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岩易传卷八　　　　　　宋　张浚　撰

译包牺氏的智慧，并不是不能教天下人使用耒耨、使他们以粮食为食；但包牺氏只设置了网罟，必定要等到神农氏才制作耒耨，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时势和条件还没有成熟，百姓的心还没有把它当作便利之事，圣人不会抢在时机之前强行推行。所以，《易》不过是顺应时势罢了。顺应时势而变化，以奉行天心；变化通达而尽得利益，道于是才能施行。这正是《易》所以神妙的地方。风雷组成益卦，有木被风雷发动的象。巽卦之木在上，成就砍削、弯曲木材的功用；坤土承载于下，兴起农耕稼穑的利益。这就是圣人教导天下、使天下受益的道理，所以说“这是取法于益卦”。噬嗑卦以雷电构成卦体，离为日，此卦又由巽变来。巽有接近、贸易获利三倍之义，所以说“中午设立市场”，使天下百姓到来；坤为众，承接于下。聚集天下货物，是离卦附丽、聚合之义。先咬合而后合拢，合拢之后再决断，天下人通过市场之道交往，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是取法于噬嗑卦”。唉，圣人有所创制，必定首先考虑生养天下。包牺氏制作网罟，神农氏制作耒耨，无不以使天下生存、得到养育为本心。这就是圣人的仁德。至于中午设市、招致百姓、聚集货物，以尽物资之利，其中也有义理存在。那么，圣人所行的义，难道也以利益为根本吗？回答说：“圣人所谓的利益，是使天下彼此互相获得利益，并不是后世那种只图利于自身、利于本国的做法。”否则，乾卦为什么要取元、亨、利、贞这四种德呢？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教化使百姓适应并认为合宜。《易》说：穷极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能得到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大概是取法于乾坤。上古时代，百姓只知道求生和养育自己。黄帝、尧、舜以自己的心体察百姓的心，又以百姓的心体察天地的心。事情有不得不变化的地方，但其中的道理，百姓并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而然地神妙运行。圣人并不是凭私意去改变事物；《易》穷极而变化，本来就是顺应自然，有些事情是不能不顺应的。怎么知道这是《易》穷极了呢？网罟、耒耜兴起，又辅以招致百姓、聚集货物的事情，百姓有了粮食便趋逐利益，于是争讼由此产生，巧诈虚伪也由此兴起。这就是《易》的穷极，怎么能不变化呢？变化所以通达，通达所以长久。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黄帝、尧、舜神妙教化的表现吧？在上身的叫衣，在下身的叫裳。衣裳的制度，是在上位者无为而向下显示的；礼法的教化，是在下位者不待言说而实行的。争讼因此止息，巧诈虚伪因此消除。这样的天下大治，谁能抵挡呢？” 乾坤分别尊贵和卑下，这就是衣裳所象征的意义。剖空木头制成舟，削尖木头制成楫。舟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行的地方，把物资运到远方，以利天下。这大概是取法于涣卦。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运送到远方，以利天下。这大概是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并敲击梆子，以防备暴徒来犯。这大概是取法于豫卦。截断木头制成杵，挖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这大概是取法于小过卦。弦木制成弓，削木制成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慑天下。这大概是取法于睽卦。上古时代，人们住在洞穴中并居处野外，后世圣人改用宫室，上有栋梁、下有屋檐，用来抵御风雨。这大概是取法于大壮卦。古代安葬死者，只用厚厚的柴薪包裹尸体，埋葬在旷野之中，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这大概是取法于大过卦。上古以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得以治理政事，万民因此得以明察。这大概是取法于夬卦。以上这些都是变通之道，也是时势所应当做、不得不如此的事情。从包牺氏直到尧、舜，他们用来使天下生存、得到养育并教导天下的道理已经具备了。古时百姓直到老死也彼此不相往来；黄帝、尧、舜以来，洪水既已平定，百姓能够居住在平整的土地上，鸟兽的祸害被除去，农耕稼穑的功效显著，人口逐渐增多，那么设置舟楫来渡过不通之处、区别牛马来承载远方重物，难道可以一日停止吗？设置重门、系置梆子，是为了防备侵凌；截木制杵、挖地为臼，就能使食物充足；弓箭的功用，是为了威慑天下，于是兵器由此设置；宫室的制度，是为了使人安居；棺椁的使用，是为了安葬死者。最终采用书契，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没有书契，这些事务就无法施行。