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第四章

译天道不过是一种诚的畅通与复归。谈它的发育，虽然好像有意志，实际上却没有意志；谈它的成功，虽然好像可以命名，实际上却难以命名。因此仁的根本在内，而显现于外，这就是“在仁中显现”；元亨是诚的畅通。作用的根本在外，而收藏于内，这就是“在作用中隐藏”；利贞是诚的复归。然而它发育万物时，称为鼓动万物，仿佛天下雷行、万物各得其正，似乎是有意志的；又说它不与圣人共同忧虑，那么四时自行、百物自生，岂不是本来没有意志吗？它取得成功时，称为盛德大业，仿佛日日更新而长久、富有而广大，似乎可以命名；又赞叹说“达到极点了”，那么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岂不是难以命名吗？所谓在仁中显现、在作用中隐藏，是造化的运行；所谓不与圣人共同忧虑，是显仁藏用的自然状态；盛德大业达到极点，是显仁藏用所成就的结果。富有充实叫作大业，日日更新叫作盛德。所谓富有，是广大而没有边际；这不正是生养万物而不可测度吗？所谓日日更新，是长久而没有穷尽；这不正是至诚而没有止息吗？不断产生、不断生长，就叫作易。一开一合，往来不穷，是造化之易；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处所，周遍流行于六虚，是《易》书所说的易。所谓不断生长，是阴阳；而使万物不断生长的，是理。形成卦象叫作乾，显示法则叫作坤。“不断生长叫作易”和这两句，都是兼指造化与《易》书而言。所谓成象，是大略形成悬示的卦象，属于法则尚未确定的状态；所谓效法，是呈现出具体的条理法则，属于卦象已经成形的状态。乾主宰气的开始，坤主宰形体的成就，合起来说，就是不断生长的易。“不断生长叫作易”，类似于说“一阴一阳叫作道”；“成象、效法”，类似于说“承接为善、成就为性”。穷尽蓍策之数以知未来叫作占，通达变化叫作事。穷尽蓍策的数目而知晓未来，就是占，因为事情尚未确定；通达天下的变化而没有穷尽，就是事，因为占问的事情已经作出决定。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就叫作神。阴阳本身不是神，阴阳变化不可测度才是神。一阴一阳，变化没有穷尽，究竟是谁使它如此呢？是神所施为。只有神没有固定方所，所以易没有固定形体。没有方所，就是不可测度；没有形体，就是不断生长。如果神有固定方所，就不是不可测度的神，而不断生长也会有穷尽的时候。以上是第五章。《易》真是广大无边啊！从远处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从近处来说，它安静而端正；从天地之间来说，它无不完备。这里说《易》的广大，是赞美的话。“广”是说没有什么不包容，“大”是说没有什么不贯通。这就是《易》的整体。从远处说，变化的神妙无处不在，没有人能看见它的尽头；从近处说，接触到任何事情和事物，都无不包含最根本的道理，而又寂然贞正、专一不变；从天地之间说，充满六合，万物纷陈，各种事物都完备其中。这就是《易》广大而包容贯通的情形。乾在静止时专一，在运动时直行，所以产生广大；坤在静止时收聚，在运动时开辟，所以广生万物。凡属阳的都是乾，凡属阴的都是坤。《易》书所说的乾坤，各有静止和运动；静止是它们的本体，运动是它们的作用。乾体静止时专一坚实，作用运动时直行通达，这是“大”由此产生的原因。称为“大”，是因为乾为一而实，所以从它的质来说。坤体静止时收聚，作用运动时开辟，这是“广”由此产生的原因。称为“广”，是因为坤为二而虚，所以从它的量来说。圣人说：“乾坤是《易》的蕴藏”，又说：“乾坤是《易》的门户。”《易》的广大完备，难道不出于奇偶两画之外吗？广大与天地相配，变通与四时相配，阴阳的意义与日月相配，易简的善与至德相配。易道的广大，从天道和人事上都可以看见。《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类似天地的发育，所以观察天地，就能看见《易》的广大。易道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类似四时的推移，所以观察四时，就能看见《易》的变通。《易》中阳为奇、阴为偶的意义无不具备，类似日月的往来，所以观察日月，就能看见《易》的阴阳。这三点都是以《易》来配合天道。《易》的乾易、坤简，都是最高的善，类似圣人德行的最高境界，所以观察至德，就能看见《易》的易简。这一句又是以《易》来配合人事。以上是第六章。孔子说：“《易》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崇高德行、扩大事业的。智慧崇高，礼行卑下；崇高效法天，卑下取法地。” 《易》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这里将要讲圣人体会《易》，先赞美《易》道的极致。大概《易》和《书》是用来完备天地人的道理的，而人心中的《易》，就是天地间的《易》。所以圣人借助《易》来崇高德行、扩大事业：观察卦象、玩味文辞，智慧无不明达，德行就崇高了；观察变化、玩味占辞，行动无不顺当，事业就广大了。智慧无不明达，见识就高明卓越，所以说“知崇”；行动无不顺当，实践就笃实稳重，所以说“礼卑”。但圣人知晓智慧和礼，虽然不是拘泥于天地的固定法则，却自然与天地相似，所以又说“崇高效法天，卑下取法地”。天地安设上下之位，《易》就在其中运行。成就的本性持续存在，这就是道义的门户。有天地之易，就有人心之易。所以这里特意举天地来说明人心。天位于上，地位于下，这是相对待的本体，是不易；阴阳变化、往来不穷，这是流行的作用，是变易。不易的本体一旦建立，变易的作用就没有穷尽。观察人心也是如此：已经成就的本性得自于天，并且在人身上持续存在。成性就是知礼，持续存在就是智慧崇高、礼行卑下。知道礼而保存本性，道义就由此产生。就所禀受的本性来说，叫作成性；就人们共同遵循的道路来说，叫作道义。成性是本体，道义是作用。把性存看作道义的门户，可见只要此心常存，智慧和礼就会相互确立，各种善行的产生无不由此而来。有天地的上下之位，然后《易》才能运行；有知礼的门户，然后道义才能产生。人心与天地在本体和作用上的相同，就是这样。以上是第七章。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万物的深奥纷杂，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情状，象征它们各自的适宜，所以称作象。

