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七（2/5）
〔二〕 范注：「刚柔，指性气言；变通，指文辞言。」
《斟诠》：「舍人所谓刚柔，指性气言；……性情阳刚或阴柔，决定文章风格之『雄放』或『婉约』，故《体性》篇曰：『气有刚柔。』又曰：『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郭注：「立本，……本指作品的主题思想（中心思想），立本即奠定主题思想也。」
《易系辞下》：「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韩注：「立本况卦，趣时况爻。」「立本」本来是就卦说的，「趣（通趋）时」本来是就卦爻说的。在这里是说首先确立一篇文章属于刚性或柔性的风格，这是根本，是属于思想感情方面的。「趋时」是追随时势，「变通以趋时」就是适应不同的情况而随时变通。这是属于文辞方面的。《通变》赞：「趋时必果。」《定势》篇：「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三〕 「立本有体」就是《定势》篇所说的「因情立体」。「体」是体制，既指文章的体裁，也包括对这一体裁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思想感情来树立根本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文意并不是处处都合乎规格要求的，它有时偏于冗长。
黄海章《文心短论》：「『意或偏长』即指意义过多，有如乱枝丛出，砍伐为难，非加以隐括，必不能中乎规矩。」
《斟诠》：「『立体』之本，与下文『设情以位体』之体，词异而义通，实即『规范本体谓之镕』之『本体』。在此处指作品之情理，换言之，即作品之基本思想。」
类似于这种解释的，如寇效信《释三准》：「『体』也可以叫作『本体』，指文章的根本、主体。这个『本体』，是由『意』（情理）构成的。」
按《文镜秘府论论体》：「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谓上陈文章六种，是其本〔《眼心钞》作『大』〕体也）。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练核，动成规矩。」其中所谓「文章六种」，即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可见「大体」或「本体」也可指体制。
〔四〕 《通变》篇：「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无方」就是「无常」。「趋时无方」是说随机应变没有常轨，因为文辞有时繁杂，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法来适应情况的要求。
〔五〕 《斟诠》：「蹊要，犹言重要涂径。《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二年，虏亦遮守蹊要。』注：『蹊，径路也。蹊要，径路要处也。』《三国魏志田畴传》：『虏亦遮守蹊要，运不得进。』」
〔六〕 「职」，所司之事。
〔七〕 「檃括」，《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檃括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檃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谓烝之使柔；矫，谓矫之使直也。」又《大略》篇：「乘舆之轮，太山之木，示诸檃括。」注：「檃括，矫揉木之器也。」《淮南子修务训》：「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檃括之力。」
〔八〕 「矫揉」，就是「矫輮」。《易说卦》：「坎为矫輮。」疏：「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輮。」「矫揉」有纠正意。以上两句大意是：使文章的情理和文采都纳入正规。
规范本体谓之镕〔一〕，剪截浮词谓之裁〔二〕。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三〕，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斲削矣〔四〕。
〔一〕 「本体」，指思想内容，即情理。「规范本体」，使思想内容纳入一定的规范，即纳入一定的纲领中。
〔二〕 《校注》：「『剪』，何本、凌本、……崇文本作『翦』。按正字作『前』（《说文刀部》：『前，齐断也。』），经传多假『翦』为之，『剪』乃俗体。何本等作『翦』是也。」《书》伪孔传序：「芟夷烦乱，翦截浮辞。」《史通浮词》篇：「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词，撮其机要。」
〔三〕 范注：「文以情理为根本，辞采为枝叶；镕所以治情理，使纲领清晰，裁所以治辞采，使芜秽不生。」
〔四〕 「审分」，指审定曲直，分辨曲直。又「分」音奋，界限。「审分」，也可解作画定去取界限。
《斟诠》：「此二句分承上文『镕』与『裁』而言。」
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实侈于形〔一〕。一意两出〔二〕，义之骈枝也〔三〕，同辞重句，文之赘也〔四〕。
〔一〕 元刻本、弘治本无「由」字。
《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成疏：「骈，合也；拇，大指也。谓足大拇与第二指相连为一指也。枝指者，谓大拇指旁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谓此骈枝二指亦禀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释文：「王云：『性者，受生之质；德者，全生之本。骈拇枝指与生俱来，故曰，出于性。附赘悬，形既具而德附焉，故曰出于形。』崔云：『侈，过也；德，容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楚辞九章惜诵》：「反离群而赘。」洪补注：「赘，瘤肿也。」
〔二〕 《校证》：「『一』原作『二』，两京本、王惟俭本、黄丕烈校本作『一』，今据改。」《校注》：「按『一』字是。『一意两出』，始为『义之骈枝』。若作『二』，则不相应矣。」《缀补》：「刘琨《重赠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所谓『一意两出』也。」
〔三〕 《丽辞》篇：「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韵语阳秋》卷一：「《选》诗骈句甚多，如『千忧集日夜，万感盈朝昏』；『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多士成大业，群贤济洪绩』之类，不足为后人法。」
《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第二十七，相重，谓意义重迭是也。或名枝指也。诗曰：『驱马清渭滨，飞镳犯夕尘。川波张远盖，山日下遥轮。柳叶眉行尽，桃花骑转新。』（已上有『驱马』、『飞镳』，下又『桃花骑』，是相重病也。）又曰：『游雁比翼翔，飞鸿知接翮。』第二十八，骈拇者，所谓两句中道物无差，名曰骈拇。如庾信诗曰：『两戍俱临水，双城共夹河。』此之谓也。」
〔四〕 《训故》本「」字作「疣」。沈亚之《送韩静略序》：「裁经缀史，补之如疣，是文之病烦久矣。」（又见《困学纪闻》卷十七）
《缀补》：「张华《杂诗》：『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此『同辞重句』也。」