唉，考察十三卦制器的次序，圣人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在这里已经完备了。它先后、本末的合宜之处，考察它可以作为法则，运用它可以实现治理。即使历经几位圣人，也好像出自同一个圣人的心；天下四海之人的心，没有不因此安定的。圣人没有私心，而是以天为心；天时尚未到，圣人不抢先；天时已经到，圣人也不落后。这正是神妙教化的奥妙所在：与百姓同心，却有令人无法测度、不能识知之处吗？凡是取木为象的卦，都来自巽卦，有的则是因为卦体中互卦显现而取象。涣卦的卦象是风行水上，乘木可以取得功效，所以舟楫取象于涣卦。随卦中乾坤互相完备，动而喜悦、顺势而随，所以牛马取象于随卦。豫卦中艮、震交替显现，互卦坎在中间，有预先防备意外的含义，所以重门取象于豫卦。小过卦中震在上发动，艮在下止住，有以过度之力来救济万物的含义，所以臼杵取象于小过卦。睽卦中水火各自发挥作用，兵器的象显现出来；天下彼此睽离，不用兵器靠什么威慑呢？所以弓箭取象于睽卦。大壮卦中阳实在下承载，阴虚在上覆盖，含有宫室之义；宫室以坚壮为美，所以宫室取象于大壮卦。大过卦中上下互为巽卦，阳气藏在其中；其中有送死的意义，即使看似过度也不妨碍，所以棺椁取象于大过卦。至于夬卦的书契，取义在于决断；如果不建立书契，器物和政事凭什么相通？最终取法于夬卦，意义并非苟且。这就是十三卦取象制器所应当重视的地方。所以，《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模拟、象似。彖，是一卦的材质和体段。爻，是效法天下万物运动变化的。因而吉凶产生，悔恨和忧吝也显现出来。

译《易》无非是建立在象数之上，象已经具备了。至于使它神妙而明白，就在于圣人实行象的道理。所谓象的来源，是以天为根本，由人完成。而且，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圣人建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又在卦象上系辞来完全表达言语。因此，言语必定要模拟卦象，卦象又必定要参会于心意。后世学者却想舍弃象而寻求言语和心意的旨趣，怎么可能得到呢？彖辞论述一卦的卦体，而道的变化运动则在爻中得到效验；吉凶因此产生，悔吝因此显现。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若舍弃这些，确实就没有办法在世间施行了。孔子在十三卦制器之后系辞，发明爻象深藏的意义，显示吉凶如何产生。大概是为了说明圣人有所创制，都是顺应时势、奉行天道来兴起大利，并不是任凭个人私智去做。这就是所谓得到上天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的原因吧？阳卦为什么阴爻多，阴卦为什么阳爻多？阳卦为奇数，阴卦为偶数，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呢？阳卦是一位君主和两个百姓，是君子的道；阴卦是两个君主和一个百姓，是小人的道。阳是乾道、天道、君道、父道、夫道；阴是坤道、地道、臣道、子道、妇道。广大而能够专主的属于阳，细小而不能专主的属于阴。能够专主，所以所统辖治理的众多；阴则相反。所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都是为了说明阳大而阴小。观察阴阳的道理，得失便可以明白，吉凶也会显现。因此阳贵在刚健、强健、倡导；阴贵在柔顺、顺从、和谐。《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只从属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呢？天下虽然同归一处，却有不同的道路；虽然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呢？” 圣人在这里阐明归于一理的意义。咸卦九四处在二阳爻之间，心思纷乱地牵挂着二阳，二阳也因同类而跟随它。唉，咸卦感通的道理真是广大啊！圣人所以成就天地、养育万物，根本都在这里。追究其最根本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私心杂念从中间生起。因此，大中至正的道理才能在天下大为彰明，施及蛮貊之地，没有不被感化的。九四向二阳致思，固然没有失去正道，但这种私狭的心思，大概还不足以完全体现咸卦感通的道理。天下虽然广大，义理本来同归，道路本来一致；如果真能以至公之心为心，那么到哪里去又会有不通达的地方呢？太阳西去，月亮升起；月亮西去，太阳升起。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了。寒气退去，暑气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了。退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便产生了。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实际运用；善于运用而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增崇德性。