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衡卷二十六

译前年冬天，您从漳州被召回，参与编纂修订《元史》。去年二月，您路过钱唐，当时我也从天台办完事务回来，于是上天使我们在候潮门人来人往的地方意外相逢；我们在路上握手，叙说分别以来的情况。您因为使者催促得非常急，我也不能从容听取教诲，心中十分怏怏不乐。分别以后，我因连年奔波流离，生计萧条，又苦于寒湿脚疾，远赴海边寻找可以寄食的地方，姑且借此养病。不久听说文佩到了京城，被提升为次对之职，和金华宋公共同接受总裁的任命，实在令人羡慕。如今皇上刚刚革除元朝的命运，就采集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的事迹，修成一代不可磨灭的史书，所谓国家可以灭亡，历史不可灭亡，如今得以亲眼见到，真是盛大的典礼。而您从普通调任中被拔擢出来，正好称合您的才干，也不能不说是千年难遇的机会。去年冬天有人从京城来，说开局以来还不到一年，从元太祖到宁宗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的事情，都已经依据实录修成并进呈。局中的执笔之士，有的已经授官，有的已经回山离去。唯独顺帝一朝三十六年的事情，因为没有实录可供依据，便分别派遣使者搜访旧都的图籍，各州郡有关三十六年政体的公文，也全部收集编录，以备采择，这样便可以完成一代史书。近来县吏接连登门，传达浙江省官僚的命令，说朝廷因为修史之事征召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说您认为我擅长叙事，向当权者推荐了我。作为总裁推荐人才，让他参与编修，这本来就是您的职责。从前在路上交谈时，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已经想引荐我列入编修之中；我本来已经把真实情形详细说明，辞谢了此事。如今您又为什么对我这个微不足道且有病的人有意呢？我私下想过，近世谈论修史的人认为，没有什么比日历更切要。日历是史书的根基。自唐长寿年间，史官姚璹奏请编撰《时政记》；元和年间，韦执谊又奏请史官编撰日历。设置日历，虽然说是为了权臣宠幸之人掌权，姑且把它作为编写初稿的工具，但它的方法是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仍然保留《春秋》的遗法。设置起居注，也专门以甲子作为起例，大概记录事情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往宋一代极其重视史事，日历的修撰，必须由各司关报；如诏诰制令，三省一定记录；如军事机密和边疆事务，枢密院一定报告；百官的任免，刑罚与赏赐的取舍，御史台和谏官的议论，列举给事中、舍人驳正诏令的奏章，经筵上的问答，臣僚的转对，侍从官员的直前进谏，以及旧例中内外官员封缄上奏的匣奏，下至钱粮、军备、刑狱、诉讼、营造，凡是有关政体的事情，都必须按日记录，这就是日历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又担心它出自官吏文书，难免有错误；有时差了一天，后来就难以考定；漏掉一件事，后来就难以增补。这就是欧阳公仍然担心日历会遗失，奏请每年年终由监修国史的宰相检查修撰官所记录的事情；当天记录的事情中有玩忽职守、失职的，就处罚他们。他对日历如此慎重。日历不至于遗失，那么后来修《会要》就从这里取材，日后修实录也从这里取材，百年以后修纪、志、列传也从这里取材；这就是宋代史书精确的原因。我所说的，本来都是您熟知的，不必我赘述；但我自有记忆以来，颇为了解元朝制度。元朝做事务求简便，又听说修史尤其疏略，不设置日历，也不设置起居注，只在中书省设置时政科，由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一位皇帝去世，国史院便依据所交的材料修撰实录罢了。幸好天历年间下诏修《经世大典》，虞集依照《六典》编成一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物，书只记到天历年间，但其中的事迹可以补足十三朝所缺的部分。前一局所修的史书既有十三朝实录可以依据，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照考核，当时参与编修的士人有若干名，其余的人我虽然不能全都认识，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等，也都懂得史学；完成这十三朝的史书并不困难。如今顺帝一朝三十六年的事情，既没有实录可供依据，又没有可以参照考核的书，只能凭采访搜集来补足，私下恐怕事情未必核实，言辞未必妥当，首尾也未必贯通。即使您才高识卓，提纲挈领，条理清楚而不紊乱，能够像先前那些先生一样；但他们有的已经授官，有的已经回山，既然各自散去，却想让像我这样没有才能而且有病的人在后来勉强充数，实在担心不能把腐臭化为神奇，来符合您的期望。有关官署不允许我推辞，逼迫我登船上路，到了嘉兴驿，我的旧病大发，无法行走，只好谨令侍生带着这封状启送到您那里，乞请您体察怜悯，向当权者说明，另行寻找有史才的人来完成这项不完备的盛典。答梁孟敬书　　刘永之

译我自从退居山谷，极少接触人事，才得以留心经书，只是独自学习，见闻浅陋，又没有同人讲习贯通，于是把所作《春秋本旨序》呈给您，希望您能加以警策并订正。等到收到您的回示，大大超过我的期望；信中累积数百字，仿佛认为我这个愚昧之人的作品还有可取之处，并教导我所未能达到的地方，我谨此接受您的赐教。然而我的固执见解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对于您明白指出的旨意，有些不能不再次回答，斗胆略加补充，以完成您给予我的厚意。您说：“诸如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称爵、称人，直呼名、称字，称王是否称天，诸侯是否按次序排列，大夫是否列入名册，都是沿袭史书旧文，并不是圣人本意所在。三传的要旨以及诸家穿凿的说法，朱子驳正得最好。”又说：“相信《公羊传》《穀梁传》的过失，寻求褒贬的详细意义，未免蹈袭先儒的谬误，这是胡康侯的过失。”这些议论，远远超过老儒宿师，确实没有疑问。您又说：“孔子说‘了解我的，只有《春秋》；归罪我的，也只有《春秋》’。了解他的人，是懂得其中彰明圣王之法；归罪他的人，是责怪他显著揭露乱臣逆子的罪迹。《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就是彰明圣王之法，揭露乱臣逆子，这确实是圣人的旨意。但如果说圣人因循鲁国史书的文字，把它记录并传布；其中稍有乖错，便加以修正补全，使观看的人有所劝勉或戒惧，而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臣逆子因此得到揭露，这样说可以。如果说要损益鲁国史书来使王法彰明、乱臣逆子显露，那就不可以。”圣人难道完全不同于常人吗？