗子的命令，于是强悍暴戾、争斗的风气便无从产生。如果不是极大的奸恶、首恶和欺诈之徒，不可教导、不可命令，那么哪里会有不善之人呢？所以三代的风俗，并不是本来就美好，而是治理的工具已经完善，又长期习惯于这样的教化，才形成那样的风俗。后世希望天下大治的君主、辅佐君王的贤臣，接连兴起于世，却最终仍远远达不到古代，难道是民性不可教化吗？只是那些治理的工具废弃已久，历代君主安于因循而害怕改革，才士昧于远大谋略而只求眼前功效，只是零碎地补救弊端、堵塞漏洞，还没有达到政教的完整。民心更加离散，风俗更加涣散，这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君子也预先负有责任。我曾经为此忧虑，却未能实行，于是想用它来教化我的族人。但族人不能只靠空言教化，于是编作族谱来明示根本归于一人的道理，又为始迁祖建立祠堂，以维系族人的心。如今人们分散居住在各自的房屋中，十家百家，各自顾念私利，这是人的常情。纵使他们沉溺于这种感情，而不向他们说明知本的道理，就会发展到纷争而无法控制。现在让他们每月到祠堂会聚一次，把族谱的意义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十人百人的根本，都出自同一个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一处肢体有病，内心就烦乱，面容就憔悴，口中就呻吟，手还会去抚摸它。想到一个身体化为十人百人，怎么忍心彼此残杀而不顾呢？怎么忍心看见族人颠沛困苦、身处危难而不救助呢？为什么不归合于一体，反而彼此视同陌生的路人呢？所以制定亲睦宗族的办法：祭祀祠堂之后，又置办田地，多的数百亩，少的百余亩，储存田租收入，让族长和族中廉正的人掌管。每年根据族人的贫乏情况加以补助；有余下的收入，就用来置办棺椁、衣衾，救济无力安葬的人。生子、婚嫁、丧事、疾病，都用私人财物互相赠送。设典礼一人，任用有文德的人担任，让他主持族人的吉凶礼仪；设典事一人，任用敦厚亲睦而有才干的人担任，让他协助族人的各种事务。世代选择子弟中一人为医，为全族治疗疾病，所需药物从补助剩余的钱中支取。有多余财产的人，随时增益这些费用。族中富裕而贤能的人，应当设立学校进行教育；教师要选品行端正、文章有成的人，教育以孝悌忠信、敦厚亲睦为要旨。自族长以下，主持财务却营私、掌管事务却懒惰、主持礼仪却粗野，不能亲睦宗族的人，死后应告于祖先并贬斥其罪，不得入祠祭祀。富裕却不用于教育的人，不得入祠祭祀。教师有道德学问的，另立祠祭祀；不能胜任教师的，就不这样做。广泛亲睦

译人的亲疏有固定的道理，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感情。从同一祖先逐渐推远，到没有丧服关系，再到同姓，爱敬的原则和厚薄的施予，本来出于天性，不可改变。然而有亲近之人却像疏远之人，有疏远之人却像亲近之人，这是常情随着所习环境而变化。经过岁时而不相见，同姓之人就会如同路人；住处相邻、共同劳作休息、酒食聚会不断，交游之人就会如同兄弟。使同姓之人如同路人，使他人如同兄弟，这难道是人的至情吗？只是外物会改变人的感情，君子未必如此，但常人的感情不能免于这种变化。圣人治理百姓，以常人的感情制定中正的制度，使亲厚者更加亲厚，使疏薄者不至于离散，担心他们因为不相接触而疏远，疏远后又彼此不相体恤。所以为他们制定祭酺的制度，使他们通过宴饮音乐相聚，以饮食融洽其欢乐、欣喜、慈爱之情。又担心他们只追逐利益而不懂道理，便用乡射、读法来使他们恭敬戒慎，不至于懈怠放纵。祭祀后举行酺会，是为了欢乐；读法，是为了礼仪。用礼乐约束百姓，使亲近者更加亲近，疏远者彼此和睦，这就是先王制度的盛美之处啊！把它推行于天下，今天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可行的地方。但这不是士人的职分，所以我想先从本族实行，再推及乡里并为之制定制度。其制度规定：宗族每年举行宴饮娱乐会四次，即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所用物品是时令祭祀的剩余物品；品类是豕、羊各一头，酒醴、肴馔、果品只用现有的，不必奢侈。饮酒以七行或九行为节度。座次按尊卑长幼排列。如果尊贵，即使是幼子也坐在上位；如果年长，即使贫穷卑贱也按年龄列位。谈论孝、悌、忠、信，不可轻慢，不可喧哗，不可傲慢。饮酒即使醉了，也不可违背礼法。设子弟二人主持礼仪，以佐助饮酒。酒送到时，作揖请饮；饮毕，作揖请互相敬酒；互敬完毕，作揖请用肴馔。二人歌诗，诗篇可取《蓼莪》《棠棣》《葛藟》《东门》《唐之杕杜》《谷风》《雅之黄鸟》之类，贵在能够感动人心、敦厚伦理。歌诗的次数也和饮酒一样。另设二人讲说嘉言，古人的话以及有关教化的言论，都可以选取。将要歌诗或讲说时，执礼者作揖说：“请肃静听讲。”众人都拱手而坐；坐时手臂彼此相接，行走时脚步前后相连。举爵饮酒、互相酬酢，进食肴馔都让年长者先行。年长者结束后，众人依次作揖告辞退出；年少者送年长者回家，然后返回。每年举行礼仪会三次：冬至、岁初的吉日和夏至。冬至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日子，君子之道从此开始通达，应该庆贺。这一天黎明时分，族中自已行冠礼的人以上，全都穿盛服到祠堂前，彼此作揖快步走到门口。祝者打开门，众人依次进入，按照时序排列站立，进献肴馔、酒礼，全部再拜，然后依次快步退出。族长坐在别堂，次长者率领众兄弟子姓，捧杯祝寿；结束后众人都拜礼，接着依次饮酒，彼此拜谢如礼。典礼官拿着族谱到场，面向北坐下宣读。族长命众人坐下，众人坐着听；族谱中记载的善恶，都全部宣读，不加隐瞒。在南楹东北面设席，题写“旌善之位”。善行最多的人，族长命他饮酒，让年少者都向他拜礼。典礼官从旁引导他到位；在南楹西面题写“思过之所”，对恶行累次记载仍不改的人，让他站在其下。于是族长根据族谱所列各代传承及盛衰、断续的缘故，明白地讲说，并告诫常训：“行善要像嗜好饮酒一样，去恶要像除去毒虫螫咬一样。要慎重思考啊，不要使你们祖先的祭祀失坠。”众人拱手听讲，都低头按班次站好，再拜后退出。年少者把手杖交给年长者，让他们按次序行走，然后返回各自家中。夏至是阴气开始生发的日子，是君子应当谨慎的时节。这一天穿素服拜谒祠堂，礼仪如冬至，但不饮酒，也不互相拜礼；读族谱的仪式也一样。岁初的吉庆拜礼如冬至的礼仪，但不读族谱。乡党的制度是每年举行一次宴饮娱乐会，时间定在秋季；所用物品是祭社的剩余物品；座次按年龄、德行和爵位排列；礼仪以谦让为主，仪式如宗族会，歌诗、讲说嘉言也相同。歌诗选《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菁菁者莪》《宾之初筵》，由乡人子弟共同歌唱。诵读嘉言时，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推举贤者进行教导，在座的人都起身应答说：“恭敬地奉行长者的训诫。”凡是族人、乡人中不参加聚会的，违背伦理纲纪的，争斗的，互相诉讼的，借酒酗酒的，赌博下棋的，过错屡次记载仍不改的，虐待乡里的，说话虚伪而行为违背的，都是君子所要弃绝的人。不善之人被弃绝之后，才知道有所戒惧；善人受到尊重后更加勤勉；劝善惩戒的制度确立，风俗便安宁，难道还会有不美好的地方吗？慎重办理丧葬 用爱敬之心奉养生者，用哀痛之情送别死者。修筑墓穴安葬，设立神位祭祀，这些都根源于礼，不能有所忽视，是先王教导百姓的通行法则。父母丧事采用浮屠的法术，安葬时相信葬师的说法，在不可查究之处谋求冥间报应，在无情而难以验证的山川形势上推求吉凶，上是替亲人谋划，下是为自身求利，这些都是古人从未听闻的事。后世昏昧的凡夫野人，大多趋向相信并甘心奉行。亲人死在床上，不按礼仪办丧事而按浮屠之法；不哭泣捶胸顿足，却使用钟磬铙钹。若不从事这些事情，人们便交相嘲笑，认为礼数简慢。到了可以安葬的时候，又拘泥于山川形势是否有利，不能立即下葬，有的甚至拖延终身，或自己死后把棺木交给子孙。更严重的，子孙害怕安葬会给自身带来祸患，竟把棺木抬去投入水火。按礼安葬亲人的人，世人反而非难他愚蠢。唉！怎么会如此不明察，竟到了这种地步呢？那浮屠所说的轮回，果真可信吗？上天生成万物，凭借的是阴阳二气和五行。它们的运行没有穷尽，延续也没有开端。前者过去，后者到来，从未彼此资助而共同发生作用，这是阴阳二气、五行的常理。以草木观察，春天发荣，繁盛强壮，奋发成长，茂盛得不可遏止；

译等到严寒的风来戒惧它，再用霜露加以催逼，从前肥沃润泽、茂盛美好的草木，一旦飘落成为浮尘，化为污泥，荡然消灭殆尽，连一点痕迹也看不见了。第二年重新生发的，是新到的气所造成的，难道还要凭借已经陨落的余荣吗？只有人也是这样，得气而生，气尽而死。死后就不再有知觉了。假如有人焚烧、炙烤、切割，或使他安逸享乐、满足心意，而其身体尚且不存在了，他凭什么承受这些呢？形体尽了，气也尽了，魂升魄降，一切都消尽了，怎么能进入人的胸腹，在世上重新出生而称为轮回呢？天地至神妙的气，因为流行不穷，所以长久而常新，变化而不相同。假如一定要依靠已经死去的人作为将要出生者的根本，那么造化的道理就停止了，哪里还配称为天地呢？即便真有这种事，人本来就不知道它。浮屠也只是人，他凭什么偏偏知道呢？他正因为所说之事昏昧而不可推求，所以妄言欺骗世人，难道值得相信并奉行他的教法吗？孔子说按礼祭祀是孝，那么奉行异端的妄说、抛弃圣典而不信的人，就是极大的非礼。还有比这更不孝的吗？可是昏昧的人反而安心接受它，不认为这是错误，怎么可以呢？葬师用祸福来打动人心，而他的说法尤其荒诞。人的昌盛兴隆，先祖必定留下了深厚的德行；卑贱贫困、早夭绝嗣的人，先祖必定有遗留下来的恶行。山川与此有什么关系呢？荒诞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听说这里有贵富之人，便把福气归于他的坟茔，说：“这是某种山形，这是某种征兆，按安葬的方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听说这里有贫贱之人，便说：“这是安葬的罪过，按葬法本来就应当落到这种地步。”如果相信这些话，那么有钱有力的人都会相继作恶，等到死时再寻找好地方安葬自己，就可以使子孙免于祸患，那么谁还肯行善呢？从大的方面说，关系国家盛衰的，没有比国都更重要的。殽、函、河、渭的地势并没有什么不同；秦帝国灭亡、汉帝国昌盛，隋朝据有此地却短促，唐朝据有此地却长久，果真是因为得到了好地方吗？帝王尊贵，拥有天下、役使海内，假如地势好就可以兴盛，那么竭尽智慧营造陵墓宗庙，还有什么求不到的呢？然而亡国的君主接连不断，这就确实说明国家兴亡不在于此。古人所说的卜定宅兆，是借助神道来安定民心，并不是像世上的葬师那样，观看山冈土丘方向的向背顺逆，凭臆测和目测下判断。葬师以晋代郭璞为祖师，既然推崇他的书，假如那些说法可信，郭璞应当用它来安葬自己的祖先，并且应有奇异效验，不能欺骗世人。可是郭璞最终死于篡贼之手，连他自身都不能因此获福，却说这种方法能给别人带来福气吗？人们还应当相信它吗？世人多半相信这些说法，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不孝之中，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挽救。唉！先王的礼制，一次失误便流于野蛮，再次败坏便流于诬妄，等到大大败坏而不可挽回，就忽然陷入禽兽般的状态而自己还没有察觉，难道不可悲吗？天下之人，小的过失会流于野蛮；从野蛮继续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们的心已经沉溺胶着、根深蒂固，不是几句空话能够改变的。我只把这些告诫我的族人：亲人去世，丧期必须满三年；三年丧制必须遵循礼法，不得采用浮屠之法，违犯者生前予以惩罚，死后不得在先祠祭祀。安葬时可以占卜吉凶，但不要拘泥于葬师之说；期限定为三个月，三个月不能办到就延至五月，五月不能办到就延至七月；超过一年的人，按违犯丧礼处罚，必须刻写圹志、墓铭；力量不足的，只刻写姓名，使后人有所考察。于是作《方氏丧葬仪》。致力于学习 学习，是君子的首要事务。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就不能做人；不懂得做臣下的道理，就不能侍奉君上；不懂得居于上位的道理，就不能治理政事。想要通达这三方面，除了学习还能凭什么呢？所以学习，是为了学会做人，是为了学会侍奉人，是为了学会治理人，也是为了纠正偏邪而恢复正道。人的资质不可能没有缺失，就像镜子有时昏暗，弓有时弯曲，丝线有时紊乱。若不是加以理顺、用檠矫直、擦拭使之光亮，即使本来极美，也不适合使用，怎么能不学习呢？学习并不是为了华美、宠幸、名誉、爵禄，只是为了恢复本性，尽到做人的道理罢了。那些蠕动、飞鸣的生物，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生，也不知道使生命得以维持的道理，所以只是动物而没有神明，昏昧而没有灵性。人学习，是为了使自己不同于万物；不只是不同于万物，还想不同于众人；不只是不同于众人，还要上合天地，超出万类之上，成为后世的准则。这些学说保存在《易》《诗》《书》《春秋》以及三礼之中；道理完备于内心，事情从穷究事理开始，到认识天道终结。学业从修养自己开始，以治理他人为终点；其功用达到调和节制、运行化育，涵养培育万物。大大得到它，就成为圣人；深入造诣，就成为贤人；勤勉修习，就成为君子。圣人、贤人、君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上生出来的，而是人自己造就的。人的整个身体都可以成为圣贤，却竟然不能不同于动物，这过错在哪里呢？在于不知道致力学习的方法。如今世俗的儒者，郑重其事地行动，迂缓地说话，鼓动口舌，传播简牍来向人夸耀；知识不能说不广博，言辞不能说不华美，但距离古代的学问还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问浮泛而没有根本，散漫而没有纲统，只令人喜爱而没有实际用途。君子的学问积累在自身，施行于家庭，推广到国家而及于天下；一旦举措施行，秩序井然，哪里还需要依靠言辞辩说呢？把辞说当作学问，上面据此选取士人，下面据此要求自己，这就是士人不能赶上古人的原因。唉！没有良好的教化，天下就没有良好的士人；没有良好的士人，天下就没有良好的风俗。世俗的鄙陋，其祸患难道还小吗？我不愿意学习者都成为这种人。方氏的学问，以实行作为根本，以穷究事理、使自身真诚为要旨，以礼乐政教为功用；根据人的资质施教，不强迫人去做能力所不及的事；以古代为师制定制度，却不违背时势所不允许的条件。这就是它的大要教法。其小学规定：七岁入学，教导他们孝悌，以端正根本；