「同辞重句」，也不能一概否定。有时，作者为突出某一观点，也不厌重复。如李斯《谏逐客书》：「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易系辞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从郑本）而不可乱也。」
《史通叙事》篇：「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以上为第一段，解释「镕裁」的意义及其作用。
凡思绪初发〔一〕，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二〕。是以草创鸿笔〔三〕，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四〕，则设情以位体〔五〕；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六〕；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七〕。
〔一〕 「思绪」，等于说思路。「绪」，端绪。
〔二〕 「权衡」，就是秤。「轻重」，指或轻或重。二句意谓：不像天平秤那么准，势必有过轻或过重的偏差。
〔三〕 《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鸿笔」，各本俱作「鸣笔」，黄本「鸣」改「鸿」。纪评云：「当作『鸣』，后『鸣笔之徒』句可证。」《校注》：「按纪说非是。《论衡须颂》篇（原文已见《封禅》篇『乃鸿笔耳』条下）、《抱朴子》佚文（『虽鸿笔不可益也』，《意林》卷四引）并有『鸿笔』之文。《封禅》篇『乃鸿笔耳』，《书记》篇『才冠鸿笔』，亦并作『鸿笔』。」
〔四〕 《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杜预注：「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举中气以正月，有余日则归之于终，积而为闰。故言归余于终。」孔疏：「履，步也。谓推步历之初始，以为术历之端首。」又曰：「日月转运于天，犹如人之行步，故推历谓之步历。」又：「举月之正半在于中气。……归其余分置于终末，言于终末乃置闰也。」
《困学纪闻》卷六「《左氏》正时之义合《素问》言」条：「《素问》：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注：「谓立首气于初节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余闰于相望之后。此可以发明《左氏》正时（文元年）之义。」
古人制历，以十九年为一章，每章有七个有闰月的年，以一章为一单元，把节候月日分配均匀。步算历法的人，要从入章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因为这个冬至是一章的开始，故称「履端于始」。从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应为三百六十五日有余，但若以月圆月尽为标准，每年只能有三百五十四日。这样十二个月有了大小之分，每月所得的日子有多有少，很可能导至节气的不准确。节气不准，即月不正。于是只有取中气以正月。所谓中气，就是「节气」的「气」。二十四个节气，十二为节，在月初；十二为气，这个气应居于每月之正中（月半），叫中气。这个月的月半如果有了中气，便算正确。因为要取中气以正月，故称「举正于中」。每月剩一日有余，归之于终，积成一月，置作闰月，故称「归余于终」。
此处「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只是借用《左传》文公元年的话，作为首先、其次、最后的代词。与原来的含义无关。「履」，践，走。「履端于始」，即开始走第一步。
〔五〕 范注：「此谓经营之始，心中须先历此三层程序。首审题义何在，体应何取；次采集关于本题之材料；最后审一篇之警策应置何处。盖篇中若无出语（陆云《与元平原书》中数言出语，出语即警策语），则平淡不能动人，故云撮辞以举要。始、中、终，非指一篇之首中尾而言，彦和盖借《左传》文公元年语以便文词耳。」
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他所谓『三准』，乃是指从作者内心形成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所必然有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都各有其适当的一定的准则，所以谓之为『三准』……
「他所谓『位体』，是说作者内心怀抱着的某种思想感情的整个体系，首先要将它建立起来，作为全篇的骨干，然后『酌事』方有所依据，所以说『设情以位体』。其次，作品中所用的事或理，又必须与他的思想感情极其相类，非常切合，也就是必须与形成他的思想感情的客观事物一致。所以说『酌事以取类』。再其次，有了与『情』相类的『事』，然后方能依据这些『事』的内容和性质，来『属采附声』。而这种『属采附声』的工拙，是关于作者的艺术手段的高下。作者的艺术手段高，则他的作品中的『事』与『物』，就能光辉灿烂，发生摇荡人们心灵的力量。……这样，必然是作品中所敷设的词句都是『事』与『物』的主要的部分，所以说『撮辞以举要』。刘氏的『三准』论，虽然看来似乎是三者平列的，但是却是以『情』为其余两者的根本。」（《文学研究》，一九五七年二期）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谓『三准』，首先是指根据所要表现的情志即思想内容来确定体制，其次是善于引证事类即典故成语来表达内容，再次是运用警策语句，突出重点。」
寇效信：「『位』和『体』（本体），指思想内容在文章中的位置及其主干（主体）。所谓『设情以位体』，就是给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文章中确立一定的位置，并确定其主干，就是说，为了避免『意或偏长』的毛病，为了使文章内容条科分明，首尾圆合，在构思阶段就要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内在逻辑搞清楚，把什么是中心思想，什么是中心思想下的分枝都考虑到，并给他们一一地确立明确的位置。」
按「先标三准」，就是标出炼意的三项步骤。《镕裁》篇开头说「情理设位」就是写文章首先由思想感情来奠定基础。「设情以位体」的「体」，是体制，既指文章的体裁，也包括对这一体裁的风格要求。所谓「设情以位体」就是在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安排用什么体裁来写，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是什么。以赋为例，所谓「设情以位体」，除去说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要用赋的体裁表现外，还要拟定对这篇赋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这里面首先决定表现的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情感，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刚柔以立本」。刚性的或者柔性的情感，都有它不同的风格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立本有体」。「设情以位体」就是根据情感的性质对作品体制作不同的安排。
