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八（6/6）

〔二〕　《校注》：「求，黄校云：『元作果，谢改。』……按『果』与『求』之形音俱不近，恐难致误。疑原是『课』字，偶脱其言旁耳。」《校证》改作「课」：「『课』原作『果』，梅从谢改『求』。徐校同，胡本作『得』。今按『果』是『课』之坏文。《诸子》篇『课名实之符』，《章表》篇『循名课实』，《议对》篇『名实相课』，《指瑕》篇『课文了不成义』，《才略》篇『多役才而不课学』，即其义。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则『课』亦有责求意，今据改。」《缀补》：「案谢改『果』为『求』，是也。『求』，隶书作『●』，与『果』形近，因致误耳。」《考异》：「杨校、王校皆非，从谢改作『求』是。」按冯校本、徐校本、曹批梅六次本俱作「求」，不误。

这里刘勰所说的是「篇章秀句」，「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并不是说一切具有含蓄风格的作品都是妙手天成的。

傅庚生《文学赏鉴论丛论文学的隐与秀》：「什么叫做『秀』？就是韶美英露，『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的。试一读谢康乐在永嘉《登池上楼》诗：『……徇禄及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蹇开暂窥临。……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新鲜的意趣，兜地上心来，在意识上偶然画了一条印痕，吟哦伸纸时，亏它又骎骎好奔赴腕下，这样才凝聚成『池塘生春草』绝唱千古──诗人甚至于说它是有『神助』──的名句。──这便是『秀』。」

赵仲邑注：「从《神思》、《体性》、《事类》各篇中，可以知道刘勰对于学习修养是重视的，对于他在这里说的『思合而自逢』，应理解为学习修养的结果。」

〔三〕　「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只见于冯校本和曹批梅六次本，徐校本未补此二句。其它各种元明刊本均无此二句，当是从宋本补入。纪昀在这两句上方批曰：「精微之论。」

《考异》：「此八字为传抄误脱，上二句应『隐以复意为工』而发，下二句系应『秀以卓绝为巧』而发，非浅笔伪增，宜补入。」

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若闲缓寂寞以为柔澹，重浊剜切以为沉着，艰诘晦塞以为含蓄，野俚辏积以为典厚，岂惟缪于诸义，亦并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

刘熙载《艺概》卷一：「《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

《神思》篇：「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

刘绶松《古典文学理论中的风格问题》：「含蓄与晦涩有别，而明朗也并不是浅露。如果文章本无深意，而仅以僻字拗句文其浅露，则又是值得反对的不良倾向了。所以在贵含蓄而抑浅露的同时，……又重明朗而轻晦涩：『晦塞为深，虽奥非隐。』」

「隐秀」之「隐」和《体性》篇所说的「远奥」并不相同。《练字》篇说：「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这种「字隐」，是由用古奥的字所造成的，所以这种深奥是晦涩的，这并不是真正的深隐的风格。

既然「隐」并不等于晦涩，那就要掌握一定的尺度，要做到「内明而外润，使翫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的地步。诗里不明白说出的意思，别人看了自然明白，是「隐」；别人看不懂，要费很大的劲去猜还猜不透，是晦涩，使人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然而含蓄得不够，又会流于浅露，使人读了觉得缺乏余味。

周汝昌《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总术》（篇）中又特为提醒说：『辩者昭晰，而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而诡者亦曲。』这就是毫厘千里，求秀而流为浅陋，务隐而失之诡曲，则似是而非，流弊滋生了。」

〔四〕　《物色》篇：「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黄侃《补隐秀篇》：「若故作才语，弄其笔端，以纤巧为能，以刻饰为务，非所云秀也。」

《文心杂记》：「钱基博云：隐者文外之重旨，秀者篇中之独拔，而要归于自然会妙。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道生自然，彦和论文之宗旨。晦塞为深者，孙樵、刘蜕是也，至樊宗师而极。雕削取巧者，徐陵、庾信是也，至王杨卢骆而甚。」

傅庚生《文学欣赏举隅》：「隐之工者，含蓄而幽远，耐人玩味，而弊在或失之奥塞；秀之工者，俊逸而疏快，妙比天成，而弊在或失之奇突。沈伯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所议为允也。……