译教他们学习那些切合义理、能够讽谏启发的歌谣，以开发智慧；让他们群居接受和睦的训导，用物品赏赐他们来引导谦让，谨慎使用扑打责罚来培养羞耻心。聪敏的孩子，让他们守持而加以沉默的涵养；【“木者开。之以英慧”原文有疑似断句或脱误，现存文字难以确释】；柔弱的，使之振作刚强；刚强的，加以抑制；该扶助的扶助，该栽培的栽培，该摧折的摧折，加以激励，这样儿童的资质就形成了。其大学规定：“设立四种教育，都以品行为根本。不修养品行的不得参与。一是道术，二是政事，三是治经，四是文艺。”道术一门，要观察人的资质是否端正方正、纯朴明达，是否能知微妙而接近道；选择这样的人与之谈论，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以考核他的进步；用问难试验他，以审察他的造诣。政事、文艺，凡是其才力所能胜任的，无不学习。政事一门，要观察那些通达明敏、有才智的人，让他们学习治理百姓的政务：八项是制订产业、平定赋税、兴办教育、审理诉讼、抵御灾害、抚恤孤儿、驾驭官吏、禁止暴行；了解民情，懂得法律的意旨，这是办理政事的根本。用言论试验他们，授予事务让他们办理，观察他们能够胜任到什么程度。治经一门，由精审明察、洞见义理、笃信不惑而且长于讲说的人担任。文艺一门，由博学多识、通晓制度名物、能够立言陈辞并可作为世人教化准则的人担任，这就是最高标准。考试他们时，都以一个月结束；这样做，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名副其实，配得上各自教法的名称。教法能否保存，在于教师；教化见效的迟速，在于受教之人。得到合适的人才，加以推举任用，那么推广到天下也并不困难。这难道只是方氏一家的学问吗？谨慎行事 士人求学，没有比谨慎行事更重要的。品行对于人，就像房屋有栋梁支柱，帛有丝缕，树木有根本，马有四足，鸟有翅膀。圣人具备它之后才成为圣人，贤人具备它之后才成为贤人。君子修养它而成为善人，小人失去它而不免沦为禽兽，怎么可以忽视呢？品行的积累如登高一样艰难，却可能在谈笑之间败坏；它在门槛之内形成，却可能传播到四海九州。即使才华极其美好、技艺极其精湛、政事治理的功绩极其可称道，只要品行有一处不能相称，人们就会把他看作污秽不洁，像躲避虎狼一样躲避他，像轻贱犬豕一样轻贱他，连同他自身所有的才华以及从前竭尽力量、专心致志所做的事业一并抛弃，能不谨慎吗？口舌喜欢甘甜肥美，身体喜欢华丽美好，耳目沉溺于所思所爱，心志趋向所欢乐的事；希望家中富裕、自己尊贵，是人共同的感情，圣贤也不能完全没有。然而学习道的人禁制自己、克制节制，唯恐这种念头在内心萌发。穿粗布衣，吃豆叶饭，排斥嗜好、减少欲望，终身不敢懈怠，确实是懂得轻重的分别。人的寿命不过百年，善于爱护自身的人，能够使百年流传千载；不善于爱护自身的人，转眼间就像蚊蚋处在瓦盎瓦缶之间。蚊蚋出生后，也自以为舒适，但其生灭生死不超过十天一个月。在它满足欲望、以瓦盎瓦缶为天地时，却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空间多么狭小。昏昧浅陋的人也是这样，沉溺于声色势利，让身体成为欲望的奴役，却不以劳心求道作为最大的快乐，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悲；觉得非常适意，却不知道那是污辱。都是同一个身体，圣贤的尊荣如此，众人的污辱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是由是否谨慎行事造成的。品行难成而易毁，名声难立而易倾。得到的东西不能长久留在自身，快乐尚未结束忧患便接踵而来，这是人的欲望所造成的。用富贵利达换取污辱的名声，就像吃乌喙换取死亡一样。何况那些转瞬间接触耳目的事物，又有什么值得依靠的呢？所以有人舍身而殉君亲，并不是不爱惜身体，而是太爱惜自身，想使自身纳入礼义之中；他的考虑实在深远。宁可死也不肯用不合义的食物充饥，是知道义比死更重要；宁可没有后代，也不敢按非礼方式娶妻，是知道失礼比没有后代更严重。一时侥幸苟且冒进，却使自己在万世蒙受污垢，小则乡里人认识他并以此讥评，大则史册记载此事，天下人嘲笑他。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唾弃恶心，不愿接触。计较他当时得到的东西，连秋毫那么微小都比不上；但他却使自身蒙受卑贱羞辱，让孝子以他为父而感到羞耻，让正直之士以他为友而感到羞耻，让遗留下来的后代远孙以他为祖先而感到羞耻，这不是太糊涂了吗？况且人不必忧虑不能富贵，而应忧虑不能谨慎行事；没有品行却富贵，并不能改变他成为小人；守道而贫贱，也不能损害他成为君子。我家从始迁祖到我这一代，已经十五世了。若说财产，不过超过中等人家；若说爵禄，家族中还没有人在朝廷居官。然而我们不在人前惭愧、受到世人推重，是因为先人世代积德蓄学，操行不同于常人罢了。更远的先人我不够了解；至于曾大父西洲府君的纯厚诚笃、大先君太守贞惠公的廉洁正直，与古代贤人相比，难道有什么差别吗？我族中之人以及将来的后代，怎么能不效法他们呢？人无不喜欢做名人的子孙，却不知道这比做普通人更难。因为德行越大越难继承，品行越高越难相称。有善行超过常人，别人还不肯完全认可，说：“他祖先贤能，不只是这样罢了。”有恶行尚未显露，人们已经责备他不肖，说：“你祖先是什么人，你竟做出这种事来？” 所以，出生在微小宗族、平庸家族的人，过错容易被遮掩，善行容易显著；因为他超出本族先人，大家都感到奇异，便不要求他事事完美。出生在世家的人，过错容易被听闻，善行却难以显扬；因为祖先多是显贵之人，后人难以企及。唉！方氏的后代，怎么能不谨慎呢？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是上天所定的伦理。败坏天伦的人，是上天所要诛罚的，也是人们所要抛弃的：活着不与他同列，死后不给他穿丧服，安葬时不送葬，牌位不准进入祠堂，族谱不记他的名字。在家中行为和睦、在乡里受到称誉、德行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死后没有服丧关系的为他服缌麻，有服丧关系的按礼服丧。即使祭祀已相隔很远，仍然祭祀他；即使没有主祭的人，仍然祭祀他。若这样还不能成为君子，就不是方氏的子孙。应当告于祠堂，改换他的姓氏，不列入族谱。修养德行

译能够做众人所不能做的事，他的子孙必定享有众人所不能求得的福分。人行善，并不是为了替子孙打算。然而天道对于善人，如果只使善人自身得到福报还认为不够，常常推及余泽来使他的后人得福，这又何尝不是替子孙打算呢？只是众人的谋划见效快而容易实现，君子的恩泽却流传长远而难以报答，所以趋向善行的人常少，沉溺于利益的人常多。众人常常嘲笑行善之士迂缓无能，却不知道天道所保佑的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天下没有千载全盛的国家，也没有百年全盛的家族。上天难道不希望拥有国家的人长久不衰吗？有的传一代、两代便失去国家，有的还没活完一生国家就衰败了。他们在劳苦艰难中取得国家，却在谈笑宴安之间败亡，并不是智慧和力量不够，而是德行不足，子孙没有可以凭借来立身的东西。人生于有德行善的家庭，就像树木生长在肥沃的土壤里，早早萌发而容易成长，花叶繁茂而后凋零。贫瘠的田地、荒瘠的土埂，即使有萌芽枝蘖滋长，也会弯曲臃肿，最终不值得观赏，这都是所凭借的根基使它如此。如今的人无不希望子孙繁多贤能、才俊众多，家世传承长久不衰，却没有人能够行善；这就像不耕种却想收获，不打猎却想穿狐貉皮衣，谁能使这些愿望实现呢？所以富贵而不修养德行，就是用爵禄、货财给自身招来祸患。使子孙富贵却不努力行善，就是把子孙置于卑贱羞辱和争夺之地而不顾。假如显贵可以传给后代，那么古代的显贵之人以及齐、魏、秦、楚的君主，到今天都不会断绝祭祀了；假如财富可以传给后代，那么赵孟、三桓的后裔都应当拥有余积而无忧了。然而这些都没有保存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德泽已经耗尽，后人又不能继承。先人拥有千乘的势力、万室的封邑，并不值得依靠；金帛菽粟充满仓廪库藏，也不值得依靠。只有余下的德行才值得依靠；但仅仅依靠先人德泽的人自身必定危险，真正可以依靠来保存家业的，难道不是自身修德而不懈怠吗？德行有流及数百年的，有流及百年的，有流及当世的，有流及一乡、施行于一家的。子孙所享受的报应，通常取决于德行所流及范围的广狭。道术、才略高出当世、超拔同类，有的表现为事功，辅佐明主，除去暴乱，建立法制；有的著于书册，陈述仁义政教，在人心将要败坏时加以端正，在邪说将要盛行时予以遏止，这种德行可以流传数百年。不能像前者那样盛大，但所作所为可以扶助衰微、拯救危困，成为百年间人们所依赖的，这就是流及百年的德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再不能达到这种程度，而能够救济当时的困难，就是当时人所感戴的德行。再往下，即使竭力服务一乡，在一家实行法度，使乡里和家庭都依赖他，也可以流及子孙，使他们不至于很快遭受祸败。何况德行流及越广，带来的利益就越长远呢？街巷中的士人，本来没有职责使恩泽流及天下后世；但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去做本分中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侍奉父母要孝顺，侍奉长辈要敬悌，在宗族中亲睦，在婚姻亲属间合乎义理，慈爱、恭敬、惠和，不侵犯别人，不嫉妒别人，以此守护自身而无愧，这样的德行可以恩泽子孙。把它推广到乡里，怜恤鳏寡，救济饥民，救助别人所不能救助的，去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他的后代哪有不兴盛的呢？有地位而建立功业，学习道理而著书立言，都是人可以做到的，谁说我族之人不能成为善人呢？谁说行善果真没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呢？践履仁德 上天生育人类，难道不希望人人各得其所吗？然而形势有时做不到，所以把这件事托付给人来承担，使有余者补助不足者。智者与愚者相差悬殊，贫者与富者相差悬殊，这是气运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上天并不是希望他们如此不平等，却最终无法避免。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万物凭借它而生，就像江河之水流淌，浑厚深广、回旋浩荡；它冲激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形状也不同，大的有如蛟龙，小的有如珠玑，有的声闻数千里，有的汩汩流动却很快停止。水并不是有意要在其中形成大小不同的形态，只是万种变化交错出现而不可控制，人和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有的人才智可以综合考察海内，有的人昏暗无知，连自身都无法谋划；有的人财物可以流及百世，有的饥饿者却连一口粮食也得不到。上天并不是不希望人人都聪明富裕，只是有些做不到，因为形势不允许。形势所限之处，上天不能直接改变，人却可以有所作为；所以设立君主和老师来治理，使那些得天厚待的人不独占自己的利益，使受天薄待的人也有所依靠、能够容身。这样，天地的意旨才能实现，圣人的作用才能施行，政教的学说也由此兴起。所以圣贤并不是只为自己设置的，而是用来作为愚昧不肖之人的凭借；货财并不是为了使匹夫个人富足，本来就是要让他分出多余来补助别人的匮乏。三代兴盛时，这种法度施行于朝廷，推广到州里，形成于风俗，并深入人心，因此天下很久没有怨恨叹息的百姓。三代灭亡后，没有人再恢复这种制度；但世上有志于义的士人，仍然推行自己所有的余力，做自己能够做的事，这大概也是先王所赞取的吧？然而不懂得根本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美好意义。人凭借自己的长处虐待同类，正是因为不懂得根本。假如知道人的生命都根源于上天，看见别人颠仆跌落、陷溺困苦与自己没有区别，那么百姓哪里还会有失所的忧患呢？我忧虑自己未能做到，想先在乡里试行，把它作为施政的根本。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乡，其中必定有才智、财产远胜众人的人，虽然兴衰交替，却从来不会没有这样的人。每个乡推举其中最突出的人作为表率，让他实行二廪三学廪的制度。丰收年份的夏秋两季，从拥有百亩田地的人家以上，都把稻麦收入廪中；按各家田产多少确定数额，少的不得低于十升，多的不超过十斛；由乡里的表率登记数目，并由众人共同查阅、守护。估计九年可以积得千斛，用来防备荒年、瘟疫以及丧亡而不能自存的人。粮食收入时先向富裕者征收，发放时先救济贫困者；发放要看人口，收入要看田产，田产多的人一律加收利息十一；不能一律缴纳的，就不这样做。在廪的左边建立祠堂，祭祀那些缴纳粮食最多而且帮助他人最广的人；左右依次悬挂两块木牌。左牌题为“嘉善”，记载其功绩，牌用朱色，字用青色；右牌题为“愧顽”，牌不加装饰，字用白色。对于吝啬自私、作为表率却分配不均而谋取利益、不能体恤百姓的人，每年两次集合众人到祠堂拜谒并宣读其事，以此作为警戒。学校的制度是各设一名教师，任用有德行、能使人信服的人担任；设司教二人、司过二人、司礼三人。乡人每月初一穿戴盛服，互相率领拜谒学校。闲暇时就在学校中游学问道【原文“暇则逰于学问乎？师有违过者，于师乎？”语意及句读疑有脱误，无法确释】。教师有过失时【原文此处疑有脱文，语意不确定】；治理违背教令、教化不良的人，由教师与有关人员共同施以惩罚。其教育方法如同族学的仪式。西伯讨伐崇国

译史家的说法是：“西伯被囚禁在羑里，实在是崇侯虎进谗陷害了他。等到西伯得到赐予的斧钺，专门负责征伐而归，五年后果然讨伐崇侯虎，事情果真如史书所说。这样看来，西伯是借天子的权柄报私怨了。这一定不是这样。圣人施行赏罚，难道曾把私心放在其中吗？只看人的善恶如何罢了。他的善行确实值得表彰，即使是平生仇怨之人，哪里能不赏赐呢？他的恶行确实应当诛罚，即使是亲爱近亲，我哪里敢回避呢？制定这项法度的，并不是我私有的法度，而是天子的法度，是从先王那里接受、又与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度。私自窃取天子的法度，无功而赏就是助长恶行，无罪而罚就是残害善人。这两种行为在圣王时代都一定要诛罚。纣王无道，已经很久了，诸侯难道没有不臣服的国家吗？纣王把斧钺赐给西伯，西伯接受并奉行它，理当从那些本来就不臣服的国家开始，必定不会气愤地积蓄私怨，图谋讨伐崇国。崇侯的事情年代久远，无法知道详细情况。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和凶恶之徒结党，罪在不尽臣下对天子的职责，侵害天子的疆域，杀戮虐待百姓，弃蔑宗庙，所以西伯讨伐他，必定不是因为他曾进谗陷害自己。假如只是怨恨他进谗，那就是见识浅薄、器量狭小之人的行为，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人的作为，哪里足以称为圣人呢？” 况且羑里之事，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史书所说献美女、良马、珍奇怪异之物等说法，都是战国末年喜欢妄言的人凭空构造的言辞，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妄言者看到诗歌中有《伐崇》，却找不到崇侯的罪过，于是诬称他曾进谗于西伯，把这当作讨伐崇国的起因，却不知道自己错得厉害。西伯曾经讨伐犬戎、密、耆以及邘，这四国难道也都曾进谗陷害西伯吗？所以，说西伯讨伐崇国是对的；说崇侯因用美女、良马贿赂纣王而使自己获释，从而进谗西伯的，都是错的。”又问：“那么史家所叙述的西伯事迹，也有值得相信的吗？”回答说：“只有献出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其余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武王诛杀纣王 我读《春秋》，看到它记载时序、叙述事情，少的只用一两句话，多的也不过几十句话，总是确实传述自己相信的内容，而不敢任意铺陈。我私下曾对此感到疑惑，认为当时史官记载的事情一定很详细，孔子为什么不全部记录下来？为什么会如此简略呢？后来看到《左氏》《谷梁》《公羊》三家的传，各自叙述他们听到的事情，非常详细；有的用曲解的说法来解释经文，有的根据经文构造事迹，纵情发挥、极意议论，再无顾忌。起初似乎令人欣喜，慢慢推究，却大多是虚浮的言辞，事实很少，往往不能把握事情的要领，反而更加使人迷惑。这样以后才知道，孔子用词谨严，好像不敢全部说尽，正是忧虑天下后世到了极点。孔子曾经为《易》系辞，反复诘问论难，直到道理显明、意思穷尽才停止。为什么唯独对《春秋》不把言辞说尽呢？因为道理可以凭智慧穷究，而事情必须以事实显明。与其顺从疑惑而失去事实，给后世造成祸害，不如只记载可信的事情更好。所以说“多闻阙疑”，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保留缺文的时候”，这就是孔子的意思。司马迁撰写《史记》，立志以作《春秋》自比，也不是不懂《春秋》的人。至于记载往昔之事，奇闻怪说无不收录；可是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本纪，却多半背离经书而相信传闻，喜欢标新立异而诬蔑圣人。其他细小的问题，不值得论说。比如武王与纣王的事情，《尚书》记载得最详细，而司马迁的说法尤其乖谬混乱。牧野之战，并不是武王本来的意愿，这是圣人的不幸。《武成》记载当时的事情，只说“一旦穿上战衣，天下就完全安定了”，却不记载纣王的死，是因为要替武王避讳，而且不忍心写出来。其他书说纣王自焚而死，这种说法大概比较接近事实。武王对于纣王，并没有深仇宿怨，只是为百姓除去祸乱罢了。在当时，即使纣王悔过改善，武王也一定不会发兵越过孟津。等到纣王的军队已经败退北逃，即使纣王没有死而投降，武王也一定会封给他百里土地，让他奉守商人的宗庙，必定不忍心加害于他本人，何况纣王已经死了呢？我认为武王看见纣王死去，即使不按礼节跳踊哭吊，也一定会命令商朝群臣按照礼仪安葬他，难道还会把余怒发泄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身上吗？司马迁却说武王到了纣王死的地方，向他射了三箭，亲自砍下他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又杀了他的两个宠妾，悬挂在小白旗上。这些都是战国时代浅薄之人的妄言，是齐东野人的传说，并不是武王的事情。司马迁相信并采用了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汉高祖、魏文帝都是才智平常的君主，并没有圣人的见识和度量；汉高祖尚且能够不杀子婴，魏文帝尚且能够奉养山阳公直到终身，难道说武王是圣人，却忍心把自己的君主对待到这种地步吗？我断定事实绝不是这样。如果相信司马迁的话，就等于让后世那些强臣凌驾君上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君主剁成肉酱，并拿武王来作为借口。这样败坏君臣大义，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所以我特意辨析这件事，作为那些喜好奇闻、相信怪说之人的警戒。《毕命》