以上所举五种解说，主要分歧在对「体」字的理解：一种认为指思想感情的主体，一种认为指体制。可以并存。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阵之有次，阶梯之有依也。先看将作之文，体有大小（若作碑、志、颂、论、赋、檄等，体法大；启、表、铭、赞等，体法小也）；又看所为之事，理或多少。体大而理多者，定制宜弘，体小而理少者，置辞必局。须以此义，用意准之，随所作文，量为定限。谓各准其文体事理，量定其篇句多少也。既已定限，次乃分位，位之所据，义别为科（虽主一事为文，皆须次第陈叙，就理分配，义别成科。其若夫、至如、于是、所以等皆是科之际会也），众义相因，厥功乃就（科别所陈之义，各相准望，连接以成一文也）。故须以心揆事，以事配辞（谓人以心揆所为之事，又以此事分配于将作之辞），总取一篇之理，析成众科之义（谓以所为作篇之大理，分为科别小义）。」
〔六〕 《易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次，取用正确的合适的材料，就要斟酌用典。
《事类》篇：「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酌事以取类」是斟酌选择事例来说明问题的时候，要选取类似的和内容贴切的典故。
祖保泉《事类谈屑》：「『事』指的是文章中所写的事物。所谓『酌事』，即提炼题材，所谓『取类』，即……取其与文情相类，或取其能体现文情。」（油印本）
〔七〕 两句说：归到余下的事，就是要用精炼的言辞来突出要点。「撮」，摄取。「举要」就是拟出要点或者列出内容提纲。
《札记》：「『草创鸿笔』以下八语，亦设言命意谋篇之事，有此经营。总之意定而后敷辞，体具而后取势，则其文自有条理。舍人本意，非立一术以为定程，谓凡文必须循此所谓始、中、终之步骤也，不可执词以害意。舍人妙达文理，岂有自制一法，使古今之文必出于其道者哉！近世有人论文章命意谋篇之法，大旨谓：『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冲决，陈义芜杂。』（按此见曾国藩《复陈右铭太守书》）其言本于舍人，而私据以为戒律。蔽者不察，则谓文章格局皆宜有定，譬如案谱着棋，依物写貌，戕贼自然以为美，而举世莫敢非之，斯未可假借舍人以自壮也。章实斋《古文十弊》有一节论文无定格，其论闳通，足以药拘挛之病，与刘论相补苴。兹录于左：
「『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志故给事成性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柁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屋，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行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
以上为第二段，标举「三准」阐明在构思阶段如何进行镕意。
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一〕。绳墨以外，美材既斲〔二〕，故能首尾圆合〔三〕，条贯统序〔四〕。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五〕，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六〕。
〔一〕 「舒」，舒展。「华」，指辞藻。「布」，铺陈。「实」，指思想内容。
《校证》：「『替』，原作『赞』，徐云：『「赞」当作「替」，后有「献替」之句。』梅本、王惟俭本作『替』。黄注云：『疑作「质」。』」按《附会》篇云：「献可替否，以裁厥中。」作「替」字是。《注订》：「献者进也，替者废也。」
「节」，指节奏音韵；「文」，指文采。「节文」即音韵文采。《定势》：「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又「节」亦可解作调节。《考异》：「献替有兴废取舍之义，故曰节文。」
寇效信：「所谓『舒华布实，献替节文』，就是具体的写定工作。『舒华布实』就是在文章中具体舒写辞采，铺排内容，把头脑中的构思变成文章。『献替』，即取舍，『节文』指文章的语言辞采。『献替节文』就是选择或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内容，也就是『讨字句』。」
〔二〕 「美材」，好的木材，比喻文章所用的好材料。「斲」，砍削。大意是：美材之在绳墨以外的，也去掉了。
《文心雕龙讲疏》：「以三准之术，经营篇章，则辞在绳外，虽美必斲。意有条贯，虽繁不乱。」
寇效信：「只有以『三准』为内容的工作做好了，『绳墨之外』的多余的骈赘去掉了，『美材』经过斲削，写成的文章就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
范注：「『然后舒华布实』至『美材既斲』，谓既形之于文，仍须随时加以修饰之功。」
〔三〕 「首尾圆合」，前后圆满吻合。
〔四〕 「统」，元明各本皆作「始」，黄本改「统」。「条贯」，有条理。「统序」，有次序，有层次。
〔五〕 《注订》：「三准不施，率尔操觚，即术不素定也。」
〔六〕 「异端」，指绳墨以外的东西。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其为用也，有四术焉：一者，分理务周（谓分配其理，科别须相准望，皆使周足得所，不得令或有偏多偏少者也）；二者，叙事以次（谓叙事理须依次第，不得应在前而入后，应入后而出前，及以理不相干，而言有杂乱者）；三者，义须相接（谓科别相连，其上科末义，必须与下科首义相接也）；四者，势必相依（谓上科末与下科末，句字多少及声势高下，读之使快，即是相依也。……）。理失周，则繁约互舛（多则义繁，少则义约，不得分理均等，是故云舛也）；事非次，则先后成乱（理相参错，故失先后之次也）；义不相接，则文体中绝（两科际会，义不相接，故寻之若文体中断绝也）；势不相依，则讽读为阻（两科声势，自相乖舛，故读之以致阻难也）。若斯并文章所尤忌也。」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一〕。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二〕。精论要语，极略之体〔三〕；游心窜句，极繁之体。〔四〕谓繁与略，随分所好〔五〕。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六〕；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七〕。
〔一〕 「字」，元明各本均作「定」，黄本改。
〔二〕 《史通叙事》篇：「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当作《谷梁》）称]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词学》：「刘氏此议非也。夫齐人类逆，事本滑稽，故传文特作烦言，以增兴趣，若如刘氏所改，文词虽省，韵味索然矣。魏伯子《论文》：『如刘说，简则简矣，于神情特不生动。』是也。」
〔三〕 《书记》篇：「随事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春觉斋论文用笔八则》「用省笔」条：「刘彦和曰：『精论要语，极略之体。』试问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学者为文欲求略，当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弃取；知弃取，则尽我所为，全局在握，省于此则留详于彼，伏于前必待应于后。要之，详处非难，省处难也。」