「文学之极诣，必有其辞足以载其意，其意足以贯其辞。呕心以为秀者，必取其辞能为辅；溺思以为隐者，必希其意可以畅；悖此则或流于汗漫迷所归，或嫌其堆砌邻于晦矣。」

又：「意境，主也；辞句，宾也。意高而辞不足以起之，则主慢宾客矣，失之奇突矣；辞炼而意不足以帅之，则喧宾夺主矣，失之奥塞矣。辞意之中倚，实隐秀之得失也。」

黄海章《刘勰的创作论和批评论》：「譬如扬雄的文章，假艰深以文浅陋，不能说他是『隐』；颜延之的诗篇，错采镂金，不能说他是『秀』。这种界线是要划清的。」

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一〕；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二〕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三〕。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四〕，盖以此也。

〔一〕　《原道》篇：「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郭注：「『自然会妙』，苏东坡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即此意。」

〔二〕　「缯」，帛之总名。

《文学赏鉴论丛论文学的隐与秀》：「这篇的主旨，不外两层意思：第一，是论文学的风格有隐与秀的不同；第二，是说隐可以『润色取美』，秀却要『自然会妙』。」

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司空图《诗品》品『自然』之格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诗之挺秀者也。品『委曲』之格云：『登彼太行，翠遶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凤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诗之蓄隐者也。大抵文学之造深着痛快之境者，其触发文思也骠疾，『俯拾即是』，妙夺天工，秀之美者也。文学之擅委曲含蓄之场者，其细绎文思也纡徐，『如幽匪藏』，曲尽人意，隐之美者也。」

〔三〕　皮朝纲《从文心雕龙隐秀篇看刘勰的美学观》：「英华曜树之美和朱绿染缯之美──谢榛《四溟诗话》：『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见。譬如松篁之于桃李，布帛之于锦也。』周紫芝《竹坡诗话》引东坡语：『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韵语阳秋》：『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平淡而有思致』，『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刘勰所主张的『自然会妙』，就是这种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境界。《说诗晬话》：『经营而反于自然。』刘勰所要求达到的『自然会妙』，正是这种点化后的自然。」（《四川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四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自然美和人工美并重。「自然会妙」的，象树上的花朵，「浅而炜烨」，就是说色浅显而光采照人。「润色取美」的，则象绸子上染的红绿色一样「深而繁鲜」。只有「雕削取巧」的过分修饰，才是「虽美非秀」的。《夸饰》篇里提出：「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只有在内容空乏或在毫无内容的情况下，文章才过分地强求雕饰，这就是「雕削取巧」，它和「润色取美」是不同的。「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是说如何形成「秀句」；「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是说如何形成「隐篇」。「朱绿染缯，深而繁鲜」，是说的「隐」；「英华曜树，浅而炜烨」，是说的「秀」。这就是「辞浅而义深」，「隐」与「秀」相反而实相成的道理。

黄侃既没有看清「润色」和「雕削取巧」的区别，又没有看出「润色」和「隐」的关系，他所作的《补隐秀篇》说：「故知妙合自然，则隐秀之美易致；假于润色，则隐秀之实已乖。故今古篇章，充盈箧笥，求其隐秀，希若凤麟。」（《文心雕龙札记》）又说：「隐秀之篇，可以自然求，难以人力致。」（同上）这样把「隐篇」和「秀句」混为一谈，而完全否定了润色的作用。

〔四〕　「侈」，多也。《管子侈靡》：「善而末事起不侈。」注：「侈谓饶多也。」

「隐篇」二句是据曹批梅六次本，其它各本都把这两句话错简成一句「秀句所以照文苑」，就使人难以索解。纪批：「此『秀句』乃泛称佳篇，非本题之『秀』字。」这简直是望文生义，无法自圆其说。

《斟诠》把「秀句」臆改为「隐秀」，仍然是「夔之一足」，不能自圆其说。

「文苑」、「翰林」就是文坛。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文坛上所以有这许多「隐篇」、「秀句」光彩照人，是「自然会妙」和「润色取美」的结果。

第五段说明隐与晦涩、秀与雕琢的区别，以及「自然会妙」与「润色取美」的关系。

赞曰：深文隐蔚〔一〕，余味曲包〔二〕。辞生互体，有似变爻〔三〕。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四〕。动心惊耳〔五〕，逸响笙匏〔六〕。