译天下万物杂乱而同时呈现，无法穷尽；但圣人独能从中有所见，于是画卦来模拟它们的形状情状，仿效它们各自的适宜，称之为象。因此，凡是卦画的交错，无不与万物的形态相似。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事物的运动，于是观察它们的会合与通达，施行常道和典礼，并为爻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作爻。天下的事情纷纭交错，从来没有固定不变；但圣人独能看见其中的运动，于是观察万事的会合与通达，施行常道，并为爻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命名为爻。把“会”与“通”相对来说，会是众多道理汇集之处，通是一条道理可以施行之处；把“会通”与“典礼”相对来说，会通是通达变化，典礼是守住常道。大概能够应变，然后才能守常。说明天下最深奥纷杂的事物，却不可因此厌恶；说明天下最复杂的变动，却不可因此混乱。事物杂乱，确实容易令人厌恶；但杂乱之中存在最深奥的道理，怎么可以因此厌恶呢？事情的变动本来容易使人迷惑混乱；但变动之中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又怎么会因此混乱呢？先模拟揣度，然后发表言论；先审议斟酌，然后采取行动；通过模拟和审议来成就自己的变化。观察卦象、玩味文辞，再据此发表言论，时机适当才说，而所说无不合乎道；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再据此处理事情，行动只在时机适当时进行，而所动无不合乎道。言语和行动无不合乎道，变化的妙处就不只在造化，而也在于自身。所以模拟揣度、审议斟酌，是用来成就自身变化的。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雏鹤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用。孔子说：“君子居于室内，发出善言，千里之外尚且会有人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于室内，发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尚且会有人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施加到百姓身上；行为从近处开始，却显现到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所在。关键一发动，就成为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鹤鸣，雏鹤应和；我有爵位，与你共享”，说的是诚信感通的道理。然而诚信感通，没有比言语和行为更重要的了，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一个人居于一室之中，他说善言，远方尚且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他说不善之言，远方尚且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言语无法掩藏；行为从近处发动而显现于远方，行为也无法掩藏。从君子的角度看，人的言语和行为，就像门有转轴、弩有机括；转轴和机括一发动，可能恰当，也可能不当，而荣辱都由此产生。言语行为善良，即使天地广大，也没有不能感通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谨慎言语和行为，就是所谓诚。君子的内心没有不能感通的地方，也不过就是因为诚罢了。同人卦说：“先号啕大哭，后来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足以切断金属；同心者所说的话，其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 君子对待他人，行为虽然各不相同，但内心却相同。所以从行为来说，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未必相同；从内心来说，两人同心，万物都不能从中离间，即使最坚硬的金属也能切断。同心者的话，意味深长，即使最芬芳的兰花也比不上。可见君子所同的，难道是通常意义上勉强苟合的吗？初六：借用白茅作衬垫，没有咎。孔子说：“东西直接放在地上本来就可以了，却还用白茅作衬垫，能有什么咎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虽然微薄，但用来衬垫却可以表示很重视。把这种谨慎的方法推广开去，就没有什么事情会失败了。” 东西放在地上而得到安稳，已经算是谨慎；又用白茅作衬垫，就是谨慎到了极点。天下的事情，过度通常会有祸患，只有过分谨慎才不会成为祸患，所以说无咎。茅草这种东西虽然微薄，但用它来衬垫却可以表示郑重，何况所衬垫的是深厚之物，而不只是微薄的东西呢？带着这种慎重的心情来应对天下事情，将无论处置什么都不会不恰当。