〔四〕 「游心」，游荡心思。「窜句」，窜改文句。《庄子骈拇》：「骈于辩者，垒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释文》引司马彪云：「窜句，谓邪说微隐，穿凿文句也。」王先谦《庄子集解》：「案窜易文句游荡心思于坚白同异之间也。」
《校注》：「按此谓文之繁略，各有其体。『极略之体』，则『精论要语』不见其少；『极繁之体』，则『游心窜句』未嫌其多。」
杨明照《刘勰论创作过程中的炼意和炼辞》：「『精论要语，……极繁之体。』『极』之云者，谓能尽其能事的意思。这几句是说：繁略各有所尚，贵于能得体。极尽略之能事的作品，则『精论要语』未见其少；极尽繁之能事的作品，则『游心窜句』不嫌其多。如《水经江水注》所描绘的三峡，与李白的《下江陵》，一繁一略，但都各尽其妙。……这说明『极略之体』与『极繁之体』在创作上都需要，未可偏废。」（《四川文学》一九六二年十月号）
《斟诠》：「舍人所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即锺嵘《诗品序》所谓『意游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是也。」
范注：「《文选》载干宝《晋纪总论》与《晋书元帝纪》所载详略不同，亦可以观翦裁之法则。」
〔五〕 《注订》：「所谓繁略随分所好者，随分际之所当施，应繁则繁，应略则略也。」
「随」，元本、弘治本以下各本皆作「适」。《校证》：「王惟俭本、黄本作『随』，今据改。」
《校注》：「按『适』字是。《明诗》篇『随性适分』，《养气》篇『适分胸臆』，并以『适分』为言，可证。」按「适分」、「随性」义同。
张严《文心雕龙文术论诠》：「如太史公写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一言一动，一笔不漏，咸足示相如之性格与胆识，故专用重笔。写廉颇三伐齐、二伐魏、一伐燕，功劳莫大，而太史公仅以三四十字表出，以为此乃兵家常事，军人本分，是良将所共有，不必辞费也。至廉颇为何嫉忌蔺相如，为何负荆谢罪，与失势得势时之对待宾客，与晚年亡命，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下马，示尚可用等情节，则又刻划精细，使读者知廉颇之为人。短处是度量褊狭，长处是重义气，识大体，此太史公之笔法也，是知『适分所好』亦言繁略并可，随作者性之所好，固不必拘执也。」
《论衡自纪》篇：「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摩，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元王构《修辞鉴衡》卷二「繁简」条：「文有以繁为贵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庄子》之『大块噫气』用『者』字；韩子《送孟东野序》用『鸣』字，《上宰相书》『至今称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类则以繁为贵也。文有以简为贵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礼，西岳如初』；《孟子》『献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则予忘之』；《史记》：事在某人传。凡此类则又以简为贵也。但繁而不厌其多，简而不遗其意，乃为善矣。」（据《丛书集成》翻《指海》本）
〔六〕 斯波六郎：「《周易系辞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史绳祖《学斋呫哔》：「《前赤壁赋》末尾一节，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一联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七〕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约」，约束，压缩。
《史通叙事》篇：「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
《学斋呫哔》：「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蓺欲晴，去得风顺来者怨。』此乃檃括刘禹锡《何卜赋》中语曰：『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禹锡四对三十二字之义也，盖夺胎换骨之妙。」
《征圣》篇：「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
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一〕。善删者字去而意留〔二〕，善敷者辞殊而意显〔三〕。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四〕；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五〕。
〔一〕 「核」，谨严，切实。
此段《玉海》卷二○四《辞学指南》引作：「《文心雕龙》曰：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辞敷而言重，则芜。」
《斟诠》：「案善敷之例，如《周书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仅七字。而刘向《说苑》：『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则草为之靡。』文长三十二字，是『思赡者善敷』之征也。善删之例，如《左传》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奔，言楚人奔也，奔前省二字。食而从，言吴人食楚人之食也，食前省二字。是『才核者善删』之征也。」
〔二〕 张严《论诠》：「文章原可随情长短，因事增减。惟行文之道，必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须理宜而义着，莫尚乎简约。昔高祖《大风歌》仅三句，荆卿《易水歌》仅两句，冯谖《弹铗歌》仅一句，而慷慨含悲、饮恨之情，已流露无遗。故简者不必求繁，其义亦明；繁者无须求简，其义亦显。李调元《赋话》云：『论诗有摘句之图，选赋亦有断章之义。盖一篇之中，玉石杂糅，弃置则菁英可惜，甄采则瑕病未除；不得不掇砾搴稂，略存去取。』此与彦和所论，可以互相发明。」
《史通叙事》篇：「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玉海》卷二○一《辞学指南》：「后山携所作谒南丰，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成数百言。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后山请改窜。南丰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全。因叹服，遂以为法。」
魏凝叔《日录论文》：「东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删。』此可谓学简之法。然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便省却多少笔墨。能删题，乃真简矣。」
《吕氏春秋贵公》：「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史通点烦》：「《孔子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忘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右除二十四字。」按指「昔公索氏」至「如期而亡」二十四字。