超过这些以后，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了。穷究神妙、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这些都是圣人极力论述同归一致的道理。观察天地、验证万物，它们往来相推、屈伸相感，没有不是自然运行而其中确实存在精妙义理的。因此日月交替运行，大光明由此显现；寒暑暗中迁移，一年的功业由此完成。没有退去，来到的怎么兴起？没有屈曲，伸展怎么显现？往来屈伸彼此循环往复，从而成就最大的利益。道路虽然有不同的趋向，最终却归于一处。若在营营的思虑之间，想凭自己的私智把意图施加到行事上，难道不是严重违背天理，又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所以尺蠖的行动，是先屈曲才求伸展；龙蛇的变化，是先蛰伏才保存自身。天地之间，万物各有各的道理；圣人广泛观察物理并用于自身，进退的合宜、精神的安顿，哪有不与道相吻合的呢？因此，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曲尽天下的道理，因而运用于实际、达到利益；使自身安定，是为了深切体会应对变化的道理，因而德性得到增崇。正如尺蠖屈伸，是以屈求伸；正如龙蛇蛰伏，是以蛰而存身。总是顺应自然，不违背天心。超过这些以后，道便通于神妙，天下从中得到利益，却不知道利益何以产生，所以说“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这样就能穷尽万物的神妙而没有遗漏，知晓天地的变化而不昏昧；德性的盛大，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后世学习圣人，应思考圣人为何屈曲，探求圣人为何蛰伏；神妙变化之道若能在自身得到，那么对于经纬天地、利益万物，也许就差不多可以做到了。《易》说：“困于石头，依靠蒺藜，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该困顿的地方却困顿了，名声一定受辱；不该依靠的东西却去依靠，身体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还能够见到吗？” 圣人出仕而施展作用，最忧虑的莫过于小人可能成为自己的祸害。从“困于石头，依靠蒺藜”以下，深入说明小人的情状，反复严厉地说，达到两次、三次，希望世上的小人知道戒惧而改过悔悟。圣人忧虑天下后世的心，难道不是仁厚的吗？其中的义理在爻辞的解说中已经详尽说明。《易》说：“王公在高墙之上用箭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物，射它的是人。君子把器物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因此一出手就有所收获。这句话说的是具备器物之后才行动。” 遇到事情却没有相应的器具，君子不去做；有了器具却没有相应的时机，君子也不去实行。所谓君子，只是致力于穷尽天道和人道罢了。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害怕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会受到劝勉，没有威势就不会受到惩罚。受到小的惩罚而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上戴刑具而遮没脚趾，没有灾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肯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遮掩，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上重刑具而遮没耳朵，凶。” 唉，圣人论述小人的情状，到这里已经没有遗漏了。小人只是欺骗自己的内心，也欺骗上天，所以做不仁不义之事时毫无惭愧；追究他的用心，不过是为自身谋利。只要身体能够安逸，他就冒险蒙昧地一定要图谋取得，哪里还会顾及上天呢？如果不是先用利益来劝导他，及早用威势来惩戒他，他将会放纵地做尽自己想做的事，把大恶留给千百年之后。因此圣王奉行天道处理政事，施行赏罚，在恶念萌芽时便折断它，在细微处便堵塞它，断绝它的根源。这不只是为了不让小人的恶行施加于天下，也是要用警惧来保全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走到“遮没耳朵”的凶险地步。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在小人刚刚兴起时，就说他们还不能造成什么祸害，于是轻视而不加过问吗？