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有好的结果，吉祥。孔子说：“劳苦而不夸耀，有功而不自以为有德，这是厚重到了极点。这里说的是把自己的功劳放低于他人。德是说盛大，礼是说恭敬。谦逊，就是通过极其恭敬来保全自己的地位。”节卦初九说：“言语不出门户庭院，这就是行为有节制。”但孔子在这里又用“言语有节制”来阐明它，因为能够谨慎行为却不能谨慎言语，也不是保全自身的完整之道。孔子说：“创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心理吧？”《易》说：“背负东西又乘坐车辆，招致盗贼到来。”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坐车辆，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会产生夺取它的念头；在上者傲慢，在下者暴虐，盗贼就会产生攻伐的念头。收藏财物不谨慎，是在教盗贼来偷；打扮妖冶，是在教人产生淫念。《易》说：“背负东西又乘坐车辆，招致盗贼到来。”这就是招来盗贼。以上是第八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是天地的数，共五十有五，也就是河图的数。从生数、成数来说，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于天的由地完成，生于地的由天完成。从奇数、偶数来说，一、三、五、七、九是奇数，二、四、六、八、十是偶数；奇数为阳，属于天，偶数为阴，属于地。卦止于八，而数必须达到十，是因为八是阴阳之数，十是五行之数。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有配合。天数共二十有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有五。这就是用来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数。这一节又推明天地之数。天数五，是五个奇数；地数五，是五个偶数。五位相得，是奇数与偶数相得；各有合，是生数与成数各有配合。五个奇数相加为天数二十五，五个偶数相加为地数三十。形成变化，是阳奇、阴偶共同形成的；运行鬼神，是鬼神运行于阳奇、阴偶之中。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四十有九。把它分成两部分，以象征天地；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用四来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余，然后再挂。

译大衍之数五十，就是河图中虚缺的五。河图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数，大衍则是人用来揲蓍求卦的数。称为“大衍”，是因为参天两地而成为五；小衍是十，即把两个五相合；大衍是五十，即十个五。使用四十有九，是放置一根不用，以象征太极；四十九根合于七七之数，然后才能形成蓍策的变化。分成两部分，是把四十九根蓍策分放在左右两手。象征两仪，是用左右手象征天地。挂一，是取一根蓍策悬挂在左手小指之间。象征三才，是用所挂的一根象征人，与天地相配。用四来揲数，是先放下右手的蓍策，用右手每四根一数左手的蓍策；再放下左手的蓍策，用左手每四根一数右手的蓍策。象征四时，是用四这个数来象征四时。归余于指间，是两手的蓍策按四根一数之后，必定有余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的余数夹在左手无名指与中指之间，右手的余数夹在右手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用来象征闰月，就像累积日数而形成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是说前后两个闰月大略相隔三十二个月，处在五年之中。揲蓍的方法先挂一次，数左手并把左手余数夹起，再数右手并把右手余数夹起；一次变化之中总共有五个步骤，必须两次归余，然后重新开始挂一根，所以用来象征五年中的两次闰月。乾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有六，坤的蓍策数为一百四十有四，共三百有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日数。乾坤二篇的蓍策数，是按照除去挂策、扐策之外现存的蓍策数来说的。揲蓍的方法中，三次揲数，挂策和扐策合计十三根，现存三十六根，是老阳之爻；三次揲数，挂策和扐策合计十七根，现存三十二根，是少阴之爻；三次揲数，挂策和扐策合计二十一根，现存二十八根，是少阳之爻；三次揲数，挂策和扐策合计二十五根，现存二十四根，是老阴之爻。但这里说乾坤的蓍策数，是因为《易》以变化为主，所以只依据老阴、老阳来说。若把少阴、少阳也计算在内，那么少阳一爻二十八根，六爻共一百六十八；少阴一爻三十二根，六爻共一百九十二，合起来也正好是三百六十。上下经的蓍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上下经的卦爻，阴阳各占一半。阳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蓍策三十六根，总数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蓍策二十四根，总数四千六百零八。若按少阴、少阳计算，数目也没有不同。所以，经过四个步骤而成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八卦只是小有成就，再加以引申，触类旁通而不断扩展，天下可以做的事情就都完备了。