〔三〕 「意」字，范注引铃木：「《玉海》、嘉靖本、王本、冈本并作『义』。」
《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四〕 洪迈《容斋随笔》：「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朴赡可喜。」（见「文章繁省各有当」条）李笠《中国文学述评》：「今案班书言『从大将军』而不言『获王』，则功绩不明；言封王而不言户，则禄养缺如。非惟文情有损，实于史迹多晦矣。」
陈骙《文则》上：「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者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春秋》书曰：『陨石于宋五。』《公羊传》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公羊》之义，……是简之难也。」
〔五〕 魏际瑞《伯子论文》：「文章烦简，非因字句多寡，篇幅长短。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谓之烦；切到精详，连篇亦谓之简。」（《文学津梁》本）
杨明照《炼意和炼辞》：「文章的繁略本由内容来决定，该繁则繁，该简则简。……假如只是单纯地为了删、敷而不顾及其内容，势必导致『字删而意阙』和『辞敷而言重』的不良后果。举例说吧，柳宗元的《段太尉遗事状》当中最精采的一个片断是：『（郭）晞一营大噪，……吾戴吾头来矣。』这是多么紧张的场面；段秀实的英勇机智，作者描述得异常出色。『吾戴吾头来矣』句，尤能传出段秀实既顽强又从容的神态。就拿炼辞来要求，已经满够『字不得减』的标准了。可是宋祁把它采入《新唐书》本传，只作『吾戴头来矣』。重文虽省，语意却不醒豁。难怪邵博要加以指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见《闻见后录》卷一四）这几句评语，大可作为『字删而意阙』的注脚。至于『辞敷而言重』的事例，《史通》言之甚详。除《叙事》、《烦省》两篇一再论述外，另有《点烦》篇举例示范。」
范注：「裁字之义，兼增删二者言之，非专指删减也。此节极论繁略之本原，明白不可复加。」
《斟诠》：「此节论辞之裁法，分删与敷两橛言之，如何使其字删而意留，辞敷而言殊，此固系于作者之才思，而揆事配辞，准体实限，亦有术存焉。」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故自于首句，迄于终篇，科位虽分，文体终合。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使上下符契，先后弥缝（上科与下科，事相成合，如符契然；科之先后，皆相弥缝，以合其理也），择言者不觉其孤（言皆符合不孤），寻理者不见其隙（隙，孔也。理相弥合，故无孔也），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体大者，须依其事理，引之使长，又申明之，便成繁富也）；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文体小者，亦依事理，豫定其位，促合其理，使归约也）。申之则繁，合之则约。善申者，虽繁不得而减（言虽繁多，皆相须而成义，不得减之令少也）；善合者，虽约不得而增（言虽简少，义并周足，不可谓之使多）。合而遗其理（谓合之伤于疏略，漏其正理也），疏秽之起，实在于兹（理不足，故体必疏。义相越，故文成秽也）。皆在于义得理通，理相称惬故也。若使申而越其义（谓申之乃虚相依托，越于本义也），此固文人所宜用意。或有作者，情非通晤，不分先后之位，不定上下之伦，苟出胸怀，便上翰墨，假相聚合，无所附依，事空致于混淆，辞终成于隙碎。斯人之辈，吾无所裁矣。」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省略」类，举《左传》、《谷梁传》、《国语》、《礼记》、《史记》、《说苑》等书所载骊姬向晋献公谮害太子申生一件事为例，可以见同叙一事，有详有略，各有侧重。
《左传》：「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僖公四年）
《谷梁传》：「丽姬又〔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故献公谓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丽姬以酖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丽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将食，丽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贲；以脯与犬，犬死。丽姬下堂而呼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君喟然叹曰：『吾与汝未有过切，是何与我之深也！』使人谓世子曰：『尔其图之！』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则可以生！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则丽姬必死，丽姬死则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宁自杀以安吾君。』」（僖公十年）
《国语》：「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人谓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恶，取笑诸侯，吾谁乡而入？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去罪，是逃死也。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晋语》二）
《礼记》：「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申生异母弟）谓之曰：『子盖（当为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弒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檀弓》上）
《史记》：「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厘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傍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晋世家》）
《说苑》：「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献公将杀之。公子重耳谓申生曰：『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进辞？辞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辞之，骊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骊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终哉？』重耳曰：『不辞，则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死，是恶吾君也。夫彰父之过而取笑诸侯，孰肯内之？入困于宗，出困于逃，是重吾恶也。吾闻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恶，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当之。』」（《立节》篇）
