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衡卷二十七

译太保、冢宰抑庵大人先生阁下：我认为，我吉自宋代以来直到今天，贤能之才接连出现，成为世道的重望、乡邦的光荣的，有九位贤人。此后并不是没有人才，但俊伟光明、卓然著称，像无瑕的玉、无疵的明珠那样的人，大概也很少见了。我在永乐、宣德年间，曾经仰望少师东里先生，认为他可以当此称誉。然而考察他的举措，探究他的底蕴功夫，公论是无法掩盖的。我私下想，如今这样堂堂的名郡，正值当今圣明、天下大一统的时候，难道不会再有欧阳子、胡澹庵、周平园、杨诚斋、文信公这样的人出现吗？我为此徘徊叹息、翘首等待、思念仰慕，已经很久了。如今竟在大人先生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我吉贤才的气运和国家培养士人的成效集中于此吗？不只是我和本郡士人共同欢喜，天下士大夫也没有不因此更加庆贺、相互道贺的。我恭敬地想，先生处在屯难之时，辅翼拥戴今皇帝继承大统，处理大事、挽救大难；那时势和事情，比起前代诸贤更加艰难。我私下认为，承担天下的重任，必须以天下的大忧为己心，成就天下的大计，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其中的关键没有别的，只在于任用君子、远离小人罢了。如果两者都保留，就像拿着秤的形势：这边重了，那边就轻；那边轻了，这边就重，难以同时并行而互不相害。小人容易进用而难以退斥，君子没有不被他们排挤的。如今正值革新的开始，皇上对内对外都只倚重先生，难道不应当毅然承担责任，不稍有回顾顾虑吗？如果稍有回顾，不仅朝廷大事难以成功，连所谓成为世道的重望、乡邦的光荣，也难以指望完整实现了。我闲居中暗自观察人物，像如今某公某及某公某公，都是君子。已经在朝中的，应该竭尽心力加以倚重；在远方或家中的，应当立即接连派驿使召来，与他们朝夕谋划，同心同德地处理大事、挽救大难，那就幸运了。远离小人的办法，应当慢慢筹划：强壮的让他担任一方的重镇，年老的准许弹劾后在家致仕；其余尚未有明显劣迹、而确实有可用才能的，暂且保留他们，使他们自己发愤振作，洗心革面，磨炼修养，最终归入君子之列。其他内外防微杜渐的政事，也应当与三四位君子根据各人所陈奏的意见，不动声色地逐渐处理。这难道不是谨慎开始、抓住关键的一着吗？《易经》说：“知道事物变化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了。”《尚书》说：“有始有终。”又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我私下想到，本朝当年三杨先生辅政之初，正是一个关键时机；他们没有深思熟虑、亲自承担责任，只是表面上收敛阳气、暗中施行阴谋，蒙蔽人们的耳目，虽然说是自我保全，实际上却误了国家，所以造成了今年七月的祸乱。如今先生与诸位君子辅政之初，又是一个关键时机，应当鉴戒前车覆辙，为宗庙社稷和百姓谋求长远利益，开创天下后世太平的治理，使欧阳子、周平园的事业在今日重现，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现在错过而不谋划，恐怕日后后悔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了。难道能够马上仿效张子房跟随赤松子、裴晋公营建绿野堂那样退隐吗？希望先生像殷代的伊尹、傅说和宋代的韩琦、范仲淹那样坚定，以天下为己任、放在心上，不要只推托说“还有某人、某人”，以不敢独自决断为辞。若能这样，史官们将手执彤管、磨刻崖石，记录镌刻先生的大功，传播无穷无尽；如此，天下的大忧和大计便都可以收到成效了。叙承蒙朝廷恩典，先生惠及我这个书生，使我官至学士，已经荣耀了。寄居南京，官阶清闲、事务简少，也已经快乐了。除此以外，我没有丝毫求取进用的心，更何况冒昧承担《宋史》的修撰，如果不能立即死而完成这件事，徒然在天地之间窃取名声，其他富贵我都不再指望了。