显明道理，神妙地运用德行，因此可以应答万物，可以帮助神化。天道的精妙，本来无法直接看见；但有《易》的文辞告诉人，于是福善祸淫的道理寄托在吉凶悔吝的占断之中，天道因文辞而显现。人事的常态，本来也看不见它的精妙；但有蓍策之数的神妙来决断疑惑，于是人的动静举措之间无不体现天理自然的妙处，人的行动也因数而显得神妙。卦爻之辞和蓍策之数既然如此，就可以应对万般变化，使人的谋划无不顺遂；可以辅助神妙的变化，使鬼神的谋划无不协调。《易》的作用真是广大啊！孔子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是怎样施为的了吧？” 阴变为阳、阳化为阴，是变化；使它发生变化的，是道；变化不可测度，是神。神当然不离开道，但道并不等同于神。所以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是怎样施为的了吧？” 以上是第九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来言说的，崇尚它的文辞；用来行动的，崇尚它的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崇尚它的卦象；用来卜筮的，崇尚它的占断。道存在于天下万物之中，没有一物能够与它隔绝。能够全面说明这种道的，只有《易》和《书》；能够完全贯彻这种道的，只有圣人而已。然而不说“圣人有《易》的四种道”，却说“《易》有圣人的四种道”，大概是因为《易》的道无所不备，只有圣人能够完全体现它。因此，即使称为圣人的道，也是可以的。道广大无边，本来无法全部计数。如今说有四种，那么这四种果真足以穷尽道吗？因为《易》这部书不超出这四种内容，所以道虽然至大，也不在这四种之外。圣人发言，是依据《易》而发言的，所以重视《易》的卦辞时，其中外发的精华，都是指向其所趋之理的，没有不是道的。圣人行动，是依据《易》而行动的，所以重视《易》的变时，其中与时俱行的，都是顺势变化、裁制事物的妙理，圣人的行动没有不是道的。圣人制作器物，是依据《易》而制作的，所以重视《易》的象时，器物的使用合乎法度，也都是取象于各物的适宜之处，制作器物难道会有不是道的吗？圣人进行卜筮，是依据《易》而筮的，所以重视《易》的占时，其中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作用，也都是穷极数理以预知未来，卜筮难道会有不是道的吗？“以”，是说以《易》这部书为依据；“尚”，是说使它相配合、相契合。圣人在《易》道的四个方面各有所契合，那么把《易》的道说成圣人的道，难道算过分吗？然而《易》先有象，后来才有辞；卜筮先有变，后来才有占。象和变属于一类，辞和占属于一类。这里为什么先说“尚辞”呢？因为从圣人自身来说，是按言、行动、制作器物、卜筮的次序排列，而不是按象、辞、变、占的次序排列。所以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便向蓍草询问，并以此求言；蓍草接受所问之事，就像回声一样立即应答。无论事情相隔遥远还是临近、隐微还是深奥，都能随即知道将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这里说的是重视占的事情，而卦辞在尚未占问以前，本来就应当玩味。君子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时，向蓍草询问，必然是有要向它询问的言语。蓍草接受他的询问，就像器物对着声音发出回响。因此，即使事情在万里之外，也能清楚看见，又怎会受远近限制？即使是鬼神的内心，也能明白知道，又怎会受幽深限制？能够知道未来的事物，像这样难道不是天下最精妙的东西吗？反复以三数、五数进行变化，交错综合这些数，贯通其中的变化，于是成就天地的文理；穷极其中的数，于是确定天下万物的形象。若不是天下最能变化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

译这里说的是重视象的事情，而变是象尚未确定的状态。求取数的开始，有时以三数变化，有时以五数变化，把三数、五数相互参合，反复交错，使它们彼此不齐而最终归于整齐，这就是所谓的“变”，是数尚未确定的状态。推究到极点，就以六与九相对、七与八相对，于是左右相交而使数交错；六在上面生出七，属于阳；九在下面生出八，属于阴，于是上下相生而使数综合。这就是所谓的“数”，是变化已经确定的状态。因此，贯通三次揲蓍、两手取策的过程，就是以三数、五数来贯通其变化。变化既已贯通，阴阳的老少便由此可以看见，天地的文理也就形成了。但只有一画，还没有形成六爻，动静尚未显现，所以只称为“文”。文，是象尚未确定的状态。推究七、八、九、六的数，就是交错综合而穷极其数。数既穷极，卦爻的动静便由此可以看见，天下的形象也就确定了。六爻既成，爻便有变动，吉凶开始显著，这才称为“象”。象，是文理所形成的东西。这是合并象与变来说明，又单独称它为“至变”，大概是因为象是变已经完成的状态，变是象尚未确定的状态。象并不难知，而求知其变化却很难，所以说若不是天下最能变化的东西，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经感应便能通晓天下的一切事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易》具备四种道，却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它的本体所以能够成立、作用所以能够运行，也只是无心而已。因此，在它尚未被使用时，言语保存在竹册中，卦象保存在画中，蓍草保存在匣中，虽然极其虚灵，却退藏在幽密之处；它的本体寂静安定，从未妄动，这就可以看出它静止而无心的一面。等到使用它时，揲蓍求变，接受询问就像回声一样；所问是善，便以善来应答，所问是恶，便以恶来应答，天下的一切事理无不因感应而得到贯通，这就可以看出它活动而无心的一面。