〔一〕　「蔚」，指文采而言。此句谓深刻的文辞含蓄而多彩。

《斟诠》与王更生《文心雕龙范注驳正》臆改此句为「文隐深蔚」，与下句「余味曲包」失去对偶，不足信。

〔二〕　「曲」，指曲折、隐僻。黄侃《补隐秀篇》：「夫文以致曲为贵，故一义可以包余。」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所谓味在「咸酸之外」，就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文学赏鉴论丛论文学的隐与秀》：「《二十四诗品》论《含蓄》一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就是象征『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妙境。『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含蓄的主宰仍然在作者内蓄的思想感情，浮者自浮，沉者自沉。……

「隐美就要含蓄不尽，秀美则是不恤说尽的；前者说尽了就是『续凫』，后者偏不说尽就是『截鹤』。韶秀的作品，我们虽不相信是『神助』，却需要真地由作者『触着』，写出来便能『状溢目前』。……含蓄的作品，要作者通过生活的感受，在思想感情上真地有所蓄积，虔诚地写出。有时并不是故意要掉笔花，却自然而然地象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般，『情在词外』，特别耐人咀嚼。若只是假意地半推半就，含糊其词，就难免要模糊晦涩，令人如在雾里看花了。……

这种文学艺术的风格，好像光莹温润的美玉，它映射出光莹的特质，便是秀美；包韫着温润的特质，便是隐美。极诣的作品，会炫惑了我们的眼睛，摘不出哪一句是秀，也辨析不出它是在怎样地孕度着隐。……严沧浪所说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说的便是天人合，隐秀参的境界；只可惜把话说得有些虚玄，未免也『不可凑泊』了。」

钱锺书《谈艺录》：「沧浪不云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意若曰：短诗未必好，而好诗必短。意境悠然而长，则篇幅相形见短矣。古人论文，有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曰『读之惟恐易尽』。……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排律所谓『篇终接混茫』者是也」；又「意境有余则篇幅见短」。「按此意在吾国首发于《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又谓『余味曲包』。少陵《寄高适岑参三十韵》有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终而曰『接』，即《八哀诗张九龄》之『诗罢地有余』，正即沧浪谓『有尽无穷』之旨。」

〔三〕　《斟诠》：「言辞之内在本情与外在纤旨，互为体用，其寓意托兴，有似卦象之两体，互为爻变。」牟注：「『辞生互体』二句：指意义深富而含蓄的文辞，也像《周易》卦爻的变化一样，可以产生『取义无常』的作用。」

〔四〕　深隐的内容，不是在篇中平均分布的，而是要把极度繁复的思想感情，通过一个着力点透露出来，就是所谓「言之秀矣，万虑一交」，这样才显得言有尽而意无穷。

〔五〕　斯波六郎：「枚乘《七发》：『涌触并起，动心惊耳。』」

〔六〕　《校注》：「按《文选》古诗『今日良宴会』首：『弹筝奋逸响。』」

《斟诠》：「言此种契合天机之音声，足以惊心动听，宛若具有十三管之笙匏之吹奏，不同凡响也。……笙匏，乐器名，古以匏为之，共十三管，列置匏中，施簧管底，吹之发声。」

应劭《风俗通义声音》：「音者，土曰埙，匏曰笙。」按秀出之句，是说它超出于其它部份之上，而特别能震人心弦，所以形容它说「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本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古今图书集成考证》考《隐秀》篇云：「案此篇『澜表方圆』以下缺一叶，《永乐大典》所收旧本亦无之，今坊本乃何焯校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提要：「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椠本，抄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

纪昀评：「癸巳（一七七三）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出伪撰。」又云：「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锻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锺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元本缺之。」

黄侃《札记》：「详此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虑』；即补亡者，亦知不劳妆点，无待裁镕；乃中篇忽羼入『驰心』、『溺思』、『呕心』、『锻岁』诸语，此之矛盾，令人笑诧，岂以彦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杂，举证之阔疏，又不足诮也。」