他的德行是圣人的德行，但不幸没有取得相应的职位，也仍然是普通人的儿子。当时没有圣明的君王，谁能了解孔子呢？把他当作普通人对待的人会说：“他处在季氏、孟氏之间，仍然只是普通人的臣子；但他所侍奉的君主是昏乱的君主，君主的卿大夫是僭越的权臣。他作为普通人的臣子，处在昏君和僭臣的朝廷，却私自损益本国可信的史书，借此彰明王法、揭露乱臣逆子，岂不是不可以吗？”如今距离古代虽然遥远，但其中的道理并没有不同。假使有一个孔子出生在今天，站立在今天的朝廷中，不奉君主的命令，也不依据自己的职守，却拿今天的国史来增删、褒贬，并公开给众人看，那么他不成为受辱获罪的人，实在很少。圣人面对阳货，尚且谨慎应诺；经过宋国时还要穿便服；住在某国时不非议那个国家的大夫；他自称说：“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古代而喜爱古代。” 难道他会因为自己是圣人，就傲视当世吗？大概因为当时各国的史书也无不有史官掌管，立言措辞也无不有一定法则。赵穿弑逆晋灵公，史书却写作“赵盾”。弑杀国君，却写成赵盾，这是晋国史官的良善。崔杼弑逆齐庄公，太史有三人因此而死，最终仍然写道“崔杼弑其君”，这是齐国史官的良善。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良史，何况鲁国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又有秉持礼制的大臣呢？所以法度的谨严，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连缀文辞、比较事实，可以作为规范的，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完整具备当世政治的治乱盛衰，能够向上接续《诗》《书》遗迹的，也没有超过鲁国史书的。因此圣人有所取法，谨慎地记录并传布它，以寄托自己伤悼周室的志意。懂得这一点的人说：“这是不得已罢了。”不懂的人说：“他不过是个平民，却把君主和大夫的罪恶暴露给天下后世。”所以说：“了解我的，将在这里；归罪我的，也将在这里。”这也只是圣人的谦辞罢了。难道是说他要改变周制，寄托王法，借此取得二百四十二年面南而王的权力吗？所以我说：“说它是因循鲁国史书而记录，传布以后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臣逆子因此得到揭露，是可以的；如果说《春秋》是损益鲁史而使之明白、彰显，那么是不可以这样说的。言语写得郑重，文辞反复申说，其中一定有大的褒贬，这是前代儒者的说法。执事取用这种说法，所以说：“首止之会的盟约、葵邱之会的盟约，都再次记载。”这是因为所褒美的事情重大，所以把文辞写得详细。稷地之会记作“平定宋国的祸乱”，刘单带着王猛居于皇地，尹氏拥立子朝，并且先说王室发生祸乱，这些都反复说明，是因为所贬恶的事情重大，所以把文辞写得详细。或者还应考察一下，大概只是史书的实录，而它记载事情的体例不同罢了。这些体例共有五种：有根据事情的分合来记载的；有重视事情的结局而记录其开端的；有重视事情的开端而记录其结局的；有承接告知史官的辞语来记载的；有不是承接告知之辞，而是听闻后知道了才记载的。这五种是大体的规则，全都是为了记录事实。有的相会并订盟，订盟就在同一天，这样相会和订盟合为一件事；有的相会并订盟，订盟却在不同日期，这样相会和订盟分成两件事。合为一件事就一并记载，分为两件事就分别记载，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首止和葵邱，都是夏季相会、秋季订盟，是分成两件事，所以再次记载。这就是根据事情的分合来记载的例子。践土之会很美好，但盟约没有另行记载，因为在同一天；平邱之会没有什么可褒美的，但盟约却另行记载，因为在不同日期。这些都是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褒美之事重大而把文辞写得详细。将要记载取鼎这件事时，对稷地之会先说“平定宋国的祸乱”，这是重视结局而记录开端。已经记载“宋国发生灾祸，伯姬去世”，到了澶渊之会，却以宋国发生灾祸作结，所以这是重视开端而记录结局。会盟本来没有说明缘故的，在这两个例子中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所重视的地方。其他如记载“实来”，先说州公；又如曹国记载齐侯攻伐北燕，接着又记载“及齐国讲和”，都是同一类。子朝之乱时，叔鞅从京师回来，关于此事又不知道究竟谁是谁非，所以说“王室发生祸乱”；这不是承接告知之辞，而是听闻后知道了才记载。刘单带着王猛居于皇地，是有人来告知了；敬王居于翟泉而尹氏拥立子朝，也是有人来告知了；这就是承接告知之辞来记载的例子。其他如程子的传例说：“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按例记载其人。”这是承接告知之辞的情况。不知道将帅的姓名和人数多少，也只记载其人，这是听闻后知道的情况；这些全都是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憎恶而把文辞写得详细。

译所谓“言语写得郑重，文辞反复申说，其中一定有大的褒贬”，是前代儒者的过错。况且事情的名称已经显著地写在简册上，事迹也昭示于万世，不必把话说得郑重，人人都知道首止之会是美好的；不必把文辞写得反复，人人都知道稷地之会是恶的。所以说：“凭借鲁国史书而下笔记录，传之后世，王法由此得以明白，叛乱逆行也由此得以彰显。”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本来容易看见；其中隐约的文辞、深微的义理，以及随时势而措置得当之处，就难以知道了。”所谓明亮而容易看见，确实如此。但他说“隐微而难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人要把重大的辨别昭示于万世，却反而有隐微难知的义理，这未免仍蹈袭前代儒者的过失。杜预说：“言语高远，旨意就深远；文辞简约，义理就显得微隐。”程子认为这话正确，那么所谓微隐仍是这种意思。既然这样，《易经》的彖辞、系辞难道不是圣人的制作吗？《论语》中回答问题的话难道不是圣人的言辞吗？为什么那些平易明白，而这个却微隐难解？我的愚见，不敢认为是这样。虽然如此，程子的传中有不拘泥于褒贬、赏罚而立论的地方，这却不是前代儒者所能达到的。像胡康侯的学术是端正的，他的议论明辨而严正；但他的过失，是承袭前代儒者并把这种做法推向更甚。朱子曾说：“有程子的《易传》，又说可以自成一书，是说其中论述义理精微，却不是经书本来的旨意。”如果胡氏的《春秋传》自成一书，那倒可以。时代有远近，史书就有详略；史书有详略，文辞就有同异，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比如从鲁文公以前，日食有不记载日期的；文公以后，全都记载日期。