静止而无心，就空阔而大公，从未被私意所牵动；活动而无心，就随着事物到来而顺势应对，从未滞留在某一事物上。它在寂静不动之中，本来就能够包含天下的一切活动；而在感应贯通之时，其中至静的本体又从未随之一起流逝。因此，它的寂静，没有任何时候不在感应；它的感应贯通，也没有任何时候不在寂静。这难道不是不可测度的至神境界吗？如果寂静只停留于寂静，感应只偏向于感应，我看那就只是面对事物而不能贯通罢了，又凭什么能够神妙地化育万物呢？不过，这里是就蓍卦来说的；若推广开来讨论，那么像天地这样广大、人的心这样幽微，其本体和作用难道又会有不同吗？《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几微的。《易》的深奥之处，天下的道理无不具备；圣人于是观象、玩味卦辞，用以穷极其中的深奥。《易》的几微之处，天下的事务无不明白；圣人于是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用以研察其中的几微。所谓穷极深奥，是推究、核察其中精微玄妙的地方；所谓研察几微，是审慎观察其中隐微难明的地方。这就是圣人体察《易》的情形。正因为深奥，所以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几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加速行走却能迅速到达，不行动却能自然到达。圣人所体会到的《易》的深奥，能够使他以一人的心作为天下人的心。圣人所体会到的《易》的几微，能够使他以一人的思虑周全天下的事务。然而，他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时，感应在这里而应答在那里，自己并不知道是如何贯通的；他成就天下事务时，事物各自交付给相应的事物，各自得到自己的归宿，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成就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他的心神妙。人的行动要迅速，没有不加快力量的；而神妙则不加力也自然迅速。人的到达，没有不通过行动的；而神妙则不行动也自然到达。深奥、几微、神妙，起初属于《易》，如今则属于圣人。圣人的心，莫非就是《易》吗？孔子说：“《易》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 以上是第十章。孔子说：“《易》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一切道理的，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它贯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裁断天下的疑惑。” 圣人作《易》，是为天下人而作，也是为天下人而使用的。上古时代，风俗尚未开化，浑朴的本性尚未离散，百姓迷失在吉凶的道路上，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所以圣人为他们制作《易》，教他们进行占问，以开启、明白他们的心志，成就他们的事业。这部书，大到天地的变化，小到动植物各自的适宜；远到四海的治理，近到自身的修养，所有道理都蕴含在卦爻之中，没有一点遗漏，这就是所谓包容天下的道理。然而又说“不过如此而已”，表明道理的范围止于此处，并没有别的内容。它既然广大而完备，那么没有什么作用不能周全，没有什么处境不相适宜。因此观察天下，人与人趋向和背离的不同，根源在于人心，而《易》足以使之贯通；事业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而《易》足以使之确定；事务变化万端，人难免产生疑惑，而《易》足以加以裁断。正因为《易》能够开启万物，所以使用它就足以贯通心志；正因为《易》能够成就事务，所以使用它就足以确定事业、裁断疑惑；正因为《易》能够包容天下的道理，所以用它来贯通心志时，才说是天下人的心志；用它来成就事务时，才说是天下人的事业和天下人的疑惑。唉！我从《易》整体的本体和广大作用中，看见圣人为天下所做的事情已经达到极致了！有些人却说《易》不以卜筮为主，这是自以为看见了《易》的广大，却不知道反而是把《易》看小了。因此，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六爻的意义能够随变化而明白显现。圣人用这些来洗涤内心，退藏于幽密之中，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凭神妙可以知道未来，凭智慧可以藏纳过去的经验。谁能做到这样呢？大概就是古代聪明睿智、具有神武却不以杀戮为尚的圣人吧。

译蓍草以七为数，所以七七为四十九，属于阳；它尚未形成卦，还没有确定的形体，因此其德性圆融而神妙。卦以八为数，所以八八为六十四，属于阴；它因蓍草而成卦，已经有了确定的形体，因此其德性方正而有智慧。至于六爻的变化，周流于六个虚位，随着变化所趋而行。然而它告诉人的内容，善便以吉来告知，恶便以凶来告知，也从未不明白显著。圣人的心完全体现了这种《易》，所以三者的德性没有一样不具备。因此，他静止时，方寸之间清洁纯净，就像《易》的清洁纯净一样，浑然全是这个道理，从未显现在具体事务上，这就是所谓洗心而退藏于幽密之中。等到行动时，把天下人的安乐和忧患当作自身的安乐和忧患，运用蓍草的神妙，得失的几微无不得到判断；运用卦的智慧，吉凶的道理无不预先明白。这就是所谓与百姓共同忧患、知道未来并藏纳过去。然而像这样，难道是一丝一毫的私智所能做到的吗？圣人极其真诚，如同神明，明白吉凶，得到了蓍卦的道理，而不必借助蓍卦的具体使用。就像古代聪明睿智的君主，虽然具有神武，却不崇尚诛杀。