译我读《周书》，读到《康王之命》和《毕公》，才知道周公的忠厚。殷朝的遗民，可以说是顽劣了。大则起兵作乱，小则骄纵淫逸、奢侈浪费，不遵守法度；礼制不能使他们整齐，德行也不能使他们服从。周公知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治理好他们，既想发兵诛讨，又把他们迁徙到洛邑，他对殷民的愤怒也很深。然而正当讨伐叛乱时，他作《大诰》告知四方。从旁观者看来，本来应该痛加斥责、深深责备他们，不把他们当作普通百姓；可是周公却郑重地向他们说明上天命运的去留，没有一句话涉及殷民本身的过错。《多士》《多方》一篇说明迁徙百姓的缘故，一篇说明上天把四国百姓的命运交给周而不诛杀他们的原因，反复讲述夏、商两代的存亡。他称这些百姓为“商王之士”、为“义民”，不忍心稍稍伤害他们。周公难道不知道殷民顽劣吗？他始终不斥责他们为顽民，而委婉地替他们避讳，这正是圣人的深谋远虑。百姓没有不具有是非好恶之心的；如果善行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却给他加上善人的名声，他一定会高兴振作，说：“上面把我当作善人看待，我怎么敢不行善呢？”如果恶行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却给他加上恶人的名声，他一定会怨恨发怒，说：“上面不把我当君子看待，我还何必做君子呢？” 所以，用君子的标准期望普通人，普通人都会仰慕君子而努力成为君子；用小人的眼光看待普通人，普通人有时反而会丧失一贯的操守。殷民固然顽劣，周公却用王室之士、义民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想不修养士君子的行为，能做到吗？圣人对待人，宽恕到了这样的地步，难怪不到三十年，殷民就全都被感化了。至于康王，他不了解圣人引导百姓的微妙权术，命毕公继承周公的职务，却动不动就称他们为顽民。洛邑的百姓，难道没有善良的人吗？康王一概称他们为顽民，殷民听见了，难道不会怨恨发怒吗？称他们为顽民，却又想责备他们不做顽民，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周公用委婉的言辞、和悦的脸色，把殷民教化成君子；康王说了一句话，就把殷民诬称为顽民，文王、武王忠厚的用意，到这里几乎全都消磨殆尽了。否则，世间那些平庸的君主，虽然没有法典制度可以留给后代，子孙承受他们留下的功业，也还可以传续几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有这样大的德行，为什么还不到两三代就突然衰微了呢？史书称成王、康王时代为太平盛世，我却认为周朝的衰败，是康王奠定基础的。《明文衡》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五十五 （明）程敏政编 ○杂著 论牛僧孺、李德裕关于维州的事情　　胡广

译洪容斋说：“维州的事情，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李德裕比牛僧孺贤能；按今天看来，则是牛僧孺的意见正确。”司马温公用义利来判断这件事，两人的是非曲直才分明。考察吐蕃顽劣粗野、奸诈凶暴，世世代代成为唐朝的祸患，屡次结盟又屡次背叛，不是用恩德能够怀柔、用诚信能够结交的。对于维州的事情，我私下有所议论。自从清水劫盟以来，吐蕃军队逼近各镇，朝廷上下震惊，唐德宗想出巡以躲避。从此用兵和军费年年不断，国计困乏，所以德宗问李泌恢复府兵的办法，李泌回答说，可以用屯田积粮来达到富国强兵。德宗很高兴，李泌说：“还不够，臣能够不用中原的军队，就使吐蕃自己陷入困境。”德宗问：“计策从哪里实行？”李泌没有回答。他的大意是想联合回纥、大食、云南，共同谋划对付吐蕃，使吐蕃必须多方防备而受到牵制。李泌知道德宗一向憎恨回纥，所以没有回答，恐怕连屯田的建议也会因此被阻止而不能施行。自从吐蕃侵犯西川，韦皋联合东蛮、两林蛮出兵抵抗，屡次获胜。吐蕃疲于奔命，应付西川、南诏还来不及，侵犯河陇的行动渐渐减少，这正与李泌的计策相合。到唐宪宗时，吐蕃虽然曾经出兵侵犯，也很少取得利益。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侵犯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将其击退。同年秋九月，吐蕃派礼部尚书论讷罗来请求结盟，唐朝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进入吐蕃与其结盟。长庆二年六月，会盟使还没有回来，吐蕃就再次侵犯灵武、盐州。从此以后，双方不再重新结盟。唐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率领全部部众逃往成都。李德裕派行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进入并占据维州城，详细上报并说：“想派熟悉羌事的人烧毁十三座桥，捣毁吐蕃的腹心，可以洗刷长久以来的耻辱。”这件事交给尚书省集体讨论，众人都请求采用李德裕的计策。只有牛僧孺说：“吐蕃的疆域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损害它的势力。近来我们正在修好，约定停止戍兵；中原抵御戎狄，以守信为上。吐蕃如果来责问：‘为什么失信？’他们在蔚茹川放牧战马，在平凉阪布置万骑连接回中，怒气冲冲、理直词严，不到三天就能抵达咸阳桥。那时，维州在西南几千里之外，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白白抛弃诚信，有害无利；这是普通人都不肯做的事，何况天子呢？”文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归还维州城，把悉怛谋拘押后送还吐蕃，吐蕃在边境上把他全家诛杀。由此看来，牛僧孺的谋划确实错了。况且维州本来就是唐朝的旧地，广德元年陷入吐蕃，韦皋多次攻取却没有成功；悉怛谋一旦率领维州归还唐朝，而且他投降之日又是在吐蕃背弃盟约之后，哪里谈得上失信？牛僧孺竟因个人怨恨阻挠李德裕的功劳，故意拿过去吐蕃攻入长安的旧事来恐吓天子，使祖宗的故地不能收复，李德裕不能成功，悉怛谋含冤而死，永远背负冤屈。朱子在《纲目》中特意写道：“吐蕃将悉怛谋带着维州来降”，大概正是深深惋惜这件事。牛僧孺、李德裕的是非竟然这样明显，司马温公却说牛僧孺正确而李德裕错误，其中大概另有用意。宋神宗在位时喜欢谈论用兵，富郑公曾说：“希望陛下二十年内不要说出‘用兵’两个字。”司马温公的意思就是富郑公的意思。当西夏部将嵬名山想率横山部众擒取李谅祚而投降时，神宗下诏让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极力反对，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制服李谅祚，即使侥幸取胜，也只是减少一个李谅祚、增加一个李谅祚，有什么利益呢？神宗不听，派种谔发兵迎接他们，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宋朝在西部用兵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后来修筑永乐城，夏人前来争夺，宋军损失数十万人，神宗临朝大为悲痛，这时司马光的话才得到验证。司马光一生只把与戎狄讲和当作念念不忘的事情，等到患病时还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消除，我死了也不能闭眼。”其中一项就是西戎问题尚未解决，他写短信给吕公著说：“边防谋略以与戎狄讲和为便利。”这样看来，牛僧孺、李德裕之争，司马光发表那些话，是想借此压制那些贪求功劳、挑起事端的人，纠正当时的弊病；否则，牛、李两人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司马光为什么要说李德裕错而牛僧孺对呢？关于维州之争，应当以朱子的《纲目》和致堂的说法为正确。季布劝止讨伐匈奴 匈奴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议。上将军樊哙说：“臣愿意得到十万人马，在匈奴境内横行。”诸将都迎合吕后，认为樊哙说得对。只有季布说：“樊哙应该斩首。汉高祖带领三十多万人，还曾被困在平城，当时樊哙也在其中。如今樊哙怎么能凭十万人就在匈奴境内横行，还当面说大话？况且秦朝因为对付胡人而起事，陈胜等人也因此起兵，如今天下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樊哙又当面阿谀奉承，想要动摇天下。”当时殿上的人都害怕了。吕后临朝，于是再也没有议论攻打匈奴的事情。季布是老将，所以知道用兵的利害。假使他也像众将那样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天下必定会受到骚动。因为季布一句话就使这件事停止了，这个好处不是很广大吗？史书称季布为贤将，或许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汉武帝时，王恢提出马邑之谋，韩安国多次论证不可行，使武帝认为他说得对。按照韩安国的意见，边境战祸就没有理由发生，卫青、霍去病也不会有功劳可记录，后来也一定不会有轮台悔过了。刘给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引诱回纥、吐蕃混杂进入边境侵犯，朝廷下诏准备亲征。鱼朝恩想奉陪代宗到河中去，以躲避吐蕃；他恐怕群臣议论，便让百官入朝。【原文“恐羣臣议论，不，一百官入朝”有疑误。】鱼朝恩带着禁军，手持白刃，宣布说：“吐蕃多次侵犯京城近郊，皇帝准备前往河中，怎么样？”公卿都惊愕失措，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一位刘给事，独自出班高声说：“这是敕使要谋反吗？如今屯驻的军队多如云集，却不尽力抵御敌寇，反而突然想胁迫天子、抛弃宗庙逃走，不是谋反又是什么？”鱼朝恩惊慌沮丧地退下，这件事于是搁置。刘给事在仓促危急之际，能够用强硬的言辞折服权臣宠幸，使他惊慌退却，真是大丈夫啊！和当时那些闭口不言、惊愕失措的公卿相比，实在令人羞惭。可惜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究竟是谁，这是千古遗憾。扬雄说：“齐、鲁有两位大臣，史书却失去了他们的姓名。”给杜甫诗作笺注的人说“黄四娘究竟是什么人呢”，就是借此寄托，使名字得以不朽。世间的幸运与不幸，大多就是这样。刘给事的言论留存了，姓名却湮没了，这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呢？陈平采用陆贾的谋略

译陈平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六次出奇计，没有一次不奏效。等到诸吕专权、想危害刘氏时，陈平闲居深思，却想不出办法。后来见到陆贾，向他询问计策，陆贾让他同太尉深相结交，并为他谋划了几件对付吕氏的事情。陈平采用他的计策，便拿五百金为绛侯祝寿，准备丰盛的酒宴款待太尉。太尉也同样回报，两人同心协力，最终成就消灭吕氏、安定刘氏的功劳，正是陆贾的谋略。陈平难道前面聪明、后面糊涂吗？还是事情尚未决定时，思虑过度反而迷惑了呢？陈平在危疑之际，不固执地依靠自己，而是取用别人的长处来成就功业，这正是他贤能的地方。陈平曾经顺从吕后的旨意封诸吕为王，难道也是陆贾让平阳侯用计欺骗吕后，使陈平得以实现自己的谋划吗？否则，陈平如果真的阿谀吕后，陆贾一定知道，又怎么肯替陈平策划呢？张汤、杜周都有后代 古语说：仁厚的人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张汤、杜周都是酷吏，但都有贤良的儿子，爵位尊贵显赫，世代在朝廷任职。汉朝的开国功臣、儒林名家的后代，反而有不如他们的，这是为什么呢？班固说张汤推举贤能、宣扬善行，本来应该有好的后代；杜周的事迹却断绝了，没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他为什么也有好的后代呢？史书记载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想要依据古义，于是请博士弟子研究《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评议疑难法律；上奏疑案时一定先上奏，使皇帝先分别其中的根由，皇帝认为正确的就接受并写入判案法规，廷尉便奉行法令，彰显皇帝的圣明。张汤采用儒生的意见来处理疑法，难道是在这件事上暗中施惠于人吗？他有好后代，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杜周没有一件善行值得叙述，只是皇帝认为他尽力办事而且没有私心；如果是这样，他也应该有好的后代。世人怀疑张汤、杜周不应该有后代，但他们都有后代，所以我搜集他们的长处；至于从史论中能够看见的，也不过如此。否则，张汤的儿子安世、杜周的儿子延年，看见父亲行为的错误，便修养德行、磨炼操守，成为汉朝的名臣，足以掩盖父亲的罪恶。安世的儿子延寿、延年的儿子钦，又能世代继承并发扬他们的美德；后代的显赫，或许并不取决于张汤、杜周，而是根本在于他们的子孙吧？张骞 张骞贪图自身的利益，作为汉朝使者出使月氏，经过大夏，又经营西南夷，沟通乌孙，开辟西域道路，开启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欲望，实在是张骞的过错。班固在他的赞语中，完全没有一句提到这一点，只说《禹本纪》记载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多里，是日月相互躲避隐没的地方，因此成为光明的来源。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以后，穷究黄河源头，哪里看见所谓的昆仑山了呢？这些话对于张骞有什么关系？难道是责备他远行出使时，只详细记载笻竹杖、蜀布这些小事，却遗漏了他开拓西域这个大问题吗？还是不责备张骞，而替汉朝避讳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张骞根本不值得责备罢了。公孙弘的节俭 汲黯说，公孙弘身居三公之位，俸禄很多，却使用布被，这是欺诈。根据《公孙弘传》来看，公孙弘常说君主的毛病在于不能宏大开阔，臣子的毛病在于不节俭；而且他自己每天只吃一种肉，吃脱粟饭，他亲身实行节俭，大概也是一向的性情。公孙弘八十岁时，终于在丞相任上。汉朝的公卿大多因奢侈放纵而败亡，像公孙弘这样节俭，必定能够保全富贵。公孙弘的行为也可以用来激励风俗，所以元始年间修订功臣后代的待遇时，下诏说：“汉朝兴起以来，辅佐大臣身居高位而亲自实行俭约、轻视财物而看重道义的，没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他身居宰相、封为侯爵，却盖布被、吃脱粟饭，把俸禄用来供给故人宾客，没有剩余，可以说是减省制度所规定的用度并率先以笃厚的风俗教化下属的人。那些内里富足丰厚、外表却穿着奇异衣服来钓取虚名的人，应当区别对待。表彰德行、彰明道义，是用来率领世人、激励风俗的，这是圣王的制度。应当赐给公孙弘后代中现为嫡子的子孙关内侯爵位。”这也可以看出汉朝重视节俭而轻视奢靡，所以特意表彰公孙弘，以此敦厚并激励风俗。后来像唐尊那样，丧失自身操守去侍奉王莽，封侯而地位显贵，历任公卿，却衣服破旧、鞋子穿破，以瓦器饮食，披着虚伪的名声；他与公孙弘根本不同。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东坡论黄生 东坡所谓“武王不是圣人”的说法，大概源自汉代儒生黄生。黄生说：“商汤、周武王不是接受天命，而是弑君。”辕固说：“不是这样。夏桀、商纣荒淫暴乱，天下人心都归向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人心而诛讨桀、纣，桀、纣的百姓不再替他们效力而归附汤、武；汤、武是不得已而即位，不是接受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即使破了，也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是新的，也一定要穿在脚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体现上下的名分。如今桀、纣虽然失道，仍然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仍然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子不正直地指出他的过错来尊重天子，反而借着他的过错杀掉他，取代他面南而王，不是弑君又是什么？”所以东坡说：“武王不是圣人。”孔子大概也责备汤、武，历数尧、舜、禹，认为他们有些方面胜过汤、武。又说：“孟轲首先扰乱了这种说法，说‘我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有听说弑君’。”从此以后，学者把汤、武视为圣人的正统，都是孔子的罪人。这些话我私下认为不恰当。《论语》在篇末依次叙述尧、舜、禹以及汤、武，孔子什么时候没有称赞汤、武？看《易经·革卦》的彖辞说：“汤、武实行革命，是顺应上天、响应人民。” 孔子什么时候认为汤、武有所不足呢？所谓顺应上天、响应人民，难道是空话吗？又有人说，武王讨伐纣王，诛杀他的君主，毁灭他的社稷，诸侯中一定有人不高兴，所以封武庚来安慰他们，只是不得已罢了。这大概是战国时代相互倾轧的权术，难道真是武王做的吗？当牧野誓师时，诸侯没有事先约定却前来会合的有八百之多，天下本来已经背叛纣王而归附武王了。即使贤明如“三仁”，也知道殷朝必然灭亡、纣王必然覆亡，却也无可奈何，事情已经如此了。假使天命没有改变、人心没有离去，即使封给武庚一百座城邑，又怎么足以安慰殷朝的旧贵族和遗民呢？封立武庚，大概是因为武王有把天下公之于天下人的心，并不是出于私意。汤、武的事迹，孔子、孟子已经说得很完备了，不需要再辨析也很清楚。只是东坡的观点是这样，我担心后来的学者被他的话迷惑，所以略举其大意来驳斥他的说法。黄生不以孔子、孟子为师而提出异论，东坡为什么反而要以他的说法为师呢？有人说，东坡借这个观点来彰显荀彧的美德、加重曹操的罪恶：如果武王不是圣人，那么曹操就成了鬼蜮一般的人物。即便如此，曹操又有什么值得评论的？荀彧身为汉臣，却替曹操谋划来帮助他成就霸业，等到曹操篡夺汉室的形迹已经显露，才提出诡异的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最终自杀，实在是理所当然，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易》卦