《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条：「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钱氏曰：「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简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论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迭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以上为第三段，从文章字句的繁略疏密论述写作阶段的翦裁问题。
昔谢艾、王济〔一〕，西河文士〔二〕。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三〕，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镕裁而晓繁略矣〔四〕。
〔一〕 黄注：「《（晋书）张重华传》（张重华，东晋前凉王）：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注订》：「《晋书王浑传》并载子济事云：『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有名当世。』」济善清言，饰辞令，官至太仆，有集二卷。
〔二〕 「西河」，郡名。在今山西中部。
〔三〕 《校证》：「『骏』原作『俊』。梅云：当作骏。案王惟俭本正作『骏』，今据改。」《章表》篇「张骏自序」，亦作「骏」。范注：「张骏，字公庭，十岁能属文。传见《晋书》八十六。谢艾见骏子《重华传》。骏语无闻。」
〔四〕 「练」，熟练，这里指擅长，会。
至如士衡才优〔一〕，而缀辞尤繁〔二〕；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三〕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四〕，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五〕，盖崇友于耳〔六〕。
〔一〕 《晋书陆机传》：「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
〔二〕 《才略》篇：「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
《校注》：「《世说新语文学》篇：『孙兴公云：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刘注：『《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又：『孙兴公云：「……陆文深而芜。」』并足证成舍人此说。」
〔三〕 《晋书陆机传》附《陆云传》谓：「（云）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
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
《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文心雕龙》云：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烦；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观士龙与兄书：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色泽（案「色」，何本作「悦」，宋板《陆士龙集》本作「悦」）。」
〔四〕 「亟」，屡次。陆云《与兄平原书》：「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又：「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又：「文章实自不当多。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又无过兄，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兄文章已显一世，亦不足复多自困苦。适欲白兄可因今清静，尽定昔日文，但当钩除，差易为功力。」又：「《二祖颂》甚为高伟，……然意故复谓之微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可省。」又一书：「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清约耳。」
〔五〕 罗常培笔录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九《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陆士龙《与兄平原书》每评论士衡文章之得失，就其所论推其所未论，可资隅反之处颇多。其中有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全晋文》卷一百二）今观士衡文之作法，大致不出『清新相接』四字。『清』者，毫无蒙混之迹也；『新』者，惟陈言之务去也。士衡之文，用笔甚重，辞采甚浓，且多长篇。使他人为之，稍不检点，即不免蒙混，或人云亦云。蒙混则不清，有陈言则不新。既不清新，遂致芜杂冗长。陆之长文皆能清新相接，绝不蒙混陈腐，故可免去此弊。他如嵇叔夜之长论所以独步当时者，亦祇意思新颖，字句不蒙混而已。」
〔六〕 《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补注》：「详案此谓陆云推尊其兄，语近歇后。《后汉书史弼传》：『陛下隆于友于。』曹植《求通亲亲表》：『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自后遂以友于为常语。陶公诗亦云：『再喜见友于。』彦和又无论矣。」
白居易《与元九书》：「凡人为文，私于自足，不忍于割裁，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翫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一〕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二〕，庸音足曲〔三〕，其识非不鉴〔四〕，乃情苦芟繁也〔五〕。
〔一〕 「巧」、「拙」都指作者而言。《议对》篇：「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
〔二〕 「榛楛」，恶木。《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文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又曰：「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