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到达的只有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到达的有六十四次，就是这样。执事所说应随时代考察经文，这确实很好。可是公羊子说：“亲眼所见的时代，文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时代，文辞不同；传闻所得的时代，文辞不同。”何休说：“亲眼所见的时代，考虑到对君父的感情最深，所以多用隐微的言辞；亲耳所闻的时代，考虑到对王父的感情稍浅，所以避讳也稍少；传闻所得的时代，考虑到对高祖、曾祖的感情又浅一些，所以不再避讳。”这见识太浅陋了！陈傅良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是一种书法；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是一种书法；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是一种书法。若不说史书有详略，而说圣人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记法，那么比公羊高明不了多少。” 大体说来，诸家解释的过失有三种：过分尊崇经书，过分笃信传说，不把《春秋》同《诗》《书》一样看待。他们尊崇得过分，就说“这是圣人所作”；他们相信得过分，就说“这必定有所承受”；他们把它看得不同于《诗》《书》，就说“这是在具体事迹中表现出来的，这是刑法之书”。既然认为是圣人所作，又认为传说有所承受，就应该越发详尽地探求，越发牵强地附会；既然认为它表现于具体事迹，又认为它是刑法之书，就应该使言辞越发刻峭，锻炼文辞越发深密。既然认定某事是美好的，就强行从文辞中寻找依据，说“这是圣人的赞许，这是褒奖，是圣人的微言”，或者说“这是圣人改变文辞的写法”。一种说法讲不通，就再造一种说法来维护它；一种议论稍有阻碍，就再造一种议论来掩饰它，使圣人仿佛后世的法官，深文周纳、巧加诋毁，完全没有宽厚的意味，这种过失不是小事。现在我的愚见是：它的文字是鲁国史书，它的义理是彰显善行、憎恶恶行；如果说这是希望记述并流传后世，那么就把它同删定《诗经》、审定《尚书》、赞述《易经》一样看待，实在是妄自尊大而作传；不如直接解释它的义理，对善事说“这样就是善”，对恶事说“这样就是恶”，不要谈什么褒贬、赏罚。它区别凡例，取法程子；它的纲领大意，取法朱子；三传之中，取法左氏，以杜预的说法为依据，并时时考核其中的谬妄；各家的说法则不专主一家，符合的就采用，不符合的就舍弃，如此而已。我私下认为，假使圣人是凭借鲁国史书来写的，那么我的说法本来就已经正确；假使圣人是自己创作的，也应当根据事实直笔记录，必定不会像前代儒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我的说法也不会太乖谬。我的自信就是如此，但仍觉得自己考察得还不够周全，讲解得还没有贯通，只好暂且从容反复思考，放宽时间，之后才能完成。每日次第陈说的话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而您明白谕示、恳切教诲，我不敢不答复，只是文辞不能穷尽。姑且把大意说到这里。唉！除了执事，还有谁值得我向他谈论、又值得我听取意见呢？您卓越的见识、独到的见解，希望还能赐教于我，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答程伯大论文》　朱夏

译古今能写文章的人，谁不想凌驾于百代之上，并把声名流传到百世之后呢？然而最终怀抱奇特志向，却默默无闻地老死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不是才华和见识有所不及，所以不能形成一家之言，以至于此吗？三代以后，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其余都磨灭消散了；可见从上天得到的禀赋，如果不能超群出众，那么要凭文章自立名声就很难了。近来承蒙您赐信，大体上还没有达到雄健深厚、典雅刚健的文章境界，只是致力于写浮薄靡丽的文章罢了，这实在不可取。我听说古代作文的人，必定以经书为根本，以道为根基；记、志、表、传、记、序、铭、赞，各有自己的体裁，不能混淆，然而现在却没有人辨别。至于发言遣辞，又何必把剽窃掠取当作工巧呢？如今既不以经书为本，也不以道为根，而杂取百家传记的说法，那么立论不从宏大处着眼，而从琐细处着眼，本来就已经自我降低了，又怎么能同古人并驾齐驱呢？老苏的文章，顿挫曲折，苍劲浓郁，峭拔严厉，几乎没有人能与之争锋；然而有见识的人仍有人讥评他，实在是因为他的立论驳杂，不能完全符合圣人的道。如今没有苏公那样的才华，而立论又远远低于苏公，那么还指望文章能够立得住而不倒吗？古代用兵，军队的聚散、进退，出奇制胜，本来神速变化、不可测度；至于部伍行阵的法度，却严整有序，绝不可乱。写文章却没有法度，就如同用兵而不依军律。古人谈论文，必先讲体制，然后讲工巧；这好比木匠建造房屋，栋梁椽桷各有职分，虽然大小不能相差太远，但王公大人的居室、佛教道教之庐、官府的署舍、百姓的房屋，制度本来就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假如记与序没有区别，那么百姓的房屋将同于佛道之祠，这可以吗？铸剑却铸得像刀，尚且不可以；削制车子却削得像船，难道不还会被认为迂腐拘泥吗？韩子写文章，只求去掉陈旧的话；如今即使完全不能达到韩子的境界，也应当稍微删削一些。可是您竟把古书中的奇字全部搜集起来，驯服排列、层层相接，岂不是像把天吴、紫凤倒置在粗布短衣上吗？苏子说，锦绣绮縠是美丽的服装；然而把它们裁成碎片，错杂缝结来做衣服，就还不如粗绸。如今先生却想汇集群英来造成华美，好像也不同于作者应有的见识了。世上有贫穷的人，因为看见邻居富有，便日夜钻营偷窃，侥幸得到他的货物财宝，便以为自己得计了。有一天巡捕把他捉住，他已经成为一个疲惫不堪的盗贼，却到死也没有醒悟。况且您这样辛苦劳碌地割裂、拼缀、编辑文字，文气本来已经疲弱了，又怎么能像江河那样浑厚浩大而具有排荡冲击的力量呢？所以只有兰花、苕草、翡翠，又哪里能看见捕制鲸鱼的宏大气象？况且古人作文，并不是有意去追求文采，就像风吹水面，恰好相遇便自然产生波纹。因此风鼓动它就成为波涛，水含蓄它就成为涟漪，水面收缩就成为细纹，澄澈就成为白练，激荡就成为珠玉。不是水单独如此，也不是风单独如此，而是二者恰好相遇，文章便产生了。上天对待万物，难道不也是这样吗？纤细的、丰厚的、朱红的、白色的，没有不极尽美丽的；但造物者难道逐一雕刻它们吗？只是把各种形态分别赋予万物，天下的巧妙没有超过这种安排的。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花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而且还把文章当作游戏。远古的音乐和平、雅淡，所以风俗淳厚，人心端正；桑间、濮上的音乐淫靡喧杂、节奏烦促，使人心和风俗动荡而不知回返。