译《周易》的爻辞，凡是吉、凶、悔、吝，都是在告诫占筮的人。人如果能够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卦辞的应验就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明显。只是占卜的人把吉看成在自己身上，把凶看成在别人身上，往往不能应验，于是归罪于蓍草和龟甲错误。过去汉武帝讨伐匈奴，占得《大过》卦，爻辞在九三，爻辞说：“枯杨树开花。”《象传》说：“枯杨树开花，怎么能够长久呢？”太卜说这是匈奴不久就会被攻破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是吉兆，于是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军队失败，李广利投降。汉武帝反而把罪过归咎于卦兆，认为卦兆应验错误。当时，假使太卜能够说卦兆所显示的是汉军自身受阻，阻止武帝不派贰师将军出征，那么就一定不会有军队覆没、将领投降的耻辱，这个卦也就可以说是应验了。唉！蓍草、龟甲所作的判断本来很明白，可是使用它的人失去了它的含义，往往就是这样。唐太宗征讨高丽 唐太宗最初征讨高丽时，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发号施令，中原就清平安宁；稍加顾盼，四方夷族就畏惧臣服，您的威望已经很高了。如今却渡海远征一个小国，如果能够按预定日期取胜，还可以；万一有所挫折，损伤威望，进而再发动忿怒之兵，那么安危就难以预料了。”等到太宗想亲自出征，褚遂良又上疏，认为天下譬如人的身体，两京是心腹，州县是四肢，四方边地只是身体以外的东西。高丽罪大，确实应当讨伐，但只要命令两三个猛将，带领四五万人，凭借陛下的威灵，取得它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如今太子刚刚册立，年纪还小，其余藩屏之臣，陛下也都知道；一旦抛弃金城汤池的完整防备，越过辽海的险阻，以天下之君轻率地远行出征，这都是愚臣最为忧虑的事。”太宗不听。当时群臣中有许多人劝阻征讨高丽，尉迟敬德也上言：“陛下亲自征讨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的心腹地区空虚，恐怕会发生玄感之变。况且边远小国，不值得劳烦万乘之尊，希望派偏师征讨，限定日期就可以消灭它。”太宗不听。后来出兵没有功绩，才深深悔恨叹息说：“魏征如果还在，就不会使我有这次行动了。” 太宗命令使者祭祀魏征，又重新立起那块倒下的碑。看褚遂良、尉迟敬德的劝谏已经如此明确，太宗如果能够听从，未必不是好事，又何必一定要追念魏征的话呢？我私下认为，即使魏征还在，太宗也一定不会听从他的意见。褚遂良最初劝谏时，李世绩就说：“近来薛延陀入侵，陛下想发兵彻底追讨，魏征劝阻而停止，所以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当初如果采用陛下的计策，北方边境早就安定了。”太宗说：“是的，这确实是魏征的过失。朕后来已经后悔，却不愿明说；由此可知，即使魏征还在，太宗也一定不会听他的意见。”范氏认为太宗知道过错而能悔改，这正是他贤明的地方。假如他果真悔过，为什么不赏赐褚遂良、尉迟敬德的进言，却还要追念魏征？之所以说出这种话，是因为太宗对魏征的报答太微薄了，内心难道没有惭愧不安吗？所以借此树立倒下的碑，安抚魏征的妻子儿女罢了，难道真是在追念魏征的话吗？如果太宗真有悔过之心，自然应当果断决绝地放弃东征的念头，为什么还连年不断地进行呢？这岂不是启用了房玄龄临终时的劝谏和徐充容内宫中的奏疏吗？由此看来，哪里有真正悔过的事实？长期积累的嫌隙和蓄积的愤怒，久久不能消除，到唐高宗多年用兵时，才开始平定高丽。然而高丽虽然衰败，中国所耗费的军费也多得无法计算，这又哪里能够弥补呢？有人说：“太宗思念魏征，玄宗思念张九龄，事情虽然不同，感情却相同。”我说：“不是这样。玄宗思念张九龄，大概出于内心真情；太宗思念魏征，只是矫饰感情罢了。” 萧何听取计策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在京、索之间相持，汉王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萧何。鲍生对萧何说：“如今大王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人来慰劳您，这是对您心存疑虑。替您谋划，不如派您的子孙兄弟中能够作战的人，全都到军营去。”汉王对萧何更加信任。于是萧何听从他的计策，汉王非常高兴。汉五年，陈豨反叛，汉高祖亲自率军到邯郸，而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杀死韩信。汉高祖听说后，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命令五百名士卒、配一名都尉作为相国的卫队。众人都来祝贺，只有召平前来吊丧，对萧何说：“祸患从此开始了。”他说：“皇上在外面风餐露宿，您却留守京城；这次不是因为皇上担心您遭受箭矢、石块的危险，才增加您的封邑、设置卫队，而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关中谋反，皇上对您心存疑虑。设置卫队保护您，并不是为了宠爱您。希望您辞让封邑，不要接受，并把家中的全部私财拿出来资助军队。”萧何听从他的计策，汉高祖很高兴。那年秋天，黥布反叛，汉高祖亲自率军攻打他，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萧何在做什么。萧何回答：“像陈豨反叛时一样，为了皇上在军中安抚、勉励百姓，把所有财物都拿出来资助军队。”萧何的门客又劝他说：“您的灭族之祸不久就要到了。您位居相国，功劳天下第一，已经不可能再增加了。然而您当初进入关中，本来就已经得到百姓的拥护，十多年过去了，百姓都依附于您；现在仍然孜孜不倦地取得民心，皇上之所以多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倾覆、动摇关中。如今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低价出租、借贷，以此玷污自己的名声？皇上的心一定就会安定。”于是萧何听从他的计策，汉高祖才大为高兴。考察萧何所处的危疑之地，真是岌岌可危；幸亏有鲍生、召平的话，使危机转为安全，使怀疑转为信任。否则，萧何的灾祸立刻就会到来。假使韩信、淮阴侯也有这样的两位门客，就一定不至于遭到夷灭。可惜他们献计杀钟离昧，以及蒯生提出三分天下的计策，都比不上这两条计策。这样看来，这两位门客也是豪杰之士啊。韩信担任将领

译韩信攻打魏国时，问郦生：“魏国该不会任用周叔做大将吧？”郦生说：“是柏直。”韩信说：“只是个小子罢了。”于是进兵攻打魏国，俘虏魏王豹，平定河东。由此看来，就知道韩信善于带兵作战了。为什么呢？军队的力量不怕不能与敌人抗衡，只怕将领的才能与敌方将领相同。兵法说：“凡是作战的要领，必须先考察敌方将领，观察他的才干；根据形势运用权谋，就能不劳而取得成功。”韩信知道柏直担任将领，先轻视他没有才能，于是进兵而成功。假如魏国当时任用周叔为大将，韩信一定不敢轻率进军，也一定会思考对付他的办法；即使能够攻破魏国，也一定要费力，不会像这样容易。虽然看不到周叔的事迹，但他大概一定能够带兵。即便如此，韩信虽然轻视柏直，仍然使用疑兵、设置伏兵，以计谋突然袭击并击败他；难道他真把柏直当成一个小子，径直上前与他搏斗吗？开始先询问敌将，接着采用计谋，最后击破敌人取得成功，都是在审察敌我双方之后才行动。等到他攻破赵国，窥知赵王成安君没有采用广武君的计策，才敢率兵继续南下。假使成安君能够采用广武君的计策，韩信一定不敢轻率渡过井陉的险地，又怎么能够取得泜水之战的胜利呢？看他每次战胜敌人、攻取土地，很少有不用计谋的时候，这就是他成为善将的原因。后世的人都知道韩信是善于用兵的将领，却不知道探求他成为善将的道理，往往不能像韩信那样必定取胜，反而多次遭到失败。雀糖 宋代杜镐博学而有见识，任翰林侍读学士。当时都城外有一座坟庄，一天仿佛降下甘露，杜镐家中的子侄们又惊又喜，把这件事告诉杜镐。杜镐尝了尝，神色惨然，很不高兴。子弟们问杜镐，杜镐说：“这不是甘露，而是雀糖，是很不好的征兆，我家恐怕要衰败了。”过了一年，杜镐去世。后来接连发生八起丧事。广曾说：“甘露是至和之气感召来的，是最大的祥瑞。如果人家有这种东西，也不过是雀糖一类罢了。” 东坡与李方叔诗歌记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主持贡举，特别留意李方叔，便让他的儿子苏叔党拿一封信给李方叔。恰好李方叔外出，仆人接过信放在几案上。碰巧章惇的儿子章援来访，拿起信偷偷观看，原来是以刘向优于扬雄为题的两篇文章。章援兄弟直接把文章拿走。苏东坡也进入考场，但李方叔并不知道。随后举行考试，果然出了这个题目。章援、章持两人按照苏东坡的意图写作，章援于是考中第一名，章持考中第十名。苏东坡起初以为第一名一定是李方叔，等到张榜时却是章援，不免为他惆怅。李方叔的母亲叹息说：“苏公主持贡举，我儿却落第，这是命啊。”苏东坡离开考场后，写诗寄给李方叔，其中有：“平生徒然谈说古代战场，眼前经过只空自迷于五色光芒。”大概也是借此自我解嘲。这首诗的真迹如今在南昌李士廉家里，同徐铉的书稿、张即之的手帖合为一卷，字迹笔画都很可爱。米芾、黄庭坚书法记 从前潘谷眼睛有病，去拜见黄山谷，黄山谷拿出几囊墨来考问他。潘谷先探取一囊，摸索着说：“现在已经不能制成了。”问他原因，他说：“这是承晏制作的软剂。”又探取一囊，说：“这是我二十年前制作的墨，现在也不能再做了。”黄山谷说：“莫非你借助了鬼神吗？”潘谷说：“不是，只是把它做熟练了罢了。”黄山谷于是写字赠给他。潘谷的字直径三寸多，笔画都像战抖牵掣，书法技法到了今天三百多年，光彩仍然明亮照人。等到米元章作《海岳庵四咏》时，他的字也是大字，险峻刚劲而飘逸，尤其奇妙绝伦。这些作品都在友人胡思中的家里，实在值得珍藏。虞文靖公识人 《元史·虞文靖公传》记载，马伯庸想推荐光州人龚伯璲，请虞公署名推荐文章。虞公认为龚伯璲才干小，不可以推荐，并且说这个人一定不能善终。马伯庸很不高兴。等到虞公因诏令之事退职归乡，实际上是马伯庸倡议推动的。后来龚伯璲果然败亡，正如虞公所说，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智。我又曾听熊伯几先生说：当初危太朴凭文学才名被征召起用，声名传遍朝野，士大夫都仰望他的风采。他的门人问虞文靖公：“太朴的事业将会怎样？”虞公说：“太朴进入京城以后，他的言辞多有夸张，他的事业如何，我不敢知道。”又说：“如果一定要寻求这样的人才，那么还有一个人被遗漏了吗？”当时阙的姓名还没有很显著。门人问：“您怎么知道？”虞公说：“从他汇集在阙处的文章中看出来的。”后来阙最终以忠义显名，这才知道前辈观察人物，自有一定的鉴识。虞集、揭傒斯诗歌记 虞文靖公曾为范德机的诗集作序，其中说：“当时中州人士认为清江范德机、浦城杨仲弘、豫章揭曼硕以及我虞集四人的诗是四家，并且用唐代临摹晋人法帖来比喻范德机，用身经百战的健儿来比喻杨仲弘，用三天的新媳妇来比喻揭曼硕，而把虞集比作汉廷的老吏。”序文发表后，正好揭公回乡扫墓，看见序文非常不高兴，于是前往临川拜访虞公。两人见面后谈到这件事，揭公说：“我和您在京师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得到您一句话；为什么我离开您之后，您却这样评价我？”虞公说：“确实有这些话，但不是我的话，是中州人士的话。不只是中州人士这样说，也是天下人的共同评论。”揭公面色不悦，当即辞别。虞公极力挽留也留不住，他最终驾着小车回去。分别几天后，揭公便把天历年间秘阁所作的《开四诗》寄给虞公，其中有“夸章分署隔窗纱，学士诗成每自夸”两句，大概是针对虞公而发。虞公得到诗后，对门人说：“揭公这首诗写得很好，不过才力已经用尽了。”于是就在他寄来的诗后题写回答说：“如今新媳妇已经老了。”后来虞公送人时，写诗寄给揭公说：“故人不肯留宿山家，半夜驱车踏着月光。” 又寄语旁人不要大笑，诗写成后究竟向谁夸耀呢？”这件事不久，揭公被急召到京城，最终因病去世。这件事是陈维新告诉我的。陈维新是豫章的才子。萨天锡诗歌记