由此看来，卜筮本来就是圣人为天下而设置的。圣人处理事务时，顺应天道之前行动，天也不会违背他；顺应天道之后行动，便奉行天时。那些蓍草和龟，又怎么能违背圣人的心意呢？因此，圣人明白上天的道理，察知百姓的事务，于是兴起神异之物，用来引导百姓使用它。圣人借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达到神明的境界。圣人的聪明睿智，是独自首先超出天下人的。因此，他明白上天的道理，知道造化的伟大，必定要依靠自己来参与辅助；他察知百姓的事务，知道天下的事情，必定要通过自己才能建立。于是上天产生神异之物，有蓍草可以筮，有龟可以卜。圣人便兴起这些神物，用来进行卜筮。百姓被事务所困惑，昏昧纷乱，不明白吉凶；圣人便教百姓卜筮，以引导他们使用这种方法。制作《易》，如果不是聪明睿智的圣人，本来就不能做到；至于使用《易》，如果不是圣人极其诚敬，又凭什么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圣人平时居处时，已经没有不诚敬的；而在询问、筮问之际，更加重视斋戒。斋，是使心神湛然纯一；戒，是使心神肃然警惕，这是诚敬达到极致的状态。然而至诚就如同神明，诚是神明的根本，神明是诚的作用。他如此诚敬，那么本心的德性难道不会达到最神明的境界，从而能够知道未来吗？这里两次用“明”字，是因为“明察”是穷究道理的明，“神明”是面对事务时的明。因此，闭合门户称为坤，打开门户称为乾。一闭一开称为变，往来不穷称为通。显现出来称为象，形成形体称为器。制作出来并加以使用称为法，使出入都得到便利、百姓都共同使用称为神。《易》的道理广大啊！存在于造化之中的，是这个道理；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也是这个道理；存在于百姓之中的，同样是这个道理。因此这一节，是从造化的运行推到万物的生成，又推到圣人的教化，也像《中庸》首章所说性、道、教的意义一样。追溯最初来讨论，太极的本体也只是漠然至静而已。所以动静虽然没有明确的开端，却也必定以静作为开始，由静而后有动。当它处于静止状态时，就像门户闭合，阳气尚未发动，万物尚未产生，这就称为坤；等到它发动时，就像门户打开，气已经通达，万物已经显明复苏，这就称为乾。有静才有动，就像有闭合才有打开，这就称为变；静了又动，动了又静，一往一来，循环不穷，这就称为通。这四句都说的是造化的运行。造化运行并生长万物时，气开始聚集而可以看见，称为象；形体已经形成而坚实固定，称为器。这两句说的是万物的生成。万物既然生成，造化的功用就完成了；至于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则还要依靠圣人。因此圣人依据造化的功绩和万物的生成制定政令，使万物充分发挥作用，这就称为法。法既然确立，百姓日常生活中或出或入，无不依靠它而获得安定和利益；他们欢呼欣喜、振奋鼓舞，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称为神。这两句又说的是圣人的教化。然而造化的广大、万物的繁多、人事的差异，又哪里有超出《易》这部书之外的呢？因此，《易》中有太极，这是以一为根本，也就是万物不断生成的道理。太极产生两仪直到八卦，是以二作为作用，也就是万物生成的次序。所谓《易》，就是两仪、四象、八卦。开头说《易》中有太极，表明阴阳包含太极；又说太极产生两仪、四象、八卦，表明太极产生阴阳。从两仪尚未分开以前看太极，是整体只有一个太极；从两仪、四象、八卦之中看太极，则阴阳各自都是一个太极。至于周子所说“无极而太极”，与《易》难道不同吗？说《易》中有太极，是表明理与气有了就同时都有，本来没有先后。然而讨论它们的次第，也必定要先有这个理，然后才有这个气。所以周子开头说“无极而太极”，是指不混杂于气的理来说的。但由太极分为阴阳，由阴阳分为五行，这是造化的次序；由太极而两仪、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这是画卦的次序。周子依据《大传》的意思来阐明造化的妙理，这又是他自己形成的一种说法。至于推阐明白画卦的意义，大概只有邵子所说的“加一倍之法”吧？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八卦既然形成，卦就有大小，大则为吉，小则为凶；爻有当与不当，当则为吉，不当则为凶，这就是吉凶得以确定的原因。吉凶既然确定，进行卜筮的人便在吉时行动，在凶时避开，这就是伟大事业得以产生的原因。因此，制定法则、取法形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形象、显现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尊崇高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完备万物、使其发挥作用，制作成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究幽深隐微，钩取深奥、推致久远，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龟更大的。天地之大，在于形体；四时之大，在于变化；日月之大，在于光明；富贵之大，在于爵位；圣人之大，在于制作；蓍龟之大，在于判定吉凶。详细说明各种事物的伟大，最后以蓍龟作结，而且说得更加详细，那么上文广泛取譬，都是为了说明卜筮的伟大。

