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九

律吕阐微 乐类

提要

臣等谨按：《律吕阐微》十卷，本朝江永撰写。此书引用圣祖仁皇帝论乐的五条言论作为《皇言定声》一卷，置于全书之首。而御制《律吕正义》五卷，江永实际上未曾见过，所以对于西方人的五线谱、六名称、八形状、三号、迟速等概念大多不能理解。他著书的大致宗旨，是以明代郑世子朱载堉为宗奉。只是在方圆周径的计算上采用密率，则与朱载堉有所不同。朱载堉的书，后人大多未能领会其意，有的甚至妄加评论。如今考察朱载堉规定黄钟为一尺，是假借一尺来起算勾股开方的比率，并非对九寸的律管有所增益。他说黄钟的律长九寸，是纵黍为分的九寸，每寸都是九分，共八十一分，这是律本黄钟的基数。长十寸，是横黍为分的十寸，每寸都是十分，共百分，这是度母。纵黍的律，横黍的度，名称和数值虽然不同，但分剂实际上相同，这话最为明晰，而愚昧的人还执着于九寸来辨析，不也太迷惑了吗？《考工记》中关于匠人制作量器的记载，内方一尺而外圆，那么圆的直径与方的对角线数值相同。方求对角线的方法，与等边直角三角形求斜边相同。如今规定内方一尺为黄钟的长度，那么勾和股都是一尺，各自相乘相加，开方得到斜边，即为内方的对角线，也就是外圆的直径，同时也是林钟倍律的比率。大概方圆相涵的道理，方的内切圆必定是外圆的一半，其外切圆必定是内圆的两倍。圆的外切方也必定是内切方的两倍，其外切方也必定是内切方的两倍。如今圆内切方边长一尺，其面积为一百；外切方边长二尺，其面积为四百。如果用内切方边长一尺求对角线，则必须将一尺自乘再加倍，然后开方，这样方对角线的面积为二百，得到了内切方的两倍，外切方的一半。林钟倍律的面积，得到黄钟正律的两倍，倍律的一半。因此以圆内切方作为黄钟正律的比率，外切方作为黄钟倍律的比率，那么方的对角线就是林钟倍律的比率。于是用勾相乘，开平方得到南吕倍律的比率；用勾股再相乘，开立方得到应钟倍律的比率。既然得到了应钟，那么各律都以黄钟正数一十寸相乘作为实数，用应钟倍数作为法数去除，就得到次一律了。他用勾股乘除开方所得的律，与旧律相比仅差毫厘而稍多，而且左右相生，可以解释“往而不返”的疑问，况且十二律的周径不同，而半黄钟与正黄钟相应，也可以解释“同径的黄钟不与半黄钟相应，而与半太簇相应”的疑问。江永对朱载堉的书进行疏通证明，具有条理，而且用林钟倍律生出夹钟的方法，又能补充原书所未具备的内容。只是他在开平方得到南吕的方法上，知道用四率比例来解释；而在开立方得到应钟的方法上，未能探求其立法的根本而畅言其理。大概连比例四率的道理，一率自乘，用四率相乘，与二率自乘再乘的数值相等。如今以黄钟正律为首率，应钟倍律为二率，无射倍律为三率，南吕倍律为四率，那么黄钟正律自乘，又以南吕倍律相乘，开立方即得到二率为应钟倍律的比率。其实朱载堉的意思，是想让仲吕返生黄钟，所以以黄钟正律为首率，黄钟倍律为末率，依照十二律长短的顺序排列十三率，那么应钟为二率，南吕为四率，林钟为七率。他的乘除开平方、立方等算法，都是连比例相求的道理，而特意用方圆勾股的说法隐藏其立法的根本，所以江永有所不觉罢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律吕阐微卷首

婺源 江永 撰

皇言定声

圣祖仁皇帝论乐五条，见于大学士安溪李文贞公李光地奏札，陈述举人魏廷珍、王兰生、梅成凤的奉命。

治学律其受

圣诲如此，臣江永稽首顿首，谨释圣谕说：“谈论音乐的人，必定以黄钟为根本。黄钟，是天地的中声。天地的声音，寄托于人，而人的喉咙，从最低到最高，不过十余个声音就停止了。古今歌唱吟诵的声音不绝，而笙管琴笛之类，就与之相应。所谓中声，自然寓于人声乐器之间。只是人们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就认为微妙难知罢了。”

臣谨按：天地之间，形气相互激荡而有声音。大到雷霆，小到蠛蠓，无非都是声音。但过大者已经震耳，过小者已经微弱，都不能作为音乐。能成为音乐的，都是天地的中声。而黄钟的宫音，又是中声之中。其为商、角、徵、羽，都是黄钟一个音的流行。而正宫调必定以最中者为黄钟。