译元代萨天锡曾作诗送给欣笑隐，祝贺他住持龙翔寺，诗说：“东南的隐士世人都不认识，一天之间才名震动九重。地面潮湿，厌烦听天竺的雨声；月色明亮，前来听景阳的钟声。僧衣散发着温暖的香气，留住春天的麝香；石钵云气寒冷，仿佛卧着夜里的龙。什么时候能跟随您，陪伴您的杖履，在秋风中的江上采摘芙蓉。”虞学士看了诗，对他说：“诗固然很好，只是‘听’字的意思重复了。”萨天锡当时自负很会写诗，认为虞公因为是前辈而轻视自己。后来他到南台，见马伯庸谈论诗歌，便吟诵前一首诗，马伯庸也像虞公那样评论，想替他改掉这个字。两人构思了几天，最终也没有改成。不久，萨天锡因事来到临川，拜见虞公，席间先谈到以前的事情。虞公说：“年岁久了，我已经不再记得，请你再吟诵一遍。”萨天锡吟诵后，虞公说：“这很容易。唐人的诗有‘林下老僧来看雨’，应当改成‘地湿厌看天竺雨’，声调反而更加优美。”萨天锡十分佩服，告辞离去。这是熊伯几先生告诉我的。铁柱诗歌记 豫章铁柱宫的井中有一根铁柱，相传是晋代许旌阳镇压蛟龙的柱子，历代名人多有题咏。熊朋来作诗说：“九州失去进贡的金属，司空也不再治理水患。蛟龙在波涛中戏弄，魑魅进入城市。唉，清谈误国的晋朝，万事都任意不理。于是使千年以后的人，低头叩拜许旌阳。”这首诗正面立论，回应题意，语言简洁而意旨高远。虞学士作诗说：“老龙无意兴起新的波涛，化作捕鱼老人倚着柱子歌唱。点石成金的神方难道还能重新得到？沉在沙中的遗戟也不值得再磨。汾阴的鼎鼐千年后仍会出土，海底的珊瑚高过百尺。谁在蓬莱等待劫数之外的时日？从黄鹄背上下来，轻轻摩挲这根柱子。”这首诗刚写出来时，人们都不明白它的意思。虞公说：“我不敢确定这根柱子一定是许旌阳的遗物，所以诗的意思全都用设疑发问的语气。”我的伯父曾说：“题咏铁柱的诗很多，只有熊、虞两位先生的诗超过众作。” 谯楼画角三弄记 我年幼时听伯父虞部府君说：“世间把鼓楼称作谯楼，是说在城门上建高楼来瞭望。画角的曲调有三弄，是曹子建创作的。第一弄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难，难啊又难。’第二弄说：‘创业难，守成也难，难啊又难。’第三弄说：‘建立家业难，保全家业也难，难啊又难。’如今号角声呜呜的，都是‘难’字拖长的声音。因此让人在早晚之间、安息之际听见它，能够有所警醒和奋发。到了唐代节度使辞行之日，皇帝赐给他双节；出行时树立旌节，建立六纛；进入所辖境内，各州县便修建节楼，用鼓角迎接。如今州郡有楼来安置鼓角，必须是会府才可以。不是受命掌管一方军政的官员却设置鼓角，都是僭越。” 《写韵轩滕王阁望湖亭诗记》各位才子陪虞公在写韵轩住宿，道士于是拿出卷子求题诗，虞公作了两首律诗。第一首说：“翩翩仙子在药王山，明月照着高楼却再也没有回来。天边修长的眉影被尘镜遮掩，窗中的遗墨伴着夜灯闲置。雪深覆盖黄竹，归去已无处可寻；雨色昏暗苍梧，眼泪更加斑斑。哪里只是浮云彼此契合，幽深的遗迹徒然留在人间。”第二首说：“仙人本来就喜爱登楼居住，深深垂下重帘书写诗篇。江上几座山峰高耸入云，砚水中微微显露着九秋的余意。下界的钟鼓声刚刚归于寂静，绝世的文章并非虚妄。最爱夜凉时天宫仿佛就在近旁，华美的窗前还留着玉蟾蜍。”题诗写完，辛好礼等人问道：“西江登高眺望的地方，凭借江山的胜景，没有超过滕王阁、望湖亭这两处的。您不知道去过多少次，却都没有留下题咏，这是为什么？”虞公说：“诸位见过东坡和晦几的诗吗？”众人都说见过。虞公说：“请让我为诸位诵读。晦几的《滕王阁》诗说：‘栏杆外长江一去不回，栏杆前的杨柳是后人栽培。当时只有西山还在，曾经看见滕王的歌舞到来。’其中第一句‘长江去不回’，说的是往事已经无法追问。第二句‘栏前杨柳’也说明树是后人栽种的。第三、第四句说，当年曾看见滕王歌舞的，只有西山还在罢了，其中含有无限的意味，寄托着无穷的感慨。” 东坡的《望湖亭》诗说：“黑云像堆积的墨，还没有遮住山；白色的雨点像跳动的珍珠，纷乱地落入船中。忽然一阵风吹来，转眼把云雨吹散；望湖亭下，水天相连。”阴阳的变化、气机的开合，在片刻之间完成；而且气势雄浑、语言壮阔，正是所谓气吞云梦八九百里的境界。这两首诗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所以我从未在那里题诗。第二天，虞公和众人登上滕王阁，当即作了若干首律诗和一首绝句。我小时候还能背诵它们，现在只记得其中三首律诗和那首绝句。第一首说：“高阁建在城头，门窗敞开；江水中映照出碧绿高峻的山色。三王之后，还有谁能再写出这样的文章？云气长久从五老峰飘来。几声画角响起，南斗星仿佛坠落；北风回旋，仿佛卷起万斛白盐。洲南本来就有蛟龙的洞窟，难怪诗刚写成，急雨便催促着落下。”第二首说：“天气寒冷，江阁耸立在苍茫之中；百尺高的栏杆送走夕阳。岁月久远，鱼龙已不是从前的事物；春意深浓，蛱蝶又是哪一位君王的象征？帆樯仿佛通向南极星，车盖般的风云拥护着豫章。夜里冒雨从湖上归来，隔着邻舍呼唤饮酒，谈论干将。”第三首说：“百尺高楼倚着栏杆，满眼青山怎么看也不厌。空蒙的翠色远远凝聚，江边树木显得细小；落霞飞来，送得酒杯都已饮空。千年剑气直冲牛斗，半夜里天上的香气降自广寒宫。我想乘鸾鸟早朝帝阙，五彩祥云深处就是长安。” 绝句说：“豫章城上，滕王阁中再也听不见车驾玉佩的鸣响，只有当年帘外的月光，到了深夜仍旧照着江城。”古人说：“诗不可草率创作，从虞公的用意中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段话是从吴用中那里听来的。《上下四方记》

译洪容斋说：“上下四方是无穷无尽、无法探究到底的。即使庄子、列子和佛教所说的那些铺陈曲折的寓言，也不能把它说明白。”《列子》中商汤问夏革说：“上下八方有尽头吗？”夏革说：“不知道。”商汤又坚持问夏革：“如果没有尽头，就应当没有尽头；如果有，就应当有终点，我凭什么知道呢？然而无穷之外再没有另一个无穷，无尽之中也没有另一个无尽。无穷之外仍是无穷，无尽之中仍是无尽。我因此知道它无穷无尽，却不能看见它有尽头有终点。怎么知道天地的外面没有更大的天地呢？”《大集经》问：“风停留在什么地方？”回答说：“风停留在虚空中。”又问：“虚空停留在什么地方？”回答说：“虚空停留在至处。”又问：“至处还停留在什么地方？”回答说：“至处停留在哪里，是不能宣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远离一切处所，不被一切处所所包括，也不是数目和尺度可以衡量的。因此，至处没有所停留的地方。”容斋认为两家的说法也只能到这里为止。我曾看过程子、邵子的问答：“有了天，天依靠什么？”回答：“依靠地。”“地附着什么？”回答：“附着于天。”“天地依靠、附着什么？”回答：“天地彼此依靠、彼此附着。” 朱子门人又有人问：“六合之外应当是什么东西？”先生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暂且只管研究天地之间的事情。”这句话说得最好。佛教又有所谓水轮、风轮之类，也不过是幻妄之说罢了。《元二辨》《后汉书·邓隲传》说，邓隲被任命为大将军时，遭逢“元二”之灾。章怀注说：“元二就是元元。古书中重叠的字，常常在上一个字的下面写一个小二字，只是为了书写方便。”洪容斋在《随笔》中却引用王充《论衡·恢国篇》“今上嗣位二之间，嘉德布流”作为证据，认为“元二”是元年、二年的意思，于是自己在史馆撰修《钦宗纪赞》时写道：“遭逢靖康元年、二年的灾祸，实在根源于此。”我考察《汉书·文帝纪》有“元元之民”，颜师古说：“元元，是善意的称呼。”《光武帝纪》又有“下为元元所归”，注释说是百姓，犹如说众人归附。王充《论衡》所说“元二之间”，也是说美好的德政流布在百姓之间。容斋只是偶然没有详加考察罢了。但赵明诚说“元元”这个词实在无法读通，这是为什么呢？” 杜诗“阿咸”辨 杜子美《杜位宅守岁》诗的第一句说“守岁阿咸家”，注释者说“咸”一作“戎”，指晋代的王戎。从前阮籍和王戎的父亲王浑是朋友，曾对王浑说：“同您谈话，不如同阿戎交谈。”黄鹤认为杜位是杜甫的堂弟，不应当使用父子之间的称呼。善本作“阿咸”。东坡与子由的诗说“头上银幡笑阿咸”，又说“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斗喧哗”，正是引用杜甫这首诗。可是我曾考察《南齐书》，齐王思远小名阿戎，是王晏的堂弟，清廉耿介而有识见。隆昌年间的事情中，他曾规劝王晏；后来王晏显贵，便对思远的哥哥王征说：“隆昌之时，阿戎劝我自杀，若听从阿戎的话，哪里会有今天？”王征说：“即使现在听从阿戎的话，也还不算晚。”王晏大怒，后来果然遭了祸。杜子美诗中用“阿戎”，大概就是出自这件事。注释者没有考察，便确定作“阿咸”。难道不知道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吗？这同兄弟之间的事情也不相称；而且东坡在写给子由的诗中偶然误用这个称呼，又何必拿来作为证据呢？我又曾在内阁看见杜子美亲笔书写的《赠卫八处士》诗，字体非常奇特雄伟，其中“热中肠”写作“呜呼热中肠”。这样看来，所谓杜诗善本，其中的错误难道仅仅是“阿咸”一处吗？《明文衡》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五十六 （明）程敏政编 ○杂著 《文章辨体序题》　　吴讷

译古歌谣辞 考察《西山辑〈文章正宗〉》一书，凡是载于经书、曾经圣人删定编述的古文辞，都不敢收录。唯独采集书传所记载的《康衢歌》《击壤歌》之类，列在古诗之前。并且说：“出自经书的可以相信，传记所载的未必是当时所作。”这种爱好古代、保存疑问的用意十分深切。现在谨慎遵循他的意旨，仍以《康衢童谣》为开头，以荀卿《成相》为结尾，汇集置于卷首，等待后人考订辨正。古赋 考察赋，是古诗流派的分支。《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候诸侯、卿、大夫出使交接邻国，一定引用诗来比喻表达心意。春秋以后，聘问往来、歌咏诗章不再通行于各国，于是贤士不得志，便创作赋。”大儒荀卿和楚国臣子屈原，因为遭受谗言、忧虑国家，都作赋来讽谏后世。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子云竞相写作铺张华丽、宏阔绵延的辞章，而讽谕的意义便消失了。近世祝氏撰写《古赋辨体》，依据《汉志》的话断定说：“屈子的《离骚》就是古赋。古诗的意义，像荀卿的《成相》就是这样。”可是他所收录的却把《离骚》列为第一，而不收荀卿的诗。再考察时代先后，屈原在荀卿之后；而《成相》也不是赋体，所以现在特意把《成相》附在《古歌谣》之后，同时仍把《楚辞》列为古赋之首，大概是希望学习作赋的人一定先从它入手。宋景文公说：“《离骚》是辞赋的祖宗，后人作赋，就像方形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超过矩；圆形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超越规。”这话确实对。” 古乐府 《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尊崇德行，隆重地把它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成周盛世时，大司乐用黄帝、尧、舜、夏、商六代的音乐报祭天地和百神。至于宗庙祭祀，神灵已经降临之后，便演奏《九德》之歌、表演《九韶》之舞。大概因为六代的音乐都是圣人一类的人所制作，所以全都保存而不废弃。到了秦代焚毁典籍，礼乐便崩坏了。汉朝兴起，高帝亲自制作《三侯之章》，房中乐则命唐山夫人制作歌辞。《史记》说：“高祖经过沛县，作《三侯之章》，命儿童歌唱。”高祖去世后，命令沛县可以在四时于宗庙歌舞。孝惠、文帝、景帝没有增改什么，乐府只照常演习旧乐罢了。到了班固《汉书》则说：“汉朝兴起，乐家有制氏，只能记录乐声的铿锵，却不能说出它的意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宗庙乐，迎神时奏《嘉至》，入庙时奏《永至》，献上干豆时奏《登歌》，两遍结束后奏《休成》。天子临酒席，在东厢坐定，奏《安世》。然而这些乐曲只有名称，歌辞已经亡佚，现今记载的不过是武帝郊祀歌十九章罢了。后来的儒者于是认为“乐府”这个名称起于武帝，却不知道孝惠二年已经任命夏侯宽为乐府令，难道是武帝才开始制作新声、不再使用旧辞吗？到了东汉明帝，便把音乐分为四类：第一叫大予乐，用于郊庙祭祀和皇帝上陵；第二叫雅颂乐，用于辟雍宴享和乡射礼；第三叫黄门鼓吹乐，用于天子宴请群臣；第四叫短箫铙歌乐，用于军中。这种说法虽记载在典籍中，但制度也已经失传。魏晋以后，世道日益衰败，所作乐歌大都夸张、靡丽、虚妄荒诞，再没有先王的用意。下至陈、隋，便淫靡鄙俗、猥亵不堪，完全没有值得观赏的地方。此后只有唐、宋享国最久，所以它们的歌辞也多纯正雅正。南渡以后，夹漈郑氏撰写《通志·乐略》，认为古代通行的大礼有三种：一是燕礼，二是享礼，三是祀礼。所谓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都以这三者为主。孔子删定的诗，凡是在宴饮、享礼、祭祀时使用的，都用来歌唱。汉乐府的作品，是为了继承三代，所以把《铙歌》和《三侯》以下的作品列入篇中，但也没有留下歌辞。后来太原郭茂倩编纂《乐府》一百卷，从汉代到五代，搜集无所遗漏。金华吴立夫认为其中纷乱混杂，使人厌烦视听；即使内容浮淫鄙俗、背离正道，也不敢删削。为什么呢？近来豫章左克明又编成《古乐府》十卷，时代断自陈、隋而止。其中像后魏《杨白花》等淫靡鄙俗的辞章，也一并收录，这也还没有做到完全妥善。现在考察五礼，先收郊庙歌辞，其次收恺乐、燕飨歌辞，因为它们切合世间实用，足以帮助制作礼乐的人。至于古今琴操以及相和等曲，也附在后面，等待好古的君子考订。有的只有题目没有辞，有的虽有辞却是庄重之人、雅正之士所厌闻的，这些也不收录。古诗 《诗经》大序说：“诗，是情志所趋向的表现。”诗有六义，叫作风、雅、颂、赋、比、兴。《诗经》三百篇已经是最高的典范。若以汉、魏来说，苏武、李陵、曹植、刘桢实在是其中的先驱。晋、宋以后，世道日益变化，诗道也随之变化。晦庵朱子曾答复巩仲至说：“古今的诗大致有三次变化：汉、魏以前是一类；从晋、宋间颜延之、谢灵运以后，下至唐初是一类；沈约、宋之问以后，律诗定型，下至今天又是一类。然而唐初以前作诗的人固然有高下之分，诗法却还没有改变。到了律诗出现以后，诗和诗法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也没有古人的风气了。”我曾想把经史中的韵文，以及《文选》、汉魏古辞，下至郭璞、陶渊明的作品，全部抄出，编为一集，附在《诗经》三百篇、《楚辞》之后，作为诗歌的根本和准则。又在后面两类诗中选择接近古诗的，各编为一集，作为辅助和护卫。不合古法的就全部删去，不让它们接触耳目、进入胸中。务必使心中没有一个字、一种意思属于世俗语言，那么作诗即使不求高远，自然也会高远了。后来西山编纂《文章正宗》，刘氏辑成《风雅翼》，都完全依据朱子的意思，但取舍详略各有不同。这部书所收的作品，大都以这两部书为主要依据；近代作品中有合乎要求的，也一并收录。歌行作品另列在后面，是因为歌行放纵情感、舒展言辞，其句法和格调同古诗也有所不同。律诗、杂体诗，都收载在外集。唉！学习作诗的方法，朱子的说法已经极为周全。有志于此的人应当努力。歌行