译孔子说：“危险，是因为处在安定自己地位的人；灭亡，是因为只保守现有生存的人；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治理时不忘记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它将要灭亡了，它将要灭亡了，就像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大人要使否塞止息，应当在否塞尚未形成之前。正因为把天当作自己的心，而不把个人当作自己的心，所以能够不灭亡。忧虑灭亡的心如此真诚，念念不忘，难道还会有过分的举动吗？“苞桑”的意义见于爻辞。孔子说：“德性浅薄却身居尊位，智慧狭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微弱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得很脏，凶。”说的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自古以来，处在台鼎重任上的人，德、智、力三者只要有一项缺失，就不能胜任所做之事，更何况三者都不足呢？宰相以德为主；有德而没有智慧，就不足以应对变化；有智慧而没有力量，就不足以镇定浮动。至于德性没有建立，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感通天地、协调人事，使天下达到治理。德性难道不是最可贵的吗？鼎卦九四以阳爻承接阴爻，所处位置不中不正，又向下与阴爻相应，这是德性浅薄；其位置在离卦明体之下，这是智慧狭小；互卦为兑，兑有毁损之义，这是力量不足。孔子说：“知道事物将要发生的微妙征兆，难道不是神明吗？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不就是知道征兆吗？征兆，是事物运动的细微开端，是吉祥预先显现的迹象。君子看见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守正而吉。’既然坚定如石头，哪里还需要等一整天？事情的决定显然可以看出来了。君子能知微，也能知显；能知柔，也能知刚，是众人的希望。” 静止不动的功夫在内心完成之后，光明所照之处，自然能够从心中获得对细微征兆的体察，哪里会有照察不到的地方呢？不必等到深思以后才得到。君子获得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知道这个道理就够了。处世而行动，能与吉祥相应、预防祸患的方法，难道不是神妙吗？当天下处在喜悦安乐之时，六二居于大臣的正位，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以中正之道使上下相互信任；向上合于天，不会有依附的嫌疑；向下没有轻狎亲比的过失。这样既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又能使礼行于朝廷；以细微显著、以柔济刚，运用中道，可以折损权势的气焰，消除淫逸的心思，对于治理豫卦所象征的安乐局面大有补益。唉，读《礼传》《大学》篇，君子知微知几的道理，大概全都在这里了。学习者怎么可以一天都不读这部书而忽视它呢？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最接近道了吧？有了不善，未曾不知道；知道了以后，未曾再去做。”《易》说：“回头还不算远，不会带来大的悔恨，大吉。” 众人所忧虑的事情，颜子不把它当作忧虑；圣人所喜乐的事情，颜子自己能够得到其中的喜乐。他内心的虚静，可以想见。不善之念来到时，难道不是端坐而照见、全都明白了吗？就像镜子明亮，尘埃自然不能停留；像水清澈，形体自然不会昏暗。这是必然的道理。孔子所说的“不贰过”，是说不再有同样的过失；心中生出正念，正是不远而复的意义。至于圣人能够随心而行，那就又更进了一层。天地之气交互聚合，万物由此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归于一心。归一的作用很大，天地万物能够成就化育功效，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归一的根本在心，心如果真正通达而专一，化育的功效谁能阻挡？三个人同行却减去一个人，难道不是由于道义的感应而造成的吗？如果不能同心，难道容许心思分成两三种吗？这就是周公辅佐成王、盛大建立太平之治时的情形，毕公、召公等人都不足以和他的专一相比。周公损下益上，使上位者得到益处。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心意平易，然后才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提出要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保全。带着危险行动，百姓不会跟随；带着恐惧说话，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基础却提出要求，百姓不会给予。没有人支持他，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持久，凶。” 君子行动，是将要有所作为。自身不安定，就一定会有违背道理的事情，行动能够成功吗？君子说话，是将要发布命令。心意不平易，就一定会有违背义理的话，言语能够使人归正吗？君子向人求取，是为了帮助治理。