朱珔《文选集释》：「《广雅》：木丛生曰榛。《荀子劝学》篇注：『楛，滥恶也。』赋意若草木之丛杂滥恶，未剪除也。」许文雨《文论讲疏》：「谓草木虽有丛杂滥恶，而一旦翠鸟来集，亦可增其美观。喻庸拙之文，亦添荣生色于警策之句也。」
〔三〕 《文赋》：「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足曲」，凑足乐曲。这是说平凡的辞句，配合着美妙的辞句，也显得美妙。
〔四〕 「鉴」，明察也。
〔五〕 《校证》：「『芟』原作『』，梅改。按本赞正作『芟繁』。」
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一〕。万趣会文〔二〕，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三〕，辞运而不滥〔四〕，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五〕？
〔一〕 上百的关节构成一个身体，必须依靠血脉的流通。「荣（营）卫」，指血脉。《黄帝内经素问热论》：「营卫不行，五藏（脏）不通。则死矣。」范注：「《素问汤液醪醴论》：『荣卫不可复收。』注：『荣卫者，气之主。』」
《斟诠》：「《吕氏春秋开春》：『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百节，言人身之各关节也。……荣卫，《素问痹论》：『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亦作『营卫』。《灵枢营卫生会》篇：『谷气入于藏府，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据此，营即动脉血，卫即静脉血。」
〔二〕 「趣」，旨趣。「会文」，会合成文。
〔三〕 「周」，周密。
〔四〕 「运」，运用、运行。《缀补》：「周、运互文，运亦周也。《周髀算经》：『凡日月运行四极之道。』赵婴注：『运，周也。』」
〔五〕 《论语为政》：「其何以行之哉！」
《斟诠》：「文章端赖情辞，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惟情之患，患在杂与竭，辞之患，患在枯与繁，若欲『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则宜救之以镕裁。故曰：『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此一语归题，可知彦和之用心矣。」
第四段，总结繁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进一步强调镕裁的重要性。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一〕。辞如川流〔二〕，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翦秽，弛于负担〔三〕。
〔一〕 「瞰」，观望。文章好比门窗的配置，左右观望而能对称。
《斟诠》：「言篇章之组织严密，段落清楚，好比房屋之户牖通明，左右对映，空气自然流畅也。」
〔二〕 《校注》：「《诗大雅常武》：『如川之流。』蔡邕《何休碑》：『辞述川流。』」
〔三〕 《校注》：「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杜注：『弛，去离也。』」
声律 第三十三释慧皎《高僧传》十三《经师论》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南齐书陆厥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陆善经《四声指归》：「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约）氏乃着其谱，论云：起自周颙。」
纪评：「即沈休文《与陆厥书》而畅之，后世近体，遂从此定制。齐梁文格卑靡，此学独有千古。」
范注：「彦和于《情采》《镕裁》之后，首论声律。盖以声律为文学要质，又为当时新趋势，彦和固教人以乘机无怯者，自必畅论其理。而或者谓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观《南史》舍人传，言约既取谈，大重之，谓深得文理，知隐侯所赏，独在此一篇矣。」
《注订》：「自魏有李登《声类》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乃宏；自梁沈约以后，则文章声律之说乃精；自彦和此篇之说出，则文章声律之说始大定。」
刘勰在原则上是支持沈约的四声论的，所以《文心雕龙》中有《声律》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从《声律》篇来看，刘勰并不完全赞成沈约所设的「八病」的人为限制。过去有人诽谤刘勰说他巴结权贵，为了迎合沈约的心理，纔故意写了《声律》篇，来投其所好，因而《文心雕龙》一书得到沈约的赞赏，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刘勰并不完全赞成沈约的声病说。因为沈约的四声八病说，主要讲的是人为的音律，而《声律》篇中所阐发的则偏重于自然的音律。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一〕。声含宫商〔二〕，肇自血气〔三〕，先王因之，以制乐歌〔四〕。故知器写人声〔五〕，声非效器者也〔六〕。
〔一〕 《校注》：「按《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斟诠》：「音律，音乐之规律，如律吕、宫调等。《汉书武帝纪》：『协音律，作诗乐。』《晋书阮咸传》：『咸妙解音律，荀勖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
《缀补》：「《吕氏春秋音初》篇：『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
〔二〕 《校注》：「含，何本、凌本、梁本、……作『合』。按：『合』字非是。『声含宫商』，犹言声含有宫商耳，非谓其合于宫商也。《白虎通论姓》篇：『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征、羽。』」
《考异》：「上言本于人声，故下言含。含本内发，合由外铄，从含是。」
《注订》：「《汉书律历志》：「五声之本，生于黄锺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征、羽。』《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注云：『五声：宫、商、角、征、羽。』」
〔三〕 《体性》篇：「才力居中，肇自血气。」「血气」，这里指天赋的生理基础。
〔四〕 「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是说利用天然的言语的美，来制作乐调，写成诗歌。
〔五〕 《校注》：「《淮南子本经》篇：『雷震（霆）之声，可以鼓钟写之。』高注：『写犹放也。』此『写』字亦当作放解。」
《斟诠》：「《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先儒以为依人声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人非效乐者也。』马端临盖亦袭用彦和语意。」
〔六〕 《校证》：「『效』原作『学』。梅云：『当作效。』范云：『学器当作效器。』《毛诗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正义曰：『原夫作乐之始，乐写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乐器有宫征商羽之异，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人，是乐本效人，非人效乐。』……此据以改正。」