译古人评论歌辞，有的既有声音又有辞句，如郊庙乐章、铙歌等曲就是这样；有的有辞句而没有曲调，如后人创作的作品，未必都能配合钟磬演奏。自从周代衰落，采诗的官职废除；汉、魏时代，歌咏和即兴创作混杂。因此，依据篇名所取的意义叫作“篇”，依据建立辞章的意义叫作“辞”；体制像行书，叫作“行”；叙述事情始末，叫作“引”；悲哀如蟋蟀鸣叫，叫作“吟”；委婉曲折而充分表达情意，叫作“曲”；放纵情感、舒展长句，叫作“歌”；语言通俗易懂，叫作“谣”；有所感触而发言，叫作“叹”；心怀愤懑而不至于发怒，叫作“怨”。虽然命名不同，但都属于六义的遗意。唐代诗人共同推重李白、杜甫。太白多模拟古代题目，少陵则就眼前的事情命题创作，不再依傍旧题。元稹以后，诗人沿袭古题，互相唱和而重复，深深认为少陵的做法正确。所以这部书中，凡是模拟古题的，都附在乐府原题之内；若是就事情命题、没有模拟旧题的，则从汉魏直到近代，选取辞意不过分淫靡悲伤的作品收录。谕告 考察西山说：“《周官》记载，大祝制作六种辞令，用来沟通上下、亲疏、远近，叫作辞、命、诰、会、祷、诔，都是君王的言辞。大祝以下的官员掌管制作这些辞令，就是所谓代替君王发言的人。”根据《尚书》考察，像《汤诰》《甘誓》《微子之命》之类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圣人亲自写入经书的，不应当同后世的文章一起收录。现在只选取《春秋》内传、外传所记载的周天子告谕诸侯的辞令，以及列国之间应答的话附在这里。又考察东莱说：“文章从容委曲，而意旨独到，只有《左传》记载的当时君臣言语是这样。大概由于圣人的遗泽还没有远去，涵养自然不同，所以辞气不急迫到这种程度；这不是后世专门学习语言的人所能相比的。” 玺书 考察应劭说：玺，就是信用。古代尊卑都可以使用。《左传》记载，鲁襄公在楚国时，季武子派公冶询问玺书是否送到。秦、汉以后，臣下才开始避讳使用这个称呼。汉初有三种玺，天子的文书用玺封缄，所以叫作玺书。文帝元年曾赐给南越赵佗玺书，赵佗惭愧感动，叩头称臣，献纳贡品。直到今天读史的人，没有不把这篇书信反复诵读，以无限敬仰皇帝的德行。制、诏、玺书都称为王言，但玺书的文字尤其显得陈述义理委婉曲折、措辞恳切周到，因为其中能够充分表达褒奖、劝勉、警戒和告诫的意思。所以现在特意选取前代玺书，列在诏令之前，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有所体会。批答 考察《玉海》说：唐代学士初入翰林院时，要试作制诏、批答，共三篇。批答同诏书不同：诏书是宣布皇上的意思，批答则是采纳臣下章疏的意思来答复。《文鉴》把批答、诏敕分别编为一类，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唐史记载，唐太宗答复刘洎的文章，是亲手写成的；现在看它的辞意，确实如此。至于宋昭陵答复富弼等人的文字，都是词臣撰写进呈的。读者还应当加以考察。诏 考察三代君王的言辞，见于《尚书》的有三种：叫作诰、誓、命。到了秦代改称为诏，历代沿袭这一名称。然而只有两汉的诏辞深厚典雅，还比较接近古代。等到骈偶文兴起，就离古代越来越远了。东莱说：近代诏书有时使用散文，有时使用四六文。散文应以深厚纯正、温和敦厚为根本；四六文必须措辞浑成完备，不可追求新奇华巧而丧失大体。这部书现在把汉代诏书列在前面，附录唐、宋诏书，用来兼备两种体制。西山说：君王言辞的体制，应当以《尚书》的诰、誓、命为祖本，再参照两汉的诏册。这话确实正确。册 考察《汉书》说，天子颁下的文书有四种，第一种叫策书。注释说：“策就是编连起来的竹简。”它的制度是长二尺，短的减半。用篆书写起首的年、月、日，用来任命诸侯王、公；如果三公因罪免职，也赐给策书，这时使用一尺长的木板，以隶书书写。又考察《唐百官志》说：“君王的言辞有七种，第一叫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分封诸王时使用。”《说文》说：“册，是符命。”诸侯进见接受君王的命令，它的形状像一长一短的札，中间有两道编联的形状，应当写作“册”，古文写作“笧”。大概“册”“策”二字可以通用；到了唐、宋以后不再使用竹简，而改用金玉制作册，所以专门称为“册”。至于它的文辞和体制，则是相互承袭的。制诰 考察《周官》记载大祝的六种辞令，第二种是命，第三种是诰。考察《尚书》，命是用来任命官员的，如《毕命》《冏命》；诰是用来向四方发布告令的，如《大诰》《洛诰》。汉代承袭秦制，有策书，用来封拜诸侯王、公；有制书，用来记载制度性的文书。至于任命官员，则分别赐给印绶，并没有任命文书。到了唐代，君王言辞的体制中，称为“制”的，用于重大的赏罚和任免；称为“发敕”的，用于授予六品以下官员，也就是所谓告身。宋代承袭唐制，称为“制”的，用来任命三公、三省等官职，辞句一定采用四六文，以便在朝廷宣读；诰有时使用散文，因为它是直接告知某位官员的。西山说：“制诰都是君王的言辞，贵在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文官、武官和宗室各自适宜，这才是好文章。” 制策 考察《说文》说：“策，就是谋略。”凡是把政治教化的得失记录下来，公开提出问题，叫作对策。考察史实，最早是汉代晁错。晁错遇到文帝这样恭敬谦逊、喜好询问的君主，却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所问的问题，实在可惜。只有董仲舒学问见识醇厚正直，又遇到孝武帝初政清明，皇帝多次以策书询问，所以能够竭尽说出自己蕴藏的见解。武帝因此罢黜百家，专门尊崇孔氏，表彰六经，他的功劳很大。到了宋代苏轼回答仁宗的制策，也能够竭尽忠心、陈述义理，委婉而切实、恳切而周到，君子对此很是取法。

译表 考察韵书，“表”是使事物显明的意思；标明事情的头绪，使它清楚明白，用来向上级报告。三代以前称为“敷奏”，秦代改称为“表”，汉代沿用。考察汉、晋文章，都崇尚散文，大概是用来陈述事情、表达情感。如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之类就是这样。唐、宋以后多崇尚四六文，使用范围有庆贺、辞免、陈谢、进书、进献贡物等。用途既然不同，辞章也各有区别。西山说：表文的关键全在开头破题，既要把题意说明尽，又忌讳说得过于直露。贴合题目的地方，必须每个字都准确。比如进呈实录，就不能改作日录。如果泛泛铺陈而不切合题目，能够任意移用，就算不上工巧了。大体说来，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典忌讳深僻，造语忌讳纤巧，铺叙忌讳繁冗。这部书所收的作品，一律按时代先后编排，读者详细体会，便可以了解各种体制。露布 考察《通典》说：元魏攻战取胜，为了让天下都知道，就把胜利的文书写在帛上，竖立在漆竿上，称为露布，这是露布的起源。考察《文章缘起》，却说汉代贾洪为马超讨伐曹操，作了露布。又《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伐时，命袁宏倚在马前撰写露布。这样看来，魏、晋以来就已经有露布了。《文心雕龙》又说：露布，大概就是公开张贴、不加封闭的文书，把它公布给众人观看。因此近代将帅奏报胜利，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然而现在考察，魏、晋的露布文章都没有传本；唐、宋虽有传世的，但措辞全用四六文，同当时的表文没有区别。所以现在把它附录在表之后，以备一种文体。西山说：露布贵在奋发雄壮，稍微粗犷也没有害处，读者应当仔细体会。论谏 古代没有专门负责进谏的官职，从公卿、大夫直到各种工匠技艺之人，都可以进谏。上古盛世，君臣同心同德，他们在言语问答之间发出的赞同、叹息、呼喊和反对，考察《尚书》便可以看见。西山认为这是圣贤的大训，不应同后世的文章一起收录。现在谨慎选取《春秋》内传、外传所记载的进谏、争辩、议论之言，列在前面。两汉以下群臣进言的文章中，有可以作为规范和警戒的，间或也采录一些，附在后面。奏疏 考察唐尧、虞舜以及禹、皋陶陈述谋略以后，到了商代伊尹、周代姬公，便有了《伊训》《无逸》等篇，这是用文章辞令告诫君王的开始。汉高祖、惠帝时，没有听说有人用书信陈述政事。到了孝文帝，广泛开通进言的渠道，于是贾山献上《至言》，贾谊上奏《治安策》等政事疏。从这以后，进言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的称为上疏，有的称为上书，有的称为奏札，有的称为奏状。担心内容泄露，就装在袋中密封进呈，称为封事。考察史书就可以看见。古人说：“君臣相遇、彼此信任时，即使一句话也有余地；上下不相互信任时，即使说上千万句话又有什么补益？”做臣子的，只应当竭尽忠心和爱护君王的诚意罢了。议 《周书》说：“议论政事并据此制定制度，政治才不会迷乱。”眉山苏氏解释说：先王把人和法一并任用，但任用人占多数，所以遇到事情便进行议论；国家的大事能够集合众人的意见来决定，这是最可贵的。现在选取汉、唐、宋各代群臣上奏的议状，编在奏疏之后，以备一种文体。至于先儒私下的议论，其中有关系到政治道理的，也间或选取，附在其中。弹文 考察《汉书》注说：群臣上奏，如果涉及罪行和法令的按劾，公府送到御史台，九卿和校尉则送到谒者台。这样看来，“按劾”这个名称由来已久。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特意为它立名叫“弹事”。至于《文粹》《文鉴》，则把它收在奏疏之中罢了。后来王尚书应麟说：“奏疏以明白、诚信、笃实为根本；弹文则必须道理合乎典章法度，言辞合乎风范规范，使气势流动在笔墨中，声威震动于简册之外，这才称得上无可比拟的雄文。”由此可见，奏疏和弹文的辞气也各不相同。檄 考察《释文》说：“檄，是军中的文书。”春秋时期，祭公谋父所称的“文告之辞”，就是檄文的起源。到了战国，张仪写檄文告谕楚国，檄这个名称才开始显著。刘勰说：“檄的大体，有时叙述我方的美好光明，有时陈说敌方的苛刻暴虐；指出天时，审察人事，计算强弱，较量权势。因此树立义理、振扬文辞，务求刚健。插上羽毛来表示迅速，不能使辞意迟缓；公开张贴让众人看，不能使义理隐晦。”大体说来，唐代以前不用四六文，所以文辞直接、义理显明。古人说“檄文以散文为合宜”，确实如此。箴 考察许氏《说文》说：箴，就是劝诫。《尚书·盘庚》说：“不要有人敢于隐瞒小人所提出的箴言。”箴是规劝告诫的言辞，就像箴刺可以治疗疾病，所以用它命名。古代有夏、商二箴，见于《尚书大传》《解》《吕氏春秋》，但已经残缺不全。只有周太史辛甲命令百官各作官箴，以及王室有缺失、虞氏掌管山林狩猎所作的《虞箴》，其辞完整记载在《左传》中。后来的作者大概都是以此为依据。东莱说：凡是作箴，必须采用官箴、王阙的意思；箴文结尾必须依照《虞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之类的格式。大体说来，箴、铭、赞、颂虽然有时都使用韵文，但体制不同。箴是规劝讽谏的文章，必须有警戒、劝诫和切实磨砺的意思。铭 考察“铭”就是记名，把器物命名并刻写文字，用来警戒自己。汉代《艺文志》称道家有《皇帝铭》六篇，但文辞已经亡佚。只有《大学》所载成汤刻在浴盘上的九个字，阐明每天自新之义，非常切实。到了周武王，凡是几案、坐席、酒器、食器之类，没有不刻上铭文来进行警戒的。后来又有称述先人德行、善举、功劳和功业而作铭的，如春秋时孔悝的鼎铭。又有以山川、宫室、门关为对象作铭的，汉代班孟坚的《燕然山铭》用来表彰征伐的功劳，晋代张孟阳的《剑阁铭》用来警戒异族僭越反叛。它们取义各不相同。

译传中说：“制作器物而能刻铭，可以凭此成为大夫。” 陆士衡说：“铭贵在广博而简约、温和而润泽，这样才算得体。” 颂 《诗经》大序说：“诗有六义，第六种叫颂。颂，是赞美盛大美德的形貌，用来告知神明。”我曾考察《庄子·天运》篇说“黄帝演奏咸池之乐，猋氏创作颂”，这大概只是寓言。因此，“颂”这个名称和实际内容确实出自《诗经》。像商代的《那》、周代的《清庙》等篇，都是用来告知神明的颂，体制达到了极高境界。至于鲁颂中的《駉》《駜》等篇，则是当时用来祝颂僖公的，是颂体的变体。所以胡氏说：“后世文人献颂，只不过仿效鲁颂罢了。”《文心雕龙》说：“颂必须铺陈张扬、奋发盛大，贵在典雅丰厚。铺陈描写像赋，却不能流入华丽奢侈的范围；恭敬谨慎像铭，却不同于规劝讽谏的领域。”这话确实有道理。赞 考察：赞，是赞美的言辞。《文章缘起》说：汉代司马相如作《荆轲赞》，但后世已经失传。后来班孟坚在《汉书》中用“论”作为赞，到了范蔚宗才改用韵文。唐建中年间，考试进士以箴、论、表、赞代替诗赋，而不设置颂题。后来又恢复博学宏词科，赞、颂两种题目便都出现了。西山说：赞、颂的体式相似，贵在内容丰富、文辞华美、气势宏阔舒展，同时具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的姿态，才是佳作。大体说来，赞有两种体制：如果写散文，应当以班固的史评为宗；如果写韵文，应当以东方朔的《画像赞》为宗。《金楼子》说：班固愿意学习尚书，但又说赞和颂相似，这话确实如此。七体 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中有一种文体叫“七”，大概收录了枚乘的《七发》，接着是曹子建的《七启》、张景阳的《七命》，仅此而已。容斋《随笔》说：“枚乘的《七发》，创立意旨、开创新体，文辞华丽，意旨丰美，确实可喜。后来继作的，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陆机《七征》之类，模仿得太过分，完全没有新意。到了唐代柳子厚作《晋问》，虽然采用这种体制，却超然独立、另辟机杼，把汉、晋之间沿袭模仿的弊病一扫而空。”我曾考察，对偶句式和文辞并不是六经所废弃的。《七体》虽然专门崇尚骈俪，但辞意有变化，同全篇都用四六文的文章不同。自柳子厚以后，未听说还有作者。到了元代袁伯长的《七观》、洪武年间宋王二老的《志释文训》，它们的富丽固然不让于前人，至于其中的议论，又岂是《七发》所能相比的？问对 问对这种文体，记载古人在某一时刻问答的言辞，或者假设宾客提出诘难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文选》所收的宋玉答楚王、司马相如答蜀地父老，就是所谓问对之辞。至于《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品，则都是假设言辞来宽慰自己。洪景卢说：东方朔的《答客难》本来就是文章中的杰作；扬雄仿作《解嘲》，仍然有纵横驰骋、得意自如的妙处。至于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问》，则是在屋下再架一屋，章法模仿、句子摹写，读起来使人厌烦。到了韩退之的《进学解》出现，才真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 考察过去臣僚向君主陈述政事、朋友旧交之间往来答复，都总称为“书”。近代臣僚向君主进言，名称叫表、奏；只有朋友旧交之间才称为书。因为谈论道理、交流见识的人，怎么能够彼此相同？如果不把意思详细写在书信中，又怎能充分表达委曲深长的心意呢？战国、两汉之间，像乐生、司马子长、刘歆等人的书信，陈述明白，辩难恳切周到，确实可以作为学习修辞的帮助。至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程颢、朱熹、张载、吕祖谦，凡是他们写给知交旧友和门人的答问，大多建立在进修学问的实际内容上。读者如果真能反复熟读，并用来反省自身，那么所得的难道仅仅是文章辞藻而已吗？记 《金石例》说：记，是记载事情的文章。西山说：记以善于叙述事情为主。《禹贡》《顾命》是记体的祖本。后人作记，免不了夹杂议论。陈后山也说：韩愈作记，只是记载事情；今天的记却成了议论。我曾考察“记”这一名称，始于《戴记》中的《学记》等篇。记体文章，《文选》没有收录。后来的作者，固然以韩退之的《画记》、柳子厚的游山诸记为体制的正宗。然而看韩愈的《燕喜亭记》，其中也略微载有议论；至于柳宗元的《新堂记》《铁炉步记》，议论的文字就更多了。到了欧阳修、苏轼，才开始有专门以议论为记的作品，难怪陈后山等老先生会这样说。大体说来，记是用来使事情不被遗忘的。比如记载营建工程，应当记明年月日的长短、工程费用的多少、主持者和辅佐者的姓名；叙事以后，略作议论来收束全文，这才是正体。至于范文正公的《严祠记》、欧阳文忠公的《昼锦堂记》、苏东坡的《山房藏书记》、张文潜的《进学斋记》、晦翁的《婺源书阁记》，虽然专门崇尚议论，但它们的言语足以流传后世、树立教化，也不妨碍它们属于记体的变体。序 《尔雅》说：“序，就是头绪。”序这种体制，起源于《诗经》的大序，开头讲六义，接着讲风、雅的变化，再讲二南王化的由来；它的言辞有次第、有条理，所以称为序。东莱说：“凡是给书籍文章作序，应当叙述作者的意旨；像赠送、宴集一类的作品，又应当随着事情叙述事实。”大体说来，序事的文章要使言辞有次序，善于叙述事情和道理是最高要求。近代实际应用的序，以赠送序最为兴盛；应当向韩愈学习，这样才差不多能够得到古人赠言的意义，而没有委屈自己、迁就他人的过失。