没有交往基础便提出要求，那么彼此的心已经不同了，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吗？这三件事都发端于内心，表现于自身，而事情顺从还是违背，就取决于天下百姓；这种关系如影随形、如回声相应，确实有不可改变之处。天下人的心本来同一，心法所存之处，不需约定也能相互感应；百姓即使极其愚昧，神理也没有不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同一颗心能够相通。益卦上九说“立心勿恒”，随即招来有人攻击的凶祸。孔子因此在卦辞中系此语，大概是说：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行动、言语、任用和舍弃之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孔子说：“乾坤，大概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性的事物，坤是阴性的事物。阴阳结合其德性，刚柔形成各自的形体，以体现天地的创制，以贯通神明的德性。《易》所称举的名称虽然纷杂，却不超越义理。考察它所归属的类别，这难道是衰世的心意吗？” 乾坤的数既已确立，《易》便由此运行；彼此相应、相感，阴阳具有交往贯通的德性；有时用九，有时用六，刚柔各有不可改变的形体。德性相合而形体分开，卦象于是建立。天地的创制由此体现，神明的德性由此贯通，天地之间的形貌、声音、颜色，没有不是自然创制的。刚柔交替居处，天地的创制完全显现在卦象中；卦象建立之后，神明的妙用就可以由此寻求，于是德性得以贯通。君子效法这一点，因而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的道理，在这里都完备了。所称的名称没有超越，本来不外乎一个义理。名称固然有万般差异，义理最终归于一致。圣人先得到那个义理，名称又怎么会超越它呢？唉，在德性至盛的时代，吉凶得失的道理混然为一；德性衰失之后，《易》才兴起，这就是衰世的心意。圣人也是有不得已的地方。

译《易》彰明已经过去的事，察知将来的事；使隐微显现，阐明幽深；为事物确定恰当的名称，辨别万物，端正言语；有了断辞，内容就完备了。它所命名的事物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旨意深远，辞采文饰；言语曲折而切中，所述事情铺陈而又幽隐。它凭借对立和变化来帮助百姓，按照行动说明得失所招致的报应。太极根本在于一，万理都由此融会。过去的事不能隐藏其义理，将来的事不能逃脱其情状；数所涵盖的范围，没有遗漏。所谓使微小显现，就如八物的形象显著而道理却微妙；所谓阐明幽深，就如八卦的卦理幽深而义理得到阐发。确定名称，是为事理命名；辨别万物，是区分阴阳；端正言语，是使言语不失其正；断辞，是用辞语阐明卦象。《易》书一经创作，合并这四方面就大体完备了。它所命名的事物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道所在之处，即使细微如一尘，也可以概括万有。它的旨意深远，与天地同心，不可浅近地求取。它的辞采文饰，根本出于自然，如同四时交错运行。它的言语曲折而切中，是委婉约束，使之归于中道；它所述的事情铺陈而又幽隐，直接铺陈并体察它，就可以通达神妙。圣人怎么会在这些方面斤斤计较呢？有时顺应，有时区别，穷尽常变之道，使天下后世知道应当避开什么、趋向什么，完全走向中正之域，于是吉凶的道理大为明白。《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怀有忧患之心吧？因此，履是德性的根基；谦是德性的把柄；复是德性的根本；恒是德性的坚固；损是德性的修养；益是德性的充裕；困是德性的辨别；井是德性的根基之地；巽是德性的制约。履卦平和而达到中正，谦卦尊贵而光明，复卦从微小处开始而能辨明万物，恒卦杂处万事而不厌倦，损卦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卦不断增长充裕而不强行造作，困卦处于穷困却能够通达，井卦安居其所却能施及远方，巽卦衡量适中而深藏不露。履用来使行为和顺，谦用来制定礼法，复用来认识自己，恒用来专一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尤，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行使权宜。九卦的次序，文王实行了它，孔子确实阐明了它。有人说：履、谦、复使用数一；恒、损、益、困、井使用数三；巽使用数四。又有人说：履使用九，谦使用十。这些都是按照卦的次序来解释，全是主观臆说。文王处在危难的时代，上忧虑天子，下忧虑百姓，急切地增进修养自己的德性，所以从《易》中取九卦的德性来成就自己的德性。文王自身、文王所处的时代、文王所做的事情，其中可以施行的德性，没有超出九卦；文王亲自实行这些德性，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圣德。唉，真是达到极点了！卦取九个，大概是因为变通之道始终不停息。履就是礼。德性没有比礼更大的，礼也没有比亲身实行更大的。亲身实行，德性就会积累，所以说履是德性的根基。德性建立之后，骄矜之心便会产生，这是人的常情。