假使先生参与制作礼乐，会取法哪一种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对文章感到疑惑呢？先生教导我说：“如果没有毛嫱、西施那样的美好资质，就不能不借助脂粉的装饰来遮掩丑陋。” 这样一来，朽木也可以雕刻，粪土的墙也可以粉饰了。无盐氏的丑陋，天下人都知道；即使披戴珠玉、拖着罗绮，也不足以欺骗天下人的眼睛。假使天下人都失明了，那又能怎么办呢？可是天下人并不都失明。先生恐怕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本色。先生又说：“我的《五常论》，难道不玄妙吗？”《太玄》仿照《易经》而作，然而《易经》出于造化的自然，而《太玄》只是出于个人智虑，所以不能免于牵强附会、艰涩勉强。前代儒者本来已经讥评它劳苦而笨拙了。因此如今距离扬雄已经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爱好它的人。现在先生却想著书来仿拟《太玄》，我恐怕它连用来覆盖瓦瓮都不够。先生又说：“我曾经作诗，给诗集取名为《胡卢》。”况且《鲁论》中的《诗序》说诗的作用，是那样广博，而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供人取笑的材料。与古诗的风气相比，也稍稍降低了。这也是喜好怪异的过失。先生最后教导我说：“你看我的文章，只用一句话回复，希望可以由此知道君子的是非。”宋朝末年，文章败坏到了极点，遗风余俗深入人心，像黑色不可能变白一样。在这个时候，如果不使它返本复古，就不足以挽回即将灭亡的局面。先生自己认为已经超过了前人，却哪里知道自己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先生的文章，起初想求奇特，最终却以拙劣为开端；想求华丽，最终却以丑恶为开端；想求雄健，最终却以软弱为开端。他的风格和议论，没有一样不背离古人。这样一来，也就很难摘取出来加以评说了。况且先生既然同我的见解不同，那么我即使说了，对您的内心也没有切合。我的本意是想把先生从迷途上挽救回来，所以愿意把心中的积蓄全部说出：取韩愈、孟郊的文章，日夜诵读，便会发现自己的见解同先前不同。然后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或许能同我在学问废弃之日的见解相合。我常常因为懒惰、不肯用力而荒废学业，但对于作者的风致，私下还是有所体会，所以冒昧略陈这些意见。究竟是这样，还是不这样？迷与悟的关头，就在这里分判。希望不要忽略。《与郑仲辩书》　方希古

译去年王仲缙到蜀地，承蒙他转述您的书信，说您近来阅读佛书，急切地想借此排遣心情；我对此感到疑惑，以为只是一句戏言。后来到京师，在一初那里看见您往来的书信，其中引用佛氏学说非常详细，对佛教的向往也极其深切，这才知道您果然归入佛教了。儒者的道，在内有父子君臣、亲近亲属、尊敬长辈的美德；在外有《诗》《书》《礼》《乐》以及制度文章的美好。大则用它治理天下，小则用它治理一家，秩序井然而有法度，充沛周备而不需依赖外物；近可以复其本性、端正内心，推广则可以格物穷理，直到推究道的本原而达到天命，顺循万物的法则而通达于天。它的事情简要而不烦琐，它的学说真实而不虚妄。君子依循它，就能成为圣贤；普通人学习它，就能成为君子；从未有舍弃它而另求他道还能有所获得的。您学习此道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忽然抛弃平素所学而沉溺于佛氏的说法呢？如果认为佛氏伦理中的美德值得仰慕，那么佛教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节义全都没有体现，没有看出有什么值得特别仰慕的。如果认为佛书所记载的内容值得喜爱，那么它的学说一定不会超过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格言大训，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值得特别喜爱的。如果想用佛教来治理心性，那一定不如我们圣人的道完整；如果想用它来治理家庭和国家，那么佛教本来就把自己弃置在人伦世故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施用。因此世上喜好佛教的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心里究竟存着什么。假使抛弃儒学而跟从佛教，果真能够成佛，尚且免不了惑乱、虚妄、背叛教道的罪过，何况学习佛教的人本来只是忙忙碌碌地活着，昏昏沉沉地死去，从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他们所谓的道吗？以您的明智笃厚，不在我们的道中有所获得，反而转向佛教，不是很奇怪吗？您学习佛说，究竟是出于真诚，还是姑且因为世俗人喜欢它，自己也跟着喜欢，以取得庸众的喜悦？如果是后者，就是自欺，不可取；如果是前者，那么奉行佛说就必须遵从佛教的教法，必须抛弃夫妇、父子、兄弟的人伦，必须剃发穿黑衣，必须饮水食草才可以。若不能这样做，就是口头上说佛书而身体行为违背它，表面喜好佛说而内心也不能真正诚实。对于道来说，不学习佛说本来没有什么不足；学习佛说却不真诚，是自欺，不但得罪于我们的道，反而也得罪于佛，究竟有什么好处而要这样做呢？近世跟从佛教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获得福报；有一个人，我早年认识他时，他很喜欢佛教。那位儒者后来写书，帮助佛氏、斥责儒学，最终竟死于祸患。推究他仰慕佛教、希望得到福报的心愿，福报没有得到，灾祸却降临自身，这实在难以理解。难道不是因为他不真诚，又或者自欺，所以没有得到神明保佑，反而获罪于上天吗？祸福报应并不是儒者所讨论的，我只是怜悯他想求福却反而招祸，也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不守正道而妄求之人的警戒。以您的卓越见识和深厚道德，难道真会像世俗中求福的那类人一样吗？大概世上的儒者，在年壮气盛、锐意进取之时，奔逐于声名利禄和机巧智术，唯恐不能精通权术，唯恐不能标新立异。等到五六十岁，经历忧患而困顿，回头看将来的日子渐渐短少，哀悼过去的事情多有可悔，于是读到佛氏空寂的言论，觉得正合自己的心意，便委身于佛教而从事其中，认为极其明达、最值得快乐的书，没有比佛书更好的。即使从前那些才气足以雄视天下、文章足以冠绝百世的贤豪，如苏子瞻诸公，也不能免于此；后人受习俗影响，认为这本来就应该如此，还说以前人的智慧、见识、才气，尚且认为佛教值得仰慕而归依，何况远远不及他们的人，难道可以不跟从吗？然而从道理来看，凡是仰慕佛教的人，都是没有在儒道中有所获得的人。满足于吃肉食的人，不会羡慕糠粥；安居于高大房屋的人，不会羡慕草苫小屋。假使从圣人那里获得了深奥的道理，那种快乐是不可穷尽的；穷困与通达、获得与丧失、生与死的变化来到面前，也会把它们看作早晚一样的常事，又有什么能动摇内心呢？何必一定要从事佛教，才可以超脱形体、看轻外物的牵累呢？