译论 考察韵书，“论”就是议论。梁昭明《文选》所收的论有两种体制：第一种叫史论，是史臣在传记末尾发表议论，用来判断这个人的善恶，如司马迁论项籍、商鞅就是这样。第二种直接叫论，是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者评论经史中的话，纠正其中的错误，如贾谊论秦朝过失、江统议论迁徙戎人、柳宗元论守道、守官就是这样。唐、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但若要做到文辞精炼、义理醇厚、卓然成名于世，也只有韩愈、欧阳修做到了。刘勰说：“圣贤的常道训诫叫作经，阐述经义、说明道理叫作论。”所以凡是陈述政治，就同传注合为一体；辨析史事，就同赞评并行；品评文章，就同序、引一同记载。确实如此。说　解 考察“说”，就是解释、阐述，即解释义理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说明。“说”这个名称起源于孔子的《说卦》，后来汉代许慎撰写《说文》，大概也是继承这个名称来撰写文字。魏、晋、六朝的文章，《文选》有所收录，却没有把“说”作为一种文体；只有陆机《文赋》全面论述作文的道理，其中说：“说得光彩灿烂却又诡诈欺骗，这难道是懂得言辞的人吗？”到了韩昌黎忧虑文章日益衰败，写作《师说》，以严肃的姿态做学者的老师。等到柳宗元以及宋代诸位大儒出现，便各自就事情、就道理作说，用来启发当时的人，开导后来的学习者。从此六朝的鄙陋习气被彻底洗去。卢学士说：“说必须出自自己的见解，横说竖说，以抑扬有致、详尽丰富为上。”至于“解”，也是以讲解、释义、剖析为意义，同“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辩 从前孟子回答公孙丑关于自己喜欢辩论的询问，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中间详细叙述古今治乱相继发生的原因，共分八节，用来深刻说明圣人和自己都不能自我停止的意思。结尾又说：“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这篇文章不但说理明白、义旨精深，而且在字法、句法、章法上，也足以作为作文的典范。到了唐代，韩昌黎写《讳辩》，柳子厚写《辩桐叶封弟》，有见识的人说他们的文章学习孟子，这是确实的。大抵辩论必须有不得不辩的意思；如果不是关系到世道人心、对后世学者有益，即使写得工巧，又有什么用呢？原 按《书韵》说，“原”就是根本；另一种说法是推究根源。这个意义始见于《大易》“推原事物的开始，考察它的终结”的训义。若作为文体称为“原”，先儒说它始于韩昌黎的《五原》，是把推究事物本原的意义写出来给人看的。黄山谷曾说：“写文章一定要谨慎安排结构，我每次见到求学的人，多拿《原道》的立意和曲折告诉他们。”石守道也说：“吏部的《原道》《原人》等文章，自诸子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作品。”后世作者，大概也都是取法于此。诫 按韵书说，“诫”是警告、告诫的话。《文章缘起》说：“汉代杜笃写过《女诫》，但文章已经失传。”《昭明文选》也没有收录这种文体。现在特别选取前代正直之士告诫子孙以及警醒世人的话，那些可以作为法则和戒训的，编录在这里。题跋 按《苍崖金石例》说：“跋，是随着题目在篇末写赞语。前面有序引的，只应摘取其中关系大体的内容，加以表彰。必须明白简洁而严谨，不可落入别人的窠臼。”我曾依照这段话考察，汉、晋各家文集都没有收录题跋。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才有在篇末题作“读某书”“读某文”的名称。到宋代欧阳修、曾巩以后，才开始有跋语，但它的辞意也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文鉴》《文类》总称为“题跋”而已。近世疏斋卢公又说：“跋取古诗‘狼跋其胡’的意义。狼行走时，前脚踩到自己的胡须，所以跋语不可太多，多了就冗长；结尾的话应当峭拔，使人无法再增添。”如果这样说，那么跋比题和书更贵在简洁峭拔。我姑且把这些写下，等待考订。杂著 什么叫杂著？就是辑录各位先儒所写的杂文。文章为什么称为“杂”？有的评论古今，有的详细论述政事和教化，随作者所写的内容而立名，没有固定的体式。有固定文体的文章，既然分别依照各自的体式汇集，那么没有全部收入的，就总归入杂著。文章虽然杂，但一定要选择义理不杂乱的，才予以收录。大概作文必须以义理作为主旨。至于挂一漏万的地方，还要等待博雅君子来补正。

译传 太史公创作《史记》的列传，大概是用来记载一个人的事迹，而这种文体本身也有许多不同。到了前后《汉书》、三国、晋、唐诸史，也只是一再沿袭罢了。后来世代的学士大夫，有时遇到忠孝才德之人的事迹，担心湮没而不能彰明；有时事情虽小，却卓然足以作为法则和戒训，于是为他们立传，流传于后世，这就是小传、家传、外传一类。西山说：“司马迁写《孟荀传》，并不正面直接叙述孟子、荀子，而从旁涉及诸子，这是传体的变化，可以作为法则。”《步里客谈》又说：“《后汉书·黄宪传》大概没有什么事迹，只是直接用语言描摹他的形貌和气度，这是最精妙的写法。”由此看来，传记所写的行迹固然取决于传主，至于文辞的好坏，则又取决于作者。至于韩退之的《毛颖传》，迂斋说：“用文章写得诙谐滑稽，又是传体变化中的变化吧。” 行状 按“行状”这种文体，是门生故旧叙述死者的品行和事业，呈给史官，或者请作者据此撰写铭志。《文章缘起》说：“始于汉代丞相仓曹傅朝干写《杨原伯行状》。”然而只有这个名称，文章已经失传。萧氏《文选》只收录任彦升所写的《齐竟陵王行状》，但文辞多有矫饰夸诞，有识之士对此很不满意。现在选录韩愈、柳宗元所作的行状，作为典范。谥法 《周礼》说，太史在丧事中考察死者，卿大夫等较小的丧事则赐予谥号。郑玄注疏说：小丧，就是卿大夫的丧事。卿大夫的谥号由国君亲自制定，派太史前往赐予；到遣使之日，又派小史前去宣读。又按《礼记》说：“幼年有名，行冠礼有字，五十岁用伯仲相称，死后有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由此可见，赐谥的制度确实始于周代。《崇文总目》记载有《周公谥法》一卷，又有《春秋谥法》《广谥》等书，但这些都是汉、魏以来的儒者取用古人的谥号增补编纂而成。宋仁宗时，眉山苏洵曾奉诏编定，于是取世间流传的《周公谥法》以下各书，定为三卷，共一百六十八个谥号。到宋孝宗淳熙年间，夹漈郑樵又以苏氏的书为底本增删，定为上、中、下三等，共二百一十个谥号，编成书进献朝廷。大抵谥号是用来表明一个人的实际品行，所以必须由君主赐予，善恶都不能掩盖。不过学者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因此现在特意把《周公谥法》载入编中，大概因为各家的说法都以它为祖本。至于郑氏的论述，也有很多可取之处，现在也附录在后面。谥议 按《谥法》说：谥号，是一个人品行的遗迹。大的德行得到大的名号，小的德行得到小的名号。《白虎通》说：人的品行从始至终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根据他一生始终的表现，明辨善恶，用来劝人行善、戒人作恶。由此看来，谥号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汉、晋以来，凡公卿大夫获赐谥号，必定交给太常议定；博士于是考察其善恶和贤能与否，写成谥议，呈上朝廷。比如晋代秦秀议论何曾、贾充，唐代独孤及议论苗俊卿，宋代邓忠臣议论欧阳永叔，都是如此。当时虽然有时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千百年后读到这些文章的人，没有不油然而生爱憎之心的。唉！谥号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是极其重要吗？至于近世名儒、隐士去世，门生朋友又有私下议定谥号、改定名号的议论。碑 按《仪礼》说，士的婚礼入门时应当对着碑作揖；《礼记·祭义》又说：“祭祀的牲畜进入后，系在碑上。”贾氏注说：“宫庙中都有碑，用来辨识日影，从而知道早晚。”《说文注》又说：“古代宗庙中竖立碑，用来系牲；后人因而在碑上记载功德。”这说明宫室中的碑是用来辨识日影的，宗庙中的碑则是用来系牲的。秦、汉以来，才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碑，大概始于李斯在峄山的刻石。《文选》收录郭有道等人的墓碑，也把王简栖的《头陀寺碑》列在其中。到《文鉴》则把祠庙等碑和神道墓碑分别列为一类，现在也依照这个例子。墓碑　墓碣　墓表　墓志　墓记　埋铭 按《檀弓》说：季康子的母亲去世，公肩假说：“公室的丧礼，要看丰碑。”注说：“丰碑用木头制成，形状像石碑，竖立在棺椁前后，中间凿孔做成辘轳，缠绕绳索，用来把棺材放入墓穴。”《事祖广记》说：“古代下葬有丰碑，用来下棺；秦、汉以来，死者有功业，就把功业刻在丰碑上，后来逐渐改用石头。晋、宋之间开始有‘神道碑’的称呼，大概地理家认为东南方是神道，所以在那个地方立碑，因而得名。”又按：墓碣，是近世五品以下官员所使用的，文章与碑相同；墓表则无论有无官职都可以使用，文字多叙述其学问、品行和德行；墓志则直接叙述世系、年月、姓名、爵位和籍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而改动，埋铭与墓记、墓志相同；墓记则没有铭辞。古今作者中只有韩昌黎最高明，他写文章叙事，首尾和面貌各不相同，不重复蹈袭。凡碑、碣、表立在墓外，文字可以写得稍微详细；志、铭埋在墓穴中，文字则要严谨。它们的写法只记载学问、品行和大节，微小的善行和一点长处都不记录。看他所作的文章，可以知道近世甚至有人把墓志也刻在墓前，这是错误的。大抵碑铭是用来论述和排列死者的德行、善事和功业；虽然铭的意义在于称美而不称恶，以此充分表达孝子慈孙的心意。然而，没有那种美德却加以称颂，叫作欺诬；有那种美德却不加称颂，叫作掩蔽。欺诬和掩蔽，君子都不会这样做。诔辞　哀辞 按《周礼》说，大祝作六种辞，用来沟通上下、亲疏、远近；第六种叫诔。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说：“上天不肯保佑，不肯留下这样一位老人，使我孤零零地处在君位上，孤独地承受忧患。呜呼，悲哀啊！尼父。”这就是所谓诔辞。郑玄注说：“诔，就是累积的意思。累列死者生前的品行事迹，诵读它来制定谥号。”这里有诔辞而没有谥号，大概只是累述孔子的美好品行，表示自己的哀伤罢了。后世有诔辞而没有谥号，大概就是以此为本。《文章缘起》又记载汉武帝为公孙弘作诔，但文章已经没有了。只有《文选》收录曹子建的诔、王仲宣的诔、潘安仁的诔以及杨仲武的诔，大概都叙述死者的世系和品行事业，同时寄托哀伤之意。后来韩退之为欧阳詹作诔，柳子厚为吕温作诔，有的称诔辞，有的称哀辞，名称不同。到宋代曾南丰、苏东坡等人所作的文章，则总称为哀辞。大抵诔多叙述世代事业，所以现在大多仿照魏、晋体例，以四言为句。哀辞则寄寓悲伤哀悼之情，句式有长短，体制也有楚辞体等不同。

译祭文 古代举行祭祀享献时，史官有册祝，记载祭祀的用意。从经典中考察可以看出这一点。至于《文选》所载谢惠连的《祭古冢文》、王僧达的《祭颜延年文》，也不过是叙述所祭祀的人以及哀悼痛惜之情罢了。到了后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以及宋代道学诸君子，有的因水旱向神灵祈祷，有的因丧葬祭祀亲友，真情实意从言辞之外自然流露出来，确实是学者应当取法的。大抵向神祈祷以悔过改善为主，祭奠故旧以表达情意为贵。至于阿谀之辞和铺张的言说，当然不足以感动神灵，也为君子所厌恶。连珠 按晋代傅玄说：“连珠兴起于汉章帝时期，班固、贾逵也曾奉诏创作，蔡邕、张华又曾加以扩充。”考察《文选》，只收录陆士衡五十首，并称为“演连珠”，意思是推演旧有的义理来加以扩大。大抵连珠这种文章，把事理贯串起来，如同珍珠贯穿在一条线上；文辞华美，语言简约，不直接指明事情，而一定借助事物来陈述义理，以表达主旨，合乎古诗寄托兴发的意义。它的体式是四六句对偶，并且押韵。陆士衡以后，作者大概很少。洪武初年，宋、王两位阁老也有作品，篇数同陆士衡一样。现在各录十多篇，放在外集的开头，用来表明四六对偶文体的起源。判 按唐代制度，凡候选官员参加选拔，选拔的方法有四项：第一是身体相貌丰盛伟岸，第二是言语，要求言辞明辨端正，第三是书法，要求楷书法度遒美，第四是判词，要求文章事理优长。四项都合格，就先看德行；德行相等则看才干，才干相等则看劳绩。合格者留下，不合格者放弃。大凡进士及第和通过各科取得出身的，都用这种方法铨选。比如陆宣公已经考中进士，又因书法和判词出众，被补授为渭南县尉，就是这种情况。宋代候选官员考试判词三道，如果两道完全通晓，一道稍次，但文章都很优秀，列为上等；一道完全通晓，两道稍次，列为中等；三道都差，文章又有错误，列为下等。上等提升官阶、越级授职，中等按资历升叙，下等在一次选任中受到处分。比如晦翁中进士后，铨试列入中等，才开始授任同安主簿，就是这样。元代不再采用这种制度。本朝设置科举，第一场有判语，以律条为题，文章也使用四六句，但以简洁恰当为贵。现在把它收录下来，以备作为一种文体。律赋 律赋兴起于六朝，盛行于唐、宋。凡是用它来取士，命题时每篇限定八韵写成。关键在于音律和谐协调，对偶精密贴切，这样才算工巧。到了元代，科场又改用古赋，因此学者不再学习律赋。现在选录一两篇，以备了解这种文体。律诗 律诗开始于唐代，它的兴盛也没有超过唐代的。考察唐初的作者，大概还很少；中唐以后，如李太白、韦应物，仍然崇尚古体诗，律诗较少。到了杜子美、王摩诘，古体、律诗各占一半。到元和以后，近体诗盛行，古体创作衰微。大抵律诗受到固定体式的约束，本来不如古体诗高远；但是对偶和音律，也是文辞中不可废弃的。因此学习律诗的人应当以杜子美为宗旨。他遣词、用典、联对、声律，都必须取法于温厚和平，不失六义正道的作品，把它作为规范。至于换句、拗体，以及粗豪险怪的写法，都是律诗体制的变化，不是学习者首先应当学习的。杨仲弘说：“凡是写唐律诗，起首要平直，承接要从容，转折要有变化，结尾要深远悠长，上下句要相互连贯，首尾要彼此呼应。最忌讳俗意、俗字、俗语、俗韵。”他曾经用功二十年，才有所收获。唉，难道可以轻易看待它吗？排律 杨伯谦说：“唐初五言排律虽然很多，但往往不够纯正，到了中唐才兴盛。至于七言排律，作者则极少。大抵排律如果逐句炼字，追求工巧，容易做到；唯独抒发感情、陈述意思，使全篇贯通而不失条理次序，是很难的。所以黄山谷曾说：‘老杜赠给韦左丞相的诗，前辈把它列为压卷之作，大概是因为它的布局最合体制。就像官府的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固定的位置，彼此不相混杂。’” 绝句 杨伯谦说：五言绝句，在盛唐初年改变了六朝《子夜歌》的体制。六言绝句则从王摩诘开始仿效顾、陆的作品。七言绝句在唐初还很少，中唐逐渐兴盛。又按《诗法源流》说：绝句就是截取诗句。后两句相对的，是截取律诗前四句；前两句相对的，是截取律诗后四句；四句都相对的，是截取律诗中间四句；四句都不相对的，是截取律诗前后各两句。所以唐人称绝句为律诗。看李汉编的《昌黎集》，凡是绝句都收入律诗一类，就是这个道理。周伯弜又说：绝句以第三句为主，必须用具体事实寄托意味，这样转折才有力量，含蓄也才没有穷尽。联句 按联句开始明显见于陶靖节的文集，到了韩退之、东野时盛行。考察这种体制，有人每人作四句，合起来成为一篇，如陶靖节集中所载的作品就是这样。又有人每人作一联，如杜子美与李尚书之芳以及他的外甥字文彧联句就是这样。后来又有一人先出一句，第二人对作一句；第二人再出一句，前一人又对作一句，彼此相继写成篇章，这就是昌黎、东野《城南》的作品。它的要点在于对偶精密贴切，辞意均衡相当，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才算相称。黄山谷曾说：“韩退之与孟郊意气相投，所以能够杂然合写成篇。”后人很少写联句，大概是因为笔力难以彼此追上。杂体 从前柳柳州读韩退之的《毛颖传》说：“善于戏谑啊，却不成为虐害啊。学者整天探讨义理、学习文章，反复进行就会疲惫而荒废混乱，所以需要有休息和游乐的说法。譬如饮食，已经吃过味道最美的东西，至于奇异的苦、咸、酸、辛之物，虽然会刺痛嘴唇、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却仍然各有深深喜爱它的人。难道文章就独独不是这样吗？”我由此知道，杂体诗大概就类似这种情况。不过它们的体制虽然各不相同，现在总称为杂体，是因为终究不是诗体的正宗。近代词曲