只是学识浅陋，恐怕不足以胜任罢了。我所忧念的是，国家安定，臣民就都安定，我这一辈人也或许可以苟且活着完成平生的志愿。今年以来，因为朝廷屡有变更制度的事情，我不敢躲避祸患，也屡次有所陈说，无非是为了求得天下安定。不知朝廷议论认为这些意见可采纳吗？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再用一句话烦扰您了。恭敬地请求先生施以仁慈，诱导扶助，委曲成全，我将感戴您的恩德，感戴您的恩德。叙近两年患脾疾，今年秋天又发作，加上左半身风痹，不知道还能不能逃过死亡。我倚仗平日曾在您门下交游，又承蒙您的教诲爱护，所以不得不说这些话。然而此前从来不敢专门问候。如今因谈论拯救时局的急务，不免说得琐细而冒犯尊严，希望您宽恕。谨此不尽。答国子监丞阎禹锡　李贤

译昨天收到您的亲笔信，反复阅读，足见您的才识高远，远远超出常人。我近来曾痛恨自己立志不坚定，毫无成就，不免虚度一生。能够看到您这样专心求学，也感到幸运。所以写信来互相勉励；况且道理无穷，即使古代圣贤，也不敢自认为已经满足。您说自己对于道理半明半暗，还没有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这虽然是谦辞，大概也是自知之明，求取长进的心意已经流露在言语之外了。但您说向上更高一层的道理没有人可以同您讲论，因此舌根长久僵硬，教导无从施行。详细体会您的话，那么向上更高一层的道理只有您自己知道，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您讲、可以教导您了。所谓向上更高一层，难道容易知道吗？天下士人难道容易轻视吗？即使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造诣深厚，他们何曾自认为独自知道向上更高一层，于是说天下士人都不能与之讲论、自己也无从施教呢？何况您对于向上更高一层，或许还没有完全明白，而教人的资具也未必没有缺失，却贸然说无人可讲、无从施教，岂不是忽略了自我省察吗？既然您自认为半明半暗，说明自身的模范尚未完备，却说无从施教，难道可以吗？既然自认为无从施教，是说为师之道已经足够了吗？既然如此，又何必亲自接受别人的熏陶、依赖他们的资助呢？您所引用韩退之的话：“没有人在前面倡导，即使美好也不能显明；没有人在后面承继，即使兴盛也不能流传。”韩退之自己不敢这样做；而且他在《与于襄阳书》中有所求取，所以说出这种彼此需要的话来挟制对方，希望对方一定听从，难道是圣贤道德之言吗？况且这封信前后所表达的专心求学之意，也与那段话不相同，您却引用其中的话，实在令人不明白。像您写信来如此尽礼，怎么能轻易在措辞之间洗垢索瘢、寻找毛病呢？实在是因为我深深爱惜您，希望您务必达到醇正的境地，所以才这样说。请不要认为我狂妄衰老而鄙弃疏远我。又看了您的几篇佳作，文辞意趣高古，很令人喜爱。但写文章贵在条理通畅，只看晦庵《草芦》的文章，像行云流水一样，道理明白、意思到位，起初没有艰险阻碍，读来令人心中畅快。两位儒者的诗文积累成册，可以说言语很多了；对于道理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有所发明，希望您取法他们。致安南国王的信（七）　钱溥

译一（由广西南宁府派官员携送至本国边界）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会同钦差司礼监太监柴升、奉御张荣，恭敬肃整地致书摄安南国王：我私下认为，善于处世的人，贵在通达经常与权变的道理；善于识人的人，关键在于察知真诚与虚伪的征兆。假如只知道常道可以守持，却不懂得通时权变的适宜，就像胶柱鼓瑟的人，哪里能指望他善于处世呢？世人多有欺骗虚伪的弊病，若没有先见之明，只是坐在井中看天，又怎么能识别人呢？天下不能没有这种事情。我想替王说明：王实在是最初受封为安南国王的孙子，传到父亲、兄长，再到王，已经是四代了。何况王的才能足以平定乱事，贤德足以取得国位，以礼请命天朝，名分正当、言辞顺理，可以说是合乎常道又懂得权变，真诚而没有虚伪，又何必等待别人来说明呢？