舍弃可以达到的境界而不去追求，反而求取不可必然得到的东西，既是自欺，又违背我们的道，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我同您谈论我们的道时，我年纪才二十三岁，已经知道我们的道本来有余，不需要依赖外物，当时不明白的人多半暗暗讥笑我。到现在过了十五年，更加觉得圣人的教诲没有欺骗我，天下所有的道术果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每当看到有人流于异端，我就同他辩论，并不是喜欢争辩，而是怜悯人陷入沉溺，想把他从安稳平坦的道路上拯救出来，实在不自觉地过于操心。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大多不喜欢我。本来期待同您共同推进这件事，以捍卫圣人的教化，哪里想到您也对佛教有所仰慕呢？现在有人说，路人掉进井里，心里虽然怜悯他，却未必会徘徊奔走、设法救他；听说至亲而且贤能的人掉进井里，就顾不上吃饭休息，疯狂呼喊，想把他救出来，这是因为亲爱深厚的缘故。我同您交往已久，而您的德行器度宏大深厚，在朋友中很难遇到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停止说话而不告诉您呢？我今年三十七岁，您应当六十岁了。我们相隔十多年，相距一万多里；假如您所仰慕的东西确实合乎正道，我将有所帮助和辅佐，又怎么敢违逆您的盛意而招来不谦让的责备呢？大概实在有不得已的缘故。料想凭您的贤德，一定能够体察我的心意，不至于深深恼怒而立刻绝交。数百年来的礼义之家，您如今已是老成之人，更应慎重对待学术，成为后辈的表率和勉励者；这不只是我的期望，也是天下人的期望。我只守着一个官职，不能对世间教化作丝毫补益；近来头发开始变白，脸上已经有皱纹，筋力渐渐衰减，饮酒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只是自己觉得过错很多，每当事情办完，常常后悔。我凭借这些还认为自己可以继续前进，却不知道上天将如何安排我罢了。如果您有什么见闻和心得，幸望赶快教导我，这也是报答我的方式。《与赵伯钦》

译我向四方寻求朋友十多年，可以交友的人很多。在同郡得到一人，名叫林公辅，是我尤其敬重的人。公辅气度高迈而才思敏捷，对推许、谦让他人十分慎重；看待古人，总显出不满的神色。从前他写信给我，唯独称赞您的文章和陈原采的文章，我本来已经知道您不是流俗之人所能赶得上的。近来入城，公辅更加详细地谈到您。公辅的朋友张廷璧，我有七八年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奇异伟岸，不肯苟且屈服。人们谈到您时，他一定称赞。由这两个人来推求您的成就，我的心早已倾服很久了。如今又承蒙您赐信，立论非常宏大，文辞非常通达，卓然有超越前古、纵观古今的意味。我反复玩味，赞叹这两个人识人确实准确，欣喜我郡之士果然有值得期望的人；内心的气概发出而表现在外，好像得到大吕、九鼎，满载而归。我曾经奇怪近代的道术不明，士人居官就用法律治理，求学就把文辞当作事业；圣贤的宏大经典和重要典籍被摒弃而不讲，百余年间风俗污浊败坏，上下离散乖违，以至于局势倾危而无法挽救，难道没有原因吗？我私下实在痛恨这种情形。不自量才德，也想有所阐明、损益，昭著于世；但习俗卑下，学者被旧闻束缚，不再知道有真正的学术，只是私下夸耀、自我满足、苟且宽恕自己；有的有志向却才力不足，不能有所作为；有的才华很高，却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能够谈论这件事的，只有公辅。公辅每次同我谈话，没有不感叹值得期望的朋友太少，并且有意于您。信中所陈述的，说近世的文辞不能同唐宋相比，却又取法于我；我这无能的文辞，哪里能超过近世呢？假使真能超过别人，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您从中能得到什么呢？而且近世不如古人的原因，您知道吗？不是文辞不工巧，也不是学说不详尽，而是把文辞当作事业却不知道道术，即使想接近古人，也做不到。知道道理就像行路一样，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见识越多，所说的话自然不同。如今有人到了穷僻的山谷，他说起所见，不过是泉石、树林、禽兽、虫鱼的形状罢了；与那些游历雄伟都市大邑的人相比，后者见到宫室的壮丽、车马的繁多、人民和物产的奇异变化，他们说起话来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所以圣贤的文辞并不一定远远胜过今人，它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他们体察道深、自己所得广远；即使是平常的话、浅近的议论，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不像后世剽窃沿袭、拿来当作学说的那样浅薄。唐代诸儒中只有韩子接近道，其余都比不上。宋代士人若只谈文章，本来未必全都胜过唐代；然而宋文所承载的内容，是三代以下从未有过的，汉代又哪里足以同它相比？如今人们多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汉，这只是就文辞而言，并不是考察道德的会通、衡量实际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我曾说，三代以后求学术，宋代为上，汉代次之，唐代居下，近代则有愧于它们。道的盛衰，其端绪十分微妙，不是明察通达的人哪里能够知道？您怎么这么早就知道了呢？虽然如此，您谈论近代确实正确，但我还有话要说。世俗的弊病，是轻视亲眼所见而尊崇传闻；自己的见识又不能判断是非、纯杂，于是彼此承袭传播，把白说成黑的比比皆是。您这样说而我这样听，就可以称您为善于知言的人了。与您交往的人中，有的同我的见解不同，难道不会把您看作好胜之人，喜欢高论、故意发表惊世之说吗？即使如此，君子所守持的原则，不因毁誉而改变；如果谨慎于言语而勤勉于行动，以古代圣贤为准则，不拿近代来比较高下得失，那么古人尚且将敬畏您，近代之人哪里足以同您相比呢？我为同郡感到高兴，又岂只是因为今天这样呢？久未承接您的清光，感念您对我的厚意，姑且用这些话奉上答谢。各篇文章还没有机会拜读，恰好我又有病，不能亲自书写，唯愿您谅解察知。《与方正学书》　王叔英 我同执事分别十多年了，这期间彼此情意仰慕的深浅、书信问候是否通达，都是细事，姑且放下，不值得说。只是执事一身关系天下人的期望，士人的进退，也同天下的幸与不幸有关。侧耳听说您被征召，料想此时一定已经到达京城，接受重大任命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所以冒昧有些话进言于您。凡是有治理天下才干的人，本来就难得；能够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施展，更难。