圣训以黄钟为天地的中声，这一句话，已经为声律提挈纲领了。天地的声音，寄托于人，人是天地的心。人声出于喉咙，动摇于舌头，触击于牙齿嘴唇，以形成种种声音。喉咙居于中央，犹如管子的中空。而喉咙通于肺，

译声音根源于肾，肺气从丹田发出，经过气海，上抗至喉部而歌唱，牵引气息向上，从而形成清浊高低的声响。声音太低，就会哽咽无法发出；声音太高，就会尖细无法扬起。从最低音到最高音，不过十余个音阶。在音律上，相当于防宾、林钟的倍律，到姑洗、仲吕的半律；在乐工所用的管色板眼字中，则对应从大尺到小五。而黄钟宫音，就处于这清浊高低之间。人能够发出讴吟歌曲的声音，笙、管、琴、笛等乐器便与之相应，这就是所谓的“同声相应”。人声与乐器，都具备天地间的中和之音，如果能够熟练精通并仔细审察，并非不可知晓。程子说：“黄钟的声音，并不难确定，世间自有知音的人，通过考察上下各音就能确定。”难道真的微妙难知吗？然而黄钟的中和之音，虽然看似不难知晓，但从汉晋到前明，历代制定音律和音乐的人，有的使用尺度过短，导致乐声太高，把夹钟当作黄钟却不知道；有的使用尺度过长，导致乐声太低，把无射的倍律当作黄钟却不知道。这难道是音律真的难以知晓吗？还是各自有所蒙蔽呢？大抵从后周王朴的乐制以前，弊病在于音高，是被金石遗留器物所蒙蔽；从宋代范镇、魏汉津以后，乐声又弊病在于音低，是被“宫声最大”的说法所蒙蔽。明代人著书，有人说人声最低的是黄钟，果真如此，那么黄钟的声音就偏向于一端，怎么能称为中和之音呢？后世学习音律的人，应当仔细推究。

译圣训说：“天地之间，声音之中，有一个‘中’字。”并用程子的话“将上下声考之”来加以说明。

作为寻求中声的关键，大概差不多吧。

圣谕又说：“谈论音乐，没有比审辨音律更重要的了。审辨音律，没有比辨别半音更难的。因为相差全音，容易辨别；相差半音，难以辨别。能够辨别半音，那么全音就不难知道了。”

【臣】谨按：谈论音乐，没有比审辨音律更重要的，这也是极正确的话。古代的神瞽考定中声，并用制度来衡量，制定律吕均钟，确实能够用耳朵来校正声音。后人不能做到，只是徒然在金石、秬黍中寻求，这是舍本逐末；又有人在候气飞灰中寻求，那就更加渺茫而难以凭信了。只有精通审辨音律，才是真正懂得音乐。能够辨别半音，那么全音就不难知道了。

圣训向人们展示了审辨音律的方法。伶伦制定音律，先制作半黄钟作为律的本源，这是善于审辨半音的人。现在试着用管来寻求：一个孔而有低声、高声，高的是半音，低的是全音。一根弦而有散声、中徽，中徽是半音，而散声是全音。用这些使耳朵习惯，也差不多可以辨别了。

圣谕又说：“声音对应于弦的，以长短为差别，所以倍半的声音得以相应。至于管音，既分长短，又分粗细，必须使用体积加减八倍的方法，而后才能相应。因为线与线、体与体的比例各不相同。”

【臣】谨按：长短，是线；粗细，是体。琴瑟的弦，也有粗细，用来决定声音的大小。就一根弦而言，粗细既定，那么只以长短作为倍半的差别。如果管音既分长短，又分粗细，必须使用体积加减八倍的方法，而后才能相应，这是为什么呢？凡是直径增加一倍，平方面积增加四倍，立方面积增加八倍。比如直径为十的，自乘得百，再以十乘之，一千为体积。如果直径加倍为二十，则自乘得四百，以二十乘之，体积为八千，这是增加了八倍，须减去八分之一为一千，才与直径为十的体积相应。又直径为十的一半即五，自乘得二十五，以五乘之，体积为一百二十五，在一千体积中仅得八分之一，须增加八倍，才与直径为十的体积相应。立方体的体积如此，那么圆体的体积与长短的加减数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制造律管的人，既制定了黄钟，从大吕往下，须按法逐渐缩小其围径，使黄钟的体积减半为林宾，林宾的体积减半为黄钟半律，那么黄钟半律的体积得到全律的四分之一，这才是真正的半律，而林宾及诸律的声数也得到其真实。倘若律管的围径都相同，只以长短为差别，那就违背了自然的数目，不是其本律的声音了。