《校注》：「『学』，黄校云：『当作效。』……按：『学』字不误。《广雅释诂》三：『学，效也。』诂此正合。《物色》篇：『喓喓学草虫之韵。』尤为切证。」
朱星《〈文心雕龙声律〉篇诠解》（本篇以下引朱氏语同此）：「该文首段提出音律的起源问题。他以为『音律所始』是『本于人声』。美的人声就发展为乐歌，再制乐器来配合歌声。所以乐器是写歌声的，不是歌声去学乐器的。」（《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郭绍虞《声律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在这儿，『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即王融所谓『宫商与二仪并生』之意。此所谓宫商，乃指人声的宫商，是音律之所始，所以可以歌。而颜宪子（即颜延之，见《诗品序》）所说的律吕音调，则正是效器的律吕音调，是想把吟的音节，去迁就歌的音节，于是只能把固定的字音分为宫商角征羽五类，而成为效器的宫商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器写人声，以人声为主，所以歌谱既定，人声的宫商能随之而抑扬，而使之合于乐律。这样的『声效乐器』是自然的。反过来，假使以乐器为主，而强调声效乐器，那必然会使文字的读音凑合乐律的宫商。从前者讲，器写人声，是根据文字读音的宫商，所以对于文字的读音倒是可宫可商的。从后者讲，声效乐器，由于乐器的宫商有定，于是也要使文字的读音同样固定，使之胶于一字，所以这样的『声效乐器』是不自然的，不合理的。」
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札记》：「案彦和此数语之意，即云言语已具宫商。文章下当脱二字，者下一豆，神明枢机四字一豆，吐纳律吕四字一豆。」范注：「案文章下疑脱『关键』二字，言语谓声音，此言声音为文章之关键，又为神明之枢机，声音通畅，则文采鲜而精神爽矣。至于律吕之吐纳，须验之唇吻，以求谐适，下赞所云『吹律胸臆，调锺唇吻』，即其义也。《神思》篇用关键枢机字。」《校证》：「案范氏说可从，今据以补正。」
《校释》：「按『文章』下疑脱『管钥』二字。」
徐复《文心雕龙正字》：「《札记》曰：文章下当脱二字。按疑脱声气二字。《附会》篇云：情志为神明，宫商为声气云云，其义与此略近。」
朱星：「不单歌声有音律，一般语言也有音律。所以说：『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刘勰在此对言语作了一个全面的解释，除了文章神明（这是思想内容等）外，还有形式上的部分，就是枢机吐纳（这是字句的吐属），律吕唇吻（这是音韵问题）。不单诗歌讲韵律，一般的文章语言都要讲求。」
「律吕」，古正乐律之器，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筒，以筒之长短，分别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即依以为准则。分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合称十二律。即黄锺、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林锺、南吕、应锺、大吕、夹锺、中吕。
「枢机」，比喻事物运动的关键。《神思》篇：「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又：「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
《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说「文章」下脱二字，或补「关键」二字，或补「管钥」二字，或补「声气」二字，都无根据。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言语是文章中表达情志的关键，至于言语中律吕之吐露，无非靠唇吻调节而已。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乎中宫，徐呼中征〔一〕。夫征羽响高，宫商声下〔二〕；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三〕，廉肉相准，〔四〕皎然可分〔五〕。
〔一〕 《札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顾广圻曰：反当作及。）清征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征。疾不中宫，徐不中征，不可谓（与为同）教。』案韩非之言，乃验声之术，彦和引用以为声音自然之准，意与《韩子》微异。」
顾炎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条：「五方之音，有迟疾轻重之不同。……故注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刘勰《文心雕龙》谓『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有此语。』）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两音三音之所繇昉已。」
《斟诠》：「《韩子》之言，乃乐工验声之术，并非声音自然之准。彦和引之藉以表明宫商角征羽之各有其声调，非可混同一气，观于下文『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之语可知。」
〔二〕 《校证》：「『夫征羽响高，宫商声下』，原作『夫商征响高，宫羽声下』。」
《札记》：「案此二句有讹字。当云宫商响高，征羽声下。《周语》曰：『大不踰宫，细不踰羽。』《礼记月令》郑注云：『凡声尊卑，取象五行，数多者浊，数少者清。』案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征数五十四，羽数四十八（详见《律历志》），是宫商为浊，征羽为清，角清浊中，彦和此文为误无疑。」《校释》：「按黄引经典及郑注证原文有误，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当作『征羽响高，宫商声下』。」《校证》据以改订。
〔三〕 《札记》：「『抗喉』二句此言声所从发，非蒙上为言。」
范注：「抗喉矫舌，攒唇激齿，皆歌时发声之状。」声母还有举喉音，卷舌音，撮唇音，抵齿音的不同。「抗」，举；「矫」，曲。
〔四〕 《札记》：「《乐记》云：『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注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声之鸿杀也。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正义曰：『曲谓声音回曲，直谓声音放直，繁谓繁多，瘠谓节约，廉谓廉棱，肉谓肥满。』案从郑注，廉肉属乐器言，不属人声言。」正义又曰：「鸿谓大，杀谓细小。」按上文既言「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则此处所谓「廉肉」仍应指人声，即语音的洪细。
「准」，度也，见《广韵》。《后汉书律历志》：「相验准度。」即比较。
〔五〕 「皎然」，明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