这样就会违背天心和人心，德性也会逐渐堕落。用谦来持守它，德性就会日益增进，所以说谦是德性的把柄。履而能够谦，情欲就可以受到制约，心就可以归于专一，本性就可以复归，道就可以获得。德性的根本由此得到，所以说复是德性的根本。知道复归，却不能恒久保持，内心的安静一定会改变，复归也就没有益处。所以说恒是德性的坚固。能够恒久之后，才能实行损；用损来使内心虚静，不善的端绪因此消磨，所以说损是德性的修养。因为损，所以能益；因为益，所以充裕。充裕先从自身开始，而作用可以施及天下，所以说益是德性的充裕。德性达到益，德性已经成就；如果没有困，德性凭什么显明？所以说困是德性的辨别。在困境中不屈挠，道才能施行；生利、建立大功，也由此兴起，所以说井是德性的根基之地。井的功用向上涌出，施及天下；如果不知道权变，就必然失去中道。用巽来建立制约，中道才能施行，所以说巽是德性的制约。这就是九卦的德性。内心充满中和，德性达到极致，所以说履卦“平和而达到中正”；道在自身受到尊崇，光明遍及上下，所以说谦卦“尊贵而光明”；极其安静、极其虚明，丝毫迹象也看不见，所以说复卦“从微小处开始而能辨明万物”；始终经历万般变化而仍能保持自身，这就是恒卦；处在复杂环境中而不厌倦，在这里克制自己，使天下归于仁，这就是损卦；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德性日日更新，与天地并立，这就是损卦；不断增长充裕而不把它强加于事情，若停滞于道就会不通达，这就是益卦；处于穷困却能够通达，深沉而安静，别人自然会从中取得资益，这就是困卦；安居其所却能施及远方，斟酌而应对变化，其作用不可测度，这就是井卦；衡量适中而深藏不露，这是九种德性的运用。履用来使行为和顺，是在自身上制约行为；谦用来制定礼，是在人际交往中实行礼；复用来认识自己，是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恒用来专一德行，是长久守持自己的道；损用来远离祸害，是使虚伪消退、真诚积累；益用来兴起利益，是先使自己受益再使他人受益；困用来减少怨尤，是把必然的结果取决于天；井用来辨明义理，是随时取用并使之合宜；巽用来行使权宜，是用中正来衡量它。这就是九卦的功效。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离开九卦就无法看出来。否则，不妨在六十四卦中寻找能够成就德性的卦，把它附会为九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易》作为一部书，不可以离开道来理解；它屡次迁移、不断变化而不固定，周遍流行于六个虚位之中，上下没有常定，刚柔彼此变易，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典要，只随变化所趋而适应。它的出入有法度，使外内之事都知道戒惧，又明白忧患；即使没有老师和保傅，也如同面对父母一样。开始遵循它的辞语来揣度方向，似乎已有典常；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运行。《易》用来承载道，在《易》书中却违背它，就是背弃道，凭什么在世间施行呢？《易》根本出于天，起始于数，表现为象，完备于卦，变化于爻，成就于自然。太极之道先于天地，以至虚之体，从中流出万有。圣人在一心之中守护太极，顺应自然，揲取蓍数使它显现，建立卦象来阐发它，设置卦来命名它，画出爻来贯通它。天地神明的道理、阴阳不可测度的作用、万物无穷的变化，从形体颜色到纤细详尽，无不被神理妙用总括而不遗漏。舍弃《易》而谈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几乎会停止；阴阳的作用几乎会泯灭；万物的变化几乎会断绝。因此《易》之道崇尚变化，并不是故意多变，而是数不得不变化，圣人也不能不在《易》中顺应这种变化。

译所以六爻的位置称为六虚；它的道从太极虚中而来，随变化所趋，和天地阴阳之数相吻合。圣人体察并运用这种虚，天下万物因此得到生长。所以爻有变化，并不只是单纯改变，而是刚柔交替推移，出入都有法度，使天下知道应当戒惧的地方，从而明白避凶趋吉的道理；内心凛然，如同面对深渊薄冰，警惕不安，如同登上崎岖山坡，去除不善之心，归从于善，不需要老师保傅，也像面对父母时那样敬畏。唉，《易》对于天下的功用真是深远啊！遵循辞语、揣度方向，是圣人用《易》治理天下的方式。用《易》治理天下，必定要顺应时势；典常的设置，也应合于时宜。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他的心本来就已经不同于太极之道，道能推行吗？道能推行吗？《易》作为一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概括事物的终结，以此作为根本。六爻彼此错杂，都是为了表现时势和事物。初爻的辞义难以知道，上爻的辞义容易知道，这是因为一个在本始，一个在终末。初爻的辞只是模拟事物，最终在上爻完成结局。至于错综列举万物、表现德性、辨别是非，那么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唉，只要概括存亡吉凶的道理，居处的情势就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就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乾卦极其光明，终始贯通，六爻各因时而成；一年功业的运行，千古以来从未停息。