如今正是王发政施仁的开始，百官承受法式的时候；假如往事还没有说清楚，恐怕后来的疑虑又会重新产生，所以我不能不把这些话说完。当初，黎氏从陈氏手中取得国位，我朝廷想到陈日煃首先归附，世代进贡不绝，难道忍心看着他的子孙灭亡而不顾吗？于是出兵一举俘获，将其作为内属，同时等待他的子孙中有可以恢复国位的人。无奈始终没有可恢复国位的人，而王的祖父又受到国人依附，于是朝廷姑且顺从众意册封他，以安定南方藩服。传至第三代，彼此亲善如同一家，哪里料到琮贼以庶出篡夺嫡位，冒死前来请求册封？他还说“游湖自溺”，其中不愿悼念他忘记君主的用心，已经很明显了。朝廷赶快命令使者前往册封，希望早晨出发、晚上便能到达他的国中，询问他溺死的缘故；这样琮必定难以回答，只能说：“君王还是到水边去问吧。”使者回朝禀报，难道不会派偏师到边境，以此一次正其罪吗？等到军队将要抵达边境，琮已经被讨伐；他又上报讣告，请求册封的使者前来，于是派行人前往祭奠，但仍担心再有像琮一样的人请求册封，便派锦衣使者会同广西巡按御史和镇守三司官员，秘密到边境侦察，得知王是第四子，母子都贤明，按礼应当立为国王，然后才命钱溥等为使者，赐予册封。这样看来，我朝保全黎氏而唯恐册立不正，难道比保全陈氏做得差吗？凡是派使者到京，任其跋涉万里，听凭他们到各处往来，交换有无；进入市场交易也不改变规矩，如同儿子到父母家，只是任意取用、随心满足而已，哪里有秘密策划、虚伪谋算的道理？这些都是王所知道的。又听说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安南首先来朝，朝鲜稍后而且不够真诚，圣谕严厉责备说：“你所倚仗的不过是一片海，你能倚仗它，我难道不能渡过它吗？” 我朝也能渡过海去，于是朝鲜改变心意，向往归化，在东方上表称臣，至今已有几百年了。近来朝鲜与女直等国有僭越的意图，诸国来朝时将此事告诉使者，使者私下探问，颇得其情状，于是派给事中张宁携诏前去询问。朝鲜王立即俯伏叩地，甚至不能起身，只责问封疆官员而已，不知……（听说安南屡次侵占城，故臣在这里提及此事。）哈密越在流沙万里之外，实为西域诸番的门户；其国王被部下杀害，母亲年老、儿子年幼，形势也很危险。母太妃听闻此事，派通事沙廷玉率同族数十人前去拥立其子，擒得元凶十八人。太妃说：“这些人是天朝所获得的罪犯，应当立即施以天刑。”于是把他们押解到京师，以正其罪。（安南连年发生篡夺，却从未请求天朝正式讨伐，所以臣作为使者让您听闻此事。）由此可见，我朝对于四方万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扶正倾覆、救起倒卧，使各国安定自己的疆土，共同在天地覆盖之下享有富贵，实在以父母之心相待，以天地之量包容，以日月之光照临。与安南相比，安南臣服于南方边陲，谨守礼法，在声教所及之外，也不劳烦我朝一位使者，本应更加保全它的后嗣，接待它的使者也应优厚于诸国。然而为什么我朝使者刚一进入境内，便言语不相通，主从四散，绕行险峻山岭，逼近兵器武备，使者受到惊扰、压抑而不安，仿佛把我们当作暴客一样？这果真出于真诚吗？我们到达之后接受接待，徐侍郎等来时，让我们面向东西而坐；边地行人等来时，让我们面向南北而坐；等到黄卿等人来时，书信往返多次，争辩到第七天才确定并列面向南方而坐。既然如此，为什么前后不同？难道是颠倒我国豪杰的身份，故意使他们成为争端吗？还是礼仪起初只是粗略具备，到这时才将要确定呢？希望明白告诉我。元史记载世祖诏告安南说：“来朝奏报，各有一家之言。”如今听纳喇丹说：“他们有许多回鹘式的禁约，不许交谈。”果真像这话所说，一家之礼难道会这样吗？后来习俗始终不改变，终于导致兵连祸结，国家仅仅得以保存；幸而进入我朝统治之下，才开始安定。难道更改制度已经又过百年，习俗仍然没有改变吗？