译因此，上天产生神异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取象于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易》与造化相合，虽然象数不同，但道理相同。圣人制作《易》时，观察天地之间，哪里不是《易》呢？而造化中的《易》，只是圣人取法的最大对象罢了。因此，上天生育万物，百茎蓍草能够应和太平，这是植物中神异的东西。圣人制作《易》，那么阴阳老少的法则，难道不就是取法于此吗？天道运行，阴阳、寒暑往来不穷，这是变化中最大的。圣人制作《易》，那么卦爻的动静，难道不就是效法于此吗？存在于天而形象显著的，就是日月星辰；它们运行有顺有逆，于是相应地有吉有凶，所以圣人又取其象来说明人事。出于地而数目具备的，就是河图、洛书；其中奇偶的生成，也彼此相互经纬，所以圣人又取法其数来制作八卦。合起来讨论，蓍数为四十有九，河图之数为五十有五，洛书之数为四十有五，这些数的根本虽然不同，而圣人制作《易》都取法于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道理相同。阴阳寒暑，是气在地上运行而产生百物；日月星辰，是形象在天上形成而成为三光。这些象的根本虽然不同，而圣人制作《易》都效法它们，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它们的道理相同。然而道理既然相同，象数果真不能贯通吗？河图中虚去五而成为大衍之数，洛书中五又包含五，也成为大衍之数，因此三者的数从来不是不能相互契合的。阴阳寒暑的始终循环，形成四时；日月星辰运行的快慢、盈缩，也同样形成四时，因此天地的象从来没有不共同运行的。圣人制作《易》，俯仰、远近所取的对象各不相同，辞、变、象、占的发挥也各不一样，但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过是模拟造化中的《易》而已。《易》有四象，是用来向人显示的；系上卦辞爻辞，是用来向人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是用来作出裁断的。《易》开始创作时，有它的象而没有它的辞，只是用象向人显示其中的意义罢了。然而愚昧蠢笨的百姓，有的不能从观察卦象中看见意义。因此后来的圣人担心这一点，又给它系上文辞，用来告知得失；用吉凶加以确定，用来裁断应当听从还是违背。圣人教导人的用意，到这里就完备了。以上是第十一章。《易》说：“上天从旁护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从，又能够尊崇贤者。因此说上天从旁护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 《大有》卦上九说：“上天从旁护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它所以吉祥，大概是因为上九能够守信而顺从。上天帮助顺从者，人帮助守信者，也只是各举其中一端罢了。实际上，上天也帮助守信者，人也帮助顺从者。上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具有同一颗心。从来没有人顺从而上天反对他的情况。六五是一阴爻，受到五个阳爻的应和；上九能够下来顺从六五，那么它守信而顺从就可以知道了。六五与上九交相诚信，是信；上九能够履行这一点。谦逊退让、不居其位，是顺；上九能够思考这一点。上九的诚信恭顺，都是由于居于六五之下而显现出来的。况且上九能够居下而顺从六五，难道只具备诚信顺从吗？这又得到了尊崇贤者的道理。它获得上天护佑而吉祥、无所不利，大概是自然而然、不待期望的。诚信顺从如此，尊崇贤者如此，上天尚且护佑它，何况人呢？何况贤者呢？这些道理不用明说也可以知道。考察此处，篇章次序似有错简，恐怕应当放在《系辞下传》第五章。因为前面第七章解释的七爻，都不称“《易》曰”；下传第五章解释的十八爻，却都称“《易》曰”。所以应当按照类别归并。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既然如此，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显现出来吗？”孔子说：“圣人确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表现天下的真情和虚伪，系上文辞来充分表达言语，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来充分实现利益，鼓动、振作人心来充分发挥神妙作用。” 确立卦象、设置卦、系上文辞，是创作《易》的功绩；使之变化通达、鼓动振作，是说明使用《易》的妙处。然而这五句话的意义，尤其重在“尽”这一字。心意本来不容易完全表达，但圣人制作《易》时先确立卦象，于是模拟事物的形状，取象于各物的适宜之处，心意就没有不能表达的了。真情和虚伪不容易完全表现，圣人于是设置卦，因而有尊卑不同的爻位，有大小不同的卦，真情和虚伪就都表现出来了。言语不容易完全表达，圣人又为它系上文辞，于是辨正名称、区分事物、端正言语、裁断辞意，言语就没有不能表达的了。然而这是创作《易》的情况；至于使用《易》，又有极其精妙的作用存在。所以利益难以完全实现，圣人有使之变化通达的方法；在卜筮中，顺应变化而裁制，推行其道，天下的利益哪里会有不能实现的呢？但五种“尽”中，唯独在系辞上说“尽其言”，为什么呢？这个“其”字，难道不是指圣人的言语吗？心意，是《易》的心意；真情和虚伪，是天下的真情和虚伪；利益，是天下的利益；神，是《易》的神妙；而“言”，则是圣人的言语。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心意既然不是言语所能完全表达的，就用确立卦象来充分表达。言语不是书面文字所能完全表达的，却又说系辞能够充分表达言语，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言语所能表达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而心意没有穷尽，圣人本来就重视卦象，所以特别首先说“确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唉！我由此知道，圣人的言语是不得已才说出来的。乾坤莫非就是《易》的内蕴吗？乾坤排列成列，而《易》便确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也就几乎要止息了。