因此《易》书的创作，无不依据天地万物的终始来建立其体。六爻的设置、刚柔的交替迁移，并不是故意使它纷繁，而是时势和事物迁移变化，与天地共同终始，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初爻难以知道，是因为事情尚未显著；上爻容易知道，是因为卦象已经形成。错综列举万物、表现德性，刚柔的形体交错复杂而不一致，天地阴阳的德性也由此显明。辨别是非，以合乎中道为是，超过中道为非。德性的极致在中道，是非由此分明。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感应、求取、相应、相亲的道理，完备于中爻，于是存亡吉凶可以坐而明察。唉，《易》道极其广大，运用于天下国家，可以使亡者存、凶者吉；而学习《易》应当从复卦寻求。复归自己的心，使它达到虚静之道，这样才可以学习《易》。做臣子的应当在这里尽心，然后用它来引导君主，这大概才是忠臣所应做的事。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忧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关键在于没有灾咎，作用在于柔顺而居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的区别。柔弱难道就危险，刚健难道就能胜任吗？二爻远离权势，所以有赞誉；四爻接近权势，所以有忧惧。这里所谓远近，是按照权势彼此相当与否来说的。二爻柔顺而居中，大概是皋陶、后稷、契这一类人吧？至于伊尹、周公，则有不能不感到忧惧的地方。三爻、五爻功用相同，诸侯对于天王，功劳本来是相同的。齐威公、晋文公对于周王，有凶险的德行；文王、武王、成王的功劳，难道可以计量吗？文王、武王、成王的德性刚健，所以能够胜任；幽王、厉王、平王的德性柔弱，所以处于危险。《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具三才，并且每一才都分为两爻，所以六个爻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三才之道各有两爻。道有所变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位不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易》创作八卦，天地人的道理都完备其中。一代表天，二代表地，三代表人；把它们各分为两爻，则一、二为地，三、四为人，五、六为天。太极的中道由此运行。中道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所在之处而成为中；它不断变化、不停留，周遍流行于六虚，道由此运行，爻由此存在。所谓物，是刚柔之物；刚柔相杂，形成自然的文理，其中的道理由此成就。天地日月所以运行，阴阳四时所以形成，无不根本出于自然，而人事则效法它。文位不当，是数所统摄的结果。君子趋向中道就吉，小人背离中道就凶。君子常处于吉，小人常处于凶。吉凶的产生，来自文位不合乎中道。因此圣贤运用《易》，便有安定而无危险，有治理而无混乱，有保存而无灭亡，都是为了彰明《易》的本心罢了。既然如此，学习成为圣贤的事业，怎么可以有一天停止呢？《易》的兴起，大概正当殷代末世、周代德性兴盛的时候吧？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对的时代吧？所以它的辞语带有警戒和危险。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轻忽者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万物没有废弃不用。始终保持戒惧，关键在于没有灾咎。这就是《易》的道。唉，读《易》就可以看见圣人的心了。圣人忧虑天下后世的君臣，以及一切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人，不知道敬畏、修养自身，亲自走入安平无事的境域，所以辞语不能不带有警戒。知道危险并对危险保持警惕，就会平安；在危险面前却轻忽它，就会倾覆。平安所以吉，倾覆所以凶。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心法归于一体，与天地共同覆盖运行，周遍流行于太虚之间，没有人知道它的边际。象所显示的内容，万物无不包括；由象寻求心意，道就可以得到。至于爻的终始、吉凶由微而显，全都具备其中。只要有一处失去它的道理，凶和吝就会随之产生。考察卦象、玩味爻辞，把危险当作戒惧，《易》的大道能够在自身得到，这样才可以与天下共同承担忧患、吉凶。它的作用难道不广大吗？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却能知晓险难。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易，却能知晓阻滞。