像子房对于高祖，是能够施展自己才干的人；贾谊对于文帝，则没有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干。为什么呢？子房面对高祖，总是察知事情可以实行后才进言，所说的话没有一次不切中要害，高祖因此能够采用，当时便得到好处。所以亲近如樊哙、吕氏的人不能离间他，受到信任如韩信、陈平的人不能诋毁他、取代他，像萧何那样的人也不能夺去他的地位。这就是子房能够施展自己才干的原因。贾谊面对文帝，没有察觉对方还不能接受，便轻率进言，而且说得过分，所以大臣周勃、灌婴之类能够诋毁他，于是文帝不能采用他的意见。这就是贾谊不能施展自己才干的原因。如今圣天子求贤用才的心意，上追尧、舜，本来不是高祖、文帝所能相比；而执事辅佐君主、泽及百姓的方略，远比皋陶、夔更高，也不是子房、贾谊所能相比。这真是所谓贤明的君主同贤良的臣子相逢，千载难遇的时机。将会看见，我的君主如果不询问就罢了，一旦询问，执事一定能把话全部说尽；执事如果不进言就罢了，一旦进言，我的君主一定能够全部采用。使这个时代达到唐尧虞舜那样太平和谐的盛世，就在于此。难道不是天下的幸运吗？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有的古代实行了，今天也可以实行；也有的古代实行了，今天却难以实行。像夏历、周冕之类，是古代实行而今天也可以实行的；像井田、封建之类，是古代可以实行而今天难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人们跟从它容易；难以实行的却强行实行，人们跟从它就困难。跟从容易，百姓就享受它的利益；跟从困难，百姓就承受它的祸患。这是君子治理世事所重视的，即在于得到随时势措置得宜的方法。执事对于这些问题，反复思考、藏于心中，已经不是一天了，施行起来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哪里还需要我多嘴呢？但我听说聪明人千虑也必有一失，愚人千虑也必有一得，所以不能不向您进言。人如果深深爱护一个人，又极其担忧他的祸患，就一定会在祸患尚未发生前挽救他的过失；如果等到已经犯错之后才去挽救，那就是爱得浅、考虑得疏忽，这还能算忠吗？天下知道我深深爱护、极其敬重执事的人，本来就很多。私下认为忠于执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我，伏望您稍加体察。《明文衡》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明文衡》卷二十七 （明）程敏政 编 ○书 《与贝川先生书》　解缙 解缙沐浴焚香后恭敬地写信，贝川大人先生阁下：违离您的教诲，将近十年了，天涯相隔，感念之情哪里说得尽。解缙率直轻狂而愚昧，动辄遭受诽谤毁谤，无所避忌，多次上密封奏章，动辄万言。奏章说，分封诸王势力太重，而辅导之臣体势太轻，万一发生不幸，恐有厉王、长吴、濞之类的忧患。纳克楚来归时，承蒙皇上召见询问；我说应当以礼相待，有疑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稍微违逆权势，就会使其党徒分裂，这类事情并不止一件。后来都被料中，密封奏章却留在宫中。又曾替王国用起草谏书，谈到韩国公的事情，被詹徽嫉恨，想用危险的法律陷害我。又替夏长文写弹劾袁泰的奏书，袁泰怀恨极深，见到我常常咬牙切齿，只因我不肯向他屈膝，最终便排挤诬陷我，屡次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所说都不是律令所能包括的。伏蒙圣恩，多次在便殿召见我，用慰谕来宽解我，又重重赏赐金帛，允许我用十年时间著述，戴冠束带入朝。元史的错误，承命改修；及至接续编成《宋书》，删定经礼凡例，都把稿件留在宫中。奉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趁在河州办理亲事的闲暇，闭门编纂著述，渐渐有了次序。将近八年，忽然听到皇上升遐的讣告，悲痛之情几乎断绝；若不是先帝的圣明，解缙也不会有今天。因此母亲的丧柩还停放着，没有来得及安葬；家父年已九十，倚门盼望我归来，我都顾不上留恋、希望能看一眼皇陵，眼泪洒遍九土。哪里料到又遭牵累误会，蒙受恩命远行。扬州、粤地的人经受不了寒苦，又多有疾病；俯仰奔走，和吏卒混在一起，低声下气地服侍办事，实在不能忍受。昼夜哭泣，常常担心发生意外，进不能对国家尽忠，退不能对亲人尽孝；不忠不孝，有负平生求学的初心，怀抱万古无穷的痛苦，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也成为先生长者的羞耻。因此屡次诉说哀痛感伤，希望皇天后土明察，使我能够远离京师，再见天颜，稍稍陈述衷情，或许得以南归；只要父子相见，我立即就走。重获新生的日子将要到来，面对这封信，感情深切难以自胜，愿望至为迫切。《奉陈贰卿书》　黄福 五月二十一日，莫参政到了；二十四日，潘知府到了；二十八日，陶指挥又到了。只有陶指挥带有批示；莫、潘到时，我再三询问，深知您的身体平安，足以慰藉；但潘随后说，曾有幕府的书信，已经葬身鱼腹，竟然不知道两位楮先生所写的内容是什么。既不能瞻仰您手泽的光彩，又不能听到您心声的清切，使人更加疑惑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也更加思念您。即使在藩宇以西、泸水以东，也无法排遣这种悬念。风伯实在不仁，真可恨啊！我前些时候已经写过信，只是没有方便的使者，尚未发出；即使发出后沉没，也同没有发出一样。然而这件事深深牵挂在心；况且莫参政正忙于运粮，黔公出兵巡哨，若说没有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翁挺来投降，阮彦出城迎见；即使敌方势力衰弱，也害怕我们的威势强大，若不能焚毁他们的车辆器械，也很难奏凯而归。演夷的部众之所以服从，是因为有大军在这里。一旦军队班师，就很难长久安定，不只是这一点。各营士卒制造船只，置办兵器，远征近哨，在暑天行军、瘴气中住宿，饥饿和裸露接连而来，疾病相互传染，不能说不劳苦。又附带役使夷民砍伐船板，缴纳税粮，承担差役，上至老人下至儿童都不得休息；再加上盗贼纵横，衣食困乏，不能说不劳苦。军队劳苦，百姓疲敝，财物耗尽，军队也已疲惫；守住这里却丢失那里，得到西面却遗弃东面，同时又畏首畏尾，左遮右护，闭口不发一言以达到九重之上，这就像捂住耳朵偷铃铛，是讳疾忌医。仁人君子深谋远虑、谋求长治久安，难道真的会这样吗？这些话出自我这个小人物，传到阁下那里，实在不希望您把它看作迂阔，而愿以力行其事为责任；请增加兵力，考察地势，屯兵防守，养护士卒，宽减百姓的力量，坚固城墙，改良器械，扩大屯田，充实仓廪。军队闲暇而粮食充足，百姓安定、教化推行，那么桑土、牖户方面的准备就齐全了，居重驭轻的谋略也实现了。果真如此，战胜敌人、攻取城邑就无往不利。那一小撮贼寇，抓获或未抓获，投降或不投降，又哪里值得作为轻重呢？人们曾说：耕田应当询问奴仆，织布应当询问婢女。阁下同元帅心中本来有许多韬略，当然不需要别人纷纷争论。但想到这些，自己就不能停止。至于此论以外，您交代的造船、合药以及取得食物等事，都一一依照命令办理，另有单独陈述，不再烦劳您听取。如今连同先前写好而尚未发出的信一并奉上，应当合起来看。我倚仗旧日交情，才敢率直陈说。军务稍有空闲时，也可以在军营中从容谈论。如果认为这些话迂阔空泛，就立即把它投入千顷大泽，不要让人议论，也就可以了。西风一起，鸿雁传书方便，也应当寄信来。如今正值盛暑，仍希望您调养身体。《奉总兵官英国公书》