按《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扬雄辍翰而惊梦」，这是根据桓谭《新论》来的。《新论祛蔽》篇说：「余少时，……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扬）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虑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见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才略》篇也说：「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而竭才以钻思。」这些都和《隐秀》篇补文中所说的「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的状态是一致的，不见得刘勰「呕心吐胆」这句话就出于李商隐《李贺小传》中所说的「呕出心肝」。又按《神思》篇说：「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这是说：张衡写《二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据《后汉书张衡传》）。左思作《三都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这和《隐秀》篇补文「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正可以互相印证。欧阳修《六一诗话》论周朴诗说，当时人称周朴写诗「月锻季炼」，那比刘勰说的「锻岁炼年，奚能喻苦」分量要轻得多，不见得《隐秀》补文的「锻岁炼年」一句话是从欧阳修来的。见到《隐秀》篇和锺嵘《诗品》卷上都曾称班婕妤为「匹妇」，就说《隐秀》篇补文是抄的《诗品》，尤其不成理由。至于纪批说：「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这尤其荒唐。鲍照《鲍氏集》卷四有《效陶彭泽体》诗一首，怎么能说「六朝但有征士之称」呢？纪评所说「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这也是很武断的。实际上具备「隐秀」这两种风格特点的作品，主要是诗歌，那么在这补文里举的隐秀的例子，都是诗篇和诗句，又有什么与全书体例不合之处呢！

周汝昌《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以下简称「《新议》」）：「他（纪昀）说『呕心吐胆』这种话像是从李商隐所作的《李贺小传》中『呕出心肝』来的。又说『锻岁炼年』像是从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岁锻季炼』而来的，等等。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疑』，而不曾另有良证确据。……难道不可以『疑』成相反的可能：李商隐所写的那种怎见得就是『首创』，……又安知不是从彦和之语化生而来的呢？……刘彦和说了很多『镂心』（《情采》），『镌思』（《才略》），『疏瀹五藏（脏）』（《神思》），『雕琢情性』（《原道》）的话，为什么纪氏不疑『词殊不类』？为什么一到『呕心』，便非说这是从李义山偷来的不可呢？……『左思练《都》以一纪』（《神思》），不是也和『炼年』相近吗？为什么非说它是从欧阳修《诗话》偷来的不可呢？……

「纪氏的另一个疑点是：『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这实在也不成为很坚强的论据。比如《比兴》篇，如何又去论传记？《声律》篇，怎么又去绳经史？《比兴》篇虽兼论诗赋，慨叹赋不及诗，实以诗为主眼。《声律》自然也可包括铭赞之类，但主要精神仍然是说诗篇的事。……依此而言，『四百字』之内，又要立论，又要举大量经史子集之种种例，那非得『宋本』原『脱两板』才对了！纪氏的逻辑性都不严密，一先假定『匹妇』一语是偷自锺嵘的，对不对他不管了，紧跟着就又判决：刘勰『成书于齐代』，怎么会采及梁代锺某之语？你看，这也成为一条证吗？

「最近的疑伪论证新提出的一条理由是，补文中的主张呕心锻岁的刻意而求，与彦和『自然会妙』相违反，可见其伪。……这样议论……可能太执一端了。试看，彦和本篇的结束就是『两扇』并举的，一是『自然会妙』，有如卉木耀英华；一是『润色取美』，好比缯帛染朱绿。对这两种隐秀，彦和并未轩轾，只说一个『浅而炜烨』，一个『深而繁鲜』，同是『照文苑』而『侈翰林』的。事实明明白白，天工人巧，常须凑泊，谁说彦和是主张一味『自然』的呢？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读读补文，可以看出他是说，隐秀应为立意之士、工辞之人所刻苦以求之事，而此人工，可侔天巧。这正是彦和的理论主张的一贯性。」

按皎然《诗式》卷一《取境》条说：「『不要苦思，苦思则伤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伤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珠，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含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此似易而难到之例也。」（按此条系引皎然《诗议》）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也说：「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这都说明貌似自然的作品有些是锻炼而来的。或谓：「锻炼一词，唐以前多用于给人制造罪名讲。」恐也未必。

《论衡率性》篇说：「冶工锻炼，成为铦利。」就不是给人制造罪名。刘勰对《论衡》是很熟悉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沿着这个路子，而用为诗文的锻炼呢？文学作品的锻炼，主要指的是文字的修改加工。方干《郑明府诗》：「文章锻炼犹相似，年齿参差不较多。」就是指文句的加工。在诗文修改过程中，苦心锻炼是不足为奇的，何况是比较深隐的作品呢？

周注又谓：「刘勰在《原道》里提出『自然之道』，在文体论、创作论里多次提到『自然』，这是他论文的宗旨之一。因此『呕心吐胆』，『锻岁炼年』是违反他主张自然的论文宗旨的，不是他的意思。」