圣祖在万机之暇，精通三角八线、勾股比例等方法，所以能推阐到这一点。从来制造律管的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大吕以下的空围，都如同黄钟，难道不是格物穷理的不彻底吗？至于

圣谕又说：“古人谈论音乐，说高低必说疾徐。有高低而没有疾徐，不是音乐。所以西方人有五线六名来辨别高低，有八形号三迟速来区别疾徐。他们的说法深为可取。”

【臣】谨按：儒家谈论音乐，只能说出高低，而不知道疾徐。孔子对太师说：“翕如、纯如、皦如、绎如，其中必有疾徐。”师乙谈论歌唱：“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其中必有疾徐。”《尚书》说：“歌永言，声依永，歌不能永言，不是歌。一味延长而没有适当的疾、当徐的节拍，也不是歌。”教坊度曲，有点画来记录板眼。后人撰写歌谱的，只能记录高低，不能区别疾徐。

圣训之所以深为采纳西方人的说法，五线六名等【臣】未见其

书，不敢妄加解释。

圣谕又说：“宫声，是君，应居在中位。徵、羽应有浊声，在宫声之前，其清声则在商、角之后，与浊声相应。”

【臣】谨按：五声的顺序，宫、商、角、徵、羽，这是众所周知的。《管子·地员篇》先说听徵、听羽，而后听宫、听商、听角，并非故意违背其顺序。声律的道理，论其本体则以律长而声浊的为宫；论其应用则宫前有低声，宫后有高声，而黄钟则在清浊之间。《管子》又说：黄钟是小素之首，上生徵，徵下生商，商上生羽，羽下生角，所以徵、羽在前，商、角在后，而宫居中，这才是极正确的道理。吕不韦叙述黄帝命令伶伦制定音律，先断竹为黄钟之宫，作为律的本源。黄钟之宫，是半律。吕氏所说的清浊之衷。《月令》中央土之月，其中说十二律相生：黄、大、太、夹、姑、仲、蕤七律上生，林、夷、南、无、应五律下生，还像《管子》的方法，都是宫声居中的道理。伶州鸠说：“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宫音是主，只以及羽，这只是就其本体而言罢了。汉代以后谈论音律的人，虽然认为黄钟下生林钟，然而司马迁还有“上九商、八羽、七角

译所谓“六宫、五徵九”的说法，那么宫音本来居于五音的中位了。《淮南子》用十二律配合时辰：甲子是仲吕的徵音，丙子是夹钟的羽音，戊子是黄钟的宫音，庚子是无射的商音，壬子是夷则的角音，那么徵、羽、宫、商、角，正符合《管子》中的次序。蔡邕《十二笛》中说：蕤宾最长，仲吕最短，每一支笛的正声对应本律，下徵对应所生之律。所谓“下徵”，是指徵音低于宫音，这是正徵声排在前面的道理。这种方法传到隋朝，乐工仍然遵守其法，所以当时乐府演奏的“林钟之宫”，以林钟当作黄钟，南吕当作太簇，应钟当作姑洗，正好符合古人用律的方法。有个叫郑译的人，不了解情况却随意议论，竟然改变了旋宫的方法，于是错误地把最大的当作黄钟，而黄钟之宫于是就不能居于中位了。从此以后，学士大夫有的制定音律创作音乐，有的著书立说，没有不把宫声当作最大的，这是只知体而不知用，是只知道最长的是尊贵的，却不知道居中者尤其尊贵。从宋朝以来，才有“乐忌陵犯”的说法，古人没有这种议论。说尊卑有序，不可互相凌犯，这种说法难道不合情理吗？殊不知乐律的道理，正不是这样。幸好琴家定调，仍然以三弦为宫音的称为宫调、为正调；笙家制作簧片，以最长的簧片作为林尺的声音；民间的笛子，还有以开第三孔为宫声，对应合字的，即使是词曲家的四声二十八调，借平上去入作为四声的次序，也不以平声为宫，而以去声为宫，那么宫音居中的道理，未曾不在乐器声音之间存在，只是乐工能够知道，而学士大夫反而不明白，这是没有深入探究古籍的话，只是沿袭流俗相传的说法，想要尊崇君主，却不知道如何尊崇。