译交址平定以来，八年之中，百姓已经三次发生变乱，军队也三次增派了。推究原因，都是因为祸乱的根源没有完全铲除，守备的军队又不足以使用。黎氏虽然被除掉了，但简定还存在；简定虽然除去，季扩又在。如今季扩已经被擒，帅镕、景异之流又都已落入罗网，没有漏网者，似乎可以说无事了。然而驾驭得有道，就可以逐渐安定；守备没有方法，难免再次发生变乱。为什么呢？陈元揝是季扩的兄弟，如今虽然远逃，暂且看起来势小，谁知道以后不能成为简定、季扩的后继者呢？伪官和头目如今虽然投降归附，朝廷待他们极其优厚，谁知道以后不能成为阮帅、景异那样的祸乱呢？如今成功的关键就在这里，最强盛的军队也在这里。我忝居官守，如果不在这个时机说出其中的道理，同大家共同商议守备之策，以图长久的治理，却反而说“安南从此无事了”，这叫自欺，也叫欺人。如果甘心自欺，苟且偷安，似乎以为得计；但该说时不说，拿什么来逃避君子公论的讥刺呢？如果说是为了欺人，模棱两可以取悦他人，闭口不发一言，直到事情败坏才上奏惊扰圣听，那也无法免除朝廷法度对我们的议论和追究。说到这些话，哪里容许我停止呢？谨将我的鄙见逐条陈述，希望您采纳选择，幸望宽恕我的狂妄。本地一带，先前贼寇尚未擒获时，承蒙调来三位总戎统率的大军征讨防守，尚且用了三年之久才得以清除大患。如今交趾都司所属卫所原有的守军已经很少，而演乂、新平、顺化等地又相隔遥远，绵延千里，没有一兵驻守，只依靠土兵。如果说暂时羁縻还可以，若说能够长久安定，我实在不敢相信。三位总戎若留下一镇兵马守卫，尚且差可；倘若全都整军返回，恐怕俘虏还没有押到京城，警报已经传入圣听了。请求及早谋划此事。一、交趾原来留守的军队共有九卫一所七分之数，总计四万七千多人，即使在全盛时期，尚且不能抵御侵侮，以致朝廷多次兴兵。如今因事故而减少的军队，十成中已去掉七成；在这样险远的地方，面对反复无常的民众，却用旧日遗留的一成兵力守卫，实在看不出可行。必须增设军卫，补足空缺的编制，才可以避免后来的艰难。现在把应当合设卫所的地方开列如下。演乂一带，以及黄江上下、太平等处的海口。谭舍江、锐江、鲁江。咸子关、广威、大堂等处。靖安州、万宁等处，以及太原府、官良等处。镇夷关等处，海潮、希江等处。一、市桥所南面有镇夷，北面有昌江，而本所处在中间且距离很近，实际上是虚设的。若把本所迁到芹站，用来控制镇夷关；本关只命土兵守卫。这样，镇夷隘口留下的兵力便有相互守望的好处，卫所官军也免除轮流戍守的负担。一、归化石廪关上通云南临安，下连嘉兴，水陆绵延数百里，空旷寥落，没有一座城池守卫；万一发生警报，仰仗谁来防守？不如从临安卫抽调两所官军，在临安府召集三所民兵，在归化州设立一卫，像潼关、泽州那样彼此犬牙交错、相互制约，以控制上下各地，这样最为便利。一、丘温坡垒等隘口，原来留下三卫所，征调广西土兵驻守。近年来任用的官员不得其人，逃亡的士兵十人中已有七八人，剩下的一二成在役者，大多老弱贫困，替身服役有名无实，因此盗贼常常突然出现，道路也经常不通。若从广西调一名都指挥，仍统领原来调来的官军在丘温镇守，并负责总督上述卫所的土兵，再选任有才干的土官管理，严禁雇人替役，务必由本人带领，家属也长期留在役所，这样才会便利。一、广西镇州府距离本地镇夷关不远，那里的兵强弩利，谅山一带的夷人都畏惧他们。如今田州府知府因事发罪，却跟随韩总兵立了功；若把此人改授武职，命他选本府民兵三五千人，亲自率领到镇夷关设卫驻守，不仅可以使夷人服从，也能够疏通道路。一、靖安州、万宁等县靠近云屯海口，又连接广东钦州地方，最为险要。若给钦州千户所增添军队设卫，或者拨调那里卫所的官军，或者在当地附近召集有司所属的民兵，补足人数；从中抽出一所，在万宁等处设立，用来控制靖安地方、沟通广东水路，十分便利。一、本地土兵在首恶尚未擒获时，急于用人，允许各地百姓听从土官自行招集；有司官员谨慎奉命，不敢违抗，于是有人徇私占取亲戚，有人挟私仇捉走耆老、正役和吏卒，有的甚至全县百姓都被占用，也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当士兵，以及单身贫困者自行充一名士兵。后来虽委派都司、布政司官员清理，但土官纷纷说人数少，又不准除名归并，因循苟且直到今天。如今随征者久在外不归，家业狼藉；屯田者所征粮食不足，荆棘遍地，因此逃亡者已经过半。若不重新整顿，必然导致法令废弛、事情败坏，难以挽救。必须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员严格督促府州县官，把原来招集的土兵以及官府名下影占的家人、田地、奴仆全部查验，核明现有数目；淘汰老弱、孤单、衰弱者，使其承担民差；选择家产充实、丁口众多者充当兵役。先议定各卫所应当召集多少土兵，再按数召集，按总、小甲、千百长的旧例选人管理。每名士兵必须由三名丁壮共同供养，官府不得以庸才充数，士兵中不得混入冗滥之人。选定编成后，就按地方远近分别设置城堡，或四成六成，或各半分配，各自专门屯守，不得混乱差遣。发生警报时，不论原来的管军官员及其伴当是否在场，也应从所管土兵中按数拨用；仍须编造花名、贯址文册，三司各收藏一本以备查验，按察司还要经常委派官员点验，不许废弛。这样才会便利。一、各地的伪官、头目，以及先前曾经授官后来又跟从叛逆、如今招出投降的人，都是奸邪之徒，应当分别处置。可以酌情授给官爵，或者分给田地，使他们有所依归以终其余年；不可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使其心怀郁愤、抱怨不平而留下后患。致行在户部诸位公的信　周忱

译我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禁止懒惰游荡，使他们专心一志；劝勉耕种，使他们厚实自己的产业。因为禁止游荡，土著百姓就能稳定，逃避劳作、趋向安逸的人便无处容身；劝勉耕种，农业就会兴盛，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的人便不能放纵。这样赋税徭役可以均平，国家的用度也可以充足。如果不是这样，户口就会减少，赋役便无法均平；土地的利益就会削弱，国家的用度便无法供给。先王制定六乡六遂的制度，用来维系百姓、均分土地，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近来皇上想到天下百姓有因饥饿困窘而逃亡迁移的，多次降下诏旨，设置抚民之官，颁布宽恤的条款，命天下郡邑招回并抚慰他们。诸位公颁布施行，能够谨慎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感戴圣恩，扶老携幼，争相返回故乡。唯独蘇松的百姓，仍有多年前逃匿在外、尚未全部恢复原有户额的，田地至今也还有荒芜的，难道是优恤还没有达到那里吗？