周汝昌《新议》：「《文心》一书，上半部是『文体』，下半部是『文术』。其中一篇，就叫《总术》，试听其言：『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所以他的主张是：必须像弈者，『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可见他从来不曾倡导『纯任自然』。就算是『自然会妙』吧，那也必须是精于文术的作家，作够了『按部整伍』的工夫之后，才能有『以待情会』的结果。……所以，在彦和看来，文学创作都是『精虑』而『造』，哪有真正不『虑』而成『文』的人和事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再看补文，就不应认为它与彦和的『创作思想』『文艺理论』有什么抵触难通。补文中所显示的层次是：「（一）先比作烟霭、容华；（二）随即指出烟霭容华是天然的，而文学并不是靠天然；（三）所以才要刻意于隐秀之方，研练之术；（四）这种『人巧』的文，也与『自然』同为至美，所以说『不让乎天工』，『有同乎神匠』了。

「在此，我们还应回顾彦和在刚一开卷就说的──『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而《隐秀》正谓『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矛盾』『冲突』，正是相反相成，一事两说。彦和意谓：天然的美，象是人间的良工巧匠画出织成的那样绮丽，而人间的文，也正像天工神匠的创作品一般美妙了。我觉得，这正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虽是互喻，却当然是以『人巧』的『文』为主来讲话的：连那『无识之物』都『郁然有彩』，我们这『有心之器』反能『无文』吗？这种语意，不烦多讲而自明，但是却仍然有人误会，以为彦和是反对『画工』『锦匠』者，只取一味『自然』。而因此之故《隐秀》补文乃为大相径庭云云。这就去事实太远了吧。」

本篇补文的来源，已在《文心雕龙板本叙录》里介绍徐▯校本、冯舒校本、曹批梅六次本和沈岩临何焯批校本时作了说明。详见拙撰《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中《文心雕龙的隐秀论》的第一部份《〈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我们所以说本篇补文是根据宋本翻刻，主要是根据曹批梅六次校定本在本篇末尾所附朱谋（郁仪）的跋语。跋云：

「朱郁仪曰：《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既以注而梓之。万历乙卯（一六一五年）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来过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写寄子庾补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

从补刻的朱谋《隐秀》篇跋语看来，钱功甫家藏书有「万卷楼」之称，钱功甫于万历甲寅（一六一四年）从阮华山买到宋刻本《文心雕龙》珍藏后，第二年（万历乙卯）许重熙就从他家里过录，带给朱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宗室十人》：「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明兴以来，……诸王子孙，好学修行，比西京之刘向者，……未有如郁仪者也。著书百有十二种，皆手自缮写，稿至数易，未尝假手小胥。」而且朱谋从弱冠以来，「手抄《雕龙》，讽味不舍画夜」。在一五九三年写《文心雕龙跋》时，就说已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到一六一五年看到抄补的《隐秀》篇时，就已对《文心雕龙》这部书下了五十多年的功夫了。补的这四百多字如果是假的，岂能瞒得过朱谋的眼力！

值得注意的是增补的《隐秀》下半篇两板，字的刻法和原板有区别，其中「凡」字刻作「●」，「盈」字刻作「●」，「绿」字刻作「●」，「炜」字刻作「●」，都和其它各篇的这些字的笔画不同。最特别的是「恒溺思于佳丽之乡」的「恒」字缺笔作「恒」，这显然是避宋真宗的讳。可见抄补《隐秀》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兹附书影两张，以见这次补刻《隐秀》篇的面貌。（书影见下页）

明朝中晚期还没有根据缺笔鉴定板本的风气，假如阮华山作伪，怎么会伪造得那么周到呢？

明朝人的确有伪造古书和乱改古书的事，但这多半是私家刻书坊干的。像《隐秀》篇的补文，在万历年间迭经许多学者、藏书家和毕生校勘《文心雕龙》的专家鉴定校订过，而且补文当中还有避宋讳缺笔的字，显然是根据宋本传抄翻刻的。而且假如明人伪造这段补文，尽可以完全补起来，为什么故弄玄虚，还要阙十三个字呢？如果硬说补文是明人伪造的，那么朱谋这段跋语也必然是伪造的。为什么这段跋语交代补文的来源这么清楚，而且人证物证俱在。何况朱谋是朱明王朝的宗室，这样高贵的王孙，有谁敢伪造他的跋语呢？