译按《歌曲源流》说：自从古代音乐废弛以后，郑、卫一带靡丽放荡的乐声纷纷出现。到了唐开元、天宝年间，熏染成一种风俗，当时才子开始依照乐工按拍演奏的声音配上歌词，句子的长短各随曲调而定，于是古代“声依永”的道理更加丧失了。又按致堂胡先生说：近世歌曲因能够充分表达人的情感而得名，所以文章豪放的士人很少不把自己的意旨寄托在其中，随后又自行抹去痕迹说：“这不过是戏谑游戏罢了。”唐代作词的人很多，到了柳耆卿，才压倒众人而穷尽词的妙处，爱好词的人认为再没有可以超过他的。等到眉山苏氏出现，才一扫词中绮丽罗幕、香艳脂粉的情态，摆脱缠绵婉转的格调，使人登高远望，抬头高歌，而超脱的情怀和浩然之气超出尘俗之外。我私下曾想，凡是有韵的文辞都可以歌唱，只是时代有升有降，所以语言有雅有俗，曲调有古有今罢了。从前我年幼时，有幸侍奉先生长者，看见他们酒意浓、兴致发时，常常依照腔调填词歌唱，唱完回头对年幼的人说：“这就是宋代的慢词。”当时的大儒都不废弃这种体裁。如今偶尔还能见到《草堂诗余》，自从元代套数诸曲盛行以后，这种声调便日益衰微了。等到我长大以后，奔走流离于南北各地，乡里前辈几乎全部凋零，所谓填词慢调，如今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姑且辑录唐、宋以来辞意接近古雅的作品，附在外集后面；《竹枝》《杨柳》也不抛弃。好古之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世事变化并不相同。杂志（十条）　刘定之 苏子瞻 宋仁宗英明以前，采用差役制度，百姓没有受到扰害；王安石采用雇役制度，百姓才开始受到扰害。司马君实废除雇役、恢复差役，虽然苏子瞻也喋喋不休地表示反对，难道只是想在荆公、温公之间稍稍保持中立，希望免除后患吗？看他对哲宗说：“我私下担忧神宗励精图治的政令，逐渐走向毁坏；理财方面疏忽，边防也松弛。”所以他撰写策问，是想感动皇帝的心意。子瞻的真实心情，大概可以看出来了。然而后来他在惠州、儋州被贬，治罪苏子瞻完全助成吕温的罪行而不宽赦；他当年略微替荆公说话，后来只是因为立场变化，又有什么益处呢？子瞻为君实撰写神道碑，极力赞美他的忠诚，大概是自己也觉察到不如他。苏子由 苏子由出使辽国回来，向哲宗说：“辽主弘基以能同我们和好为喜，年纪大约六十岁，步履轻快矫健，饮食没有衰退，享有国位还应当有些年头，我们可以不用担忧。他的君臣都信奉佛教，整个国家的风俗也受其影响，这是辽国的大害，足以使我们高兴。弘基的孙子延禧将继承皇位，但体格气质平庸衰弱，目光神态不端正，恐怕这不是辽国的福气。他的心意也倾向于仰慕和好，但我们就不值得依靠了。”后来弘基守持和好又十多年才去世，延禧也没有背弃盟约；然而辽国终于亡于延禧，这样看来，子由的话果然应验了。人的容貌和言语声气，是德行的征兆；从中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兴衰。仲由、盆成括之死，孔子、孟子都能预知；邾子高仰头、鲁侯低头，也预示了他们的死亡，子贡能够看出来。圣贤本来就有观察人的方法。子由大概是听说过这些道理，所以才这样做的吗？还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窥见国家的情况，就不应当派没有这种才能的人出使？佛教能够蛀蚀国家，而历代竟没有人觉悟，这是为什么呢？李清臣 李清臣看到宣仁圣烈后去世以后，哲宗听信群小的言论，打算继承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而当时被斥退在外的小人，他们的势力也将转而重新兴起。元祐诸贤，危险得几乎要遭到倾覆压迫了。像这样的局势，正是李清臣所喜欢的。李清臣平日里对于用严厉急切的手段控制人、用抑扬轻重

译来树立威势，最为擅长。所以他曾经发而写成《法原》《势原》这样的文章。玩味他的辞气，确实是小人的言论。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先讲德行而后讲法令，以根本道理为上、以权势为下；现在他却只急切地谈论法与势，那么他内心所包藏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苏易简 苏易简在内廷当值，宋太宗对他说：“君臣千载相遇。”苏易简应声回答：“忠孝一生之心。”可以说是十分工整的对句。当今皇帝在春宫时，曾向李贤学习对偶，取当天早晨进读《孟子》中的完整句子“君子远庖厨”五字，请李贤对句。不久，李贤对道：“圣人登宝位。”皇帝又反过来对道：“学士上瀛洲。”更加显出皇帝思虑的精妙。徐敬业 徐敬业与骆宾王兵败后，骆宾王逃亡出家为僧，往来于杭州灵隐寺。宋之问来到寺中，夜里吟诗：“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久无下韵。”骆宾王在隔壁高声吟诵，把全篇续完，宋之问大为惊骇。天亮后请求会见，骆宾王已经逃走了。徐敬业也脱身到衡山出家为僧。黄巢兵败以后，依附张全义在洛阳出家为僧，曾经画自己的像并题诗说：“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人们看见画像，认出他是黄巢。古今像这样脱身的人很多，史书难道能够全部得到事实吗？王介甫 王介甫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终身真伪有谁知。”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曾经辞去馆职，是因为有人真正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司马君实辞去枢密副使、范景仁辞去翰林学士，是出于虚伪，属于王莽一类的人。然而他不知道苏子瞻也曾说介甫是王莽一类的人，作诗说：“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业新。百尺穿成连夜井，千金购得解飞人。”讥刺他急于求成、妄自作为。唉！能够数说别人的胡须鬓发，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说的不就是介甫吗？韩退之 韩退之自己说，口中不停地吟诵六经之文，手中不停地翻阅百家之书，贪多而务求有所获得，接续白昼、穷尽年岁，他的勤奋到了极点。而李翱说，韩退之下笔时，别人赶快把它写下来、抄写诵读，也不过如此，他的敏捷也到了极点。大概他吸取得勤奋，所以写作时才敏捷。后世的学者，把书捆起来不读，游谈没有根基，却想要像古人那样刻烛作诗、举步成章，怎么会不困难呢？李杜韩柳 若以诗歌而言，杜甫可以和李白相比；若以文章而言，柳宗元稍可与韩愈并肩；但若以为人而言，杜甫、韩愈光明纯厚，李白、柳宗元则阴险邪僻，如同冰炭有冷热之别、香草与臭草有香臭之异。子美在安史之乱发生时，徒步跟随肃宗，他的诗始终恳切地表现君臣大义。太白当时跟随永王璘，想乘危局割据江表，背叛并抛弃国家宗庙。他写《猛虎行》说：“旌旌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只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这些诗句把安禄山、史思明反噬主人，看作刘邦、项羽两国相争，哪里还知道君臣之间的大伦理呢？元稹说太白连子美的门墙都不能窥见，何况堂奥，确实说中了。韩退之心怀忠诚、侍奉君主，排斥邪说、尊奉圣人，自然有根本依据。他称赞子厚，说他被斥退不久，文章一定不能流传后世，如今看来果然没有疑问；大概只是称赞他的文章罢了。他却阿附伾、文。胡致堂说，他忌惮宪宗在太子位上有更换储君的秘密谋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失败了，后来又借河间淫妇没有结果的事来诋毁宪宗，庆幸宪宗免于极重的刑罚。由此说来，文章虽然优美，但如果有这样的过错和罪恶，本来就不是能够洗涤清除的。朱文公的《楚辞》收录子厚被贬居时所作的《惩咎赋》，取用其中自我悔恨的话。唉！已经悔恨了，却又诋毁君主，那也

译不是真正的悔恨，还值得收录吗？天极 天空有北极和南极，就像瓜果有前后的蒂和尖端。天空分为十二宫，就像瓜果分成十二瓣。靠近两极的地方，弧度狭窄；正对天空中部的地方，弧度宽阔，就像瓜瓣靠近蒂和尖端的地方窄，正当中部的地方宽。天空的顶心正对嵩高山下的阳城，而大地的顶心是昆仑；两者不能相互正对，是因为天地之间东南方暑热，西北方寒冷。大地处在寒冷一方的地方，凝结坚硬而高耸；处在暑热一方的地方，融化塌陷，所以东南多水，西北多山。若从均平的意义来说，大地仍以嵩高山下的阳城为中央；但若取最高的顶心处，则以昆仑为中央。日轮

译太阳的轮体大，月亮的轮体较小；太阳运行的轨道靠近天、在外面，月亮运行的轨道靠近人、在里面。因此日食达到全食时，四面仍有光芒溢出可以看见，是因为月轮小，不能完全遮住日轮。日月合朔时，月亮通常在里面，从来没有太阳在里面的情形，所以是月亮遮食太阳。日月相望时，则是太阳遮食月亮。月亮虽然借太阳的光而成为圆形，但在望日时如果稍有参差，光线圆满而恰好相互冲射，就会反过来遮食月亮；如同点灯时，灯正好对着炉炭最炽热的尖端受到冲射，灯光反而显得不明一样。这就是历法所说的暗虚，意思是月亮被太阳遮暗，并不是太阳的实体使它暗，而是太阳的虚光冲射所造成的。大概日、月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就像两个人一个走水路、一个走陆路；在朔、望之时，一个由陆路走到桥上，一个由水路走到桥下，稍微有先后就不会发生食，恰好相对才会发生食。太阳运行的轨道周行一周天，如同循环；月亮运行的轨道也周行一周天，如同循环。两条环道相交，有两个交点：一个叫天首，一个叫天尾；天尾就是计，天首就是罗。至于木、火、土、金、水五星，不沿太阳的轨道，也不沿月亮的轨道，各自有自己的轨道。木星八十三年运行七周天，与太阳相合七十六次；火星七十九年运行四十二周天，与太阳相合三十七次；土星五十九年运行两周天，与太阳相合五十七次；金星、水星虽然随太阳一年运行一周，但金星八年与太阳相合五次，水星四十六年与太阳相合一百四十五次。它们运行的迟速、分离和会合，主宰万物的生成，掌管千代的兴衰；俯视人间，和瓦罐中蚋虫、裤裆里虱子的聚散啮食有什么不同呢？怎么能想凭个人的意愿仰面干预它们呢？孛星产生于月亮，月亮运行的迟速有固定的规律，最迟的地方就是孛，所以称为月孛。月孛六十二年运行七周天。炁产生于闰年，二十八年有十个闰年，炁运行一周天。炁、孛都有度数，却没有光和形象，所以与罗、计合称四余，连同七政共为十一曜。《明文衡》第五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第五十七卷 （明）程敏政编 ○传 《谢翱传》　胡翰 谢翱，字皋羽，是建宁人。他家过去在财产方面很贫乏。父亲谢钥居丧时悲哀过度、形容憔悴，人们称赞他的孝行。宋咸淳初年，谢翱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慨然向古人学习，凭文章成为名家。元兵攻取宋朝，宋丞相文天祥逃到江上，渡海到了福建，发布檄文，命州郡大规模征集勤王军队。谢翱倾尽家产，率领数百名乡兵赴难，于是参与军事。文天祥转战闽、广，到了潮阳被捕。谢翱藏在民间，长期流离。后来从间道到达勾越。勾越有许多世代显贵的旧大族，王监簿等人当时正招致游士，每天以赋诗吟咏相互娱乐。谢翱有时拿出自己的长处，见到他的各位公卿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却不知道他是文天祥的门客。但他始终不说明身份，又想到自己久留不去，人们将要怀疑自己，于是离开那里，前往越地南部边境，依附浦阳江的方凤。永康的吴思齐也依附方凤居住。两人都没有改变志向，又都年事已高，于是一起寄居在吴氏家中。乡里人得以和他们相处，二人每天自得其乐，一概不问当世之事。谢翱曾登上会稽山，沿山的左右探看佑思诸陵；向西走到吴会，向东进入鄞地，经过蛟门，面对大海，所到之处都抽泣流泪。晚年喜爱睦州的山水，乘船漂过七里濑，登上严光钓台，面向北方举酒，以竹如意敲击石头，歌唱道：“魂啊归来吧，哪里才是尽头；魂啊离去吧，关塞江水一片昏黑；化作朱鸟吧，还有鸟嘴可以啄食。” 歌唱完便失声痛哭，别人没有谁追问他究竟是谁，只有方凤和吴思齐深深为他悲伤。当初，江端友、吕居仁、朱翌在白云源开辟居处，过去方干居住的地方就在钓台南面。谢翱率领同伴到那里游览，希望就把那里作为自己的葬地，并作《许剑录》。等到谢翱居住在钱唐、病势危急时，对妻子刘氏说：“我死后一定把骨灰送回方凤那里，葬在我所约定的地方。”方凤听到讣告，完全按照他的话办理。方凤字韶卿，由太学生授任容州教授，研究毛氏《诗经》。陈宜中执掌国政时，以礼相待并下令让他的两个儿子大登、小登拜他为师。同郡的黄溍、柳贯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喜爱奖掖提拔士人，只要别人有一点长处，就没有不帮助他进步的。吴思齐字子善，他的学问本于外祖陈亮，因恩荫补授官职，代理嘉兴丞。他多次写信给掌权的宋臣，指出贾似道母亲去世不应赐给卤簿，又责备文及翁顾忌太多、争论不够有力，说连这样也不去争。又说御史俞浙因为弹劾谢堂而被罢职，宰相依附贵戚，堵塞进谏之路，这样还把朝廷当作什么？吴思齐虽然患有寒病，耳朵失聪，但遇到事情不因权势而改变，也不因贫困而屈服，自号全归子。妫仲子说：我年轻时客居浦阳，在望仙、华宝、掌等山间，向缙绅和学者询问谢翱当时的事情，没有一次不为此长叹。于是访求他们的论著，谢翱有《晞发集》，方凤有《严南集》，吴思齐有《全归集》。三家的文集，只有谢翱的文集最为完备。他的文辞隐约，意旨微妙，大体上与他的行事相类似。当时元朝刚刚取得天下，士大夫对于宋朝的事情大多忌讳谈论。鄞江人任士林称谢翱善于痛哭，如同唐衢，难道这不是他的真实感情吗？难道这不是他的真实感情吗？《王冕传》　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