译传记说：“鲁国不废弃周礼，就不可以轻易撼动。” 又说：“晋国还不可轻视。”晋国朝中君子很多，季札出使鲁国，看见舞《箫韶》而赞叹周王的盛德；孔子见郯子，听到古代官制，便说：“天子失去了官制，学问却还保存在四夷之中。”这些都是用礼乐制度在周王室倾危之时维持国家，并不因为内外之别而有所间隔。何况我朝对于安南，一向以礼文相交，各自极尽事奉大国、尊重小国的诚意，为什么偏偏在接待使者时不真诚呢？也许是处在先王身边的某些人喜欢把狡诈虚伪当作功劳，所以在王刚开始执政时便说明此事。钱溥等是蒙受天子恩宠、在左右近侍中参与机密政务的臣子，加上太监等又是帷幄中的宠臣，因此特意简选命令我们一同前来；王也应知道我们不同于以往的使者。您果真能够改变旧习，以真诚接待我们吗？王应当立即命使者出境迎候，选定吉日，并把迎接、开读诏书、宴会、座次朝向等仪注送来，不要一再退让而使往返更加烦劳，务必斟酌古礼、参照今日的适宜做法，革除浅薄而遵从忠厚。这样就可以由此观察礼仪，不要只讥笑说我们“还没有看见脸色便开口”，把我们说成瞎子。钱溥等恭敬奉行。二（回复仪注）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会同钦差司礼监太监柴升、奉御张荣，恭敬肃整地致书摄安南国王：安南一向被称为文物之邦，敬畏上天、事奉大国的诚意，本来没有不到的地方，唯独在接待使者的礼仪上，还存在不一致。因此钱溥等奉圣天子的恩命，冒着万里炎热前来，刚到南宁便给王驰送书信，希望知道礼仪不一致的缘故，使我们办理事务时谨慎而没有疑虑。进入关口两天后，王派阮善来说：“不敢回信，只听候指教。”王的心意很厚重，但钟没有人敲击，不会自己发声。因此我告诉阮善回复说：“王如果没有书信，礼仪便很难确定。而且我听执政者说：‘国家在这个时候，应当敞开心胸、显露真诚，努力谋求中道，以成就吉礼，不应往返争辩，使王心中不安。’说这话的人，好比病人患病，错误地服用了药物，于是病情混杂；后来医生如果不追查病源而只设法救治，怎么能够取得效果呢？”阮善回去才五天，果然带着王的书信来，这才知道礼仪不一致的原因：礼制虽然没有依据，但言辞却是可信的。这样，患病的根源已经显现，求治的心也很真切了。然而仍然坚持两种意见而不能统一，难道还担心再次误投药剂吗？唉，这件事暂时无暇同您深入争辩。礼，是用来辨明上下、安定民心的；辨明名分，就是为了使众人的心志协调而达到统一。大体说来，统一就是真诚，分成两端就会杂乱。《尚书》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想把两三种说法合而为一，是因为有祖宗确定的制度在。什么是确定的制度？就是《大明集礼》一书，这是我太祖议定礼制、用来统一天下的书。其中记载安南宴会座次以及颁发诏书的仪注十分详细。为什么王的先君不求取这些记载，却只谈洪武礼制中诏令府司施行的说法？这大概就是后来提出并列面向南方之说的原因。虽然如此，昌歜味道浅薄，周公却辞谢不用，因为没有德行，不敢当受完备礼物的享礼；繁缨只是小物，孔子却珍惜它，说名器不可以假借给人。古人对于细微礼节尚且如此谨慎，何况我祖宗确定的制度明明白白载于典册，像日月一样昭著，难道还敢因贪求特殊礼遇而昧弃它吗？况且如今颁诏授封、领受敕书的礼仪要同时举行。谨按《大明集礼》的记载，参照礼制及古礼中可以施行的部分，共拟定仪注六条。王应当严令有司奉行这些礼仪，这样不但可以使您的国家焕然一新，也能够永远没有过失。请不要被故老的说法迷惑，说“我们的先君从来没有……这样做”，便忽略这些制度。钱溥等恭敬奉行。三（论礼仪不能施行）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会同钦差司礼监太监柴升、奉御张荣，恭敬肃整地致书摄安南国王。信中回复说：“宴会座次的礼仪，前辈已经讲定；到了黄卿才认为不足以作为法式，刘行人却能够不改变旧制吗？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话，难道能够使我们服从，能够使天下后世服从吗？黄卿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样才对，也是应当的。