杨明照谓宋本《文心雕龙》「不仅明清公私书目未见著录，其它文献……也无一语提及」。其实不然。本篇上引补文的校语，字句颇有出入，根据不像出于一本。如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九跋云：「《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康熙庚辰心友（名煌）弟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这个「旧本」，可能就是从宋本系统来的。

清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胡夏客曰：『《隐秀》篇书脱四百余字，余家藏宋本独完。』……夏客字宣子，海盐人孝辕先生子也。然据所录补四百余言，尚不无鲁鱼。爰复为校订，录于简端。」杨明照根据何焯说胡夏客的父亲胡震亨没有看见宋本《文心雕龙》，就断定胡夏客家藏宋本《文心雕龙》也是假的。其实胡震亨没见过的本子，胡夏客完全可能入藏。朱谋到了晚年才看到宋本《文心雕龙》，也说得很明确。至于说钱允治、朱谋等为什么对宋本《文心雕龙》的其它篇章没有进行校勘，我们用冯舒的跋语来作答复，那就是「别篇颇同此本」，用不着一一列举了。

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刘彦和《雕龙练字》篇有云：『……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有别风。』（今本脱此二句，宋本有之）」可见卢文弨也见过宋本。怎么能说所有文献「无一语提及」呢！

周汝昌《新议》：「若论此事，也不能孤立简单地对待。今世所存『宋本』，作作统计，是否每部书都是前有来龙，后有去脉，著录分明，略未湮埋迷藏过的？有无忽得一宋本，未详何自，而且非赝鼎可比的？因为钱功甫第一次发现是『得阮华山宋本』，宋本者，应指刊本，而非影写和抄写本，……。抄本当可窜入明人伪托之文词。若是刊本，是否有明仿宋板之书？或某书真有过全部基本宋板而个别篇页抽换或楔入伪品之例？此在专家，考论若能加详，说服自然较力，否则只执着于该书之『宋本』未详来去之迹，即认为『可疑』──进而断其为伪，恐怕从论证方法上说，是稍嫌粗略孟浪的。

「又如，有人说：『今所见元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其款式当出宋本，则所脱一叶当为四百字；今明人抄补者乃为四百十一字，即此亦足以知其为伪撰矣』云云。……断谳者的依据是差了『十一字』，比四百字的涵量要『超溢』，而朱（谋）氏清楚记明了许自钱处得宋刻原本实缺『十三字』。那么，所谓缺十三字，不知是否都是『占了格子』的？如果缺文就是指文词缺漏不具，那个所缺的『十三字』与所『溢』的『十一字』，岂不正说明问题？十一与十三之差只是两个格子的事情，则可否是空格或墨钉的『占位』？……如果有可能是如所拟的情形，则『四百十一字』在那一板面上又是完全『容纳』得下的了。」

《札记》：「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

周汝昌《新议》：「张戒在其《诗话》中，一共有两次引及了彦和的《文心》，在卷上，有一处说：『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刘彦和在什么时候说过了『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这样的九个字的原文呢？──那么，……又是什么理由使黄氏等人一眼认定并一口咬定那『隐秀逸文』十二个大字就是『宋本《文心雕龙》原文』，并且如此铁案，不可动摇的呢？……

「张戒所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不是原文，也可以从《隐秀》始终未逸之文来审辨。盖彦和在文章开始，已经为隐为秀下了『界说』。即：『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后又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补逸文）。那么，刘彦和还要在『原文』中另一处第三次地为隐秀下定义吗？……张戒……所谓『情在词外』，其实就是指原文的『义生文外』的话。……至于所谓『状溢目前』则字面现象上是传本《文心》此篇中所无的，可是已经补逸的文字中，则确乎有『远山烟霭』『娈女容华』的比喻，又说：『挥之则有余。』这不正就是『状溢目前』的意思吗？假令彦和原文实在只有『独拔』和『卓绝』是说『秀』的话，那么张戒这位宋人当然是留不下『状溢目前』的印象了。」

又：「但是我并不是即此认为钞补之文毫无问题了。这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字太多。……这些『空字』处，今存的补文都不高明，肯定是后来妄人为『求全』而以意填入的。这些坏字，当然增加了纪昀等人的『词殊不类』的感觉。……将所感觉到的疑点，统统归结到一个『明人伪托』上去，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容易造成是非颠倒的思想方法。」

文心雕龙义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