译这里的乾坤，不只是乾、坤两个卦。凡属阳的都是乾，凡属阴的都是坤；例如说“乾坤是《易》的门户”，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前者是从造化来说的，这里是从《易》书来说的，意义本来不同。从《易》道整体来看，乾为阳、坤为阴，一动一静，是《易》所包容蕴藏的内容，所以说“乾坤莫非就是《易》的内蕴吗？”从乾坤排列成列来看，《易》的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所以说“乾坤排列成列，而《易》便确立在其中了”。《易》包容乾坤，是以已经形成的卦来说《易》，以奇偶的变化来说乾坤；《易》确立在乾坤之中，是以奇偶的变化来说《易》，以卦排列成列来说乾坤。《易》就是乾坤，乾坤就是《易》。所以说爻是乾坤可以，说卦是乾坤也可以；说爻是《易》可以，说卦是《易》也可以。然而有一阴一阳，就必须相互交替变化，然后才能成卦。如果阴停留为一阴，不再能够成为阳；阳停留为一阳，不再能够成为阴，那么乾坤就会毁灭，再也不能成卦。因此说“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既不可见，卦画便无法确立，阳奇、阴偶不能发生变化，就会成为只有动而没有静、只有静而没有动，事物也就无法贯通罢了。所以说：“《易》不可见，乾坤也就几乎要止息了。”圣人讨论阴阳形成《易》的道理，反复说明它之所以能够显现。既然有这样的阴阳，就必然有这样的《易》。造化的妙处本来就有不能隐藏的地方，其中的意义已经说到极致了。因此，超出具体形体之上的称为道，处于具体形体之下的称为器。顺应变化并加以裁制称为变，推行而使之通达称为通。把这些道理施行于天下百姓之中，称为事业。《易》所具备的，不过是阴阳而已。然而超出形体之上的，是阴阳的道理；处于形体之下的，是阴阳的具体事务。之所以用形而上、形而下来说，是表明道与器本来并不分离。所谓形，是运动而可以看见的时候；从形以上说，没有具体形体，所以称为道；从形以下说，有具体形体，所以称为器。从《易》来看，象、爻、辞都是器；而象所含的意义、爻所表现的情状、辞所指向的内容，才是道。圣人制作《易》，精微与粗显一致，没有不完备的。它用在天下事务上，又哪里不是这种道呢？因此依据事物自然的变化而加以裁制，称为变。变，是用来显现时事差异的。依据变化中可以实行的部分而推行，称为通。通，是用来符合时事适宜性的。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可以说是趋合时势，充分实现利益，使百姓不感到疲倦。把它施行到天下，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没有什么用途不能周遍，没有什么处境不恰当，这称为事业，不也是适宜的吗？事业根本在于变通，变通根本在于阴阳，阴阳根本在于道。道与阴阳，是《易》体现于造化之中的方面；变通与事业，是《易》体现于人事之中的方面。对于造化和人事，如果舍弃《易》，我们还凭什么去观察它们呢？因此，所谓象，是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事物的幽深复杂之处，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取象于各物的适宜之处，所以称为象。所谓爻，是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事物的变化，于是观察其几微和通达之处，用来施行典礼，并系上文辞以裁断吉凶，所以称为爻。穷尽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保存在卦之中；鼓动天下万物的变化，保存在辞之中。《易》的创作，是借卦画的交互变化来穷尽天下的纷繁复杂，借六爻所系的文辞来鼓舞天下的各种行动。天下万般变化，全都不超出《易》的范围，所以说它们保存在卦中，保存在辞中。顺应变化而裁制，关键在于变；推行而使之通达，关键在于通；使之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默默成就、不用言语却使人信服，关键在于德行。《易》的作用，是依据事物自然的变化而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变，是变革的道理，尚未显现在具体事务中；依据变化中可以实行的部分而推行，关键在于通。通，是没有穷尽的意思，已经显现在具体事务中。然而《易》的道理广大，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也不能使用它。因此，要使它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必须心神达到极其神妙的境界，才能明白《易》而知晓未来。默默成就、不用言语却使人信服，关键在于人的德行。必须心意达到极其真诚的境界，才能像神明一样预先知道。合并前一节来讨论，卦与辞，说的是较为粗显的一面，却没有遗漏精微；变化和通达，显现在事务之中，却必定以心为根本。既然有《易》书之《易》，就必然有人心之《易》。使用《易》却不以心为根本，那么任何人都能使用它，又何必等待圣人呢？以上是第十二章。《周易参义》卷七。《经部，易类，周易参义》。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参义》卷八。元代梁寅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