我们想，王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本领只到这里，所以不再同您争辩，只把古今的大礼拿来共同讲明并施行。因为《洪武礼制》所记载的，都是诏令有司施行的礼仪，还没有涉及藩国；《大明集礼》所记载的，有诏令藩国施行的礼仪，却还没有涉及封拜。因此我们斟酌古制、参照今日制定此礼。假使您昧于此理，只坚持依礼制并列面向南方而坐，那么王又拿什么话来辩解？而我心中存有这种想法，面对贵国山川鬼神的见证，又能如何呢？王如果不再察看这一点，又想改变对国卿的礼仪，像改变殿上座次那样，那么这些本来就是王自行决定的，何必还要向九重之上的皇帝请命，劳烦万里之外的使者呢？如果说王命还没有宣布，所以不敢贸然使我们劳顿，那么天下难道有不吃饭饮水便能办理事情的人吗？这只是因为我们初次与王相见，关键在礼而不在物品。唉，只有上天不能用虚伪欺骗，只有人也不能用虚伪感动，王请明察。至于汉语和本国话同时使用，两边都不发生疑惑，又有什么损失呢？冕服的制度，等候奏请之后施行即可。如果真想相见，请改回书信，依照这个办法办理。钱溥等谨慎回复。四（再次论礼）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会同钦差司礼监太监柴升、奉御张荣，恭敬地写信致摄安南国王：我私下认为，出郊迎接慰劳的礼仪，应当充分体现宾主南北的区别。公馆不是宫殿，所戴的冠服仍是卿的服制，不是王的服制。因此应当在本分之内执行礼仪法度，在言语之外充分表达慰劳，然后引导迎接天子的恩命，向国都宣扬；东西向举行宴会，依照仪式办理，彼此欢悦而成就礼仪，岂不是可以成为一代的盛美谈论，彰显一时的盛大事情吗？这些都发自至诚，合乎中道，可以坦然实行而没有疑问；但王偏偏不相信这些，认为天命不值得敬畏，可以坐着迎取，认为天使不值得尊敬，可以用王礼轻慢对待。难道将要像楚子接受玉璧却怠慢、成子接受祭肉却不敬那样归去吗？难道不知道鲁公到晋国时，晋悼公出城接待他；向戌来到鲁国时，鲁襄公在刘地会盟等待他，而都不认为这样做过分吗？如今王天资高迈、学问深厚，礼足以修身，和足以得到众人，应当有出境迎候使者的谦敬，而不应有怠慢不敬的过失。然而仍然使这件事纷纷争论、迟迟不能决定，难道不是有不同意见迷惑了您吗？

译从今以后，应当把宫中、府中以及街道上奔走游说的人都召来，问他们：“天使驻节近郊已经多日，应当用卿的礼仪接待，还是加用王的礼仪？”他们必定无论贵贱、长幼、远近，都会回答：“应当用卿礼接待。”等王获得册封之后，再派一个人来，说：“王已经明白了，敢来慰劳执事。”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又何必烦劳那些不同的意见？如今承蒙阮堵、阮廷美来询问我们的行动，便把这些话陈述出来让您知道。只希望王努力自处。钱溥等谨慎回复。五（辞谢馈送礼物）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恭敬地书信回复安南国王：自从我们住进馆舍以来，蒙大王供给牢醴、粮饩，开始时每日丰足，直到临行仍然谦逊恭敬、谨慎周到，行人哪里当得起这样的礼遇？临行时又承蒙赠送路费礼物，感激惭愧，哪里能衡量！但我曾听说：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想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拿给玉工看，玉工认为这是宝物，所以才敢来献。”子罕说：“你把玉看作宝物，我把不贪看作宝物。如果把它给了我，我们就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自保有自己的宝物。”如今我们奉行皇上的恩德和使命，传播朝廷清明的光辉，只怕不能尽职而辱没恩命。如果接受这些礼物，哪里只是失去宝物，恐怕还会招来更大的罪过！古人说过：“侍奉大国，关键在于共同承担它的时令；役使小国，关键在于体恤它所没有的东西。”大王侍奉大国，即使是本国所没有的，也能够只遵奉使命而尽力办理；这本来还来不及体恤，何况又加以厚重的赠礼呢？