凡是招回复业的百姓，既承蒙免除税粮、恢复徭役，又对房屋、食用不足者由官府赈济供给；缺少耕牛、农具、种子的，由官府借给。朝廷的恩惠已经极其充分了。这样仍不肯复业，也一定有其原因。蘇松的逃民，起初都是因为困苦窘迫，不得已才逃亡。后来他们看见流寓之人的处境胜过土著，于是彼此煽动，形成风气，接连逃走，不再思念故土。四民之中，农民尤其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天下农民本来就劳苦，而蘇松百姓比天下其他地方的农民更加劳苦；天下农民本来就贫困，而蘇松农民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加贫困。天下百姓通常眷恋土地而不愿迁移，蘇松百姓却常常轻视故乡而乐于迁徙。天下百姓离开故乡便无处容身，蘇松百姓离开故乡却足以凭自己的技巧谋生。我曾经多方询问其中的弊端，大概有七项。什么叫七弊？一是大户包庇，二是豪匠冒合，三是居船漂荡，四是军囚牵引，五是屯营隐占，六是邻境蔽匿，七是僧道招诱。所谓大户包庇，是豪门富贵之家有的用私人债务抵折人家的男丁，有的凭威势强夺人家子弟，有的让人全家为佣，有的让人分房寄居；给他们赐姓、名义上称作义男的有之，改换姓名、命作仆隶的也有之。这些人既然成为他们的役属，便不再承担粮税差役，死心依附，不敢有谁过问。于是豪家役属日益增多，而南亩的农夫日益减少。所谓豪匠冒合，是蘇松工匠聚集在两京，乡里逃避粮税差役的人往往携带家眷前来依附同住；有的开造房屋，有的开设铺店，冒充义男、女婿，代替他们领取牌照上工。在南京，应天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北京，顺天府也没有他们的户籍。他们在粉墙上题写监局的名称，在木牌上声称是高手制作。有一户承担工匠名额而冒充合并数户的，有一人上工而隐蔽数人的。兵马司不敢查问，左右邻居也不再怀疑。于是豪匠的生计日益兴盛，而南亩农民日益衰落。所谓居船漂荡，是蘇松乃五湖三泖积水之乡，海洋、海套没有边际，驾船的人踪迹难以查知。近年以来，又因各处关隘废弛，流移之人带着全家住在船上，以买卖、办理课税为名，冒领邻境的文引和河泊所的由帖，往来停泊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处，以逃脱粮税差役。长子老孙都不认识乡里，穿暖吃饱，安然无忧。乡都的里甲没有地方追查，外地的巡司也不再盘问。于是居船的人口日益繁多，而南亩农夫日益减少。所谓军囚牵引，是因为蘇松奇巧技艺的工匠很多，到了任何地方，屠宰、酿酒、贩卖等事没有不能做的。所以因犯罪被充军到内外卫所的人，往往诱骗乡里的贫民替自己做事；余丁在各处河岸摆站的，又招乡里的小户来供使唤。在北京充作富户的人，一家可以开设多处店铺；到河间等地替人种田的，一个人有好几个子侄。比如懐安二卫的蘇州充军者不过几人，如今却挤满街巷，开铺经商，都是军人的家属。仪真一驿的蘇州摆站者不过几家，如今房屋鳞次栉比，建楼居住的都是囚犯的家丁。官府不追问他们的来历，里胥也不查究他们从何而来。于是军囚的生计日益形成，而南亩农夫日益消亡。所谓屯营隐占，是太仓、镇海、金山寺、卫青、村南汇、呉松江等处，棋盘般分布在蘇松境内，都是沿海的城池。官旗犯罪，按例不调离编伍；因为有所凭恃，特别骄横强暴，于是使逃避差役的奸民转相依附。有的进入屯堡替他们播种，有的进入军营供他们差遣，有的隐瞒姓名冒充顶替军伍，有的改换姓氏假充余丁，留下粮税差役的负担，连累乡里。[此处原文疑有脱误。]有司官员曾想逐一查究，文书屡次行移，卫所却坚决不答。里甲想要追查根究，脚步刚刚到了门口，就已经遭到官旗的毒手。于是屯营中藏聚的人日益增多，而南亩农夫日益耗损。所谓邻境蔽匿，是近年有司多不得其人，教导没有方法，禁令废弛，于是使愚昧百姓流移转徙：住在东乡而藏到西乡的有之，害怕在那个县受查而躲到这个县的有之。粮税重的必定投奔无粮税的乡，害怕差役繁重的必定投向无差役的地方；舍弃贫瘠土地而趋向肥沃土地的有之，营造新居而抛弃旧业的有之，忽来忽去，没有一定的意向。官府勾摄因为越境而无法执行，乡村查察又常常徇情宽容而不予过问。于是邻境的客户日益增多，而南亩农夫日益减少。所谓僧道招诱，是天下寺观没有比蘇松更兴盛的，所以蘇松僧道遍布四海。有名望资历的人因保举而充任住持，初次出家的人因游方而称为挂搭；名山大刹到处都有，因此乡里的游惰之民大多依附他们，为他们服役。

译相貌清秀的称为行童，年纪强壮的称为善友，假穿僧道服装，冒充手持锡杖、钵盂；有的结伴修建斋醮，有的沿街化缘求取财物。南北二京以及各处镇市，这样的人没有不是蘇松人的。一个住持让他们服役的常有几十人，一个出家人替他帮闲的常有三五伙。于是僧道的徒众日益增多，而南亩农夫日益减少。这七项，只是举出大概，天下郡县并非都有这些弊病，即使有，也未必像这里这样严重。这些人善于制造巧伪，改变户籍册和户口；户口方面就捏造别的缘故而脱漏，田粮方面就借用别人的名义而诡报。懒惰游荡已经很久，哪里肯重新回到田里从事耕种？何况他们所造成的税额亏缺，接连不断地像判配一样；现有户口中颇有聪明能干的人，看见他们得计，也想舍弃田亩、丢下农具而仿效他们，只有愚蠢无用的人才肯始终从事农业。然而坐受这种弊害，难道就没有想要避免的心吗？天下的事情，不能让一个人侥幸逃脱；如果有一个人侥幸获免，就必定有另一个不幸的人承受这种弊害。蘇松这样侥幸逃避的人如此之多，那么不幸承受其弊害的人有多少，也就可以想见了。因此土著农夫必定日减月少，永远没有止境。我曾经根据太仓一城的户口考察：洪武年间，现有丁口授田十六亩。洪武二十四年的黄册，原有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如今宣德七年编造册籍，只剩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后又只剩现有七百三十八户，其余都是逃亡、绝户和虚报的数目。户口虽然减少了，原来授予的田地却都还在。用七百三十八户来承担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的税粮，还希望他们足额缴纳而不逃走，难道可能吗？我私下担心，几年以后现有户口也全都逃走，渐渐会到了无人征收税粮的地步。这都是因为不禁止游惰、不劝勉耕种，所以奸民得以逃避劳作而趋向安逸，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正如前面所说，实在应当立法加以约束控制。抚民之官本来就不容易招回他们。我凭愚笨低能的才干，冒昧承受重任，日夜劳心，却不知道如何处置。恭敬地希望户部诸位卿相和在朝公卿大臣详细研究，明确奏请：对于蘇松等府逃亡迁移的户口，不拘泥于通常的条例，另立一法，加以清理和约束。这样或许户口可以增加，田亩可以开垦，税粮可以完纳。我的言论出于激切，不觉说得过于琐细。只希望您详加察看，宽恕我的狂妄，那就非常幸运了。《明文衡》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二十八。（明）程敏政编。书。致王冢宰的信　周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