它能够使人心喜悦，能够研察诸侯的忧虑；能够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懈的事业。《易》以乾坤成书，乾为一，坤为二，周遍流行于六十四卦之中。因为一，所以刚健；因为二，所以柔顺。刚健而不繁杂，因此能够知险；柔顺而不艰难，因此能够知阻。险阻是天下最真实的情状，乾坤的爻画在这里发动，险阻的征兆在那里显现。大概阳陷入阴就成为险，阴受困于阳就成为阻。乾坤取得阴阳变化的意义，使险阻明白，从而大中至正之道得以贯通。天下由此开始知道如何避开凶、趋向吉，迅速走向中正之域。能够使人心喜悦，就是顺应天下人的心，并明白显示吉凶；天下人的心谁会不喜悦呢？能够研察诸侯的忧虑，就是精细考察有所作为、有所行动者的忧虑，成就他们勤勉不懈的真诚。诸侯的忧虑因此得到研察。正因为能使人心喜悦，所以才能研察忧虑；难道不是说吉凶之理既已确定，君子于是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了吗？诸侯拥有百姓、人民和社稷，他们所忧虑的是危险，所以特意只说诸侯。至于众人的忧虑，有无、深浅各不相同，本来就不一致。

译因此，变化、言语和行动，吉事有祥瑞；观察事物的象就能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就能知道将来；天地安排好位置，圣人成就其功，人谋、鬼谋，百姓也都能参与并成就其事。圣人从《易》中获得了乾坤之道的简易原则，并把事物曲折复杂的变化充分阐明。云行雨施等自然运行的道理，只有吉而已，没有什么能增加凶险。吉祥的征兆，已经预先显现出来了。观察卦象所反映的事，就能知道器物；器物制成，天下人便能凭借它获利。占问事情，就能知道未来；蓍草排列之后，重大的疑惑便可以由此决断。天地在上下确定了位置，成就万物的才能，实际要等待圣人来发挥。这两者之中，什么在先呢？对于这两者来说，人谋，是人以谋划竭尽自己的智慧；鬼谋，是通过鬼神的谋划竭尽其神妙。圣人制作器物、设置蓍草，难道是任凭个人私意来做的吗？这正是百姓能够共同参与、无不感到便利的原因，一直流传到今天。八卦用卦象来告诉人，爻辞和彖辞用事物的情状来说明。刚柔错杂地处在各爻之中，吉凶就可以看出来了。卦爻的变动要从有利方面说明，吉凶则随着事物的情状而转移。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便产生；远与近相互取应，悔恨和吝惜便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便产生。大凡《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险；或者彼此相害，就会既有悔恨又有吝惜。从八卦以卦象告知世人开始，圣人于是论述《易》的情状。《易》又归于人的本性，但本性的端倪无从看见；爻用来效法事物的运动，情状于是产生。凡是《易》的情状，就是天地万物的情状。刚柔错杂而产生情状，情状产生而吉凶显现。变动从利害上说，吉凶随着情状而迁移。变动是为了成就天下最大的利益，而吉凶的迁移则取决于事物的情状。情状合乎正道就是吉，情状失其正道就是凶。爱恶相攻，远近相取，真伪相感，都是情状的发端。爱恶合乎正道，吉便产生；爱恶不合正道，凶便产生。悔和吝，是吉凶尚未显著时的状态。悔可以达到无悔；在彼此取应之间，只要有一点失正，悔吝就会随之而来，这难道能不谨慎吗？至于真伪相感，端绪非常微小，征兆却非常重大。真情根本在于诚，虚伪一进入便归于邪；感应在自身显现，利害便在事情上形成。《易》书穷尽了天下的真情和虚伪，学者只须以诚意去明察它罢了。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险，或者彼此相害，便既有悔又有吝，这是进一步说明爱恶、远近的情状。圣人忧虑天下和后世而作《易》，所以其中垂示的训诫，纤细详尽，无不完备。唉，真是达到极致了！将要背叛的人，说话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会枝蔓分散。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曲不直。圣人于是论述《易》的言辞。圣人确立卦象以穷尽意旨，设置卦以穷尽真伪之情，系下卦辞、爻辞以穷尽其言语。圣人的言辞以天理为根本，是自然形成的文理，与大道恰相符合。这六种言辞的设置，是针对诸子百家的言论，也是针对异端的言论。诸子百家不明白大道，却在言辞上任意驰骋。只有吉善之人的言辞，虽然还不足以穷尽大道，也差不多能够保持常理，不敢把自己的说法弄得支离破碎。这些言辞都由内心造作，在言语中显现；它们损害道和政，造成的弊病极大，不可不察。观察这六类言辞，再看圣人的言辞，就像日月星辰照耀天空；即使经过千万年，仍然光明显著而不可掩蔽。唉，言辞不过六类罢了；凡天下所有言语，没有不曲尽其情状的。其中一种是吉，五种是凶。对于言辞，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果没有获得合乎大道的中正之理，难道可以贸然写成言辞吗？“将要背叛”，是说背叛天理、背叛大道、背叛事理。明知不可以说却偏要说，明知不可以做却偏要做，所以会惭愧。《紫岩易传》卷八。《经部，易类，紫岩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