因此斗胆辞谢。不再赘述。钱溥等恭敬叩拜。六（辞谢馈送的私人赠礼）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恭敬地致书安南国王：前日迎恩亭上，承蒙大王亲自执杯相送，眷恋之情深厚；送行时久久伫立舟旁，这番情意又怎能用言语比喻？何况我们辞谢赠礼的话还没有说完，接纳善意的礼物又再次送来；在船次辞拒已经明确，派来远送的使者却立即到达。这是想用物品来表达感情，却不知道物品用尽，感情也就尽了。哪里比得上舍弃这些物品，使这份情意永远悬存于心中呢？关山遥远，距离越远，情意越深；无由瞻仰，怎能不感慨思念！不再赘述。钱溥等恭敬奉书。七（再次辞谢馈送的私人赠礼） 钦差袭封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副使、礼科给事中王豫，恭敬地致书安南国王：自从与大王分别以来，承蒙派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二人陪宿，他们学业品行周全通达，确实是大王任用的亲信之臣，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的，特意撤下事务为我们饯行，长达浃辰之久，几乎送出千里之外而不以为劳。这固然是敬事朝廷以及礼待使者的礼节，其中也有加厚这份情谊的意思。哪里料到临行不久，大王又拿出我们已经辞谢的纳善之金，来混入我们的行李？那么大王爱护我们的心意，为什么又这样冷淡呢？礼节不能靠增加财货来提高，事情也不能有两次成全，古代使者曾经对此十分谨慎。因此退还玉璧，希望不要怪罪。若不是这两人，便不能充分表达大王的情意。趁着这清风，我们想归去而向南眺望青天，不过只有一轮明月共同照见这颗心罢了。钱溥等恭敬奉书。与王大理同节论文书　　刘定之 《阴德三积之序》大概不是司马君实说的。考察他的文集，其中没有这篇文章。从前孟子说，当今的人修养天爵，是为了求取人爵；董仲舒说，仁人只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明白道理而不计较功效。他们所修养、所端正、所明白的道理虽然正确，但他们所说的谋求、计较，如果心中存有这种意图，便是不对的。假如君实所说的是积累阴德作为使子孙长久的计谋，那么他也就是当今所说的那种人，而不是仁人了。司马君实是孟子、董仲舒一类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如果真说过，又怎能接续二人的地位，直到今天还立在孔子庑下呢？司马君实辅佐他的君主推行新法时，别人以祸患来恐吓他，他便说：“上天如果要赐福宋国，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即使病重将死，仍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他反而更加努力去做。推行新法而不逃避后患，哪里会是一面积累阴德、一面图谋后福呢？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君实说的话。如今人们把这话说成出自君实，是因为相信赵子昂所书写的内容。赵子昂终究是不足以了解君实的人；他画人物、马、竹、梅，书法精工，也能作诗，大概属于王摩诘、李伯时一类。当他在世时，被姚燧轻视，实在是有原因的。况且他常常抄写老氏、释氏二家的书，自称“三教弟子”，哪里足以了解君实呢？推究他的身世：他本来凭宋朝宗室的身份立身于宋朝，宋朝灭亡后又做了元朝的臣子，大节已经丧失，所以放纵自己沉溺于诗、酒、书、画之中。后来的君子不从他的言论和行为中取信，也就可以了。《明文衡》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衡》卷二十九 （明）程敏政编 ○记 《阅江楼记》　　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