译圣祖位居帝王之位，不说宫声是君主，君主应当居于首位，而说应当居于中央；不说徵、羽、商、角不可凌驾于上，而说徵、羽应当有浊声，在宫声之前。这正符合黄帝制定音律以黄钟之宫为律本的意思，也完全契合管、吕诸家的正统理论，而所有雅乐、俗乐声律自然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了。现在的琴，不懂的人说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懂的人说徵、羽、宫、商、角，少徵、少羽。所谓清声在商、角之后，与浊声相呼应的，就是那六七〇少徵、少羽的意思。

圣祖这一条论述，千万世论乐的人都应当奉为定论。自汉代以后，凡是说宫声律最长，乐家忌讳凌犯，都以此言论作为判断，这是不准确的。声律之所以有体有用，其道理极其精妙，本来具于河图之中，后面再〇明之。

右

圣祖论乐五条，道理关系至极，臣民不容易得闻。雍正庚戌年，交河王公兰生担任学政，视察徽州府学，考试结束后，召【臣】到官署，纵论及音乐，对【臣】说：“琴无论大小都有十三徽，笙簧如果不合律，用蜡点之声，已经高了就磨其旁，已经低了就磨其端，都有至理，你难道知道吗？”【臣】回答说：“略有所闻。”又说：“琴大〇是徵声，你也知道吗？”【臣】闻言〇然，回答说：“学生向来读朱子的《琴律说》，大〇是宫声，为什么是徵声？学生敢请教其说法。”王公说：“试着思考一下。”退下后，反复思索终究不明白，十年后，反复研读管、吕之书，才恍然领悟，宫声居中，大〇是徵。后来又读文贞公的奏札，才知道王公论琴是得之于亲自侍奉圣祖闲暇时的教导。

圣训指授，并非王公创为此说。既然庆幸我这草莽愚生，得以听闻至论，因此以管窥蠡测之见，妄加推测，撰写《律吕新义》数卷，谨以圣谕五条作为题目。

皇言定声，恭敬地记载在书首。今《易》新义，为了阐发精微，仍加诠释，读者。

应当仔细推究。【臣】又考

大清防典

圣祖御制《律吕正义》五卷，应当更有精微的论述，阐发千古所未发的道理，尚待访求，而伏读它以开启愚蒙。

律吕阐微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律吕阐微卷一

婺源 江永 撰

律尺

制定音律以定尺为先。前汉《律历志》说度量之本起于黄钟的长度，用子谷秬黍中等大小的，一黍的宽度，量之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这就是说黄钟的长度九寸，外加一寸为尺。明代何瑭辩解说：度量权衡，之所以取法于黄钟，贵在它与天地之气相应。如果加一寸以为尺，那又何必取法于黄钟？殊不知黄钟的长度，本来不是人力所能为的。至于九其寸而为律，十其寸而为尺，则是人力所为。汉志不知道这一点，竟然想加黄钟一寸为尺，是错误的【见何瑭《律吕管见》。何瑭是朱载堉的祖舅】。按此说，阐发前人所未发的道理。假如当时横着累百黍为百分，以为黄钟的长度，十分之为尺，九分之为律，那么黄钟就合度了。竟然以横黍九十为黄钟九寸，那就比黄钟短了十分之一。律短则乐声高，不仅误了当时，而且误了后世。这是刘歆的妄作。

明代郑世子朱载堉著《律吕精义》说：“我曾听朱子说：‘律吕，《汉书》所载很详细，然而不得其要领；《史记》所载很简略，却是要〇处。’如说律数，大概是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样，更没有安排。初闻此语，不明白其义；等到听何瑭之说如此，才领悟。《汉志》说度量之本起于黄钟的长度，那么黄钟的长度就是一尺。古云长九寸、长八寸、十分一之类，尺一而律同也。朱子所谓与先天图一样的，那先天图出于河图、洛书的。洛书之数九，所以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的长相合；河图之数十，所以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的广相合。大概河图的偶、洛书的奇，参伍错综，而律度二数方才完备。这是天地自然之妙，不是由人力安排的。不幸被刘歆、班固所扰乱，自汉至今千数百年，造律不成，大概是因为律度二尺纵横二黍没有分别罢了。”何氏此论，阐发千载之秘，破除万古之惑。律学最要〇处，大概就在这里吧？这是前代诸儒所未阐发的。

又说：律由声制，不是由度出。制定律之初，还没有度。度尚未有，怎么知道黄钟是九寸呢？以黄钟为九寸，不过是汉尺的九寸罢了。周尺则不然，商尺又不然，虞夏之尺皆不然，黄帝之尺又不然【先儒说：夏禹十寸为尺，成汤十二寸为尺，武王八寸为尺，三代的尺不同。尺虽然不同，而黄钟则无不同】。大概黄帝之尺，以黄钟之长